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書中的等差價值觀及人性

[南嘉生]

本文在極光電子報154期2009/11/24日

評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書中的等差價值觀及人性

前言
我本來寫完「評「大江大海1949」相關論述及「大江大海1949」」，將它貼在海國公民學校（「公民社會之 論中國知識份子」欄之「評「大江大海1949」相關論述及「大江大海1949」」，2009/10/24, 15:11     NO: 1255973082#r6，http://taiwanbbs.org/cgi/index.pl?b=col,m=1255973082）之後，想說都已經批判完畢，這件事情就已經結束了，但看到彭明敏教授發表在自由時報的文章（彭明敏，從龍應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說起——台灣觀點，自由時報，2009-11-8，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nov/8/today-int11.htm）之後，發現這一件事情還沒有結束，彭教授的文章有很多地方需要再深入討論，他對龍應台的認知，很多都很有問題，而他對龍應台女士這一篇文章的一些溢美讚詞，更須要注意。從台灣歷史解釋權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動作要特別注意。龍應台的文章必須和他的新書發表會一起看待。在那裡，龍應台強調在1949年失敗的那群人的第二代，創造了一個新文明。有關這一方面，我在「」已經嚴厲批判過了，而彭教授以台灣民主新文明的重要領航人及參與者，討論這一本書時，因為涉及龍應台前面那一段話，更需要小心翼翼，因為這是歷史與文化解釋權爭霸戰的問題。
「大江大海1949」有政治與文學兩個意涵，關於政治，在我前文「評「大江大海1949」相關論述及「大江大海1949」」已經說了，不再贅述。本文要討論是他文章中展現的層層不同的價值觀變化，並且隱藏在他內文之中，同時指出中國文化所具有沒有人性的一面。

本文分七部分，分別是
前言、中國人角度的1949、龍應台處理台灣人在二戰的位置、龍應台心中的「自己人」、沒有人性的文化、龍應台的二二八及結論。

中國人角度的1949

誠如我在「評「大江大海1949」相關論述及「大江大海1949」」所強調的，龍應台的文章「關於本書，「大江大海1949」，我不認為這是龍應台比較好的文章，甚至是不太好的文章。整個文章的筆法很「天下」，天下雜誌的文章寫作方式，軟軟的，講的很（淒）美、很（淒）美，但內容都點到為止，甚至曲筆為某些人隱諱內容。這種寫作方式，固然可以吸引人，但都無法談到問題核心。」龍應台對許多問題都不敢講清楚，他強調是：呈現，為何是這樣呢？因為加上評論，他無法處理屬於自己民族那一群人的問題，他不敢面對中國對他論述的挑戰，進而影響到他的市場，他當然也不太感直接批判台灣人，那是他的市場。那麼，這樣的文章，重點在哪裡呢？我認為市場與歷史解釋權都有。

龍應台的台灣人都從幾個角度去看，中國、反日及靜靜的表示，也就是龍應台所強調的呈現。台灣人的意義是甚麼？龍應台其實都站在中國人的角度看整個1949年的變局。換言之，在裡面出現的臺灣人，有相當角度不是從中國的眼光，就是以「扭曲」或天下的筆法處理。彭明敏教授強調書中有多少比重談到台灣，這種比重在那樣的觀點下，他的意義迥然不是一般人的認知，有多少重視，而是拿那些台灣人來強化他外省人的觀點，我想這是必須注意的重點。彭明敏教授說他及許多外省人沒有看到臺灣人的感受，的確是這樣。

實際上，這一本書本來就不是在寫真實的臺灣人感受，而是龍應台要的台灣人感受。「龍應台要的」在這一邊是重點。為了得到這樣的答案，有關台灣人的資料，他切割的看不出外省人在台灣所創造的錯誤與罪惡。彭教授提出他的看法與抗議，這是必要的，但彭教授若能進一步指出龍應台這一本書所著重的「我（龍應台）說我（龍應台）想」，就更能抓出這一本書的精義。

龍應台處理台灣人在二戰的位置

龍應台用很多心力在寫有關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的一些不人道行為，「拉包爾」就是他描述的重點。日軍在那邊的表現令人髮指。讓我們讀者對日軍對待戰俘的表現，產生強烈的反感。

