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毛專集】】(二)铁流:登泰山得五言诗;严家伟:读铁流诗心得;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毛与中国史;陈正中:中共党史对毛的罪恶不要再遮遮掩掩:1毛既不是中共缔造者也不是第一代领导人毛谎报入党时间2毛贪他人之功为己功;3斯毛波不是马主义者;4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邓是继毛之后第二个大独裁者;毛是怎樣當叛徒爬狗洞的?张洞生:毛不断地群众斗群众使中华民族变成低素质民族;李喬解密四人幫中三個叛徒;专家称胡若不拔毛将被毛派送上断头台;金钟:毛情人自白录
神州有泪
严家伟:读铁流诗的心得
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壹、早期的毛泽东;贰、逼上井岗山以后的毛泽东:下面引龚楚的话更是直接的供证：毛泽东和这个集团则格格不入。所以他自1927至1934年曾有过三次幵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遭遇;叁、最后的归宿: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场考试，毛泽东是彻底的失败了。
陈正中：中共党史对毛泽东的罪恶不要再遮遮掩掩: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对毛泽东的罪恶不要再遮遮掩掩: 这是一篇难得的重量级文章，内容全面而深刻，客观而有说服力。感谢作者用了超人的精力和勇气，写出这样的好文章，对党史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功不可没。如果当权者也能有勇气对历史档案解密，许多问题就大白于天下了，极左的跳梁小丑也就嚣张不起来了。一、毛泽东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也不是党第一代领导人:1，毛泽东与陈独秀谁是中国共产党缔造者？2，为了混入党的创始人行列，毛泽东谎报入党时间;二、毛泽东贪他人之功为己功;三、斯大林 毛泽东 波尔布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四、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假做真来真亦假: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在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讲演，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中共党史都是假的”:1.首犯毛泽东不但不被指控，反而奉若神明，并把他的头像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强迫群众顶礼膜拜;2，“决议”对扩大了五千多倍的“反右派”运动仍然肯定是正确的；对受害者不平反昭雪；不补发工资，而称为“改正”右派;3，30年代初，毛泽东在景岗山根据地发动领导的打AB团运动。有十多万优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被杀害;4，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借刀杀人，利用“三马”的强大兵力，在河西走廊消灭四方面军两万多人;5，1941年毛泽东给项英设陷阱，出发前，突然命令项英改变路线，把新四军一万人送进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虎口，制造“皖南事变”。至今，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没有与毛泽东、邓小平的罪恶划清界限;五、邓小平是经济改革的巨人 政治改革的侏儒: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第二个大独裁者。
毛澤東是怎樣當叛徒、爬狗洞的？
张洞生：毛泽东不断地‘群众斗群众运动’使中华民族变成“低素质民族”
李喬:解密︰“四人幫”中有三個是叛徒
专家称胡若不“拔毛” 将被毛派送上断头台:胡锦涛若不批毛 将被毛派送上断头台;毛泽东是历史罪人;“毛左”祸害全中国
金钟:毛情人自白录:雪园饭店：不愉快的分手;揭开和孟锦云当「现行反革命」之谜;自由进出香港许家屯办公室;英国特工认证她是毛的情妇;毛认陈露文是女儿和情人;毛是政治家，邓小平只是政客;对英国记者介绍中南海舞会;高层个个玩女人，周邓都不例外;和毛是如鱼得水的忘年之交;恋恋不忘毛的帝王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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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壬辰龙年初夏重登泰山得五言新体
来源：電子郵件
八旬凌绝顶，忆旧再登山。尘海多变幻，王薄戏空前。
毛魔魂不死，追者仍狂巅：世众忘苦难，饿鬼舞翩迁。
红歌文革现，历史欲重演。倚杖思往亊，两耳响维权。
腐败国之痛，法不治贪官。维稳盯老人，监控可真严。
便衣在左右，焉敢有微言？自古防民口，好似泥堵川。
侧目花烂熳，民主难逆转！普天潮流涌，心语寄来贤。
读铁流诗的心得
严家伟 来源：電子郵件
今天有网友给我送来—邮件题为《铁老好诗》。打开一看原来是铁流（黄泽荣）先生前不久登泰山的—首自称为是“五言新体”的诗。不长，录如下：(上面已有，略)
这位网友既如此推崇，我也不敢败人家之兴。不过我读了三遍后，都还觉不到好在哪里，及至第四遍才发现果有不凡的佳句如：“毛魔魂不死，追者仍狂巅”。这“狂巅”二字真是神来之笔。立意新奇。“狂”自然就是发疯，“巅”呢，就是山之顶。追捧毛魔魂的人都发疯似的跑到山顶上去了，不知碰撞到铁流先生没有？我都替铁先生捏了一把汗。你毕竟年纪大了小心点！这样的奇思妙想岂是常人作得出的？若叫我这个俗人来写，一定是“追者仍狂癫”，或者“癫狂”，那就太平淡无奇了。这就是高人作诗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至于汉语、汉字的常识那是可以打破的。
当然，好的不止这—句，又如“世众忘苦难，饿鬼舞翩迁”。翩翩起舞，我是知道的，舞翩跹，我也知道。但唯独不知这“饿鬼”为何要在很快的飞动中搬迁移动？仔细再想，终于明白，他饿慌了，当然要赶快跑向美国、台湾去找东西吃呀！这就是诗人独创的新意。读至此，禁不住拍案叫绝。果然好诗。至于汉语、汉字的常识那是可以打破的。
因发来邮件的人只说是“好诗”。未多加介绍。故将读后心得写于此，算是狗尾续貂吧！既请读者指教，也请铁先生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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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来源：電子郵件
图为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北京西郊机场与民主党派人士……
文自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812.html
今年大陆上传说全年都在庆祝毛泽东的“百年诞辰”，但到现在为止似乎尚未见到任何特别值得注意的报导。由于中共内部已隐然分裂成所谓“保守”和“改革”两派，而十几年来邓小平的改革和幵放政策基本上是弃毛泽东的浪漫乌托邦路线，中共官方对于毛泽东的态度已陷于褒贬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在此“百年庆典”中加以褒扬，则等于否定了这个王朝的合法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庆祝过于热烈则又恰是以助长“保守派”的气焰，而否定了现行政策的合法性。所以大陆的庆毛活动事实上是为了党内两派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
在中国大陆以外，我还没有听见有什么地方注意到这件事。“人间”副刊主编约我写一篇谈毛泽东的文字，当然部署于“纪念的性质”。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人“影响”之大是无可估计的。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影响”，这一事实的本身毕竟无可否认。在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当然也希望对毛泽东其人有较深切的认识。但是我决定接受这项任务是颇费踌躇。首先，这几年来，大陆上虽出版了不少有关追忆毛泽东生平的作品，但其真实性都尚待考察，为可据为典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其次，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独裁真正达到了“联邦国家”的境界，谈毛泽东便等于谈整个中国。题目太大，简直无下手处。最后，今天任何中国人写毛泽东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好恶的支配，完 全客 观的论断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见是牢不可破的。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知貉。抱着这种成见，我笔下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客观”的。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收在《史学与传统》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民71年。）这十几年来，因为读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资料，我的认识自然更详细了。现在姑借这个机会谈谈有关毛泽东的几个片段，以为知人论世之一助。我仍然将采取一种历史的观点，并且尽量自觉地不让成见歪曲历史事实。
壹、早期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明显地分成三个段落，通过这三个段落的历史背景，我们才能比较具体地说明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限于篇幅，本文对于每一个段落自然都只能作极其概括式的速写。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是第一段落，这是毛泽东决定他的人生方向的酝酿阶段。从1921年到1949年是第二个段落，这是他的革命时代，从湖南地区的党的组织者逐步取得了全党领袖的地位（以1934-35年的“长征”为转折点）。1949以后是他一个人独霸中国大陆的时期。
谈毛泽东的早期阶段，我们必须把握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毛泽东既不是什么“天才”，也不是什么“妖魔下凡”，而是一个十足时代的产儿。和他同一时代的无数中国青年一样，毛泽东早年也受到清末变法和革命运动的强烈冲击；在思想上，他则接受了一点西学，如严复介绍的“天演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这里应该特别提及湖南的特殊历史背景。1897年阴历10月至次年2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与梁氏同时任讲习的有谭嗣同、唐才常、韩文举等人。这件事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因曾引起新旧思想的大冲突，在湖南的知识青年中留下了深刻而经久的影响。毛泽东这一代的湖南青年很多都受到梁启超、谭嗣同的激发而产生了救国的意识。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 办的《新民丛报》（和继起的《国风报》）也特别对湖南青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如左舜生记“清末民初之际的长沙”和“我的少年时期”，便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毛泽东在“五四”前一年（1918年）所组织的一个半政治、半教育的团体，及定名为“新民学会”。这仍然流露出《新民丛报》的残存影响（毛泽东早年送还友人所借《新民丛报》的一张便条，足以为证）。
“五四”前夕出版的《新青年》对毛泽东的冲击更为直接、更为强烈；陈独秀和胡适逐渐取代了梁启超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谈个人的气质上说，他自然更倾倒于陈独秀个人的激昂慷慨，但以思想而论，他在1919？ 1921年之间反而更接近胡适。1919年胡适和李大钊展幵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当时毛泽东显然是站在胡适的这一边。因此他在这一年 9月1日特别发起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大陆作者写毛泽东的早年往往极力避免或淡化胡适的影响。他们虽然不能不提到这件事，但却认为这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状态。在毛泽东1920年再度到北京正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后，他便完全摆脱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干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和胡适的交往更密切了。他不但在出不出国的问题上曾征询过胡适的意见（见他1920年3月14日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而且还从胡适那里学到了“自修大学”的观念。
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自修大学”。他当时曾明白承认：“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给周世钊的信）。三十年后，胡适对这一段经过有以下的回忆：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演讲，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胡适的日记》第十七册，1951年5月16日条）这是新出现的史料，可以澄清“自修大学”的来源问题。
我并不是强调早期毛泽东和胡适的关系。我只是要指出，毛泽东即使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以后，他的思想也仍然没有定型。这时他在理论也许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但他的活动，如“自修大学”所显示的，则与同时一般热心于政治、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不同。1918 年李璜曾多次和毛泽东交往。据李氏回忆：“那时他已二十五岁了；因被环境所限制，故他读书不多，而中西学术的根柢那时都很差；但其头脑都欠冷静，而偏向于实行一面，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学钝室回忆录》，页37）。1942年陈独秀谈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时则说：“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见郑学稼着《陈独秀传》，页1355，原函影印本见卷首。）陈独秀的印象当然是在武汉时期形成的，比李璜所见的迟九年，但两人的观察大体相同。总之，早期的毛泽东主要是以“实行”、“实际”见长，无论在知识上或在思想上都处在摸索的阶段。他参加了共产党，也只是追随陈独秀、李大钊所选择的方向；这时他还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独特表现。
贰、逼上井岗山以后的毛泽东
毛泽东幵始显露他的生命本质是在第二阶段，即1927 至1949年，特别是中共从江西流窜到陕北以后。这里我们必须先交代几句关于中共初期的历史背景。中共自1921年7月建党、1924年加入国民党，到 1927年8月以后各地暴动失败，每一次路线都是直接由莫斯科决定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或李立三，也无不是唯莫斯科之命是从。但在每一次路线失败之后，责任都毫无例外地要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承担。这一事实现在已是研究中共问题专家共同承认的。能明白这一点，我们便懂得中共在1927年以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决定逼成的，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事实上，由于毛泽东不通俄文，在中共流窜陕北以前，他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因此他的影响力也达不到中共最高决策的层次。
毛泽东的霸业起点是井岗山，这是中共在1927 年进行了一连串的城市和乡村暴动的结果；暴动的政策则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而建立的。毛泽东依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暴动政策，在湖南发动了有名的秋收暴动。暴动失败之后，他率领了残余的七百多人，自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司令”，跑上江西井岗山去了。关于这一段经过，当年追随他上井冈山的龚楚（红七军军长）有很生动的描写：
井岗山的地形，有无数座巍峨高耸的山峰，欃岩峭壁，溪谷纵横，构成了井岗山的险要地势。通达井岗山的道路有三条…… 这三条路都是崎岖的山径，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艰难。只要凭险据守，很难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难发挥它的威力，所以，这区域向来都是匪徒们最理想的根据地。（中略）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盘据在井岗山的一批土匪，数约六七十人。匪首王佐与岗宁县拥有步枪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声气，并以井岗山这个险要的地区为凭借，作为他们抢劫行商和富户的根据地。附近各县人民，视为畏途，称王佐为“王老虎”。因为绅匪勾结，使地方团队无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岗山几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产。
毛泽东明了井岗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岗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
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都接受了毛泽东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岗山立定了脚跟。（《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87年，上卷，页136-137）
