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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工女孩”的名义 

 余亮   发表于2013-06-09 08:12

《打工女孩》改名叫《成功打工女孩》更合适。从2004年到2007年，作者张彤禾每个月在东莞住上两周，与几位打工女孩结下友谊，了解并记录她们的生活。

　　中国读者不必纠结于《打工女孩》是否准确反映了国情。张彤禾本人就是我们国情的一部分。书写打工女孩，是这位华裔女子返乡的方式。以此重新接近中国，消化历史，梳理个人家国情感。如果也能引起别人共鸣，她不会拒绝。

 

《打工女孩》　　

[美]张彤禾著　　张坤 吴怡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3月第一版　　

360页，33.00元　　

　　

《中国女工》　　潘毅著　　

任焰译　　九州出版社　

　2011年4月第一版　　

214页，32.00元

 

　　《打工女孩》（Factory Girls）改名叫《成功打工女孩》更合适。从2004年到2007年，作者张彤禾每个月在东莞住上两周，与几位打工女孩结下友谊，了解并记录她们的生活。与潘毅笔下的流水线女工不同，这些女孩认识张彤禾的时候已经告别生产线。吕清敏是办公室文员，伍春明是建材销售。如此，她们的生活空间才能与这位中产作者有更多交集。作者不是没试过接触一线女工，比如去宿舍寻找，但效果并不好。她没上过生产线，更习惯于在朋友家、咖啡馆、学校或者交友活动上跟随自己的对象。这就决定了她所深入观察的都是打工族里的“上档次”人士。这就好比你有几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朋友，不等于你有几个农民朋友。不过，打工族里的相对成功者依然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国内关于此书的争议不少。赞扬基本相似——感动和怜悯；批评则左右都有，比如不满她动辄提“文革”、对打工女孩未来过于乐观、对中国现状过于有信心、对中国乡村生活大惊小怪上纲上线，尤其是她的个人主义奋斗叙事。

　　

来龙去脉

　　但我认为把这本书当作正儿八经的国情研究是不合适的。有必要先搞清楚它的身世。

　　Factory Girls 2008年就在美国出版并获媒体好评，2013年才翻译到中国。为什么是现在？引进此书的两个人值得注意。据报道，上海译文的编辑张吉人2009年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此书。他说：“这本书真正进入出版流程，是2011年，何伟（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出版之后。”“聊天时才知道何伟和张彤禾是夫妻。译文社已决定要持续引进国外优秀的非虚构作品，《打工女孩》顺理成章就进入了视野。”从出版后的读者反馈来看，很多人原先就是何伟的读者。所以，与其说这本书属于长长的中国底层研究书系，不如说属于中产阶级Discovery派头的旅行修炼书系，与全书开头那张指环王式的手绘中国地图正契合。从西藏到云南，从老街隐居到短期支教，旅行文学是完成小资自我想象的关键养料。这几年又有了新变化，西方人怎么旅行、观察当代中国的书籍流行，背后隐约有伴随中国崛起而日渐兴起的“中国学”影子。

　　无论如何，走向打工女孩显示了张彤禾的独到慧眼。人们会问，研究打工妹的著作国内并不少，比张彤禾早比张彤禾深刻，为什么很多媒体和读者却像刚发现新大陆一样？译者张坤的回答是：“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这种跟我们不一样的视角。因为她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与他最接近的视角。由于城乡分化，大学、写字楼圈养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途径稀少等等，部分中产读者对本国底层、乡村的陌生程度和一个外国人已经差不了太多，所以张彤禾的理解与他们心有戚戚。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学家梁鸿观察农村的作品《中国在梁庄》受到文艺中青年的热捧，就好像他们从没见过更深刻的三农问题研究一样。常年驻扎基层的研究者写不出来这样的作品，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诉诸小资们的情感。

　　张彤禾本人的多重身份足够有噱头：美籍华人，哈佛毕业，华尔街日报记者，有一个以“中国三部曲”著称的白人丈夫……还有隐藏在《打工女孩》附录参考文献里的身世：祖父是民国工程专家，国民政府官员，1946年被不明杀害。父亲早年留学美国，一家人在国共两党交戈之际从北京到台湾再到美国定居。留在东北老家的亲戚则遭遇坎坷。张彤禾生长在美国，对于家族前史有梦一般的迷惑。所以在这部作品里我们能清晰感受到她对中国那种若近若远的疏离感。“很长一段时间，我抗拒着中国的吸引力。”在美国街头遇到中国人用汉语问路，她觉得被突然间逼着面对自己的身份，憋了半天才“恨恨地”用中文回答。她不掩饰这种抗拒。

　　但是在打工女孩身上，她有了同命相怜的感觉。初到东莞，在广场上结识了几个女孩，没有电话，约好两周后在同一地点见面，但从此再没见到。熟悉的朋友也可能失去联系，吕清敏丢了手机，就必须重建一切关系。一个女工不辞而别，工厂名单上还有她，人却消失了。她想尽办法终于在一个出租屋里找到这名女工。“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她一再表白自己与打工女孩有一种情感上的共鸣。

　　注意，在一次访谈里张彤禾以同样的感觉和修辞来回忆祖父：“个人关系被切断了——在战争的混乱局势中，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所以中国读者不必纠结于《打工女孩》是否准确反映了国情。张彤禾本人就是我们国情的一部分。书写打工女孩，是她返乡的方式。以此重新接近中国，消化历史，梳理个人家国情感。如果也能引起别人共鸣，她不会拒绝。

　　她的很多中产朋友起了共鸣，觉得自己的生活与女工一样“充满了起伏和戏剧性的变幻”，“她的行为，想法和奋斗，都和我们一样”。译者张坤也是其中之一，当初这位《中国日报》的记者在机场遇到了英文版，“我眼泪都要流出来的感觉”。“很容易跟一个人失去联络。这让我很有认同感。” 于是才有这本书的翻译出版。

　　“我们一样啦。”这大概就是中产读者对于中国劳工的理解水平。我们不必指望张彤禾超出这个。

　　此书的出现想必还有更多时代理由。随着中国工业实力席卷全球，西方人开始前所未有地关注中国劳工。表面上当然是关心人权，比如《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巴博萨深入调查中国的苹果工厂，非常真诚地关心法律和权益问题。但是既然《纽约时报》都无法拒绝被人当作棋子，巴博萨也不自觉地执行着美国意识形态的绝对命令——研究或者遏制中国崛起。

