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制是人类文明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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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的回应。笔者完全赞成他们提出的"把图腾制作为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来考虑"的论点，但是，"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与其说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不如说是"人类文明的起点"。俞、汤二位的论文为其论点提出的一个主要论据是，图腾制所代表的族外婚使人类脱离了动物界。我认为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本文拟根据从人科动物到现代智人进化的连续性，来阐述图腾制（"原初文化"）与进化机制（"自然选择"）之间的密切关联，以此证明"文明起源于人类的自然进化"这一合乎"达尔文范式"的结论。
1、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
达尔文指出："尽管人的理智能力和社会习性对他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对他的身体结构的重大意义，我们却也不能低估。"
对人的最有意义的身体结构是直立姿势。从距今五百万年的南方古猿开始，直立姿势就一直是人类的特性。极少数哺乳动物，如袋鼠也是两足直行的动物；但人类的直立行走比袋鼠的后腿跳跃有着更大的进化意义，人类的其他特征，如制造工具，语音能力等，都与他的直立行走姿势有关。不夸张地说，所有那些使得人类能够适应环境的特征都始于直立行走的姿势。在非洲发现了最早的人类化石的著名人类学家利基说："两足行走的起源是如此有意义的适应，以致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所有两足行走的猿都是人。"
既然直立行走是如此重要，人们也许情不自禁地要问：人为什么要直立行走？
"人为什么要直立行走"是一个错误的提问方式。从四足行走到两足行走的变化需要身体解剖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比如，人的骨盆矮而宽，呈盆状，而黑猩猩的骨盆窄长，腰部较长，两者的骨椎和四肢也有很大差别。解剖结构是一种遗传性状，受等位基因的控制。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基因的变异是随机的，没有任何目的，也不受任何意念的支配；具备了什么样的等位基因，也就自然地具备了相应的解剖结构；最初的人没有要直立行走的意愿，也不存在"为什么"要直立行走的问题。
需要追问的倒是另一个问题：人类直立行走的姿势有着何种适应优势？突变的结果能否保留，携带突变基因的个体能否繁衍成一个新的物种，这要由"自然选择"来决定。"自然选择"保留了突变所产生的直立的骨骼结构，并保留了与这一解剖结构相关的其他性状，具有这些性状的个体比没有它们的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产生了更多的后代，这是从个别人繁衍出人类群体的进化过程。那么，直立行走对于人类的生存繁殖有什么样的进化优势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个通行答案是"制造工具"说。这一解释首先由达尔文提出，后来有不同的版本，基本意思都是说，猿走出树林之后，没有充足的果实可供采摘，只能靠狩猎为生，因此需要制造工具；直立行走把猿的前肢变成了人的双手，而手是制造工具所必需的器官；脑容量增加使人能够掌握制造工具所需的技巧。总之，直立行走使人成为制造工具的动物，或者进一步引申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但是，考古证据不支持"制造工具"说。最早发现的四五百多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已经是直立姿势，但在同时期和以后很长时期，南方古猿使用的工具并不比黑猩猩使用的工具更复杂。只是在250万年前的地层里，才发现了与"能人"化石在一起的、明显加工过的石器。就是说，在最早的人直立行走二百多万年之后，人才开始用手制造工具，脑容量才开始明显地增长。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直立行走的进化优势不能用手的制造工具功能来解释。
在"制造工具"说之后，人类学家对直立行走的进化优势又提出了种种假说，包括"警戒天敌"说，"行走节约能量"说，"行走加采摘优势"说，"方便携带食物"说，等等，但最著名的还是洛夫伊乔提出的"父母共同抚育子女"说。他比较了人类的一些重要生殖特征：首先，雌性的黑猩猩和狒狒在发情期吸引雄性交配；而人类女性却没有发情期，男性需要与女性密切接触，才能成功地使女性怀孕。其次，与其他哺乳动物在哺乳期不怀孕的情况不同，人类女性能够连续地怀孕生育，需要男性帮助她们在生育前后照料她的幼子。由于这些生殖特点，人类男性和女性保持着长久的对偶关系，一对男女和他们的子女组成了"核心家庭"。男女有不同分工：男性负责供应食物，女性负责喂养孩子。直立行走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运用双手，男性用手携带、运送食物，而女性用手拥抱孩子并喂食。
洛夫伊乔的解释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招致一些批评。一种批评意见是，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其他人科动物以及早期人类普遍流行的群婚制和多妻制似乎表明，对偶制不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而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另一个困难是，如果直立行走使得人类能够比黑猩猩等更加成功地抚养后代，那么，古人类理应比黑猩猩有更多的后代。但是，古生物学的人口统计证据表明，南方古猿的幼儿死亡率高达53%至65%，比现存的黑猩猩的幼子死亡率高得多。
较高的死亡率可以解释，为什么南方古猿灭绝了，而与他同时的大猩猩、黑猩猩和狒狒却存活至今。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证明，光靠直立姿势不足以解释人类相对于其他人科动物的繁殖优势。
2、直立姿势的后果
早期人类的幼儿死亡率较高这一事实不独出现在南方古猿身上，也出现在后来的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等进化阶段。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安德烈·朗加内
说，在距今300万至15万年的时间里，只有两具完整的人骨化石，这并不能完全用人类化石保存困难来解释，因为人类很早就有埋葬死者的习俗，人类骨骼应该比其它动物更好地被保留下来，但事实上，人类化石其它动物化石少得多，"人们之所以找不到很多化石，是因为他们为数很少"。
为什么早期人类的人数那么少？一个明显的道理是，他们的人口增长率低，而幼儿死亡率高。这似乎与人类的直立姿势的繁殖优势相矛盾。人类的直立姿势的繁殖优势是很明显的。首先，直立姿势带来性交姿势的变化。其他哺乳动物采取雄性趴在雌性后背的姿势，而人类最普遍的姿势是面对面；面对面的姿势使双方身体全面接触，眼神对视，调动了视、听、嗅和触觉，感受到动物不可能享有的快感和性爱，延长了性行为的次数和时间。
其次，与直立姿态相关的其他身体特征，如无毛的面孔，突出的乳房，大臀部和薄嘴唇等，成为强烈吸引异性的体貌。哺乳动物的性吸引力通过雌性发情期的特殊气味来释放，雄性被这种气味所吸引而在这一时期与雌性交配。而人类却没有发情期，男女靠体貌特征相互吸引，任何时间都可发生交配。直立姿势造成的特殊的人类性行为及其心理机制增强了人类的生育能力和愿望，使人类能够产生较多的后代。为什么早期人类没有产生较多的后代呢？
