【批共專集】(四十二)江棋生:小议马云触碰六四;抢搭“六‧四”屠夫末班车的马云在旧金山“翻车”;89民运人士发“天下围城”召集令震慑中共:天下围城，纪念“六四”25周年;陈行之:中国确实存在一个掠夺集团;权力罪恶的制度性遮护;辛子陵:挑战两报一刊推倒划界理论;正部级高官多次品尝真人版人奶宴:北京情色贿赂宴会富商献裸女淫官喝人奶;胡德平兄弟轮番施压习近平,颜色革命随时爆发;闵良臣:说西方政党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曹锦清是超级欺骗
神州有泪
江棋生:自由亚洲电台7月29日播出:小议马云触碰六四
大纪元:法媒:抢搭“六‧四”屠夫末班车的马云在旧金山“翻车”马云赞美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这个勇气要大到：第一，与人的生命尊严为敌；第二，与自由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物为敌；第三，与理智，良知，正义，人性，慈悲为敌；第四，与一切真善美的东西为敌；第五，可能还要与自己的良心为敌。”
大纪元:89民运人士发“天下围城”召集令 震慑中共:《天下围城，纪念“六四”》的海外行动倡议书，呼吁全球华人和国际人士，各人权团体，在2014年6月4日那一天，到各地中共驻外机构（尤其是使领馆）门前，用全球接力的方式，达到天下围城，震慑中共。
《中国数字时代》陈行之：中国确实存在一个掠夺集团:1、一桩触目惊心的小事;2、人民代表还是掠夺者？3、掠夺中国社会的是一个庞大的政治团伙;4、数据！数据！5、中国的未来无法避开掠夺集团问题;6、我们的期待
《中国数字时代》爱思想｜陈行之：权力罪恶的制度性遮护: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总是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强调宣传所谓社会主旋律的原因，这就是所有天灾人祸真相为什么都会被权力遮掩的原因，这就是媒体舆论中的权力腐败程度为什么总是与民众感受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这就是最无耻、最无能、最卑劣、最贪婪的人为什么总是被欣赏并占据权力位置的原因，这就是真正的爱国者和知识分子精英总是处境艰难的原因，这就是权力罪恶得不到遏止愈演愈烈的原因。
王庆元推荐:辛子陵:挑战两报一刊 推倒划界理论: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300年的工资。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六亿七千万。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
王庆元推荐中国某正部级高官曾多次品尝真人版人奶宴:北京情色贿赂宴会 富商献裸女 淫官喝人奶:人奶“是当天宴席上最贵的一道 ”菜“，每位标价5000元。
港媒：北京情色贿赂宴会 富商献裸女 淫官喝人奶:新华社记者实名举报:周方说类似的荒诞行径，几年前在北京官场盛行：“不过要一定级别才可以的，毕竟很贵嘛，要5,000块人民币才能一次。”“这些当官的那些事我们都知道，中纪委也知道。
香港报刊论中国:胡德平兄弟轮番施压习近平，颜色革命随时爆发:太子党内部也是四分五裂。林彪手下四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子女，现在也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另一派为保红色江山，宁可自己的亲人受天大委屈，也要原谅毛泽东，维护毛泽东的旗帜。
闵良臣:说西方政党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是超级欺骗: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锦清说“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领导党”。认为西方政党“它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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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马云触碰六四
江棋生
今年5月30日，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刘怡对中国互联网风云人物马云作了专访，该报中文网于7月13日刊出相关访谈笔录，内中引述了马云的话：
一家公司的CEO，无论是阿里巴巴事件也好，无论是支付宝的拆分也好，你在这个当口上，好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混日子，那谁都可以不做决定的，那就这不叫管理了。
马云这段话激起千层浪之后，美国《华尔街日报》根据阿里巴巴集团提供的录音材料，于7月22日刊出马云谈话如下：
一家公司的CEO，无论是阿里巴巴事件也好，无论是支付宝的拆分也好，你在这个当口上——好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选择——我上次讲的，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因为你不做这个决定麻烦就大了。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混日子，那谁都可以不做决定的，那这就不叫管理了。
对照上述两个版本，《华尔街日报》版比《南华早报》版多了两句话：“我上次讲的”，和“因为你不做这个决定麻烦就大了。”鉴于迄今未见《南华早报》编辑部对《华尔街日报》版提出异议，我将怀着应有的善意，把《华尔街日报》版作为依据，来展开自己的分析和论述。
7月13日的《南华早报》版，让人们板上钉钉地见识的是那样一个马云，他以堪比当年何新的调门，高分贝地赞扬邓小平的六四镇压决策。那样的一个马云，其引爆众怒、自招拍砖，乃是当然之事。而审视《华尔街日报》版，则的确存在对马云的本意作出不同解读的空间。因为他“上次讲的”，很可能就只是指他本人于2011年所作出的商务决定，那个决定“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这样一来，说马云无耻地赞扬六四屠杀“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说他这么做是向当局刻意示好、出卖灵魂，的确就站不住脚了。
除了多出那两句话之外，《华尔街日报》版的其余内容，可以说与《南华早报》版完全相同。那么，《华尔街日报》版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马云呢？《华尔街日报》版清楚地表明，对待六四镇压，马云并不持谴责反对的态度，而是持理解肯定的立场。关于这一结论，谁都能从文本本身直接读出来；此外，还可加上一个至为简单的推理：如果马云对六四镇压持谴责反对的态度，他怎么可能在刘怡仅仅要他在商言商的时候，主动地去拉一党专政大师兼六四屠夫——邓小平为自己站台呢？
六四事件24年来，人们并未见到中国当局对六四镇压怀有什么罪感；但是，官方那一付干了缺德事、亏心事因而一直躲闪、掩盖六四的样子，是任谁都能看出来的，智商不低的阿里巴巴前首席执行官马云当然并不例外。然而，在公开场合一向对六四三缄其口的马云，这一次为什么会主动去触碰六四呢？
《美国之音》的海涛先生对此给出了他的看法。海涛说，在阿里巴巴集团筹备海外IPO时期，马云这个精明的商人故意去触碰六四这个敏感话题，是他惯用的一种吸引眼球的商战公关策略。我和海涛是多年的老朋友，不过，我愿意坦率地说，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更为可能的是，马云在接受系列专访自诉心曲而致弦动情动时，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不经意间滑离在商言商的既定套路，脱口而出，直触六四。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马云对邓小平六四决策的肯定，是心血来潮时的突发之念；相反我认为，这是他内心早有定评后的真实流露。我相信，他在私下场合早已作过类似的表述。
关于邓小平的六四决策，我和马云一样，也早有定评，并有公开言说。不过，我的认知与马云的认知根本不同；我认为，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任何理由，也不能找任何借口。我的论证就是一句话：如果为了局面的“稳定”，邓小平可以残忍地下令屠民清场，那么，为了人种的“优化”，希特勒岂不就可丧心病狂地剿犹灭犹？！
人类文明已经迈入这样的时代，在对种种深重的人性灾难进行深刻反思之后，一种普世的共识已在全球形成和传播，那就是：每一个人仅仅作为人，就应享有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权利；不能允许任何人以各种崇高的名义去践踏人的尊严和权利。不少人都在说，当下中国迫切需要达成基本的民间共识。我认为，上述共识就是最为根本、最为紧要的了。而且我确信，这条共识在中国的真正确立，将成为中华文明进化史和复兴史上一块空前伟大的里程碑。试想，当这条共识被确立之后，文革那样的极权灾难还会被遗忘和扭曲吗？还会有那么多国人为文革叫好和招魂、为薄熙来鸣冤叫屈吗？当这条共识被确立之后，六四屠杀那样的反人类罪行还会被掩盖和淡化吗？还会有马云等人为其涂上“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油彩吗？当这条共识被确立之后，还会有迎合当局、舔菊权贵的胡鞍钢等“学者”公开为“集体总统制”唱赞歌，为“人民社会”披彩袍吗？……当这条共识被确立之后，还会有那么多国人去做明君梦、清官梦和侠客梦，而不是去做公民梦、自由梦和宪政梦吗？
最后，关于“麻烦”问题，我的看法也与马云截然不同。我认为，只要一天不确立上述基本共识，不解决“中国现代性的最根本问题，即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问题”（郭建教授语，见《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第39页），中国的“麻烦就大了”，就会一直很大，很大。
2013年7月27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7月29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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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媒:抢搭“六‧四”屠夫末班车的马云在旧金山“翻车”
【大纪元2013年07月31日讯】（法广记者王山报导）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公司创办人马云早前接受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采访，赞美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引发海内外舆论强烈反响。起初是网友发帖谴责，但未能触动马云，直到一个多星期前，美国旧金山一群中国民运和人权关注人士，采取了抗议行动，马云就不得不觉得事态有些严重了。
“六‧四”24周年纪念日刚刚过去。如今“六‧四”屠杀对于中共当局来讲，就像阿Q头上的癞疮疤，不但“赖”字成为禁忌，就连“光、亮、灯、烛”这些字都提不得。“六‧四”屠夫邓小平、李鹏、陈希同，一个个亲自或找人写书，或者通过家人发表讲话，推卸责任，要不就把大家拉下水一起承担责任。那么马云智商不低，他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抢搭“六‧四”屠夫的末班车，去赞美中共头上的烂疮疤呢？有人说马云是为商业利益向中共邀宠，有人说因为马云有钱，有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忘记自己是马云了。不过言为心声，马云的潜意识里认同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这是毫无疑问的。
一个多星期前，搭上了“六‧四”屠夫末班车的马云，在美国旧金山翻了车。当地中国民运人士周锋锁、方政、熊焱发表公开信，并上网征集签名连署，要求马云就赞美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的言论公开道歉。几天之内签名连署者达千人之多，其中包括在“六‧四”被解放军射杀的北京中学生蒋捷连的同学。蒋捷连的母亲是著名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丁子霖。
周锋锁和熊焱都是89民运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六‧四”后遭中国政府通缉拘捕而流亡美国，方政原为北京学生、在“六‧四”清晨与同学们一起撤离天安门广场时被从后面追上来的解放军坦克辗断了双腿。熊焱还在互联网上发表《幽暗世界中的马云》的文章，指马云“只知崇拜国家，金钱，权势，利益。”说马云赞美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这须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做得到。这个勇气要大到：第一，与人的生命尊严为敌；第二，与自由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物为敌；第三，与理智，良知，正义，人性，慈悲为敌；第四，与一切真善美的东西为敌；第五，可能还要与自己的良心为敌。”
7月19日，周锋锁、方政、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苹、高科技人士任松林，与他们的一群支持者，前往设于旧金山湾区的阿里巴巴美国办事处，递交抗议信。事前已经获得知会的马云从中国发来一份声明作为回应，并委派他的美国公司副总裁与抗议人士会谈。马云在声明中辩称《南华早报》记者的报导使人们误解了他的讲话。而同一天《南华早报》则发表声明，表示该报刊登的报导与录音相符，并对该报导的真实性确信不疑。
显然，赞美“六‧四”屠夫邓小平时气壮如牛的马云，面对旧金山的抗议人士，立即变得虚弱与尴尬。美国的主流媒体报导了马云赞美邓小平“六‧四”屠杀的言论以及海外民运和人权人士的谴责和抗议。阿里巴巴公司正雄心勃勃向国际扩展，马云不能不考虑将来民主国家的哪一家公司愿意与赞美屠夫的人合作。但马云又不能收回和否定自己的言论，那样会触怒中共当局，他更承担不起。
一轮抗议过后，抗议人士是否有后续行动不得而知，起码常来旧金山湾区的马云，今后再来免不了要面对当地的抗议人士，那时美国的媒体报导马云，在他的名字前面恐怕要加上一个头衔：“赞美‘六‧四’屠夫的马云”。翻了车的马云虽然不至于有生命危险，但出了一身冷汗是肯定的，至少他明白了：向中共邀宠要另找话题，有钱也不可乱说话，今后赞美“六‧四”屠夫，要先掂量掂量说这话的后果了。
（责任编辑：李文慧）
中港台时间: 2013-08-01 00:49:52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7/31/n39302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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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民运人士发“天下围城”召集令 震慑中共
【大纪元2013年08月01日讯】89民运参与者于周四（8月1日）发表《天下围城，纪念“六四”》的海外行动倡议书，呼吁全球华人和国际人士，各人权团体，在2014年6月4日那一天，到各地中共驻外机构（尤其是使领馆）门前，用全球接力的方式，达到天下围城，震慑中共。
BBC报导，倡议书称：“明年就是‘六四’惨案25周年，很多国人都在讨论明年的纪念活动。为此，我们这些当年的参与者，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向全世界的华人和关心中国发展进步的国际人士提出我们建议的第一号行动计划，我们名之为‘天下围城’行动。”
倡议书还对“六四”事件进行反思说：“在那个血腥之夜之后，曾有人以为，邓小平镇压是为了维持稳定，保证中国更好地发展。也有人认为，如果当年运动的参与者能够更通情达理些，邓小平就不会镇压。”
倡议书分析说：“将近25年来的中共维稳统治的现实证明，‘六四’镇压是为建立腐败铺平道路；现在，‘六四’屠夫的子女通过暴力统治劫掠和压迫大众，成为极少数暴富权贵，垄断着发展的果实和机会以及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而广大民众则在暴政下承担发展带来的代价和苦果，公民没有尊严、人权和合法权益，甚至连食品、人身、环境与产权的安全都没有保障。”
倡议书得出结论说：“25年后的今天，我们比1989年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应当建立宪政民主；建立宪政民主必须结束共产党的腐败专制的统治方式 。”
倡议书特别指出，“中国的问题，就是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而重建政治秩序，就应当从解决‘六四’开始”。
但在今年“六四”24周年期间，中国政府仍然拒绝重新评价“六四”，同时加紧对包括“六四”遗属在内的异见人士的打压，禁止任何形式的公开纪念活动。
对此，倡议书建议，“既然中国公民还不能在自己的国土行使人类公认的权利抗议专制者，那我们就在地球上还能行动的地方坚定有力地行动。”
报导说，倡议书发起人呼吁全球华人和国际人士，各人权团体，在2014年6月4日那一天，能够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组织地或者自发地到各地中共驻外机构（尤其是使领馆）门前，用全球接力的方式，达到天下围城的规模，以对中共造成最大程度的国际压力和心理震撼，以对海内外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力量达到凝聚和动员的作用，以催生宪政民主的新中国。
权钱联盟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领军人物、阿里巴巴前首席执行官（CEO）马云前不久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的采访时曾表示：“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
此言一出，立即招致89民运参与者的质疑与反驳。89民运人士周锋锁、方政和熊炎发表联署函，要求马云对其有关“六四事件”的不当言论公开道歉。
89天安门学生民族运动领袖之一王丹最近在自己的推特上写到：“马云为了得到保护令，不惜在‘六四’问题上向政府送投名状，活生生地呈现了今天中国的问题症结：嗜血的专制者与拜金的投机者各投所好，连手瓜分利益。”
王丹说：“如果他们以为，权力和金钱的结合可以使得既得利益的王国固若金汤，那就太没有知识了。历史上被推翻的，从来都是权力和金钱的联盟，而不是别的。”