　　必须承认，当西方各国爱拿中国人权说事的时候，张彤禾的书却是关于中国女工生存状况最轻松的一本。诞生于2008年西方反华高潮时刻，书中却没有对中国的明显敌意，连《华尔街日报》上那种典型的冷嘲热讽都比较少。不过当作者认为书中的两位打工女孩生活事业必将不可阻挡地越来越好时，在美国人眼中，这也正好成了一个关于中国崛起的寓言。

　　

家国故事

　　参考文献里提到的祖父在正文中竟然没有出现，可谓奇怪。对照英文版，果然缺了三章，分别是《无字墓碑》《家族史学家》《皇陵》。正好组成一个和打工女孩并行的故事。祖父走出乡绅大族，和毛泽东同时在北大求学，然后公派美国留学，选择工业救国，改读采矿专业。因为擅改专业，学成回家后还被父亲以家法体罚。抗日期间负责转移企业到内地。抗战胜利后被派到东北主持矿业工作却就此走到生命终点——书生意气的他冒着风险去接收矿产，遭到监禁，归途中被不明身份的士兵用刺刀捅死。据说此事在当时甚至引起了反苏示威游行。祖父被葬在沈阳的清皇陵公园里，墓碑上除了名字什么也没有。祖母拒绝了国民党书写的碑文，因为担心两党胜负未决，不想留人把柄。

　　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这种贯穿全书的疏离感：一个工程人士，在政治上疏离于国共两党之外，却莫名送命。下一章《方与圆》讲述东莞打拼者创造的教育方式：一位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励志：“我的偶像是毛泽东。蒋介石让黄河堤溃决以阻碍日军：这就是果敢的决策。”这是对前一章的隐微反讽，缺了前一章就显得突兀和不敬。第十章讲述在吕清敏农村老家过年之后，紧接着《家族史学家》一章里她回到了自己的东北老家，听老人讲述家史和建国后的遭遇。叔父被打成右派，祖父的坟墓遭红卫兵开掘，只有无字墓碑无人搭理，逃过一劫，印证了祖母的先见之明。最后《皇陵》讲述一家人的政治问题得到平反，祖父的墓碑也终于刻上了碑文。

　　这三章和打工女孩的故事章节形成音乐式“对位”，缺了就不好理解。之前我纳闷为什么作者会不时用一些关于“文革”的愚蠢比附来破坏全书格调。但看过家族故事，觉得一个美籍华人这样思考问题倒也无可厚非。平心而论，她对苦难的叙述比较节制，没有海外华人作家常见的夸大其词作风。

　　祖父的日记和打工者伍春明的日记交替出现在原书中，构成一种“平等”关系。从这样的叙述多少能看出作者的一点抱负——把祖父留学和农民进城务工同样理解为求索，她要讲述一个关于中国成长的故事，并借此完成个人的成长。故事虽不深刻，却依然是当代世界两大核心政治主题的细微回响——中美之间与革命前后。解读并不容易，事关我们如何理解和接纳这样的海外华人，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开掘历史遗产。

　　张彤禾不动声色地表达了对革命的看法。她以同情且嘲讽的口吻描写叔父长年累月给政府写信要求平反右派历史。她说叔父的时间还停留在1957年，仍在意自己是不是右派，可是看看打工妹，她们都已经向前看了，为美好生活而努力。至于革命早已退却，整个反右都成了过去，你是或不是右派都不再重要。

　　革命中国的遗产当然还没有过去，张彤禾的说法恰恰表现出自己毕竟是一个1949年之前的中国人。但书中也不是没有新中国的种子——1975年中美关系缓和之时，她的父亲作为美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访问大陆。在全国运动会上，当广播喊出“吉林省”的时候，她父亲激动极了。“好像就在那一瞬间，他在台湾受的教育烟消云散。”“‘我觉得归根结底这才是中国’，他告诉我，‘那么多年他们说台湾是“中国”，但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这个说法一定更让张彤禾困惑。她已经无法拥抱中国，因为中间隔着新中国的岁月。但若想完成成长，否决这一段历史是没用的。也正是因为缺失对人民共和国复杂历史的理解，她对女工的理解才显得乡愿。

　　

偏见与误解

　　既然美国国务卿克里都说“美国人有权愚蠢”，张彤禾书中表现出一些根深蒂固的精英式肤浅也并不奇怪。比如在她看来，成功学在美国包含了人性修炼，在东莞就成了赤裸裸的功利工具。对马克思的批评实在是自取其辱。看到部分女工有办法利用生产线为自己悄悄免费生产一两个名牌皮包，她就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错了——因为工人并没有如马克思说的那般与自己的产品（包包）分离。

　　这样轻薄的观点不需要我们来批评。这毋宁表现了她急于在女工身上寻找希望的心态。李申《在富士康》一文也记录了工人怎样对付流水线的各种出人意料的办法。若不是扯马克思，这些对底层生存智慧的发现原本很有意思。

　　打工者的意义当然不止于张彤禾的乡愿。无论左右都看出个人奋斗的无效。左边人士批资本，右边人士批政府，还有如学者潘毅一般同时指控资本、国家和父权三座大山。

　　张彤禾的写作倒很难让我感觉这是一部痛快的个人主义奋斗书写。她提到伍春明刚到东莞就差点被拐进按摩房，她逃了出来。那些没有逃脱的女孩构成了另一部黑暗历史。只是让她兴奋的是中国的另一面：充满机会，混乱里暗藏生机。东莞仿佛一座魔幻现实主义城市。比如一个男人“发明”了一套神奇古怪的英语学习机械——女工学员们坐在机器面前让一张张单词卡片经过眼前并背诵下来。我看这像极了《百年孤独》里为了对抗遗忘而创造的单词记忆机械。民众的活力难以想象，但可能不是以我们希望的方式存在。

　　她说希望女孩们生活更好，希望中国更好。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她的祝愿（很奇怪没有媒体去采访一下她书中的几位主角）。因为身份、翻译造成的误解导致她受到一些严厉批评。比如她不满于西方媒体把中国劳工界说得一团糟，于是在TED演讲中告诉西方观众中国女工不是灰烬。可是中国政治心态之复杂是她把握不了的，反西方的左翼人士在劳工问题上观点却往往和西方“良心”媒体一致，于是认为她在掩盖中国无产阶级的苦难，为美国中产阶级减轻负罪感。右翼则可能认为她减轻了中国政府的责任。