我们的解释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人类直立姿势及其相关特征所产生的强烈而持续的性欲和性爱，既是一种繁殖优势，也增加了近亲繁殖的危害。近亲繁殖是乱交的结果。人们曾普遍认为，早期人类实行乱交，是动物本能使然。但据动物学家的最近研究，很多哺乳动物，如老鼠、狗等，都没有近亲交配的行为；长寿的、成熟期长的、智力水平较高的动物如象、猿等，近亲繁殖的现象更少。为了避免近亲繁殖，黑猩猩的群体采取"放逐女儿"的机制：幼年雌性黑猩猩断奶之后要离开群体，独居或到其他群体生活。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乱交不是动物的本能，而是早期人类特有的性行为。人类特有的性行为与他们特有的直立姿势相关。前面提到的人类体貌的性吸引特征，强烈而持续的性欲和性爱等特征，使人成为最"淫荡"的动物：人类的性交频率最高，乐意选择更多的性伙伴（这与洛夫伊乔的"核心家庭"的假设相反），因此增加了近亲交配的几率。
乐意选择更多的性伙伴与乱交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只有两种情况下，两者才会有因果联系。第一种情况是，不顾忌性伙伴的血亲关系，自愿地选择关系最密切的异性做伙伴（通常表现为群体内的乱交）；另一种情况是，虽然不愿选择近亲做配偶，但由于不能识别异性的身份，意外地把近亲当作性伙伴（如"俄底甫斯娶母"的希腊神话所示）。
上述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都有可能是产生早期人类近亲繁殖的直接原因。产生第一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人类比其他动物有更强烈的性欲。我们不能因为很多高等动物没有近亲交配的行为而否认早期人类也是如此，比如，在人上科动物中，狒狒比黑猩猩和大猩猩的性欲更强，在狒狒群体中近亲交配的现象就比较普遍；而人类比狒狒的性欲更强，似乎没有理由否认早期人类群体中没有普遍的近亲交配行为。产生第二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黑猩猩与人类在基因上有98%以上的相似，因此在行为模式上也有相近性。有理由设想，早期人类群体很可能也采取了黑猩猩群体的"放逐女儿"的行为模式。这意味着，成年男性必须到群体之外寻找配偶。但是，由于不能识别独居的女性的身份，他们无意中把自己的姐妹当作性伙伴。
生物学家证明，在任何情况下，近亲繁殖都会造成物种退化的有害后果；就人类而言，这些有害后果包括后代的死亡率高，智力低下，有遗传缺陷的比例高达30%-40%。在石器时期的严酷自然条件下，近亲繁殖的有害后果意味着，一个群体在短短数代之后就濒于灭绝。
导致早期人类的人口增长率很低的因果链条是：寻求配偶的范围越小，近亲繁殖的几率就越大，后代的存活率越低，群体消亡的速度越快。很多家族由于近亲繁殖的危害而灭绝的事实，很可能是驱使早期人类迁徙的动力。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早在150万年以前，直立人从非洲迁移到中东、欧洲、东北亚，或从中亚迁移到南亚、东南亚和澳洲；后来起源于非洲的现代智人在10万年前沿着同样路线迁移。
早期人类为什么要在如此大的范围内不断地迁移？这是一个谜。我们现在提出的解释可以揭示出这样一个谜底：出于对家族灭绝的恐惧。为了寻求没有血缘关系的配偶，早期人类曾经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地到远处去寻找配偶；就是说，繁衍健康后代和延续家族的愿望是他们不断迁徙的动力。
不断的迁徙固然减少了近亲繁殖的几率，但同时也增加了适应新环境的生存压力；特别是向北迁徙的群体，在冰河期的生活环境尤其恶劣。如果不能及时地适应自然环境的不利变化，一个小群体灭绝是速度不会慢于因近亲繁殖而灭绝的速度，不断迁徙并不能使早期人类摆脱群体灭绝的命运。为了摆脱这一厄运，他们既要世代生活在一个熟悉的（也就是近距离范围的）环境里，又要避免近亲繁殖。这是对早期人类存在和繁衍提出的严重挑战，直到现代智人诞生后，人类才得以应付这一挑战而成为地球上的主人。
3、乱伦禁忌的心理机制
现代智人起源于十万年前，由于他们与直立人和尼人有一段共同存在的时间，这就向人类学家提出了一个难题：现代智人与其他人种在共同存在时期是否发生了混合？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向来有"单一中心"说与
"多中心"说之争。按照"多中心"说，起源于非洲的现代智人在迁徙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中，与较早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其他人种通婚，他们的后代是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按照"单一中心"说，现代智人没有与其他人种通婚，而是取代了较早的人类，成为现在唯一存活的人种。
上述两种假说都有困难。分子生物学的分析证据表明，现代智人起源于十多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小群体。
这为否定"多中心"起源和支持
"单一中心"起源说，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按"单一中心说"，现代智人在迁徙过程中取代了各地原来的居民，这种没有融合的取代意味着消灭、屠杀，但困难是，现在没有考古证据可以表明，早期人类曾经遭受大规模的屠杀。比如，尼人和属于现代智人的克罗马农人曾经在西欧共同生活长达
数万年之久；距近三四万年左右，尼安德特人"神秘"地灭绝，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遭到过屠杀。
对于"取代"说和"混合"说，我们可以用一个取长补短的解释。在现代智人与早期人类长期共存的情况下，两者不发生通婚是难以想象的。从群体遗传学的观点看，相互通婚意味着群体间的"基因交流"（genetic
flow），但基因交流的最后结果并不是不同群体基因的混合。因为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不同群体的基因遗传给后代的几率大小是不同的，有利基因在混合群体中的分布频率越来越高；相反，有害基因的分布频率越来越低。又因为"基因漂变"（genetic
drift）的作用，在一个小群体（史前时代早期群体人数一般不超过50
人）中，分布频率很低的基因消失的几率很大。因此，即使智人群体与现代智人群体之间发生通婚，两者混合而成的新群体中不利基因的分布频率也是极低的。根据群体遗传学的这些原理，我们提出一个解释人类繁殖特性如何进化的假说，它由以下四个判断组成。
（1）、早期人类中存在着毫无顾忌地在亲属中寻找性伙伴的
"乱伦基因"，这种基因是造成乱交和近亲繁殖的根源，最终造成了早期人类的灭绝；（2）、在人类进化的后期，出现了现代智人的"乱伦禁忌基因"；（3）、当早期人类与现代智人的群体相互通婚时，"乱伦基因"与"乱伦禁忌基因"曾经混合在一起，但由于"自然选择"和"基因漂变"的双重作用，"乱伦基因"在人类新的群体中的分布频率越来越小，"乱伦禁忌基因"频率越来越高，这些新群体的后代数量越来越多，他们是现在生活在地球上人类的最近的祖先；（4）、没有与现代智人通婚的另外一些早期人类的群体保持着较高频率的"乱伦基因"，终因近亲繁殖的后果而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由于现在还不能为"乱伦基因"或"乱伦禁忌基因"定位，我们只能根据能够观察的事实来验证这一假说。
关于假说（1）和（4）的证据。近亲繁殖的危害已经为人所知。如果两个不同群体，一个有近亲繁殖的自然倾向，另一个没有这一倾向，那么，前者必然比后者有着较高的死亡率，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更加易于灭绝。查布罗（E.
