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共專集】(四十九)徐琳:最美的女囚犯题李焕君狱中照;戚惠民:专制文化思想是产生腐朽体制的土壤;视频王府井集会戒备森严;鲍彤:愿不同意见保护法倡议者习仲勋后继有人写在唱红打黑的进军号下;牟传珩:北京为何迟迟不能开启民主变革大门中国正处于等腰三角形政治僵局;江棋生:读冯胜平上书有感;冯胜平: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铁流:我所认识的冯胜平;冯致习总第二封信;高伐林:给习写万言书的冯是何方神圣;张鹤慈:读后;海内外专家学者点评审薄案
神州有泪
徐琳:最美的女囚犯——题李焕君狱中照
戚惠民:“专制文化思想”是产生“腐朽体制”的土壤:一、“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界定;二、“专制文化思想”与董仲舒;三、“专制文化思想”与朱熹;四、结束语
“茉莉花革命”北京王府井集会，戒备森严/视频
RFA独家：鲍彤:愿《不同意见保护法》倡议者习仲勋老人后继有人—写在网络唱红打黑的进军号下
RFA本台独家发表鲍彤评论：愿《不同意见保护法》倡议者习仲勋后继有人
牟传珩:北京为何迟迟不能开启民主变革大门—中国正处于“等腰三角形”政治僵局: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保守与改革”的派系、路线、利益内斗僵局;民间社会“求安与求变”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僵局;官民之间在“维稳与维权”意志、立场、情绪对立僵局;“等腰三角形”政治僵局终将破题
江棋生:读冯胜平上书有感
冯胜平：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美国宪政经验;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出路;把权力关进笼子与军队国家化;南方周末事件的启示;共产党和权贵集团
铁流:我所认识的冯胜平先生（图）
附冯胜平先生致习近平总书記的第二封信：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既得利益集团是宪政改革的动力:1.改革是强人的政治;2.与其鞠躬谢幕，不如开创历史;3.党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4.强国VS宪政;5. 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公民是法治的产物;6.既得利益集团比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7.呼之欲出的党内民主
高伐林:给习近平写万言书的冯胜平是何方神圣？“出土文物”;海外民运的试验确实失败了;中国的出路，中共的退路;没有放弃探索中国民主的可行之路;一篇文章怎样能打一百分？
张鹤慈:冯胜平“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读后
看中国记者郑文:海内外专家学者点评审薄案:李成和麥瑞安：薄熙来案未了局;汪铮：公审薄熙来并未切中要害;章立凡：薄熙来不仅是个好演员;熊焱：三罪名恰是中共施政三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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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琳:最美的女囚犯
——题李焕君狱中照
你怎么能笑得
那么纯洁灿烂
象从来没有见过
人间邪恶
的仙女一般
你怎么能笑得
那么坦然
仿佛那金属手铐
是你佩戴的玉镯环
正因为见多了专制的黑暗
你才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正因为自己没有邪念
所以你没把自己当成囚犯
他们只不过是一群
靠暴力夺取政权的匪蛮
你到底是不是犯了罪
绝不是他们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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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文化思想”是产生“腐朽体制”的土壤
杭州 戚惠民 來源:電子郵件
首先，我赞同一些学者的提法，不能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混为一谈。
一、“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界定
“传统文化”，指的是各种具象文化的集成，比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文价值所在，是我们必须传承和发扬的瑰宝。
而“文化传统”，则包含着“专制文化思想”，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文化传统”里的“专制文化思想”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
可以说，“专制文化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灾难性的，“专制文化思想”是中共统治者压制“人性”的法宝，是产生中共“腐朽体制”的土壤。
为什么中国至今还是一个“专制体制”的国家？这就与“专制文化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整个民族有密切的关系。犹如人体里的基因有无缺陷，决定一个人是否健康一样。“专制文化思想”就是“植入”中华民族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奴性基因”，中华民族正是“植入”了先天有缺陷的“奴性基因”，才会排斥一个正常民族和社会应有的“民主基因”。
二、“专制文化思想”与董仲舒
说起“专制文化思想”就不能不说汉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正是这个大儒董仲舒，为“专制文化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的学说。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大一统思想”，不仅是领土意义上的大一统，而是包括思维、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几乎无所不包的多方面的“大一统”。这种“大一统”思想，最后形成了“专制文化思想”。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和选拔人才的法宝。
正是这种以“专制文化思想”为主导的选拔用人制度，使之 “主流知识分子”们，“在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政策下，从特立独行的士，到“只有韬略、没有立场”的策士、再到“专为帝王服务”的谋士、最后到“完全按奴才标准设计”的进士，一步步地蜕变，在“功名”还是“自由”的选择中，知识分子们步步后退，也就是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沦亡了…….。”（引自周非《非议历史》）
而在中共统治下的当今中国，许多所谓的“主流知识分子”更是卑怯，自甘堕落。
最近，人大副教授汪亭友发表文章《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不是“普世价值”》一文中，引述毛泽东的话，称欧美式宪政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
汪亭友还说，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宪政”必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无东西方之分”、“对全人类有普遍意义”的“普世价值”。
汪亭友的这番言论，可以说，是当今一些所谓的“主流知识分子”在 “专制文化思想”的侵蚀下发作的“典型的抓狂病态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所谓的“主流知识分子”是“病态”的，这个国家和民族还会健康正常发展吗？
三、“专制文化思想”与朱熹
要说董仲舒奠定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的“专制文化思想”的思想体系，那么两宋时期的大儒朱熹，则是将“专制文化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理学高度。
朱熹是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朱之理学逐成为之后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他强化了“三纲五常”的“专制文化思想”。在束缚“人性”方面上著重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禁欲主义”主张。
我们知道，在宋之前男女两性是相对较为开放的，尤其是在盛唐，没有把“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男女间也是相对平等的，否则也不会在中国诞生唯一一位女皇帝了。从唐代妇女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以丰满健康为美”“袒胸露臂”的审美情趣来说，是很“性感”和大气的。正是这种尊重“人性”的“人文”大环境，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盛唐！
至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后，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节”“烈”便成灾了，到了明清时期更是什么“节妇传”“列女传”之类文人集子和地方志中大量可见。如在《古今图书集成》的“闺节”与“烈节”两部中，收入明代的“节妇”、“烈女”竟达3万6千人。
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对老百姓的“性”压制更是令人发指，尤其在“文革”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女子的被剃成“阴阳头”脖子上挂着一双“破鞋”游街。“工人治安纠察队”整夜晃着手电筒的刺眼的光柱，在大街、公园随时盘查成对的男女青年，捉“奸”、抓“流氓”，乐此不彼……
就是在21世纪的中国，青年男女想生孩子须政府批准，领到“准生证”后方能“作业生产”。
这种连“人性”的“性本能”都要在“大一统”下的国度，使多少孤男寡女受到“灵肉煎熬”啊！。
可以说，统治者通过对“人欲”的压制来压制“人性”。
千年以来，历代统治者，就是这样摧残国人的“人性”使国人蒙受“灵肉”的屈辱和煎熬，以致国人在长期“礼教”和“性压抑”下丧失了“抗争”的意志。
面对“专制暴政”，文人没有骨气，武将没有勇气，民众没有“人”气。
一个“奴性十足的国度”，会是一个充满阳刚豪气健康的民族吗？
四、结束语
中国为何至今还是个没有“民主”的“非公民社会”？当今中国政府为何如此专制腐败？社会为何如此道德低下？司法为何如此缺乏公正？老百姓为何如此逆来顺受？等等一系列问题应该令人深思。
鄙人认为，乃是中国千年来的“专制文化思想”的阴魂不散，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你、我、他。
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这是林肯总统在为自己的人民骄傲，为自己国家的先进文化和制度骄傲。也只有将“人文文化”扎根在深厚土壤里的国度，才会产生出如此优秀的民众和领导者。
同样，有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就产生什么样的制度和民众。
在“专制文化思想”的土壤里，只能产生腐朽的专制体制和“奴性的国民”。
当然，世上没有一层不变的东西。食品和动物可以通过转基因改良成优良品种。“文化”当然也可以“转基因改良”的。
清末和民国初年，“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在西方等先进民主国家的影响下，欢迎“民主”和“科学”（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同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以此来表示与“专制文化思想”割裂，并试着将“民主”“科学”中的“公民文化基因”植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希望使中国脱胎换骨，成为健康之国度。
也正是此时，在中国大地上露出了一丝“人文”、“宪政”和“自由”的曙光。
遗憾的是，这一“文化转基因工程”，被日本、苏俄、中共无情地扼杀了。
中国错失了一次成为“公民宪政社会”的最佳机会。
然可喜的是，中华民国台湾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成功地将“公民文化基因”“植入”进了台湾社会的“肌体”中，使其中华民国台湾成为了真正的“公民宪政社会”。
我们今天在这里探讨关于“专制文化思想”的问题，主要是希望大家明白“专制文化思想”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中共是“专制文化思想”的最大受益者，是产生中共“腐朽专制体制”的土壤。
更希望民众和“主流知识分子”们能早日挣脱“专制文化思想”的枷锁，勇敢地站出来与“专制暴政”抗争，早日实现“公民宪政梦”！
杭州 戚惠民 2013.8.20 联系：1390571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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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革命”北京王府井集会，戒备森严/视频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2月20日 首发)來源:電子郵件
“茉莉花革命”准时准点在王府井爆发
220“茉莉花革命”北京王府井集会，戒备森严/视频
北京今天一片风声鹤唳，各个路口均有警车把守，大批“红袖标”大街巡逻，以往星期天根本不需要红袖标。
许多维权人被控制在家，不许出门。尽管这样下午2点在王府井大街麦当劳前，准时聚集，包括便衣，有数千人，台阶上、马路上同时顿足，默立在那里。博讯义工拍照时就站在一便衣警察后面，他正用手机想上级汇报说：“拍照的基本是咱们便衣，也有外面的人”（视频有）
2点25分警察到一里外的灯市口设交通管制牌，禁止车辆向王府井方向通行。警察车开到路中间要求汽车停止通行，公交车除外。
北京警察今天动作迅速，2点20分穿制服警察已经冲到麦当劳门口的高台阶上，轰北京市民离开卖当劳。
另有博讯义工报道：访民说，2点之前一位老汉在附近喊了一句，就被人摁到，抓进旁边僻静的巷子里。
2点半左右，一名穿灰色衣服的年轻人被便衣抓住，在欲押上车的过程中年轻人一直喊“抓我干什么？我是来逛街的。“这时有一名穿烟色衣服的男青年被两名便衣摁在地上，后上来一名穿天蓝色的（疑似便衣）站在男青年的头前，抓住男青年的头发，围观者抗议，抓男青年的30多岁的人称“他打我。”混乱中男青年挣脱起来，往外跑。这时 第一个被抓的青年已经被押进车。现场大批警察增援，欲撵散围观的群众，口中不停地喊“离开，走，不要看了，别停步……”等话，便衣抓人时，围观人拍照有便衣或警察制止。警察用对讲机或电话相互呼应。有人往警察群里抛花。
博讯义工观察，有几千人。警察布满王府井，另外几千人的观望者。但是有多少是真正的游客，有多少是观望者，还有多少是便衣的警察，很难分清。
博讯读者报料：说几点没人关注的：
1、现场就两辆没有拍照的汽车，就停在警车旁边！
2、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便衣警察很多，我拍到了天安门的便衣！
3、有个外国记者被一个普通着装的男子（估计是便衣）用力打了后脑，差点摔倒！
4、不到两点的时候听见有个男子喊了一句“X你妈”，然后就发现有人被拉到小巷子里带走了！
5、2点30分左右，人群被警察驱散。
220“茉莉花革命”北京王府井集会，戒备森严/视频
220“茉莉花革命”北京王府井集会，戒备森严/视频
220“茉莉花革命”北京王府井集会，戒备森严/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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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读者留言：
你们好，我刚刚从茉莉花革命北京的现场回来，很是兴奋，原因不在于北京的聚集现场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而是我看到了现场参加聚集的大多数人是年轻人，这和我一直认为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多数是上岁数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年轻一代并不是沉醉于花天酒地的一代 。
我是在大约2:10分左右到大王府井麦当劳的，远远就看见的黑压压的人群，走进才看清有很多的制服警察在不断地驱散人群，更有明显的便衣晃晃悠悠，也有很多的外国记者，一度麦当劳门口是拥挤不堪。在麦当劳排队买饮料时，我看见绝大数人只买些饮料、薯条，整个餐厅里大多数是饮料客，基本都是看着窗外，两位排在我前面的约20来岁的年轻人很兴奋，说有人准备了横幅但是没有能打出来，并说，网络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在门外，一位姑娘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聚集，我只说句“茉莉花革命”马上就有两位爱尔兰时报的记者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对茉莉花革命怎么看，我说：“这是迟早的事”，很快就被警察看到，我们也就结束了谈话，她又进麦当劳里面采访一位老者，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
