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实录2

[快乐使者]

越南战争实录

第三十二章　针锋相对

美帝升级我痛击，来而无往实非“礼”；
军民奋勇战敌寇，以牙还牙敌凄凄。

　　印度支那会议的召开，有力地鼓舞了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就在会议结束两周后，1965年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表声明，随着美国侵略战争的升级，号召南方军民发扬决战决胜的精神，以百折不挠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决歼灭美伪有生力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动员一切力量粉碎美国扩大战争的罪恶阴谋。

　　民族解放阵线的声明指出：“过去10年多以来，美帝国主义者不断对越南南方进行干涉和侵略。近来，他们又把许多美国战斗部队开入越南南方，这些部队包括导弹部队、海军陆战队、B—57型战略轰炸机以及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马来亚等的雇佣军。”

　　声明继续说：“他们甚至疯狂地命令美国及其走狗的空军对越南北方和老挝不断进行空袭，面临彻底的失败，美帝国主义脱去了新殖民主义的外衣，完全暴露出它的十足老殖民主义者最凶暴的刽子手的原形。现在，他们不仅顽固地在越南南方继续进行罪恶的侵略战争，而且蓄意使战火蔓延到整个印度支那和东南亚。”

　　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者是日内瓦协议的破坏者，是最蛮横的战争贩子和侵略者，是越南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国向法国殖民主义者提供了26亿美元、数以10万吨计的武器和近千名军事顾问，企图扼杀越南人民独立和自由的愿望。法国从印度支那撤走后，美国侵略者随后跟进来，声称要填补这一“战略真空”。

　　“在过去11年中，美帝国主义者由于在越南南方执行了殖民主义侵略政策，已在‘援助’的招牌下投入了40亿美元，其中80％以上是直接的军事开支，在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受到美国统治集团特别的关心。”声明说，“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和美国现任总统约翰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天天注视着在越南南方的一切事态发展，檀香山已经成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头目以及太平洋地区美国将领每月举行例会讨论侵略越南南方的计划的地点。”

　　“为了牢固地控制和直接指挥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除了派军事代表团、军事顾问团外，美国还成立了以保罗·哈金斯为首的美军司令部，最近又拼凑了所谓‘美国—越南联合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事实上就是美国在南越操有最高权力的一个军事机构，并且被置于美国总统和国防部的直接指挥之下，以便加紧进行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声明说，“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使用了除了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和战争手段，来镇压和屠杀越南南方的人民，妄想实现他们唯一的目的，这就是把他们的统治强加在越南南方人民身上和把越南南方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

　　声明指出，在将近11年中，美国及其仆从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扫荡达16万次，杀害了将近17万人，打伤或拷打以致残废的人将近80万，他们在1000多所监狱里监禁着40多万人，强奸了数以万计的女性，被剖腹挖肝和被活埋的有5000多人，他们把无数的村庄夷为平地，并把500多万人赶到被诡称为“稠密区”、“垦荒区”和“战略村”之类的8000个集中营中。在很多地区撒放了化学毒药，毁坏了几十万公顷的庄稼和果树，而且也毒害了数万人。在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残暴铁蹄的蹂躏下，美丽而丰饶的越南南方已经变成了废墟。

　　声明在历数了美国侵略者战争逐步升级的罪行后，号召1400万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和人民武装部队，比过去更紧地握紧手中枪，大力发扬百折不挠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坚决完成下列任务：

　　——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成为盘石般的一个整体。

　　——全体人民武装起来，共同奋起，赶走美国侵略者和越南卖国贼。

　　——解放军和人民武装力量奋勇前进，不断地、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使他们没有一分钟的喘息时间，坚决地消灭他们更多的有生力量。

　　——农村人民继续起来摧毁残余的“战略村”，粉碎敌人的一切控制，扩大解放区，把村同村、乡同乡、县同县连成一片，把解放区变成巩固的战斗堡垒，敌人来了就打，每打必胜，决心保卫自己的家乡和土地。

　　——西贡、顺化、岘港和越南南方其他城市的人民，赶紧发展自己的革命组织，继续走上街头，举行示威，大力和坚决地在各方面加强斗争，要求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停止他们在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揭露帮助侵略者和把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出卖给侵略者的越南卖国贼。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和号召下，南方军民愈战愈勇，愈战愈强，南方军民反侵略战争的规模和歼敌数字也越来越大。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近一年来，南越解放军和游击队机动作战，进行了一系列的奇袭战、伏击战、攻坚战、围点打援战和反“扫荡”战，歼灭了美伪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据初步统计，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9月底，南方军民共歼灭美国侵略者近6000名，超过1961年到1964年12月底所歼灭的美军总数将近一倍。从1965年1月1日到10月4日，南越解放军全歼伪军的主力部队就达28个营（在1964年全年，全歼伪军8个主力营）。

　　南越军民在过去一年中愈战愈强，作战能力和战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在作战中机动灵活，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打了许多漂亮的歼灭战。南越人民武装过去在一次战役中，一般的只能歼灭整连的敌军，只有少数战役歼灭整营敌军。而1965年，在一次战役中全歼敌军主力部队一个营到两个营的胜利已经是相当普遍的了，在个别战役中甚至歼灭敌军一个团。据南方人民武装总部初步统计，其中歼敌500人以上的战役和战斗近20次，歼敌在千人以上和近千人的有平也、符美、巴拉、巴嘉、东帅、保邦、文相等战役。

　　1965年5月底，南越解放军在广义省巴嘉地区，一连3天猛追猛打，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美伪军精锐主力部队4个营3个连，共计1700多人。巴嘉战役的辉煌胜利，显示了南越解放军战斗力的空前提高，战术有了飞跃的进步。

　　5月28日晚，部队从远方赶到茶曲河岸。虽然经过长途的紧急行军，但没有一个人掉队。5月29日清晨5点45分，一部分解放军猛袭福禄，歼敌两个排。驻扎在鹅高的伪军第五十一团第一营营长阮文玉大尉，通过电台大叫大嚷：“向福禄开炮！管他的，死五六十个老百姓算得了什么，开炮！”6点正，阮文玉这个家伙把鹅高的第二连伪军调到庄山，他们趾高气扬地前进，哪里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解放军的伏击阵地。6点40分，解放军的一翼向敌军开火，转眼间就把这股敌人消灭了。

　　7点钟，阮文玉和两个美国“顾问”，其中一个是少校，一个是中尉，率领该营的第一连和第三连前来增援。这一回，他们可谨慎多啦。出发前，先命令鹅高的炮兵猛烈轰击前进道路。为了不暴露目标，解放军在工事里一动也不动。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冲锋的怒吼声响彻云霄，战士们矫健如鹰地一齐冲上去，紧紧地围住敌人。敌人的一切退路被截断了。经过一阵激战，敌人被全部歼灭。在禄寿广阔的田野上，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解放军活捉了成百名俘虏。这些俘虏垂头丧气地被押下战场，其中包括敌伪营长阮文玉。

　　在歼灭敌军第一营的同时，解放军另一部向鹅高发动猛烈进攻。到5月30日中午12时，敌军派遣一个团前来增援，其中包括三个营：第五十一团第二步兵营、伪海军陆战队第三营和第三十九别动营。在这次战斗中，解放军的兵力及火力都不及敌人，特别是在火力上，敌人超过了解放军的好几倍。但是，从指挥员直至每个战士，都怀着一颗强烈的复仇心。战士们再一次把刺刀插在枪头上，决心消灭敌人。

　　美国的飞机一批紧接着一批俯冲扫射、轰炸，企图解救伪军之围。但是，解放军防空部队的密集火网，迫使美机不敢低飞，战斗一直进行到傍晚。敌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一部分被歼，第二步兵营遭到沉重打击，别动营至死赖在笠顶山山头。三支敌军也不敢互相救援。

　　夜幕刚刚笼罩大地，阵地上升起了敌人的照明弹。残敌把兵力集中在3个防御点上。当晚，解放军指挥部传下命令：“今天夜里一定要彻底消灭全部残敌。”总攻开始了，经过彻夜战斗，到5月31日黎明，终于全部歼灭了残敌。此役，3天3夜，歼敌4个精锐主力营，共歼敌1700多人。

　　巴嘉战斗之后，1965年8月18日至20日，南方人民武装又在广义省北部平山县的文相打了个大胜仗。此役歼灭美军919名，击落多架飞机，击毁多辆装甲车和坦克。这一辉煌的胜利，使文相这个小小的村庄闻名于世。

　　文相东部和东北部临海，西部和西北部靠普静山。茶蓬河、第一号公路和铁路也从这里经过，在这次战斗中，美国侵略者出动了8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100多架飞机、大批装甲车和坦克以及10艘军舰。美军妄图以10倍于解放军和游击队的兵力，把当地爱国武装力量全部消灭。

　　8月18日清晨，美军耀武扬威地先用飞机大炮进行疯狂韵轰炸扫射，然后便分成多路向文相进犯。一路在装甲车和坦克的掩护下，渡过茶蓬河，进攻文相北面的安禄村。一路从海上登陆，企图进占安强，把文相东面封锁起来。敌人的主攻部队，则企图乘飞机空降到文相西南的隆平和南晏。文相军民决心粉碎美军的这次“扫荡”，他们给予敌人以迎头痛击。上午6时，北面的美军还没有踏上文相的地界，便在安禄遭到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截击。敌人用24架直升飞机送来援兵，不等这些美机进行空投，游击战士们从三面开枪，击落了其中4架。

　　在东南面，由登陆舰运来的美军，通过一个由20艘汽艇临时搭成的桥，企图在安强海滩登陆。足智多谋的游击战士，早在这里给敌人准备了坟墓。当这批敌军的先头部队刚踏上海滩时，一声巨响，地雷爆炸，10多名美军应声送了命，后面的敌人立即缩了回去。

　　在西南面战场上，上午6时，当美军直升飞机向南晏和隆平两地空降军队的时候，解放军和游击队的各种火力构成了密集的火网，打得侵略者抱头鼠窜，不少美国兵跌进陷饼，踏中地雷。不少飞机还来不及空降军队便被击中，有的坠毁，有的逃走了。敌人的第一次空降，就这样被粉碎了。

　　美国侵略者义改在普静山东面的玉香村南面空降部队，阴谋从侧面进攻解放武装力量，解放军和游击队机动灵活，时而在东面出现，转眼间又在西面冒出来，敌人空降到哪里，就立即被包围在哪里。空降到玉香村南面的敌人，被人民武装战士们从侧翼分割，被逐段地消灭，不一会战场就横七竖八地布满了美国鬼子的尸体。

　　到了下午，投到文相的美军已增加到6000名，但是解放军已经把他们分割成许多小块。在解放军和游击队的猛烈打击下，3股美军无论如何也没能会合在一起。这一天，敌军遭受惨重损失。8月19日他们躲进工事里，不敢露面。有些家伙忍受不了炎热，爬出工事，立即被游击队击毙。

　　8月20日上午，敌人又增调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沿陆路从北面上来。美国的飞机和战舰也进行配合。但是，在这次进攻中，他们又留下了成堆的尸体、坦克、装甲车的残骸。激战3天，文相军民歼灭美军900多名，击毁敌机数十架。

　　在文相大捷两个月之后，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又在嘉莱省波来梅地区打了一个大胜仗。经过一个月的围点打援，共歼敌2500名，其中有美国第一骑兵师的官兵1000多名。在这一个月的战斗中，美伪军接连遭到解放军4次最猛烈的打击。

　　第一次打击是从10月19日开始的。嘉莱省人民武装力量开始严密包围和进攻由美军指挥的伪军“特种部队”兵营——波来梅，揭开了这个地区一系列战斗的序幕。只经过5分钟极其勇敢和灵活的战斗，解放武装力量就全歼了朱豪前沿据点的敌人。同时，解放军猛烈炮击波来梅兵营，并缩紧包围圈，使兵营内的美国指挥官惊恐万状，不断要求增援。10月23日，美伪出动第二十一别动营、第四十二团第一营等大批部队从波来古赶去支援，当天下(w'ww'.'F'v a 'L'. 'c'n'福'娃'小'说'下'载'站')午5时，敌人的援军陷入了解放军的伏击圈。解放军战士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发挥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迅速地全部歼灭了这股敌军。在10月19日到29日连续10天包围波来梅和伏击援军的战斗中，解放武装力量共歼敌1018名，其中有美国侵略者35名，全歼伪军两个主力营、两个车队，击落敌机13架，击毁包括46辆坦克、M—113型水陆两栖装甲车在内的88辆军车，这场打援战，是解放武装力量在中部高原战场上消灭敌人机械化部队和步兵营最多的一仗。

　　第二次打击是从11月1日开始的，当伪军被围困在彼来梅并遭到惨败的时候，驻在附近安溪地方的美国第一骑兵师仍然按兵不动，不敢前去增援，等到11月初战斗缓和下来的时候，他们才派出军队在波来梅周围“扫荡”。但是，他们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从11月1日至6日，机智英勇的人民武装歼灭了两连美军。在这场战斗中，解放军诱敌深入，又使一连美军在波来梅西面13公里处陷入了伏击圈，遭到全歼，从11月1日至7日的这一周内，美军不但没有能够挽救波来梅地区的伪军，反而被解放军消灭近400名。

　　第三次打击是从11月12日开始的，解放军和游击队在波来梅取得连续胜利之后，于11月12日这大夜晚，同时进攻安溪的美国第一骑兵师主要基地和位于波来梅北面的保干机场。在保干地区，解放军进攻了驻在机场东北面的第二旅指挥所，消灭该旅第二营的全部指挥官，摧毁美军9个地堡和5座兵营，全歼这个旅的指挥部，打死打伤200名美国侵略者，其中有一批是飞行员，解放军用迫击炮猛轰保干机场，击毁直升飞机20架。从11月14日起，在波来梅西面25公里德浪河谷地区的朱邦山麓，解放军向刚刚空投下来的美国第一骑兵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展开多次猛烈进攻。11月15日，解放军又对敌人展开白刃战，全歼美军：个连共200名，击落“空中袭击者”式飞机1架，直升飞机3架。

　　第四次打击是从11月17日早晨开始。溃逃的敌人在朱邦山麓北面约5公里的地方，就遇上追击的解放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又死伤了一批。总计，此役共歼敌2500多人。

　　南越解放武装力量一年来还到处截击美伪军的车队，伏击美军的“扫荡”队，并且选择有利时机奇袭美军的飞机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据不完全统计，从边和大捷以来的一年间，南越军民对敌人飞机场进行了24次袭击，摧毁敌机达540多架，毙伤美国侵略军2300多名，其中摧毁敌机40架以上的袭击达8次之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重兵防守的帆港和朱莱机场都已遭到南越军民不止一次的袭击。在1965年7月1日对岘港机场的奇袭中，南越军民炸毁美军飞机47架、导弹发射台3座和其他许多军事设备，还打死打伤美国侵略者165名。

　　岘港和朱莱是美国在越南中部中区的两个大型军事基地。岘港基地包括供喷气式战斗机使用的机场、“隼式”导弹滑轨、大炮发射场，并驻有坦克和装甲车队和26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的司令部也设在那里。在朱莱，正如在观港一样。美国侵略者在一系列据点的中心修建了一个大机场，这个机场可供3个喷气式飞机中队（50至60架飞机）使用。驻在朱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有1万人。

　　美军还在岘港东南的诺曼地区修建了1个新的直升飞机的后勤基地。在诺曼驻有4500名美军，并且修建了贮存数千吨战争物资的仓库，一个可供100架直升飞机使用的大机场。

　　美军在朱莱、岘港和诺曼基地周围设置了一道严密的防御圈，有由铁丝网和地雷区构成的障碍系统、照明弹系统、雷达网和地下壕沟系统。除了固定的防御部队外，还可装备有M—113型装甲车和坦克的机动防御部队，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但是尽管防御如此严密，它们还是无法逃避广南省人民的严厉惩罚。

　　1965年10月27日晚上，继7月1日的袭击3个月之后，广南省解放军和人民再次对美国侵略者的巢穴岘港和朱莱给以沉重打击。在进攻前的几分钟，伪装得很好的解放军战士悄悄地向诺曼基地和朱莱基地的预定目标挺进。当预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进攻诺曼基地的解放军对机场发动了进攻。一排排的直升飞机着火燃烧，响起了震大动地的爆炸声。美军的工程器材和物资仓库地区也着了火。

　　南越解放军在20分钟的攻击里，迅速地解决了这个直升飞机基地，炸毁敌机70架，歼灭美国侵略者233名和烧毁两栖装甲车3辆。

　　与进攻诺曼基地几乎同时，南越人民武装同样准确、迅速和有勾地袭击了朱莱基地。大炮准确地击中了停放喷气式飞机的机场以及美国飞行员和空勤人员的宿舍区。整个战场上响起了“消灭敌人！”的喊声。在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一架又一架的喷气式飞机着火了。不过几分钟，解放军就全部击毁了57架飞机，其中有喷气式战斗机46架，击毁两栖装甲车3辆，歼灭美国驾驶员、军事人员和机械人员共300多名。

　　南方人民武装乘美国侵略者惊魂未定的时候，在10月30自凌晨，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摧毁了岘港基地防御圈内的一个由一连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守的据点。经过几分钟的战斗之后，他们歼灭了驻守这个据点的120名美军，缴获各种枪炮100件，并烧毁M一113型装甲车1辆。这次进攻对美国侵略者犹如晴天霹雳。

　　除了袭击美军机场，南越人民武装还一再神出鬼没地深入美国侵略者的巢穴进行袭击，一年来较大的袭击有：爆炸西贡美军军官宿舍，爆炸美国驻西贡“军事援助顾问团”总部，炸毁平定省归仁市美国军官宿舍，爆炸西贡美国大使馆，爆炸西贡“美景”水上餐厅，炸毁西贡伪“国家警察局”和突袭土龙木省伪行政厅等，在这些袭击中消灭了大量的美国侵略者。还有像8月4日晚南越解放军对砚港附近联沼美军大油库的袭击，一举烧毁敌人汽油将近2000万公升，全部摧毁了敌军的4个据点，毙伤敌人150名。

　　联沼油库建在美军重要基地岘港市附近15公里的海云岭的山腰上。它依山面海，地势险要，有利于防守。美伪集团还在它的周围建起了一系列碉堡群。油库平常由一连伪军防守。自从7月初岘港空军基地遭到解放军的袭击之后，敌上提心吊胆，又向这个地区增派了1营伪军，加强防守，并且严密控制这个地区的交通线。美国侵略军以为布防这样严密，油库就“绝对安全”了。

　　8月4日夜，广南省解放军向联沼油库进军。战士们爬到油库附近的山顶隐藏着。5日凌晨，一颗明亮的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焦急地等待着进攻命令的战士们像离弦之箭，迅速地冲向敌人的碉堡群，以猛烈的炮火连续向敌人的据点、火车站、桥梁、军营和碉堡射击，枪炮声震动着整个联沼地区。

　　据点里的敌军在解放军的突然袭击下不知所措，乱作一团。解放军很快地拿下了敌人的据点。接着，战士们向镇守油库两座大门的两个碉堡进攻。经过15分钟的战斗，解放军完全控制了这个地区。战士们冲进油库，向各个储油池猛烈开火。油池中弹后，燃起熊熊大火，整个油库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加上南风助威，火越烧越旺。火舌吞噬了房子、碉堡、车辆，连续烧了4天4夜。

　　解放军闪电式的猛烈进攻，使联沼地区的敌人措手不及，不能相互救援，直到解放军安全主动转移两小时之后，敌人的飞机才来侦察情况，并且在联沼的西南地区投弹。这时，敌人的军舰也向联沼开炮，但却击中了前来增援的自己的步兵部队，打死打伤45人。另一支来增援的M—113型两栖装甲车队在开往联沼途中，遭到游击队的伏击，最前面的一辆装甲车，被游击队的地雷炸翻，其余的都慌忙逃回岘港。解放军奇袭联沼油库的捷报，迅速传遍四方。

　　南越军民一年来还捣毁了很多“战略村”，单在1965年上半年就捣毁了近2000个。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的面积已占南越总面积的4/5，人口达1000万，占南越总人口的3/4。过去许多小块的、分散的解放区现在已连成大片，已把山区、平原和沿海地区接连起来。在中部中区，人民武装力量在1965年头3个月就解放了60万人以上，使这个地区获得解放的人口达到200万。可以肯定，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逐步升级，人民反抗的怒火将会愈烧愈旺！

　　越南人民在抗美救国斗争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有力的支援。

　　欲知详情，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三章　“同志加兄弟”

中越情谊如兄弟，齐心协力斗顽敌；
中国誓作大后方，抗美援越竭尽力。

　　中越两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正如胡志明在一首诗中所写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越南南方的斗争形势在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下，发展很快，美国的“特种战争”已经破产，“逐步升级的战略”也连连受挫。约翰逊吃睡不宁，正是在这节骨眼上，这位美国总统又飞抵檀香山召集军政头目紧急磋商越南局势。

　　“越共在南方势力发展之快，真叫人难以置信，但已是事实。如不迅速切断它的后援，西贡政权就危在旦夕，美国长期的军援就将毁于一旦。”约翰逊说，“若不加以制止地照此发展下去，中国的势力、苏俄的势力势必南下，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可能控制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要道——马六甲海峡，美利坚合众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将蒙受重大损失。到那时再下决心与共产党争夺，调整军事部署对付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对付苏俄在亚大地区的进攻性策略，就为时太晚了……”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务卿腊斯克听着约翰逊的分析，不觉打了个寒颤。一年前，在珍珠港决定了一项重要军事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实施后被称为“东京湾事件”（即北部湾事件）。国务卿腊斯克参加了计划的制定，驻西贡的前后两任大使洛奇、泰勒也在场，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信心十足。8月开始袭击北越海军舰艇基地、油料辅助库及其它北越军事设施。后来美军又轰炸北越交通线和工业城市，轰炸胡志明小道。

　　越南的故事，的确很让麦克纳马拉大伤脑筋。这位国防部长觉得空中轰炸仅能减缓北越的支援，而不能切断这种支援。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出兵从北越登陆，占领河内，彻底摧毁北越基地。麦克纳马拉脑海中曾多次浮现麦克阿瑟当年在朝鲜战场的危急关头，果断地派兵从仁川登陆，切断金日成部队的后勤补给，南北夹击十几万北朝鲜军队，并迅速向三八线推进的情形。对此，麦克纳马拉曾多次向总统建议，实施这一计划。但是，约翰逊认为，此举非同小可，关系重大，迟迟未能作出决定。

　　对于这位国防部长的主张，在五角大楼内部的看法也不尽统一。大家最担心的问题是：这样做，中国是否会出兵，是否会像朝鲜战场那样。他们对朝鲜战场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一些高级将领认为，只要美国军队接近越中边境，肯定会引起中国的干预！

　　麦克纳马拉对此有些不快：“如果我们前怕狼，后怕虎，会什么也干不成，只好束手待毙！”他忽然想到1945年9月23日，法军军舰运载两万军队在北越海防登陆，不久进入河内，把刚刚宣布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官员赶到了越北山区的情景。他突然兴奋起来，对着三军参谋长，对着其他五角大楼的军事要员说：“约翰逊总统5月30日对漫画家们说过，有人在作战，有人在受苦，有人死去，战争就是这样！总统6月8日在电视广播中宣布美军在越南直接参战，并没说不包括在北越登陆。为了平息越共的进攻，我们必须当机立断！”

　　万万没有料到，这项计划还在酝酿之中，就被一家报纸捅出去了。6月17日，伦敦《每日快报》驻华盛顿记者首先透露出这项重要决定：“这项计划将重复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将军的做法，当时麦克阿瑟决定在仁川登陆，切断北朝鲜的通路……对于这项计划，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得到美国参谋长的支持，而且已提交约翰逊总统。”顷刻，东西方舆论哗然。

　　更使麦克纳马拉大力恼火的是，在他拟定这项重大计划之前，就被善断多谋的胡志明所料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开始针对美国占领首都河内的侵略计划进行战备，同时，胡志明秘密访华，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帮助。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国际义务，对于越南的战事十分关心。一向把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看作是对中国的侵略，并把中国当成越南的大后方。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1964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郑重声明：“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力，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力。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坐视它遭受侵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在“北部湾事件”发生的第三天，8月8日，北京百万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兵、街道居民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北部湾事件”的第五天，8月10日，北京举行了10万人的盛大集会，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副主席、总理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等出席了集会。

　　然而，约翰逊无视这一切，他继续增兵越南。到第二年的6月8日，他公然宣布美军直接参战。战争再度升级，到1965年年底侵越美军增加到18.8万人，1967年增加到38.9万人，1969年增加到52万人之多。美国在越作战费用越来越大，到1969年财政年度达到300亿美元。伤亡人数骤增，到1968年下半年，每周平均死亡200多人，仅这一年美军死在战场上的就有14592人。对此，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十分悲伤，他经常吟咏英国吉卜林如下的诗句：

战斗的尽头是白色的墓碑，
把新逝者的名字刻上，
还有那阴沉的铭文：
“这里躺着一个傻瓜，
他曾想夺取东方。”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越南军民的斗争更加如火如荼。1965年2月7日，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取得夜袭波来古大捷，打死打伤美军234名，击毁击伤美机31架，摧毁和严重破坏美军宿舍52所。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火速赶到波来古机场，只见一堆堆飞机残骸，他面带愁容，不禁叹道：“真糟糕，大糟糕了！”随后两天，即2月8、9日，美国飞机和炮艇，大规模地轰炸、炮击越南北方的洞海市和广平省的其他地区以及昏果岛和永灵地区。

　　1965年2月10日，中国首都北京举行150万人的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反美斗争。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飘扬。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队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中越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战斗情谊。毛泽东记得，胡志明第一次秘密访华是在1950年1月底。他代表越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当时，新中国成立刚4个月，百废待兴。尽管中国面临很多困难，中国党和政府仍然作出果断决定。4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指示，从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选一个师（包括师、团、营三级）的全套顾问，从三野选调顾问团团部人员，从四野选调整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组成赴越军多顾问团。碰巧。15年后的春天，胡志明又来华秘密访问，胡志明这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美，上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法。

　　上次的援越抗法战役打得很漂亮。首先是1950年底的边界战役。边界战役前，越共中央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中国军事顾问团尽快入越，并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毛泽东派陈康将军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7月初率20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经了解情况，拟订了作战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人民军武元甲总司令和越军前线指挥部的一致同意。随后，陈赓的部分随员同顾问团的师、团、营三级军事、政治顾问，分别下到参战部队，协助战前准备和指挥作战。经过7昼夜的连续激战，越军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边界战役结束，陈赓回国。后来的红河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等，都是由韦国清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相继展开的。尤其是奠边府战役一举围歼16000余名法、伪军，宣告了法国侵越战争的彻底失败。

　　在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6万余支（挺），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信和工兵器材等，黄文欢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至1954年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是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的。”

　　抗法斗争依靠中国支援，抗美救国斗争还是要依靠中国支援。当胡志明主席来到湖南长沙与正在那里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相见时，两位老朋友握手拥抱。胡志明一向朴素，在他和毛泽东会见那天，还是穿着那身米黄色咔叽布中山装，胡须长长的，已经灰白。

　　宾主坐定，毛泽东先开口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气。”

　　毛泽东的乡音虽然很重，但是，胡志明都听懂了。胡志明的汉语水平很高，不仅能讲普通话，还能讲广东和上海话；对于中文，他不仅能看，还能写，他的中文诗词写得很漂亮。在他向毛泽东介绍了有关越南战局一些情况后，就从中山装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纸，这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的12条公路的示意图。

　　在胡志明访华前1个月，即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武元甲等领导人，受胡志明的委托，率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要求中国扩大援越规模并向越南派出工程兵、铁道兵和高炮部队。

　　对于越方，中国领导人可以说是有求必应。4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方针是：“凡你们需要，我们这里有的，我们尽力援助；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就那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4月12日和21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发出指示和作出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中国援越部队一、二、三支队。

　　4月21日，罗瑞卿总参谋长与武元甲会谈。

　　4月22日，杨成武副总长在北京钓鱼台与武元甲举行第二次会谈，就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商谈。

　　5月25日上午，当周恩来总理接到毛泽东主席关于与胡志明会谈的电话通报后，立即召集总参和交通部、外交部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落实问题。

　　周恩来向大家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继而转向交待实质性的问题：“关于交通问题，越方曾经向我们介绍说，由于美帝的封锁轰炸破坏，现在支援南方的海运减少，公路运输也减少。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继续组织海运，同时必须扩大下妄走廊，扩修支援南方的公路。他们的部队要南下修路，所以要求中国帮助修北方的路。这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了一个示意图，要我们帮他修12条公路。”

　　周总理一面说着一面从文件包里拿出一份公路示意图，铺在桌上。他稍微停顿了片刻，若有所思他说：“这些公路，工程很大。肯定不能同时并举，要分清轻重缓急。应该按照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综合考虑，但应以作战需要为主，这是轻重的问题；还有因地形地质不同，好修和不好修的这个难易问题。为了应急，有的道路可以先修简易公路，粗通即可，但又不能大简易，一下雨就冲毁了。总之，要按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来考虑安排计划。”

　　认真、细致，一抓到底，这是周恩来一贯的工作作风。为了把计划落到实处，他说：“修路的施工力量，以抽工兵部队为主。筑路部队要随时考虑到敌人的轰炸破坏，要做到随炸随修，关于对付美机的轰炸，我们的交通部、铁道部要把我们抗美援朝的经验介绍给他们。不过，要根据越南战场的新情况，不断总结新的经验。还要派一些公路和桥梁专家去，帮助越南研究抢修技术。同志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又是一个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做好，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为了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我看就由罗瑞卿总长挂帅，杨成武、李天佑副总长主持具体工作，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要听候调遣。”

