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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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吴宓
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吴宓
作者：董中锋
真正传之久远的学术大师，其声名之大，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本人的学术造诣非凡，为学界所瞩目和公认；二是教书育人，真传弟子在其教帜之下卓有成就，闻名于世。集二者于一身者，可谓真大师也。曾在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当过外语系系主任的吴宓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师：他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他的高足有不少成为一代宗师，傅斯年、钱钟书、王力、贺麟、季羡林等皆出其门下。据说，今天在外国文学方面有名的一些专家学者，许多都是他的受业弟子。
吴宓，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1894年出生，陕西泾阳人。1911年初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留学，先后在弗吉尼亚和哈佛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受聘于国立东南大学，任文学院教授。1922年，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创办《学衡》杂志，任主编，他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学衡派的重要人物。1925年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主任、教授。1941年，吴宓被教育部聘为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1943年，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系主任。1944年，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的聘约，到武昌华中大学，出任外文系系主任。19476年，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9年，到重庆任相辉学院外语教授兼勉仁学院文学教授。1950年，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中文系）教授。1978年在老家病逝，终年84岁。他的主要論著散见于《学衡》杂志和他所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吴宓先生是一个古典的浪漫主义者。他性情坦荡，为人耿直，自言凡胡适赞成的他都一概反对。他节衣缩食，生活清贫。在西南师范大学时，中文系一位老师向他借了五元钱，说好一周内归还，吴宓先生见一周未还便讨上门去索要。而同校的一位女教师在文革期间见他孤苦伶仃，送他一双毛线袜，他却给那位女教师100元钱。对早年诗友的遗属，他更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毫不吝啬。他酷爱《红楼梦》，把自己称作“紫娟”，理由是紫娟对林黛玉疼爱得最纯粹。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昆明有家牛肉馆取名为“潇湘馆”。吴宓先生对此非常气愤，觉得有辱林妹妹住的地方，于是跑去挥舞拐杖把那铺子一顿乱砸。他不仅对林妹妹，对女学生也是百般呵护。如果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走，迎面来了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拐杖拦住车，等到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这才放行。他似乎对所有的女性都由衷地爱戴，所以他说“除了学术与爱情，其他问题一概免谈”。
毕竟，吴宓先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人，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鲁迅先生称他是“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主张中西贯通，注意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他虽然是中国第一个学比较文学的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师从白璧德，又是第一个教比较文学且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但他毕生致力于弘扬和维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推崇孔子及其学说，并进行道德实践。他认为，孔教是中华文明的支柱，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是中国道德理想和人格标准的寄托。他说：“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他指出，真正的尊孔应注重两条途径：一是实行，“孔子教人，首重躬行实践，今人尊孔的要务”；二是理论，“融汇新旧道理，取证中西历史，以批语之态度，思辩之工夫，博考详察，深心体会，造成一贯之学说，洞明全部之真理。”。因此，他反对批孔，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挺身而出。他说：“我已下定决心：为中华文化殉难，为中华传统道德殉难。”“为了维护我的正确认识，为了中华文化与道德传统，宓准备领受任何不测之祸。虽死犹生，含笑九泉。”这是一个平生谨言慎行的耄耋老人在全国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所说的话，也是一个读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理想的人文品格的执着追求。
吴宓先生崇尚学术，热爱教学。在西南联大工作时，虽然四人同住一室，只有一个长桌，条件非常艰苦，但他每晚总是要在昏黄的油灯下整理第二天的讲稿，第二天清晨他也总是第一个到室外朗诵昨夜新加上的内容。等到其他人都起床了，他才返回室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吴宓先生屡遭批斗，且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以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弥留之际他还说：“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还能上课。”教授，在无知者的眼中，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空头衔；教授，在俗人的面前，是一种谋生的资本；教授，在学人的心中，代表着学问、荣誉和地位；教授，在吴宓先生那里，是他一生自豪的称号，是他理想人格的载体。吴宓，一个名副其实的教授。
晚岁为诗欠砍头
——改造吴宓教授，有诗为证
1
1949年1月，长江天堑阴云密布，春寒中的珞珈山梅花盛开。寓居国立武汉大学的吴宓却无心赏梅，他发现武大的校园已不再平静，时常有士兵闯入，拿着斧子和扁担砍伐校内树木以作柴薪，甚至连盛开的梅花也未能幸免。此时，北平已成围城之势，报载，“天坛古柏被砍伐、‘弘佑天民’牌楼为军用卡车撞倒，中央公园花木夷为兵操场。”吴宓读此倍感伤心，他在日记中写道：“窃愿武汉长官注意，士兵勖勉，勿有类似之事也。”
1946年秋，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后，服务清华二十多年的吴宓再也没有回到清华园，而是接受了“学衡”老友刘永济的邀请，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据说当年弟子钱钟书归国时，吴宓曾与西南联大约定，聘他为教授，校方也已同意。但待钱钟书到了联大，校方却变了卦，他们告之吴宓，说钱钟书的学问尚欠火候，暂时还只能聘为副教授云云。吴宓心中有气，过了一段时间，便拂袖而去。后来，清华大学复校北平后，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吴宓先是不快，后又犹豫不决，一是他答应了刘永济在武大任教一年，若不践行，怕对不住朋友；二是胡适的身影又出现在北平，吴宓与胡适一新一旧，做了多年的死对头，吴宓在其日记中说“又述教育部拟扩充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傅斯年代。上月已公布）。统辖北京诸大学，则他日清华更非宓所可安矣。”（1945年9月25日）在徘徊不定的情况下，他写信给老友陈寅恪商量，陈回函说“在平薪多而实不为益”，并告诉他，“华北大局应视两月内锦州能否坚守”，“书宜售出，免遭兵损”云云。在兵祸面前，吴宓北上的脚步更加踟蹰，“几载徘徊不敢归，旧京风物想全非。洪流昏垫无堤障，孤岛安居有铁围。”（《旧京一首》）最终决定先留下来，“芙蓉城里仙人住，鹦鹉洲边名士埋”（《即事和永平原韵》）。在他犹豫不决之机，金克木从清华来信，告诉他清华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并有人扬言以后不能再让他自由回到清华了。
吴宓在武汉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他埋怨刘永济“促宓牺牲奔赴，而济不留校候宓，异乎曾文正公之所为”，又埋怨刘对自己的生活饮食不闻不问，而彼却“与武大当局勋旧，则仙山楼阁，高居安处，而使宓如此受苦受气”。但此时再回清华，自然不是吴宓所能为，不仅“徒为F.T.（陈福田）之党所冷笑，谓宓在外受挫折而归耳”，“即胡适、傅斯年、沈从文辈之精神压迫，与文字讥诋，亦将使宓不堪受。”左右为难之际，1946年夏，欧阳竟无的弟子王恩洋从内江东方文教学院寄函给他，似有邀约之意。吴宓虽觉得王功名之心甚强，但学深识高，独行孤往，有热诚救世之心，遂产生入蜀学佛之意。他在1947年的一首《无题》诗中写道：“暂不东南西北去，日接鄂湘皖赣人。”并决定“明岁翩然从我志，为僧大隐向峨岷”，已有出家归隐之意。
1948年5月，吴宓应邀赴中山大学讲学。暑期，中大校长陈可中寄来聘书，聘请吴宓担任中大文学院院长。吴宓考虑再三，没有应聘，并复函中大，“辞该校文学院长、研究所长、外文系教授之聘。退还聘书三件，并述中文系必须维持旧贯。”这年年底，中大又约请他前去讲学，依然未能成行。他回函说“武大始复课，不能遽去，致摇动人心；火车票头等增至350金圆，尤虑时局有变，不敢置家于此而只身赴粤；已近寒假，此时来粤，只能上三四星期之课，故不克遵命即来，而决当于寒假后，下学期开学时来中山大学久住，授课云云。”
1948年，徘徊于珞珈山深冬里的吴宓，读到了老友陈寅恪携眷南归的消息。他1948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有“报载胡适偕眷及陈寅恪教授飞抵南京”的消息。陈寅恪与胡适同机抵达南京后，即转由上海赴广州，“无端来作岭南人”，进入岭南大学任教。陈在12月15日写诗《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等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诗中有“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句。在此前后，即有传说陈寅恪将飞离大陆，但吴宓始终不信。作为挚友和同道中人，他了解陈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卧龙式人物，他的文化痴情是和故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断不会轻易离开故土，“去父母之邦”。
吴宓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自述“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1948年，许多朋友远赴美国教书，“宓极易得此机会，然宓决定不去。”“一九四九年二月，香港大学征求一位中国学者去做教授（讲座），用英语讲中国史及中国宗教哲学大要，有人欲以宓荐，且云‘必成’。宓即去函阻止。”（引自吴宓“文革”中所写交待材料）随后，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吴宓依然却之不去；民国当局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并告以“中枢意图”武汉“也将暂时放弃”，不是久留之地，吴宓以“不习南方水土”为由拒绝之。吴宓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那样的一往情深，他甚至将自己的前半生完全托付了给它，无论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什么无法预知的灾难，他也不会弃之而去，如《诗经》所说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园”。他决计留下来，像老友陈寅恪一样，“虽九死其犹未悔”。
此时，吴宓的女儿也出来相劝，要他去清华大学，他竟以“各行其是”相拒绝。吴宓当年与陈心一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儿，二人分手后，三个女儿跟母亲，吴宓与女儿离多聚少。1948年，三女儿吴学昭作为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武汉日报》实习，与父亲多有接触，但两人相处似不甚愉快。吴宓1948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昭谓大变革后，一切不同目前，学问资力均无用，故径欲止读，不回燕京，而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云云。”吴宓“力劝阻之，然而心伤矣”。此后不久，吴学昭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改称“萧光同志”。1952年，吴宓在他那篇著名的“洗澡”文章《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中写道：“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在武汉大学答覆我第三个女儿学昭‘各行其是'的话，我决不再说。因为是非只有一边，此是则彼非。”
谁是谁非，自有千秋史评。却说处此“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际，吴宓到底意欲何往？最近披露的吴宓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中写道：“宓多年中抱着‘保存、发扬中国文化’之目的，到处寻求同道”，“认为中国文化是最好的，而且可以补充西洋文化之缺点。至于中国文化之内容，宓认为是‘以儒学为主佛教为辅。故欲明晓中国的精神、道德、理想，必须‘兼通儒佛’。”又因为“嫌国立大学只教授学术、知识而不讲道德、精神、理想（此不求之于私立学院）”，1948年秋，“即决意辞卸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以佛为主，以儒为辅）研修佛学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作于1949年春的一首《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的诗，多少透露了他的心迹。诗曰：“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犹有月泉吟社侣，晦冥天地寄微身。”老友已作“岭南人”，自己欲做“剑南人”。“月泉吟社”则是由一些南宋遗民诗人组成的一个群体，活动在浙西一带，以浦江名胜地命名，用诗歌形式表达反元复宋的心声和意志。月泉一时成为全国文化学术的活动中心和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观吴宓志向，值此世变，不如隐去，找个清静的地方，与友同依，与僧同饭，诗书唱和，聊寄余生。
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随即，长江防线崩溃。4月29日，吴宓由汉口乘飞机入蜀。“初意本欲赴成都，在川大任教授而在王恩洋主办之东方文教学院讲学；但因行途不便，遂止于渝碚，而在私立湘辉文法学院任教授，并在梁漱溟主办之私立勉仁文学院讲学。此时，宓仍是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引自吴宓“文革”交待材料）