我感到这次网络组织的“茉莉花革命”首次聚集非常成功，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它预示着网络将是革新与保守两大势力的争夺焦点，仅仅一个被严密封锁的博讯网发布的信息就可以有5、6佰人的参加，再加上警察、记者7、8佰人，那如果是10个100个网站发布这样的信息呢？不过遗憾的是，现场没有看到访民，只是在回家的路上中南海门口却有访民被带走。
一位北京客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1/02/201102202138.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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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独家：鲍彤:愿《不同意见保护法》倡议者习仲勋老人后继有人
——写在网络唱红打黑的进军号下
來源:電子郵件 2013-09-03
图片：鲍彤先生资料照（法新社）
网络正在大打其谣。我对谣言做过一点研究，有志於写一篇《谣言学发凡》，不过至今没有成文。
我认为谣言很可能“万岁”，至少比一切媒体更长寿；它的忌辰，我估计当在历朝历代各位热心打谣者寿终正寝之後。
有人说“谣言止於智者”，我看不见得。更站得住的判断，恐怕是“谣言止於透明”。因为谣言的突发流行期，往往在黑暗期，文化专制期，信息垄断期，舆论被管制期，言论无自由期。
谣 言没有特别的属性，因此可以说它什么都“姓”：“姓”王也“姓”李，“姓”社也“姓”资，“姓”官也“姓”民，“姓”正能量也“姓”负能量。为什么？因为 谣言无所不在，可以出现在古代桀丶纣丶幽丶厉的高压统治下，也可以盛行於当今最先进的阶级专政或最先进政党领导的和谐模式里。
邓小平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他有拍板的嗜好，非要坚持这个说不清楚的制度不可。现在的主持打击谣言者，未必比邓小平高明，未必说得清楚什么是检验谣言的标准，但他一定有个藏在黑箱里面的潜标准，这个潜标准只能表述为，“领导的好恶是检验谣言的唯一标准”。
这也同样是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标准：薄熙来所爱，就是红，市民必须唱；薄熙来所恨，就是黑，国家必须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唯我独尊，多少条人命，千百亿民间资产，就是在薄熙来唱红打黑的狂想曲中被断送的。如此无法无天，居然被代表国家的公诉人，免於起诉，大赦掉了。
只要美容是治国的方略，就应该夺取和占领舆论的制高点，严打网络谣言，确保鸦雀无声。
我也听到了一条网络大谣。中国有一位知名军官发微博：“普京8月27日下令，在西方攻击叙利亚的情况下，俄将对沙特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造谣造到这步田地，大概不在中国主旋律的火力圈之内，倒是有相反的可能，它正温暖地处在保护伞之下。
一 切有立场有观点的革命者须知，谣言有红与黑的大区大别！比如说，如果有人指出中国有多位法官聚众淫乱，那一定是黑谣言，因为负能量不可能是被法官淫乱出来的，绝对是被可恶的网络揭发出来的。当年的反右派，文革，平暴，莫不如此；今天更应如此。领导人的精丶气丶神，应该是统率全国的灵魂。思想靠他出，道路靠他指，制度靠他立。不同的意见，除了扯皮和添乱，有什么用？章伯钧丶储安平因此被整肃。林昭丶张志新因此被消失。刘晓波丶许志永因此被逮捕。共产党的元勋 彭德怀丶习仲勋也因此被出局。一个国家，只容得下一个脑袋和一张嘴巴，够了够了，再有就是多馀的！
习仲勋老人死得太早。祝他在天国平安。这位老人最后的职务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党组成员。在这个最后的岗位上，他仍然主张中国应该制定 《不同意见保护法》。多么深思熟虑的远见卓识。中国的命运，是和不同意见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鸦雀无声，整个国家因此奄奄一息，岂只是鸦和雀的悲哀？祝愿这位可敬老人的遗志后继有人，中国应该不会永远万马齐喑。
本台独家发表鲍彤评论：愿《不同意见保护法》倡议者习仲勋后继有人
2013-09-03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在本台发表评论：愿《不同意见保护法》倡议者习仲勋老人后继有人，写在网络唱红打黑的进军号下。鲍彤表示，网络正在打击谣言。他认为谣言很可能“万岁”，至少比一切媒体更长寿。鲍彤表示，“谣言止于智者”并不见得；更站得住的判断是“谣言止于透明”。因为谣言的流行往往在黑暗期，文化专制期，信息垄断期，舆论被管制期，言论无自由期。鲍彤指出，邓小平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他有拍板的嗜好，非要坚持这个 说不清楚的制度不可。現在的主持打击谣言者，未必比邓小平高明。但他一定有個藏在黑箱里面的潜标准，“领导的好惡是检验谣言的唯一标准“。鲍彤表示，习仲勋老人死得太早。这位老人最后的职务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長，兼內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党组成员。在这个最后的岗位上，他仍然主张 中国应该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鲍彤认为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远见卓识，中国的命运是和不同意见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鲍彤祝愿这位可敬老人的遗志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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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北京为何迟迟不能开启民主变革大门
——中国正处于“等腰三角形”政治僵局
作者: 牟传珩
近两年来，被称之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与上世纪苏东剧变一脉相承，演绎着世界民主化的各种蓝本。然而，正处于世界现代化变革风云席卷中的中国，“30年改革开放”竟不与普世价值接轨。世界现代化民主变革脚步虽已兵临北京城下，但为何中南海能依然置身世外，僵化固守？中华大地又为何至今未见“北京之春”到来？究其原因，取决于当今中国所特有的互为制约、支撑、固定的“等腰三角形”政治三边关系所形成僵局的政治生态，即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涉及“保守与改革”的派系、路线、利益内斗僵局；民间社会在“求安与求变”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僵局；官民之间在“维稳与维权”意志、立场、情绪对立僵局。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当今时代，世界民主化的主题，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选票箱里出政权”的对决；现代国际社会的“非暴力更替浪潮”，就是由“权力枪授”向“权力民授”过渡的民主化主旋在全球奏响。这场浪潮的非凡影响与巨大冲击力，已经席卷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地球村里没有一个角落能抵抗它的诱惑。21世纪的今天，已经没有哪里的人民会面对宪政框架下的“一人一票”世界生态，甘心置身事外，永远由“枪杆子政权”被代表，被愚弄。近两年来，被称之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与上世纪苏东剧变一脉相承，演绎着世界民主化的普世价值的各种蓝本。
然而，正处于世界现代化变革风云席卷中的中国，“30年改革开放”竟不与普世价值接轨。世界现代化民主变革脚步虽已兵临北京城下，但为何中南海能依然置身世外，僵化固守？中华大地又为何至今未见“北京之春”到来？究其原因，取决于当今中国所特有的互为制约、支撑、固定的“等腰三角形”政治三边关系所形成僵局的政治生态，即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涉及“保守与改革”的派系、路线、利益内斗僵局；民间社会在“求安与求变”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僵局；官民之间在“维稳与维权”意志、立场、情绪对立僵局。
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保守与改革”的派系、路线、利益内斗僵局
今年8月21日，由《人民日报》主办的双周刊《人民论坛》杂志，刊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的文章——《宪政开万世太平之路》。而此前一天中南海的机关刊物《求是》接连发表《宪政潮是对十八大精神的挑衅》、《“宪政”理论是对中国改革的干扰和误导》反宪政文章。党的最高喉舌如此频频刊登观点完全相左的文章，验证中共党内意识形态斗争从未停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内部一直存在着“传统社会主义派”或曰“专政社会主义”(党内左派)、“特色社会主义”或称“市场社会主义”（党内中间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或曰“宪政社会主义”（党内右派）三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走什么路的问题”即向左转（质疑改革），向右走（政治改革），走中间（经济改革）的派系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之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特色社会主义”派，尽管走走停停、左右摇摆，但一直是中南海内平衡左右两派的主流当权派。他们主张在中共领导地位不变前提下，坚持意识形态“不争论”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中共统治集团内部这种涉及“改革与保守”斗争一直处于势均力敌，无法破局的状态中。“特色社会主义”派之所以能够传承掌权至今，恰恰体现的正是中南海这种政治僵局（赵紫阳等中共高级干部回忆录对此都有印证）。正是基于党内这一政治生态，谁上台都只能勉强维系这种暂时的党内权力派系与路线斗争平衡。当然在这三种基本派系路线对决之中，还掺合着各种复杂、微妙、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因素，但却都不是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眼下，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势钧力敌，相互牵制，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只能以稳定为前提，基本保持着这种政治上的僵滞现状。
习近平接班后，虽要正本清源，奉天承运，整合中共建制后两个“三十年”的政治资源，发起围剿宪政，抵制普世价值的姓社姓资意识形态纷争，像当年苏联8.19前后，邓力群反对戈尔巴乔夫，批评苏共改革，大讲苏联亡国教训一样，习近平内部讲话大批苏共没有“真男儿”，主导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4月22日下发极左九号文件。因此展示了他正从党内“中间派”向左发展的趋势，但也不得不接受党内右派的制约，倒退也是不那么容易的。
太子党的另一代表人物胡德华，不久前就曾在一次聚会讲话中反击习近平偏左言论，甚至披露太子党校友会上，两个分别为“普世派”和“维稳派”官员翻脸。这种中共内部各个层面分争，导致了6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强调“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习近平异乎寻常地要求，每个政治局委员都必须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可见中共党内的进退维谷的政治僵局状态。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由于一些人缺乏对中国大陆政治生态与共产党权力集体运作的本质理解，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当今中共党内斗争激化。这影响了人们对中共本质与当前形势以及各种纷乱的政治现象做出正确认识与清醒判断。如果中共内部冲突真得像一些舆论操作的那样你死我活，他们的权力早已崩溃。其实，中共之所以能坚持“一党天下”专政体制至今强势不变，其谜底就在党内路线与权力斗争至今仍保持在这种政治僵局的可容状态中。这便成为当今中国“等腰三角形”政治三边关系中强力支撑其基本稳定的一边。
民间社会“求安与求变”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僵局
与中南海“改革与保守”政治生态相对应的，是民间社会“求安与求变”两大主要分歧的社会基础。虽然，中国社会腐败、正义沦陷、民怨沸腾，一方面导致民众不断的自焚、屠童、爆炸、杨佳式杀官等等绝望情；另一方面却又激励起民间一批批率先站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异见人士、维权勇士等，以自身现代公民的风范来昭示民间谋求社会变革愿望，如《08宪章》群体、公民力量、新公民运动群体、同城饭醉公民圈、广交友不结社，以及上访维权、群体事件乃至每个个体的自由表达等等。眼下，他们大都遭到了官方的强力打压，但却前仆后继，有效展示了民间社会渴望自由、主张民主、争取正义，要求社会宪政变革的愿望。
然而，民间的这种权利争取冲动，至今都没有集合起多数人的意志，形成对官权力的足够压力，迫使他们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的另一端。究其原因，就在于民间社会自身还处于缺乏共识的分裂状态。我们在看到民间社会积极寻求社会变革的另一面，不应忽略中国民众深受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普遍具有惧怕权力、甘做“驯服工具”心理，正所谓“宁作太平狗，不作乱世人”；还有，一些新发家致富起来的个体，基于其生活优化与稳定的既得利益考虑，也不希望“茉莉花革命”打乱他们的日常秩序。此据来自“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 Barometer)和“当代中国结构变迁”两项大型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包含个体和私营企业中从事技术、行政和销售的员工，外加其它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他们认为社会稳定比个人言论自由更加重要。“求稳怕变”是其重要特点，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维护社会稳定”比“控制物价上涨”和“加强政治影响”等政策议题更为重要。这种“求稳怕变”的错位心理，在当今中国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中共可以始终贯彻高压维稳的社会基础。
更何况，如今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加深了对毛时代的怀旧感，北京就曾发生了在抗议日本政府“购岛”的队伍中，一名老人对打出的崇毛标语提出异议，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毛左教授韩德强打了两个耳光。不幸的是，韩德强却还在中国网络世界，赢得不少愤青的声援，可见民间社会的自身撕裂状态。随着薄熙来被起诉，民间“毛左派”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他们的主张与宪政人权恰恰相反，希望复旧倒退到毛式统治之下。8月23日香港明报刊文《“打倒汉奸” 薄粉法庭外舌战改革派》写到：“数十名情绪高涨的左派人物在法院外与宪政派民众短兵相接，佔了明显上风，甚至怒骂记者。”此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显示，中国社会的左派佔38.1%，中间派佔51.5%，右派佔8%。而《南方都市报》报道，天津南大学的网民调查显示，左派只有6.2%，右派佔38.7%，中间立场者55.1%。虽然，这些数据大相径庭，但民间社会自身分裂是个不争的事实。
民间社会这些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构成了自身力量的相互牵制，自我抵消了谋求社会变革的动力，陷入“求安与求变”的生态僵局，成为当今中国“等腰三角形”政治三边关系中又一边，客观上支撑了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势钧力敌，僵化固守，维持稳定的局面。
官民之间在“维稳与维权”意志、立场、情绪对立僵局
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其实是官党与民党的对抗，这是中国特点的“等腰三角形”政治生态僵局关系中的又一边。
