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毛專集】(十八)孙文广:赞茅老批老毛—兼论亲儿告发母亲反毛;应克复:《告别神话》提出的新观点新概念新思维（一）（二）（三）只有搬掉毛山和邓山，中国才能前进;付勇:彻底废除党国 建立民主共和;【反对票的代价】1949;巩一献:暴力革命党的下场都是相同的—探索苏共在中国私生的“儿党”走向自我终结的时间表:中共也有自己的终结时间表
神州有泪
孙文广:赞茅老批老毛——兼论亲儿告发母亲反毛(多图)（一）十六岁少年揭发母亲反毛，致使母亲被处死（二）必须深入的揭批毛泽东（三）应该揭露历史真相（四）老年知识分子的责任（五）本人的经历
应克复:《告别神话》提出的新观点、新概念、新思维（一）序论：辛亥百年祭;第一辑 告别马克思主义
应克复:《告别神话》提出的新观点、新概念、新思维（二）第二辑 走出极权体制;第三辑 中国的文化基因;第四辑 评毛评邓
应克复:《告别神话》提出的新观点、新概念、新思维（三）只有搬掉毛山和邓山，中国才能前进;47、邓小平改革模式的三大缺陷及其后果;第五辑 人类的生存危机;第六辑 短 论
付勇:彻底废除党国 建立民主共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彻头彻尾的党国，不仅签署卖国条约，也取消一切独立的政治、社会组织和媒体，还通过“三大改造”，既灭除了中国社会中一切自由的经济组织，又彻底剥夺了中国人自由结社的权利，以致非但没让中国民众尝到共和国的味道，反而变本加厉地通过独裁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史无前例的剥夺。
思想史略：【反对票的代价】1949…
巩一献：暴力革命党的下场都是相同的——探索苏共在中国私生的“儿党”走向自我终结的时间表:中共也有自己的终结时间表，虽然现在人们不会知道是哪一天，但可以说越来越近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苏共的昨天，也会是中共的今天或明天——历史将会告诉人们，这一天具体是哪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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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赞茅老批老毛——兼论亲儿告发母亲反毛(多图)
来源：参与 作者：孙文广 來源:電子郵件 [日期：2013-07-12]
批毛的《狱中上书》封面
批毛的《百年祸国》封面
2002年海关扣押批毛的《狱中上书》的单据
1982年山东高级法院宣告孙文广无罪
2008年7月济南市公安抄走本人批毛著作《百年祸国》4本和《狱中上书》2本
1978年山东高级法院终审判处孙文广7年徒刑，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导师毛主席
1978年一月山东济南中级法院判处孙文广7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参与2013年7月12日讯）茅于轼先生是体制内学者，公开批判毛泽东，多次受侮，矢志不渝，使人敬佩。毛被颂为伟大领袖，他活着凡对他流露不满者，都是“现行反革命”。“文革”中张红兵揭发母亲反毛，致死生母，他的忏悔，使我们再次回顾黑暗年代。
（一）十六岁少年揭发母亲反毛，致使母亲被处死。
1970年，十六岁的中学生张红兵写信揭发母亲方忠谋“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为此母亲很快被处死，这是“文革”惨剧的一部分。方忠谋烈士在家中对他的儿子和丈夫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像”，应该“宣布立即撤销毛泽东党内一切职务，让他靠边站”，并说“要解放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她与丈夫、儿子张红兵辩论，并把毛泽东画像销毁。张红兵当即写了一份揭发母亲的信，题目是《检举揭发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行的材料》，信中要求将母亲“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送给上级领导，很快这位伟大的母亲就被逮捕，仅仅两个月就被枪决，死时仅四十四岁，判处死刑的主要依据是儿子和丈夫的揭发材料。烈士的言行都发生在家中，只有儿子和丈夫知道。最近烈士的儿子张红兵公开发文，为自己揭发母亲忏悔（注1）。
在毛泽东的教育下，很多青少年，只知阶级仇、民族恨，心中唯一偶像就是毛泽东，谁反毛，谁就是的阶级敌人，谁就要被消灭。张红兵的行为说明当时的洗脑教育，是怎样泯灭了亲情和人性，成功地把人变成魔鬼。
上个世纪在土改、肃反、反右、文革运动中都出现过大量的反人性的 “大义灭亲”。子女揭发父母，夫妻反目成仇。把亲人送进监狱、送上刑场，这种事例比比皆是，多少家庭破裂，多少亲人死于非命，或在监狱中受尽煎熬。对他们最大的精神折磨就是亲生骨肉、结发夫妻的绝情。在那种年代，心中有了叛逆思想，不敢和最亲近的家人讲，不敢告诉最知己的朋友，人心叵测，已经到了极限。
（二）必须深入的揭批毛泽东
毛泽东统治中国几十年间，罪恶累累。在他领导下的政治暴动中，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和所谓的“反革命”，他发动的公社化运动饿死了三千多万农民。毛泽东们不但破坏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他的思想毒害了几代人。现在，70岁以下的人都是喝他狼奶长大的，他的“阶级斗争为纲”，专政理论、极权思想理应受到彻底的批判和清除。但时至今日《毛泽东思想概论》仍是大学生的必修课，2003年我写文要求撤销这门课程（注2），时至今日该课程仍在继续进行，仍用毛的思想给大学生洗脑。
今年84岁的茅于轼坚持批判毛泽东，受到毛泽东崇拜者的当街侮辱，公安不露面，官方的《环球时报》在5月6号发文竟暗指茅老破坏团结，分裂社会。还说茅老揭发的电话骚扰无法证实，我相信茅老的揭发是事实，因为我曾受到这种骚扰连续达半年之久，我曾把手机带到派出所请公安人员当场收听骚扰电话（注3）。看来某些高层领导，仍在坚持毛的思想路线，有人本身可能就是毛左。
（三）应该揭露历史真相
真实的历史会使人认识真理，以史为鉴，尊崇普世价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过去人们生活在毒化的环境中，接受了毒化教育，做过些违反人性的事，说过错话，现在如何对待？是为过去的错误，昧着良心，掩盖真相呢？还是带着悔恨心情，去揭发罪恶呢？张红兵先生的选择是正确的，对过去做过的错事、坏事把它说出来、写出来，加以谴责，表示忏悔，这才是对后人、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应该为张红兵的忏悔叫好，为他的叛逆叫好，他叛逆的是黑暗、邪恶和兽性。只有远离兽性，人性、人道才能回归。
不久前，当年济南的红卫兵，现在61岁的刘伯勤，在今年《炎黄春秋》第六期，登广告向“文革”中受自己批判的师生道歉（注4）。最近有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回乡调查大饥荒年代农民的生活，调查饿死人的真相。这种调查意义也不可小觑，经历过大饥荒的人，现在已是七、八十岁的老者，他们的口述历史很可贵的，多少年来，当局一直在掩盖那段历史，掩盖毛泽东制造的人间惨祸。不但教科书上没有饿死人的记载，文艺作品也在回避。学生下乡调研，既是保留口述历史，也是接受教育，值得学习和推广。
（四）老年知识分子的责任
茅于轼先生以他84岁的高龄，站到中国批毛的第一线，难能可贵。社会上最活跃的学者应该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精力旺盛，又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但这些中年学者很少站到学术争论的风口浪尖，这和体制密切相关，中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制度，科研机关，媒体、出版社都由党委领导。学者坚持真理的文章在国内难于发表，发表文章关系到知识分子的职称、工作和饭碗，谁敢去触动评论毛泽东这个禁区呢？很多知识分子，明知毛泽东该批，但却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批毛的重任就就落到了退休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不再追求职称、职务的升迁，也有了经济、事业的积累，他们当中有些人义不容辞的承担了揭毛、批毛，参与社会活动，担当启蒙的重任。
（五）本人的经历
本人是个毛泽东时期受害者，当时“攻击伟大领袖”是我挥之不去的罪名，为此文革中我被关牛棚（黑监狱）21个月，批斗、抄家、挂牌游街，山大召开了三次全校师生的批斗大会，最后一次是1975年把我从监狱中押回山大，在小树林进行批斗。1978年被判刑7年，引来这些遭遇，主要都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罪名。批判我竟敢把毛泽东和蒋介石相比较，要毛泽东退位（注5）。
我在监狱中关了将近八年，反复思考，终于认识到毛是个历史罪人，1976年，毛去世，我在监狱中，带着手铐脚镣，我想揭批毛泽东，我知道自己因为“反毛”坐牢，如果当时狱中点名批他，很快会被处死（华东师大的王申酉在1977年因为批毛被处死）我既要批毛，又要保留文稿，还不想被处死，日夜思考，想出个万全之策，就是写“上书”，给华国锋，给叶剑英，给党中央，我想让法院保留我的“上书”。开始我用批判四人帮影射毛泽东。随着形势的发展，1978年开始，点名批判毛。1982年我平反回山大，经过18年的努力，2000年终于从在山东高级法院档案中复印了上书原稿，编了三十万字批毛的 “狱中上书”，大陆无法出书，2002年只能在香港出版。隔了两年，又在香港出版了《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这两本批毛的书，成了大陆的禁书，海关不准进入，2002年冬，我托台湾朋友从香港带来本《狱中上书》，被海关扣下（见海关收据图片），2011年，抄家，把几本批毛的《狱中上书》和《百年祸国》全部抄走（注6），至今没有归还。
数十年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到茅老要《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是十分必要的。我希望在中国能够实现对毛的公开评论。公民的出版自由的权利，不应受到侵犯。毛泽东离开人间37年，对这样一个有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应该允许公开的讨论、辩论和批判。文革已经结束30余年，不应该再用文革的方式来对待、批判毛泽东的茅老先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拉出横幅诽谤茅老是“汉奸”，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触犯了现行的法律，属于诽谤行为。茅老年事已高，缺少起诉的精力和时间，有些青年律师如有意愿，是否能代理诉讼呢？即使不判刑，也应该让违法者知道法律的尊严。
中国的学者如：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如炎黄春秋的主编杨继绳先生的批毛专著都只能在香港出版，他们的书在大陆都成了禁书。在这样一个缺少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媒体又被当局垄断，在上层的保护下，毛泽东是难于离开神坛的，批毛的过程，是争取新闻出版、学术自由的过程，也是争取公民权利的过程。有识之士，应该为此尽一份力。
注1：2013年香港《开放》杂志第三期，文章原题目为“方忠谋被儿子出卖而死”
注2：2003年3月25号，在网上发表的《评论大学生必修课<毛概>——评论毛泽东之二》，该文见见孙文广文集，需翻墙查找。
注3：见2006年9月30日 发表的《电话骚扰遭遇记》以及2010年9月05日 在网上发表的《涉及12城市的恶性电话骚扰》，详见孙文广文集。
注4：见《南方周末》2013年6月25日，评中评《红卫兵道歉，个体反思弥足珍贵》
注5：见山东高法和济南中法的判决书（附照片）
注6：见海关扣押照片
2013年7月11日于山东大学定稿（初稿写于5月，因六四前后受当局打压，网络失灵拖至7月定稿并发出）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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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克复：《告别神话》提出的新观点、新概念、新思维（一）
作者: 应克复 來源:電子郵件
该长文整理完毕后在转换W模式时，突然出现少些乱码。本人已無力修复。僅供参考。特致歉！
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立的政权，实践证明是毛泽东王朝帝制复辟。这个政权称之为“帝制复辟”，其实还未全然揭示其实质。它因袭两千余年皇权专制的衣钵，更注入了“共产、极权”的重要元素，称为“共产极权制度”更符合实际情形。在毛式共产极权统治下，人民惨遭三轮劫难。第一轮劫难是暴力土改，是共产化，是反右派，是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第二轮劫难是“文革”十年浩劫。第三轮劫难是“毛二世”邓小平为维护极权体制，扼杀自由，镇压民主，导致中国成为权贵特权阶级的乐园，百姓则无权、无产，在极权统治下挣扎。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按语：
《告别神话》登《民主中国》网书籍栏以来，尚受读者关注。由于篇幅较大（65万余字），且内容广泛，因此将此书内容作一提纲式的介绍，以方便读者阅读。
应克复
序论：辛亥百年祭
1、1949——帝制复辟 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立的政权，实践证明是毛泽东王朝帝制复辟。这个政权称之为“帝制复辟”，其实还未全然揭示其实质。它因袭两千余年皇权专制的衣钵，更注入了“共产、极权”的重要元素，称为“共产极权制度”更符合实际情形。在毛式共产极权统治下，人民惨遭三轮劫难。第一轮劫难是暴力土改，是共产化，是反右派，是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第二轮劫难是“文革”十年浩劫。第三轮劫难是“毛二世”邓小平为维护极权体制，扼杀自由，镇压民主，导致中国成为权贵特权阶级的乐园，百姓则无权、无产，在极权统治下挣扎。
2、1911——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也是现代史的开端。关于“辛亥革命失败”一说，缺乏科学的历史观。
3、百年中国的两条路线 百年中国（1911—2011）存在两条对立的发展路线：一条是西化路线，倡导民主共和；一条是反西化的俄化路线，推行专制极权。1949年之后，俄化、毛化路线主宰中国，实行顶级的专制统治。
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西化”运动；其后期逐渐为“十月革命”（应是“十月事变”）的“俄化”思潮所转向，特别是俄共在中国建立中共（1920）之后，把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引到了俄化、马列化、左倾化的非普世的岔道；自1949年之后，成为主旋律，酿成中华民族惨痛的悲剧。可是，在大半个世纪中，中国人却把这种文化转向，误认是走上了一条光明、幸福的康庄大道。
5、 红色殖民地的建立 俄共在中国建立中共，是革命输出，是在中国建立红色殖民地。
6、 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中国现代史开端，是不恰当的。
7、 对蒋介石“清党”、“攘外必须安内”与“专制独裁”的新诠释。
8、中共的民主攻势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发动了一场民主攻势，乃是一种策略：一是为了向国民党要自由、要民主，以壮大中共的力量；二是为了彰显中共的民主形象，以笼络人心，决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行民主。如同毛泽东自己所说，民主“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中共立国后实行独裁统治，把民主抛到九霄云外，乃是顺理成章，并非背弃初衷。
9、边区的“毛化”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整人运动，是“毛化”运动，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是反民主、反科学的恐怖运动，决不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10、新民主主义政治是新专制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专制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专制主义文化。
