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一九八○年創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ATPA」，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成為當時海外人士與島內民主鬥士接觸的前鋒。
他在台灣民主化以後，盡力引介高科技產業到台灣，希望與有志之士共同建設台灣成為一個高科技的國家。
他是一個典型的早期台灣留學生，睿智、勤奮、深思、熱情，對台灣尤其充滿期許。
一個五月天，我與這位傑出的的生化學家漫步在芝加哥大學的校園，聆聽當年如何從一個追求知識的青年，成為一個享譽國際的生命科學家，然後又成為一個威權時代的政治異議者，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執行者，覺得他的人生真是豐富，難怪他會一再強調「成功的意義，不在終點，而在過程」。
廖述宗於一九三一年出生在台南，父親是著名畫家廖繼春。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上有兩個哥哥，下有四個弟妹。童年時，他的父親在台南長榮教會學校教美術，母親在家開了一家叫「文藝社」的文具店，個性體貼的他從小就常幫著母親煮飯、做家事、看店、賣文具。
「我的父親是個沉默溫和的人，」廖述宗說：「他的熱情全都表現在繪畫上，對孩子則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他對我的影響可說無形而深遠，我後來在科學上的創造與發見，即源自他在藝術上的臆想與發揮。」
述宗自小喜歡觀察一切有生命、會蠕動的東西。他養了很多蠶，看著幼蠶變大蠶，再作繭成蛹，破繭化作蝶，覺得生命實在奇妙。小學三年級時，他遇到一位非常崇尚自由的日本老師，名叫星襄一，經常帶著學生們到樹林裡上課，更加啟發他對大自然的喜愛。
就讀台南一中初二時，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機大舉轟炸台南，他眼見房子被炸，災民哀嚎，難民爭相疏散，敏銳的心靈充滿了對戰爭的驚悸與厭惡。接著，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他目睹一批批的國軍如散兵游勇，漫無法紀，作出一連串侵害百姓權益的行為，內心又不禁痛恨、失望。
唸高一時，由於他的父親應聘到甫成立的台中師範當美術科主任，述宗乃隨著家人搬到台中，轉學至台中一中。隔年發生「二二八」事件，血腥的大屠殺如夢魘般，在他腦裡揮之不去。
廖述宗說：「那時，被逮捕的人在槍決前，要遊街示眾。我親眼看見一個纏足的老媽媽，拼命想追一部載著人犯的囚車，卻又追不上，那種情景令人看了，忍不住會落淚。更令人難過的是台中一中旁，是個舉辦省運的大操場，當年即是國民黨軍人槍斃百姓的地方。每次要進行集體槍決，就命令學校停課，強迫學生站在操場上觀看，實在非常殘酷。我每次回家後，都直想嘔吐，這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黑色的一頁。」
苦悶的時代與黑色的政治陰影使他成為一個深思的青年。當時還是高中生的他即經常閱讀課外書籍，思索生命的意義，並且非常同情貧苦弱勢的人。
一九四九年，廖述宗自台中一中畢業，以極優異的成績考進台大農化系。他說：「因為台大只有動物系、植物系，卻沒有生化系，所以我選擇既要唸生物，也要唸化學的農化系為第一志願。」
事實上，他還一度與醫學系結緣，卻自動放棄。原來他升大二的那年暑假，參加轉系考試，以第一名轉進醫學系。但結果只去上了三天課，他便打退堂鼓。
他笑著說：「因為當時一位教動物學的老先生要學生在三天內，背下兩百多根人體骨骼的名稱。我覺得我的腦袋不能全用來背記東西，所以又轉回農化系。時隔這麼多年，我一點都不後悔。因為唸了農化，我的發展更加海闊天空。」
他在農化系的出色表現使他從大三起，便在何芳陔教授的研究室當研究助理，從事木耳的研究。服兵役時，他參加全國高等考試，高中狀元。退役後，他回台大農化研究所深造，獨自研創一套用化學液體培植蘑菇的方法，深受重視。這篇論文不僅使他獲得台大碩士學位，並且亦得到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I I T註三)的優渥獎學金，於一九五六年踏上留學之途。
那年秋天，滿腔壯志的廖述宗抵達芝加哥，心中暗自希望數年後，拿到博士學位，即返鄉服務。沒想到一開始，便遇到挫折。他到伊利諾理工學院生物系報到後，系主任海德克﹝Hedrick﹞博士告訴他，他所培植的蘑菇太小，沒有經濟價值，因此這項研究計劃已被取消，但系裡改派他到另一個更大更有名的研究小組工作。