当一个国家权力扭曲公道，社会谎言弥漫，百姓喊冤渠道被堵塞，权利受侵害的弱势群体没有自保组织与代言人时，必然要导致“官逼民反”现象，形成官党与民党的对抗局面。眼下，中国官府腐败、社会不公事件不断被舆论曝光，淫官视频，校长携小学生开房，法官集体嫖娼，医院系列贩卖婴儿，一个比一个更具有社会刺激性，民众激愤已如干柴燃烧遍布中国。民间社会罢工、上访、请愿、聚会、群体事件，前仆后继，民众抗争维权怒潮正伴随着官方“天价维稳”，在中国大地频频来袭，规模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激烈。然而，客观而论，这些抗争毕竟多是有限的、局部的，而且由于民间社会自身分裂和自我能量消耗，一时还很难形成像当年“六四”时期那样的全民动员力。
反观官党一方，由于中共一党专政，拒绝还权于民，加之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的紧密结合，导致官党公权力过分强大。加之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把“维稳”当作最高政治任务，其“天价维稳”已武装到牙齿。7月3日媒体报道，永州官员称：“维稳一个唐慧6年的耗资就是80万元”，现代中国已成为极度依赖警察维稳的国家，被海外舆论称之为“警察王国”。官党以此形成对民间社会“维权”高压态势，至今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抓捕迫害民间异议维权人士。最近，北京NGO“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被取缔，著名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许志永和郭飞熊被逮捕，都是例证。
鉴于以上官民冲突两端，尽管官方对民间抗争不断强力打压与“天价维稳”，但丝毫平息不了民间抗争趋势；而民众面对官方的无情打压，暴力维稳同样也一筹莫展，无法形成足够的集合力量，迫使官方妥协。这种如此官民冲突的长期拉锯，无法单方改变现状事实，认证的正是官民在意识、立场、情绪对立的政治僵局。这也是中华大地为何至今未见“北京之春”到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等腰三角形”政治僵局终将破题
以上所论，是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涉及“保守与改革”的派系、路线、利益内斗僵局；民间社会在“求安与求变”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僵局；官民之间在“维稳与维权”意志、立场、情绪对立僵局。这三条“等腰三角形”的每一边都相互支撑、牵制、平衡，构成了当今中国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僵局，致使中南海在世界性现代化民主大潮冲击下依然僵化固守，中国社会改革进程举步维艰。
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当权派，虽掌握了强大的权力资源，但在网络等公共舆论上信誉已近崩盘，无能为力，反观体制内的非主流派，虽有一定的话语权，却无力左右权力格局；而在野的政治力量虽能在网络舆论上发出变革社会愿望的强势呐喊，并与体制内非主流派系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但自身却又倍受“求稳怕乱”与“怀旧倒退”倾向牵制，暂时还很难整合起主导破解僵局的社会力量。这便是北京之所以迟迟不能开启民主变革大门的所以然。
当今中国的政治僵局，只能是暂时的，变革才是必然的。未来中国社会任何政治、经济、外交乃至各类公共突发事件，都有可能导致眼下政治三角关系的一边或多边力量失去暂时平衡，进而导致稳定的三角结构顷刻坍塌，秩序崩溃。这是中共当局极为恐惧的。今年8月5日，被称为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刻意刊出妖魔化苏东波社会变革文章，恫吓民众称，中国一旦走向动荡，决不会像苏联那样相对“文明”地解体，中国“崩溃”将被战争和流血一路相伴。此文十分典型地泄露了多年来官方一直在利用民众一部分人“求稳怕变”的错位心理谋略，来刺激民间纷争，分化瓦解大众形成谋求社会变革，反抗官方压制的统一力量，维护他们骨子里需要的政治生态僵局不被打破。其实，深究起来，掌权者才最怕因秩序生变失去权力，而无权者事实上已没有真正的权利害怕在变中失去，反而只有新旧秩序的震荡、更替，才可能打开讨还民主权利之门。
基于此，当下中国民众最需要的正是突破官方有意夸张利用的民间“求稳怕变”错位心理，在努力寻求共识，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同时，也积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争取与体制内改革力量共同推动社会向“还权于民”的宪政社会演进。
社会变革是各主要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的产物。中国变革的性质与速度一直都受制于专政与民主的力量对比，取决于以上三个方面相互关系的发展与变化。眼下中国社会的民主力量，较之专制的力量还处于弱势，但随着世界民主化大潮与普世价值观的深入人心，民间社会谋求变革与体制内的变革力量将进一步整合，最终发展到足以导致专制力量内部的削弱与分化，甚至导致中共党内各派系、路线斗争走向激化。当专政者无法再凭借小数人专制驾控多数人意志，其强大的维稳体系将自发性的发生紊乱、崩溃，进而为社会变革开启大门，中国特定的“等腰三角形”政治僵局就将被彻底突破。
今天，虽然中共党员貌似世界人数最多，但其信仰早已自溃，大多离心离德，不少人在思想上已站到民主阵营一边，只是由于政治摊牌时机并未成熟而蓄势、等待，正如退守中的海浪，一旦涨潮可以送所有船只杨帆出航一样。北京不可能永久置身于现代化民主变革的世界性盘整大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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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读冯胜平上书有感
2013-02-28
冯胜平（博讯网）
元宵节那天，我本想就近去北京植物园观赏兰花，但因周天雾霾终日不散，于是被迫呆在家中。然而，从早上6点到下午3点，窗外的马路却被堵得严严实实，奔八大处灵光寺而去的善男信女，一拨又一拨地接踵而至，在北京射击场提前下了公交车，再走上四站地去上香礼佛，许愿祈福。
我不上香，我上网。打开谷歌邮箱，见到友人发来冯胜平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友人附言，说这篇过万字的长文，是冯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希望我能耐着性子读一读。其实，我一见“让”字当头的标题，就知道必是上书无疑。叫谁“让”？肯定是叫执政者“让”么。阅读冯的长文时，我忽然觉得，在窗外车载道塞的上香者和网上同气相求的上书者之间，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凡是他们认准了的东西，他们是一定要付诸行动的。上香者信菩萨，那就一定要去烧香拜佛，哪怕雾霾蔽日；上书者盼“伟人”，那就必定会建言献策，哪怕物议满天。
当天中午时分，读完冯的长文。平心而论，在我读过的不少上书文本中，冯胜平的这一篇确是下了苦功，还真有可圈可点之处。正好王天成从美国打来电话庆贺元宵佳节，我便问他：你认识冯胜平吗？天成说：见过两次面，不算熟。我知道天成和我一样，对各类上书兴趣不大，但我对他说：冯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可以一读。我还会写篇短文，说说自己的读后感呢。
我首先想说的是，冯胜平的上书展现了铮友的风骨，文中几无肉麻的阿谀逢迎之词；与那些想当南书房行走或想谋个政协常委头衔的人所递的折子相比，冯文自有一袭清正之气。
其次是，文中逆耳之言比比皆是，如不客气地认定中国共产党已经“背离了人民”；又如无视以“两个不走”为灵魂的中共十八大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共的出路是变一党专政为宪政民主。
三是，除了毫不含糊地给出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之外，还克尽策士之责，描画了分三步走的路线图：先是党内民主，再是党政分工，然后是党政分开。
最后，也是最有必要圈点之处是，这篇上书的旁征博引、晓之以理，可以说是做到家了。这表明冯胜平动笔前殚精竭虑、做足功课，动笔后推敲再三、数易其稿，乃非虚言。
然而，上书者千虑，必有“硬伤”。冯胜平先生的这篇上书，“硬伤”在哪里呢？
在本文中，我想指出冯文的两条“硬伤”。一是冯胜平盼“伟人”太过心切，以致于在由一党专政变为宪政民主的多条途径中，他只认由习近平主导的“党主立宪”一条道，而对其它路径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
二是冯胜平太过自负，致使他在读到习近平广东之行内部讲话稿之后，仍然以为凭他不把自己当外人看的心态，和凭他一番亦师亦友、功夫到家的点化、规劝和诱导，就能收变鹿为马之奇效，即总书记习近平先生会听劝和动心，会摇晃自己的“三个自信”，进而更换既定的念想和心志，并拿出“智慧和决心”去践行冯给出的顶层设计，按冯画出的路线图走。
应当说，中共十八大之后，对习近平抱幻想的上书者并非个别。而在习近平的内部讲话稿被曝光之后，那些上书者就几乎全都凉透了心。他们判定，习近平坚持一党专政、拒绝宪政民主的心志，已然是板上钉钉，毋庸置疑了。面对这样一位决心以身家性命捍卫一党专政的铁血“男儿”，他们不仅失去了上书的胃口，有的还公开谈论起革命来了。而唯有冯胜平君，居然还把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习近平身上，期盼能打动他，说服他，由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改旗易帜，成功地在中国大地上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宪政民主。我把这一“硬伤”归结为“太过自负”所致，不知冯胜平君以为然否？
在我看来，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非变不可；而由一党专政变为宪政民主，并非只有一条途径。我认为，走其它途径纵然不会顺当，纵然代价不菲，纵然有百般理由让人不待见，也比走冯胜平先生热切盼望之路要强一些。因为冯认定的路，是一条十足的乌托邦之路，断无走通之可能。无论是他发出的“共产党会死”的冷峻警告，还是他吟诵的成“真正的伟人”之策勉靓辞，都不会使早已铁了心的习近平改弦更张。
在公开信的临近结尾之处，冯胜平规劝“中国共产党应该理直气壮地打起宪政的旗帜”。这句话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点到了中共的软肋，也正好能引出一段我早就想说的话。我想说的是，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这五个体现普世价值的关键词中，中共对其它四个词早已先后脱敏和解禁，唯有“宪政”至今仍然是中共执政后的一大禁忌。试看：1949年之后，从中共八大到十八大的历届政治报告中，全无“宪政”二字之踪影。上海《东方早报》去年5月设立了“宪政启蒙”专栏，由童之伟教授和张千帆教授轮流供稿。然而，开办不到一个月，就被当局生生叫停。《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刊登了“改革共识论坛”上部分论及宪政的发言，原本预定在2013年第1期上后续刊出的发言，被当局下令不准再登，胎死腹中。《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原来的标题是“中国梦宪政梦”，结果不仅标题中的“宪政”二字被粗暴砍掉，而且行文中的多处“宪政”字样也被执行三光政策，全都抠除剔尽！最后，人们从习近平上位后的历次公开或内部讲话中，又何曾听到过“宪政”一词？
那么，为什么我说中共对“宪政”躲着走是软肋而非死穴呢？这是因为，中共曾经先后将“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变成了高高挂起的羊头，再把“宪政”这颗最后的羊头补上，按说并无实质性困难，只要稍稍拿出点“智慧和决心”来，就能搞定。例如，难道不能仿“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之前例，驾轻就熟地给宪政也戴一顶帽子，称作“社会主义宪政”？说实话，对此我也很纳闷：在“宪政”面前，中共到底纠结些什么呢？为何就是理不直气不壮，六十四年来都不敢“打起宪政的旗帜”？
冯胜平先生，如果中共连话说“宪政”这个坎都迈不过去，又何论践行“宪政”，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2013年2月27日 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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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
2013年02月26日
冯胜平：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
习近平先生：祝贺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你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之际接班，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众望所归。从此，中国向何处去，对你来说已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的智慧和决心，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满于旧制度的不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3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人们终于发现：在公平之上，还有正义；正义之上，还有人道。中国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人道主义。
以人为本，把人当人，包括对思想自由与独立意志的尊重，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缺此，无论做宪政梦还是富强梦，都会以噩梦结束；缺此，无论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都会以悲剧告终。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
宪政是共识，关键在于谁主立宪。君主，民主，还是党主？君主立宪是康梁的理想，民主立宪就今日中国而言是太遥远的未来。在目前条件下，只可能是党主立宪，即在共产党领导下解决共产党自己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的问题。诚然，正如朋友翁永羲所说，就象医生给自己开刀，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中国别无选择。除共产党外，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主导政治改革。 能亡中共的，只有它自己；能救中共的，也只有它自己。“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俞正声）政改是共产党对自己的革命，是共产党的政治突围。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一明先生的意见：为了政治改革成功，“这个党的领导不但不能削弱，还应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不但不能削弱，也应加强。人民应该再给这个党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党毕竟前三十年统一了国家(尽管贫字当头)，后三十年富裕了社会(尽管两极分化)，应该再允许这个党探索三十年，中国社会可能会有根本的改变。”（对“致习近平先生公开信”的评议）
作为红二代子弟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我相信你对党的忠诚，不愿意看到苏共解体的事件在中国重演。但是，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和共和国的领袖，你对国家和民族负有更大的责任。你无疑希望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中国人民也支持共产党。但现实是中共这个曾经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腐化了，背离了人民。造成党腐败的原因主要不在党政官员的个人品质，而是缺乏监督的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因此，整党、清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政改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习近平先生，你相信共产主义，我不再相信。但我尊重一切真诚的共产党人。从傅立叶、欧文、马克思、到陈独秀，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幻想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财产公有的社会。为实现人间天堂，欧文建立了“新和谐村，”毛泽东首创了“人民公社。” 但它们都失败了。