　　周恩来讲到这里，呷了一口茶，随后以炯炯有神的目光看了看大家，又说：“同志们，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又比人家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帮助目前正在战斗的越南人民。过去我们常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现在援越抗美也是保家卫国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帮助越南就是加固我们的南大门啊！”

　　“同志们，我们帮人就帮到底。”周恩来说，“我们帮助越南修公路、铁路，还要帮助开拓水路。对越方的要求，要予以满足。目前越南斗争非常艰苦，敌人轰炸得很厉害。不管陆路、水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东西送过去。我们各个单位要以支前的精神，以战斗的作风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要以勇敢加智慧反对敌人的轰炸，战胜敌人的轰炸。……今天我讲了这么多，看看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

　　坐在周恩来旁边的杨成武摊开越南北方抢修抢建的公路示意图，提出两种兵力部署方案：“现场勘察还没做，但目前分析，一种方案是12条路展开作业，派兵10万；另一方案是先抢修抢建主要的5至7条公路，出兵8万，视以后进展情况再酌定增减兵力。”

　　随后，周恩来、罗瑞卿与杨成武等人围在地图旁边研究起来，大家倾向于后一种方案，不过等与越南代表团商量后再定。

　　“总理，”杨成武建议说，“能否由中央、国务院出面，成立一个支援越南小组或什么机构，便于统一组织行动？不然由总参抓总感到压力很大，许多事情并非一家就能拍板定案的。涉及面广，联系的头绪多，非有个组织协调不可。”

　　“总理，我们总参早有这个想法，也议过。”罗瑞卿补充说，“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希望总理早日定夺。”

　　“怎么样？”周恩来环视在座的国务院部委领导问，“我看可以嘛！”

　　经过讨论，当场议定：为了统一组织支援越南和统一处理有关援越的涉外事宜，即由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总政、总后、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总参作战部等21个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组成的协调小组，由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另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刘晓、杨成武、李强、李天佑等7人组成领导小组，对中央负责，掌握援越的方针政策和新增项目的审批事宜。

　　就这样，胡志明的一张“示意图”，从上至下调动了中国的方方面面。这一工作落实之后，胡志明就由董必武陪同到黄山休养。胡志明太操劳了，在那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里，他日夜工作，运筹帷幄。他长期疲劳过度，身体一天天消瘦下来。这次来中国，毛泽东和周恩来劝他一定要到黄山休息几天。

　　黄山巍峨奇特的山峰，苍劲多姿的青松，清彻不竭的山泉，波涛翻滚的云海，吸引着千千万万中外游客。早在1200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李白曾赋诗曰：“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升绝顶，下窥天目松。”明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赞称：“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w'ww'.'F'v a 'L'. 'c'n'福'娃'小'说'下'载'站')无山，观止矣！”

　　胡志明和董必武两位老人，并肩行走在青山绿水间，他俩一边观赏风景，一边交谈。山风徐徐，满目青翠，顿觉心旷神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来到一个大瀑布前，直见飞流直下。瀑布落涧，发出隆隆巨响，腾起滚滚白雾。

　　“九龙瀑”源于天都、玉屏、炼丹、仙掌诸峰，出丞相源，悬在千仞青壁之上，飞流九折而下，一折一潭，瀑折为九，故名九龙瀑；潭潴亦九，故亦名九龙潭。大雨之后，飞瀑宛如九条白龙，腾空起舞，气势磅礴，堪与庐山飞瀑比美，古人有诗赞曰：“飞泉不让匡庐瀑，峭壁撑天挂九龙。”

　　胡志明在黄山停留期间，应邀援越的中国部队一、二、三支队，两个高炮师和一个高炮加强团，正向中越边境集结。中共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组建下属四、五、六支队的援越抗美修筑公路指挥部，先遣勘察设计代表团将于6月底入越。

　　黄山风景虽美，但胡志明无心再呆下去，他需要回国，回到抗美斗争的前线。董必武特作《别黄山四绝》诗赠胡志明。其中两首：

美帝横行侵越南，三军十万逼凶顽。
披发缨冠将往助，那能闲逸看青山。

胡公更是当事人，好整以暇斗强横。
既荷子肩不愿卸，定将纸虎付牺牲。

　　胡志明也作《游黄山日记诗》回赠董必武。其中一首写道：

董公赠我以长诗，我欲作诗奉和之。
可是抗美救国事，完全占领我心思。

　　就在胡志明离华返越这一天，1965年6月9日，中国援越先头部队，浩浩荡荡出师友谊关，向战火纷飞、硝烟滚滚的地方开去。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四章　师出友谊关

暮色苍茫静悄悄，援越健儿出征了；
将士满怀歼敌志，抗美援越试比高。

　　援越部队要出发了，时为公元1965年6月9日晚8时。当夜，暮色笼罩大地。中国西南边境凭祥市至友谊关的大路上，停着经过精心伪装的漫长车队和各种火炮。夜，静悄悄的。没有车灯，没有喧哗。车上端坐着一排排头戴钢盔，身穿绿色军装，脚登“抗战鞋”的士兵。这是一支庞大的援越抗美的队伍，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和越南人民的厚望，就要开拔了。

　　随着出发时间的到来，车上渐渐骚动起来，有的用刚学会的几句英语说：“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随之是一阵轻轻的笑声。首长讲话了，队伍顿时静下来。前来送行的老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我代表军委、三总部来欢送你们！你们去执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援越抗美，希望你们为国争光！并预祝你们凯旋而归！”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握住先遣军指挥员王辉将军的手说：“我老了，不能随你们一道分享这个光荣，我向你们保证，当好你们的后勤部长。只要你们为祖国争光，所需要的物资，我们一定送到。祝你们光荣而去，胜利而归！”

　　公路上汽车、炮车马达轰鸣，震耳欲聋，无数车灯撕开夜幕，照向前方。这支部队越过友谊关，跨入越南国境，按指定路线向各自集结地开进。

　　友谊关，这座历经600多年的雄伟大关，几经变迁。它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当时关楼为土木结构，曾名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明朝永乐年问更名为镇夷关，清初改为镇南关。中法战争时，关楼被法国侵略者炸毁，战后重建关楼两层。抗日战争时期又被日寇炸毁。1949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镇南关。1953年，经中央政府批准，把镇南关改名为睦南关。

　　1957年重建关楼3层，为花岗石、钢筋水泥结构。

　　1965年改称友谊关。陈毅元帅手书的“友谊关”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用大理石精心雕刻，镶嵌在关楼拱式城门上。

　　友谊关地势险峻，饱经沧桑。

　　1885年2月，法国侵略军侵犯我国边境，清爱国将领冯子材，在关前隘口两山麓间筑3里长墙扼守。3月23日，冯子材指挥官兵同法军激战两昼夜，歼灭法军千余名，并乘胜追击，把法军赶出越南的文渊州和凉山等地，是为著名的镇南关大捷。关后有埋葬抗法烈士的“万人坟”。中法战争后，清将领苏元春和边疆军民，在边境上修建炮台、营垒、城堡130多座，安装大炮和其他各种火炮，并修3关，设58卡、64隘，筑路1000里，连成一个防御体系。

　　友谊关是中国通往越南交通要口之一。关楼城墙左连左辅山，右接金鸡山，峰峦峡谷，巍峨壮观。关楼四周的榕树、青松、翠竹，高大茂密，郁郁葱葱。白墙绿树烘托着巍巍关楼，使古老雄关显得格外雄伟壮观。将士们就要出关了，他们要告别祖国，他们要奔向硝烟滚滚的战场。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在默默地念说着：“再见，亲爱的祖国！再见，亲爱的父老乡亲！”

　　出关时，与王辉将军同乘一辆指挥车的是越南人民军东北军区黎副政委，他代表越南政府和军队先期到达南宁迎接中国援越部队。车队进入谅山，越南军民在夜里列队欢迎中国援越部队。王辉和黎副政委下车走向人群。越南人民军作战局长、越东北军区段政委激动地上前与王辉拥抱。前来欢迎的男女老少向战士们递香蕉和菠萝。中国年轻的战士们，激动地用刚学会的越语说：“谢谢！谢谢越南人民！”

　　车队到达蒙阳，天下(w'ww'.'F'v a 'L'. 'c'n'福'娃'小'说'下'载'站')起雨来。夜沉沉，雨淋淋，部队分3路加速前进。中路从东兴进入越南芒街，汽车、炮车冒雨行驶，向菇苏岛进发。东路从北海港登舰向吉婆岛开进。大量的火炮、工程机械昂首屹立在甲板上。舰艇全副武装，随时准备迎击美国从空中、海上的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海运登陆艇也像离弦之箭，在茫茫夜色的隐护下，组成战斗序列，向越南北方的锦普、鸿基等港口劈波斩浪，疾速前进。

　　大海茫茫，方向难辨。大批登陆舰、登陆艇在大海中冒雨颠簸。有的艇长索性拿着手电趴在艇头上导航。舰艇一会被抛向浪尖，一会又跌人深谷，海水哗哗地扑向甲板，雨水倾盆而下。菇苏岛没登陆码头，登陆艇要在几十米、几百米外搁浅。有的登陆舰装有重型装备，在千米之外就不能前进了。

　　“部队下海，把装备卸下海，用人力拉！”团指挥员急得头上直冒汗，“天亮前必须上岛就位，发信号！发信号！”

　　顷刻，甲板上的战士们跳入齐胸深的波涛。有的用粗绳系高射炮，有的拴空压机和拌合机，甲板上、海水中的人员相互配合，准备将舰艇上所有的武器装备、工程机械拉上岛去。

　　登岛的主要是工程部队，为了适应援越工作，这支部队实行了一种特殊编制，一个团下属三个工兵营，一个机械营，一个高炮营，还有85加农炮连，82迫击炮连，警通连，运输连，加工修理连。各个营除编有4个连外，还配有高射机枪排，重机枪排，无后座力炮排和通信排。每团4000多人。这样的编制序列完全是为了适应越南沿海岛屿的作战要求，为了满足越南政府的请求。部队要一面施工，一面守岛。

　　出国之前，工程兵领导曾向他们作过交待：“根据越方的要求，军委命令你们一方面援助越南尽快构筑沿海岛屿防护工程；一方面守备沿海岛屿，以防美军登陆。守岛是相对不运动不转移的战斗，打起来不可能很快派别的部队直接支援，你们要准备打恶仗！”

　　大雨哗哗，雷电交加，波涛翻滚。战士们在海水中吃力地移动着数吨重的机械和大炮。看到这种情况，团长十分着急。因为机械和武器上不了岛，火炮不能就位，天一亮，雨一停，美国飞机就可能临头，美国军舰就可能露面，那可就糟了！形势严峻，时间紧迫！

　　“同志们加油干呀！”团长高声喊起来。“嗨哟！嗨哟！”一个连200多人，排成4列，成人字型在海水中拖拉着空压机、拌台机和解放牌汽车。高炮分队，一个连一趟也只能推拉一门高炮。许多人脚掌被蚌蛎划出道道血口子，在海水中浸泡，痛得火辣辣的，但大家都顾不得这些了，经过奋力拼搏，终于在大亮之前，将上百部机械、几百问人炮、几百辆汽车和几十万吨物资全靠人力扛、拉、推，搬上了岛。

　　战士们舒心地笑了。高炮昂首对着天空，其它火炮黑森森的炮口朝向各个敌人可能登陆的海岸要地。

　　这个岛名为菇苏岛，是美军最有可能登陆的海岛之一。部队一上岛，一面准备战斗，一面紧张施工，构筑指挥所、炮工事、机枪工事和屯兵坑道。为了作好长期对付敌人的准备，按越南人的要求，大部构筑永备工事。施工用的水泥、钢材、木材全由汽车运输团和海运大队从中国口岸运送到各个岛上。许多岛上缺少砂石，有的没有淡水，得从陆地或其他海岛运来。生活用水、施工用水都得运送，这对海运大队是极大的压力。岛屿石质复杂，加之连绵暴雨，坑道坍方严重。部队常常为施工进度受阻和干部战士的死伤绞尽脑汁。年仅19岁的测绘员李永祥就在坍方中牺牲了。部队从集结到开进，从登岛到施工作业，连续几个月没有休息一天，风餐露宿，英勇拼搏，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在越东北沿海岛屿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不久，西贡电台广播：“中国共产党的志愿军开进越南北方，进驻东北群岛，接管了北越各岛屿和沿海的防御。”这一消息使美军不敢轻易实施原定在越南北方沿海岛屿登陆的计划了。

　　中国援越工程部队，施工进展神速。美国飞机不分昼夜地从第七舰队上起飞，轰炸扫射在各个岛屿上施工、守备的中国军队。然而，守卫在岛上的高炮分队和高射机枪分队，对美机的行动规律早就摸透了，一支队就击落美机114架，击伤124架。两名飞行员被俘。他们从怀里掏出早就用13种文字印好的请救书，其中中文写道：

　　“我是美国人，我不会说中国话，我不幸要请你帮助我找到粮食、住所和保护，请你同我到能使我安全和想法让我回到美国的人那里，美国政府一定多多给钱，谢谢你们。”

　　中国军队在各岛屿上的防御工程基本完成后，将一部分部队撤至沿海，构筑海岸工程。工程兵二支队第一二八团从杜拉岛来到下龙湾海岸。

　　下龙湾属广宁省，位于鸿基以南和海防市吉婆岛以东。面积1500多平方公里，分为3个小湾：东湾邻葫芦岛和翁门煤港；西湾界巡珠岛和吉婆岛；南湾包括明珠、云海、中门诸岛。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石灰岩岛屿若繁星密布，尖峰耸峙，形状奇突：或似千仞围屏，巍峨宫殿；或像窈窕美女，垂钓渔翁；也有像昂首的雄狮和卧伏的海象。黎朝皇帝黎圣宗《安邦风土》一诗誉之为“海上万峰群玉立，星罗棋布翠峥峰”。山多岩洞，洞内钟乳石组成各种景物，千姿百态，琳琅满目。有岩洞奇观之称的木头洞在崖壁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宽广，分为多层。外洞可容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耐人观赏。诗山为下龙湾名山之一，1468年黎圣宗出巡至此，看到风景如画，曾赋有汉文诗一首，命勒诸山腰，诗山之名由此而得。拜斋为著名避暑区。

　　下龙湾古时名称很多，在10世纪越南独立之前名安邦、绿洲、绿海，独立后名玉山、玉水。传说，从前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头，吐出颗颗龙珠，落进海里，化为岩石，耸立成山。据地质学家考察，这里若干万年前是高山地区，由于地壳变动，形成目前状况。

　　下龙湾又是军事要地，是海防、鸿基等重要城市、港口的海上门户。自北部湾事件后，美国飞机不断轰炸和扫射各个重要目标。夜间，照明弹布满天空，从天黑到黎明，很少间断，一旦发现可疑目标，就狂轰滥炸。援越工程兵第一二八团第八连就驻扎在下龙湾畔的一片树林里，他们担负全团施工的采石任务。

　　美国飞机的骚扰，严重地威胁着八连采石的安全。连队干部与战士们寻找对策。他们对采石场进行了伪装，山头上安装了高炮、高射机枪，时刻监视着蓝天。美机临空，必遭火炮、机枪的扫射。但夜间作业，灯火辉煌，敌机很易发现，为此遭受了几次损失。

　　吃一堑长一智，干部战士商量，为了欺骗敌人，制造一个假工地。说来也巧，当天夜里美国飞机就临空侦察。八连即刻关闭工地灯火，假工地却一片通明。美机接踵而来对假工地轮番轰炸。“炸得好！再来几颗！”八连的干部战士在一旁风趣地点数美国飞机投下来的炸弹。八连就是这样在美国飞机的眼皮底下采石作业两个多月，胜利完成了供应石料的任务。

　　然而，令人痛心的不幸灾难终于发生了。

　　1966年5月22日，越南北方天气晴朗，碧空万里。八连战士们工作了一个通宵和一个大清早，回到帐篷休息。突然警报长呜。这时正是上午11时。八连战士们从睡梦中惊起，提起枪冲出帐篷。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从海面上超低空飞来的12架美机，逃过雷达的监视，突然出现在八连驻地上空，进行疯狂轰炸。顷刻之间，750磅以上的重型炸弹接二连三地落在八连的帐篷中间。罪恶的炸弹夺走了正做午饭的炊事班的全体战士的生命。

　　八连的指战员们在敌机轰炸中临危不惧，连长很快组织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对空射击。两架敌机中弹起火，冒着浓烟，坠向远处山林。美机被击退了，连长带领大家马上清理现场，抢救伤员。万万没有料到，狡猾的3架敌机再度俯冲八连驻地。爆炸声惊天动地，连长身负重伤，指导员牺牲了，不少战士倒在血泊里。这时，已负伤的二排长马上挑起了指挥全连的担子。

　　当晚，中国援越工程部队第二支队指挥部的领导，第一二八团的团长和政委，参加了这些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中国死难烈士的葬礼。这27位烈士安葬在这青山环抱的树林之中。那些刚刚还在共同作战、施工、生活的战友，就这样突然地离去了，永远地离去了。八连的战士们泣不成声……

　　工程二支队入越以来，这是最惨重的一次损失，死亡27人，伤39人。但是，这支英雄的部队，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他们在越南东北群岛、沿海要地苦战了485个日日夜夜，出色地完成了工程任务。

　　1966年10月2日，工程移交书在河内签字。越方对中国军队完成的工程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在移交书上写道：

　　“中国工程部队援助越南东北地区建设的国防工事、水底电缆、通信线路等3项工程，工程量大，条件十分困难，但中国工程部队以快速的施工，超额和提前完成了计划任务。所有工程均按照越方提出的设计进行施工，所有工程都符合战术技术要求。工程质量高，工程抗力超过要求标准。整个工程坚固、适用，而且伪装好。”

　　1965年8月，中国援越高炮六三支队奉命入越，担负克夫至友谊关铁路线的防空作战任务。几乎与此同时，高炮六一支队，1965年7月20日接到援越作战命令，8月1日至8月8日全部到达老街、安沛地区，担任老街至仙建的铁路线防空作战任务。

　　8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高炮部队坚决做到不打则已，一打就力争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一定要以胜利的战斗，表达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英雄气概，体现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威力。”

　　9月的越南，天气炎热，中午的气温常常高达40℃，而敌机中午活动又很频繁，战士们常备不懈。10月5日中午，美机又一次袭击宋化桥。第一批F-4飞机从西南方向低空临近，战士们抓紧时机，集中火力射击。这时4架F-105又狡猾地从东北方向转入攻击。指挥员立即命令部队转移火力，集中打第一架、第三架，又击落一架。整个战斗集中火力射击8次，6次取得战果，击落美机5架，击伤1架，活捉1名美军飞行员，宋化铁路桥安然无恙。但是，团长程玉山却不幸在这次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程玉山所在的这个团，受命在谅山至北宁沿线机动作战，数月内先后转移13次，行程31000多公里，作战9次，取得了击落美机17架，击伤4架，俘1名美国飞行员的辉煌战果。

　　在半年的对空作战中，六三支队共击落敌机54架，击伤22架。六一支队半年内先后对77批、222架次美机作战49次，击落击伤美机各30架。

　　1966年2月18日，中国援越高炮六七支队接替六一支队，担负起安沛一老街的防空作战、掩护交通的任务。安沛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西北重镇，省政府所在地，是滇越铁路一个重要的物资转运站。

　　1965年1月，越南政府要求中国在安沛援建一个空军机场。新建机场位于安沛市西北4公里处，濒临红河，群山环抱，场地原有50多条山沟，地势起伏坎坷。担负施工任务的三支队到达时，安沛这座省城己被美机炸得到处瓦砾，弹坑遍地。支队领导提出“血染红河畔，铺出通天道”的战斗口号，激励部队一边修建机场，一边与美机作战，在敌机的轰炸袭扰下抢时间，争速度。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顶着连绵阴雨，冒着烈日酷暑，很快削平了59座山包，一片开阔的机场雏形展现在群山脚下，红河之滨。

　　在安沛建设空军机场，对美国侵略者是个巨大的威胁。美机在轰炸安沛市的同时，对机场工地也进行了不停的扫射和轰炸。5月6日，美国空军又出动各类飞机50架，对安沛进行残酷的袭击。六七支队驻安沛高炮部队当即迎头痛击，击落3架，击伤1架，活捉美国空军联队参谋长罗伯逊·诺曼尔中校。

　　在这之后，5月31日下午3时13分，侦察哨报告，安沛西南方向110公里处，发现一批6架美机向安沛一侧飞来。3时24分，西南方向相继捕捉到另一批4架F—105美国飞机的行踪。不到两分钟，敌机临近高炮阵地。一阵猛烈的炮击，头一架美机就翻滚着一头栽在阵地前，轰隆一声爆炸了。后几批敌机疯狂地向我高炮阵地袭来，数不清的炸弹在阵地爆炸，顿时安沛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许多战士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

　　时至下午4时7分，已经击退敌机9批22架的轮番进攻。此时，指挥员进一步意识到，战斗规模比预想的可能还要大，再次告诫部队：“节省弹药，打近战！”战斗打到4时32分，美机还在疯狂攻击。许多连阵地上弹药紧张，炮管、枪管超过发射极限。40°C的高温下连续作战，许多人中暑倒下，伤亡人数在不断增加。

　　中国炮兵越战越勇，美机的损失也越来越大。战至4时47分后，狡猾的三批美机又利用云块掩护偷袭中国的高炮阵地，妄图攻我措手不及。中国高炮部队早已料到这一手。部队又是连续地回击。虽然回击的炮弹不像对付前十几批那样猛烈稠密，然而命中率却很高，一架架美机被击落在阵地前。英勇的中国高炮战士以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安沛，保卫了越南的神圣国土。战后，高炮六七支队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由龙桂林率领的中国援越铁道兵部队，自1965年6月底进入越南后，在完成抢修、抢建铁路任务方面作出了惊人的成绩。当时，越南北方的铁路是以河内为中心的5条辐射状干线，即河内通往友谊关的北线、通往老街的西线、通往太原的中线、通往海防的东线和通往荣市的南线。各条都是轨距1米的窄轨铁路。这几条米轨线，路基、桥梁、涵洞标准低，质量差；主要桥梁又多是铁路、公路两用桥，桥面低，受洪水威胁大；又由于大桥、大站集中，目标暴露，容易遭到轰炸；加之缺乏迂回线，铁路联不成网，所以很难保证战时运输的需要。

　　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美机不断轰炸各铁路干线，企图切断中国大量援越物资的南运。由于美机轰炸的升级，越南北方的铁路运输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

　　根据中越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中国帮助越南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的铁路项目有100个。主要是改建北线和中线，新建克夫至太原的准轨铁路，修建铁路战备工程。此外还要为11座大小铁路桥梁进行防洪加固。根据这一庞大而又复杂的计划，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同铁道部先行派团、组入越勘察，同年7月和1972年7月，又两次派出铁路专家组到越南协助组织铁路保障工作。

　　越南的铁路多是法国人修建的。法国殖民者侵占越南后，于1889年开始筹建河内至同登的铁路线，到1908年才建成。在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斗争中，法帝国主义者在北方节节败退。退出越南前，对这条铁路线进行了野蛮的破坏，炸桥梁，毁车站，起道轨，整个铁路破烂不堪。

　　1954年8月，越南恢复和平，越南政府积极筹备修复这条铁路，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帮助。当时中国还不能生产这种米轨，毛泽东立即决定拆卸中国山西同蒲铁路上的米轨运到越南，并配备了相应的机车和车厢。在修路过程中，中国政府派出了许多有经验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加速了工程进度。仅4个月，就完成了河内一同登——睦南关的铁路修复任务。

　　胡志明向参加铁路修复工作的工人、干部和战士写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他在信中说：“同是这条铁路，过去法国人要10年才筑成；今天在人民政权领导下，我们在4个月中就修复了……取得这一成绩，首先是由于中国的慷慨帮助。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很多。然而，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还派出专家和工人同志来帮助我们。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亲密情谊，使我们非常感激。”

　　10年过去了，铁路严重失修；加上敌人的疯狂轰炸，铁路又遭到严重破坏。要使其重新运行，得需要动大手术；但是天大的困难也吓不倒中国援越的铁路战士。他们发扬了不怕疲劳、不伯牺牲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一支队抢修了宋化桥后，在河友线又接连抢修了北江大桥、安员大桥、市求第一便桥、圻罗大桥，还抢修了西线外合桥、中线的多福大桥。在1967年1—8月间，美机大规模轰炸同模车站、克夫车站、安员车站，铁路战士奋力抢修。克夫车站先后遭美机轰炸48次，其中41次受到严重破坏，指战员随炸随修，保证了铁路的正常运行。

　　1967年8月11日下午4时，美机出动了45架，多批、多方向地攻击了越南首都河内的龙边大桥，龙边大桥正桥长1681米，高约20米，共19空，中间铁路，两侧公路。它横跨红河，南连河内市，是通往河内的交通咽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重要的地位。这次轰炸，龙边大桥遭受严重破坏。一支队立即命令十团开通修建不久的轮渡码头，保证铁路运输，同时积极准备抢修正桥。

　　当时，正值洪水季节，红河急浪涛涛。深水特大桥的抢修，对于入越一支队也是头一次。战士们趴在离桥面17米高的梁顶作业。高空作业，上下困难，往往防空警报响后，还来不及下来，敌机已经临空。然而，整个抢修工作有条不紊。突然，一架绞车失控，工字钢缓缓滑落，载着8名战士的运料驳船正从桥下驶过。桥上桥下的人们惊呆了，一场船毁人亡的事故就要发生！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战士张天尧挺身而出，一把抓住制动杆，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他的一条大腿被下滑的钢丝绳绞断了。他咬着牙死死地把着制动杆，8名战友得救了，运料驳船得救了，可是张天尧昏倒了！为了表彰他的英雄业绩，中国援越部队给他荣记二等功，号召全体指战员向张天尧学习。就这样，经过18个昼夜的奋战，于9月30日提前开通铁路、公路，24小时内，顺利通过27列火车，5小时通过400多辆汽车和6万余群众。

　　在抢修被美机炸断的铁路的同时，一支队将主要兵力、物力集中在抢建新的铁路线和改建旧的铁路线上。他们克服了美机轰炸、酷热多雨、洪水泛滥以及不易就地取材等重重困难，于1970年6月5日提前完成了各项工程。据统计，一支队共新建铁路正线117公里，改造铁路正线362公里，抢建铁路战备工程正线98公里，新建铁路桥梁30座，隧道14条，新建和扩建各种铁路站、段20个，架设通讯线路1023对公里，敷设水底通讯电缆近8公里。以上工程总共开挖土石方和采砂石958万立方米。所有工程经双方检查验收，质量全部优良。

　　专家们认为，中国援越部队各项援建工程圆满完成，不但使越南河内以北地区的铁路干线的正线长度由508公里增加到554公里，而且由于整个线路系统得到改善，主要路段联络成网，因而运输能力成倍提高。仅河友一线的年运能力即由原来的146万吨提高到280万吨，几乎提高1倍，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战争的运输需要。

　　在帮助越南修建铁路、公路的同时，中国的海军在帮助越南开拓“胡志明小道”方面，也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就。

　　1965年前援助南方的物资有70％左右靠海上运输。对此，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坐卧不安，他决心下力气封锁海面。

　　1966年开始，美军派出近百艘铝制快艇在南方沿海巡逻，这些船只，在美国航空母舰和支援舰的火力掩护下，由南越伪军的帆船协助，每天搜查400O只左右的帆船、舢板和渔船。这样，中国和越南北方支援南方的武器装备、军需物资通过海上偷运就极其困难了。

　　为了保证对南方的支援，这时，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使用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境内的西哈努克港（即磅逊港）的秘密运输线。物资运到柬埔寨的鹦鹉嘴地区，再转运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的各个根据地和游击区。由于侵越美军剧增，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越南南方的游击队扩大为正规军，部队扩充急需许多重型装备；加之整团整营的运动战得以发展，消耗很大。这一切单靠西哈努克港的转运，已无法满足斗争形势日益增长着的要求。这时，一条通过老挝狭长地区的崇山峻岭，抵达越南南方各根据地和柬埔寨鹦鹉嘴的羊肠小道——“胡志明小道”就开辟出来了。

　　开始，在这条小道上只能人背、肩扛，后来逐步拓宽到能行自行车、牛车、板车和大象运输队。

　　1965年，10万多中国援越部队抵达越南北方，使北方能抽调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大批中国援助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大卡车，奔驰在“胡志明小道”上。有力地支持了南方的解放战争。

　　1966年夏，黎笋率代表团访华，主要成员有阮志清、阮文灵、武志公等。周恩来在人大会堂亲切会见了他们。周恩来在会谈中向越南领导人重申了毛泽东主席的话：“凡是越南南方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因此，越南南方部队身上穿的衣服，手中拿的武器，基本上都是由中国提供的。周恩来曾多次强调：“要把援助越南南方的问题，看作我国援外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事情。”他对运往越南南方战场的武器装备的包装，具体要求有关部门：“要便于运输，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蔽。”针对越南人的身材和体力，提出：弹药包装每箱最大重量也不能超过25公斤，大米包装每袋50公斤。毛泽东还嘱咐有关部门“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给他们制做的压缩干粮要分量轻，营养好”。

　　当时，为了满足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急需，中国军工部门还专门研究生产了专打直升飞机的20毫米的高射炮，为汽车通过弹坑而铺设的轻便桥，以及排除磁性炸弹装置等。这些在南方战场上均发挥了很好的效用。

　　在援越抗美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的武器装备，除数以几十万支（挺）的轻武器外，仅在1970年至1972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坦克300多辆，3000公里的输油管全套设备，8万件避弹衣。这些都是在中国国内紧急动员下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这一批批援越物资，大都是通过“胡志明小道”，通过穆嘉山口运到了越南南方。