原來該系已有幾個博士和碩士先後發表論文，證實密西根湖的湖水含有抗生素。在抗生素奇貨可居的年代，若能自湖水提煉，真是一大福音。因此系裡已在密西根湖畔，建造一座自湖水提煉抗生素的試驗工廠，準備派廖述宗去管理。但在去之前，他必須先在實驗室學會提煉抗生素的方法。
他們的做法是將湖水放進離子交換器，分離出抗生素後，濾掉其他，再用溶劑將抗生素洗出來。聽來不難，問題是廖述宗無論怎麼做，都做不出想要的結果，令他十分困惑。隨著日子一天天消逝，他的信心逐漸減少，到後來只好作捲舖蓋的打算。
他向系主任坦承做不出結果，但在宣告失敗之前，希望系主任和他一起作一次實驗，以便瞭解癥結之所在。海德克博士覺得這要求合理，於是捲起袖子，動手和他一起作實驗。
不料兩人做了三個月，竟還沒作出結果。後來，廖述宗獲准調閱前人的實驗記錄，仔細加以比較，總算發現原因。原來前人的實驗並沒有測量離子交換器流出來的液體酸鹼度。換句話說，細菌被殺死，是液體本身帶酸性的緣故，不是湖水裡含有抗生素。
這項發見令系主任大驚失色。因為這表示整個研究計劃的前提是錯誤的，試驗工廠必須關掉，龐大的研究計劃亦將終止。
「當時實在不知該喜，還是該憂。」廖述宗說：「喜的是証明我的實驗是對的，拾回一點信心。憂的是我才到一個新地方，便攪壞了人家整個計劃，處境很尷尬。思慮再三，覺得不如離去，但系主任反而挽留我。他說系裡其實很感激我的發見，因為與其投下更多的資本，不如趁早結束。」
後來，他請系主任寫推薦函，讓他轉學。由於廖述宗曾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一篇有關核酸結構的論文，所以不久便接到康乃爾大學一位哈利﹝Robert Holley﹞教授的來信，表示要收他當學生，並且願意提供獎學金。廖述宗高興異常，趕緊回覆，表示即將前往。
這位當時正在從事最新核酸﹝nucleic acid﹞研究的哈利博士後來以在核酸方面的重大成就，獲得一九六八年的諾貝爾獎。但命運之神卻使廖述宗無緣與之相會，反倒奇妙地將他留在芝加哥，展開另一頁燦爛的學術生涯。
一九五七年夏末，廖述宗正打點行李，準備前往紐約的綺色佳﹝Ithaca﹞之際，一位朋友勸他說，離開芝加哥之前，不妨到近在咫尺的芝加哥大學走一走。廖述宗亦覺得有道理。自己在芝加哥住了一年，每日關在實驗室裡，不曾到外頭探個究竟，最起碼也該到聞名遐邇的芝大見識一下。
於是他找個風和日麗天，獨自搭車到海德公園。進了芝大校園，他到處晃蕩，但見一棟棟哥德式建築宏偉如城堡，校園碧草如茵，鐘聲悠揚，確實有學術氣氛。
徜徉一陣，他走進生化系大樓，看見一間辦公室門外掛著系主任伊凡斯﹝Earl Evans﹞博士的名牌，一時興起，便舉拳敲門。
也算巧合，伊凡斯博士親自應門。他不但開門讓廖述宗進去，還坐下來和他談話，並且帶他參觀實驗室。廖述宗受寵若驚，覺得這人實在親切，於是滿心歡喜地謝了又謝，便高高興興地回去。
不料到了下午五點鐘，他竟接到伊凡斯博士的電話，要他第二天再到芝大一趟。滿頭霧水的他不便拒絕，隔日便依約前往。
他到了系主任辦公室，伊凡斯博士要他逕自到「明美﹝Ben May﹞癌症研究中心」，見一位塔拉萊﹝Paul Talalay﹞教授。廖述宗遵照指示，找到塔拉萊博士。這位塔拉萊博士也真絕，二話不說，便遞了一件實驗衣給廖述宗，兩人便開始動手做實驗。
如此一忙，忙到下午四點鐘。塔拉萊博士請他喝茶，並交給他一份資料，要他回去好好研讀。廖述宗愣了一下，心想這其中一定有誤會，趕緊解釋道：他到芝大不過是探訪，過兩日，他就要啟程赴康乃爾大學，攻讀生化博士學位。
「什麼？」這下輪到塔拉萊博士錯愕了。他說：「你不是要到這裡來唸書嗎？我們昨天還特別為你開了會，討論要給你的獎學金和研究項目呢！」
提起這段往事，廖教授迄今猶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說：「當年可能我的英語太差，他們誤以為我要到芝大唸書，見我的表現還不錯，就決定收我。」
就這麼一個奇妙的機緣，廖述宗沒經過入學申請，便直接進芝大生化研究所，而且此後一輩子都在芝大，並與恩師哈更斯教授﹝Charles Huggins﹞結下半生緣。
哈更斯博士﹝Dr. Charles Huggins﹞是一九六六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也是當今的癌症化學治療之父。他於一九二七年自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受聘到芝加哥大學，參與醫學院的創立，並且出任泌尿科主任。
他於一九四一年發現癌細胞必須倚賴荷爾蒙方能成長，主張以去除男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攝護腺癌，結果成為全球治療癌症的先驅。接著，他主張以去除女性荷爾蒙的方式治療乳癌，也很成功。時過一甲子，這些治療方法至今仍是醫學界治療癌症的正統方式，哈更斯博士因此被稱為「癌症化療之父」。
