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共專集】(卅九)王康:为纪念抗战胜利暨重庆谈判七十周年告语同胞书;公民宪政讲坛宪法实施的意义主持人张千帆主讲人蔡霞荣剑苏小玲;萧功秦:改革为何陷入锁定状态?晋高平:国民党、共产党、你说哪个党好？RFA:上访妈妈唐慧终审胜诉要求劳教委道歉被否决;“唐慧案”与中国劳教制度;BBC:马英九再次为228事件道歉;曾成杰事件给企业家们吹响号角:高新:周强比他的前任坏多了、狠多了、恶多了;于建嵘:社会“变狠”是今天严峻的问题;汊河口:国务院参事夏斌曝中国经济危机可怕;刘自立评民主与宪政对峙论;乔新生:中国政坛为
神州有泪
【批共專集】(卅九)
王康:为纪念抗战胜利暨重庆谈判七十周年告语同胞书:自1931年至1945年，中国与日本展开22次大型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28,931次小型战斗。其间21名上将、73名中将、167名少将为国捐躯，往复冲杀肉搏成仁者82人，身陷绝境自戕蹈死者25人，身陷囹圄视死如归者14人。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毁损殆尽，几近覆没。
公民宪政讲坛｜荣剑 蔡霞 苏小玲：宪法实施的意义主持人：张千帆主讲人：蔡霞 荣剑 苏小玲
萧功秦:改革为何陷入锁定状态？当前中国改革遭遇五大困境一、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二、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三、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四、“国有病”困境五，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社会冲突与“刚性维稳”;威权体制可能失序
晋高平:国民党、共产党、你说哪个党好？！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上访妈妈唐慧终审胜诉 要求劳教委道歉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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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讨论：“唐慧案”与中国劳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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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湘西集资案主犯曾成杰死前未能与家人见最后一面
看中国:曾成杰事件，给企业家们吹响号角(图)律师发出紧急声明，指判曾死刑使政府独资公司无本万利，无异于图财害命;“判处曾成杰死刑就是拦路抢劫、图财害命”直到2013年3月周强从湖南到任最高法院院长前，最高法院都没有核准，周强当院长后不到三个月核准。”“新打‘土豪’，借司法权掠夺民间财富”
高新:周强比他的前任坏多了、狠多了、恶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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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评民主与宪政对峙论
乔新生:中国政坛为何揠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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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抗战胜利暨重庆谈判七十周年告语同胞书
作者：王康 來源:電子郵件 [日期：2013-07-16]
（参与2013年7月16日讯）在 2013年7月15日上午11:01，王康 <fangzho...@gmail.com>写道：
阁下，如果您认同本文件基本精神，请签上尊姓大名，并广为传发。王康 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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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抗战胜利暨重庆谈判七十周年
告语同胞书
2013年7月7日 北京雍和艺术馆
撰文：王 康 fangzho...@gmail.com
中华居神州天府，数千载领步亚东， 为世界文明古国。日本蕞尔群岛，孤隔困窘，狩渔绳纹，中古千年，始如婴儿吮吸母乳，饱沐中华文明恩泽，衣冠唐制度，文物汉官仪。遂由蒙昧而开化，野蛮而文明。华和亲睦，慨为河润。
迄至近世，欧风美雨东渐，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军国主义主宰岛国，法西斯蒂毒化日本。而中华正老大衰颓，颟顸腐朽，两国自是恩怨错位，强弱易势。公元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于甲午海战三十六年后，正式入侵中土；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再放肆侵渎中华本邦。中国始实行天赋之自卫权，全面抗战。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战败投降，史称抗日战争 。
此战， 乃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降，山河破碎、亡国灭种之最后关头；亦为中国地无分南 北、年无分老幼之神圣抗战；更是中华民族贞下启元、旋乾转坤之伟大新命；此战，一扫中国积弱积贫、一盘散沙之败像；一挽中国内忧外患、瓜分豆剖之危局；一新中国之民族意识与天下大义。日本八十年间蚕食 鲸吞之土地，皆图籍奉还，全胜之局 ，汉唐以来，未为有也；此战，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之东方枢纽，并具正义抵抗邪恶、人道战胜兽性、自由冲决 奴役、光明超逾黑暗之鲜明意义；中 国从兹悉数废除不平等条约，跻身四强，缔约联合国，再度独立东方，直造民族精神之峰极，广奠人类和平之宏基。
自1931年至1945年，中国与日本展开22次大型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28,931次小型战斗。其间21名上将、73名中将、167名少将为国捐躯，往复冲杀肉搏成仁者82人，身陷绝境自戕蹈死者25人，身陷囹圄视死如归者14人。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毁损殆尽，几近覆没。
为保我列祖列宗之坟茔庙堂，为保我世代经营之故土家园，为保我独立高贵之国族命脉，为保我永续无穷之历史文化，他们曾矢勤矢勇，歃血喋血，苦战死战；他们曾踔厉纵横，为国驱驰，时时不忘为国家雪耻，念念在兹为民族牺牲。凡白山黑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长江两岸，三湘以内、五岭之外，滇西缅北、碧云怒涛，一寸河山一寸血，万里烽烟万里城。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上镗、剑出鞘，家可破、国须保，身可灭、志不挠，竖发裂眦、血似狂潮。他们以草履对铁蹄，以筋骨抗枪炮，以持久决速胜，以空间换时间，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整排、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以一己必死之生命树民族亿万年不毁之根基。
若无他们，中国早已山河破碎，芟荑斩伐，易姓改号，亡国灭种；若无他们，中国早已堕入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之绝境；若无他们，亚洲早已遍插旭日旗，黄种人罗马帝国早已与条顿日尔曼第三帝国会师于欧亚结合部，世界早已沦为法西斯天下。
他们乃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降困厄空前、惨烈空前、悲壮空前、神圣空前之伟大卫国战争之民族英雄、国家干城。其碧血常新，庇佑神州，劫灰不冷，久为国殇；其惊天地、泣鬼神之壮烈勋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常昭中华而永垂不朽。后世国人，无论何时、何地，何党、何派，皆应馨香俎豆，鞠躬长揖；皆应肃雍钟鼓，顶礼膜拜。千秋万祀，血食天下，永祭无替。
中国以其血肉长城，不仅捍卫中华锦绣河山社稷宗庙，而且维护世界公理人类文明，中国因此悉数废除不平等条约，跻身世界反法西斯四强，参予始创联合国，成为东亚自由、民主、文明与和平之伟大国邦。
统计数字或可商榷，青史传录或将补正，甚而先烈碧血白骨亦会湮灭枯朽，惟天地浩气，不曾瞬断息绝。后世国人族裔，循流溯源，当知中华复兴其来有自，冥冥中天佑中华之归趋凭依，中华使命悠远博大庄严神圣之寄寓托付，而知所感念，知所传承，知所垂命。
日本侵华，最深罪孽，在截断中华民族现代复兴进程，以致中国虽坚苦卓绝，苦撑十四年，跻身四强，参予始造联合国等光前裕后之不朽史绩，仍未能自作主宰而功亏一篑。六十八年前（1945年），国共领袖聚首重庆，共商国是，认同政治民主化丶军队国家化丶党派平等合法，期以共建独立丶自由丶民主丶富强之新中国。讵料战后美苏战时同盟邃尔解体，一纸《雅尔塔密约》重陷中国于内战分裂，冷战烟云笼罩世界东方西方，内战烽火燃烧中国北方南方，中国再次地复天翻：民族英烈竟碧血冷凝，白骨销殒，其墓碑棺廓竟掺遭隳坏毁弃，其妻儿亲戚竟备受迫害凌辱。“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日暮途远，人间何世！” 中华现代巨劫奇变，歇绝荒唐，莫此为甚！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在人类达致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之前，所有国家都必厚葬隆祭为国捐躯之民族英烈。即若日本战败投降，其国家性质之参拜“靖国神社”，仍不绝如缕；俄国虽支离体解，亡党亡国，每年纪念卫国战争，却坚持不懈。堂堂中华，二战东方最大战胜国，以国家名义祭奠抗日阵亡将士至今竟付阙如！民族精神，怎可凝聚，国家意识，缘何共认？
二战终结丶抗战胜利与重庆谈判七十周年（2015年）即将来临，我们：抗战老兵丶抗战英烈和将领后代丶文化艺术思想界人士以及《浩气长流》主创团队聚首北京，秉承“民族大义，相忍为国”之抗战精神，“四海兄弟丶天下大同”之人类意识，达成基本共识，谨以虔敬祈祝之心告语中华同胞：
一丶于2015年7月7日，在卢沟桥、衡山忠烈祠、云南腾冲国殇墓、重庆空军坟等抗战纪念地，奉立抗日阵亡将士神位，举国公祭抗日阵亡将士；
二丶于2015年8月15日，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长沙、广州、昆明、西安、香港、台北等地，举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三丶于2015年9月3日，在黄河之滨与长江涯岸择址，为抗日忠烈堂与先贤祠奠基；
四丶于2015年10月10日，恢复重庆“抗战胜利纪功碑“；
五、于2015年10月1日——10日， 国共领袖举行第二次重庆谈判，签署国共内战停战协议。庄严承诺：告别冷战思维，终止内战历史；中国人永远不打中国人.。
六、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国际会议，发表“致力永久和平，共建人类家园”宣言。
值此波诡云谲丶吉凶未卜之全球化时代，,我们企盼以超越丶容恕丶兼爱，取代20世纪之仇怨丶对抗丶战争，弥合民族创伤，逾越历史鸿沟，为中国之现代复兴与终极统一，为人类普遍幸福与全球价值之实现，贡献今代中国人的良知与智慧，则幸甚至哉。
（全文完）
以下是第一批签署名单：
尤广才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50师特务连连长 95岁
赵振英 南京受降警卫营营长 95岁
高 增 国民革命军60军69师独立团三连连长 89岁
田庆平 国民革命军中国远征军战车二营班长 92岁
孙荫柏 中美第14航空队、飞虎队翻译官 95岁
叶于良 京津抗日杀奸团团员 92岁
卢晓蓉 卢作孚先生长孙女
林豆豆 國民革命軍115师师长林彪之女
陈小鲁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陈毅之子
郑 义 民生轮船公司代总经理郑璧成之子、作家
赵晓明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十七团指导员赵维之之女、作家
张思之 律师
蒋彦永 301医院医生
鲍 彤 原中共政治局秘书
曹思源 宪政学者
常大林 前《博览群书》主编
铁流 《往事微痕》主编
辛子凌 国防大学教授
丁东、邢小群 独立学人
薛海培 旅美学人
徐文立 抗日将领后人、美国布朗大学退休资深研究员
晏良为 旅美学人、张善子外孙
陈明 清华大学教授
东海一枭 独立儒家学人
阿森 墨尔本自由撰稿人
马一丹 重庆西南大学美术系教授
欧阳雨龙（赵峻） 北京独立学人
张炤炎 独立剧作家
曾景忠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韩子渝 重庆作家
熊景明 香港作家
郑纪 新华社编辑、王瓒绪后人
杨世元 浙江景宁退休教师
崔晟 郑州独立学人
邓康延 《中国远征军》、《民国先生》、《老课本》等纪录片制片人
张志忠 北京对外语言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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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宪政讲坛｜荣剑 蔡霞 苏小玲：宪法实施的意义
來源:電子郵件
主题：宪法实施的意义
主讲人：蔡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荣剑（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苏小玲（资深媒体人、作家，影响力中国网总裁）
时间：2013年6月19日（周三）晚7-9点
地点：北京大学图书馆南配殿报告厅
主持人：张千帆
张千帆：感谢蔡霞教授的精彩讲演，她的视角非常宽阔，但是主题只有一个：宪政跟主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宪政，中国社会就将继续动荡，这对谁都不好，包括对执政党自己也不好。中国人啊就是没有信仰，不信常识，不信道理，就相信自己、相信权力。中国从清末开始，宪政的机会就被执政者丧失。如果实行宪政，其实对清政府最好，但它偏偏不要；到民国，宪政对国民党最好，但它又不要；现在到共产党了，看它要不要。
下面有请荣剑老师，他的视角也很独特。我们都知道，1949年有一个《共同纲领》，但这也是宪法学家的共同盲点，过于关注这个《共同纲领》，没有关注1946年就有一个《共同纲领》。那个时候是“旧政协”，比1949年的新政协更有代表性，所以46年的《共同纲领》比49年的《共同纲领》更好。荣老师从这个视角，进而探讨两岸互动和中国宪政的可能性，大家欢迎！
荣剑：非常感谢千帆教授的邀请到北大演讲，蔡老师讲没有到北大上过学的人对北大很向往。30年前我在北大做过一次演讲（那时我在读是研究生）。30年以后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讲宪政问题，千帆老师也介绍了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在这半年内发生了一系列大家不能接受的奇谈怪论，实际已挑战了我们的底线，国民的底线。从他们的理论上来讲，有一个观点涉及到对执政党40年代期间所发表的宪政话语的认识。人民大学杨晓青教授认为，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文章里，讲到了关于宪政的理论，她也认这个账；但按她的说法，中共或者毛在当时所讲的宪政理念只是一种策略性话语，全国政权建立后都不算数了。所以网民问：共产党这不是在欺骗人吗？所以有必要回过头来再看看40年代这段历史。我写了一篇文章《回到“共同纲领”（1946）》，这篇文章是在年初写完，在《炎黄春秋》发表后，共识网、影响力中国网、爱思想三大网站上都在头条发了出来，前两天在洪范的一个研讨会也对此做了一些演讲。
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中共在40年代讲宪政的话语究竟有没有诚意？是不是骗人的？根据我对文献的研究，共产党在这期间所讲的关于宪政的一系列话语是有诚意的，并不是为了欺骗国民党、欺骗其他民主派，欺骗所有的中国人。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取决于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抗战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对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国家的重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拿出了他们各自的纲领。1943年蒋介石拿出一个纲领，叫《中国之命运》，两个核心词：一个是自由，一个是法治。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治》，其中一个核心观念是民主或者宪政。
如果们比较这两个文本时，可以看到共产党所提出的文本比国民党的文本更加激进。对于蒋介石来讲，是要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三民主义”建设中国，对宪政建设有一个路线图，即大家所了解的军政、训政、宪政。所谓训政的核心，在当时归结于统一全国的政令和军令。蒋介石讲这个话，当然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共产党当时所建立的根据地。
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时，国共之间武装力量对比是4：1，国民党有400万军队，共产党有100万；两党掌握的人口也差不多，国统区有3亿，中共根据地有1亿（当时有4亿多中国人）。在这种力量的对比关系中，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是：它能否单独把天下打下来，如果打下来了，那它绝不会搞宪政。如果打不下来，依靠武装力量夺取不了政权怎么办？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国家政权中谋得一席之地？这是共产党所实际考虑得问题。所以，1940—1945年期间，共产党讲了大量的宪政语言，包括民主建设。去延安考察的美国人，看到延安的政治状况很满意，说中共非常廉洁、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在国共力量对比比较悬殊的情况下，共产党提出按宪政民主的方式参与建设联合政府，具备了国民党一拼的实力。