吴宓的弟子对乃师落脚于重庆也有过种种猜测。或说吴宓的生死之交、著名诗人吴芳吉葬在重庆江津白沙，吴宓死后欲葬白沙吴芳吉墓旁；或说吴宓是先到重庆，再去成都，师从佛学大师王恩洋研修佛学，然后上峨眉山出家为僧。吴宓一生浪漫多情种，且游学中西，抛却俗世于他似乎不可理解。但遭世变，找个清静地方述往圣之绝学，“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似乎更为合理。吴宓一生作日记甚详，但其所撰1949年及1950年日记各一册，“文革”前托付给其西南师院中文系同事陈新尼教授保管，不想1966年秋，陈教授“俱祸，一举而擅焚毁”，吴宓这段关键的“转折”时期终至无法核对。
湘辉学院位于北碚对岸的夏坝，抗战期间复旦大学内迁于此，抗战胜利，复旦大学回迁上海后，由一些留川复旦校友筹建了私立湘辉学院。初到重庆的吴宓就住在湘辉学院的一间平房内，教授外语。房间不大，只有12平米，一桌一榻，陈设极为简单，早已单身的吴宓生活自是清苦。北碚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吴宓在这里兼任文学教授，每星期“在私立相辉学院及勉仁文学院两校任教授，一校各三天，来往劳苦，住处及饮食皆不好、不便；是宓一生生活最苦的一段时期”。（引自吴宓“文革”交待材料）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钱穆与朋友们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学院，寄来章程及课表，以“学术主张及宗旨素通”，力邀吴宓赴港共事，“宓谢却之”。对于新政权，吴宓心怀忐忑，忧心忡忡，他写信给身居岭南的陈寅恪，1950年春，陈寅恪也怀着同样的心情寄诗一首《庚寅春日答吴雨僧重庆书》：“绛都赤县满兵尘，岭表犹能寄此身。菜把久叨惭杜老，桃源今已隔秦人。悟禅猲獠空谈顿，望海蓬莱苦信真。千里报书唯一语，白头愁对柳条新。”“柳条新”乃是暗指新政权，陈寅恪犹是“白首愁对”，吴宓更是愁上加愁。1950年4月，两私立学院相继撤消，新政权不愿让梁漱溟在四川的世外桃源里独自耕耘自己的《中国文化要义》，将他招回北京，成为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吴宓则得好友李源澄之荐，应著名的苦行教育家柴有恒的邀请，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任教。这年六月，他作有一首《临别训言》诗，诗序说“一九五零年六月，宓在磁器口四川教育学院授课，值一学年告终（宓来仅满两月），毕业班学生纷纷以纪念册，求各位教授、教员书写临别训言。诸多教师皆写了新时代、新国家之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教导。宓独写出四句”，如下：“每日必读书读书欣自得 至理通今古 含情守渊默”。看得出，吴宓对新社会还不太适应，对“新国家之理论”尚不愿置一词。
1950年底，作家艾芜特来拜访吴宓，想请他继续担任重庆大学中文系的兼职教授。艾芜此时已是重大中文系主任，对此吴宓甚感疑惑，“艾芜过去教过大学吗？”转而又释然：“哦，这本不是问题，只要是共产党员、左翼作家……当年王国维做清华研究院导师时，也是一没留过学二没博士学位的。”
1950年8月，吴宓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后到中文系）任教。这年中秋，陈寅恪写信给吴宓，仍然觉得川中非久留之地，劝吴宓“以回清华为较妥”，并寄诗来，诗云：“秦时明月满神州，独对婵娟发古愁。影底河山初换世，天涯节物又凉秋。吴刚斤斧徒闻说，庾信钱刀苦未求。欲上高寒问今夕，人间惆怅雪满头。”诗写得甚是直白，可见过得也不太愉快。这一年，吴宓随事辗转，最终有了新的落脚之地。此时，运动乍起，秧歌戏满街，到处是改朝换代的景象，他还只是个不习惯，只是觉得“藏名避世身同苦，保教存文事益难”，毕竟运动还未及身，一切都还在发展之中。
2
到得1951年，吴宓的“不适应”愈发明显。
这年一月，他连作数首诗，以舒心中之郁闷。他首先就对满街的标语口号、游行宣传和秧歌舞感到气闷，“随外文系师生赴高家花园郊游会。食桔，唱歌，作秧歌舞及种种闻于游戏。无事不富宣传改造投降之意味者。”（1955年1月1日日记）1955年1月21日欢送学生参军，“旋强诸教授扭秧歌，辞不能。乃改为绕场摆手行数周，宓勉随诸同人后为之。”4月26日，吴宓随游行队伍入市宣传，归来作日记云：“大多数中国人民，皆勤劳而明白道理，此乃‘民之秉彝’，亦千百年教化之结果。今之务宣传者，则欲锄而去之，另以一套道理、一串事实、一样语调，强其受纳遵从。愚者不解，黠者貌袭以为己利，多数人直不愿闻问，但仍以处世之机智，敷衍响应而已。异日中国之民心全变，并此简单质朴、勤劳和平之民亦不可得矣。”当时而能作此语，非睿智而旁观者不可为。中国自古改朝换代先要制礼作乐，以区别于旧朝，开出一片新天地。诸多严酷的镇压、改造、治理均在一片喜气吉祥的气氛中进行。胡兰成亦说，“从来民间起兵皆有歌舞，如四面楚歌，今之遍地秧歌舞，而且一代之兴，每改服色，其来历便是如此。……但作乐只能开物，要制礼才能成务。”（见胡著《山河岁月》）
政治学习，便是“制礼”之始。吴宓一开始对教师和学生停课一起参加政治学习表示不理解。1月22日，曾作《时事学习一首》，“马列精思理独真。千年历史铸从新。美吾仇敌苏吾友，战是和平暴是仁。固有诗书封建毒，西来礼俗慾魔津。朝朝团坐学时事，目注心营拷问频。”对于学习苏联“一边倒”，以吴宓之出身和受教育经历，他确实难以接受，“总之，苏俄以外无学术，马列以外无真理”。（9月14日日记）不仅要独尊马列，分清敌友，在“朝朝团坐”学习的同时，还要应付各种拷问，实在难煞吴宓；不但要停课学习“猴子变人”，而且还要参加各种劳动，开荒种菜，他就更觉荒唐。他在1951年6月22日日记中言，一班人“谈工会及政治课等事，每至夜半不休。平日此诸人在本舍出入谈笑，横行霸道，自诩前进，口唱共产党歌。宓处其间，但感此国非我国，此世非吾世而已。”此时，学生们兴奋于参军和政治学习，对读书学习根本不当一回事。这年3月1日，学生们不愿到教室上课，而要求吴宓到学生宿舍为其温习功课，“宓以礼称来学，不闻往教。诸生云畏冷，不上讲堂，而使宓迂道踏泥，就彼寝室上课，心殊不怿。”12月14日，吴宓日记中写道：“自1950年12月中旬以来，未尝上课。学生自侵晓以至深夜，惟分组群聚闲谈、踏步、唱歌……”并作诗《咏教育史一首》讽之曰：“斯巴达国古时雄，千载流风被亚东。力拓霸图修武备，为储军食重农功。半年只上三周课，博学何如一技工。歌唱游行书勿读，鲜卑伏事语当通。”“鲜卑伏事”典出《颜氏家训》：“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颜氏“俯而不答”盖沉痛其媚外无耻之行可鄙。此时，大批学生被调往年军政单位，充实干部队伍，学生入伍成为一时之尚，吴宓亦有“俯而不答”之意，抒发其对政治的深恶痛绝。1月4日，吴宓参加学生参军评议大会，有出身富家、接受教会教育之女学者，作忏悔供状，其中有两女生“虽淡妆毁容，涕泪交颐，声嘶气竭，仍可见其风神之美、容貌之秀，与昔年服装之靓雅丽都，此真以美人为牺牲品矣！”吴宓认为，“夫爱容饰，美衣服，趋时尚，耽游乐，甚至广交际，重爱情，乃中西古今少年妇女之一般习性”，“今必强其在广厅当众自白，认为奇耻大辱，自悔自责其所犯极深且重之罪恶，几于求死不得，无颜立于人世也者。”1月8日，吴宓作有《学生参军评议会》一首，云：“眼看婉娈成豺虎，晓夜纷纭互讦憎。”心高气傲、高雅出尘的吴宓对各种人际纷争深表鄙夷，对青春靓丽之女学生的表演更觉难过。“……发言者多女生，明眸皓齿，燕语莺声，而作出狰狞凶悍之貌，噍厉杀伐之声。宓久恋女子，及今乃叹观止矣。”1月22日，吴宓又作《名教授一首》，对那些“解放潮来尽倾倒”的教授们极尽挖苦，说他们“极卷诗书随呐喊，初工色笑巧逢迎”。
此时的吴宓，很明显还没有融入新政权，他还只是冷眼旁观，看统治者如何“修武备”、“重农功”，看新人旧学如何“互轩憎”、“巧逢迎”，如何“表态”、“靠拢”，如何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如何自我作践，唾面自干。虽然并不真的融入，但他也不得不“为师老逐众人行”，不得不“蜂蚁入场承旨训，蜿蜒列队耀旗旌”，不得不“依样葫芦坐夕晨”。他身不由己，必须跟上革命的队伍，即使是滥竽充数，也要避免掉队而太碍眼。他明白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异己分子”，否则新政权很快就会使自己从肉体上“消失”。他不能消失，他入川，是怀有自己的隐秘使命的。1951年5月5日，吴宓观看了战斗文工团的大合唱后，“虽杀伐噍厉之声，亦足见共产党发动组织能力之伟”，深感“中国将如满清之入主，顾亭林等亦只有忍受，而中国文化从此尽亡矣。……”即便如此，吴宓仍持有自己“为士”的标准，6月28日，有人让吴宓撰文庆祝建党30周年，“宓坚却之”，“若至万不得已时，被逼，宁甘一死耳。”
此后，土改运动愈烈，且多杀伐之声。吴宓多闻各地友生对土改之观感，在其日记中腹诽颇多，“又述土改之严厉残酷，杀人甚众，且用棍梭等非刑逼索金银，自缢自剖及投河死者尤众。”（10月5日日记）这年冬天，吴宓所作的《国庆》诗，以及《赠兰芳诗》四首，被查抄出，其中有“重描新式葫芦样，共庆中华解放功”、“谁怜禹域穷乡遍，易主田庐血染红”句。（“易主田庐”盖指“斗地主、分田地”。）被斥为“反对或嘲讽土改及镇压反革命”。吴宓万分忧惧，“此案祸发，宓降遭枪毙乎？五年徒刑乎？派入革大学习乎？勒令参加土改乎？均未可知。而日内必将搜查宓之书籍、函札、日记等，宓之罪将更重。偶一不慎，遂将杀身，真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者矣！”吴宓的忧惧并非无来由，因为在这一年，他看到、听到了太多杀伐场景，全国大肃反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看到，光天化日之下，军车开进学校，军警荷枪实弹，直入教室、宿舍捉拿，押解批斗，随之枪毙。他在3月13日的日记中说：“（叶发）林来，见绾系逮捕之人，累累过市云云。”后又听说一些故朋旧友也在被捕之列，遂作诗一首，说所捕之人“大都盈万邑千人”，并议论道“但从顺逆别生死，焉识贤愚等粃尘”。他知道，任何朝代奠基之初，必定先杀一些人，但如此公开杀人，自不多见。他已明白，新政权之政策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日所讲，一言以蔽之，拥护党国，服从主义，舍己从令，抗美亲苏而已。”（10月13日日记）“无非强迫改造，使老少师生、男女民众，悉合于此一陶铸之模型。其态度极严厉，其方法极机械。”（7月11日日记）他觉得这符合毛氏风格，他读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曾感叹道：“快哉此文！”并认为其滔滔之气势有太史公之风格：“‘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必须一边倒！”在这种气势面前，吴宓也有些含糊了，“呜呼，生此时代之中国人，真禽犊之不若，悉为牺牲。幸宓年已衰老，尚获优容，而不日便死，眼不见为净耳！”（1951年7月11日日记）
据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介绍，（张紫葛以见证人身份回忆吴宓，且言之凿凿，但观新出版之吴宓解放后日记，吴宓提及张氏尽一处，且用语多不恭。其1951年4月5日日记云：“旋悉张紫葛谒敬泣诉欺瞒之罪。盖其人未尝留学苏俄，亦未肄业大学，仅辛苦漂流，从人习俄文，而在校颇作威福……”）吴宓在政治学习时严守纪律，从不迟到早退，一直正襟危坐，专心听人发言，自己却很少说话。直至规定每人必须发言时，吴宓才掏出毛笔楷书的发言稿，郑重宣读，所说无非是些冠冕堂皇的口号。然而即便如此偶一发言，他也怕“言多有失”。1951年10月25日，他作一诗，题曰《发言》：“多此一行犹自可，发言无当悔难追。集思广益原虚样，默处深居最我宜。”然而领导对吴宓的“默处深居”非常反感，严厉批评他不联系自己的历史经历、学术生活和实践经验……“有人始终拒绝联系实际，发言只是机械地、干瘪地、挂一漏万地、言不由衷地重复学习文件”。吴宓初不为所动，“士可杀不可辱”，无论他人如何自我辱骂，自己决不能丑语自诋，这是为士之底线。12月12日，吴宓在学习会上发言，认为“共党自责太严，责人亦太严，其所悬之标准，所派之工作，任何人竭力尽智决不能做到或办完”，并表明，“此改造对宓特为艰难且痛苦，以宓年老濡染于旧者深且久，又生性善感而多感情之系恋，譬如海水洗墨、刮骨疗毒，故自难与众同也，云云。……”发言刚闭，即遭批判：“凡事未办好，皆由任事者政治思想不清，若政治思想进步，天下无不能办好之事。视观毛主席一日万几，而先立乎其大者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一切政务均办好，其成绩亿万倍于我辈，岂可不自责自勉哉云云。”
这年年底，吴宓作有《感事》诗五首，感怀身世，总述入川以来个人之心境，寓自伤之意。其中第四首写其参加思想改造运动，诗曰：“变征移宫怨柱移，琵琶别抱态羞迟。半生清节科新罪，千古高文系旧痴。洗髓刳肝难焕骨，绝情弃智强陈词。青衿满座绳吾短，最苦身犹作教师。”“变征移宫”亦作“移宫换羽”，谓乐曲换调，喻事情起了变化。以“羞迟”之态接受满座青衿的“洗髓刳骨”般的“强陈词”，滋味自是不好受，即便如此，他对那种“唾面自干”的做法依然不能接受。《感事》第一首云：“初来风雨尚能支，独立寒江自咏诗。蓑笠严遮珠错落，茅檐倦卧梦迷离。渐看大宇昏沉变，到处洪波冲荡委。湍急涡旋终失足，污泥深陷悔难追。”吴宓在“自注”中说，“此首前半，述一九五〇年五月以前，宓在北碚蛰居，无多烦扰，犹能读书作诗甚多。三句承首句，雨。四句承二句，风。五六两句，述一九五〇年九月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宓在西南师院经历各种运动与学习，究问逼勒日紧，动魄惊心。而各地戚友以土改破产殒命者，犹堪悲悼。”注解甚详。其中涉及“土改”事，吴宓另有诗作。如1951年6月作《读汉书王莽传》有句“千古‘翻身’原一例，赤眉喜作妇人妆”，其在自注中说“近日市街恒见少壮男子，以夺来地主之花绣绸绢或细薄布为衫，或红其袴，招摇过市，而不自羞其不称。服之不衷，天乱之象征耳。”夺来地主的财物，由贫下中农穿用，正是新社会新主人翻身得解放的标志，吴宓犹反感至此，且言为“天乱之象征耳”，“我不相信，地主之中，没有一个好人”，吴宓对新政权的腹诽不可谓不多。有关土改，还有一事与吴宓有关。1951年夏，西师的一批学生参加土改工作团，吴宓所执教的外语系有一郭姓女生，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思想却很进步。其父在土改中被斗得死去活来，绝望之下，潜来重庆，到西师找到女儿，准备见上一面，拟投江自尽。然而此女却大义灭亲，径直叫来公安人员，将其父押送回乡，并亲自参加了父亲的批斗会。谁知台下群众不明就里，群情激昂，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她一起打了，甚至还将她的裤子扒下。吴宓闻讯暴怒:“真是岂有此理，有伤风化。女娃子才19岁嘛!”遂径直去找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说理。此说流传甚广，但不见录于其日记，存疑。
3
1952年初，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迅速兴起。1952年3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的长文，在学界引起震动。随后，冯友兰等也在《光明日报》发文表态。吴宓起初对“表态”、“检讨”是不屑为之的，他认为，那些一入新朝便匍匐在地者是无信仰的做派，这些人“本无宗旨与信仰，走越走胡，事齐事楚，恒无所择，惟视环境之推移，向新朝而效忠，既乏节操，自乐从顺，其痛詈前王，雅崇今哲，只为己利，亦非伪饰。其他万事，在彼均无所不可，则其思想之改造固极易矣”。他又夫子自道说：“乃有三数真诚之士，平日志慕伯夷、叔齐，既不沾染旧朝，复何求于新代。其尊仰儒佛，笃行道德，研精学艺，工著文章，乃由本性，终身不变。今欲改变思想，强者则殉道死节，弱者则空言伪饰。当局可以改变其笔与口，讵能改变其心耶？”（1952年3月16日日记）言下之意，自己是不必改造的，也是不可改造的。
吴宓显然看轻了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术。共产党惯用的改造方式是被惯称为“洗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发动群众，让被改造者根据其职位高低、名声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集会上公开地、反复地作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判，最后由群众决定其是否“过关”。这种方式共产党沿用已久，且屡试不爽的。这种改造方式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准确地抓住了知识分子高傲、骄矜、自尊的心理特性，通过深挖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来消弭其心理上的道德优势，从而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吴宓认为，自己是属于“不可改造者”之列，而非“不应改造”，既带有深深的“原罪”，又“不工巧言伪饰”，其结果就只能是引颈就戮了。因此，思想改造运动以来，吴宓便“深自危”，多次说自己“将死矣”。在其1952年春天的日记中，吴宓对“思想改造”腹诽颇多。如4月17日日记：“……宓步归，途遇老妪少妇成群，携竹凳，抱儿，开会甫毕回家，少年结队唱歌。噫嘻，今中国之人，皆忙于开会、学习、运动、调查、审讯、告讦、谈论、批评，而事业停顿，学术废弃，更不必言‘其细已甚’与‘民不堪命’也！”4月25日日记：“（思想改造）总之，如耍猴戏，猴但畏下幕后之鞭笞而已……”4月22日日记：“宓按今之学生，择师不问其学识，而于政治水平、思想改造（又皆捕风捉影之印象，道听途说之传闻，非此中真标准。）已谬，乃更于其私人生活，干涉及于其交际与恋爱，以疑似之形迹，本顽固之见解，而为蛮横之举动，使为之师者诚何以堪！然返于专制，返于黑暗，返于顽固，故今日某某政教之大方针也……”吴宓至今始悟，新政权已完全取消了个人生存空间，使私人生活无遁迹之处。