哈更斯教授在一九五○年獲得阿拉巴馬州的明美先生的捐贈，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成立「明美癌症研究中心」，延聘全球最優秀、最富創意的年輕學者，從事各種基礎醫學的研究。結果不出數年，該中心便成為舉世馳名的癌症研究機構。
當廖述宗在一九五七年進入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時，哈更斯博士已是醫界和學界的泰斗。「他待人很親切，毫無大師的架子。」廖教授說：「他時常在下午四點鐘到我的實驗室看我，每次都問同樣的問題：『你今天有什麼發現？』。發見(Discovery) 是他終生追求的目標，他的名言：『發現是我們的本分』成了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人人奉行的圭臬。」
一九六一年，廖述宗獲得博士學位，立刻為哈更斯博士所延聘。此後兩人亦師亦友，經常互相切磋琢磨。「哈更斯博士一直工作到九十一歲才退休，我們一共相處四十年。」
廖教授緬懷地說：「他治學的嚴謹、對學術的執著、注重思考與創造的作風，都是我的楷模。他是我終身的良師與益友。」
廖述宗也因為哈更斯教授的關係，認識了生化界另一大師李卓皓博士。他說：「執教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李卓皓博士是哈更斯教授的好朋友。他每次到芝加哥，一定到芝大拜會哈更斯博士，我們也因此成為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李卓皓博士在一九六九年訪問哈更斯教授的一件逸事，至今猶為廖述宗所樂談。他說：「李博士那年回台籌設生化研究所。有一天，他突然到芝大探望哈更斯教授。哈更斯教授把他留在七樓的辦公室，自己下樓來找我，對我說：『李博士要請你回台工作，請你對他說不，好不好？』說完，他轉身上樓。果然半小時後，李卓皓來找我，邀我回台工作，我客氣地婉拒了。」
就這樣，廖述宗繼續留在芝加哥大學。直到今日。他的辦公室正前方始終掛著一幅「發見是我人之本分」的字畫，左邊牆壁則高懸著哈更斯博士的巨幅照片。大師沉思的眼神，彷彿在昭示世人：「科學是無止境地求真與發現，人類的進步乃是思考與創造的結果。」
![廖述宗教授]()
廖述宗自到芝大後，即如璞玉遇到名匠，不斷琢磨，日益發光。他在芝大的第一年，便發現一種奇異的新酵素。他將之純化，並研究其功能，不久便完成了博士論文。
接著，他從事其他三種不同的研究，皆有嶄新的發現，也因此發表了數篇受人矚目的論文。一九六○年，他開始從事男性荷爾蒙的研究。當科學家們尚不知核酸在何處能產生何種功能的時候，他即指出男性荷爾蒙主要在細胞核內，促進核酸的形成。這篇論文在著名的科學期刊發表後，成為科學界「荷爾蒙基因學」的先趨。
他接著在六十年代中期有了一個非常創新的發現。當時，科學家們認為男性荷爾蒙的睪固酮﹝testosterone﹞在睪丸?形成後，即經由血管輸送到各器官，產生作用。但廖述宗卻發見睪固酮本身不會產生作用，必須經由一種五甲位還原酵素(註四)轉變成二氫睪固酮(註五)，並且與另一特殊的細胞核受體﹝nuclear receptor﹞結合，才能產生作用。
由於當時的科學界尚無男性荷爾蒙活化的概念，因此這項非常創新的理論起初不被美國的權威學者所接受。論文寄出後，整整七個月，不見刊登。一九六七年春，他將這篇論文寄到英國的權威科學期刊【自然﹝Nature﹞】，立刻獲得重視，旋即刊出。論文發表後，馬上引起巨大的迴響，全球索取論文的信函如雪片般飛來，並紛紛尋求研究上的協助。
因為這項發現開啟了科學界研究荷爾蒙的新方向，一些依男性荷爾蒙滋生的疾病如攝護腺癌、禿頭、青春痘等後來皆得以獲得治療。所以直到一九九○年十月，這篇論文尚且被美國的「科學論文統計組織」評選為該月「科學界引述最多」的一篇經典之作。
廖述宗那時才三十七歲，即已是聞名國際的生化學者。往後四十年，他每兩、三年，便都有一項重大的發現問世，因此大師地位始終屹立不搖。他在生化界的許多領域包括男性荷爾蒙、男性荷爾蒙受體、抗男性荷爾蒙、抗男性荷爾蒙受體、陰陽人的謎思、治療攝護腺癌的研究與方法上，皆是同行的先驅，每年都有各國的學者到他的研究室進修，而且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國際著名的專家。
至於他發現的「五甲位還原酵素抑制劑」因能抑制男性荷爾蒙在皮膚及攝護腺等組織的活性，導致後來默克﹝Merck﹞藥廠開發出兩種新藥，一是治療攝護腺腫大的婆羅斯卡﹝Proscar﹞，另一是治療禿頭的婆羅貝西﹝Propecia﹞。這兩種藥品每年的銷售量都達數十億美金，為默克藥廠帶來巨大的利潤。
九十年代以後，廖教授在綠茶與草藥上，亦有獨特的研究。他發現綠茶裡的EGCG具有重要的藥理作用，可以用來治療肥胖、青春痘、及某些癌症。但是製作綠茶時，不得發酵；飲用綠茶時，亦需注意一些方法，才能保留EGCG的成分。為此，他經常應邀至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地，講述飲用綠茶的好處與方法。
