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篇】(十一)RFA鲍彤:审薄余谈集体美容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开学在即千孩无学上福建浙江家长连日维权;介子平:可悲的民族奴性;胡德平炮轰中宣部否定宪政;许志永致习近平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中国宪政学者吹响民间宪政改革动员号;朱欣欣:从王林事件看国人的精神危机;汊河口:许医农向精英转发宪政文章逼习改革;清流浦:习近平的尴尬;中国姓氏;曾建元:印尼民主化之观察;郑汉良:香港浸大校长称毛统治下中国难有哲学家
神州有泪
【教育篇】(十一)
RFA独家：鲍彤:审薄余谈，集体美容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开学在即千孩无学上 福建、浙江家长连日堵政府维权:政府规定外来工子女不能入读公立学校.要读公立学校，你要有厦门户口还要有房产证
介子平:可悲的民族奴性:耶鲁大学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曾言：“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鲜可以用，政府可以用，官员可以用，富二代可以用，二奶可以用，唯独老百姓不能用。”对外要脸不要钱，对内要钱不要脸。韩寒:“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
美国之音海彦:胡德平炮轰中宣部肢解毛讲话真义否定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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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欣:从“气功大师王林”事件看国人的精神危机
汊河口:许医农向万名文化精英转发宪政文章逼习改革:著名宪政学者许医农突然棒喝习近平——其从北京通过电子邮箱向全国万名文化精英转发了以《习近平的尴尬》等13篇“要宪政不要党天下”的学术政论，意在联合天下自由思想者逼习改革，重启公民社会建设。
清流浦:习近平的尴尬:习李很尴尬;习的对策;习李面前五道坎:第一道是经济体制坎;第二道坎是国家主导意识危机;第三道坎是宪政法制坎;第四道坎是庞大的贪腐集团;第五道坎是体制外变革诉求。预测习近平
中国姓氏:李氏國、王氏國、張氏國 每一個都是人口大國:現在中國正在使用的姓有 4000多個，其中占人口前三位的是李、王、張，這三大姓的人口有近 2.7 億，占了中國總人口的 21% 山。這個姓在這裡讀亞，是在安徽發現的，只有兩千多人。這個姓氏的來源是當年岳飛遭秦檜的迫害，岳飛的後人就改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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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独家：鲍彤:审薄余谈，集体美容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01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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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鲍彤先生近照（摄于2012年12月/鲍朴提供）Photo: RFA
审判薄熙来而忽略不计他发动的无法无天的唱红打黑，其公正性正如审判希特勒而忽略不计他发动的反人类的二战一样。但是，公诉人代表国家，早已先验地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这个决定雄辩地证明：高层对唱红打黑没有分歧，审薄不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产物。薄熙来由县，而市，而省，而部，而直辖市和政治局，没有江、胡、习的提携和友谊是不可想象的。他的辉煌的顶点是唱红打黑，尽管舆论震惊，但最高领导公开给予高度好评。当年报章犹在，人们记忆犹新，我看不出发生过什么内斗。
致命的转折是突然出现的。薄熙来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名其妙打了重庆市公安局长一记耳光，把局长打进了外国领事馆，局长在那裡洩露了政治局委员夫人谋财害命毒杀英国客人的罪行，政治局委员越界出动了浩浩荡荡的武警围困领事馆，险些演出了一齣只有义和团才敢下手的惊天动地的闹剧。丑闻再也捂不住了，只好委屈这位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成为阶下囚了。
一部以中国特色的财、色、谋、杀为题材的活剧，被男一号自己的史诗般的巴掌打进了国际社会，洩露了丑事。如果没有这个传奇般的转折点，薄委员本来应该登上集体总统的宝座，说不定今天就在怀仁堂里部署法制建设和反腐斗争的伟大工程哩！
然而不然，捂不住了，因此才迫于无奈，非审不可。由此可知，审判的宗旨，不可能是伸张正义和维护法律的尊严；相反，只能是借重法律的工具，给伟大光荣正确的主体做美容。只准成功，不许失败，一定要在国人和世人之前把社会主义的面子捞回来，给大家上一课：尽管到处是制度性腐败，中国的官场还是相当干净的哩，尽管党大于法，中国的司法还是非常公正公开的哩……，总而言之，为一党专政争气，为中国模式争光。
别说难如骆驼穿针眼，应知万事靠人为。一年半设计，四天半施工，下一步只待择期宣判。毫无悬念：时辰一到，审判官一定会根据领导意图向大家宣读公正的判决。既然宗旨明确，策划周密，演员尽力，观众们还能有什么遗憾？
此审的得失成败，自当载进文明史册，散入渔樵闲话，供大家细细品味。我只是不知道，专做美容不治病，能发挥什么转危为安起死回生的作用。我只知道，励精图治，不可以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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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在即千孩无学上 福建、浙江家长连日堵政府维权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2013-08-27
共有15张图片，请上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浏览
图片：数百厦门外来劳务工家长周日、周一围堵湖里区政府，抗议小学一年级报名入学不公平，导致该区一千多名外来工子女无学可上。（微博）
图片：数百厦门外来劳务工家长周日、周一围堵湖里区政府，抗议小学一年级报名入学不公平，导致该区一千多名外来工子女无学可上。（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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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数百厦门外来劳务工家长周日、周一围堵湖里区政府，抗议小学一年级报名入学不公平，导致该区一千多名外来工子女无学可上。（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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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市下辖永康市新永小学的数百学生家长周一冒雨围堵当地政府，抗议教育局将学校搬到郊区工厂区。（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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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市下辖永康市新永小学的数百学生家长周一冒雨围堵当地政府，抗议教育局将学校搬到郊区工厂区。（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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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中国各地学校将纷纷开学，开始新的学年。但是在厦门市却有上千名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无学可上，浙江金华市一所私立学校也因为被注销要搬迁，使得数百名学生不得不到很远、条件又不好的地方上学。两地的家长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不作为。
数百厦门外来劳务工家长周日、周一围堵湖里区政府，抗议小学一年级报名入学不公平，导致该区一千多名外来工子女无学可上，要求与政府直接对话，家长还把车停在路中间，造成金尚路、成功大道、枋湖路交通瘫痪。
据知情网民透露，周日晚大批警察清场时和家长发生肢体冲突，一名妇女受伤。
一名知情者周二向记者证实了事件，他还表示事件造成厦门市大面积交通拥堵，但媒体却集体噤声。
他说：“整条路被封了一天，造成了整个厦门的交通拥堵，（外来工）自己的孩子没书读，肯定要找原因，目前官方没有发布正式的消息。”
记者：“报纸、电视有这个消息吗？”
知情者：“都还没登出来，都还没有。”
另一名知情者告诉记者，政府规定外来工子女不能入读公立学校，日前，家长得知私立学校发放学位给外来工子女，于是很多家长凌晨两点就在学校外排队，但翌日被告知民办学校也爆满了。
他说：“一千多个家长堵金尚路，为了子女上学的事情，厦门（政府）开放学位给外来工子女，但是有限额，家长为了给孩子上学，有的两点多就开始在外面排队，但排不到位，就引起了这样的事情。”
一名外来工学生家长周二对记者说，抗议从周日早上一直持续到深夜，但区政府和教育局的官员均未现身。
“去年和今年都比较难读，但现在就很严重的，希望渺茫嘛，（家长）都跑到了湖里区政府那边去了，很多小孩子没学上，门口挤得人都满满的。现在要读公立学校，你要有厦门户口还要有房产证，现在要求都很严。私立学校也挤得很满，批得又少，有的又离得很远，现在家长都很烦恼。”
记者周一至电湖里区政府，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转而致电厦门市政府，对方表示市领导还有很多事要处理，不能保证人人有书读，让记者再找教育局了解情况。
“你要打电话给市教育局，市政府也不可能天天弄这个事，领导开会也有很多问题要研究，学位是有有限的，不能让每个人都读得了书。”
据网络图片显示，湖里区政府和附近的街道被围堵得水泄不通，大批身穿制服的警察在现场戒备，入夜后，道路拥堵情况仍没有改善。
同样是为教育维权，浙江金华市下辖永康市新永小学的数百学生家长周一冒雨围堵当地政府，抗议教育局将学校搬到郊区工厂区。
据了解，新永小学是一所私立学校，校址原本在市区，共有600余名学生，其中包括160名将于今年9月入学的一年级新生，这些学生中有许多是外来劳务工的子女。
但近日家长们得知，该校的办学资格自2013学年起被教育局注销，学校将要拆迁。开学在即，数百学生被逼搬到郊区的工厂区上学，离市区有七、八公里，而且新校区和工厂共用一栋宿舍楼，即住校的学生要和工人同住，家长普遍担心孩子的安全得不到保证。
记者周二致电新永小学，但其电话已欠费停机。而市教育局的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记者又致电永康市政府文教科的一名负责人，对方表示在此事上政府没有责任，家长若不接受在新校入读，就安排子女转学或回原籍上学。
“原来的地方肯定不能读了，那是（学校）举办者的责任，教育局4月份开始就一次又一次地跟举办者讲（要拆迁）。反正政府这样安排，如果愿意去的话可以去读，不愿意读的话，外地的可以回原籍，也可以办理转学手续。教育局昨天有专门接待的，你去找他们好不好？”
据自称学生家长的网民反映，周一晚，教育局的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新永小学的600多名学生由另一家民办的“前进学校”接管，上课地点被安排在永康市四中，但由于该校没有适应小学阶段的教学设备，不能按时开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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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民族奴性
作者：介子平 來源:電子郵件
民族性和基因、传统、文化、教育等等相关。而奴性教育是首要的原因，愿更多的人，特别是领导人觉醒，彻底改造中国的教育！
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因《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获名，然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其困惑越来越深，最后竟以自杀结束生命。自杀前她与身边亲友说：“在访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发现需要砍的，还有自己的同胞。”何以要砍向自己的同胞，自己同胞的所作所为当砍。
扬州十日时，江南居民只要遇见一个满洲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年，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便战战兢兢，无一敢动。此清兵便押着这些人青壮年赴屠场，其间无一人反抗，一人敢跑。至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南京大屠杀时，如此情形再度上演。日本人抓住国军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有换了兵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众手齐指那些师长团长们。但结局却无异，指人者与被指者统统一死。有人说南人文弱，故由着清兵造次，其实北人也扯淡，抗战时的山西农村，经常是一个鬼子撵着全村人团团转，让跪下就跪下，说趴下就趴下。梁实秋《排队》一文中道：抗战以前，人们在车站购票不排队。但日本人占领北平前门火车站后，秩序从此改良许多。何以然？因为有个日本兵拿着鞭子，来回巡视，看有插队者，上去就是狠狠一鞭，那人便一声不响排在了队尾。为此，梁先生悲然诘问：“难道中国人真需要那一条鞭子才行么？”有人不解何以每至夷狄更姓，自发或被迫的汉奸便多如牛毛，正如失望是绝望的前提，奴性实则汉奸的基础，奴性越深，汉奸越多。读史的周作人说过一话，意味深长：“积多年的思索经验，从学理说来人的前途显有光明，而从史事看来中国的前途还是黑暗未了。”
读史令人心碎，少年读史，义愤填膺，成年读史，便有周作人话里的滋味了。崇祯挽残局，无奈六下罪己诏，“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此话甚是，问题在下层，根源在上面，“朕为民父母，民为朕赤子”，既如此，子不教，父之过矣。其实也不在一君一朝，在制度。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GDP世界第一，却不堪一击。何以然？费正清认为，制度落后和官场腐败是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从康熙、雍正到乾隆，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中国的官僚体制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有组织的贪污集体。”后来有人将国人状况描述为一盘散沙，以为有了铁腕领袖，有了铁幕制度，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焕然一新，果真如此？作家北村恨铁不成钢而愤愤然：