罗素曾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 从1949到1979，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作出过真诚的努力。它在30而立之年告别了共产主义，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无数向往自由解放的优秀分子，结果却开辟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它许诺人们天堂，却把他们带进了地狱。在付出亿万生命代价之后，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败了。从纯粹哲学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不完美的人性战胜了完美的主义。换言之，不是共产主义太坏而被人类抛弃，是人类配不上共产主义。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的邪恶，而是因为它的崇高；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不可能。也许，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的劫数，人类在劫难逃。悲剧的根源是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狂妄：它企图挑战上帝，创造新人类。幸运的是，疯狂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理性，认识到一个理想无论多么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实验。
习近平先生，我们是同时代人，有着相同的经历，相信在许多方面也有共识。以大公无私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不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它是不符合人性。人性——天使和野兽的结合——只能用制度来协调；任何用教育或强力来改造人性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洗脑虽一时有效，但不能长久。在压力下，人性可以沉默，扭曲，甚至折断，但绝不会改变。其实，今天弥漫全国的贪婪和腐败正是长久被压抑的人性的本能反弹。应该承认，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是执着的；他们比我们更有魄力，更有牺牲精神。今天的中国人，无论是拥共的还是反共的，都缺乏一种真诚。有人曾问一位从共运走向民运又从民运走向基督的朋友是否真信上帝。他的回答是：“胡景涛真信共产主义吗？”这是一种可怕的亵渎：连上帝都敢信，还有什么不敢。苏共解体时，两千万党员无动于衷，违背了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我不知道今天中共八千万党员中有多少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会在党有危机时挺身而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八年中我所见到的非党的共产主义信徒比我一生中在中国见到的要多。
习近平先生，很高兴看到你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但是，权力这只野兽贪婪、暴虐、狡猾、诱人，并具有极大的排它性，把它关进笼子绝非易事。中国共产党拥有巨大的权力，同时也负有巨大的责任。政改的核心是规范、约束党的权力，它的突破点只能是党内民主。没有理由期待一个对自己都无法监督制约（或曰“不民主”）的政党会对别人民主，会与国民党或中国其它政治势力分享政权。鉴于自身的局限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不能、不会、也不该把开放党禁作为政改的突破点。但它完全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美国建国初期，也是一党-——华盛顿革命集团——独大，没有与其它政治势力分享政权。通过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它逐渐实现了全民民主。通过宪政，华盛顿革命集团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自我分裂成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又演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延续至今。同样，日本今天的两党制，也是从自民党一党分化出来的。 它为战后日本政治的稳定提供了保证。
美国宪政经验
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宪法是最高纲领，无人可以超越。但美国宪法是怎么来的呢？上帝没有给美国一部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人制订的。具体地说，是战胜了英国殖民者的华盛顿革命集团制订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是由这一集团执行的。1787年，55位反叛者（后称国父）聚集费城，争吵了117天，于是有了美国宪法。1789年，美国第一次总统选举，390万人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有选举权。没有选举权的人包括女人（50%），2/5的黑人（10%），不纳税的穷人和反对过革命的人（20%）。这不是君主立宪，也不是民主立宪，而是典型的“党主立宪。”
华盛顿和他的战友们没有与被赶到英伦三岛的保守派共同制宪，也没有与国内自由派托马斯-潘恩和亨利-帕特里克—— 前者是《常识》的作者，后者提出美国革命著名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分享政权。但是，他们在解决内部分歧时是充分民主的。认识到派系斗争是政治的题中之义，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中没有用他在独立战争中获取的巨大威望和权力压制反对派，而是端坐在他的木椅上，像一坐雕像。与此同时，他的朋友麦迪逊忠实地记录了制宪会议的全过程，留下了一部众人合写的历史巨著——《制宪会议记录》（Notes On Philadelphia Convention）。三十年前，笔者从中国到美国读书，通读了这部63万字的笔记，惊讶地发现：原来政治还可以这样搞。
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
权力制衡不是美国国父的发明，他们的杰出贡献在于把权力制衡的原则（普世价值）和美国现实（美国特色）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国家机器。
（1） 行政权 制宪会议代表要决定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统的人数和权力。最初的共识是：为了防止个人独裁，必须集体领导，不能选一个人当总统。沿着这条思路，代表们参考罗马共和国双执政官的经验，提出设立两个或四个总统。最极端的方案甚至提出选举13个总统，分别代表13个独立的州。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睿智而富有政治经验的富兰克林一锤定音，以雄辩而简洁的常识说服了大家。他说：行政的最高美德是效率（The highest virtue of the executive is efficiency）。为了实现效率，必须一人负责。一辆车不能有同时有两个司机，如果怕司机违章驾驶，可设警察在一旁监督。（中国常识：一个和尚挑水，两个和尚抬水，三个和尚没水。）
（2）立法权 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议会的权限。为决定议会人数和选举方式，代表们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几度拔剑威胁决斗 。在参考比较罗马贵族院、英国上下议院和反复衡量大州、小州权益之后，代表们终于在富兰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达成共识：立法的最高美德是贤明（The highest virtue of the legislative is wisdom）。为了达到贤明，必须集思广益，不怕人多，不怕旷日持久的争执扯皮。（中国常识：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3）司法权 相对容易的是司法权的界定。没有太多的分歧，代表们再一次采纳了富兰克林的意见：司法的最高美德是公正。为了保持公正，司法必须独立。考虑到法官也是人，会受到金钱和权势的诱惑，宪法规定了法官的优惠待遇和终身制。
政治的最高艺术是妥协，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人性和制度的统一。在制宪会议中，我们看到这两者的完美统一。
美国宪法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由此而来的政治制度也与英国迥异。没有人完全同意这部宪法，但它又是国父们各自所能争到的最好结果。就个人来说，富兰克林喜欢君主立宪。汉密尔顿主张帝制，更多的人则倾向于地方自制。制宪会议成功的关键不是谋略，而是妥协。通过妥协，习惯在荒野中开垦的美国人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找到了一条路。
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路。
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出路
习近平先生，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经济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已成为党内外精英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具体表达方式就是党内民主。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正确描述。但他终其一生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在中共九十年的历史上，党内的反对派，总是被打成反动派。鉴于这一历史教训，政改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党内民主，把本来就存在的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制度化。具体做法可参考越共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经验：党内两派选出代表人物，依执政理念不同竞选最高职位；军队在竞选中严守中立；竞选双方遵重选举结果，在朝的执政，在野的监督；最后七、八年再来一次。我相信，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一党两派制一旦确立，腐败将从根本上受到遏制。随着党内最高领袖的民主产生和派系监督的实现，“权为民所赋”将成为现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将为公民取代；施党内家法的纪委和庞大而扰民的维稳机构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对此俞正声先生有不同意见。他在2011年上海一次党员大会上说，党内分派势必引起党内分裂，使党成为政客野心家的竞技场。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但问题是，不允许党内分派，党内政客野心家就不竞技了吗？不准明争，就会暗斗；不数人头，就砍人头；不是七八年选举一次，就是七八年内斗一次。孰好孰坏，不言而喻。所以，关键不是禁止党内分派，而是建立规则，让党争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
习近平先生，纵观世界历史，凡成功政治改革无不自上而下。但是，改革失控导致革命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人们常说改革和革命赛跑，这并不正确。在更多的情况下，革命和改革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托克维尔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一规律完全适用于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和满清王朝的最后统治者。他们都有心向善，梦想和谐社会，却都在政改的路上碰上了革命的无常。与他们的前辈-——路易十四、 伊凡大帝和揚洲的屠城者——相比，这些末日王朝的统治者无疑是开明和仁慈的。 历史的吊诡：王朝总是亡在它最好的时候。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 这是宣传鼓动，不是事实。历史的真实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经历过镇反肃反反右和文革残酷阶级斗争的中国人，不难理解个中道理。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今天的民怨和每年數以万计的群体事件，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言论逐渐开放，恐惧正在消失，人民不再愚昧。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
毛泽东相信阶级斗争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方立之反对共产党，提出“民主不是赐予的。”在对斗争哲学的信仰上，他们没有区别。相信斗争，不善妥协，我们会在没有矛盾的地方找到矛盾，在没有斗争的地方开展斗争。事实上，推动人类进步的不是斗争；是妥协。媳妇的斗争不能结束婆婆的专制，要结束婆媳的天敌关系，只有改变家庭结构。对这一点，凡是仔细观察过近年来中国家庭关系变化的人，相信都会有同感。同样，被压迫者的斗争并不能结束政治迫害，要结束政治迫害，只有改变政治结构。
在专制淫威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我们是刁民；动乱革命时，我们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以外，我们似乎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中国人从未做过公民，更没有公民社会。重读历史，我们看到导致幸亥革命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并不是公民维权，而是一场典型的刁民运动；它是一群贪婪的乡绅对一个垂死政府的无耻敲诈。王朝初年都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就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刁民是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他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宪政民主，使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民的转变。
宪政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封建，告别革命，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中国将走出王朝循环。失败了，中共将同历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样，成为历史沧海中的一个泡沫。千秋万代是秦始皇的梦想，打江山，坐江山是农民的境界。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与此不同。事实上，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对中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主动地开展政治改革，实行政党政治，使中国有序地走向民主。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把权力关进笼子与军队国家化
习近平先生，政见不同、争权夺利是政客的本能，也是政治的题中之义。但是否以暴力解决分歧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你有你激进的理由，我有我保守的道理。双方尽可争论，但都应遵守人类底线，不要相互杀戮。拒吴忠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披露，林彪9-13前曾一度想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十年内对政治局委员采取四不——不抓、不押、不撤、不杀——政策，并把此项政策作为命令传达到每一个解放军指战员，使其成为纪律。这是林彪鉴于党内残酷斗争历史，为自己和他的战友们寻找一条活路的最后努力。似乎是不想自取其辱，信写好没有发出。可以想象，即使此信提交政治局讨论也很难被通过。因为当时大权在握的江青集团不会预料到五年之后（1976）他们自己会被军人抓捕，正如五年之前（1966）林协助毛用军队逮捕其他政治局委员时没有想到会有9-13一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政治有时不是来世报，而是现世报。
写这封信时的林彪，处在他一生中最清醒的时刻。精研政变，深谙权术，相信政治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林彪终于在太晚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道理。他想把军队关进权力的笼子，却已失去了笼子的钥匙。他本来是有——至少是部分拥有——这把钥匙的。