晚近這些年，他在對抗老人癡呆症﹝Alzheimer﹞與膽固醇的研究上，亦有許多驚喜的突破。他發現有一種LXR的調節物，無論在中風、血管阻塞、心肌梗塞、或老人癡呆症、某些癌症及發炎的形成上，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若能開發成藥品，將對增進人類的健康，有著無比重大的貢獻。
他得過許多學術卓越獎，包括荷爾蒙研究的最高榮譽平卡斯﹝Pincus﹞獎，以及國人比較熟悉的台美基金會科技獎、杜聰明醫學獎、李卓皓生化獎等等。此外，他長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 (註六)的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美國重要科學期刊與研究基金的審核委員，但廖教授對這些榮譽，始終以平常心看待之。
他說，他一生重視的，主要只有兩個信念：一是身為哈更斯博士的信徒，他深信科學研究的目的在創造全體人類之福址；二是身為台灣人，他深信知識份子應該秉持良知，為故鄉作更大的奉獻。
廖述宗儘管表現優異，人緣亦佳，但在追求女朋友方面，卻相當保守。他笑著說：「在我的年代，台灣就是一個保守的社會。整個台大，誰和誰約會，大家都知道。」
幸好他有一個能幹的媽媽，在這方面幫他許多忙。他的母親林瓊仙女士出自豐原望族，是彰化高女第一屆畢業生，平時熱心公益，亦擅長幫人作媒。當她眼望兒子即將拿到美國博士，尚未見到準媳婦，不免想助一臂之力。
某日，她聽到一位同鄉的女兒即將赴芝加哥大學留學，連忙邀約述宗的三舅媽一起登門造訪。廖媽媽見了女孩，滿心歡喜，趕緊打開皮包，取出一樣小東西，請小姐帶給她的兒子。小姐不便推託，到了芝大，即打電話給廖述宗。此後兩人一見如故，花前月下，儷影成雙，一九六○年，他們便在芝大的教堂結婚。
年輕的廖太太叫郭淑卿，有一張圓圓的笑臉，常給人歡喜的感覺。她自東京神學院畢業後，即到芝大神學院深造。廖述宗因此以為準岳父一定是名牧師，直到快結婚了，才知道原來就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暨慈善家郭頂順先生。
由於兩人都好客，他們婚後乃經常邀請芝大的台灣學生到家裡吃飯。當年常在廖家作客的林秋鴻回憶說：「記得一九六一年的除夕夜，我們幾個窮學生在廖教授家過年。那時，師母已經大腹便便，仍和廖教授在廚房忙個不停。忽然間，陣痛起來，廖教授連忙把她送到醫院。當晚，他們的老大慈瑛便誕生了。」
小家庭成長得很快，短短幾年間，老二慈芬、老三慈明、和老四慈卿相繼出世。淑卿兩隻手帶四個小娃娃，日夜忙得團團轉。廖述宗那時的研究也正有重大的發現，因此亦頗覺分身乏術。但儘管生活忙碌，他們仍不忘照顧學生。大夥人春天郊遊、夏天野餐、秋天採蘋果、冬天溜冰，除夕夜請學生們到家吃年夜飯，儼然像個大家庭。
芝大的台灣學生越聚越多，六十年代中期便開始組織「芝大台灣同學會」。由於學生社團需要請一名教職員當顧問。廖教授是大家公認的不二人選，因此往後許多年，他擔任芝大台灣同學會的顧問，形同芝大台灣學生的大家長。
當時每逢過年過節或同學會聚餐，他即清晨載著學生到?菜大賣場，買一整車的菜回家。然後大夥人在廖家一起切切剁剁，煮出一大堆食物來。若到端午，廖教授夫婦更是通霄包粽子，一包數百個，至少讓每人都能嚐到一個。
「當年為了讓大家有潤餅捲吃，廖師母回台灣時，還特地去學擦潤餅皮。」現在是皮膚科專家的梁德明醫師回憶說。
其時的芝加哥是美國的第二大城，也是台灣人的主要聚集處。芝城同鄉在一九五六年即成立中西部台灣同鄉會，一九七○年更發展成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到了八十年代，大芝加哥台灣同鄉會每次開年會，人數多達五、六百人，若有島內人士來演講，更達七、八百人。要找一個可容這麼多人開會的地方，絕非易事。那些年，便常由廖教授出面，向芝大租借國際學舍。若是輪到由芝大台灣同學會主辦，那更為了準備數百人吃的晚餐，忙得人仰馬翻。
「那年頭，大家都沒錢，不可能到館子叫菜，菜全都自己做。結果每個人都分配到工作。李遠哲在芝大時，也做過滷肉等東西。」廖述宗笑著說。
熱鬧的生活充滿美好的回憶，卻也暗藏一些難言的傷痛。國民黨在海外的特務非常活躍，舉凡帶有「台灣」兩個字的社團，皆被密切監視。因此社團裡的活躍份子大都上了黑名單，望斷歸鄉路。廖述宗也被列入黑名單長達二、三十年，至於何時被列入？他自己也不很清楚，只待發現時，方覺傷痛在心頭。
廖述宗首度發現自己上了黑名單，是出國將近十年的時候。一九六五年，他應錢思亮校長之邀，以歸國學人身份回台大講學時。
不料他們在東京欲登上回台的華航班機時，即遭機上特務阻擋。特務以三個小女孩未具中華民國國籍，有共產黨徒之虞，不准她們上機。一家五口因此被迫在東京停留兩天，那時，他與淑卿已結婚五年，生了三個女兒。因為雙方父母都沒見過孫女，夫妻倆便興致勃勃地帶三個一至四歲的小娃娃回故鄉。經過冗長的交涉，才得以回到台灣。在台期間，他亦遭特務跟隨，這時他心裡明白，此後回鄉將是一條迢遙路。