“日本人曾经在中国无恶不作，但真比某些中国人更坏吗？他们在食品上互相投毒了吗？为泄愤去幼儿园杀幼儿了吗？把化学污染物压进地下水了吗？饿死过上千万本国人民吗？出卖过国土吗？为援助外国人牺牲过本国人吗？官员轮奸过本国幼女么？迫害过为国家而战而被俘的人吗？毒死人的企业官员不谢罪反升官了吗？”国民性不堪至此，定是文化出了问题，制度出了问题。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鲁迅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不可谓不痛。然大几十年过去了，现状可否改观？多数人持悲观态度。
作家刘震云接着道：“中国的国民性自鲁迅时代以来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阿Q精神在今天仍然适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源于他对周边环境的恐惧感，而今天我们身边这种恐惧感仍未减少。不仅没有减少，相反，中国人现在除了恐惧，还缺乏对未来的远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民性问题。”
民族主义极易煽动，你可以借势利用之抵制日货，甚至可以砸毁日系车辆，然谁有能力改变这个民族的劣根性。鲁迅说“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历史上，除夷狄对华夏的荼毒，多数时候是自己人戕害自己人，自己人屠戮自己人，其残忍程度绝不亚于外人，只是家丑不可外扬，史料中难免遮遮掩掩。耶鲁大学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曾言：“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鲜可以用，政府可以用，官员可以用，富二代可以用，二奶可以用，唯独老百姓不能用。”对外要脸不要钱，对内要钱不要脸。时代真的仁慈了，大规模的肉体灭绝停止了，却将精力与用心全然转到了经济上的巧取豪夺、蚕食鲸吞。
鲁迅还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所以出现“为人莫当官，当官皆一般。换了你我去，恐比他还贪”，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人赫德管理的中国海关，竟是晚清最为廉洁高效的部门。这已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终要归结到制度的设计。1921年12月5日，张作霖在一次采访中道：“中国之坏，就是坏在官吏，办公事的人，只贪图私利。拿京奉铁路说，内中的弊病太多，说起来把人气死。外国人说中国穷，其实中国何尝穷，只不过钱都饱入官吏私囊了。中国财政，只要有个好人整理，官吏都奉公守法，那一点外债算个什么。”此话由一位土匪出身者说出，意味深长，较之匪，官之祸尤重。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喟叹：“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国银行便非常信用。”在广东，“一般人民都情愿藏收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认为这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先生将国人之智严重低估了。
后生韩寒之言，每有睿智：“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官员是体制的代言人，民众与官员的矛盾，说白了是与体制的对立。以前大多数人歌颂的制度优越性，原来优越的只在少数人，现在着意强调的是特殊性，特殊的还是那个超越宪法、超越公正的利益阶层。既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民间有多少善意，上层就有多少邪恶，民间有多少期待，官方就制造多少绝望了。“因为他们邪恶，我们才要正直；因为他们残忍，我们才要善良；因为他们阴险，我们才要光明；因为他们无耻，我们才要高尚。”甘地是个理想主义者，试图以人格力量改变国民性，但毕竟不切实际，最终要以制度为之。李光耀对邓小平讲过：“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又补充道：“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戈尔巴乔夫似乎也知之，为此不惜壮士断腕，明志断指，“我们要成为现代文明整体的一部分，同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共处”。上层说“改革不会走苏联老路”，窃以为，仅为改变不堪的国民性，苏联老路非走不可。（作者：介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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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炮轰中宣部肢解毛讲话真义否定宪政
美国之音中文网电子新闻海彦08.19.2013
经济观察网上的胡德平文章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文章“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首发于经济观察报，是经济观察网头条之一，但目前在该网已无法点开阅读。你的解读是：
是技术故障，不是删除，所以还留在头条里
被迫删除了，因为他主张宪政和以改革防止革命。文章留在头条里，形同开天窗抗议
删除了，因为他说文革是以牺牲彭德怀来祭旗和发端的。这等于指责毛泽东制造冤案
难判断，待观察，看看是否连胡德平文章都被和谐了
香港 — 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之子、改革派代表人物胡德平近日再度出击，发表评论檄文，具体考证毛泽东有关 “英法吃人宪政”说法的来龙去脉，斥责中宣部“哗众取宠”，肢解毛泽东讲话的历史背景，借只言片语否定宪政。
继不久前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警告中国没有宪政可能会爆发革命之后，胡德平在8月19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上，再度发表炮轰中共舆论喉舌否定宪政的文章。
在8月16日晚便出现在经济观察网上的题为《英法吃人宪政的真义》一文中，胡德平质疑中宣部旗下的《党建》引用毛泽东1940年的“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的说法否定宪政。
胡德平认为，应当将毛泽东这个表述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也就是苏德战争爆发前中共必须听命于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及其对外统一口径，不区分二战双方参战国，称之为“疯狗之间的互咬”的历史背景下考虑。
胡德平在文章中斥责说，“说英法宪政是吃人的宪政，则是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统一指示下，最初对英法宪政一时的、过激的、欠妥的认识，不久即做修正。如果一味纠缠此话，就是无实事求是之心，而有哗众取宠之意了！进而还想以此话做为中国今日不能搞社会主义宪政的根据，那么不管他有多大本事，他也是干着一件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怎么还说别人缘木求鱼？”
胡德平还说，毛泽东的宪政观十分明确，不但有现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可以争取，也有已成为现实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宪政）。那种认为新民主主义宪政只是一种宣传，社会主义决无宪政的说法，起码和毛泽东关于宪政的逻辑论述和哲学思想相违。
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海外版连续刊载署名马钟成的反宪政言论文章《“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和《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攻击自中共18大以来学界和民间有关建设宪政的呼声。
而中宣部下属的《党建》也同时刊发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汪亭友《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不是“普世价值”》一文，引述毛泽东的话，称欧美式宪政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
汪亭友还说，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宪政”必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无东西方之分”、“对全人类有普遍意义”的“普世价值”。
作为敢言的改革派代表人物，胡德平8月9日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了《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警告中国没有宪政可能会爆发革命。他说：“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这是惨痛经验的总结”。
胡德平的第一篇文章被认为是他加入目前有关宪政大论战的檄文，被中国媒体纷纷转载。不过，几天后，这篇文章被从各大网站上删除。
中国宪政专家、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赞同胡德平的观点，对胡德平加入有关宪政的论战，成为主张宪政的领军人物表示支持。
在民间被称为“曹宪政”的曹思源表示，宪政是一个政治常识，是普世价值，反宪政派最终将失去人心。
他说：“100多年来，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批评和否定宪政还没有过。批判宪政的结果是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它要批判宪政，而更多的人士要捍卫这个政治常识，要捍卫宪政，总是要说话的。更多的人对宪政感兴趣，而对于反宪政的文章水平之低、没有道理，不能服人有同感。”
另外，中国宪政学者、资深编辑许医农8月15日在北京通过电邮向许多自由派文化精英转发13篇“要宪政不要党天下”的学术政论文章，包括《习近平的尴尬》、胡德平的《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辛子陵的《政改兴邦脱苏入美》、《莫斯科满城尽是真男儿》、《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文版本）》等，意在联合自由思想者共同呼吁宪政改革，重启公民社会建设，反击最近刮起的反宪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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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致习近平的公开信
——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中国数字时代》來源:電子郵件
一
我应该祝贺您今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尤其在这个国家亟待伟大变革的时刻。但我也为您感到深深的忧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了这个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
就说刚刚过去的18大，也许您看到的是代表们对报告赞不绝口，各大媒体网站连篇套红回顾十年辉煌展望光辉前景，一片信心百倍欢天喜地的盛世景象。可是如果您仔细倾听，其实欢庆只是浮在表面，光鲜外表下却是一种莫名的紧张气氛。为这个会，数百万的武警、军队、警察以及各级政府“誓死保卫”，北京还要动用140万“志愿者”把守街头，成千上万渴求正义的上访者被非法监控、非法拘禁甚至被黑监狱看守野蛮殴打，连我这样一个温和的公民也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不能出家门近一个月了，难道你们担心我去砸会场不成？更荒唐的是，多路公交车窗户被封死，出租车玻璃的摇把卸下来了，公园的游船停止运营了，农民工随身带的劳动工具不得不留在火车站安检处，有些超市连菜刀和水果刀也下架了……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不就是开个会吗，为什么这么如临大敌？
是的，这个国家有太多“不和谐因素”：那些被强权野蛮掠去房屋和土地的人们，自焚、自杀、被枪杀的悲剧此起彼伏；那些遭遇司法不公的无权无势者，他们年复一年奔走在上访路上；那些在被权力扭曲的市场中挣扎生存的千千万万民营企业，他们缺少公平的发展机会；那些在资源、能源、通信等领域被官僚垄断资本贪婪盘剥的亿万消费者，他们忍气吞声；那些每天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特权腐败、为官二代骄奢跋扈而愤怒的亿万普通中国人，他们无可奈何……无论工作多么辛苦收入多么微薄，无论孩子上学择校多少麻烦，无论买房多么遥不可及，无论垄断国企多高的福利，无论王立军们有多少女人，无论红十字会多少黑幕，无论国家议会里有多少外籍人士，无论“砖家”们多么无耻，无论“表哥”、“表叔”们多么风光，无论自家孩子奶粉里多少毒素，无论各种“特供”多么奢华……都要活下去，这社会就这样，该低头的要低头，该找关系的捏着鼻子也要去找，还能对着央视镜头说“我很幸福”。到处都有生活，即使今日北朝鲜也不例外，但一个国家是否正常，要看生活背后人们自然流露的情感，看每个人脸上是单纯幸福还是冷漠复杂，看一些事件人们突然的本能反映。也许绝大部分人都在沉默，只是偶尔在饭桌上骂几句娘，可是，这种沉默会凝结成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会变成横飞的流言，会在和自己利益不相关的某个时刻突然爆发！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内部分裂的国家，无比奢华盛大的仪式背后是弱者的绝望和无助，有人是统治阶级，靠权力，靠枪杆子，靠公检法，靠黑社会，拼命攫取私利，然后把财富和子女转移到国外；有人是被统治阶级，无权无势，任人欺压，没有平等的机会，没有普世的权利和尊严，连一点微弱的社会保障也成为强权者蚕食和侵吞的黑洞。一个阶级正在固化的社会，最重要的权力部门最庞大的国家资产属于红二代官二代，穷人的孩子越来越失去机会。一个不自由的社会，所有人戴着镣铐生存，连同我们的教育，幼小的灵性就被套上沉重的枷锁，没有伟大的创造，也没有伟大的文化艺术。一个缺失公义的社会，谁拳头硬谁说话算数，丛林法则恣意张扬人性中的自私、贪婪与仇恨，泯灭这个民族的自由、尊严和每个人脸上纯真的笑容。
无论多么高举团结的旗帜，我们民族从类没有像今天这样人心离散，不仅新疆、西藏，整个国家人心散了。
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重新走上现代文明之路，十年来，经济列车继续高歌猛进，GDP跃居全球第二，无数高楼林立，高速公路延伸到偏远的山区……没有人否认这进步，但我们的社会从未抛开专制主义镣铐，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方面引进了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激活了发展潜能，而政治方面依然强权垄断一切左右一切，强势政府一段时间内确实能促进经济发展，但由于最终无法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市场被扭曲，社会极端不公，沦为权贵资本主义，强权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当最引以自豪的经济也开始放缓，国家资本主义气数将尽。