在新政权眼中，没有人是不可改造的。吴宓作为重点统战对象，同时也是重点改造对象，在知识分子群体争相检讨、表态、自我贬抑的风潮之下，此时再不表态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于是，西师领导方敬便上门做工作，启发吴宓不妨写一篇学习报告，“想必对社会、对个人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吴宓接下了这项艰巨任务，希望以此过关，不再受叨扰。他写得很辛苦，经过数天的煎熬与奋战始得完成。在检讨了诸多观念和错误后，犹保留三点个人意见：一是传统道德不可废，孔子之书还须读；二是文字改革他不赞成；三是外语教学不能仅限于俄语。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发了吴宓的“洗澡”文章，题目是《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全文万余字，这也是他入新朝之后所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现在读来，这实在是一篇精彩的“自传”文字，有些“反语”，过了半个多世纪后，作为“正话”来读，是那样的精辟，不愧为一代大师的手笔。
文章一上来就检讨了自己的出身问题。吴1894年8月生于陕西泾阳一个门阀世家。其嗣父吴仲旗曾任陕西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吴宓幼年丧母，过继给嗣父后，在上海长大成人。其后开始检讨自己的“国粹主义”倾向，吴是学衡派的主将，力持旧学，反对新学，在近代史上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和胡适为敌，有过几番热闹的论战。第三是检讨自己的教育经历，1910年，吴宓考上清华学校。两年后，清廷倒台，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进了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的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和文学评论家穆尔，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如此游学经历，自然要受到批判。他承认自己制造和贩卖了“中西合璧、新旧兼营”的思想毒素，例证之一便是“我在清华和联大任教近二十年，在外文系毕业，在我班中上课，或同我接近的那许多学生中，几乎找不出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或多年参加革命而光荣牺牲的人，这不是我罪过的铁证吗？”第四是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在北京，在号称世外桃源的清华园中‘藤影荷声之馆’，一直安住了十几年，过着那西洋式的享乐卫生又加上中国士大夫的清闲安逸的生活，这生活完全是效法欧美小资产阶级的。”“同时我还有一种毛病，我注重文学与生活中的男女关系，我喜谈恋爱。”
关于吴宓之“喜谈恋爱”，实在可以大书特书，吴宓之被人谈论，也多由其风流韵事而引起。吴宓一生，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1921年8月，留学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见陈心一。十三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结婚，随之又爱上毛彦文，“媒人跳进花轿里”，并与陈心一分手，留下一屁股情债。事实上，吴宓并不是只爱毛一个人，与陈心一分手不久，他就同时爱上了几个女子，并在日记中不断地比较她们的优劣。这位当代贾宝玉曾很认真地出过一个考题：“试问宝玉和秦可卿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关系？”为了追女学生，他不仅请吃饭，陪散步，竟不惜帮着作弊，替女学生做枪手！他很羡慕鲁迅与许广平的“老夫少妻”，曾酸溜溜地说：“许广平（景宋）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伺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既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虽为地道的“好色之徒”，但吴宓一生却为情所苦，真正追到手的不多，到头来还是孤单单一个。他曾在日记里写道：“宓本为踔厉奋发、慷慨勤勉之人。自一九二八年以来，以婚姻恋爱之失败，生活性欲之不满足，以致身心破毁，性行堕废。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不救药之事。”对于他的不安分，好友陈寅恪看得最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旧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曾劝他赶紧找一个正经女子结婚，“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吴宓显然没有接受老友的劝告，这位老情种直至暮年，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子，仍然迈不开脚步，忍不住用老眼昏花的眼神多看几眼，在日记里品评一番。
在这篇“万言书”的最后，吴宓还向组织表了“决心”：今后要多读理论书籍，“追求唯一的真理”，要站稳阶级立场，分清敌我，坚持原则，“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彻底改造思想，“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一人民教师”。吴宓的这一番表态影响巨大，校方以为政绩，同事或有羡慕，他个人的境遇也随之一新。然而他本人的真实心情又是怎样的呢？吴宓诗集中收有他当年写的一组五律《壬辰中秋》，略可一窥他的心境。第一首云：“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逼来诅楚状，巧作绝秦姿。恋旧从新法，逢人效鬼辞。儒宗与佛教，深信自不疑。”昔秦惠文王刻石求诸天神，以克制楚(怀王)兵，是为《诅楚文》，此喻为自我批判。被迫“思想洗澡”的吴宓不仅有“心死”之感，且深感“名节”大亏，“逼来”与“巧作”更是日常痛苦之事。当时的知识分子，除了歌颂之外，已不能发出别的声音，而吴宓刚刚表达过要“追求唯一的真理”，此时在诗中又变成了“儒宗与佛教，深信自不疑”，真是“晚岁为诗欠砍头”（陈寅恪诗句）啊。吴宓在自注中云：“三四句乃昨日上午李耀先告宓，闻当局已将宓之思想改造文译成英文，对美国广播宣传，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令吴宓更为不爽的是，他的三点个人保留意见，在文章发表时亦尽行删去。
想以一篇“深刻的检查”将自己的过去“一洗了之”的吴宓，显然过于乐观了。此后，他并没有能够脱离继续接受改造的命运。虽然“清衿满座”般的批斗场面已不多见，但日常的劳动改造、请示表态仍不可免。他在1952年12月16日日记中写道：“小组集体阅读《马林科夫报告》，勉强在烟雾氤氲之小室枯坐三小时而已。据吕组长云，当局必欲厉行集体阅读，非防人不读，乃为改变旧知识分子之独立孤处习惯，使之终日群聚，融为一体，以求思想之集中与统一耳。”实乃清醒者之言！日记还写道：“又闻南充四川省立师范学院教授悉令其与家室隔离。教授平日恒住校内，每人得书斋、寝室各一间，比户密居，钻研学习。如兵营，如僧舍。仅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夕，方许回家云。凡此设施，其意皆同。乃咏其事，而托于古之僧寮，题曰《劳忙》一首。”诗云“昏晓劳忙未许闲，无分皓首与朱颜。凝思便恐超尘境，群聚何缘破戒关。熟颂经文习与化，饫闻法乐性非顽。僧寮自古勤耕织，锄来胼胝汗血斑。”可谓牢骚满腹，讥讽甚剧。
1952年12月28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未晓，梦与陈寅恪兄联句，醒而遗忘，乃作一首《怀寅恪》。”诗云：“两载绝音闻，翻愁信息来。高名群鬼瞰，劲节万枝摧。空有接邻约，同深换世哀。昆池呜咽水，只敬观堂才。”老友间两年未通音信了，只是间接听到一些“翻愁”的信息。如吴宓1951年8月26日日记：“接棣华八月二十三日函，知寅恪兄与容庚甚不和，已改入历史系。而曦竟叛离寅恪，寅恪写读各事，均筼夫人代职云云。深为痛伤。曦虽热情盛气，而殊粗疏，故不能坚毅上达，亦以愚人而已。”“曦”即程曦，曾任陈寅恪的助手，1951年因职称问题与校方闹崩。容庚曾给校方写信，说“且程君身有肺病性情乖僻，为保护同人的健康和本系的秩序起见，亦不拟再聘任”。程曦转去香港，已经失明的陈寅恪失去助手后，只能由夫人帮助读书写字。而且陈寅恪二十多年来一直在高等学府中文与历史系合聘教授的历史也告结束。吴宓在西师虽被迫“洗澡”，但在生活上尚获优待，1951年评薪，吴宓“独冠全校”；1952年再次评薪，吴宓被评为九级，仍属高薪。吴宓认为，这仅是因为自己资深年高，因而才“得受尊礼，崇其阶，厚其薪，但作装点而已。固不望宓等实行任事，多所建白。”说白了就是将这些人养起来，“在宓只宜恭默自守，倘热心急进，反以取祸云云。”（1953年3月8日日记）
1953年5月2日，西师俄语系为欢迎苏籍教师，特举办了一场教师舞会。吴宓被拉去与之共舞，心殊不爽，“思宓幼在宏道，尊事日较远；少入清华，尊事美教员；皆无如今日尊事苏俄教员之神者。昔来尚有讥弹，今则全国一致，上下争为媚悦，无不敢自觉其为中国人者。……按今日之中国语文，已为俄文所同化，改变殊多。……又如伟大、英明、争取、致敬、模范、水平等字，悉直译取苏俄习用之词汇。故今日者，其但社稷不存，中国之文字乃真亡矣。”散会后，吴宓“对自己之形事忽有所警悟”，“遂口占俚诗”，仿《石头记》作了一首《拟好了歌》：“万事皆空，惟有文学好。一切无关，著作吾事了。恋爱休谈，六十身已老。辛苦为人，只自增烦恼。”并书“忍、默、止、勤”四字以为座右铭。“忍谓不动（至少不表现）感情；默谓不说话，不写信；止谓割断关系，停止追求；勤谓乘暇创作《新旧因缘》小说，从今当勉行之。”（1953年5月2日日记）事实上，以上四点吴宓一样也没做到。他没能忍住不动感情，在他1951-1953年的日记中，几乎每日都为情事所扰；他也没能严守“默默者存”的古训，有话便说，一说就错；而“割断关系、停止追求”更非吴宓所愿，在思想改造最严酷的年月里，吴宓仍奔波在两个女子（一位女学生，一位女同事）中间，颠沛迷离；吴宓计划中的自传体小说《新旧因缘》也始终未能落笔，事实上，进入新朝之后，吴宓的著作生涯已近结束，除了几首唱和与牢骚之作，几篇检讨文，以及每日必写的日记，他几乎已没有其他文字存世；而即便是唱和之作，也是私底下悄悄进行的，因为旧诗此时几乎只有一个人在写，并且传遍神州，其他人写，就是“守旧”，“毒害青年”。吴宓此时诗作与解放前相比也大为减少，如其“检查书”所言，“譬如戒酒的人，有时又独酌一两杯，或梦想着酒的滋味”。作诗一如戒酒，时而独酌一两杯而已。但也正是这有限的诗作，与其被查抄后变得残缺不全的日记，成为了解吴宓解放后真实心境的一条暗道。
吴宓自言有三大毛病，一是大事糊涂，小事聪明；二是性格偏激，不能守其中庸；三是情令智昏。虽言“恋爱休谈”，吴宓在解放初的几年里仍然情事不断，日记中更是满载其得意、伤心、迷离之情事。吴宓暗恋其女同事“雪”，不断资助其一家，但又被一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女学生邹兰芳苦苦追求，欲罢不能，并在1953年6月 “情令智昏”地与其结婚。所谓“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随之后悔不迭，“呜呼，兰乃多欲自私之卑贱女子耳，其品格殆同于妓，而无妓之美，宓受兰之诱而终娶之，悔恨莫及。”（1953年9月29日日记）此女邹兰芳，出生于地主家庭。土改时，邹家被镇压，家人大多被打死；邹的两位哥哥原系国民党川军，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她因出身不好，且身体单薄，处境艰难。而吴宓此时正是单身，且薪资很高，又热心资助女学生，于是邹氏主动接近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后来干脆不请自入，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渐渐地，她不避世俗，自荐枕席，终于使吴宓在百般矛盾中迎娶了她。结婚不久，吴宓便发现，他取回来的不仅是个累赘，而且还是个病秧子。“婚筵骤向病床移，玉骨珊珊病不支。”（《遣怀四首》）“是爱是憎心怅惘，不生不死病缠绵。”（《癸巳中秋》）“老健偏逢少病身，应从孽果悟前因。合欢一曲终离别，畏死劳生各苦辛。”（《孽果一首》）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每月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邹兰芳的家人。1955年8月7日，他致邹兰芳信中说：“宓对兰芳深爱，又笃信佛教，甘愿为兰牺牲。但一向所难所苦者，即兰家中大小太多且太坏。……今宓犹在艰苦支持、奋斗，希望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不再向人借钱，不再忧虑筹款，不再过度节约。”并在《八月七日中夜枕上作》一诗中言：“为怜弱女施援手，岂意群顽布网罗。”三年后，邹氏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但吴宓的“施援手”却始终不得撤回。
1954年春，吴宓作《已衰一首》，此时，他来重庆已是六年整。诗云：“已衰无志畏名身。甘隶新邦作幸民。未敢说经陈异义，尚容分俸济同仁。葫芦依样难工画，傀儡登场讵肖神。六见嘉陵春水绿，诗书尽废梦成尘。”此时已甘于“作幸民”的吴宓似乎有些意志消沉了，不仅不敢“陈异义”，而且还“诗书尽废”，自己聊以存世的精神寄托都已“梦成尘”，岂不悲哉！“尚容分俸济同仁”句尤值一提。吴宓身鳏薪高，自己又非常节俭，因此，他的大部分薪资都用来资助亲朋好友了，几十年间，他的日记中密密麻麻记满了资助账目，其中包括他的亲戚、友生、同事以及邹兰芳的家人等等，总计不下百数人曾受其资助，有些资助且是长期的。往往每月工资一发下来，他便四处邮寄，分发完毕，他已所剩无几，甚至还要靠借贷为生。
1955年4月3日中夜，吴宓作有《吾年一首》，其中云“五年应合丙申休，七九六三早计筹。”他觉得自己活到丙申（即一九五六）年即可，不愿再高寿多辱。他自言，古来中西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多有三十、四十、五十已完成者，不需高寿。亦有许多名人享年七八十岁，但其后半之四五十年，实毫无进展等于虚度而已。
吴宓期待“早死”不是偶然的，他已预感到以后的岁月将更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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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实施，其中第27 条规定：“除四害。从1956 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此后几年，全国轰袭烈烈地开展了“消灭麻雀”的运动。上海市公布的数字，第一次灭雀大战进行了3天，总共灭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只；第二次进行了两天，灭雀59801只。后来有生物学家建议，还是保留麻雀为好，以保持生物平衡。但直到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当说到农业40条要修改时，还讲到麻雀问题。他说：“有人提四害不行，放松了，还要搞，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毛泽东讲此话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吴宓对此也是腹诽很多，1956年1月10日，他作有一首《报载北京已发动青少年消灭麻雀口占一绝记愤》，诗云：“昔见空城鸟雀飞，如今鸟雀陷重围。国亡种灭寻常事，到处人心是杀机。”观此诗已是“意不在鸟”，别有所讽焉。1957年6月，他填了一阕《蝶恋花》，再次提及此事，依然满含悲愤：“自入春来长苦雨，一霎春光，天际明如许。喜鹊枝头喧不住，花间巧舌闻莺语。 毕竟人禽分我汝。四害需除，雀鼠生何据？千百弹丸纷射去，满院清寂余空树。”
1957年二月，吴宓还作有《感事》诗一首，是对文字改革的意见，其中有云“嘉陵春水七回黄，不死惊看汉字亡”，“嚼字今来不识字，扫盲我老竟成盲。”对汉字改革和简化颇不以为然，并以“文盲”自嘲。1957年4月，吴宓看到《人民日报》所载唐兰批评文字改革一文，自叹“宓愧不敢有言也”；5月20日，吴宓看到《文汇报》所载陈梦家撰《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一文，“始知宓一向太过慎重，太过为妾，愧对自己平生之志事矣。即至唐兰、陈梦家一喊，述感佩之意。写示‘不死惊看汉字亡’一诗。”于是趁着“大鸣大放”的东风，大着胆子，对文字改革颇有些非议。然而六月一到，“反右”风起，一大批“右派分子”被揪了出来，吴宓“自幸谨慎和平，尚无过分之言论，差可免祸全身也矣。今后恐即文字改革亦不敢参加异议，舍‘忍舍止默’外，无他途也。”（1957年6月14日日记）8月16日，吴宓得知陈梦家因反对文字改革而获罪，遂暗自庆幸5月20日致陈、唐一函“似因浆糊潮湿，邮票脱落，该函竟以‘欠资无人收领’退回，宓幸免牵连矣。”然细思之下，“宓自愧不如梦家之因文字改革而得罪也”。