　　责任当然在于张彤禾以偏概全。但是在我看来，美国中产阶级有或没有负罪感都对我们一点用没有。张彤禾本来也没有义务为我们写一本深入分析中国问题的著作。批评个人主义神话是必需的，不过大而化之的批评也可能徒劳。理解的贫困不仅发生在不懂理论的张彤禾身上，也发生在懂太多理论的人身上。

　　

女工读不懂

　　张彤禾说马克思错了，应该走出大英图书馆去了解生产线上的实际情况。那么就让潘毅带张彤禾去了解一下她没有去过的生产线。1995-1996年潘毅在深圳的流星厂流水线以女工身份工作、调查半年，写出《中国女工》，比《打工女孩》早了十年。

　　潘毅记录和分析流水线女工的身心疲倦、等级关系、地域冲突、工资制度……核心叙事逻辑是国家-资本-父权联合霸权如何规训女工而女工又如何进行微观化的反抗，由此创造出新的“反抗主体”。女工的身心之痛让读者铭心——因为高负荷的机械劳动，九十年代的女工们被各种慢性痛折磨：眼疼、头疼、背痛、经痛……管理方甚至用避孕药帮她们缓解疼痛。二十四岁的阿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不适合打工，在毅然拒绝老板的二奶身份之后，又该走向何方？

　　在1990年代极端市场主义、消费主义神话如日中天的时候，潘毅属于较早一批试图戳穿神话的人。但清醒者比深信者更困难，因为戳穿神话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另一个神话，取代一个故事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新的故事。

　　潘毅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她反复强调要创造一种新的文体，试图以此帮助催生新的女工主体。她想尽一切可能寻找反抗的种子，在磨蹭、怠工、赌气里都看到了反抗的希望。

　　在她看来，女性的生理时间（月经）就是对工业化有序时间的反抗。女工的身体已经与工业社会并存了几百年，或许在她新的理论视角下确实有了新的意义。但如果生产线上诸如互相发发糖果一类小动作都算反抗的话，那也是一种少见多怪。抓住一个细节就如获至宝，在这一点上她和张彤禾殊途同归了。无独有偶，台湾女权旗手何春蕤曾对钢管舞女郎进行田野调查，她欣慰地“发现”了女郎的种种“反抗”，尤其是当她们坐在男人大腿上时动作很生猛，反过来操控了男人。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客人越多，反抗就越多，为了增加反抗就应该增加客人。这真是个好主意，客人、妓女、老鸨以及学者皆大欢喜。

　　在潘毅看到压迫的地方，张彤禾都看到了希望。比如潘毅批评乡村父权制对女性的掠夺——打工和生育耗完了她们的青春。张彤禾却认为正是因为父权制社会不以女孩为中心，对她们没有长远安排，促使女孩比男孩更有决心到大城市重建自己的未来。我不知道谁的乡愿更多一点。但底层也确实没有内疚的中产们想像得那么灰暗。李申说：“越往底层走越乐观”，在我看，这其中的信心与当年共产党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的精神不是没有一点相通之处，只是境界和行动力不可同日而语。

　　潘毅拒绝了个人主义的幻觉，又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寻找另一种幻觉。幻觉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有效无效之别。“反抗”就是潘毅的幻觉，但不一定是女工的幻觉。

　　读完潘毅的书不容易，前提是必须懂福柯。我觉得她最亲密的朋友就是福柯，每写几句打工妹的故事就要立即转向福柯乞灵。晦涩的术语比比皆是，而且比福柯本人文字无趣许多。诸如“我不想用结构功能论的观点将亲属和族群等概念归纳到一个固定的、排他的范畴之中，而是将其视为操演性的文化产物和实践关系。这些关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情境中被创造出来的；它们是流动的、变化的，并不断进行着创造与再造”之类长篇大论如荆棘般死死缠住了故事。

　　她很想操演出什么来，却总是陷入循环论证，比如一边批判城乡分化和东西部差距造成民工潮，一边说民工潮正是底层挑战这种分化的努力。这真是一个完美的循环，民工潮既是问题又是答案。她反复召唤一种抗争形式，但到最后也无非是召唤。她认为一种新的反抗主体正在破茧而出，我却觉得她用如此晦涩纠缠的语言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叙述的茧，并由此获得破茧而出的感觉。

　　“我所关心的人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时间或者有机会来阅读这本我为她们写下的书。”问题是她们也没有能力来读懂。她要创造一种新的抗争性次文体，或许也确实冒犯了一下中产的阅读趣味，却最终制造出一种没有几个人能看懂的文体。

　　不久前从京温大楼上跳下去的安徽务工女孩袁丽亚，她的微博、微信里出现最多的词语是“梦”、“伤害”、“幸福”或“爱”。想要戳破她们的幻觉和语言是徒劳的。批判者可以抱怨这是被洗脑的后果，但这就是群众在使用的语言。拒绝是一回事，能不能将计就计又是一回事。

　　倒是吕途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虽然被很多人批评为缺乏学术严谨性，但是其访谈文体却保留了更多原汁原味的新工人语言和对话时候的微妙情境。我们可以看到工人如何被言语包裹，如何抗拒说出自己不愿接受的真相而知识分子又如何心急。比如有工人觉得不公平是正常的，吕途就忍不住要逼着他们说出不公平是不正常的。

　　对于潘毅走出书斋走进生产线的实践行为，我始终抱有极大的敬意。不过现在我得说，潘毅的书不叫座，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不如张彤禾在话语方面讨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叙事的自封——反抗国际资本主义、反抗国家社会主义、反抗父权制压迫……基本上女工之外的一切都是女工的反抗对象。失去任何盟友，潘毅就只能在女工的身体里做道场，词汇大量自我繁殖，诸如：“分裂的”、“破碎的”、“流动的”、“多元的”、“去中心的”、“不稳定的”、“永远开放的并不断被重新意旨的”……谁都不可依靠，就靠自言自语，这竟然正好与张彤禾所感觉到的无所依靠感相呼应。田野调查式的实践毕竟不能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相提并论。