　　历史公正无私地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

　　在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斗争的危难之时，中国政府应越方政府的请求，毅然派遣自己的优秀儿女，由炮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海军、空军、后勤运输等军兵种组成的30余万志愿部队，援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帮助越南人民赢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

　　但是，这段历史至今还是鲜为人知的，中国军队是秘密进入越南的，但所起的作用却是巨大的。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高炮部队和各工程支队的防空部队，在越3年零9个月中，共对敌作战2153次，击落美国飞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国飞行员42名。

　　中国工程部队援助越南构筑了北方岛屿、海防、鸿基等沿海城市和红河三角洲的防御工事，抢建抢修了横贯北越的7条公路干线和安沛机场，抢修抢建越南北方东西铁路干线和迂回连结的铁路线，从而构成了越南北方整体战略防御体系，保证了中国援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北方、南方，粉碎了美国侵略军妄图登陆北越占领河内的罪恶阴谋。

　　中国所以能作出这一巨大奉献，完全靠的是国际主义精神。谁都知道，当时中国的国力并不强盛，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尤其是在3年经济困难和“10年动乱”期间，中国人民依然节衣缩食，不惜作出民族牺牲，从道义上、物资上、人力上全力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和经济建设。

　　中国军民援助越南抗美救国的英雄业绩将永载史册，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万古流芳！

　　就这样，在中国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援下，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美国连连失利，约翰逊政府在1965年春天被迫宣布“停止对北方轰炸”，并寻求与越方举行“和平谈判”。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五章　虚晃橄榄枝

侵略别国为“独立”，蹂躏他人为“正义”；
手拿大刀唱和平，统统都是骗人戏。

　　由于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美国在越南南方战争连连失利，约翰逊政府在1965年春天，曾被迫宣布“停止对越南北方轰炸”，并寻求与越方举行“和平谈判”。但是，这一宣告并非出于诚意，仅是在公众面前作了个“虚晃橄榄枝”的姿态。时间不久，这一谎言就被约翰逊的言行和美国的战争行动所揭穿了。

　　1965年4月7日，约翰逊总统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说。他叫嚷美国“决不会撤退”，将“做一切必要的事情”来达到美国在南越的目标。说美国准备停止轰炸，准备“进行无条件讨论”，实际上则提出了南越人民放下武器，越南北方立即停止支援南方同胞，美国继续霸占南越等条件。约翰逊说：“越南离这个平静的校园是遥远的。我们在那里没有领土，我们也不寻求任何领土。这场战争是肮脏的、野蛮的、困难的。有约莫400名出生在充满机会和希望的美国的青年已经在越南的炎热的土地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为什么我们必须走这条痛苦的路呢？为什么我们国家必须为了一个隔得这样远的国家人民而拿自己的舒适生活、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力量去冒险呢？”约翰逊说，“我们之所以打仗，是因为如果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一切国家都能决定自己的命运的世界上，我 们就必须打仗。只有这样一个世界，我们自己的自由才能最后有保障。”

　　“目前在亚洲的世界不是一个宁静或者和平的地方。……这些情况为什么使我们感到关切？我们为什么呆在南越？”约翰逊说，“我们在那里是因为我们要履行诺言。自从1954年以来，每一个美国总统都向南越人民提供支持。我们帮助进行建设，我们帮助进行防卫。因此许多年来，我们国家作出了要帮南越保卫自己的独立的保证。我打算履行我们的诺言。如果不履行这种诺言，把这个英勇的小国交给它的敌人，听任它遭到必定会随之而来的恐怖统治，这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还说：“如果让越南听天由命，这将会动摇所有这些人对美国的义务的价值的信心。结果将使不安和不稳定程度增加，甚至招来战争。”

　　5月4日，约翰逊向美国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尽早拨款7亿美元来满足在越南“越来越大的军事需要”。约翰逊说：“从长远看，越南问题不可能用军事办法解决。我们必须寻找通向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曾经一再致力于开辟这条道路。我们仍然准备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同任何政府会谈。为了取得和平解决，我们愿意到任何地方去，讨论任何问题，听取任何观点。”

　　“我还对轰炸北越的必要性深表遗憾。”约翰逊又说，“轰炸本身不是目的。轰炸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较接近于和平的日子，在任何时候，只有停止轰炸有利于和平，我们就停止轰炸。我们还得记住，当我们开始轰炸时，几乎没有什么关于谈判的议论。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和平的呼声。现在大声说话的一些人，那时却一声不响，听任美国人和越南人在恐怖分子手里受折磨和死去而不提抗议。我们的坚定态度很可能已经使我们较前接近于和平。”

　　约翰逊5月13日，在白宫向美国时事漫画家协会发表演说时，继续贩卖“无条件讨论”的骗局，并说他“在继续并加紧探索通向和平的一切可能的途径”。并以此挑拨中越关系，胡说什么“现在到会议桌旁来显然符合北越利益”，但“共产党中国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不管盟友支付什么代价”。

　　约翰逊还为南越傀儡集团打气，鼓励他们继续斗争。他说：“人们必须为争取某些事物而斗争，南越人民必须知道，在冲突的黑暗隧道中经历了长期残酷的道路后，将出现较幸福的日子的曙光。只有这样，才能指望他们保持继续战斗的持久意志。只有这样他们的国上上才会有长期稳定与和平。”

　　继约翰逊总统讲话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和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相继发言或写文章，坚持要在越南打下去。麦克纳马拉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南越是东南亚反共斗争的基石，是中共理论的决定性考验的对象”。美国应执行现有计划，不能采取别的做法。鼓吹战争进一步升级，但承认爆发核大战，美将死亡1.5亿人。

　　威廉·邦迪在《美国在南越和东南亚的政策》一文中写道：“美国必须在印度支那填补真空，否则共产主义就会把它接管过去；如果共产党国家进行侵略得到成功，其内部演变过程就会推迟甚至中断。”文章承认美国在侵越战争中存在许多不利条件，但主张美国决不能撤退。文章说：“只要南越还准备打下去，撤出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牵涉到的东西是自由事业，这种事业我们是决不会不参与的。”

　　美国前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在一篇题为《我们在越南能够获胜》的文章中指出：“在越南的斗争，是战后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北越胜利，中国的做法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也会被迫采取更好战的立场，盟国将不再相信美国的保证，国内也将要退出世界而实行固守‘美国堡垒’的战略。美国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胜利的。”

　　“撤出南越正同把越南交给共产党人一样。这种做法不仅是轻率的，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洛奇文章写道，“在地理上，越南处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广大地区——东南亚的中心，这个地区拥有2.4亿人口，从北到南计2300英里，从东到西为3000英里。湄公河，世界10条最大的河流之一，在南越入海。在越南保持或具有影响的人，能够影响下列各地的前途：东边是菲律宾和台湾，西边是泰国和缅甸以及它们大量的大米剩余，南边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它们的橡胶、石油和锡。如果南越共产主义化，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将先后深深感到不安。”

　　洛奇文章最后说：“每当有一些风吹草动就着起慌来，这并不是美国传统。如果我们决定只关心美好的、平静无事的、有秩序的国家（不需要我们帮助的国家），而把所有狂暴的、棘手的、困难的地方都放弃给共产党人，那未我们很快地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狂暴的棘手的世界中，那个世界直接以毁灭美国为目的，将使我们现在在越南的努力看来好像是一杯最温和的红茶。”

　　约翰逊政府坚持和扩大侵越战争的政策，在美国国会和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辩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美国人民是坚决站在主张立即停止越南战争这一边的。

　　美国参议员盖耳·麦吉在国会辩论越南问题时发言说，“多米诺”理论是有道理的，南越如丢失，柬、泰、马、印（尼）、菲也将丢失；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主张谈判应从实力而不是从软弱地位出发，现在谈判“不能在任何方面加强或改善自由世界在那里的地位”。战后同苏联经过多次较量才使它受到遏制；现在指挥中心正在转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讨厌、最肮脏、最难得出定局的游击战”，因此，“必须在东亚划一条坚定的界线并坚守之”。

　　麦吉强调说：“历史赋予美国人民一项极其艰巨的却又是不可推脱的任务：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稳定界限。我们面临的任务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要棘手和更加复杂。我们为赢得这个机会已经付出的代价理应使我们每晚都做噩梦。我们如何对待这个机会，将决定历史发展的道路。”

　　然而，参议员魏恩·莫尔斯的发言却与盖耳·麦吉参议员的发言大相径庭，他认为越南战争再也不能打下去了。莫尔斯在一篇题为《我们必须离开南越》的文章中说：“10年前，美国在南越着手进行一项已经过时约100年的冒险。当英国、法国和荷兰结束它们对亚洲殖民地的统治的时候，美国却开始试图在亚洲大陆建立它自己的滩头堡。”

　　“虽然美国出席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拟订了法国从它的印度支那旧殖民地撤退的协议——它却拒绝在最后协议上签字。印度支那的一部——南越也拒绝签字。美国开始实行一项对南越的一个新总理提供大量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计划。这位新总理，据我们看，是最可能保持一种亲西方的倾向的。到了要在整个北越和南越进行日内瓦协议规定的1956年选举的时候，我们和在西贡受我们保护的吴庭艳认识到，胡志明的信徒不仅会在他自己的北越获胜，而且也将在南越获胜。南越拒绝进行选举。”莫尔斯指出，“在过去10年中，我们把我们的政策解释为帮助一个自由政府抵抗共产党颠覆政策。但是，南越从未有过自由政府。在南越存在的10年中，它的历届政府都是由美国替它选择出来并且是用我们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来维持的。”

　　莫尔斯写道：“西贡接连不断地发生政变和美国大使馆一个接着一个地拼凑政府，已经把我们的解释的欺骗性暴露无遗。被怀疑为赞成中立主义或赞成以任何谈判形式解决内战的领导人物，都被坚定地从政府行列中排除出去了。我们用来操纵政治和军事领袖的主要工具，是关于我们援助的各种威胁和诺言。在一个1400万人口的国家中，这种援助现在达到每年6亿美元左右的水平。这个数目并不包括维持驻在这个国家的军队、顾问和大批飞机的费用。”

　　“事实上，官方对于我们为什么呆在南越的解释，现在已经不用‘帮助一个自由政府’的说法，而大谈美国的安全和美国的威信是我们在越南的赌注。至少，这种解释更接近真相。事实是，在1954年法国人撤走的时候，美国接管了印度支那的这一部分。在我们自己挤进我们从前没有呆过的东南亚之后，使我们在亚洲的威信成为问题的正是美国而不是共产党人。”文章进一步指出，“凭我们巨大的财富，我们能够无限期地支持目前在越南的战争活动，即使战争活动扩大。但是，这个战争永远不会停止，因为只要我们在那里，并由我们选择西贡的统治者，就总会引起反抗。”

　　莫尔斯强调，美国现在的做法非但不能维持威信，反而在破坏威信，因此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文章最后说：“许多国家，东方的和西方的，都已经使自己适应的亚洲旧秩序结束了，我们最后也将这样。唯一的问题是，在此以前，为了试图拨回时钟，我们将浪费多少鲜血和金钱啊！”

　　在美国参议院辩论越南问题时，弗兰克·丘奇发言说：“我们的外交政策能够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我们曾经认为，国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和我们无关；现在我们又显然认为，国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和我们有关。在短短30年内，过分的孤立主义变成了过分的干涉主义。”

　　丘奇认为，美国要帮助亚非政府反共，力量有限，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持，美国就无能为力。西贡失败是因为缺乏内部团结。东南亚其他国家不是“多米诺骨牌”，它们抵御共产主义的能力是各不相同的。遏止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在其周围建立一系列稳定而独立的政府，故应通过协议使印度支那中立化。

　　“我们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我们的总统所担负的作出决定的重大责任。”弗兰克·丘奇说，“我们最后要记住，总统的印釜上刻着的是一只美国之鹰，一只鹰爪抓着的是一束箭，另一只鹰爪抓着的是橄榄枝。审慎地同时使用箭和橄榄枝，体现了我们要避免在亚洲扩大战争的最好的希望。”

　　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摩根索，1965年4月18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在越南我们是在欺骗自己》的文章中说，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都不会起决定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这将是美国最大的悲剧。美国必须适应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越南达成一个保全面子的协议；同苏联暗中合作来扶植一个“铁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美国在南越遭到袭击，濒临失败的边缘，但它决定把战争推进到北越，主要不是为了挽回败局，而是为‘从实力出发进行谈判’打基础。为了证明这个新政策是正确的，就必须证明北越是真正的敌人。白皮书的目的就是要提供这种证据，”文章继续写道，“直截了当他说，白皮书是一个惨败。它的论断和为说明这些论断所引用的事实矛盾百出，简直荒谬绝伦。”

　　“人们要问，卷入亚洲大陆上的一场内战而且不能赢得这场战争，是否提高了我们的威信？我们不能从这场战争中解脱出来，而且单方面把它扩大力国际战争，难道会得到更多的东西吗？今天法国的威信比它11年前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时候或5年前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时候的威信更低了吗？一个伟大的国家不是由于集中必要的智慧和勇气来清算一个正在丢掉的事业而赢得了威信吗？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尽量不计较自己的威信，难道不是伟大的标志吗？”文章最后希望和祈祷美国政府从现实出发，以免“把我们从今天所陷入的死胡同引向深渊的边缘”。

　　一向被认为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密切关系，被认为美国陆军在新闻界最权威的代言人、《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斯·鲍德温，在他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一开头就说：“我们应当怎么办‘逃’还是打？我们应当做‘鹰’还是做‘鸽’？有没有第三种选择——现在就谈判？”接着鲍德温列出了九种反对战争和主张谈判的说法并对此进行反驳。他说，“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他要求“继续对北越和老挝的越共供应线、兵站等等进行猛烈海空袭击”，“对北越进行无情的、大规模的轰炸（包括工业目标），并以海军的和陆军的炮击辅助空中轰炸”，“少则派3到6个师，多则派10到12个师”到南越去作战。

　　马克斯·约翰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军事编辑，是一个已退休的少将，曾先后任第八十步兵师参谋长，侵朝时期的第四十步兵师副师长和第八军副参谋长等职。他著文主张靠核武器取胜，说对付南越“现场”，最有效的是战术核武器；在老挝边界一带，可以用3到6个师进行封锁，也可以搞一个“核化地带”，从而不必派出大量兵力；对北越，单是空中轰炸不解决问题，必须入侵，但也可以用“气有控制的有选择的核轰炸”作为代替办法。

　　美国霍华德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伯纳德·福耳在题为《越南：痛苦的重新估价》一文中说，南越社会已经解体，战略村计划、山地民族工作等等相继失败，所有指标都说明“南越局势已大大恶化”，美国流行的8种可供选择的对策都不理想，美国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华尔特·李普曼著文说：“现在是时候了，应当问一问为什么在我们扩大和加紧越南战争的时候，我们在亚洲的地位却这样急剧地下降？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自从2月以来的3个月中，我们越来越大力地运用这个理论。结果是什么呢？同预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不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亚洲每个主要国家越来越大的反对。”

　　“政府应当仔细想想这个事实。它应当仔细考虑一下亚洲这样普遍地反对我们在亚洲进行的战争这一事实。”李普曼说，“亚洲人民中间的所有这种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富有的、强大的、白种人的西方国家对一个软弱而贫穷的亚洲国家进行的战争，是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非白种人进行的战争。”

　　“我们可以随意大谈我们如何为越南人的自由而战斗。但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这显然主要是一场美国人对一个亚洲国家人民进行的战争。”李普曼讲到这里直言不讳地说，“照我看来，总统遇到了严重的麻烦。他之所以遇到严重的麻烦，是因为他没有牢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西方白种人在亚洲作为统治者这个角色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永远结束了。西方白种人国家不能保卫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地，使之不受日本人的侵犯。这就结束了从15世纪开始的白种人在亚洲的统治。”

　　李普曼继续写道：“从那个时候起，尽管我们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可是最高的准则始终是：亚洲人必须由亚洲人统治，西方白种人国家决不可能同亚洲各国人民建立新的关系，除非他们找到一个可以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政治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基础。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实是极难理解极难接受的。他们难以接受同亚洲的这种新关系，正像美国有许多南方人很难接受学校和公共事业的非种族隔离化一样。”

　　李普曼指出：“我们在清除这些旧的成见和偏见以前是不会有能力处理亚洲问题的。我们将发现自己就像今天在越南那样，处于德国诗人所描述的那种困境：无尽无休地追逐着不断向前奔跑的欲望的目标。我们将发现，我们声称要拯救的那个民族是广泛地拒绝我们的。”

　　李普曼最后强调说：“在清除成见和偏见以前，我们将继续陷于困境中。对我们来说，亚洲问题主要是一个我们在理解历史现实方面的问题。在我们对亚洲的看法方面，将必须发生类似最近在我们国内取得的认识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认识就是：美国黑人必将成为完全的公民，而不是二等公民。”

　　随着有关越南问题的辩论的广泛开展，美国人民对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愈来愈不满，人民的反战运动，也在随着侵越战争的升级而深入发展。

　　从60年代起，特别是在约翰逊政府把侵越战争大规模升级后，美国社会兴起了工人运动、黑人运动和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各阶层人民反战运动。由于一部分工人和黑人相继加入到了反战运动的行列，使得这场反对侵略战争的运动的规模和声势显得特别浩大。

　　1965年，全国学生协调委员会带头抵制征兵，号召黑人青年不要应征去越南为保卫所谓的“民主”、“自由”而战，成为第一个公开反对侵略战争的美国黑人组织。位于密执安州安阿伯大学城的密执安大学的几十名教师，首创“暂停正常活动日”。他们联名发出呼吁，要求停课一天，以示抗议这场侵略战争。第二天，密执安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法罗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师们，采取了同样的停课抗议行动。

　　在这一年的4月中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带头组织了第一次“向华盛顿进军”。它从全国动员了两万名学生前往首都，在华盛顿纪念碑前集会，并围绕白宫示威游行，高呼“我们决不到越南去作战”等口号、抗议约翰逊政府的战争升级决定。在一些大学校园里，学生纷纷焚烧政府颁发的征兵证。联邦国会匆匆忙忙地通过法案，规定焚烧征兵证的人要坐5年监狱，罚款5000美元。这种法律根本不起作用，公众不屑一顾，焚烧征兵证的学生越来越多，迅速遍及全国。

　　1965年10月中旬，由一些学生团体联合组成的“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调委员会”，在全国几十个城市组织了近10万人参加的第一次“国际抗议日”活动。参加这个活动的波士顿群众接管了著名的波士顿公共公园，纽约市有1万人在曼哈顿岛上示威，奥克兰有几千人包围了那里的一个陆军基地。在1965年11月下旬，“越南日委员会”等团体组织了第二次“向华盛顿进军”。全国各地5万人参加了这次进军。示威群众将白宫大院团团围住。约翰逊总统为了避开群众斗争的锋芒，不得不离开华盛顿，回到自己的老家得克萨斯躲藏起来。

　　1966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反战学生占领了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开创了学生占领学校的先例。

　　1966年3月下旬，“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调委员会”，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了20多万人参加的第二次“国际抗议日”活动。1967年4月中旬，它第三次组织了这种活动，参加的群众在50万人以上。

　　1967年10月下旬这个学生团体又组织了一次“向华盛顿进军”，各地有十几万人参加。他们把五角大楼层层围困，同军警展开激烈搏斗，成为在美国社会上盛传一时的“五角大楼之战”。

　　与前几次反战运动不同的是，许多中年人和老年人也参加了这次“大搏斗”。有600多人被捕。

　　1968年，反对侵越战争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位于东海岸的纽约市和西海岸的］日金山市，斗争尤为激烈。反战斗争影响了这一年的大选，终于导致约翰逊政府的下台和汉弗莱竞选总统的失败。

　　约翰逊所说的“和平”不仅没有到来，越南战争反而不断升级。在此情况下，应越南政府的请求，中国空军出国参战，协助保卫越南北方。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章　鹰击南空

美国飞机发疯狂，“鬼怪”翻新见阎王；
雄鹰凌空战飞贼，万里蓝天凯歌杨。

　　自从1964年美国悍然空袭越南北方，中国西南边境便蒙上了战争的阴影。美军除对越南北方连续轰炸外，还经常出动战斗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挑衅。那时，我国驻边境地区的部队全部进入战备状态。他们日日夜夜严密注视着美军动向，以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

　　为了捍卫祖国领空不受侵犯，保卫西南、中南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空军对入侵的美机给予坚决有力的打击。同时，根据越南政府的要求，中国空军派防空部队出国，重点参加保卫越南北方的交通干线的战斗。

　　从1964年至1969年，美国空军入侵中国领空的飞机主要是无人驾驶侦察机和战术战斗机。当时美国空军使用的是BQM—1476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这种飞机体积小，飞得高，速度慢，电磁反射回波弱，雷达不易发现，生存力强。开始，由于对其性能和活动特点不甚了解，中国空军多次出动飞机拦截，都未获战果。对此，中国空军负责人亲赴前线，同指挥员、飞行员和战勤人员分析敌机性能、弱点和活动特点，制定相应对策。1964年11月15日，航空兵一师作战分队首次击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1965年1月2日，南宁作战分队又在广西灵山击落1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这两次战斗的成功，为对付无人驾驶飞机的作战打开了局面。空军总结推广了他们的战斗经验，随后美军无人驾驶飞机连连被击落。

　　美军空军在屡遭打击后，1966年改用性能更好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但仍逃脱不了被中国空军击落的命运。

　　1967年6月12日，美机以时速650公里，高度1.8万米侵入广西上空，航空兵三师飞行员刘光才驾驶高空侦察机，冒着与敌机相撞的危险，勇敢地接近敌机，相距180米时，用火炮攻击，一举击落敌机。以后，中国空军相继用机上火炮、火箭、地空导弹接二连三击落敌机。从1964年8月到1969年年底，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入侵中国南部领空97架次，被人民空军击落17架。

　　美国继U—2高空侦察机之后，又抛出了一种新型的“火蜂”式高空侦察机，骚扰我国领空，窃取军事情报。这种飞机先由“大力式”—C-130运输机挂载，飞至中国边境南海上空投放，入海南岛，经南宁、兴宁、厦门出境，在台湾、澎湖北回收。无人驾驶飞机脱离母机后，按预定侦察航线自动摄影侦察。其照相容积直径可达100公里，纵深数百公里，侦察航线长达1000余公里。它的特点是：体积小，雷达反射面小，地面、机上雷达都很难发现；它的飞行高度达1.76万米，时速920公里。这种飞机颜色很暗，飞行时发出一种凄厉的怪叫，中国空军指战员都叫它“讨厌的黑乌鸦”。

　　“黑乌鸦”被美国吹嘘为“世界上第一流的侦察机”。美国狂妄地说：“中国没有能对付它的飞机。”的确，中国人民空军要想击落它，难度是很大的。

　　1964年9月至11月，“黑乌鸦”连续4次入侵我国领空，我机4次截击4次失利。9月29日，我一架歼—7飞机在1.8万米高空发现敌机，发射一枚空对空导弹，因距离过远，未能命中目标。

　　10月13日，我一架歼—6飞机，在1.76万米高空发现敌机，攻击3次，炮弹打完也未击中要害。

　　“黑乌鸦”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空军指战员的愤怒。“我们到底能不能揍下‘黑乌鸦’？难道就眼瞅着人家在头顶上逞凶？不，绝不！”中国空军人员决心打下“黑乌鸦”，他们组织了“专打小分队”，经过勤学苦练，终于练出在歼击机升限高度作战中，快速瞄准射击、近距离攻击的过硬本领。

　　1964年11月15日，歼“火蜂”小分队的某部中队长徐开通驾驶歼—6机，在与“黑乌鸦”的交战中，旗开得胜。他在距离美机300米的距离内，果断机智地拉起机头，对准敌机腹部的发动机喷口，从230米一直打到140米，炮弹直穿发动机，终于将敌机击落。

　　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敌人停止使用这种飞机侵入中国大陆侦察，但是，敌人并没死心，不久他们对“火蜂”式高空侦察机进行了技术改进，高度由1.76万米提高到1.83万米，而时速由920公里降到800公里。飞行航线由长距离少转弯的平直飞行，变成曲折的、多转弯的飞行。敌机性能的改进给中国空军的攻击又造成了新的困难。一是我机升限到这个高度，速度就小于敌机，不能接近射击；二是我机在这个高度上速度小，飞机抖动厉害，飞行状态不稳定，平飞3—5秒就自动“掉高”。因此，要在这个高度上击落敌机只有两三秒钟可用。飞行航线曲折多变又造成了我机压航迹和跟踪上的困难。比如，1965年元月2日，我出动3批飞机截击入侵海南岛榆林港的“黑乌鸦”，都因在跃升的一瞬间，敌机突然转弯，未能形成攻击或未击中要害。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驻海南空军某作战分队的张怀连奉命出击。张怀连苦练出空中200米内开炮的硬功夫，判断跃升拉起观察角，误差最大2度；判断400米至200米距离的误差，也只有10—20米。当他到达战区时，敌机已离国境线不远了。稍有迟缓，它就会溜掉。“快！”张怀连无声地命令自己，迅速投掉副油箱，加大马力，一下子跃升到1.74万米，逼近了敌机。在200米左右，张怀连猛然按动了炮钮，从距敌175米一直发射到距敌机65米处，“火蜂”拖着一道浓烈的白烟向下栽去。在总结战斗经验时，张怀连深有感触地说：“在有相撞感觉之时，正是有效歼敌之际（距敌200米左右）。”这意味着飞行员首先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同时还要有精湛的技术。

　　在这次战斗之后，1965年4月18日，“黑乌鸦”又从1.83万米的高度入侵我领空，偷摄我导弹基地。张怀连又一次出征迎敌。他显得更加老练，信心十足。张怀连从1.65万米高度拉起，盯住压在头顶上的敌机。他目不转睛地瞅着高度表，在距敌机还有100米高度差时，张怀连驾驶的飞机像万顷波涛中的一叶小舟，强烈地抖动起来，情况十分危急。他索性不顾这一切，一面谨慎地修正航向，一面继续拉杆上升瞄准。终于和敌机拉平了，就在飞机自动下掉的一瞬间，张怀连按下了炮钮，3条火龙直扑敌机。“黑乌鸦”中弹起火。张怀连的飞机也失速反扣下去，在万米高空中翻滚。张怀连没有慌张，采用早就练就的一套动作，制服了下坠的飞机，在1.35万米的高度上恢复了平飞状态。张怀连驾驶着战鹰胜利返航。这就是中国英雄的空军战士。

　　在云南边防前线，中国空军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战绩。

　　1966年元月3日14时26分，我雷达在云南蒙自以南270公里处，发现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1架，从河口侵入中国国境，直窜蒙自，尔后经开远、马关地区回窜。中国空军驻蒙自高空作战分队共起飞歼—7飞机2架，歼—6飞机3架截击。航空兵飞行员鲁祥孝以时速1300公里速度向敌机逼近，用活动光环瞄准，在距敌880米时，一次发射火箭32枚，击中敌机。敌机残骸坠落于越南境内。

　　1966年2月7日，歼—7飞机又用机上火炮创造了击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战绩。2月7日14时20分，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高度1，83万米，从老挝琅勃拉邦向蒙自方向飞来。14时45分，从云南江城东南50公里处侵入中国境内，后经江城直窜元江地区。中国空军驻蒙自作战分队起飞迎敌。飞行员冯全民驾驶的歼—7飞机，以时速1440公里逼近敌机，一直跟踪到相距1000米，已经到了火炮的有效射程，而且已经瞄准，可以开炮射击。冯全民为了打得准，打得狠，继续稳杆瞄准。他想，即使打不中，撞也把敌人撞下来！到56分15秒，当距离敌机372米时，冯全民狠按炮钮，只用28发炮弹，当即将这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击落，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第一次在高空高速飞机上用机上火炮击落敌机的先例。在这以后，这支英雄的部队，又用这样的战法，接连两次击落了这种高性能的无人驾驶的高空侦察机。

　　人民空军以歼—7型飞机接连数次击落美国吹嘘的“世界第一流的侦察机”——无人驾驶高空飞机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空军不但有对抗“世界上第一流的侦察机”的飞机，而且能充分发挥人的因素，不怕牺牲，敢于近战，采取先进的战术动作，充分发挥歼—7飞机的性能，依靠机上常规武器，将敌机击落。中国空军使用歼—7飞机击落“世界上第一流侦察机”的事实，也为中国空军在高空、超音速、大速度差条件下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美国空海军入侵中国领空的战术战斗机，机型达几十种，而且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航行、电子对抗设备。而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主要是歼—5、歼—6型第一代喷气式飞机，只有少量歼—7型飞机，高炮是三四十年代的老式火炮。中国空军为了打击美国战术战斗机的入侵活动，一方面在接近中越边境地区的凭祥、蒙自等地部署了一些高射炮兵部队；另一方面，在部队中开展了打击入侵美军战术战斗机的战术研究和训练。因此，中国空军与美空海军入侵飞机的空中作战，一般都经过一个先失利后成功的过程，每击落一架敌机都是在战术上同敌人斗智斗勇，在技术上不断改进创新的结果。

　　在1965年7月中旬以后，随着侵越战争的进一步升级，美国空军在越南的轰炸地区不断北移，同时，对中越边境、海南岛沿岸和北部湾中国南部沿海的侦察、游猎活动骤增，“擦边”进行武装挑衅事件逐渐增多。对这种短暂擦边越界的挑衅行动，空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坚决予以打击！但反擦边作战，政策性强，不允许越出国界。这既是打军事仗，更是打政治仗。对于美机的擦边窜扰，我们既要从国威、军威出发，高度发扬积极作战精神，敌来则打，打则必歼，决不犹豫；又要以政治外交斗争着眼，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能随心所欲，随便就打，造成政治上的不利。这就要求指挥员通观全局，善于捕捉战机，决心正确、果断；领航引导必须更加准确，飞行员的动作要神速。我航空兵采取隐蔽出航，在指定空域待战或紧急起飞直奔战区截击的方法出动，以达到打则必歼的目的。”