也许有人怀着善良的愿望，希望在一党控制的稳定秩序下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为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但这不现实，人类社会发展自有其规律，多元化市场经济和一党专制不可能长期相容，中国不可能一只脚迈进了现代文明另一只脚还停留在中世纪。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巨大经济潜力，完成民主转型后可能发展更好更快，过去十年，俄罗斯、波兰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巴西、印度、埃及等等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在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均收入大都比GDP增长更快，民生显著改善，而中国维稳经费年年暴涨，年年喊民生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虚假的民主、巨差的贫富、缺失的诚信、邪恶的不义，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这是一条通往悬崖之路。
二
改良与革命，在辛亥百年之后再次成为国人热议的话题。共产党内有识之士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试图通过加强舆论监督和反腐败约束地方权力，通过倡导法治维护社会公正，通过选拔机制改革选出更有德才的干部，通过有限的党内民主解决内部职位合法性问题。但只要坚持“五不搞”，坚持一党专制，所有这些努力都那么苍白无力，这个党已经演变成谁也不负责任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所有这些改革的努力都被利益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消解，政治改革年年喊，喊了三十多年也没有任何实质进步，刚刚过去的大会对人民政改的呼声也没有做出任何实质回应，我很悲哀地看到，执政党已经失去了前进或者后退的能力，等待着历史大潮的淹没。
不可否认，共产党员中有理想主义者，陈独秀等人是理想主义者，1930年代投奔延安的青年有很多理想主义者，改革开放，这个党残存的理想主义者重新萌发，这其中就有您的父亲，他曾为仗义执言而饱受凌侮，当他们竭尽全力终于推开这个国家尘封已久的大门，才知道社会主义中国已累累伤痕家徒四壁。直到今天，仍有理想主义者为政治改革而呐喊，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忧虑，我尊敬他们。
但是，请原谅我的直率，这个体制已没有任何前途。它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留下太多恐怖、荒诞、耻辱的记忆。从井冈山武装割据开始，创党初期的理想主义就已死去，它内部权力斗争之残酷骇人听闻，为了权力发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为了权力不顾亿万同胞饿殍遍野生灵涂炭。它把这个国家分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让人与人之间互为隔膜、仇恨、厮杀，它疯狂发作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以阶级斗争或者忠于领袖的名义彼此视为仇寇相互殴斗残害，这个民族富有智慧正直敢言的精英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几乎被扫荡殆尽。我尊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些理想主义者为挽救共产党所做的努力，但是很遗憾，有一天当一幕幕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民族很可能难以承受那些痛苦和耻辱。
它已腐朽没落。自古以来污浊的官场文化至今一脉相承，自私、贪婪、虚伪、腐败透顶，官官相护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权阶级关系网，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高层在权斗，中层在站队，下层拼命捞取财富，没有理想，没有道德，就连它的最末端——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也大多是学生中最虚伪最世故（所谓更成熟）的，明明是为了升官发财却要高喊为国为民，没有敬畏，没有底线，庄严宣誓的时刻也敢撒谎——有几人真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人民数十年辛苦劳作，可至今数千万人仍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而腐败官场穷奢极欲，每年数千亿“三公”消费，数千亿维稳经费，还有不知道多少亿被偷偷转移国外，长此下去，人民怎么能承受得了？
它的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暴力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质是占山为王的丛林法则，阶级专政意味着一个阶级或政党有统治地位，其实是等级制度的变种。三十多年来，有识之士试图改造它，在丛林政治的基因上嫁接普世文明，于是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改革开放。但政治体制几乎没有变化，有人说，政治改革理论准备不足，确实理论不足，因为不可能有一套理论把黑的说成白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是阶级专政，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实是列宁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翻版。“三个代表”某种程度上算是继承“黑猫白猫”，但已经远离马列毛，到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已经完全背离无产阶级专政，却又不愿放下马列毛，于是理论自相矛盾，不可能走出怪圈，最后只好闭上眼睛“摸着石头过河”了。一个大国的政治文明转型理论缘何困顿至此？根本在于，专政理念与现代文明截然对立，只要不彻底解放思想抛弃共产专制，就不可能找到方向。
党章里罗列一长串互相矛盾的主义、思想、理论、重要思想，孔子雕像现身天安门不到百天又消失了，资本家入党了，唱红的领袖被抓了，却还要高喊“五不搞”，到底要搞什么？哪来的理论自信？这个国家有太多谁都明白的谎言，比如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腐败是极个别现象，人权比美国好五倍，等等；有太多毫无道义基础的暴力，比如到处发生的政府勾结黑社会野蛮强拆，在北京非法拦截、关押、殴打上访者的黑监狱，等等。当权力失去道义基础，当一个体制失去信仰和灵魂只能靠大把金钱来维系，它怎么可能带领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18大描绘了建国一百周年的宏伟蓝图，让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以目前的发展模式，以目前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和维稳经费增长速度，到2049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过去十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8倍，而维稳费用增长4倍多，从2002年的1348亿元增长到2012年将超过7000亿元。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从2008到2010年，中国公共安全（公检法和武警）支出分别为4059.76亿元、4744.09亿元、5486.06亿元和6244.21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6.4%、16.8%、15.6%和13.8%，这还不算摊派到企业的以及地方政府用于维稳的巨额预算外费用。即使以过去几年最低增长速度13.8%算，2049年中国维稳费用将达到74.6万亿元，人均超过5万元，而如果按照2002年到2011年实际年均增长18.5%计算，到2049年维稳经费将高达333.5万亿元，人均25.7万元，这样的国家还会存在吗？
这个只唯上不顾民的体制极度缺乏创造和谐的能力，官员们整天琢磨领导想什么要什么，而不用在乎人民想什么要什么，因为权力来自上面最终来自枪杆子，只要搞定上面跟对了人就能升官发财，人民算什么东西？能把我怎样？权力黑帮化，没有正义，不公正导致不稳定，巨额财政用来维稳而不是消除贫富差距，于是更不稳更需要维稳，中国已经陷入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谁还会相信这个体制的维稳费用会降低？为什么就不能换一种政治体制？为什么就不能走全人类都在走的康庄大道非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就不愿兑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追求自由民主的呐喊？这究竟是为什么？到底是为国为民还是为自己？
三
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她有市场经济制度基石上人民繁荣富裕的生活、民主法治基石上人人得享公平正义、自由基石上灿烂的科技和文化、全球范围内捍卫公义的能力、引领人类新文明时代的核心价值。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她必须真正属于人民，内部不能分裂，它必须是一个自由、公义的国家，必须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
民主意味着人民——作为一个国家全体公民的集合概念，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让渡权利建立国家是为了共同的自由、安全和福利，执政者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授权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等任何野蛮征服。每个国家的民主有自己的特色，没有两个国家的民主完全相同，但作为普世价值，人类创造的“民主”概念有着普世的含义和原则。
民主离不开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选举。执政者必须经过人民授权。人民授权绝不是抽象的所谓“历史的选择”，历史曾在阿富汗选择了塔利班在德国选择了希特勒。人民授权绝不是文宣队组织群众列队欢迎军队入城从此世世代代交出自由和尊严。人民授权绝不是层层监控下组织部选拔出听话的奴才投票“选举”早已内定的名单。权为民所赋，必须有一整套民主制度作保障，以确保人民有真正选择的机会。各级政府和议员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投票选举是民主（人民授权）之必要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
民主离不开司法独立。民主离不开法治——法律规则的统治，法治与人治根本区别不在于一个国家有没有法律，而在于所有个人和组织都不得超越法律之上，在于所有的纠纷尤其是政治纠纷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基石，司法必须独立为社会正义的底线，一旦司法沦落为少数人统治别人的“刀把子”，没有尊严的法官也就没有尊严的人民。
民主离不开军队国家化。军队由国家财政供养，当然应该属国家所有，由民选的政府首脑统领，其职能是执行法律、维护秩序和正义。为防止沦为个人、家族或利益集团的“枪杆子”压迫人民，军队必须和政党分离，不得干预国内政治纷争，不可以成为任何政治组织的工具，这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常识。
民主离不开行政中立。党政应该分开，政党轮替不影响政府运作，这才是真正稳定的国家。国家公务员应当由专门机构统一考试录用，不得有党派、民族、性别、信仰等身份歧视，公务员依法履职，不受政党等社会团体支配。
民主离不开新闻自由。没有独立的舆论公器，权力在黑箱中必然恣意妄为，所以公民必须有办报、设立电台、电视台、网站等传播信息市场主体的自由，禁止新闻审查。
民主离不开多党竞争。就像没有竞争的商品必然质次价高一样，没有竞争的政党也必然腐化堕落，这是基本的自然法则。没有自由竞争的多个候选对象就不会有真正的选举，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多党和平竞争，推销理念和服务，由人民投票决定谁来执政，这样的国家才真正属于人民。
民主离不开地方自治。一个大国不可能事无巨细都有中央管理，中央与地方在法治框架下分权，宪法确定中央权力，其余权力归地方，地方自治不得违反国家统一的宪法和法律，不得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政府首脑和议会直接选举、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行政中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是现代民主的必有原则，是两百年来人类文明最重要也是最普及的常识之一。这不是东方的西方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约束权力实现自由公正的智慧属于全人类，这些基本原则决定了民主的真假。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原理和西方议会制度一样，可一旦加上中国特色——被操控的没有自由竞争的间接选举，外交部发言人口中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就成了尽人皆知的“橡皮图章”。我们的司法，也有很多不错的法律，有很多法学院毕业生，可一旦加上中国特色——听党话顾大局，法官就成了庞大官僚体制中的卑微角色，没有忠于法律和良心的浩然正气，拆迁不立案、征地不立案，随便哪个领导打个电话让法官怎么判就怎么判，于是司法冤案遍地上访大军浩浩荡荡，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享有崇高威望的法官在中国成为众人嘲讽甚至恨不得投炸弹的对象……真的没必要讲更多了，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常识，全世界都在走的人间正道，怎么就成邪路了呢？
在这些常识确立的原则之上，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历史文化选择了国家结构、政体、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具体制度，比如俄罗斯是联邦制而法国更接近单一制，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总统制而英国是议会主导的责任内阁制，等等。
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宪政制度？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思考过也努力实践过，可是一百年后，这话题居然成了知识界的禁忌。2011年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我和一些公民开始探讨未来中国具体的宪政制度，经过半年多的讨论，提出如下制度构想：
中国的国家结构应该接近联邦制。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过于中央集权会妨碍地方自由发展，应在宪法框架下明确划分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中央管辖国防、外交、司法制度、海关、统一市场、货币发行等，中央与地方共同管辖宪法和法律实施、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税务、教育、科学、社会保障等，其余权力在不违背宪法法律前提下，地方自治。