　　这不是潘毅一个人的无奈，而是整个批判知识分子群体的无奈。

　　无论如潘毅一样反抗绝望，还是如张彤禾一样拥有玻璃信心，女工就在那里。潘毅书中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提出的问题也不会以张彤禾描绘的方式解决。世界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着，就像中世纪不顾普鲁东的美好乡愿，只按照自身的残酷逻辑驶入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国的逻辑究竟会把这个民族带往何处？我们期待更务实的研究和把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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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Optimism of the Will.
( Antonio 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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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Huang]

写得很不错，作者确实做了深入分析，连祖父一辈都注意到了。但是，事实往往是张彤这样的作品比潘毅的更受学生欢迎。 怎么办呢？

黄瑜

2013/6/11 Hongzhe Wang <whz...@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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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Wang]

潘毅的书我还没读过呢。倒是读过一些《大工地上》，其中一些细节非常好。这篇书评也批评了潘毅的书。又回过头去赞扬吕途的书。受不了。话再说回来，这样的书评，单纯讨论书好不好，没太大意思。要从书里挑出宝石来，重新分析组合，才有意思。关键是要朝向未来，探寻道路。有时候看大家的农民工人研究，心里蠢蠢欲动。可惜，我的专业太远了。

2013/6/11 Yu Huang <yhu...@uw.edu>

[Yu Huang]

我觉得其中作者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小资性，这方面他对张彤禾的批判比较到位。但是，他打对潘毅的批评就有点肤浅了。是不是工人看得懂的就是无产阶级，夹杂一点术语的就是资产阶级？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这么机械地理解。当然，这是学界对于许多＂后现代＂研究的直接批评，也是作者在末尾说的知识分子的悲哀。就算是资本论，连我们读都有困难，更不用说是无产阶级了，那难道说马克思在这点上是小资吗？

[Dan Wang]

知识分子的小资性是该批评，但并不是批评别人小资，自己就不是知识分子小资了。这是知识分子的重大悖论。根本上脱离知识分子小资性格的办法，是直接分析、讨论社会问题的现状和方向，减少对讨论方式本身的讨论。至于看不看得懂的问题，从来不是划分阶级理论的标准。不过，最终当然还是要用群众能懂的语言叙述，才能有动员能力。

2013/6/11 Yu Huang <yhu...@uw.edu>

[Dan Wang]

暑假你们谁在香港呀？要不我们继续暑期读书会吧？可是少搞几次，但有点主心骨，有点集体活动呀。或者，分享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也行呀。有没有人感兴趣？

2013/6/11 Dan Wang <dan...@gmail.com>

[Yu Huang]

我七月中走。这段时间在赶journal paper，但是似乎效果不佳。要不六月底聚会吧，在海蓉去南非之前。

洪喆，我把余亮的文章放到了facebook, 引起了一些反响。他们想知道作者的背景。看来Leslie Chang 还是挺火的，连我在美国学中国历史和古汉语的同学都知道她。

2013/6/11 袁长庚 <ycg04...@126.com>

王老师：

我七月初就回家做田野了，但我还是支持你们不定期聚会一下。

cg

[Dan Wang]

各位师友，刚看到一篇讲工人斗争的文章，转贴在下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115791010191a5.html

斗争的逻辑——对中国工人斗争动向的探讨（待修改）

(2013-06-12 13:12:00)

转载▼

自述：此文是本人在工人网第三次工人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整理稿，内容有扩充，待修改。

    毛主席总结人民群众的斗争逻辑时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国企改制导致国企老 工人的斗争，与施行分税制后的农村——大量农民到大城市打工——受到剥削、欠薪导致的新工人的斗争，这些工人的斗争，正验证了主席总结的人民群众的斗争逻 辑。在本文中，老工人的概念是在原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条件下进行劳动的工人，新工人则成长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意即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以及现在在国企 工作的工人）。

    这种斗争逻辑，不仅仅是一种现象的总结，更蕴含着工人阶级意识与斗争层次的提高的内在机理。换句话说，这个总结并不只是一种现象的陈述，而是归纳了工人阶级总是在某种程度的斗争失败之后，才能总结经验教训、丢掉幻想、提高意识水平，为下一个更高阶段的斗争奠定基础。

    那么，这种斗争逻辑是如何具体在中国工人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呢？根据这种斗争逻辑，我们可以对近期中国工人的斗争动向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呢？下面具体分析：

一、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成长出来的老工人

    上来我还是先讲老工人。在讲老工人的斗争之前，先对老工人的意识进行介绍，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老工人的斗争。

1.我们的社会主义

    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成长出来的工人，也不同于前苏联那种一长制工厂管理制度下的工人，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成长出来的老工人（简称老工人）对工厂，具有很强的主人翁意识。

    因为新中国成立时工业的落后状况，使得中国的大小国企、集体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老工人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出来的，他们见证了这个历史过程，甚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一穷二白的弱国穷国到工业大国，都是靠工农群众的双手建设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建设过程中，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的群众路线，充分调动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给予了工人在工厂中极高的生产地位，使得工人的劳动具有极强的 自主性。群众路线还表现在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上，从大跃进到文革，轰轰烈烈的中国工业建设到处洋溢的是工农群众的劳动热情；是发动了工农群众造反夺权， 改革不合理的工厂规章制度；是支援中西部工业的三线建设运动。这些群众运动塑造了工农群众对工厂的主人翁意识。

    因此，工人看待国企工厂，感情甚至比对他们自己的子女还深。社会主义也许在左翼学者、知识分子意识中仅仅是理论，那么在老工人意识中，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是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所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属于工人的，这种归属可以具体到工厂的每一个机器、每一片土地。

    而改革开放以后，老工人被下岗、买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私人腰包里，他们是比任何人都感到心痛的。正如一个老工人说的：改革就是把原先作为工厂主人的工 人变成了工厂的奴隶，而让作为工厂公仆的管理者成为了工厂的主人，这种身份的颠倒，是他们最痛恨的。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一家之主被人从家里赶了出去，而 他们急切希望的是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家。即使如此，他们对待这个国家、看待政治事件，仍然是以国家主人的角度去看待的。

    这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意识，使得老工人天然就是一个左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这种意识，是完全不同于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他们爱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国，同时痛恨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东西。