果然一九七六年，他的父親廖繼春在台北病逝，他申請回台奔喪，竟無法獲得簽證。「有許多年，我獨自一人時，每當想起自己連人子的最後一份責任都無法盡到，就不禁淚流滿面。」廖教授黯然地說。
無論如何，他對台灣始終有一份切不斷的情感。他在成長過程中，一再目擊國民黨無比殘酷地對待異己，因此學會噤若寒蟬的保身之道。出國之後，他沉浸在芝大自由的學術氣氛中，不禁為苦難的故鄉感到悲哀。他期盼有朝一日，台灣能脫離外來的獨裁統治，邁向真正的民主政治。
七十年代，島內要求政治改革的聲浪迅速增高，抗爭的過程亦充滿驚濤駭浪。廖述宗和許多海外同鄉一樣，密切注視島內的發展。一九七九年年底，「美麗島」事件驟然發生，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接踵而至。眼見民主人士一個個被捕，島內充滿肅殺氣氛，海外關心的鄉親莫不憂心如焚。經過數日的憂慮與思考，廖述宗終於決定出面，採取積極的救援行動。
他和堪薩斯州立大學的黃金來教授、普渡大學的蔡嘉寅教授共同呼籲北美洲的台灣人教授們，秉持知識份子的良知，聯合在華盛頓郵報刊登廣告，譴責國民黨政府濫捕異議人士的惡行，並且力主被捕人士應獲公平與公開的司法審判。
這項呼籲立刻獲得熱烈的回應。短短幾天內，一百三十七位台灣人教授參與連署。廖教授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們因此決定進一步籌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關懷島內的民主運動。」
一九八○年二月十六日，張錦哲、張旭成、陳炳杞、黃員成、黃金來、賴義雄、廖述宗、林靜竹、孫錦德、商文義、陳黃義敏、蔡嘉寅、吳得民、伍焜玉、楊勝亮和嚴文亮等十六名教授聚集在芝大的國際學舍，召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籌備會。會中，大家公推廖述宗教授為臨時會長，負責起草章程、召開成立大會。
會議後不到兩星期的二月二十八日，廖述宗忽然接到台灣來的緊急電話，驚惶地告以林義雄家發生滅門血案，林母及一對雙胞女兒皆被亂刀殺死，長女奐勻身中十餘刀，正在緊急救護中的情事。打電話的人是「美麗島」事件的受難家屬，非常害怕這種謀殺連環發生，每家將逐一遭殃，因此亟盼外界趕緊伸出援手。
放下電話，廖述宗心痛如絞，難以相信在這年代竟然還有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發生。片刻後，他打電話到芝加哥中華民國領事館，激動地對裡面的人說：「你們再殺下去，我們全體台灣人都會站起來，用武力對付你們！」
領事館的人尚未接到台灣的通知，僅表示這事不可能發生。但一小時後，他們打電話給廖教授，表示對林宅血案深感遺憾，並對教授協會獲得消息之迅速，感到驚訝。
廖述宗接著通知美國有關單位與主要的台灣人社團，共同商量救援之道，同時努力為教授協會催生。一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正式成立。八月九日，第一屆會員大會假芝大「明美癌症研究中心」會議室召開。四十多位與會人士一致推選廖述宗教授為創會會長，並選出張富美、張旭成和蔡丁財等為區域理事，黃金來、吳得民、蔡嘉寅、陳炳杞和賴義雄為一般理事。
廖教授擔任會長這一年，率領教授協會馬不停蹄地關懷「美麗島」事件的審判、策劃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並且成立台灣核能發電廠設置評估與B型肝炎預防的委員會，進行調查與探討等等。
就在他的會長任期即將屆滿的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廖教授突然又接到一個令人心慟的電話，這回被告以卡內基美隆大學的一位年輕教授陳文成攜妻兒返台探親，被警總約談，隔日陳屍台大校園的消息。
懷著無比沉重的心情，廖教授打電話給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塞爾特﹝Cyert﹞博士，告以陳文成博士係他殺，不是自殺。塞爾特博士起初不相信，因為他自國民黨官方得到不同的訊息。但經廖教授解釋後，他開始懷疑台灣的官方之詞，因此同意進行調查。
接著，廖教授召開教授協會理事會，成立關懷陳文成案件臨時小組。他並且在芝加哥聘請到一位很有人權思想的法醫克爾遜那﹝Robert Kirschner﹞醫師，進行驗屍的研究。與此同時，塞爾特校長亦在匹茲堡聘到另一位法醫魏克特﹝Cyvil Wecht﹞醫師，到台灣進行實地的驗屍。
兩位美國法醫經過一番審慎的檢驗，共同提出一份嚴謹的報告，指出陳文成博士不是自殺，而是在世時被毆打、墜樓致死。