第一辑 告别马克思主义
11、马克思关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无私有制的共产社会是未经实践证明的所谓“科学”理论。以后一些国家实践中一一破产的命运，证明是一种错误的理论。
12、马克思自由观剖析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人学论、自由论、国家论。它同自由主义的人学论，自由论和国家论，存在着对应性的差别。
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简述普遍地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思想，恩格斯也将其表彰为“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可惜，马克思对自由问题的论述及其简单，除《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外，没见到再有比较详细的阐述。更为重要的是，透过马克思的简述，同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由观存在着莫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可小视。第一，自由主义追求的自由是现实的自由；马克思所指的自由是未来彼岸世界的自由，要获得这种自由，必须经过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第二，自由主义的自由是国家存在条件下去争取自由；马克思的自由是“国家消亡”之后的自由（因为有国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因而以“联合体”取代“国家”概念。但“国家消亡”的思想是一个伪命题。第三，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个人自由；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则是“一切人”的自由（这个“一切人”，只能是集体、国家、国家联合体等），个人自由应服从“一切人”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在现实中是虚无，其结果只能沦为奴役。
13、“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缺失﴾1﴿ רصµؤض÷جه——阶级专政，在现实中是一种“虚幻”。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称，乘虚而入，驾驭专政。﴾2﴿ רصµؤ؟حجه——各类剥削分子以及在政治运动中不断产生的阶级敌人——的无法理性。﴾3﴿ ¶àتبث£¨ةظتبث£©¶شةظتبث£¨¶àتبث£©µؤרص£¬¶¼خ¥±³دـصأٌض÷µؤش-شٍ،£﴾4﴿ خق²ْ½×¼¶×¨صتاءظت±µؤ¸ïأü´ëت©»¹تا³¤ئعµؤضئ¶ب°²إإ£¬خقسذأ÷ب·،£
14、“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走向 ﴾1﴿ ¹ْ¼زب¨ء¦»ْ¹¹تاح¨¹±©ء¦¸ïأü½¨ء¢µؤ£¬زٍ¶ّتات¤ہûصكµؤרہû،£﴾2﴿ “无产阶级专政”在实施中必然是“党专政”、“寡头专政”和“个人专政”。﴾3﴿ “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的想象是“善”（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现实上演的是“恶”。
15、无与资的斗争，西方国家在制度内调节，在中国人为制造，铸成大错 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错误的。阶级斗争“不扩大化”也是错误的。阶级斗争“不扩大化”就是马克思所设定的近代西方工业社会资和无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无产阶级必然要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剥夺资本，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假说终究没有被西方各国的历史所证实，说明这个理论不是正确的理论。毛泽东将马克思这个理论搬到远比西方国家落后的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国家强力为后盾，消灭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更是大错。至八十年代初的后毛时代，不得不恢复私人资本与市场经济，经济才有了新的发展。
16、公有制经济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公有制名义上为全体人民所有，实际上，人民与公有资产相分离。因此，公有制经营过程中，所有者缺位。国家有关机构及其所派任的官员代理经营公有资产，成了国有资产的主宰者，对国有资产拥有占有权、支配权、以及经营活动中的决策权，但不承担亏损责任，权与责不对称。因此，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低效益，便是这类企业的必然命运。官有制专政——这是东方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衰退、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
17、与私有制相比，公有制有着更多的弊病 ﴾1﴿ ¹«سذضئتاجطب¨صكµؤجىجأ£¬¹ظءإأاµؤہضش°،£ثûأازش¸ؤ¸ïخھأû£¬»¯¹«خھث½£¬اضحج¹ْسذ×ت²ْ£¬¹د·ضئَزµہûبَ£¬³ةخھا§زعحٍ¼ز²ئµؤ±©¸»صك،£﴾2﴿ ¹ظسذئَزµح¨¹آ¢¶د¼غ¸ٌ¶ش¹ْأٌ½ّذذ³¬¾-¼أ°د÷£¬ت¹أٌضعآظخھئ¶ہ§صك،£﴾3﴿ ¹«سذضئدآخ£»ْئµ·¢،£1958ؤê“大跃进”遭之生产力的严重破坏；1959—1961年粮食严重匮乏遭之人口死亡达四千余万之巨；文革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4﴿ ¹«سذضئدآµؤہث·ر¸üتاث½سذضئثùحû³¾ؤھ¼°،£³¤¹ظزâض¾£¬أ¤ؤ؟ح¶×ت£¬ضط¸´½¨ة裻¸كض¸±ê£¬¸،؟ن·ç£¬د¹ض¸»س£»GDPخھ¸ظ£¬ص¼¨¹¤³ج¹زث§£¬×ِ±يأوخؤصآ£¬×·اَرغا°ذ§زو£»“三公”消费失控，任意挥霍民脂民膏…… 公有制的根本弊病在于经济活动的主体错位。人类史表明，社会民众是经济活动不可替代的主体；可在公有制下，政府垄断经济命脉，成了经济活动的决策者、指挥者、经营者和社会财富与资源的分配者，而社会民众成了政府这个主宰物的依附者和旁观者，他们失去了生产活动的自主权和追求财富的梦想，因而使社会经济活动失去了内在动力。公有制是违背人性的制度。它退出一统天下的历史舞台是必然的。
18、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重建所有制结构 公有制由主体转变为补充，私有制由补充转变为主体。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天然基础；动摇了这个基础人类文明立即衰退。
19、所有制发展公式之错误 教科书将所有制的历史发展归结为以下公式：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这个公式是错误的。人类自古以来一直是公、私两制共生、共存、功能互补，由非均衡向动态均衡地双线演进，立足于各种社会形态。私有制与公有制，都是不可消灭的。认为1956年的对资改造太早了，似乎延迟几年、几十年，就可以消灭私有制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20、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错误 错误之一，将工人的体力劳动视为价值的唯一源泉。虽然马克思在世时也看到，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技术的水平，而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劳动时间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但马克思没有因此修正他的价值论。因为这样一来，将完全改变马克思经济学的体系，也不符合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初衷。错误之二，物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创造价值。这一理论至少不能解释物力资本投资者获取利润的正当性，因而作出“不劳而获”的解释；投资者无权获取相应的回报，谁还愿意成为投资者？错误之三，否认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生产力是价值的重要源泉。自然生产力在创造价值中的重要作用为马克思所忽视，因而认为人类在生产中利用土地等自然要素是“无偿”的；是“不需要代价”的。这种观点对于在两块自然条件不同的土地上付出相同的劳动，为什么其收获会出现差别的事实，陷入了无法解释的困境。自然生产力在使用中也像人在生产劳动中消耗脑力和体力一样，也会消耗，因此必须修复、补偿。保护自然生产力是保护生态和环境的重要方面。
21、生产力价值论 科学说明创造价值的理论是“生产力价值论”。生产力价值论是指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是由投入生产的各生产要素所聚合而形成的合力，即生产力所创造的。这一理论正确地说明了：﴾1﴿ ةجئ·¼غضµµؤذخ³ة£»﴾2﴿ ةجئ·¼غضµµؤ·ضإن£»﴾3﴿ حئ¶¯بثہàةç»لةْ²ْء¦·¢ص¹µؤش-زٍتاسةسعةْ²ْء¦زھثطµؤ±ن»¯،£زشبثµؤجهء¦؛ح¼ٍµ¥µؤہح¶¯¹¤¾كخھةْ²ْزھثطµؤت±ئع£¬بثہà´¦سعا°إ©زµةç»ل؛حإ©زµةç»لت±ئع£»زشؤشء¦،¢؟ئ¼¼؛حضاؤـ¹¤¾ك×÷ةْ²ْزھثطµؤت±ئع£¬بثہà½ّب빤زµةç»ل؛ح؛َ¹¤زµةç»لت±ئع£»﴾4﴿ ¶ش×ت±¾°د÷ہح¶¯×÷³ِذآ½çثµ،£آي؟ثث¼µؤ½ç¶¨´َ´َ؟ن´َءث×ت±¾°د÷£¬شµسعہح¶¯¼غضµآغµؤ´يخَ،£
22、自然环境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制约 人类的智力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理论上是无限的；人口和消费的膨胀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可是地球所能提供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因此，生产、消费与资源之间就会发生尖锐的矛盾。2010年霍金预言：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就是出于这种计算。人类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正在使人类自身快速地走向毁灭。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显然没有考虑到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对GDP的无限追求，已使生态和环境陷入困境。人类紧迫的任务是要控制人口、经济和消费的增长，使这些增长控制在环境可承受的限度之内，使人类永久生存，文明生存。
23、资本家的历史价值 马克思对资本家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视之为一切罪恶的载体。生产力价值论则认为，资本家是社会化生产的推动者和投资者，市场风险的承担者，是生产要素的配置者，生产活动的组织者，生产经营的管理者，又是市场的开拓者和推进者。由此可见，资本家是现代化生产的主导者，是现代生产力的代表，是创立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一功臣。否定资本家，消灭资产阶级，就是消灭现代生产力的代表，社会的进步必然出现断裂和倒退。
资本家是积累资本的专家。资本家的人文特质是开拓与创新，勤奋与节俭，是诚信、奉献与敬业。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说，他们是为了事业而生存，而不是为了生存才经营事业。认识资本家，我们才能认识资本主义，认识资本主义时代在文化、经济、政治、道德方面的巨大成就。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把资本主义当作人类进步之首恶，铸成了人类认识史上的大错，致使几代中国人对资本主义陷入深深的误解。
24、国企与民企之差别 国有企业与民间企业除属公属私上的差别外，还存在：﴾1﴿ ¹¦ؤـ²î±ً،£شعص³£اé؟ِدآ£¬¹ْئَس¦µ±تاؤ±اَ¹ْ¼ز؛حةç»لµؤ¹«¹²ہûزو£¬³×·اَ¾-¼أذ§زوح⣬»¹×·اَةç»لذ§زو£¬³×·اَخ¢¹غذ§زوح⣬¸ü¹ط×¢؛ê¹غذ§زو£¬³تµدضرغا°ذ§زوح⣬»¹س¦×إرغسعخ´ہ´ذ§زو،£×ـض®£¬¹ْئَµؤ¹¦ؤـتا¶àشھµؤ،£أٌ¼نئَزµµؤ¹¦ؤـتاµ¥ز»µؤ£¬¼´ہûبَ،£سةسعثûأا´´شى·ل¸»µؤخïضت²ئ¸»£¬؟ح¹غةدخھ¹ْخھأٌ´ّہ´¾ق´َµؤ¾-¼أذ§زو؛حةç»لذ§زو،£﴾2﴿ »ْضئ²î±ً،£ئَزµµؤ»ْضئتـµ½ئَزµ²ئ²ْضئ¶بةîةîµؤضئش¼،£¹ْئَ¹ـہيصكب¨سëشًµؤحر½ع£¬ت¹´ثہàئَزµب±·¦ؤعةْµؤ¼¤ہّسëش¼تّء¦ء؟£¬ب±·¦·çدصسë¾؛صùزâت¶£¬حùحùح¶بë¸ك£¬²ْ³ِµح£¬ہث·رردضط£¬ہûبَ¶àخھؤع²؟بثثù¹د·ض،£أٌ¼نئَزµ²ْب¨أ÷خْ£¬¾-سھصكشً،¢ب¨ح³ز»£¬×شض÷ءé»î£¬×ش¸؛س¯؟÷£¬¾كسذجىب»µؤ¼¤ہّسëش¼تّء¦ء؟£¬¹ْئَؤاذ©²»؟ة¾بز©µؤ±×¶ثشع´ثز»ز»ؤن¼£،£﴾3﴿ سëتذ³،سëص¸®¹طدµµؤ²î±ً،£¹ْئَزہ¸½ص¸®£¬¹ْئَ¾حتا¹ظئَ£¬تا¹ظ¸®زâض¾µؤ¹¤¾ك£¬؛ِتستذ³،»ٍ¼فش¦تذ³،ض®ةد،£أٌئَزشتذ³،خھµ¼دٍ£¬²»¹£¬ؤ؟ا°ضذ¹ْµؤأٌئَةذتـضئسعص¸®¹ـتّ£¬×شسة·¢ص¹ئؤتـ³¸ضâ،£
25、两种社会主义 整个20世纪东方式专制社会主义对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采取傲慢、敌对的态度。世纪之末，两种社会主义的命运，历史做出了公正的裁决。﴾1﴿ ´س×ت±¾ض÷زهµ½ةç»لض÷زه؟ةزشح¨¹؛حئ½·½ت½µ½´ï±ث°¶£»ا°جلتادـصأٌض÷زµزرب·ء¢µؤ¹ْ¼ز،£﴾2﴿ ×ت±¾ض÷زهأٌض÷ضئ²»؟ة´ف»ظ،£﴾3﴿ ×ت±¾ض÷زهث½سذضئ²»؟ة·د³،£
26、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重建理想社会的理论，创立于19世纪。民主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文明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社会福利、推进社会公平的政治派别，于20世纪流行于西欧等地。两者一胜一败，已记载于20世纪的史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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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克复：《告别神话》提出的新观点、新概念、新思维（二）
作者: 应克复 來源:電子郵件