有關日軍俘虜事情，在二次世界大戰應該很多，特別是在中國戰區，但「1949」一書對拉保爾的描述特別深。就理解中國人的思考方式，這是很奇怪的。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有很多、很深刻問題的資料不談，卻去談一個與外省人經驗很遠的、以西方國家俘虜為主題的要點，那不是很奇怪嗎？特別是要說日軍殘暴，從中國戰場上的資料不是很多，談一個太平洋資料，又能讓多少中國人會產生同仇敵慨的心理？

我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太平洋俘虜營中，管俘虜的是臺灣人。強調臺灣人也是整體日軍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殘暴行為的共犯者。對龍應台的內心，意義是什麼呢？我們看他以往批判李登輝前總統、陳水扁前總統的努力與筆觸，或許可以理解一部份。

「1949大江大海」和龍應台批判李登輝、陳水扁的基本精神都一樣。李登輝、陳水扁是仇人，一如在「1949」那書中的日本人，要用對待敵人的方式去處理。這樣的處理不僅不會得罪國民黨、共產黨，還會贏得他們的尊敬。在這個結構中，臺灣人在安排上與李登輝、陳水扁一樣，同樣是壓迫者的身份。也就順理成章將整篇文章的臺灣人地位劃分清楚。

台灣人的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有著又是戰勝又是戰敗國的雙重性。

龍應台心中的「自己人」

除了臺灣人以外，在臺灣的外省人、在中國的外省人，國民黨（或許僅指外省籍的國民黨黨員吧？）、共產黨是自己人，要以自己人的方式去撰寫。這種差別不具有人性面的關懷，有的是利益鬥爭，也有種族歧視。因此在鬥爭中，不需要人的關懷。然而對待朋友、自己人時，他又有屬於中國人特有的人情與關心。

我們若仔細分析龍應台心中的敵人與自己人，就會發現西方人（或許美國人除外）、中國人，包含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及其他他所認定的中國人都是自己人，這些人可以享有龍應台式的感性關懷，你看他的文章對這些人是不是特別溫馨？但脫離這些人以外，他的筆調又不一樣。

然而龍應台的感性不是人性，因為當他看到兩個中國政黨在鬥爭時，夾在其中的苦難中國人，卻僅享有他可以感覺到的感性，卻不是人性。

「1949」這一本書對有關外省人的逃難寫得很感性，我想很多外省人看到這些文章都很感動。但讓我感受最突兀的，就是他在講煙台中學張敏之校長和其他六位老師，這個山東流亡學校及其學生，就因為言行比較與一般不一樣，就被國民黨以匪諜處理。龍應台在說及這個現象時，他說：就因為「去年此時，徐州戰場上，55萬國軍在「錯誤」的指揮下被包圍、被殲滅、被犧牲。所謂「錯誤」的指揮，後來才知道，關鍵的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間諜系統深深滲透國軍最高、最機密的做戰決策，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後，決定最後一個堡壘臺灣的治理，防諜是第一優先。」（頁90）我不知道如果 這七個被匪諜處理的師長中，有一位是龍應台的父親，他將會怎麼下筆？

另一個是瘂弦父親的遭遇。他父親因為曾任副鄉長，被共產黨下放到青海，「當時有30萬人被運去青海，沒有食物，沒有衣服和醫藥，很慘。」（頁96）

龍應台寫來雲淡風清，但比較他寫日軍對待戰俘，我們會發現很奇怪。日軍的戰俘是對待異民族，且又發生在戰爭期間，會出現那樣的虐俘固然不好，但有解釋條件。瘂弦父親的戰俘問題卻是是同民族之間，又在平常狀況，卻也發生「沒有食物，沒有衣服和醫藥，很慘。」的問題，這就是很重要的議題了。龍應台在此卻一筆帶過。就龍應台的身份來說，仇恨日本的他，固然會強烈批判日軍，但屬於同民族的更悲哀待遇，按常理，他更應該激烈批判才對，但龍應台竟然如此處理，難道中國那種親親疏疏的邏輯在這一邊不通嗎？