国家由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组成。各地方自治，遵从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国家与地方权限划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权依现有法律；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特殊地位将根据民主协商确定；不设民族自治区。自治应当是地方自治，而不是任何民族或种族的自治，民族自决是一个不合理的过时的概念。中央以下分为省（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县（市）和村镇，三级均实行民主自治，根据需要设立议会和政府，或者采取议行合一的决策管理制度。
国家机关按三权分立原则设立。总统定期由全民直选，作为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和三军总司令，捍卫宪法，执行法律。同时，议会拥有立法、财政、决定总统提名的官员、弹劾总统等权力，最高法院有独立的审判权力以及审查议会立法和总统行为是否合宪的权力。
议会应当分成两院，分别代表行政区域（比如叫参议院）和人口（比如叫众议院）。众议员产生方式应当是按人口比例确定代表名额，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参议员作为行政区域的代表，其产生方式可由地方确定。
司法机关包括最高法院、省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不单设宪法法院。法院有权根据宪法、法律和地方法规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通过个案审查国际条约、法律、地方法规、政府文件和法令是否违反宪法和上位法；就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各行政区域之间纠纷作出裁判；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法官独立审判，忠实于法律和良心，不受任何行政、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法院经费支出全部来自中央财政，参众两院根据法律规定确保各级法院的经费。
以上这些具体制度也许还不成熟，我们希望更多公民认真讨论，尽早达成国民共识。
探讨中国的宪政制度，是因为它如此重要，没有一整套科学的制度，民族复兴是虚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我们民族面临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扼杀自由、摧残公义的专制制度。13亿人民，只要自然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我们的GDP就应该是美国的五倍，我们的科技创新也应该是美国的五倍，这片古老的土地被专制压抑太久了。完成民主宪政的历史转型，她有着充分的个人自由，有着健全的民主法治制度和公平正义的社会，有着内部强大的凝聚力，她的繁荣富裕、科技发达、高贵的民族精神、全球捍卫公义的责任担当、引领人类未来的宏大气魄足以赢得全人类的尊敬，这才是我们伟大的中国。
四
也许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也许因为专制历史太漫长，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挫折磨难也未能完成政治文明转型。而在辛亥革命一百年之后的今天，这个古老的民族能否经得起文明蜕变最后的阵痛？人民怎样才能付出最小的代价？我们必须在乎这些，我们是建设者。
有一天专制突然结束中国会不会天下大乱？这是很多人的忧虑。“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历史记忆犹在，有人也刻意拿“千百万人头落地”来恐吓人民。然而时代不同了。传统的巨大破坏性的农民起义已经不可能，农村精英大部分已经移民城市，未来社会转型基本上不需要农村参与。大规模的战乱也基本上不可能了，和清末军阀拥兵自重相比今天中国一个重要进步是军队一体化，而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乱模式一个前提是家族独裁的强人犹在，中国的专制体制已不具备这样的铁腕核心。而且，国际社会越来越不可能容忍一个国家发生持续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未来的社会转型将是城市市民为主体的公民运动，通信和网络技术正把人类连成一体，中国的变革不仅是中国的事，也必将是全人类普遍关注和参与的大事，这场运动的主流将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但社会转型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下滑、国企私有化、历史冤案纠正等等。中国已经历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经济问题不会像20多年前苏联东欧转型时那么严重。历史冤案可以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解决。最让人担忧的有两大问题，一是国家分裂的危险，二是宪政秩序能否尽快建立和运行。
国家靠武力维护统一不是长久之计。在现代文明框架下，武力只能用于制止打砸抢烧等暴力犯罪，而不能用于制止游行示威、自治选举等和平抗争和独立的行为。不久的将来，当中国开始民主政治转型，不能再靠武力制止和平的游行示威，西藏新疆等地强烈要求独立，而且事实上开始促成独立的和平行动，中国该怎么办？
理性考虑，独立无论对于藏族、维族、汉族都不是好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民主自由大家庭里友爱合作幸福生活。我们有统一的国防安全、统一的大国外交、统一的广阔市场、统一的公正司法，同时我们享有普世的公民权利、自由的信仰和文化。整个人类都在走向统一，民主宪政制度下，我们不必分裂，更不必要在纷争甚至厮杀中成为仇敌。
这些道理谁都可以理解，但是，数十年来每一次流血、自焚，仇恨都积淀在那里，当民主转型开始时刻，当历史的创痛被撕开，靠什么才能抚平创伤消解独立的愤怒冲动？最近几年在西藏和新疆，我都深刻感受到了人心的离散，为什么花那么多经济援助那么多维稳经费这些辽阔的疆土却离中国越来越远？这个体制缺少了什么？
必须有一种比武力和金钱远为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爱。在巨大的伤痛面前，任何计谋策略都是可耻的。必须面对受难者为历史上每一次伤害真诚忏悔，必须有勇气直接面对最激进的恐怖袭击者，耐心倾听他的诉求乃至辱骂。是的，必须有人为曾经的傲慢和愚蠢赎罪，必须有人真正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们。
汲取苏联的教训，当变革的时刻到来，维护国家统一应当坚持：真诚的大爱是政治解决的根本力量，尊敬每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为自由付出的牺牲，倾听最激进的立场，坦诚沟通，公开对话，解释为什么要统一，化解历史积怨；非暴力和国家统一是坚定的底线，必须坚决维护社会秩序，制止暴力，维护包括游行示威等在内的公民合法权益，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宪法和法律、外交、国防、司法、市场、货币统一属于国家；地方自治是清晰的方向，各地方自治，议会和政府直接选举、公民权利和自由、语言文字、信仰、文化、经济、财政等必须得到充分尊重。
中国社会转型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宪政秩序。当专制结束，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强势抬头？会不会出现大规模骚乱？会不会各派政治势力就宪法秩序达不成共识导致社会秩序持续动荡？会不会出现议会和总统之间权力纷争以至于武力冲突？一百年前，很多乱象在中华大地上演过，二十年前，有些在俄罗斯上演过。
变革时期，由于社会极端不公，回到文革的极左冲动和向外扩张的民族主义冲动都会很强，但是随着新闻信息开放、社会转型完成，这两种力量都会迅速消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社会转型局部的暴力冲突可能很难避免，专制结束后民主制度的建设和良好运行如果需要太长时间，人民可能会厌倦。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民主制度良好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中国朝野已经具备广泛的宪政共识以及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
执政者主动推动制度转型，将会是代价最小的一种，蒋经国先生在台湾有过成功的先例。如果您想利用共产党现有的组织体系和人才资源完成中国民主转型，那就在政党竞争和新闻自由的环境下打造一个全新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和专制政党已经完全不同。汲取苏联和清末优柔寡断的教训，请不要“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要自下而上，自下而上当地方民主了而中央不民主容易造成地方离心倾向。要自上而下，目标清晰，果断推行，组织专业人士拟定宪法、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选举国会和总统，同时开放新闻、多党制、党政分离等，借某个时机短期内迅速推进完成才有可能控制局势。
五
无论有没有政改，作为公民，我们不能放弃民主宪政的努力，我们从不隐瞒自己的理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伟大国家。在体制外推动公民社会健康成长，这是我们对国家的责任。
十年前，我是一个改良主义者，那时几乎每个周末我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接待上访者，关注收容遣送。后来孙志刚死难后我和俞江、滕彪就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两个月后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从此农民工不用担心被随机抓捕遣送了。但新移民融入所在城市还有遥远的距离，其中障碍之一是他们的孩子不能随父母上学、高考。2009年底我们开始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征集签名组织家长团队，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寄信，每月去教育部请愿……整整努力三年了，至今还在等结果。十年前舆论的声浪能废除一部恶法，而十年后，我们不得不组织庞大的家长志愿者团队每月请愿，历时三年还在等待，改革越来越艰难了。而这期间，几乎每一次请愿我都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十年了，其实我仍然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我担心社会变革过于激烈无辜的弱者付出太大代价，我担心这个国家会分裂。十一年前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我和北大的博士生同学在扬州的一个宾馆里跪地落泪。将近十年前，在天津收容遣送站得知恶法即将废除的消息我禁不住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大字“我爱你，中国！”为了爱，为了那些素不相识的受难者，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为了先辈们一个多世纪延绵不绝的牺牲和召唤，十年间，我渐渐成了这个国家的异议人士。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我从不背弃良心，不是我更激进了，我比以前更懂得爱，是这个体制距离社会越来越远了。今天，我仍然期望改良，可是我看不到希望。
也许，今天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改变不了什么，这个民族有自己的命运，也许我们注定是悲剧的角色，但我们还会努力下去。
我们推广《公民承诺》倡导公民责任：忠于内在良知，理解、尊重、关爱他人；遵守宪法法律，维护宪法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正义，彰显社会正气；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要做到公私分明，不贪污腐败，不谋求特权；秉持理性、建设和非暴力原则参与公共事务，改良公共政策，监督公共权力，倡导公民文化，努力推动包括政府部门、政党团体、社会组织在内的中国社会全面进入法治轨道，受到法律约束。
我们倡导新公民精神——自由、公义、爱。为个体免于奴役和恐惧，为真实的自在的生活，为那些写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国家宪法中的自由和权利，为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正义，为人世间恒久的道义和良心，为爱，为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为自由和公义坚实的基础，为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执着努力，以民主的方式追求民主，以自由的方式追求自由，以正义的方式追求正义。
我们推动新公民运动。倡导每一个人从个体做起，做一个现代公民，践行新公民精神，在共同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共同的“公民”标识基础上，各地自发组建公民团队，维护公民权利，帮助弱势群体，捍卫自由与公义，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自由、公义、爱，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信仰，我期待她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方向。这个民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方向，渴望重新凝聚。必须有一种超越专制和暴力的强大力量，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不是某一个党派的意识形态，这而是全体公民内心的渴盼——建立一个自由、公义、爱的现代文明中国。有这样的核心价值，当社会发生变革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关爱携手渡过难关；有了这样的核心价值，当边疆面临分裂的危险，我们以大爱消融历史积淀的仇怨；有这样的核心价值，我们才能度过这古老文明蜕变的阵痛，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为这美好的信仰，必须有人承受代价，我们承受了，我们的后代就不用承受了。我们的公民徽章、文化衫被抢，很多个日子我失去人身自由，我都能理解，在一个专制社会，任何独立的存在都可能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但我们不能放弃，因为这美好的信仰值得。
为这美好的信仰，为一个自由幸福的中国，为一个让世人敬仰的伟大国家，我愿付出一生的代价。如果您和我一样爱这个国家，希望您，像您的父亲一样，在任何恶劣环境下都能保有内在的良知，希望您展现您的勇气和智慧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人间正道，希望您，和我们一样，做一个公民，和千千万万的公民一起，共建我们自由、公义、爱的中国。
