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
Yan Hairong
警惕科学家
田 松
2012年第十一期《读书》发表了我的《警惕科学迷信》，这个标题政治正确、四平八稳，很不符合我故作惊人之语的风格，其实，我的原题是《警惕科学》。这是我第一篇明确地、公然地、全面地否定科学及其技术的文章。当我敲出那四个字的时候，也曾双手发抖，琢磨要不要再委婉一点儿，谨慎一点儿。所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有着无比巨大的惯性。我当然也能体会到编辑在修改标题时的谨慎与善意。
一，科学共同体
在科学及其技术遭到全面质疑的时候，科学家这个群体就比较尴尬了。小时候写理想，很多人写过长大要当一名科学家，为人类造福。那时我们相信，在科学的进步与人类的幸福之间有必然的关联，所以，做一名科学家是骄傲的、自豪的，这种特殊的职业赋予了从业者以天然的道德优越感。然而，当这个关联不再必然的时候，当这个关联由正转负的时候，科学家这个群体遭到怀疑，也是非常自然的。
科学家这个群体，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做科学共同体。在以往的主流话语中，科学家都是一些才智超群、道德崇高的人物。科学是神圣的殿堂，科学家当然就是殿堂中的神职人员。在中国，科学家经常被描述为两种形象：一种如爱因斯坦、哥白尼、布鲁诺，他们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造福，甚至不惜上火刑柱；一种如华罗庚、竺可桢、茅以升，他们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毅然放弃国外的优裕生活，回国效力。在这两类描述中，科学共同体首先是知识共同体，然后是道德共同体。然而，将他们与现实科学共同体相比较，就发现相差甚远。2004年1月6日《北京娱乐信报》上竟然有这样的标题，《58名工程院新院士名单公布，剽窃论文者无一当选》。2013年夏天，又有了铁道部张曙光以大举行贿申报院士的新闻。会有人说，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如何如何。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说反驳我对科学的否定：你说的那些不是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必然是怎样怎样的。在“真正的”一词之后，跟随着的常常是循环定义。真正的科学和科学家都是为人类造福的，反过来，只有为人类造福的科学和科学家才是真正的。这种逻辑，我称之为《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文景》，2004年第十一、十二期合刊），它试图剥离科学及其技术所存在的社会环境，保留一个纯洁无暇的无辜的科学，这在逻辑上是不对称的。这种逻辑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科学家的责与罚是不对称的。科学家会因为他们发明化肥、农药之类的东西获得巨大的荣誉，但是当这些东西危害了社会的时候，他们却不会被惩罚，甚至不会被谴责。
科学家的形象，我们不妨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加以讨论。以往我们习惯的那些“真正的”科学家在历史上可能是存在过的。传说阿基米德在罗马人攻破家门的时候，还在研究几何问题，他对罗马士兵说，不要弄坏我的圆，罗马兵手起刀落，就把他杀了。这是标准的作为知识探索者、知识追求者的科学家形象。不过，与古希腊时相比，科学的社会功能、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样，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不是原来的科学，科学家也不是原来的科学家了。
在古希腊，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是自由民和贵族从事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的活动。技术则掌握在工匠手里，是一种哲学家不屑为之的形而下活动。科学与技术几乎没有交集。直至中世纪，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家的那些人之从事科学活动都是出于个人爱好，活动经费或者来自祖上的家产，或者来自其他贵族的馈赠。科学依然是哲学的一部分，没有实际用途。牛顿书写三大定律的不朽著作就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认为自己是哲学家，只不过是以数学的方式在讨论哲学问题。现在我们常说的科学活动的动机诸如探索自然奥秘、满足个人或者人类的好奇心等等，对于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来说，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当然，在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个重要因素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就是科学活动的宗教属性。
在那个时代，贵族支持科学活动也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把一座小岛（汶岛）以及岛上居民都送给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让他在上面造天文台，提供他全部科研经费和生活经费。第谷在汶岛上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到腓特烈二世去世。腓特烈二世如此巨大的投入，却没有期望第谷的工作能够给他提供生产力，第谷的回报就是隔段时间陪他聊个天，给他占个星。他供养第谷从事天文观测，如同供养音乐家作曲，供养画家作画。科学知识也如音乐绘画一样，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的知识。如果说科学还有什么社会功能的话，那就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提供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解释方案。这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最重要的。
二，嬗变