于是，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概念，怎么建立联合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共同纲领”。在官修的党史教材中，一讲到《共同纲领》，大家都普遍认为是指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所形成的共同纲领，即《共同纲领》的1949版，其核心是确立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容许民主党派参与政治格局。但是，中国最早提出的《共同纲领》是在1946年，这个《共同纲领》和1949年的《共同纲领》，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版本，性质差别极大。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谈判结果形成“双十协定”，根据“双十协定”确定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按我的理解，这个政治协商会议相当于美国费城会议，有预备立宪的功能。政治协商会议形成一个共同纲领，根据纲领召开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根据宪法确定国家的治理模式。共产党为参加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思想上，1945年前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提出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口号。为了参加政协会议，共产党提出了纲领草案，即关于《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政治协商会议是1946年1月10日正式召开，1946年1月1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论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共产党人的说法，国民党并不认同。开了16天会议以后，形成的纲领不叫共同纲领，而是叫“和平建国纲领”。但是，“和平建国纲领”的草案基本上是由共产党提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会议上，国民党没有自己的草案，当时民主党派提了草案，共产党提了草案。草案涉及到十多个议项，比如关于国民大会、地方自治、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宪政的所有内容都有，其中最核心的议题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国民党的要求是，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则提出先政治民主化，再军队国家化。这涉及到两党之间武装力量的归宿问题。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国民党最后做出了最大让步，按共产党要求进行军队整编。原来国民党包括所有民主党派提出的是军队混合整编的议案，只有共产党不同意，它认为混合整编下来，中共掌控的军队就没有独立性，它要求是独立整编，按比例缩编军队。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还是做了妥协，按共产党的方案达成了关于军队国家化的初步共识。
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共产党获得重大的政治胜利，所有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国民党则不高兴。按照这个纲领，本应在1946年5月5日召开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共产党为落实这个纲领做了三方面准备：一个是思想上动员，在党内下指示说现在可以不打仗了，可以跟国民党搞议会斗争了。二是提出组阁名单给国民党，毛当副总统，周恩来当行政院副院长，并准备把中共的指挥机关从延安搬到淮安（淮阴）。三是军队裁员问题，中原军区30多万军队裁了10万。这表明共产党当时对这个“共同纲领”高度认可，因为这个纲领满足了共产党的所有要求。
相反，国民党不那么认为，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党的右派和保守派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国民党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所有便宜都被共产党占走了，在党内形成了一股要求否定共同纲领的强大声音。共同纲领最后破产，按照我的看法，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共产党对当时达成协议是愿意执行，而国民党却不愿意。陈诚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份军事分析报告，认为在3-6月时间内可通过军事手段消灭共产党。之后国共双方大打出手。打得不可开交，最会在战场上决一胜负。1949年国民党退出大陆，共产党成立新政权，1949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共产党明确提出“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正式亮相。在后来的党史编纂中，《共同纲领》就是1949年版本，1946年的《共同纲领》被当成了历史垃圾，弃之角落，差不多已被人们完全遗忘。
现在重新认识这段历史，重新挖掘1946年的《共同纲领》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这一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按我的说法，中国离宪政转型仅差一步之遥，失之交臂。当时是一个很好条件，除了国民党、共产党，还有第三方力量即民主党派，这种政治生态非常有利于宪政架构的建设。因为时间问题我不能充分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言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索我这篇文章。
回到现实，在目前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宪政架构？我文章的题目是“回到《共同纲领》”，并不是要回到1946年去，但可以参照1946年的原则和精神重新认识建造宪政架构可能性。从大陆情况看，不具备1946年相同的力量均衡关系，现在是一党独大，政治环境大家心里很清楚，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如果把这种力量关系放宽到两岸来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实际上国共对峙的并列的关系现在仍然存在，1946年以来的政治生态并没有终结，国民党在台湾是执政党，有法统有军队。如果放开到两岸政治格局上来观察，可以看到这种宪政架构的基础是存在的。今年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四次高层对话，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接见吴伯雄。江丙坤最近提出了关于两岸政治议题的开放问题，希望通过民间里呼应和推动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民进党政治元老张俊宏在2008年就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即“一国一制”论。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昨天许信良提出了成立中国议会的主张，直接涉及到制度安排了。
我的看法是，如果从两岸的大格局来看，重提1946年的《共同纲领》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个共同纲领是共产党提出的，并不是哪个国民党人提出的，这是共产党唯一可以利用的宝贵精神财富。按照共同纲领来搭建一个宪政架构，不仅解决了大陆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同时解决了两岸统一问题。马英九放出话来，如果大陆是民主的、自由的、法治的制度，他们愿意谈统一问题。以宪政方式统一中国，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贡献，不光是获诺贝尔和平奖，而且是名垂史册。
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充满着多种可能性，宪政的可能性并不是说由良心发现或者某一个理念认识而导致的，实际来源于各种主张宪政的力量的推动。我始终认为，一个党派一个组织绝对不可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执政党所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民心思变、民智已开，同时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这是前所未有的。80年代的社会危机都只浮在表层，北大可以成为风暴的中心。现在来看，北大已经完全边缘化，矛盾和危机的中心是在社会的基本领域。这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个现实不是把眼睛闭上了看不见了就不存在了。
因此，对中国未来转型应当保持乐观态度，中国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也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力量。如果执政党能够看到这个发展趋势，真正回到它以前提倡过的宪政源头上，它是能够把已经失散的民心重新聚起来，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和平地完成政治转型，执政地位并不一定会丢掉。现在没有一个能够和它抗衡的大的政治力量，1946年存在着十几个党，现在没有这个情况，它完全可以从容地主导这个转型进程。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张千帆：谢谢荣剑教授的精彩报告。他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1946年的《共同纲领》体现了现在执政党真诚的宪政愿望，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扫盲”，因为我原来也和杨晓青的观点类似，45年前后的共产党宪政只是一种公关策略，是说给美国人的听的、说给投奔延安的文艺青年听的，骗取了一大批国人的信任。现在荣剑这么一讲，执政党还真没有必要把自己想得那么坏。
很可惜，中国宪政失去了多次机会，1946年可能是近代最后一次机会，结果失之交臂。但是荣剑教授又提出一点希望，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去了，能不能再回来（现场笑）？87年，你们都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在美国做学生。那个时候我就写过一篇评论，如果国民党能够回来多好。
荣剑：我补充一点，吴稼祥老师提出一个细节，87年统战部长提出邀请国民党上岸展开国共第三次合作，说前两次合作都失败了，期待第三次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出过。
张千帆：如果这样，中国宪政就将获得一次新的生命，通过第三次合作走向第三共和。至今我们有过两次共和，1911年建立了民国，49年也没有完全消灭，现在局限于台湾列岛。1949年的第二共和发生过很大的动荡，现在需要再造共和。能否通过两党合作走向第三共和，要看现在的执政党有没有胆识、魄力、决心。对此我还是不太自信，不像总书记那么自信。如果真的自信，就应该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转自《影响力中国》网站，原文链接。
2013年7月12日 上午 6:43
作者: Xiao 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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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改革为何陷入锁定状态？
作者：萧功秦 來源:電子郵件 《中国数字时代》2012-09-10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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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改革锁定困境温家宝
本文为萧功秦教授在2012年5月中国力研究中心费城论坛上演讲的第四部分，前三部分分别是：
第一部分：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第二部分：激进主义不能救中国
第三部分：孪生的左右激进以及邓小平的超越
当前中国改革遭遇五大困境
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为什么十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重新崛起？这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由于社会自治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而相应成长起来，在八九之交的政治风波后，公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被当作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异质物而受到严密控制与紧缩，由于社会力量太弱，这种体制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改革中期的中国陷入了五种困境。
一、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
所有的威权体制，都难以避免威权精英阶层的自利化倾向，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然而，后革命型的威权政治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属于“强国家-弱社会”型结构。国家强势，社会弱势，社会对官员的制约力本来就很弱，而革命政治文化中，本来就缺乏体制内的权力监督机制，这两个因素相迭加，必然出现体制内与体制外对权力制约的双弱结构。即体制内先天地缺乏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体制外由于社会弱，也没有制约的能力。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里，官员腐败可以籍助于权力庇护网结构而如虎添翼。这种权力庇护网结构的特点是，腐败官员与公安、检察、司法系统之间，在官员与上下级职能部门的朋党之间，在他们执掌的权力与黑社会之间，形成互相勾结、共谋利益的关系。权力结构中的上下级之间，上级作为保护人，与下级作为被保护人，形成恩主庇护-扈从效忠关系。在某些官员的把持下，中国特有的司法与检察系统也得以参与到庇护体制之中，这样，就有可能在某些地区形成上、下、左、右之间的全方位的庇护网（Patronage system）政治。保护人、效忠者、黑社会分子与地方监督与司法机构之间，以地方官员为中心，形成依附性的四环结构。这种威权庇护网支配的环境里，腐败行为的收益极大提升，违法犯罪成本与风险极大降低，于是腐败会越演越烈。就以最近的广东乌坎事件而论，一个村的支书可以一当四十年，多年来乌坎村的支书通过行政手段变卖土地达6700亩土地，村民基本上没有分到一分钱。这些严重的弊端，与上述“强政府弱社会”朋党结构性有直接联系。
二、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
如果不存在着国家干预，单纯的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拥有资本、技术、知识与权力者，要比没有这类稀缺资源的人，要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得益。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是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自然现象。
而且，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条件下，权钱勾结导致社会不公现象，更难以受到自主的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在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例如某些房地产业与煤老板，互相之间容易形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政府的强势，使这一体制最关键的因素即有权阶层与财富阶层之间的分利性结盟关系难以被社会冲击，更难以被社会监督与制衡。这种结构性弊端特别表现在“管理层收购”政策的实施后果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的“管理层收购”政策（MBO），虽然客观上对摆脱经济困境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原始积累式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当下煤老板财富之多、生活之糜烂、人数之众，令国人侧目。
雪上加霜的是，正如学者指出的，在国家行政权力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高，而原先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权贵阶层，利用垄断优势进而转向房地产，其结果是，权贵阶层在房地产上攫取大量财富，导致居民住宅价格不断攀升，低收入者根本买不起房屋，中等收入者购房成本加重，权钱结盟造成的分利化，严重影响社会健康发展。
概而言之，中国的两极分化是以权力垄断为前提的，结果是既得利益集团与低收入的普罗大众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医疗、教育、养老的高费用，以及失业的威胁，造成社会大众的不安全感十分强烈。
三、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
中国属于“强国家-弱社会”体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强大动员能力来发挥其税收潜力，来实现强化行政力量的目标，而民间社会对此的制衡能力很弱。根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去掉通胀的因素，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累计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1.7倍。另一组数据是，国力增加21%，而行政费用却增加了27%。