读了这个记载，我们几乎疑心这是《水浒传》上晁盖等七人上梁山泊落草为寇的现代翻版了。然而这却是事实，不是虚构。毛泽东的生命本质第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尽管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一直到今天还在塑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据我粗粗翻检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他的“史学” 最初 也是从蔡东藩所编着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入门的。1936 年在延安，他曾特别打电报给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见张贻久《毛泽东读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页32）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我在前面说龚楚描述毛泽东上井岗山使人立刻联想到晁盖上梁山泊。事实上，他当时也未尝不是从这个故事上找到了怎样收服恶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办法。他晚年（1975年）评《水浒》说：“《水浒》指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八人外”，正式以晁盖自许。很可能的，他这时又想起了初上井岗山的一幕。
据我平时阅览所及，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无论所知深浅，党内党外，几乎都注意到他熟读旧小说和善于应付社会边缘人物的特色。1945 年重庆六位参政员访延安，其中傅斯年和佐舜生都不约而同的感觉毛泽东活像《水浒传》里的宋江，而且也都承认他旧小说读得非常之熟。傅斯年更为敏锐，他已察觉到毛泽东大量从后方收购各种旧说部，是为了研究中国下层社会的心理。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便承认毛泽东最长于和旧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张闻天在延安时更明白对张国焘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见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社，1974，第3册，页1235）。
由于1927 年中共“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才被逼上了井岗山。然而对于他而言，这却恰恰如鱼得水，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狡诈吧。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他晚年对他的卫士长说：“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是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 见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台北，晓园出版社，1991，页224）这大概是真心话，中国史上打天下成功的“光棍”，到了晚年往往有这一类的感慨。例如毛泽东所认同的曹操，在有名的〈述志令〉中便承认，他最初只盼望做到“郡守”，后来他志向高了，也不过“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读书仅止于十三岁，此后便在行伍中，是当时社会上的典型边缘人。他在遗诏中也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此外如刘邦向他父亲炫耀：“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以及朱元璋手书“朱氏世德碑”，虽未明言“念不到此”，其意则未尝不是呼之欲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却是继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国传统。
1927年以后毛泽东“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村的边缘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略引当时人的观察，作一交代。详细的论证在此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无必要。伊罗生（Harold R. Is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修订第二版，斯坦福大学出版，一九六一年）是根据当时调查而写成的一部书，在西方已取得“经典”（Classic）的地位，伊氏除直接得到刘仁静的协助外，又访问托洛斯基、马林及其它共党国际的政策执行人（如德兰，Albert Trient，法共总书记）。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据伊罗生说，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共的党主要是由“非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首领构成的，其基本力量则是枪杆子。这个党后来没有稳定的力量或一贯的“阶级基础”。（“class base”，页308-309）他又指出，井岗山上的“红军”决不是从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运动中产生的。相反的，这支“红军”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孤立于农民之外的。在井岗山时期，“红军”中的农民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中，农村中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它当作土匪来攻击。（页325？326）伊氏的话是以中共内部的文件为依据的。
下面引龚楚的话更是直接的供证：
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 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回忆录》下卷，页566）
龚氏用的是常识语言，其中会有明显的道德谴责，这一点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但他的话正好可以注解伊罗生之说：中共的党并没稳定或一贯的“阶级基础”。（周鲸文《风暴十年》记所见1950年东北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的情况，证明中共党的性格一直未改变。）毛泽东的最重要的成就便在于他善于调动中国社会上各阶层，但特别是农村中的边缘份子。他能在极端艰困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最后夺取了“天下”，决不是偶然的、侥幸的。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二十世纪的人，在二十世纪“打天下”仅仅依赖中国传统型的边缘人还是不够的。尤其是他托身的共产党是直接受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事实上是斯大林指挥的；他想取得党的领导权，便不能没有莫斯科的认可。这里必须提到中共党内另一个边缘人的集团：城市中的边缘人，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和工人。在这个集团中占领导地位的大都到过法国或俄国，并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陈独秀以后的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秦邦宪、项英、张闻天等人都是城市边缘人集团中的佼佼者。毛泽东和这个集团则格格不入。所以他自1927至1934年曾有过三次幵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遭遇。怎样驾驭这个城市边缘人的集团是毛泽东生命第二部曲中的另一大课题。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中共中央从荒凉偏僻的保安迁至延安，，毛泽东才幵始对城市边缘人集团进行收服的工作。毛泽东深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之后，中共的实权已控制在他的手里了。但是他还需要有合法性□这必须由莫斯科和马列主义来提供。斯大林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时已不能不默认毛泽东领导中共是既成的事实，尽管他对毛泽东并不信任。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是很有趣的。据当时翻译人的记述：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见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收在《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366）
毛泽东在城市边缘份子手上所受到的委屈和斯大林赤裸裸的现实主义都在这一简短的对话中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另一方面，中国边缘知识分子也幵始在毛泽东的显赫霸业面前低头了，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带头作用。周恩来之于城市边缘人集团，正于毛泽东之于农村边缘人集团一样，是最为水乳交融的。以前毛泽东所受到的“打击排挤”，周也不能脱干系。（可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1155-1156；《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卷，页549-550）到了延安时代，周显然已彻底臣服于毛。无论周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我们恐怕是已永远无法知道了---他以身作则对毛泽东表现无限的忠诚是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的；这象征着城市边缘人的力量终于在中共党内降为从属的地位。1937年康生追随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之后，很快地便背弃了王明而改投到毛泽东的门下。这也为边缘知识分子的见风转舵添了一个有力 的例 证。（可看John Byron ＆ Robert Pack，《The Claws of the Dragon》，New York，1992，Chapter VI）
也就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决定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分出场了。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在1937 年写成的，毛泽东早年究竟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据他自述，1920年他在北京读过《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一本有关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我们可以相信，“阶级斗争”这个观念确是从二十年代起已深深印在他的心中。但无论为何，至少在1927至1937这十年间，他没有时间和机缘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1937年是他正式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年。这一年他有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信上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着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他的“摘录”有十九页之多，手稿保存至今。（见《中国哲学》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艾思奇是以《大众哲学》知名左派青年读者的，他的哲学造诣如何，大概知道的人不少，毋须多说。1949年秋天，我曾经在燕京大学听过艾思奇的演讲，现在只记得他说“岳飞是一千多年前民族英雄”这一句话，其余都忘记了。
我们也不必斤斤计较毛泽东哲学水平的高低。值得指出的是：在延安时代毛泽东不但有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而且也有共产国际默认的党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新天命论”。这是他第二阶段的三大成就。“『马』上得天下”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了。
叁、最后的归宿
毛泽东的最后阶段是1949到1976，也就是他在中国大陆建立了绝对性的个人权力的28年。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历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的，因此我们可以不必涉及事实。在这最后一节里，我将探讨他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今天研究毛泽东的中外学人常异口同声的把毛泽东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皇帝”。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萨斯伯里（Harrison S. Salisbury）去年（1992）出版的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新书便干脆定名为《新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ese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在“登龙位”这一部分，他判断毛泽东是“马克思加上秦始皇”。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的结论中也肯定毛泽东所拥有的是“皇帝型权力”；最后一节标题则是“始皇帝与毛泽东。”（此书日文本出版于1989年，中文本由黄英哲、杨宏明合译，台北自立报系出版，1991 年）把毛泽东和秦始皇相提并论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他自己便坦白承认过：他不但是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当然，他也说到：“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个服务员。”（《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224），但这不过是玩名词游戏而已，传统的皇帝在理论上也未尝不是为了“便于天下之民”？（刘邦即位诏书之语）
然而进一步看，他和中国史上任何一个幵国皇帝都不一样，传统的“创业之主”在“得天下”之后无不战战兢兢地寻求“治天下”之道，也就是如何建立和稳定秩序。毛泽东泽恰恰相反，它似乎最害怕“秩序”，而且越到晚年越对“秩序”越不能容忍。在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这篇社论末尾，毛泽东亲自添上了下面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来经常说，革命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引自华永烈，《陈伯达》，香港，1990年）
这段话反映了他1949 年以后的一般心理状态，不过在晚年更急迫罢了。所以在他统治国大陆的28年中，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未停止过。这种心理也许可以看作是对“异化”的深刻恐惧；他总是觉得一生所追求的“革命”会随时离他而去。最初他担心党外的“资产阶级”在破坏他的“革命”，因此而整治工商界（“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反右”）。在党外的斗争对象消失以后，他的疑惧便立即转向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首当其冲。他因批评“大跃进”而被毛泽东认为是“资产阶级份子、投机份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引自《陈伯达》，页217）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怪论便扩大到全党了。
研究毛泽东的人都注意到他自早年起便有好“斗”的本性，“阶级斗争”的理论更对他发生了如虎添翼的作用。但问题上不只此。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去了解他所持有的“意志”。从好的方面说，他的坚强意志使他能从井岗山那种最艰苦的环境中一直坚持到打天下。这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也正是这种坚强意志慑服了和他一同“打天下”的伙伴。早年由于受到杨昌济的影响，他最佩服他的同乡前辈曾国藩。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舍洪、杨之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917年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8）其实他最有契于曾国藩的当是后者那种坚毅不拔的意志。曾氏有名的【挺经】便是这种意志的具体表现。但是他完全没有曾氏的学养和克己工夫。
他的浪漫和放纵则是时代潮流造成的。从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到五四的个性自由与解放都是鼓励青年不受一切传统轨范束缚。这种个性解放对于一般人自然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这是创造力得以自然发挥的基本根据。但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而又拒谅饰非的政治领袖任由他的浪漫意志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则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这样的情况却恰恰发生在毛泽东的身上。韦伯所谓政治家必须适从“责任伦理”的观念在他那里是绝对不存在的。如果在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的意志和曾国藩的更一极端相反之处，曾的意志是有积极内容的，是为了建设某种正面秩序而服务的。毛的意志则是不折不扣的符合黑格尔所谓“否定的意志”（negative will）。“否定的意志”本身无积极的内容，因为它并不是真的追求什么东西的实现。它也似乎在不断地追求什么，但所追求的永远是模糊的不清的，一旦实现则又构成它本身活动的阻碍，因而必须再度加以否定。所以它只有在不断的否定、破坏中才能肯定其本身的真实存在。毛泽东所向往的“革命”正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而每一次实现了的秩序则都和他的“否定意志”格格不入，终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成否定和破坏的对象。这是他所谓的“文化革命”不是一二次、三四次便能“太平无事”的深层意义。这种思想也是拜时代之赐。中国在二十世纪早期，反传统的浪一次高于一次，终致使一般激进的人对于中国原有的传统无所肯定。毛泽东也常常讲“必须学好中国史”之类的话，似乎它很重视历史。但一按其实，他所重视的则是大规模破坏秩序的历史，主要是所谓“农民革命”。他在1964年写了一道题为〈贺新郎 读史〉的词。旗下半阙云：