进入1957年后，吴宓发现，此时的政治空气较之1952年的“思想改造”，更加酷烈，更加无遁形之处。“宓归舍，思最近又复加强管制，故党国之所有事，然其办法，一切惟据密报，到处调查，不但人人自危，抑且是非不明。”（3月12日日记）吴宓沮丧的发现，自己每日所行，皆是开会、表态等无聊琐事，遂感叹：“读书且不能，遑言著作？自适且不能，遑言益世？牺牲一切，放弃百事，只办得全身苟活而已。”（6月28日日记）“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运动之风兴起后，数以百计的“阶级敌人”从师生中消失，吴宓直看得心惊肉跳，“起，思，此次知识分子被视为右派，一网打尽。其存者皆伈伈伣伣，苟合取容。无学、无才、无德而阴狠忌刻，又工谄谀奉迎，如西师之……者，皆固位得志，而肆行报复矣！”（7月4日日记）7月13日，吴宓作《反右运动中书所见》一诗，其中写道：“暑热煎蒸列会忙。五光十色好文章。飞蛾恋火焚身易，舞蝶嬉春觉梦香。鹰眼鸠身终异类，猿啼虎啸未同方。申屠处默嗣宗醉，湔祓余生着意藏。”极尽嘲讽之能事。申屠（嘉）与嗣宗（阮籍）皆为史上耿介正直之士，太史公认为申屠嘉称得上刚毅守节，却被晁错耍弄，呕血而死；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但司马氏独专朝政，杀戮异己，阮籍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又感世事已不可为，遂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闭门读书，或登山临水，或酣醉不醒，或缄口不言。吴宓此处借古喻今，也表明其“着意藏”之处世策略。“既不容许其授课讲谈，亦不利用其知识学问，但给厚薪优礼，以示尊贤重士，使各得安居颐养，不责以工作，不计其成绩，只望其在运动中、开会时申明自己之态度立场，歌功颂德，遵令守法，以为群众表率而已。平时则须恭顺含默，不露圭角，欣和愉快，毫无愤郁，且不偶语，无私议，不作危言激论，更不宜发为建议，有所陈说，露才扬己。……宓以遵此而行，故获苟全，此次幸免于难，然而残年枯生，何益何乐？”（7月27日日记）
吴宓心情是沮丧的，情绪是低落的，虽幸运躲过“反右” 第一波，然今后命运尤不可测。“呜呼，经此一击，全国之士，稍有才气与气概者，或疯或死，一网打尽矣！”（7月22日日记）并在7月16日所作《记学习所得一首》中写道：“阶级为邦赖斗争，是非从此记分明。层层制度休言改，处处服从莫妄评。政治课先新理简，工农身贵老师轻。中华文史原当废，仰首苏联百事精。”从“休言改”、“莫妄评”中可读出其口气仍含讥讽，对事事“仰首苏联”颇不以为然。8月1日日记云：“昨日《红五月》第二十九期《怒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袁炳南》一篇，述袁君自云‘对新社会前途悲观，只有消极等死’。宓闻其言而哀之，今晨遂作《寄慰袁炳南》诗一首。”诗云：“消极悲观我亦同，闻君哀语动深衷。余生自幸无多日，待死还应祝善终。已尽文明无可恋，渐衰道德共知穷。族谈偶语严秦法，相慰相逢是梦中。”除对袁炳南之遭遇深表同情外，自己的心境也到了“只欠一死”的地步。几天之后，意犹未尽，又作《再寄袁炳南》一首，中有“儒生偶语诗书禁，党锢株连月旦评”句。“月旦”即品评鉴赏，《后汉书》本传：“初，劭与（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作于这年8月16日的《国无》一诗，更可见吴宓此时悲愤凄凉之心态，诗开句便云“国无惟有党，此事讵堪思”，在那“处处服从莫妄评”的年代，吴宓依然止不住说出内心之忧。在这年的6月1日，储安平做了一个《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著名发言，吴宓对此想必心有戚戚焉。无国只有党，作为一介书生，又能何为？末句“文字千年尽，儒生空尔为”，道尽了一个独行者的无奈。
这一年，吴宓还作有《依原韵和答一首并附注其人与事》，借陈寅恪事以述怀，其注甚详，可从一个侧面窥其当时心境。“灵光枢斗海之南，不屈威尊信美谈”句下注云：“……寅恪先生之学问，今中国第一人，而道行尤高。宓已四年未通书问。友告，前年，推选为全国政协代表，又科学院史学部主领人。当局一再派人敦请赴京，俾外国学者之来京者，可得请教，以为国光。寅恪先生曰：‘须毛主席与刘少奇先生亲笔，保证某到京不出席会议，不学习马列主义，不经过思想改造，某方肯来京。’已而毛主席竟亲笔书柬保证云云，曰：‘我便可代表刘少奇同志了。’然寅恪卒亦未赴京。去年初春，刘文典过渝，欲宓往劝说寅恪先生北上，宓婉辞谢却之。寅恪先生所著书，已予再版，内容形式均未改动。”并在诗后再次附注“第二句诗注某些内容系据传闻，不尽可信。”吴宓所闻基本可信。先是1954年1月，郭沫若致函陈寅恪，陈回函云“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委婉却之北上之邀。1954年春，当局派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到广州,劝说陈寅恪赴京就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陈辞谢不就。在“簪笔梅村仕岂甘”句下，吴宓注云：“宓思想改造后，在西南师范学院，讲授世界古代史。近年让青年教师教课，宓仍为教研室主任，以其自感‘降志辱身’之故，礼遇甚优。乙未春，命为四川省政协委员。会中，并出题‘批判我《红楼梦》演讲中的错误’命发言。丙申冬增薪，宓列二级265元，以宓为‘全国性教授’故崇之，而盼其起‘带头作用’。（本校二级只二人。）前日敬老会，宓发言（二次敦促）中曾明言，宓不赞成文字改革及简体字等（颇有人表示赞同，私来握手道意）。次日登报，则只云‘宓自称，解放后，身愈健，心愈愉快’，而略其余。……老友穆济波，前数年调入教师进修部（政治、思想改造），以勇于表现（且以旧诗为表现）之故，得任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前年宓偶道及以梅村自拟（自责、自伤）之意，穆君乃大责难，曰：恶是何言也？宓憬然，不敢再以诗示穆君，亦不敢再提及梅村诗人矣。”此注基本回顾了吴宓几年来的经历大要，吴宓初到西师时，任外语系主任，不久俄语当道，吴即调入历史系；从1956年起，一直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并担任外语系、中文系青年教师进修班的业务指导教师。此注最后提及吴梅村，既有以梅村自拟、自责、自伤之意，也有一种“吾道孤矣”的悲凉。
1957年年底，吴宓作有一首《读吴梅村诗》，诗中说“吾生最爱吴梅村，老去熟吟涕泪随。”缘何最爱吴梅村，吴宓在其1957年8月13日的日记中有一番表白：“晚读吴梅村《长平公主诔》，泪下不止。宓素爱顾亭林与吴梅村之诗，近年益甚，盖以时事有似故感情深同耳。比而论之，亭林阳刚，梅村阴柔，各具其美，一也。亭林诗如一篇史诗（叙明之亡），梅村诗如一大部小说（皆合其诗、集全部而言之）二也。亭林诗如《书经》，梅村诗如《汉书·外戚传》及唐人小说，三也。亭林诗如《三国演义》，梅村诗如《石头记》，四也。亭林写英雄，而自己即全诗集之主角。梅村写儿女，而深感并细写许多、各色人物之离合悲欢，五也。亭林诗，读之使人奋发；梅村诗，读之使人悲痛。亭林之诗正，而梅村之诗美，此其大较也。然二人者，其志同，其情同，其迹亦似不同而实同，不得以‘亭林遗民，梅村贰臣’为说也。亭林诗，黄师（黄晦闻）曾注释讲授，碧柳（吴芳吉）亦早称道之，而能言梅村诗之美者，陈寅恪与宓也。其详不具于此。”吴梅村是前明遗老，与钱谦益、龚鼎孽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其诗以史为据，因诗代史，文采斐然，且悲天悯时，如其“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之句。同为“遗民”，吴宓喜欢吴梅村，也就不难理解。吴宓对顾亭林同样“心有戚戚焉”，“读《亭林诗集》至中宵，流泪甚多。”（1958年3月22日日记）“宓读《亭林文集》，流泪甚多。”（1958年3月23日日记）
“反右”之后，接下去是内部肃反，拔“白旗”，插“红旗”，向党交心。“平宣布今日开会宗旨：‘人人作医生，人人送药方’。教职员应充分发言，自陈其病，不可讳疾忌医。交真心，不交假心！交全新，不交半心！脱胎换骨，与共产党一条心！与人为善，闻过则喜。”（1958年5月24日日记）在此运动中，对吴宓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批判的火力也越来越猛，“实言之太过，深文入罪”，一次批判会下来，真可谓“伍子胥过昭关，一夜须发皆白”。（5月31日日记）吴宓自认为在劫难逃，便干脆自定为“白旗”。“今问宓之真实态度：则‘愿服从，努力改造’乃最大之努力与让步；必责宓以‘尽去旧而革新’又‘内外一致’，则实不能，只有伪言以应付耳。如宓之编《学衡》所谓‘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固不敢自以为功，然若以此科宓之罪，则宓只有一语作答：‘我在1958年死，或1963死，或1968死，在我看来，皆毫无分别，毫不足轻重也矣！任何刑罚，所甘受已！”（1958年6月27日日记）表态铿锵，愿以死相对。作为政协委员、高级知识分子、统战对象，领导上虽认定他确是“白旗”，不过不予拔出，而是破格启用，让其以“带罪”之身，在中文系讲授古代汉语。这一意外任用，让吴宓表面上惶恐万分，遂兢兢业业，老骥伏枥。但在其高傲的内心里，依然是悲观的。他在《六月六日夜尊师会纪感》诗中说：“疲劳轰炸号尊师，合唱欢呼献颂时。惭受红花摧敌赏，忍同鹦鹉效群辞。巧辨狎谑秧歌戏，强坐寒蝉仗马姿。涂炭衣冠心欲死，千年道统更谁持？”许多为师者为求生存，完全置廉耻气节于不顾，群口一词，一味服从于新政权。诗中最后两句，也可看出吴宓此时精神痛苦所达到的深度。
大跃进时，学校继续停课大炼钢铁，吴宓也跟着一起跃进。张紫葛《祭吴宓》文中说，吴宓虽平时沉默寡言，只在学习发言时简要陈词，但所陈之词让人吃惊：“我深信，亩产七八万斤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仔细研究了报纸报道的材料，确认无疑：五年之内，我们定能赶上美帝，超过英国。我们必将一如毛主席的论断，十五年或者再短的时间之内进入共产主义……”此说未可尽信。1958年9月，他作有《参观重庆钢铁厂有作》，中有“众擎自具移山力，百炼真成绕指柔。新建高炉全国遍，千零七万吨能求”句。但到得1959年8月，他再作《跃进》诗，却云“跃进经年始炼钢。芸芸公社万人忙。中华伦纪家庭破，东亚文明汉字亡。”与一年前的论调完全不同，开始对“跃进”充满忧虑。1959年9月19日，吴宓还作有一首《国庆十周年礼赞》：“一年跃进百成功，炼得钢红我亦红。兵学工农人竞奋，棉粮煤铁产同丰。已铺长轨连云栈，待驾飞船指月宫。日落崦嵫余返照，扶摇直上看东风。”全诗基本上是一首“大跃进体”民歌，竟然出自吴雨僧笔下，不能不让人生疑。果然，诗下有一小注云：“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奉西南师院中文系领导之命，为国庆十周年向党献礼而作。”乃是奉命之作！但由最初的“不从命”到如今的“奉命”，新政权改造吴宓教授已初显成效。而作于同一天的另一首《感时》诗，也许是吴宓更真实的表达：“旱荒水涝见天心，暴雨终风喻政淫。长夏禾枯人渴病，平原堤溃水漫深。急耕密植怜枵腹，芒履敝衣劝积金。强说民康兼物阜，有谁思古敢非今？”一天之内，写了两首截然不同的诗，公开表态是一套话语，私下腹诽又是另一套话语，这也是吴宓解放后多年来一贯的表达方式。经过历次“思想改造”的吴宓教授，表面上已成顺民，内心里依然是新政权的一个“异己”，一个清醒的旁观者。
1959年岁末，吴宓“静思生平行事，殊多悔恨自责”。他列举了黄晦闻、吴芳吉、王恩洋、郁达夫、瞿秋白等诸多前辈与知友外，又以陈寅恪为例，反观诸己：“如陈寅恪兄之高亢不屈，使党人敬惮，其学又足以笼罩百家，冠冕一世。”“反观宓者，乃一极庸俗、渺小、平凡之人，然而庸庸者多福厚，宓境遇丰舒，一生享受安乐，既得长寿，又获善终。本无昭昭之明，又无赫赫之功，小廉曲谨，于世推移，至六十岁后，卑躬屈节，尽弃理想与人格，揣摩迎合，以求自保其生命与职位，今宓生世已深自羞惭，而学问与著作亦无可言。……总之，宓乃一极庸俗、渺小、平凡之人。今虽犹生存，实无异于死。”这种虽生犹死的痛悔，表明吴宓尚存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知耻之道德。
尽管吴宓谨遵“默默者存”之古训，希望苟活于当世，然而“虱身仍觉世难容”（1960年1月诗），一不小心就会“动辄得咎”。大跃进后，中国大陆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在西师，“吃饭”遂成为大问题。“近数月来，‘吃饭’遂成人生最重要之事，一般人每日所思、所谈、所计议、所注意奔赴者，惟此一事。……即我辈受优待而却能饱食之高等知识分子、老教授，亦惟长日营营于此事：三餐早趋食堂，鹄立待时，鱼贯取饭菜，既得则就桌而食，急吞大嚼，专心致志，无暇交言，且除一二人外，皆嘴唇上下合触‘翩翩’有声，加以‘齿决’，其人昔年或亦是少年美姿容而注重风度礼节者，今则一切尽忘，万事不顾，甘为伏枥之群马，啮食刍秣，但求腹实，而不计算其余矣。”（1961年3月13日日记）教师已是如此，学生更不必说。在最困难时，每天仅供两餐，限额为每餐二两。不少学生面黄肌瘦，得了水肿，更有甚者，有人饿毙校园内。吴宓见此，心里难过至极。他居然上书校党委，要求增加学生的口粮，并主动提出削减自己的供应。1960年12月，吴宓讲授古汉语“况……乎”的语法结构，举例时信口拈来:“我每餐三两粮犹不足饱，而况二两乎?”不料，第二天便有人揭发吴宓恶毒攻击党和人民政府，与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遥相呼应，妄图诋毁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十足的反动透顶。吴宓被迫再次检讨，并被勒令停课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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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政治空气转暖。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睹物思人，已经入蜀十二载的吴宓决定出门作南北之游，去看望一下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人生有涯，对他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
早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吴宓得以幸免，但老朋友陈寅恪却受到了冲击。1958年3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伯达应郭沫若之约，做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而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灾难骤然降临到闭门不出的陈寅恪头上，他居住的小楼被大字报糊得严严实实。陈寅恪愤怒了，当即表示：坚决不再开课，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后经多人游说，他仍然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
得知老友的遭遇后，吴宓惦念不已，并对如此饱学之士遭长期闲置感到悲痛。虽然他自己也因为“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等主张而受到一定影响，他还是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南下看望老友。
1959年1月，吴宓作长函给陈寅恪，除表达思念之情和南游之意外，还“述宓近六年中情事”，谈及拟与陈心一复合，说“心一素健，而近者屡病，忧其将先宓而逝。昔读顾亭林晚年《悼亡诗》，尝生感而思及心一，以心一昔曾为宓抄写之《学衡》文稿，又寄发外人订阅之《学衡》各期，助成宓之理想事业，亦犹如亭林夫人之‘北府曾缝战士衣，酒浆宾客各无违；虚堂一夕琴先断，华表千年鹤未归。’”云云。陈寅恪很快复信，“极赞宓与陈心一复合”，并录夫人唐筼六十岁生日时写的一幅赠联给吴宓：“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陈寅恪自谓“此联可代表十年生活情况也”。对陈寅恪深为了解的吴宓在联下注曰：“上句叙寅恪目盲，妇人为作书记。下句指人民时代（红色政权）同屈子之安命居南国也。”
1959年9月6日，吴宓写诗《寄答陈寅恪兄》，他在日记中写道：“时仍风雨，晨起乃止。遂复寅恪兄短函，假托钞示杜浚《寄怀龚鼎孽》诗三首，附短注，写而寄之。”诗中写道：“回思真有泪如泉，戊戌重来六十年。文化神州何所系，观堂而后信公贤。”“过眼沧桑记梦痕，名贤遗老几人存。况闻新圃锄非种，雨打梨花紧闭门。”“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东山师友坟安否，文教中华付逝流。”他在短注中说：“第三首，师指晦闻先生，友指沧萍。余皆寅恪所能悉。”1960年2月，吴宓接到陈寅恪复函，并附诗二首，其中有“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年身”句。