众所周知，当今政府的巨额“三公”消费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不满。河南某贫困县，只有20个职工的审计局的新办公楼居然有3000平方米，该局每人可分到200米的住宅作为家属楼。这样的事实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说明政府部门是权力垄断与高税收的直接受益者。
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但中低收入者处境困难，而且连中产阶级都有可能因房价猛涨而走向贫困。社会大众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压力下，陷入消费无力。社会消费因此严重不足，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种矛盾，政府并没有从治本上下工夫，而是利用强国家的雄厚财力，用巨额投资拉动经济，为垄断利益集团提供了新的寻租机会。由于此种投资效率不高，一旦经济下滑，政府就只有增发货币，民众势必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四、“国有病”困境
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当政者抱有一种执著的观念，即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或在利益上向国企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至少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经济决策），使原来已有的“国有病”雪上加霜，舆论普遍对“国进民退”的趋势产生忧虑。某些国企办公楼的豪华奢侈令人震惊，消费挥霍无度。2011年，中石化炼油业务亏损374亿元，而职工费用增幅达23%。从中可以看到国营垄断性企业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公。职工福利在不同企业中实际执行上的差异，扭曲了人们努力的方向。中国越来越盛行的考公务员热，数百名报考者中取一名的高比例，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
“国有病”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
与“国有病”相联系的，是公务腐败与公款消费的巨大开支，据报道，九三学社中央的提案列举了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开销，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09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国外的相关比重大多低于10%。
五，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自建国?以来，社会文化自主生长的能力本来就很弱小，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威权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领域，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而且在强国家体制下，行政官僚体制以政权稳定为主要追求目标，因此倾向以种种方式，来抑制社会自主性的发育。行政官僚体制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社会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
因为公民社会的缺乏，民间文化缺少自组织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文化的自生长性难以发育。这种局面是不利于文化建设的。我们目前的世风日下、家庭伦理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并不是因为政府宣传得不够，而是因为社会自主领域中整合人的精神和伦理的系统，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
中国现行体制的社会创新能力的退化，还与官僚国家的独大趋势有关。由于中国转型的复杂性，中国最需要的政治精英必须是邓小平所说的“明白人”，而且需要有前瞻性与想象力。然而在严格的官僚体制中，产生此类政治家的条件极为苛刻，只有在经历极大危难之后，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老一辈有资望与经验的革命元老中出现邓小平这样的拨乱反正的强势人才。八十年代初期，有一大批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由于时代需要而进入政府，然而随着官僚体制的常规化、定格化，这个体制就越来越难以产生具有远见卓识与独到见解的政治家。科层制、官僚制本能地趋向于保守，官僚体制的特点就是以一种特定的尺度来选拔官员，官位升迁的诱惑力与官场文化中的角色期待与定位，会把进入官场的人按一种特定模式加以改塑，这就使官场无法产生应对复杂环境挑战的人才。清代学者法式善说，“小才私智，可以备一官之用，然而国家利害安危大机括所在，非晓事之臣不能明其机微。”体制反向淘汰的结果，往往只能使“小才私智”者左右逢源，如鱼得水，而很难使通达事理的“晓事之臣”脱颖而出。
民间的一则顺口溜把中国官场的特点揭示得十分生动形象：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来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饭店。
在缺乏改革气氛的文化里，甚至可以说，官僚体制具有一种逆向淘汰机制。官场会自动地排斥一切具有变异能力的人物，把有思想有创新意识的人统统清洗出去，把官场中的人们染成同样的颜色。体制往往不需要那些有远见卓识或雄才大略的开拓者，在官僚体制内最具有适应能力的，正是这样一类人物：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有所不为。
社会冲突与“刚性维稳”
近十年来，体制结构性弊端造成的这五大困境使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各种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左右激进主义思潮都可以对这些消极现象，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解释。激进左派把腐败、社会两极分化方便地解释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中国已经陷入资本主义复辟”；而激进右派则解释为“多党民主政治改革不到位”。这些左与右的激进意识形态话语，近年来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扩大自己的影响，对社会大众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可以认为，改革中期陷入的五大困境，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结构性弊端的表现，只有把“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渐发展为“强国家-强社会”结构，培养社会多元的整合能力，才能逐步“消肿化瘀”，化解改革中期的困境。更具体地说，在具有强大公民社会力量的社会里，朋党性的腐败政治、贫富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文化创新力萎缩等等体制固有的弊端，都可以因有效的社会多元制衡力量而得到消解。
然而，威权政治却把社会上对体制弊端的种种不满而引起的矛盾冲突，视为对体制安全的威胁；进而认为社会矛盾与冲突之所以频繁出现，是因为反体制的敌对势力与社会力量里应外合，于是进入一种“刚性维稳”高于一切的思维定势。由于政府控制了各种资源，应对矛盾冲突的压力时似乎还得心应手。因此在目前，政府面对社会不满，不但不是通过发展公民社会，从正本清源上去解决矛盾，反而把公民社会的正当诉求当作别有企图，这样就压抑了社会力量的生长。
另一方面，近年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连续出现的强人政治腐败而引起的“茉莉花革命”，都会使某些官员简单化地加强了上述这种固有的思维定势，形成一种“草木皆兵”的路径依赖，当政者会强化对社会的控制，以至于“公民社会”也成了政治禁忌。但是，这种强控制并不能根本解决已有的矛盾，而且还会进一步抑制公民社会与民主机制的发展机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在其《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中这样表述：“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这种刚性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就会自动地，情不自禁地、习惯成自然地用威权强控制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环境中，在社会先天对政府权力缺乏制约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强控制的做法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引起社会直接反弹，做起来似乎轻而易举，于是就会不断进一步自我强化。国内与国外发生任何风吹草动的情况，都会得出必须强化对社会控制的路径选择。改革因此逐渐进入路径锁定状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朋党性腐败变本加厉，社会贫富两极化日益严重，垄断性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封闭，中间阶级由于经济萧条而更加困难，底层向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与渠道受阻。上述五大矛盾不断积累与升级，社会不满情绪必然会刺激强化左右激进主义思潮的进一步膨胀。这正是近年来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毛左派与西化自由派的声音越来越强势的原因。
威权体制可能失序
在这种情况来，当政者出于对危机的担忧而不断地加大控制。例如，某地曾出台这样一个土政策，规定“违规报道突发事件要罚款五至十万”，还有官员提出“公民社会是帝国主义给中国设下的陷阱”等等，都是“强控制”型路径依赖的鲜活例子。而“强控制”势必引起高腐败，高腐败又引发更高的社会不满，社会不满又进一步升级，这又进一步刺激“强控制”思维定势，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尤其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公民教育缺位，无法在公共空间中培育公民文化，也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契约精神、妥协合作与政治宽容，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势必充满了民粹主义的情绪，比如悲愤、激昂甚至暴戾之气。
历史的因果报应往往是这样。当强势政府威信退化，缺乏民主训练、充满挫折感与暴戾之气的民众，会以前所未有的能量冲击现行秩序，于是乎社会运动浩浩荡荡，所向披靡。不久之前在上海浦东机场，乘客仅仅为了误机补偿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冲上跑道拦截飞机。这样的事件可以说全世界闻所未闻，却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性的预兆引起深思。
由于矛盾积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会不断累积成为总爆发的能量。对这种前景的担忧，又会加强“刚性维稳”的路径定势。官民之间就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冲突。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我们的体制是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因此，自然倾向于运用全能主义政治资源来达到维稳目标，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动员手段、都可能进一步被激活，这样就出现退行性反应，即从威权政治向新全能主义发展的强烈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引起社会不满的各种重大矛盾，如地方当政者与民间的矛盾，近年来不但没有逐渐减弱，反而变本加厉。人们很难看到化解的希望，一方面国家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于是矛盾将会在政府强控制状态下不断延续。由于政府权威失效，形形色色的抗争者越来越激进，这种有恃无恐的“自由”状态，与真正的民主不是一回事。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满聚合而成的逆反心理，由于网络信息的同质性，不免形成无序的非理性的政治参与“井喷状态”，形成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潮流。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民粹主义政治精英，在这种广场政治气氛中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这种情况一般就可能成为大动荡的预兆。
从历史上看，进入危机阶段以后，执政者反而会越收越紧，原先的收紧如果是“过度敏感”在起作用，那么此时更强烈的对即得利益切实的担忧会支配当政者的思维，社会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退行性的集权色彩会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引起社会不满的所有重大矛盾，却很难看到在体制紧缩后化解的希望，于是矛盾将会在强控制中不断延续。
当抗争的力量积聚到一定能量，左右激进主义政治势力，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吸引社会大众，从而形成左的与右的激进民粹主义势力，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的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总爆发，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不稳定的危机与困境。在一些偶发性事件的诱导下，就极有可能发生“低频率高强度”的政治参与爆炸。政府为了安抚抗争者，往往会以急剧的方式开放政治空间，这反而会进一步鼓励激进主义势力变本加厉。从历史上看，一旦陷入此种恶性循环，威权体制从强压政策到全面失控，一般只有几年时间。（本次演讲未完待续）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大公报》特邀评论员。
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唐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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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高平:国民党、共产党、你说哪个党好？！
本期收入幾个对比性很强的例子。
一、今年是马英九总统第六次向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的受害者和家属道歉。在仪式上向受难者家属代表们颁发了恢复名誉的证书，并代表政府再次向受难者和家属表达诚挚的歉意。还做了很多为受难者恢复名誉及补偿的工作。他说，补偿并不能让事情一笔勾销，历史上犯的错误也许可以原谅，但历史真相必须记住，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台湾再次发生。
二、湖南上访妈妈唐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胜诉，但对其要求劳教委书面道歉的要求加以拒绝。
唐慧因不满其11岁的女儿被迫卖淫，数年来多次上访，2012年8月，永州市劳教委以唐慧“严重扰乱社会治安”为由，对她劳动教养。其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劳教委撤消了这一决定。由永州市劳教委向唐慧支付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及精神损失抚慰金2641.15元。
三、最近发生的湖南高院判处曾成杰死刑时“秘密处死”没有通知，家属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剥夺临终告别权。
在湖南高院判处曾成杰死刑时周强是省委书记。直到周强从湖南到任最高法院院长前,最高法院都没有核准，周强当上院长后为了掩盖他们的醜事立即使用“斩立决！”。是周强这个刽子手亲手制造一起政治谋杀案。湖南当局处理曾成杰案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的过程，他在担任湖南省长和省委书记期间曾多次亲自过问曾成杰案，并不止一次亲笔批示的周强最担心曾成杰的翻案。杀人灭口。像这样的刽子手操刀全国生死大权，冤假错案将会层出不穷。
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在1947年。而马英九先生是1950年7月13日出生的。这件事与马英九先生毫無半点个人关系。
但是，正因为他现在担任着中国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这个职务，为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声誉，他必须这样做。这是维护中华民国政府的尊严、诚信、道德,所必须的。
而湖南永州的地方官员一手制造的冤假错案，(请注意:他们至今还在無时無刻地制造冤假错案),却拒绝道歉。且赔偿金额仅区区2641.15元。
两厢比较，真是天壤之别。马先生那样高风亮节，让我们敬佩！。而共产党官僚那种污秽不堪，让国人感到耻辱。
这件事轰动了网络。许多评论随处可见: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以随便杀人的”；“新打‘土豪’，借司法权掠夺民间财富”;曾成杰案就是新版的“打土豪”，如今打土豪的收益早被权贵们悄悄瓜分了。这也是急于悄悄处死曾成杰的原因。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不无警示地表示：“号角！曾成杰遭遇和秘密处死，吹响了企业家移民和转移资本的号角。