一篇谈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拓庄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这里最可以看到，他完全不相信中国史上有任何“神圣”的事迹。只有盗贼和造反是值得歌诵的。毛泽东拥有“皇帝型权力”，但他真正认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可见仅仅把他看作中国史上皇帝的延续还是不完全恰当的。中国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果”了。毛泽东泽拒绝成“正果”，他要永远保持其“光棍”的身分。
前面曾指出，中共党内自始便存在着两种不调和的势力：农村边缘人集团和城市边缘人集团。这两个势力在延安时代暂时统一了，并且统一在毛泽东个人统治之下。 1943年，中共党中央政治局便已赋予毛泽东“最后决定之权”。但毛泽东基本上是农村边缘人出身，他对于城市边缘人从来没有信任过。这种不信任在1949 年以后一天天在加深之中。在统治局面遽然扩大到整个中国之后，他日益感到他的意志已不能像在延安时代那样驰骋自如。而且他更感到：这种失控是由于他的政权已从农村取向转变为城市取向所造成的。他本来便讨厌城市取向的干部，现在他更把他们看成是使他的意志不能自由发挥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混入党内”的观念便这样形成了。毛泽东对于城市的恐惧不安，下面这个富于象征意义的真实故事可为说明：
毛泽东在万岁声中走进北京城。记得进城那天，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86。并可参考萨斯伯里的访问，见《新皇帝》，页9）。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场考试，毛泽东是彻底的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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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中：中共党史对毛泽东的罪恶不要再遮遮掩掩
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
——对毛泽东的罪恶不要再遮遮掩掩
陈正中
这是一篇难得的重量级文章，内容全面而深刻，客观而有说服力。感谢作者用了超人的精力和勇气，写出这样的好文章，对党史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功不可没。如果当权者也能有勇气对历史档案解密，许多问题就大白于天下了，极左的跳梁小丑也就嚣张不起来了。
作者简介：陈振中，1929年9月出生于北京市，1944年到1949年就读于北京四中，1949年3月在北京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同年7月加入共青团，9月调四十一军政治部作摄影记者，1952年9月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电影摄影师，1957年错划右派，1961年摘帽，1970年“资遣回乡”插队当农民，1979年改正右派恢复军藉、职务，1987年离休。从1952年到1995年先后参加拍摄纪录片、故事片、电视剧30多部，三次获优秀摄影奖。
2004年“两会”召开期间，关于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四位党的领袖是非功过问题，我曾上书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无回音。党十七大召开期间再次上书，仍无回音。这是我第三次上书。
我之所以一再冒着极大政治风险上书，是因为我是军人、共产党员；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美丽还是丑恶，既代表我，也代表你们。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干休所离休干部，离休前是故事片摄影师。我一生从事影视工作，对于党史和党内权力之争知之甚少。
毛泽东逝世后，对于新闻出版、报刊媒体的控制比过去宽松了，不再像毛泽东时代，大兴“文字狱”以言定罪，人们才有机会看到原汁原味，没有经过整容的党史资料。
尚健在的老一辈革命家、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和死难者的知情人，拨乱反正，撰写了许多很有分量的文章、回忆录，揭露了党史中没有记载，毛泽东亲手策划的多起重大政治冤案。他死后，受害者都平反昭雪，害人者却没有受到指控。
迟到的公正无法弥补血淋淋的事实。凡是有良知的人，看了这些冤案都不会无动于衷。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如醍醐灌顶，冲掉了蒙蔽我几十年的有色眼罩，改变了我对毛泽东的认识。
毛泽东一生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女人。为了达到目的，巩固终身制独裁统治，不择手段，搞阴谋，设陷阱，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千百万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精英，没有死在对敌斗争战场，却死于毛泽东的暴政。
毛泽东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喜新厌旧，移情别恋，未婚先孕，晚年喜欢“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都是他孙女、曾孙女辈的，缺少起码做人的道德底线。中央纪检部门对毛泽东搞三宫六院，强占良家妇女的违法乱纪、绯闻丑事，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习以为常，不敢批评监督，有些人还投其所好，充当 “太监”，为他“拉皮条”提供方便。
既然伟大领袖喜好这一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凡是党内的大贪小贪被曝光后，除了经济问题外，几乎都有“包二奶”傍“小秘”的丑闻。上梁不正下梁歪，经济加二奶成了中国腐败的特色。毛泽东这颗毒瘤不切除，必然要在党的机体内扩散，党中央反腐败决心虽然很大，却越反越多，根源就在于此。
人平不语，水平不流。
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敢不敢正视毛泽东的罪恶，能不能与他的罪恶划清界限，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试金石。
毛泽东罪恶滔天，我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全面评价毛泽东我没有资格。只是将他逝世后三十多年来，我读书、剪报、摘抄、积累的零碎史料，归纳整理，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拒绝淡忘。
毛泽东已死，他的罪行可以赦免，但是，历史不能留白。
话说的直白。爱之深，责之切。我下面引用的事实、数据都是书刊上发表过的，均注明作者和出处。
一、毛泽东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也不是党第一代领导人
江泽民文集中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词典解释“缔造”是创始，建立的意思。“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没有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他既不是党的缔造者，也不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江泽民歪曲事实，篡改历史，无原则地吹捧毛泽东，是想通过抬高毛泽东同时抬高自己，水涨船高，浑水摸鱼。否则江泽民怎么会成为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应有自知之明，自不量力，既可怜又可耻。
1，毛泽东与陈独秀谁是中国共产党缔造者？
半个世纪以来，陈独秀一直遭受着国内以毛泽东为首的极左分子的不公正的诬陷与批判。时间和历史是公正的，几只乌鸦的翅膀遮不住真理光芒。
陈独秀是被污水泼遍全身的伟大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最早的工运领袖，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
十月革命前，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他所办的《新青年》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最先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
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不同流派，在探索救国图存的出路问题方面发生分歧，争论的焦点是以暴力还是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当时，陈独秀的观点是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
陈独秀1917年1月1日，在回答《新青年》读者楮葆衡的信中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可以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并兼未盛也。”廖廖数语，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的学说，理解是相当正确的。陈独秀早期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1917年“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播马列主义。“南陈北李”在创建共产党小组时，毛泽东只是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还没有入党。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杨昌济（杨开慧之父）帮助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他非常想结识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名人士，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北京名学者、名教授。可是，这些著名文人不屑于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的湖南土话，毛泽东想方设法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哲学研究会，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 研究》文章，才有机会与陈独秀攀谈。
1919年“五四”运动，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毛泽东发表文章讨好陈独秀说：“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豪末，并且留着一个大大的纪年于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为了给党的领袖陈独秀拍马屁，喊“万岁！”毛泽东是始作俑者。（摘自：《党史天地》2007年第五期，张家康著：《毛泽东与陈独秀》）
从“一大”到“五大”陈独秀一直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陈独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挥操纵北伐运动。
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主要内容是清算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错误。在斯大林的代表罗米那兹、毛泽东极左派操纵下，不让当时还是总书记的陈独秀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都归罪于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实际，毛泽东在农村发动的农民痞子运动，才是导致国共分裂根本原因。“八七会议”之后，受到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极左派打击排斥，陈独秀先后被扣上“右倾”、“托派”的帽子，被陷害排挤出党。
在逆境中，蒋介石等曾多次以官位、金钱拉拢陈独秀，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刚直不阿。陈独秀是共产党内至死未做违心的检讨的第一人。
通过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正确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第三国际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与陈独秀所谓第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是错误的。陈独秀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六大”前的领导核心成员，是由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学者、文人组成，大都有留法、留苏、留德、留日高学历。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 瞿秋白、张国焘、李达、王明、李立三、周恩来、朱德、陈毅、张闻天等都是留学生，有着鲜明的学者、文人气质。毛泽东土生土长，没有高学历，当时与这些人搭不上调。毛泽东既羡慕，内心深处又看不起这些知识分子，他用“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愚蠢”的逻辑安慰自己，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阿Q阴暗心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利瓦伊汉、谭平山7人组成中央政治局。
1928年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授意下，这次政治局常委变动是增加了三名工人出身的常委，常委名次排列为：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六大”前毛泽东没有进政治局，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更谈不上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从1928年的“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中间相隔十七年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这期间在党内经历了残酷的斗争，是毛泽东篡党夺权的漫长的过程。其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与国民党的斗争。
经过十七年血腥的斗争，1945年“七大”毛泽东把党内所有地位比他高的知识分子都整肃下去了，或置于他的脚下，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成了党和国家终身制领袖，直到1976年他逝世，终身未变。
2，为了混入党的创始人行列，毛泽东谎报入党时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始举行。出席代表共13人：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此外还有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但他们还不是党员。李达是会议主持人，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开会吧，回去之后再入吧！”。毛泽东虽然参加了“一大”，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
1997年去世的99岁湖南老党员易礼容证实说：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小组，我和毛泽东都是“一大”之后，参加共产党的。
据利瓦伊民（军科院原军史研究部副部长）在2009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中揭露：1956年“八大”审查代表资格，毛泽东亲自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当事人问他入党介绍人或证明人时他回答：没有。该文还介绍1920年湖南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刘少奇就是这个团小组的团员，也可以证明毛泽东也不是团员。因为当时毛已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谁也不敢进一步追问。党龄一年之差对毛泽东非常关键，既然是“一大”前入党，就可以鱼目混珠成为党的缔造者、创始人、第一代领导人了。
二、毛泽东贪他人之功为己功
江泽民在他文集中还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
党史记载，朱德、周恩来、叶挺、贺龙、陈毅等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没有参加过“南昌起义”。
同年9月9日毛泽东擅自发动的攻打浏阳的“秋收起义”彻底失败，6000起义部队剩下不足千人，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不会打仗，不善于在战场上排兵布阵。
毛泽东走投无路，经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兴指点推荐，低三下四可怜乞求，才被景岗山根据地创始人袁文才、王佐收留。毛泽东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篡党夺权后，杀了袁文才、王佐。以后又去赣西南东固根据地篡夺领导权，又杀了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
30年代初，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打AB团，杀了10多万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其中包括21名军职高级干部。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17周年那天，中华苏维埃国成立，首都瑞金。由于斯大林欣赏毛泽东打AB团，共产党杀共产党有功，指名他为中华苏维埃国主席。毛泽东就是靠杀共产党人染红顶子，得到斯大林的赏识起家的。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不择手段，利用马步芳、马青方、马鸿奎的力量消灭四方面军两万余人；41年“皖南事变”是毛泽东给项英设陷阱：出发前毛泽东命令项英突然改变过江路线，故意扣压项英给顾祝同的电报，国民党第三战区不知他改变路线，引起误会。毛泽东把新四军军部一万人送入顾祝同的虎口。借刀杀人，手上不留痕迹。