Zubrow）根据考古证据，比较了现代智人与尼人的死亡率。他指出："死亡率只差1%这一似乎微不足道的优势，可使尼人在三十代之内很快灭绝。或者说，尼人可以在一千年中灭绝。"
近亲繁殖的危害足以说明尼人为什么被现代智所代替的原因。
关于假说（2）的证据。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在《人类婚姻史》一书中指出，近亲繁殖对后代有害，自然选择必然会淘汰那些有近亲繁殖倾向的物种，不可能想象，这一对动物界和植物有利的规律，不适用于人类；家庭中免于乱伦，主要不是法律、习俗或教育造成的，而是出于本能。他说："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并没有要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这种行为的欲望。一般说来，自幼就在一起亲密生活的男女明显地不存在那种恋情。"
根据他的观察，幼年起一直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男女彼此缺乏性吸引力，甚至连想到他们之间的性关系，都会产生厌恶感。
20世纪60年代两项研究结果表明，从小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男女确实有性排斥的现象。一项研究考察了台湾地区的童养媳习俗，童养媳和她的未来丈夫之间普遍缺乏性吸引力，他们长大后成婚的比例较低，结婚后离婚的比例也较高。
另一项是在以色列基布兹集体农庄进行的调查，农庄中的儿童生活在一起，长期的朝夕相处并没有培养男女之间的性爱，相反，这些农庄中的儿童（共125人）长大后没有一对结为夫妻。
这些证据使得韦斯特马克当年提出的假说通过了经验的检验。
关于假说（3）的证据。大多数社会学家不相信韦斯特马克关于人类有厌恶近亲婚配的心理本能的观点。他们举出历史上一些民族或群体（如古埃及王室）中近亲通婚的例子和社会中乱伦犯罪的事实，证明近亲之间的并无性厌恶感的本能心理。但是，他们所举的反证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支持韦斯特马克的证据只适用于现代智人，不能扩大到人类进化的所有阶段。现代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中两方面的证据表明，大多数人具有"乱伦禁忌"的本能心理，只有少数人有着"乱伦"的本能心理。这两种对立的本能心理分别受两种根本不同的等位基因控制，不大可能起源于同一人种，而很可能分别来自不同人种的基因结构。
在距今十万至五万年这段时间里，早期人类和现代智人的数量都很少。但五万年之后，现代智人的人口突然大量增加，世界各地都发现了他们的遗迹，而此时也正是早期人类灭绝的时期。现代智人的人口变化可以用假说（3）和（4）加以解释。即，距今十万至五万年是早期人类与现代智人的人群相混合的时期，由于早期人类中的"乱伦基因"和现代智人中的"乱伦禁忌基因"的比例相当，群体繁衍仍然摆脱不掉近亲繁殖有害后果，人口数量仍然很少。经过世世代代的淘汰，"乱伦基因"占主导地位的人类群体彻底灭绝，在其他人类群体中，"乱伦基因"的频率被降低到不能危害群体繁衍的水平；与此相应，"乱伦禁忌基因"在人类群体整体中占主导地位，使人类基本上摆脱了近亲繁殖的危害，人口因此突然大增。从那时起，人类基因的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除了战争、自然灾害和瘟疫等破坏，人口始终保持着增长；这与大多数人类群体都严厉禁止近亲繁殖的行为模式有很大关系。
4、图腾与乱伦禁忌
人类学家早就观察到，不同图腾的部落是血缘不同的群体，图腾是婚姻"合法性"的依据，其依据即乱伦禁忌。但是，如果人们进一步追问：在图腾与乱伦禁忌两者之中，孰为先后，孰为因果？对于这一问题，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展开了"百年争论"。
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三个问题：（1）、乱伦禁忌是人类的生物本能，还是社会文化的规则？（2）、乱伦禁忌是防止近亲繁殖的手段，还是为了实现一些基本的社会功能？（3）、图腾的本质在于生物性（乱伦禁忌的本能），还是社会性（一定的社会制度或思维方式）？
很多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如泰勒、弗雷泽、弗洛伊德、马林诺夫斯基、涂尔干、布朗、怀特、列维-斯特劳斯等，都认为：（1）、乱伦禁忌不是人类的生物本能，而是人类特有的文化，马林诺夫斯基、弗洛伊德和怀特等还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有乱伦冲动；（2）、乱伦禁忌的作用主要不是为了防止近亲繁殖（马林诺夫斯基甚至认为近亲繁殖对人类没有病理上的危害），而为了实现广泛的社会合作、交换等功能；（3）、图腾的本质在于它所体现的人类最初的、基本的社会制度或人类认识的结构，乱伦禁忌只是为了维系这些社会制度而派生出来的人为规则。但是，这些著名学者关于图腾性质的意见错了。我们下面以列维-斯特劳斯的一段话为例，分析他们的共同错误所在。
列维-斯特劳斯说："柏格森把图腾制度看作是一种外婚制的手段，外婚制本身就是一种本能的作用，这种本能试图防止发生在生物学上非常有害的近亲结婚现象。然而，如果确有这种本能，那么诉诸制度就将是徒有其表的做法。而且，这里所采取的社会学模式也将与启发它的动物学处境产生激烈的矛盾：动物是内婚的，而不是外婚的......倘若图腾制度的基础是生物倾向和自然感受，那么'特别地确定'每个氏族，'特别地'将它们彼此划分开来，就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也就是说，每个氏族都将会像生物物种一样，必然是内婚的，而氏族也会彼此行同陌路。"
列维-斯特劳斯在这里犯了双重错误。第一，柏格森肯定乱伦禁忌是人类进化所产生的自然本能，没有这种本能的人种都会因为近亲繁殖的危害而灭绝；韦斯特马克指出，现存人类有着乱伦禁忌的心理本能，这是已被科学研究的结果所证实的正确结论。列维-斯特劳斯反驳柏格森关于"乱伦禁忌"是人类的生物本能的观点，他错了。第二，现在我们还知道，很多动物也有避免近亲交配的本能。列维-斯特劳斯笼统地把动物的本能说成是内婚的（近亲交配），又把人类本能等同于动物本能，使用"如果图腾以人类本能为基础，必然导致内婚制"的归谬推理进行反驳，他又错了。
