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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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

[杜润生]

政权影响力可大可小,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最根本的一条,是民主制度能否适时而稳固地确立。缺乏民主制度,不仅会脱离群众,也必然腐化自己。因此,国家不能代替社会,人治不能代替法治,集中不能排斥民主。

1998年6月15日,广州市社科院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专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我国著名学者杜润生、吴象以及孙长江等同志出席了会议。本文是杜润生同志在会上做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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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值得我们纪念有很多理由,但是我觉得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

实践是一个大学校。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不断学习的20年。继民主革命之后,这些年又取得了一条大经验,就是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条方法,不是教条,我们不可被马克思本本上的某些具体话语和在一定条件下提出的具体结论所拘束。

马恩批判旧世界非常彻底、非常成功,得出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但他们并没有亲眼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历史,更没有亲眼看到东方的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不能要求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具体规划。存在决定意识,没有这个经历,怎么能产生具体认识?恩格斯只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作过一个简单的预测。他说,像俄国这个国家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更重要的必须有西方发达国家革命成功相互补充;否则夺取了政权也是保不住的。换句话说,只一个国家不能单独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历史的演变出乎马克思、恩格斯的估计。正好是东方的两个大国,共产党变成执政党,而西方资本主义成熟的国家革命没有成功。就是说东方这两个大国没有得到世界先进国家革命的支持,但却有机会夺取政权。这就表明必须是在实践中找出路,不能从本本上找出路。

现在前苏联解体了,70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全世界可能而且正在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怀疑。有位同志主张我们与其归咎于反马克思主义分子,莫如先归咎于自己的教条主义。在前苏联本来已经由列宁找到新经济政策的路子,没有坚持下去。十月革命以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实行余粮征集制,把三个人以上的工厂都收归国有。实行的结果是农民暴动、城市饥饿。后来列宁认为自己办了一件蠢事,他觉悟到不能由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于是在1924年提出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交换,废除军事共产主义,以利团结农民。但是1929年斯大林来了个大转变,实现全面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断加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将其作为建设共产主义的主要保障。斯大林否定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前苏联虽然一部分重工业、军事工业上去了,成为超级大国,但是消费品工业、农业长期落后,形成了一个短缺经济。人们生活长期困难,内部矛盾积聚过多过久,终于在国际经济竞赛中败下阵来。一旦遇到新情况,出现路线误导,就断送了革命事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值得重视,就是因为它反对了"两个凡是"。对才辞世的毛泽东尚且不能搞教条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不能搞教条主义。三中全会以前,提倡"两个凡是"的人主要是为了回避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所以主张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事都要坚决执行。有的哲学家就从反对"两个凡是"打开了缺口。孙长江等两位学者在胡耀邦支持下发表〈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人们的理论思考,由邓小平集中起来,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摆脱教条主义束缚,随之才有其后允许包产到户,肯定市场经济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重申初级阶段理论,实行公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决策。

(二)我想举两个实例,说明马克思主义是随实践发展的。

一是如何消灭阶级。过去我们都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要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所以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上无产阶级专政,要不断革命,不断开展阶级斗争。回顾过去几十年历史可知,毛主席晚年主要精力是放在改造阶级上的。"文化大革命"中总结出来,"与人斗其乐无穷"。要在社会上斗,要在公社里斗,要在炕头上斗,要在每个人心里斗,都要斗私批修。

就农村而言,农村的资产阶级一一富农已经和地主在土改时消灭了,毛主席把阶级斗争外延扩大,把中农分为三类,上中农、中中农、下中农,把上中农看成是动摇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城市里,大资产阶级消灭了,用没收的办法解决了;民族资产阶级,用公私合营的办法和平赎买了。但城市里还要追查资产阶级,于是就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这两种人,富裕中农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是真正物质占有关系界定的。一个是钱多一点,一个是知识多一点,是受雇于资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世界观有点问题。

划分阶级的文件规定,富农的标准是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的25%以上,这是很难评估的。所以农村错划了→批剥削阶级。他们和地主一起,已经成为被斗倒的死老虎。打死老虎没意思,于是有的地方把矛头指向富裕中农,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闹过退社。城市就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接受社会主义。反右派就是最大的一次斗争。地富反坏右,一个右字,打击了一大片。用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付出很高的成本,改造过来没有呢?不能说没有收获,但好多人本来是内部问题,斗成了外部问题,却是可以避免的失误。此后,又发展到在党内找资产阶级代理人,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社会主义理想教育,是不能不进行的,但不能将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不能轻易采用专政手段。允许自由讨论,辨论是非,才能形成共同的选择。我们讲阶级分析,忘记了最根本的一条,阶级怎么产生?产生阶级的社会根源是什么?那就是生产力发展不足。什么时候有贫困存在,什么时候就会出现资源垄断。有了资源垄断,就产生了阶级和阶级剥削。从政治上镇压,思想上斗争,经济上剥夺,对于真正的阶级敌人这是必要的过程,不能否定。但是不能仅靠这几个方面。因为最终消灭阶级分化根源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条更应给予足够重视。要把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协调一致起来。

从发展生产力要求出发,对于现在所有制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必须区别对待,凡是具备经济扩张能力尚能容纳新的生产力继续增长的所有制形式,就不宜简单地加以消灭,而应有条件地予以利用。我们可以收走农民的土地,全面实行公有制。但是如果农村还是自然经济,自给比重极大,总体上说是推行按劳分配,然而因为产品短缺,终究难免产生平均主义的分配。平均主义分配包括分配贫困。与此同时,在实际发展中就必然会由等级制的分配代替按阶级分配,也就会产生特权阶层。中国虽然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但在前苏联已见到这种变化。前苏联解体还不到两年就出现阶级分化公开化。现在俄罗斯有若干个大资本集团,这些新贵们都不是持有不同政见的反对派分子,大多是原来有权势的官员,也有一部分黑社会分子。原因就是苏联虽然已经成为超级大国,但是长期没有解决生产力充分发展问题,没有为彻底消灭阶级准备好条件。

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因为我们坚信将来无阶级社会一定会取代阶级社会。但是到达那个社会,还要有很长的过渡时期。

（选自《开放时代》杂志 1998年十月号，总第1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