张思之大律师指“曾成杰案”与“吴英案”有一定的相似性。为什么吴英案在先，曾成杰案为后，前面的被“抢救”下来了，后面的没能;“抢救”下来。这里面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互联网的威力;二是周强这个刽子手亲手制造这起政治谋杀案，周强从湖南案发地，当上最高法院院长后立即使用“斩立决！”。与他两个官场利益有着密切关系。从共产党的;历史看，它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互联网。但互联网也要有推手。吴英案正是有铁流等一大批重要推手，才得救。
关于赔偿金额问题网友一致认为过低。文中曾经提到“维稳一个唐慧，6年耗费的资金达到80万元”，这是挥霍。而在应当赔偿时却格外吝啬，这又是迫害。
台湾赔偿二二八事件真是“慷慨”。截至今年6月底，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对一万多件申请案和两万多人作了补偿，补偿金共计195亿多新台币。
有一个参考借鉴例子。“六四”十五周年时，自由亚洲电台邀请专家、学者座谈赔偿问题，据例韩国光州事件，和台湾二二八事件。当初台湾的赔偿标准:凡打死一人赔偿港币100万元、坐牢一年赔偿10万港币。(因为台币与人民币不成比例，港币与人民币汇率相等)。就连大肆吹捧共产党，品行不端的李敖也获得赔偿。
在此提醒大家，共产党犯下的罪孽，迟早要清算并赔偿。在清算时，别忘记必须借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赔偿标准，再加上这许多年通货膨胀因素。
您看完幾篇报道，不用说您已经得出哪个党好、哪个党坏的结论了。
癸乙年六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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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妈妈唐慧终审胜诉 要求劳教委道歉被否决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 來源:電子郵件 201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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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唐慧胜诉（互动百科）
上访妈妈唐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周一终审判决胜诉，但对其要求劳教委书面道歉的要求不予支持。唐慧的代理律师浦志强认为，判决虽可接受，但仍有遗憾，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认定唐慧上访等行为具有违法性。有分析认为这次罕见的胜诉或与湖南死刑犯未能与家属见面引发民众反弹有关。
唐 慧因不满其11岁的女儿被迫卖淫，但7名被告只有2名被判死刑，数年来多次上访，2012年8月，唐慧被判劳教一年半，其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湖南省劳教委撤消了这一决定，唐慧随即提出申请国家赔偿。4月30日，一审败诉的唐慧提出上诉，要求撤消之前的判决，并要求永州市劳教委向其道歉并进行赔偿。
周 一上午九点十五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其7月2日的二审做出判决，宣判唐慧胜诉，撤销了一审判决，由永州市劳教委向唐慧支付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及精神损失抚慰金2641.15元。但对唐慧要求的书面赔礼道歉，法院不予支持。由于中国实行二审终审制，这一结果也成为了唐慧案的终审裁决。
而这一罕见的胜诉裁决迅速引发民众热议，网民“翁兵兵-律师”说：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这点赔款虽然不够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但也象征性的推动了所谓的法治进程，应该视为当事人为法治建设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很耐人寻味。网民“甘地的思维”说：既然劳教委犯错了那就应当追究其责任，要不然就算胜诉了又有什么意义？下一个唐慧事件还会出现。网民“西安判官”则认为：维稳花了80万，赔偿不足三千元。中国司法就是橡皮泥，能捏出你想要的任何形状。这是对人权和法律赤裸裸的蹂躏！
唐慧的代理律师浦志强周一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湖南当局透过这一判决释放的善意应当予以肯定，但很难说这就是一个完全公正的判决。
“这个结果是一个基本可以接受，也应该欢迎，因为它传递了湖南当局在解决唐慧事件问题上所传递出来的一点点善意。这样一个事件能够需要通过国家赔偿的二审才终审得到一点点进步，它本身就说明中国的司法出了很大的问题，很难说是完全公正的。”
而对有民众质疑法院不支持书面形式的道歉，浦志强认为确实略有遗憾，但该判决最大的问题是认定了唐慧当初的上访等行为具有违法性。
“这 个判决的问题在于，它用审理查明的方式来认定唐慧当时这种上访、和到机关反映情况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而这个是我们认为特别遗憾的。公民表达正常诉求，包括 上访、信访、集会游行示威或者检举申诉控告，他总是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在唐慧的个案中是通过到上级机关去静坐、要求判决、要求复核、要求上访等一 系列的方式，这些方式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扰乱秩序，而是因为公安、检察、法院的工作人员一味的去维稳，正事不干。”
在二审前，永州劳教委曾希望用十万元私下了结此事，但强调那笔款项是对唐慧人文关怀的生活救助。唐慧当时就予以拒绝，称不能在黑暗中接受他们的钱。周一的判决后，唐慧在其微博上向一直以来关心她的民众说：谢谢您们大家。
浙江律师袁裕来周一告诉本台：“我觉得正常人来看，她不会太去看重钱的问题，可能她会需要一个说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大量的网友需要一个正义的声音、正义的判决。我觉得唐慧可能受这个影响也会有，会拒绝这样一个人文关怀。”
袁裕来又告诉记者，唐慧案从一审败诉到二审胜诉，或许有舆论的推动，也有人分析与前一天，湖南非法集资案犯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前未通知家属见面，引发民众强烈反弹有关。
“昨天曾成杰这个人不是被秘密执行了死刑，很多人甚至判断，这个案件出来以后，唐慧的案件才会翻盘。因为一审（结果）下来以后，二审到今天要宣判之前，一直让人感觉到唐慧要输，但今天出来一个（胜诉）结果，非常奇怪。”
湖南的政法系统长期以来一直广受诟病。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强在2010年提出“法治湖南”的主张，但在其主政期间，曾发生多起法治不彰的事件，如民运人士李旺阳在狱中离奇死亡。而周强却在今年两会后，升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而引发民众争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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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案胜诉
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來源:電子郵件
中国湖南省法庭做出判决，对于“11岁女孩被逼卖淫案”中的受害者母亲做出侵犯人身自由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这桩轰动全国的案件以维权母亲胜诉宣告结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湖南省法院星期一上午就唐慧诉湖南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做出终审判决，宣布唐慧胜诉，判决永州市劳教委赔偿唐慧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千6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千元。
2012年6月，湖南省法庭判处永州市发生的“11岁女孩被逼卖淫案”中的两名被告死刑，四名被告无期徒刑。而受害者的母亲唐慧要求法庭判处全部嫌犯死刑，并状告她所说的“不作为”民警，要求处理有关渎职人员。
同年8月，永州市劳教委以唐慧“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和“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为由，决定对她劳动教养1年零6个月。
永州市劳教委的决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官方媒体纷纷为唐慧鸣不平，并且进一步引发社会各界对于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中国劳教制度的讨论。
迫于社会压力，湖南省劳教委撤销了永州市劳教委的决定，进入劳教所1个多星期的唐慧被释放。
2013年1月，唐慧在永州市法院起诉永州市劳教委，要求赔偿、书面道歉。但永州市法院一审判决唐慧败诉。
湖南省高级法院星期一做出的终审判决表明唐慧漫长而艰难的维权活动终于取得成功。这位母亲获悉终审判决后在新浪微博发布信息，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
但是终审判决在对唐慧做出象征性赔偿的同时，法庭没有支持唐慧要求永州市劳教委书面道歉的要求。湖南省高级法院的发言人对媒体表示，“相关人员已经在法庭做出道歉。”
美国之音还提供每周英语教学电子邮件。如欲订阅请电邮至： chi...@voanews.com 并注明“订阅ABC”。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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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劳教妈妈二审胜诉但道歉要求未得满足
來源:電子郵件 数字时代
湖南劳教妈妈唐慧起诉永州劳教委一案湖南高级人民法院星期一（7月15日）判唐慧胜诉。
湖南高院判决永州市劳教委赔偿唐慧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6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不过唐慧提出的要求永州劳教委对其作出书面赔礼道歉的要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虽然有关金额是唐慧诉讼所要求的金额，但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一致认为赔偿金额过低。
@月光下的秋天在新浪微博评论：“赢了官司输了钱，不够腐败贪官一条香烟钱。可怜！”
也有不少网民对法院没有满足唐慧最主要诉求——要求永州劳教委对她做出正式书面道歉——感到不满。
@五年青竹批评说：“拿老百姓的钱维老百姓的稳，却连个书面道歉都没有。没有为错道歉，负责的人，只会让这些事越来越多！”
@于露踏舞也感慨：“为什么没有书面道歉，如此政府何时能真的把人民放在心上，不再践踏他们的权利？”
@老徐时评指出：“唐慧终审胜诉了！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6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不道歉=胜诉，这样的胜诉是不是有些令人心酸？道个歉就那么难？折腾了人家这么多年这点赔偿确实有些寒酸。所谓‘赢了’仅仅是一种象征，精神上的一点点安慰而已。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希望此案能够成为废除劳教制度的助推器。”
上访与劳教
唐慧的女儿在2006年以11岁稚龄遭强奸以及被强迫卖淫，涉案者中有两人被判死刑，四人被判无期徒刑，一人被判15年有期徒刑。
唐慧认为有关判决过轻，多年来不断上访，永州劳教委在2012年8月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理由，对唐慧作出“劳动教养一年半”的決定。
唐慧被劳教在中国社会引起大哗以及舆论的普遍批评，湖南当局被迫在一个星期后撤销了对唐慧的劳教决定。
唐慧出狱后在律师的帮助下起诉永州劳教委，要求对方作出行政赔偿以及精神损害赔偿，并对她正式道歉。
唐慧的诉讼一审在今年4月被永州市法院驳回。她随即上诉湖南高院。
唐慧湖南高院开庭审理此案前对媒体披露，湖南省高院曾为其与永州劳教委进行调解，调解期间永州劳教委表示愿意对唐慧做出道歉、同意支付其要求的共约2500元的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另外为其提供10万元生活补助费。
但是唐慧因劳教委没有按约定给其提供书面道歉声明文本认为对方诚意不足，在双方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决定中止调解程序。
2013年7月15日 上午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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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唐慧案”与中国劳教制度
自由亚洲电台2013-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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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国的劳教制度备受各界质疑与批评 （网络资料）
Photo: RFA
湖南省高级法院星期一就“唐慧案”作出终审宣判：决定撤销永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对唐慧的劳教判决，并支付起诉人唐慧侵犯人身自由及精神损害赔偿。“唐慧案”的判决再次引发舆论对中国劳教制度及维稳机制的反思。本台记者何平邀请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京鼎律师事务所的张星水律师和北京市法学会会员、旗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原就此加以讨论。
记者：张星水律师，您是怎么看待“唐慧案”终审推翻一审判决的现象呢？
张星水律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这次宣判，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裁决，给了“上访妈妈”唐慧一个公道，至少是一个迟到的正义。另外，它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丝法制文明：因为法制的价值体现在公平与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方面的亮点或者是一个曙光。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确实很有代表性也很让人们感到兴奋，这是很值得肯定的一个裁决。
记者：我们回顾 “唐慧案”最初的一些事件经过，7年前，湖南永州发生“11岁幼女被逼卖淫案”。作为受害者母亲的唐慧女士多年上访，一直到2012年6月，湖南省高院对该案作出了终审裁定：判处两名被告死刑、四名被告无期徒刑、一名被告15年有期徒刑。但是这个案件到此并没有结束，2012年8月在终审判决两个月之后，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唐慧本人实行劳动教养1年零6个月的处罚，理由是“唐慧扰乱社会秩序”。刘晓原律师您是怎么看待在昨天，湖南省高院作出最新的一次推翻一审判决的决定呢？
刘晓原律师：我对这个判决并不看好。为什么？这个结果的取得并不是法制的信力，而是社会舆论的监督才使他们做出了改进。所谓的“法制湖南”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访民，上访被截访、被关押，以致这样一个幼女被逼卖淫事件要她父母多次上访、关押、最后劳教。由于这个劳教案极为荒唐，引起社会关注、媒体关注。在一审诉讼的时候，法院还仍然维持判决，那么现在高法还是迫于社会压力才改进过来的。在去年重庆薄熙来、王立军倒台之后，他们开始改判一下劳教案件，那么这个劳教的事件引起全社会关注。废除劳教，这是多年来专家、学者、律师包括民众一直呼吁的，因为劳教制度严重侵犯人权。唐慧的案件正处于这个节点上，再加上女儿这么小被迫卖淫，她多次上访得不到解决，最后又说她扰乱社会治安因此送去劳教，才引发出来以致现在解决。在今年初，中央高层也说过劳教制度很可能要废除，以社区矫正法来代替。我想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才以致这个案件能改判、撤销。
记者：刘晓原律师特别提到，“唐慧案”的终审宣判是否对现行的劳教制度构成了改革推进作用？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对于劳教制度的争论集中在了“劳教体制是否合法？”的法理基本观点之上。张星水律师您认为，“唐慧案”与劳教制度改革之间是否有关系呢？
张星水律师：我觉得“唐慧案”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修正或彻底废除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案例。众所周知，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一直是政法界、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争议的热点议题。大多数法律学者都认为劳教制度违法了人权保障、也违反了司法的独立审判的原则精神，是一种违反法制的行政处罚。所以，长期以来形成的呼声就是要废止劳教制度，而唐慧案终审胜诉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争议和探讨，又再次让舆论公众将这个议题进入了大家热议的范畴。“唐慧案”将来无论是对政府、从立法者角度还是从学界、民众进一步探讨劳教制度的废立取舍、利弊之宜，会有进一步的推进作用。我们这些法律工作者也希望通过一个个类似于“唐慧案”的胜诉，进一步推进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乃至最终取代这个已经不得人心的劳教制度。