　　在1961年5月至1973年3月，历时12年的美国侵越战争中，美国空中力量是用F—4、F—105掩护攻击机进行轰炸，以此争夺制空权和用之于空战。其中F—4是第二代超音速歼击机，飞得快，爬得高，有导弹，机上设备先进，是当时美国性能最好的飞机。美国军方曾夸口说：F—4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战斗机，谁也奈何不了它。并给它起个别号叫“鬼怪式”。

　　1965年4月以后，美国侵略者在越南战场上，进一步疯狂扩大侵略战争，同时，也不断地派遣飞机侵犯我国领空，进行军事挑衅，经常出动的飞机就是“鬼怪式”F—4。由于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主要是歼—5、歼—6型飞机，在飞行速度、高度和武器装备方面均较F—4差得远。为了制服F—4型“鬼怪式”飞机，中国参战空军首先对F—4的性能、特点作了分析。这种飞机最高时速可达2336公里，但不能超过5分钟，最高高度为2.16万米，作战半径在1.2万米高度可达1000公里。机上雷达探测范围为上下左右60度，最远能在80公里发现目标。攻击武器一般带有4枚雷达制导的“麻雀Ⅲ”导弹，还可增带4枚“响尾蛇”导弹。但是，F—4也存有不少难以克服的弱点。它体大、身重（全重达25吨），高速度飞行时惯性大，操纵反应慢，编队活动受到限制，转弯半径大，水平机动性能差，当处于被动时，只能增速逃窜。由于飞行速度大，加之飞行员防护头盔的影响，搜索视角小，目视发现能力差，主要靠机上雷达来搜索发现，实施攻击。当双方进入混战状态时，其雷达难以分辨敌我，导弹不易获得稳定发射条件，不利于格斗。F—4机上无枪炮，近距离没有自卫能力，而导弹又受各种发射条件限制，“响尾蛇”导弹只能从尾后攻击，也不能面向太阳方向发射。“麻雀Ⅲ”导弹则易受对方无线电干扰，而且发射后不能脱离，需跟踪到导弹爆炸，因此近距离难以发挥作用。F—4机上雷达的波长在中国空军飞机护尾器接受范围内，在5—6公里即可听到信号，我机可机动摆脱威胁。

　　与此同时，中国航空兵还分析了F—4入侵我国领空活动的规律。它们多利用复杂的气象条件入侵。入侵活动一般只4—5分钟，速进速出，使我机起飞不及。根据以上敌机的特点和情况，中国空军参战部队制定了灵活的战略战术。为了狠揍“鬼怪”，航空兵部队在确定设伏的有利截击地段，用歼—5飞机进行“低空、奇袭、近战”的战术演练，从思想上、战术上做好升空作战的充分准备。

　　空军地勤人员不辞劳苦，不分昼夜，精心地维护着战鹰；雷达兵战士面对繁多的固定回波，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把探测范围内固定目标的回波形状，牢牢地记在脑子里，练出一套能在敌机施放干扰的复杂情况下，从固定回波中鉴别敌机的过硬本领。高炮兵指战员们，头顶烈日，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中国驻南疆的空军部队，已布下了捕捉“鬼怪”的天罗地网。

　　1967年4月24日，广西凭祥地区，雨后初晴，阳光灿烂。下午17时左右，空军雷达部队发现轰炸越南谅山至克夫一线后的两架F—4美机，先后间隔40秒正向中国边境方向窜来。这时设伏在板兴的高射炮兵早已做好战斗准备。当美机已进入中国国境，几十门火炮对准敌机猛打。一束集火射击，只见一架“鬼怪”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被炮弹击中，冒出浓浓的黑烟，一个跟斗栽了下来。另一架“鬼怪”见势不妙，赶快慌慌张张扔掉副油箱，窜出高炮火区。但它哪能跑掉！刚跑出不远，就遭到4架歼—5的围攻。带队队长宋义民切半径，迅速逼近敌机，套进光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430米距离上，猛烈开炮射击。敌机像断了线的风筝，摔得粉身碎骨。

　　这一战斗由于空、炮密切协同动作，以空地整体人力，在美机入侵我领空深度20公里、宽度15公里，时间只有4分钟，战机极短的情况下，把两架入侵的“鬼怪”全部击落。这一胜利充分说明，只要依靠群众力量，采取先进的战术，以劣势装备，也能够战胜具有优势装备的敌人。

　　A—6A是美国海军双座全天候重型舰载攻击机。机上装备有先进的自动化导航、火控系统和多功能截击雷达，它具有很强的低空突防能力。发明者出于其本性，恬不知耻地给它起了一个别名——“入侵者”。

　　1967年8月21日，美国的两架“入侵者”被中国航空兵一举击落。那是一次成功的歼灭战。成功在于在短暂的时间内，只用了3分5秒；成功在于全歼，进来的两架敌机，全部落网，一架也没有逃脱。在8月21日下午13点左右，美海军A—6A型攻击机两架从隘店附近入侵我国境内，中国空军飞机立即升空迎战。边境作战，首要的是要防止敌机“捞一把”后，越境逃跑。为此，指挥所下令：配置在这一地带的高射炮火不得对空射击，使我机免除后顾之忧，从而在1分半钟后便迅速到达战区，并大胆迂回到敌机外侧作战，关门“打狗”。

　　到达战区后，我机在云下，敌机在云上，高度5000米。带队队长果断命令机群加力，穿云上升，穿出云层，他们发现敌机在右前方6公里处。编队立即来了个猛虎扑食，但狡猾的敌人却钻到云层里去了。敌机穿云，我机也穿云！在两层云的夹缝中，我机再次发现了目标。如果先打敌长机，僚机就有可能溜掉。为了争取全胜，空军战士韩瑞阶决定舍近就远，绕到敌机外侧，来了个“关门打狗”。第一次投入战斗的年轻飞行员韩瑞阶，遇险不慌，机智果断地做了个急跃升反转下滑的动作，竟然又转到敌机尾后，紧紧地咬住了敌机。待逼近距敌机200米时，才按动炮钮，从200米一直打到120米，一口气打出80发炮弹，敌机中弹起火爆炸，敌飞行员跳伞。

　　就在韩瑞阶攻击僚机的同时，三号机副中队长陈丰霞，也紧紧咬住了敌长机，用大速度差迅速抵近。敌机慌忙下滑，妄图绕山沟逃跑，这一带峰峦峡谷，重重叠叠。陈丰霞知道，周围大山的标高都大于800米。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战斗，他却毫不胆怯。黑压压的大山隔断了他与地面指挥所的联系，陈丰霞只有一个信念：“两军相遇勇者胜。追！狗东西，今天你逃到哪里，我就追到哪里，非把你打下不可！”

　　敌机在峡谷中作机动飞行，陈丰霞紧迫不舍。在追到500米时，他摸准敌机左右蛇形规律，计算了提前量，待敌机再次从右向左转弯时，陈丰霞射出一排炮弹。敌机如飞蛾扑火，在群峰峡谷中发出一阵震天的轰响，敌机开花！机上4名飞行人员跳伞逃命，其中3人摔死，美海军上尉领航员罗伯特·弗林当了俘虏。

　　自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对越南采取了“南打北炸”、“逐步升级”、“以炸逼和”的手段，1965年5月将空袭地区扩大到整个越南北方。越南政府要求中国派防空部队支援。中国空军从1965年8月26日秘密地派遣首批高射炮兵部队入越，至1969年3月14日——我军最后一批部队从越撤回，在3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共有7个高炮师、26个高炮团、8个高炮营、9个探照灯营和14个雷达连，参加了援越抗美作战。

　　中国空军高炮部队入越作战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克夫、宣化、谅山等地交通目标。这一段交通线两侧多山，有利于空中飞机隐蔽接近和退出，但对高炮部队作战、转移十分不方便。同时美军在战斗中重点轰炸我高炮部队保卫的目标。加之当时美军装备的多是60年代的最新式飞机（F—4、F—105），使用了命中率较高的制导炸弹、“百舌鸟”反雷达导弹和对人员具有较大杀伤能力的钢珠子母弹、气浪弹。相比之下，中国空军人越高射炮部队武器装备落后。由于作战条件差，战斗激烈，对手强，当时仗打得非常艰苦。中国空军高炮部队英勇作战，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战术，胜利地完成了保卫目标的战斗任务，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在入越的3年零7个月中，仅中国空军高炮部队（铁道兵、工程兵和海军除外），就作战558次，击落击伤美机1076架，其中击落敌机597架。在援越作战中，中国空军共有280人英勇牺牲，1166人负伤，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人民援越抗美作战的光辉篇章。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退出总统竟选，同时宣布停止对北纬20度以北的越南地区的轰炸。在这之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与美国开始了巴黎会谈，双方在会谈程序上绕圈，实质性的问题还未触及。

　　11月1日，约翰逊同意完全停止轰炸，但他未宣布对胡志明小道停止轰炸及侦察飞行。他想以此来换取越南南方人民停止对非军事区和美伪军占领的主要城市的进攻。

　　1968年下半年，艾布拉姆斯接替威斯特摩兰担任驻越美军司令。他围绕着越南南方主要城市部署纵深防御，又将两师美军从靠近越南北方的地区调出，重新部署在人口稠密的南部。

　　巴黎会谈围绕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位问题，越美双方争论了3个月之久，直到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政府上台，方告一段落。

　　早在1964年2月，在百事可乐公司的倡议下，这位曾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就访问了南越。那时尼克松是以反共和好战而闻名的，他出游南越各处，叫嚷决心在南越要坚持打下去。对于这一点，越南人民记忆犹新。尼克松上台就任总统，人们都在盯着他，看他在对内对外政策中关于越南的这步棋怎样走。

　　尼克松上台后，在基辛格的辅佐下，一面着手同越南举行会谈，希望战争早日解决；一面又施加战争恫吓，对越南南方和北方进行威胁。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关闭西哈努克港后，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平时所需的物资供应，包括使用的全部油料，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运人了南方丛林。美军方推测南方肯定又得到了支援，不然，“越共”在没有足够装备的情况下，是决不会贸然发动强大的春季攻势的。

　　尼克松得知这一情况后，未等艾布拉姆斯的请求，一次就增援驻越美军56架B—52轰炸机，3艘航空母舰和129架F—4“鬼怪式”喷气机。尼克松还担心不够，又追加调运72架“鬼怪式”飞机。

　　继泰勒出任美国驻西贡大使的邦克对总统的勇气大为赞赏。但他想起泰勒任职的几年来，越南南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时，不免为自己的地位担忧，他不知道总统这样的勇气能持续多久。越南南方春季攻势所取得的辉煌战果，解放了大批敌占区和城市。阮文绍集团和南越美军惊恐万状。美国于5月8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急忙讨论越南问题。尼克松不顾美国公众和世界舆论的可能谴责，决心背水一战：在越南北方海域布雷，空袭毁断交通。

　　美国的这着棋，目的就是为了切断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对越南的陆路、海路援助，妄图阻止“越共”武装的进攻，迫使越南在巴黎谈判桌上让步。

　　B—52轰炸机在越南北方上空疯狂轰炸，战火又在北方大地上熊熊燃烧，越南重要的城市和港口遭受严重损失。美军在海防等重要港口海域布下水雷，水雷在海面、海底像魔鬼似的窥视着过路航船的生命。

　　中国政府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紧急请求，立即按计划再次开通中越间隐蔽的海上航线，向越南运送粮食和其他急需物资。中国3个汽车团在两国边境地区迅速担负起公路运输，中国的大批援越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北方，继而又运到南方。同时，中越两军参谋部达成协议，中国军队协助越军扫除沿海美军水雷和抢建野战输油管道。

　　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海军扫雷部队，首先尽快进行破雷调查，摸清海区和美军布雷情况。他下达命令，由19个省、市和军队的130多家工厂通力协作，赶制出急需的新式扫雷艇具，送到了中国扫雷部队。

　　中国海军12艘扫雷艇和4艘保障舰组成的扫雷队伍，于1972年5月28日起，陆续进入越南的海防港至东北群岛海域各主要航道上。8月4日，正式开始扫雷作业。

　　1973年5月17日，扫雷结束。8月27日，中国海军扫雷部队回国。在越南1年零3个月，他们共出海586艇次，总航程2.78万海里，其中扫雷526艇次，航程1.75万海里，扫除各种水雷42枚。另与越方共同摸扫4枚水雷，相继疏通了越南北方最大的海防、鸿基、锦普等港口至东北群岛的各条航线，总清扫面积201平方海里，并每次引导中越运输船只安全进入越南海港，打破了美军的海上封锁，为援越抗美救国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就在美军对北方狂轰滥炸的时候，南方军民英勇作战，到处筑起“铜墙铁壁”，粉碎了敌人一次次地进攻和“扫荡”。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七章　到处是铜墙铁壁

人民战争似海洋，军民奋起保家乡；
铜墙铁壁处处是，且看美帝怎逞强。

　　正如毛泽东著名的诗篇《井冈山》所写的：“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南越解放区和游击区的广大军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到处筑起铜墙铁壁，到处是人民战争的海洋。他们粉碎了美伪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嘉定省古芝县的解放区延伸到西贡附近，它像一把尖刀，直插进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心脏。美伪把古芝县解放区看作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不断发动进攻，妄图重新占领这个地区，以便建立一道防线，保卫他们最重要的巢穴——西贡。1965年，美国侵略者更是用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向这个地区进行“扫荡”、炮击、轰炸和撤放化学毒药。古芝县的上空，日夜响彻着美国飞机发出的刺耳的噪音。在这个县的北部，从富美兴乡到安富、东安仁、西安仁、润德和德协等乡，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留下了敌人的炮弹、炸弹或化学毒药的罪证。

　　但是，英雄的古芝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他们不畏强敌，坚持战斗，越战越强。在古芝，每个乡、每个村都有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和战斗工事，都有遍布各处的陷阶、地雷阵，英勇的古芝县军民据此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1965年5月间，古芝县军民在润德乡全歼了敌人两个主力营；12月份，又在盖宗全歼敌军1个营，并且击落敌人多架飞机。

　　1966年1月8日到19日，美国侵略军和仆从军8000人向古芝县北部解放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扫荡”，他们还出动了两个装甲车团、600辆军用车和200多架各种类型的飞机配合作战。英雄的古芝军民怀着坚决保卫解放区的钢铁意志，作好了充分准备。敌人的进攻开始了，古芝县军民紧密地配合战斗。游击队在这次大规模的反“扫荡”战斗中，打得特别出色，用简陋的武器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许多游击队小分队消灭美国侵略军10到25名，获得了“歼美勇士”的光荣称号。庙庄游击队1月8日战斗开始那一天，就歼敌57名。谷庄游击队从这天早晨到下午进行了5次战斗，歼敌40多名。在安富乡美国直升飞机着陆的地方，附近各个村庄的游击队击落美国飞机7架。在同一天中，向鹅内“扫荡”的敌军也遭到游击队的猛烈阻击，损失惨重。当天夜晚，许多游击小组又神出鬼没地潜入敌人的中和据点和其他敌军营地，进行奇袭。在一片混乱中，数以百计的敌人丧了命。

　　美国侵略军吃了苦头，再也不敢像初来时那么嚣张了。他们变得“谨慎”了，但仍然逃不脱游击队的惩罚。1月9日夜里，几架美国飞机飞到富中村上空投掷照明弹进行侦察。驻在平阳、来溪和中和等地的敌人也不停地向富中村地区开炮。显然，激烈的战斗就要到来了。果然，第二天早晨，美军又出动一批F—105型喷气式飞机对这一带村庄进行狂轰滥炸之后，大约900人的一营美国侵略军，在30辆两栖战车的掩护下向富中村进犯。埋伏在敌人进军路上的游击队员们紧紧盯住敌人。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他们把前面的战车放过。接着，又有两辆战车隆隆地开来，游击队员们接厄电流，只听见轰隆一声，浓烟升起，两辆美国战车当场报销了，车上的美国鬼子也被炸死了。不久，敌人又派出一辆战车，向游击队伏击的方向爬来，企图试探游击队的火力。“准备，拉！”又一枚地雷爆炸了，敌人的战车被炸瘫了。跟在战车后面的敌人惊慌失措。这时游击队长发出命令：“打！”接着一个个敌人应声倒地。游击队员们，个个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击退了。就这样，敌人的7次冲锋都被打退了。富中村的民兵游击队，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打死60多名美国侵略强盗，炸毁敌人3辆两栖装甲车。

　　据统计，在1月8日到19日的连续12天的反“扫荡”战斗中，古芝县军民共进行了200多次大小战斗，歼灭了1600多名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军，其中有1000多名美国强盗被打死，摧毁敌人各种军用车48辆，一○五毫米大炮两门，八十一毫米迫击炮8门，击落敌机29架，打伤50架（大部分是直升飞机），此外，游击队还俘虏了几十名美军。

　　英雄的古芝军民这一辉煌胜利，不但粉碎了敌人妄图打破越南南方军民对西贡地区的日益紧缩的包围圈的阴谋，而且歼灭了美国侵略军的一部分有生力量。古芝县的这次大捷表明：无论是在哪一个地方（即使紧靠着敌人的巢穴），不管敌人如何凶残，只要人民齐心协力，敢于斗争，就能取得胜利。

　　越南南方土龙木省边葛镇的安田乡，同样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安田乡距边葛镇6公里，只有1000多人口。这个乡虽然很小，但由于痛歼美国“王牌军”而出了名。1965年10月初，机智灵活的安田乡军民英勇奋战5昼夜，挫败了美国第一步兵师1个旅的进攻，歼敌425名。他们获得了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指挥部授予的一级解放战功勋章。

　　安田乡是一个富饶的地方。一条横贯全乡的碎石路把这个乡分成两半，北面是山林，南面是肥沃的田园。美国侵略军进驻边葛镇和福永镇以后，经常炮击这个乡。美国侵略者还多次出动B—52型战略轰炸机，对这个乡进行狂轰滥炸。

　　1965年10月8日清晨，在飞机对这个乡进行狂轰滥炸之后，美国第一步兵师出动1个旅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安田乡进行“扫荡”。安田乡的游击队早已严阵以待，准备给敌人一次狠狠的打击。游击战士们躲在工事里，睁着愤怒的眼睛紧盯住来犯的敌人。一个排的敌人出现在阵地前面，游击队长立刻对大家说：“镇静，等敌人走近再开枪！”当敌人进入射程后，队长一声令下，游击队的枪声立刻响成一片，打倒了许多敌人。游击战士阮文梅拉响地雷，只听轰隆一声，烟柱冲天，土石横飞，把很多敌人炸上天去。游击战士们接连击退了敌人几次进攻，一共消灭了一个连的美军。

　　美国侵略者遭到游击队的猛烈打击后，慌忙召来飞机救援。但是，等敌人飞机赶到进行狂轰滥炸时，神出鬼没的游击队早已转移了。黄昏的时候，美国侵略者进入村里过夜。游击队立刻分成许多小组，彻夜袭扰敌人，打得敌人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第二天，10月9日上午，一个营的美军从边葛镇沿着十三号公路前来救援。游击队的狙击手们同敌人大打“麻雀战”，并且设法把敌人引进地雷阵。美军走到迪基橡胶园，就陷入了游击队的地雷阵，一颗颗地雷炸得美国强盗一片片倒下去。这时，天空中出现了敌人的直升飞机群。游击队立刻组织人力对空射击，一会儿，一架敌机中弹起火坠到了附近田里。另一架直升飞机也被击伤，拖着浓烟窜回上龙木市。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的23辆M—113两栖装甲车从第十三号公路上冲过来。等敌人装甲车靠近，游击队员立刻猛烈开火，扔出手雷，把走在前面的一辆装甲车炸毁了。其他的装甲车也就不敢再前进，留在原地盲目开炮。就这样，英勇善战的游击队员同敌人奋战了5昼夜，杀伤了400多敌人。到10月13日，被打得狼狈不堪的美国侵略军只好灰溜溜地撤走，宣告这次大规模“扫荡”的失败。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侵略军在越南进行不义之战，到处遭到南方军民的打击。在南越人民武装奇袭岘港、朱莱之后，广南省的美国鬼子及其走狗恐惧万分。广南省虽然驻有4万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伪军第二师；但是，他们始终控制不了当地的局势。

　　面对人民武装力量的日益猛烈的进攻，1965年12月初，美国强盗及其走狗制定了一个冒险的计划。这就是：出动大批美军和伪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远距离的“扫荡”，妄图把游击队赶出广南省协德、越安、桂山等地区，借以解除它们被围据点受到的威胁。这个“扫荡”计划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的指挥官和伪军第一师的指挥官制定，井由美国少将亨德森直接指挥的。美军自以为胜利在握，得意洋洋，给这次“扫荡”起了个狂妄嚣张的名字：“收获月”。而伪军，倚仗美国主子的亲临指挥，也狂妄地把这次“扫荡”定名为“十八连环行军”。但是，正如法新社所指出的，美伪集团的这次大规模“扫荡”，一开头就因“被迫提前开始”而宣告失败。他们不仅“连环”不起来，而且只能“收获”到一连串可耻的惨重失败。

　　12月8日，伪军第十一别动营在升平一越安路上，探一步走一步地行进。一个钟头只能前进大约1公里。越接近同阳，这支伪军就越被恐惧和紧张的气氛所笼罩。中午12时整，伪军第十一别动营绝大部分已经进入同阳一春泰之间的公路。霎时间，解放军和游击队的各种口径枪炮就向他们密集地打过来。暴风雨般的射击刚刚结束，伪装得十分巧妙的人民武装战士们立即像箭一样冲到路上，把敌人切成许多小块，全歼了敌军。

　　人民武装深知，这时候，伪军还有一些机动部队集中在升平和三歧，于是，就紧急秘密地埋伏起来，等待着继续给予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果然，不出解放军所料，被打痛了的美伪军又用直升飞机运来伪军第二师的两个营，分为多批在同阳着陆，以便收拾第十一别动营的残军和死尸。这两营敌人刚空降到地面，解放军和游击队利用地形地物，从东西两边狠狠地夹攻敌人。敌人立即乱成一片。

　　伪军指挥官遵照美国主子的命令，把伪军缩回同阳地区一个将近3公里长的地带。敌人紧张地安置障碍物和布置岗哨。但是，正是在那里，他们为自己选择了葬身之地。当天夜晚，尽管月色明亮，美军的飞机和地面上的敌人却接连不断地打照明弹，以防解放军和游击队的突然进攻。但是，天刚蒙蒙亮，解放军的各种枪炮，从四面八方发出愤怒的吼声，敌人四散逃生，伪装得很好的解放军突击队的战士们，一刻也下放过时机、疾风一样迅速地猛追逃敌，用冲锋枪、手榴弹和刺刀，一股股地把敌人歼灭。美国“顾问”和这次“扫荡”的伪军指挥官都在解放军的炮火下丧了命。在大约1个钟头的时间内，全部敌人就被消灭。

　　美国侵略者满以为，解放军经过两天的连续战斗，一定疲惫万分。他们极端阴险地让伪军出阵作诱饵，一旦解放军出来迎击，他们即可“揪住”解放军和游击队给以“沉重打击”。

　　12月9日中午和下午，美军多次用直升飞机把海军陆战队从朱菜运到桂山、越安和安里。美国强盗竟然急不可待地匆匆忙忙为它们这个所谓“三头钳”行动大肆吹嘘。他们气焰嚣张地宣称：“南越军队（即伪军）和美国军队已在两个半月形地带把共产党的一个团紧紧钳住。”其实，这时候，12月9日在桂山、越安和安里着陆的美国军队，却整天龟缩在他们的宿营地，不敢外出半步。

　　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战士们不让敌人有一刻喘息的时间。当天晚上，他们就像一把尖刀，猛插向驻在安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消灭美军50人，缴获了许多武器，并击落了两架前来救援的美国飞机。

　　12月10日，美军指挥官们，阴谋把停在沿海海面的美国第七舰队的士兵增派到那里，与桂山、安里的美军和同阳北面的伪军相配合，然后分兵几路，向一号公路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但是，敌人这个恶毒阴谋早被解放军识破，并已准备好粉碎它。

　　12月10日清晨，当直升飞机刚刚把美国海军陆战队空运到锦罗着陆，解放军立即就把它打得落花流水。

　　150多个美军当场毙命。第二天，12月11日，一批美军在洼山西面靠近美军“收获月”指挥部的地方进行搜索，也遭到了解放军的袭击。侵朝战争中血债累累的美军军官依恩坐直升飞机在阵地上进行观察，被解放军的机关枪弹打断了一条腿。而这一次“扫荡”的总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亨德森，由于遭到几次惨败，以至在整个同阳战役还未结束就被西贡的美军头目撤了职。

　　12月12日，侵越美军司令部为挽救败局，竟从关岛出动B一52型战略轰炸机，对同阳地区进行了狂轰滥炸，妄图以“钢铁优势”来压倒解放武装力量。但是，当天下(w'ww'.'F'v a 'L'. 'c'n'福'娃'小'说'下'载'站')午4点，解放军却又出其不意地出现，对行进在安里一德安途中的一支美军进行猛烈攻击。转瞬间。解放军歼灭了100余名美国鬼子。

　　到了12月13日早晨，这些美国兵的战斗力已几乎完全丧失。正如合众国际社报道：“他们（美军）之中许多人在过去3天里不得不冒着季候风涉过许多稻田。由于他们腿痛，今天，人们只好用直升飞机把他们运回去。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由于在水里泡得过久而不能行动。”从12月14日至16日，升平和桂山两县的游击队继续追击和消灭敌人。

　　17日，协德据点的伪军由于害怕被消灭而慌忙撤走。

　　12月18日中午12时，从协德溃逃的美伪军，逃到秀锦一春安之间的路上，正当他们自以为已经可免一死的时候，却又落入解放军的伏击阵地。在那里，解放军一举歼灭了500名敌人，其中有300个美国鬼子。美伪集团的所谓“收获月”和“十八连环行军”，以遭到惨重失败而宣告结束。

　　在越南南方解放区，每家每户都是一个战斗单位，屋内挖有防炮洞，野外挖有防空洞、藏粮洞和藏牛洞。每村每乡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村有民兵、乡有游击队。大部分村、乡，尤其是那些靠近敌占区的边缘地带的村乡，成了布防森严的战斗村和战斗乡。

　　战斗村有层层防御工事，有的战斗村内的交通壕、地道四通八达，大路口，小路边，草坪里，布设了各种各样的陷阱。这些陷阱布置得严实、巧妙。在那树丛杂草中，锋利的竹尖遍地皆是，而且伪装得巧妙。树上挂的是布满竹尖的吊桩，土里埋的是地雷，门里插的是暗箭。敌人闯进战斗村寸步难行，死伤累累。战斗村组织严密，村民有各自的战斗岗位。游击队和民兵站岗放哨，日夜巡逻，一有情况，立刻投入战斗。老年人组织了支援组，为游击队做饭烧水，帮游击队员家里插秧收割，看管孩子。妇女是生产支前的主力军。儿童是削竹尖的能手。

　　战斗村并不仅仅是防御性的。游击队利用敌人的弱点，利用有利地形，打伏击歼灭敌人。他们两三人一组，神出鬼没地从村外打到村内，从村头打到屋内，有时是东西伏击，有时是南北夹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在人民的枪口、地雷、陷阱重重包围之中，敌人只得夹着尾巴逃跑。

　　在南方平原地区，人口稠密，村与村之间相距很近。这里的战斗村配合紧密，敌人进攻一村，其他村就支援。游击队善于打小仗，打巧仗，打夜战。经过长期的战斗锻炼，游击队成长壮大了。他们能主动把伏击、围歼、攻点等作战方法结合起来，痛歼美伪军。有些游击队把暗堡工事修到敌人据点脚下，监视敌人，打活靶子。那些山区的游击队善于利用有利地形，布设歼敌工事。美伪军曾多次企图闯进山区T乡“扫荡”，可是从来也没有一次能够越过外围防线工事，都是进来后，死的死，伤的伤，只好慌忙撤走。

　　南越人民建立了无数个战斗村，扩大和巩固了解放区，使美伪军陷入天罗地网。解放区的农村，真是村村是堡垒，人人是战士。广义省S具一个乡的解放区最能说明这方面的情况。它的周围都是敌人的据点，最远的距离美伪盘踞的县城只有3公里。这个乡只有7个村，5000多人，但是这里的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斗志昂扬，粉碎了敌军的频繁扫荡，保卫了这个解放区。这个乡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这片解放区是经过激烈的斗争，用鲜血换来的。”日内瓦协议签字后，美伪集团在这里进行了血腥镇压。由于这个乡距离公路很近，敌人首先在这里建立了“战略村”，把这个乡变成了一个大集中营。近10年期间，在这个只有5000多人的乡，有20多个前抗战人员被勒死，25名爱国者被杀害，12名爱国者被拷打成残废，两千多名爱国者和无辜居民先后被监禁，300多人因政治迫害被迫逃往外乡。

　　敌人的恐怖镇压使全乡每个人都明白了，只有拿起武器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有自己的生路。开始时，这个乡的游击队很小，只有三支破枪和几把砍刀，但是，这已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不敢为所欲为了，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下迅速壮大起来。到1963年11月1日吴庭艳政权倒台的时候，游击队乘着敌人士崩瓦解的大好时机，猛烈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终于在1964年9月解放了全乡，把敌人的“战略村”变成了人民的战斗村。