1961年7月，吴宓寄函陈寅恪，告知自己准备利用暑假期间作南粤之游。据其1961年7月30日日记云：“下午作长函上陈寅恪兄，覆其一九六O年一月二十六日诗函，述一年来宓之情况。告即来粤晋谒，请通知此行应注意之事项云云。”
陈寅恪接到吴宓的长函后，非常重视，并于8月4日写信给吴宓，“简示宓到粤应注意之事项”。大概觉得过于简短，仍不甚放心，于是又于8月8日作长函给吴宓，从饮食住宿到车资几何等生活细节诸方面，都作了周详的安排。全信如下：
雨僧兄左右：
七月卅日来书，顷收到，敬悉。因争取时间速复此函，诸事条例如下：
(一)到广州火车站若在日间，可在火车站(东站即广九路)雇郊区三轮车，直达河南康乐中山大学，可入校门到大钟楼前东南区一号弟家门口下车。车费大约不超过二元(一元六角以上)。若搭公共汽车，则须在海珠广场换车，火车站只有七路车，还须换十四路车来中山大学。故搭公路车十分不方便。外来旅客颇难搭也。若搭三轮车，也要排队，必须排在郊区一行，则较优先搭到。故由武汉搭火车时，应择日间到达广州者为便。岭南大学已改称中山大学。
(二)弟家因人多，难觅下榻处，拟代兄别寻一处。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冼玉清教授已往游峨嵋矣。
(三)弟及内子近来身体皆多病，照顾亦虚有其名，营养不足，俟面谈。
(四)若火车在夜间十一点到广州，则极不便。旅店由组织分配，极苦。又中大校门在下午六点以后、客人通常不能入校门。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意。夜间颇凉。敬请
行安
弟寅恪敬启
六一年八月四号下午五点半
吴宓收到老友复函后，非常兴奋，其日记云：“宓得此函复奋起，决从容办完各事后即出游。先经由武汉赴粤，谒寅恪兄、嫂并会见孟婿与学淑后，如时裕则赴京，如时促，即复由武汉乘轮船回渝碚。”
得知吴宓经由武汉赴粤的安排后，陈寅恪又致函武汉的刘永济，“请转告雨兄，在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因郊区电报甚慢)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次女小彭(或他友人)以小汽车往东站(即广九路)迎接。因中大即岭南旧址，远在郊外，颇为不便。到校可住中大招待所。用膳可在本校高级膳堂。小女在成都时年十余岁，雨兄现在恐难辨认，故请在出站闸门处稍候，至要。”8月18日，吴宓又复函陈寅恪，“告宓约于八月二十六日到广州，粮票所带甚多，每日可有一斤，无需另备早餐，云云。”
8月8日，吴宓的三女儿吴学昭“忽乘小汽车至”，她批评吴宓“衣服褴褛”，嘱其出游之前“必衣冠楚楚，方可悟友生”。吴宓觉得女儿并不了解自己，“宓不愿在新时代得名受誉，宓不愿居住辇毂之下，与当代名流周旋，宓之许由与伯夷、叔齐思想，‘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岂甘特制新衫，以干谒学术界制新贵人，容悦居上流之旧友生，以为宓进身扬名之地哉？”（1961年8月9日日记）8月18日，吴宓向学校膳食科借了30斤全国粮票，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后，8月23日清晨，吴宓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荆门”号轮船，出发了。
8月25日，吴宓抵汉口，见到了分别十二年之久的刘永济，二人“互述改造、工作、生活之大概及若干熟人之遭遇及变迁”，“知弘度兄（永济）等生活之供应、心情志舒畅、改造之积极、对党之赞颂玉佩膺，皆在宓以上者也。”(1961年8月25、26日日记)刘永济并以《雨僧老兄由渝来汉远相存问，感赋小诗》一首相赠，诗云：“十年不见头俱白，千里相存眼尚青。试问诗情定何似?恰如树桂老弥馨。”
1961年8月29日，吴宓离汉赴穗，30日下午“入粤境，沿北江行，洪水崩崖，江水亦涨，铁路多处遭塌阻或淹没，正在抢修。火车时停滞。故于夜11:30 p.m.始抵广州车站”。陈寅恪派出了身边的所有亲属前往迎接：次女陈小彭、林启汉夫妇，三女陈美延。一行人乘中山大学派出的专车，过海珠桥，“行久久(似甚远)，方到中山大学；即入校，直抵东南区一号(洋楼)楼上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12时矣)相见”。
自联大一别，已逾十五个年头矣。此后，一个远避南粤，一个遁入蜀中，但无论如何逃遁，都无法躲避无数次的政治运动的洗礼。吴、陈于1919年在哈佛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吴对陈的博学多识极为倾倒，曾写信给国内友人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925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如今，“十年不见头俱白”，两个人都老了，且都未曾获得新政权的信任，成为边缘人，如此相见，真是百感交集。已经憋了十年了，亲情和友情都已被碾压得支离破碎。在这挚友重逢的短暂时间里，两个人又各有多少悲情要一吐为快！吴宓在相见当日的日记中记载甚详：
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始知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而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请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葵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来迎。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港报中仍时有关于寅恪之记载)，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青苔，殊可鄙也云云。
第二天上午，吴宓即前往陈宅与陈寅恪聚谈，陈寅恪详述自己十二年来身居中大，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不改造思想，不作颂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化字，综有攻诋者，莫能撼动。吴宓对老友多年来能够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之举动深为感佩，称其“堪诚为人所难及”。是日，陈寅恪赠吴宓七律一首《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诗云：“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自注云：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加白眼”三字用意深刻，世态炎凉毕现。吴宓9月1日日记云：“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所谓“有深意存焉”，当是指与现实政治有关，此乃是知人之言。
晚上返回招待所后，陈夫人唐筼命人送来炖鸡一碗，加红薯与卤鸡蛋一枚。“在陈宅，上下午亦进牛乳、咖啡及果酱面包、饼干等。晚，倦甚，8:30 p.m.即寝。终夜大雨，风猛雨急，宓感孤寂，又忧水灾，有‘极天檐瀑沸肠肝’(李思纯一九二三年诗句)之情景。”（1961年8月31日日记）在当时之社会经济条件下，能有如此之招待，足见陈氏夫妇是竭尽所有，对老友款待有加。
第三天晚上，中山大学在黑石屋招待所餐厅设宴款待吴宓，除作为主人的陈寅恪外，陪客者尚有冼玉清、刘节(子植)及其夫人钱澄(稻孙之三女)、梁宗岱夫人甘少苏等人。吴宓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小彭搀扶盲目之寅恪兄至，如昔之Antigone。”语甚凄凉。安提戈涅系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之女，曾陪盲父流放。
9月3日，唐筼写了两首诗赠吴宓，其主旨是“勖宓与心一复合”。《辛丑秋广州赠雨僧先生》云：“秋风乘兴出荆门，故旧相逢岭外村。应感间关来一聚，莫辞浊酒劝多樽。”《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云：“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除劝说吴宓与前妻复合外，“又赠心一方糖一大包，强宓带京”，实在是仁恕心肠。
这天早晨，吴宓受陈序经之邀赴陈宅早餐，陈为详述：1948年底陈寅恪到岭南大学后，约1950年一二月间，陈夫人唐篔力主去国外或台湾，寅恪不从，唐竟只身前往香港，后被陈序经迎回。又言，为照顾陈寅恪，陈小彭、林启汉夫妇同住陈宅，但林性情乖戾，曾当面指斥陈寅恪思想腐朽，受国家优待却对国家无大贡献云云。吴宓为之慨叹。
几天来，南粤阴雨不断，更增加了离别的意绪。9月4日，吴宓离别老友赴京。临行前，陈寅恪赠车资，又赠以四绝句云：“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载桑事已迟。幸有人间佳偶在，杜兰香去未移时。围城玉貌还家恨，桴鼓金山报国心。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钜公谩羽飞腾闭，不出卑田院里游。”这是一首直白却催人泪下的诗作。两人都老了，世事难料，前程莫测，“暮年一悟”，谈何容易啊；想当年，陈寅恪在“围城”之际逃出北平，现如今家已不在，后虽屡受邀北上，但再次“还家”谈何容易；“弦箭文章那日休”更可知当时陈寅恪所受攻诋之多，处境之艰难。
9月4日，吴宓登车北上，就这样匆匆结束了他悲情而又给自己带来极大心灵抚慰的广州之行。6日晨抵北京，与陈心一相见。随后几天，吴宓遍访京中诸友生：7日，访钱稻孙、张奚若；8日，仿金岳霖、罗念生、贺麟，在钱钟书宅晚宴，“与钟书及绛久谈，甚洽：钟书博学而志洁”；9日，访沈有鼎、赵紫宸，“读宸近年十次，承赠其油印著作，知已完全改造”；10日，访李赋宁、温德；11日，访钱学熙、冯至、叶企孙、郑桐荪、汤用彤，与汤“相见执手并坐甚亲，貌似古僧，短发尽白，不留须”；12日，早晨金克木来访，上午往访陕西乡党胡步川。13日，吴宓与陈心一话别，带着深深的眷恋，他又独自西行，回到了故乡陕西泾县安吴堡。少小离家老大回，自1910年离开后，这是他唯一一次真正的回家。可惜家乡已经面目全非，他在安吴堡只住了一夜，便匆匆返回重庆。
回到西师校园后，政治学习依旧，“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有同僚质疑吴宓有反党、反人民政府之意图，应以“阶级敌人”视之，吴宓大为愤怒，慷慨陈词甚多，心情压抑、忧虑，皇皇不可终日。“盖自1957-1958以后，所有知识分子（尤其民主人士）无不极力揣摩迎合遵照当前之政策、运动及领导人、上级之意旨而发言，而决不表露自己之思想、看法，决不做任何建议主张，至多只增饰词藻，或联系自己，以示忠诚而已。宓则更增两条：1.私人信件，皆假定其将被取去登报公布。2.与张谈话，则假定王、李、赵等皆在座中参加。”（1964年7月7日日记）
1963年10月，吴宓从陈序经口中得知，陈寅恪1962年7月入浴时跌倒，摔断了右腿。听此消息，吴非常着急，几次决定前往广州探视，但均因种种关碍而搁浅。“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似成一句谶语。直到1964年，吴宓决定请假南下探望老友，其1964年8月1日日记云：“作函上陈寅恪夫妇。述宓暑假留校休息，拟(甲)十月上半、(乙)十二月下半请假来广州谒叙之计划。末陈宓有意来广州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然而不久，吴宓在西师外文系指导过的一个青年教师，因生活作风问题在“四清”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累及乃师，吴宓被指责“以资产阶级恋爱观接吻、搂抱等，指诱、腐蚀了党员助教江某，致犯错误”。作为“资产阶级教学思想腐蚀青年”的典型，吴宓备受批判，并被罢了课，再想出行几无可能。1964年11月26日，组织上为吴宓的问题下了“结论”：1.立场——极端顽固的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立场；2.思想——崇拜孔子之儒家人文主义思想，且欲将旧理想、旧事物尽量运入新时代、新社会；3.态度——对无产阶级专政及社会主义，仅能做到表面奉行与实际服从之态度。（见其同日日记）从此，吴宓又被打入另册，每日检讨不断，并开始随众参加体力劳动。
1964年8月，吴宓在自己七十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诗（此时，吴宓诗作已经极少）：“生世忽经七十春。奇愁无限对嘉辰。归笼鸟感殊恩哺，伏枥马伤永废身。漫诩聪明腰脚健，难追时代物情心。楹书秘记凭谁付，料理行装远去人。”此诗吴宓自注甚详，如其第三句之“笼”即指西南师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第四句是说“自本学期始，宓奉令不再授课（马不驾车但仍喂饱）”；六句“物情”指“新事物”、“新感情”；七句“楹书”乃吴宓特爱之书——“如白璧德师人文主义之著述、黄晦闻师及碧柳之诗集、王恩洋《五十自述》、《学衡》全套（皆今世所不取者）”；“秘记”指“宓历年日记、诗稿（1935年至今）、读书笔记以及讲义稿之未印发者。刊印无望，而托人亦恐捐弃毁损。”
在此忐忑和伤感的心境下，来到了1965年。这一年，吴宓是在“批判——检查——批判”的循环往复中度过的。他不断为自己的地主阶级出身而悔罪，为“二两粮三俩粮”等“荒唐言论”而辩白，为“爱情至上”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认错。这年5月6日，吴宓接老友瞿蜕园来函，得知多年往来唱和的诗友凌宴池遽然病逝，吴宓为之沧然：“一九六四年三次出游不成，知必留遗恨事，尤忧寅恪兄，乃不意却在宴池身上也!……”
诗友在一个个离去，吴宓的诗情也一下子黯淡下来，自此以后，我们所能读到的他的诗作已经很少了，而他的生命，也逐渐进入一段更加黑暗的时光隧道。
6
据吴学昭介绍，吴宓在“文革”中仍有诗作，但“至今未能寻回”，因此，自1966年至1978年，新编《吴宓诗集》只收有他三首诗，让人明显地感觉到，在他生命中最黑暗的这十年里，天空突然黯淡下来。这些年在这个老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们离真相还有多远？幸而他1949年以后的日记终于公开出版，尽管日记被一再查抄以致残缺不全，尽管在那个严密监视、毫无个人私密空间的年代里，吴宓的日记“有苦难言”，但这位顽强、持守、可敬的老人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黑暗记录，留下了很多至今读来令人惊心的文字。对于他诗词、日记中所残缺的的境况，我们所能依凭的，也只能是几个亲历者的模糊而自相矛盾的回忆、有限的文字档案，和似是而非的传说。
1966年，“文革”劫难开始后，对吴宓的揭发与批判仍属“和风细雨”，然而一进六月，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然自今日正午起，大字报忽如万弩齐发，射击之人极众。”（1966年6月18日日记）作为一个“闻名遐迩”的守旧派人物，吴宓很快就“应声落网”。他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接受进步同僚及革命小将们的轮番批斗。6月21日，有同僚揭露，吴宓蓄意刺杀毛主席，原因是，吴宓非常愤恨吸烟者，曾言“欲杀吸烟人之苦我者”，而“毛主席亦吸烟者”，因此，此罪名在逻辑上成立；6月24日，有同僚厉声责骂吴宓1958年称党为“继母”，吴辩称自己生母早亡；同日，有揭发吴宓“五四时，未知有毛主席”，吴宓老实承认“此确是事实”；6月26日，有大字报曰：“吴宓老狗，我要砸碎你的脑壳”，吴惊悚；8月，方敬等人被批斗，“宓对方敬迄无绝交、声讨之表示”；9月2日，吴宓舍被查抄，抄去书籍、日记等多部。吴宓在日记中写道：“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9月5日，吴宓被挂上“反共老手吴宓”的黑牌子，遭批斗。自此，吴宓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接受红卫兵至管制，监督劳动改造，失去人身自由。
在这段黑暗与光明胶合、荒唐与正义同在、丑恶与热爱并行的岁月里，吴宓教授不断受辱（1967年3月7日：“宓从事此工作（扫树叶）时，一群儿童大呼‘吴宓老头儿，牛鬼蛇神’，甚至值宓蹲踞扫地时，以手拍击宓之透顶！宓愤甚，几欲与儿童们冲突。”1967年9月3日：“夕5时，取开水。途遇一少女约十二三岁，阻道，怒目视宓，问何所事。宓答：‘往取开水。’彼曰：‘打死你！’而去。”1968年9月28日：“遇红卫兵男女共三人，张伞，立路上而倾谈。宓只得从其旁绕路而过。另有红卫兵（男）见之，遂斥责宓‘不尊敬红卫兵’，骂宓‘老狗’。宓急趋前行，复遇女红卫兵三人迎面来，其一即昨触撞宓草帽者，伊等责问宓‘何所事’？宓对曰：‘急思走避，不敢撞击红卫兵也。’”）、被斗（1967年2月1日：“宓……左手支杖，右手持黑棋，并借脱帽。而儿童们围绕宓等，频加以侮辱，如以草塞宓口边，命宓吞食。”1968年6月18日：“已而开会矣，一群健壮之学生兵将宓架起，两人挟一人，余人从后急推，旁人则以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宓几次行不及速，几倒地上。幸路近，入礼堂大门，台下排置长条连桌之椅，拥宓等登椅而立，面对全体礼堂满座之观众，但不许以手扶面前之桌，需弯腰低首而立，久则甚倦。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频频以竹条打击宓等之头顶，责令不得微起头，或颦眉，或切齿。”1968年6月21日：“大雨不止。最后广播散会。……宓即随张永青走出，而红卫兵多人，立即挟、拉、推、排宓踉跄出会堂，下阶，跌倒在马路上之雨水潦中。宓起立，婉言请求‘入会堂，取草帽’，红卫兵大怒，骤以皮鞭猛击宓背多次，……宓急逃，彼追及，最后在宓右股之外册，用力着一鞭，乃退止。宓痛极，凄然急行……”）受尽非人之折磨。这种疾风骤雨式的大批判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心理的摧残是致命的。一向以拯救者自居的知识分子，瞬间却成了人民的罪人，心理上的道德优势也在一夜间崩塌，想要坚守自我意识与道德良知几乎已不可能。