然而，BBC报导说，权力与金钱的联盟并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内，在国际层面，西方政府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不惜牺牲人权与民主而讨好北京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在这个大背景下，“天下围城”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其推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的预期目的呢？
（责任编辑：郗古韵）
中港台时间: 2013-08-01 22:59:54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8/1/n39311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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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中国确实存在一个掠夺集团
來源:電子郵件 《中国数字时代》
（作者简介：陈行之，现居北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各类体裁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九十年代后期着力进行小说和随笔创作，相继出版《危险的移动》、《当青春成为往事》等长篇小说，近几年发表大量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和文学随笔。）
1、一桩触目惊心的小事
2 (4)考察一个国家的肌体是否健康，当然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入手，就像中医通过望、闻、问、切等综合手段才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病、有什么病以及用什么方子医治一样。倘若坐到医生面前的人目光散乱，脸色蜡黄，浑身恶臭，说笑不能自如，脉搏狂躁，一分钟跳到二三百下，比飞着的鸽子还快，那么就可以毫不犹豫地下判断这个家伙有病了。好中医需要扎实的功底，而我等凡俗之辈并不懂医道，所以那种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全面考察最好还是留给高人，我们只说小事。
小事是这样的：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曾经连续6年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官员财产公开的议案，都没有列入表决。好不容易盼到2012年，韩德云第7次提出了这个议案，这次非常幸运地被列入表决了。据说我们国家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人民的满意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按说这个很不招人待见的议案既然列入表决，应该被通过了吧？没想到它被与会代表以99%的否决率（我看到一则动人描述：提案一提出，全场立时鸦雀无声，代表们在无声中按下否决按钮，否决率高达99.99%！）给否决了！
读者一定会对我用“小事”来概括上述事件感到愤慨：“这难道是小事吗？！陈行之先生，你怎么会认为这是小事呢？！”我的辩解是：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一桩让人痛到心里流血的大事，但是，你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得到、听得到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和评论分析么？你既看不到也听不到，相反，你看到和听到的全部是成就，全部是辉煌，全部是人民对党和政府感恩戴德的颂扬之声……在这个意义上，它当然只是一件小事。
我很好奇，假设这件事发生在美国——比如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罔顾民意，否决了人民千呼万唤出来的一项议案——会是什么情形呢？
首先，这样的事不会在美国发生，这是因为——
一、美国宪法严格规定了国会必须受到宪法约束，这些约束包括：不得立法确立国家的指导思想；不得区别对待各种理论与言论；不得限制宗教信仰与言论自由；不得通过任何允许缺席审判的议案；不得通过任何剥夺公民权利、没收财产、具有追溯效力的议案；不得通过任何征收出境税的议案……等等。而否决官员财产公开的议案，显然属于“剥夺公民权利”的范畴，美国国会绝对没有这个胆量，除非他们是纠集在一起违背国家和人民的意志、疯狂地为自己谋求私利的政治团伙，而这样的团伙在宪政条件下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发挥什么政治作用的。
二、美国国会议员全部是各个选区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出来的，比如参议员必须年满30周岁，具有美国国籍必须超过9年，选举时必须是选举州的居民；众议员必须年满25周岁，具有美国国籍必须超过7年，必须是选区的居民……等等。依据“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的规律，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即使是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也绝没有胆量否决一项关乎民众福祉与命运的议案，除非他们不想再做什么议员，而是下决心去当匪徒了。
那么，这样的事为什么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发生了呢？我们对应着美国的情形来说——
一、我国宪法没有对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做出如下约束：不得立法确立国家的指导思想；不得区别对待各种理论与言论；不得限制宗教信仰与言论自由；不得通过任何允许缺席审判的议案；不得通过任何剥夺公民权利、没收财产、具有追溯效力的议案；不得通过任何征收出境税的议案……等等，这就导致了显然属于“剥夺公民权利”范畴的官员财产公开的议案被公开否决了。
二、我国的“两会”代表不是由各个选区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出来的，而是各级党和政府经过近乎于黑箱的权力运作产生出来的；我国宪法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比如人大代表必须拥有中国国籍超过9年，选举时必须是选举所在地的居民；政协委员必须年满25周岁，必须拥有中国国籍超过7年，必须是选举所在地的居民……这就使得大量外国人、官员、富商、演员有机会通过权力而非选民的通道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代表，依据“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的规律，他们完全有胆量否决一项关乎民众福祉与命运的议案，他们做到了。
一个人或者一伙人“做到”某件事情，一定具备“做到”的条件。具体到为官员财产公开立法这件事，我们回顾一下羞涩得犹抱琵琶半遮面、艰难得令人叹为观止的过程，或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2012年会有高达90%以上的人大代表对其进行否决。
事实上，人民谈论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因为人民看得到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怎么弄这件事情的。正是在这种民意压力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才于1987年提出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申报财产制度的建议，结果是：未果；1988年，全国人大正儿八经起草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但是这份文件仅是一种党内监督措施，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要求县（处）级以上官员申报收入，然而并没有要求官员申报财产，也没有要求向社会公开，仅只是向组织人事部门申报，没有任何配套查证和惩罚的措施，等于流产；2000年以后，中央有关部门先后出台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多项文件，将官员财产申报的范围扩大为不仅包括“收入”，还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股票等等，但这些文件同样由于缺少配套措施而没有得到落实；迟至2008年“两会”前夕，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等人还给中央上书，建议尽快制定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公布的反腐败“阳光法案”，然而我们还是没有看到阳光，天仍旧阴着。
结果，2012年就发生了我前面说到的事情。
滔滔民意竟然在长达25年时间里无法成为国家法律，25年以后竟然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被“人民代表”以绝对高票否决。我们很想问一问：那些以90%以上否决率否决这个议案的人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究竟代表哪些人的利益？
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差不多也就寻摸到本文标题所指认的事实了。
2、人民代表还是掠夺者？
8PV6I04F57LO0001以陶驷驹为例我们先看一下“人民代表”是一些什么人。
据统计，全国人大代表中有70%是国家行政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人大代表中“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前几年有人统计河北省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在这些代表中，70%是各级党政部门官员，剩下的30%至少超过半数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几乎没有无职务无官衔的平民百姓的位置。无论你是建设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是生产粮食的农民阶级，很抱歉，这里没有你的事，该干啥干啥去吧！怪不得有人愤慨地指出，中国的“两会”早已经成为了“官商大会”。
其实就是“官商大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要命的是国家宣传机器成天都在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享受着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这就好比张三本来老老实实在家呆着，突然来一个长了胸毛的壮汉，先是一顿拳脚把可怜的张三打了个乌眼青，随后就给踹出了房屋，壮汉脚踩着张三瘦弱的身子，嘴里念念有词：“你现在真正活出人样儿来了，你都是这间房子的主人了啊！”这时候张三会作何感想呢？他可能会悲愤地想：“草泥马！我的房子都让你占了，我还是什么马勒戈壁的主人？！”壮汉看出了张三的心思，笑嘻嘻地说：“我代表你了嘛！小样儿你是不是不服啊？”张三敢不让壮汉代表吗？他敢说不服吗？谁没事愿意到派出所去“躲猫猫”呢？他绝对不敢。
细想一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类似情况下被人家代表了的。“人家”是谁？我上面已经大致辨清了这些人的构成。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更具象的概念，我通过一个典型的“人民代表”来说明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
“代表”叫陶驷驹，乃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公安部部长……如果依照中国的政治伦理，这个人的每一个头衔都值得让我等“屁民”肃然起敬，感恩戴德——这可是有一定级别的可以被尊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代表”啊！然而这位“代表”在代表我们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呢？下面我引述资料。
陶驷驹是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的后台，李纪周腐败案事发以后，陶驷驹的问题才得以浮出水面。在被“双规”审查期间，陶驷驹宣称：“要判就判，要杀就杀，我早已有准备。”中纪委、总参保卫部对陶驷驹在北京的两所住宅进行搜查，前三次只搜到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礼品”和“首饰”，第四次采用高科技手段才查抄到数额巨大的匿名存款单、债券以及7万美元现金……然而，这只是这位“代表”贪污受贿金额冰山之一角。
在犯罪证据面前，陶驷驹不得不交代问题。问题是这样的——
陶驷驹任公安部长期间，亲自批准挪用公安部下属经济实体的资金、没收走私货款，自1994年至1997年，合计5.5亿元。陶驷驹用这些钱在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烟台、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珠海、深圳、武汉、成都、海口、厦门等15个城市购买了320套豪华住宅和别墅，然后，这位“代表”又不辞辛苦地把这些每幢一两百万元的豪华住宅和别墅以每幢仅3000至5000元的价格“卖”给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的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
陶驷驹指示收取地方海关查扣没收的走私、贩私、骗出口税等款项共70多单，金额1.5亿元。这部分钱一部分用于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到美、欧、日、澳及香港等地旅游、购物，另一部分，大概1700多万元，购买了300多块名表（多为劳力士等名牌），再将这些以每块平均5万元左右的名表以每块100至5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中央各部委部以及退休的政军高级干部和家属。
经查：陶驷驹本人拥有4幢住宅、别墅，3块名表，2辆轿车（一辆敞蓬宝马、一辆日制越野）；收受贿赂210万元人民币、大量不记名债券和七万美元现金。据陶驷驹交代，公安部党组11名成员中有7人（包括2名副书记）收受过现金、债券、轿车、手表、贵重饰物贿赂。
陶驷驹案水落石出、在得到中纪委的通知以后，那些接受过陶驷驹巨额贿赂的国务院及其各部委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才将赃物、赃款上交。经过清点，高官们上交的财物有：121幢住宅、别墅，现金4500多万元，170多万美元的外币，530多件名贵礼品，240多幅（件）国画、油画、古玩，200多件名贵装饰品，85辆欧、美、日生产的高级轿车、旅行车，12艘70吨至120吨的游艇，等等。其中12名副总理级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的资金、财产、礼品，价值高达1.7亿元，52名省部级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资金、财产、礼品，价值高达4.5亿元，两项合计6.2亿元。
陶驷驹涉案金额高达近7亿元，不但本人大肆接受贿赂（超过了500万元的底线，按法律规定应判死刑），而且腐蚀了数百名中央和省部级高官及其家属子女。就是这样一个罪行足以让全世界瞠目的人最后得到审判了吗？没有！中纪委在全国人大党组扩大会议上宣布：由于陶驷驹能配合中纪委、检察部门对案件的查办工作，能主动交代、检举中纪委、检察部门尚未掌握的有关重大变相贪污、收贿、腐败事件的内情，陶驷驹在组织的严肃批判、教育下，对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影响性有较深的认识和悔过，中纪委经研究、讨论，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对陶驷驹的问题免予法律起诉和追究；停止陶驷驹中央委员的职务；建议人大常委会停止陶驷驹人大常务委员的职务；建议对陶驷驹给予留党察看2年以观后效的党纪处分。而那些收受陶驷驹巨额贿赂的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的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没有一个人被追究，更谈不上被审判！
没被审判就没被审判吧！中国奇事太多，我们就不多说什么了吧！然而让我们愤懑不已的是：恰恰是这样有些与陶驷驹类似的家伙，却每年3月都人模狗样地出现在“两会”上，代表人民制定和审议决定人民命运的国家法律、法规……所以该说的话还是得说一说，尽管我知道有人很不愿意听。
3、掠夺中国社会的是一个庞大的政治团伙
4 (3)假若没见过世面的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法国人看到陶驷驹的“事迹”，一定会惊愕不已，不相信这是发生在21世纪的事，尤其不相信这是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事。对此我只能嘲笑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太少见多怪了，如果我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陶驷驹，那可真是我们的福分啊！我们现在面临的严峻局面是：压在我们头上的绝非仅只陶驷驹一个人，而是一个能量巨大的团伙。在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团伙里边，陶驷驹很可能还不是最黑暗、最阴险、最毒辣、最凶暴的，不是的。最黑暗、最阴险、最毒辣、最凶暴的是那些将数十亿、数百亿资产转移到国外的政治大佬，是盘踞在金融、水利、电力、交通、电讯、石油、矿产、军工等垄断行业吸食民脂民膏的太子党巨头，是动辄把人“做掉”、负有数十条、上百条人命的政治新星——曾几何时，这样的政治新星竟然非常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少见多怪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这时候又该作何感想呢？他们一定以为时光倒流，重新回到了黑暗的中世纪，回到了蛮荒蒙昧时期！