记者：我们看到中国媒体报道，湖南永州的地方官员曾经提到“维稳一个唐慧，6年耗费的资金达到80万元”。在中国学术界就劳教制度的法律存在性进行辩论的同时，现实中劳教制度还是用在了所谓“维稳机制”的一个主要方式。刘晓原律师您如何看待劳教在维稳机制中的作用呢？
刘晓原律师：劳教制度从1958年开始实行，到现在几十年了。特别是近十几年以来，这种“稳定压倒一切”体制下，那些维稳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充分利用劳教制度打压、拘押访民。因为劳教只有公安机关一家决定、即使提起行政诉讼也不立案，所以劳教制度要废除据媒体报道阻力也是来自公安部。但劳教会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它违法宪法、没有宪法依据，劳教所里侵犯人权的事情是很普遍的。现在“唐慧案”能引起关注我想只是她女儿的情况特殊以致媒体关注，实际上还有很多这种劳教是没有引起社会关注的。
记者：所以，刘晓原律师您认为“唐慧案”星期一的终审结果，是否对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吗？
刘晓原律师：我觉得推动作用已经不在于“唐慧案”了，多年来专家、学者都在呼吁，唐慧只是他们刚刚作出决定以后，马上引起社会的关注。我始终认为个案的解决并不是最重要的，劳教是多年积郁下来侵犯人权的事件，逼着他们进一步废除。前段时间“马三家”的事件，他们就把它一下子压下去而已。“唐慧案”不能曝光更多劳教所里那种的侵犯人权。所以，这个案件有些人可能过高地估计，我认为“唐慧案”只是千千万万个劳教案中普通的一个，没有什么特殊性质。在上访的访民中被劳教的非常普遍，不能过高地评估这个案件。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邀请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京鼎律师事务所的张星水律师和北京市法学会会员、旗鉴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原就 “唐慧案”对中国劳教制度及维稳机制的影响所进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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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马英九再次为228事件和白色恐怖道歉
來源:電子郵件 数字时代
台湾总统马英九马英九再次向228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的受难者道歉。（中央社图片）
周一（7月15日）是台湾国民党政府解除被称为“白色恐怖”的戒严令26周年纪念，总统马英九再次向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的受害者和家属道歉。
二二八事件发生在1947年2月28日，当时台湾大规模示威的民众被政府血腥镇压；白色恐怖指的是从1949年到1987年间，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的戒严时期。
今年是马英九总统第六次出席“102年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追思仪式”。
他在追思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虽然现政府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都没有任何关系，但作为台湾政府，应该承担责任。
马英九总统在仪式上向受难者家属代表们颁发了恢复名誉的证书，并代表政府再次向受难者和家属表达诚挚的歉意。
在1987年解除了白色恐怖的戒严之后，台湾政府开始反省、认错和道歉，还做了很多为受难者恢复名誉及补偿的工作。
截至今年6月底，台湾政府已经对一万多件申请案和两万多人作了补偿，补偿金共计195亿多新台币。
马英九总统说，尽管无法补偿这些受难者和家属所受痛苦的万分之一，但政府大量拨款补偿受难者，是为了至少能在物质上帮助他们。
他说，补偿并不能让事情一笔勾销，历史上犯的错误也许可以原谅，但历史真相必须记住，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台湾再次发生。
（撰写：嵇伟/责编：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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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集资案主犯曾成杰死前未能与家人见最后一面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 2013-07-14
曾成杰女儿绝食救父（网络资料图）
湘西集资案主犯曾成杰已于12号被长沙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法院没有依照法律精神安排曾成杰在死前与家属见面。
法新社等媒体援引曾成杰女儿的话说，她父亲被处死前没能见家人“最后一面”，连“一句遗言也没有！（法院）甚至连正式通知也没有！”
法新社也援引了长沙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六在网上通过微博所作辩解；长沙中级人民法院的微博说：法律没有书面规定，要求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必须与家属见面。
为了厘清相关法律问题，记者先后采访了北京知名律师王雅军和李静林。王雅军律师一度为被告方提供过法律服务。王律师说，法律规定：法院应该告知被执行死刑的曾成杰：他可以见家属一面。王律师说，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删除在微博上所作辩解，并已道歉，承认发微博的工作人员‘不懂业务’：
“法律没有说‘必须’，但是说了‘应当’。‘应当’的意思和‘必须’差不多。”
李静林律师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李律师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长沙中院的作法和辩解是不合法的：
“（长沙中院）说法律没有规定— 这是错的。”
李律师表示，他对长沙中院是否曾依法将死刑犯可以在死前见家属一面的权利告知曾成杰表示质疑：
“长沙中院敢不敢公布曾成杰被执行死刑之前的（相关）笔录？它肯定不敢！”
王雅军律师没有对长沙中院对曾成杰的量刑提出质疑，但是他说，最高人民法院对曾成杰的死刑判决是可以不予核准的：
“他（曾成杰）的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小兵教授表示，中国不安排死刑犯与家属见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说，中国的司法运作与西方有很大区别。李教授举美国对特大金融诈骗犯麦道夫的判处为例说，在西方，经济犯罪一般不判死刑。但是李教授说，中国一时还不会取消死刑：
“中国的法制改革还没有到这一步吧。”
法新社的相关报道说，中国法院缺乏独立性；许多案子，特别是敏感案子，都是由政治当局内定。法新社说，中国的定罪率很高。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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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成杰事件，给企业家们吹响号角(图)
2013-07-15 21:36
【看中国2013年07月15日讯】湖南“集资案主犯”曾成杰被长沙中院“秘密处死”一事持续发酵，其女儿怒斥当局暗箱操作炮制冤案；代理律师发出紧急声明，指判曾死刑使政府独资公司无本万利，无异于图财害命。
7月12日晚22时，湖南“吉首集资案”主要当事人曾成杰的女儿曾珊微博泣血喊冤，称父亲于当天上午已被长沙中院秘密执行死刑，政府未予通知家人。曾珊的微博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投向网络，引发包括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一众新浪名博在内的网友大量转发。
其后曾珊再发一些证据资料以证明曾成杰的案件为一起当局炮制的冤案。其中曝光曾成杰遗书，遗书表示：“三馆公司本身是优良资产，有能力双倍偿还融资债务；专案组在2009年1月6日秘密处置了三馆公司财产；与市长发生过口角”；曾珊也质问当局：“父亲曾成杰被捕三个月后，法院还未立案，三馆公司资产就被湘西政府拍卖，这合法吗？两审法院都未出具三馆公司的资产评估，就以集资诈骗判处父亲死刑，这合理吗； 父亲于昨日上午被执行枪决，到现在都没有官方通知，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剥夺临终告别权，这合情吗？”
曾成杰为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早在2003年6月，开始竞争湖南湘西吉首“三馆项目”（州体育局的体育馆、州文化局的图书馆与群艺馆）；2004年初成立“三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于当年5月获准三馆工程项目拆迁。2008年12月，曾成杰因涉嫌集资诈骗被正式批捕。湖南当局认定其为湘西自治州吉首市集资诈骗案主犯，2012年1月和2月的一审、二审均以“集资诈骗罪”对曾成杰判处死刑；判决书认定曾成杰用诈骗手段非法集资总额34.5亿元，集资诈骗金额8.3亿元，2013年6月14日，最高法院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时任州长的杜崇烟牵连此事于2009年获刑。
7月13日下午17时，长沙法院中院官方认证帐号发出微博称：“法院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网友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在网友的炮轰下不到半小时，该条微博被长沙中院主动删除并进行“道歉和解释”再称：“曾成杰临刑前，法官告知其有权会见家属，曾成杰未提出，在其遗言中也未提出”；很快曾珊吊诡向长沙中院道歉，并表示只想要回父亲的骨灰，网友疑其遭到当局威胁。
“判处曾成杰死刑就是拦路抢劫、图财害命”
7月13日，曾成杰的辩护人北京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少光发出紧急声明，指该集资案始作俑者为当局，当时的融资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2008年3月湘西领导变更后，对民间融资由支持变为打击，2008年6月26日以内部文件形式通知党政干部退出融资，造成民间融资危机。时年发生堵铁路事件也是民众对政府表达愤怒而与三馆公司无关；另判决书中指三馆公司非法集资额为34.5亿元为累计重复计算。
声明信中还指出：“曾成杰本人没有挥霍融资款和转移资产的行为，融资群众对曾成杰是信任的，纷纷写信要求无罪释放曾成杰。判处曾成杰死刑就是拦路抢劫、图财害命，使融资双方血本无归，湖南省政府独资企业无本万利”；声明信最后指出湖南省前省长和省委书记、现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与本案的关联性：“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案发时是湖南省长，在湖南高院判处曾成杰死刑时是省委书记。湖南高院2012年2月19日做出二审判决，直到2013年3月周强从湖南到任最高法院院长前，最高法院都没有核准，周强当院长后不到三个月核准。”
中国知名大律师张思之向德国之声表示，曾成杰案今日成为令公众瞩目和引发民愤的案件，但在中国司法过程中，更多的类似案件不为人知，淹没在历史的某个角落：“这个事情并不偶然，并不是一起两起，这样的政府还可以信任吗？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以随便杀人的”；张思之认为王少光公开声明中对周强的质疑有一定的道理：“这不是人们的联想，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更证明了我过去的看法，周强这些人，不要看他讲什么，前几天他还讲得天花乱坠的怎样依法办事，怎样提高司法公信力，可他们做的是另外一回事。”
“新打‘土豪’，借司法权掠夺民间财富”
中国知名企业家、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微博上表示，当年重庆打压民营企业家时他采取了沉默态度，而今面对曾成杰案，他要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明确说“不”。上海网友“徐安安”认为曾案是一起政治谋杀：“大众对曾成杰之死的震撼观感，并非仅仅出于死刑执行的程序封锁以及暗箱操作，而是源于这一桩死刑案例的逻辑。原来，政权为了断尾，可以杀人，可以杀死一度利用过的、称之为合作伙伴的商人以突围。即使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这也够得上是政治谋杀。”
专栏作家叶匡政认为曾成杰案就是新版的“打土豪”：“过去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还能得点好处，如今打土豪的收益，早被权贵们悄悄瓜分了。这也是急于悄悄处死曾成杰的原因。他们越这么做，越表明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如今一些地方官员通过介入企业纠纷，借司法权掠夺民间财富，已成为一种悄悄流行起来的贪腐方式”；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不无警示地表示：“号角！曾成杰遭遇和秘密处死，吹响了企业家移民和转移资本的号角。不信等着瞧，蠢货们。”
张思之指“曾成杰案”与“吴英案”有一定的相似性，吴英被判死缓曾让曾成杰的家人感到一丝希望，而吴英案更让很多学者对政府放开民间融资有所冀望。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在曾成杰被秘密处死后，指“非法集资罪”的条文有严重缺陷。对此张思之认为：“民间的集资不应该被认为是非法的，只要不是用诈骗的手段来集资就是合法的，经营、贸易、集资这都不是一种契约关系吗？现在我集资的数额大一些，你让我现在还，我还在经营之中，这本身就不合情理，更何况他们的财产都抵得上应该付给被集资人的钱款，这更没有理由了，我卖掉我的财产可以还的，结果被政府拿到手上了，你们说我还不上，是图财害命啊。”
张思之也认为政改不行，司法难正，而企业家在这样的环境中，有可能选择移民，少数人登船离去，更多人的财产、生命安全将面临更加严酷的环境，这也许就是曾成杰之死引发民众和企业家悲愤的原因。
（原标题：湖南秘密处死事件，律师指向高法院长周强）
来源：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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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周强比他的前任坏多了、狠多了、恶多了
來源:電子郵件 2013-07-18
图片：王胜俊（左）；周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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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上篇文章中已经论及，事到如今，正是因为已经深知湖南地方当局处理曾成杰案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的过程，在担任湖南省长和省委书记期间曾多次亲自过问曾成杰案并不止一次亲笔批示的周强才最担心曾成杰的翻案成功，在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口号的背后，掩盖的事实真相是不杀曾成杰就不能掩盖当今“首席大法官”曾经的政坛劣绩！
靠给近二十年前的司法部长当过秘书的资历初从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位置上直升中国首席大法官的周强在今年三月上任之初，不但被中共政权的中央级官媒一致吹捧为中共执政史上最具专业背景的最高法院院长，居然也还受到海外反共华文媒体的称许，理由是相比于他的前任“首席法盲大法官”王胜俊，周强是民法硕士，正经“科班出身”。
说起那位王胜俊，本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任建新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的同时又接替了乔石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后从地方上选调的干部，当时已经有四年副省部级资历的王胜俊被从安徽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位置上调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从表面职务上看是调升，但若从中共政权的干部级别角度只是平调。
任职政法委副秘书长期间王胜俊的主要工作分工就是直接服务于任建新，一九九八年初任建新正式把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交给了罗干，王胜俊随官升一级，出任正部长待遇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外界关于王胜俊是周永康一手提 拔到政法委秘书长位置上或者说王胜俊是周永康安排成最高法院院长的说法，都是时空倒错，事实是罗干在政法委书记位置坐了十年，王胜俊的职务也是十年未变，待罗干的政法委书记位置被内定传给周永康的同时，王胜俊也被内定出任副国级待遇的最高法院院长。
虽然不是法律科班出身，但进入中央政法委系统之前必竟已经有了多年地方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资历，再加上他曾以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职务服务于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整整五年一个满届，都是他二零零七年秋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即已经被内定为最高法院院长接班人的背景因素，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共政权独有的“党式语言”中所 说的“政治上强”。
两年多前，著名法学专家、北大教授贺卫方在接受一家香港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他也听到王胜俊患癌传闻，“应该不是假的”。他说，王胜俊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中国司法改革陷入停顿，甚至倒退，司法独立被完全抛弃，司法改革追求更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向被彻底扭转。“一个完全不懂法律的去主管司法，这是中国司法的悲哀!”