「陳文成博士的遇害，在海外引起極大的憤怒。」廖述宗說：「大家對國民黨校園特務的長期惡行忍無可忍，因此教授協會決定出面予以揭發。」
教授協會於是積極動員各地會員，主動與美國媒體聯繫，分別揭發國民黨特務在美國各大校園的活動與黑名單的事情，令美國主流十分驚訝，紛紛表示不可思議。此後，國民黨特務的行徑亦較前稍微收歛。
一九八一年八月，廖述宗卸下會長職務後，轉任教授協會總部執行理事，繼續協助推展會務。當時島內人士縱使出了國，也不敢與海外的異議份子接觸，惟恐回台被逮捕、判刑。教授協會因此決定打破僵局，致力推動海內外交流。
一九八二年春，教授協會首創先例，邀請黨外監委尤清、立委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和國民黨籍立委紀政等五人到美國參加在田納西州舉辦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暨東南區台灣人夏令會。
這在當時是項突破性的大新聞。被邀的這五個人敢不敢來？能不能來？回去之後，會不會以違反動員勘亂時期戒嚴條例，被處以重刑？都是無法確知的謎題。但後來這五個人不但全都來了，而且所到之處，皆受到鄉親異常熱烈的歡迎。他們的言論與行蹤，皆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回台之後，又平安無事，可說是功成圓滿地達成使命，打破過往的僵局。
有了這次成功的經驗，教授協會決定再接再厲，進一步推派代表回台，與國民黨高層進行溝通。但誰是此行的最適當的人選？大家不作二想，一致公推廖述宗教授。
問題是廖教授長期名列黑名單， 過去尚且無法回台為父奔喪，何以此時能公然回台，順利完成任務？
時隔二十多年，廖教授方才透露，一九八二年的八月台灣行，係李卓皓博士推薦，由台灣大學發邀請函，請他在一項由台大主辦的國際生化研討會上發表學術演講，他因此得以國際學者身份入境台灣。
回到台灣後，他經由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的安排，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會面。在會見蔣彥士時，意外獲得與省主席李登輝晤面的機會，因而有了一段不尋常的經歷。
他描述與蔣彥士見面的情形說，那是一次難忘的會晤。八月九日上午，他在清華大學沈君山教授的陪同下，赴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在會客室接見他們後，就一直坐在一張罩著絨布的座椅上，雙手握緊扶把，上身挺直，看來很僵硬，也很奇怪。
廖述宗開門見山就林義雄家血案及陳文成命案，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他接著又說：「政府應讓赴美訪問的官員和學生，有參加台灣同鄉會的自由。」
蔣彥士問：「台灣同鄉會是否仍被一些對政府不友善的人所把持？」
廖述宗答：「台灣同鄉會是一個依民主程序運作的組織，幹部由會員選出，決策尊重多數決定，政府應該尊重這樣的一個民主組織。」
蔣彥士再問：「為什麼教授協會的名稱要冠上『台灣人』三個字？『台灣人』的定義是什麼？」
廖述宗答：「凡認同台灣、願意為台灣奉獻的人都是台灣人。『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因為會員來自台灣，支持台灣人民的意願，因此冠用『台灣人』的名稱比用籠統的『中國人』名詞要恰當。」
如此針鋒相對三、四回合，氣氛稍微緩和後，兩人才開始就釋放島內政治犯、撤除海外校園特務、以及向美購買軍備等議題，逐項討論。談話中，雙方立場迥異，心防甚深，但至少有了雙向溝通。
這話說完不到數秒鐘，突然跑出一名侍衛，大聲問：「什麼事？」
目睹這一幕，廖述宗突然有所恍悟，背脊不由發涼。原來絨布下的沙發扶把上有按鈕，蔣彥士手指一按，侍衛立刻跑出來。
「難怪他的雙手一直緊握扶把，全身坐得畢直。」廖述宗自忖道：「這地方真是機關重重，我若出言不遜，惹他惱怒，恐怕無法挺著腰，走著出去。」
那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裡，蔣彥士聯絡到省主席李登輝。李登輝表示有事正忙，但歡迎廖述宗到他在台北的官邸談談。
兩天後，廖述宗依約到省主席在台北的官邸，拜會李登輝。時值颱風過境，李主席要外出視察災情。兩人在客廳裡，用了一點水果，談了幾分鐘話，李登輝請廖述宗改日到中興新村看他。
數日後，廖述宗搭乘被通告的火車班次，抵達台中。一進車站，省府司機已在等候，專程送他到中興新村。他在省府主席會客室裡，見到李登輝。兩人小談一陣，已是黃昏，李主席說：「到我家坐吧！」
廖述宗不置可否，乃隨著省主席搭乘座車到官邸。進了客廳，他坐在沙發，大略環顧四周。畢竟一省之長，客廳佈置得相當雅致，几上有桌巾，沙發上有椅罩。