我很不愿意涉及数据，然而，就像网友们经常说的那样：“无图无真相！”你说掠夺中国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伙，没有数据支持显然是不行的，好吧，那就让我们看数据吧！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五大垄断领域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至少85%到90%是高干子女——不恭敬说法是“太子党”、“红二代”——这些人实际上已经结成了一个稳固的势力强大的政治团伙。
这个政治团伙在中国大地如入无人之境，大肆结党营私，徇私舞弊，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他们欲壑难填，涸泽而渔，动辄就以国家的名义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蚕食鲸吞，敲骨吸髓，恨不得把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的底层民众食肉寝皮；他们营私舞弊，唯我独尊，指鹿为马，骄奢淫逸，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仅绑架了整个国家，更绑架了整个社会；他们在精心构筑的政治黑箱、经济黑箱和文化黑箱里藏污纳垢；一伙伙狐群狗党狼奔虎冲，称王称霸；一群群魑魅魍魉贼喊捉贼，强奸民意……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对思想极度恐惧，他们通过对国家宣传机器的掌控，持续不断地恐吓和愚弄人民；他们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封锁网络，删除文章，关闭博客，禁绝任何形式的思想流通；他们甚至像秦始皇和毛泽东那样大兴文字狱，把仅仅因为表达了思想的人投进监狱；他们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残酷地镇压人民，把所有表达民意的事件都定性为破坏和谐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惜以超过国防费用的经费维护着政权的稳定；为了掠夺土地资源，他们已经发展到用推土机碾压阻碍他们的民众、公然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开枪的程度！
我在这里把他们概括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政治团伙”，并没有冤枉他们，是他们自己把这个帽子戴到头上的。我曾经看到一份很陈旧的资料，说从1999年到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推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中国政府工作人员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大的犯罪群体！“犯罪群体”在没有被审判之前就是“团伙”，我真的没冤枉他们。
可怕的是，此“团伙”非彼“团伙”，例如打架斗殴、强奸猥亵妇女的小流氓之类，此“团伙”是陶驷驹这样的“政府工作人员”啊！他们是载入国家宪法的“三个代表”啊！是我们每一个人躲也躲不开、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公仆”啊！他们是直接面对民众诉求和应当对这种诉求做出回应的权力者啊！是在社会过程中对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做出正确反应或者罪恶反应的权力机构啊！这样一个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都至为重要的人群，居然成为了“最大的犯罪群体”，成为了“团伙”，你让我们说什么好呢？你可让我们怎么说呢？
4、数据！数据！
8PG0R5U657LO0001为了说明此“团伙”非彼“团伙”，我还可以罗列一些数据。
截止到2006年3月底，中国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境外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私人拥有财产超过一亿元以上的3220人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是太子党，是红二代，这些人拥有的私人财产总额高达20450亿元！
社会是一个致密的系统，一部分人群的状态必定会决定和影响另一部分人群的状态。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政治团伙是怎样影响另一部分庞大人群的吧！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是动态的，而我手里没有当下的统计数字，下面罗列的数字就显得有些陈旧了，实际上某些方面的情况（比如医疗）似乎已经有所改善。尽管这样，也并不影响我们看清一件事物所应当着眼的视点。
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年末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贫困人口标准，那么，这一年年末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即为2610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69-924元的贫困人口标准，农村低收入人口即为4977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同一年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的贫困人口标准，我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应当是2.1亿人。
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透露：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大概是1分钱！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
据统计：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5省市厅（局）级领导干部的实际年收入为55万元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元至250万元，这些人每人花费公款600万元至2000万元。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2004年用于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花费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的上述费用为2485亿元。
2004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等离休高干共计12人，年人均公费开支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等离休高干（含同级遗孀）105人，年人均公费开支630万元；全国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含同级各界人士），每人配备伺候者3-5名，年人均公费开支70万至600万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年人均公费开支500万元。
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国家行政费用。以2003年为例，这一年国家的全部财政收入为21715亿元，而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用却高达14266亿元；如果再加上供养公安和武警花的1500亿元，就将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15766亿元。这笔钱在2003年全部GDP中占到了13.52%。整个“八五”期间，我国官员公车车辆的消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
我们再把时间拉近一些。2006年11月1日至12月18日，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抽调700人对党政国家机关系统挪用、侵占公款（税收）的状况进行调研，最后拿出了一份《关于党政国家机关系统挪用、侵占公款（税收）的状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税收），吃喝、公款休假旅游、公款出境出国读书、公款送礼、公车私用、公款滥发奖金和福利等项费用，本年度消耗高达2万亿元。2万亿元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相当于当年全国GDP的11.5%！相当于2005年全国农业、林业、畜牧业的全部总产值！
还要罗列下去吗？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掠夺中国社会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也绝不仅仅是数百、数千能量巨大到可以呼风唤雨的太子党，而是一个庞大的盘踞在中国社会肌体之上吸食人民鲜血的嗜血群体。在政治学意义上，我把他们称之为“团伙”，更确切的表述是：掠夺集团。
5、中国的未来无法避开掠夺集团问题
1有了这样一个团伙，除非平庸到呆傻的程度，你是没有办法谈论什么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如果你非要沉醉其中，说什么10年来中国社会每天都在进步，甚至是“举世瞩目”的、“灿烂辉煌”的，只能说明你是一个极为虚伪的人，一个十分可疑的人——谁都看得到腐败政治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毒害，谁都看得到经济运行中潜藏着的巨大危机，谁都看得到文化遭受了怎样空前的禁锢和毁灭性打击，为什么唯独你看不到呢？你难道不是虚伪、可疑和可笑的么？
将近30年以来，从GDP层面说中国经济的确“起飞”了，然而我们收获了什么呢？我们悲痛地看到：日本经济起飞仅仅20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就赶上了美国；中国历经30年“摸着石头过河”，已经把那块不变其貌的石头给摸得光溜溜、滑腻腻更加不变其貌了，我们甚至付出了“国在山河破”的高昂代价，中国人的工资水平却仅只达到美国人的3%！3%你还想干什么？你还讲什么尊严？所以我们的孩子才上不起学，所以我们的年轻人才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所以我们的农民才看不起病、得了病只能躺在家里等死，所以我们的城市居民才死也死不起……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我们倒霉地撞见鬼了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所有这些，概因于那个凶暴的掠夺集团的掠夺，概因于人民被剥夺了思想和传达思想的权利，概因于人民手里空空荡荡缺少一张选票！这也是掌握了70%财富的0.02%的人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的原因，这也是我们这块土地上有那么多“裸官”的原因，这更是底层民众被压在“三座大山”下面活不得、死不得的原因。
“陈行之先生，你说了这么些原因，我怎么还是有撞见鬼了的感觉啊？为什么唯独我们遇见了这么些‘原因’呢？”我们的确撞见了鬼，这个鬼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极权专制主义。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1929-）在《现代社会冲突》（1988年初版为英文，1991年出版的德文版被作者认定为权威版本）一书中专门探讨了社会冲突问题，其中很大篇幅都在探索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机理，而极权专制主义的话题又往往离不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顺便说一句：本书中文译本不忍卒读，很多地方只能猜测，因此我不做直接引述，只能猜测着表达作者观点了。）
达仁道夫认为：极权专制主义的最极端形式是社会主义的后极权主义时期的官僚专制体制，它已经不再是单个的独裁者实行统治，而是由作为群体的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统治的官僚专制体制。它通过庞大的国家行政机构控制人民的一切生活领域，而在这些机构中享受国家特权的人，却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可以为所欲为。达仁道夫说的“享受国家特权的人”，其实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团伙”，那个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掠夺集团。
达仁道夫继续指出：这个占据最重要职位的统治阶层（特殊利益集团）欲壑难填，最关心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最想得到的也首先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为此，他们会不惜把绝大多数人民置于贫困和死亡的状态；为此，他们总是把维护政权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这样一个高度重视保持政权的统治阶层，即便是出自本能，也必然会不择手段地压制公民的一切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把人民变成他们事实上的奴仆。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东西，广大民众都在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看到和经验到了——民众就是被控制的人，民众就是处在贫困和死亡状态中的人，民众就是无法维护自身权益的人，民众就是任由他们劫掠的奴仆。
达仁道夫还指出：官僚统治阶层也许会乐于看到经济发展，然而这种愿望并不是处在第一位的。出于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很多时候经济发展都将让位于维护政权稳定。官僚专制统治与政治控制、与对人民的驯化、与接班人问题总是紧密相连……任何形式的对社会控制的放松，对他们来说都意味着高度风险，所谓“生死存亡”者也！
可见，掠夺集团对于中国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不仅仅在经济意义上，这是特殊利益集团对人民所进行的猖狂的政治掠夺、经济掠夺和文化掠夺。这种可悲的局面将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未来，除非中国不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往下混了。任何政治家和政治集团都将无法回避掠夺集团控制社会和掠夺社会这个痼疾了，甚至可以说，中国未来的一切都取决于敢不敢触碰、能不能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没有人可以绕过去！
现在的问题是：政治家做好准备了么？政治集团做好准备了么？
6、我们的期待
8P72U4PO57LN0001中国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
尽管我们曾经很多次在历史关节点憧憬未来，也很多次被无情的现实击打得黯然神伤，可是我们仍然希望中国走好这个历史关节点，我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期待什么呢？我们期待天佑中国，不要让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重复晚晴的屈辱历史，在内外交困中沉沦；我们期待担当历史重任的政治家有更高远的眼光，不要再去摸那块光溜溜、滑腻腻、不变其貌的石头，也别再说什么“绝不”了，坚定从容地去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普世价值”之路；我们期待中国共产党人兑现上世纪四十年代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走出一条以多党制和普选制为标志的社会政治新路；我们期待所有人都能够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期待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一个例外，而是作为国际大家庭中负责任的成员，得到世界的承认、信任和尊重；我们期待统治阶层勇敢地向人民借力，硬碰硬地打一场“围剿”特殊利益集团的人民战争；我们期待有一种正义力量像大山一样屹立起来，去阻挡那个猖獗了很久的掠夺集团的掠夺，去清算他们的罪恶，把人民的政治权利还给人民，把人民的经济权利还给人民，把人民的文化权利还给人民！
如果这些期待有一天全部变为现实，你知道我们会看到什么吗？
不是开玩笑——我们会看到很多卡扎菲！
利比亚爆发革命、推翻卡扎菲独裁统治以后，国际媒体对卡扎菲家族有多少资产进行了追踪报道。报道显示：仅在美国被查封的卡扎菲家族资产就达到300亿美元，其他还有：加拿大24亿美元、奥地利17亿美元、英国10亿美元。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卡扎菲的这些家族资产很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实际上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卡扎菲家族在世界各地究竟藏匿了多少资产。
以卡扎菲在英国的家族财产为例：卡扎菲家族在伦敦西区拥有的房产价值4.55亿美元，他们还拥有巨额股票，单是在《金融时报》和企鹅出版社拥有的股份就价值3.25亿美元。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在伦敦北部拥有一套价值1500万美元的独立别墅，这个别墅有8个卧室，还有奢华的桑拿室、游泳和各种健身设施。有人认为卡扎菲家族单是在英国的资产就高达100亿美元。