從感性來看，他既然寫日軍隊對俘虜的態度會讓人厭惡日軍，那麼他寫同胞被悽慘對待，理應更感人才對。在此，我們看出龍應台的感性不是一致的，甚至他對人的關懷也是選擇的，這種不一致性的反應，甚至與野火集的龍應台也不一樣。為何一個被彭明敏教授認定比較有近代精神的知識份子，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我認為這是文化現象。

沒有人性的文化

沒有人性的文化。中國人是人，他當然有屬於人的感性與想法，但在那嚴肅的文化下，競爭利益比之對人的關懷更重要，存在勝於一切，人的感性必須臣服在成功、勝利之下。中國文化就在這樣讓屬於對人的關心逐漸退化而不能成為普遍信仰，甚至許多道德、超現實利益的信念都一一在成功勝利的大帽子下退位。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做為人，他有人的感性，所以有些事情，他還是不由自主的流露一些屬於人的感性。但他的教育中沒有人性，當教育告訴他哪一些人需要有人性關懷時，他就人性關懷，哪些人不可以、不需要有人性關懷，他就沒有人性關懷。在龍應台的中小學（或者還包括大學）教育中，他知道在台灣的外省人是他自己人，應該享有屬於他可以發散的關懷對象。當他去美國時，受到西方文化影響，告知他誰應該被關懷，誰應該被唾棄，所以他批判兩蔣，教育與環境告訴他兩蔣是壞人。那個環境也告訴他共產黨是好人，雖然在他的台灣教育中，共產黨怎麼會是好人？但令他尊敬的西方教育告訴他答案是這樣，他就不排斥。他當然批判美國，因為在台灣的外省人教育中，他們對西方、美國有雙重教訓。西方、近代化是對的，但美國是害他們喪失中國得元凶大惡。這樣的經驗讓他們到美國之後，有的人是全面接受美國的東西，有的依舊接受美國是壞蛋的教訓，或者偏向中國共產黨，成為左傾親中者。有的偏向歐洲反美派，甚至偏向歐洲、中國。這樣的風格讓龍應台留學美國之後，你可以看到他許多層面的表現。因為心儀西方文化，所以他會講一些近代化的東西，但這些東西在他認定的中國中，他認為應該要做，所以他的野火集會批判當時現實狀況。但請注意，那是兩蔣政權政策，不是批判外省人。兩蔣及其政權是壞蛋，但相助兩蔣政權的外省人是人，是他的自己人。所以一方面批判兩蔣，特別是蔣介石，一方面尊敬余紀忠，和宋楚瑜、許歷農吃飯。

在「1949」書中，有一段提到他去美國胡佛研究所看蔣介石的日記，龍應台不解蔣介石竟然要他的軍隊學習日本武士道犧牲生命的精神。他舉出西方羅馬以來的傳統，戰爭的目的是要制人的，一旦沒有辦法達成這個目標，就可以投降。書中，他以新加坡的英國十萬軍隊投降為例，強化他的論證。我不敢說龍應台所講的話是對或錯，我也相信喜不喜歡日本武士道有很多不同的論點，但就以龍應台的西方論點來看他在本書中的一些態度。他在書中也提到徐蚌（淮海）大會戰，中共用人民當前鋒的作戰方式，這種現象也出現在韓戰中，中共的戰爭方式。但龍應台對這樣的作戰方式並沒有進一步的批判。對一個有一般知識與邏輯判斷的人都知道，軍人作戰死守疆場，有很多可以支持的理由，蔣介石即使不用日本武士道的精神，也可以從中國傳統例子中，找到很多案例，然而，將毫無武裝能力的人趕到戰場卻是所有文明的人都覺得很殘忍的行為，但龍應台對這種現象卻不評一語。從世界人性的角度來看，蔣介石的行為符合世界行情，但毛澤東則是過渡殘忍，是不可以原諒。這尚且不是以西方標準。