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社会首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并向全球蔓延。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已经被几乎所有国家纳入国家体制之内，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科学和科学共同体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工业革命之后，在形而上的层面，科学继续承担解释世界的功能，并且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它所提供的解释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导方案，取代了各个传统社会基于本地生态本地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同时，由于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出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技术——“科学的技术”——由科学推导、衍生出来的技术形态。科学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形而下的功能，作为技术的母体。
传统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来自经验，并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经验技术具有地方性，多样性，适应本地环境。而科学的技术则是普适的，能够大规模生产的。科学技术所到之处，经验技术纷纷遭到废黜。
直至20世纪前半叶，科学主要呈现的是其形而上的功能，对物质世界提供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可以计算的解释方案。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地质等基础知识的总体框架在20世纪中叶已经全部完成，此后只是内容上、细节上有所增加、有所深入。与此同时，科学的形而下功能也在膨胀，科学之中与技术相关的理论部分，以及“科学的技术”本身不断发生质的变化，使得整个社会生活不断翻新。其中生物学又发生了由博物学到数理科学的转变，使得生物学也成为高技术的母体。到了二战之后，科学之作为技术母体的形而下功能后来居上，成为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功能。
二战期间，美国集同盟国之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动用了43,000人，投入了22亿美元，造出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科学”活动，此前个人作坊似的科学，则被称为“小科学”。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从此转了一个直角弯，科学进入了“大”的时代。科学的技术在社会结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越来越大的份额。
原子物理最初也是一个精神性的活动，意在探索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是古希腊哲学寻求物质本原的自然延伸，而其结果却是威力巨大的杀人武器。很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自己也不能适应：“我们是本来是哲学家，怎么变成了杀人凶手？”“这是我们从事科学活动的初衷吗？”这应该是第一批反省自身、思考科学伦理的科学家，可能也是最后一批。在此之后，似乎再无成规模的科学家群体有过类似的反省。科学共同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已经变了。科学家从思考终极问题的哲学家变成了被赋予具体任务的工匠，从主动的思想者变成了被动的从业者。
科学从个人活动变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行为。大学里科学门类的院系，不同层级的研究机构，都是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在西方社会，虽然也有少数私人基金如当年的贵族之供养科学家，没有功利要求。但是总的来说，国家与社会看重的是科学的形而下功能，它们要求科学家生产出具有实际用途的知识，由科学到技术，再由技术转化为产业，这被称为研发（R&D）和创新。基础学科如纯数学、理论物理等依然存在，但是在资金投入上与实用学科相比，微乎其微。并且，支持基础学科的理由仍然是应用。最典型的说法是法拉第的名言：“你知道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将来吗？”眼下看似无用的基础学科，在将来可能会有大用，这种未来的可能的大用，一向是基础学科强调其自身价值的重要诉求点，也是社会支持基础学科的重要理由。
科学的角色变了，社会对科学的预期也变了。小科学时代，科学活动是松散的，被科学家的个人兴趣和个人意志所主导。当科学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
在大科学时代，只有极少数学科（比如纯数学）还能由一个个人靠一支笔、一张纸或者一台计算机来进行。大多数科学活动需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及社会制度的支持。大型实验室和大型设备都不是单个人能够建设的。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需要在社会结构中有一个位置，比如大学或研究所中的职位。后备队伍也需要在社会建制中有一个位置，比如硕士生、博士生，能够获得国家认可的文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通过行政手段、课题招标、基金分发等形式，便足以实现对科学的总体掌控。科学家受到国家意志、社会需求、课题、项目、基金等大大小小的功利目的所驱使，不再是自由的思想者。按照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的说法，科学活动从某种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