据西师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谭优学回忆，1968年夏，“革命群众”突然对吴宓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抄走了他的“反动日记”，“楹书秘记凭谁付”竟一语成谶内。造反派们很快就从他的诗文和日记中嗅出了异味，于是便被当做批斗的活材料，从中罗织出种种“罪名”。谭说：“这可惹下弥天大祸了。不但自讨苦吃，还连累到我们。他日记里说，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状之一。日记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姚文元同志’。罪状之二。日记里有些地方对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说了不全赞同的话，‘狗胆包天’，竟敢‘唱反调’!罪状之三。我们在‘学习’中，监督有时不在，不免对两派的某些事有长短得失的议论。他也记在日记里，而且记下是‘某君云’。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还了得!于是我们被勒令于某日上午去某处集合。其他系的几条‘辫子’挨了毒打，杀鸡给猴看。吴宓大概因为年老，免于挨揍，但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严加监管。自此，吴宓的生存状态大为艰难。游街批斗，没日没夜交代问题，写检讨，被当做反动文人的祖师爷，活靶子，其卑微痛苦与无助的生命在无序的状态下遭受到了非人的摧残。即使在这种形态下，他依然固守着传统文人那份独特的精神家园。‘文化大革命’期间，某日，西师红卫兵小将押解着一长串牛鬼蛇神，去北碚游街批斗。小将们对着吴宓高呼口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吴宓抬起头来声明：‘我是学术权威，但不是反动的。’（俞平伯在挨批时也曾有一声明，但与吴宓相反。俞承认自己反动，但不承认是权威。）有位小将用手使劲按吴宓的颈子，并击打脑袋：‘不准顽抗。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吴宓依然抬起头来，并用手抚摸着那位小将的头说：‘顽童顽童，莫打脑袋，莫打脑袋。’路边围观的群众哄然大笑，小将们也忍不住笑了起来。”1968年7月12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宓甚痛心。按：宓自到劳动队后，从不与任何人交言，众亦似畏忌宓，恒不坐宓之近旁。” 这也怨不得他人，实在是吴宓太没有运动经验，将日记看作私密空间，写下了太多肺腑之言，“不但自讨苦吃，还连累到我们”。
入新朝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吴宓都难逃其咎。但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洗澡”，吴宓仍然“一说便错”，“动辄得咎”。如1968年2月，吴宓被安排抄写大字报，他的态度不可谓不认真，但在抄写时仍然出了“大问题”——他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名字按照老习惯，均写成了黑体大字，“直将毛主席与反革命修正主义罪犯恶人等量齐观，顺逆无别，爱憎一体，此是对毛主席之莫大侮辱”；（1968年2月16日日记）1967年底，有人送他一枚“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纪念章”，让他佩戴，“宓向不佩戴，留存印章盒中”；“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时，吴宓只动嘴皮不出声，遭同事揭发；找来各语种《语录》“比较细读，深可玩味。平生用力之外文知识与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两俱有益，诚乐事也”；有人训诫他，新社会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称呼“同志”，不可再叫“先生”，更不可用外语交谈。吴宓谨记，但一不留神仍犯错误，一直到1972年，他见了解放军仍然开口称呼“解放军先生”。有批判者提醒他：你今遭受如此待遇，皆因你“群众关系不佳”，“盖宓若不能与群众和通、融洽，仿效群众之思想、言辞、态度，而矫然特异，则不仅将来大批判、受斗争时不易过关，且直不能在此时代、此社会中生活下去。”（1968年6月7日日记）作为个人主义的信奉者，吴宓很难理解“群众”的确切含义，但“文革”的疾风暴雨，却让旧知识分子吴宓彻底见识了“群众”的力量。1968年1月19日，“造反派”头目批判吴宓说：“如吴宓者，其世界观真不易改变，不知宓今后将如何生活？盖前此重在服从领导，今后一切需听命群众。任何人与群众脱离，则无法救药，他人亦爱莫能助。如吴宓之年老孤立，而多年高薪厚禄，所学所讲，均自以为是，谓他人皆非；与一般教师及青年学生毫不接近，高高在上，顽固、倨傲、孤独，必撄群众之怒，吾不知其将何以得生也。”在群众的海洋里，“孤独”是有罪的。因此，吴宓要想免祸，必须做到与群众相处“坦然自如，不亢不卑，不矜持，不畏惧，亦不兀傲。总之，其态度应如‘鱼相忘于江湖’，我在众中，绝无特例独异之处”。这种思想改造中的“群众观点”，事实上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贬抑，它们的基本逻辑就是：群众在道德和思想上天然高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想彻底改造好，就必须通过“记忆的重构”，抛弃“旧我”，达到人格与心理的自我重塑，进而建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在思想上、感情上与群众浑然一体，“相忘于江湖”。吴宓深知“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艰巨，“打成一片”其实就是取消“自我”，认同于一个理论，一种声音，“泯然众人矣”，因此直呼“难矣哉”。
1967-1968年是重庆市“武斗”最厉害的时期，西师校园作为主战场，两派之间的酷烈武斗更是闻所未闻，两派甚至动用了机枪、大炮，死伤无数。关于“武斗”，吴宓日记记载甚详，如其1967年8月21日日记：“八三一军（红卫兵组织之一派）自西农战败退出时，残杀战俘二十余人，斩割其尸，堆置防空洞中，血肉模糊。”吴宓处此炮声隆隆的环境之中，几如丧家之犬，已全无师道尊严，他以前带的两个学生还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老师，甚至伙同造反派出手打他。（“文革”结束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吴宓的忠诚弟子。）某次，吴宓在街上散步，碰到一位青年，见吴宓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听到有人叫他“老师”，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一张10元钞票，执意要送给那位年轻人。他说：“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
1969年春，因“战备”需要，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被指定迁往重庆市梁平县七里桥的一个国营农场。吴宓此时已是75岁老翁，且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不仅无法参加劳动，简直就是“自顾不暇”。他试着向造反派头子递交了一份申请报告，请求以“年老衰弱，不堪奔波”为由，希望“留校劳动改造”。结果，不仅未获批准，还以“偷奸耍滑，逃避改造”的罪名直接遣送去了梁平农场。
在梁平，吴宓先是在田间地头面对毛主席挂像，接受了一次批斗；1969年5月9日，吴宓在食堂接受第二次批斗，“……凶猛二男生来，分挽宓之左臂、右臂，快步疾弛，挽宓入食堂。行约及2/3处，宓大呼：‘请缓行。宓脚步赶不上，将跌倒！’彼二人大怒，遂乘向前奔冲之势，放手，将宓一猛推，于是宓全身直向前左方，倾倒在极平之砖地上。宓全身骨痛已甚，而彼二人怒益增，径由后挽起宓之左腿，拖动全身，直至主席台前，面对群众接受斗争。”（同日日记）吴宓此次左腿扭曲，曾请求到医院正骨复位，一直未得允许，致使终身残疾。
在接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批斗后，吴宓“已成半死”，被两个人拖进“牛棚”后，弃之不顾。此后两日，“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大小便。”（1969年5月10日、11日日记）。有演绎者说，他被困在“牛棚”后，两天得不到水喝、饭吃，再加上盛夏的炎热，使他几近昏厥。他挣扎着，拼足最后一丝力气，对着窗外，发出了他那声著名的“呼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对于昏迷中的吴宓而言，此说可信，也更加让人神伤！
吴宓因断腿之祸而暂时得免再次被揪斗示众之灾，但其生活更加艰难。无法去食堂吃饭，无法去室外大小便，多赖室友相助，但也更多白眼相见。为了减少小便次数，吴宓被禁止食粥；吴宓不许吃菜，因为从食堂取菜太麻烦，“宓不当自私而使友疲累不堪”；为了尽快下地劳动，吴宓被逼每日忍受剧痛练习走路；为了减轻室友负担，吴宓想出了一个解决大便的办法：用报纸铺在草筐上，在室内方便之后再丢进门外粪桶内。某日，吴宓特意捡了一张报纸的第四版，看看没有关于毛主席的内容，就如此这般了一番，待室友们回来后，作为“功绩”向大家表了一番。没想到带头的刘组长一听就紧张起来，竟不顾肮脏，从粪桶内捡出报纸团，细细查看，终于找到一条“毛主席万岁”。于是，吴宓又面临一番严厉的批判。吴宓在日记中说：左腿受重伤，刘组长又加种种虐待，宓受一生未受之苦，凡五十七日。此时，海外甚至有传闻吴宓已于“文革”之初遭迫害致死。1970年，寓居美国的前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秀不明国内旧友生死详情，听到传闻后，即写了一首《纪念吴雨僧先生》的诗，诗中有“千古多情吴雨僧，遗诗墨迹赠良朋”、“游园惊梦平生恨，志节高超清若冰”等句。
7
回到校园后，吴宓仍不断被批斗，并被判为“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分子”。“从此时起，校内校外一切人，都不敢和宓接近，不敢稍有沾染。女工亦辞去，不敢和宓再见面。”（1970年3月30日日记）1971年5月，吴宓又随众迁往梁平，再次颠沛流离，并开始一篇接一篇地写交代材料。直至1972年7月25日，吴宓已近耄耋之年，加之眼疾加重，右眼失明，左眼的白内障也日益加重，腿跛眼瞎，生活难以自理，不仅失去了斗争价值，简直已成累赘。于是，吴宓被允许回到西师重庆校区。
重新回到西师后，因校内留守人员甚少，大部队皆在梁平等地，对吴宓的监管也放松下来，吴宓自此过了一段相对太平的日子。吴宓一直很担心挚友陈寅恪的安危，1961年一别，久不通音信了。陈也是目盲、腿断，且年龄和名声比吴宓还大，处境可能更加艰险。吴宓曾在1971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阴 晦。上午身体觉不适。心脏痛，疑病。乃服狐裘卧床朗诵(1)王国维先生《颐和园词》，(2)陈寅恪君《王观堂先生挽词》等，涕泪横流，久之乃舒。”到了9月份，吴宓终于按捺不住，不顾自身安危，径直写了一封信给“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赐鉴：
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年寿已高(1880（此处当系1890之笔误）光绪十六年庚寅出生)。且身体素弱，多病，又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仍康健生存，抑已身故(逝世)?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住何处?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实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故特上此函，敬求贵校(一)覆函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实情。(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唐稚莹女士手收。请其覆函与宓。不胜盼感。附言：宓1894年出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1961年宓曾亲到广州贵校，访候陈先生及夫人(时住居岭南大学旧校舍内)。自1950以来，宓为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8以后，在中文系)但自1965年起，已不授课。现随学校迁来梁平新建校舍。覆函请写寄“四川省万县专区，梁平县，屏锦镇、七一房邮局，交：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吴宓先生收启。” 即致
敬礼。
1971九月八日吴宓上
吴宓这封信，一开头便错了。那时已是人民的政府，哪还有什么“国立中山大学”？被改造多年的吴宓，依旧不改传统文人的旧习惯，“一开口便错”。这封信寄出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回音。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的10月和11月，陈寅恪唐筼夫妇就已先后离世了。此消息很多人都已知晓，只是吴宓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12月9日，吴宓才接到陈寅恪女儿的来信。当日，他写了长篇日记，长歌当哭，哀悼老友，文中说：“宓自伤身世，闻寅恪兄嫂1969年逝世消息，异恒悲痛！” 当年陈吴订交时，曾写下诗句“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如今老友的离世，对于耄耋之年的吴宓来说是如何的“怆神”啊。此哀绵绵无绝期，1973年6月，视力已经严重衰退的吴宓还曾摸索着写下这样一段日记：“六月三日 阴雨 夜一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老友情深，莫过于此，读来让人不禁凄然。
1963年，吴宓七十岁生日时曾作诗《我生一首》，待到1973年八十岁生日时，吴宓又在原诗后补了两句，全诗简要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人生如奔车，邮亭过眼飞。一岁母见背，冥漠任天机。十岁始入塾，慈爱依重闺。二十读书乐，三十闻道肥。四十缘情误，五十知命微。六十经世变，百事与心违。七十犹苟活，安顺待全归。八十耄即乱，整躬事咸宜。”最后两句即最新补入，“整躬事咸宜”即整饬自身，随事咸宜，有道家之淡然、漠然。其自注云，“八十耄即乱”“即十月十六日下午，宓读《左传》昭公元年注云：‘八十曰耄。耄，乱也。’”“整躬事咸宜”——“此宓之决心，自己要努力做到。”
1974年，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小将们问他对此运动的看法，他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小将们强迫他喊“批林批孔”口号，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吴宓大声说：“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这回答与梁漱溟何其相似。面对压力，梁的回答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年过八十之后，吴宓再次做到了“不降志，不辱身”。昔日桀骜不驯、风流倜傥的吴宓教授，最终也没有被改造成一个自卑、谦恭的顺从者。
吴宓一生，乐善好施，自己简朴如古僧，视金钱如无物，纯然一传统儒者。晚年，他感叹世风日下，人之无情，“事不相助，食不相让，即虚礼亦废矣”，非常伤感。观吴宓1972-1974年日记，基本成了“资助账本”，特别是他恢复全薪之后，每至发薪日，便有多人蜂拥而至。吴宓往往分发一毕，自己手中便空空如也，再有人求为资助，他就想方设法借债为之筹措。有些自称友生者，甚至以受托保存的吴宓书籍资料作为要挟，掠取金钱。每读至此，直令人感慨再三！