　　在取得这个巨大的胜利以后，全乡的游击队和人民都知道，敌人是不会甘心的，更艰苦的战斗还刚刚开始。他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筑工事，挖陷阱，给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果然，随着美帝国主义加紧扩大侵略战争，敌人对这片在它鼻子底下的解放区进行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扫荡”。有一次，敌人出动了由美国军官指挥的两营伪军，在7辆两栖坦克的掩护下，妄图重占这片解放区。游击队早已布置好了伏击阵地。第一辆坦克开过来，一下子掉到一个10多米深的大陷阱里去了。接着，游击队扔出一连串手榴弹，把这辆坦克炸毁了。其他的坦克慌忙后退，躲在坦克后面的伪军更乱成一团，游击队立刻集中人力猛烈射击。躲在坦克里的一个美军“顾问”刚打开坦克盖子，伸出头来向伪军大叫大嚷，就被击中脑袋倒下去了。游击队在接连打退敌人的几次进攻，给予敌人重大杀伤之后迅速转移了。当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胆战心惊地进人村子的时候，发现一个人影也没有。当晚游击队又包围村子，到处袭击敌人，打得敌人穷于应付。天刚亮，这支伪军在美国“顾问”的率领下急急忙忙逃回了县城。

　　到1965年6月，这个乡的游击队和群众共击退了美伪军30次这样较大规模的“扫荡”，消灭了伪军260多名，其中有3名美国“顾问”；而人民游击队却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了，人数增加1倍多，装备也全是美伪“运输队长”送来的美式装备，连他们随身用的茶缸、碗、汤匙也是用美国凝固汽油弹弹壳制成的。

　　在越南南方，同凶恶的美伪集团进行英勇斗争的，不仅有手持武器的强大的解放军和游击队，而且还有一支赤手空拳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队伍。这支队伍的主力是妇女。她们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凭着勇气和机智，展开日益强大的政治斗争瓦解敌人，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武装斗争。

　　不论在中部平原地区，还是在南部平原地区，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在这个斗争队伍里，有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有怀抱婴儿的青年妇女，还有10多岁的小姑娘。她们有时几十个人、百十来人，有时成千上万的人，或者高举大幅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标语，或者牵牛携锅、挑担推车，到敌占区的城市里去斗，到敌人据点里去斗，到敌人家门口去斗，到公路上去斗，到“战略村”里去斗。有时，她们一个个紧挽着双手，用自己的身子挡住美伪军的车辆，顶着美伪军的枪口。哪里有美伪军，哪里就有她们的斗争。有时，斗争队伍遭到敌人的武装镇压，她们也英勇地在密集的枪声中坚持斗争。这些强有力的政治斗争，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动员组织了群众，争取了伪军士兵。

　　在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南方解放区日益巩固和扩大，已成为这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坚固堡垒。英雄的南越军民已经下定决心，不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决不罢休。他们坚决要把敢于来犯的美国强盗全部在人民战争的烈火中烧为灰烬。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懂得了战争。在斗争实践中人民武装不断成长壮大。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八章　战斗里成长

艰苦环境育英雄，愈是艰险愈前冲；
视死如归无所惧，歼敌榜上留美名。

　　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普遍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他们歼敌数字也在逐步上升，由消灭敌人的1个排，到消灭敌人的1个连，由1个连再到1个营，甚至到1个团。战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由拔掉敌人的小据点，发展到攻占美伪盘踞的中等城镇。南方的人民武装已发展成由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广大民兵游击队相互协同动作的，使敌人闻之丧胆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

　　1965年，雨季过后，敌人蠢蠢欲动。美国侵略者和它的西贡走狗狂妄地嗥叫：“越共的雨季过去了，我们的旱季到来了！”“发挥陆空优势，旱季改变战局。”这预示着严峻的战斗即将来临。

　　1965年11月11日的战斗是在离西贡36公里的一号公路上打的。战斗在清晨打响，解放军先端掉了古芝县的一个前沿岗哨，又在公路上包围了敌人的车队。敌人急了，美军F—105型飞机和美伪军一○五口径大炮持续地狂炸和轰击，企图解救被围之敌。这一带公路两侧，地势平，没有树，隐蔽条件差。美国飞机轮番地炸，大炮密集轰击达30分钟，两公里范围的战区内弹坑遍地。然而，解放军阵地岿然不动，战士的共同决心是：“寸步不退！”在狂轰滥炸之后，10多辆美国两栖装甲车，3连伪军，分两路，贼头贼脑地摸进来。然而，敌人的行动早在解放军的预料之中。没等第一辆M—113型装甲车接近，解放军战士就如同一支神兵突然出现。一班炮手第一发炮弹就击中一辆装甲车。战士们脱去凝固汽油烧焦了的上衣，端起枪，跟着指挥员，在公路上追击敌人的战车。装甲车见势不妙，屁股冒了一股白烟，就飞快地逃跑了。在解放军的步话机里传出了敌人的叫唤声。伪军步兵对美国M—113装甲车队说：“你们是穿装甲的，你们先上，我们跟着你们。”“你们先上，我们保卫你们。”M—113装甲车队回答。“不行，你们先上。”战斗一直打到下午4点半，4辆装甲车、多辆卡车和近200名敌人的尸体躺在路边稻田里。

　　“今天我们在西贡大门口打响旱季第一仗。”负责这场战斗的指挥员对战地记者说，“这样大白天在公路上大打，过去是没有过的。谁是旱季的主人，不是很楚吗？我们的战士接到转移的命令时，写决心书，都不愿离开阵地，说‘趁好天，再打个漂亮仗吧！’”11月11日，西贡大门口一号公路上的大捷，给了敌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时西贡发出哀叹：“南越战场将永远是雨季。”

　　1965年11月，美军大批进入南越战场。美军在南越沿海登陆之后，就企图进攻内地解放区，围攻解放军主力。他们把“王牌军”——美军第一步兵师、空降师、骑兵师等调进山区丛林。在保邦地区战斗中，美国动用了第一步兵师的两个步兵营、两个装甲支团、1个加强炮兵连，企图对D解放区发动进攻。

　　11月12日拂晓，当美军还未睡醒时，强大的解放军突然把美军包围，然后分几路向美军营地猛插。围歼部队穿插、分割，近战压缩，各种炮火、手榴弹、炸药包和自动武器，一齐向美军地上压去。刚打响几分钟，美军的联络线就被解放军切断了。解放军战士高呼着“决把美国侵略者消灭干净”的口号，勇猛冲杀，个个像小老虎似的。有的战士猛冲到距离美军不到10米处开枪、射击。解放军炮兵扛起无后座力炮穿插进来了。炮位地势低洼，又有橡胶树挡注视线，不好瞄准。“来！”炮手武世跃到高地，把炮身架到自己肩膀上射击。解放军发动的攻势如此之猛，美国侵略军完全吓昏了。连爬带滚地躲到了装甲车底下，胡乱放枪。那些坦克、装甲车、卡车，一辆辆瘫痪在地上。正是这样的解放军勇士，在3小时战斗中，把吹得天花乱坠的美军“大红一”师的两千多人马报销了。虽然战场距离西贡极近，但美军也毫无办法，最后竟派出200多架次飞机，把战场炸翻了个儿，图谋灭迹。

　　保邦战斗是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在南部战场上对美国侵略军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英勇善战的解放军，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仅能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罪恶的“特种战争”，而且能够打败亲自出马的美国侵略军。保邦战斗写下了大规模痛歼美国侵略军的光辉的篇章。

　　活动在越南中部广南省先福县M乡的一支游击队，是农村人民武装发展的典型。这个乡距美伪集团盘踞的县城只有5公里，是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以后，在1964年8月份全部解放的。这支游击队在1961年8月建立的时候，只有13个人和从伪保安队缴获来的两支步枪和5支猎枪，在以后3年多艰苦的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终于成为一支能攻能守的战斗部队。到1965年初，这支游击队在单独作战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中，共消灭敌人400多名，打落打伤敌人直升飞机3架，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这支乡游击队3年多在战斗中的成长壮大，反映了南越人民武装从小到大，发展成为一支打击美国侵略者的强大力量的艰苦而光辉的历程。游击队员们告诉记者说，10年以前，日内瓦协议的墨迹未干，美伪军队就侵占了我们的家乡，建立了伪政权，并进行血腥的大屠杀。“敌人的恐怖统治，逼得全乡人民坚决起来同他们进行斗争，保卫自己的家乡。”许多人愉偷地跑到山区去参加了解放军部队。许多人秘密组织起来，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有一天，全乡人民切齿痛恨的大恶棍潘胡带了手下的一帮人到村子里来捉人，群众立刻拿起木棍和锄头围上去，吓得这些匪徒狼狈逃窜。被美伪匪帮杀死了父亲和叔父的青年阮嵩拿着木棒躲在路旁的芭蕉树下，乘潘胡夺路逃走时，猛力一棒，便结束了这个大恶棍的生命。

　　1961年8月，广南省一支解放军从山区打进平原，解放了大片的土地，这个乡的群众斗争进一步展开了。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建立了第一支13个人的游击队，用从伪保安队缴来的破烂步枪和猎枪武装起来。他们在当地群众的积极参加下，到处伏击敌人，打死过伪军的连长；埋设地雷，炸得敌人血肉横飞；组织对空射击，打落过敌人的直升飞机。不久这支游击队发展到包括10多名女队员在内的六七十人的队伍。全乡也组织了有500多人的民兵队，其中40名是妇女。很多的家庭祖孙三代或父子两代都参加了民兵。

　　1963年2月到12月，美伪集团集中了16个营的兵力，对这个地区的革命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把他们赶回山区去。敌人反复对人民武装进行攻击，在全乡建立了伪政权和军事据点，并修筑了“战略村”。在这极端困难的日子里，满怀着仇恨的游击队穿插在敌人的据点之间，伏击和袭击敌人。游击队副队长阮篾，在其他同志的掩护下，单身冲进了第三村，一枪打死了一个恶棍，放火烧掉了敌人住的20间营房。不久以后，5个游击队员又袭击了第三村伪政权的办公处，打死打伤8个敌人。后来，游击队又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摧毁了第三村的“战略村”，全部解放了这个村子。

　　经过10个月的艰苦战斗，完全粉碎了敌人重占这片解放区的阴谋。残余的敌人龟缩在一个孤立的大洪山据点里。1964年6月，这股敌人到附近的乡去“扫荡”。游击队侦察到了敌人的计划，就巧妙地在这条路山头上的一棵大树下，埋设了从“战略村”里缴来的一颗地雷，又在附近的芦苇地里埋下了一千多根锋利的竹蒺藜。中午时分，烈日当空，这股敌人果然从这条路上走过来。他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头，就挤到林荫下乘凉。突然，一声巨响，地雷猛烈爆炸，炸死了伪军连长和其他许多官兵，侥幸活命的敌人慌张地向芦苇地里躲藏，又被竹蒺藜刺得乱喊乱叫。这时，游击队乘机进攻，打死打伤了许多敌人。在人民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大洪山据点里的敌人终于在1964年8月狼狈地逃走了。这个乡又全部获得了解放。

　　在抗美救国战争中，越南南方还涌现出一支由少数民族人民组成的游击队。他们经常穿过密林，涉过溪流，冒着黑夜，袭击敌人的据点和哨所。他们摧毁一个又一个的“战略村”，打退了美伪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这支部队中，有赫莱、巴纳、西登、卡容等少数民族的战士。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们参加了这支部队，拿起武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英勇的战斗。他们一起战斗，一起学习，非常融洽地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战斗的大家庭里。

　　这支部队的每个战士的经历，都是一本对美伪集团血腥暴行的控诉书。在日内瓦协议签字以后，美伪集团在他们的家乡建立了恐怖统治，对他们的乡亲进行了血腥大屠杀。美伪集团对西原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一再进行了大“扫荡”，聚居在广义省茶曲河畔的赫莱等少数民族人民，有一次竟被美伪集团活埋了100多人。在美伪集团的血腥统治下，具有英勇斗争传统的各族人民忍无可忍，拿起武器跑到高山密林中去，成立了这支抗美救国的少数民族部队，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

　　这支部队自1961年成立以来，他们同美伪军进行了近两百次战斗，消灭了很多的敌人，解放了许多乡村。他们在战斗中缴获了许多武器装备自己，提高了作战本领，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他们不仅能打游击战，而且能打运动战。

　　1966年春节前，这支多民族部队在15个乡的游击队的配合下，围困了广义省山河县的敌军移灵据点。这个有4500多人口的“战略村”，驻守着400多名伪军。在这个据点的周围有好几个小据点，附近还有一个简易飞机场，可以进行空投。但是，在军民重重围困下，敌军粮食吃不到了，水也喝不上了，敌人出来抢粮、挑水，就成了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活靶子”。这样，他们只好整天缩在乌龟壳里。最后，敌人决定逃跑。当他们慌慌张张逃到风岩村时，就遭到了这支英勇部队的猛烈围攻，被打得落花流水。漏网的敌人急忙逃跑到附近的据点去，这支部队就乘胜追击，向这个据点发动猛攻。他们在炮火掩护下，冲进了据点，全歼了将近200名守敌。参加过31次战斗的赫莱族战士丁巴，在这次战斗中被3个敌人围住，他毫不畏惧，机智勇敢地打死了这3个敌人。

　　这支年轻的各民族人民的子弟兵，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各族人民的热情欢迎和全力支援。他们同解放军的其他部队一样，在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为最后打败美国侵略者而奋斗。

　　南越人民武装，不仅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而且战术水平和歼敌能力也大大提高。

　　1965年12月5日，越南南方解放军在西贡西北的油汀地区痛击了美国第一步兵师的部队，全歼其中一个营，重创另外几个营，共打死打伤美军800多人。这是解放军继保邦大捷之后在上龙木省给号称为“大红一”的美国第一步兵师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油汀之战是一次十分漂亮的运动战和歼灭战。当天早晨，解放军某部接到战斗命令后，马上整装出发。他们迅速地穿过热带的丛林，越过溪流，通过曾经被美国飞机野蛮轰炸和扫射的村庄，朝目的地前进。许多战士在帽子上、衣服上和枪托上贴上了小标语，上面写着：“身怀深仇大恨，见美国鬼子就歼！”“用美国鬼子的鲜血染红刺刀！”对美国强盗不共戴天的仇恨，激励着解放军战士快步前进，他们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阵地。

　　与此同时，带着笨重装备的美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沿着第十三号公路进行“扫荡”。游击队的冷枪和他们在保邦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使他们胆战心惊。

　　10时45分，当他们进入油汀地区的时候，突然，一阵猛烈的炮火从正面朝他们打来。怕死的美国兵吓得掉头就跑，但是，迎面也有密集的炮火射来。他们逃到公路的东面，挨打；逃到西面，挨打。大批美军随着枪声倒下去。美国侵略军这时才发现已经完全落入解放军的包围圈。解放军战士从四面八方跳出来，猛虎般地直插美军队伍，把敌人分割包围，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杀得美国鬼于乱成一团，尸横遍野。这时，有6架美国喷气式飞机飞到战场上空，企图配合美军地面部队作战。但由于双方地面部队距离太近，这些飞机转了一圈又一圈，不敢向阵地投弹。正当双方激战的时候，驻扎在莱溪的美军急速从第十三号公路开来救援，但中途遭到解放军的伏击，伤亡近百名。战斗在当天下(w'ww'.'F'v a 'L'. 'c'n'福'娃'小'说'下'载'站')午3时结束，但直到第二天早晨7时，解放军还控制着阵地。

　　油汀之战再一次证明，不管美国统治集团向南越增派多少美军和运去多少新式武器，敢于战斗的越南人民是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打败的。

　　经过战斗的洗礼，南方各支人民武装队伍都涌现出一批“政治好、思想好、军事好”的战斗英雄。他们英勇顽强，敢打敢拼，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其中被称为战斗“标兵”的达姆就是千百个中的一个。

　　战斗英雄达姆，出身于昆嵩省加姆县M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的父亲被帝国主义走狗逼债气死。他从小没吃没穿，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参加人民武装后，他像所有南方解放军战士一样，炼出了一颗为革命为人民为祖国的红心和一套过硬的作战本领。1965年2月7日，指挥员向战士们下达了进攻美军基地的战斗命令。达姆担任主攻组长，任务是进攻美军军官住房和营房附近的一个飞机场。他们沿着一条小路，趁着夜色，躲过巡逻兵，直插美军军官住房。这时已经是午夜，美军军官住房里还亮着灯光。达姆只身敏捷地潜进了第一幢住房，屋里没有美军。达姆急速退出，跃进第二幢住房，又没有找到美军。一直到第五幢住房，还是不见美军。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大粒大粒的汗珠顺着达姆宽阔的面额淌下来。

　　他暗暗着急。达姆多次袭击敌人，没有一次不成功，但这次却遇到了没有料到的情况。他焦急万分：“同志们正等待这儿的爆炸声，这是总攻击的讯号啊！”他用猎人般锐利的双眼向四处搜索了一遍，见前面有住房，立即快步穿插过去。靠近住房，往窗户里一瞧，房间里的软床上躺着美军。达姆熟练地安好炸药，屏着呼吸，点燃了引火线。轰然一声闷雷般的巨响，美国侵略者的住房顿时在硝烟之中被掀上天空。

　　达姆点燃的炸药的爆炸声是总攻击的讯号。埋伏在军事基地四周的解放军战士一听到爆炸声，像一阵旋风似的一齐飞奔出来。解放军炮兵把成批的炮弹准确地射向美军营房。霎时，基地的飞机场、美军营房、碉堡、岗楼，一处接一处连续响起了爆炸声。硝烟冲天，响声震地。

　　达姆炸了美军军官住房之后，立刻和战友们一起执行第二个任务：进攻飞机场。此时，3架直升飞机在混乱中腾空升起，朝达姆头顶低飞过来。直升飞机喷出一道道火舌，曳光弹拖着一串串火亮的尾巴在达姆和战友们四周乱飞。他们趁着黑色，一跃一跳地穿过硝烟和弹雨织成的帷幕，插进机场。机场上停着14架美军飞机，直升飞机螺旋桨耷拉着。这时，过去那种种美军飞机扔凝固汽油弹，庄稼和果园在燃烧和乡亲们被炸死的景象，一一在达姆脑海里闪出。一股仇恨的怒火霎时涌上心头。“我们天天见，但从来也没有离得这样近，现在，可落在我们手里了。同志们为人民报仇，狠狠地打！”达姆目光炯炯地盯着敌机，发出宏亮的声音。只见他和战士们对准飞机扔出手榴弹。飞机中弹，当即着火爆炸。不一会儿，14架敌机全部炸毁，粗笨的机身东歪西倒地瘫在停机坪上。望着大火，望着一架架飞机的残骸，达姆和他的伙伴们高兴得笑了。

　　被称为“钢铁战士”的赖文宁也是一位出色的战斗英雄。他21岁，是嘉定省平新县人，从小当放牛娃。家乡解放后，1964年自愿参军入伍。

　　1965年7月东帅战役之后，他负了重伤，被送进医院。这是他第三次负伤进院了。这次伤势较重，可是像前两次一样，他刚被抬进医院，就想着出院，想着参加战斗。

　　1965年初，赖文宁参加了平也战斗，这是他入伍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大战斗。美国空中强盗成吨成吨地扔炸弹，伪军疯狂地射击。赖文宁在枪林弹雨中毫不畏惧，猛打猛冲。战斗中，他的头上、手上、脚上、胸前虽然受伤5处，但是坚持不下火线，直到全歼敌人。后来，他被送进医院治疗。

　　赖文宁住院3星期，三处伤口治愈了。一天，一支解放军部队来医院挖防空工事，这正是赖文宁所在的连队。赖文宁见到自己的战友，问长问短，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部队在挖工事，赖文宁却偷偷地收拾自己的背包，随部队又英勇地参加新的战斗了。这次战斗，全歼了守敌。赖文宁又受了伤，第二次被送进医院，又住院两星期。这时部队正在准备打东帅战斗。赖文宁躺在病床上想，打大仗，自己不参加哪行？他又死求百赖他说服医生让他出院，参加了这一著名的战役。赖文宁参加了歼灭敌伞兵第七营的战斗。伪军伞兵第七营算是美伪的精锐部队，装备好，又有美国佬亲自指挥。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对赖文宁来说，这场战斗是对他的一场严峻考验。

　　战斗是在白天打响的。一接触，解放军立刻把伞兵七营紧紧围困住了。美军出动了F一100型战斗轰炸机助战，12架美国飞机在阵地上空轮番轰炸扫射。解放军阵地岿然不动，步步压缩包围圈。赖文宁随战友冲进敌人顽抗的工事，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

　　炮弹在赖文宁两侧接连爆炸，赖文宁的脸部、胸部负伤了。气浪把他摔得老远，当场昏了过去。同志们见赖文宁倒下，愤怒地高喊：“为赖文宁报仇，同志们冲啊！”然而，赖文宁没有死。在昏迷中，他觉得有人扶起他，又从他胸前取下了自动武器。他想伸手拦住，可没有力气动弹一下。几分钟过去了，附近炸弹的爆炸声把他震醒过来。他先伸手摸摸，身前的武器没有了，浑身是斑斑血迹。他用两手支撑着，抬了抬身子，一阵钻心的疼痛，使他又躺了去。敌人的机枪像爆豆一般嗒嗒地响个不停，赖文宁想，前沿吃紧，正需要人啊！他又一次双手撑起身子，终于站了起来，抬起铅一般重的双腿，从倒毙的敌人身上取了一支美式冲锋枪，勇猛地冲上前去。他跳进敌人的工事，踩着“王牌军”的尸体，向负隅顽抗的敌人横扫了一梭子子弹。敌人退，赖文宁就冲。解放军的包围圈在逐步缩小。

　　这时，美国飞机更疯狂地狂轰滥炸，企图炸出一条血路，好让“王牌军”逃命。炸弹掀起的土把解放军战士盖住了，赖文宁在气浪中只觉得眼前一片昏黑，又昏了过去。这时，被围困的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枪弹、炮弹像雨点一般嗖嗖地向赖文宁四周飞来。赖文宁在昏迷中微微睁开眼，爬起身，根本不看疯狂打转的美国飞机，拿起枪，使尽全力扣动扳机，5个敌人在他面前倒下了。赖文宁一直把子弹打光，炸弹气浪再次把他震昏过去。待赖文宁醒来，他已被转送到后方医院了。他一睁眼就问：“七营吃掉了没有？”满意的回答使他微笑了。

　　赖文宁是一个由农民向革命战士转变的典型。他的决战决胜、英勇顽强的精神，也是全体解放军战士所共有的。从赖文宁身上，可以看到越南南方人民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看到南方人民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精神。

　　由于侵越战争节节失利和美国人民反战运动的压力，约翰逊政府随即进入了“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时期。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九章　边打边谈

深陷泥潭难脱身，战场噩耗更揪心；
愈战愈险难取胜，边战边谈候“佳音”。

　　由于侵越战争节节失利和美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反战运动的压力，约翰逊总统又玩出新的把戏，正像他的谋士们所建议的那样，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这样，越战随即进入边打边谈的时期。

　　1963年11月，当林登·约翰逊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吴庭艳已经死了3个星期，一个军政府正控制着西贡。这个政府尽管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但只不过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傀儡而已。当约翰逊一下子被抬到总统的位子时，他并没有把越南问题看作是一个中心问题。他作了一个短期决定，而由此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正如杰克·肯尼迪所想的那样，一旦卷入就难以自拔了。

　　当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时候，麦克乔治·邦迪本人刚刚从檀香山回到华盛顿。在檀香山，邦迪作为总统班底的头头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由亨利·卡伯特。洛奇大使率领的国务院驻西贡的全体高级官员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的目的是评估印支问题，为1965年的财政拨款要求作准备。

　　然而，自北部湾事件之后，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战争的规模逐步扩大，狂轰滥炸的“滚雷行动”一直持续到1965年的12月。

　　在过去的5个月中，每个月出动的轰炸机都在3000架次以上。政府还在继续为1966年的部署制定计划，编制全面的预算要求。林登·约翰逊还专门就这些问题在他的牧场里召见了麦克纳马拉、麦克·邦迪和其他人。在越南问题上，需要增加的预算开支是一个庞大的数目，甚至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危险。麦克·邦迪很快就认识到，最终的数目要比在约翰逊牧场里所商定的还要庞大得多。

　　麦克纳马拉似乎已没有当初那么无比乐观了。麦克·邦迪在7月时还站在支持出兵的那伙人的一边，当时也意识到威斯特摩兰的出兵欲望在膨胀。麦克·邦迪和麦克纳马拉一道在11月间向约翰逊总统汇报说，他们有一种印象：“您在内心里反对暂停轰炸。”然后，他们指出，这件事情关系重大，不进行仔细研究不能轻易做出决定。

　　同年7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建议，一旦他所推荐的军队布防计划完成，就应考虑进行另一次紧张的行动，来寻求和平谈判的途径。他认为，美军的行动应该包括相当一段时间——也许是6—8周的暂停轰炸。到了1965年11月，麦克纳马拉认定已经达到了他曾预期的目标。

　　11月7日，他给约翰逊写了一份长而详尽的备忘录，说明他的观点。

　　麦克纳马拉描绘了他所亲眼目睹的越南局势。他指出，前几个月，美国军队的大规模布防已经“阻止了共产党人曾经威胁要打得我们在军事上遭到严重失败的行动”。但是，这位国防部长承认，单靠目前在越南的这些武装力量是达不到“美国预期的目标的”。麦克纳马拉强烈感到，采取这个或那个军事行动之前，须派遣更多兵员对北越施加更大的压力。

　　约翰逊对麦克纳马拉备忘录的第一个反应是“疑惑不信”。腊斯克也认为应该继续通过外交接触试探河内的观点。他说：“如果北越作出某种明确可靠的表示，他们将会使战争降级或开始认真的谈判，那么我们就结束轰炸。”但是，就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奉命撰写有关暂停轰炸的备忘录的同一夭，美国驻西贡大使洛奇也在写报告，提出他个人对越南形势的估计。洛奇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道：

　　“结束对北越的轰炸，而又不能重开谈判，这无异把赌注押在共产党人一方，使南越政府士气低沉。这实际上等于把我们绑在北越，让共产党在南越恣意蹂躏。”

　　在12月17日和18日的会议上，约翰逊仔细权衡了顾问们的意见。就在约翰逊召集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和鲍尔在密室里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在圣诞节暂停轰炸的想法已经很明确了。杰克·瓦伦蒂对会议作了记录。总统承认，暂停轰炸北方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由于在1965年2月批准了“滚雷行动”，因而，约翰逊不想公开宣布暂停轰炸的决定，而偏向于以天气为借口，把圣诞节也作为暂停轰炸的一个因素。不过，他又说：“使用炸弹的任何行为都有害于和平的努力。让我们把轰炸撇在一边，直到我们能够和别人坐下来谈判。”

　　约翰逊总统担心的是军方，尤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参谋长们。他说：“问题在于，我们一提起暂停轰炸，参谋长们就会闹翻天。”事实上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夏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都一致反对暂停轰炸军事基地。据其他观察家的看法，约翰逊事实上也非常犹豫。

　　12月26日，当总统向邦迪表示圣诞祝贺和节日问候时，切斯特·库柏正和邦迪一起呆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办公室里。约翰逊还问道，飞机什么时候开始重新轰炸。邦迪不清楚，便问库柏是否将重新轰炸的命令下达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库柏表示没有见过这样的命令，但又说，可能正在拟定，或者正在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到这儿来的途中。

　　第二天下(w'ww'.'F'v a 'L'. 'c'n'福'娃'小'说'下'载'站')午，邦迪会见了几位官方新闻发言人的代表，这些人每天都在处理越南问题。邦迪向总统报告说：“他们的发言都很激烈，认为如果暂停轰炸时间再延长一天左右的话，那么就应该延长更多的时间，以给我们的那些评论家们一个真正的答复。”约翰逊接受了这一建议，12月27日晚，延长暂停轰炸期限的命令下达，并将此通知了西贡当局。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抱怨说，这项决定完全把他们撇在一边，因为重要的电文连续9天一直瞒着他们。

　　麦克纳马拉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末。第二天他召集参谋长们开了个会并允诺说，在1966年将继续增派军队，在3月之前破坏海防港，并将轰炸升级。他还说，在作出暂停轰炸决定的那个会议上，他已把这些观点告诉了总统。麦克纳马拉还特别强调，暂停轰炸将使轰炸升级更容易。这样，参谋长们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保证，也得到了一些安慰。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暂停轰炸，约翰逊总统还发动了一场圣诞节和平攻势。他向世界各地发出亲笔信，捎出口信，并且派出使节，要求在莫斯科和仰光进行美国大使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直接接触。最后，他的和平攻势没有取得任何成效。相反，河内却利用这一机会，在中国的支援帮助下修复了它们的补给线，并且把军队和给养运到了南方。约翰逊拒绝了越方关于美军撤出南越的要求，再次恢复轰炸，时间就在1966年1月31日，出动飞机132架次。从此以后，当他的顾问们再次提到暂停轰炸时，约翰逊总是“嗤之以鼻”。

　　3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再次重申了袭击石油资源的要求。他们的要求还得到中央情报局一份特别国家安全情报评估和五角大楼一份证明其军事效果的研究报告的支持。3月28日的“星期二午餐会”对袭击石油资源进行了讨论。在3月，对北越进行轰炸的飞机多达4484架次。4月，随着袭击石油资源的讨论不断进行，出动的轰炸飞机首次超过了5000架次。

　　对此，约翰逊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盟国及南越军事力量日益增长、北越及越共军事行动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我赞同加强美国的军事行动。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威斯特摩兰将军制定的计划，要求把我们（在南越的）整个武装力量到1966年年底增加到约383500人，到1967年年中增加到425000人。威斯特摩兰将军深信，如果有了这样的力量，盟国不仅能对付来自北越和越共与日俱增的威胁，而且也有可能增强进攻的能力。”