李夫人出來應客，三人喝了幾口茶，談了幾句話。突然，李登輝起身，揮手往裡一指，說：「我們到那裡坐吧。」
廖述宗不明究裡，起身尾隨。走到廚房，見桌椅全無罩蓋，忽覺此處大概沒有竊聽器，不由自在起來。三人傍著餐桌坐下，十分親切。李登輝詢問海外台灣人的種種，廖述宗詳細解說。談話間，見李登輝認真聆聽，自己亦放下心防，痛快暢談一番。
此後，廖述宗對李登輝有了嶄新的認識與評價，以後即使李登輝高居總統，身兼國民黨主席，說過無數次兩岸統一的話，廖述宗始終相信李登輝是真正的台灣人，深具台灣心，有朝一日會對台灣很有貢獻，後來果然證實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經過這趟破冰之旅，廖述宗回美國後，發表一連串回台觀感的言論，令國民黨高層相當不悅。一九八三年年底，台灣舉行「美麗島」事件後第一次大選。多位受刑者家屬披甲上陣，各界莫不寄予密切關注。廖教授亦申請回台觀察選舉，但被拒絕入境。
他隨後經由美國國務院官員從中斡旋，方取得入台簽證。行前，國務院官員特別與他見面，告以不久前，菲律賓才發生阿奎諾抵馬尼拉機場即遭槍斃之事，勸他考慮再三。廖述宗答以明知山有虎，他亦要向虎山行。
隨後，他找了律師，立下遺囑，與淑卿及親近友人約好聯絡暗號，並向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在台協會的官員報備，然後再度踏上故土。
「當時桃園中正機場尚未完全建好，旅客得在停機坪下機。」廖教授說：「當飛機停妥，一位荷槍的憲兵即上機，要所有旅客暫留原位。等找到我時，要我先下飛機。我拿著行李，在他尾隨下，一步步走下階梯，心想：這大概是最後的時刻了！幸好什麼事都沒發生。」
他在台北與張旭成、陳榮耀等教授會合。三人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觀選團」名義，從北到南，觀察選舉，沿途並拜訪每個「美麗島」參選人的競選總部。他們所到之處，皆有記者隨行；所發表的言論，經由媒體披載，亦深受各界重視。
大選結果，大部分「美麗島」受難家屬候選人如方素敏、許榮淑、周清玉等皆高票當選，在在顯示人民用選票重新審判「美麗島」事件，更表示台灣的民主運動將繼續進行，令所有關心台灣的人大大鬆了一口氣。
選舉過後，廖述宗在台北參加一個小型的餐宴。席間，除了姻親劉明、作家楊逵、監委尤清外，還有兩名年輕的「美麗島」辯護律師。交談之中，廖教授覺得兩位年輕人很有台灣心，又有才氣，誠屬難得，便邀請他們日後到美國訪問。這兩名律師便是當時的政壇新秀陳水扁與謝長廷。
支援台灣民主運動
隔年四月，陳水扁果然造訪美國。他在芝加哥的一場演講中，當眾表示一定要突破島內禁忌，發起組黨運動。回台後，他果真在「蓬萊島」雜誌發表一系列宣揚組黨的文章，其中一篇因為批評國民黨籍學者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引起馮滬祥到法院控告其毀謗，隨後打起聞名的「七字官司」。
後來台灣法院第一審判決毀謗罪成立，「蓬萊島」雜誌發行人黃天福、社長陳水扁和總編輯李逸洋三人皆被處刑一年。這時，在美國的廖述宗向陳水扁建議，由教授協會評審馮滬祥的著作，作為其繼續上訴的根據。陳水扁乃將所有的資料寄給廖述宗。
一九八五年二月，教授協會正式成立「馮著評鑑委員會」，由林宗光、張旭成、張富美、蕭聖鐵、蕭欣義、林天民和田弘茂等七名教授組成。他們一共同花了四個月時間，寫出了一份兩百多頁的「馮著『新馬克斯主義批判』評鑑報告」，詳細指出馮著裡何處以翻譯代替著作，何處抄自哪一本書的什麼地方等等，證明陳水扁指稱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確有其事實的根據。
然而台灣高等法院卻置教授協會之報告於不顧，在一九八六年五月「蓬萊島」案二審定讞，依舊判決陳水扁等人有罪，惟將刑期從一年減至八個月。
這段期間，陳水扁禍不單行。他競選台南縣長，不幸失利；太太吳淑珍又遭政治車禍，半身不遂。廖述宗在阿扁夫婦遭受困阨之際，始終與之密切聯繫，並曾一度欲安排吳淑珍到美國就醫。提起這些往事，廖教授笑著說：「當年力挺阿扁、關懷阿珍，只是基於人道與正義，哪曾想到阿扁日後會當總統？」
這話道出許多海外台灣人的心聲。當年大家忙著救援，根本無暇思量日後的得失。只要民主人士信守台灣人的立場，便力挺到底；一旦發現有人變節，便痛心難過。廖述宗與教授協會的同仁當年也正懷著這樣的心情，支援島內民主運動，提倡海內外交流，並且宣揚台灣文化。
他們的努力獲得許多人的肯定、支持與幕後的經濟支援。當時由他經手的慈淵﹝又名C.Y.Fund﹞、川流和傳明等三筆基金分別贊助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其中包括資助島內多名學者與研究生到美國進修，幫助出獄後的林義雄到美、英、日等國考察，贊助蕭泰然出版音樂專集「台灣人的詩篇」等等。