    有了对老工人这种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的认识，我们再来讨论老工人的斗争。

2.老工人斗争的第一个阶段

    老工人的斗争开始于国企改制，所以他们的斗争也是随着国企改制而进行的。换句话说，这个阶段，处于资本主义进攻工人阶级的状态，基本上是资产阶级进攻到 哪，工人就守卫到哪，而这种进攻，工人是以工厂为单位组织起来的，但面对的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政府行为，所以工人在这个阶段总体处于消极防守，其结果自然是 屡战屡败。具体我就不论述了。那么，大致到2007年左右，随着国企改制总体完成，各中小国企基本上破产卖光，大型国企、乃至央企则完成了工人身份的转 变，企业也改制成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国企老工人的斗争变得偃旗息鼓，不再那么轰轰烈烈。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既定目标已经完成，另外一方面，很多老工人， 尤其是下岗买断工人，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到市场经济大潮中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这也就宣告了，老工人的第一个阶段的斗争的结束。在这个阶段，毋庸说，工人 在战略上是完败。作为其中的典型：辽阳铁合金厂工人、郑州造纸厂工人，和重庆重特钢厂工人，都没有取得任何战略上的成果。

    在这个阶段中，工人基本上是以工厂为单位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斗争的具体目标也是工厂的领导。虽然操作这个改革过程，包括对工人的斗争进行镇压的，实际上 都是地方政府，但是工人大多没有把目标指向地方政府（唯一例外的就是辽阳铁合金厂工人的斗争，他们最后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辽阳市政府，不过仍然是希望辽宁 省政府来解决辽阳市政府的腐败行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工人对国家的政策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进攻，所以都走过“先 上访，发现解决不了问题，才采取行动抵制改制”的过程。

    同时，在工厂内部，退休工人、下岗工人和在岗工人的斗争，彼此之间很少有联系。甚至对方会用在岗工人对付下岗工人，譬如，山东胜利油田的下岗工人占领了厂 办公大楼，工厂领导就让在岗工人去跟下岗工人对抗。而工厂领导以其在岗子女下岗威胁斗争中的下岗工人或退休工人，更是常见的手段。

    有句俗话叫，只有失去的时候才知道拥有的珍贵。对老工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前三十年工人对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意识，更多的是被共产党的宣传鼓动所掩盖，因 而也相对是比较模糊的话，那么通过被剥夺主人地位的过程，通过前后三十年的比较，才真正使老工人认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的工人阶级意 识才变得完整。因此他们的斗争，虽然刻意回避了政治化的斗争目标，但是却在每一个斗争内容里都渗透着社会主义。他们的失败也使得他们认识到，他们的要求必 须是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

    到这里，他们的斗争失败，促使他们打破对政府的幻想，认清当前社会的性质、资产阶级的特点，完成了向政治化的转变，为斗争进入下一个阶段奠定了基础。而第二个阶段老工人斗争的典型就是通钢工人的斗争，所以我们来看看通钢工人的斗争。

3.通钢工人的斗争

    2009年7月24日，通钢的在岗工人为了阻止私企建龙集团二次入主通钢，举行了全厂罢工，并在与建龙集团发生冲突是打死了建龙集团的经理陈国军，事后， 吉林省政府宣布终止重组方案：建龙退出，永不再参与通钢重组，从而宣告了通钢工人斗争的胜利，也同时标志着老工人的斗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关于这次事件的 详细情况，以及产生这个事件的经济社会背景，我就不再描述了，只是分析这个事件中工人的斗争状态。

    首先，这场罢工是国企在岗工人进行的斗争，这在老工人的斗争中，属于极罕见的。之前老工人绝大多数的斗争主要是下岗、买断工人和退休工人在进行。而且相反 在岗工人表现的看起来比较保守，为了保住工作岗位，他们整体上是不敢斗争的，也因此对方反而会利用这点来让他们去与斗争的下岗工人或退休工人进行对抗。当 然，促使这场罢工的诱因也是把工人打死的私企经理扬言要把工人都下岗。但也正因为此，工人的斗争就不再是下岗已成事实后被动的、不得不进行的斗争，而是有 一定主动性的进行罢工以阻止下岗。按照一些同志的说法，工人的斗争已经从被动的消极防御，转向了积极防御。事实也是如此，通钢工人的斗争结束不久，河南林 州钢厂的工人就效仿通钢工人，并且打出了“向通钢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也取得了胜利。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通钢事件发生后，直到十八大前的三年多时间里， 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敢提国企改制。

    其次，这场罢工是由一些退休工人在里面进行组织、鼓动的，譬如正是因为退休工人吴敬堂在广场进行的演讲充分发动起了工人。而这，正是这个阶段老工人斗争的 新特点。也就是说，这是退休工人主动将自己的斗争结合到在岗工人的斗争中去了。这种结合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这场斗争并不直接涉及退休工人自身的利益，而他 们又是跟在岗工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这些工人的组织者很难被对方威胁、利诱，换句话说，他们天然就是工人的领袖。事实也确实如此，通钢的工人早 在09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酝酿斗争，对方也试图做吴敬堂儿子、外孙的工作让吴不要参与，但都没有作用。当然，他们成为工人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也因为他 们经历过斗争，有一定的斗争经验。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正是因为第一个阶段老工人的斗争整体上失败了，工人斗争失败的结果是促使他们寻找更广阔的力量、更 广阔的工人；促使他们打破了原先的一些幻想，从而斗争的意愿更坚定；促使他们政治化。他们不再对以前自己相对狭小的工人群体的斗争抱太高的希望，而把希望 寄托在团结更多工人群体，并参与到那些工人群体的斗争中去。具体到通钢事件上，退休工人就与在岗工人实现了联合。同时，这种联合实际上就完成了斗争经验的 传授。当工人把高举的罢工横幅，一个分厂一个分厂的传递下去，从而一个分厂一个分厂的实现停止生产，这种既有节奏又壮丽的斗争景象，对工人的鼓舞是无疑非 常巨大的，他们从这个斗争中得到的自我教育，以及组织训练都是非常宝贵的。