　　随着轰炸的升级，反战运动风起云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了1967年，轰炸政策成了抨击的中心和议论的焦点，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都说明空袭不能再进行下去。约翰逊自己也承认：“五角大楼，至少是国防部长办公室，越来越被看作是滋生反对意见的温床，鸽派人物彻底占据了这个战争机器的核心。”麦克纳马拉感到精疲力竭，并决定挂冠而去。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967年夏季，当他在太平洋舰队司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和其他人之后，走到关于越南问题的国会听证会的证人席上时，他成了一个公开的异端分子。在那里，其他人都要求继续轰炸，而麦克纳马拉则第一次公开提出轰炸没有效果这样权威性的观点。

　　1966年10月，约翰逊再次飞越太平洋同西贡领导人会谈。菲律宾总统菲迪南·马科斯邀请南越领导人和有军队在南越同美国一起进行侵略活动的协从国家政府的首脑，在马尼拉开会，“检查战争和非军事发展计划”，会议还有一个更广泛的目的，即研究一下“亚洲的前途”。

　　但是，约翰逊对南越的访问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出于对旅途安全和新闻媒介的担心，约翰逊的南越之行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他只到了金兰湾，用了半天的时间视察了美国军队。约翰逊从未访问过西贡。即将被任命为南越驻美大使的裴典认为，他的人民“感到被这种行为方式侮辱了”。他回忆说：“约翰逊对金兰湾的访问就像打了我们一记耳光。”

　　1967年初，约翰逊认为：“也许通向和平之路的唯一办法就是与胡志明直接接触。”他决定在2月份写信给胡志明，建议美越双方代表举行秘密会谈，以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约翰逊在信中对胡志明说，他对北越军队可能会利用暂停轰炸来加强它的军事地位表示关注。约翰逊说：“要是我得到保证——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北越停止派遣军队，停止向南方提供物资装备，那么我准备停止一切轰炸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和把美国主越武装力量冻结在现有水平上。”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在谋求和平解决方案方面前进一步，有一条良好的途径，那就是，我们要在隐蔽的环境中——并不是在引人注目的环境中，为我们双方可靠的代表之间安排直接会谈。”约翰逊在信中说，“这种会谈……应该认真努力寻求一项可行的、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1967年2月8日，约翰逊把给胡志明的信递交给北越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同日，约翰逊再次命令把停止对北越的一切轰炸作为春节期间全面停火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2月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伦敦访问，越旨问题成为他与英国首相威尔逊讨论的若干问题之一。威尔逊似乎认为，他和苏联领导人可能作为调解人并促成越南战争的解决。约翰逊对此表示“强烈怀疑”。但是，他愿意让他的英国朋友“试一试”。在柯西金返回莫斯科的当天早晨，河内电台广播了胡志明对罗马教皇保罗的和平呼吁所作的严厉的、毫不妥协的答复。首先谴责美国对北方的轰炸是不能容忍的强盗行为，坚持越方的“四点计划”——包括撤出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作为唯一的争取和平的基础；强调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必须被认为是南越人民的唯一的真正代表。

　　和谈不成，战争进一步升级。

　　1967年7月底以前，西贡头目阮高其宣称，南越的武装力量将增加65000人，总数将超过100多万，同时考虑把征兵年龄降低到18岁。在此期间，泰国的“志愿军团”开始抵达越南，并预定9月份进入阵地。在8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约翰逊公开宣布，赞同把布防人数增加到4.5万到5万人，在下一年，1968年，各兵种新的最高限额将达到52.5万人。

　　就在越南和谈陷入僵局的时候，越南战争成了亨利·基辛格注入约翰逊政府的敲门砖。经洛奇和邦迪推荐，他出任国务院政策顾问。然而，越南问题并不是基辛格的专长。他的兴趣一向集中在该战略、欧洲和大西洋联盟等问题上。他游历过的世界是西方，不是东方。他对欧洲如数家珍，却从未涉足东南亚。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对他也不能说是完全陌生的。哈佛大学是反对越南战争舆论的“温床”。基辛格对官方人士的思想是熟悉的，这些人老是说，看到“隧道将尽，光明在望”。他阅读来自西贡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经常同约翰逊白宫的“乐观言论”唱反调。他十分了解法国的观点，即认为这是一场肮脏的战争。

　　基辛格曾访问越南多次。第一次是1965年10月，同行的有克拉克·克利福德。克利福德是华盛顿有势力的律师，担任过从杜鲁门开始的历届民主党总统的顾问，后来在1968年初继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了国防部长。他们的任务是对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方针作出估计。

　　当然，基辛格同明显的掌权人物进行了商谈——美国方面，找了大使馆、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南越方面，找了阮高其、阮文绍和其他高级将领。但他也知道官方说的那一套总是报喜不报忧的，所以他便跳出了“要人”的圈子，开始向不当权的人们征求意见。他同佛教领袖、当地的知识分子、村长、记者们谈话。他认识到西贡和偏僻的村庄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越南，因此，也下乡走走，询问一些有关越南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情况。越南人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有什么民族传统？他们有政治基础吗？他们能应付战争吗？南越的军队情况怎样？能改进吗？怎么改进？要多久？最重要的是，除了源源运进美国军队和战争物资以外，美国还能用什么更切实的方法来帮助南越？

　　经过这次“走马观花”的访问，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虽然大量投入了美国兵和美元，但在南越政府当时和未来的领导人中，“几乎完全缺乏政治上的成熟性和无私的政治动机”。在回华盛顿的途中，基辛格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作为“思想库”的兰德公司作了短暂停留，报告他南越之行的调查结果。那里的专家不是认识基辛格本人便是熟悉他的著作的，因此来听的人十分踊跃。当时在场的一位有名的东南亚问题的专家后来回忆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对这场战争最精辟的分析。他了解军事形势、政治形势，对于交谈过的越南人，谁的话值得听，谁的话要打折扣，他都心中有数。据他估计，‘我们正在执行的军事战略非常错误，我们不是在进行一场反叛乱战斗，而是在对非常规的敌人进行一场常规战争。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旗子钉死在西贡一小撮声名狼藉的政客和将军们的旗杆上了。”

　　基辛格是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才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秘密谈判家的；但他早在约翰逊政府时代就成了一位代号叫做“宾夕法尼亚行动”的关键人物。这个行动就是由华盛顿通过基辛格所熟识的一个法国微生物学家，同河内极秘密地进行通信。那个法国微生物学家名叫埃尔贝·马科维奇，他认识一个叫奥布拉克的法国人，而这个法国人认识胡志明。基辛格和这两个法国人都不是精通外交谈判艺术的老手，只是抱着寻求结束战争的动机。他们的目的，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是要以美国停止轰炸换取河内同意“迅速进入建设性的谈判”。这场戏是在1967年6月到10月期间演出的，虽然没有能使双方开始谈判，却是次年把交战双方一起弄到巴黎的那个秘密外交活动的先声。

　　法国人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受基辛格之托，在征得戴高乐总统的同意后，在1967年7月21日飞往河内。3天后，见到了范文同总理。他们为了说明此行并不单是代表他们自己的，便把同华盛顿的半官方联络员基辛格的关系告诉了范文同。接着马科维奇“作为个人意见”扼要叙述了两点建议：“美国停止轰炸，北越限制运往南方的战争补给。”

　　范文同回答说：“我们要求无条件停止轰炸，如果这一点实现了，谈判就没有多大障碍了。”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范文同接着说，“美国有很大的力量，美国政府想要打赢这场战争，约翰逊总统正受着病痛的折磨，这个病痛就叫做越南南方。我们也认为战场上的形势是决定一切的；这场比赛正在越南南方进行。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有些人希望把战争限制在南方。但白宫和五角大楼看来决心继续对北方进行战争。因此，我们认为对北方的空袭可能增加。我们准备他们轰炸我们的堤坝；我们准备在我们的领土上迎战。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我们的军事潜力不断增长……我们为独立而战是有长期历史的。我们曾3次打败过蒙古人。美国军队纵然强大，恐怕也未必有当时成吉思汗那样可怕吧。”

　　范文同总理坚持美国军队必须撤出越南。但是他说，在时间表上他可以通融，他了解有一部分美军可能要留在南方直到达成政治解决为止。他还说：“我们并不想使美国屈辱。”那天晚些时候，范文同陪奥布拉克会见了胡志明。会见后，奥布拉克和马科维奇使用预先约定的密码，给基辛格发了电报。两人从河内回到巴黎几小时，基辛格就会见了他们。基辛格向国内发出了下列报告：

　　奥布拉克说，他见到胡志明时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胡志明老得多了。他穿着一件中国式长袍，走路拄着手杖。但是他的智力并不减当年，眼神里仍然闪耀着往日的光彩。他似乎乐于担当老祖父的角色，而不过问细枝末节的问题。

　　奥布拉克带来了一样礼物，一小块彩色宝石。胡志明回赠了3件礼物：一段绸子给奥布拉克的女儿，几本书，一只戒指。这只戒指据说是由在越南上空击落的第2000架美国飞机残骸的金属做成的。他还记得奥布拉克所有3个孩子的名字。

　　在谈了奥布拉克一家情况大约15分钟之后，奥布拉克问道：“主席先生，您知道我的来意吗？”

　　胡志明回答说：“知道。”

　　奥布拉克问他有什么要说的。胡志明回答道，他不喜欢“在越南的和平”这个提法，因为这给人印象好像美国和越南在道义上是平等的。其实，美国是侵略者，必须受到谴责……

　　胡志明说，关于谈判的问题，具体由范文同总理掌握。然后他又说：“记住，很多人想骗我，都没骗成，我知道你不想骗我……”

　　50分钟后他结束了谈话，由人护送出了房间。范文同送奥布拉克到汽车前。他说：“我们尽可能不让胡主席在具体事情上操心。他已经上了年纪，我们希望他能活到亲眼看见祖国统一。”

　　8月3日，美国有关官员在华盛顿碰头，研究基辛格的报告。就在那同一天，约翰逊总统宣布向南越增乓，使美军总数达到52.5万人。5天以前，他还曾命令对16个新的重要目标进行轰炸，其中有几个距河内市中心很近。这些官员花了8天工夫拟出了美国的答复。他们叫基幸格通过马科维奇一奥布拉克渠道将以下信件带给范文同：

　　美国愿意停止对北越的海空袭击，如果这样做能迅速导致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以求双方之间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话。我们的假定是，当谈判不论是公开还是秘密进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将不利用停止或限制轰炸的机会，如果它利用这个机会，显然与谈判所要达到的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间朝向解决问题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河内对美国的信件作了如下答复：

　　美国建议的实质是附有条件的停止轰炸。美国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是非法的。美国应停止轰炸而无权提出条件。美国的信件是在对河内的轰炸升级后，并威胁要继续轰炸的情况下送来的。这显然是对越南人民的最后通牒。因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强烈地拒绝美国的建议。

　　双方的目标既然完全对立，因此战争就继续打下去了。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苦恼心情”，终于使一个以“结束战争赢得和平”的保证来竞选的共和党人，能够以微弱的多数而当选总统。

　　约翰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行将离开白宫时，并没有在越南取得一个公正的体面的和持久的和平，我的这一遗憾心情谁都难以体会。但是，在这些转变岁月的最后阶段，我觉得，我向我的继承人留下的局面要比前几年更有希望些，更好处理些。”

　　当新总统进入白宫时，基辛格在尼克松身旁。在就职典礼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中，这位新任命的总统顾问已经在为后来的那个著名的“亨利的神妙机器”草拟蓝图了。

　　欲知尼克松进入白宫后的情况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章　尼克松的新花招

总统就职不平凡，首都街头闹翻天；
沿途群众呼日号，和平停战要兑现。

　　1969年1月20日，美国新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天气阴沉、寒风袭人的气氛下进入白宫。新任总统上台伊始，面临着许多难题。但是，最使他感到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从侵越战争的泥淖中拔出腿来。

　　在举行宣誓就职这天，华盛顿街头“热闹非凡”。在连接国会和白宫大院的华盛顿市宾夕法尼亚大道两旁，正集合着几支意向不同、装束各异的队伍。一支是等候参观宣誓仪式结束后、前往白宫大院上任的新总统尼克松及其车队的观众队伍。另一支是抗议美国继续进行侵越战争、抗议尼克松总统上台执政的群众示威队伍。再一支是由从北卡罗来纳州布雷格堡营地紧急应调前来首都的美国陆军空降八十二师等部队组成、准备镇压群众游行示威、保护新总统车队通过的武装军警队伍。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这一种使人欢快而又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美国首都。

　　即将卸任的总统约翰逊和副总统汉弗莱带着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政治伤疤和大选中失败者的耻辱，前来出席这个典礼。约翰逊在执政期间，根据美国垄断资本的意志，把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触怒了广大美国选民，致使自己名声扫地，在和自己属于同一阶级，甚至同一政党的政敌面前处于虚弱的地位。人民的反战压力逼得美国侵越战争的主要发动者约翰逊走向反面，用缩小战争的规模的许诺来帮助自己的民主党拉选票。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显出多大效果。作为总统和副总统的约翰逊和汉弗莱，难以完全洗刷掉他们在侵越战争中的重大责任。尽管他们累得精疲力竭，但在这次大选中还是以失败告终。历史就是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约翰逊们的失败，使共和党的尼克松以微弱的多数赢得了大选。

　　新当选的尼克松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上讲台，站在一个防弹玻璃罩里，发表了自己的就职演说。他一开始就迎合美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愿望。尼克松说：“由于世界人民希望和平、世界的领袖们害怕战争，现在这个时代第一次成为有利于和平的时代。”“历史所能授予的最大的荣誉，是和平缔造者的称号。这种荣誉现在正在向美国招手——这就是把世界最终引出动乱的深渊而登上人类自文明伊始以来所梦寐以求的和平之高峰的机会。”

　　尼克松在回述了30多年以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的情况后说：“今天我们在物质方面是充裕的，但是在精神方面却是贫乏的，我们能够极其精确地飞往月球，但是在地球上却陷入了吵吵闹闹的不和之中。”

　　“我们陷入了战争，需要和平。”尼克松说，“我们陷入了分裂，需要团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们的生活是空虚的，需要充实。我们看到各种任务需要完成，等候着有人去做。”

　　“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候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新总统说，“我今天已在上帝面前，在我的同胞们面前，宣誓要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除了那一誓言之外，我还要补充这样一个神圣的保证：我将把我在职的时间，把我的精力和全部智慧，贡献给国际和平事业。”

　　“让我们定下这样的目标：在那些不知道什么叫和平的地方，使和平成为受人欢迎的东西；在那些和平不牢固的地方，使和平牢固起来；在那些和平只是暂时存在的地方，使和平成为永久的东西。”尼克松指出，“我们想要赢得和平，并不是对任何其他国家人民的胜利，而是一种有‘妙手回春’之妙用的和平，一种给那些苦难的人民带来同情的和平，一种对那些反对过我们的人表示谅解的和平，一种使地球上所有各国的人民都有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命运的和平。”尼克松还说，“我们经历了美国精神的漫漫长夜。但是，当我们瞅见朦胧初露的曙光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诅咒尚未完全消失的黑暗。让我们促进光明的到来。”

　　尼克松为了争取人心，虽然口口声声讲和平，但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易事。他在进入白宫初期，战争仍在升级，而且有些命令就是这位新总统下达的。

　　1969年3月18日，美军开始出动B—52战略轰炸机轰炸柬埔寨。这是尼克松总统进入白宫后下达的第一道扩大战争的命令。

　　1969年5月8日，尼克松总统到了佛罗里达州南端比斯坎岛上的“南部白宫”。在这个海岛上，尼克松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起，研究了出席巴黎会谈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陈主剑当天在巴黎提出的“十点建议”。这个建议的核心是：美国必须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军和其他外国的军队，不提出任何条件；在越南南方的越南武装部队问题由越南各个方面自己解决；越南南方人民通过普选成立联合政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建议中提到的外国军队，指的是南朝鲜、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当时，这些国家在美国的指挥棒下，也和美国军队一起，出兵参加了侵略越南南方的行动。

　　1969年5月14日，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十点建议”提出了自己的对案，即所谓“八点方案”。这个对案的核心，是“一切非南越”的部队撤出南越，就是要把北方的军队同美国等外国军队等同起来，从越南南方“共同撤退”。

　　1969年5月31日，侵越美军司令部宣布：自从1961年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以来，美军官兵死亡已达35000多人，损失飞机5400架。这个数字说明：尼克松政府上任4个多月，侵越美军又有4000多人丧命，平均每月大约被打死1000多人。

　　1969年6月8日，尼克松总统在中途岛宣布：在当年8月底以前，从越南撤出美军25000人，当时，巴黎和谈并无进展。这将是美国尼克松政府从越南的第一次撤军。

　　1969年6月19日，尼克松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前一天，6月18日，前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著文，提出1970年年底以前撤出美国在越南的全部地面部队，1969年年底以前先撤出10万人。尼克松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本人“已经开始向撤军的方向前进”，并且希望能够超过克利福德提出的时间表。

　　尼克松比约翰逊聪明之处，在于“从实际出发”。他认为从越南撤军，无论从长远和眼前看，都是符合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最高利益的。尼克松说：“战争的‘美国化’破坏了越南人的士气；战争的长期化又破坏了美国人的士气。”

　　“民主国家没有打持久战的良好条件。一个民主国家在它的士气由于敌人的进攻而激发起来以后，在它增加军火生产以后，会打得很好。”尼克松说，“一个民主国家只有在舆论支持战争时，才能打得好。可是舆论不会继续支持一场拖延不决而没有明显进展迹象的战争。当战争是在远隔重洋的地方进行时，更是如此。2500年前，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写道：‘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胜利正是美国人民没有得到的东西。”

　　尼克松说：“我们美国人是愿意自己干的人民。在那个时期，我们却不懂得：我们不能替南越人打赢这场战争；归根结蒂，南越人还得由自己来打赢战争。美国鲁莽地进入越南，试图按我们的方法打这场战争，而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使命本应是帮助南越人民加强军队，使他们能在战争中取胜。”

　　“我在任总统以前，同一位亚洲国家领导人交谈时，”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明确地指出当时美国对南越政策的弱点：‘在你们设法帮助另一个国家捍卫其自由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应该是帮助他们打仗，而不是替他们打仗。’这正是我们在越南所犯的错误。正像南越副总统阮高其后来所说的：‘你们夺走了我们的战争。’”

　　尼克松接着写道：“我在1969年上任的时候，美国对越南的战略显然需要做根本的修改。我的政府决心制定一种能结束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卷入并能使南越胜利的战略。”

　　当时尼克松制定的“战略目标”是：

　　——改变从1965年至1968年期间战争“美国化”的状况，集中力量实现“越南化”。

　　——优先开展绥靖活动，以使南越人更能扩大对农村地区的控制。

　　——摧毁敌人在柬埔寨和老挝境内的庇护所和供应线。

　　——用一种不会使南越垮台的方式，从越南撤出50万美军。

　　——谈判停火协议和一项和平条约。

　　——表明如果河内违反和平协议，我们愿意并决心支持我们的盟国；向南越保证，它将继续得到我们的军事援助，就像河内从它的盟国苏联以及从中国得到的军事援助那样。

　　1969年7月25日，也就是在尼克松进入白宫半年之后，他以总统的身份第一次访问越南的途中，在关岛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阐明了后来被称之为的“尼克松主义”。所谓“尼克松主义”就是尼克松出任总统后，面临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美国内外交困的严重危机，对美国全球战略作的一次重大的调整。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发表关岛声明，提出美国收缩战线、越南战争越南化、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新亚洲政策”。

　　1970年2月，尼克松发表对外政策报告，把新亚洲政策推广于全世界，并提出对外政策三项原则——“实力地位”、“谈判时代”、“伙伴关系”，作为“新的和平战略”的三大支柱，即在实力地位的基础上同苏联谈判，在对盟国的政策上从发号施令转到更多的强调伙伴关系。同时，对军事战略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推行的灵活反应战略和逐步升级战略，改为现实威慑战略，放弃“两个半战争”的理论而改为“一个半战争”，在保持充足的核力量和相对的核优势的前提下提高常规力量，减少亚洲驻军，加强欧洲兵力。

　　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提出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即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宣布“变化不定的多边外交活动新时代”的开始，企图在美国国力不足的情况下，施展均势外交，加强自身地位。尼克松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结束了对越战争，打开了同中国的关系，对苏关系从“冷战时期”进入“缓和时期”。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由进攻型转入防守型，其实质是：以苏联为主要对手，视中国为“潜在威胁”，争取改善对华关系，谋求从印度支那脱身，以便稳定国内，集中力量保障战略重点，加紧与苏联在欧洲和中东的争夺。

　　尼克松所说的“越南化”的重要方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使南越军队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战斗力量，它要能够顶住共产党人——既顶住游击队，又顶住当时正在进行常规战的北方主力部队。”他说：“在大力强调越南化和绥靖以后，首要的军事任务就是袭击敌人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庇护所和供应线。”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1969年3月，北越对我们在南越的军队发动新的大规模的进攻，为了对此作出反应，我下令轰炸柬埔寨境内的敌人占领的基地区。当时没有公开宣布这种轰炸，因为我们担心，如果公开宣布，西哈努克就不得不反对轰炸。”

　　“4月初，越南共产党部队开始发动攻势，稳步扩大基地区。直到4月底，他们势将把整个柬埔寨东部地区变为他们能随心所欲出击金边和南越的一个广大基地区。”尼克松说，“在整个4月份，我们表现了克制态度，而越南共产党部队却在柬埔寨到处横行。我们给柬埔寨的全部军事援助（意指给“自由高棉”山玉成的叛军）就是暗中提供的3000支步枪。越南共产党没有表现同样的克制态度，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控制束埔寨。最后，在4月30日，我宣布，我们决定对共产党的攻势进行反击，袭击同越南接壤的、由北越人占领的柬埔寨境内的基地区。”

　　这一次，不仅美国空军对“鹦鹉嘴”地区狂轰滥炸，而且美国陆军侵入柬埔寨境内21英里，屠杀了大批柬埔寨和平居民。尼克松说，由于“美国陆军和越南共和国陆军采取联合行动，缴获了北越的大批装备——1500万发弹药（1整年的补给），1400万磅大米（4个月的给养），23000件武器（足够装备北越军队74个满员的营）。还有许多其他物资。”

　　尼克松对这次进攻听取得的战果非常满意。他说：“由于这次行动以及第二年南越部队在老挝发动的‘蓝山行动’，河内未能积存足够的补给品对南越发动全面进攻，直到两年以后即1971年才发动。这就赢得了完成‘越南化’任务的宝贵时间。”

　　就在尼克松大力推行其所谓“越南化”的同时，1969年8月4日，又派基辛格博士在巴黎开始同越方代表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谈。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一章 物色谈判专家

哈佛教授进白宫，神妙智囊受重用；
越南问题为急务，走马上任拉战弓。

　　美越双方打了多年的仗，积怨很深。因此，参加即将在巴黎举行的越美会谈并非是件轻松的差事。新任总统所以选中基辛格，与其说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勿宁说是出于对他的能力的了解。

　　基辛格之所以被委此重任，并日后走红，成了全世界引人注目的传奇人物一一“尼克松的秘密使者”，是由于1968年的总统选举所造成的。

　　尼克松竞选胜利，基辛格跟着出山。基辛格虽曾反对过尼克松，但眼见白宫礼聘，感到机会难得。早从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他就一直在哈佛大学和华盛顿之间走动，在政权外围充当一名谋士，提出一些有关外交政策的见解。新当选的总统要把他请到政权核心里来了。尼克松要找一位外交政策专家，为他出谋献策。基辛格从抱怀疑态度的东部权势集团前来投奔尼克松，别人认为是背叛行为，但尼克松却因此越发相信他选对了人。

　　从1969年1月以前亨利·基辛格的生涯中，人们不会想到他会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

　　1923年5月27日，亨利出生于德国菲尔特一个犹太教师的家庭。在纳粹上台的动荡年代中，亨利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头一项行动，就是解雇公立学校中的犹太教师，亨利的父亲路易只得在一家犹太职业学校中任职。3年以后这项工作也丢了。因生活所迫，基辛格全家于1938年8月逃离德国，先是去伦敦，但不久就定居在纽约市。9月，亨利在那儿进入乔治·华盛顿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直到1943年2月应征加入美国陆军。

　　战争结束后，1947年基辛格进入哈佛大学学习。

　　1950年，27岁的基辛格与安妮·弗莱谢尔结婚，他们住在校外。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1955年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协会聘请基辛格作为一个研究小组的报告人。这一小组负责考察国务卿杜勒斯1954年倡导的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含义。华盛顿就一点小事情便指望使用核武器的做法，对外交政策精英集团是一大震动。因此，对外关系协会请曾是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戈登·迪安领导一个专门小组，研究核武器的“正当使用问题”。在此工作期间，亨利·基辛格刻苦钻研，完成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的撰写工作。

　　《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的成功，使基辛格的事业发达起来。他回到哈佛出任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他还成为《外交》季刊最经常的学术撰槁人。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是基辛格遇见了另一位伯乐，这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

　　1956年春，纳尔逊·洛克菲勒请基辛格协调一项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资助的专题研究计划。纳尔逊196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基辛格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构成了前者竞选的基础。这样，基辛格便更深一层地进入了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中权势人物的关系网。

　　基辛格熟练地掌握了进行明争暗斗、奉承吹牛和闲聊天的技巧。他一方面乐于为白宫出谋划策，另一方面又很圆滑地与政府中的熟人周旋。他在给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报告中说：“当今华盛顿的状况令人生厌，聪明的策略家太多，深谋远虑者太少。”基辛格也知道如何去奉承。他对这位前国务卿继续说道：“现在再也找不到年轻的迪安·艾奇逊们了。我怀疑我们是否还能造就出他们来。”

　　看到1965年以后美国持续不断地在越南浪费资源，欧洲人开始摇头，流露出不信任、困惑、最终的厌恶情绪。起初，除法国以外的大多数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一直支持，或者说至少是默认美国的越南政策。这时基辛格已在着手研究美国绝大多数人民所“深恶痛绝”的这一问题。

　　1965年和1967年，基辛格曾两次去过越南，这是由政府出资组织学术界知名人士的访问，旨在争取他们对战争的支持。基辛格1965年那次去越南是为外交情报咨询委员会作调查。他对国家安全顾问保证说：“如果你想了解我的印象，我愿意随时奉告。”总的看法，是“这场战争美国再也不应该打下去了”。

　　基辛格在西贡时，《华盛顿邮报》报道过他认为南越政府不得人心、打不赢战争的观点。约翰逊政府遂摆脱与这位教授的干系，甚至表明总统事先并不知道基辛格的此次旅行。约翰逊的助理比尔·莫那斯私下安慰这位使者说，“政府是出于美国政策利益”才回避他的。假如基辛格以前不知道的话，那么他现在算是了解了政府官员是如何操纵新闻界，又是怎样不考虑调查报告作者的。后来，他把这一教训运用到自己的官场生涯中。

　　1967年8月至10月间，基辛格参加了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的秘密谈判。基辛格还向纳尔逊·洛克菲勒作了汇报，指出战争情况很糟糕，美国的目标应是尽快结束战争，同时“遏制共产主义的胜利”。整个1967年，基辛格都在为洛克菲勒就如何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运用越南问题出谋划策。在初选中，这位纽约州的州长把理查德·尼克松描绘成一只不可救药的鹰。一旦洛克菲勒得到提名，他又将把约翰逊总统刻画成一个不称职的草包，既不能赢得战争，又不能摆脱战争。但竞选活动没有遵循这项蓝图。约翰逊3月31日的声明震动了全国：“我将不寻求，也不接受提名。”他还停止了对北方的一部分轰炸，并在巴黎开始和谈。这年夏天，基辛格赴法国首都研究谈判问题。这时，洛克菲勒已输给了尼克松，于是基辛格放弃了刚产生不久的充当顾问的打算。但却意外的被尼克松聘用了。

　　尼克松和基辛格，这两个人从不同的出发点走到一起来了。1968年11月22日，星期五，基辛格飞到纽约，同洛克菲勒进行例行的午餐约会。他们讨论了外面盛传州长将被邀出任尼克松内阁的国防部长的问题，并且还讨论了应不应该接受的问题。基辛格说：“当时谁也没想到会让我担任什么职务，否则我们也会加以讨论的。”谈话中间，电话铃响了，是找基辛格的。对方的声音和名字都是陌生的，是尼克松的一名年轻助手，名叫德怀特·查平。“可否请基辛格博士下星期一来皮埃尔饭店与新当选总统一晤？上午10点，行吗？”

　　“行，”基辛格在电话上说，“可以前往。”星期一，他只有一件事，下午4点在哈佛大学有个讨论课，那是他主持了8年多的“政治学259号课程：国家安全政策”。反正他已经计划留在纽约过周未了，因此现在的问题只是在11月25日星期一多呆一个上午。这个电话引起了种种猜测。直到今天，基辛格还坚持说，他当时以为尼克松召见他无非是“谈谈对外政策问题”而已。

　　11月25日，星期一上午，基辛格被领进了尼克松在皮埃尔饭店39层楼的套间。不待介绍，基辛格早已赫赫有名了。5本著作，几十篇文章，外交问题有专长，熟识许多外国领导人。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讨论了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美国对外政策。这种就具体问题交换意见的方式巧妙地掩盖了这次会晤的实质：两个精明人在互相摸底。这对基辛格来说，是一次奇特的经历。相互打量的后面隐伏着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尼克松要不要给他一个差事干？

　　尼克松肯定是进行了一般性的试探，看他是否愿在新政府里工作。尼克松采取这种缓进的做法，足以反映他的持重态度，这也可能是他照顾到基辛格公开的反尼情绪，也可能他体谅基辛格同洛克菲勒的特殊关系。基辛格对这种欲说还休的做法也不置可否。这要看工作的性质和州长的进退：假若洛克菲勒参加政府，那么他必然要先来请基辛格为他工作的。基辛格暂时只答应尼克松这个具体要求：帮他找一些专家来填补外事部门的重要职位。