中国近代百年史昭示，一党制是民族的灾难。中共宣称的“多党合作制”，实质是“一党制”。“一党专政”必然使国家衰落，使党自身腐朽。各政党（应包括台湾地区的政党）之间的正常关系不是“合作”，而是“平等竞争”，依选民的选择获取执政的资格。苏俄与中共执政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之根源，不是党政不分，而是执政模式，即对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垄断，且执政无期限的限制。要求执政党实行“党政分开”，是与执政党概念内涵相悖的伪命题。此类执政党的唯一出路是改变执政模式。
第二辑 走出极权体制
27、“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集中，是服从 “民主集中制” 的首创者列宁旨在建立具有严格纪律的、中央享有绝对权威的党。毛泽东将此制度诠释为“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并提出“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是对列宁这一制度的发展。“四个服从”在实践中是多数服从少数，全党服从领袖，毫无民主可言。应以“民主制”取代“民主集中制”。
28、人大制度之改革 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 ﴾1﴿ ·دض¹ب¨ء¦شثذذµؤث«¹ىضئ£¨بث´َضءص¸®،¢·¨ش؛،¢¼ى²ىش؛تاز»¸ِ¹ىµہ£»µ³ضءبث´َ،¢ص¸®،¢·¨ش؛،¢¼ى²ىش؛تاءيز»¹ىµہ£©£¬ت¹بث´َ³ةخھأû¸±ئنتµµؤ×î¸ك¹ْ¼زب¨ء¦»ْ¹ط،£﴾2﴿ ¸ؤ¸ï´ْ±ير،¾ظضئ£¬µ÷صû´ْ±ي½ل¹¹£¬´َ´َثُذ،´ْ±ي´َ»لµؤ¹وؤ£،£﴾3﴿ ´َ»لض÷د¯حإديسذب«ب¨ض®ض°£¬ت¹ض®³ةءث´ْ±ي´َ»لµؤءىµ¼»ْ¹¹£¬تاخ¥دـµؤ،£﴾4﴿ صذ-س¦³ةخھ²خزéش؛ت½µؤ»ْ¹ط£¬ئنح¨¹µؤ¾ِزéس¦¾كسذ·¨آةذ§ء¦،£﴾5﴿ ½¨ء¢دـ·¨µؤتµت©»ْ¹¹£¬ب·ء¢دـ·¨µؤب¨ح،£
29、中国百年史昭示，一党制是民族的灾难。中共宣称的“多党合作制”，实质是“一党制”。“一党专政”必然使国家衰落，使党自身腐朽。各政党（应包括台湾地区的政党）之间的正常关系不是“合作”，而是“平等竞争”，依选民的选择获取执政的资格。
30、两类执政党，两种执政模式 以暴力和以民主选举的方式登上执政舞台的两类政党，其执政模式存在着三点区别。第一，执政的依据：前者是暴力强者说了算；后者是选民们的选票。第二，权力的疆界：前者权力无限，拥有行政、立法、司法以及控制社会和控制公民的权力；后者仅拥有行政权，并受到立法、司法与社会力量的制约。第三，执政的期限：前者无法定的期限；后者有法定的期限。两类执政党其执政模式的共同点是党与政的合一，否则怎么能称其为执政党呢？苏俄与中共执政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之根源，不是党政不分，而是执政模式，即对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垄断，且执政无期限的限制。要求执政党实行“党政分开”，是与执政党概念内涵相悖的伪命题。此类执政党的唯一出路是改变执政模式。
31、民主国家和党主国家下的党国、党民关系 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做主。“一党专政”的极权国家，主权在党，一党做主。由党主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首先在观念上要改变党与国家、党与人民的关系。党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不是从属于党的机构，党不应该凌驾于国家之上。党与人民的关系：“党是人民的代表”只是党的宗旨，不是绝对的现实性。自称是“人民的代表”或宣称是“历史的选择”，从而永远享有垄断国家的权力，是现代专制主义的逻辑。
32、两部宪法：非成文宪法和成文宪法
中共统治下存在两部宪法。一部是成文宪法，即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部宪法。一部是非成文宪法，亦可称潜规则宪法。这种潜规则多无文字依据（也有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如党的文件，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指示等），但已成习惯，存在于人们的心里，贯彻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而且享有高于成文宪法和违反成文宪法的特权。中共高于国家，大于宪法，是这种特权的集中表现。中共统治下，非成文宪法比成文宪法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实在性和有效性。中共正是以非成文宪法实施其极权统治的。两部宪法并存，非成文宪法高于成文宪法，成为中国迈向宪政民主、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
33、现行成文宪法若干问题
1982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宪法经若干次修订，已有了较大进步，但仍存在若干问题。第一，宪法“序言”的实质，是党垄断国家权力（所谓“党的领导”）的论证书，与立宪精神相悖。第二，宪法是两种对立价值观的混合物：一种是专制集权的话语体系；一种是自由民主的空泛词藻。第三，人民主权的原则徒具虚名，未有落实。第四，不确定的东西——“社会主义”，不应纳入宪法。第五，将马克思主义（还有毛、邓的那一套）引入宪法，作为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指导思想，是不妥的。第六，不设立宪法监督机构，宪法难免沦为一张废纸。
第三辑 中国的文化基因
34、中世纪西欧社会与中国的差别
同样处于中世纪的历史时期，西欧与中国却存在着若干重要差别。﴾1﴿ خ÷إ·×ش¹إزشہ´سذ×إ¶àشھµؤصجه×تش´£¬ضذ¹ْشٍتاحٍ´ْ²»±نµؤרضئصجه،£﴾2﴿ خ÷إ·¸÷¹ْ¶àتا¹ْ¼ز،¢ةç»لµؤ¶شھ½ل¹¹£¬ضذ¹ْشٍتا¹ْ¼ز؟طضئةç»لµؤ¼¯ب¨½ل¹¹،£﴾3﴿ شع×ع½جسëصضخ،¢½جب¨سë»ت£¨حُ£©ب¨µؤ¹طدµةد£¬خ÷إ·سëضذ¹ْزà´وشعضط´َ²îزى،£﴾4﴿ خ÷إ·سذ×إش´ش¶ء÷³¤µؤ·¨ضخہيؤضذ¹ْض»سذ¸ùةîµظ¹جµؤبثضخ´«ح³،£خ÷إ·¸÷¹ْµؤصâضضةç»ل½ل¹¹؛حخؤ»¯´«ح³£¬تاثü½ّبë½ü´ْةç»ل؛َأٌض÷·×·×حرس±¶ّ³ِµؤضطزھش-زٍ،£خ÷·½أٌض÷تا´سةç»لؤع²؟×شب»ةْ³¤ئًہ´µؤ£¬ضذ¹ْشٍأ»سذصâرùµؤہْت·»ù´،؛حخؤ»¯إكج¥£¬ئنأٌض÷µؤةْ³¤ض»ؤـز½ّسë½è¼ّ£¬حياهزشہ´ض±ضءµ±´ْ£¬×كµؤ¾حتاصâجُآ·،£
35、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专制集权主义 1949年以来中共的统治将自家的专制传统与列宁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相结合，建立了更为酷烈的专制体制，专制文化发展到了极致已达六十余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任重道远。
第四辑 评毛评邓
36、“新民主主义论”的若干立论不能成立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代表作，是他为中共建树的一座灯塔。许多青年当时就是读了这一著作投身于中共怀抱的。直至今日，仍有人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但是新民主主义的若干立论是不能成立的。这些立论是：第一，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第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第三，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第四，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判断是由于对时代大势、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对十月革命的意义（价值）的错误估计所致。就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发表十几年之后，资本主义超越自身、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社会主义在一瞬间的闪光之后，便急剧衰落，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的历史证明：从列宁到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全然地错了。这个错误导致中国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才逐渐离开这条道路。
37、“无产阶级领导”命题的错误 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个命题的错误在于：第一，说中国的资产阶级软弱，不能领导革命，那么，合乎逻辑的是，无产阶级更软弱，更不可能领导革命。因为，资和无两个阶级是同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资产阶级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创立者和推进者，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代表。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声称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在实际上，1949年这场革命，既非无产阶级领导，也非资产阶级领导，是农民造反做皇帝的复辟运动。第三，“阶级领导”这一说法，在现实中是虚无。因为一个阶级不可能进行领导；结果是自称为阶级的先锋队——党在那里进行领导，是党冒充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领导而已。第四，预设“领导”的思维与“民主”的主旨相对立。民主制下，领导者是不能预设和自封的，是由选民们选择的。预设领导（所谓“领导阶级”、“领导党”）并强迫民众服从，这本身就是专制逻辑和霸权主义。
38、“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命题不能成立
关于“反对帝国主义” ﴾1﴿ “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是苏俄1921年提出的，它有特定的对象，即西方欧美诸国。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苏俄当时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将“东方民族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2﴿أ«شَ¶«·¢±ي،¶ذآأٌض÷ض÷زهآغ،·µؤ1940ؤê´ْ£¬إ·أہ¹ْ¼ز²»µ«شçزرح£ض¹¶ش»ھµؤاضآش£¬¶ّاز×ش1943ؤê1شآئًأہ¹ْµب¹ْ¼زدب؛َ·د³ءث¶ش»ھµؤ²»ئ½µبجُش¼،£﴾3﴿اضص¼ضذ¹ْءىحء؛حخةüضذ¹ْہûزوµؤح·؛إ¹ْ¼زتاثص¶ي£¨اضص¼حâأة¹إ؛حرإ¶ûثذ-¶¨µب£©،£﴾4﴿بص±¾1937—1945年侵华使中共起死回生，发展壮大，为内战中夺取国家政权创造了决胜的条件。1960年以来，毛泽东几次表示感谢日本侵华，不要日本对华赔款。可见，“反帝”的口号包藏着狭隘的党派私利。
关于“反对封建主义” ﴾1﴿ أ«شَ¶«µؤ“周秦以来封建说”不能成立。西周“封土建国”，周天子之下各诸侯国林立，可称封建社会。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建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自此进入皇权专制社会，虽然其社会经济基础仍是农业经济，但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政权组织形式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深远地影响中国的历史面貌，直至清朝覆亡后，民国至共和国，其政权的组织形式仍跳不出秦政制的窠臼。﴾2﴿ ضذ¹ْأٌض÷¸ïأüµؤ¶شدَتا»تب¨×¨ضئض÷زه،£بثأٌ´َضعسë»تب¨×¨ضئض÷زهµؤأ¬¶ـتااطزشہ´ضذ¹ْةç»لµؤض÷زھأ¬¶ـ،£صâز»أ¬¶ـسص·¢ہْ´خإ©أٌئًزه،£ذء؛¥¸ïأü¸ï³»تب¨×¨ضئتاصب·µؤ،£·â½¨ض÷زه²»تا¸ïأüµؤ¶شدَ،£أ«ت½¸ïأü·´·â½¨¶ّ²»·´×¨ضئتا´يخَµؤ،£°رµطض÷½×¼¶µ±×÷·â½¨ض÷زهتئء¦£¬µ±×÷¸ïأü¶شدَ¸üتا´يخَµؤ،£ضذ¹²¸ïأüدûأًءثµطض÷½×¼¶£¬×شبدخھحê³ةءث·´·â½¨µؤأٌض÷ض÷زه¸ïأü£¬½ل¹ûتاأ«تدרضئ»ت³¯µؤ¸´±ظ،£صâ³،¸ïأüµؤ´َ·½دٍ´ي¶¨ءث،£
关于“反对官僚资本主义” ﴾1﴿ “官僚资本主义”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1945）中首次提出。1946年陈伯达又提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概念。但是，官僚资本是官僚自身的私人资本还是官僚经营的国家资本？毛、陈都认为是官僚私人的“独占资本”，这与实际情况不符。王亚楠在1942年就指出中国官僚资本的三种形态：第一是官僚自身所有的资本，第二是官僚使用的国家资本，第三是官僚可以控制的民间私人资本。官僚们借助于后两种资本，能使第一种资本“迅速扩大起来”。可见，官僚自身所有的资本是由权力所转化的资本。不根除权力对资本的渗透，不可能消灭官僚自有资本。这一点更被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实所证实。也就是说，1949年之后消灭了官僚资本，40年之后在共产政权下这种资本像癌细胞似的疯长起来，这是权力与市场交媾，以及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必然结果。﴾2﴿ ³آµؤثؤ´َ¼ز×هسذ200زعأہشھµؤ×ت²ْسëأ«µؤ100حٍحٍضء200حٍحٍشھ×ت²ْض®ثµ²¢خق¸ù¾ف،£µµ°¸½زت¾£¬ثخ×سخؤ1940ؤêت±ئعسذ²ئ²ْ200حٍأہشھ£¬ضء1971ؤêب¥تہسذزإ²ْ800حٍأہشھ£¨؟غ³ث°؟îسà¶îخھ500¶àحٍأہشھ£©،£؟×دéخُµؤ×ت²ْش¼خھ50—100万美元（1990年数据）。将蒋介石、陈果夫与陈立夫列为四大家族纯属虚构。﴾3﴿ ¼بب»°ر¹ْأٌص¸®µؤ¹ْ¼ز×ت±¾µ±×÷ر¹شعضذ¹ْبثأٌح·ةدµؤ´َة½£¬ؤاأ´£¬µ±½ٌضذ¹ْصâ×ù´َة½²»µ«´وشع£¬¶ّاز¸üخھ¾ق´َءث،£¼بب»أٌ¹ْµؤ¹ظءإ×ت±¾س¦µ±دûأً£¬ؤاأ´½ٌجىسµسذ¼¸°ظحٍزع²ئ¸»µؤب¨¹َ×ت±¾¾ح¸üس¦دûأًض®£،
39、“新民主主义阶段”不是“资本主义阶段” 毛泽东承诺，新民主主义阶段，要让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刚获得政权毛就背弃这一诺言暂且不说）；但同时强调国营经济应当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应当享有领导地位。这就是说，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是一种主从关系，私人资本是一种从属的、接受管制的经济；它的生死存亡只能悉听其便了。所以，“新民主主义阶段”不是“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就预告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而在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它可以自由、放任地得到发展。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所谓改革，仍没有改变国营经济与民间经济这种关系，即仍没有跳出新民主主义的思维框架。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