众所周知，中国的“卡扎菲们”——本文标题所说的“掠夺集团”——早就开始向国外转移和隐匿资产了，他们已经公开或者隐蔽地干了快三十年了，他们的“成就”当然会远比利比亚的卡扎菲“辉煌”。当我们伟大的祖国不再黑暗了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了解到他们究竟吸食了多少民脂民膏，一定能够看到他们究竟犯下了多少令人发指的罪恶，一定能够知道有多少人在他们的手里死于非命；我们也一定能够看到陶驷驹这样的罪犯受到公开审判，一定能够看到曾经接受陶驷驹巨额贿赂的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受到司法追究……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政治还仅只是少数人密室里的游戏，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他们利用国家宣传舆论机器遮蔽着我们的眼睛，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尽管天空仍旧布满了阴霾，我们不还是迎来了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吗？我们不还是坚定地站立在这块土地上，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憧憬吗？我们有一百万个理由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看到历史终将会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会看到的！一定会看到的！
来源：新浪博客 原文链接
2013年7月4日 下午 10:07
作者: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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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行之：权力罪恶的制度性遮护
《中国数字时代》來源: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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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如果把我们的官员拉出来挨着个儿枪毙，肯定会有被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尽管是谐谑，我仍然觉得挺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形象化地指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贪污腐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已经发展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最近发生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腐败案，又以贪贿手段之恶劣、数额之巨大为人所瞩目。人们不禁悲愤地问老天爷（问人已经没用了）：“成天叫嚷反腐败反腐败，怎么腐败越来越猖獗了呢？你这个老天爷是怎么当的？！”
老天爷满面愁容，说：“悲催呀！我也没办法，我有啥办法？！”
“你怎么没办法？你不能放天火把他们烧死，放天雷把他们炸死吗？”
“好我的你哩！”老天爷沮丧地说，“你不知道，他们是烧不死也炸不死的。”
“那……这究竟是怎么了呢？！”
“唉！”老天爷先是默默地垂泪，随后突然悲愤起来，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臂，指着人间说：“我草泥马！全是因为那个可恶的……”
我们接着老天爷的话往下说一件几年前发生的事，因为一个偶然原因，笔者几乎目睹了这件事的全过程，真可谓感慨万千。现在既然老天爷都愤怒了，我也就在这里说一说吧！真实发生的事往往比较枯燥，为了使读者不至于厌烦，我将使用文学语言尽可能将其描述得生动一些。
事情是这样的：中央政府甲部所属的乙局接受了一笔数目很大的社会捐款，这笔捐款是给特定人群，即社会弱势群体的。就像在中国发生的所有此类事情一样，乙局局长钱乙同志凭着敏锐的嗅觉发现这是一块香喷喷的骨头，决定把它拖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好好享用一番，采用了种种令人拍案叫绝的手段，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把这笔捐款的大部分都转化成了其在瑞士银行秘密账户上的数字，达千万元之多。
结果呢？结果就像所有此类事情一样，不仅没有人关注那笔捐款的去向，更没有人质疑钱乙局长的官德，相反，敬爱的钱乙局长给数千名员工们做了数十场政治报告，给共产党员讲了数十堂党课，大谈特谈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尤其以生动解说“八荣八耻”最为著名，据说讲到极致处常常会手舞足蹈，声泪俱下，有时候甚至会嚎啕大哭……他说他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正是上述代表人类和宇宙的先进思想，把他锻造成了忠于党和人民的优秀领导干部，他非常感谢党。
钱乙局长没说假话，的确是党给了他一切，他当然应该感谢党，具体到钱乙局长所处位置，所谓党，就是乙局的上级单位甲部部长赵甲同志，是赵甲部长看重和欣赏钱乙同志，才把钱乙安置到乙局当局长的，至于赵甲为什么会看重钱乙，这里边牵扯一些腌臜的东西，弄不好还有孔方兄的作用，说起来气味会很难闻，所以我们这里就不说了，总之，钱乙如此风光，与赵甲有密切关系。
官场是这样的，一个人风光，与这个人有连带关系的人都风光；倘若这个人不再风光了，栽了，也会殃及与他有连带关系的人。在我们这个故事里，钱乙局长果真就栽了，就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样，栽在女人手里。“栽在女人手里”还有一种很光明的表述方式：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反腐败事业往往是由被称之为“二奶”的妇女同志承担的，其他人纵使你有日天的本事，要想搬倒一两个贪官也是难上加难。二奶不一样，枕头边上的人，力量大着呢，能把很多人弄栽，最近把雷政富同志弄栽的赵红霞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虽然赵红霞也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在她在把雷政富弄栽的这件事上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把钱乙局长弄栽的是他包养的第N个二奶——由于是第N个，所以我们没办法称其为小三，至于是不是小四、小五、小六或小一百零八，没办法考证，所以我们暂时给她起个一般女孩儿的名字，就叫小翠吧！
天生丽质的小翠本来不应该栽人家钱乙，名下有价值500万元的房产，还开着英菲迪尼，吃喝穿用全部由钱乙局长供着，可以满世界逛着买奢侈品，尤其喜欢到西班牙吃带中国味的海鲜面条，更喜欢法国的牡蛎和鹅肝酱、德国的猪肘子和慕尼黑啤酒……有什么不满足的？
问题出在了欲望无止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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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小翠在河北农村有一个傻子哥哥，36岁了还没结婚，成天流着哈喇子满村子追逐妇女，说话咧咧咧的云天雾地，五里三乡的人都躲着他。亲兄妹毕竟是亲兄妹，小翠被钱乙包养以后，就在老家给父母亲盖了楼，日子显见得好多了，只是哥哥的婚事让她犯愁，于是让钱乙到老家巡游了一趟。老家地方小，没见过大人物，虽然北京的局级干部稠得就像饺子一样，在老家却是非常稀罕的物件，乡政府有头有脸的人都很惊愕，巴巴儿地奉承照顾孔局长，回北京的时候汽车后备箱塞满了土特产。有一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岂止是鬼来推？你要是真有钱有势有背景，就连天老爷也会屁颠儿屁颠儿地跑来帮你推。你看，钱乙局长前脚刚一走，乡党委书记不是就带着粉条、猪肉和食用油亲自到小翠家嘘寒问暖来了么？听说小翠的傻子哥哥还没对象，党委书记心里很不是滋味，说：“怎么能这样？要是这样我这个书记也太没面子了！”没出几天就给这个远近闻名的憨憨撮合了一个对象，女方是县城卖煎饼果子的刘满堂的闺女，叫刘娥。
刘娥21岁，高中没考上大学，就跟上爹在一条巷子口卖煎饼果子；刘娥长得不算好看，两只眼睛小到不仔细找就找不见的程度，并且深度近视，看电视得把脸贴近频幕，所以额头上老是蹭出一片黑。但刘娥人很聪明，她同意这门婚事是经过了算计的：俩老东西还能活多久？村里那栋楼房到了还不是得归我？至于那个傻子，她压根儿就没把他当人看，应付着呗，不就像应付一条狗一样吗？
应付人毕竟不像应付狗那样简单。虽然傻子成天追逐妇女，真的面对女人，却着实没有什么手段，或者说手段很不正常，结果年轻正常的刘娥就很不满足，很厌烦，作为这种结果的结果，就是刘娥在村子里有了相好，弄得小翠的父母很焦灼，把情况飞报给了小翠。
远在京城的小翠没办法，只好再请钱乙局长想办法。钱乙局长是一个掌权的人，当然熟谙怎样在权力范围之内以利益交换的方式进行运筹。经过比发射天宫一号还严谨的科学程序，三折腾五折腾，在这一年的年底，小翠家乡所在县的24万人民就活活撞见了鬼：小翠的傻子哥哥突然当上了县委宣传部长！不安分刘娥成了县委宣传部的机要秘书——身边多少人看着，看你还找不找相好！刘娥果然就安分下来了，这次是刘满堂帮着算的账：“丫头啊，这不比跟上我卖煎饼果子强多了？快安分些，对人家憨憨好些。”
当了宣传部长自然要做宣传报告，小翠的傻子哥哥就到宣传大会上咧咧去了，鉴于新部长与众不同的生理特点，宣传部秘书处的同志特意安排人时不时给部长擦擦哈喇子，主席台上的人为了显示对部长的敬重，运笔如飞记录部长的重要讲话，似乎那些咧咧都神圣得不能再神圣了；台子底下的人却睡倒一片，鼾声如雷，还有人唱起了戏词：“衙门外，小妇人击鼓……”没有一个人质疑宣传部长的资质，更没有一个人质疑他的来历，似乎这一切都顺理成章，仿佛世界如果不这样运转就不是这个世界了。
虽然千百年以来都流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警言，可是有一种人天生是这样一种质地，一旦他意识到灵魂被切割，就会感觉到精神的乃至于生理的痛楚，他就会无法忍受，就会不顾身家性命去反抗这种痛楚，去寻找作为人的证明，这就是虽然我们眼前这个世界被非正义浇筑得如同铁桶一般坚固，却仍然有人不顾一切去反对非正义的主要原因。张志新、林昭、遇罗克以及许许多多已经身陷囹圄或者还没有来得及身陷囹圄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听宣传部长报告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叫杨三青，县委宣传部干事，此刻虽然也在认真记录部长的咧咧，但是在某些间隙，他会在笔记本空白处写上“荒唐啊”、“痛苦啊”之类的字句。一开始他觉得写写也就纾解了心中的郁闷，后来他亲眼看到宣传部长在办公室纠缠女秘书，三青子性情就被激发了起来，“我到底要看一看，是他妈谁如此欺负天下人，把这么一个东西弄到这个位置上来的！”
杨三青开始留心，开始暗暗调查，线索捯到小翠，又从小翠捯到钱乙局长，戏剧性的是，小小的杨三青竟然意外掌握了钱乙局长贪污千万慈善捐款以及包养二奶的事实，于是一封实名举报信出现在了北京某报总编辑孙书山的案头。
在我们这里，报纸都是远离现实的，可报纸总编辑不应该也远离现实啊，否则你怎么判断你的现实处境呢？你连处境都判断不了，不就把自己陷于危险之境了么？！孙书山完全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低估了触动权力结构所潜藏的巨大政治风险，书生气地认为，钱乙局长在庞大的权力机器中充其量是小螺丝钉，敲打敲打不会有啥，于是就让值班编辑把举报信内容压缩成了一则简短消息，刊登在报纸第五版“娱乐信息版”左下角，包围这则消息的是明星轶闻，包括女演员走台漏光、平胸女星奋不顾身施行乳房再造手术、某男演员突然来了月经之类；另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三位著名的反宪政教授午夜裸奔，一路高歌“社会主义好”从长安街等北京主要街道绝尘而去；山东一位梁山好汉的后裔电死外星人……等等。
钱乙局长贪污和包养二奶的消息一出，马上传遍了网络，点击率迅速攀升，“钱乙”二字甚至进入了“搜狗”新词之列……权力对有关权力的信息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对权力不利的信息，更是不惜调动国家力量进行应对，对此我们早已司空见惯。钱乙局长是怎么对待这件事的呢？这位人民公仆凝视着那张报纸，低沉地说了一句：“我操你妈！”然后就去有关方面料理这件突然发生的事情。
钱乙局长做了如下四件事——
第一，首先找报社上级主管部门交涉撤除消息并处理相关人员。消息当然是被迅速撤除了，还发表了因“内容不实”给读者的致歉信；孙书山同志因为年龄原因不宜再担任总编辑，提前退休，这一年他52岁；撰写消息的80后女编辑被解聘，继续“北漂”，没有任何新闻单位再敢聘用，只得买把小提琴到东单十字路口地下通道卖唱；报社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学习整顿，这期间报纸停刊，工资减半。
第二，与网络监控部门接洽，迅速屏蔽“钱乙”二字，雇专人删帖，乙局为此申请了一笔专项经费，支付删帖人薪酬，删一条帖子五毛钱，据说由于物价上涨因素后来涨到了五块钱一条，但是这件事笔者了解得不是很详细，不敢妄言。至此，钱乙同志事实上已经将消极影响控制到了最低程度。
第三，小翠家乡，就是她傻哥当宣传部长的那个县，突然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活动，只打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绝不可能有经济犯罪动机更不可能有经济犯罪机会的人：杨三青。一个星期以后，杨三青在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如期“躲猫猫”死掉，浑身淤青红肿，七窍流血。
第四、在北京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利用座谈会和笔谈的形式，在《环球时报》、《求是》等报纸、刊物做正面舆论引导，一时间，《像钱乙同志那样情为民所系》、《钱乙局长为人民利益呕心沥血记》、《钱乙，亲亲，你是我们弱势群体的贴心人》之类的赞颂文章铺天盖地，就好像没有了钱乙，人就不会走路吃饭，连爹娘都认不出了一样。
尽管这样，问题也还是没有被包住——事情惊动了赵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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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cd04c6jw1dqmtg80htnj我七年前写作《权力场》（2006年4月13日）一文，实际上已经介入到今天这个话题里面了，现在我复述一下主要观点，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引导。
我首先考证了权力属性问题，我认为权力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而是精神与精神之间产生的一种力，如果非要把它归结为某种便于表达的方式，我宁愿认为它是一种精神物理现象，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权力场”的概念。
物理学意义上的“场”来源于电磁场理论，电磁场是物体之间传动电磁作用的特殊现象，为变速运动的电荷所产生，即：由变速运动的电荷产生变化的电场和磁场，而变化着的电场和磁场又能相互感生，使得交变的电场和磁场互为因果，从而构成统一的客体，这个客体就是电磁场。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这里的“行为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可以理解为电磁场理论中的电场和磁场的关系，这两者的相互感生，使得行为者互为因果，从而构成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我称之为权力场。
权力场存在于一切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之中。打一个比方，非洲某位独裁者通过政变攫取了国家大权，当上了总统，成为了国家最高统治者，这就形成了这位独裁者和千百万人民之间的对应关系，权力场自然也就产生了。在这个范围以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感生，互为因果，从而构成一个统一的客体，这就是这位独裁者统治之下的国家。这就是说，独裁者的权力场是一个国家，在这个范围以内，他可以无所顾忌地使用权力，封闭思想，取缔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甚至于吃人肉，喝人血，殴打和残害人民，然而他却不能到纽约、巴黎或者东京街头去抓人杀人，去取缔另一个国家的新闻机构，他做不到。
于是我们就得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权力场边界。权力场不是漫无边界的，就像电磁场不是漫无边界一样，它取决于权力大小。国家与人民的权力关系肯定要大于丈夫与妻子的权力关系，国家的权力场也必将大于一个家庭，作为这种特征的外在标志，就是国家能够决定千百万人的生存状态，家庭则只涉及一个人或几个人幸福与否。尽管权力场大小不同，但是它们都遵循一种基本的相互作用的规则，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与一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独裁者犹如暴戾的丈夫，区别在于独裁者牺牲的是亿万人民的福祉，残害的是老百姓的生命，暴戾的丈夫毁坏的只是妻子的幸福。