社会对科学的约束机制具有筛选功能。很显然，那些有可能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学科更容易获得支持，得到扩展。在以GDP为主导的社会模式中，这句话可以解释为：能够满足资本迅速增值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更容易得到应用。而不能满足资本增值的学科则被边缘化。
三，博弈
反过来，科学共同体作为社会建制的一部分，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主性——在社会结构中维系自己的存在，扩张自己的规模——这就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必然是，甚至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作为独立的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也必然要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两个必然的后果：
第一，科学共同体必然要与社会建制进行博弈。
科学共同体不是一个单数，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各种子共同体，子共同体之间相互合作，也相互制约。总体上，科学共同体会利用自己的话语优势，努力稳定并加强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同时，每一个子共同体也会努力稳定并加强自身在科学共同体或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从事转基因的强调转基因的重要，从事纳米研究的强调纳米的重要，从事水电开发的强调水电的重要。并且，在对这种重要性的宣传中，会有意无意的掩盖、弱化这些技术的负面效应。比如水电共同体会把水电开发的地质风险、生态风险说得尽可能少；转基因共同体会竭力否定转基因作物可能导致的生态风险……
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可能性。政府向核电专家咨询能源问题，核电专家可能提供两种报告，一个是说，核能是安全的、清洁的、必要的，是未来能源，即使有问题也都是可控的；另一个是说：核能具有巨大的风险，用核甚于玩火。前一个报告可能使核能列入国家计划，核能共同体在社会体制中的比重将会大幅度增长，连续几十年乃至永久性获得国家经费；后一个报告可能使得核能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小规模实验的阶段，核能共同体保持原状甚至萎缩。作为旁观者，你觉得核电专家更有可能向政府和社会提供哪一种报告？
在科学与社会的博弈中，科学共同体总是要强调科学的特殊性。这种科学特殊论也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哈佛大学贾撒诺夫曾经总结了科学特殊论的几个层面，包括：知识论独特：科学是唯一真的知识体系，决策者应该听从科学家的建议。管理学独特：科学的专业性使得外行无法管理，所以需要科学共同体自我管理。社会学独特：科学具有自我纠错的机制，科学家共同体总是变得越来越好。经济学独特：科学总是带给社会经济利益，投资科学技术总是会获得回报的。[1]科学共同体会大力强调科学特殊论，拒绝外界的约束。在某些科学活动引起社会争议的时候，相关共同体就会把科学及技术的社会活动简化为科学的知识问题。比如，你不懂转基因的科学知识，就没有资格讨论转基因问题；你不懂核电的原理，就没有资格讨论核电问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只有他们自己最有资格对自己的活动作出判断。
对于科学共同体而言，相关的利益包括：在社会建制中的层次规模（学科层级、招生数量，学位点的构成……）、科研经费、课题……。在科学共同体整体规模确定的情况下，这些利益就会在各个子共同体之间展开竞争。一旦某一学科的某一个人在整个科学共同体中或者在社会结构中获得一个高级职位，这个人所属的机构会获得巨大的好处，这个人所属的学科也会获得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因而，所有机构都努力把自己机构中的某一个人推到这样的位置。这在中国目前的诸如院士评选、各级课题、奖励等活动中屡见不鲜。申报院士不仅是申报者自己的事情，更是申请者所在学校的事儿。在这类活动中，“四姨太效应”有充分的表现。
“四姨太效应”是我在2005年在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正式提出的[2]。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巩俐饰演的四姨太颂莲假装怀孕，事情败露，被打入冷宫。大少爷前来探望，说，你真傻，这种事情怎么能装呢，早晚是要被发现的。四姨太则说：我不傻，时间长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如果四姨太和老爷生理正常，如果没有其它姨太太窥视，四姨太的计谋的确能够实现。老爷是短缺资源，只有一个。假装怀孕，可以获得老爷的关注，使得老爷常来，就增加了自己怀孕的机会，同时也减少了其她姨太太怀孕的机会。而一旦真正怀孕，当初的造假也就很难追究了。目前，在科学共同体申请重点学科、课题基金等过程中，启动“四姨太效应”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的现象。每一个机构都会努力夸大本学科、本机构的优势，以获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第二，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必然与资本结盟，与权力结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获利方式。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产业的链条已经非常紧密，有时难分彼此。从事高新技术研发的科学家，与将该技术投入实际应用的公司，常常有紧密的联系，甚至直接在公司中承担职位。所以，在很多科学活动中，在关于转基因、水电、核电等技术的推广中，都可以看到，科学共同体、大公司和政府相关部门强强联合，形成一个坚固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其中，科学家拥有关于知识的话语权，大企业大公司拥有经济实力，政府部门拥有政治优势，三者结盟，共同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科学家获得社会地位、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利润，政府部门获得政绩（GDP提高）以及财政收入。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整体的利益、底层民众的利益、大自然的利益，都受到严重的伤害。比如在水电开发的过程中，当地居民的利益会受到侵害，当地生态会遭到破坏，但是这些常常被弱化、被忽视了。其结果相关科学共同体、公司和政府的短期利益得到了满足，而底层民众和国家的长期利益受到损害。