1973年10月，吴宓的胞妹吴须曼由陕西老家来重庆探望，眼见的一切让吴须曼唏嘘不已，“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缝补有三十六处，可见年月之久，令人伤情……”
兄妹小聚后，吴宓在这年的10月7日作了一首诗，题为《示须妹》，而这也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吴宓写的最后一首诗。诗曰：“多年不见亦不思，小聚亲人又别离。预嘱焚尸须有待，重逢恐是命终时。”诗中似有托终之意。然而到了1975年夏天，吴须曼再次来到重庆，劝他随她回家时，吴宓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告诉胞妹，“文革”中有人拿了他的书，知道他恢复工资后，送还一两本书就索费几十元，依这样的高价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书，每月工资即付之一空。补发工资后，除还一部分外债和周济了几个困难的学生外，大部分就是花在赎回被人拿去的书上。还说，有人告诉他：“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出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因此无论如何劝说，已成惊弓之鸟的吴宓都不肯跟胞妹回去。
到了1976年冬，生活在极度困厄中的吴宓生活全然不能自理，学校当局与吴宓的女儿联系，得到的回答是：“解放前我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不得已，吴宓只好求救于胞妹。吴须曼再次来到重庆，为吴宓办理了一切手续，带上了几件旧衣服、几包日记和文稿，以及压在枕下的七分钱，坐火车回到了故乡泾阳，在胞妹的照顾下度过了自己的最后两年人生岁月。
1978年元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随即被送往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进行抢救。三天后即离世。三十年的改造生涯，虽最终未能收服吴宓的心，却给他制造了巨大的阴影和灾难，弥留之际，他犹自疾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2006、3月5日初稿
吴宓日记札记200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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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续编》己经由北京三联书店在3月份印行了，但仅限于口口相传，市面上并没有大规模宣传。部分发行商认为这套日记的对象应该是图书馆等研究机构，因为吴宓日记续编涉及的年份是1949-1974，这不可避免涉及到建国后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当时大环境的描写。吴宓本身恰恰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出版的这套日记则保留了所有的内容没有增删，这总会有一些当政者不愿意看到的字眼。充斥谎言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所以今天的异象我们反而见怪不怪，大家都会心照不宣地收藏一本列于禁书名单的书籍，因此会有不少作家愿意自己的书被禁掉的怪事出现，这似乎很讽刺，因为书被禁了以后，销量会更多。
中国自古就有记日记这个传统，春秋就有《论语》这样的口述记录，而自唐以下，宋元明清几朝，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文人笔记，中华书局就曾择要出版了好几个系列，这些可算是记日记者的先驱，时至近现代写日记的人更比比皆是，其中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名人更是多不胜数。近代最有名的无疑是“晚清四大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王湘绮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出于各人偏好不同，评价非常多元，但《越缦堂日记》的名声总会稍著一些。此外有名的则如郭嵩焘的《使西纪行》是出使欧洲时写的，总理衙门大臣那桐的《那桐日记》则历经了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溥仪退位等重要阶段，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也很重要，它记载了晚清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的见行……
现代人物当中，记日记的就更多了，除了叶公超这样不记日记的人外，其它的名人或多或少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连蒋介石也曾记过一些日记。在目前出版的日记中，被研究最多的无疑是胡适的日记。2001年由曹伯言整理成《胡适日记全编》八大册，但此全编却不全，因为以胡适对中共的立场，不可能在日记中没有体现的。但无论如何，曹伯言先生整理之功非比寻常，令人尊敬。
而周作人前半生的日记因为晚年境遇艰难而卖给鲁迅博物馆，因此能被大象出版社影印成三卷本。因为不是排印本，读起来很是费劲，后半部分目前可能还在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手中，香港的鲍耀明在整理与周作人的通信时曾向丰一借过。鲁迅的日记则整合在全集中，但相比之下，鲁迅日记的篇幅甚少，并且以流水账为主，偶尔会有“濯足”这样的典故让人琢磨。吴虞的日记也早由四川的出版社印出来，吴虞一生多变，早年反叛父亲，晚年他的子女也反叛他，让人发叹。
而篇幅较长的日记当属吴宓和竺可桢二人所记，可巧两人还是准同窗。据竺可桢全集的整理者樊洪业考证，竺可桢最早应该从1913年开始记日记，但经过东南大学的一次火灾和抗战转移中遗失两次劫难，目前仅留存1936年到1974年这部分，但这己经有1000万字之巨。早先中国科学院直属的科学出版社曾出版过300万字的竺可桢日记摘编本，其后所有日记原稿交由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保管，主要由樊洪业负责整理。或许是国内外的通病，往往占有史料本身就意味着占了学术研究的先机，因此竺可桢日记也没有面向公众，只能等着樊编整完毕才能让其他研究人员窥得全貌。自1993年移交日记到现在，竺可桢日记的研究也停顿了十年多，而去年刘海军著得《束星北档案》的时候，樊洪业又可以借竺可桢日记之独有，反驳书中的部分观点。幸好《竺可桢全集》正由与中科院关系甚深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次第印行，其中就包括13卷的竺可桢日记全本。与此同时日记被毁掉的也不胜其数，如现代报业巨子王芸生著有大篇幅的日记，但建国以后怕惹火上身，不得不将其烧掉，王芸生是《大公报》主编，交游广泛，日记如此烧掉，十分可惜。
回头再来谈吴宓的日记吧。全部的日记共二套，北京三联书店分别于1998年印行的前十卷（1910-1948）和2006年新印行的后十卷（1949-1974），都是由吴宓的三女儿吴学昭整理的，那么我们可以先从吴宓与吴学昭讲起。
前辈学人之德往往让人高山仰止，但英雄的儿女并不一定是英雄，吴宓和吴学昭可堪此言，老子英雄儿混蛋的结果更让人感叹吴宓的悲剧。吴宓1916年入清华，1918年入哈佛，这得益于清华当时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身份，他师从白璧德，1921年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之势，哈佛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影响中国的人物数不胜数，如1920年2月吴宓患病，病床的右面就是一代科学大师竺可桢。当时，在哈佛留学回国的很多人首先去了东南大学，如胡刚复、竺可桢、梅光迪、郭斌龢等。刚回国不久，吴宓便参与《学衡》杂志的组建，在中华书局发行。这个杂志当时被认为是反新文化运动的，如胡先骕就曾撰文攻击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吴宓生性比较保守，最起码，他认为文化变革应该循序渐进而不是突变，在他的日记中，不只一次的反感《学衡》刊登胡适的诗文。
而吴学昭和他父亲的观点则很不相同，虽然吴学昭是在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毕业，但建国前期她转而信服共产主义，《吴宓日记》第十卷1948年8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就写道，吴学昭对他说，大变革后，学问资力统统无用，所以自己准备不再读书，要直接去做政治工作。加之从吴学昭后来的行径佐证，她也没有十分信仰共产主义，“投机分子”的嫌疑似乎很难洗刷。吴学昭与他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她大半时间自称“萧光”，这有多方面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是吴宓而立之年的抛妻弃女。吴宓的第一任妻子是他28岁时娶的陈心一，次年即生大女儿吴学淑，在老三吴学昭周岁的时候，陈心一和吴宓离婚，因为吴宓一直都喜欢一个叫“彦”的女人（后详述）。吴学昭在建国后加入***，参加共青团的革命工作，更到中共西南局工作，萧光在动乱年代的“行为”知晓的人是颇多的，因此她在文革恢复本名的时候曾试图掩盖萧光这个名字。
无疑吴宓坚守的东西是与吴学昭信仰的理念格格不入的，身为党员的吴学昭自然也不会客气，领导般地对她父亲进行训话，吴宓只能颔首垂听。幸好父女见面次数并不多，用小时就可以数得清楚。更广为人知的是，吴学昭是著名***员、建国后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续弦，蒋南翔是老党员了，早年曾是韦君宜等人的上司，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后期，吴宓行将去世，时吴宓的所在高校西南师范学院要吴氏姐妹来照顾她们的父亲，但回复说，解放前我们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最后由吴宓的妹妹吴须曼（吴宓本名为陀曼）接回老家，没过多久就离世了。吴宓死时，连葬礼也拒赴，这时己经是1978年，离改革开放一步之遥。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吴学昭的行为和顾准子女是一模一样。顾准去世前极希望见子女一面，但他们并没有满足顾，随后顾准含恨而亡。恰恰顾准死后成名时，顾准的儿女返回来要和陈敏之等人抢父亲的名誉权、著作出版权等等，自然吴学昭也不例外。才几年功夫，当民国人物热门起来的时候，吴宓这样的重要人物自然也逐渐进入公众视角，作为吴宓遗产的继承人，吴学昭自然垄断了大量吴宓的资料，不仅如此，从1992年及1997年底至1999年初吴学昭曾和几个研究吴宓的学者产生过节。其一是吴宓晚年的学生周锡光1973年前后从宓处取得了一些文稿、讲义等，92年吴学昭起诉说周骗取了她父亲的文稿，要求归还，最后周出示吴宓手迹：让周“永久保存”、“完全不须归还”的字条，才算了事。其二是1997年广州出版社出版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这惹起吴学昭的怒火，因为此前她己经警告过张不准写吴宓，事后除了在《光明日报》上对张讨伐外，还准备对簿公堂，这段公案至今未了。1997年至1999年重庆的《红岩》曾经连续报道过这些事情的前后经过。同样的遭遇还有研究过胡适等人、2000年写下《吴宓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沈卫威。
这不禁让我们有些心寒，就这么一个搞政工出身的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学者，再加之钱钟书是吴宓的学生，而吴学昭和钱家自然关系深厚，互相吹捧，钱钟书被邀为《吴宓日记》作序，吴学昭也配合杨绛回忆钱媛，博闻强识等语谄媚之极。陈寅恪生前和吴宓交好，陈的子女又托吴学昭著得《陈寅恪与吴宓》，当下吴学昭俨然己成吴宓研究的专家，思之她与吴宓曾经的关系，让人感到其中的讽刺，更觉吴宓身后之不幸。
吴宓日记面世，读者最关心是该日记是否保存原貌，一来吴学昭让人不放心，二来当政者的态度也是影响因素。在前半生日记中，省略号出现的次数并不少，尤其是靠后的几卷省略号随处可见。而后半生的日记中吴学昭的名字出现的很少，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吴学昭是不是动了手脚。另外，张紫葛在《心香泪酒祭吴宓》中认为：吴宓在1951年、1955年曾修改过日记，或者销毁，或者重改替换。但总体来说，即使是稍有改动，己出版的吴宓日记可以参考的价值也是相当大的，如1957年8月18日记：“自悔昔在燕京时仰望***之非，而今则无术远遁，宁愿原子弹从天而下，毁灭此无人性、不合理之中国，亦所乐矣。”（日记续编第三卷第153页）。这样刺骨的字眼都可以出现，那么可以相信即有所删，也不会太多。
我读近人日记，往往注重是花边韵事，或者是我无聊之兴，但我往往是想从这些事揣摩出日记主人真正的个性来，如余英时等人尚且在胡适日记中考证胡适在任中国驻美大使曾有外遇，何论吾等后辈？鲁迅曾说，胡适这些人写日记就是为了身后发表的，所以在日记中也带着一副面具，但胡适也并没有全篇这样，他就曾在日记里失态，大骂李石曾和吴稚晖。相比之下，吴宓更是真性情之人，日记中充满心理活动的描述，流水账的叙述很少，或感叹、或议论褒贬而又胸无城府，表现的极为真实，这是和胡适日记中满纸政治极为不同的。同时吴宓比较文学出身，日记行文优美，语意七分，总似有三分不尽的情趣和忧思阐而未发。这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大学环境心驰神往，也为吴宓纯真的品格和深邃的见解而折服。
毛彦文是我读吴宓日记后第一个关注的人，可以说，这也是吴宓心中久久不能忘怀之人。在吴宓前半生的日记中，从第四卷开始“彦”的称号就处处可见。吴宓和毛彦文关系复杂，互为媒人，而后吴宓爱上了彦，这导致了吴宓一生的痛苦，因为彦并不喜欢他。这在沈卫威的《吴宓传》有详细的说明，在此我们叙述一二原始材料，以小见大，窥视吴宓的性格。
1919年10月11日，吴宓在日记中写到“昨接爹谕，陈女（陈心一）之事，亦命即允诺……”，他十分苦恼，但他通过好朋友朱君毅的女朋友、也是陈心一的同学彦来了解陈心一的情况。10月18日，彦复函，19日，吴宓就决计允诺，其后更认为陈心一的来函“立意诚恳，措辞大方，书法秀整，殊为欣慰”。虽1920年初仍有反复，但最终于8月23日结婚。但正是这种反复，使得陈与吴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此前好友朱君毅经常主动给吴宓看他和彦的往来书信，从那字里行间吴宓己经渐渐喜欢上了彦。这种喜欢是刻骨铭心的，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在朱、毛因近亲结婚而解除婚约后开始追求彦，并且在1929年9月12日与心一离婚。这些在吴宓日记中有详细的描述，吴宓自谓“感情多而思想杂”，此段时间的日记中不断的自责、怨悔复又萌发希望。
但彦是不可能接受吴宓的追求的，除开他们复杂的朋友关系，彦更是胡适的信徒，是和陈衡哲一样的新潮女性，热衷于政治和公益事业，而吴宓虽然留美，本质上却是一个旧派文人，写旧体诗，其1920年4月28日的日记更写到“凡礼教法制，皆中含至理，积千百年经验，以为人群之便利幸福计耳。”他能喜欢上彦就己经是一个奇迹，而彦喜欢他则更是不可能。1935年2月9日彦嫁给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吴宓彻底失去希望，1936年7月4日，“未晓，梦见彦，情形甚为悲凄，醒后犹泪涔涔也。”而复好友张敬信函时云，“世人犹责宓负心一而又负及彦，与心一仳离，而对彦舍弃不婚。不知宓之伤心，非人所晓……决迟早自杀。”
但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于香港，31日吴宓得知此消息，“深为彦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于枕上得诗‘忏情己醒浮生梦’。”随后吴宓再次开始追求彦，但无论吴宓怎么表白，彦不再回信，此后亦未嫁人。吴宓到处寻问彦的信息，1941年2月4日记，“刘夫人为彦之湖郡同学，去冬在沪曾见彦。宓因求刘夫人他日有缘使宓得见彦一次。”至诚之意，让人感叹，而郭斌龢、志岳等好友则希望吴宓和陈心一复合，但吴宓复函“历述宓不受心一，不能复合，及厚待心一各项。而深叹诸友不能为宓慰助，且苦宓实甚。”此时浙大相邀执教，因为竺可桢、胡刚复、梅光迪等同窗都在浙大，更因他想离开旧地，几欲成行，己经荐钱钟书任浙大外文系主任，自往为教授，并作诗《辞清华，赴浙大，将离昆明，感成一律》：“叶落归根十五年，藏舟负壑土亦迁。忏情久自哀心死，破国何能恋世缘。呴沫相从犹有地，穷通由命渐知天。假车旅伴同高谊，回首昆明一泫然。”浓浓情伤之语遍布全诗，“忏情”一词再现，可见彦之一事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然而，陆逵等人反对吴宓去浙大，并历述浙大内部文理相争的内幕，指出是郭斌龢和费巩等人为了让文学院可以抗衡理学院的侵略，才邀吴宓去的，如此反复劝说，吴宓最终未能成行。