权力场既然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那么在某个具体场合，人与人如果不结合成为某种关系，这个场就不会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认为权力场先天地具有人的主观色彩，人的谋求是可以导致权力场产生的，即所谓“无中生有”。譬如：某人成立一个公司，做公司老板，这个人和招聘来的雇员就形成了新的权力场关系；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突然强烈地爱上了对方，也会形成事实上的权力场关系（依据社会学原则，在任何一个两个人组成的世界中，必定有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尽管很多时候并不明显，具体在夫妻关系中，并不意味一定是男方支配女方，我亲眼看到过把丈夫打得鼻青脸肿的凶悍妻子）；其他诸如警察对行车违章的人进行处罚；舆论宣传部门给媒体单位和机构下发通知，要求务必做好《人民日报》订阅工作等等，都可以归纳为马克斯·韦伯所谓“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用我们的话说，是权力场范畴中的行为者对其他行为者进行强制的可能性。
我们故事中的甲部是怎么来的呢？赵甲部长最初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事情要回溯到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天半夜，没什么事情可做的赵甲同志突发奇想，决定要建立和发展某项事业（例如慈善协会、红丁字协会、失独家庭协会之类），于是拼爹，在掌握国家权力的爹的权力场范围，赵甲获得了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与呼应，动用国家财力，平地拔葱，硬是如愿地拥有了相当于国家部级单位的组织、人员和办公机构，甚至于在全国建立起了一整套垂直的权力系统，昔日的赵甲成为了赫赫有名的部长，经常在中央电视台侃侃而谈的风云人物……这意味着赵甲和他爹一样也有了自己的权力场，一个没有民众意志介入也没有经过程序正义形成的权力场，在这个权力场的下游又衍生出了乙局这样的厅局级权力场，在厅局级权力场的下游又衍生出了处级权力场。
人们通常老是说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社会，指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由无数大大小小的权力场聚集而成、没有人民意志参与的封闭的社会系统，波普尔“开放社会”的概念，也正是对应此种社会类型提出来的。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以国家权力作为支撑的形形色色的权力场彼此互应，相互交叠，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可以做任何难于想象的事情……这是我们正在讲述的这个故事的全部根基所在，所有有意味的东西都涵括在这种独特的社会政治图景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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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代表开会为了对赵甲部长后面的行为做出符合政治学机理的解释，我们暂时把赵部长放到一边，先在钱乙这个层面把话说清楚。
有了上面的论说，我们也就明白钱乙局长为什么可以轻而易举做到那四件事了，其根源在于，在钱乙的权力场——虽然它小于赵甲部长的权力场——他作为权力者先天地处于支配者一方，其他人都是被支配者，借助于甲部这样的权力部门，他有足够的权力影响和决定其他人的命运，例如北京某报主管单位，比如孙书山总编辑，比如那个幼稚的80后报纸女编辑，比如报社工作人员，比如网络，比如小翠的家乡，更比如“躲猫猫”死掉的杨三青……在这个权力场以内，通常意义上的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非道德等价值观念完全失灵了，全部让位给了权力者的意志。
这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美国思想家艾因·兰德曾经指出，如果政府可以做任何事、人民只有经过它的允许才可以做事，那么，这个政府就是地地道道的暴民集团。遍布于中国大地的大大小小的权力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样的暴民集团，钱乙局长所做的事情并没有超出社会事物的边缘，都在可以合理解释的范围以内，所以我有理由认为发生的这一切都不足为怪。
我由不得想到我们这些蝼蚁一样讨生活的人。对我们来说，极权主义并不是抽象的政治学概念，它就是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现实生活，就是我们卑微的生存处境，就是我们每时每刻都体验得到的精神感觉，就是尊严丧失以后的那种难以言说的灵魂屈辱……这一切也都不足为怪。
为了更真切地看清钱乙局长权力场以内的相关人员的精神形态，现在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因为不谨慎发表得罪了权贵的新闻消息、不得不回家闲赋的孙书山同志。孙书山其实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否则他也不可能四十多岁就坐到总编辑位置上去，然而不幸的是，孙书山是一个有一定精神质量的人，喜欢读书，喜欢思考，平时还写一点儿随笔之类，虽然他总是谨慎地躲避随时都会给职业生涯带来影响的思想表述，却也绝不是那种沉醉于风花雪夜的轻薄作家。这种类型的人遇到精神事件往往会极为敏感，被免职这件事在他那里就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动荡。就像一个人摔了跟头，昏厥了，醒来以后就会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就跌到沟里了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杨三青阅读了很多平时不太涉猎的政治哲学著作，洛克、波普尔、哈耶克、阿伦特、罗尔斯、诺齐克之类。
经由思想家拉动，孙书山确证了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在钱乙的权力场内不要去争公平正义，这里没有公平正义，它们早就被权力强酸销蚀得面目全非了；第二，非正义权力会本能地遮护权力罪恶，这既源于权力本性，也源于权力机制中的政治学机理；第三，在非正义的权力场范围，你有一切条件和可能去做一个坏人，做一个好人却需要付出极大代价，有时候甚至是生命代价。
我认为孙书山的确证是对的。
可以肯定地说，权力的本质不是利他的而是自利的，因此它不是善而是恶；权力并不神圣，它是世俗的；权力不是精神的，它只是一种技艺；权力只有在被限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成为善；在人民不能也进入政治过程的文化环境当中，权力恶一定会被无限制放大，并且非常有可能找到机会与人性恶结合成为一体，就像所有极权主义政权独裁者和政治寡头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者赋予权力的种种光焰，譬如“以德治国”，譬如“权为民所用”，譬如“人民的公仆”，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地地道道的虚假和杜撰，否则我们就将无法理解，为什么世界上凡是未经人民同意产生的权力都会像野兽那样贪婪野蛮卑琐堕落？我们就将无法理解，为什么号称实行最先进社会制度的中国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权力罪恶？阿克顿勋爵那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不是随便说的，而是被严谨致密的政治哲学机理支撑的，这种政治学机理，在目前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常识，具有普世价值观的所有人都会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权力才会成为增进民众福祉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野蛮的兽性的破坏性力量。
我们已经知道权力是什么东西了，那么，身处权力场之内的孙书山又是什么东西呢？简单地说，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一个被权力支配和奴役的对象，其他就什么也不是了，屁也不是。也正因为如此，一次对权力者利益的无意识触动才得在他身上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一个叫哈耶克的瘦弱男人早在1944年就非常具体地描述了孙书山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可怜背时的角色。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就不引述那些令人振聋发聩的话语了。
“唉！”孙书山抚摸着哈耶克的著作悲痛地说，“原来爹妈生我之前我就处在这种位置了啊！再说什么是好？唉……”
说实在的，我很同情孙书山总编辑，然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劝慰他，真的不知道，因为他所经历的这件事情还远未结束，事情还在发展，孙书山还间接地处在某种事物的关联之中。
我真正想强调的东西，其实蕴含在这个故事的结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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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7H7L6J57LP0001我们现在当一回爹。
一般来说，当爹是一件很光耀的事情，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挣钱了，有出息了，怎能不光耀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家的家风不好，没规矩，不信神不信鬼，因此也就不信报应，做事没边没沿，天王老子也不怕，结果有一天，大儿子把人家的公鸡给偷来了，打算煮了吃。没想到这件事被一个邻居看到了，于是传开去，引发街谈巷议，一传十，十传百，弄得我们很没面子。
大儿子梗着脖子说：“谁他妈偷鸡了？我偷了么？！我偷了么？！”这就相当于钱乙局长亲自料理撤除消息、发表“消息失实”的致歉信，控制网络，消除和否认不利信息，凭空制造有利于权力者的舆论环境。
大儿子还愤愤地想：“多管闲事的邻居，草泥马，我要给你丫好看！”这就相当于在钱乙局长操纵下，小翠家乡的杨三青如期“躲猫猫”死掉、孙书山总编辑被迫提前退休回家，报社80后女编辑被解聘，到东单地下通道去卖唱。
我们当爹的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首先会想到维护这个家庭的声誉，譬如，决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家男盗女娼，那可太难听了，所以我得当众人的面管教大儿子，说：“混账东西！人还不把公鸡还给人家？！”大儿子还想犟嘴，我们就沉下脸说：“你给我闭嘴！你给我招惹的麻烦还少吗？还少吗？！”
对应到我们的故事中，事情是这样的：尽管动用国家权力全力封堵，钱乙贪污巨额社会捐款的消息仍旧无法完全被遮盖，赵甲部长直接感受到了社会压力。这个压力与其说是赵甲个人的，毋宁说是赵甲所拥有的权力场的，这就是说，钱乙的腐败行为开始对赵甲的权力场产生负面影响了，而赵甲的权力场又是更大的权力场的一部分，从层级上来说，低层的负面信息一定会向高层传递，从而造成高层权力场对低层权力场的不满，而这正是赵甲部长极为在意的，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部长权力来源于更大的权力，而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他必须把事情遮掩掉，才能够维护更大的权力，用通行的话说就是：无条件地维护国家社会政治稳定。
结果，处在赵甲权力场下游的钱乙局长倒霉了，说是在援助汶川地震中挪用35万元社会捐款，并且有轻微贪污行为，用赵甲部长的话说：“我们对腐败是零容忍，轻微贪污也是贪污，必须拿下！”就被拿下了，开除党籍，行政记大过，也像北京某报总编辑孙书山那样闲赋在家。这未必不是钱乙的愿望，据知情人透露，钱乙第二天就携小翠乘坐豪华游轮到加勒比海沿岸游玩去了。
赵甲部长不愧棋高一着，可谓一石三鸟：一、以被严重缩小了案值的案子的审结，平息了民众关于钱乙的腐败传闻，避免了负面新闻进一步发酵，从而给甲部造成消极影响；二、摘清了自己用人不当的道义责任，也避免了人们对于当初怎么就会把这样一个人提拔成局长的诘问；三、震慑了甲部的司局级干部，让他们警醒到，在他的权力场范围以内，他的意志是无可替代的，任何对这种意志的违拗都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赵甲部长进一步为甲部疗伤，在宣布乙局新局长任命的时候，很少到下面走动的赵部长亲自视察了乙局，对乙局全体干部职工发表重要讲话说：“乙局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全国人民有目共睹，我感谢大家！”没有提及被解职的钱乙，对于赵部长来说，那是一张用过的牌，已经没有意义了，可以不提了，钱乙是不是到加勒比海游玩儿去了也就不值得关注了。
如果故事只到这里，那么这个故事是平庸乏味的，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确证我前面论说的政治学机理（权力场、权力场边界）。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宇宙国度，在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一定有别于宇宙上的任何国家，所以我们的故事情节命中注定还要延展，延展到即使虚构也难于达到的令人惊愕的地方。
我前面说了，赵甲部长是声名显赫的太子，这不仅是他事业拓展的基础，更是他更大政治作为的支撑，这种拓展和支撑是在两个不同层面运行的：第一个层面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他有专属于自己的权力场，这就是甲部，在这里他就是上帝，他可以决定任何人的价值，决定任何人的荣辱沉浮。第二个层面，他作为某种集团力量（假设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太子党”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更大的权力者的权力基础，更大的权力者的权力来源，他遇到麻烦，更大的权力者一定会像他对待钱乙一样出面给以化解和支持，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当他遇到麻烦的时候，他还有自己的权力场之外的政治力量可以调动。
这个力量果然如期到来了。就在钱乙栽了以后一个多月，一位副总理级的大人物视察了甲部和乙局，在甲部和乙局发表了与赵部长几近相同的重要讲话：“甲部和乙局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全国人民有目共睹，我感谢大家！同志们辛苦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都做了跟进报道，中央电视台在“公仆”栏目里，很善于煽情的主持人潸然泪下，几度哽咽，对赵甲部长说：“太感人了！对不起，部长，我这个人很少激动，但是今天我激动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意味着钱乙事件正式画上了句号；第二、意味着甲部完全摆脱或者说消解了钱乙事件的消极影响，事情结束了。这就好比一开始有人往池子里扔了一块石头，池子荡起了涟漪，然而在各方政治力量参与下，涟漪没有形成波浪，相反，它被逐步平息了，现在这个池子至少表面上仍旧湖光潋滟，仍旧显示出一片春色。这件事还可以用如下方式表述：利益交错的权力场之间完成了一次不为人知的政治交易，各得其所了，至于交易的成本，当然是他们口口声声所宣称的被他们天然代表了的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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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48_236790_520148我们继续回到政治学范畴来讨论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讨论了，至此，整个故事都指向了本文标题概括和表达的内容：中国之所以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无法制止腐败的漫延，正是由于制度有意或无意在遮护种种骇人听闻的权力罪恶。
“制度？陈行之先生，你是说制度么？”
“是的，制度。”
“不是在讲制度自信么？你这明明是不自信啊，你这样说可不好，很不好。”
我知道不好，我也知道我在制度问题上不太自信，可这是谁造成的呢？
千百年以来，人类为了自己的福祉在制度领域艰苦地探索前行，为此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付出过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终于奠定了目前的世界格局，那就是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实行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即我们宣称“绝不”和“不准讲”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宪政制度。从思想史意义上说，这种制度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斗争的结果。与什么进行斗争？与专制制度或者说极权主义制度进行的斗争，与专制者或者说独裁者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旷日持久，极为血腥，甚至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都是在为之奋斗的牺牲者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历史留给我们的记忆，绝大多数都体现为普通民众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作为历史符号，我们可以举例苏联的政治大清洗、中国的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波尔布特集团对柬埔寨人民的野蛮屠杀……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民族国家发生的内部战争，反抗暴政、争取自由和民主始终都是最主要的因子，世界政治版图就是这样绘制成为目前这个样子的。