龍應台既然強調西方文化的標準，他為何不用同樣標準去檢驗毛澤東呢？實際上，依照西方左派標準，共產主義的水準是高於法西斯，但西方民主文化的水準則高於共產主義。但那些知識份子或許也聽過列寧這樣說過，資本主義越到東方越腐敗，難道共產主義不是這樣嗎？更何況龍應台不是西方人，他是道道地地受過中國文化長大的人，也深深接受國民黨的文化薰陶，從小就認知共產主義的缺點。現在他在比較蔣介石，這一位以往在龍應台他們的教育文化環境中是神、領袖，與毛澤東，這一個在他以往教育中式魔鬼，的比較，竟然強烈批判蔣介石，而不批判毛澤東，讓人無法理解。

為何龍應台處理蔣介石時，他要採取多標準評論？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夾在共產黨、國民黨、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相應於中國人、共產黨，蔣介石是壞蛋，但涉及到他與日本人、台灣人的關係，蔣介石又變成可以是好人。
龍應台的二二八

例如他講到彭明敏父親彭清靠先生去和高雄守衛軍彭孟緝理論時，龍應台講出結果：彭清靠先生後來不講公共事務，但龍應台為何不講原因呢？這是重點。

比之更惡劣的，就是他拿涂光明先生被殺的原因：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後，涂光明被槍殺」（頁241）。影射彭清靠因為沒有罵蔣介石、陳儀，所以被殺。

這樣的講法是不誠實的。因為書中也提到蕭萬長拿香被潘木炎醫師（頁242），難道潘醫師也是「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後，「被槍殺」？不是這樣。為何涂光明被殺列理由，潘木炎這一個好人被殺就不列理由？難道潘木炎也是罵蔣介石、陳儀所以被殺？其實彭清靠先生不被殺，也不是因為他不「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而是他認識彭孟緝而已。這種誤導式的筆法是很過份的。他不僅把事情講一半，而且故意扭曲讀者的認知。

「1949」也提到台南縣作家、醫生吳新榮（頁239），這個九月就齋戒沐浴以迎接國軍的人，當他看到國民黨軍隊時，龍應台說「三十八歲的醫生吳新榮，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淚。」但故事在這一邊並沒有結束。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是怎樣羞辱這一位醫師？這還是在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設定討論的時間範圍之內，龍應台不能迴避。在1949年之後，吳新榮是怎樣受到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壓迫？雖然這不是這一個範圍，但就整個台灣人與中國人接觸來說，不應該迴避，龍應台不能說他不知道這一段歷史，因為他在德國有教過台灣文學，吳新榮這一段歷史必然知道，這是台灣文學的基本功之一。
龍應台這樣處理等於將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模糊化，不僅無助於理解這一個事件，甚至扭曲。龍應台既然可以扭曲二二八，又為何要醜化帶他們來台灣的蔣介石，不點出逼他們來台灣、戰爭手段更令人髮指的敵人毛澤東呢？龍應台這樣的作法，僅讓人家覺得多重標準的處事風格。

龍應台如此的作為，對深懂中國文化的人來說，他會會心一笑，但對受過近代文明教育的人會覺得奇怪。按理，平等對待是西方文化，對這一位老是強調西方文化的人來說，應該是他關注、評論事情的標準，但他沒有這樣做。中國文化是他成長的重點，親親遠遠是儒家文化的要義，他若這樣做，人家也不會用中國文化多批判他。但他兩者都不要，僅拿著他的利益，或者他殘缺不全的訓練，就大張旗鼓的強調他的論述意義。

龍應台這樣的反應是因為人家告知兩蔣是壞蛋，但人家並沒有告知他這裡全部都是壞蛋。他討厭蔣家，但除了蔣家，其他的人都是他們自中國逃難的一群自己人，有所謂血濃於水的關係。在台灣的本省人與他們並沒有共同逃難的經驗，甚至有的還是親日的人。親日在他的教育經驗中是壞蛋。他可以容忍台灣人親國民黨，這些人不是外省人，與他當然不會同一個階級，但也不是壞蛋。在親日本之外，想奪取國民黨政權的人也是壞蛋，因為國民黨政權就是凝聚外省人意識的重要堡壘，奪取這個政權就是和外省人為敵。