不过，列维-斯特劳斯在上述引文的前半段，倒是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乱伦禁忌是人类的本能，为什么还需要外婚制和图腾等社会制度来维系它呢？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诘难，其他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弗雷泽、弗洛伊德，也都曾提出过类似的诘难。确实，生理上的本能是不需要社会制度来维系的；历史和现实中都没有规定人们一定要吃饭、要睡觉的法律；历史上曾有规定适龄男女必须婚配的法令，但那只是为了满足国家对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本能。但这些著名学者混淆了"本能"的不同意义，他们没有注意到韦斯特马克的论点：乱伦禁忌是一种心理本能，而不是生理本能。心理本能是以自然的情感为基础的；乱伦禁忌作为性排斥心理，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是以男女之间的亲密感为基础。
我们指出血缘关系与家庭亲密关系的区分，对于理解导致乱伦禁忌心理的原因是重要的。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形是，家庭成员朝夕相处的生活而产生亲情，家庭成员之间自然有性排斥感，不需要社会规则或法律来禁止乱伦。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另外两种情形：（1）、兄弟和姐妹在性成熟期之前不生活在一起；（2）、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生活在同一家庭。情形（1）如王室或贵族的家室中单独养育的子女，兄弟与姊妹之间并没有自幼养成的亲密感，因而也没有性排斥感，长大成人之后婚配或乱伦的可能性较大。这一情形可以解释古埃及王室为何有兄妹通婚的习俗，也可以解释中国古代王室不时发生的兄妹乱伦丑闻（如
，春秋时齐姜与兄诸儿，西汉刘建与妹征臣通奸，等）。情形（2）如家庭中的过继子女，离婚的男女重新组成的新家庭中，父母各自在原来家庭生育的子女，他们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自幼生活在一起的亲密关系培养了彼此之间的性排斥心理，他们婚配的可能性很小。这种情形也可以解释中国古代童养媳的习俗为什么不能培养正常的夫妻感情。儿子与继母或多妻制中的庶母之间也没有自幼形成的性排斥感，因此历史上王室中，子"蒸"继母或庶母的丑闻也不少。
乱伦禁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规则之所以是必要的，那是因为有密切血缘关系的人由于种种原因自幼不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没有亲密感而有较大的乱伦的可能性，这里所说的"种种原因"包括上述情形（1），以及第二节谈到的因不能辨别亲属身份而把他或她当作配偶的情况。另外，乱伦禁忌作为社会规则的必要性还在于另一种情形，即情形（3）。这就是，早期人类所特有的"乱伦基因"虽然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被降低到最低限度，但在现代人类的群体中并没有完全消失；受这种基因的支配，极个别人与家庭异性成员虽有亲密感，但无性排斥感，很可能导致乱伦行为。据对美国乱伦罪的案例分析，母子乱伦的几率是万分之四，兄妹乱伦是千分之四，而父女乱伦的几率是千分之十六。
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统计数据。在数万年前，当智人刚刚灭绝时，他们遗留在现代智人群体中的"乱伦基因"的频率可能还要高一些，乱伦行为可能较多一些。乱伦行为虽然不可能成为常见现象，但对人类生存危害极大。用社会制裁来遏制乱伦行为，是完全必要的。
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仅靠"乱伦禁忌"的心理本能不足以有效地阻止近亲繁殖这一危害人类生存的大害。表达"乱伦禁忌"心理本能的社会规则首先是针对上述（1和(3)这样两种倾向于乱伦的情绪，但这一规则一旦形成，就带有普遍的强制性，不但适用于有密切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而且适用于没有血缘关系、但有家庭亲属称谓的所有成员，因而也适用情形（2）。
5、图腾制与外婚制
"乱伦禁忌"的心理本能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规则的维持，才能有效地防止近亲繁殖。为什么图腾就是这种所需的社会、文化规则呢？我们在上面谈到，对于因自幼不生活在一起而无亲密感的近亲，"乱伦禁忌"的心理本能不起作用，需要社会规则来阻止这部分人的近亲婚配。在现代人类的早期群体中，这部分人可能为数不少，他们分散在群体之内（如跟随不同的母亲生活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和群体之外（如为避免近亲繁殖而被"放逐"的女性）。为了阻止这部分人的近亲婚配，首先要辨认他们的血缘关系，图腾就是辨别血缘关系的标识；因此，毫不奇怪，"图腾"（ototeman）的原意是"他是我的亲属"。
在群体内部，图腾辨别子女的母系血缘关系，群体内所有母亲都有共同的标识，她们的子女不能通婚，这样就避免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和姊妹之间的近亲繁殖；儿子长成人之后，在另一群体中寻找配偶，而女儿则留在群体内部继承母亲的标识；这就是所谓的"母系社会"。
图腾最初是母系血缘关系的标识，也是防止乱伦的禁忌，它的规则是，相同标识的男女不能通婚。在母系社会中，男性没有独立的标识；在未成亲之前依从母亲的标识，成亲之后依从岳母的标识。由于父亲标识的不确定性，如果只是两个群体相互通婚，并不能防止双重表亲（男女双方的父母都是有着相同祖父母的表兄妹）之间的近亲繁殖，双重表亲的近亲指数为F
= 1/8，仅比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的近亲指数（F =
1/4）低一个级别。血缘关系如此接近的人群如果世代通婚，生物上的危害也非常大，现代人仍然难逃早期人类灭绝的命运。
图腾制的族外婚的复杂规则，可以使人类彻底摆脱近亲繁殖的危害。人类学家发现，这些规则是四分制和八分制等的级别；外婚的级别越多，配偶的血缘关系越是疏远。四分制是两个群体中的子女相互通婚，可以排除F
≤
1/4的男女之间的近亲婚配；八分制是实行二分制的一对群体（如A和B）的第二代（如A2和B2）与第二对群体（如C和D）通婚，第三代（如A3C和B3D）相互通婚，由此产生的第四代（如A4和B4）犹如恢复到第二代，但血缘关系疏远得多：第二代双重表亲的近亲指数F
=
1/8，而第四代是从表亲（表亲的子女），F=1/64；八分制可以排除F
≤
1/32的男女之间的近亲婚配。如果实行十六分制，四对（八个）群体隔二代相互通婚，可以排除F
≤ 1/64的男女之间的近亲婚配，第八代的F =
1/128。就是说，他们的血缘关系已经在"五服"之外，可以自由婚配而无生物上的危害。