40、毛泽东建国后的总错误 毛泽东在建国后提出了三条错误总路线构成了他的总错误。1953年的“一化三改造”（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8年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文革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亦可称总路线）。第一条总路线是要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条总路线是要高速度、高指标、反常规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第三条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捍卫遭到严重挫折的社会主义方向。三条总路线，构成建国后毛泽东错误思想之纲。所以，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错误思想。
41、毛式社会主义的三大错误 一是理论上的空想性。有关一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是在这种社会形态形成之后而不是在这种社会形态形成之前。毛的错误是，根据他对社会主义主观的臆测所提出的目标、方案，认为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全党全国上下必须拥护之，实行之，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二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藐视和对于资本主义的无知。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何来“资本主义复辟”？其实，真正复辟的是皇权专制主义，复辟势力的挂帅人就是毛泽东。三是用专制与暴力、即所谓“阶级斗争”的方式推行和捍卫不断失败的社会主义。
42、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敌人 毛泽东统治时期树立了无数的阶级敌人。其实，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极权统治者以及所推行的错误理论、错误决策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是那个时期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
43、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新专制主义，三民主义是建设自由、民主、幸福新中国的伟大纲领。
44、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专制皇朝的复辟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去民主主义的专制皇朝的复辟。﴾1﴿ ءذؤثµ£¬صب¨ختجâتاز»اذ¸ïأüµؤ¸ù±¾ختجâ،£أ«شَ¶«ثµ£¬¸ïأüµؤضذذؤبخخٌ؛ح×î¸كذخت½تاخن×°¶لب،صب¨£¬تاص½صù½â¾ِختجâ،£صâتا²»¶شµؤ،£صب¨ز×ض÷£¬²»ز»¶¨تا¸ïأü،£صضخ¸ïأü±طذëتاصضخضئ¶بµؤ¸üذآ£¬بçس¢،¢أہ،¢·¨¸ïأü£¬ذء؛¥¸ïأüزàتا،£﴾2﴿ 1949ؤêصâ³،¸ïأüتا·ٌتاز»³،¸ïأü£¬زھزش¸ïأüض®؛َثù½¨ء¢µؤضئ¶بہ´¼ىرé،£تµ¼ùض¤أ÷£¬أ«تد½¨ء¢µؤصب¨تاרضئحُ³¯µؤ¸´±ظ£¬؛ءخقأٌض÷شھثط؟ةرش،£زٍ´ث£¬¹ْ¹²ء½µ³¶·صùزش¼°بؤêؤعص½£¬²¢²»تاأٌض÷سëרضئ،¢¸ïأüسë·´¶¯ض®ص½£¬ؤثتاء½¸ِ¾üتآ¼¯حإخھصù¶ل¹ْ¼زب¨ء¦ض®رھئ´،£1949ؤêض®؛َ£¬أ«³ةءثحُ³¯ذآض÷£¬¹¦³ةأû¾ح£¬²»¹تا×ِءثہْ´خإ©أٌئًزهثù×ِµؤتآ£¬¸ؤ³¯»»´ْ£¬»تب¨شظةْ£»²»¹تاشع20تہ¼ح×ِءث¶ت®ئكؤê²»´©»ئإغµؤ»تµغ£¬بç´ث¶ّزر،£
45、1949年革命的三个历史成果 第一，政治制度的极权；第二，经济制度的共产；第三，共产极权制度下对每个人人性的灭绝。1949年的革命使中国历史至少倒退了一个世纪。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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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克复：《告别神话》提出的新观点、新概念、新思维（三）
作者: 应克复 來源:電子郵件
只有搬掉毛山和邓山，中国才能前进。阻碍中国前进的，不仅有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还有邓小平的思想遗产和改革模式遗产。在我们面前有两座大山——毛山和邓山，只有搬掉这两座大山，才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柏林墙”，就在这道高墙内，邓小平血腥地镇压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空前的民主运动。四项基本原则，是四个禁区，四个紧箍咒，是整人治罪的四根大棒，是支撑极权体制的四根支柱，是堵塞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高墙，也是造成今天中国僵局、困局、危局和乱局的总根源。
46、邓小平的改革是维护一党私利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之桂冠名扬天下。实际上在他复出之前，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等作出的粉碎四人帮、工作重心转移、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一系列的重大贡献，已经开辟了非毛化的历史进程，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循着这一方向，冲破毛泽东的专制极权体制的枷锁，指日可待。可邓掌控中国后，将改革的坐标锁定于经济领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他不容许超越毛泽东的衣钵，哪怕是打开一个缺口。邓的改革思路是从一党私利出发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他否定“两个凡是”，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人称“四个凡是”）；他否定“文革”，批评毛的晚年错误，却捍卫毛的历史地位，提出“完整地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提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科学技术，却拒斥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他主张市场经济，开放私人资本，却强调公有制（官有制）为主体，维护一党自利的特权体制；他对毛的个人专制及其对党国的危害虽有所反思，但当民众呼唤自由、要求民主时，他不懈地予以反击，并非法罢黜两位贤明的总书记，直至制造“六四”血案，镇压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使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搁浅达三十余年之久（超过毛二十七年的极权统治）。
47、邓小平改革模式的三大缺陷及其后果 ﴾1﴿تذ³،¾-¼أسë“公有制主体”论的二重变奏，导致社会结构的两极化。邓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必须使“公有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其后果一是，使市场经济发育受阻，成了党国权力的附庸，而不是资源配置的“看不见的手”；二是国企在国民经济中享有霸主地位，经济改革徘徊、倒退，民间经济一直受到歧视，发展空间逼仄；三是权力与市场交媾，官商勾结，大肆掠夺民财与鲸吞国有资产，造成贫富两重天的社会结构。 ﴾2﴿ “GDP挂帅”的发展观导致生态与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GDP虽重要，但不至上，不唯一。GDP挂帅，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虚假无效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增长，危害社会和环境的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不可承受之高”：高消耗，高污染，高通胀，高分化，高腐败，高风险。多高并举，酿成民众及其子孙后代无法吞噬的苦果。﴾3﴿ ¼لتطأ«شَ¶«µؤ¼«ب¨زآ²§£¬µ¼ضآدـصأٌض÷´َزµµؤ¸éا³،£µثµؤصضخزإ²ْ£¬ز»تاب«ء¦خ¬أ«£¬´«³ذأ«µؤ¼«ب¨جهضئ£»¶تا؛´خہ“一党专政”，一再扑灭自由、民主运动；三是倡导核心，个人专制再现，以“毛二世”的形象告别政坛。邓时代，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国家与社会从整体上仍处于倒退趋势。
邓小平在1980年回答意大利记者时，对自己的功过评价是“对半开”。即使这个低调的自我评价，也有待历史检验。邓专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深伤痛和种种后患，国人应有清醒的认识。
48、称三中全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失之偏颇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史称“伟大的历史转折”。这一评价，不甚确切，经不起历史检验。第一，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种种劫难，根源在于毛泽东及其所建立的专制极权体制，只有摒弃这一体制，重建孙中山开创的民主共和新政，中国才能走向自由、民主、幸福的康庄大道。可是工作重心的转移，只是“以经济建设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无有触动极权体制的命门，加之不久邓小平借机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为中国向宪政民主“伟大的历史转折”设置了重大障碍。第二，文革结束前后，国人虽厌倦“阶级斗争”，企盼摆脱贫穷，但最为渴望的是人的精神解放与思想解放，由党奴成为自由人。这一点从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四五运动”（毛说，群众的矛头是对着我的）；1976年10月“四人帮”的覆灭，举国纵情欢呼；1978年5月爆发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破除对毛的神化；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北京“西单民主墙”所喷发的对自由、民主的呼喊；以及“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涌现的党内新思潮的冲击波，无不说明，当时中国的思想大潮从党内到党外，都集中火力在极力挣脱专制极权体制的镣铐。可是，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显然没有体现当时举国举党所呼唤的这一时代心声。之后，邓小平正是以“一心一意搞建设”作为旗帜，扼杀自由民主运动，把中国引上了歧路——经济（在短期内）发展了，可是，党国乃至整个民族堕落了。
49、搬掉毛山和邓山，中国才能前进 阻碍中国前进的，不仅有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还有邓小平的思想遗产和改革模式遗产。在我们面前有两座大山——毛山和邓山，只有搬掉这两座大山，才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柏林墙”，就在这道高墙内，邓小平血腥地镇压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空前的民主运动。四项基本原则，是四个禁区，四个紧箍咒，是整人治罪的四根大棒，是支撑极权体制的四根支柱，是堵塞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高墙，也是造成今天中国僵局、困局、危局和乱局的总根源。
搬掉毛山和邓山，首先要超越四项基本原则。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修正为宪政民主，还政于民；将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为公民在政治与法律上一律平等；将专制的贫富悬殊的社会主义修正为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修正为思想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核心的一条是修正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搬掉毛山和邓山，还要将邓小平的跛足改革模式，转换为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模式。政治体制改革要纠正三个错误认识。第一个错误认识：决不搞西方那一套。“决不搞西方那一套”，乃是不搞政改、不搞民主的遁词而已。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政改不可能走向自由民主的普世正道。第二个错误认识：政治体制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任何一个执政党，不可能“党政分开”。“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是个伪命题。出路是改变一个党永久地垄断国家权力。第三个错误认识：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在内涵和外延上各不相同。两者在民主机制和民主运作上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即使党内民主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国家政治制度依然是在“一党专政”框架的轨道内运行，那么，政府依然是一党之政府（人民无选择政府之自由），人民代表大会依然是通过一党旨意的工具，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等，也只能是海市蜃楼。
搬掉毛山和邓山，最根本的，要实现制度创新：有小的制度创新，有大的制度创新——由一党制过渡到多党制，实行国家权力和平、有序地交替。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要改造现行的宪法体系，要对现行宪法进行重大修改。现行宪法体系：存在非成文宪法，即潜规则宪法和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成文宪法。前者应予废除，后者应根据立宪宗旨进行脱胎换骨的修正。
第五辑 人类的生存危机
50、生存危机正在向人类逼近 21世纪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西方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提出警示。至新世纪已成为中国人所普遍关注的大事。20世纪全球人口已达60余亿，比19世纪增加了3倍。照此速度增长，那么，21世纪全球人口将达到180亿。要满足180亿人的正常消费，地球有限的土地、矿产等资源已不堪重负；更何况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们无理性地追求奢靡的物质享受。2010年9月，物理学家霍金爆出惊人言论：地球将在200内毁灭，就是出于这种计算，并非危言耸听。为此，各国政府、各国政要，应共商人类永久生存、文明生存的大计，就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消费扩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保持平衡共同采取坚决的措施。显然，要维护这种平衡，必须抑制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与消费的扩张。