    最后，通钢事件的这种退休工人与在岗工人进行结合的斗争，揭示出了这个阶段老工人斗争的特点。就是丢掉幻想，继续战斗。第一个阶段老工人在斗争的初期，多 少还对政府抱有幻想，对政权的性质认识不清晰，那么通过斗争的失败，促使他们丢掉了幻想。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了。他们丢掉幻 想的结果就是认识到，他们遭受的命运，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工厂领导贪污腐败，他们的敌人也不是在工厂以内。他们认准了斗争的目标，他们要夺回这个国家主人的 身份，而敌人如此强大，就必须团结更多的力量进行斗争。所以，他们积极参与到其他工人的斗争中去，积极的与那些工人中的斗争积极分子联系。他们把自己的斗 争经验传授给这些工人，他们帮助这些工人进行组织、鼓动。

4.对老工人斗争的总结，以及对他们未来斗争的展望

    自09年到现在，国企还发生了很多类似通钢工人的斗争，从山东枣庄万泰二棉罢工、河南林州钢铁厂工人罢工、河南平棉纺织集团工人罢工到去年的华润雪花啤酒 武汉公司员工罢工等等，都表现出了多种工人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特点。这种联合，是斗争过的工人积极分子与正在进行斗争的工人的结合而形成的。因此，从这些 斗争过的工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斗争动向。

    首先，是这些老工人因为之前斗争的失败，打破了幻想，从自觉上升到政治化。这种政治化不仅表现在参与其他工人的斗争中，更表现在他们积极的向左翼力量靠 拢。他们首先认识到文革的伟大意义，因此更加怀念毛主席，认同马列毛主义，所以积极的向同样认同马列毛的社会力量靠拢，一起进行理论学习、探讨分析现实斗 争。同时，自觉的传阅一切他们认为好的文章、资料。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已经是在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正象我前面说的，其实这些工人，天然就是 左派，就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都具有，并不需要任何人去教育，而他们所需要的，当然也是目前任何人也无法明确告诉他们的，只是如何实 现、如何夺回属于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夺回他们的社会主义。

    其次，他们积极的做群众工作，积极的参与到他能接触的工人的斗争。实际上，这些老工人通过自己的活动等于在进行更大规模的斗争群众的联系和组织。同时，由 于他们对对方已经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因此他们能够充分鼓动起工人的斗争积极性、制定出更合适的斗争策略，从而从被动消极的防御转向了主动积极的防御。目前 对方对待这些仍然坚持斗争的老工人的策略也很明显，就是一个字：拖。确实，这些下岗工人、退休工人的生理年龄都比较大，还有可能有各种疾病，国企改制的大 势也已经形成，所以不必要再象那样搞的狼烟四起，只需要拖的这些工人疲于家庭、子女的生存，拖到生理上死亡，以前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拖不过了，就象征性 的解决一点。老工人也认识到这点，所以对自己的斗争也并不抱太大希望，而把希望寄托在更大范围的其他工人身上，参与他们的斗争，帮助他们，传授他们斗争的 经验。这样，以这些老工人为纽带的，大范围的工人之间的联系就形成了。象通钢事件反映的是退休工人与在岗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同一工厂内的；还有不仅是同一 工厂的，象武汉城市工人反对强拆的斗争。这种广泛的联系，就为工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联合起来一起斗争，提供了现实基础。

    目前，虽然大部分国企已经破产、私有化了，但是仍然还残存一些国企，而这些国企仍然在进行改制。事实上，改制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很多大型国企年年都在改 制。有改制，就有工人的斗争。虽然，现在国企中的生产关系整体上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而且大量的一线工人多是派遣工和实习工，所以，这些国企工人不再是社 会主义条件下成长出来的，他们是新工人。

二、资本主义条件下成长出来的新工人

    在讲资本主义条件下成长出来的新工人（简称新工人）的斗争前，我们有必要先简要的了解什么是新工人，新工人下又需要细分出哪些工人，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1.什么是新工人？

    近些年，劳工界出了不少的关于新工人的书籍和文章，有社会学类的，如《新工人的迷失与崛起》、《中国女工》，有文学类的，如《打工女孩》等等。这些文字都 关注的是新一代打工者，尤其是《新工人的迷失与崛起》一书，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要给这些打工者正名，称之为新工人。其实我们工人网几年前也在做这样的工 作，那么什么是新工人，涵盖了哪些群体呢？在这些书籍、文章主要关注的是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和北京的打工者，而且这些打工者都来自农村。换句话说， 之所以提出新工人，主要是为否定“农民工”这个概念。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而且官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推新工人这个概念，深圳就提出了“新工人、新市 民”的口号，还为此拍了公益宣传片，前阵我去深圳，在地铁里也看到了这个口号大大的宣传牌。

    在本文开头，我即做了简要的解释，所谓新工人，就是成长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工人。这部分工人，实际上可以涵盖了所有目前在工厂里进行劳动的群体，因为目 前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工厂（只有极个别的例外，譬如象南街村这样还坚持集体经济生产的地方）。也就是说，不管是沿海地区的私人工厂，还是内地 的国企大厂，譬如去年的闹罢工的川化以及紧随效仿川化的攀钢罢工工人，劳动者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所以他们都是新工人。为什么要这样定义这个概 念？因为这样我们不会仅仅把目光放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群体上，也不会有先入为主的意识主导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同时消除一种可能的倾向：城乡的对立，或者国企 工人与私企工人的对立。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新工人在意识、斗争要求等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一致性。

    但是，新工人里，产业工人与其他工人，如建筑业工人、一般服务行业的工人，显然是不同的。最明显的就是斗争要求，前者主要是要求劳动报酬、改善劳动条件， 而后者多为欠薪进行斗争。另外，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的工人与内地开发区的工人又不完全相同。而产业工人里，甚至包括一些政府机关、警察等里面，还有 一个数量庞大的派遣工。

    我们先看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地区。有一个在深圳做劳工工作的同志把这里的工人划分为三类：技术工人、学生工和农民工。他是按照身份去划分的。 所谓技术工人，大多出身于原国企工厂，有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经历，因为原企业改制等原因到沿海地区打工；学生工是指，没有做过农活，从学校（大多数是从 中专、职高等学校）直接到工厂打工的；而农民工，就是第一代进城打工的农民。而另外一个在深圳打工体验过的同志就不同意这种划分方式，他认为应该按照生产 关系去划分。即：