习近平先生，作为总书记和三军统帅，你大权在握，完全具有推行军队国家化的条件。需要的只是智慧和决心。希望你接受林彪的教训，及早让军队退出政治。切不可认为今天能控制军队，就永远可以控制。殷鉴不远，萨达姆、穆巴拉克、卡达非控制军队几十年，最后还是成为军人政治的牺牲品。如果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普世价值，把军队关进笼子就是当务之急。毕竟，人类早已走出了丛林，用军队搞政治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国家要长治久安，军人必须退出政治，不对政府指手画脚。因为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都是腐朽的封建思想，最终只会导致动乱。倘若类似天安门事件的民变再次发生，需要军队开枪 镇压，我相信中国军人不会再服从命令。从前年的埃及事件中他们已经看到，军人的命运并非注定是刽子手或替罪羊。只要有机会介入政治，凭借一纸“绝不向人民开枪”的声明，他们就能以收拾局面的名义收拾政权。这种既得民意，又得实利的好事，军人不会看不到。结论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党绝对指挥不动枪；一旦突然事件发生，只能是枪指挥党。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美国，重大政治问题最终都变成司法问题。不幸的是，它们在中国都变成军事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是毛泽东的信仰，也是除自由派外所有中国政客的信条。据说江泽民初任总书记时，曾支持王沪宁军队国家化的主张，遭到军人反对。现在看来，即使确有其事，江也不是真正想实行军队国家化，把党军变成国军。他支持王，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控制军队。邓小平去世后，江大权独揽，再也不提军队国家化的主张。
陈公博在回忆录中说：一生从政，两点经验。（1）凡天下事，到不得了的时候，就了了；（2）凡中国事，到军人妄言干政的时候，就乱了。试看今天中国，少将朱成虎，罗援，张召忠在CCTV上竞相亮相，指点江山。中将刘亚洲为自由派作家赵无眠旧书《百年功罪》写序，带三十位将军站台。上将刘源为左派领袖张木生新书《读李零，思国运》写序，携六位将军助阵，军人如此干政，实非国家之福。严肃军纪，不仅要禁止军人喝酒，更应禁止他们论政。
习近平先生，看了网上流传的南巡讲话，知道你对苏联军队在苏共解体时的表现失望：“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人是男儿。”可是，如果军人开枪了，苏共政权就能保住吗？六-四的经验不能无限重复，一个靠坦克和刺刀维持的政府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苏共解体不是少数政客的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其根本原因是苏共的腐败和脱离人民。没有人愿意去为一个腐败的政府殉葬。要避免苏联的悲剧，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路，在经济改革成功之后，开展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
习近平先生，我们都知道党国之后，必然兴起的是军国。在党政不分的党国体制下，军队国家化是个伪命题，因为党本身就是国家（朕即国家）。只有在宪政民主实现之后，军队国家化才有可能。军国是党国意识形态崩溃的产物。它是一个靠力量而不是信仰维持的政权。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中国正不可避免地从党国转变为军国。美国不喜欢军国，因为它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但中国似乎却别无选择。它付不起美式民主的高昂代价。
军队是中国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注定要成为党国遗产的继承人。看到你最近频频视察军队，感觉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你对军队比你的前任有更深的感情和关系；担忧的是你会太依赖军人的力量，忘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衷是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必须承认，中国已接近富强，但并不民主。我支持军国，是因为我相信它是从党国走向民国的必经阶段。军国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社会转型必须的秩序，而秩序是中国最稀缺的产品。正如经济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治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宪政民主建立之前，只有军队能提供这种秩序，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吊诡的是，政改的目的是把中共自己的权力关进笼子；军队支持政改的目的是让军人远离政治，不再干政。总而言之，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你不约束权力，它就会祸害百姓；你不把军队关进笼子，它就会把你关进笼子。
邓小平晚年最大的功绩是取消了干部终身制。老人退出政治，中国没有乱；军人退出政治，中国只会更好。
南方周末事件的启示
习近平先生，当你说宪法的尊严和灵魂是实施时，我相信你的本意是党主立宪，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落实宪法的条款，使之从一纸虚文变成治国大纲。讲话被人们按自己的愿望解读，从而引发了崇拜力量的富强派和崇拜自由的宪政派在南方周末事件上的冲突。冲突的一方主张自由梦、民主梦、宪政梦；另一方强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没有人想挑战你，但双方无疑都想影响你，垄断对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的解释权。宪政派相信他们代表民意，站在历史正确一方，掌握中国的未来。富强派认为中华民族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它的梦想，冒然推行宪政派的主张只会中断梦的进程，使中国陷入分裂、混乱。宪政派的大旗上写着“普世价值，” 富强派的大旗上则直书“中国特色。”
世界上无疑有普世价值，否则地球村不会存在。但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否则也就没有中国。尽管普世派和特色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平心而论，普世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特色更接近于中国的现实。没有普世，中国就没有梦；没有特色，中国则没有根。
习近平先生，改革开放和互联网的出现，使新闻自由成为时代潮流。党既然不能控制思想，自然也就无法控制言论。人生一张嘴就有说话的权利，生有一个大脑就有思想的权利，同时也就有不同意其它大脑的权利。南方周末事件再一次表明，政府对新闻的管理是如何落后于时代：傲慢的权力不仅要管思想、管言论、还要管梦。当南周记者戴志勇宣称中国梦是宪政梦、自由梦时，他并没有否认别人的梦。他只是阐述了自己的梦想。也许，社论的删改者更准确地把握了你的原意，而当今中国大多数人的确是在做富强梦。即便如此，也应该允许少数人做自己的梦。毕竟，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进入了多元化时代。
习近平先生，毛泽东带领中国站起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起来，你无疑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使中国强起来。这是你的梦，也是中国的梦。的确，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接近这个梦。抛弃政治偏见，海峡两岸、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不会看不到中国三十年来的巨大进步。然而，中国梦是由无数个人的梦组成的。对两亿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寻找新生活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梦是孩子能在城里上学，自己能在城里安家落户；对已经基本温饱的白领小资，中国梦是活的更精彩，更有尊严，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对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他们的梦是国家能够立法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权力的无端侵害。面对这些不同的梦，政府的责任不是统一梦想，而是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促成它们各自的实现。
困难的是，中国文化崇尚大一统，缺乏宽容，喜欢串梦。南周事件显示，一旦处置失当，梦的冲突也会导致社会危机。南周记者的梦不同于新闻检察官的梦，于是就发生了强制删稿事件；检察官的梦不同于自由派公知的梦，于是发生了集体抗议，要求庹震下台的风波。面对这类冲突，政府常常处于两难：既不能纵，又不能压；进退失据，宽严皆误。惩罚南周记者，必然引起自由派反弹，激化矛盾；撤掉庹震，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刘云山。
阎锡山曾说：他是在中共、蒋介石和日本人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那颗都不行。习近平先生，今天你也面对三颗不能踩破的鸡蛋：左派，自由派和权贵集团。踩碎农民工的鸡蛋，他们就会怀念毛泽东，做打土豪分田地的梦；试想百万农民工打着“居者有其屋”的口号和平进驻城市百万空置的新房。这些房子是他们所造，很可能还是贪官的产业。破了自由派的宪政梦，他们就会怀念辛亥革命，做天鹅绒、茉莉花的梦，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宪政，搞太子党接班，皇族内阁执政，拼爹他们没有希望。最难对付的是权贵集团，他们的梦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清算。吴思做过一个统计，以5%的贪腐比例计算，十年权贵集团非法摄取的财富是十万亿。若以贪污一百万作为惩治标准，要杀的人就是一千万。反腐的阻力何在，不言而喻。既不能杀，就只能抚。这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只能如此。自古贪官多能吏。鉴于他们在发展经济上的功劳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必须考虑赦免。在赦免实现之前，不宜冒然实行阳光法案。
共产党和权贵集团
习近平先生，当你强调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时，我相信你是真诚的。问题在于，你的同事们真诚吗？他们真有这样的自信吗？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宣誓时都说过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看看温家宝先生是怎样奋斗的，再看看戴相农先生是怎样奋斗的。他们（家属？）在同一天买进平安公司的股票，获取了数百亿的利润。一个是共和国总理，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主管金融。这是典型的的以权谋私内线交易。更荒唐的是，在确凿的证据——时间，地点，身份证——被媒体曝光后，中国却动用国家力量封网，不让纽约时报和人民见面。十年来中国经济成倍增长股市却徘徊不前，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党政机关内的硕鼠们利用职务之便肆意窃取股民的财富，把股市变成了权贵集团的提款机。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共产党内会出现一个权贵集团的人，当时他称之为“新生资产阶级。”这也是毛泽东1966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遗憾的是，他选了一条错误的路。“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迷信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认为，要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不腐败，必须鼓励群众造反，以七八年一次的文革方式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革失败后，共产党总结经验，没有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样做的好处是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坏处则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这一集团罔顾党纪国法，大肆侵吞国有财富，并以国家手段压制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是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人民的名义共产，真诚地实践社会主义的话，今天的权贵集团就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封口，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寄生在共产党内，这个权贵集团管理和控制着数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他们关心的不是民主自由，也不是公平正义，而是如何化公为私，从资产的管理人变成所有人。打着提高效率、反对垄断的旗帜，他们设计各种各样的私有化方案，把央企改制称为“最后的晚餐。”我们看到，苏共崩溃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它殉塟，而寄生在苏共内部的权贵集团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自己的塟礼上发财的人。正如北大学者李零所说，中国最想共产党垮台的不是左派，不是自由派，而是这个权贵集团。把党吃光喝尽，然后挖个坑把共产党埋了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李零）。恰如清宫太监在偷盗宫中古董宝物后害怕溥仪查问，一把火烧了建福宫。（1923）
习近平先生，你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强国，不是民主，也不是民生，而是如何对付权贵集团的腐败和贪婪。权贵资本主义是共产党身上的肿瘤。摘除这个肿瘤，需要精心准备和充分的时间，但时间又不在你一边。时间拖的越长，肿瘤就会长的越大。更难的是，这是一次对自己的手术。你要对付的，很多会是你的朋友，同事，幼年一起长大的的伙伴，甚至自己的亲戚家人。坦率地说，我不知道现在动这个手术是不是太晚，也无从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解决权贵集团问题，共产党将不会有未来。
记得最后一次回国见到一位老友，问起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他说：“共产党不会亡，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它。” 我反驳道：“一个人要死，好像跟他有没有儿子没有关系。”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共产党不会死，因为它太强大了。” 这里的逻辑似乎是：乔布斯不会死，因为他太有钱了。乔布斯2011年10月5日死于癌症。腐败就是共产党的癌症。
习近平先生，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共产党好，中国好；共产党亡，中国亡。在你的肩上，担负着比毛泽东、邓小平一代人更重的历史责任。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你的使命是给共产党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能完成政治改革，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的人，是真正的伟人。
2/1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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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我所认识的冯胜平先生（图）
作者：铁流 [日期：2013-05-10]来源：参与
（参与2013年5月10日讯）今天美藉华人朋友冯胜平先生，给我发来新近他致中共总书記习近平先生的第二封信。他在信前说：第一封致总书记的信上网后，收到许多读者反馈，谨在此致谢。文章在国内互联网上流传转载，一直没有被封，出乎笔者意料。也许，网开一面，就是官方对此信的答复。
图片说明：铁流和冯胜平在美国之音总部合影。从左至右：美国之音記者许波、铁流、鈇流夫人、冯胜平、美国之音中文组负责张虎成。
他是重庆人，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系，与王泸宁是同学。1982年国家选派赴美派留学生他被选中，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后学成未归留在美国打拼。他笑着对我说，要是选中的王泸宁，他就进局了。