毛泽东最怕党内其它领导人的部队力量发展壮大，超过自己，一定不择手段消灭之，惯用手段就是借刀杀人，在这方面可谓“用兵如神”。
朱德元帅是我军创始人—历史和人民公认的“红军之父”；一直是我军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多年来，在一些影视及文艺作品中，却把朱德元帅塑造成唯唯诺诺，平平庸庸，人云亦云，无所作为的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些游击战、运动战、抗日持久战的理论和经验都是朱德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最先提出的。可是，这些都被毛泽东剽窃，发明权成了他的，并且在毛选中公开发表出版。有些知情人向朱老总提出，16字诀等理论是您最先总结提出的，怎么成了毛泽东的？朱老总博大宽厚地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个人迷信，造神运动，养成毛泽东贪天功为己功，剽窃别人的成果为己有，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作者是庄重。他是一位有70多年党龄，92岁的离休干部，是粟裕大将的部下，毛泽东审查该文时，只是把标题中“劝”字改为“敦促”，又在杜聿明后面加个“等”字，作者就成了毛泽东了。
1964年4月，出版的“毛选”四卷，他明目张胆地将别人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作者庄重说：“我幸亏当时容忍没有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我写的， 否则文化大革命中就没命了。”庄重1957年被打成右派，关进监狱，1964年出狱，“文革”期间被批判，腰椎被踢断，几乎被打死。直到毛泽东死后33年他才敢于直言了，他要名正言顺地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收入自己即将出版的文集。（以上两例摘自2009年《炎黄春秋》第7期《朱德：不可代替的总司令》作者：赵于平；《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作者：庄重。）
在“文革”中，有个中学生在作业中填写了毛泽东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一位刚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判作业时在毛泽东上打了叉，为此，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0年。这个冤案就发生在我夫人执教的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中学。直到毛泽东逝世后，受害者戴立本老师才平反释放，由于受刺激太深，得了精神分裂症，释放后不能继续上课提前退休，目前仍然健在。
打胜仗主要靠亲临战场，排兵布阵，审时度势，掌握时机，进退自如，才能百战不殆。只有通过战争掌握和熟悉上述具体军事技术的军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军事家。靠纸上谈兵，总结别人的经验，剽窃他人战果为已有，成不了真正军事家的。中国抗日、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十大元帅、几十位将军及成千上万的无名烈士浴血奋战打出来的，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功臣。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名副其实，才是中国杰出的军事家。
三、斯大林 毛泽东 波尔布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他只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而已。毛泽东思想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痞子精神，与斯大林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精神相嫁接的产物。
马克思出生于19世纪初,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积累阶段，他不能预知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他早期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对马克思的著作要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1895年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彻底摈弃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暴力革命和空想共产主义。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早年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空想共产主义，早在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就推翻了。《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几十年的最终结论。
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以及执政后走什么路线的问题上，发生强烈争论和分歧，最后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以列宁为首主张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的第三国际，政党为布尔什维克政党；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首，主张通过议会合法斗争取得执政地位，保护私有制，承认资本家、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主张以和平手段消灭三大差别的第二国际，政党为社会民主党。
实践证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第二国际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苏联和东欧诸多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共产党退出执政地位，是最有力地证明。
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在北欧的瑞典、芬兰、丹麦，和奥地利、荷兰等十三个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正在实现。这些国家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逐渐缩小；政府官员、社会民主党党员没有特权；收入越多纳税越多；医疗、教育收费很低或免费；高工资，高福利：瑞典普通工人的工资比罗马尼亚的市长都高。
我们国家一位领导人（王震）访问瑞典时感慨地说：这不就是我们一直想追求的社会主义吗！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变动、大转型中没有失去执政地位，主要是毛泽东死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挽救了中国。实际上，我们目前所走道路，执行的施政纲领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保护私有财产，企业家（资本家）可以入党，承认知识分子、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人类共同追求最美好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的理想正在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家实现。
毛泽东出身农民，没有完整系统地读马克思著作，根本没有弄请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把马克思丢掉的糟粕当作珍宝捡起来，并从极左方面修正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杰作”，他还认为是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在天之灵哭笑不得。
《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说这就是整个《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后，不但要保留资本主义原有的民主、自由，而且“每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应当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多，在这样条件下，逐渐达到“一切人自由发展”，最终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
俄国和中国先后在1917年和1949年以武装革命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斯大林、毛泽东执政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是多了，而是没有了。实际，在苏联和中国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个大独裁者是自由的，在最高层领导中也无自由可言；苏联和中国像两个大集中营，全国人民，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的生死命运，都掌握在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个大独裁者手中，他们想整死谁就整死谁。他对刘少奇说“我只要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他威胁周恩来说“你离右派只有50步了！”。这就是毛泽东一手遮天情况下的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毛泽东挥舞着空想共产主义和领袖个人专政两把刀子，把俄罗斯和中国人民祸害苦了。为了巩固其封建法西斯终身制独裁统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他们个人，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和人民内部。整人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把党内的领导干部和大批知识分子视为敌人，无情打击，残酷镇压，共产党杀共产党；共产党杀爱国的知识分子。沙皇、蒋介石想做没有做到的事情，斯大林、毛泽东替他们做了。
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执行新经济政策，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篡夺了领导权，废除新经济政策，并在党内开展血腥的阶级斗争，共产党杀共产党；先后杀了列宁时代全部政治局常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李科夫、布哈林。这个嗜杀成性的暴君，杀了政治局常委加米涅夫全家，连17岁儿子和保姆也不能幸免。
据统计，“十月革命”期间24名中央委员，有14人先后被斯大林杀害；60名军事将领中，有54人被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有9名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
1934年苏共“十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有270名代表没有投斯大林的票，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票数却远远超过了斯大林，不久，基洛夫被杀，凶手也随即被杀；杀害凶手的凶手又被暗杀。接着，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干部统统被以暗杀基洛夫的罪名处决，以追查刺杀者名义，在全苏联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十七大”代表1108人被捕，多数死在狱中，大会选出的中央和候补中央委员139人，有98人被枪毙了。
据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回忆，从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有2000万人遭迫害，700万人被枪毙；为了灭口，有两万多特工人员被处死。他的同乡好友奥尔忠尼启则因为劝说和反对他乱杀人也被他杀了。他的夫人与布哈林的夫人是好朋友，布哈林被杀后，斯大林的夫人疯了，后来自杀了；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叛逃到美国，写了《给友人的十二封信》，揭露了父亲的粗暴、残忍、毫无人性。斯大林的极左路线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祸害苦了。亲者痛，仇者快。
斯大林掌权后，废除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城市消灭资产阶级，在农村农业集体化中，对富农采取肉体消灭政策，对他们家属子女采取扫地出门政策，数十万人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因得不到妥善安置，冻饿而死。由于农业集体化对生产力的破坏，造成全国性大饥荒，有数百万人饿死。
斯大林执政初期，鼓励告密，大义灭亲。
12岁少年帕夫利克告密父亲特罗菲姆是阶级敌人，其父被镇压。由于群众义愤，为特罗菲姆鸣不平，帕夫利克也被人杀死。当局怀疑帕夫利克是他祖父母和舅舅所杀，未经审判就将他们处决，并且株连了许多好人。其实，这是一起特大假案。当时，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苏联政府封帕夫利克为少年英雄，到处树他的铜像，街道、学校、集体农庄、飞机、轮船用他的名字命名；唱歌、绘画、出书、拍电影、邮票、连火柴盒上都印着帕夫利克的画像。
斯大林在全国掀起告密的高潮，机关、学校、军队、政府各个部门搞肃反扩大化，逼供信、秘密处决、乱杀无辜，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斯大林密闻》、《莫洛托夫回忆录》、《苏联亡国的原因》、2007年10月《炎黄春秋》作者：思源）
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波及到所有共产党国家，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被误杀。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受斯大林的指示和影响，毛泽东在江西根据地打AB团，打托派，共产党杀共产党，错杀了十万。（《苦难的祭坛——1957年》胡平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著）
斯大林、毛泽东掌权后，不但没有消灭阶级，反而使原有的阶级更加对立，并制造了许多新的阶级。在中国连党和国家领导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都成了阶级敌人，被列入牛、鬼、蛇、神队伍。凡是与毛泽东看法不同的人，在党内外声誉好的人，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进行迫害。实际，被杀害的都是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难道托洛茨基、布哈林、刘少奇、彭德怀都是共产党的敌人吗？难道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在党内自相残杀吗？
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虽然有矛盾，只是都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而已；但是，毛泽东对斯大林以暴力手段迫害政治对手和知识分子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柬埔寨原有人口700万，1975年—1979年，在波尔布特统治期间，有170万人死于非命，占全国人口25%。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后，波尔布特学习毛泽东“清理阶级队伍”的做法，比毛泽东更左，更残忍，把80%以上的人口轰出金边，进行大屠杀，在距金边11公里的CHEUNG,EK杀戮场的一个万人坑中就清理出8000具尸骨，其中有许多是未成年的儿童。像这样的万人坑，在柬埔寨有多处。
2006年春天，柬埔寨政府宣布将CHEUNG,EK杀戮场出租给日本一家公司作为赢利性旅游地，以揭示波尔布特的罪恶。（摘自2005年11月2日《青年参考》和香港凤凰电视台报导）
1974年3月2日江青传达了毛泽东的新诗：“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倾向—藐视孔子，褒扬秦始皇。毛泽东要做中国的第二个秦始皇；在中国建立焚书坑儒的“秦家店”，比斯大林更独裁专制。
马克思根本就不知道秦始皇和“秦家店”的政体是什么。但是，他对欧亚洲类似政体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此书论述拿破仑第三如何恢复帝制。马克思批判波拿巴主义十大特征是：
1，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统治形式，很难说是哪一个阶级专政。如果，非要说成是阶级专政，那就是官吏、军队、警察这个阶级的专政，依靠这三大杠杆无限制的君主专政；
2，波拿巴主义，不仅对人民大众专政，而且也对统治阶级实行专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无民主可言；
3，它也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但却不那么固定。本来革命消灭了君主专制制度，但发现消灭的不是君主专制制度，而是从君主制度所夺来的进步；革命所夺得的民主主义成果，被狡猾的骗子消灭的一干二净；
4，国家又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原始统治”状态，革命者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人民群众被奸污，被衣冠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毫无抵抗，甚至高高兴兴，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议会和选举不过是个装饰品，奉命表决，奉命执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点缀灰色的单调而已；
5，波拿巴可以随时任免高级官吏、将军、大使、法官；各级主要官吏都是任命的；
6，取消地方省、区的自治；
7，贿买军队是波那巴主义的法宝之一；
8，不听话的笔，要折断；乱说话的嘴，要封住；压制和消灭社会上、学校中能讲话和能写文章的分子；
9，彻底消灭出版的自由，彻底消灭不同调门报刊，报刊全部官办；把讲坛上，报刊的言论，变成一个音调，一样的面孔，一式的的穿著。