公民 许志永 201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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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政学者吹响民间宪政改革动员号
海彦香港报道
中国资深编辑、宪政学者许医农近日从北京通过电邮向许多自由派文化精英转发13篇“要宪政不要党天下”的学术政论文章，意在联合自由思想者共同呼吁宪政改革，重启公民社会建设。
在中国学界享有盛誉的许医农女士8月13日向许多文化界朋友集中转发了13篇讨论宪政和公民社会的政论文章，包括《习近平的尴尬》、《胡德平：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辛子陵：政改兴邦脱苏入美》、《莫斯科满城尽是真男儿》、《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文版本）》等。
80多岁高龄的许医农女士在转发说明中感言道，她对“国运民瘼的那份关注无法割舍”，“当下大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抉择的交叉口，何去何从？关系亿万炎黄子孙和浩瀚中华山河国土的命运安危！令人揪心的是：政局诡谲，历史的欠负太沉，高层权斗正酣…举目望神州，不胜惶惑，痛感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己不过旁观一看客而已，而已！”。
20多年前，许医农因编辑出版“传统与变革丛书”、《山坳上的中国》而享誉学界。她编辑的“宪政译丛”等上百种学术著作也是影响深远。
有评论说，许医农的行动无异于“逼习改革”，经过朋友之间的转发，传阅者不计其数，堪称一次新时期的“公车上书”。
许医农女士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不想太多谈论转发这些宪政论述的事情，只是将看到的转发给朋友，本身就是表达她的观点。
她说：“我看到的、我认可的东西我就转发了，这就是我的观点。我都八十几岁的高龄，就是丢不下这份关注，一句话。我所见到的、联系的、关注的还是有很多朋友，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国内，他们始终还是保持着内心的那个血性，始终没有丢掉。”
有分析说，在近来官方喉舌及一些左派文人纷纷攻击宪政“姓资”，是“邪路”，而民间，尤其是开明知识界对新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有意愿推动宪政感到非常失望之际，许医农女士的举动是吹响了民间推动宪政改革的集结号。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已故中共改革派总书记赵紫阳的生前好友姚监复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医农老人一向心系国家、社会前途，直言敢言，令人敬佩。
他说：“许医农如果把这麽多意见归纳起来，我想也就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就是原来对你（习近平）抱希望的，虽然你出来这文件（中办9号文件-七不准），但是我们还是有些人希望你讲宪政。提出来这麽多意见，我觉得这是好事。”
中国问题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现在网上传阅许多有关宪政的好文章，而他也经常收到许医农女士转发的支持宪政和公民社会建设的文章。
他说：“许医农女士平时经常转发一些好的文章到我的信箱。他是一位敢于直言的女士，敢说话，有思想，是非常敬佩的。现在很多人在转发这个宪政的文章。”
许医农女士表示，中国政治腐败发展到如此程度她并不感到奇怪，是体制造成的，只是让她感到非常痛心，因此她要疾呼。
她说：“真是的，中国的现实让人很，很，哎。不能说绝望吧，总是，尤其像我。说实话，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看来，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这是必然的。中国走到现在这个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岂肯轻易放下他们的利益。从官场，从中央到地方，现在现实是个什麽状况，真是！”
中国资深编辑、宪政学者许医农(网络图片/网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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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医农女士转发的第一篇文章是署名清流浦的《习近平的尴尬》，全文近7千字，今年6月12日由海外参与网站首发，博讯网站首转。文章揭示的习近平的困境在于，面对全民强烈要求宪政的大环境与高官要专制保私利的小环境，习近平重小环境而轻大环境。然而，“习近平现在所有的动作只是在局部缓和，延缓爆发，但大势已不可避免，……在民间，变革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启动状态。不是三五年是否会发生大变革的问题，而是明天是否会发生危机的问题。”
而前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之子、改革派代表人物胡德平今年8月9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警告中国没有宪政可能会爆发革命。胡德平在文章中说：“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这是惨痛经验的总结。”文章最后用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话来警示说，今天掌权不等于永远掌权。
胡德平的长文被中国媒体纷纷转载，被认为是胡德平加入目前有关宪政大论战的檄文。不过，几天后，胡德平的文章被从各大网站上删除。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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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欣：从“气功大师王林”事件看国人的精神危机
作者: 朱欣欣 【民主中国首发】 來源:電子郵件 时间: 8/13/2013
近来纷纷扬扬的“气功大师王林”等事件，表面看起来只涉及一些达官显贵，如果拉开距离看，这不过是国人精神危机的又一例证。达官显贵追捧王林等“大师”，再次证明中共意识形态尤其是其唯物论世界观的破产，这种政教合一的文化专制，导致信仰被压制而迷信横行。针对王林等事件，官媒开出的药方，依然是老调重弹，不过是大迷信批小迷信。在文化专制下，国人对信仰与迷信的区别，缺乏起码的常识。中国的根本性进步，首先需要每个人勇于反省自身，清除专制文化植入的核心病毒，从反抗精神奴役开始，从个人的信仰复兴开始，从个人的生命更新、灵魂重生开始。
近来纷纷扬扬的“气功大师王林”等事件，表面看起来只涉及一些达官显贵，如果拉开距离看，这不过是国人精神危机的又一例证。
国人的精神危机并不始于今日。在国人即将把中共推上统治宝座而梦想“新中国”的1948年，唯有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发表《致全国信徒书》，清醒地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此后，从右派的言论、大饥荒的批评者和逃亡者，从毛泽东个人崇拜最高峰“文革”中的知青歌曲、地下文学和地下沙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文学、伤痕美术，以及由潘晓引发、波及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等，我们可以看到，国人怀疑、反叛的范围越来越大。但是，迷信偶像的破灭，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不能填补信仰的真空，权钱拜物教、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无法满足人们的灵魂需求。即使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公民运动追求的普世价值，也只是一种理念，不能替代超越性和整全性的人生信仰。因此，这些年来各种类信仰的替代品应运而生，引无数国人追逐，与此同时，各宗教信徒快速增加。中国期待一场信仰的复兴。
所以，对王林等事件，我们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应当看到其普遍意义。那些官员、富豪和明星被“大师”们吸引，一方面粉碎了权钱万能论，让大家看到所谓“成功”的有限性，权钱弥补不了人生的残缺，无法带来灵魂的安顿；另一方面，从这一反面的的例子，人们可以看出迷信与信仰的区别。刘志军、宋晨光等贪官结交“大师”，不是为了让“大师”引领信仰，归正生命，而是为一己之私，与“大师”不过是彼此利用，这就注定了其愚蠢可耻的下场。
达官显贵追捧“大师”，也再次证明中共意识形态尤其是其唯物论世界观的破产，这种政教合一的文化专制，导致信仰被压制而迷信横行。所以，在既无法治保障又无信仰自由的环境中，即使是那些“成功”的“精英”，也难免被“大师”所欺骗。他们与普通人一样，希望借助“大师”，寻求更高的信靠，只不过缺乏超越世俗的目光，找错了目标。
我们还可以从IT大亨马云身上看到，他不久前公开肯定邓小平的六四镇压，这次又追捧“大师”，看似不相关的两件事说明，没有正确信仰的引领，不但无法坚守良知，趋炎附势，而且也不会有科学的理性和科学应用的正确方向，其理性只能停留在形而下的层次。
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之一。“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很有趣地发现：任何时期都有对神灵或上帝的崇拜。……根据现代的观点，神经科学家已经证明大脑中存在宗教中心，换句话讲，我们是在建构自己的信仰。社会和教育者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消除人们对所谓神灵的信仰。从这一角度来讲，无神论就是洗脑的产物。”（《攻心——操纵思维的秘密》，[美]艾登•泰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无神论对人的诱惑在于迎合了人性最大的弱点——骄傲，人类社会的罪恶与苦难皆源于最大的迷信——人的自我崇拜。纵览古今著名无神论者和偶像崇拜者的命运，无不从狂妄开始，以绝望告终。
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整全的宇宙观来看，神是主体，是一切的本源即真理，人是客体，人的自由意志处于神的自然律和道德律的被规定性之中。人本主义看似高举了人，人为万物立法，实际上是使人的生命脱离了神圣的本源，贬低了每个人被神赋予独特使命的地位，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当所有个体失去了共同的旨归，人类的平等与博爱就失去了共同的基础与保障，就陷于分裂和相对主义，不承认终极真理，以各自的标准对待他人与世界（如中共以“中国特色”对抗普世价值，以及人们不问是非的犬儒主义），这就为强权者实行丛林法则、制造各种迷信崇拜提供了条件。世间的邪恶没有了定罪的绝对标准，谁掌握强权谁就是法律，成王败寇。“基督教主要的悖论是人的一般状态不是他正常或明智的状态；所谓正常本身其实是不正常。”（《回归正统》，[美]切斯特顿，三联书店，2011年5月）“不想要基督，只想‘成为我自己’是没有用处的。我们越抵制他，越想靠自己而活，就越受自己的遗传、养育、环境和自然欲望的约束。……这些欲望或由我自己的生理机制所产生，或由他人的思想注入，或者是魔鬼的暗中指使。”“只有当我转向基督，接受他的人格时，我才第一次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人格。”“在最‘自然的’人中最能找到相同，在顺服基督的人中却不能，古往今来的大暴君、大征服者千篇一律地相像，而那些圣徒却令人瞩目地不同。”（《返璞归真》，[英]C•S•路易斯，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3月。名列20世纪改变世界的100本基督教书籍第一位）
针对王林等事件，官媒开出的药方，依然是老调重弹，不过是大迷信批小迷信，以一种迷信代替另一种迷信。《人民日报》7月30日的评论《是谁捧红了王林》，把王林称为“窥探某些官员内心世界贪婪无度、心灵丑陋的一面镜子”，“王林们是某些官员的精神鸦片”、“救命草”。这篇文章实在不厚道，中共邪教助长了官员们的贪婪，官场又不安定，在精神空虚的情况下，中共还不允许官员寻找精神鸦片和救命草，反而批他们“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让他们继续把马列当神崇拜，“讲党性”，把马列和党当作“精神鸦片”和“救命草”，或者把苍生敬为鬼神（民粹主义）。这不过是让他们信更大的假神假鬼。“窃钩者贼，窃国者侯”。相形之下，王林们的骗术与中共相比，连小巫见大巫都算不上，中共暴力加瞒与骗的“功法”史无前例，举世无双。
王林等事件还说明，在文化专制下，国人对信仰与迷信的区别，缺乏起码的常识。例如流行的口号“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就是“科学崇拜”的反科学例子。经济学家何清涟说得好：“科学真理取代了宗教真理，必将引起全社会的精神危机。”（《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还可参看《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大陆删节版]，[美]弗兰西斯•薛华，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完整版]，香港宣道出版社，1983年）。迷信的对立面是信仰而不是科学。
识别迷信的标准，并不在于是否认同无神论或有神论（否则无法解释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爱迪生等94%的大科学家是基督徒）。迷信是对自己所不了解的或臆造的假神、偶像的盲目信靠和绝对崇拜。包括把人当作神，把任何非位格的事物（物质、权钱）和某种组织或理念（政党、国家等）当作神，把主观臆造的虚幻形象（图腾等）当作神。简单说，迷信就是把非神圣、非绝对的东西神圣化、绝对化。信仰来自神的启示（真神乃宇宙万物存在的来源，是决定一切存在的存在，自有永有，无始无终，有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既在宇宙万物之外，又与宇宙万物同在，既是创造者也是主宰者和维护者）。真信仰是对又真又活的真神的崇拜和信靠，与之建立生命的完全联合。另外，文化不能替代信仰，文化来自人，需要信仰的引领。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是多元多变的，而真信仰来自神，是超种族、超地域、普世的，正确的信仰是唯一的、永恒的。在缺乏信仰的地方，文化就会像偶像一般被崇拜，不可能健康发展。宗教信仰给人和社会带来益处，应受法律保护。信仰的前提是以神为中心的顺服、奉献，而迷信的前提却是以人为中心的自利、索取。信靠真神即信仰，崇拜假神（偶像）即迷信。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影响，既缺乏现代文明的洗礼与积淀，又缺乏信仰自由，许多国人的理性尚待成熟，灵魂又没有超越性的皈依。如今，传统文化的经验主义与后现代非理性思潮的结合，加剧了当下国人的浮躁，而这都需要信仰的定力，加以归正与陶造。