他是国外最早一批投入民主运动的斗士。据他说，他曾是“民阵”“民联”的负责人之一，长期担任新闻发言人的脚色。22年前“64政治风波”前夕，他在“美国之音”现场向全球华人断言：中共一定会开枪，学生要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理由是现在政府已经失控，群众也失控，认为当局没有办法平息这个亊件，仍节节进逼。双方处于失控阶段只能强者胜，只能是悲剧结朿。不幸而言中。
“64”后民运很快发生分裂，成为很多党派。在绝对自由的环境下，不足千人的民运队伍竟有50多个主席、4位总统、一个皇帝，你争我斗闹得不可开交。他毅然退出“民运”，从亊独立主的经营活动。经过近20余年的奋斗，现拥有80多套住房出租，总资产逾千万美元。他不仅有钱，而且是个有新思想的独立自由学者。他宽容大度，不与任何人为仇，做着他自已想做的亊。
由于他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读了不少西方书籍以及在国内难以看到的史料，所以他的观点早不是中国好斗与喜和人结仇的传统思维，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有其独特的思路。我同意和支持他“让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的观点，并于4月3日上午10点（美东时间）受“美国之音”相邀同台讨论阐述了这一问题，私下还用较长时间研究党内如何民主起来的一些具体想法，也就是他第二封信的表述。
他对海外民运基本不认同，把它归为四类：有瘾的、有仇的、有病的、有任务。他自己属于第三类。在中国大陆呢？93年民联阵在华盛顿大会，其时我已淡出民运，和另一位经历相同的友人一起到会场去看朋友。有人问怎么又回来了？他一笑回答：我们早已出院，回来是看病友的。不久前好友芦笛约我到佛罗里达游玩，我告诉他我又病了，正在给习近平写一封他不会读到，也不会答复的信。他笑了。与我一样，芦笛也患有同样的病。此病用毛泽东的话，叫“指点江山”，古人则称之为“以天下为己任”。去国三十年，早已是化外之民，故国的江山、天下与我们已无干系，病却一直未愈。华侨议政，似乎比“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的北京的哥论政更不靠谱；即为庙堂之上人士不屑，又为民运人士不齿。吴宏达当着我面嘲笑他，“你一个搞装修的，给习近平写什么信。”他却又写出了第二封信。
附冯胜平先生致习近平总书記的第二封信：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既得利益集团是宪政改革的动力
1. 改革是强人的政治
习近平先生，掌控权力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回顾历史，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老人干政，也不是保守派反对，而是权力失控。上世纪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政改，无论初衷如何，搞到百万人上街，国家分裂解体，自己被软禁，也只能结束了。同样，满清末年的宪政改革改出辛亥革命，尼古拉二世的杜马改革改出二月革命，路易十六把自己改上断头台，也统统是权力失控的结果。与此相反，历史上凡成功改革，如俾斯麦、彼得大帝和蒋经国的改革，无一不是大权在握的铁腕人物“顶层设计，强制推行”的结果。（俞可平）俾斯麦说，民主是奢侈品，它只适用于有准备的人。彼得大帝用强力改造落后的俄国，蒋经国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
对蒋经国来说，通往权力的道路是漫长的。国民党素有蒋家军队陈家党之称，为使蒋经国掌握党权，蒋介石不惜把他的老朋友陈立夫送到美国新泽西州养鸡；为使蒋经国独揽军权，他监禁孙立人（陆军总司令），撤销蒋纬国装甲兵司令的职位；为蒋经国清除政敌，他把政学系头目吴国桢（台湾省长）贬到美国教书；为防止孔宋家族（太子党）掣肘，他让宋美龄赴美长期休养，不干预台湾政局。与此同时，蒋经国排挤政战部主任王升，亲自掌控情治系统，对反对派无情镇压。正如经济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治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结束两千年的专制，必须是一个强人：在台湾，他要控制军警宪特；在大陆，他必须党政军大权独揽。
革命是群众的政治，改革是强人的政治；前者依靠鼓动，后者需要实力。
2. 与其鞠躬谢幕，不如开创历史
习近平先生，掌控权力需要时间，而你只有十年。未来的十年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关键，是对你勇气和智慧的考验。与蒋经国相比，你拥有太少的时间，却面临更多的问题。没有人替你清除权力道路上的障碍。以专制求民主，你的手段和目的南辕北辙，外界误解和攻击不可避免。对此，你既没有解释的机会，也没有犯错误的余地。这些都是不利因素。有利的因素是：老人政治已经结束；你与军队有天然良好的关系；人民对宪政民主的要求日益增长；五年内五个常委会退出政治舞台（年龄限制）；十年内江泽民/胡锦涛影响会逐消退（自然规律）。自从实行十年任期制以来，历任总书记面临的权力困境是：刚上台时权力最小，有雄心而无实力；临下台时权力最大，有实力却无时间。打破困境的最好时机是在你任期将满，大权在握之际，主动开展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与其鞠躬谢幕，击鼓传花，把矛盾留给下一代，不如开创历史，推行宪政，实行党内民主选举。在可控的情况下，由地方选出党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选出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选出总书记。在此之前，先在若干城市设立政治特区，做民主选举的模拟实验，以积累经验。此举成功，是中国的出路，共产党的退路，也是你走向不朽的千秋之路。选举结果无论谁当选，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既没有清算的风险，也没有百党争雄天下大乱的局面，有的却是民主政治的好处—派系监督，防腐机制和权力的有序交替。此外，党内选举也有助于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避免十年一次的继承危机。简言之，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习近平先生，有人说，推行宪政，开始党内民主选举，你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当选总书记，实际主导政治20年，完成中国的政治转型。不错，如果参加竞选，结果很可能会如此。华盛顿1787年主持立宪，两年后高票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蒋经国1986解除党禁，两年后病故。若非病故，李登辉绝非对手。但是，除非十分必要，更好的做法是明确承诺不竞选连任。因为你若连任，再干十年，整个政改就会变味。不但政敌会诟病你的改革动机，你自己在政治上也会陷入被动。作为众矢之的，你将难以推行新政，开展下一步的宪政改革。古希腊梭伦有“立法者去国”之说，中国有无欲则刚的古训，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华盛顿的国父地位在美国无人可及，不仅是因为他开创宪政，更因为他可以连任而不连任。拿破仑之误，在于做了拿破仑，还想做皇帝。如果说推动政治改革，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的人是伟人，那么功成身退，主动走出权力竞技场的人则是圣人。在未来的民主中国，缺的不是运动员，是裁判；不是政治家，是精神领袖。宪政改革一旦出现危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力挽狂澜，控制局面。
3. 党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
习近平先生，如果说党内民主解决的是十年一次的最高权力继承和执政党内部关系问题，宪政则关系到社会的治理和党与人民的关系。毋庸讳言，中国今天的现实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党比法大。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党比法大，而是党实行人治，随心所欲，置自己规定的法律条文而不顾。从未有人因违宪被起诉，法律的权威无人维护。官场遵循的三大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讲法；判案三大规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关系；法治的基本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总而言之一句话，人情大于法。
和民主一样，法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需要培养。中国人重情，美国人讲法；中国人办事托关系，美国人有事找律师。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人治和法治
要实现宪政，当务之急是落实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未来的十年，是厉行法治的十年。党可以在法之上，但它必须以法治国，尊重法律的权威。党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法治就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而党也就永远无法走下法律。如果说法律是红绿灯制度，党就是警察。交通规则建立之初，警察的责任就是监督执法。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后，人们不再闯红绿灯，警察不再需要，党也就自然而然地随着警察下岗，走到法律之下。
党是“上岗的”警察，随之而来的问题必然是，谁管警察？对于不习惯于权力制衡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因为当你回答了这个问题，必定又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出现。其实，对权力最好的制衡就是权力本身。一个警察可以无法无天，但只要引进选举机制，让两个警察竞争上岗，他们立刻就会畏法如天，成为公仆
4. 强国VS宪政
习近平先生，既得利益集团不会支持你的强国梦。没有安全，强国对他们毫无意义。自由派也不会支持你的强国梦，因为一个没有自由的强国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更坚固的囚笼。但他们都会支持你搞宪政。在宪政上，他们有共识。
如果我的观察不错，习近平先生，你和你的同事们正在强国和宪政之间纠结。强国有风险，宪政更不安全。在极左和极右派的字典里，宪政直接就意味着共产党下台。但是，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搞宪政呢？从前人们也说过，共产党不能搞资本主义，否则它就会下台。结果呢？共产党搞了资本主义。它没有下台。“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引自前一封信）要说自信，这是真正的自信。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强国，而是宪政。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梦，而宪政则关系到太多人的具体利益。换句话说，强国是理想，宪政是现实。避开现实奢谈理想，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其实，强国和宪政并不矛盾，宪政是强国的基础，一个实现了宪政的中国必然强大。反之，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以强国排斥、代替宪政，强国梦就可能变成亡国梦
曾几何时，大清朝最后一个太子党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个梦就是强国，他迫使李鸿章对日本开战，战败后才仓促立宪，却已为时太晚。退一步说，就算此梦成真，也是昙花一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曾圆过强国梦，但他们的国都亡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5. 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公民是法治的产物
习近平先生，在专制淫威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是刁民；天下大乱时则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由于民权的弘扬，今天的共产党干部不会再用刁民来指称那些钻法律空子、带头闹事的人，但他们内心深处一定赞同这个词。其实，即使是一些维权领袖，也不讳言自己的角色。笔者曾与一位维权领袖谈起以上的三民理论，他听后击节称赞：“共产党就是流氓政府，对付流氓必须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领袖。”与三民相对应的，是中国三千年的人治。人治不绝，刁民不止。既然官不以法治国，民自然也会审时度势，与官斗法：你霸道，他当顺民；你宽松，他成刁民；你失控，他为暴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民主义产生的政治土壤是人治；它是官民 博弈的必然结果。大多数情况下，刁民会在与贪官的博弈中败北，因为后者拥有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但刁民的不断缠斗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会朝痞子化的方向发展。一旦在博弈中胜出，刁民会迅速转变为暴民，社会遂进入无序状态。在无序状态下，中国政治变成一场流氓比赛，最后胜出的多半是一个集厚黑为一身的超级流氓。这个超级流氓收拾暴民，一统江山，成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点，中国人又重新开始做顺民。
公民是法治的产物，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公民畏法，刁民维权。事实上，刚开始维权的人总是最好的。他们离公民最近，离刁民最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官方的打压，维权人士会背离初衷，成为一批为反对而反对的民间职业政治家。那时，他们倡导的维权不再是建设性的公民运动，而是破坏性的刁民运动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与顺民、刁民、暴民相对应的，是清官、贪官、庸官。贪官和刁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正如清官（酷吏）和顺民绝配，庸官常与暴民共舞一样。走出三民主义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径是宪政。只有在法治的阳光下，刁民才会转化为公民，从而结束中国三千年的治乱循环。
6. 既得利益集团比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习近平先生，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已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他们也是你部分的权力基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得利益集团是你最大的敌人，也可以是你最大的盟友。如果你以反腐、清党、阳光法案作为改革重点，他们就是你的敌人。你要挖人家的祖坟，人家当然要和你拼命。但是，如果你跳出运动治国的思维，以推行82宪法和07物权法为目标，就很可能赢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82宪法是对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反思的结晶，它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具有同82 宪法一样重要的意义。作为未来宪政的基石，它们都是好法，必须贯彻实行。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犹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他们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光荣革命，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同样，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感。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大的动力是贪婪和恐惧。平衡两者的最好制度是宪政。
习近平先生，要解决中国的难题，唯有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应理直气壮地打起宪政的旗帜，贯彻执行自己制定的宪法，使人民逐步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具体地说，通过实施宪政，给左派更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更加和谐；通过实施宪政，给自由派更多的民主自由，逐步兑现宪法35条的承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通过实施宪政，限制和赎买权贵集团的权力，使其从改革的阻力变为动力。推行宪政，重在立规；必须向前看，不搞群众运动，不找后账。法国革命把贵族吊上路灯柱，把皇帝送上断头台，结果是百年流血动乱。英国革命利用贵族的自身利益，实现宪政，保证了国家三百年的稳定发