10，马克思所批判的波拿巴恢复帝制的十大特征，多么像毛泽东在中国建立的“秦家店”，这十大特征几乎每一条都能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对上号。毛泽东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非常反感，因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无意却击中了毛泽东“秦家店”的要害。（《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马克思与“秦家店”》作者：尹振环）
结语：毛泽东以斯大林为师，波尔布特以毛泽东为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比一代更独裁，更腐败，更残暴，杀人更多。他们是共产主义阵营内屠杀自己人最多的三大魔头。马克思在天之灵会承认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这些冒牌货和民族败类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先后所建立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玷污了马克思主义，丑化了共产主义者的形象。
四、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假做真来真亦假
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在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讲演，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中共党史都是假的”。他的直言不讳使我震惊，冷静地想一想，他的话针砭到党史的主要穴脉和弊端。
说党史都是假的，群众难以接受。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总结他的宣传经验是：混杂着部分真相的假话，比直接说谎，更能欺骗思想简单、幼稚无知的群众。
胜者王侯败者贼。由胜者书写自己的历史，撰写者精神境界没有司马迁的胆识和风骨,必然效仿戈培尔阿谀奉承，自吹自擂，给主子脸上贴金。
《中共党史》就是这样撰写。为了掩盖毛泽东的罪恶和错误，不惜文过饰非，歪曲事实，把一切功绩成就都记在毛泽东的功劳簿上，把错误、缺点、失败都推给别人，这样恶劣的党风至今仍然在延续。
清看以下例子：
1，1981年11届6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定的调子是：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你能说这两句话都是假的吗？可是，中国的戈培尔却巧妙地用十几个字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把毛泽东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四人帮”的黑后台身份中划分出来，变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党中央人人有份，毛泽东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犯了错误的好人。
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首犯毛泽东不但不被指控，反而奉若神明，并把他的头像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强迫群众顶礼膜拜。
江青在法庭上气焰非常嚣张地对法官说：“你们所揭发都是事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主席指示办的，我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讲的是真话，说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张春桥则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对审判不公正表示抗议—无论检察官、法官提问什么，一言不发。演出了中外司法史上最大的一幕丑剧与闹剧。
众所周知，“四人帮”只是毛泽东的替罪羊而已，首恶不办，拿从犯出气。这样先例一开，上行下效，中国司法能公正吗？中国共产党能取信于民吗？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等恶性案件接连不断发生，根源就在于此。
这样明目张胆地在政治上弄虚作假，欺骗群众，善良的中国人欲言而不敢言，像卡在人们喉咙中的鲠刺，吐不出，咽不下。
2，“决议”对扩大了五千多倍的“反右派”运动仍然肯定是正确的；对受害者不平反昭雪；不补发工资，而称为“改正”右派；为了要肯定反右派运动，还要留下几个毛泽东点过名的右派不予改正。其实，这些人也不够敌我矛盾。只是用他们作为遮羞布，掩盖毛泽东罪行的而已。
由于肯定反右运动，对毛泽东的极左流毒没有肃清，在中国一旦被贴上右派政治标签，就像烤了的面包永远是黑的。朱镕基虽然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总理，在极左派心目中，仍然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按照毛泽东和极左派的逻辑，应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虽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的幽灵仍然笼罩着中国。“决议”可以用12个字概括：文过饰非，本末倒置，忽悠群众。
3，30年代初，毛泽东在景岗山根据地发动领导的打AB团运动。有十多万优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被杀害，其中包括21多名军职干部。
4，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借刀杀人，利用“三马”的强大兵力，在河西走廊消灭四方面军两万多人。
5，1941年毛泽东给项英设陷阱，出发前，突然命令项英改变路线，把新四军一万人送进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虎口，制造“皖南事变”。毛泽东在打仗方面不会排兵布阵，在借刀杀人消灭内部异己确实“用兵如神”。（关于三起重大政治冤案的详情后面还有专题说明。）
毛泽东死后,1991年5月由解放军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党史中，对这些重大政治冤案，有的根本没有写，有的轻描淡写，有的仍然被歪曲篡改。
世界舆论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他们是20世纪三大独裁者，杀人最多的混世魔王。（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
前西德总理勃兰特1961年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纪念碑前跪下，他这一跪人虽然矮了半截，他的形象却无比高大，无需语言，却清楚地表明了他本人和西德政府彻底与希特勒的罪恶划清了界限。80年代末柏林墙拆除，东、西德统一了。德国虽然出了希特勒这个民族败类，德国民族还是伟大的；勃兰特憎恶分明，知耻改正，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940年4月斯大林下令在苏联的卡廷森林，集体屠杀波兰26000被俘军人。2010年4月8日，纪念卡廷惨案70周年时，俄罗斯总理普京在现场下跪。俄罗斯人民唾弃了斯大林和他的铁血暴政，融入了自由民主的世界潮流。普京原为苏共特务机构“克格勃”的官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的新政取信于民，俄罗斯人民正在自由民主的光明大道上突飞猛进。
只有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罪恶，仍然“宜粗不宜细”，捂着，盖着不让群众和受害者揭露批判。“文革”、“六四”在国际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至今，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没有与毛泽东、邓小平的罪恶划清界限。
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在一些民主国家遭到抵制；去年，温家宝总理访英受到掷鞋的攻击。温总理无论在国内、国外人民心目中都是一个儒雅、和善、亲民、关心人民疾苦、平易近人的好总理。他宽容大度地处理了这一政治事件，显示了一个大国总理的高尚风采。实际，德籍华裔杨姓青年的鞋是投向毛泽东、邓小平的；温家宝总理只是代人受过而已。
建国后，毛泽东全面执政27年中，大兴“文字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数千万人被整死、饿死。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没有死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手中，却死于毛泽东的暴政。
文化大革命中，枪毙政治犯前，怕他（她）们讲话、呼口号—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史唐枫的嘴被缝起来；王申酉的舌头被竹签子别起来；林昭枪毙后，向她母亲收子弹费，其母悲愤自杀而死。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中说：像张志新这样被错判错杀的有十四万八千人。
毛泽东对待自己战友和爱国青年，比对待日本、国民党战犯还要狠毒。不要说有党性，就是稍微有一点做人的底线，也不可能对自己人下这样毒手。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各届领导人中给中国人民造成最深重灾难的一代枭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打着党和国家旗号，毛泽东给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带来不是美丽耀眼的光环。国际社会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评价是野蛮、愚昧、流氓、邪恶。让全党、全国人民背着这样骂名，是不公正的。
五、邓小平是经济改革的巨人 政治改革的侏儒
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野蛮、最黑暗的一页。这场人为的政治瘟疫，使无数幸福家庭毁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叶剑英元帅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经济也被他折腾的到了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却千方百计地保护毛泽东。理由是顾全大局，怕引起动乱。这种说法只是借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尽人皆知，没有毛泽东作后盾，“四人帮”成不了气候。万恶毛为首，“四人帮”所做的一切坏事，都是在毛泽东支持下进行的。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迫害党的干部、迫害知识分子不择手段，民愤极大，很不得人心。
在逮捕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侄子毛远新时非常顺利，全民拍手称快。如果趁热打铁，审判“四人帮”时，指控毛泽东的罪恶，名正言顺。江青、张春桥大闹法庭的丑剧也不会发生。即便有少数极左分子闹事，也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因为，政权和军权并不在极左派手里。“文革”中所谓“二月逆流”的元帅、副总理就是反对极左力量的代表，粉碎四人帮时几位元帅、副总理均健在。当时，两个瘟神毛泽东、林彪、四只螃蟹已经先后“纸船明烛照天烧”了。在这样政治，军事力量对比情况下，谁肯铤而走险，甘心为这群魔鬼卖命当陪葬品。
邓小平保护毛泽东实质是保自己，因为文革前他是中共总书记，毛泽东极左路线忠实执行者，深入揭批毛泽东，必然要联系到自己。
1971年林彪之死，给毛泽东的打击是致命的，元气大伤。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才被起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再次把“反革命黑后台”帽子扣在邓小平头上，二进宫。“永不翻案”的辫子抓在极左派手中；“文革”前邓小平也是毛泽东极左路线忠实执行者，由于他背着两个沉重的包袱，毛泽东死后，第二次复出一直不敢理直气壮地与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决裂。
邓小平从毛泽东极左路线上悬崖勒马，挽救了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他的经济改革没有与政治改革同步，形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平衡、不匹配的局面。邓小平既要改革开放，又舍不得彻底抛弃毛泽东思想这块裹脚布，羁绊着自己的双足，作茧自缚，不能大踏步前进。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像扭秧歌一样走三步退两步，拦路虎和绊脚石是邓小平自己设置的。胡耀邦总书记被气死；“六四”反腐败爱国运动被镇压；赵紫阳总书记被迫辞职，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切都是保守派与改革派在较量；左爷爷们随时都想打着毛泽东的左旗兴风作浪，企图拔掉改革开放这面旗帜。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路线，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水火不兼容，互相矛盾。改革就是彻底否定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要改革的不仅仅是经济，主要是政治。邓小平的跛足改革站不稳，走不快，在意识形态方面改革派一直没有话语权，毛派随时可以说三道四，指责改革派“走资派还在走！”
党中央至今仍然不肯承认“六四”是爱国反腐败行为；不肯给胡耀邦、赵紫阳总书记正名平反。“六四”的枪声打掉的是正义和人民群众爱国反腐败的热情，破坏了胡耀邦总书记创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从此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了。
公正是温润人心的爱；对胡、赵的不公正，使人感到心灰意冷。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独断独行的作风，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一言九鼎，不受任何约束，更不会考虑受害群众的心声和疾苦。邓小平袒护毛泽东，保极左路线也是为了保自己；维护旧神，是为了树立新神。
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独裁者》一针见血，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第二个大独裁者。
邓小平采用诬陷“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罪名将魏京生逮捕，判刑15年。后来，作为邓小平访美交换条件，释放魏京生、方励之等政治犯到美国才获得自由。
《伤痕》作者卢新华说：“我宁肯在地狱的泥泞中做一头可以自由滚爬的猪，也不愿意在“天堂里”听一个人发号施令。”
邓小平定调，对毛泽东的罪恶既不能揭露批判，也不受法律制裁，理由是毛功大于过，这个先例一开，上行下效。按照邓小平的逻辑类推，凡是功大于过的权贵们，整死几个平头百姓，与毛泽东整死国家主席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当然也可以逍遥法外。这就是邓小平遗留下来的政治上最大不公正，有这个最大不公正作为先例，中国社会上的一切不公正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及功过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的一生评价，一直是有争议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看来，邓小平还是个有良知的共产党人。但是，他与斯大林、蒋介石死后，赫鲁晓夫、蒋经国的政治改革、转轨走向民主的思想差距太大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邓小平整得死去活来，并没有把他从昏晕中唤醒，如果没有“文革”一记沉重耳光，也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
结语：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挽救了中国，立了大功。他是政治改革的拦路虎，绊脚石。至今，他的极左思潮仍然阻碍中国走向民主之路。
(陈正中：中共党史对毛泽东的罪恶不要再遮遮掩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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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怎樣當叛徒、爬狗洞的？
發表時間︰ 2011-05-17 02:11 作者︰ 吳越 讀者評論 3 條送交者: 仰望星空 2011年05月17日06:04:49 于 [天下論壇]
一、為陳公的事去找樊公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陳佑華(解放前上海市黃浦區區長)打電話來，約我到他家吃晚飯。我早早地就去了，為的是可以跟他多說一會兒話。
陳太太和大阿姐都不在家。問起來，才知道一個去了南京，一個去了金華，任務則是一樣的︰賣房子。陳老在南京有三處房產，在金華有一處房產。問他為什麼急于 出售，陳老長嘆了一口氣兒，心情沉重地說︰“從跡象上判斷，我的處境不怎麼美妙呢！共產黨口頭上說的是要搞統一戰線，實際上是緩兵之計，最終還是要把我們 這些歷史上反對過他們的老家伙趕盡殺絕呀！我們上海房地產部門，一共八個民革成員，已經有六個不知道下落了，現在只剩下我和樊公(樊崧甫，字哲山，國民黨 軍長，上將軍餃)兩個。哲山還是老脾氣，一身傲骨，寧折不彎，什麼都不在乎，近來連班都不上了，也不知道在家里干些什麼。他殺人如麻，我殺人也不少哇！可是回顧自己一生，‘濫殺無辜’的事情，好像還沒有過。當年國民黨執政，共產黨是要造反的‘匪’，按照當時的法律，必然是‘殺無赦’的。我們執行命令的人， 充其量不過是個職業犯，這和國共兩軍在戰場上廝殺拼命是一個道理，無非各為其主而已；如今共產黨執政，國民黨成了‘匪’，我們這些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就成了‘反革命’，按照共產黨的政策，既可以‘殺無赦’，也可以作為‘統戰對象’養起來。怎麼處理，人嘴兩片皮，怎麼說都有理，這就是‘辯證法’。當年李濟深、黃紹雄再三勸我留在大陸，跟他們一起組織民革，跟共產黨搞統一戰線，為祖國、為人民做點兒好事。當時想想，他們的話很有道理，自己一生作惡多端，罪 孽 深重，晚年醒悟過來，能保持晚節，也不算遲，所以拒絕了二陳(指陳立夫、陳果夫)的頻頻召喚，沒去台灣。現在看起來，似乎想得過于天真了些，把共產黨的胸懷也看得過于寬闊了一些。別說是我這樣的人了，就是李濟深、黃紹雄他們，也是有職無權，不過是個擺設，弄得不好，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尚且難保，談何保護 我們這些小兄弟？何況他們遠在北京，就是有力量保護，也是鞭長莫及。歷史是無法改變的，我在劫難逃，也不幻想共產黨能夠對我慈悲。我們軍校出身的人，視死 如歸，倒還做得到，什麼時候拉出去殺頭，眉頭皺一下的都不是好漢。不過這不等于我們這些人沒有七情六欲，沒有兒女之愛。我的幾個孩子還都太小，也不怎麼懂事。我打發她們去處理房產，就是想在我入獄以前，把房子變成金子，存進孩子們的戶頭里，也好讓她們繼續求學，不至于流落街頭。一旦被捕，如果把我的房產都 定為敵產加以沒收，就晚了一步了。今天把你請來，就是想借重你，萬一我出事兒了，給我辦理一下善後事宜︰趕緊給我太太打一個加急電報，叫她盡快把房產處理掉，不要計較房價的高低。我已經是個年逾花甲的老人，死不足惜，只要孩子們都能長大成人，都有謀生的技能，不再參與黨政之爭，我也就死而無憾了……”