    技术工人，是这些打工者中的上层，有一定技能、有相当的工作经验，是相对的工人贵族；

    学生工就是绝大多数打工者；

    而主要区别是农民工。农民工不一定是年纪比较大的第一代打工者，而是在生产率比较低、机器化程度低，因而生产更强调手工技能，从而工厂里很强调师徒关系的 那种类似手工作坊里的工人。这类工人由于这种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关系，因而表现出类似封建时代工人的特点，这与他们的年龄无关，年轻打工者进入这 样的工厂打工，一两年也会表现出第一代农民工的特点。譬如有一种生产电动卷闸门的工厂，一般卖给停车场，用遥控器指挥卷闸门的开关，技工就是师傅，收入很 高，跟老板关系也好，做几年还可以回到家乡自己开工厂，这是比较典型的农民工。

    这是沿海地区的情况，这里的工人，大部分当然是农民子弟去沿海打工，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新工人是城市工人的后代。当然，一般来说，城市工人的后代一般更愿 意到父辈的工厂或者周边工厂工作，但是也有少部分，父母的工厂因为改制没有了，家里生活压力较大，也会选择到沿海地区去打工。而他们与农村出来的，几乎没 有区别。而内地呢？内地的工厂基本上都已经搬离了城市的中心区，而重新在城市开发区建厂，譬如西安的大型国企就基本上搬到高陵县的泾渭开发区去了，少部分 则搬到了毗邻长安区的高新区。这里的工人多来自本省或周边省份，也同样有来自工人家庭和农民家庭。这些工人的劳动报酬，按实际购买率，相较沿海地区，可能 会稍微高一些，而劳动条件就绝对比沿海地区好很多了，尤其是国企工厂里。我前阵去武汉，有幸住到武汉某国企的实习工公寓内。通过调查，他们的工作环境没有 象沿海地区工厂那么压抑，因而工人也没有达到那样完全的原子化。

    另外，在所有的新工人当中还有两个很大的群体，一个是实习工，另一个是派遣工。所谓实习工就是指，人事上仍然还属于学校，通过学校跟工厂签订的协议，以实 习的名义进入工厂劳动的工人，他们从事的劳动与正式工没有区别，但是工资却远较正式工低。现在很多工厂，尤其是大厂，都广泛用实习工，因为大厂的生产相对 稳定，也比较喜欢树立遵守劳动法规的形象，而使用实习工既廉价又规避了很多劳动冲突。而派遣工，或者灵活的用工方式，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而且不仅是工业生 产使用，很多政府部门、警察、城管等都使用大量的派遣工。实际上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改方向就是官、吏分开，以后政府不养那么多做事的人，各类的NGO被 政府收编、为政府分忧，实际上就是把原本公务员、警察的职能以外包项目形式包出去给NGO做，就也是政府主导的政改趋势。

    总的来说，新工人实际上涵盖的人群很广，以前常被称作农民工的，他们的第二代，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新工人，而是被新工人包括在内的，而且他们也不仅仅只在长 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和北京，内地的开发区也有大量的新工人。而新工人当中，还确实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虽然数量不多。而大部分新工人已经几乎与农 村的联系已经非常微弱，因为农业生产确实收入太微薄了，当然，他们还是会回到农村参加一种斗争，反抗土地被野蛮强征的斗争，譬如乌坎的斗争中就有相当的 80后、90后的成为主力。

2.新工人的斗争

    现在我们来看新工人的斗争。由于本人主要关注的是产业工人的斗争，对服务性行业、建筑行业的工人了解不多，所以主要探讨产业工人的斗争。

    新工人当然是由第一代打工者发展出来的，那一代的打工者基本上是进城农民，而且开始还有很多是要在农忙的时候回去的，所以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兼具农民和工人 的特点。当然，总的来说，这种游离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群体，实际上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也是大量劳动群众不断无产阶级化的30 年，一方面是把国企工人的铁饭碗砸掉，变成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奴隶；另一方面就是让农民进城也成为雇佣奴隶。但是对于第一代打工者，农业收入仍然占很大的比 重，而且有不少家里只有男劳力出去打工，妇女仍然从事农业劳动。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进城打工，虽然因为户籍政策的原因不能算完全的自由劳动力，但是仍然是 一个地位上升的过程，农业收入可以解决基本的家庭温饱，进城打工又能够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所以，他们在意打工机会大于劳动报酬的多少，这就压低了劳动力 的价格，同时也更能忍耐残酷的劳动条件。他们对资本家的斗争是较少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越来越衰落、农业收入越来越微薄，他们也就更看重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也就越来越多。但是，工人通过用脚 投票的方式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工厂转来转去，都差不多，老板都一样黑。罢工斗争也只是让自己的收入勉强满足生存，而且没有组织的斗争很难取得预想的成 果，这种底线型斗争就是新工人第一个阶段斗争的特点。而一旦工人不再用脚投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感，可以进行初步的组织之后，他们的斗争就上了 一个台阶，我们来看本田工人的斗争。

3.南海本田工人的斗争

    2010年5月17日，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近百名员工因不满工资低、福利待遇差，停工一天。公司5月24日公布了对员工停工事宜的解决方案，但员工对公司 制定的提薪方案过程提出异议。5月30日，在当地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强力调节下，工人同意了加薪366元的解决方案，同时答应工人改组工会的要求。这就是南 海本田工人罢工，同时受这个罢工的影响，中国的日系汽车零配件厂，爆发了多个工厂的罢工，其中一场罢工在战斗性和组织性方面特别引人注目。6月19至20 日那个周末，电装公司一群接近两百人的工人秘密集会讨论计划。会上，他们决定了“三不原则”：不工作、不提要求、不选代表；且要坚持三天时间。