目前是什么样子呢？如前所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实行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与我们“鲜血凝成战斗友谊”的少数国家，也都日薄西山，或者改旗易帜，或者翻脸不认人，绑架要挟，成为我们尴尬的外交难题，我们越来越形单影只，极目四望，极权主义的版图越来越狭小，扳着手指就可以数出实行此种制度的国家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的溃解，东欧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中东地区目前正在发生的动荡，亚洲腹地缅甸、越南、蒙古平静的社会政治演变，都可以纳入到世界政治版图变化和调整的历史进程之中。人类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始终没有终止，只要还有骑在人民头上的专制者，只要人民还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只要人民仍然在被掠夺，斗争就不会止息，永远不会止息。
这种斗争目前出现了新的特点，它超越种族、地域和国家，成为了与整个人类福祉息息相关的全球事务。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专制国家敢于说它是绝对安全的了，这既来源于这个国家必然会不断酝酿和演化的内部因素，也来源于国际社会经由血的教训（卢旺达大屠杀）所达成的共识：国际社会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独裁者一味地躲在国家主权后面残害它的人民了。这就是为什么专制主义独裁政权目前都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主要原因，我们只要看一下朝鲜之类的流氓政权的当下处境就可以了。
中国的改革只有从制度改革入手，才能够直抵社会痼疾的病灶，否则改革无意义，至于全国人民都寄予厚望的改革为什么成了目前这么个令人难堪的样子，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做深入探讨。一言以蔽之，在政治制度没有被触动并发生根本改变之前，权力罪恶既不可能被遏制，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具体到我们的话题，可以这样认为，赵甲、钱乙之类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通过他们的权力场寄生在国家制度上的权力者，他们与国家制度互为因果，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结合成为致密的共生体，打不开，拆不散，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将其分割——试想，如果没有大大小小权力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和驱使，即使在我们讲述的故事中，赵甲部长共和钱乙局长还能够如入无人之境，上下其手地操纵舆论么？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场对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制和扭曲，他们做得到让一切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消失么？他们做不到，绝对做不到。
由于我们没有保证人民的意志进入政治过程的宪政制度，政治也就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情，权力意志也就只能体现为野蛮的掠夺意志，权力罪恶也就只能在制度有意无意的遮护下进一步漫延。不要以为权力者不明白这些简单的道理，实际上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改变这种状态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更知道改变这种状态会让他们失去什么，这关乎生死存亡啊！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总是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强调宣传所谓社会主旋律的原因，这就是所有天灾人祸真相为什么都会被权力遮掩的原因，这就是媒体舆论中的权力腐败程度为什么总是与民众感受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这就是最无耻、最无能、最卑劣、最贪婪的人为什么总是被欣赏并占据权力位置的原因，这就是真正的爱国者和知识分子精英总是处境艰难的原因，这就是权力罪恶得不到遏止愈演愈烈的原因。
我很不愿意这样归纳和解释，可不这样解释又该怎样解释呢？
谁能告诉我？！
201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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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挑战两报一刊 推倒划界理论
王庆元推荐:來源:電子郵件 2013/7/15
（一次被取消的演讲）
毫无羞耻的掠夺，是苏共高层官员的特点，他们是共馋党，就是要多吃多占。请看辛子陵的文章揭发材料。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推不动，阻力来自权贵集团的本能抗拒，他们的列宁主义护身符就是“划界论”。我写了篇文章《挑战两报一刊，推倒划界理论》在网上发表，就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划界论”，粉碎“划界论”。
政治体制改革风声一起，主流媒体的写手们纷纷出来划清界限：问一问姓无姓资，划清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界限。《光明日报》于9月4日抛出《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署名徐振华，据说真正执笔为文的是主导意识形态的一位高官。9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的文章《划清两种民主的界限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同日《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干麟的文章，要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求是》第18期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题目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也提出了“划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两报一刊齐上阵，为反对政治体制改革造势。
“划界”理论是祖师爷列宁传下来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当时底气十足地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这一理论有两大要点：一个是阶级论，无产阶级民主制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坐天下，这是阶级的优势；一个是数量论，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平民永远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这是数量上的优势。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制（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正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即为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这两论一摆，反对者只好噤声。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这个为护身符，理直气壮地实行一党专政几十年。
这一套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人民还是信服的。暴力夺取政权，首领不执政谁执政呢？两代人的时间，合法性的危机就出现了，三代人的时间，就出现了苏联垮台，东欧剧变，中越等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列宁为一党专政打造的“护身符”是1918年发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表现在彼此易位。“无产阶级民主制”逐渐演变成了代表一小撮权贵资产阶级的政权（如中国、朝鲜），“资产阶级民主制”超出了有钱人的范围，变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权（如美国、欧盟诸国），投票权成了百姓维护自己权益的有力武器。
先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变化。16至19世纪，欧洲和美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革命并没有能够立即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想，欧美等国都曾经有选举的财产限制，说这个时期的民主仅仅是有钱人的民主大体是不错的。1883年恩格斯说：“‘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19世纪末叶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纷纷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实行普选，美国和西欧国家逐步实行了政党政治，工人阶级政党在议会中有了一定的席位。当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把铁血宰相俾斯麦赶下台，废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运动的非常法的时候，恩格斯的观点完全变了。他肯定了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有成效地利用选举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社会革命”。 1924年1月，英国出现了世界第一个竞选上台的工党政府――麦克唐纳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西北欧各国家逐渐演变成为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工党）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政策调节，不是制度重建，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奠基的。所以从制度上说，这是一种改良，不是革命。但这次改良，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其影响超过了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试错，没有给人类找到出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使老资本主义变成了新资本主义，使暴力革命变成了和平进化，使社会重大的利益调整出现了双赢的结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剥夺资产阶级，保护了先进生产力，保证了生产率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政府调节分配，向富人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全民福利制度，实现了相对公平，缩小了贫富差距，这是一个资本家可以接受，劳动者也满意的根本国策。所以恩格斯把这种政策调整提高到“社会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一个既非老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的老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就这样产生了。
1945年二战胜利后，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百分之二十；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社会总收入的五分之二通过税收由政府实行再分配；实行“全民福利”的社会政策，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么叫响的。
美国学者Ｗ·Ｅ·哈拉尔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作新资本主义。他在《新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新资本主义是“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使原来的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瑞典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以上我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演变。它一开始是不完善，但它能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批评了美国对黑人的私刑， 当时确实如此。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要求普选权，要求取消种族歧视。1965年黑人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权，1969年就出现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的
祖父是奴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宽广。由代表资产阶变成代表全社会的利益。
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从来不作任何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改进和完善，它朝着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的方向改进和完善。叶利钦亲历了苏维埃政权蜕化变质的过程，请看他的生动叙述：
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女工，还有一个花匠。
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他的巨大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十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地下冰柜。我们沿着宽敞的楼梯上了别墅的二楼。这儿也有一间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着精致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的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
结束巡视之后，卫士长兴奋地问：“这个别墅怎么样？”我们好像哼哈了几句。我们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毫无意义。我现在对什么是社会公正、什么是社会两极分化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62或图-134。在乘机时，一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
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共产主义。
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
这是苏联垮台前夕的情形，主要讲特权这个侧面，和我国现在的情况比较，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苏联模式的变种，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历史地走向了反面。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光明日报》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由谁统治”的问题，好极了，我们就从这里切入，只要一较真就会发现，这正是执政党的软肋。构成我们政权的四梁八柱是些什么人呢？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财产超七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 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
七省市地厅级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600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00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00平米至700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00平米至850平米。
从2003年至2008年6月底，在职地厅级以上官员离婚再娶者52570人。这里头少数有正当理由，有许多属于喜新厌旧，更多的是为了转移财产，把巨额财产划在前妻名下，贪官自己，既保住了江山（职位），又可再娶个美人。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这个数字许多文章引证错了，说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点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现在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谈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承认这个失败，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