我嗯嗯地應著，心里在想︰我雖然沒有參加黨政之爭，命運還不是一樣？彼此都是前途未卜、朝不保夕的人，還不知道誰先進監獄呢！不過這時候跟他說這個，徒增煩惱；說幾句不著邊際的空話安慰他，與事無補，所以干脆什麼也不說，只請他放心，只要我在，他家的事兒就是我的事兒，一定盡我力量幫他妥善處理。
草草吃過晚飯，就告辭匆匆回到家里。心情不好，一連幾天沒有出門。星期四晚上九點多鐘，大小姐打電話來說︰爸爸一早去上班，直到現在沒有回來。我心里咯一下︰莫非那不愉快的事情果然來了？我叫她不要著急，我馬上過去。放下話筒，跟家里交待了幾句，就跑下樓去，喊了一輛三輪車，直奔茂名南路。
我到陳家，已經過了晚十點，陳老還是沒有消息。三個孩子加上一個小大姐兒桂英圍著圓桌坐了半圈兒，八只眼楮睜得老大地盯著我，要我拿主意。我先打個電話到 陳老的單位地政局去問，傳達室的人說︰他值的是夜班，白天的事情，他不知道。我估計陳老準是出事兒了。共產黨抓人，有公開的，有秘密的︰公開抓人，警車呼嘯，警察出動，手槍、手銬一起亮出，弄得四鄰八舍人人皆知；秘密逮捕，只說請你到黨委辦公室或人事處有點兒事兒，一去就不回頭了。我估計陳老已經秘密被捕，就按照他事先的吩咐，以大小姐的名義草擬了一張電文，給她們看過，準備自己立即到電報局去發，叫她們不要著急，今天太晚了，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只好先休息，明天一早讓大小姐到地政局去找黨委問清情況，再作處置。幾個孩子都是沒經歷過大事的，除了會抹眼淚，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听我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陳家，打發大小姐到地政局去，二小姐非一起去不可，只好讓她也跟著。我和桂英、少爺坐在家里听消息。十點鐘左右，兩位小姐回來了，進門就哭，說是見到了黨委書記，證實陳老是下午四點被叫到市府人事局去談話的，到那里就宣布逮捕，如今關押在什麼地方，他們也不知道，估計可能在車站路監獄里。黨委書記還說︰這事情事先他也不知道，還是今天早上上班才接到通知的，正想到家里來做思想工作，兩位小姐就到了。
我知道，上海有三座監獄︰車站路監獄專門關押比較嚴重的反革命分子，思南路監獄關押一般刑事犯，提籃橋監獄則關押比較輕的反革命和比較重的刑事犯。陳老既然被關在車站路監獄，可見問題是嚴重的。這座監獄不許家屬探視，但可以送東西。我讓桂英收拾出陳老的換洗衣服和毛巾、肥皂、牙膏、牙刷之類，包成一包兒， 叫大小姐送去。二小姐依舊跟著。直到十二點鐘過後，兩位小姐回來，說是東西送到車站路監獄大門口，傳達室翻了名單，檢查了東西，就收下了。──這叫投石問路，至少知道陳老關押的地方了。
一直到星期六下午，陳太太才回上海。我問她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她說︰“三處房屋，都有了買主，只是價錢和條件怎麼也說不攏。因為先生有話在先，第一，無論 如何要把房子賣出去，第二，最好要條子。如今銀行里條子有牌價，可是只進不出，買主一听要條子，價錢壓了一半兒還多。我正猶豫，接到電報，只好拿人參當蘿卜干兒賣，賤價處理了，這才回來。”我問她陳老的事情怎麼辦，她就說︰“先生的意思，是把房子賣了留給孩子們讀書，他自己豁出去了。我想孩子們都不會這樣沒良心，要錢不要爸爸。哪怕砸鍋賣鐵，傾家蕩產，也要把先生贖出來。只是我和共產黨官場沒有來往，這事兒還要你出面替我去辦。”
我苦笑一聲︰“共產黨不比國民黨，凡是牽扯到政治問題的案子，花錢是贖不出來的。唯一辦法，就是請求民革組織出面，以統戰對象為理由，爭取寬大處理。陳老是李濟深和黃紹雄動員他留在大陸的，如今共產黨要拿他當反革命，民革總不能袖手旁觀吧？明天一早我就去找樊崧甫，通過他才能跟北京聯系上。另外，吳山 (字 一峰，樊崧甫的同鄉，曾任樊的軍法處處長，解放後兼任樊的私人秘書)先生通過民革市委的推薦，現在在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當律師，還是上海市政協政法研究小組成員之一。小組一共九個人，只有他一個不是黨員，可見政府對他還是比較重視的。明天是星期日，我也去看看他。如今他也是司法界人士，這方面的政策、消息，總比咱們知道得多一些。”
事情也只能商量到這里為止。
星期日一早，我先到川公路去看吳先生，但還是晚了一步，他已經到樊崧甫家里去了。據師母說，他近來天天下班就到樊家去，都要到很晚才回來。星期日整天都在樊家，說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我心里納悶兒︰陳老也說，樊崧甫已經好久不上班了，結合吳師母剛才說的，難道樊崧甫也要出問題了不成？要是連他也難幸免，陳老的這場劫難，恐怕再也躲不過去了。
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急急忙忙趕到樊公館。樊夫人出來開門，看見是我，一面說我好久沒來了，一面又面有難色地對我說︰“哲山近來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辦，任何客人都不見。”我反問她︰“那麼吳山先生怎麼天天來呢？”她苦笑一聲說︰“吳先生是來幫哲山辦事兒的呀！”我告訴她︰“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打攪一下樊先生。陳佑華陳先生前天被捕了。”樊夫人也吃了一驚︰“那你等一下，我去給你問一聲。”
我只好站在樓下等，心里有些反感︰樊、陳兩家關系不比一般，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情，難道還要通報麼？”
正想著，樊夫人在樓上招呼我。我急忙登樓，只見樊、吳兩位隔著寫字台一人端坐一邊兒，桌子上攤滿了寫得密密麻麻的稿紙。見我進門，同時問我陳老的事情。我詳細說了。樊崧甫連連嘆氣，說近來形勢確實非常緊張，不過他一定要把情況反映到民革上海市委，同時寫信給李濟深和黃紹雄。陳佑華的歷史，和他樊崧甫一樣， 是盡人皆知的，無所謂隱瞞，既然已經列為統戰對象，就不應該算老賬。怕就怕他還有秘密身份沒有說清楚，或者解放以後還有新的反革命活動，那可是誰也沒有力量保他了。我說︰“據我所知，他的歷史問題是已經寫過材料交待清楚了的，是不是還有秘密身份沒有交待，這個我可說不清楚；至于解放以後是不是還有反革命活動，我估計不會。因為從他的言談話語中可以听出，他已經對黨政之爭十分厭倦甚至反感，一點兒興趣也沒有了。要說跟國民黨的聯系，倒是確實有過，那就是陳立夫、陳果夫曾經派人到上海來跟他接頭，要他到台灣去。他听李濟深和黃紹雄的話，留了下來組織民革，連面都沒去見。應該說，他這樣做是對的……”
我的話還沒說完，吳先生搖了搖頭，把話接了過去說︰“你認為他這樣做是對的，按共產黨的說法，這就是大錯而特錯了︰他明知道特務混進大陸來了，怎麼不向組織上反映，一網打盡呢？”
我說︰“兩方面都是朋友，即便分手，總也不能干賣友求榮的事兒吧？”
吳先生說︰“這可就是立場問題，也就是新的罪行了。按照統戰政策，既往可以不咎，但絕不許有新的活動，一旦發現，兩罪俱罰，加重處理。”
樊崧甫說︰“這就是剛才我說的，如果有什麼新的罪，那就是國家副主席說情，也沒有用了。當然事情不一定就是這樣。也許這事兒他已經向組織交待過了，也許這事兒至今組織上還不知道。總之，是要先弄清他的問題在什麼地方，然後才可以考慮怎麼營救他。”
吳先生說︰“按照陳佑華的歷史罪惡，處理起來，伸縮性很大，多則判二十年、無期，中則十五年、十年，輕則五年，輕重的關鍵，在于解放後的表現，特別是被捕 後的坦白程度。從政策上說，凡是判處十五年以上的反革命罪，要沒收財產，如果只判五年徒刑，財產可以不沒收。事到如今，只能盡量爭取從輕處理，爭取不沒收 財產，就算萬幸了。”
我一听，最輕也要判處五年徒刑，心里涼了半截兒。陳老已經年過花甲，享福慣了，五年牢獄生活，他能不能平安度過，恐怕都很難說。但事情也暫時只能商量到這里為止。
談完了陳老的事情，我忽然想起吳師母和樊夫人說的話來，就問樊崧甫有什麼十萬火急的大事，既不去上班，也不會見任何客人。樊崧甫還沒回答，吳先生卻一本正經地說︰“這事兒與你不相干。你自己的事兒加上陳家的事情，就夠你忙一陣子的了，跟你沒關系的事情，你還是別操那麼多心的好。”
我踫了一鼻子灰，白了吳先生一眼，有點兒不高興。樊崧甫覺察到了，笑了笑說︰“你別怪一峰說話不客氣，實在是這事情非比一般，保密程度，已經超過了國家一級……”
“那麼是世界級絕密颁@俊蔽液岵逡瘓洹/p>
“不妨可以這麼說吧！”他點了點頭。“即便不是世界級絕密，至少也是國家級保密事件。我估計，這件事情，至少三十年之內，是不會公開的。”他沉默了半晌，突然問︰“你听說過毛澤東被捕的事情麼？”
我笑了起來︰“毛澤東一九二七年曾經被捕，被判了死刑，就在押赴刑場的半路上，他用事先準備好的大洋賄賂了行刑劊子手，買回來一條性命。這件事情，即便不是人人皆知，至少已經不屬于保密的範疇，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
他神色嚴肅地表白︰“我說的是他當了中華甦維埃主席以後的事情；也就是蔣介石圍剿江西甦區以後。”
我一愣︰“五次圍剿以後，中央紅軍就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後，他成了中共紅軍的總頭目，怎麼可能被捕？被誰逮捕了？”
吴 先生急忙用眼色阻止，樊崧甫分明看见，却管自说下去：“当然是我啰，要不然，我们两个何至于天天为这事儿绞脑汁儿伤脑筋？”回过头去，又对吴山先生说： “我是故意说给他知道的。咱们两个，第一是都老了，第二是都有可能为这件事儿卷进去，有一个第三者知道，不见得是坏事儿。我对阿庆还是信得过的。万一咱们俩为这事儿掉了脑袋，至少也还有一个人知道是死在谁的手上嘛。”
我睜大了眼楮︰“有這麼嚴重？”
他慢慢地說︰“這種事兒，說嚴重就嚴重，說不嚴重就不嚴重。你害怕了？”
我連忙說︰“我才不怕哩！一個人一生只能死一回，我不是已經死過一回了麼？”
“那我就臨死再拉一個墊背的吧。簡單地說，就是半個月以前，一輛汽車在我家門口停下，進來兩個高級軍官，拿著中央軍委的介紹信，沒有通過任何部門，直接來找我，開口就問我當年在江西圍剿中央甦區，是不是逮捕過毛澤東。一句話把我悶在那里，半天說不出話來。這事兒，我以為世界上只有我和毛澤東兩個人知道，是我們倆人之間的絕對秘密，沒想到突然有人來問起我這件事情，既然我沒說過，可見毛澤東已經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了。那麼，他的目的是什麼，今天來找我，又是為了什麼？是要找我算這一筆老賬？還是要我給他證明這一段歷史？我琢磨了很長時間，最後狠了狠心，點頭說是有這麼回事兒。他們兩個也不多說，只叫我把這一段往事如實寫出來，他們過一個月再來取。我把一峰找來商量對策，他的意見是︰既然毛澤東自己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了，我這里就沒有必要再給他保密。是福不是禍， 是禍躲不過。對策只有一條，那就是一切照實寫，絕不杜撰。寫出來了，這是一段歷史。他要殺人滅口，也只好听他的高興了。難的是︰事隔二十多年，具體細節， 要仔細回憶，怎樣措辭，要慎重斟酌。這半個多月來，我是閉門謝客，天天在家里冥思苦想，想一點兒，寫一點兒，一峰是天天來給我整理，字斟句酌，比他從前當 大法官寫判決書不知難多少。你不見我們兩個，眼楮都凹了進去，人都瘦了一圈兒了麼？”
我仔細看看，他們兩個，果然面容都消瘦了許多。
接著，他就把當年怎麼逮住了毛澤東，毛澤東又怎麼用他的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了樊崧甫，最終拿他當老百姓發給路費放了的故事簡要地說了一遍。看起來，樊崧甫比宋希濂聰明。宋希濂逮住了瞿秋白，打電報通知了蔣介石，結果失去了主動權，蔣介石下令槍決，宋希濂只得照辦。樊崧甫和蔣介石面和心不和，辦事留一手，像逮住了毛澤東這樣的大事，也秘不上報，而且賣了個人情，給自己留了一條後路。難怪上海一解放，陳毅市長就指名召見他，像他這樣血債累累的人，也給安排了工作，而且有許多兼職還是身份很顯赫的。要是他當年也和宋希濂一樣，一逮住了毛澤東，就喜不自勝，趕緊打電報通知蔣介石，那整個政治局面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毛澤東永遠也到不了陝北，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可能要推遲若干年，上海解放之後，樊崧甫也就別想再活了。
最後，他問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問我是福還是禍。我考慮了半天，結論是福。因為逮捕毛澤東，是樊崧甫的手下，釋放毛澤東，卻是樊崧甫本人，評論起來，這是對共產黨有功，而不是有罪。事實上解放以後毛澤東也是報恩，而不是治罪。如果毛澤東要殺人滅口，上海一解放，根據樊崧甫三次圍剿甦區、殺人如麻這一條，早就可以把他槍斃了，何必要等到四五年以後？
我的看法得到吳先生的贊同。但是樊崧甫卻說︰“盡管毛澤東這個人江湖氣很重，當年我們倆也有過君子協定，不過搞政治的人最善變，從來不講‘信義’二字的， 何況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就拿上海市房地產部門來說，所安置的八個統戰對象，當時不是全宣布‘既往不咎’麼？現在怎麼逮走了七個只剩下我一個？怎見得不會連鍋端？如果毛澤東要恩將仇報，借此為由殺了我，也只得由他。我實際上已經是俎上肉、階下囚了，還能有什麼辦法？”
“所以你今天要把這一特級絕密事件告訴我，意思是萬一你們被殺，也好有個人知道是為什麼被殺的，是麼？”
他點點頭︰“但願這是我的過慮。如果我安然無事，你可要絕對保密呀。”
“多少年？”
“他們說，三十之內，不許提起。我已經六十多歲，也許他們算定我活不到九十多歲吧。”
“好，那麼咱們也一言為定，三十年之內，我絕不向任何人提起，三十年之後，要說的話，就向全世界公開，好麼？”
樊公也笑了起來︰“但願你能活到三十年以後吧！”
節自陳鴻年、吳越著長篇紀實回憶錄《九死還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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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洞生：毛泽东不断地‘群众斗群众运动’使中华民族变成“低素质民族”
张 洞 生
据说，毛泽东看得最多的书是<商君书>，他对商鞅“以弱去强、以奸驭良”的主张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他从湖南农民运动的“痞子运动”开始，到49年建国前后，直到他死为止的各种运动，都是发动和利用唯权利是图的无道德良心的坏人整好人、打倒整死好人和杀好人，以劣币逐良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死前，还发动权欲熏心的四人帮批斗周总理。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手法。毛泽东太嫉恨知识分子了。他只有中学水平，上学时就不是一个学习好的好学生。他自己津津有味地回忆说：“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大家可以想一下，这样一个“不守规矩”，“以不开除为原则”，“有的学科考试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的初中生，等他当了拥有绝对权力的君王时，他故伎重演。中国出了两位白卷英雄，一位是自己洋洋得意的毛泽东，一位是他在文革中钦定的张铁生。另一方面，毛在北京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受了几个大知识分子一点傲慢气，一直耿耿于怀。毛掌权之后，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嫉恨心态发泄对知识分子的仇恨。因为他知道，只有知识分子被镇压得不出声了，‘夹着尾巴做人’了，就无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威了。流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和文化流氓！因此，他利用军队转业干部，留校的党员毕业生，工人农民中选拔的干部和农民出身的各种靠‘吃政治饭’的小知识分子等去整大知识分子，并将他们培养成像康生柯庆施一样的政治流氓打手。这就是毛反右和各种政治运动的‘以劣去优’的必然性。
毛如何达到“以弱去强、以奸驭良”的目的呢？毛的‘拿手好戏’就是靠搞无法无天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分裂群众的政治运动。毛在每次运动之前，就提出他心中的敌人作为斗争目标，然后给劣质群众许多‘无法无天’的小权利和小的甜头，在群众为他打倒他的敌人的同时，必然会形成一批又一批小爬虫和打手。在运动中升官的得利者定是‘心狠手辣’的痞子，经过多次运动之后，大多数好人都变成了‘夹着尾巴做人’的奴隶。因此，每次搞非法的、威胁利诱的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之后，就会出现更无人性的、更大更心狠手辣的野心家阴谋家和政治骗子。这是毛式政治制度产生政治流氓痞子、官老爷、野心家阴谋家的必然性。
因此，只有建立了民主自由制度，民众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尊严和自由，其它的口号都是骗人的。毛和中共靠‘打土豪，分田地’骗取了农民的支持和牺牲，才赢得了解放战争，然而农民除了49到53年的3、4年拥有土地之外，什么时候拥有过土地呢？一个把希望寄托在清官明君救世主的民族，一个没有吸取教训和反思精神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也将是一个灾难不断重复出现的民族。
毛在抗美援朝和反右胜利之后，他不仅冲昏头脑，权和名的欲望恶性膨胀，他飘飘然的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胜利者。他不仅要‘超英赶美’、超苏联和赫鲁晓夫，当共产国际的红头老大，还幻想当‘百世的帝王’。但由于他的狂妄无知和急功近利，导致‘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彻底失败，以3年饿死3千多万人而告终。毛神话的破产一面使他羞愧难当，梦想复仇。一面他又像大输的赌徒一样，想以更大的赌博翻盘，而孤注一掷。毛在反右使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众禁声之后，他知道还有在党内敢于挑战他权威和深知他种种劣行罪行的战友和近臣。只有打倒整死他们而家传天下，漂白他的罪恶历史，才能以胜利掩盖他一生中所有的失败、劣行和罪恶。这就是他深思熟虑6、7年后发动文革的目的和缘由。
在文革10年中，毛关闭了所有大学，他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让工农兵进入上层建筑，领导一切。煽动无知的学生和工人的权欲，整死几乎所有的全国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将无知、无才、无能的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以座直升机的快速提拔到党政高层，就是要他们充当自己的应声虫、走狗和打手。物以类聚，只要看他的亲信，康生、柯庆施、谢富治、四人帮、波尔布特等就可知道毛的为人和用人的目的。毛泽东当政26年带给中国最大的灾乱和后遗症，不仅是整死、饿死、打死杀死（5~8）千万以上的无辜民众，将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而是摧毁了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正义感”和“良心”。官员只知道满嘴‘假大空’，在上级面前是羊，在老百姓面前是狼。“造反有理”变成了“以革命和人民的民义抄家、整人、斗人、侮辱人、打人、杀人”有理。错了也无人有内疚道歉悔过之意。毛才是死不悔改的阴谋家、反人民反人类反人性的专制独裁暴君和挑动群斗群众的总后台和指挥者。
傅纪辉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改造成了"七无"，即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赖、无美，其实还有无耻。这是对人民内部长期实行斗争、专政、小人之道、阴谋诡计、无法无天、我是流氓我怕谁、以奸驭良的恶果。毛时代的夹边沟、北京大兴县的屠杀、湖南道县的屠杀、对全国各地5类分子的专政、3年困难时期饿死千万人等，这些血淋淋的惨剧，被整死斗死打死自杀的各种名人精英无数，如老舍傅雷翦伯赞赵九章田汉陈歌辛刘雪庵等等无数的各界精英权威。文革摧毁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良知和良心。他们从文革的坏人和野心家阴谋家当道的恶劣环境中成长起来，演变成现在经济界的黑煤窑、黑砖厂、艾滋村、癌症村、血汗工厂、毒奶粉、假疫苗等的坏头头，和政治界的野心家阴谋家，如薄××、陈奎元张宏良等。再如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就是一个78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贪污了7000万欧元，全部是欧元现金。最好玩的是这个案子不是中国党政自己“发掘”出来的，和那个“三鹿”毒牛奶案一样，是外国人不干了！直接捅到中国政府最高层。最近澳大利亚揭露出来的大毒枭胡杨也是文革制造的垃圾产物，中共利用他为特务和座上客。文革造成中国现在的这种道德危机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转型的巨大阻力。