　　在讨论过程中，尼克松把霍尔德曼叫了进来。这是基辛格第一次见到这个留着小平头的在加利福尼亚搞宣传的人。此人后来成了总统的心腹，直到1973年4月30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垮台为止。当选总统指示他，为了联系方便，搞一条直通哈佛大学基辛格那里的电话专线。但是基辛格感到自己还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安电话专线未免过份张扬，便说，找他不难，通过哈佛大学的总机就行了。

　　基辛格匆匆离开皮埃尔饭店直奔机场，飞往哈佛大学去赶他下午4点钟的那堂课。第二天，他把同尼克松3个小时会晤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洛克菲勒。州长说，他刚接到尼克松的通知，说决定不邀请他本人在新政府中担任内阁职务了。据洛克菲勒记忆所及，尼克松没有对他提及可能聘用基辛格的事。基辛格刚在哀叹洛克菲勒被排斥在内阁之外，这里电话铃又响了。还是查平，从纽约用普通电话线打到哈佛大学来的。问“基辛格博士星期三是否有空再来皮埃尔饭店见见约翰·米切尔”？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一听就有数，也许他们现在要谈我的事情了。”他赶快同他的哈佛老朋友麦乔治·邦迪联系。邦迪当过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现在是福特基金会主席。“可能他们要我担任一个什么职务，”基辛格悄悄地对他说，“你看我干哪个工作好呢？”邦迪替他出主意，争取当政策计划室主任。

　　11月27日，星期三，基辛格怀着喜悦的心情，坐飞机离开哈佛，到了皮埃尔饭店。他到了39层楼，刚跨出电梯，急于想知道事情的分晓，不料同米切尔一见面就闹了一场喜剧性的误会：

　　米切尔（一本正经地）：那么，你是同意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了？

　　基辛格（按捺住狂喜心情）：这个，还没有向我提出过啊——反正我不知道就是了。

　　米切尔（恢复常态）：哎呀，我的天哪！（匆匆离去。数分钟后又出场，微笑地）当选总统再过15分钟就见你。

　　正式邀请是在当选总统的套间里提出的。尼克松聘请基辛格担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沉吟了一会，解释说：“我感到非常荣幸，但需要一点时间来考虑。”

　　“好，”尼克松说，“一个星期吧。”

　　这件事谈完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接着便就新总统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当谈到越南问题时，尼克松想要把苏联拉进来共同解决这场战争。基辛格对这场战争引起的国内不团结表示忧虑。他们还谈到中国、三角外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核均势等问题。基辛格认为，主要由于华盛顿忙于印度支那问题，忽略西欧的时间大长了。美国内政和外交的重点都应该重新安排。两人谈得很合拢，十分满意。

　　在此后的一两天内，基辛格忙于打定主意接受尼克松明确请他担任的那个职务。这时候，他一下于就把以前对尼克松的许多书生偏见都抛在一边了。基辛格在哈佛的许多朋友认为，尼克松是美国政客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人物。他们不同意所谓“新的尼克松”的说法，他们认为他是个品质卑劣的投机政客，是一味哗众取宠、玩弄反共把戏的走私贩子。认为他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历史上以前受玷污的时期——麦卡锡主义的卷土重来。最严重的是，他们把尼克松看作是造成美国分裂的越南问题上的一名鹰派。

　　可是现在，基辛格对尼克松的看法变了，最少是在起变化。从他对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的一次颇能说明问题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尼克松有某种坏名声。我需要使我相信，他这个坏名声是不应该有的。”

　　亨利·基辛格很相信自己对尼克松的印象，这是很符合基辛格这个人的特点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在对外政策方面，他觉得尼克松的素养要比1956年以来他见过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好。他并不隐讳他对这些候选人的评价：就连那些他称为非常有才华的候选人，在对外政策方面给他的观感也是十分无知的。艾森豪威尔算得上是战争年代的英雄，一个伟大的军人，但却是个平庸的总统。史蒂文森有口才，有风度，但是比较软弱。对于肯尼迪，基辛格感到有点难下断语。肯尼迪很吸引人，可是同样优柔寡断。在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前那段时间里，基辛格认为，如果肯尼迪再任一届总统的话，大概不是创出丰功伟绩，就是闯一场大祸。至于戈德华特，基辛格说，从远处看去，戈似乎一味相信军事力量在核时代也是完全得用的，不应受外交手腕的牵制。基辛格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危险观点。约翰逊对于全球的政治一窍不通，不需待言。汉弗菜本来是很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总统的，却因为在约翰逊手下当副总统，玷污了自己的形象，破坏了自己当领导的资格。洛克菲勒虽然“智力是二流的”，但“对人的直觉的了解却是头等的”，然而，洛虽能鼓舞他周围的人，却无法赢得竞选总统的胜利。

　　现在新当选总统要聘请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助理这一重要职务，基辛格十分感动，决心今后为尼克松出谋献策，当好助手，做好参谋。基辛格的朋友，包括洛克菲勒也力促基辛格接受这一职务。

　　11月29日，即同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基辛格打电话给尼克松的办公室，要求约见当选总统。他从尼克松那里出来，再到尼克松那里去，前后相隔不到48小时。基辛格对尼克松说：“我已经考虑过了，咱们就一言为定吧，我准备接受。这事我就不再找人谈了。”

　　12月2日，尼克松在皮埃尔饭店举行记者拾待会，向大家介绍他的这位新顾问。尼克松笑容可掬，基辛格更是满面春风。当选总统明确表示，给基辛格的指示是要杜绝那种危机外交的做法，“不要尽是等到出了事才去应付”。基辛格显得颇为自信的样子，宣称他打算经常请一些不担任政府职务的外国专家来白宫商讨问题，又说他“同全世界各种观点的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广泛的交往”。尼克松也说：“我这个人喜欢让各种观点都有得到广泛发表的机会。基辛格博士已经或正在建立一种我认为非常令人振奋的新程序。努力使美国总统不要只听到中听的话。而这种投总统所好的做法向来是白宫工作人员爱犯的毛病。”

　　基辛格和尼克松在对越和对华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不谋而合。基辛格主张必须尽早从越南脱身，必须改变继续孤立“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在这些问题上尼克松也持有近似的观点。一年前，尼克松作为候选人曾应阿姆斯特朗的要求，谈了他对美国亚洲政策的看法。在《越战后的亚洲》一文中，尼克松非常重视对外关系协会新近完成的8卷本综合研究项目《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由于孤立北京的故伎显然已经失败，学者和官员们都表示在处理中国问题时要有灵活性。华盛顿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孤立于盟国。

　　在《越战后的亚洲》一文中，尼克松详细论述了这些观点。他指出，从长远来看，一旦印度支那这个头痛问题解决，美国就不得不与北京达成协议。与基辛格的看法一样，尼克松认识到美国的卷入所造成的混乱影响。他哀叹越南遗产“将使美国极不愿意再次以类似的干预形式卷入这类情况”。他还呼吁对中国采取“更强烈的现实主义态度”。

　　外交政策专家们对其他国家的抱怨很是担心，同样，对国内因越南战争而提出的异议也十分烦恼。像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这类“温和派”，在1965年美国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后就与“主流派”看法决裂，在越南问题上也同约翰逊政府存有很大分歧。他指出：“哈里·杜鲁门以后的历届总统为了加强白宫在外交上的权力，夸大了苏联的威胁。”他建议美国外交政策“不要过多注重使用武力和对抗革命”。

　　1966年后，林登·约翰逊在大学校园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报刊和电视在这方面作了大量报道，说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战地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等人，在预见尽快结束越南战争时遇到了困难。“行政当局的道义权威看来已被推翻”。

　　尼克松对基辛格的任命赢得了整个政界的称赞。“保守派”的《国民评论》称之为“很好的消息”。《商业周刊》也赞扬他“不在乎硬的和软的标记”。“开明派”的《新共和》高兴的是，“这位哈佛教授以他具有的精细构思（这是尼克松所缺少的）来分担核时期外交政策的责任”。“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基辛格后来令人着迷的大部分基础：一个庸人政府中的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上。”曾一度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国防部中任职、当时是基辛格哈佛同事的亚当·亚莫斯基曾对《时代》杂志说：“得知有基辛格在那里，我们每晚都能睡得踏实些。”《新闻周刊》把基辛格描绘成“一只温和的鹰，一只警觉的鸽子”，并希望对他的任命“将有助于当选总统与学术界之间的沟通”。

　　从一开始，基辛格就向尼克松陈述了他对国家安全体制的看法。他强烈主张顾问不能只当一名处理各官僚机构发出的大量文牍的协调人。这只是等待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或中央情报局呈报计划，然后从中作出选择的做法将不能使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居主导地位。他可能是位决策者，但他并不是政策的始作涌者。

　　这些建议正中尼克松的下怀。1969年2月7日，白宫宣布“总统已经表示，今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成为讨论需要总统作出决定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主要论坛”。基辛格特别强调这一新体制将为总统提供“创造性的系统计划，确定事实和一系列完整选择”。基辛格向尼克松进言道：“至关重要的是，70年代的外交政策需要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我们再也不能只满足于熟悉的观念或以为未来一定是将来的投影。”

　　白宫和国家安全顾问争取主导地位的另一个潜在对手是国防部。它的预算超过700亿美元，拥有35000名文职官员和近300万的武装部队。尼克松转向国会寻找一位能主持摊子庞大的国防机构的人。来自威斯康辛州的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是位在国会已作了21年的议员，担任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已上升到少数党督导的位置。1967年，这位威斯康辛议员逐渐相信，由于美国每年将额外的200亿美元用于越南战争，严重损耗着美国军队的实力。所谓物质的“吞食”——向在越南领土上的53.5万野战部队提供装备、给养、工薪的费用以及对南越、南朝鲜和菲律宾军队提供的津贴——使得美国对其他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剩无几。

　　莱尔德还担心对越南承担过多责任，使美国不大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使用军事力量。随着莱尔德敦促迅速结束在越南的卷入，基辛格认识到五角大楼的首脑将是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独断外交政策做法的潜在竞争对手。尼克松发现，“某些由他选择的阁员很快就给他带来麻烦”，因此，他“开始通过自己的高级助手来指挥他们”。

　　基辛格位于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总统地点上的接近是非常有利的。他作为总统特别助理的地位，这使他无需通过参议院的认可，也使他的工作较易进行。他不必打乱自己的日程安排去国会山作证，但却可以通过每天早晨8点钟向总统作日常汇报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1969年1月20日下午，在理查德·尼克松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亨利·基辛格准备的关于国家安全组织的备忘录。《第二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代表了把外交权力集中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手中的努力已发展到顶点。所有参与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财政部和其他一些可能涉及海外事务的部门——都必须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协调它们的活动。尼克松签署了这一命令，指示所有机构均要通过基辛格办公室向总统呈报文件。更有甚者，除了能在其他机构的竞争对手中精心设计出一项共同政策外，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和政策。

　　基辛格希望能够“确保决定”的自上而下“畅通无阻”。他在工作中干劲十足，精力充沛。从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信心，他一天到晚在动脑筋。基辛格的一位同事，对他作了如下的评语：“他对琐事最不耐烦。要是有什么人打扰他，或者有什么事打扰他，他会简慢无礼，甚至粗暴无情。另一方面，如果真碰到一件难办的事，这家伙的脾气就迥然不同了。当他面对严重局势，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反倒非常冷静……但是他也善于用一种很适时的幽默感来冲淡‘紧张气氛’，然后就很快抓住这时在众人中涌现出来的好主意。”

　　基辛洛甚至在进入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后来那种智囊人物、头面人物、秘密使者的形象便已露端倪了。在共和党的高层人物中，能同他竞争的人寥寥无几，唯一可以较量一下的要算是马撒·米切尔了。基辛格一跃而成为超级明星，米切尔公开地把他称为“自命不凡的狂人”。基辛格却满不在乎，他干脆把这个评语转而当作一种恭维话来看待。他宣布说：“在哈佛大学，我花了10年功夫才弄得我周围的人都把我当作仇敌，我要大家知道，在这里我只花了18个月。”

　　当时，越南问题是外交难题的核心，基辛格和尼克松都决心让新政府免受造成林登·约翰逊1966年以后日子难熬的那种地位衰落之苦。巴黎和谈必须取得明显进展，军队必须撤出，伤亡必须减少，盟国必须和好，国内“和平运动”必须平息，与此同时，必须让南越政府“确信华盛顿在战争中仍支持它”。基辛格的一位助手曾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想谈成一项“河内将签署的协议，据此，我们的战俘将遣返，我们的卷入也将停止。他甚至坚持我们能得到更好的条件或者西贡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观点”。这位助手还说，另一方面，尼克松则相信，“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是向河内和西贡证明‘西贡能赢’。而这一手要干得利落，一方面要保持国内鹰派和国内战斗者的信心，同时又要劝说其他人相信战争形势在恶化”。

　　妙哉！妙哉！这可真是“一厢情愿”啊！这个棘手难办的重要差使就交给亨利·基辛格了。欲知这位总统“智囊”如何施展他的权谋和才华，且看下章分解。


第四十二章　绞尽脑汁

身负重任心情重，问题棘手非轻松；
朋友面前已夸口，绞尽脑汁务必成。

　　亨利·基辛格对尼克松总统交给他的这项解决越南难题的任务，持乐观态度。他相信只要外交和武力结合得好，就可以产生约翰逊政府多年来未能到手的那种奇迹。他对哈佛大学以前的同事们说：“请放心，不消几个月我们就可以摆脱出来了。”他对一批来访的反战的学生们拍着胸膛表示：“你们给我6个月的时间，到时如果我们还没有结束战争，你们回来把白宫的铁栏杆砸烂好了。”

　　基辛格认为，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一个战略指导方针，既不能取胜，也不能脱身，只得身不由己地从一个灾难滑向另一个灾难。这些人活该受历史的严厉裁判。基辛格自觉高人一筹，他肯定自己能在别人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因为他有一个计划，他甚至在搬进白宫办公以前就将计划拟好了。

　　基辛格首次关于美国从越南脱身的计划，刊登在1969年1月号《外交》季刊上。这篇题为《论越南谈判》的文章，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广泛注意。这篇文章确实是向新任总统提供了一个通过谈判来达到美国撤出印度支那的理论根据，因而也就成了以后4年白宫所提出一切方案的起点，对于巴黎的谈判人员来说，基辛格的文章的关键在于为陷入僵局的会谈提出了一个新想法。基辛格指出：有关各方面都知道，谈判方式的重要性可以说并不亚于谈判的内容。他提议采取一种新程序来打破僵局，这种程序后来被称为“双轨”方式。

　　所谓“双轨”方式，即是在一条轨道上，河内和华盛顿将集中解决他们冲突的军事问题；在另一条轨道上，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将集中解决南越的政治问题。等到两条轨道部达成了协议，就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拟订对所达成的协议的保证和保障，包括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机构的问题”。要是河内不理他这一套，基辛格另有“二线办法”。他在文章里写道：“如果河内不妥协，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我们就应当设法单方面尽量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应当采取一种减少伤亡而集中保护居民的战略。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南越军队，以便逐渐撤退一些美军；我们还应当鼓励西贡政权扩大基础，使它更强大，以便他们踉共产党人进行那个迟早总要到来的政治较量。”基辛格的见解是根据他在1965年和1966年两次南越之行得出来的。

　　他在文章里写道：“我们打的军事仗，而我们的对手打的是政治仗。我们是要消耗敌人的肉体，而我们的对手是要在精神上拖垮我们。这里，我们忘记了游击战争的一个主要原理：游击队只要不失败，就是胜利；常规军队只要不胜利，就是失败。”虽然基辛格认为60年代中期美国的大规模战争升级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但他反对主张美国承认错误一走了事的意见。他认为大国的行动切忌轻率，即使犯了错误也要信守自己的义务。他写道：“既然美国在这项义务中投入了50万大军，这就解决了关于越南是否重要的争论。不管我们是怎样陷入越南的，不管对我们的行动如何评论，为世界和平计，必须体面地结束战争，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只能横生枝节，使国际秩序的前景复杂化。”

　　基辛格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明确计划，同五角大楼一味追求军事胜利的幻想，形成鲜明的对照，以致这一计划竟受到了异口同声的赞誉。《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精辟的分析！用新人代替旧人的重要性，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例证了。”专栏作家克拉夫特写道：“目前对行将上台的政府来说，最大的吉兆莫过于基辛格关于越南的文章了。”“基辛格很有才智，能够透过具体问题指明出路。”

　　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同的是，他关于结束战争的计划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在尼克松的外交构思中，莫斯科占有中心地位。他那篇未公开发表的演说稿说：“如果苏联人有意要使战争结束并谈判出一个妥协解决办法，那么，他们是有办法把胡志明弄到谈判桌上来的。”可是，“苏联人却无意这样做，而且从他们自身的直接利益出发，也很难看到他们有什么必要这么做”。俄国人“对战争持续的长短具有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他们却力避冒卷入所带来的正常风险——更重要的是，力图卷入所带来的责任”。

　　尼克松决心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即：“美国在作出一切牺牲，而苏联却安坐一旁，怂恿它的盟国北越进行新的捣乱”。尼克松要想一个妙法使苏领导人相信，帮助美国体面地撤出印度支那是符合苏联自身利益的。越南问题可以成为“连环套”理论的第一个重大考验。这个理论后来成了尼克松对外政策的基石。

　　在尼克松宣誓就职前几个星期，基辛格就开始为越南问题进行工作了。

　　1968年12月中旬，基辛格受聘后才几天，就拜访了他的老友亨利·罗恩。罗恩是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当时任兰德公司总经理。基辛格问兰德公司能不能编写一份关于越南问题选择方案的机密的全面分析材料？罗恩接受了这项任务，并派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主持。埃尔斯伯格编成了一份无所不包的各种选择方案清单——从全面战争一直到全面撤军。

　　1969年1月初，基辛格又找了埃尔斯伯格来纽约接受另一项任务，原来尼克松总统要求政府各部门，对越南战争的政治和军事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一次研究，基辛格请埃尔斯伯格帮助拟出一份调查表，准备发下去征求各有关部门的“独立意见”。1月21日，总统尼克松在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审核了这个调查表。

　　调查表中共有28个问题，定名为《国安研一号备忘录》（即第一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叫基辛格分发有关部门。

　　尼克松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改变巴黎美国谈判代表团的阵容和职权。任命亨利·卡伯特·洛奇和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任职的纽约律师劳伦斯·沃尔什取代民主党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赛勒斯·万斯。由基辛格拟就并经尼克松审批发给代表团的指示，基本上就是那个“双轨”方针。即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问题分开解决，而作为军事问题的第一步，提出美国和北越军队“共同撤出”南越。当时负责东南立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看到这一电文后叫嚷说：“这一下非把东南亚条约组织搞垮不可！”原来，在名义上，美国是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赞助下到越南去作战的。基辛格干脆把国务院的抗议置之不理，这是他多次故意冷落国务院的第一回。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第二步，着眼于苏联这个东南亚“和平的关键”。3月4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大家知道，巴黎和谈能开得成，苏联是帮了忙的。我还可以说，根据国务卿和我同苏联大使谈话的情况，我现在相信，苏联同许多别的国家一样……也担心越南战争扩大化……他们认识到，如果战争长期延续下去，升级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接着他就谈到了关键问题。他说：“我相信，苏联是愿意利用它的影响来恰当地帮助结束战争的。至于它可以做些什么，那只有它自己才能回答，而且也许只能私下回答而不能公开回答。”

　　在这一复杂的情势中，基辛格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计划，是切断河内外部的物资供应来源。他们认为：“由于莫斯科向越南提供了大份额的战争物资，因此改变河内谈判立场的恰当方法，便是宣称美国与苏联问缓和的存在。”这一进程始于1969年2月，通过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试探，开通了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磋商的“幕后途径”。由于多勃雷宁在古巴导弹危机前不久就在华盛顿工作，因此，他是外交使团的团长。

　　尼克松政府一开始工作，多勃雷宁就充当了向克里姆林宫传递信息的使者。他告诉克里姆林宫，美国不想让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分歧妨碍继续进行战略武器对话。基辛格认为，作为谨慎的使者，这位苏联大使看来是位最佳人选。在明确谈判的主要地点设在华盛顿而不是在莫斯科，或某个中立地点后，白宫就能够更直接地控制谈判的内容。这一点对基辛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因此可能比国务院官员更多地接近总统。不过，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人数甚少，它不能与苏联进行一个全面的和长远的对话。就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鼎盛时期，其人数也不到的人，而且只有5人是从事美苏关系和核武器控制研究的专家。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第三步更为重要。正当洛奇在巴黎提出“外国军队”从南越“共同撤出”的新方案时，决定提出一个单方面把美军撤出越南的计划。尼克松叫基辛格向他的最高幕僚们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5种方案。这些方案从极端鹰派的立场到比较鸽派的立场都有。

　　基辛格对5种方案逐一作了说明：

　　第一，总统可以决定全力争取“军事胜利”。这意味着，依靠猛烈轰炸和封锁北越港口以摧毁北越，同时对莫斯科和北京发出不许干涉的强硬警告。

　　第二，总统可以把美国的军事行动大部分限制在南越，集中力量击败那里的共产党的抵抗。这个方案仍然包括空袭从北越通过老挝进到南越的渗入路线。

　　第三，总统可以把美军逐步撤出南越，同时逐步加强西贡政权，让南越军队把局面顶下来。

　　第四，总统可以加速撤退美军，大力依靠南越当局扩军，并迫使西贡朝着在巴黎取得政治妥协的方向前进。

　　第五，总统可以下令立即停止美军在越南的作战任务，并推动在巴黎迅速达成交易，那就等于向河内的基本要求投降。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对以上5种方案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最后一个方案，即美国马上撤军，被当场否定了。第一个方案，即增加美国的卷入程度，也被否定了。总统的幕僚中没有一个要求军事上的胜利的，但也不要政治上的失败。第二个方案，即原封不动地继续在南越陷下去，也放弃了。国防部长莱尔德加强了尼克松的这个信念：除非美国的伤亡人数和开支有显著的下降，否则就无法再要求美国人民支持这样一场不得人心又无法取胜的战争，这就只剩下第三和第四方案了。而这两个方案的区别主要是程度上的。莱尔德主张美国较快撤军。同时大力装备和训练南越人自己去打仗。国务卿罗杰斯总的说来同意国防部长莱尔德的意见，但主张强调巴黎和谈。他觉得搞越南化太靠不住，又太费时间，谈判才是迅速摆脱绝境的一种更有利的赌法。

　　基辛格同国务卿罗杰斯的意见大体上相同。在他看来，外交途径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他也赞成美国撤军，但由于他对西贡的军事能力没有什么信心，而且十分怀疑西贡政治上的稳定性，因此他认为“越南化”是不现实的。基辛格说：“我把它看成是讨价还价的策略，谈判的工具。我从来不认为它是行得通的。”

　　和平解决越南问题，赢得了大部分人的赞同和支持。3月27日，长期以来批评越南战争的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应邀到白宫去同尼克松和基辛格举行一次关于美国和世界和平的私下讨论。这位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对总统说，总统如果“马上”结束越南战争，就将成为民族英雄——“正像戴高乐结束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以后那样”。宫布赖特后来回忆道：“我谈完离开时，相信总统和基辛格博士都同意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基辛格送这位参议员到门口，向他保证：“新政府不会遵循约翰逊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富布赖特后来说：“我把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为，战争即将按总统的计划而宣告结束。”

　　到了1969年5月初，基辛格断定，美国采取主动，大力推动谈判的时机已到。总统定于5月中发表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到时他将初次公开阐明他和基辛格认为可以作为解决这场战争的谈判基础的那些原则。基辛格起草了演说的头几稿。这个演说定于5月14日晚上10时进行。在总统讲话之前1小时，基辛格把多勃雷宁请到白宫办公室来。他把演说的一份预发稿交给了这位苏联大使，强调指出它所包含的新的契机，然后提请他注意下面几句关键的话：

　　“要是把态度灵活误以为是软弱无能，把通情达理看成是没有决心，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我还必须十分坦率他说明白，要是这种无谓的痛苦继续下去，势将影响其他方面的决定。这样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基辛格把这几句翻译成直截了当的话：如果俄国人“不拿出一个解决办法”，美国就要“使战争升级”。多勃雷宁答应把基辛格的口信转达克里姆林宫。但是，尼克松在演说里排除了“用纯军事方式来解决”战争。他也拒绝反战群众要他抛弃阮文绍总统、接受在南越搞联合政府的意见。就在尼克松发表演说之前，基辛格对新闻记者们说：“我们懂得体面的解决和变相的失败之间的区别。”

　　尼克松在演说中列举了美国政策的“7条指导原则”，即：所谓“美国不谋求在越南建立基地；美国不谋求缔结军事联盟；如果南越人民愿意中立，美国也可以接受；南越的所有政治成分，只要愿意放弃使用武力或恐吓手段，都应当能够享有充分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美国愿意接受由于人民的自由选择而产生的任何南越政府；美国不强加任何政府给南越，我们也决不参与这种胁迫行为；美国不反对重新统一，如果那是人民所作的选择”。

　　接着，尼克松提出了解决这场战争的军事问题的8项建议。有人说，这些建议酷似1968年的洛克菲勒的计划，那个计划也是由基辛格草拟的。尼克松总统的8项建议是：

　　——所有非南越军队开始撤出。

　　——上述军队须在12个月内大部撤出南越，剩下的也要撤离战斗，开往指定的驻地。

　　——随着北越部队全部撤离，所有外国的非共产党部队也将撤出。

　　——成立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国际监督机构，对撤军工作进行核查。

　　——然后由监督机构帮助安排各地停火。

　　——监督机构还将帮助“根据协议的程序”举行选举。

　　——安排早日释放全部战俘。

　　——最后，协议各方同意遵守1954年和1962年的日内瓦协议。

　　过了几个星期，美国又采取了第二个“重大步骤”。经过几个月的周密准备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打算宣布他们早在就职之前就早已作出的决定，即美国将开始从南越撤军。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会引起争论的决定，它将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但将遭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西贡阮文绍政权的强烈反对。第一批撤出的人数将是25000人。基辛格和尼克松相信，只要精心布置，第一批撤军的公告可以成为向河内发出的带决定意义的信号，表明华盛顿退出印度支那的决心。

　　美方决定在6月8日，即尼克松总统5月14日演说后3星期多一点，发表这个公告，以便于“河内有时间对它进行消化”。基辛格对其美国的“盟友”考虑得是非常周到的。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背弃西贡政权。过去他经常埋怨美国在越南有“太上皇”的倾向，并且谴责1963年美国怂恿政变分子杀害吴庭艳总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错误”。

　　基辛格上任后不久，曾对哈里曼吐露说，在他看来，约翰逊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听任当时的国防部长克利福德在1968年11月初公开责备阮文绍不肯到巴黎去跟民族解放战线进行谈判。基辛格对哈里曼说：“不应该那样对待盟友嘛。”尼克松之所以决定前往中途岛与阮文绍会晤，以宣布美国第一批撤军，正是为了要表现双方“团结一致”。此举不仅是照顾这位西贡总统的威信，也是要借他的出场来安定美国国会里的保守派的心，说明南越是支持美国总统的。至于阮文绍的公开“表示同意”，谁都知道，那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

　　基辛格相信，从50多万人的大军中撤出25000人，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实力产并无影响，然而却可显示美国谋求解决的“诚意”。那时基辛格的确相信，只要尼克松总统一宣布开始撤军，就会使河内愿意来进行认真的谈判。他说：“我们现已到了应当开始认真谈判的阶段了。”这时越南再次传来令基辛格他们感兴趣的情报。什么“全国各战场都沉寂下来了；北越继先前在春天从南越撤出部队之后，又从南越陆续撤出了一些部队；在南方，共产党军队正分散成游击队式的小分队，美军伤亡人数大大减少了”。基辛格又在捉摸：“这莫非是对方回答的信号？”

　　基辛格的确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越南问题早日解决，美国军队尽快从越南脱身。由于他和学术界素有密切联系，他比别人更深刻地感觉到当时横扫全国大学校园的汹涌澎湃的反战情绪。就在基辛格动身去中途岛之前，他就亲自尝到了这个反战运动势不可当的威力。一天，他到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去接受名誉学位，结果受到了一场公开侮辱。全校900名应届毕业生中有一半以上反对他。基辛格意识到，在这些学生眼里，他已不再是学者的象征，而是一个在进行一场“无理性”、“不道德”战争的政府的象征了。大学生对他怀有敌意，使他痛苦万分。他痛下决心要恢复政府同大学生之间的信任。他相信，只有通过谈判迅速结束越南战争，才能防止学生的反战思想有朝一日爆发成为群众性的暴力行动，或者发展成同样具有破坏性的大规模同社会对立的情绪。

　　基辛格博士建议尼克松总统同胡志明建立直接的联系，向这位北越领导人发一封密信，建议举行认真的谈判。如有可能，由基辛格和北越代表在巴黎开始秘密接触。美国总统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这纣信，是由法国一个名叫让·圣特尼的法国银行家传递的。信的日期是7月15日。尼克松在信里承认，要经过4年战争的鸿沟进行联系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答应：“美国准备立即不抱成见地，同心协力，把和平的幸福带给勇敢的越南人民。”他重复了他那众所周知的警句说：“等待绝无好处。拖延时间只能加剧危险，加深苦难。”

　　让·圣特尼把尼克松的信交给了北越参加巴黎的和谈代表团团长春水。不到一星期，河内答复由春水和基辛格举行秘密会晤。这次会晤是在让·圣特尼的巴黎寓所里举行的。让·圣特尼只呆了一会儿，给双方作了介绍并向客人们指点了饮料放在哪里，就走开了。春水和基辛格会谈了差不多3小时，他们的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春水法语很流利，但他带着一名译员。基辛格呢，看法文材料还行，口语差一些，由当时任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武官、精通法语的沃尔特斯将军陪同。会谈没有取得突破，双方只是各自阐述了人所共知的立场而已。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起点。