人类文明往往是超越性信仰孕育的结果，对此，远东一位权威学者2003年说：“是什么导致了西方的成功，让它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起初，我们认为原因是你们的枪炮比我们的更厉害。接着我们又认为你们有好的政治制度。随后我们又关注起你们的经济制度。但是在最近二十年里，我们认识到，你们的文化核心是你们的宗教——基督教。”（《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美]罗德尼•斯达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世上除了基督化的欧陆以外，没有另外一个文化系统可引起现代的科学革命。”（《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美]兰西•佩尔斯，查理士•撒士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无神论和迷信都产生不了科学，反而导致愚昧、落后。“有神论的反面并非就不是宗教，无神论是地地道道的宗教。”（《圣灵降临的叙事》增订本，刘小枫，华夏出版社，2012年1月）
人类始祖至今的世界历史证明，当人们的信仰敬虔的时候，社会就和平、进步；当信仰出现危机的时候，社会就陷入堕落和倒退。而在那些无神论和假信仰盛行的地方，充满了各种新旧迷信，包括领袖、政党、各类强人和权钱等偶像崇拜，现代文明只停留在物质层面，而难以达到制度、文化和精神的高度。对比中美两个大国的历史与现状，迷信与信仰的结果高下立判。（参阅《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于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
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信仰的重要性（如一些海外著名异议人士皈依上帝；北京的维权律师和民主人士超半数成为基督徒，远高于一般人群的比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教授刘澎就曾发表文章《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他在同题演讲中还建议：选择信仰一要比较鉴别，二要看它的历史，看信仰它的人，三要看其是来自神（神启）还是人造的，如果是人造的都是骗人的。
中国的根本性进步，首先需要每个人勇于反省自身，清除专制文化植入的核心病毒，从反抗精神奴役开始，从个人的信仰复兴开始，从个人的生命更新、灵魂重生开始。
2012年8月3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邮箱：zxx...@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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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医农向万名文化精英转发宪政文章逼习改革（图）
来源：参与 作者：汊河口 [日期：2013-08-14]
（参与2013年8月14日讯）昨日（2013年8月13日）16时49分许，著名宪政学者许医农突然棒喝习近平——其从北京通过电子邮箱向全国万名文化精英转发了以《习近平的尴尬》等13篇“要宪政不要党天下”的学术政论，意在联合天下自由思想者逼习改革，重启公民社会建设。
署名清流浦的《习近平的尴尬》，全文近七千字，2013年6月12 日由《参与》网站首发，《博讯》首转。文章揭示习近平的困境在于，面对全民强烈要求宪政的大环境与高官要专制保私利的小环境，习近平重小环境而轻大环境。然而，“习近平现在所有的动作只是在局部缓和，延缓爆发，但大势已不可避免，……在民间，变革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启动状态。不是三五年是否会发生大变革的问题，而是明天是否会发生危机的问题。”
二十多年前，许医农因编辑出版“传统与变革丛书”、《山坳上的中国》而享誉海内外，尔后以编辑“宪政译丛”等上百种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尊敬。此次转发《习近平的尴尬》等13篇“要宪政不要党天下”的学术政论文章，她写下了一篇“转发说明”——
朋友们：
年过八十，置身现实中国，作为黄土地上芸芸众生一员，衣食无忧，唯此生职业养成，对国运民瘼的那份关注无法割舍！日夕坐拥书城，有下辈子都读不完的书，外加《南方周末》《同舟共进》《炎黄春秋》《读库》…电视不过一日三餐时伴食消遣品，对我最牵心的是入书房打开电脑，接收选阅地北天南、海内外心息相通的老中青三代朋友提供的要文信息，并在有限精力前提下从中选择我认为有价值的阅存、组合、转发！为此，特向海角天涯所有相识、不识的新朋旧友衷心致谢！
我们这个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当下大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抉择的交叉口，何去何从？关系亿万炎黄子孙和浩瀚中华山河国土的命运安危！令人揪心的是：政局诡谲，历史的欠负太沉，高层权斗正酣…举目望神州，不胜惶惑，痛感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己不过旁观一看客而已，而已！
望诸君有以教我！！
医 农13/8/2013
知情人说，许医农的这一“逼习改革”，经过朋友之间的转发，收到者至少过万人。堪称一次新时期的“公车上书”。
其13篇“要宪政不要党天下”的学术政论文章依次是——
《习近平的尴尬》、《软肋被抓薄专案组两次重组》、《破局观》、《胡德平：破解【旧荆度与大革命】之问》、《还原邓小平阻挠改革开放》、《莫斯科满城尽是真男儿》、《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文版本）》、《辛子陵：政改兴邦脱苏入美》、《历史书上，永远也学不到的东西，那些被掩盖了真相》、《专访笑蜀：和平理性争取公民社会》、《笑张之争引发的若干思考》、《很难寻觅的知识》、《从网品看人品》。
2013年8月14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附录：
清流浦：习近平的尴尬
来源：参与 作者：清流浦 來源:電子郵件
（参与2013年6月14日讯）习近平班子上任已有半年多，各方面对他的政治走向却还猜测不断，官员、老百姓和中外媒体也猜测纷纷。因为，来自权力最高层的动作和信息混杂不清，习近平本人的“真实态度”也不明朗。由于习李掌握着中国最大的政治资源，各派政治势力自然就对习李新班子的动作特别重视。中国在近三五年，或在十年内究竟会如何？中国的民主制到底是一个长期过程，还是会在短期内发生？笔者也来“算一卦”，探讨一下习李执政未来走势。
习李很尴尬
中国的政治未来必然会实现民主宪政，现在的共产党一党专制不可能持续几十年，这一点可以说已经得到所有中国政治文化精英的认同，也被中国共产党内的开明政治精英所承认。在大陆内外的网络信息中这个事实反映的更明确。尽管中共政治局和宣传部极力地封锁和掩盖局势，但可以看到的是，网络体现的民间舆论发展趋势对共产党实行一党制越来越不利。几乎所有的信息都充满了民权意识，宪政法制意识和现代人性价值观。与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网络信息渗透相比，中宣部组织的几篇文章、几张报纸、几家电台、电视台实在微不足道。这就是习李主政第一天的中国大势大局。习李知不知道这个大环境？知道。
不过除了大环境，习李更深知一个不被普通老百姓了解的小环境。中国政治目前不是由大环境决定的，政治决定权是由极个别不同的元老牵头，由复杂的权贵势力和不同派系政治局委员构成的。权贵们为了保护自己一派的利益，防止习近平不受控制，从七常委到政治局，从中央到地方，各派权贵都安排了自己的人。这就是寡头政治。习李得罪了小环境中哪一派的人，轻则方案通不过，重则习李的权力都有可能被剥夺。在习李第一次公开当政演说中，人们就可以感知习李处境之微妙，他们经常不得不回避当今中国最激烈的政治争议：关于体制民主化改革，关于毛和邓的政治政策评价，关于中共组织体制，关于前任领导人的错误政策和罪责等等。习李不管是否想改革都得像走钢丝一样小心。
习李不仅知道自己所处的大小环境，知道自己手里的权力与大小环境的关系。而且，习李也知道中共权力小环境与大环境是背道而驰的，是矛盾的。习近平在当政后第一次对同僚讲话中就强调中共面临着巨大危险，大环境不容许中共寡头以已有方式继续走下去。这就是人们看到的，他们在大大小小问题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左右为难的原因。初当媳妇，公婆垂帘，姑嫂妯娌叔侄都不能得罪，而且这个家庭名声已经很糟糕。
习的对策
习班底（智囊团）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是，改革形势急迫，但还有时间。习近平利用刚登基的新面孔，对各派都支持，各种话都模棱两可，政治态度时左时右，使各派各种势力对习近平都处于观望状态，暂时避免了与各派的直接对抗。这给习近平达到自己希望的政治目标提供了时间。习的对策可以八个字表达：避难就实，抓权树威。
在习当政后的几个月里，他重点抓了军权，从挑选军委班子，调整军区和主要集团军主官，到整肃军纪军风。在政治上，他巧妙地在每个关键位置上快速地放置了自己的棋子，动作比他的前两任当权者娴熟的多。据说，他周围还使用了一批有海归背景的年轻官员。可以预见的是，最近武警司令员人选和各省政法委首席领导调整到位后，他会进行更大范围的高级官员整治。
整肃贪污是习近平抓权树威又一项关键政策。这其中有两个目标，其一对高层政治对手，那些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人和势力，通过肃贪给予瓦解，是习近平压敌抓权的办法之一。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一，因为中共权力人物贪腐面实在太广了，习近平只能先从对自己不利的官员下手；二，习当权后对高官案依然使用从双规到不完全透明的过堂方法，这种方法的唯一作用就在使被整肃人就范，投降并咬出同党。这在权力争斗中至少可以使政敌感到害怕。如果习李真要整肃贪腐，他完全可以直接通过法律方式，何须派什么“巡视组”，有选择地肃贪。
其二通过整肃在社会上影响恶劣的案件，争取民间舆论和官场主导权，提高自己的威信。在树威方面，受习近平本人能力局限，他的手段并不多。除了肃贪，另一个策略是对外强势，以聚集国内所有有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的青年人之心；对内表现亲民，以获取最大多数善良普通人之心。
这些帝王时代传下来的应对措施很传统，也还是有效的。可以估计的再一招是，在适当的时候，习李还会应用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或者其它恩惠进一步提高自身威信。
习李面前五道坎
如果在过去，以习近平现有的对策基本权力就可以被巩固了，但在今天这个时代，习李能否不出意外还是未知数。在习李班子面前横着五道必须过的坎。
第一道是经济体制坎。邓小平留下的双轨制在30年后的今天，其内部矛盾和冲突已经危及到经济继续发展。邓小平放弃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无效率和经济落后状态后，与所有市场体制一样，中国市场体制也带来失业，贫富两极分化和通胀危机，尤其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还引出了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不公正待遇，货币和股市危机，官僚弄法，行政谋私，制造假市场，和土地矛盾等等现象。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内在弊端都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使双轨制继续运行受到困难。市场体制本身在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下是否能够运行成为一个不可绕行的问题。回头不可能，既得利益集团和市场都不会同意，但哪怕继续双轨制都必须改变现有政治、法制体系。
第二道坎是国家主导意识危机。共产党的建党基础是马克思理论，其立国理论底线也是马克思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没有被实践前，其均贫富的道理很符合中国贫困民众的要求，但在实践后就完全不同了。毛泽东的前30年饿死了3千多万人，人为冤案又整死了上千万人，株连家庭人口有几亿，而且包括大部分共产党高官和家庭。实际关系上共产党内人心已经分裂，无法弥合。加上国际共产党的恶行被世界人民所不齿，共产党内迫害之残酷令人毛骨悚然。斯大林的古拉格和政治局，毛泽东的政治局，北朝鲜金家的政治局，有几个政治局委员能善终。斯大林的大饥荒也饿死了几百万人，一个总人口只有二千多万人口的北朝鲜一下饿死了一百多万人；波尔布特的金边大屠杀了170万人等等。这一切都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人心丧失已尽。现在除了政治投机者嘴上高喊马克思，真信共产党理论的几乎没有。马克思理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实际死亡，给国家意识形态造成一个假真空。所谓假真空就是说，共产党现在是靠军队警察和工资维持生存，马克思和毛泽东实际上只是不能放弃的理论符号；在表面真空的意识形态假象下，各种思想理论在普及成长。其中最能站住脚的是宪政民主和人权人性。习近平的尴尬在于，坚持马克思理论自然会逆中国民间思想潮流，一个逆世界和中国思想主流的领袖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形态危机；而顺应世界和中国社会思想主流就意味着要放弃毛泽东，放弃共产党理论支柱，那保守派元老们和复毛派又怎么会放过习。横竖都是绝路。
第三道坎是宪政法制坎。国家和共产党的关系是习近平当政必须面对的现实，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经济运行和国际环境都要求国家中立，国家高于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口头上承认党不等于国家，实际上却把国家搞得非国非党，使国家系统无法正常运作。几乎在所有大大小小问题上都存在体制运转不灵，从村到中央，从法规到宪法，大小事都由政府出面，但决定权却在幕后操纵者——党委，党委书记。出了事难分由行政方面承担责任，有了政绩由书记享受好处；罪错也有“双轨制”，党内级别甚至可以折算顶罪；大陆理政之复杂不是其它国家可以想象的。党和政谁说了算的问题，在共产党体制下已经矛盾了60年，在习近平当政前这个问题因政法委操纵司法，引发不公正已经很突出；相信习李当政期间，国与党的关系，国家宪政制度会有更强烈的社会波澜。这将引起一系列关于国家体制建设上的冲突，如军队属性，法律公正性，宪法中国家与党的关系，人大代表产生等等。习近平和常委们是主张宪政和法制，还是装聋作哑？是顺应国际宪政政治，还是继续让官员们使用权力为非作歹，不断增加社会欺压迫害？主张宪政法制，习的合法地位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威胁；坚持党高于国家，党可以不受宪法和法律管制，错案冤民和权力土匪化将进一步增多，共产党必定激怒全国人民。
第四道坎是庞大的贪腐集团。自从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人心大失，威信直线滑落，由几个元老带头兴起了权力换钱财，权力夺美色之风。此风在江泽民统治时期由上而下刮遍官场，使笑贫不笑娼，假公济私普遍化。胡锦涛无为十年，劣官淘汰良将终于成为升官潜规则；在劣淘汰环境下，一个庞大的党政军三位一体贪官阶层，终于取得了事实上的统治权。一个很简单的命题：干部公布财产，检验了这个阶层实际左右全局的能量。习李上台推了几次都没有推得动，可见这个集团的臂力之强。如果习李真心想改变这个已经腐败到头脑的党体系，他们是否有能力胜过这个庞大的势力，真需要打问号。因为，官僚已经连成串，连成片，官员对权力的利用到了结团聚伙的程度。何况这股势力潜于地下，行得是潜规则，绝对“忠实执行中央政策”，但一切政策为我所用。有一句话形象地表达了他们的技能，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现在官场官官都认可的行事方针，习李真的整顿党风党纪又能有几分效果。
如果习李三把火后除不了这股势力，贪腐之风甚至会以“廉政”形式复活；如果习李坚持与这股恶势力较量下去，这些人当然会让习李难堪，摇摇他们的座椅，或者造点严重事件；如果习李誓不妥协，那再造习耀邦、赵紫阳事件也是可能的。最损的招数他们还可以与体制外民主派联手，逼习李走向反面，灰溜溜地下台。这个坎对只想进行体制内改革的习李和“改良派”是一道悬崖，而不是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败至于此，习李又会如何。