而道德危机更难解决，可能要花费2~4代人（即50~100年）以上的时间，或有可能扭转。文革制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断层，直接导致社会道德全面沦亡，为后来的世风日下腐败泛滥打下了基础，也为今天中国人个体良知的匮乏和反省能力的低下创造了条件。只要看看现在权贵富二代的“富贵而骄”的道德水平就可见一斑了。如今这个社会“富二代”显摆、“官二代”横行，权贵世袭代代相承，有钱有权人的孩子作威作福，俨然成了全社会一大公害。这就是毛泽东为了除去他自己的“政敌”、保证专制独裁和家传天下，而 “以弱去强、以奸驭良” 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给中华民族灵魂造成的极大污染和危害。李锐老说：“唉，中国自古以来既没有人权和民主自由传统，也没有科学尤其自然科学传统，毛泽东培养的是奴才，尤其是林彪这样的奴才，人才根本就不要，只要听话的，不要会思考的，逆淘汰呵！真是频频运动无限哀，人才不要要奴才。现在这个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参见：裴毅然《李锐谈毛泽东》）。毛不断地‘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使中华民族变成低素质人口的“劣等民族”
借改革开放之机，漏网的文革3类人和毛左们将毛的颠倒黑白、死不认账、搞文革批斗会的恶劣伎俩带到全国甚至自由民主世界，在国内外的中文媒体中招摇撞骗，成为污染源。有些被中国权贵用纳税人的钱收买的网特和五毛们有组织有领导的像一群恶狗一样攻击污蔑主持公道正义的人是反党、反华、卖国贼、法西斯等等。其实他们是在‘贼喊捉贼’，是在为他们的后台老板和自己在文革中作恶多端的恶行以及在国外的罪行‘欲盖弥彰’。据美国政府统计，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分，孙辈有美国公民身分者达到91%或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管理者是由一群美国人的爹妈组成的，他们可能为这个国家的未来负责吗？看看现在的中国，谁有权利卖国和迫害中国民众？他们把贪污搜刮的钱存到瑞士欧美银行不是在卖国反华反中国人民吗？这些被收买的特务网特五毛和3类人敢反他们吗？可见，毛毒是中国政治民主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物，必需首先清除。
（2012/01/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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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四人幫”中有三個是叛徒
李 喬
“文革”時大抓“叛徒”，無數冤獄遍于國中。劉少奇被誣為“大叛徒”，薄一波等61人被誣為“叛徒集團”，瞿秋白也被掘墳揪出，誣為“叛徒”，連“無產階級司令部”里的周恩來也因“伍豪事件”險被誣為叛徒。可誰又能想得到，當時正大紅大紫、領導著大抓“叛徒”的陳伯達、江青、張春橋三人才恰恰是真正的叛徒呢？
一直到特別法庭審判林、江兩個反革命集團，我也不知道這個歷史真相。只是略知一點江青的情況。因為特別法庭的審判，並未涉及這三個人的叛徒問題。我是近年來讀了幾本關于“文革”史的書，才確切了解這三人是叛徒的，同時也知道了他們為什麼雖是叛徒卻仍然能身居高位，大抓“叛徒”。
還是抄幾段書來看吧。
關于陳伯達是叛徒，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忠直坦蕩昭日月》一文中寫道︰
1983年2月10日，我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他談起一件事︰我知道陳伯達立了自首書，我向組織反映了，就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的。當時還有彭真同志在場，你父親就當面問陳伯達，說︰“你對黨必須誠實，說清有沒有。”陳伯達不承認，少奇同志就相信了。我與少奇同志說，不能這樣就算完了。你父親說，伯達年輕，工作積極，又能寫，他不承認就算了。（《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頁）
這段話還有這樣一個腳注︰
《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陳承認自己未經任何組織批準，寫自首書出獄。
劉源看望的那位老同志顯然是很了解陳伯達自首叛變的情況的，他向劉少奇做了匯報，並建議應徹底查清，但少奇同志受了陳伯達的蒙騙，相信了陳伯達。從腳注看，陳伯達晚年在文稿中承認了自己是有自首變節問題的。
陳伯達自首變節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還要抄一段書︰
陳伯達被捕後，就投降叛變了。據國民黨天津市公安局特務總隊隊長、審理王通00陳伯達）案件的主要負責人解方說︰“王通這個人很熊，一問就供”。“他供認了組織關系，供認了他是黨員，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進行宣傳工作”。“我們就利用他的弱點，讓他充當了‘臥底’時候的‘眼線’，叫他在現場指認了”。“他印證了許蘭芝、史連甲等人的組織身份和活動情況”……1932年2月陳伯達出獄時，向敵人辦了手續，在改過書上蓋了指印。（周國全、郭德宏《動亂中的陳伯達》，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陳伯達不僅自首，還充當鷹犬，指認其他共產黨員，幫助敵人破獲共產黨組織。他是一個地道的叛徒，與甫志高同類。
關于江青、張春橋是叛徒，多種書上有記述。這里引兩種書。
（1974年）在周恩來到長沙之前，慣于投機的陰謀家康生，突然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向他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後來，康生又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釣魚台8號樓，向他們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康生說︰“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曾經給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接著，康生又說︰“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過，叛變自首。”康生並且一再責備自己，過去對江青使用不當，不應利用她做情報工作，不應在延安派她在黨校、魯藝學習。康生還幾次高喊︰ “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頁）
康生與江青、張春橋在整人、亂國上本是一伙人，此時為了各自的利益已勢同水火。康生的揭發之舉，肯定是出于一己之私，屬投機行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長期管情報，管審干，又與江青有淵源甚深的特殊關系，所以對江青、張春橋的歷史情況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發，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他向兩個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發，一是周恩來，一是毛澤東通過王海容、唐聞生，目的顯然是為了徹底搞掉江、張二人。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也談到了江青、張春橋是叛徒的情況︰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時，鄧小平夫婦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進行治療的周恩來和他的夫人鄧穎超。……周恩來為人向來嚴謹，對事物從不妄加評論，更不會隨便議論他人。不過，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鄧小平談話，他要把蓄積在心中多年沒有說出的話講出來。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著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頁）
這段記述只提到了張春橋是叛徒。同書另一處則談到了江青、張春橋兩個人的歷史問題︰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八十一歲生日。這一天，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獨談話……周恩來知道，以後，可能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與毛澤東推心置腹地長談了。一向顧全大局的周恩來，坦誠而嚴肅地向毛澤東談了江青和張春橋的歷史問題。
毛澤東表示，他已經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同上330頁）
毛毛的記述，應該說很可靠。周恩來先是與鄧小平談了張春橋是叛徒，又直接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這表明，周恩來是掌握了確鑿證據的，否則他決不會向鄧小平直至毛澤東談這個問題。
關于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被揭發和被提出來，根據以上所引的幾條材料，可以排出這樣一個時間順序︰
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夫婦到玉泉山看望周恩來時，周告訴鄧︰張春橋是叛徒。
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乘飛機到長沙會見毛澤東之前，康生向周恩來揭發了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後來又請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轉達他的揭發。
1974年12月26日毛周單獨會談時，周恩來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
從這個時間表可以看出︰在康生向周恩來揭發江、張之前，周恩來已知道張春橋是叛徒，鄧小平也從周恩來那兒了解了這一情況︰毛澤東在周恩來向他談江、張歷史問題之前就已經知道了這一情況。
毛澤東是什麼時候知道江青、張春橋的歷史問題的呢。如果毛澤東的信息來源只是王海容、唐聞生轉告的康生的揭發，那麼他也只是在周恩來向他談這個問題之前不久才知道的。但實際上毛澤東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江青、張春橋有歷史問題了。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寫道︰“是的，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毛毛的這段話，當是有根據的。照此看來，早在“文革” 發動之初，毛澤東就已知道江青、張春橋有歷史問題了。又據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記述︰
王海容、唐聞生這次到長沙時，把康生反映張春橋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657頁）
這段記述，表明毛澤東在听到康生的揭發之前，就已知道張春橋是叛徒了。但這段記述沒有提到江青。是王海容、唐聞生沒有把江青的問題反映給毛澤東，還是紀希晨的記述有誤，待考。
對于康生的揭發，對于周恩來的當面匯報，毛澤東的態度怎樣呢？他是如何處理這個重大問題的呢？前引書中的材料有兩處已做了介紹︰
一是對于周恩來的匯報，“毛澤東表示，他已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30頁）
二是對康生的揭發，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第657頁）後來的事情就是，江青仍當她的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則由毛澤東提議，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怎樣認識毛澤東沒有接受周恩來的提醒，進而去清查江青、張春橋的歷史問題，反而繼續重用此二人呢？我覺得，還是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的解釋符合實際，合情合理。她寫道︰
是的，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到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地步，毛澤東更不會提這個問題了。要是換了別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歷史“問題”，早就會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沒有什麼衡量是非對錯的統一準則。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331頁）
“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這是一語中的的點楮之筆。什麼政治需要？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結果，陳、江、張三個叛徒成了文革小組大員，有組長，有旗手，有酷吏，他們手握重權，指鹿為馬，直攪得周天寒徹，天下大亂。
(毛澤東是怎樣當叛徒、爬狗洞的？ 全文完（2011/12/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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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胡若不“拔毛” 将被毛派送上断头台
【大纪元2012年04月09日讯】（大纪元记者高紫檀报导）自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夜投美领馆以来，中共高层的内斗愈演愈烈，近日毛左网站屡被关闭，毛左一派再遭重击。一些关心中国未来的学者纷纷发表看法，大陆知名作家、政治评论人士铁流认为，胡温目前关闭毛左网站还不够，应彻底“去毛化”，在社会上摒弃毛泽东思想，才能解决“薄熙来”一系的问题，否则，新起的毛派势力会将胡锦涛送上断头台。 “去毛化”才能为老百姓谋幸福
此前，胡温与江系的权斗中，薄熙来已经倒台，一些毛左网站被关闭，周永康暂时缩头。
对于胡温应该采取的下一步动作，铁流近日发表文章说，如果胡温真的要为老百姓谋幸福，应立即“去毛化”。
铁流在文章中表示，毛泽东思想只能用于谋反、作乱、夺权，而不能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它的核心是“阶级斗争”、“打土豪、分田地”、“暴力革命”和“造反有理”。薄熙来的作乱就是靠的这个歪理邪说，难道还能包容它吗？
遗憾的是“平西王”倒台后至今，这方面没有什么动静。虽然当局也关闭了毛左网站，控制了一些参与作乱破坏分子，开放了一些长期封闭的资讯，但却无批毛、评毛迹象。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永远国无宁日、民无宁日，永远处在动荡不安的争斗中，将会再有“刘熙来、张熙来、王熙来”出现。
“胡锦涛若不批毛 将被毛派送上断头台”
铁流建议胡温：应以批毛求得全民族的共识，以改制化解社会各种矛盾。为此，立即公布毛泽东从1927年“秋收暴动”，上井岗山到延安，入主北京几十年来反人民、反进步、反民主，倒行逆施的种种罪恶。
包括它从井岗山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一路杀人，一路作恶，一路制造冤错假案，仅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坑杀了近百万正直的知识人，三年人祸又活活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多万中国人。“十年文革”更是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全国有一亿人挨整，有两千万人死于非命。
铁流还在文章中诚恳建言：这么一个作恶多端的封建暴君，坏蛋加反革命的双料分子，中共为什么还要供奉他，难道不感到羞耻吗？如果胡锦涛再不批毛，再一味包庇纵容，会被新起的毛派势力将其送上断头台，最后像刘少奇一样惨死。
“毛泽东是历史罪人”
对于毛泽东，铁流有着客观的认识，他在文中表示，无论是中共打天下还是坐天下，毛泽东都是一个过大于功的历史罪人。
八一电影制片厂老编导陈正中对毛的评论是：“一生追求的是权力，地位，女人。为了达到目的，巩固终身制独裁统治，不择手段，搞阴谋，设陷阱，借刀杀人，无所不用其极。千百万知识份子精英，死于毛泽东的暴政。”
另外，“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喜新厌旧，移情别恋，未婚先孕，晚年喜欢［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都是他孙女、曾孙女辈的，缺少起码做人的道德底线。”（见陈正中《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对毛泽东的罪恶不要再遮遮掩掩》）。
“毛左”祸害全中国
铁流还表示，在毛左派的思想影响下，现在的“维稳”是无所不包：言论要维稳、饭聚要维稳、座谈要维稳、上访要维稳、说话要维稳、发声要维稳、管闲事要维稳、反对贪污腐败要维稳，只差放屁、吐痰不维稳了。
他说，由于十年“维稳”的方向不对、目标不对，结果是越维越不稳。据说，现在国家每年的“维稳经费”，已超过军费的开支。“我想，如果将这笔钱拿来用于改善国计民生，定将是不维而自稳。”
网上有资料表明：目前中国大陆每年有近30万群体性事件发生，年递增率为百分之三十，有800万“长期上访民众”，其中有一半和政法委管控的执法机关有关，82％是因为公检法处理案件不公引起。
铁流在文章中说，其实，目前中国最不稳定的因素是毛派极左份子和有权有势的官员以及地方豪强与黑恶势力。“我们扳着指头算一算，任何一次群体事件的发生，不是强拆民房便是强占农田，再不就是城管打人，警察行凶、贪官作恶、司法错判，哪一次是老百姓引起的？薄王事件就是最典型一例。我认为现在最不守法的是政府和官员，最不讲理的是有权有势的看家狗。公安、检察院和法院成了地方官员的看家护院。”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gaoz...@gmail.com
（责任编辑：姜斌）
本文网址: http://epochtimes.com/gb/12/4/9/n35615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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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情人自白录/金钟
金钟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14日 转载)
开放杂志编者按；新近出版的《司徒华回忆录》，提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曾协助一名「毛泽东情妇」移民美国。她就是毛身边仅次于张玉凤、孟锦云的女人陈惠敏（陈露文）。本刊主编一九九七年在香港与其相识，协助她出版回忆录，并记录多次深入谈话的内容，撰成此文，以飨读者。