51、环境与人的生存之间的矛盾，对中国来说尤为严峻 无论是毛的大跃进年代，还是邓的GDP挂帅年代，中国人都以“建设”的名义对环境进行无所顾忌的“破坏”。政府领导人为了政绩，只顾眼前，不计未来，他们是制造生态灾难的历史罪人。未来中国的领导人应当力纠这种错误的发展方略，把保护生态与环境作为执政者的首要责任。
第六辑 短 论
52、共产党应当向国民党学习 国民党曾作为专制、腐朽的势力而被中共赶出大陆至今已有六十余年之久。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国民党在渡过困难时期后终而崛起，共产党则在普遍的腐败中朝不保夕。出路是向国民党学习：﴾1﴿ ¾ظئًبأٌض÷زهئىضؤ£¬·إئْآيءذأ«ؤاز»ج×´يخَہيآغ،£﴾2﴿ ؟ھ·إµ³½û£¬·إئْز»µ³×¨ص£¬تµذذ¶àµ³ئ½µب¾؛صù£¬»¹صسعأٌ£¬ت¹ضذ¹ْ×كةددـصأٌض÷µؤئصتہ´َµہ،£
53、知识分子是独立的社会群体，是民族的精英，人类的大脑 知识分子在毛时期归属于资产阶级，邓时期荣属于工人阶级了。总之，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某个阶级，它没有独立存在的资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是社会中一个独立的群体（或阶层），所谓士、农、工、商。知识分子还居于首位呢。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和创造性贡献，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他们的劳动成果得益于全民族、全人类。他们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推进中起着先锋的作用。知识分子中不乏有先知先觉者，他们是民族的精英，社会的良知，人类的大脑。其他阶级在社会的演进中会趋向消亡，惟独知识分子的队伍随着文明的提升而扩大。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从中改造自己，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是开历史倒车的错误指向。
54、“反右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违法犯罪”运动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错误的，1979年“被改正”。仅此认识是不够的。“反右”不仅仅是搞“错”，是一次大规模的“违法犯罪”，是国家领导人的重大“罪错”，应为此支付精神赔偿，并向受害者和家人公开道歉。
55、知识分子遭受共产政权迫害之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投入中共怀抱，走上革命道路。他们真诚地相信，中共会给中国带来自由、民主与强盛。待中共执政后，上演了比国民党更专制、更血腥、更腐败的历史。在中共的统治下，这批知识分子，其中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与整肃。现实无情地走到了理想的反面。进入大耄之年，他们反思这段历史，寻探答案，从噩梦中醒来，有了不同程度的觉悟。李慎之、李锐、李普、胡绩伟、杜润生、任仲夷、朱厚泽、何方等人，便是代表。
解开历史之谜，答案是什么呢？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共、对马列主义缺乏认识。中共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宣称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赢得很多人的青睐。但依据无产阶级领导（经过共产党）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安排，中共一旦执政，势必建立起比国民党更专制更独裁的政治体制。所以，储安平预言，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有和无的问题了。对于储安平的这一洞见，有多少人当作一回事！中共宣称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这个理论以及中国的发展方向也被许多人接受了。当然，这种“接受”是非常盲目的。他们对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只知其名，不知其实。至于推行于中国社会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更是茫然不知。待毛泽东在中国强行实施共产化之后，人们才逐渐感受到，它使几千年积淀的文明遭之毁灭性的破坏。经济发展失去了内在的动力，每个人的权利遭到全面的剥夺，经济、文化和道德全面滑坡，而且，这种倒退趋势至今未得到遏制。这场乌托邦的大规模实验以彻底失败告终。这个巨大的挫折和对全民族造成的伤痛，固然有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个人因素，但文化价值观和国家制度是根本性的。
1920年俄共派维经斯基来中国建党，是在中国建立红色殖民地。由此时始，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了俄化、赤化、马列化、左倾化，即“走俄国人的路”。也是从此时始，中国存在两种文化的博弈，一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一种是来自苏俄的专制极权主义。这两种文化的博弈，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随着中共的壮大，乃至夺得了全国政权，便把“四化”推向全国，主导中国，并彻底扫荡西方以及辛亥、五四以来自由民主主义的文化价值；中国就此陷入灾难，中国人就此沦为党奴。那些怀抱自由民主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此时成了中共极权统治的障碍，受到排斥和打击，也属势在必然；尽管他们曾为中共出生入死，并一直是中共虔诚的拥护者。所以，中共的诞生和中国的文化转向乃是在中国播下了劫难的种子；待它生长、壮大， 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与它抗衡之力。这个历史之谜的告白，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个人与民族遭受不幸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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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勇：彻底废除党国 建立民主共和
作者: 付勇 來源:電子郵件
党国体制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损害国民利益，助长贪污腐败和社会溃败，因此，必须废除党国体制，建设民主共和。因为民主共和不仅必须从基本制度上保证公民对国家的统治，而且必须完全为了平等地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免受伤害的目的而存在。为了消除党国体制衍生的种种政治灾害，每个中国公民都应站起来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通过理性的社会发难，通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齐心迫使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彻底废除党国体制，建立民主共和政制。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纵览人类政治史，尽管世界各国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但都从君主制发展起来，直到共和制产生后，世界各国才开始分化，而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中，一部分沿袭君主制，一部分选择共和制。
与其说早期共和制的由来同西亚的阿卡德密不可分，不如说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国家的制度可由两个维度确定，第一个维度为统治者的数量，以此可以分为“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或全体）统治”；第二个维度为国家机器的服务对象，可分为“为全体服务”和“为部分人服务”。而将两种维度映射起来则形成了六种国家：一是君主制（一人统治为全体服务）国家； 二是僭主制（一人统治为部分服务）国家；三是贵族制（少数统治为全体服务）国家； 四是寡头制（少数统治为部分服务）国家； 五是民主制（多数人统治为全体服务）国家；六是平民制或暴民制（多数人统治为部分服务）国家。
以上六种国家中，一、三、五三种，即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三种制度三体合一，形成的制度是共和制，具体的运作方式则是依靠分封制度形成：即国王保护整个国家的土地，作为回报贵族需要向国王上贡；贵族保护民众的土地，作为回报，民众需要缴税。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事情做，互相依存又互不干涉，这就是早期的共和制的由来。不过在古代，共和名义上是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可实际上则多是贵族共和，而在这些共和国里，只有贵族才有参政的权力，其中，罗马共和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民主共和制应运而生，而现代民主共和制与其说是国家最高权掌握在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手中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如说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而其共和范围形式上包括全体公民在内（与贵族共和制的区别），最高国家权力由多人执掌和行使，权力执掌者由选举产生，任期限定。按照不同职能机关和职位的地位和权限，特别是主要按照议会、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关系，可以分为议会共和制和总统共和制。由于民主共和制的国家都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把国家的权力分散，因此非但不易产生以权谋私等问题，反而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民主与积极性，又可以防止平民针对少数人的暴政。
展开来讲，现代民主共和制根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的不同，可分为议会制共和制和总统制共和制。在议会制共和制国家中，议会拥有立法、组织和监督政府(内阁)等权力：政府(内阁)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来组织，政府对议会负责，当议会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时，政府就得辞职或呈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只拥有虚位，没有实权。而今实行议会制共和制的国家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印度等。此外，总统制共和制是国家最高权力由总统和议会按不同职能分别执掌和行使的一种政体形式。在总统共和制下，总统和议会分别由选举产生，任期限定，内阁由总统组织并对总统负责，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与议会之间有权力制约关系。
总统共和制是指以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总统直接领导政府，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而对总统负责的国家政体形式，而其主要特点：一是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政府由总统组织和领导，对总统负责，不对议会负责。二是实行比较严格的三权分立原则，议会和总统都由全民普选产生。议会与政府完全分立，政府成员不能兼任议员，也不能参与议会立法的讨论和表决。三是在总统和议会关系上，总统行使权力时，不对议会负责，而只对国民负政治上的责任。议会不能通过投不信任票来迫使总统和内阁辞职，只有在总统或内阁成员有违法行为时才能提出弹劾案，被弹劾者是否有罪由参院组成审讯法庭进行审理和决定。总统可以对议会通过的议案行使否决权（搁延否决权），议会两院可以用三分之二多数票推翻总统对议会法案的否决，总统也不能解散议会。总统任命政府重要官吏、外交使节和最高法院法官需经议会中的上院或参院同意。
总之，在总统制共和制国家中，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不仅总揽行政权力，负责组织政府，还统率陆、海、空三军，而行政机关(政府)和立法机关(议会)相互独立。美国是历史上最早实行总统制共和制的典型国家，而今除美国外，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刚果（金）等国也都实行总统制共和制。
不幸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在政治治乱更替的循环中，只有一种由乱至治而重新修复秩序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就是拥有暴力的各个武装集团通过逐鹿中原，由胜利者重新垄断暴力，构建新的政治秩序。
一百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辈们率先踏上民主革命的征程，为了铺筑中国民主共和之路，一个个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顶刀风冒弹雨，抛头颅洒热血，经过艰苦卓绝的拼争，终于用汗水，用鲜血，在一百年前通过辛亥革命，不仅冲毁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冲出中国民主共和的道路，以至既使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又对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推翻满清帝国而建立中华民国后，中央政府不仅缺乏政治权威，还缺乏控制全社会的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而让它们按照国家制定的统一规则运作的能力，致使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没过多长时间，就被袁世凯篡夺。而袁世凯不甘屈就总统，妄图复辟登上帝位，以致引发军阀混战。尽管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仿效英美议会政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情势下，四处碰壁的孙中山，在饱受刺激之后，终于下决心以俄为师，而按照极权主义的原则重造国民党，使软弱的国民党重新恢复力量。而他的操作方法一是重造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宏大主义；二是建立党军；三是强化领袖和组织对党员的人身控制。