    这场罢工表现出几个特性。

    首先，工人变得有组织，因而才能持续时间长，甚至可以做到能罢工能复工。而之后电装公司的罢工工人，组织水平更高，能够做到“三不”坚持三天；

    其次，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远高于底线，罢工是增长型罢工；

    另外，工人提出了改选工会，这是开始提出社会要求。虽然，他们头脑中的工会仅仅是一个替代工人自己斗争的组织，并不是真正工人自己组织起来争取自己利益的。

    为什么本田工人可以出现这样的斗争特点？这是与本田工厂不同于其他珠三角工厂的工厂环境有关的。

    本田丰富汽配公司在平时的生产管理中也鼓励工人的一些参与，如要求工人提交改善提案。工会并不代表工人，但会定期协助公司搞一些集体活动，如年会、旅游、 生日聚会等。工人的住宿选择也比较自由，在实习期满后可以在有公司公车接送的社区租房。工人大多都是成批地从学校招聘进来，很多还是本地人，在培训和集体 住宿的过程中，他们也进一步地扩大了自己的交往范围。在校期间与同学相处和交往的方式，也进一步在工厂生活中沿袭。业余时间与同事的各种主要以班组为单位 的活动都是很频繁的。加之公司和车间部门组织的各种活动，员工彼此之间是很熟悉的。他们的联系途径也通过互联网得以加强，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QQ群等等。 这样的工厂环境，让工人相对比较稳定，原子化不是很厉害，这与我前阵在内地开发区调查的工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本田工人虽然是在珠三角地区，斗争 也反映了一定的这里工人斗争的特点，但是因为不同的工厂环境，使得他们的组织化水平可以比较高，同时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在我调查的内地工厂工人身上得 到了验证，譬如，这些工人也同样并没有通过加班来提高自己收入的意愿，这样他们就有大量的业余时间参加社会交往、进行消费，因而一旦出现斗争就会提出不仅 仅是经济方面的要求。

    而本田工人的斗争，无疑对新工人的斗争是具有启发性的，不仅仅表现在随后的电装公司工人更高的组织水平，去年欧姆电子的工人也同样提出了工会直选的要求， 而今年年初，100多个工人联名要求提高最低工资，这些都是新工人开始主动斗争的标志。一定的组织水平，还意味着，工人不再认为可以通过打工，提高自己的 收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把自己的命运比较多的放在了共同的行动上。

    本田工人的斗争带来两个结果。

    首先是，由于提出了改选工会，政府和老板都会做一些表面工作去落实工会，而不仅仅是一个空壳，当然仍然会是黄色工会，工人会有机会对工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其次，受工潮影响，沿海地区工人的工资普遍提高，加速了工厂之间的竞争，加上危机的影响，沿海地区工厂出现了新的动向。小的工厂破产关闭、老板跑路，大的工厂逐步向内地迁移。这就引发了两类斗争。

4.对新工人斗争的展望

    工厂破产，工人要求补偿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沿海地区工人斗争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且工人慢慢学会了主动，最近深圳石岩的迪威信工厂更是抢在老板搬走所有 设备之前就占据了工厂，阻止老板跑路，要求经济补偿。这种斗争实际上与老工人中下岗工人的斗争很相似，都是因为资本的转移而引发的斗争，而新工人也就总结 了一些经验：

    1.工人发现供应商催款，开始停工，守住设备原材料。工人本来就知道工厂经营情况，口耳相传就可以把握工厂的大致经营动向，从而可以事先发现老板可能会跑路，这比事后再求关注厉害；

    2.分拨上访，但总有人守住工厂；

    3.除留守工厂外还逼迫当地政府，争取外线主动；

    4.工人坚决还击抢夺工厂设备；

    另一类是内迁的，内迁之前工厂非法解雇原来的工人，到迁移地重新雇佣。针对非法解雇，工人也在斗争。

    当然，这些斗争都是一次性的，因此，一旦破产和迁移大致结束，以后工人斗争的中心就会转向内地。那么，根据目前新工人斗争的状态，我们可以展望一下今后工人的斗争。

    由于前面所讲的，随着工厂内迁，工人必定也逐渐回到家乡附近打工，就会把之前的斗争经验带回来，所以斗争中心也就必然转到内地，所谓资本转移到哪里，工人 的斗争就出现在哪里。由于内地不同于沿海地区的工厂环境，相对购买力较高的工资水平，工人斗争中组织水平，斗争诉求都必然会再上一个台阶。加上前面对老工 人的分析，新老工人的斗争进行更紧密的结合，老工人成为新工人的联系人和组织者，新工人成为斗争的主力，这是可以想见的情景。

三、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斗争虽然并没有很深厚的传统，但是发展非常迅速，这种发展的背后，是工人们一次一次的斗争自我教育的结果。工人有幻 想是正常的，不幻想就不会成为被统治阶级，即使斗争了也会有幻想。有幻想，斗争就会失败，失败了幻想也就打破了。所以，斗争失败不可怕，有时反而是好事。 幻想打破了，继续斗争，就能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就是主席总结的人民群众的斗争逻辑。不过，虽然目前工人开始学会主动斗争，但总体来说还是处于防御阶段，而 随着工厂内迁完成，新工人的斗争中心转向内地，我个人有一个判断：

    09年通钢事件和10年的南海本田罢工，是08年危机在工人身上上的表现。那么，由于这个阶段老工人斗争的特点：政治化和更广泛的斗争工人的联系，那我们 就可以以此来对他们未来的斗争进行展望。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再出现一次小危机，很可能会促使工人的斗争再上一个台阶，会出现多个工厂工人、多个斗 争领域的工人联斗争的景象，会出现同盟罢工。因为目前工人的活动为这种规模的斗争提供了可能。首先，他们有共同的认识，认识到彼此之间的敌人是同一个；其 次，有组织、联系基础，那么一旦出现合适的斗争机会，就可以瓜熟蒂落。工人的斗争会更加主动，从目前的积极防御就会进入到战略相持。

四、我们能做什么

    工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斗争，有些取得了不错的斗争成果，因此也就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们当然也不能象观察动物一样观察他们，而是一方面要学会、掌握 并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把这些经验传播给需要的工人，另外一方面也促进他们的联合。对于前者，做起来是不容易的，需要剔除我们头脑中的理论框框、历史经 验，学会站到工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斗争，才能辨别哪些经验是宝贵的，是工人的创造，是值得传播的。譬如诉苦或者吐槽，其实是能有力的让工人团结起来的方 法，当然，这个过程需要长期细致的工作，但是一旦工作做好了，工人行动起来就会非常坚决。而对于后者，尤其是老工人与新工人，特别是80后、90后的工人 的联合，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两者成长在不同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年龄上也存在代沟，语言体系都不同，因此是需要桥梁的。我们把这两方面做好了，工 人的斗争和组织水平就会成长的更快，工人们一旦团结起来，我们会在他们的力量中得到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