7. 呼之欲出的党内民主
习近平先生，三千年来，中国流行的是帝王史观，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家族姓氏，是为“家天下”。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打天下坐天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暴力，遂革命史观流行，“党天下”成为主旋律。如何从“党天下”走到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天下”，是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问题。除了党内民主，笔者看不到任何走出“党天下”迷局的道路。当然，另一条国人更熟悉的路是革命。但革命之后，必然是一个更强的党建立的一个更无法无天的“党天下”，我们只是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据周瑞金《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一文披露：在2007年酝酿十七大领导集体时，胡锦涛曾采用民主的办法，“由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自由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中央当时在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当场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数多少排列，推出了十七届政治局成员预选名单，实际上也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提供了参考，这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同志进常委会的背景。” 为推动这次党内民主选举，曾庆红主动表示自己将在十七大上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从而确立了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七上八下”的标准（六十八岁的退下，六十七岁可以上）
2002年，胡锦涛提出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新三民主义的最大问题，是它没有讲明权力的来(源)。
习近平先生，你十七大后提出“权为民所赋”，是对胡锦涛新三民主义的补充，表现了你对党内民主的支持。2007年的民主推荐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高级干部自由提名，按一人一票原则实行的党内民主选举。通过200人投票选举，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第一次有了民意基础。这种民意基础虽然不广泛，且限于高层，但它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权力交替的形式而言，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只要改革不失控，民主选举在共产党内的实现只是个时间问题。
邓小平废除终身制，实行指定制是一个历史进步；从指定制过渡到高层内部协商是又一个进步；从高层内部协商到党内公开选举则是共产党摆脱封建，走向民主的最后一步。
习近平先生，你离历史只有一步之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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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给习近平写万言书的冯胜平是何方神圣？
2013-05-26 13:14:19
笔者问旅美学者冯胜平：今天回头来看，你认为你写给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封上书，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什么？你提出的路径，最难办的是什么？你建议的这条道路，最有创见的是什么？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最引起共鸣和最受到诟病的是什么？冯胜平对我这连珠炮似的问题，一一道来
◆高伐林
老高按：4月下旬，受明镜媒体委托，我专访了旅美学者冯胜平。当时他对我表达了又纳闷、又高兴的心情：给习近平的万言上书，涉及的问题这么敏感，在国内各网站上却大摇大摆地流传，“怎么网管视而不见，都不删除呢？”
我写了一篇比较长的专访稿，在《调查》特刊上刊登，《调查》特刊已经在香港出版。并接受委托，根据该文写了缩写版，在先出版的《明镜月刊》40期上发表，明镜网等已经上网。不知《调查》特刊的专访長稿何时在网上刊出，所以这里我转贴这篇专访的缩写版。据说在新泽西出版发行的《发现》周刊，将在下周末转载专访長稿，敬请感兴趣更详细了解冯胜平和他的上书情况的朋友，屆时留意。
半个月时间，情况丕变。一度庆幸中国网管放了他这篇文章一马的冯胜平，前几天告诉我，中国大陆各家网站上转贴的他这篇上书，大部分都已经被删除。不知中共的态度何以发生这样的转换？
冯胜平的万言上书，我2月22日已经转载在老高的博客。请见：《中国在三颗不能踩破的鸡蛋上跳舞》
从2013年2月中旬开始，一篇题为“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的致习近平的万字公开信不胫而走。开始是在朋友圈中的电子邮件传递，随后出现在论坛、博客、电子刊物，《内幕》杂志15期全文刊登……用这个标题在网上检索，谷歌显示出来20万条，最奇的是，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百度上光篇目就足足有72页。点开任何一条，在原文之后都是几十甚至成百条跟帖。
人们纷纷打听：“这个作者——冯胜平是何方神圣？”
而冯胜平本人也有一个疑问：这篇上书涉及问题这么敏感，在国内各网站上却大摇大摆地流传，“怎么网管视而不见，都不删除呢？”
笔者对居住在美国新泽西的冯胜平登门专访。
“出土文物”
社会上对“冯胜平”这个名字不熟悉，并不奇怪。30年来，他只写了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20多年前写过一两篇文章，一搁笔就是20来年，直到2011年秋天，才应《新史记》杂志之约，写了一篇评价孙中山的短文。这篇文章让冯胜平打开了话匣子，他多年积攒的对历史和政治的思考感想，就滔滔而出一发不可收，2012年，他写了一篇《党国、军国、民国和中国的政治改革》（后发表在《内幕》15期，也在网络上被到处转贴。难怪有人说他也是一件“出土文物”！
1954年出生于重庆的冯胜平，在第七军医大学的大院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七军医大是军级单位，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冯胜平14岁时，七军医大从重庆调防到上海，他跟著从事医务工作的父母，又在上海过了14年。
“文革”过后恢复高考，冯胜平跨进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了四年——与当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是同窗。毕业后，他被公派（自费）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居然在这里读了八年——先拿到MPA硕士，又读了政治学硕士，学完博士的全部课程，通过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考试和博士论文提纲的答辩。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文革的政治迫害——忏悔与反思”。“六四”爆发，论文就停下来了。他的人生道路完全变了一个方向。
冯胜平与同窗王沪宁合影，1986年摄于上海复旦校园。（冯胜平提供）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正在发生剧变，各种消息都传到了普林斯顿古色古香的校园。中国大陆的精英来了一批又一批，其中有很多中共元老将帅的子女，更有后来声名斐然的诸多改革精英。冯胜平与他们高度关注中国每一点变化的迹象，为中国的前景通宵达旦地讨论。
冯胜平并非许多读者所以为的“名不见经传”。来到美国之后，他无可避免地深深卷入了海外民运。“杨小凯到普林斯顿来读书，通过他，我与中国民联的许多人就认识了——我算不上‘民运先驱’，但是我确实很早，大概是在1985、86年吧，就参加了活动。”
那时海外只有一个民运组织，就是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冯胜平成了这个声势最大时在全球拥有数千上万成员的组织的七名常委之一，甚至一度被酝酿著要推上主席的位置。他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尽管从民运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凭著对中国命运的一腔关切，他全身心地投入民运，废寝忘食，奔走呼号。英文报刊刊发他的大幅照片和报导，他在CNN电视屏幕上露面畅谈，被美国政坛上诸多政要和智库重量级学者约见……
1989年的英文报纸登出冯胜平的照片，还引用他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证明民主在我们一千个成员中是可能的，我们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是可能的。”（冯胜平提供）
“六四”枪响，中国的民主事业受到重挫，海外民运在引领所有华人一道五内俱焚地愤怒抗议之后，也逐渐陷于低潮。而这时的冯胜平，家中添了男丁，赚钱养家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他从1991年起到华尔街工作，当了十年经纪人。2001年9月1日离开华尔街，转行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做得颇为成功。
生计已彻底解决，又无须朝九晚五，冯胜平大量的时间，除了读书，就是会友。他什么人都接触交往，不管左派右派，在朝在野；他也什么书都读，博闻强记，各种理论观点和史实例证信手拈来——这在他致习近平的那封公开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海外民运的试验确实失败了
笔者问冯胜平：你为什么参加民运，又为什么淡出民运？你今天上书的思想，与民运经历有什么联系？
冯胜平应声而答：之所以参加民运，还是受了共产党的运动文化的影响——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熟悉中共搞的一个个政治运动，当时我误认为，中国的民主可以通过民主运动来实现。
之所以离开民运，首要原因是谋生的压力。其次，也是在民运中打滚几年，感觉民运的思路错了。
冯胜平承认，这么些年来自己的思想确实变化不小。他怀著感激之情说，自己有两位良师益友：余英时与芦笛。他写博士论文时，请余英时与另外两个教授做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虽然后来没有写完论文，但与余英时有了很多来往。2006年之后，冯胜平认识了旅居英国的独立学者芦笛。“前者教会了我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后者教给我逆向思维，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
在他们影响下，冯胜平领悟到，民主是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不是运动出来的，不是斗争争得的。用共产党的运动方式、用斗争哲学去争取民主，只会越运动离民主越远，越斗争离共产党越近。
不过——冯胜平澄清说——民运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推翻中共。“我与王炳章第一次见面，谈了四个小时，就是‘反革命’——反对革命。我认为，革命产生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得多。我在我的毕业论文中已经写过这句话：如果说权力使人腐败的话，革命则使人堕落。我的意思是，权力使享有权力的人腐败，革命使追求权力的人堕落。中国民联最早的参入者，几乎没有要推翻中共的，我们的诉求只是要在中国推行民主。丁楚有一篇文章：‘支持改革，超越改革’，这是当时的主调。”
变得激进，是在1989年，中共“六四”屠杀之后。冯胜平回忆，大家肝胆俱裂，我在CNN上甚至讲：鉴于昨天发生的事，以前我们所期望的事情（和平民主转型），已经不再可能了。对这样一个政权，我们唯一应该做的事就是结束它，如果可能的话，和平结束；如果必要的话，就暴力结束！
冯胜平反思说，民主力量转为激进，当然有中共顽固、暴虐的原因，但中共在很多时候也表现为妥协，但是中国人的“斗争哲学”，致使只要中共一妥协，反对派马上“得寸进尺”，你退一步，我就进一步——就像毛泽东说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终究无法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的出路，中共的退路
冯胜平十分痛切地继续说：
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民主中国——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想，也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最后阶段。但是中国今天的自由派，根在西方，政治上先天不足，经济上缺乏独立，喜欢抱在一起取暖，又常常被自己的崇高所感动。由于对话语权的控制，他们经常陷入自我欺骗，以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民意。他们熟读西方经典，忽视中国现实。他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却忘了考察两位先生生长的土壤。他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希望的公平不是他们设想的起点的公平，而是打土豪后终点的公平；中国老百姓理解的正义也不是他们热衷的程序正义，而是造反有理的道德正义。
至于海外民运，在他看来，更走向极端：海外民运抢占道德制高点，主张以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结束中共一党专政。这使冯胜平不禁想起拿破仑的一句话：“政治上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干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能力把中共推翻，就算有，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推翻之后谁来收拾残局？中共崩溃以后他们有能力收拾局面吗？如果有，靠什么？如果没有，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我尤其没有信心。”
冯胜平现身说法：我早年参加并长期关注民运，看到的现实是，民运从几千人，扩展到三万人，到缩小到几百人，分裂成几十个组织，有至少四个总统、一个皇帝，几十个主席。海外民运不就是为未来全中国范围的民主，提供一个试验场吗？但迄今为止，这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民运中盛行抓特务，谁看谁都是特务，“幸亏民运中没有政治保卫局，要有的话，海外民运的肃反，一定是很血腥的！不用共产党，早就杀光了！”
“我总结民运，就是一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冯胜平之所以提出“致习近平的信”这样的思路，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民运的反思、是对民运失望的结果。
没有放弃探索中国民主的可行之路
笔者问冯胜平：你认为“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是最可行的思路，此前你还有其它的思路吗？
冯胜平回答：我曾经想过很多招。例如，几年前想过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用国共两党的力量，来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国民党是百年老党，中共也有九十年，恩恩怨怨一个世纪，有过两次合作。如果由这两个党形成两党政治，似乎比较现成、简捷。当时与一些朋友讨论过，也开过几次会，后来发现不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参与大陆政治的兴趣，两次国共合作又翻脸，令他们失去了中国大陆，同时岛内政党政治的现实是它也受到民进党严重的牵制，弄不好连台湾也丢失。从中共这一边来看，也绝不愿意与老对手来分享政权。
冯胜平还考虑过国内的反对派力量。“刘晓波、张祖桦我很早就认识，谈过多次，我也考虑推动国内的维权人士与中共合作，实现宪政。但我很快也发现，国内维权和海外民运，从其总体思路而言，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重点不一样，在国内是维权人士，出来就是民运人士，甚至比民运还要激进。他们与我过去一样，太执著于斗争，也过于迷信西方政治制度，以为只要结束一党专政，普及普世价值，中国就能实现民主。恰恰是我们这些在海外搞过民运又退出民运的人，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切的思考。”