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六亿七千万，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买了一幢豪宅，花了两亿五千万人民币，轰动世界。一般来说，三百万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三五百万的算是中等豪宅；一千万左右的算是高档豪宅；两千万以上的应该是豪华庄园了，自家配有养马场、小型跑马场和高尔夫球场。1998年蒋宋美龄生前以280万美元卖掉了纽约长岛蝗虫谷豪宅，据行家估算现在应该价值1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000万元。曾伟的豪宅价值是蒋宋美龄纽约别墅价值的3.5倍。我党曾经义愤填膺地号召和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如今我党领导人的家族，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夺的财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还硬说是人民在当家作主，这样的瞒和骗能够长久吗？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普通老百姓中近年发生了十几起为抗议政府征地拆迁而自焚的事件。上月10日，江西省宜黄县凤岗镇锺家，受县长带领拆迁队的野蛮逼迫，举家自焚，烧成重伤三人，一人不治死亡。锺家两个女儿上京告状，县委书记又带了四十多人追到南昌昌北机场，把两个女孩堵在机场女厕。县长、书记齐出动，如此残害百姓，这个地方政府还能算是人民政府吗？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受到了撤职处分。有的青年朋友认为，只要上级领导是包青天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政治体制改革呢？我给大家讲讲台湾是怎么解决这类问题的。
社科院的于建嵘是个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他访问台湾，预定日程完毕之后，他要求接待方给他派一辆车，他要到各县随机采访。人家很大度，派了车，让他随便接触老百姓。于建嵘每到一家就问一个问题：如果政府要拆你的房子，你怎么办？台湾人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连说不可能，政府怎么会拆我的房子呢？于建嵘说：这是个假定、假设的情况，请您回答。台湾百姓说：那我给联系我的议员打电话，他在参议会弹劾县长，县长就可能被罢免。于建嵘说：真的吗？那户主人找出一张联系卡片，当场打电话，真把县参议员叫来了。
我们的政治体制如果有这样的机制，宜黄锺家还至于自焚吗！遗憾的是我们的人民代表是协商指定的，不是民选的（虽然履行投票形式），和人民没有那个联系，你叫他，他不理你，你找到他家里把情况告诉他，他要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绝不会替你说话，他要替你说话，下一届的人民代表就当不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最近说的“权为民所赋。”民选县长，县长怕百姓；任命县长，百姓怕县长。包公戏久演不衰，是因为没有包公，人们一代一代地期盼着。包公是人民理想中的小救世主。既不能靠大救世主，指望出个好皇帝，也不能靠小救世主，希望各地出包公。只有民主制度，老百姓把选择官吏、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选他，把他举起来；也能罢免他，把他拿下去，这才靠得住，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实现“权为民所赋”的过程。现在常说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一句貌似全面、正确的废话。县长和书记逼得锺家自焚，只见党的威势，不见依法治国，老百姓连自家的房子都保不住，遑论对国家大事的当家作主。
两报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和剥削说成“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它把过去只有少数剥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变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这种站在云端说出来的神话，离开中国社会实际十万八千里，在官方改革派公布的那些官僚资产阶级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事实面前，显得那样虚伪，那样狡诈，那样无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种程度，连指鹿为马的祖师爷赵高都只能自叹弗如。在推动中共亡党亡国的问题上，两报一刊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又立了“头功”。
结论：原来说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民众的，党的掌权集团经济地位的变化把这种代表关系完全颠覆了。“由谁统治”？现在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国体，一不代表穷人，二不代表多数。一党专政绝对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这样说，并不是说党和政府中就没有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人了，有，这就是改革派。2010年以来，国民收入的分配政策大规模地向民生倾斜，是胡温新政不绝如缕仍然存在的标志，但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权贵集团是通过绑架党、绑架政府的形式实现他们的利益的。现在是常人政治。一个普通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幸运地通过各种机遇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的合力来行事。在组成当今社会合力的各股力量中，权贵集团力量最强，所以权贵集团可能决定政策的方向，改革的方向。常人政治的常人领导人可能成为权贵集团的俘虏，被他们所掌控，成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常人政治的困境。现在事实上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控制了党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大的作为，连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媒体过滤掉，并受到主流媒体的围攻，他们企图把改革派领导人与人民隔绝开来。改革派领导人要摆脱困境，只有向民间寻求支持。
现在共产党内事实上有三派：官僚资本主义派、毛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
官僚资本主义派是当权派。他们控制着国有企业，控制着媒体，控制着国家机关。他们主张改革开放既不前进（搞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后退（放弃经济改革的利益回到毛时代），停下来。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想的是“维稳”，干的是“维稳”。他们增加维稳经费，扩大维稳编制，甚至运用安元鼎保安公司这样半黑社会力量抓捕关押上访者，想在国庆60周年露一手，创造太平盛世。让他们没想到的是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达到23万起以上，比起2008年的12万起，翻了一番。他们终于认识到，治理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靠暴力摆平一切是不可能的。他们抗拒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志有所动摇。标志性的事件是2010年7月上旬，曾任瓦文萨的顾问，被誉为波兰1989年和平转型的灵魂人物的亚当·米奇尼克应邀访华。
毛派的主体是粉碎“四人帮”后政治上的失意者，以代表工农弱势群体的面目出现，打毛的旗帜，以“公平正义”夺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不甘心被边缘化的地位。他们并不是真心想回到缺吃少穿的计划经济时代，而是要夺取政权，至少是谋求政坛上的一席之地，急不可待地组织了两个毛派政党，又没见其中的共产党员声明脱离共产党，许多人成了“跨党分子”。他们甘为权贵集团利用，攻击改革派，成为权贵集团政治上的同盟军。
民主社会主义派由党内民主派演化而来，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胡赵被撤换后跟着失势。这一派是一个广大的党内干部群体，离退休老干部多数属于这一派，在职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其人。他们人数众多，但不显山，不露水，不组党，不组派，是改革派在党内的坚定支持者和组织基础。他们忧国忧民，真心为党，主张把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性的救党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现在，一个类似社会民主党的派别或政党，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谁能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谁将在党内和民众中争得多数，谁将在十八大胜出，并主导中国的未来。
令人欣慰的是温家宝总理最近明确表态：“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尽管社会议论纷纷，尽管遇到阻力，我仍会坚定不移推动我的信念。在我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他还表示：“中国的下一代领导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决定国家力量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顺者昌，逆者亡。”温总理的坚定态度，说明在当权派中，改革派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硬。这种明智态度，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正当改革派的领袖人物向人民走来，与人民结合的时候，有人败坏温家宝的声誉，企图把温家宝和人民隔开。我很赞成一位网友的意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温家宝的真诚，勇敢和大度，他是活着的赵紫阳和胡耀邦，我们不要等待中国开明的领导人失去了权力以至生命之后，再去纪念他，缅怀他，我们应当在此时此刻就给他多一些鼓励和支持！”
我将恩格斯的一条语录，赠给党内各派：
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
今天的讲演主要是批倒“划界论”。撰写“划界论”理论文章的同仁如果不服，可以下一次到三味书屋来跟我辩论，也可以在中央电视台举行公开辩论，你们把我驳倒了，我辛子陵从今不再谈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是我把你们驳倒了，你们就不要再把“划界论”当作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万应灵药，现在是既麻痹不了自己，又忽悠不了人民。记住恩格斯的话：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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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某正部级高官曾多次品尝真人版人奶宴
北京情色贿赂宴会 富商献裸女 淫官喝人奶
王庆元推荐來源:電子郵件 2013/7/25
有这样的父母官，可以想象他们会把中国带到何处？
新浪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2129570102e9tj.html
(铁路论坛 bbs.yailcn.net 2013-7-21 14:41）
近日，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周方在新浪博客、博联社等网站发布博文《人奶原来是道“菜”！？》。文章称，近日传来有关人奶“交易”的新闻，有些人把人奶看得很神秘，其实喝人奶早就有了，而且“八项规定”之前，喝人奶还是京城某些高档会所的一道“菜”呢。某些在职的部长级领导也曾多次品尝过这道“菜”。
网友潇潇下下转载的这篇文章说，有位现职正部级的宣传部门高官，当年在参加一位大老板的宴会时，不仅跟着喝了人奶，而且还做了按照党章或“八项规定”来看“很过分的事”。
事情的经过是：某年某月某日，当时还是副部级的这位先生，参加一个在北京某会所搞的此类宴会。席间，人奶是作为一道菜上来的。不过这道菜并非盛在任何器皿中，而是在每位食客旁边，都来了一位全裸的美艳少妇。
请客的大老板指着少妇们对客人说：“大家请随意，想喝奶的请喝奶，想‘吃人’的就‘吃人’”。
“在座者心知肚明。于是乎，大家便纷纷停止了交谈，放下了手中的一切，开始专心致志地对付这道‘菜‛。 顿时餐厅里传来一片‘喳喳‛ 的声音，其间，有些人按耐不住，还带着自己的‘奶妈‛ 到里间潇洒去了。”人奶“是当天宴席上最贵的一道 ”菜“，每位标价5000元。
据我所知，那位当下已是正部级的宣传高官，参加这种宴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本人如果记性不好，我可以找人帮他回忆，到中纪委茶室里谈或者跟老婆回家反省都行。那天请客的大老板目前还在狱中，提审起来很方便。
写出这段故事，就是想告诉那些装得人五人六的领导们，你们别他妈一天到晚装蒜，就你们这么一天到晚瞎折腾，又是"反宪政"，又是支持贪官搞谋杀,惹急了，老子就把你们这些糗事，带着你们的真名实姓，一桩一桩地公布出来。
文章最后强调说，本人只要求你们他妈的别来干涉我写跟你们并无直接关系的文字（迄今为止我坚持不点名揭露从媒体出去的领导），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否则，咱们就比比看谁死得更快！
综上所述，作者老桑的文章点评说，仔细看了周方博文披露‚正部级高官“吃奶”细节后，竟让我在这骄阳似火的炎夏中，倒吸一口凉气并周身彻凉！
这种凉的感觉来自两处，一处是为文中所曝‚“现职正部级宣传口的领导”吃人奶的丑像，觉得让人恶心和寒心；一处是为这位新华社记者的安全所担心和揪心。周方兄弟，在强权面前，你敢将矛头直指你的最高领导，难道你不怕查、不怕封、不怕批、不怕开、不怕关、不怕死吗？
人们不禁要问了，这是《天方夜潭》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故事吗？还是"印度王子和仙女"故事中的场景？都不是！它就是发生在中国、发生在首都、发生在"现职正部级宣传口的领导"身上的现场报道。不知那位正部级领导，看了手下这位大胆的周姓记者博文后，又有何感想呢？
（来源：新浪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2129570102e9t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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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北京情色贿赂宴会 富商献裸女 淫官喝人奶
2013-07-20
大公网21日讯 据本港媒体报道 官员荒淫无度，再有新华社记者忍不住反戈一击，实名举报某正部级官员在参加宴会时，接受商人情色贿赂，饮用裸女人奶！该记者更形容官员腐化无边，喝人奶“只是小事”！
新华社对外部记者周方在微博举报，一位现在任职的正部级官员，几年前仍是副部级官员时，曾在北京高级会所参加富商组织的宴会。桌上山珍海味，更有一道菜是美女人奶！“这道菜并非盛在任何器皿里，是在每位食客旁都来了一位全裸的美艳少妇。”而请客的商人厚颜无耻地对客人说：“大家请随意，想喝奶请喝奶，想‘吃人’就‘吃人’！”一时间，桌上宾客“都停止了交谈，放下了手中的一切，开始倾情地对付这道‘菜’。其间，有人按捺不住，带着自己的‘奶妈’到里间潇洒去了。”
新华社记者实名举报
周方昨对《苹果》记者表示，那位官员毫不尴尬，驾轻就熟：“他参加这种宴席都不是一次两次了。很多次！”周又说类似的荒诞行径，几年前在北京官场盛行：“不过要一定级别才可以的，毕竟很贵嘛，要5,000块人民币才能一次。”周方拒绝透露官员姓名和会所的名字，只说这名官员正被中纪委调查，调查组对于他的荒淫行径了若指掌。他称举报并非为了“要打倒谁”，只是觉得宣传部门对媒体打压严重，因此爆料出来是为了警告当局不要太嚣张：“惹急了老子就把你们这些糗事带着你们的真名真姓，一桩一桩地公布出来！”
周方指，近来中央狠抓官员作风，敢于“喝奶”的官员越来越少。他不屑道：“这些当官的那些事我们都知道，中纪委也知道。不过中央抓人抓不完啊，都是要有一定级别的才去抓，小鱼小虾的都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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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兄弟轮番施压习近平，颜色革命随时爆发 网文
來源:電子郵件 香港报刊论中国
内地高层的政治斗争愈来愈激烈，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轮番上阵，对中共第五代进行施压，要求当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言论自由、三权分立。高层的政治分裂，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社会危机。