图腾制不仅是外婚制规则，而且是文化符号系统。图腾是文化标识，以动物形象居多，也有一些植物形象，还有少数其他自然物或人工物的形象。作为血缘关系的标识，图腾仅有象征意义。从原则上说，象征意义是任意规定的，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成为另一件东西的象征。人类学家在现存的原始部落中发现，一些琐屑之物也可以成为图腾，如白人的烟斗也可以成为太平洋岛屿上原始部落的图腾，但这毕竟是例外；绝大多数的图腾都是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关联的动植物或者它们复合而成的形象。其所以如此，大概有下面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图腾是对家族的生存、繁衍极为重要的标识，每一个群体都会非常郑重地选择他们的标识，如同现在的父母为子女命名那样，只是古人没有那么多的吉祥语（这些抽象词汇是后来才出现的），而是选用那些对他们生活有着重要价值的事物作为图腾。在发明农牧业之前，现代智人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动植物是他们的生活资源。他们在动植物中选择图腾的理由也许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动植物的出现曾经伴随着好运，有些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有些是他们用来认识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手段，等等。我们现在还可以从神话传说中猜测一个部落选择他们图腾的理由，可以知道，这些理由都出于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和繁衍的重要事件。
第二，更重要的是，图腾制是标识的系统，这是一个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对亲属关系进行分级、分类的系统，如外婚制的四分制、八分制所示。图腾制的分类系统是以自然物的分类原则为基础的，只有对某些自然物的种类以及它们的从属关系有着细致的了解，才能够把这些自然物编织成象征亲属关系的复杂系统。一般来说，人们对与自己职业有关的事物最熟悉，观察得最细致，比如，染匠对颜色的敏感程度超出普通人。狩猎-采集群体中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动植物的观察和分类的细致程度是现代社会中的人无法比拟的。当他们用某一类动物作为图腾时，他们知道这类动物的种属关系，知道这类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关系，甚至与其他植物和自然物之间的联系。他们用这些事物来辨别有亲属关系的群体，就是说，分别以这些事物为各群体的图腾，这样就能够根据图腾事物的类别和层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辨别出这些群体之间的血缘关系的级别和远近程度。
以上说明了图腾性质的两个方面：外婚制的规则和文化标识系统。人类最初的文明正是沿着这两个方面产生发展的。第一，按照外婚制的规则，人类群体组织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并进一步产生等级制的国家；在宗法社会结构中，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的革命、国家、战争等文明起源的标志。第二，图腾制的文化标识系统最初是辨别亲属之间血缘关系的复杂网络，这一文化符号系统一旦发生后，便有独立地、自由地发展的空间，逐渐演化为崇拜的、宗教的和语言的象征系统，它们表现了人类最早的精神生活；与此同时，图腾制最初象征的外婚制和乱伦禁忌的规则逐步模糊，致使人们现在看不出人类最初的精神文明与人类长期的生物进化之间的连续性。以下分别从这两个方面阐释图腾制对人类文明起源的意义。
6、图腾制的象征意义
图腾制作为一种文化标识系统，其象征意义经历了图腾物崇拜，图腾禁忌，宗教，文字和姓氏，以及神话传说等阶段。
先说图腾物崇拜。图腾本来只是群体身份的象征，图腾物并不指称群体的真实性质，正如现在名字是"伟"的男子并不伟大，名字是"英"的女子并不是花。但是，图腾比现在个人名称的意义重要得多，它所象征的群体的血缘关系是个体成员之间的凝聚力所在，对于群体的生存和繁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图腾物本身或是该群体最熟悉和亲近的事物，或对他们的生活具有其他重要意义。因此，图腾物很自然地被等同于它所象征的群体的性质，成为群体的起源、始祖，或者是群体本身。在这样的情况下，图腾物自然地成为群体崇拜的对象。图腾崇拜使每一个成员获得共同身份的认证，使他们彼此认同，所有人都与群体相认同。这是一个没有个人身份和人格的历史阶段。
图腾禁忌是伴随着图腾物崇拜而派生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图腾并不必然带来图腾禁忌，图腾禁忌与图腾物崇拜也没有必然联系。图腾物崇拜是否伴随图腾禁忌，与选择图腾物的理由有关。如果当初选择的理由是图腾物曾经带来好运，被视为群体的庇护物，那么，对图腾物的崇拜同时伴随着不许伤害、亵渎它们的禁忌；但是，如果选择它们为图腾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它们最常见、最熟悉，那么，图腾物崇拜就只是对图腾物的象征性形状的崇拜，而对图腾物本身并无禁忌。后一种情况特别适用于牛、羊、猪等图腾物，它们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只是因为天天捕猎或豢养它们而对它们特别熟悉，而把它们作为图腾；即使后来把它们作为崇拜对象，一般也没有有不许杀害或食用它们的禁忌。这个道理有如一个姓牛的人会崇拜牛姓祖宗，但不妨碍他吃牛肉一样明显。
图腾的符号与最早的文字，特别是与表示家族的姓，有着渊源关系。最初的图腾标识是图腾物的具体画像。距今三万多年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洞穴壁画中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动物，应该是最早的图腾。一副画中的几百头牛可能是同一家族的群像，这表明，最早的图腾是家族个体成员的标识，家族中每一个成员与图腾物都有一一对应关系。直到人类的抽象概括思维发达之后，有了类概念，才有可能用一类动物或植物作为一个群体的标识。距今七八千年之后的彩陶上的一些绘画，也是图腾物的画像，如仰韶文化彩陶上经常出现的鱼纹、鱼蛙纹、鱼鸟纹，以及鸟纹、鹿纹等。值得注意的是，彩陶上的图腾物的画像经历了从写实纹样到写意纹样，从具体画像到象征图案的变化，在较晚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半坡文化彩陶上的鸟纹和蛙纹已经演变为波浪纹、螺旋纹和圆圈纹等。