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科学、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比如某位院士，他是某种技术的专家，在高校做教授，是科学家；同时，在推广该技术的公司里身居高位，是企业家；又同时，由于其院士身份，还在所属省市的政府部门中，担任高级职位，是官员。一身三面，三位一体。
四，动机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所以在根本上具有一种对于人类社会的善意。在这个前提之下，即使其负面效应，也是处于良好的动机。然而，几年前我曾试图论证，科学及其技术在工业社会中，其起点和归宿都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而资本为了使自己增殖，有的时候需要满足人的需求，有的时候需要刺激人的需求，还有很多时候，会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而满足另一部分需求。正如我们中学政治课里所学到的，对于资本家来说，只要能赚钱，生产粮食与生产杀人武器是没有区别的。当科学及其技术服务于资本的时候，其动机之中被人们赋予的善意，其实是不存在的。尽管科学共同体常常这样宣称。
然而，这种宣称在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中，依然会得到认可，人们出于惯性，还是愿意相信科学共同体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所以他们的宣称依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所以更要提高我们的警惕性。在核电专家强调核电技术安全、清洁、必要且廉价的时候；在转基因专家强调转基因作物高产、抗虫、节省农药的时候；在水电专家宣称长江生态变好的时候；在纳米专家宣称纳米技术将给人类带来诸多便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提高我们的警惕。
资本具有增殖的内在属性，它要求科学和技术能够最快地、最大幅度地使其增殖。我在《警惕科学》一文中有相对充分的论述：只有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的数理科学给出的技术能够满足这种要求。而这种技术，其本质上是与生态学相冲突的，这种技术，必然会对环境和生态构成损害。因而，很多数理科学的子共同体已经内在地成为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进而言之，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科学共同体已经内在地具有危害社会的属性。
因而，如何保证科学不去危害社会，就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新的问题。
以往，人们寄希望于科学家个人的道德，相信科学共同体是一群道德高尚的人构成的。默顿提出了著名的科学精神气质四原则说——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这其实是基于对小科学时代科学家形象的理想化。但是，一来，科学家并不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斯蒂芬·夏平教授用大量科学史事实论证，科学家的道德并不比常人更高，也不比常人更差[3]。二来，由于科学共同体的角色发生了转变，科学家个人的道德已经不能保证科学不去危害社会。都江堰上游修建了紫坪铺水库之后，都江堰便成了一个盆景，它的分水功能成了一个摆设，上游水库不放水，它就无水可分。我们假如有某一个水利专家具有人文情怀，在水库修建的时候，拒绝画图纸，紫坪埔水库会因此而无法修建吗？对于一个工程而言，一个个人是无足轻重的。每年各大学水利系毕业不知道多少博士正愁找不到工作，投资方会轻而易举地重新招一个人顶替他的位置。而那位有人文情怀的仁兄，从此就会边缘化。再如，转基因作物共同体一直在努力推广转基因的大面积合法种植，致力于把转基因端上中国人的餐桌。可以想象，即使这个共同体有一位成员在个人道德的驱使下，拒绝乃至反对转基因研究，他也很快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挤出共同体之外。因而，科学家个体的道德自觉不足以改变科学共同体整体作为资本与权力附庸的角色。更不可能依靠科学家个人的道德自觉来保障科学共同体不危害社会。
五，警惕
人类社会需要寻找一种机制，对科学共同体进行有效的约束，防止科学危害社会。首先在意识层面上，需要改变以往对于科学家无条件的信任和信赖。我们依然可以相信具体的某一位科学家的道德是高尚的，但是同时，必须明白，科学共同体作为整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利益集团！当科学共同体宣称他们发明了某种对人类会有种种好处的某种新技术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欢呼，而是警惕！
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
[1] 参见：希拉·贾撒诺夫，《科学技术论手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感谢吴彤教授提供了此说及出处。
[2] 参见：刘华杰、田松，科学共同体”运作的神秘人物——细说“学妖”和“四姨太效应，科技中国，2005年第10期。田松、刘华杰，学妖与四姨太效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Steven, Shapin, The Scientific life,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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