孙中山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极权主义政党时，已认识到这么做所包含的悖论：一方面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在政治上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要重造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拥有军队和用暴力打下政权后，势必导致党的独裁和对整个国家的占有。为了解决这一悖论，孙中山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作为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三部曲。借此明确提出在宪政时期，国民党应还政于民。也就是说，孙中山在一个乱世中，为了要重建共和秩序，不得不将国民党武装化的同时，深刻地认识到，一党依凭拥有暴力来进行政治独裁，违反了民主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不仅是对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也是一种政治上僭越，还是一种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因而在他看来，这是最终达到共和秩序不得不经过的必由之路。
后来，尽管蒋介石领导国民党通过北伐打败各路军阀夺取政权，然而由于没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没有贯彻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政治主张，没有落实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策略，以致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乱世始终没有结束，并没从军政、训政过渡到宪政，致使孙中山设计的建设共和国的方略，落实到现实中就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正如共产党所批评的那样，不管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都被垄断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个小集团的手中。
共产党认定国民党建立的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蒋家王朝，必须用暴力彻底砸烂，而重建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由于以激进的社会改革理念为号召，加上比国民党更为严密的领袖和组织对加入者的绝对控制，以致在一个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和破产的乱世中，共产党显示出了比国民党更强的战斗力，最后以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终于用自己的党国替代了国民党的党国，而这个党国虽换上一套新装，但并不象所标榜的那样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是地地道道的假共和真党国，比起国民党的党国，不但变本加厉，还简直无以复加！
尽管蒋介石时期的中华民国是推行一党专制的党国，但既没签署卖国条约，又给不同的政党、独立的社会团体、自由的媒体和经济组织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间。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彻头彻尾的党国，不仅签署卖国条约，也取消一切独立的政治、社会组织和媒体，还通过“三大改造”，既灭除了中国社会中一切自由的经济组织，又彻底剥夺了中国人自由结社的权利，以致非但没让中国民众尝到共和国的味道，反而变本加厉地通过独裁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史无前例的剥夺。
首先就其所签署卖国条约来讲，1949年周恩来通过签署中苏友好条约，不但向苏俄割让大片国地，也割让外蒙古而承认其独立，还承认早前清政府签署的不平等卖国条约。而条约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2、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海参威(包括海参威所辖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乌苏里江江北64屯为苏联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3、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1945年以来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认清朝政府1850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4、乌苏里江江域北三分之二属于苏联主权，南三分之一属于中国主权。5、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土的声明。6、双方同盟一致反对国民党，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其次就其所导致的屠杀而言，中共建政之初，全国各地就响起此起彼伏的枪杀声。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镇反指示，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但未提出严惩标准。指示要求依照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而此时政务院却未有条例公布。与此同时，土改在全国农村铺开。1950年6月30日颁发了《土改法》，实行“和平土改”。可是到12月毛泽东突然推翻《土改法》，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全国各地立即对地主，也对富农乱捕、乱打、乱杀，而不论是镇反，还是土改斗地主，都是在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想抓就抓，想杀就杀。据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报告，镇反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人，所杀人数已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而实际遇害人数至少在500万人以上。1953年的“肃反”运动中，也至少有21300余人被处死，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这种非人道的屠杀，不限于中共建政之初。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报告，“文革”中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处死（武斗中死亡人数不在此内）。另据专家对中国县志记载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达773万人。
此外就其所带来的剥夺来说，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高举“共产”的旗帜，利用制度化彻底剥夺全体公民的财产权，一方面借助土改不仅剥夺了地主拥有的土地，也剥夺了个体农民的土地；一方面通过“三大改造”不但剥夺了私人企业主的资本，也剥夺了手工业者的资本，以至把每个公民手中的生产资料剥夺得一干二净；一方面通过所谓的“经租房”政策剥夺了所有公民的私人房产权。而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不仅仅体现在对公民拥有的静态财物的剥夺，还表现在对公民的自由交易、自由生产、自由消费的权利的全面剥夺。而经过这种对财产权的全面剥夺后，除了极少数享受特供的高级干部外，其他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准30年间始终被控制在勉强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一部分勉强度日，一部分连度日都艰难。
再者就其所酿成的迫害来讲，从中共建政开始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就从未停息，尤其是1957年对知识分子大规模的迫害，让人触目惊心，而其实质是以暴力驯服知识分子，摧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以根除党国的隐患。“反右”的研究已成显学，可中共还在极力掩饰，既没有向“右派”及其子女、向国人道歉，以求得谅解与和解，也没有给予“右派”及其家属赔偿精神与经济损失，以修复历史创伤。当年右派人数据《争鸣》2006年第1期对“反右运动档案解密”所披露的数字是3178470人，而这个数字是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即使按55万之数计算，许良英认为，由于右派的家属、子女，乃至亲友无不受到株连，因此实际受害人数也超过100万。
再就其所造成的“大跃进”和饥荒而言，毛泽东的“大跃进”是搬开两块石头得以掀起巨浪的。一块是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具有理性思维和务实作风的计划经济派。他们主张按比例、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反对冒进。这同毛充满浪漫情怀的不按比例、超常高速发展的非理性思路发生了冲突。后来，毛泽东发明了“跃进”，说我们是跃进，不是“冒进”，不仅取得了话语的主动，还厉声批周恩来：“右倾保守”，“非马克思主义”，“离右派只有50米了”等等。周恩来作了几次检查才恢复了总理职务。一块是知识分子，而通过反右，他们不可能对中共说三道四了，知识分子失声了！结果“大跃进”不但是大倒退，也是大惨败，还衍生1959—1962的饥荒。可是过去中共蒙骗国人的宣传说辞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这一说法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被刘少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一说所否定。那几年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这是由气象资料证明了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长期以来的说法是带有估计性的，统计方法与数字也不一致。据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2005年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59—1961年中国在大饥荒中饿死人数计3245.8万人。他的这一数字是建立在对1462个全国各市县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的，这为全面揭开三年大冒进时期饿死人的真相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另一位研究者人口统计专家王维志（1959年以来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80年代后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的研究结果，认为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3546.6万人。这同曹树基提供的数据相近。特别需要说明，发生大饥荒，既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国家没有救济能力。如果加上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饿死的人口数（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则大饥荒饿死人约为3700万。
由于毛泽东彻底消除了独立的媒体，以致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从根本上被剥夺了，致使整个社会变得鸦雀无声，以致就在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期间，全国所有的媒体上非但没有齐心抨击，反倒全都高唱颂歌，以致全国各地连一点的杂音都听不到。过去，中国大量饿死人在其他朝代也曾发生过，但能让数亿饥肠辘辘的中国人对导致3000多万同胞饿死的专政制度齐声高唱赞歌，不但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创举，更是毛泽东最伟大的成就！
另就“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浩劫来讲，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全体党员包括党的高级干部的基本政治权利，以至于不仅党代会毛泽东说开就开，说不开就不开。而且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如果毛泽东看着不顺眼，那不仅成为千夫指，还会下地狱，以至连不少战功卓著的将军都被整得生不如死，连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都被整成遭人狠批的钳工，连国家副主席都被整得死在监狱里。相反，如果毛泽东相中谁，那不仅会被捧成榜样，还会扶摇上天，以至连文痞都能变成国家的栋梁，连大字不识几个的人，都能成为国务院的副总理，连无赖都能成为国家副主席。此外所有公民不仅被要求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更被要求完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彻底清除头脑中的任何私欲和杂念，以致仅凭私人信件、日记和私下言论定罪，通过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夫妻之间和父子之间的相互揭发和告密，致使中国人最后的一点内在自由，也被连根铲除了。换个角度说，毛泽东不仅把权力的触角伸到全国每个角落，不仅伸到农村的田间地头，伸到厂矿机关班组，伸到每个家庭，而且，不管谁的日常生活，不管谁的思想言行，不管谁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酷的限定，有些还受到严密的监视。结果导致毛泽东不仅凌驾于人民头上，也凌驾与国家头上，还凌驾于民族头上，以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仅封杀异己，还采取高压愚民政策，不断发起整人运动，不断大搞个人崇拜，不断加强自身独裁，以致毛泽东一伤风，中国共产党就会感冒，而党一感冒，不管是国家，还是民族；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等方面；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学生群众，都会跟着发烧！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用“共产”的虚幻理想，用他玩弄于股掌间的“人民共和国”，将几代中国人成功地变成了誓死捍卫他个人的卫兵，更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借党国发动了全面剥夺公民权利，而将所有中国人变为党的财产和工具的斗争，致使国家的运作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规则的约束，而全凭毛泽东用他随心所欲的最高指示来驾驭，以致毛泽东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辉煌伟业，而全体中国人民则在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幻觉中，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以至不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成吉思汗，不论是康熙乾隆，还是慈禧太后，总之不论是中国五千多年历史里数百个皇帝中的哪一个，都无法望其项背，都无法与之抗衡，都无不相形见绌！结果致使中国百姓非但没能站起来，非但没能成为国家的主人，非但没能尝到共和国的味道，反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忍辱爬行，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当轿夫做奴仆，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一次又一次蒙受政治蹂躏，一次又一次饱尝政治苦果；一次又一次遭受政治愚弄，一次又一次体会政治虐待；一次又一次参演政治悲剧，一次又一次尝遍政治磨难！