彩陶上的图腾纹样可被解释为最早的文字，这些纹样从具体到抽象的变化表现了从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发展过程。如果把彩陶上那些象征性纹样与甲骨文做一比较，那么大概可以发现，甲骨文中的一些文字起源于图腾物的写意的、象征性的纹样。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对甲骨文的起源问题做出确定的回答，但自李玄伯提出"姓即图腾"的论断以来，很多学者都肯定，中国人最早的姓起源于图腾。
有人持不同意见，如，谢维扬认为，图腾被认为是氏族的祖先，而姓是氏族标志，不包含氏族祖先的含义；马雍认为，中国人的姓氏绝大多数起源于春秋战国的氏，而与图腾无关。
谢说没有看到，图腾与姓一样，也是氏族的标志，一开始并无始祖的含义；马说没有看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姓氏是从古姓演变而来的，而古姓是最早的文字，大多来自图腾物的画像。
距今四五千年出现的文字与更早的壁画、岩画和彩陶上的图画一样，都不是奢侈的艺术品，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史前人类并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他们之所以不惜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创作图文，是为了把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事情记载下来，其中意义最大者莫过于部落成员的共同身份和起源，以及为避免近亲繁殖而辨别血缘关系，这正是图腾的意义。他们用最早的文字记载各部落的姓，有指示和指代图腾两方面的意义，即：第一，指示图腾的标识意义；第二，指代图腾防止近亲繁殖的功能。
首先，古姓具有指示图腾标识的意义。从古姓的形体上可以辨认出来。中国最重要的几个古姓是动物形加女字构成的。事实上，最早的几个姓是动物形加女字构成的。比如，炎帝姜姓，"姜"字由"羊"和"女"构成；黄帝姬姓，"姬"字中的"
"（yi）在金文中写作
(si)，这是一个两犬相背，中有一个有耳有尾的四足动物的图象。
东夷族的祖先帝俊" "在甲骨文中是一个鸟的形象。
其次，姓用文字代替了图腾的防止近亲繁殖和外婚制功能。最早一批古籍中对姓的这种功能做了清楚的解释。《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晋语四》："同姓不生，恶不殖也。"《国语·周语中》："娶妻避其同姓，畏灾乱也。"《国语·郑语》："先王聘后于异姓，务和同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礼记·郊特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汉代的郑樵把姓对于外婚制的意义总结为"姓所以别婚姻"（《通志·氏族略》）。
人类各民族早期的神话传说也是从图腾符号的象征意义中衍生出来的。神话既不是历史，也不是虚构。按照缪勒的神话学理论，神话是在口耳相传的传说在转变成文字过程中，意义发生讹错而产生的。但我们应当注意，各民族早期关于他们祖先的传说不可避免地设计他们所崇拜的图腾，图腾的象征意义在世代流传的过程中难免发生歧义，最常见的歧义是把图腾物等同为部落的始祖。始祖没有个人称呼，图腾和古姓都是他的部落的"公名"。在没有文字之前，部落的历史世代口耳相传，在世世代代的漫长时间里，口传信息发生讹错的机遇很大。比如，"以虎为图腾的部落或属于虎部落的人"这句话，一不注意就会变成"一群虎或一只虎"，部落的始祖于是被当作虎。《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动物形的、半人半兽形的、合体动物形的祖宗神，这些实际上是部落图腾和几个部落的联盟所用的复合图腾。为了解释某姓的始祖如何生育后代，望文生义的理解又想象出"创生神话"。由于"姓"由"女"字和动物的象形字所组成，创生神话相应地分成两类：想象一个女人如何生育的的神灵感应神话（如姜原践神的足迹感应而生周人始祖）；以及想象神物生人神话（如天命玄鸟生殷人的祖先）。
在图腾物被等同为始祖的演变过程中，图腾崇拜也演化成动物始祖崇拜。把动物当作始祖加以崇拜，这是较晚出现的现象，发生在图腾的意义发生讹错之后。但是，由于最早的文字记载中有大量的图腾神话，给人造成了动物图腾崇拜的普遍性和久远性的错觉。
7、图腾制与宗法社会
人类文明既不是"超级人格"的少数领袖的创造（如汤因比所言），也不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如荣格所言），而是把人类进化的结果转化为文化的过程。与"自然"相对照，"文化"的意义是"人力所为"，如果人力的作为超过了人力不可作为的自然力，那么，文化的意义就是文明。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被组织起来的人力才有可能在一定的范围里超过自然力；因此，从自然进化到文化转化的文明起源必定以一定的社会结构为条件。在没有社会结构的群体生活中，早期人类和早期智人的"文化"（如石器和群居场所，等），都只不过是生物进化的自然产物。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人类才能有目的、有计划地把自然进化的进程转变为自己能够控制的进程。
人类最初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中国宗法制度的结构最早见之于《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弥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之迁之宗。"这是一个"家族树"的结构，即，一个家族分大宗和小宗，小宗再分大宗和小宗。大宗一直继承祖先的名号，所以说，"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小宗及其五代子孙与大宗共享先祖（从高祖始）的名号，但名号越来越远。五代之后，没有名号的小宗，与大宗如同路人。所以说，"宗其继高祖者也，五世则迁者也。"如下图所示。
国君 -嗣君（长子）-嗣君-嗣君-嗣君-嗣君
-别子（大宗之祖）-大宗-大宗-大宗-大宗-大宗
-小宗-继弥-继祖-继曾祖-继高祖
-小宗- 继弥-继祖-继曾祖
-小宗- 继弥-继祖
-小宗- 继弥
-小宗
《礼记》记载的是周代制度，但周代制度不一定起源于周代，周代沿袭殷礼，殷商沿袭夏礼。《礼记》中所描述的，很可能是文字最早记载的宗法制度，它的原型可追溯到史前时代。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一文字记载与图腾制的层次结构做一比较，不难看出宗法社会脱胎于图腾制的痕迹。
如上所述，图腾制按照事物的类别区分群体血缘关系，事物的类别有种际关系和种属关系，同样，图腾制也有层次和级别之分。杨和森的《图腾层次论》得出的结论是："图腾具有原生、演生、再演生乃至多次再演生等多层次形态。......这些通过多次再出现的图腾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仍能继续演生出新的图腾。古老的原生图腾经过多次演生之后，亦只徒具图腾躯壳，渐失其图腾实质，乃至被人们遗忘。"