此故事缘起于2011年岁尾前后有一位叫梁小军的北京律师在微博透露，京城司法界近日举行一个寃案研讨会，会上有人提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得了胰脏癌。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时的海外华文媒体报道说，对于中国法学界为王胜俊患绝症“鼓掌”，引网民热议：“做官做到这份，也算是奇迹，叹息!”王被恨成这样，“可见中国法制坏到什么地步”。
王胜俊担任首席大法官的那几年里，中国法院系统一直被强烈诟病，认为已经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地沦为执政当局的维稳工具。王胜俊领导最高法院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该机构频下通告，禁止下属各级法院受理敏感案件，包括征地强拆纠纷、毒奶粉索赔案、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索赔案等;旧寃案得不到申张，又出现大量新的 寃案，导致访民如潮，民怨沸扬。对于维权事件，各地各级法院更是完全听命于中央或当地党委，在法律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滥用司法，枉判无辜。
但如今看来，那位王胜俊被诟病的罪责再多，也还没有滥杀无辜一项，在他操盘最高法院的五年时间里，至少还有一个具体案件的经办值得肯定，那就是在湖南高院对曾成杰的二审判处死刑报请核准书之后，始终拖延着不予核准。
湖南高院报请对曾成杰的死刑核准是2012年初的事情，拖了半年多之后，王胜俊即得知中共高层已经内定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出身的周强是他最高法院院长的继任人选，而曾成杰的案子因为早已经被上升到湖南当地的“维稳”高度，所以曾成杰被坚持求处死刑立即执行无疑是湖南高院在奉湖南省委之命。在此前提下，王胜俊最聪明的作法应该是在自己交班之前拿曾成杰的死刑核准书给自己的继任周强作个顺水人情，以换取周强继任之后能够对他这位前辈礼遇有加。但王胜俊偏偏就没有这样做。仅此一例，即可以证明那位自己患癌一事竟然换得全国性司法研讨会鼓掌欢呼的王胜俊再坏也远没有他的继任周强坏。
当然，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假如去年中共政权内定的王胜俊接班人不是时任湖南省委一把手、判处曾成杰死刑的实际拍板人周强，王胜俊为曾成杰网开一面、刀下留人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就象去年四月王胜俊对浙江省“非法集资案”当事人吴英的处理方式一样，冠冕堂皇地发出一纸通知，“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后认为，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被告人犯集资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综合全案考虑，对案犯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裁定发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于是，湖南高院只好遵命，假装再重新审理一次，给曾成杰安排个死缓了事，反正他也已经在监狱里被折磨得半死了。
但是，当时的中共高层偏偏就安排了来自湖南的周强作为他王胜俊的接班人，如此前提下，他王胜俊如果依照处理吴英的办法对付湖南方面，等于是赶在判处曾成杰死刑立即执行的幕后实际决策人周强到最高法院接替自己职务之前先狠狠地煽了他一个大嘴巴子，日后周强在首席大法官的位置上坐稳之后，不找机会、找茬儿狠狠报复他王胜俊才怪。
于是，既不愿意因为一个曾成杰而得罪自己的继任，又不情愿让一个仅仅犯有经济类罪行的民间企业家枉死在自己手上，曾成杰的死刑核准就样被王胜俊留给了周强。
大约两个月前，周强在一份讲话中重复了一下已经被每一任院长背诵过无数篇的“必须维护司法权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还说了两句“努力破解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权利”，就硬是被海外的反共媒体评价为与其前任王胜俊“差别很大”。
现在看来，果真是差别很大，大就大在王胜俊不敢滥杀的他周强不但坚决要杀，而且竟然下令秘密执行，杀完了烧成灰以后再公告。
笔者无意在此为王胜俊开脱，但事实确实是周强比王胜俊坏多了、狠多了、恶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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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社会“变狠”是今天严峻的问题
來源:電子郵件 数字时代
中国社会在演化上，正处于从失衡到解体之前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具有伸缩性的，到底在哪里，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的增长问题，比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努力。
情况正在起变化。
这些年来，诸如“社会溃败”、“阶层固化”、“道德沦丧”、“贫富悬殊”、“相互投毒”等警示性十足的词语，一直被用来描述中国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它们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社会从来都不会停留在它曾经呆过的地方。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仍然是一个问题时，也会变异、“生产”出可能更可怕的新问题。
这些新的问题，标示着中国社会在某种演化阶段上的特征，渗透，弥漫于从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阶层关系，到人们的行为、心态中。它们通过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出来，但超越个人的特殊，而是社会普遍化的特征。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已感觉到了今天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化：社会在“变狠”。而且，它是内嵌于社会结构里的，在博弈的各方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机制。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它说清楚，捕捉它的发生逻辑，警示它能带来什么。
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狠化”状态作出诊断。
状态
《南风窗》：一谈中国的社会问题，我们难免就会说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些现象一般会让人情绪不太稳定，比如贫富的悬殊，二代的世袭。如果从改革开放时算起，这是中国社会向一个现在并不预知的未来演化时，处于某种阶段的特征。
可是仅仅是用这些现象来概括中国社会的问题，还是难以全面、具体地把握社会在今天的特征。我们毕竟感觉到，贫富悬殊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整个社会的状况，前两年和过去，今年和前两年并不一样，有最新的变化。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对社会结构，以及人们心态的影响，也许更为严重。您觉得社会最新的变化是什么？
于建嵘：你说的没错。我们应对最新的、值得注意的社会变化保持敏感，不能再仅仅用“阶层固化”、“贫富悬殊”等词语来说现在中国社会的问题。
今天中国社会最新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失衡、人们心理的失衡进一步加深，社会进一步溃败，有越来越多的事件来刺激人们，比如你刚才所说的贫富悬殊，比如“官二代”世袭，比如城管打人，比如强拆，比如儿童饿死，等等。加深、刺激到什么地步呢？到人们在行为上，心态上都产生严重的问题了，做事越来越不计后果，心比较狠，这和前些年，在心态上相差甚远。所谓的不安全感弥漫，其实就是大家都变得对别人有威胁。
《南风窗》：就是说，社会在变狠。具体地说，当权力、资本，以及其它利益集团比较狠的时候，老百姓也变狠。两者在行为、心态上趋同。贫富悬殊、阶层固化、道德沦丧等警示性词语所描述的现象，终于在复杂的社会机制中，导致社会的“狠化”。
于建嵘：对！早些年，我曾提出过“泄愤”的概念，就是在人们心中有一些愤怒。这些年，有些不太一样了。最明显的变化是，社会各个阶层都普遍出现了这种状态，社会变狠，不局限于哪个阶层。得不到利益，或者利益受到侵害的不高兴，这很容易理解。现在即使是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人，也变得愤怒。在微博上，大房地产商骂娘的也很多，给人的面目也是“变狠的角色”。
《南风窗》：当我们发现“变狠”渗透于所有阶层，以及从制度到行为到心态时，似乎要对在社会演化的角度上，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或状态作出一个判断。您认为是什么？
于建嵘：现在很难给出一个细致的量化的指标，这估计也难以做到。
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大的角度看一看，比如从社会行为上说，就是底线不断被突破，这个底线，包括了心理的底线，人性的底线，社会惩罚的底线，人们干一些事，没有心理障碍和任何惩罚的禁忌了。比如，有的有钱有势者，开车都敢轧人，并且口出狂言，放在以前，有几个敢这样干？再比如拆迁中，有的动用黑社会力量上阵，制造暴力拆迁，根本就什么都不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社会在演化上，正处于从失衡到了一个重构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具有伸缩性的，到底在哪里，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的增长问题，比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努力。
原因
《南风窗》：我们来探讨一下社会变狠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于建嵘：我的观点是，主要还是利益失衡和规则失效。利益失衡，这个好理解，还能有一些补偿机制，包括心理层面也有。规则失效的话，事情就很难办了。规则失效的话，我们会退到什么地方去？那就和丛林状态差不多，谁拳头硬，谁说了算，暴力法则就应运而生。暴力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个基因，只不过依赖规则的进化，暴力“潜伏”了下来。一旦规则失效，它就会开始复活。
简而言之，社会变狠，我的理解就是社会利益失衡和规则失效，导致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发生变异，出现了“狠化”的趋势。变狠，是社会规则失效最直观的表现。
《南风窗》：问题的基本原因如您所说，是社会的失衡和规则的无效。您刚才也提到，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人，也不高兴。按照一般的理解，强势力量垄断了规则的制定，最为有利，社会生活中人们也常常抱怨这种垄断。那么，这部分人感到不高兴，具体原因何在？
于建嵘：比如大房地产商，看起来似乎风光，其实也面临规则失效的问题，他生存的规则，很多情况下，他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纵是貌似强势的力量，也失去了预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另外，食品安全、子女教育等问题，他们一样有不安全感。所以，移民现象很普遍。
因此，各个阶层的变狠，背后就是各个阶层普遍对于未来失去了预期。这个是社会心理层面值得注意的变化。
《南风窗》：变狠是“全民”的，而底层的变狠更具有冲击力。从几年前的福建南平郑民生屠童案，到今年的陈水总案，都是如此。
根据您的观察，受害的底层的攻击性倾向有哪些变化？底层的攻击性显然不仅仅针对更有权有势者，似乎更主要就是针对底层的。我们注意到，实际上中下层也在分化。比如，同样是拆迁户，先搬走的和钉子户之间矛盾也很深，有时候也要对钉子户的极端行为比如自杀，负担一部分责任。这些现象，现在是否在加深？其原因您归结为什么？
于建嵘：如前所说，社会变狠，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即使是底层的暴力行为，也不仅仅是针对具体人和具体事的，相互之间也在破坏社会存在的规则。你刚才所说的郑民生屠童案和近陈水总纵火案都是放大性攻击，其攻击目标有爆炸性。他们对社会不满，“我过不好，大家也不要过好”。放大性攻击受害最多的其实是穷人，他们作为个体也没有多大力量攻击有钱有势的人。
因此，规则的失效，不仅仅是约束上层的规则的失效，是整个社会行为的失范。规则失效下，受害的底层的人对改变同样也没有预期，甚至是更没有预期，他们崇尚暴力有自己的道理。这段时间，微博上不就在流传某地民众拿大刀维权的事例吗？规则失效，最后到老百姓那里一定会发展到这样，受害的底层也会是越来越不怕，大家最终都是同一套行为逻辑。
办法
《南风窗》：放大性攻击，如果再往前恶性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前景？这种前景，爆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哪些环节，对于其是关键性因素？
于建嵘：从逻辑和历史经验看，个体的放大性攻击，如果解决不了病根，下一步再发展就是社会的骚乱性事件。出现骚乱性事件的话，那么攻击就没有具体目标了，不是针对具体人和事，而是对整个社会的破坏。目前，这个趋势还不明显，但是个隐患，值得警醒。
一个原因是经济形势恶化，由经济形势困难到发生社会动荡。一个原因是管控体系出问题。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央权威？这是要保证还在运转的管控体系，不能出问题。
《南风窗》：如果仔细辨析社会变狠的传导机制，看起来首先是强势力量在很多时候起到了“坏榜样”的作用，有巨大的传染性。传统社会中，统治阶层的行为对于普通民众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所谓社会秩序的瓦解，也往往从统治阶层的礼崩乐坏开始，所以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德治。联系到当下，强势力量的暴力化倾向在公共空间的呈现看起来是呈加剧趋势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使得这个趋势恶化了下去？
于建嵘：这与维稳密切相关。维稳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把一些法律问题政治化处理，直接导致这些年法治的弱化。人治替代法治，法治就被暴力所替代，这对整个社会秩序都是一种破坏。
《南风窗》：那么，我们如何应对一个变狠的社会？
于建嵘：没有希望，什么都谈不上。都没预期，没希望，没规则了，人们又如何不变狠呢？
所以，政府一定要给社会希望，有了希望，人们的预期就会慢慢稳定下来。希望有很多，公平正义的希望，用法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的希望，等等。比如湖南上访妈妈，本来就是法律问题，政治化后成了影响当地党和政府的问题。政治化倾向具有争议性和意志性，比的就是谁的意志最大，谁能摆平或者控制、掩盖争议，这就没有了规则，突破底线的事情就出来了。
权利问题的政治化，也带来了管控体系的困境。在很多典型的权利侵害问题上，中央权威体现得不够，打了折扣。因为，中央权威就是要保证规则的统一和有效实施。这是树立中央权威的根本之道。把权利和权力分离，把法律问题与政治分离，也是在树立中央权威。
来源: 南风窗（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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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曝中国经济危机可怕
作者：汊河口 来源：参与 來源:電子郵件 [日期：2013-07-16]
（参与2013年7月16日讯）凤凰网昨日（2013年7月15日）披露，国务院参事曝中国已现经济危机。
源于证券时报的《国务院参事：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消息说，国务院参事夏斌近日指出，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现象——中央政府决策者，现在应该不是去一般性地议论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抽象问题，而是应尽快去寻找如何逐步刺破泡沫，逐渐冲销实际损失的具体对策，以应对大面积危机的突然爆发。其危机来自目前地方平台偿债缺口、房地产泡沫、过剩的产能，三个系统性风险是相互联系、互为传导的。只要某一环节出现较大的事端（包括若宏观金融政策去实施紧缩性刺激），风险会瞬间传导。
1、当前中国已存在事实上的经济危机，意味着一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失业增加、企业与居民财富缩水、经济萎缩。目前，国内已有不少企业事实上已资不抵债，有些企业明显在玩庞氏骗局，靠借新还旧在维持。
2、目前整个中国社会存在相当程度上的道德风险。迄今央行的货币供应不敢也并没有完全回归常态。银行同业市场“6·20事件”表明，流动性最终是一种信任，是一种预期，信任和预期是可以瞬间变化的。一旦预期一变，传统的流动性即刻烟消云散，危机马上爆发。
3、危机爆发会怎么样？目前的地方平台偿债缺口、房地产泡沫、过剩的产能，三个系统性风险是相互联系、互为传导的。只要某一环节出现较大的事端（包括若宏观金融政策去实施紧缩性刺激），风险会瞬间传导，资产价格即刻大幅缩水。其结果，将对全国城市居民和中产阶层经过30多年改革积累的大量财富形成巨大的威胁。若财富严重打折，将会对整个社会、政治的稳定带来难以想象的冲击。