同吴宓遭遇相似的还有徐志摩，只是林徽因才貌远高过彦，但最终男主角的结局都是十分黯淡的。反而来看竺可桢，1920年，宓见证了竺订婚结婚的全程。在《吴宓自编年谱》他回忆到，“张默君（张侠魂的姐姐，后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来波城（波士顿），为妹择婿，得竺君‘年少美才’，甚喜。商谈结果，竺君与张妹订婚。竺君今年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与张妹结婚。虽未见面而订婚、结婚，结果亦甚圆满。”竺、张之婚何只圆满，竺可桢的功就，张侠魂功不可没，张家的政治实力也为竺可桢治理浙大添了一把力，浙大更在西迁中筚路蓝缕，七年后一跃成为世界名校。而也是在在浙大西迁的日子里，张侠魂去世，同去的还有儿子竺衡，竺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
遥想当年，陈心一也得“伊为一贤主妇，在家中料理家务，实甚佳。非始非内地女子中之卓卓人才”的评价，如果就此安稳，吴宓一生难道不也会很美满吗？岂知吴宓以保守学者的面貌示人，反而会喜欢彦这样追求新潮的女性，很多人大叫奇怪。但仔细说来也不是很怪，毕竟吴宓在哈佛受过多年教育，其后30年代又游欧两年，欧风美雨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区别的不仅仅是为学理念，更是品行。吴宓虽然和梅光迪学术观点相似，但梅光迪好逸乐、重虚荣、讲排扬，加之其它原因，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前去东北大学。其后在1925年吴宓又被请为筹建清华国学院，并任主任，时清华校长允其全权负责此事。最后吴宓请到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人，而他又特荐陈寅恪，史称“国学院四大导师”。但时间不长，吴宓无法忍受同事的勾心斗角，加之后来成为词学大师的吴其昌等学生面呈吴宓逼其离职的信函，吴宓在1926年3月11日记，“宓见此函后，立即决定辞职。”而此时他力荐的好友陈寅恪尚因故没有到任，让人振腕。二三十年代的学生被以往罢课等学生运动养坏的脾气，以至于连涵养很好的蔡元培也要愤怒地和闹事学生“公开决斗”，胡适日记中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去运动了，唯独周一良在独自学习，而一二•九运动的诸学生或者成为韦君宜这样的年轻干部，或者湮没无闻，而周一良则成了一代名师。在这些细节中，我们不难窥视吴宓的个性：刚性而决绝，单纯而正直。这贯穿了他的一生，同彦的交往的悲剧何曾不也是因为这个呢？
吴宓和陈寅恪骨子里都是一路人，只是一介书生，不懂权谋及政治，所以陈寅恪才会质问周扬，“新华社你管不管？”1971年9月8日，吴宓向陈寅恪最后所在的大学发函，询问陈氏夫妇的近况，不改传统文人习性。抬头便写道“国立中山大学惠鉴”，介绍自己则为“宓，1894年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并问陈氏夫妇可“安在人世”，在当时极易授人以柄。但其实陈寅恪夫妇己去世两年。六年半后，吴宓也随老友而去，远在北京尚健在的陈心一对比此一无所知。吴宓一生挂记的毛彦文至今仍然在世。往事如云，旧日湮没，但我们如何能无视这些书生傲骨的历史回响？
吴宓著：《吴宓日记》（10册），吴学昭编，三联书店，1998年3月、6月两批，214.2元。
吴宓著：《吴宓日记续编》（10册），吴学昭编，三联书店，2006年3月，361.5元。
毛彦文尚在人间
沈卫威
2000年10月11日
毛彦文与熊希龄1936年2月结婚周年纪念
自1998—1999年，三联书店推出10卷本《吴宓日记》以来，吴宓
成了时下学界关注的一位热点人物。而与吴宓相关的毛彦文女士也引
起了更多人士的注意，但对毛彦文女士1949年以后的情况，几乎很少
有人知道，以至于近年来出现了多人多次在文章中把毛彦文女士说成
是“90年代初去世”——将活人说死的失实。而事实上，这位跨越三
个世纪的老人如今尚在人间。
毛彦文简历
1898年阴历11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城毛氏大家。辛亥革命后，
她先后就读于江山西河女校、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吴兴湖郡女校、北
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
1929秋，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主修中等教育行政。1931年夏
获硕士学位后到欧洲游历，与在欧洲游学的吴宓一同回国。回国后先
后执教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
1935年2月9日与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并主持熊氏创办的北京
香山慈幼院。
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后，他继承了熊氏的慈幼事业，未
曾再婚。
1947年，毛彦文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且一直连任。
1949年4月到台湾，1950年赴美国。先后就职于旧金山“少年中国
报”社、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
1962年回台湾定居，并执教于实践家政专科学校，1966年退休。
现居于台北内湖。
在1999年6月以前，我本人也不知道毛彦文女士是否健在。
近期，我的《吴宓传》、《吴宓与〈学衡〉》两本书将分别由东
方出版社和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这两天，出版社分别打来电话，告
知相关事宜。而我却急于要将这些消息电告远在台北的毛彦文女士。
今天往台北拔了几次电话，毛彦文女士家无人应答。我马上着急
起来。心想：这位103岁的老人，是离上帝最近的，不该会有什么事吧？
越想越着急，下午与台北《传记文学》社的发行人刘王爱生女士
通话。她是前任社长刘绍唐（已于今年2月10日去世）的太太，在台北
我们见过多次面。
刘太太电话中说：毛彦文女士肯定又是住进了医院。
我说：希望毛彦文女士出院后，能看到我的新书《吴宓传》。这
也是刘社长生前给予过帮助并寄予厚望的一本书。
因为毛彦文女士十分关心我怎么写吴宓，尤其想知道吴宓1949年
以后的生活状态，更要关注我在传中如何处理吴宓对她的痴迷单恋。
通过刘绍唐找到毛彦文
1999年4月，我的《回眸学衡派》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吴
宓是书中的核心人物。6月中旬，我第二次到台北作访问研究。
6月16日下午到台北，晚上与几位老朋友在“基督青年会堂”聚餐
时，不期而遇《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夫妇。
我是《传记文学》的作者，且1997年第一次访台时，已与刘社长
熟识，相聚过多次。他说胡适当年提携、帮助他办《传记文学》，而
我这位以《胡适传》出道的小朋友到台北，他一定要款待。
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回眸学衡派》给刘社长
之后，我说：“向刘先生打听一个老人！”
素有“野史馆馆主”之称的刘社长主持《传记文学》37年，人缘
最熟。他问：“打听谁？”
“毛彦文！”
“熟人。她是我《传记文学》的作者，就住在台北。前几年我还
去内湖看过她。”刘社长的话，让我一阵兴奋。因为我早知道毛彦文
女士曾为《传记文学》写过回忆胡适的文章。
“如今还健在吗？”我急忙问。
“在！100多岁了。不过要赶快联系。这么大年纪，病病秧秧的，
怕是见了，让你扫兴。”刘社长翻着我的书，说道。
“我在写《吴宓传》，想找到她。这次我来台北时间较长，请你
指教。”
“她是老名人。昔日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太太、国大代表，上了年
纪的人都知道她。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就不可能知道毛彦文是何人了！”
刘社长说罢，便提示了几个了解毛彦文的线索。
18日，我自市内移居内湖，在诗人杨平的母亲的帮助下，得知毛
彦文在内湖的住址和电话。并于19日清晨与照料毛彦文女士生活的
“阿姨”取得了联系。
她听罢，摇摇头：“真是无聊！”
21日上午，电话约好后，朋友开车带我来到毛彦文女士寓所。
这里是一处高级别墅区，住的多是到台湾的国民党的老人。
本身没有子女的毛彦文女士，由一位六十多岁的北方“阿姨”照
料，两人共住一栋两层楼。
我和朋友在客厅坐下。在“阿姨”的搀扶下，一位满头银丝、面
色红润的老人从卧室慢慢走出。我和朋友忙迎上去问候。
“阿姨”说：“平时她可以靠扶手椅来回走动。起居饭食都好。
原来还能到外边走动，去年大病过后，身体差了。”
坐定之后，我递上名片，并自报来意。
“阿姨”要我：“你大声说话，毛老师耳朵不好使！”
毛彦文女士左手接过名片，右手拿起茶几上的放大镜，对我说：
“右眼看不见了，这只眼还要用这镜子。”
她在名片上照了几下，侧头大声问我：“这是什么字？”
我知道是名字简体字中的“卫”又出乱子了。
因为两次来台北的经历中，有过多次这种场面。
和听力不好的人对话，双方都要大声说。毛彦文女士大声说话，
声音宏亮，使我不敢相信她已是102岁高龄了。
“阿姨”在一旁小声对我说：“她那只眼白内障动手术，没动好。
现在看报、看信，都是一只眼，用放大镜。”
我向“阿姨”提出，与毛彦文女士说些过去的事。
“阿姨”忙问：“是说毛老师那个熊先生的事？”
我说：“不是，是其他问题！”
我明白了，毛彦文1949年以后长期在学校执教，所以“阿姨”叫
她“毛老师”。
“人年纪大了，100多岁。很远的事记得清楚。现在的事都记不起
了。”说罢，“阿姨”忙其他事去了。
现代史上偏僻的江山县出了许多名人。“军统”的戴笠、毛人凤，
炙手可热，学术界的毛子水，还有这位名躁一时的总理夫人。
与这么大年纪的老名人对话，我还是第一次。也有些紧张，见面
前，想了许多，见了面却不知从何说起。
朋友见我有些紧张，在一旁小声说：“你慢慢地大声问她，不可
着急。”
我便从沙发上起身，绕过茶几，坐到她所坐的老人专用安全椅的
旁边，以便说话时她听得清楚。
“毛老师，我从祖国大陆来看你。”我贴近她耳朵边，大声说道。
她有些兴奋，也大声问我：“你是我的什么亲戚，还是朋友的孩
子？为什么要来看我这个老人？”
“我不是浙江人，家在河南，在河南大学教书。和你一样，是教
师！”
“噢，河南人。教书好。我是从慈幼院教到大学。很多人都叫我
老师”。
“我看到祖国大陆出版的熊先生的文集中，收录有你的照片，是
和学生在一起照的，很多人。”我知道祖国大陆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
的林增平先生，为整理出版熊希龄文集之事，在80年代初曾与毛彦文
女士联系过。
“你看，那边有许多祖国大陆寄来的书！我眼看不见了”。她指
着另一房间地上堆着的尚未打开包的书说。
不能谈熊希龄，若说开去，她准有许多往事要说。我决定把话题
引向吴宓。
“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正在研究吴宓，写《吴宓传》。”
“研究吴宓，写吴宓？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发现她是在有意问我。
我说：“吴宓为你写的大量日记和诗词，最有名的《海伦曲》、
《忏情诗三十八首》，如今在祖国大陆都已出版。”
她表示出一些遗憾：“可惜我没有看到。”
“那些诗文表达的多是对你的爱慕之情！”我进一步发话。
“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这是吴宓痴迷终生的女性给他的
答案和评价。
接着我谈了吴宓晚年的不幸遭遇。在说到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的
情况时，她神情严肃，并插话：“他还是教授吧？”
我说：“是教授，但和他过去在清华当教授不一样了。”
“我在美国教书时，那里有吴宓清华的同事，记不起名字了。”
我想她指的可能是吴宓在清华时好友、同事萧公权先生。因为
《吴宓诗集》里有吴、萧的唱和诗。萧先生后来在美国还写过回忆吴
宓的文章。
毛彦文女士本身没有孩子，但熊希龄的后代待她颇好，如同亲人。
“阿姨”从里屋走出来为我们加茶水。乡土的感念，使她插话：
“我家在黄河北，战乱那会儿，逃难过你们河南开封，50多年了，没
回过老家。”
随之“阿姨”讲到熊希龄的后人对毛老师有很多关爱和照料，尤
其是在台北的亲属，每周都要来看毛老师，或打电话问候。
由此，我想到了在吴宓身上所表现出的世态炎凉。
听我说到吴宓的后人，毛彦文女士问道：“他孩子都还好？”
这“好”字使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只好说，“都已是老人了。
不过她们和你相比，你真是高寿！”
“没用了，没用！拖累人。”听我说她高寿，她的声音更大。
“吴宓1978年初去世，84岁！是他的堂妹吴须曼，用至爱至亲送
兄长走完了那段路的。”
毛彦文女士是1962年由美国回台湾定居的，1976年退休。
我说：“内地这几年吴宓很热闹，尤其是他的日记出版，很多人
都知道你是吴宓喜欢的女朋友！”
她听罢，摇摇头，回答：“真是无聊！”
“日记中有对你的详细记录！”我说。
听到这里，她表情有些严肃：“哎，他写我，我不知道。”
作为当年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的毛彦文女士，不愿意人们把她
与吴宓扯到一起。我送一册《回眸学衡派》给她，并解释说：“这是
我写的书，以吴宓为中心，有一章中的几节专门写到你”。
她很关心此事，忙用放大镜看过书名和章目，情绪有些不好，也
有点激动，连说两句：“无聊，无聊！”
谈话到此，我发现她头脑很清楚，也很记事。完全是有意回避谈
吴宓。我感到再不可以以吴宓为话题了。既然她表示把她与吴宓扯到
一起，有些无聊，我觉得自己此时也成了“无聊之人”。
既然一位年过百岁的老人，不愿让昔日的风花雪月搅扯进今日心
头宁静的港湾里，那么，我也就知趣退场，好自为之。
我转过与吴宓有关的话题说：“你可以回祖国大陆看看。”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走动艰难，靠人扶侍的她摇着头说。
临别时，毛彦文女士让照料她生活的“阿姨”，送我和同行的朋
友每人一册《往事》。这是她的自传体回忆录，非卖品，印行于
1989年。在写作《回眸学衡派》一书时，我没能读到此书。
见她情绪平静下来，我让她在书上签名，她很高兴。离开放大镜，
一手持书，一手握笔，她不知道往哪里写，连打开书几次都没写上字。
我着急了，忙让“阿姨”为我另备一张纸——“国民代表大会用
笺”，将这张纸放在书的封面上，我把书放正，让她一手拿放大镜，
一手写字。
她颤抖着手，第一次写完名字，我发现其中“毛”字少了一横。
她用放大镜照照，感觉不对。
我说：“请再签一次吧！”
她迟疑一下，在旁边又签上“毛彦文”三个字。
分别时是我提出要与她合影，她执意不肯，说：“老了，丑样子。
不可以照片示人。”
我能够理解并体会到像她这样一位当年的公众人物，是不愿用今
天的一副老态去比照昔日的丰采的。
在友人和“阿姨”的再三劝说，以及我本人的解释下，她才同意
拍照。
从10点20分到11时，共40分钟的采访，时间过得很快。想再具体
问些有关她与吴宓的往事，又怕她激动，只好起身告辞。
毛彦文为何不爱吴宓
走出毛彦文女士的寓所，我心头充盈着一种感受，意外见到毛彦
文女士，不虚此次台北行。
回到我下榻的宾馆，我夜以继日读完了毛彦文女士这本厚厚300页
的《往事》一书。毛彦文女士在本书的序言中说，这本书是在胡适先
生的启发、督促下写出的。吴宓是反对胡适和白话文新文学的铁杆人
物，但却疯狂追求着这么一位新潮女性。毛彦文女士是胡适、沈从文
（熊希龄的七弟，为沈从文的姨父）的朋友，也是新文化、新文学的
忠实盟友。
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往事》一书中，毛彦文女士基本上没有提
及她和吴宓的关系问题，我想她是有意回避的。因为她连1931年与吴
宓一起从欧洲回国的这件大事都只字未提。
书中附有大量的照片，同时在附录中附有一篇《有关吴宓先生的
一件往事》的短文。文章简单地追忆了吴宓一度对她的单恋，和她不
爱吴宓的原因。这份材料已被我引进了新出版的《吴宓传》中。
同时，我更清楚了毛彦文女士为什么不爱吴宓：一个是新潮女性，
热衷于政治、社会公益事业；一个是旧派文人，只会写旧体诗，写日
记。真可谓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吴宓为追求毛彦文女士而离婚，并抛下三个女儿。他曾三下江南，
一年欧游，结果毛彦文女士于1935年2月9日嫁给了熊希龄。
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于香港。毛彦文女士继承了熊希龄
开创的慈善事业，未曾再婚。她于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的“国大”代
表，1949年到台湾，50年代曾到美国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学府谋
职，1962年回台湾定居，并执教于“私立实践家政专科学校”，
1976年退休。
毛彦文女士如此高寿，且平静地安度晚年。她跨越三个世纪，本
身就是奇迹，何况在吴宓的日记中还有那么多故事。
真想再次访台时见到你毛彦文老师！也真切希望你康复出院，看
到我的《吴宓传》。你再说“无聊”也没关系！只要此书不搅乱你的
平静就好！
我为你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