比如，彝族的经典《勒俄特依》把最早人类的一支--"红雪"的后裔分为"有血的"（动物）和"无血的"（植物）两类；动物类又分为蛙、蛇、鹰、熊、猴、人六种，植物则分为黑头草、柏杨、杉树、水劲草、铁灯草、勒洪藤六种，它们是一级图腾。每一个一级图腾包括十几个二级图腾，每一个二级图腾又包括十几个三级图腾。
图腾的层次在古籍中也有例证。《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了郯子的一段话，他的先祖少曍以鸟为纪，以下又分：四凤鸟司历法，五鸠司民事，五雉司器物，九扈司农事。这里的凤、鸠、雉、扈既是各氏族首领的官职，也是这些氏族的图腾，这些图腾按照鸟的种属关系，把各氏族之间的血缘联系表示得一清二楚。
图腾制的级别和层次与宗法制度的结构有着对应关系：一级图腾相当于大宗，二级图腾相当于小宗，三级图腾相当于小宗的分支。大小宗在五世之内共享名号、五世之后才能自立名号的宗法制规则，相当于在图腾制中这样的规则：有共同祖先的人们在五代之内享有共同图腾，不准通婚；五代之后，才能以新的图腾作为外婚制的标识。
图腾制与宗法制的不同在于标识方法的不同：图腾制按照事物的种属关系标识，而宗室的名号可由王室赐予。至少从周代开始，实行赐姓、胙土、命氏的分封制度。古代"赐"与"易"通，赐姓即易姓，即《国语·周语中》所说的"光裕大德，更姓改物。"韦昭注："更姓，易姓也。"可知赐姓是变异姓为王室之姓的统治手段，以后的汉代赐外族以刘姓，唐代赐外族以李姓，都沿袭了这一手段。命氏是王室为新的宗室命名，命氏不再根据血缘关系，而根据分封的地名或官职等条件，从此，"姓"与"氏"分开，"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郑樵：《通志·氏族略》）。杨宽说："姓是出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名称"，"氏是西周和春秋时贵族所特有的"。
赐姓和命氏改变了古姓标识血缘关系的意义，因而也就模糊、抹杀了古姓与图腾之间的联系。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能从周代的姓氏得知宗法社会的起源，但从古史中关于古姓和图腾的记载，结合考古新发现，我们依然可以合理地推测从图腾制到宗法制的自然历程。由于按照图腾规则实行外婚制，人类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亲繁殖的危害，人口增长很快，一个家族每隔几代就要"分家"，分出去的新家族的图腾或者与原家族的一级图腾平行，或者是隶属的二级图腾。原生图腾分级演生的社会意义是，人类社会最初是有着共同祖先的人的亲属群体，他们按照血缘关系区分等级和辈分。图腾的级别后来演化成大宗与小宗、嫡出与庶出的等级，图腾内的辈分后来用亲属称谓加以区别；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的等级和辈分；辈分可以改变，而等级却是世袭的血统。可以说，图腾制的层级已经具备了宗法社会的基本特征。
8、图腾制与文明
图腾制造成的血缘宗法结构不但是人类早期社会的基本形态，而且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必要条件。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和国家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这两大文明成果都是图腾制的后续社会效应。
早期人类由于人口稀少，狩猎-采集方式可以维持生存需要。距今三万年之后，现代智人广泛使用图腾为标识，实行外婚制，人口迅速增长。距今1，2000年之后，随着第四纪最后一个冰川期的结束，适宜的气候使得人口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大。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是，人们过去没有认识到，从狩猎-采集方式到农牧业的转变是为了应付人口膨胀的压力。比如，柴尔德假定，农业发源于两河流域的湿地。另有人假定，埃及是中东地区农业的发源地，理由是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为原来需要采集的食品的种植提供了天然的条件。他们把最适合农业的自然条件作为首要原因。但是，20世纪40年代，在中东北部的伊拉克和伊朗的札格洛斯山，发现了比埃及和两河流域更早的农牧业的遗址。这曾使考古学家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农牧业较早出现在自然环境相对贫瘠的地区？
刘易斯·宾福德和肯特·弗兰尼莱提出的"适宜地区边缘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这一理论的要点是：（1）、早期人类社会用移民的方法缓解人口膨胀的压力；（2）、移民从一个中心区域出发向周围地区不断扩散，中心地区的自然条件最适宜，距离中心地区越远，自然条件越差；（3）、中心地区和靠近中心的周边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适宜，过多的人口被疏散，用传统的采集方式仍可维持富裕的生活，这里的居民没有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必要；（4）、从适宜地区迁移到边缘的居民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为了维持他们在原驻地的生活习惯和水准，他们把适宜地区的可供采集的野生植物带到移居地种植，由此发明了农业。
后来发现的更多证据表明，中东农业的起源地是横跨现在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北部、土耳其南部、伊拉克西北部的"富饶的新月地带"（Fertile
Crescent），农业革命从这里扩散到边缘地区和欧洲。
不管农业起源于"富饶地区"，还是"边缘地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是；那就是，产生农业的社会结构比单纯的自然条件更重要。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移民与他们的母体社会的结构关系，就可以看出，产生农业的社会条件是血缘宗法关系。首先，移民的母体社会是宗法社会，才能按照类似于中国周代分封新宗室那样的和平方式，把过多的人口疏散到周边地区。否则，解决人口膨胀问题的方式将不是移民，而是战争；过多的人口不是被和平地疏散，而是被屠杀或驱赶到遥远地区。其次，移民与母体社会保持着类似于演生图腾部落与原生图腾部落（或"大宗"与"小宗"）的依附关系，才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从母体社会获得发明农牧业所需要的支持。富饶地区有着发展较好农业的条件，或向边缘地区提供农业革命的成功，或提供发展农业所必需的条件，包括自然资源（如种子）、信息（如发现植物生长规律）和技术（采集经验导致种植技术），等。没有富饶地区的母体社会在这些方面提供的支持，边缘地区的移民是难以发展起大规模的农业和畜牧业的。移民社会只有在宗法社会的结构中才能与母体社会保持血缘关系和密切来往，才能获得发展农牧业所需的必要条件。