4、目前的经济局势及增速已不简单取决于出口、投资、消费等变量，在预期很脆弱的时期，完全可能由于金融政策的稍有不当而引起形势的急转直下。即偶然的、个别的事件都会马上改变人们的预期，会即刻引起资金链中断的连锁反应。一句话，当前的中国经济，不整顿，早晚要出事，但是整狠了，马上就出事。
网民认为，连一向谨小慎微的国务院参事夏斌都出来高喊危机来了，中国此次真的在劫难逃了！
2013年7月16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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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评民主与宪政对峙论
作者: 刘自立 來源:電子郵件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要宪政，不要民主。他们的说法颇有市场，真伪难辨。这种说法的核心和关键就是民主多数不受法治和制衡因素的约束而变为民粹；例如，民主多数对于精英少数的自然背离，使得权力之约束状态无法实现，便会导致革命造就暴民和民主蜕变暴政。如此云云。对于这样一种容易产生误导的说法，是值得认真加以辨析的。
一则消息称，“在埃及军队施压下，穆尔西总统已经下台。但埃及仍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示威支持穆尔西总统，与反对穆尔西的民众相互对峙。目前形势复杂。外电称埃及的巨变属于军事政变，但有一名前将军否认这是政变，因为军方不打算执政。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点，军方宣称穆尔西总统不再有总统职权，由议会法院行使总统权力。”对这个消息的解读是，埃及军事当局不打算施行永久军人政权，而期待民选政府上台；在开罗解放广场上的人们和军方意见基本相同——而他们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打击穆斯林兄弟会的实际作为和解职逮捕总统，是不是会引发埃及内战，现在不好定论——于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发生了矛盾。
这个表面的形势估计隐含了深层次的宪法与民主的关系之议题。这个议题给人世界性状的感观。因为，宪政和民主对峙的做法与说法，大致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正面的民主－宪政合一之举动，当然包含印度，南非和后来之菲律宾等地的民主浪潮和阿拉伯之春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突尼斯和利比亚）。在这些民主运动中，宪法与民主似乎像某些观点主张者所云，且引发类似哈耶克等人的担心，也就是宪政悖理民主而反之亦然（也包含中国之梁启超、辜鸿铭等人的、关于德莫克拉西变成“德莫克拉贼”的民主主题转变与堕落；而其实，那种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而是民粹）。所以，解读此类民主与宪政、宪法之间的矛盾与悖论，成为我们理解民主和宪政关系之一大议题。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要宪政，不要民主（大致倾向和主要观点如此——也涉及一些其他附带条件的宪政说和民主观……）。他们的说法颇有市场，真伪难辨。这种说法的核心和关键就是民主多数不受法治和治衡因素的约束而变其为民粹；例如，民主多数对于精英少数的自然背离，使得权力之约束状态无法实现，便会导致革命造就暴民和民主蜕变暴政。而只有实现所谓宪政下的民主，才会遏止出现宪政架空和民主堕落。如此云云。他们的说法貌似合乎史实而籍此刺激和诋毁民主。这是一种看不到非资本世界出现极权主义的平民（雇员）负面论——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诱惑和纳粹主义实效实践，使得哈耶克们对于群众和运动深恶痛绝。这是可以谅解却无法接受的。（详见鄙文《哈耶克悖论》）他们的举例是，比如法国革命——比如俄国革命——比如毛革命，等等，籍其见证。于是，他们用宪政主义之提倡对峙民主提倡论而将民主边缘化，甚至丑陋化。这列人物中的很多人“被”列入或者自行列入了一种无视极权主义权状的“宪政主义者”之行列；这个行列中人提倡的宪政主义（包含民国宪政针对性），都不是针对极权主义现实，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民国甚至古代或者近代宪政提倡之对象）。
之所以这样定位民主，对峙民主和提倡所谓宪政，是因为这类人士首先把中国的现实状况做了历史朦胧的假推断和幻觉化。首先，你要明确是在什么政权里面提倡宪政。第二，如果你不敢面对现实，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把张君劢对待民国或者哈耶克对待民主政权（！）的态度移用到中国，那么，你的转移是非常可疑的。第三，张君劢可以主张包含共产党在内实现所谓共产党之修正主义之宪政（——也即是社会民主主义和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合一的普世政治原则之归顺），但是反对这种良性修正主义之极权主义，却绝对杜绝社民主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虚拟论）；第四，即便是台湾的转型，如果没有二蒋的反对共产主义，任何包容和联共都会使得逻辑和现实变得荒诞不经。第五，宪政主义实践首先排除的、就是列宁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故而大讲德莫克拉西的表面而不讲其实质，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宪政。法国革命是一半民粹，一半民主，而最终由于复辟和还政，还典（宪法）而真正实现了自由。所以把一半事实说出来的法国革命＋专制＝暴力论，是一个错误命题，也是一种谎言。法国革命实质的这类观念，在所谓复辟时期之德雷福斯平反案中，业已有了人权主义的绝对正面改变——这个改变，在法国知识分子成功批判了巴黎公社以后——便逐步转向法国共和之宪政－民主合一之政治结构；她甚至直接反对了卢梭关于施行一个议会，一个意志，一个法官那种极权主义萌芽之思想。不，法国人没有按照卢梭主义“宪政”行事。完整的法国革命不是或者主要不是89年和93年——那是一种失措和试错——他们很快回归了传统和历史——也就是，他们很快排除了巴黎公社之文化灭绝主义和杀戮恐怖主义，迅速转向了共和之阶级妥协和共和之宪政操作。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独立战争）一样，不是纯粹现时和当下之革命，而是被列入历史文本和历史建树的那种向后看的革命；而只有这样的革命，才会有所前瞻，有其前途。
我们看到，柏克在争议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时期的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辩护（可见其关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之文本——《美洲三书》等）。美国革命的主要根据是，无代表，不纳税——而美国人之所以要群体参政——这个民主意识，其实源自美国当时十三个州所享有的，类似英国、胜似英国的自治权力——而这个自治权力的基础，就是自治和民主无法割断的关系、系统（她直接源自自由和带来自由）。于是，人们可以看到，所谓旧制度孕育新革命之普世价值的体现，不是朝前看，而是向后观——这是法国复辟时期文人基佐最为有名的论断（见其英国革命史）。
这个论断的含义是，不是革命创造了普世价值，人权制度和经济私有，而是历史本身创造和发展了她——而革命，是对于这个制度和价值的破坏而施行的暴力纠错。那么，在所谓十八世纪或者十七世纪革命之前，人们创造了哪些自治，哪些民主，哪些宪法呢？熟悉欧洲宪政历史者皆知，欧洲的宪政主义绝对不是一轮新生的太阳；她是一轮日日出生的太阳；这个意思是，在所有古代和近代历史中，西欧普世价值造就先于革命而发生而发展之宪政，宪章和契约（而“约柜”主义故事来得更早），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史料）。这是没有异议的。比如，关于大宪章的出台，就和西方之黄金诏书的出台一样，成为宪政和民主的滥觞；其先是规定了圣－俗两界的权力等势；继而规定了公、侯之爵一类贵族，对于国王的自觉权力（固然，日耳曼人的王权并不能包揽一切而须让度于神职人员——比如鞭打人员的权力（见塔西陀）——而王权对于神圣罗马帝国之选帝候而言，其同样没有绝对的权力（见《黄金诏书》）。选帝侯和国王之间的契约使得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无帝国（伏尔泰语）——这其实是一种褒贬皆备的定语。这是历史上西方政经上层参与之契约，之法规，之基本权力之史实；她而后发展成为上下分享权力，遵守契约，创造宪政之历史或者创造宪政之序奏。
而这个序奏的要素和前提，就是他们确备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之人群和阶级之载体，之范畴——这包含人民（平民和庶民）和贵族，国王和僧侣——没有所有这些具备政治权力之人群存在且为创造之前提，任何杜撰宪章和契约的活动就会成为空洞和乌有——而消灭了这个载体的极权主义体制中，当然没有所谓享有权力的平民，贵族，僧侣甚至国王——他们那里只有一个独裁者（或者N个）——那么，抽空了载体和人群的宪政主义提倡者难道要开无人驾驶飞机或者一个人独自游戏和规则吗？细致回顾历史，人们看到，在中世纪城邦自治中权力的让度业已十分明显（她当然不似中国之东、西周朝时期，不过产生了君主虚位的现实而未产生民权雏形之自治权力论（——民主萌芽论——相对于威尼斯自由民（！）的权力兑现和自由现实）。上层的亚民主实践，使得极权主义最高权力、绝对权力，超然权力，本来就不曾实现，后来更无法实现——无论在希腊城邦时期，还是在罗马共和时期——她都无法使得尼禄和克里古拉成为罗马的全称——因为这里早就存在着政治制约和共和妥协。到了威尼斯，佛罗伦撒和米兰等自治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统制和权治几乎无法到位于极权和全能。而巴巴罗撒的世俗权力绝对化努力，也频频告以失算。即便到了西欧中央集权主义时期，集权之西班牙等国家（含英国女王时期和法国路易时期）还是有着三级会议，卡斯提尔公社和乡村自治……；诸如此类而备之——这就是欧洲宪政主义里面，圣－俗两家，官－民两家互相制衡的一般性结局。（这个结局在中国之夏，商，周以后的祭祀衰落时期后，便变得逐渐式微而助中国成为无神论国家。）
这样，此间出现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西方所有宪政主义之说法和做法，其观念和操作，实际上，源源不断地产生在他们无数契约和法规操作与实践中；而产生这些契约和法规的人群主体，一天也没有被消灭、也无法被消灭；而这是宪政主义的主体，人体和人气——没有人体的宪政；那只是一纸空文。“阶级斗争”（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以各个阶级之权力诉诸为前提，史今皆此）这个概念不是马克思列宁发明的（他们只是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而阶级斗争的宪政形势和形式就是自由之战争和斗争；他们最终造就了共和主义之阶级妥协，以至于今（政府，资方和劳方三备而存）——而所有这些契约和法规之操作主体在那里、在那时，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是野火烧不尽，春风春吹又生——他们所有这些阶级，这些团体，这些平民，这些庶民——当然，也包含这些商人，这些贵族——这些王子，这些教士……，他们不单没有被消灭，被蚕食，被虚拟，他们是切切实实，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存在；是鼓舞历史延续（也许不是进步！）的始因。于是他们生存和不灭之前提，成为宪政的生命和血肉（没有血肉和被消灭了灵魂的所谓宪政——那不过是一种类似乌托邦的幻觉的废纸）。人类，血肉和生命……他们的生，他们的死和他们的圣－俗文化和经济，政治活动，导致了所有这些契约，法规，宪章，宪政的初生，存在和完善。
反之，在一个消灭了所有社会阶级和阶级权力的极权主义平面社会里面，你，指望和哪些政治和经济载体，和谁，签署和制订宪法，宪章和契约，法规呢？你觉得零和游戏中，有“人”和人权存在吗？俗而言之，你和谁，制订宪法和完胜宪政呢？那些把你看作非人类的权力主宰者，让你象中世纪西方人那样组成N种商会，行会，工会，农会，团契，教会，公社和基尔特吗？你，是不是有可能参与他们的规则制订或者参与一种近似疯癫的无规则游戏，从而获得宪政主义要旨吗？换言之，你和那个既制订规则，又参与游戏，且权做裁判于一身者，如何抬出约柜和使权力下放，且做到避免暴政呢？我们说过，自由主义者的原始定位就是自由城邦赋予人们的权力自治和自由，自觉；没有这个权力分享，也就不会在专制王权里面产生自由主义——其实，自由主义是专制的产物；民主社会无须自由主义——那里权力分享皆备于世，宪政操作业已成型——也不是极权主义可能之；他绝对不知道自治何谓，自由何谓，也就是他不知道民主何谓……。于是，问题的讨论，接近于核心论题。这个核心论题就是，如果民主和宪政发生矛盾和觊觎，那么，在考量民主一方和宪政一方的时候，宪政绝对主义和民主绝对主义，都要让位于自由；而自由的唯一前提，就是个体主义和社群主义之结合，没有结社权力的个体和没有个体权力的社群，都是无法想象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群组。这是宪政和民主结构的底线和边缘。因为，自由，是一切契约，法规和宪政的首先决定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民主才会启动为自由－民主；这是一。
二，民主的人头参与给了自由一个数量等级和数位定性；也就是规模型定位——没有这个规模，一百个天才也是恍然惘然与之——宪政就是这个规模主义的必要实施。
三，一个人的宪法和少数人的利益之规和所谓宪政主义无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哈耶克悖论；（在新近出版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里面，作者同样说明了这个哈耶克悖论的受疑之处……）。）
四，如果民主不能成为宪政的基础，宪政的基础必然成为专制和独裁甚至极权主义的渊薮。你知道斯大林大宪法吗……？！
五，所有违背哈耶克治衡原则的法治——人治；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之任何一方做大，违规和僭越，都是所谓社会主义做大的实因——哈耶克天才地称述了英国之行政权力做大和美国之司法权力做大之更正，之约制——而德国首倡法治（国），而非人治之文本历史（而一度失算，失败于希特勒），如此等等——他们都是面对民主主义抑或专制主义，而绝对不是极权主义！
六，社会主义一旦做大而变成资本主义（官僚和血统阶级），那么，哈耶克所有关于这个权利阶级未来先行致富和说法就和他防止社会主义的说法完全项背而在（见其《自由秩序原理》——“在一个推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中，……它就不得不确定某一阶级（或者诸阶级中的一个阶层）为先导，始终先发展于其他人。”）
七，所以，没有民主多数的基础为其宪政自由之前提，无论是哈耶克，还是梁启超，都无力面对后极权主义现实中政治经济权力一体化的严酷现实；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甚至，孟德斯鸠和洛克，也不知道老邓的“让”（权力让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缘何与哈耶克所谓让（权力之让？）一个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先富起来，何以殊途同归！
八，重复一边。梁启超和哈耶克同样不了解什么是宪政主义中资本和权力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可见之：“吾以为……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梁）——“民主政制完全可能运用全权性权力，而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之可能性也是可以想见的……”（哈氏））。
九，所以，回到埃及一类国家。当古代的埃及和叙利亚成为整个希腊和希腊化国家的一部分，他们的文化传统就会一体出现——就像印度雅利安人成为整个西方文化之一部分——而西方宪政模式的出现，也不会因为某种希腊殖民主义和城邦狭隘爱国主义而被抽离其载体之宝贵，之存在……（可以参考布克哈特和马基雅维利之间，关于城邦和自治之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之讨论。而我们当然赞成后者政治价值论和体制设定论之论述；而不赞成布克氏那样的所谓——“国家由文化宗教决定——宗教由文化和国家决定——文化由国家和宗教决定”——那样的同语反复。（见他的《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一书）。这里不赘。）
十，所以我们强调，所有走向独裁和极权主义的政治，不是因为民主而是因为民主之取消而成型，成功——那是一总权力资本的典型——它可以笑到最后吗？
十一，回到前题。如果埃及宪法规定了民选总统可以违背广场上千万民意而枉顾希腊精神和广场精神（阿戈拉精神），那么，一切宪政内涵的民主和自由就会遭遇涂炭而发生惨剧。这是勿庸置疑的。
十二，所以，当人们把自己排除在广场之外而诉诸所谓精英民主或者少数民主——抑或甚至干脆诋毁民主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把精英变成了一堆趋炎附势的垃圾。这些垃圾正在梦想一种由一个人督导和主导的宪政而极端厌恶千百人的民主。
十三，中国的事情是天地同力的命运考虑——“时来天地皆同力，英雄运去不自由”——而日本人说（西乡隆盛诗句），“纵不回光葵向日， 若无开运意推诚”——这是自由和自由意志在不同场域中的文化差异和意志解读。国人何去何从，可以两般考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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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中国政坛为何揠苗助长
作者: 乔新生 來源:電子郵件