第五道坎是体制外变革诉求。原来的体制外指港澳台反对共产党政权势力，六四后大陆求国家宪政民主人士流亡国外后，“体制外”就成了这些流亡者的代名词。这些改革者的诉求在流亡后从体制内转化为多党民主宪政体制。他们人虽少，但却是一个令几任党主席骨刺于喉的存在。从邓小平开始，江泽民、胡锦涛都对这个“体制外”十分头痛，这不仅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共产党内改革派高官，在共产党内人脉和资源深厚，而且因为这个“体制外”是共产党保守派通过政变方式制造的“敌人”和对手，使邓江胡对党内也交待不了，只能把他们打成“外国势力”。既使从共产党政治规则上说，赵紫阳后上任的三届主席都不符合党规和党心。在广大党员看来，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台和江泽民的上台都不符合共产党自己的党章，属于党内元老和保守派的小集团活动。所以，胡耀邦、赵紫阳事件连过三届至今也无法向党内交待，同样无法交待的还有“改革”，“党章”，“六四屠城”。共产党内希望扳回改革大局的人一直存在，只不过被邓后两任主席压制着罢了。习李能避过这个问题吗？
共产党的分裂只隔一层纸，就是平反胡耀邦和赵紫阳。习近平的尴尬在于，他的父亲习仲勋是胡耀邦派主要骨干，习近平既吃过毛泽东迫害之苦，也尝过保守派陷害改革派之痛，所以，习近平才与胡耀邦之子心相印。但是，如果真给胡赵平反，捅破了那层纸，党内要求追究当年政变和反改革的潮流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裂将不可避免。形势推演大家都可以想得到，而且已有苏东坡先例。习近平要背负所谓“共产党分裂”的责任，还可能会丧失自己现在的权力和利益。这就是习近平不可能与现在“拥毛派”、“镇压六四派”合流，又不敢平反六四，与“改革派”靠拢的深层顾虑。从历史角度看，其实习近平更适合扮演党内改革派角色，推动平反六四迫害，而现在却扮了一个压制改革的角色。他既不会与毛派、既得利益派同流合污，将来也无法向胡耀邦、习仲勋和改革派交待。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他既不想后退，又不能前行，还无法原地不动，当了这个主席很可能就成为一个悲剧角色。
事实上五道坎是相互联系的，互为作用，坎坎难解。把它们的作用力加在一起，那就是过“火焰山”。
预测习近平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是习李及班子的素质，然后，我们再把外部要素加进来看习李的选择。
首先，习李的基础素质好于江胡。江是支持镇压六四上台的，胡是镇压藏民上台的，而习李本身没有参与过胡以前共产党非法活动。习李班子内除刘云山的派系色彩明显外，习李班子中其他几位倾向居中，目前没有像前任中周永康、吴邦国、贾庆林这样初上任就明显带有派系色彩的角色。作为在共产党体制弊端和改革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习李与江胡在知识和认知素质上的最主要差别是，习李比江胡知识面宽广，不像江胡那样教条，也更了解世界不同主义，能较客观地看待不同政治观点。这样就使习李在内外政策上可能更少教条和敌视性。从另一方面看，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官僚体制中一步步爬上来的，共产党的权力潜规则和思想影响对他们的熏陶也深入骨髓，所以，才会出现习近平在党校以八股腔要求干部改变党八股的怪事。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周围都围着官吏和专家，生活在共产党政治语境中，对老百姓和民心的直接了解只在偶然的“调查”活动中和年青时期记忆里。他们对一些基本的政治是非已经失去了常人所有的感知，对共产党官场的理解比对老百姓的理解更透彻。他们知道官员对政治改革的不同态度和要求，但却不理解老百姓对国家的看法、希望和要求。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基本素质是反对专制极权的，虽然他们失去了对封建的敏感和抵御力。
以习李的基本素质，他们在大形势下会改革吗？这无非是两种可能，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反对继续市场化改革。目前不进不退，维持不变的尴尬局面不会长期持续下去。道理很简单，习李必须有作为，执政危机、外交困境和经济衰退等等都迫使习李不敢坐视不动。在现在的处境下，动就要得罪人，比如王岐山的“打老虎”要得罪既得利益官员；不动也会得罪人，如果习李像胡锦涛一样数年不动，得罪的是主张改革的政经文军各界精英，北京访民也会达到十万人以上。经济动与不动都会涉及政府，国营和民营企业家，涉及失业和物价。动与不动都会引起国家、社会各阶层反应和反弹。不是既得利益方反弹，就是民众和改革派对政治腐败、独裁、枉法、无能不满和对权力警匪化反抗。对政治家“树欲静而风不止”是永恒定律。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只能以应变对万变。
邓小平开了一个局，叫“经济市场化”；又烧了一把火，叫“体制改革”。习李能任常委当然得益于体制改革，否则江泽民到现在还是主席，他是不想退位的。可是，邓小平也留了一道闸，叫“四个坚持”。这就好比医生给人医病，装反了一条腿。市场经济与法制公正是体制的两条腿，市场运行中所有的财产矛盾都需要有中立性的公正裁决，通过法律来平衡解决；可是，政治上的“四项原则”堵住了法律公正和中立裁决的路。没有了法律这条腿，有权的、有钱的就可以压制没权没钱的，权大的压权小的，钱多的压钱少的，国企可以压民企，官员可以压银行，诸如此类，社会矛盾便无法解决，越积越多。其表现就在社会反体制情绪和毛派情绪越来越高涨。在笔者看来，现在的所谓的左派和右派在某种程度上反应的焦点是一致的，都不同意这样持续下去。不同在于，左派要求改右腿，放弃市场经济，坚持毛式平等和国家所有制；右派要求改左腿，坚持市场经济，废除四项原则，建立起中立公正和不受权钱影响的法制。左右两派都不能忍受这种一条腿向前，一条腿向后的体制。左右两派矛盾越来越激烈，表明大家都感到中国经济和政治酝酿的大危机越来越大，左派担心变革向市场化转，改革派担心政治退回到毛式无产阶级专政。
从习李素质来说，如果发生危机他们基本是倾向于建立法制社会的。就是说，共产党的多数会向前走，彻底放弃四项原则。这在苏东坡变局中已经可以看到。但是，也不能绝对排除政局后退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发生共产党权力人物为维护权力独裁而再次镇压变革的流血事件。这有可能由习近平发动，几率较小；也可能由目前不显山露水的高层人物和小集团发动，出现类似当年囚禁戈尔巴乔夫事件。习近平发动镇压民主运动的条件是：一，许多共产党高层认为民主运动有暴力倾向，自己会成为第二第三个齐奥塞思库；二，一些习李派重要权力人物知道自己现在以权力掩盖的贪污和犯罪将受制裁、招清算，设计谋造成习李不得不镇压；三，习李认为变革运动背后是某个政治对头，把运动（可能是军事政变形式）视为针对个人的权力阴谋活动；等等。
谁都知道一次根本性的危机和大变革已无法避免，变不变没有异议，问题只在时间和机会。习近平现在所有的动作只是在局部缓和，延缓爆发，但大势已不可避免，以现有的体制已不可能解决天天增加的社会和经济矛盾。从社会情绪，矛盾范围，矛盾深刻性严重性，矛盾燃点，矛盾增长率诸多方面看，今天的大陆已处在矛盾激化条件中了，任何事件都可能成为巨变爆发的引信。就是说，在民间，变革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启动状态。不是三五年是否会发生大变革的问题，而是明天是否会发生危机的问题。这也就是中共现在维稳经费和武警超过解放军的原因。但是，这样的状态能长期维持吗？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用军警解决制度危机。
习近平喜欢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其实不然。亮剑者当年胜了吗？他们胜了日本侵略者，胜了蒋介石专制，但最后还是死于专制之剑下。习李如果聪明就要知道自己真正的对手是封建专制，而不是某个敌手。在政治上政治家个人不过是政治制度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只有智者，才能成为胜者，所以应该说：狭路相逢智者胜。智者是顺大势者，是顺民意和世界潮流者。
201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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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姓氏
來源:電子郵件
英法德歐洲三大國，人口都不到8500萬，
01. 李 9200 萬 02. 王 9000 萬 03. 張 8500 萬 可以成立三國
李氏國、 王氏 國、 張氏 國 每一個都是人口大國
中國姓 氏人口數量
現在中國正在使 用的姓有 4000 多個，其中占人口前三位的是李、王、張，這三大姓的人口有近 2.7 億，占了 中國總人口的 21% 。占人口千分之一以上的有 129 個姓，占人口萬分之一以上的有 325 個（總人 數為 11.8 億，占了 中國總人口的 94% ）。 以下給出 人口排名在前 300 位的姓， 排名第一的是姓李的， 2006 年初的人 口有 9200 萬，現在 可能達到了 1 億人，排 在第 300 位的是姓 滿的，人口是 14 萬，沒有 在名單中的姓，那麼人口數是少於 14萬。注意：前面的是名次，後面的是人口，單位：萬。2006 年初 統計資料。
第 1 — 100名
01. 李 9200 02. 王 9000 03. 張 8500 04. 劉 6700 05. 陳 5800
06. 楊 4000 07. 黃 3100 08. 孫 2600 09. 周 2500 10. 吳 2400
11. 徐 1900 12. 趙 1800 13. 朱 1500 14. 馬 1500 15. 胡 1400
16. 郭 1400 17. 林 1300 18. 何 1300 19. 高 1200 20. 梁 1100
21. 鄭 1100 22. 羅 1000 23. 宋 900 24. 謝 900 25. 唐 780
26. 韓 760 27. 曹 730 28. 許 730 29. 鄧 730 30. 蕭 730
31. 馮 700 32. 曾 680 33. 程 660 34. 蔡 650 35. 彭 640
36. 潘 620 37. 袁 620 38. 於 600 39. 董 590 40. 余 580
41. 蘇 580 42. 葉 580 43. 呂 570 44. 魏 570 45. 蔣 540
46. 田 520 47. 杜 520 48. 丁 470 49. 沈 470 50. 姜 460
51. 范 460 52. 江 450 53. 傅 450 54. 鍾 440 55. 盧 440
56. 汪 430 57. 戴 430 58. 崔 420 59. 任 420 60. 陸 420
61. 廖 420 62. 姚 410 63. 方 410 64. 金 380 65. 邱丘 380
66. 夏 370 67. 譚 370 68. 韋 370 69. 賈 370 70. 鄒 360
71. 石 360 72. 熊 360 73. 孟 330 74. 秦 320 75. 閻 310
76. 薛 310 77. 侯 300 78. 雷 300 79. 白 280 80. 龍 280
81. 段 270 82. 郝 270 83. 孔 270 84. 邵 270 85. 史 250
86. 毛 250 87. 常 240 88. 萬 240 89. 顧 230 90. 賴 230
91. 武 220 92. 康 220 93. 賀 220 94. 嚴 220 95. 尹 220
96. 錢 220 97. 施 210 98. 牛 200 99. 洪 200 100. 龔 200
第 101 — 200 名
101. 湯 200 102. 陶 200 103. 黎 200 104. 溫 190 105. 莫 190
106. 易 170 107. 樊 170 108. 喬 170 109. 文 170 110. 安 170
111. 殷 170 112. 顏 170 113. 莊 160 114. 章 150 115. 魯 150
116. 倪 140 117. 龐 140 118. 邢 140 119. 俞 140 120. 翟 140
121. 藍 140 122. 聶 140 123. 齊 140 124. 向 140 125. 申 140
126. 葛 140 127. 柴 135 128. 伍 130 129. 覃 130 130. 駱 118
131. 關 117 132. 焦 115 133. 柳 114 134. 歐 113 135. 祝 111
136. 紀 110 137. 尚 102 138. 畢 99 139. 耿 99 140. 蘆 98
141. 左 97 142. 季 96 143. 管 95 144. 符 94 145. 辛 90
146. 苗 89 147. 詹 89 148. 曲 88 149. 歐陽 88 150. 靳 88
151. 祁 86 152. 路 85 153. 塗 85 154. 蘭 84 155. 甘 84
156. 裴 83 157. 梅 83 158. 童 83 159. 翁 82 160. 霍 81
161. 游 81 162. 阮 81 163. 尤 80 164. 舒 80 165. 柯 80
166. 牟 80 167. 滕 78 168. 谷 75 169. 岳 72 170. 蔔 72
171. 成 72 172. 饒 72 173. 甯 71 174. 淩 71 175. 盛 70
176. 查 68 177. 單 68 178. 冉 67 179. 鮑 67 180. 華 67
181. 包 65 182. 屈 62 183. 房 60 184. 喻 58 185. 解 55
186. 蒲 55 187. 衛 55 188. 簡 55 189. 時 54 190. 連 54
191. 車 54 192. 項 53 193. 閔 52 194. 鄔 52 195. 吉 49
196. 黨 49 197. 陽 49 198. 司 48 199. 費 47 200. 蒙 47
第 201 — 300 名
201. 席 47 202. 晏 47 203. 隋 46 204. 古 46 205. 強 46
206. 穆 45 207. 姬 44 208. 宮 44 209. 景 44 210. 米 43
211. 麥 42 212. 談 41 213. 柏 41 214. 瞿 40 215. 艾 40
216. 沙 40 217. 鄢 39 218. 桂 39 219. 竇 38 220. 郁 38
221. 繆 38 222. 暢 37 223. 鞏 37 224. 卓 36 225. 褚 36
226. 欒 36 227. 戚 36 228. 全 36 229. 婁 35 230. 甄 35
231. 郎 34 232. 池 34 233. 叢 34 234. 邊 34 235. 岑 34
236. 農 33 237. 苟 33 238. 遲 33 239. 保 33 240. 商 32
241. 臧 31 242. 佘 31 243. 卞 31 244. 虞 31 245. 刁 30
246. 冷 30 247. 應 30 248. 匡 30 249. 栗 30 250. 仇 29
251. 練 29 252. 楚 28 253. 揭 28 254. 師 28 255. 官 28
256. 佟 28 257. 封 27 258. 燕 26 259. 桑 26 260. 巫 25
261. 敖 25 262. 原 25 263. 植 24 264. 鄺 24 265. 仲 23
266. 荊 23 267. 儲 23 268. 宗 22 269. 樓 22 270. 幹 22
271. 苑 22 272. 寇 21 273. 蓋 20 274. 南 20 275. 屠 20
276. 鞠 20 277. 榮 20 278. 井 19 279. 樂 19 280. 銀 19
281. 奚 19 282. 明 19 283. 麻 19 284. 雍 18 285. 花 18
286. 聞 17 287. 冼 17 288. 木 17 289. 郜 17 290. 廉 16
291. 衣 16 292. 藺 16 293. 和 16 294. 冀 16 295. 占 16
296. 公 15 297. 門 15 298. 帥 15 299. 利 15 300. 滿 14
倒數第三：山。 這個姓在這裡讀亞，是在安徽發現的，只有兩千多人。這個姓氏的來源是當年岳飛遭秦檜的迫害，岳飛的後人就改姓山。 特色名字：山洲、 山軍。