胡德平日前在中央党校主持「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建议──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高端论坛」，围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突破口、风险、路径、目标和核心问题等进行讨论。在习近平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口号后，胡德平仍不断为政治体制改革加温，显然是期望中共走向民主化。
在这之前，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聚会上的内部发言被网络曝光。胡德华不仅对习近平的「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提出质疑，还以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为例进行「反击」。该讲话在内地微博广为传播，引发外界对以胡德平、秦晓为代表的改革派太子党与习近平「决裂」的猜疑。
中共高层目前已不是铁板一块，太子党内部也是四分五裂。内地政治学者陈子明透露，林彪手下四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子女，现在也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另一派为保红色江山，宁可自己的亲人受天大委屈，也要原谅毛泽东，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姊妹，也无法在公共场合坐在一起讨论问题。
以胡德平为首的自由派太子党，在政治理念上与体制内的太子党已分道扬镳，他们与社会上的公知群体、自由派人士紧密结合，在知识界、律师界、舆论界甚至商界已有众多的粉丝，拥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从零八宪章到批判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再到最近的公民宪政共识联署，自由派对执政当局发出连番挑战。
颜色革命随时爆发
从目前情况看，胡德平等人处于攻势，当局处于守势。对中共第五代来说，面对自由派咄咄逼人的态度，既软不得又硬不得，太软很可能使中共内部出现哗变，发生苏共垮台式的悲剧；太硬又怕激化矛盾，自由派上街引发骚乱。
事实上，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国内小气候与国外大气氛都已具备，只需要一个偶发事件便能爆发。当年六四事件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也是因赵紫阳与邓小平决裂，动员群众参与政治斗争，如今历史似乎又在重演，只不过领头人是胡家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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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说西方政党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是超级欺骗
作者: 闵良臣 來源:電子郵件
自1949年后，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欺骗忽悠国内可怜的人民，最熟悉不过的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主要指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怜的中国人民居然“有责任去解救他们”。后来全世界都知道，此乃超级谎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恰恰是中国大陆人民自己，而那三分之二的人们过的是中国百姓连做梦都不曾梦见的幸福生活。近来，谎言改成说西方政党并不代表人民利益而“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天哪！真不知西方国家的那些人民是怎么过活的，又如何能生活得下去！一个国家的政党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还有好日子过吗？然而，在信息时代，骗子也好，疯子也罢，人们对他们那些话如风过耳，随风而散，绝不会当真的。
说句在有些人看来也许该掌嘴的话，中国眼下所谓主流社会，没一个“道理”能说得通。对此，已经108岁的老知识分子周有光先生就深有感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了不起！现在往往强迫大家去相信一种理论，不知也要装着知道，这不科学。……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如果科学，如果先进，自然能得人心，还用去强迫吗？”你看说得多好。不是我们这种制度，真想选周老先生当国家主席，带领我们做个明白人。
一
自1949年后，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中国人一次又一次欺骗忽悠国内可怜的人民，最熟悉不过的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主要指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怜的中国人民居然“有责任去解救他们”。不过可笑的是，后来全世界都知道，此乃超级谎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恰恰是中国大陆人民自己，而那三分之二的人们过的是中国百姓连做梦都不曾梦见的幸福生活。
就这样欺骗大半个世纪还不算完，某些人的坏毛病至今改不掉或说也不想改。近日，从互联网上又读到近期《红旗文稿》刊载的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锦清与凤凰出版中心主笔玛雅对话录《百年复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天命”的对话》。说来不信，读这种对话，就像是在听两个骗子或疯子的超级谎言或疯话。这次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不再说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改了，改成说西方政党并不代表人民利益而“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天哪！真不知西方国家的那些人民是怎么过活的，又如何能生活得下去！一个国家的政党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还有好日子过吗？然而，在信息时代，骗子也好，疯子也罢，人们对他们那些话如风过耳，随风而散，绝不会当真。
让我们看看曹锦清教授是如何说的。他认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都被吸引到了延安，或说共产党之所以能捕获知识分子的人心，是因为共产党“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它是一个新的历史观。因为有这个历史观，毛泽东就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因为真理在自己手里。”估计任何人读这些话都能明白曹教授之意，不过是说，当年共产党之所以那么人心所向，是因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最进步的，真理就在共产党手里，在毛泽东手里。
然而，别的不说，只要是上世纪五十或六十年代出生在大陆的中国人，一定都有体会，毛泽东生前所作所为真的是在“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吗？他真的相信真理就在他的手里吗？在毛泽东引领下，几千万子民成了饿殍，这也是什么社会主义道路？人类500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中有这样引领的吗？再说，毛泽东真要有那么自信，又有什么必要“引蛇出洞”打那么多“右派”，并且要大搞“阶级斗争”还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呢？
现在虽已时过境迁，本人也还是要说：毛泽东时代就是落后领导先进，毛泽东及他领导下的共产党肆无忌惮地把中国人民往绝路上引，公开宣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谁穷谁光荣，谁富谁狗熊”。自己在先前一篇文章中甚至相信，如果由当年拍摄上演的电影《青松岭》中的那个说“谁富谁光荣，谁穷谁狗熊”的所谓落后分子组织一班人马领导中华民族，中国至少要早二十年实行改革开放，可怜的中国人民也会少受很多罪。如此说来，曹教授的观点显然不靠谱了。那么你说曹教授说错了吗？也不，只是他在说谎。正因为是说谎，也就很难自圆其说。
比如，当他谈到中国的自由派时，上面的观点就变为“现在中国的自由派……有几个口号：政治民主化——采用西方民主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军队国家化；经济进一步私有化。这些口号整齐简洁，很能捕获人心”。
这是什么话！既然“很能捕获人心”，也就说明自由派的思想理念或叫意识形态是最进步的，真理在自由派手里，至少也表明自由派思想理念顺应了民意，是人心所向。不然，总不能因当年延安人心所向就说共产党是进步的，就说真理在共产党手里在毛泽东手里，而一到自由派人心所向就不是因为真理而只是因为“口号整齐简洁”了吧。
合理解释，也只能是，延安时代，一些不明就里的知识分子向往共产党所宣传的那些观点（且不考虑瞒和骗的成分。不然，王实味是怎么死的？他不就是就他在延安所看到的中共情形写了几篇说真话的杂感吗），而今天，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向往的变成了自由派所倡导的这些思想理念了。堂堂大学教授，怎么可以如此不实事求是呢？用慕容雪村2012年7月在香港演讲中的话说就是“如果你是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拒绝谎言”啊。
再说，那几句口号哪句错了？“西方民主制”难道不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趋势？“三权分立”难道不是让司法独立为了更好地少出冤假错案？“全民选举”难道不是人心所向？“军队国家化”不正是为了防止像希特勒那样的法西斯分子建立党卫军吗？至于“经济进一步私有化”就更不用说了，没有进一步私有化，西方是不会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本人不知道，这些十分浅显的道理，一个大学教授居然也搞不懂。
二
尤其让人看不下去的是，曹锦清教授认为西方政党“它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而“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领导党”。事实果真如曹教授所言吗？西方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如果仅仅代表某个利益集团，他们为何能得到他们国家人民的支持？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而不单是所谓“某个利益集团”——又为何那么幸福快乐？要知道，在西方，某个党派要上台执政，并不像我们这样是铁定的，而是一定要经过国民投票选举。
所以说，与其说西方政党“代表某个利益集团”，不如说他们更能代表本国人民利益。否则，也不会发生这场金融危机。估计连曹教授也难以否认：西方的这场金融危机，说到底，就是西方的政党太代表本国人民利益了，他们总想让他们的人民过上天堂般生活，而不是只让曹锦清教授所说的只让他们代表的“某个利益集团”过上好日子。只是由于人民过得太幸福，有点超前，国家财政吃不消，才引发这场金融危机。说你不信，什么时候在中国，也能因为人民太享受太幸福而发生一场金融危机，中国人民也算没有白活。
此外，据最新报道，在曹教授所谓政党“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的美国，道琼斯指数在今年连创历史新高之后，这两天又再创新高。而英国经济学人智库近日发布《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美国、挪威、法国分列前三位，中国在107个国家中居第42位。也就是说，那些“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的西方政党总能把他们国家的食品质量管理得让人民放心，而我们这种“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却又总是把食品质量弄得怨声载道。为此，请教曹教授：这种现象你怎么看？能不能拿出一个让中国人民能以接受甚至信服的解释？
还有，既然“代表人民利益”，为何人民居然不相信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大陆老百姓都成了“老不信”？这可是亘古未有的天下奇闻啊。而《人民日报》麾下《人民论坛》一项有关《“信心?信念?信仰”调查》的民意调查，其中就“您赞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么”，选择“不赞同”的为82.56%；对“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选择“不赞同”的为79.94%。
至于说到西方的“集团”二字，本人也与曹教授的理解有所不同。在西方，有单位的，自然都有工会组织保护；即使没有单位，由于允许自由结社，可以说也都是一个个“集团”。不像中国，人民只是一盘散沙，即使有单位，那工会也只是聋子耳朵，工会领导绝不会站在工人一边，更不会为了某个工人的利益与单位与政府据理力争。于是，无数的中国人有了冤屈也就只有去各地政府乃至京城上访，如此这般，曹教授是如何证明西方政党“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而中国政党又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呢？一个教授，总不能红口白牙说些连自己也未必相信的话吧。
三
也就在自己敲这篇短文的当口，忽然从互联网上又读到一则图文并茂的新闻，中国驻美大使馆门柱发现几个“拆”字，“有美国媒体称，这或许是抗议中国某些地方（政府）强拆的人用涂鸦方式表达的不满”。我们的媒体在刊发这则新闻时为了替政府遮丑，跟着解围：“中国中央政府曾经出台过多份文件，强调不允许暴力拆迁和强制拆迁，但是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某些地方政府依然存在着强拆等违法问题。”
如此辩解，且不说有多大说服力，无论地方政府不听中央的，抑或中央政府管不了地方政府，都不是中国百姓操心的事，作为百姓，他们只想知道，那些中国地方政府为何不仅不代表“人民利益”，而且还如此对待人民，有没有制度设计的原因？难道用一个“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也能解释得通的吗？在今天，像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地方政府这种类似强盗的野蛮强拆行为，你问问那些被曹锦清教授称作“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的西方政党也好政府也罢，他们敢不敢为？
我很奇怪：敢于强拆民宅的政府竟然被曹锦清教授口口声声称作“代表人民利益”，而对于强拆国民住宅连想都不敢想的西方政党却被曹锦清称作“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真他妈活见鬼了！中国大陆居然有这样的教授！这种人也能当上教授！本人对生活在有这种教授的国度，深以为耻！可以这样想，曹教授如果把他的这些话在西方社会说，不仅那里的政党或政府说他是诬蔑是诽谤，估计很多国民也一定持反对意见，支持政府将这种毫无实事求是之心甚至不说人话的所谓中国教授驱逐出他们的国家乃至驱逐出整个西方。
说到这里，又联想到对话中曹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之一即“历史循环论”。是怎么改变的呢？无非是说，“循环论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加上天命说，有效地带来一个新的统治者，给予他统治的正当性”，而“共产党加以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了阐述，核心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可奇怪的是，我不知全国各地方政府到处强拆民宅，是得了民心还是失了民心？所以说，就中国当下而言，本人是反对说得天下者一定得了民心的。
曹教授在文章中自相矛盾处当然远不止这些。大家知道，市场经济可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专利”，按说，中国执政党完全可以不相信西方“那一套”。然而，曹锦清教授又认为中国的执政党要通过实行市场经济“把追赶作为目标”，并且“只要追赶的任务还没完成，对执政党来讲，这就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意思不就是说中国执政党要加把油学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吗？
再比如，我们都知道，包括曹教授在内，总是说西方制度不好，西方政党更不好。那么本人就奇怪了，西方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为何人家的文明程度总是比我们高？人家的社会政治怎么总是比我们进步呢？更重要的是，曹教授即使带着对西方一肚子意见也不得不在对话要结束时说道：“总之要富强，（就要）学习追赶西方，而且时间要短。”
西方那么不好，曹教授为何还念念不忘要学习西方？曹教授要学习西方的什么呢？就是为了追赶GDP？好像现在中国执政党也已经意识到了，单是为了GDP，不仅不能给中国人民包括一时半会儿尚未移民到西方的大陆官员带来美好的幸福生活，很可能还因为一味追求GDP，害了这个国家，害了没有资格移民的中国绝大多数百姓。
如此说来，西方制度不好，西方政党不好，曹教授还希望中国执政党学习西方，只有一种可能说得通，这就是西方人民好。可西方人民为何就那么好呢？是不是与他们的制度与他们的政党有关？这难道不值得曹教授和玛雅主笔以及所有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吗？
2013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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