这是一段奇遇，故事发生在香港回归的一九九七年，迄今已经相隔十四年。
我在香港做新闻人物专访，可谓「不计其数」，一般都是当月发表，为甚么对这样有趣的人物故事，竟能搁置十余年隐忍不发？那要从和陈小姐的最后一次见面说起。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是我太太的生日，三天前约陈小姐一聚，她说要请我们吃饭。晚上七点，我们在铜锣湾雪园酒家相会。陈小姐是一位很健谈的人，我们已经见面谈过几次。谈她要出书的事。她委托我做经理人（口头表示），帮她找出版社，让出版社出钱买她的故事，她深信「李志绥写的 都是关着门外的事，关着门里面的事，要我来写」，一定比李志绥的书更畅销。她说台湾两大报都要连载她的故事，还有一位女作家蒋×也要为她写书，她拒绝了。 她问我李志绥回忆录赚了多少钱？我听说四十万美金。她不屑地说：「四十万？炒一层楼就够了，我不是垃圾，我是贵妃。」
雪园饭店：不愉快的分手
她 跟我谈过不少跟毛一起的事。我也确实看好她可能出版的这样一本「红朝秘史」。我曾认真地追踪李志绥的故事，在李医生生前做过对他的独家专访，发表过李医生回忆录续集的片断。他去世后，专门出版纪念文集《反叛的御医》。李医生是第一位站出来指证毛荒淫无道的人，他的权威见证，引起广泛关注与好奇，他的回忆录 一九九四年出版后，畅销至今。但是，还没有第二个人出来现身说法印证李志绥的书，现在有了这位当事人，和毛有过多年亲密关系的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女演员， 要和盘托出，我当然义不容辞，竭力成人之美。
她问我，找出版社的事进展如何？我坦告：「不顺利，人家嫌你要价太高，中国时报总经理黄肇松先生告诉我，鲍威尔（美国三军联席会议主席）的回忆录才值五百万美元」！鲍书中文版权才二万美元，但陈小姐一直不愿接受降价的条件，我反复解释，西方出版社打造一本畅销书要下很多功夫……当她知道出书的困难后，就开始抱怨我不懂得「报喜不报忧」，抱怨我没有安排她亲自跟出版商谈，她说她的精采故事一定能使对方高价出手。
说着，她突然问我：「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为甚么不写？徐四民带个摄影师找我，我没有同意，就写了一篇，说我是毛的『红颜知己』。」徐是《镜报》月刊前社长。
我 一再解释，我没有写，因为是谈出书而不是报导。她说，写访问和写书，有甚么不同！我说，要写，也要在七一之后，马上就是「七一回归」了，我们要准备大型专刊。她仍然听不进去。直到晚餐结束，我们走在街上还在大声和我争吵——没想到会是这样不愉快的结局，她说以后见面难了，她不会再来香港。九七之前她一定要离开香港，她计划去澳洲，做投资移民。
我太太非常失落，一个生日晚会，竟然要忍受老公和一个女人不停地争吵。直到和陈小姐分手，她才大叹一口气，一路无语——嫁给这样的老公多么无趣！没完没了的政治！政治！
我也异常沮丧。九七前的生日——我记住了这一天。那是我和「毛的女人」交往的终结。留下的是一个专事记录她谈话的小本子，和为她拍的一些照片。接着是香港百年历史的大日子，九七回归大典，全球数千记者涌来香港。采访和被采访，夜以继日，陈小姐的故事，当然排不上日程，而且，那最后不愉快的记忆也让我不自觉地压抑了平日采访中的写作冲动。最近司徒华回忆录提到「毛泽东的情妇」，提醒我不能再拖延这笔文债。
揭开和孟锦云当「现行反革命」之谜
第一次会见陈露文小姐是在一九九七年春节期间的二月十二日，在九龙祝家庄饭店，那是透过张宁（林彪的未婚儿媳）的介绍，因为九六年八月同事蔡咏梅采访过张宁，而张宁和陈露文同是前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们都是来自南京的军人家庭。张宁和陈露文还有联系，知道陈在香港。于是，我和蔡一道去见她。
我的好奇心可想而知：为毛所宠的宫女，是天生丽质，还是美人迟暮？我们见到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笑脸相迎，剪着短发，挽着一个啡色手袋。精神旺盛，一眼可见是属于性格开朗热情的一类女性。个子大约有一米七，根据她后来的描述，她应是四十九岁。当然，此时很难想象她在毛身边的容貌，毕竟，她离开毛已经二十一年。
打开话匣子，她可真是有点「口没遮拦」，非常爽快地说往事。我们没有一句废话地便切入毛的话题上，问她是怎样走近毛的身边？她说，第一次见毛主席时，只有十四岁，那是一九六二年。她在空政文工团舞蹈队「上班」，直到一九六七年文革初期。她们那时每周两次去中南海陪毛跳舞。
「为甚么一九六七年就停止了？」
「那 时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陈露文说：「我们也不懂政治，跟着发牢骚，我和孟锦云一起议论毛主席，说毛像皇帝三宫六苑，我们算甚么？是妃子要册封，是妓女要收钱，是舞女要好玩，我们甚么都没有——这话被文工团的头头刘素媛听到，她连夜去向毛报告，毛听后只说了两个字：造谣！就把孟锦云和我抓起来，打成现行反 革命，遭到毒打，我被送去东北。说我们反对毛主席。」
我们知道，毛晚年身边有两个宠女：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之受宠，介入政治之深已不是秘密，孟在毛死后较低调，只有一本郭金荣着《毛泽东的黄金岁月》（一九九○年出版，二○○九年又重炒一本《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是孟的口述之作，虽是党性作品，却也透露了一些细节。最引人生疑的是，孟这样一个陪毛跳舞的女孩，怎么突然成为反毛的「现行反革命」？郭的书中称，孟案是当年的「一号问题」，谁也不准打听，不准传说，是涉及毛的绝密。而七五年夏天，毛又突然将孟收回身边工作，此时已婚的孟，想要一个孩子，毛竟不予批准。孟戴着反革命帽子，在毛身边，甚至可代毛圈阅机密文件……这在那全国斗得你死我活的时代，是何等荒谬的事！
自由进出香港许家屯办公室
因此，海外许多评论都认定孟和毛的关系不仅陪舞还有陪睡。现在，陈露文的披露可视为一个旁证。她和孟锦云同年，事后遭遇更惨。林彪事件后，她得以从东北送回北京，挨打的伤痛，遗留至今。后来再进中南海，直到毛死前。前后经历十四年。
陈露文说，她的本名是「陈惠敏」，为了隐蔽其身份，才改名陈露文。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采访名单之「身边工作人员、女朋友」中，陈惠敏和张玉凤、孟锦云在列。
陈 露文说，她是毛身边女伴中，唯一的干部子女。张玉凤是东北籍的列车服务员、孟锦云是出身不好的湖北平民之家。而陈露文之父陈玉生是新四军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在陈玉生部抗日地区任泰兴县委书记，后任陈部政治部副主任。许在九七年九月香港《苹果日报》专栏中提到陈玉生抗日初期是中共秘密党员。
因此，凭借其父曾是许家屯的上级，陈露文八三年来香港后，便可自由出入新华社，有时直入许家屯办公室。陈说，许家屯常告诫她不要「乱说话」，尤其是关于毛的话题，甚至吓唬她，要小心，否则会被暗杀，被绑架回去。（许还说他亲自批示过江苏歌舞团一名因说出和毛有一夜情的演员判处死刑）。后来怕影响不好，许家屯便下令新华社门警不让陈露文随便进入。
一九八六年八月，陈露文果然出事。那年她回北京被国安在西苑饭店绑架。借口是她在外面讲毛的私事，泄露党的机密。关在香山双清别墅，被严密看守，住在一个二层楼上，关了一年八个月，才放她回南京老家。
后 来，中央派向守志（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江苏省委书记等人向她父亲宣布陈露文没有问题，「父亲对我的事管不了，只盼我走远点」。她父亲一九九四年去世，九十六岁。去世前住南京，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陈父受到尊重，是因为早年自组游击队抗日，为国民党收编后，接应新四军建立苏北根据地，立下大功，任新四军（三野）第三纵队司令，副司令为叶飞、张爱萍。陈露文仅有的小学教育就在南京军区子弟小学（卫岗小学）入读，和张宁、刘伯承之女、许世友之女同窗。
英国特工认证她是毛的情妇
八九学潮失败后，陈露文看到很多人逃亡香港，她便趁机偷渡，重返香港。走的甚么路线？她没有说。最近司徒华回忆录《大江东去》出版，其中提到「黄雀行动」也帮了一名「毛泽东情妇」去美国。当即令我想到陈露文。
华叔提到此妇人的特征：①带有一名八岁儿子；②曾是解放军文工团；③毛死后嫁给南京军区副司令之子；④从事军火生意；⑤曾关押北京西山；⑥花了二十万元偷渡来港。
对 照陈露文向我谈到的情况，此妇是她无疑。她确有一子相伴，我也见过，九七年十九岁，个头高瘦。八九年应该是十岁。陈露文的婚姻也没错，是南京军区副司令之子，名叫「段焕京」（这是陈所述，查当时南军副司令名段焕竞，怎么与子同音？）她说，毛死前四个月曾嘱咐她，赶快离开北京，到南方去，嫁人。她将此事告江华、叶飞，他们认为是毛安排后事。她遂下嫁段家，一年后诞下男婴。丈夫湖南茶陵人。对这段婚姻，她描述道：
「结婚几天，我就感到厌倦，我们在一起，一点情趣也没有，乏味之至。他甚至不能谅解我和毛的关系，我们的孩子被他骂做毛的杂种，竟拿来摔，只有离婚。」
为查证华叔回忆录的记载，我特地询问支联会常委张文光先生。原来「毛情妇」这单案子是他经手办理的。张文光说：八九年的一天，有人带了这位妇女和他儿子来见我，说了她和毛的关系，要我们帮她移民美国。我立即报告港府政治部保安科，希望安排和这女人接触，查明真相。港府一名老外，相信是英国高级特工，随即和该母子见了面，很快通知我，说没错，是毛泽东情妇。
张文光说，他将此事报告华叔，我们都很惊讶英国特工收集中国情报的能力。但是有些细节华叔老了，记得不准确。例如是否去了美国？
这点华叔书中是有差错。因为陈露文八九年来港，一直到九七前才办成移民，她告诉我已办好去澳洲。几年后，又有人告诉我，她其实是去了英国。九七后我和她就断了联系。
毛认陈露文是女儿和情人
春节期间见过陈露文之后，二月十九日，邓小平死了，这是大事。两天后，陈约我去她家看照片。二十二日下午七点，我赶到她在西贡西沙小筑９Ｅ的家中拜访幷看照片。这是我最关注的事——现在，史料对于出版者而言，最重视的莫过于「老照片」，李志绥医生如果没有那些和毛的合影，其公信力一定会大打折扣。香港八卦报纸的「狗仔队」，目标也是为了猎取现场照片以取信于市民。
但陈露文坦白告诉我，她没有和毛的照片。为甚么？她说，这方面毛很谨慎。尽管外传毛的女人无数，但公开的照片只有两个：张玉凤和孟锦云。因她们二人是有正式身份的：毛的机要秘书和护士。可以出镜。而她「甚么也不是」。我问她：毛认为你是甚么？
「毛说过，我是他的女儿和情人。我反问他，那不是乱伦吗？毛听后大笑不语。他的伦理就是与众不同。他也说过我是『尤物』，初初我还不明白尤物是甚么？后来才知道，就是今天香港很爱说的性感。」
我跟她解释，大陆过去没有「性感」一词，就像「做爱」二字也是文革后才流行一样。尤物，字面上是你特别喜爱的物品，用之女性，便有风骚、妖艳之类的意思。俗语难听点：叫「骚货」。她听了笑起来，说，我比张玉凤孟锦云大概要骚一点。（干部子弟总是比较放肆吧。）
她说没有和毛的照片，其它的都有。于是，她拿出一大盒照片，倾倒在沙发上，让我看。大部份是黑白的老照片，而且尺寸小。我顺便挑了几张，她同意我去复制。如图这张在中南海和张玉凤等的合影，她在前排中间。似乎没有孟锦云。还有和一些老干部的合影。
毛是政治家，邓小平只是政客
趁邓小平尸骨未寒，我挑起话头，问她毛邓的恩怨，可有所闻？陈露文说了不少。
她 又是从自己说起。她说，八六年她在北京被国安关押，事关邓小平要整杨得志。邓小平之女毛毛的丈夫贺平（总参装备部副部长）被指垄断军火生意，又不报告总参谋长杨得志，直接向邓汇报。杨为此而不满，曾在军委会议上，当着邓的面，指责贺平做法反应不好，让邓很难堪。邓便找岔报复杨：抓她，逼她交待「出卖情报」。她说，因为杨得志是她爸陈玉生的部下，她也和杨相熟，邓要借她打杨。
其间是否有生意上的冲突？她在二月十六日对我说过杨得志追求她，给她军火生意做。华叔回忆录也提到过她和前夫「做军火生意」。她说过，毛死后，粟裕（大将，陈父上级），杨得志都爱她，表示可以离婚，和她结婚。
陈露文对父执辈的将领中，对杨得志上将（1911-1994） 最为好感，说他为人正直，是一名杰出的战将。她告诉我，一九七九年，邓发动的惩越之战，许世友指挥东线，大败；杨得志指挥的西线却获得大胜，因而，八○年晋升为总参谋长。粟裕曾对陈露文称赞其父早年救援新四军，说「没有你父亲我们待不下去」。粟裕曾任新四军一师兼六师师长。（毛曾盛赞粟裕的战功，说粟裕应领元帅衔，但粟裕谦让，三次辞帅，故位列大将第一名）。陈露文没有接受两位将军的追求，尊敬他们为父叔长辈。对我说，他们都是「你们湖南人」。
陈 露文口中的邓小平根本不值得尊敬。她拿邓与毛比，说毛从未动用军队攻打学生；不会当众训斥耿飊黄华「胡说八道」；邓在军内排斥三野，重用亲信，刘伯承元帅 性格内向，功名就被邓抢了去。她说，重用太子党，其实是邓的主意，邓说还是自己的子弟好，邹家华、李鹏、江泽民才上得去。她说毛是政治家，邓只是个办事能力还不错的政客。邓恨死了毛，要拉毛下神台，故意放李志绥出来，搞臭毛……
对英国记者介绍中南海舞会
我问她，毛还有甚么东西赠送给她？
她说，毛有诗和手稿赠她，她都已转送给人，包括宋任穷、江华、陈昊苏、陈小鲁、陈丕显、陶斯亮、杨得志、粟裕等，共有十多首诗。我问她写了甚么？她说只记得一句：「来年相会在梦中」。
她说，高干中不少人都知道她和毛的关系，有的见了她还下跪叩头，叫她「娘娘」，求她在毛面前说情，让他们「落实政策」。她和陶斯亮是好朋友，是干姐妹，她多次和毛关说陶父亲（陶铸）的事，但不管用。她说理由（陶斯亮丈夫，报告文学作家）还打算写她的故事。
陈露文和毛泽东的性关系，究竟是玩伴还是宠妃？是我一直是想探清的问题。每次见面她都会谈到一些。例如三月七日，我特地安排英国资深记者梅兆赞（Jonathan Mirsky）博士和陈露文见面。在万豪酒店自助餐谈了两个多小时。那天她着一袭红色套装，短裙合身，神采奕奕。梅博士懂中文，不用翻译，对中国问题素有研究。我请陈小姐说话慢一点就行。
她说了八六年在北京被关押三年的经过后，便说明中南海伴舞的情况。她说那是一九六二年开始的一项「政治任务」：中央首长要借跳舞有益健康。那时是困难时期，她十四岁，已发育得有一米六八的个头。去中南海跳舞，对她们这班女孩有一个实际的好处，就是可以吃一顿丰富的晚餐，富强面和美味的炒菜，外面是吃不到的。她们的舞场，由空政、公安文工团负责，专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首长服务。舞场百余人，乐队伴奏，女孩子一排坐在一侧等候邀请上场。
她说是有休息室，有女演员陪毛，端茶入室，一个多小时不出来，有没有人上床？她不知道。舞会每周两次，每次要跳到三、四点钟，白天还要上班排节目，宣传演出，「非常累」。周恩来的舞场要低一级，由海政文工团伴舞。
高层个个玩女人，周邓都不例外
当问到《叫父亲太沉重》，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时，陈露文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比她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常打电话找她，在她们那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是周恩来的女儿！」艾的养父是个副部长，生母在北京，当然不会公开。
陈 露文解释说，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林彪「抽白面（鸦片）」外，个个都玩女人，老帅朱、叶、老邓都不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有的高干还「扒灰」， 搞儿媳妇，告到毛那里。下级为了巴结上级，也以介绍女孩子为最好的手段。有人专机从杭州送一女给毛，毛看不上眼，当即飞返杭。毛曾要她介绍姐姐来京（陈露文一家十姊妹，她排行老七），被她拒绝。张玉凤就没有拒绝介绍其妹到中南海服侍毛。
陈露文谈到毛的生育能力时，说一段颇为大胆的话：「毛有生育能力，李医生有帮毛的女人打胎。只是到老了，才不行，后来已经不能射精，只是精神上发泄，玩一玩。」
当时，我特别注意到梅博士对「不能射精」一语的反应，可能是陈说得太快，梅博士没有听到，我却听得很清楚。陈还说，文革开始后，江青大出风头，她完全不理会毛的性事，只盼他多玩些，她好在政治上尽情发挥和抓权。
梅兆赞后来问我：关于陈露文的事，香港记者为甚么没有人去追踪？我回答说，可能是怕太敏感吧，连李志绥的书出版，香港媒体兴趣都不大，感兴趣的是大陆人。针对陈露文想移民美国的要求，梅博士还帮她找美英驻港领事探听过，他说，领事馆的人早已认识她，说，和毛上过两次床，就想办政治庇护？
那天在万豪，陈露文胃口很好，吃了不少生蚝。
和毛是如鱼得水的忘年之交
谈毛的私生活，正月初十那 天，在航空大厦的谈话较为详备。下午三点四十，我迟到十分钟，陈露文已在拐弯街口等我，身着一套白色裙装，配白色高跟鞋。她带我上六楼，介绍这是她以每呎九千元炒得的一层楼，正待价而沽，我们在一张写字枱，相对而坐。她一开口就讲了半小时。说做军火生意、炒楼曾赚到两个亿，现在还有三千万港币在手。
我问她：来香港多年为何不结婚？
她说：「我在大陆有很多人追，文革后有两个中央委员追我，简直疯狂。来香港也有甚么董事长追我，还有人给我介绍大富豪×××。我无动于衷。我为甚么要离婚？就是因为和毛主席的那段关系太刻骨铭心，其它人就显得太平淡无味。」我一边记录，一边请她解释。
「随 着权力的增长，他的性欲也变得旺盛，以至变态，无人可以适应。因为毛是一个非常态的人，性自然如此。毛是做爱的高手，不是一般的性交。他很反感周恩来装圣人，情人多，不敢做。也反感刘少奇说他老婆都是正式结婚，只有我一个乱来？毛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他敢说，他就是秦始皇。」
「有张玉凤、孟锦云在身边，还不能满足他吗？」我问道。
她说：她们两个贤淑，听话，但呆板，不会做，只当自己是工具，不主动，没法让毛有如鱼得水的快乐。我不同，毛可以当她们的面叫唤：「陈惠敏勾引我，让我看不了书！」
她 没有说怎样勾引毛。但说她常在毛面前赤裸裸地看书，以请教问题靠近毛，毛很欣赏她的眼神……只能想象，六六年才十八岁的她，以舞蹈演员的裸体示人，七十岁的毛怎能招架得住？她说，毛的性意识特强，第一次强暴她时，将她的衣衫撕烂，让她「一下子完全崩溃了」，经过多次强暴，他们终于成了忘年之交！她说毛的肤色光滑红润，可爱极了。
她透露毛有些怪癖，爱光屁股放响屁，还让她们记录一天放多少次。他认为放屁是健康的表现。毛喜欢和她互相逗弄，不是单方面满足。还不止一次让她看他怎样和其她女孩玩。她说毛熟读《金瓶梅》，说「贵在意淫」。他不看色情电影，「有我们在身边陪他，足够了。但江青看三级片。」
陈露文和毛讨论过恩格斯的婚姻理论，一夫一妻制由私有制而引起，也会随私有制消灭而灭亡，她和毛都赞成「共产共妻」。
恋恋不忘毛的帝王之恩
和 陈露文的谈话，根据我的记录共有六次，每次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出书始终是她最关心的事。她说，很多人都是想利用她发财。北京也有人找她，要她为党史留下材料，被她拒绝。我相信，她是有心出版一本比李志绥回忆录更为真实的书，记载她和毛的前后十余年的情缘。她一再说明，所以要价数百万美元，是要得到补偿，「蹂躏了我的全部青春」，有一次非常伤感的诉说，「毛把我害得这样惨，弄得我和任何男人都不能满足，结婚的欲望也没有了！」但是，她并不缺钱。她也想出名，甚至说，以后要别人提到毛就知道我，像杨贵妃和唐明皇一样。
她非常自信。声称沾上了毛的灵气。其实，也有毛的不可一世和无知，造就她的野心。大陆给她「封口费」，让她炒楼，一次损失三千六百万，面不改色。她气愤地骂，英美当她垃圾，不给她移民，视她比一个流亡学生还不如。她要出一本超过李志绥的书给他们看看。
她 不讳言，对毛的至高崇拜，怀念毛。她说时常托梦，毛对她说，「只要不跟别人一道反我就好，对我的事，实事求是就行了，我不怕暴露。」她说，毛是天才，超凡脱俗。毛喜欢她，也是因为她聪明、坦白、反潮流，不仅仅是她漂亮性感。江青也是和毛的性格相互吸引，她是绝对忠于毛的。毛身边的人，如「汪东兴很坏，干了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坏事」。
她说，她不怕国安追杀，他们找她谈了五次，要她回国去住，给她房子。她不要。但是香港不安全，她一定要走。到外国生活，和儿子相依为命。她预言毛派还会在中国上台。
从一九九七年，她对我寄与希望，出版她的回忆录，匆匆十四年过去，犹如春水了无痕。她在哪里？别来无恙？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多少风流人物都已瞬间即逝，她想做的「乱世佳人」之梦，不过是一代暴君的一个注脚而已。
她说的这些故事有多少份量？读者和红墙中人自可判断。「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也算一篇故事新编吧。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日于香港。原载《开放杂志》2011年10月号） (Modified on 2011/10/14) (毛情人自白录/金钟 全文完!)
（2012/01/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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