在龍應台敵人、自己人之間的轉來換去，龍應台關心的不是人的感受，而是自己人的感受。然而近代文明的發展，他強調的平等權，表面的意義是關心每一個人都要享有平等的好處，但在自己人與不是自己人之間的比較，與其說他關心自己人的權益，不如說他關心敵人的權益。自己人的權益受損，我們會很自然的替他爭利益，但我們的敵人權益問題，我們大多是打壓他的利益，而這恰恰是近代國家想要反對的現象。近代文明不是從自己與敵人之間發展他的價值觀，而是在法律上，從凡具有相同條件的人，都應該享有相同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這樣的制度不強調自己人與敵人，而是資格。

龍應台之所以不具有近代國家精神，其意義在此。也在這樣的角度來看他的感性，基本上都是從對自己人的關懷開始，這樣的人不會強調超越感性之外的人性關懷。更且因為他的關懷是被教導的，不是他自己理解想到的，因此那樣的關懷是被指定的，不是真心的。一但他遇到其他變局，經常是不知所措，或者稱之為冷漠。這種冷漠既可以說他沒有感覺，也可以說他是不知道要不要有感覺，而再有感覺之後，他又不知道要怎樣表現。他的教育告訴他必須要有一個引導的經驗，他才可以有動作。

由此，1980年代回國的龍應台，他看到很多現象時，她也的確發出很多話，這種話是黏貼他在西方的近代國家精神與他的人所管的台灣，他所愛的民族所生活的空間，所以他講出他心中的話。然而1990年代，當他看到屬於他的政權被他經驗中被定義為不是自己的人搶走時，他就開始批判，這樣的批判是政治的，也是仇恨的。即令他發現在不是自己人統治下的台灣，更向他喜歡的近代國家，但他的訓練讓他認為在這樣的機制下，拿回政權比實踐理想更重要。在2000年之後，整個政權不僅被不屬於自己的人逐漸拿走，更且是不屬於自己民族所集中的政黨所握有，他更是反彈。即使他發現這樣的「敵人」政黨所建構的國家是他野火集的理想，他也不需要。

結論
看完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之後，你會發現或許你很感動，但這種感動沒有人性，只有感性。

我會認為龍應台關於人性是「冷漠而不知道」，主要原因是在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西方所謂的人性這樣的關懷。中國人有感情，也有不忍，但這些都是衝動，不是深思，更不是對人的關懷。就像孟子說齊宣王一樣，他看到牛會轂擻而不忍殺那隻牛，那是他看到那隻牛所產生的感性，若換了別隻牛，他沒有看到，那隻牛就這樣被殺了。然而西方的人性關懷不僅有衝動，更且有制度化的教育。也就是說他是一種通則性的思考，不是特例型的思考。

誠如好友評論我相關討論龍應台文章時，引述他一位熟悉中國文化的西洋牧師所言，中國人除了五倫之外，對陌生人及外人是很冷漠的。龍應台也屬於這樣評論所意指的對象。龍應台的感性對象屬於五倫之內，五倫之外，除非有所教導，否則就欠缺人性的作為。中國人這樣的作為當然有其由中國文化展現出來的意義。在其脈絡上，或許他們也會認為那是顛撲不滅的真理。但與之接觸的人呢？我想我們必須有所認知，在那樣五倫文化中，到底能發展出多少西方定義下的nationalism成分，非常值得討論。Nationalism的論述已經逾越中國五倫範圍，nationalism之內的人雖不一定要親親，但至少需要平等，並且透過認同，分辨他和別人的差別。但在龍應台的概念中，那樣的體制是紊亂的。他其實無法處理這其中的關係，所以以不同標準在處理他和國民黨、共產黨之間的關係。

「苦難的中國」一直是近代中國人對自己家國的描述，但百年來，為何他們的家國依舊那麼苦難呢？蔣介石曾經認為因為中國欠缺國家認同，所以才會出現這樣問題。我不認為。中國的苦難在於欠缺道理。一大堆人在處理事情時，偉大的道理一堆，但個人利益、紊亂的主觀價值、各種主義充斥，就是沒有人清楚分辨出一套能讓人接受的道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