当毛泽东前去同秦始皇较量，而使邓小平上台掌握实权后，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邓小平领导中共中央于1978年12月18日-22日通过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迫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可非但没借此废除党国体制，建设民主共和，反而独断专行，从此开始打左灯向右转，不断踏入歧途，不断走上弯路，不断增加社会支出，并象毛泽东那样说一套做一套，嘴上念叨马列毛的圣经，手上却举着解放思想的大旗，脚却走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
出于维护一党专政，更出于维护自身统治，邓小平不再象毛泽东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还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一方面还是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承接经营一党专政，强制兜售各种假冒伪劣的政治产品，既强迫百姓购买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迫百姓消费摸着石头过河；既强迫百姓买下黑猫白猫理论，又强迫百姓接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强迫百姓买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诡辩，又强迫百姓收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采用拙劣的手段严酷压制民主墙发出的社会呼声，到处封堵自由化掀起的民主浪潮，血腥镇压席卷全国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不但象过去那样削百姓的权利，还逼迫全国人民老老实实地穿由他设计由他的党制造的党国之“鞋”。
当江泽民掌管中共领导大权后，非但没有通过政治改革废除党国体制，建设民主共和，反而不仅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也完全继承邓小平的政治衣钵，还充分发扬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转的精神，继续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经营一党专政，继续强制兜售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强制兜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打包强制抛售邓小平理论，又强制抛售自己炮制的三个代表思想，仍旧沿着专制的歧途，向右转到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上，而不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族利益，为了人民利益，积极推动政治改革，反而采用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不仅抗拒政治改革，还利用各种诡辩竭力为自己辩解，而不为“六•四”昭雪；竭力为一党专制贴金，而不断给民主抹黑；竭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民族利益，危害人民利益！
当胡锦涛继任中共的领导核心后，不仅一再强调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还一心想要构建和谐社会，而开始关注民生问题，关注分配不公问题，关注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可非但没有通过政治改革，废除党国体制，建设民主共和，反而依然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依然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经营一党专政，依然强制兜售四项基本原则，依然强制销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打着马列主义的左灯，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左灯，打着社会主义的左灯，打着邓小平理论的左灯，打着三个代表思想的左灯，仍旧沿着一党专制的歧途，向右转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而过去那样不让十三亿百姓的脚，穿上一直期盼的民主共和之“鞋”。
总之，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过解放思想走出一片片意识形态的误区；通过转变观念拆除一个个条条框框；通过不断拓展改革摸着一块块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对外开放打开一扇扇国门；通过转换机制开辟一条条发展弯路；以至于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闭关锁国，而打开国门，对外逐渐开放；不再迷恋计划经济，而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不再扼杀经济竞争，而借鉴国外竞争机制；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广泛借助外资内债；不再只搞国营集体经济，而渐渐放开，倡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但积极扩展个体私营，还通过优惠政策，广招外商，博引外资，开办独资或合资公司，并逐步实行股份制，推广现代企业制度，普及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等，因此不仅促使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也促使综合国力直线上升，还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由于没有通过政治改革破除一党专制，废除党国体制，建设民主共和，致使国家权力集中在一种政治力量上，导致权力极度统一，以至不管是立法，还是行政；不管是司法，还是军队；不管是新闻出版单位，还是国有厂矿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被一种政治势力操控，以致既无横向互相制约，又无纵向互相制约。而且，各级领导都由上级委任，而非民主选举产生，只受上级管制，不受其它约束，致使各级干部动不动就滥用职权，动不动就以权谋私，动不动就贪污受贿，动不动就买官卖官，动不动就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人民利益！
因此，导致各项方针常常失灵，导致各项政策常常走样，导致各项措施常常变形，而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结果不仅导致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发展道路曲折坎坷，以至于不仅在政治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还在经济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不仅导致社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不断滑坡，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社会污水不断乱流，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还导致腐败层出不穷，既席卷全国，又上下泛滥！……
尽管近几年来开始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由于还是只求经济改革突进，只求科教改革支持，只求其它改革协助，而不求政治改革配合，因此不仅导致政治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政治发展机制僵化，以至于不能与经济改革、科教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相适应，结果不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导致中国社会畸形发展，还牵制中华民族的腾飞！
由于中共还象过去一样，奉行“党权至上”，不仅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还把自己凌驾于民族之上，更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从而既导致“党权”不受任何制约，又导致公民权利缺失，致使改革开放走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损失了许多不该损失的国有资产！
首先，因为中共奉行“主权在党”，而不推行“主权在民”，所以，完全实行党主制，而所宣称的“民主”，既是党赐予的“民主”，又是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一种假民主真专制。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实际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人大只不过是政治摆设；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可实际上，各级政府官员都是由中共指定，以致政府只对中共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
其次，中国实行所谓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推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其本质则是一党专制。由于8个民主党派的预算都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列编，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都一律由中共开支，因此必须听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命运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以致与其说是中共领导下的8个“卫星党” ，不如说是8个政治花瓶，怎么能起到制约监督作用？
更为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不但世袭独霸中央权力，还能委任官员掌控各级地方等权力，因此不论是立法，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分配，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人民着想，反而只体现自己意志；非但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仅以自己的需要为立足点；非但不为人民造福，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
这一切都具体表现在权力与权利的失衡，也就是强化权力，而弱化权利，结果不仅致使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不能发育，还致使新闻媒体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来自民间的呼声因不能传播而成不了社会舆论；不仅致使人民没有结社的自由，还致使NGO遭到官方的限禁；不仅致使工人、农民等弱势大众没有自己的可以依靠的组织，还致使公民不能以组织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既然党国体制不但阻碍科学发展，还损害人民利益，更助长贪污腐败，那就必须废除党国体制而建设民主共和，因为民主共和制不仅是国家最高权掌握在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手中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共和国是一项财产，而这项财产必须平等地归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所共有，共和国不仅必须从基本制度上保证公民对国家的统治，而且必须完全为了平等地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免受伤害的目的而存在。而党国则正好相反，它是党所拥有的财产，既由党实行一元化的统治，又完全为了实现党的目的而存在。
由于民主共和既只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仅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既兼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完全国家化，以至不仅扩展百姓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还监督有效，还唯民是从。因此，民主共和既是发展的坦途，又是科学的制度，还是百姓的护身符，不仅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促进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以至于成为公认的普世价值。
尽管党国在近现代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时，作为一种过渡性体制，作为一种应对深重危机的权宜之计，作为一种达到共和秩序的路径，在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出现，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可如果中共不愿意将自己掌控的暴力工具，交付给一个按照宪政民主的规则运作的国家去管理；如果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理想，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用手中的权力去改造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权利，驱使人们为中共的事业服务；如果中共不从一个传统打江山的武装集团，向一个现代政党的转型，那么，对每个中国公民来说，不仅还会蒙受一次又一次政治蹂躏，也还会饱尝一个又一个政治苦果；不仅还会遭受一次又一次政治愚弄，也还会体验一次又一次政治虐待；不仅还会参演一次又一次政治悲剧，也还会饱尝一次又一次政治磨难！
因此，为了消除党国衍生的政治灾害，每个中国公民都应站起来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通过理性的社会发难，通过非暴力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齐心迫使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彻底废除党国体制而建设民主共和。