倒數第二：死。 這個姓 氏是從古代西北的少數民族的四字複 姓發展來的，不過他們為什麼不發展成活呢？（姓這個姓的人數現在呈減少趨勢，是不是因為太恐怖？） 特色名字：死不了、死神、死魂靈。
倒數第一：難 （讀去聲） 古代有個部落的人（現在的河南省）崇拜一種鳥，這種鳥的名字就叫難，是南北朝時期鮮卑族的姓發展而來，原本是 一種鳥類的名字，由於當時人崇尚鳥 類，把姓起成了 “難”，後北遷，大部分遷徙到了朝鮮半島，中國已經極 少存在這個姓了。 特色名字：難題、 難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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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印度尼西亚民主化之观察
作者: 曾建元 來源:電子郵件
印度尼西亚现已是一个立宪民主国家，民主化并未为这个三百个民族的千岛之国带来国家分裂，印度尼西亚虽未实施联邦制，但却落实单一制下的各级地方自治，同时在具有高度分离主义倾向的亚齐设立特别行政区，允其实施高度自治，非但如此，印度尼西亚亦落实自由化政策，而形成了多元民主景观下相当活跃的公民社会，华人文化的复兴，得力于印度尼西亚自由开放社会对于华人社群自治的尊重，远过于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帮助。
曾建元
华人民主书院董事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之间，我率领了二零一三走访国际客家──印度尼西亚华人客家文化参访团前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访问。这一活动系由国立台湾大学客家研究中心主办、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与台湾知识库公司协办，在以印度尼西亚客属联谊总会所属各地客家华人社团网络的安排与接待下，走访了雅加达、万隆、邦加和巨港四地，亲身目睹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与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发展现状。本文谨就此行对于民主化后的印度尼西亚提出管窥之见。
金砖第五国
印度尼西亚人口二亿四千万，民族三百多个，为世界人口第五大国，也是东南亚最大国家。该国本土民族率皆属于马来人，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华人则为最大移民，人口约一千五百万，客家人约有六至八百万，但一九六零年代苏哈托（Haji•Mohammad•Suharto）总统实施强制同化和禁华政策后，华人文化传承出现严重断层，如今能流利使用华语和原乡方言之华人，多为六十岁以上之世代。
一九九七年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风暴，进而引发政治危机，苏哈托原欲利用华印民族冲突争取印度尼西亚人民支持以巩固政权，不料情势失控，导致严重的排华暴动，苏哈托只得黯然下台，继任之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e）欠缺苏哈托之强人权威，印度尼西亚之军事威权政体乃自此告终，社会获得解放，政治走向民主，经济改革开放，历经十年的民主转型，当前的印度尼西亚已被喻为金砖第五国，其庞大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已使其成为带动东南亚区域经济的引擎。我国在李登辉总统主政时期，为了平衡对外民间投资过度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象，曾经推动南向政策，鼓励分散投资于东南亚，而南向政策中的重点，就是印度尼西亚，因此印度尼西亚与我国非正式关系一向相当良好。
当年的南向政策并不成功，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较之东南亚各国于我国有地利和文化上的条件，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悄然崛起，沿海开发日益饱和，人力和土地成本皆直线上升之后，印度尼西亚之价格优势终于浮现，再加上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建立全球最大之单一市场，基于印度尼西亚消费市场潜力和在中国东盟单一市场中的原料供应和生产工厂区位，印度尼西亚在东亚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性乃令人不容小觑。
第三世界大国
尽管印度尼西亚经济以往表现不佳，但在国际政治上，印度尼西亚却是举足轻重的第三世界大国。印度尼西亚地控南海与马六甲海峡，扼守东亚各国之海上生命线，这一地缘政治上的关键位置，乃形成印度尼西亚在外交实行不结盟路线的理由。印度尼西亚于一九五四年废除荷印联邦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后，即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在万隆邀集了亚非二十八国领袖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反殖民主义和促进亚非国家团结的万隆十项原则，形成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全球冷战结构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外的第三世界势力，印度尼西亚即在当中展现了捭阖纵横的卓越能力。在该一会议中，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Ali Sastroamidjojo）曾公开宣读台湾民主独立党主席廖文毅的致大会函，当中指出台湾受蒋氏政权非法占领，中国国民党为了维护政权，在台湾施行独裁统治，制造台湾海峡危机，扰乱亚洲和平，唯有台湾独立，亚洲才能真正和平。
印度尼西亚为人口最多的伊斯兰教国家，但印度尼西亚又为高度世俗化与自由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也使其拥有条件成为沟通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重要桥梁。
排华问题
由于拥有全球最大的华人移民群体，而华人又因千年的经营而掌握着印度尼西亚主要的工商业资本，使华人极易成为印度尼西亚贫富差距问题的代罪羔羊，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等的问题，便经常会藉由排华的族群冲突表现出来。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情形，全球以印度尼西亚最为不理想，这和荷兰殖民时代的种族隔离政策有关，东印度联合公司和荷兰殖民当局引进大量华工为其从事开垦和采矿之类的劳动工作，并从中扶植华人领袖从事自主管理，而为避免华印联合，威胁荷兰人之少数统治，荷兰人则以华制夷，严格限制华人不得与印度尼西亚人有过多之接触，于是使得华人至今自成一社会，倘其与本地疏离，则自然难免引起印度尼西亚人之侧目。
印度尼西亚独立建国之初，有许多华人追随开国总统苏卡诺（Bung Sukarno）而参与其间，他们当中许多人怀抱着印度尼西亚同化主义的理念，其著名者有萧文灿、林群贤等，然因卷入印度尼西亚政争而遭受迫害后，他们有的人流亡国外、有的选择回归中国，有的则改而主张多元主义，只是在一九六零年代印度尼西亚全面禁华以后，华人被迫同化，语言文化消灭，却又以华人之身份被排除在印度尼西亚公共部门之外，而仅能在华人擅长的都市工商业经济活动中依附苏哈托政权而有所发展，福建福清裔的林绍良即因政通人和而一度成为世界首富。但此种另类的种族隔离政策，只是使印华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矛盾因却缺乏政治的沟通和化解而更形尖锐。所幸一九九九年身兼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神学会理事长的福建泉州陈姓后裔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总统废除了禁华政策，承认华族之地位，继任的梅嘉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总统又将中国农历新年订为国定假日，这一昔日被称为海外中国的海外华人社会，才逐渐获得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接纳，走出历史的阴霾，重建对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认同。
多元民主
印度尼西亚现已是一个立宪民主国家，民主化并未为这个三百个民族的千岛之国带来国家分裂，印度尼西亚虽未实施联邦制，但却落实单一制下的各级地方自治，同时在具有高度分离主义倾向的亚齐设立特别行政区，允其实施高度自治，非但如此，印度尼西亚亦落实自由化政策，而形成了多元民主景观下相当活跃的公民社会，华人文化的复兴，得力于印度尼西亚自由开放社会对于华人社群自治的尊重，远过于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帮助。华人社团会馆以及报刊乃于雨后春笋般在印度尼西亚各地诞生，如百家姓协会、客属联谊总会、华裔总会、孔教协会、慈济功德会、前华校的校友会或基金会、《国际日报》、《巨港兴报》等等。华人社团除了在凝聚华人团结和复育华人文化有显著的成绩外，也在各地举办慈善事业或从事公共服务，改善华人形象、增进与当地社会之关系。华人因传统小农文化而不适合现代公共生活或民主自治的说法，在印度尼西亚华人身上不攻自破。下辖四十三个分会的印度尼西亚客属联谊总会能够在今年九月，以民间力量独力承办第二十六届全球客属恳亲大会，正是客家华人社会能量的展现。
二零零六年以后，印度尼西亚即为自由之家评为政治自由国家，东南亚仅此一国，成就非凡，在此一环境下，华人参政者日多，不仅不再于政治领域受到排挤，反而有成为关键少数的潜力。目前民选公职中，职位最高的华人为雅加达省副省长客家裔的钟万学，旅游暨创意经济部长冯慧兰则是职位最高的政府官员，为客家裔女性。冯慧兰为印度尼西亚提名竞逐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秘书长职务，呼声甚高，如无意外，海峡两岸、港澳和新加坡这几个华人会员体都将会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冯慧兰。
华人文化复育
在历经禁华与排华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印度尼西亚华人皆在修补华人文化断层对其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伤害，这在印度尼西亚进入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时代，对于排除华商或台商外国资本对其排华历史的负面印象和巨大疑虑，乃至关重要，再者，外国华人企业亦需要通晓华文之沟通与管理人才，印度尼西亚本土之人力资源却呈现严重不足之窘境。故而印度尼西亚无论基于与位于大中华经济圈的各个邻国交往或基于国内族群和解和多元文化发展之需要，华语文人才的培养以及客家、闽南语言与文化之传承，皆为其国家当务之急，而其所面临之最大问题即为师资与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方面，通过高等校院和侨务机关提供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极大的援助，主要为提供华语师资及其长短期培训课程。事实上，我国拥有相当数量的实习生、流浪教师、博士和乡土语言教师，诸多大学亦拥有训练严谨的华语课程，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立国精神与民主的印度尼西亚一致，亦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印度尼西亚政府与我国合作培养华语人才，乃不必担忧中华民族主义扩张和共产主义党国专制思想的渗透，故而我国除了应透过民间途径协助华社办学和华人小区总体营造外，乃更应积极与印度尼西亚政府教育部门协商华语人才培训合作项目，这也有助于我国在印度尼西亚打造南向基地、突破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壁垒，为台湾的国家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政治世代交替
现任总统苏西洛．尤托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为印度尼西亚首位直接民选总统，自二零零四年当选后复于二零零九年获得连任，即将于二零一四年十月卸任，执政十年，使印度尼西亚气象一新，政绩卓著，亦深受华人的爱戴。目前表态出马角逐下一任总统大位者，有雅加达省长卓可维（Joko Widodo）和贸易部长吉塔．维查万（Gita Wirjawan）最受瞩目，卓可维的副手便是钟万学。佐科威曾经以治理梭罗市之政绩为国际智库城市市长基金会（The City MayorsFoundation）主办的《2012年全球市长计划》（The2012 World Mayor Project）评选为全球表现第三佳市长。九月由高雄市主办的亚太城市高峰会如能邀请到雅加达省与会，在我国特殊的外交处境下而难以与印度尼西亚开展的元首级互访，或许将有机会以城市外交的方式由两国政坛的明日之星提前登场。
民国一○二年八月十二日晨五时半于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法官职务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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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大校长称毛泽东统治下中国难有哲学家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新滋
世界教育信息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新滋27日在一次公开演说中，认同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指“中国根本没有哲学家”的言论，因为陈新滋认为毛泽东的言行和著作，多年来对中国拥有至上权威的地位，“在此环境下要产生哲学家的确很困难”。
陈新滋是在一个中华国学论坛的演讲时，发表上述的评论。在场聆听演讲的，包括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姜瑜，以及前特首董建华任内的特首办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
陈校长说，已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称，中国对世界不可能有太大影响，因为根本没有哲学家，他表示，撒切尔夫人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以前有一段很长时间，中国人是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当时知识分子要静下来思考人生，尤其思考有违马列主义的事不容易，在此环境下要产生哲学家的确很困难”。
不过陈新滋同时，撒切尔夫人可能不太明白中国文化，因自古以来中国有很多思想家、百家争鸣。他又表示，自己公干时住酒店，打开书柜看到圣经，就想到把中国文化精华整理成书，放在全球酒店内，让大众出差时可以看，“（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都说应该这样做”。
陈新滋除了婉转地批评毛泽东一言堂的作风扭曲了中国学术思想的生态之外，他还归咎大陆现在黑心食品横行，原因在于国民缺乏国学的教育。
他说，现时内地出现毒奶粉、地沟油等，连鸡蛋都造假，国学应可教育下一代改善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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