一篇文章怎样能打一百分？
冯胜平这封致习近平公开信流传后，是否递到了习近平手里？
这封上书，冯胜平本人发给若干朋友看，有多位与中共上层有接触的人士读到后，主动提出来要呈递给最高领导人，但是习近平究竟是否看到，看到后是否认同？截至目前，冯胜平并未得到确切讯息。
笔者问：今天回头来看，你认为这封上书，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什么？你提出的路径，最难办的是什么？你建议的这条道路，最有创见的是什么？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最引起共鸣和最受到诟病的是什么？
冯胜平对我这连珠炮似的问题，一一道来：
上书中最关键的一点：实现党内民主，善待反对派，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用军队解决党争民变。国内几百个网站的转载，很多都是以这个为提示语；更多的提示语，就是这篇文章最后所论述的：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永远执政的党，在宪政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最难办的是什么？那就是对付文中说到的“第三个鸡蛋”——怎样对付权贵集团的腐败和贪婪。（注：冯胜平致习近平信中分析：“今天中国有三颗不能踩破的鸡蛋：左派、自由派和权贵集团。”）如果习近平改变思路，这个最难办的问题，可以变为改革最大的动力——跳出运动治国的思维，坚持依法治国，尊重和执行“八二宪法”，就很可能将既得利益集团变为改革的动力。毋庸讳言，习近平的统治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集团，他们能把习举上去，也就能把习拿下来。如果你的运动是针对他们来的，要挖他们的祖坟，他们肯定要跟你死拼。但是如果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历史的帐算不清，还不了。如果不是用运动的方式，而是用立宪的方式，就会发现，只要政策恰当，面前的阻力就会变成动力。我正在写新的文章来更深入阐述这个问题。
上书中最有创见的，冯胜平认为，是提出了一条在中国目前的局面下代价最小、阻力最小的走出专制王朝循环的路。
最受诟病的是什么？冯胜平笑了：乌有之乡和美国的希哲兄（王希哲）这样的极左派，大陆学者王康这样的极右派，都撰文批判。攻击点可以想见：极右派抨击我是替共产党张目、辩护、续命，延年益寿；极左派则说，我这封公开信本质上还是要普世价值，是要推翻共产党。
但是冯胜平的信，引起了极大的共鸣。无论是铁流那样的右派，还是黄纪苏那样的左派，无论是太子党还是平民，他的小学同学，40年前同事工友、中国民联的老战友……许多人为他提出的建议而激动。“一位太子党朋友告诉我，他收到不同的人给他发送了十几次，其中还有一位已经患了绝症、医生判决只有两个月可活的朋友也给他转去，还叮嘱他，这是救国救民之道，你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到最高层……”
各种人的不同反应，让冯胜平想起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张鹤慈的那个奇妙打分：一篇文章出来，能争取到中间派，就及格了；温和左派和温和右派有其中之一支持，70分；温和左派和温和右派一起支持，80分；如果前三派都支持，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有一方骂，再加10分；极左极右一起骂，就是100分。“他说此文迹近100分。呵呵……”
“有些说法或许有溢美，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此文得到极大的共鸣。在有共鸣、共识的地方，很可能就有一条路，如果当局走这条最引起共鸣的路，至少社会思想阻力将很小。”
冯胜平滔滔不绝还讲了很多，更多内容，将在《调查》杂志特刊刊出。不过，话说回来，笔者指出：许多读者虽然对这篇上书的思路表示认同，但是也多表示怀疑：好是好，最高当局能采纳吗？
（原载《明镜月刊》40期。明镜网予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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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在纽约研讨会上发言（高伐林摄）
文章评论 评论(10) 浏览(3534)
作者：黑河人 留言时间：2013-05-26 14:09:27
博主好！
冯先生的愿望不错，观点值得重视。但是没有指出可行之策。因为其站点不够高，也看不清楚大局，只是强调民主宪政和三个不敢踩破的鸡蛋。有意思啊！
但凡急功近利的思考都将面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的局面。如同现如今看到的“宇宙真理”，国退民进等等乱象。永远有不断出现的“近忧”。看客质疑：有何高招？答曰：宗教！信仰体系！
作者：gugeren 留言时间：2013-05-26 16:05:16
冯胜平看到的中国问题，中国现今当局当然看得更清楚。为什么不搞政治改革？原因多多，大家也都很清楚。因此，反革命，即反对（暴力）革命，也是冯等人的一厢情愿。事情一旦走到极端了，想不搞暴力也不行了。就是关于这点不知道中国当局是不是有人看清楚了？
作者：寡人 留言时间：2013-05-26 21:45:33
看来老高最近在强力推销冯胜平，不知提成有多少？呵呵！但可以肯定，这将是一个tough sell。
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3-05-27 00:23:28
多谢黑河人、gugeren、寡人来访并各抒己见！见到介绍某人的看法，就立即联想到“强力推销”“提成多少”是不是对经商过于执着了？呵呵！
作者：鄙视五毛 留言时间：2013-05-27 00:34:33
“海外民运的试验确实失败了...民运中盛行抓特务，谁看谁都是特务” － 这是有原因的！曾听一个有国安背景的国内高级五毛说过，海外民运中有一半被老共收买了。虽然对方当时是半开玩笑地说，但我信。共党为什么这么做，我看就凭冯胜平的这句话：1989年的英文报纸登出冯胜平的照片，还引用他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证明民主在我们一千个成员中是可能的，我们就能证明它在中国也是可能的。”说什么也要把你们分化瓦解掉。
作者：史语 留言时间：2013-05-27 00:45:05
冯胜平曾是海外民运的核心人物之一。今天敢于公开承认民运海外失败，是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任何勇于面对现实的人都值得尊重。
作者：gmuoruo 留言时间：2013-05-27 05:28:20
馮勝平因為痛罵孫中山而得老高欣賞。奇怪的是，他搞民撸谷贿€痛罵孫中山是國佟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13-05-27 15:59:03
冯胜平是中国中国文革末代青年的一个范例。他聪明，热血，上进。在伟大领袖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都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年代成长，在伟大舵手把中国航船从疾风暴雨引导到腥风血雨加厉日曝晒的征途中跟着颠簸震荡，在邓小平试图让中国在保持船体结构的情况下改换航道之时满怀希望和激情立志当好水手甚至舵手，然后一个猛子跳下了船下了海。在海中鱼翔浅底鹰击长空一番，然后上了一个绿岛安营扎寨，最后还是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资格试图尽一个中国公民的义务。
他和王沪宁这位同窗不同的是，后者从水手到轮机长到船老大大佬参谋，一直在这条船上混-他不可能跳船下海，更不想被再次塞进底舱，也不敢真的去当舵手。
无论这两位昔日同窗用何种眼光审视对方，最公平的应该是他们的孩子：最愿意谁是他们的老爸。而人们对冯胜平何王沪宁这样一对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和如今老成持重的可以自诩为中国国家元首同代人的评价与看法，可以这样戏剧性：一个孩子说，我爸是王沪宁！你没听说过？你去死吧。一个说我爸是冯胜平。你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作者：何岸泉 留言时间：2013-05-27 18:23:46
冯胜平的民运梦破灭了。如此而已。他开始了上书梦。他的上书梦又能维持多久呢？上书梦如果破灭，他还会有什么梦？一定会有的。大家到时候看吧！
作者：风华正 留言时间：2013-05-28 01:00:27
“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后，他们还会让没民主起来的人民主吗？现在那些谈民主的人，只要听到不用意见，或不同意他的“民主”主张，就气急败坏，就破口大骂。如果他们先民主了，还不把别人都整死？还不更血腥，更专制。冯剩平拿着名人照片到处显摆，不就是要建立他的优人一等，以抬高自己，本身就不想和别人平等，就不想民主。这种人讲什么都没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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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读后 /张鹤慈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13日 来稿)
作者谈论的角度独特，观点新颖，警句迭出。属于为中国找路文章中的佼佼者。但我不同意他最基本的观点，强化权力搞民主是悖论。权力集中强化还是权力分散弱化是我和他的主要分歧。
转发友人冯胜平的文章“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二，就我打分标准，他的文章属于温和左右派那个接受，极左极右都反对的，但问题是文章未必能够争取中间派。大众会觉得文章只是为食肉者谋，能够引起共鸣的应该是精英阶层，应该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清醒者。
文章有强烈的新权威主义色彩。是否可以解释为：作者是希望中国从左翼集权转化时，尽快摆脱无序状态而进入成为右翼集权？是否需要智利的皮诺切这样的政治强人，先发展后民主。我个人对此不只是存疑，而是不能接受。
作者文章多个话题议论精彩，但我就是不能同意他的主题。改革需要强大的权力支撑不错，但民主的改革就是为了限制权力的过于强大和集中。为了成功需要权力的强大是其它改革，不能是民主改革。
主张加强党的领导搞民主化。而从独裁向民主化的转变就是党的弱化而不是强化，至于党的弱化后可能出现的动乱，暴力革命等是不争的事实，但不能因为避免动乱而提出加强党的统治。
改革开放后，私有化的出现，经济的多元化导致社会多元化，也必然导致政治在一定程度的多元化。
市场化后，特别是媒体市场化后，中国的今天已经不是自由的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
邓小平的年轻化从制度上解决了领导人的终身制，使得今天中国政治强人很难出现。而改革后地方对中央的制约越来越大。
今天中共已经不能入毛泽东时代，甚至邓小平时代那样对社会有效控制，对自己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有效控制；
简单一句话，今天的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左翼独裁向右翼独裁的转变，这个转变的代价就是中共统治权力的弱化，就是已经进入并且基本完成了从极权社会向后极权社会的转变。
今天中共在维稳上是高度一致的，除了薄熙来这样的希望能够通过乱而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野心家外，都是希望政权稳定而保护自己的特权和已经到手的利益。
但对如何维稳，党内意见分歧对立，甚至可能是发生你死我活的冲突。以五不搞的走老路和以政治改革的走邪路，不政治改革是因为不能退让或不政改是因为不需要改，北京模式强于华盛顿模式，和普世价值，不政改会亡党亡国针锋相对。
党的弱化才可能出现党内民主。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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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专家学者点评审薄案
（看中国记者郑文新综合报导）近期在中国济南中级法院上演的审薄案，由于剧情多变，主要演员薄熙来不按导演的安排演戏，大秀忽悠民众的演技，引来了海内外的大量观众观看，有不少观众还对此案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评说，今天摘编的是部份海外人士点评审薄案的观点：
李成和麥瑞安：薄熙来案未了局
李成是布魯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約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研究主任，麦瑞安(Ryan McElveen)是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8月23日，两人联名在《纽约时报》网站上发表题为《薄熙来案未了局》的文章。
文章指出：这桩预定了结果的庭审，不会成为薄熙来案件的高潮，原因是中共力图赶紧收拾好这起丑闻，把注意力转入国家的经济问题。薄熙来代表了一代中共领导人，他们在共产党崛起的时代长大，在资本家日渐壮大的背景下执掌权力。在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度，他带着对权力的饥渴进入了政坛。庭审最可能的结果是薄熙来被拖进监狱服刑多年，在此之后，领导层还是不得不应对因他的垮台而暴露的社会分化。
文章认为：审判之后，丑闻带来的政治污点将继续存在，迫使共产党面对中国社会的主要分化，这种分化的断层线已经通过本案暴露出来。
汪铮：公审薄熙来并未切中要害
汪铮(Zheng Wang)是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外交和国际关系学副教授、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公共政策学者，8月23日，他在《纽约时报》网站上发表题为《公审薄熙来并未切中要害》的文章。
汪铮认为：中共将薄熙来的审判粉饰成该党反腐败运动的一部分。（与另外两位因腐败受审的党内高官陈良宇和陈希同一样，薄熙来之所以走到穷途末路，最有可能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但这场审判真正的显著意义在于，它突显了一场紧迫的争论，这关乎中国未来将走上何种道路——具体而言，该国领导人是否会重新启用毛泽东那些灾难性的做法与政策。
尽管薄熙来与其家人本身就受害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在2007至2012年担任超大型城市重庆的党委书记期间，采取的政策却照搬了毛泽东动员和管制中国人民的方法。这些方法让薄熙来广受拥护并手握大权，但也开辟了一条可能让共产党回归毛泽东旧路线的险途。
汪铮提醒审薄案的观众：因此当你旁观薄熙来的审判时，请记住，对各种丑闻的指控、薄熙来顽固的辩护，还有最终的判决都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中共是否能终结薄熙来的手段和政策——并且驱散毛泽东的阴魂。
章立凡：薄熙来不仅是个好演员
8月23日，历史学家、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章立凡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表题为：《薄熙来不仅是个好演员》的文章。
章立凡指出：薄熙来不仅是个好演员，还是个狠角色。性格决定命运，官方宣传中一再强调他“六亲不认”的桀骜个性，结果一语成谶。惊人之举的背后，既有革命教育造就的“英雄”情结，也展现了红色家族的传统政治谋略。当年红卫兵高干子女中，就流传一则信条：“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
薄熙来的谢幕演出，如同给台前幕后的支持者们打了鸡血，不仅进一步撕裂了社会，或许还有机会继续撕裂高层，引发新一轮的权力斗争。无论最终是否按预定方案宣判，此案对未来历史进程的影响将十分深远。
熊焱：三罪名恰是中共施政三恶习
8月23日，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报导称：目前在美国担任军中牧师的前八九学运领袖熊焱指出，薄熙来被控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等三项罪名，恰是深植中共政权各级政府的三大弊端。倘若不能根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法治社会，中国还会制造出更多薄熙来。
熊焱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过1989年六四事件二十四年后，我们的观点和想法已经不再局限于薄熙来、陈希同或陈良宇等个案之上，站在结束一党专制的角度上看，中国有志之士应该知道这是制度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
熊焱寄望中国老百姓能通过大审薄熙来，反思尽快结束一党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虽然审判薄熙来可以传播中国共产党好像要整肃腐败的信息，但是，若不能在制度上根除，每个人都有贪污的机会，只要通过行贿和受贿就能为自己获取更大好处，就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没有自由的环境、没有健康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堕落的可能，也会有被贪污、被腐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