這些基金的主要來源直到二○○○年政黨輪替後，才逐漸為人所知。他們分別是北加州的顏永財與莊和子夫婦、李華林與張雅美夫婦、休士頓的李雅彥與葉錦如夫婦、以及其他一些熱心的人。廖教授說，在促進台灣邁向民主的過程中，許多人都是無名的貢獻者。大家分別以不同的形式奉獻，方使海內外台灣人的運動得以繼續進行。
廖述宗自一九八六年起，即參與現代高科技產業化的運作。那年，芝大商學院成立一所「拱門﹝ARCH﹞」發展公司，由商學院副院長拉札陸斯﹝Steven Lazarus﹞擔任總裁。目標在將芝加哥大學及其所屬的阿岡（Argonne）國家研究所的科學研究成果開發成商品，並且培育該校的企業管理人才。
「拱門」創立時，廖教授即與之聯繫，告以日後為幫助台灣發展科技，希望有機會到該公司學習。「拱門」的經理在們與廖教授晤談後，發現彼此理念接近，遂聘他為科技顧問，此後展開密切合作。
一九九二年，。「拱門」採取教授的建議，脫離芝加哥大學，成為一獨立「拱門」創投公司，合作的對象由原先的芝加哥大學與阿岡國家研究所，擴大至全美國許多著名的大學與國家研究所。
「拱門」創投在成立的第一階段裡，需要三千萬資金。廖教授運用人脈，幫公司籌到一半的資金。此後，公司營運非常順利，目前擁有一百多家子公司，研發的項目包括光線管理、超導技術、生物遺傳因子、奈米超微陶瓷原料、高級離子交流劑、、、等等，都是全球最新的科技產品。
「拱門」最大的特色就是產品全都是世界最尖端的科技。廖教授說，他參與「拱門」的運作，主要是為吸取經驗與累積人脈，以便幫助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過去，廖教授對台灣的科技政策，時有批評。他說，長期以來，台灣偏向引進別的國家已經研發好或即將研發好的技術，表面看來很繁榮，實際如同插花一樣，經過一段時日，技術轉移到勞資更低廉的國家，花就凋零，科技還是沒進步。
「台灣要發展科學，必須注重基礎科學，從根紮起。」他語重心長地表示：「要開發科技產業，也必須從科技的種子期或幼苗期即進行研發。惟有培植出繁茂的科技樹，才能結出豐碩的科技果實。」
因此，教授協會在一九九四年回台召開年會時，廖教授即與彭百顯立委共同主持一個「科技應用與商業化」的座談會，邀請當時的財經首長蕭萬長、江丙坤、梁國樹和工研院的史欽泰、紀國鐘等人與會，共同檢討台灣的科技政策，商討未來的發展。
此後，教授協會不斷建議台灣政府，有計劃地發展高科技產業。二○○○年之後，隨著民進黨執政，海外的台籍科技人才逐漸受到重視，廖教授亦時常偕同「拱門」的經理團隊往返台、美兩地間，希望將全球最先進的科技產業如生物、醫技、光學、奈米、光學等等，引進台灣。各地教授協會的會員亦紛紛成立「台灣人科技協會」，直接或間接貢獻所長，期盼共同將台灣的產業，推向高科技的領域。(待續)
二○○一年，廖教授和一些具台灣心的朋友在美、台兩地共創一家叫安乃仁﹝Anagen﹞的生物科技公司，將他畢生研究的成果，包括對抗攝護腺癌、老人癡呆症、血管阻塞、心肌梗塞、膽固醇、甚至治療禿頭、青春痘、減肥等，逐步開發成藥品。
他希望藉這公司的發展，推動台灣的生醫科技；其所開發出來的藥品，造福全體人類；至於公司的盈餘，則用來增進台灣社會的福祉。
「這公司一定有前景，因為研究的成果非常好，開發出來的藥品也一定會很好。」他很有信心地說。
「但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公司賺錢。」他繼續解釋道：「因為一項科技從實驗室的研究到開發成產品、以至成功打進消費者市場，需要許多年功夫。我的餘年有限，但只要方向正確，我就一直向前邁進。我的人生哲學是成功在過程，不在終點。」
日暮時分，我和廖教授一起自明美癌症研究中心下樓，出了芝大附屬醫院，橫過馬路，再度漫步在綠樹成蔭的芝大校園。望著翠綠的四方院，聽著遠處傳來的悠揚鐘聲，他展露出童騃的笑顏，說：「我對我的人生很滿意。我有一個美滿的家庭、體貼的太太、不虞匱乏生活，還有這麼好的工作環境，讓我自由自在地思考、創造、發現與研究。這樣的人生，夫復何求？」
我好奇地問：「當今的台灣總統、副總統，乃至不少閣員、機關首長，當年都曾求助於您，或為您的賓客，難道您不想回台灣，高居要職？」
他聽了，哈哈笑道：「我這輩子不當官，也不當長。惟一的一次例外就是當了一年的教授協會會長。這四、五十年來，我的名片頭銜始終是『芝加哥大學教授廖述宗』。」
「我畢生只有一個願望，」他接著說：「那就是希望台灣能成為一個獨立、民主、進步、有品質、有尊嚴的國家。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將我的熱情、心力與研究成果奉獻給台灣。」
暮靄裡，我側過頭，看到的是一張認真的臉、一副執著的眼神、一位追求真理的科學家、一個永遠的廖教授。(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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