中国政坛普遍存在来自不同背景的官员相互掣肘、互相扯皮的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官员不是选举产生，不需要对选民负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官员来自不同派系，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负责，如果不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出现利益纠葛，那么，作为执政团队的代理人，官员必须捍卫自己所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而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相互扯皮的现象。中国政坛的揠苗助长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过于迷恋体制内部的政治协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出现更多的混乱现象。即使出于维护自身形象考虑，中国的执政党也应该痛改前非，让中国的民主政治回归正常的轨道。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教授、院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日前发布任前公示，年仅31岁的共青团银川市委书记将出任自治区政法部门的政治部主任，这位年轻人从科级到副厅级仅仅用了三年半的时间。新闻媒体公开报道之后，社会各界一片哗然。一些记者调查发现，这位领导干部的父亲曾经担任过镇的人大主席，充其量在其起步阶段发挥过作用。从干部任用的规则来看，这位领导干部的提拔任用每一个程序都经得起检验，每一个环节都合乎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然而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不禁要问，如此年轻的领导干部，是怎样坐上“直通车”的呢？
其实，只要了解中国组织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就不难找到答案。建国初期，中国的领导干部大多来自于军方，实行的是五湖四海，因此，领导干部的年纪大体相当。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强调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大量专业技术人员走上领导岗位，中国的组织制度为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形成的带有指定接班人性质的干部任用制度，一直延续到本世纪，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其具体表现形式是，现任领导集体成员分别推选接班人，通过集体协商组成下届领导集体。这种政治协商民主制度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古代禅让制度，只不过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相比，中国当代政治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协商和相互妥协制度。这个制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每一个领导成员都可以在下届领导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代理人，从而延续自己的执政风格，继承自己的政治遗产。
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可以确保政治的连续性，避免竞争选举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测性。但是，这种政治协商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少数人选少数人”，新的领导集体形成之后，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必须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报答知遇之恩，选择副手的时候，往往从领导人身边的秘书或者非常年轻的干部中挑选搭档。这样做既可以充分体现政治伦理，同时又可以防止出现“尾大不掉”的现象。通俗地说，从前任领导信任的年轻人中选拔副手，既可以取悦于提拔自己的老领导，同时又可以防止出现政治内讧，由年轻人担任副手，可以避免在政治上对自己构成直接威胁，同时又可以获得大胆提拔任用年轻干部的好名声。
事实上，被提拔的年轻领导干部大多来自领导干部的身边，他们与前任领导干部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一方面充分说明中国的政治仍然是“少数人选拔少数人”政治，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的政坛的确存在着揠苗助长的现象。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中国的公务员没有区分政务官与事务官，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由组织部门任命。这样的干部制度存在诸多弊端：首先，由于领导干部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组织部门选拔产生，因此，执政团队内部的团结问题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由于执政团队内部的官员之间不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如果涉及官员的切身利益，那么，往往会出现非常激烈的矛盾，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化解，那么，有可能会酿成刑事案件。现在一些地方不时出现领导干部之间相互仇杀的恶性案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执政团队内部已经混乱到何种地步。
其次，由于执政团队的干部通过协商产生，因此，大家各有靠山，互相不买账的现象非常普遍。中国政坛普遍存在来自不同背景的官员相互掣肘、互相扯皮的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官员不是选举产生，不需要对选民负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官员来自不同派系，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团负责，如果不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出现利益纠葛，那么，作为执政团队的代理人，官员必须捍卫自己所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而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相互扯皮的现象。现在中国的执政团队官僚主义严重，许多人认为这是个人作风问题，殊不知，这是中国执政团队的体制性问题。由于涉及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交易问题，因而在执政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可以这样说，官僚主义是中国干部任用制度的具体表现，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必然逻辑。
解决中国当前干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困难，只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彻底摒弃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以公开的政治选举逐步取代现行的选拔制度，那么，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政治选举与政治选拔的区别就在于，政治选举面向所有的选民，是主权在民原则的具体体现，而政治选拔制度则是政治协商的具体表现；政治选举强调的是竞争性，而政治选拔强调的是协调性；政治选举强调的是干部处理与群众关系的能力，而政治选拔强调的是干部对领导的忠诚；政治选举强调的是直接对选民负责，而政治选拔强调的是对领导集体的负责；政治选举强调的是必须严格依照宪法执政，而政治选拔强调的是必须依照组织路线服从大局。
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处在十字路口，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澄清，一些基础性的制度需要重新设计。当务之急，是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首先，必须尽快落实宪法规定的首长负责制，改变目前这种政治协商下被扭曲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首长负责制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础。首长负责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各级政府部门首长都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部门首长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选拔任用自己的副手。但是，各级部门的行政首长都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换句话说，如果为了摆平关系而选拔任用那些缺乏政治经验、没有群众基础的年轻领导干部，那么，必须做好承担政治风险的准备。如果在选拔任用年轻干部过程中引起社会非议，或者，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那么，行政首长必须首先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坦率地说，行政首长必须对自己选拔任用年轻领导干部的行为负责。最近，珠海等地制定规则，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官员实行“倒查机制”，只要选拔任用的领导干部出现问题，那么，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这实际上是用间接的方式贯彻落实我国的首长负责制。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首长负责制要想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彻底改变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让那些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各个部门首长充分行使自己的任免权，不能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而剥夺他们的职权，更不能为了平衡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而揠苗助长。
其次，必须尽快落实我国的干部述职制度。干部述职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定期测评制度，其目的是为了监督检查干部履行职责的情况。干部述职制度不是听证制度，干部述职制度是一种常态化的干部测评制度，而听证制度则是一种非常态化的政治安排。干部述职制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定期到人民代表大会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必须就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尽可能地增加执政的透明度，澄清社会各界对于领导干部的误解。当前我国实行的政府发言人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听证制度，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消防制度”，这些制度的功能就在于被动应对社会各界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主动地披露政府的各项信息。干部述职制度既是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法定化，同时又是把干部任用制度具体化。各级部门行政首长推荐副职的时候，必须向社会各界主动介绍推荐人选的基本情况，被推荐的领导干部必须定期述职，说明自己的工作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现在许多年轻的领导干部淹没在政府官员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究竟作出了哪些贡献，他们的工作是否得到行政首长的充分认可，他们是否具有足够担任领导职务的能力，他们是否能够取得公众的信任，所有这些，都处在混沌状态。如果经常莫名其妙提拔一些年轻的领导干部，在社会上引起非议，那么，不仅严重影响执政者的公信力，而且会导致执政团队人心涣散。干部年轻化不是问题，问题是为了年轻化而任用那些不称职的领导干部；提倡干部年轻化不能搞形式主义，更不能成为任人唯亲的借口。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的领导干部必须接受公众的检验，而干部述职制度则是领导干部接受公众检验的最好制度安排。
第三，必须尽快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干部制度的核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干部任命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强调人民代表必须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监督各级党政干部。当前我国干部任用制度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如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监督职能，督促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严格依法行使自己的职权，选拔任用符合条件的副职，并且对自己政治副手所有行为承担责任，那么，行政首长在选拔任用年轻领导干部的时候就会有所忌惮，他们就不会把选拔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领导干部看作是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报答老领导的机会，他们就会更加小心翼翼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充分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的利益。当前中国干部任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都在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同虚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根本不能也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在领导干部的任用问题上执政党的组织部门大权独揽。由于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被彻底扭曲，执政党的组织部门在干部任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才导致中国的政坛上出现许多奇怪的现象。不少年轻的领导干部之所以被提拔任用，不是因为他们具备执政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和组织部门的领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裙带关系在政治协商制度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政治闹剧。那些政治上的童子军不仅让中国的政治成为世界的笑柄，而且让一些兢兢业业的基层党政官员彻底失去信心。靠关系而不是靠能力，已经成为中国政坛的普遍共识，靠运气而不是靠努力，已经成为中国干部心照不宣的秘密。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中国的民主政治将会步入歧途，中国的政坛上将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中国的执政者必须深刻反省并且痛下决心，尽快把中国的民主政治拉入正常轨道，让人民对执政者恢复信心。中国政坛的揠苗助长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过于迷恋中国的政治协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出现更多的混乱现象。即使出于维护自身形象考虑，中国的执政党也应该痛改前非，让中国的民主政治回归正常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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