由于在党国体制的情况下，当局出于维护统治而不会采取积极姿态，不会自动放弃领导地位，不会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而主动牺牲自身利益，反而可能使用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竭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因此，只能通过各种方式，只能挖掘各种资源，只能疏通各种渠道，激发各个阶层百姓的斗志，使之凝聚起来，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汇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而不断向当局施压，齐心迫使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彻底废除党国体制而建设民主共和，最终不仅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充足的能量，也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提供清洁的燃料，还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提供动力。
综上所述，如果说党国体制不但阻碍科学发展，还损害人民利益，更助长贪污腐败，那么民主共和则不但促进科学发展，还为人民造福，更遏制贪污腐败。由于民主共和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因此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合十三亿炎黄子孙百姓的脚，以至不仅真正为人民着想，也为人民服务，还为人民造福！
201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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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略：【反对票的代价】1949…
思想史略：【反对票的代价】1949年政协选举人民政府主席,576票，毛泽东获得575票。都以为毛谦虚，不料毛自己投了自己一票。毛下令密查唯一的反对票.民主人士张东荪为此付出三代人的血腥代价。1951年他即被指控向美国出卖情报,文革中死于秦城监狱。子孙均入牢狱，三子张宗颖尤惨,与妻在遭“斗争”后一同自杀。转 thumbnail
2013年07月05日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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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一献：暴力革命党的下场都是相同的
——探索苏共在中国私生的“儿党”走向自我终结的时间表
作者: 巩一献 來源:電子郵件
从中共的历史和现实来看，1949年之前是通过暴力夺取政权；1949年之后是通过暴力统治全中国，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民的思想、言论；1979年之后则是通过经济暴力实现革命暴力无法实现的和平时期的“共产”目标，即所谓“党永葆生机”的中国梦，可到了2013年7月1日中共虽然号称拥有党员8512.7万名，但却不得不面对《人民日报》社论及政治局常委会议所言的“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一现实危机，不仅仅是警告。这说明，这个党虽然已经存在了92年，但始终避不开未来将“亡”之命运。
认识共产党中国的现实，必须要认识中共的历史。从本质说，中共的历史并不复杂，中共的各种所谓“科学马列主义”说法也不能迷惑人，单从其名称来说，中共即中国的“共产党”，其出身就是要“共产天下”，后来也确实达到了其超出一些历史学家想象的“共产”目标：1949年之前它“共产”了它所能到手的一切利益，包括地主和贫民的生命和土地，以及以暴力为名的革命军队。1949年之后，它所能到手的利益就更多了，整个中国大陆的一切都成了“共产”的天下：国有化、集体化、工业化、城市化，包括小小的征地、拆迁项目，甚至更大的项目如三峡工程、神舟一号到十号升入太空，甚至将来还要“共产”月球，这些都是共产党所为。
人们不要指望共产党不为，共产党的名称就是“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核心目标就是“共产天下”，虽不能“共产世界”，但能“共产中国”。法律是共产的法律，任何反对共产的诉求，共产的法律一律反对；你指望它的法院衙门为你大开绿灯和司法正义吗？NO，它的法院衙门（所谓最后一道底线）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共你的产，同意也共你的产，不同意也要共你的产。你家的房子被强拆，你家的河流被污染，你家的矿石和矿产统统被国有化，你家生孩子只能生第一胎，原因就是你必须被共产，结果也是这样，六十多年来没有改变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以新中国就是共产下的新中国，就是当下。
共产党只有一个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共产党的名称不变，制度也不会变，历史一路下来，其共产的本质也不会有丝毫改变。再看，它当年大败的对手国民党，首先它组党并不是为共产而来，而是核心突出“国民”，国民乃大众，国民党前身是同盟会，也是基于工农学商军等各界人士的同盟，是社会党，不是暴力党，更不是必须加强精神控制的意识形态党。在历史上，为什么国民党与共产党对立会失败，就是因为共产具有强制的性质，是暴力的组织，而国民是同盟的性质，是协商的组织，虽然它也经过训政时期，但还能走向宪政，还能下野，还能再上台。但共产党就不同了，它到死都不会下野，也不会有宪政，除非它不是共产党，除非它分裂、分解后重生成国民党的样式。
如果你不清楚共产党的本质和历史，还对它寄予厚望，肯定要会失望到绝望的。中共的由来，是苏联共产党培养的，具有两大特征：暴力和共产。没有暴力，就无法共产。不能共产，暴力就失去作用。再看看1907年，孙中山先生在同盟会上宣扬“民族、民权、民生”，提出民族即所有中国公民一律自由平等，民权即所有中国公民拥有自治权，民生即所有中国公民平分土地和财产。这个“三民主义”和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是相同的，即让国民都享有自由、平等、博爱。由此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的性质是大众同盟，利益平分，而不是“共产”，共产一定是暴力的，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共产党高于国家”，“国家便是党国”，“党指挥枪”。人们千万不能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表述，共产党就是邪恶的，国民党就是反邪恶的，但有时候邪恶是突然成功的，反邪恶却是意外失败的，因为这种现象令人思考：为什么邪恶会当道，为什么道高一丈魔高一丈，其中必有原因，但这样的魔高一丈肯定是一时的，不是永远的，因为总归是邪不压正。苏联共产党的下场就是一种绝对的象征，历史上任何非同盟、非和平的一党独揽政权的暴力政党，都会自我葬送。早在1917年，列宁通过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用暴力推翻沙皇，当时他就提出“所有政权归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即苏维埃”，这句话的翻版是“解放全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同于古代皇帝或农民起义领袖的“打天下坐天下”）。暴力政府的特征就是通过暴力获得利益——所谓国家利益至上，就是苏维埃至上，这一点丝毫不会改变。1917年4月，列宁还提出一句极有诱惑力的口号是“所有土地交还农民”，但到了10月著名的“十月革命”发生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政府苏维埃就迅速没收了地产，对土地、银行和工业实行国有化，甚至把沙皇及其全家老小赶尽杀绝，一律处死——这由其“共产党”的“共产”本质所决定的。
今天，我们再看看中共专政路线，是与苏共一样的暴力执政途径，这一幕历历在目：1949年6月30日，中共党魁毛泽东称苏联共产党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即后来的国有化、集体化、大跃进、文革和权贵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到了正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的9月3日，刘少奇访苏回到北平后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号召大家要全方位学习苏联，他说：“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连至今未废止的劳教制度也是从苏联学习来的。1949年10月正式执政后后，中共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全面学习苏联，照搬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从此中共模式等同苏联模式（《党史文苑》2009年2期），那时，中共就预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并公开称“这是中共领导集体的共识”。1949年-1979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基本就是中国照搬苏联列宁和斯大林模式，到了1979年以后才是半赫鲁晓夫模式，邓小平就是中国的半个赫鲁晓夫和半个经济斯大林，于是中国加速经济发展，三十年后又有了加速权贵资本主义，如今政治局极其权贵要员的财富基本上是富可敌国。
纵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暴力革命和暴力经济建设都是一样的由党控制，所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农村土地集体化都没有改变其根本体制，即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个人名下无一寸私有产权的土地，集体也是国有，集体不属于个人。再看交通，不但国有化，还对使用道路的国民征收各种费用，过路费居高不下，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暴力专政之下的恶果。再看银行，无论是民国时期的银行，还是后来成立的银行，清一色的是国有银行，虽然也有一些合资银行，但不过是国有银行的陪衬，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一旦国家需要这样的银行关门，一个政策就可以做到，这还是因为其党的“暴力”和“共产”的特性。苏共对俄罗斯的蹂躏罄竹难书，同样，中共对中华民族的蹂躏甚至甚于苏共。中共不光在1949年之后是苏共的“儿子党”，在1921年就是了。1921年7月23日，中共秘密成立，便是以苏联的苏维埃政权为模式，目标是暴力夺取政权，直到1949年获得成功，如今九十多年了，中共的模式一直便是苏共的模式。但不可否认，“共产”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其共产主义理论也是极其迷惑人的，如同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宣传一样，在被奴役的人们看来，这不是被奴役，而是“光荣革命”，人民愿意去誓死去捍卫共产主义革命，苏维埃这样的革命政权，无疑是极权的，但并非不堪一击，因为人民的捍卫，这样的革命到了七十多年后才终结。
如今的中国，这样相信的人也会有一些，但毕竟不多了，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中共提出的所谓“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也不过是一个空洞政治口号或自欺欺人而已。如今，共产党也在调整一些道路和方向，虽然其暴力本质不变，但也在试图寻求民生上的合法性，比如全民九年义务教育，农村医保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低保，财政补贴和减免税费政策，提出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小康社会建设等等，这说明中共到了末期，靠固有的革命理论维持不下去，担心丢失了全部的民意，就开始寻求“民生”这一“三民主义”中的一项，以图挽救其党，免得过早灭亡。只是，苏共都走不通，中共会走得通吗？苏共在暴动中夺取政权，却在一场政变中失去政权。凡共产的必被共产，结果这样的政权只能会终结。恐怕，这是中共近二十年来面临的最大难题。刚才提到认识中国的现实，救必须要认识中共的历史，中共就是苏共的翻版，苏共垮台，不在于苏联有多少加盟共和国分裂和独立，而在于苏共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共的历史也是“共产主义”的历史，最后也将会以失败告终。历史虽然有许多偶然，但结果却一定是必然的。
现在认清了中共的历史，无论是1949年前，还是1949年后，暴力始终是其历史发展的主线。当1989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北京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有千千万万的民主抗议者时，他就知道苏联政权的宿命了，果不其然，1991年底，戈尔巴乔夫在一次政变后亲自宣布停止并解散了苏联共产党，苏联帝国也因此不存在而退出历史舞台了。只是，“八九风波”二十年后，中共还没有退出这样的历史舞台，因为时间还不到，那一个改变历史轨迹的节点还没有出现，但迟早会出现的。
从中共的历史和现实来看，1949年之前是通过暴力夺取政权；1949年之后是通过暴力统治全中国，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民的思想、言论；1979年之后则是通过经济暴力实现革命暴力无法实现的和平时期的“共产”目标，即所谓“党永葆生机”的中国梦，可到了2013年7月1日中共虽然号称拥有党员8512.7万名，但却不得不面对《人民日报》社论及政治局常委会议所言的“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一现实危机，不仅仅是警告。这说明，这个党已经存在了92年，但始终避不开未来将“亡”的命运，以中国梦为目标就可以使它避免不亡吗？
一个政党，比如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比如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建设一个真正的现代化政党，其本质必须是公共服务性质的，行使公权力，建立公信力，又必须是面向全社会公开的，具有社会同盟性质的，又必须放弃和彻底拒绝共产主义，必须不能控制军队、舆论和司法、立法，一个政党只有通过民主制度和符合程序的竞选才能获得政权，但其权力要受到宪法、司法和舆论的监督和限制，还必须受到全民选票的监督，选票可以将其选上，也可以将其选下及罢免，而不是像现在的中共具有超越宪法、司法和选举的特权。一个或多个真正的现代化政党才是未来中国需要的。基于这点，中共本身就不具备，中共只是一个具有暴力革命性质的专政党，而不是类似国民党和民进党这样的现代政党，它和已经垮台的苏共是同一个模式，不是相似，而是等同，苏共从1917年开始到1991年终结，中共也有自己的终结时间表，虽然现在人们不会知道是哪一天，但可以说越来越近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苏共的昨天，也会是中共的今天或明天——历史将会告诉人们，这一天具体是哪一天。
最后，再归纳几点中国的未来，因为中共没有未来。未来，一是中共可能分解成一些政治组织，或许有左有中有右，但其中不乏能凝聚民心和社会政治资源的组织出来担当，这些组织将是中国的组织，而非中共的组织，但它必须抛弃共产主义及共产党色彩，然后走国民党的重生之路；二是到时中国会有很多的政党，虽然结党自由，但全国性的大型政党不会太多，保持公开、公平和合法竞争和政治平衡便可；三是中国的立法、司法和军队独立，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大的联邦国家，捍卫人权同捍卫国家主权相当，新闻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小政府大社会，正如《零八宪章》所规划的那样，中央只保持外交和国防和国家主权，除了联邦政府的财政和税收之外，各地政府自治，从选举到立法，再到税收和财政，中央和地方明确权界，再也不会有那种集举国之力、耗费国家政治和经济自愿的集权治国模式，那时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制度得以建立，以及公民社会立国，中华民族就可以实现与台湾的和平统一，大中华联邦就得以走向共和，步步推进，步步为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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