中国也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源地之一。农牧业发明期的中国也是各部落密切交往、融合的时期。徐旭生依据古史传说，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上古三大集团"的理论，以及苏秉崎依据考古证据，自80年代以来提出了"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对中国文明初期的部落的交往和融合关系做了充分的解释，兹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部落融合是外婚制范围扩大的结果，从图腾的变化可见这一趋势之端倪。较早时期，一个区域只有一个原生图腾，如西部羌人的羊图腾，和东夷的鸟图腾。但到部落交融时期，在一种文化类型的区域中，发生多图腾共存的情形，如仰韶文化遗址发现鱼、蛙、鸟、蛇、鹿等图腾，黄帝集团的图腾包括熊、虎、狼、等图腾，这些共存的图腾最后还复合成一个图腾，如龙、凤等图腾。共存的和复合的图腾的普遍性说明，外婚制的扩大使得原来没有血缘关系的部落相互通婚、交往、融合，被整合在统一的宗法社会的结构之中。在中国，宗法社会的形成与农牧业的发展是同步的过程，因为两者都是图腾制所体现的外婚制所造成的变化。
复合图腾是部落联盟的图腾，它是几个原生图腾的复合。复合动物图腾是由几种动物的部分拼合而成的，是自然界所没有的、想象出来的合体动物图形，如我们在考古器物上看到的鱼面蛇身的图形，以及《山海经》里描述的合体怪兽都可被看作是这种性质的图腾。中国古代崇拜的龙、凤、麒麟、玄武四种灵物实际上也是多种图腾拼合成的合体动物形象。龙的图形是蛇身、鱼鳞、兽头和四足的合体，麒麟是鹿羊牛马狼等动物的合体，玄武是龟蛇合体；又据《韩诗外传》，凤的图形是鸿雁和麒麟的身，蛇脖，鱼尾，龙彩，龟背，燕颔，鸡咀（卷八，《说苑·辨物》）。
复合图腾不是血缘关系的标识，也不像原生图腾那样，具有标识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层次和级别，比如，龙图腾中的蛇图腾和鱼图腾原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两大部落群，而不是起源于同一图腾的不同级别。复合图腾是政治权威的符号，只有部落联盟的首领才能使用这一标记（徽记或旗帜）。
我们说，复合图腾所代表的部落联盟是最初的国家形态。这一结论有什么意义呢？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有两派学说。一派侧重于经济的因素，认为劳动分工和区域经济的分工合作、技术发展、商业贸易往来、对农田水利等公共资源的管理等经济因素，导致了国家的诞生；
另一派强调，武力征服、政治兼并和思想观念融合对于政治国家形成，起决定性作用。
考欧 ( Michael Coe)
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可以并存：主要因为经济因素而形成的国家由不同的单位自然连接而成，被称为"有机国家"（organic
state）；主要因为政治因素而形成的国家由一个核心扩展而来，被称为"单系国家"（unilateral
state）。古埃及的中央集权国家符合单系国家的特征，而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美索布达米亚地区，多城邦并立的政治体制符合有机国家的特征。
但是，这两种国家类型都不能解释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
中国最早的部落联盟式国家既有多邦国的并存，又有一个权力中心；既是自然形成的有机体，但经济因素又不起主要的作用。这两种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都没有注意到，以外婚制为前提的宗法社会早已存在，国家的形成不是削弱这一社会基础，而是加强之。在中国史前社会，血缘关系是比经济因素更基本、更重要的自然纽带，它所连接的部落联盟兼有"有机国家"和"单系国家"的特征。在后来的发展中，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中"单系国家"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在秦汉之后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形态。即使如此，国家的宗法社会基础仍然没有改变。如果不理解宗法社会的性质和结构，就无法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形态；而如果不理解图腾制的结构，不理解外婚制的扩展过程，也就无法理解宗法社会的性质和结构。我们现在强调复合图腾所代表的部落联盟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正是为了突出外婚制和宗法社会对于理解国家起源的重要作用。
最后，我们用一个时间表来总结本文的内容。
距今5万年，人类人口和文化的"大跃进"开始。
距今4万年，精致的石器、骨器的发明。
距今3.5万年左右 最早的图腾出现在西欧洞穴壁画上。
距今3万年左右
现代智人取代智人成为地球上唯一的人种。
距今3-1.5万年 人类在世界各地的迁徙、流动。
距今2.5-3万年 墓葬表现出社会等级区分。
距今1万年 农业的诞生。
距今8千年左右 国家的起源。
从这一张时间表，可以看出，人类文明的起源是跟随着图腾的出现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至于这些事件与图腾制之间的联系，我们在文中已一一说明。卢梭把财产私有作为文明的开始，他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个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
现在，我们有理由把这句话改为：谁第一个把一个动物形象放在家门口，并想到说："这是我们家的图腾"，而且其他聪明人也照着他的话，做了同样的事，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
载《云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