　　在基辛格和春水会晤后大约3星期，白宫获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已经逝世。美方一时说不准他的去世对河内的政策会有什么影响。胡志明同美国的最后一次联系，即他给尼克松的复信，是在他去世前不几天到达华盛顿的。从字里行间美国官员找不到丝毫“松动”的口气。基辛格对此大失所望。他的朋友们发现他突然对于“体面地”结束战争的前景悲观起来。

　　他的行动计划不灵了，政府机关中他的仇人幸灾乐祸起来了。他一度确实相信，美国开始从南越撤军，将推动河内进行认真的谈判，据美方得悉，河内领导人对局势的看法，却与他们的看法截然不同。越方认为，美国撤军一开始，只会削弱、不会加强美国的讨价还价地位；他们还认为，这就表明美国的颓势已成，无可挽回了。双方都理解不了对方的立场，僵局加深了。

　　基辛格对越南问题的辛辣意味是深有体会的。一天，他会见一批来访的亚洲外交官，其中有一位很客气地问道：“基辛格博士，我们怎么知道你们不会重犯约翰逊政府的错误呢？”基辛格报以苦笑，他说：“不会的，我们决不会重犯他们的错误。我们不会派50万大军去越南的。”他回味了一下刚才的话，接着又说：“我们也还会犯错误，但那将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这时华盛顿已是深秋季节，寒冬将临，万象萧条，基辛格为打破和谈僵局，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他拿着胡志明临终前，1969年7月20日对越南军民发布的最后一次的号召书，一遍一遍地研读，想从中寻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他默默地读到：

　　亲爱的全体军民：

　　15年前，在奠边府的辉煌胜利以后，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已承认我们民族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基本权利。这一协议规定，1956年7月必须举行自由普选，以统一全越南。

　　但是，美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日内瓦协议，侵略我国国土，挑起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殖民战争。

　　15年来，我国全体军民团结一心，经受一切艰苦牺牲，极其英勇地进行抗美救国战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相继破产，它的失败日益惨重；我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且必将取得彻底胜利。

　　北方军民已经粉碎了美国强盗的破坏性战争。

　　南方军民正在打败它的“局部战争”。

　　从戊中年春以来，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对我们有利，对敌人不利。南方4/5的土地和3/4的人口获得了解放。

　　在这些胜利的条件下，南方国民代表大会召开了，并且一致选出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顾问委员会。这个政府立刻得到20多个兄弟国家和友好国家的承认，受到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尼克松总统违背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仍然继续强化对我国南方的侵略战争，使用B—52型飞机加紧轰炸，加紧撒放化学毒剂，疯狂地摧毁我国的村庄、城市，残酷地屠杀我国同胞，犯下了许多极其野蛮的罪行。

　　尼克松推行战争“非美化”的阴谋，妄图用伪军进攻越南南方人民。

　　在巴黎会谈中，美帝国主义一味提出极其无理的要求，不肯严肃地讨论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提出的合情合理的10项全面解决办法。

　　尼克松打算撤出25000名美军，借以缓和美国人民的舆论和世界舆论。这是一个骗局。

　　越南人民坚决要所有的美国军队和美国的仆从国军队全部、干净地撤走，不是只撤25000名或者25万名、50万名，而是必须全部、干净和无条件地撤走。只有这样，才能够挽回美国的名誉和使几十万美国青年免于在越南南方继续遭到无谓的死亡，使美国几十万家庭免于痛苦悲伤。在美军和美国的仆从国军队全部撤走，越南南方从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时候，临时联合政府将按照10项全面解决办法所提到的那样，举行自由和民主普选，让越南南方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政治制度，选出制宪国会，制定宪法和成立越南南方正式联合政府，不许外国干涉。只要越南南方还存在美军和伪政权，就决不会有真正自由、民主的普选。

　　美帝国主义的失败已经明显，但它还不肯放弃赖在我国南方的野心。我国全体军民，万众一心，高度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怕牺牲，不怕艰苦，决心坚持和大力促进抗战事业，决战决胜，打得美国军队全部撤走，打得伪军和伪政权全部垮台，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和平统一国家。

　　趁此机会，我代表我们越南军民对国际上所给予的巨大支持和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并且相信各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各个爱好和平、主持公理的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包括美国进步人民，将加强对越南人民抗美救国事业的支持和援助，直至取得彻底胜利。

　　我们全国军民奋勇前进！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必定失败！

　　越南人民必获全胜！

　　基辛格能从这一“号召书”中悟到什么呢？胡志明主席逝世后对越南战局和越美和谈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巨星殒落，全国悲痛。欲知胡志明主席的逝世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三章　巨星殒落

男女老少皆悲痛，举国上下尽哭声；
人民痛悼胡志明，秉承遗志勇前行。

　　胡志明主席逝世了。这一巨星的殒落使越南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越南军民决心化悲痛为革命力量，继续沿着胡志明指出的方向奋勇前进。

　　1969年9月4日清晨，“越南之声”电台沉痛宣告：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在突患非常严重心脏病之后，于1969年9月2日9时47分逝世，享年79岁。

　　在胡志明患病期间，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夜守护着他，并委托一个有资格的和有丰富经验的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小组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疗。但因年事很高，病情严重，胡志明主席终于与越南人民永别了。

　　由越南党政领导机关发布的公报说：“胡志明主席是我们越南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的、敬爱的领袖，他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革命、人民和祖国。他创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即现在的越南劳动党，他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和越南人民军，他组织了‘八月革命’，并领导‘八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过去，他领导我国人民进行了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战争，后来，为了解放越南南方，保卫北方，进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他又一直领导我们进行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非常辉煌的胜利。”

　　公报继续说：“胡志明主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位坚强卓越的战士，是正在为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半个多世纪以来，胡志明主席的名字、美德和革命理想，始终同我们越南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紧密连结在一起。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在这些悲痛的日子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会常务委员会、政府会议和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号召我们全党、全体武装部队和全体人民把悲痛化为革命行动，加强团结，把我们的意志和力量全部投入对美国侵略者进行战斗和打败美国侵略者、解放我国南方并在北方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从而实现胡志明主席的崇高愿望——建设和平、统一、独立、民主、繁荣和富强的越南。”

　　公报最后说：“伟大的胡志明主席的名字和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他的革命事业定将继续向前进行，并胜利完成！”

　　胡志明于1890年5月19日出生在越南中部一个贫穷的“儒教”家庭。他的一生是在充满雷鸣闪电的岁月中度过的。胡志明21岁时离开殖民统治黑幕笼罩的祖国，漂洋过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了五洲四海，成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家。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越南革命的具体实践，领导越南人民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法。抗美斗争，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事业无私奉献了一切。

　　艰苦奋斗，毕生为人民操劳，是胡志明主席最高尚的品德。他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祖国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在我躲藏在深山里或进出监牢的时候，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他甘愿吃苦，当过厨房杂役、侍者、园丁、扫雪工和烧煤工等。为了使祖国和同胞早日脱离苦海，他不顾个人安危，在特务暗探严密追踪下积极进行各种革命活动，并曾两度被敌人关进监狱，但出狱后仍继续为革命工作，毫不畏缩。革命胜利后，他身为党和国家主席，仍过着秘密活动时期“布衣战士”的简朴生活。他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经常说：国家和人民还穷，我们的生活不能和人民有所差别。他要求干部做到“先天下(w'ww'.'F'v a 'L'. 'c'n'福'娃'小'说'下'载'站')之忧而忧，后天下(w'ww'.'F'v a 'L'. 'c'n'福'娃'小'说'下'载'站')之乐而乐”，教育干部要坚持“革命道德”，真正做到“勤俭廉正”、“大公无私”。他对干部的要求与教诲，数十年来，无一不是身体力行。直到生命垂危时刻，还念念以不能继续为人民服务而“遗憾”。这种崇高的革命品德，令人景仰。

　　胡志明主席还是一位亲自动笔勤奋写作的革命领导人。他除用真名发表文章外，还用各种笔名发表了许多文章，所有这些文章成为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外国人不知道他在1951年至1969年逝世止的这段时间曾用20多个笔名在越南《人民报》上发表了1200多篇文章，字数近百万。对这些文章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胡志明主席的人品和思想的了解。胡志明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他将永远活在越南人民的心中。

　　当“越南之声”广播胡志明逝世这一不幸的消息时，首都河内街道上行人立刻停下脚步。在扩音器旁，不少人泣不成声，整个河内市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河内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和住宅门前，都挂上了带黑纱条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旗。到处挂起了带有黑边的胡志明主席的遗像，下面写着：“沉痛哀悼敬爱的胡志明主席！世世代代不忘记伟大的胡志明主席的功劳！”

　　围绕在绿树丛中的河内巴亭广场，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从9月6日开始，已有各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街道居民等各界数十万代表，胸前佩带红黑两色或黑色的布纱，排着整齐队伍，川流不息地来到雄伟的巴亭大会堂，瞻仰安息在水晶灵枢里的胡志明主席的遗体。他们在沉痛、肃静的气氛中，在胡主席遗体前默哀，向胡主席最后告别。

　　人们在瞻仰胡志明的遗体后，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胡志明生前居住的主席府前。伟大的胡志明主席，为了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解放南方，统一祖国，日夜在这里操劳。他曾经多次从这里发出气壮山河的号召，号召越南人民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彻底打败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实现祖国的统一。想着胡主席生前的一切，人们悲痛万分。他们纷纷表示：“敬爱的胡伯伯，安息吧！您的革命事业，我们一定继续完成；您的崇高理想——解放南方，统一祖国，我们一定要实现！”

　　巴亭广场上的扩音器里，不断播送着胡志明生前的讲话录音。聚集在扩音器下的人们，缓慢地行进着的人群，都细心地倾听着胡志明的庄严的声音：“战争可以延长5年、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河内、海防和其他一些城市可能被摧毁，但是越南人民是不会被吓倒的！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为宝贵的了。”胡志明1966年7月17日发表的这一伟大号召，一字一句都铭刻在人们的心坎里。

　　在前往巴亭广场吊唁的人群中，有的是曾经跟随胡主席抵抗过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老战士，有的是狠狠打击了美国空中强盗的人民军战士和民兵自卫队员。他们来到这里，有时冒着大雨，仰望着广场上的检阅台。就是在这里，24年前的9月2日，胡志明庄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他们回忆着胡志明在那艰难的年代里，领导越南人民打败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和日本法西斯，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他们还想到胡志明生前最关心越南南方人民，关心越南南方的解放，关心祖国的统一。他们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胡志明的遗志，更加沉重地打击美国侵略者，完成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河内郊区越中友谊农业社社员们，在沉痛地哀悼胡志明主席逝世的时候，决心和全体越南人民一道，坚持和促进抗战，决战决胜，赢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60岁的老社员阮文内，把3个儿子都送到了部队，自己坚持生产。他对记者说：“胡主席逝世，我很悲痛，我决心化悲痛为实际行动，努力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南方骨肉同胞，打败美国侵略者。”

　　60岁的陈氏年老大娘，她的丈夫在抗法战争中光荣牺牲。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她又把独生子送去参军了。她激动他说：“我要把悲痛化为实际行动，教育儿子牢记胡主席的教导，一直战斗到越南国土上没有一个美国侵略强盗的影子时为止。”

　　在越南北方的第二大城市海防，当胡志明逝世的消息传来，正在港口工作的工人都停止了工作，沉痛地悼念胡主席。人们纷纷涌向街头，聚集在扩音器前，倾听关于胡志明逝世的噩耗，禁不住流下眼泪。一个参加过抗法战争的干部悲壮他说：“我们决心按照胡主席的教导，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打得美军全部撤走，打得伪军和伪政权彻底垮台，解放南方，保卫北方，统一祖国。”

　　胡志明逝世的消息传到北太省以后，太原钢铁公司的工人十分悲痛。在胡志明生前访问过的机器厂，工人们在黑板报上写着：“机器厂职工沉痛哀悼胡主席，决心化悲痛为革命行动，促进生产，为战胜美国侵略者生产更多的钢铁。”

　　在河静省，各部队、机关、学校和生产单位的代表1000多人，9月4日下午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参加了胡志明主席的追悼大会。大会通过的决心书说，河静省人民终生不忘胡主席，决心遵照胡志明关于“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为宝贵的了”的教导，奋勇前进，和全国人民一起，为赶走美帝国主义、解放南方、统一祖国而斗争到底。

　　在广平省，荣获英雄单位称号的高炮部队筝河团，全体干部和战士在非常悲痛中坚守岗位，他们决心以实际行动悼念胡志明主席，给敢于侵犯的美国强盗更沉重的打击，为抗美救国战争作出更大贡献。

　　同样，胡志明的逝世，在中国也引起了极大的悲痛。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有着诚挚、深厚的友好感情。早在20年代初，他在巴黎就结识了周恩来、王若飞、李富春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他精通汉语，造诣很深，他身陷国民党监狱时所著汉文诗《狱中日记》，为人们传诵。在中、越建立共和国之后，胡志明像走亲戚一样经常到中国访问，把中国视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和周恩来曾在法国患难与共，情同手足。胡志明逝世的第二天，周恩来就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飞赴河内表示沉痛哀悼，并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

　　为了继承和发扬胡志明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9月3日，越南劳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军总司令部，向全体党员、全体战士和全国同胞分别发出号召书。

　　号召书说，胡志明同志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缔造者，民族阵线和越南人民武装力量的缔造者。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我们民族的十分巨大的损失。号召全体党员、全军战士和全国同胞化悲痛为革命行动，勇敢前进，继承胡志明主席的伟大事业。

　　号召书说，越南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必须实现胡主席的教导，努力开展爱国竞赛，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在胡志明百战百胜的旗帜下，把抗美救国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引向彻底胜利。

　　号召书说，在这沉痛的时刻里，越南中央军委和忘司令部号召各人民武装力量、全体干部和战士、国防工人和全体党团员：彻底实现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革命行动，紧密团结，勇敢前进，继承胡主席的事业，学习他的榜样，不怕牺牲，终身为祖国的独立、统一，为社会主义，为光荣的国际义务而奋斗。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高举胡伯伯交给的决战决胜的旗帜，以乘胜前进的气势，同全民一起，把抗美救国事业引向彻底胜利，进而和平统一祖国，实现胡主席的神圣号召：“只要在我国土地上还有一个侵略者，我们就继续战斗，把他全部赶出去！”“稳操全胜，勇向前！”

　　1969年9月6日，处于抗美救国第一线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临时革命政府和政府顾问委员会，就胡志明主席逝世发表号召书说：“胡主席的一生、事业和名字，是同我们民族、我国人民和我国河山连在一起的。胡主席继承和光辉地发扬了我们民族的最优良的品质。胡志明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最崇高的骄做和自豪。”

　　号召书说：“他是我们的血肉，是我们的精神和智慧。他的逝世是我们民族和人民的一个无比巨大的损失，但是，在他的领导和率领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祖国和人民已经飞跃地成长起来。这是他在和我们永别的时候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在他灵前，我们仅表达我们世世代代的深切感谢。我们宣誓：坚决保护和发扬这一宝贵遗产，坚决培养和加强我国人民无敌的团结战斗力量，排除一切阻碍，在他给我们民族和我们这一代指出的光荣道路上奋勇前进。”

　　号召书说：“我们是时刻在胡主席心中的半个国土——南方生活和战斗的越南人。我们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民，每一个战士和干部的心中，都有胡主席的形象。他是我们民族决战决胜美国侵略强盗的精神的最崇高的象征。他对南方人民的号召和教导像河山的呼唤一样响亮，像太阳一样放射光芒，鞭策和指引我们接连战胜当代头号凶恶敌人美帝侵略者。”

　　“他一贯全心全力地为了抗美救国的南方前线，他是北方大后方深厚的骨肉情义的最集中的代表。”号召书说，“他密切地注视着我们南方人民的每一个前进步伐，以我们的快乐为快乐，在我们碰到困难和障碍时无限忧虑。胡志明主席对南方的情义像海洋一样深广，他对南方的功劳像层层迭迭的长山一样高大。”

　　号召书说，全体南方人民同全国同胞一起，决心把悲痛化为革命行动，拿出全部精神和力量，不怕牺牲，奋斗到底，以便完成胡志明主席所赋予南方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崇高事业。

　　我们向全国军民宣誓，我们南方军民坚决完成他在和我们永别以前向我们提出的任务，万众一心，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决战决胜，打得美军要全部、干净地撤走，打得伪军和伪政权彻底垮台，解放南方，进而和平统一祖国。

　　我们誓要永远实现他的教导：“团结，团结，大团结！”“成功，成功，大成功！”决心不断增强全民团结，以保证战胜敌人和完成一切革命的任务。

　　我们向1700万北方同胞宣誓，为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为了各民族的共同自由和独立，为了世界和平，我们1400万南方同胞不伯牺牲，坚决战斗，完成“在抗击美帝侵略者最前线的任务和巨大荣誉”。

　　号召书号召越南南方全体同胞、战士以及各部门全体干部、人员，必须高举胡主席的旗帜，坚决实现他的“没有什么能比独立、自由更为宝贵的了”的教导，团结一致，万众一心，英勇前进，坚决把悲痛化为革命行动，彻底战胜美国侵略者。

　　9月9日上午，在首都河内巴亭广场举行国家集会，追悼越南人民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参加国家追悼会的有越南人民和人民军战士10万余人。党和国家领导人黎笋、孙德胜、长征、范文同等出席了追悼会。

　　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率领的越南南方代表团出席了追悼会。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由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柬埔寨代表团、由苏发努冯亲王率领的老挝爱国战线代表团等出席了追悼大会。

　　9日凌晨，10万名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战士、青年学生、街道居民和少年儿童，胸前佩带红黑两色或黑色布纱，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来到巴亭广场。巴亭广场检阅台上挂着胡志明主席的巨幅遗像。遗像后面挂着带有黑纱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旗和越南劳动党党旗。检阅台两侧的观礼台上分别竖立着巨幅标语：“无比沉痛地哀悼敬爱的胡志明主席！”“世世代代不忘记伟大的胡志明主席的功劳！”

　　7时30分，乐队奏起越南国歌和《解放南方》歌曲。接着，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在会上宣读了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悼词和胡志明主席的遗嘱。

　　悼词说：“我们敬爱的胡主席与世长辞了！

　　“这个损失是无比巨大的！这是无限的悲痛！

　　“我们民族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天才的领袖和伟大的导师。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全体进步人类失去了一名杰出的战士，失去了一位坚强和亲密的战友。”

　　悼伺说：“60多年来，从童年时代到生命的最后一瞬，胡志明主席已把自己的毕生献给了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他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充满艰苦牺牲的极其高尚和丰富的、无比纯洁和壮丽的一生。

　　“怀着深厚的爱国热情，胡主席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从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指路明灯。胡志明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我国环境中的第一个越南人，他为越南革命指出了逐步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

　　悼词说：“胡志明是越南民族的精华和越南人民4000年历史的坚强不屈意志的象征。‘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为宝贵的了。’‘宁可牺牲一切，决不让国家沦陷，决不当奴隶。’他说：‘我们国家是一个整体，我们民族是一个整体。’‘南方是越南人民血中之血，越南人民肉中之肉。’他生前时刻关注着南方解放革命斗争的每一前进步伐，他日日夜夜以无限热爱的心情怀念着南方同胞和战士们。

　　“永别了，敬爱的胡主席！我们宣誓：

　　“永远高举民族独立旗帜，决战决胜美国侵略强盗，解放南方，保卫北方，统一祖国，使胡主席的心愿得以实现。”

　　悼词最后说：“抑制悲痛，英勇奋斗，勇往直前，扫除一切障碍和荆棘，决心战胜美国侵略者，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实现在这神圣的永别时刻所作出的崇高誓言！

　　“我们的党，我们民族的伟大领袖，敬爱的导师胡志明主席永生！”接着，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向大会宣读了胡志明生前所写的《遗嘱》，现将其全文抄录如下：

　　我国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尽管还要经历更多的艰苦和牺牲，但一定获得完全胜利。

　　这是肯定的。

　　我打算到了那一天，将走遍南北两方，向英雄的同胞、干部和战士们表示祝贺，向我们的父老和可爱的青年、儿童们问候。

　　随后，我将代表我国人民前往曾经真诚地支持和援助我国人民抗美救国事业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以及5大洲各友好国家进行访问并表示谢意。

　　中国唐代的著名诗人杜甫有一句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意思是说，“人寿七十古来少。”今年，我刚好79岁，已经是“古来少”的人了。虽然身体比前几年差一些，但是精神、头脑仍然很清醒。人到70开外的时候，年龄越高，身体就越弱，这是不足为奇的。

　　可是，谁能预料我还能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多久呢？

　　因此，我预先留下这几句话，以免在我去会见马克思、列宁两位老人家和其他各位革命前辈的时候，全国同胞、党内同志和各地朋友感到突然。

　　首先谈党的问题：我们党自成立以来，由于紧密团结，全心全意为阶级、为人民、为祖国服务，所以能够团结、组织和领导我国人民积极地进行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

　　团结是我们党、我国人民极其宝贵的传统。从中央到各个支部的同志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维护党的团结一致。

　　在党内实行广泛的民主，经常地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和批评，是巩固和发展党的团结、统一的最好办法。要有互相爱护的同志感情。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每个党员和干部要真正透彻领会革命道德，真正做到勤俭廉政，大公无私。要维护我们党的完全纯洁，要不愧为人民的领导者和忠心耿耿的勤务员。

　　我们的青年团员和青年一般是好的，一切工作都积极带头，不怕困难，有进取心。党要关心对他们进行革命道德的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培养革命后代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任务。

　　从山区到平原的我国劳动人民，多少年代饱受艰苦，遭受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的压迫和剥削，又经历了多年的战争。

　　然而，我国人民很英勇、勇敢、积极、勤劳。自从有了党，我国人民一贯跟着党走，无限忠于党。

　　党要有很好的计划来发展经济和文化，以便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对美抗战可能还要延长。我国人民可能还要牺牲更多的物力和人力。无论如何，我们要决心抗击美国强盗直到完全胜利。

　　山河在，人民在，战胜了美帝，我们的建设将比今天好10倍！

　　不管有多大的艰难困苦，我国人民一定会获得完全胜利。美帝国主义一定要从我国滚出去。我们祖国一定会得到统一。南北同胞一定会欢聚一堂。我国将获得崇高的荣誉：一个小国英勇地战胜了两个大帝国主义——法帝和美帝，并为民族解放运动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生为革命服务的人，我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强大越感到自豪，那么对目前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就越感到痛心。

　　我希望我们党将积极活动，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有理有情地恢复各兄弟党之间的团结作出有效的贡献。

　　我坚信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一定要团结起来。

　　关于我个人问题：我一生全心全力地为祖国、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现在即使要辞别这个世界，我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的，遗憾的只是我不能更久地更多地服务罢了。

　　在我去世之后，不要大办丧事，以免浪费人民的时间和金钱。

　　最后我给全民、全党、全军以及青年和儿童们留下万分亲切的感情。

　　我也向世界上的同志、朋友和青年、儿童们致以亲爱的敬意。

　　我最后的希望是：我们全党、全民团结奋斗，建设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并为世界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胡志明

1969年5月10日于河内

　　宣读完《遗嘱》后，接着乐队奏起《国际歌》、《领袖歌》和《烈士魂》，全场为胡志明主席逝世默哀，鸣炮21响。随后，越人民空军的喷气式飞机，每一批4架，共4批，整齐地飞过巴亭广场上空，向越南人民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告别。大会在无限悲痛和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结束。后来修建的胡志明的陵墓，是1975年越南完成南北统一大业后落成的。墓址选在他1945年9月2日庄严宣告越南独立的巴亭广场。整座陵墓的形状宛如墓主生前最喜爱的莲花。

　　每逢5月19日胡志明的诞辰，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代表和国际友人，都以缅怀之情，络绎不绝地到这座陵墓瞻仰他的遗容。

　　胡志明的遗体安放在一具透明的水晶棺里。老人身着一套浅灰色制服，如同生前一样朴素。时经20多年，胡志明的遗体保存得相当完好。稀疏的白发，记录着他79年不凡的人生历程；清秀的银须，映衬着他慈祥的面容。遗体呈仰卧微坐姿态，嘴唇微微张开，双手轻搭在腹部，似乎他虽已瞑目而又壮志未酬，不甘撒手人衰。

　　胡志明是越南最美丽的名字，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胡伯伯”或“胡主席”。他在生前和死后都得到越南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仰。但是，修建陵墓并非胡志明主席生前所愿。

　　60年代中期，胡志明主席已届古稀之年，病患日频，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断断续续写下了标明“绝密”的遗嘱，并几经修改，对越南党、国家和民族的大政方针作了详细的叮嘱，对他的身后之事也作了安排。

　　胡志明在1965年书写的遗嘱稿中有“关于私事”的一节。内容如下：“在我过世之后，不要组织葬礼，浪费人民的时间和钱财。我要求把我的遗体烧掉，也就是‘火葬’。我希望‘火葬’将逐渐普及。因为这样做，对活着的人来说，在卫生方面有好处，而且不占地。什么时候我们的电多了，‘电葬’就更好。

　　“骨灰就找个山丘埋了。三岛、三维附近好像有许多好山岗。在墓上应盖一个简单、宽敞、牢固和凉爽的房子，以便前来扫墓的人有地方歇息。

　　“应定出在山坡上植树的计划。谁来探访，谁就栽上一棵作为纪念。时间一久，树多再成林，既美于景致，又益于农业。

　　“如果我在我们国家统一之前过世，那就留了点骨灰给南方同胞。现在即使辞别这个世界，我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遗憾的是，我不能更长久地、更多地服务。”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胡志明主席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崇高品德由此可见一斑。

　　胡志明主席逝世后，当时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公布胡志明遗嘱时，删除了有关要求火葬的内容，并作出了为胡志明修建陵墓的决定。在胡志明逝世20周年之际，越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公报，公开了胡志明几个遗嘱版本中没有公布的内容。这项公报说：“以前之所以没有公布胡伯伯写的关于要求火葬的一段，是因为党中央政治局按照人民的愿望和感情，认为有必要长期保存胡伯伯的遗体，以便以后全国同胞、特别是南方同胞、国际友人有条件瞻仰胡伯伯，表达对他的深厚感情。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大家请胡伯伯允许我们在这一点上做得与他的嘱咐不一样。”

　　越共中央政治局的这项公报还澄清了关于胡志明逝世日期的史实。据当时宣布，胡志明因心脏病恶化于1969年9月3日9时47分逝世。实际上，胡志明的忌日是9月2日，恰好与越南的国庆之日相重。当时，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正处于艰难之时。越共中央政治局的公报解释说，“为了使胡伯伯的逝世日子不与全民族的喜庆日子相重”，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胡志明的逝世的日期公布为9月3日，“现在应该准确公布胡志明主席逝世的日子”。由于胡志明主席恰在国庆之日逝世，所以越南只纪念这位伟人的诞辰而不纪念他的忌日。

　　胡志明主席的逝世，确实是越南党和国家人民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时越南人民正处于抗美救国的艰难时期，但是越南军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沿着胡志明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

　　胡志明逝世后，印度支那战局仍处在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状态。1970年3月18日，朗诺集团遵从美国的旨意在金边发动了政变，从而进一步激起了柬埔寨人民对美国及其仆从朗诺的愤怒。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四章　朗诺政变

世界蠢人真不少，搬起石头砸自脚；
朗诺政变柬民愤，揭竿而起打虎豹。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前首相兼武装部队司令朗诺将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谋和策划下，趁西哈努克亲王不在金边而出国治疗和进行国事访问的机会，发动了政变，宣布废黜西哈努克亲王柬埔寨国家元首的职位。这一消息震动了印度支那，震动了全世界。美国侵略者及其仆从采取这一可耻的举动，不仅没有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妄图把柬埔寨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及其附庸，反而有力地促进了印度支那3国人民的“抗美救国运动”，到头来只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据西哈努克亲王撰写的回忆录介绍，朗诺叛国集团发动政变的阴谋由来已久。“当胡志明主席在1969年9月初逝世的时候，我决定在王宫里举行一个宗教仪式来悼念他的英灵，因此遭到我的政府副首相施里玛达亲王的强烈抨击。接着，我又决定亲自去河内参加越南伟大爱国者的葬礼，我很晚才知道，我的飞机刚刚起飞，施里玛达随即转向他的同伙说，现在是罢黜我的最好时候了。他肯定他说，我的这次旅行是不恰当的，因为当时越共和越盟的部队还非法占领着柬埔寨的部分领土。”

　　“而朗诺由于他的妻子刚刚去世，而且他还没有就此求签问卜，所以主张另择有利时机。不久，朗诺因意外事故肩部受伤，住进了美国人开的纳伊一戍尔一赛纳医院里。就在这个医院里，他们的阴谋确定下来了。”西哈努克说，“在朗诺周围，有许多装成病人的美国专家，被接受为政变的技术顾问。在同这些人密谋之后，朗诺天天打电话，把方法告诉施里玛达和金边的其他同谋者。为了保证这个‘重大行动，不至于破产，朗诺将军想事先争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支持者。”

　　在这些阴谋政变的支持者之中，西哈努克首先提到的是由叛国头子山玉成领导的“自由高棉”武装部队。1969年夏，他们佯装脱离山玉成，而后向王国政府投诚，集结在柬埔寨西部各省乃至金边市里。这些搞假“投诚”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花大钱豢养的雇佣军。西哈努克说：“在我们的内部起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

　　在那些日子里，朗诺不在的时候，掌握着政府大权的施里玛达企图在政治方面孤立西哈努克。“各种行政命令不像从前那样呈请我批示，而规定必须呈报首相府，由他们决定是否需要送我。违者严厉制裁。”西哈努克说，“他们要把我架空和使我在人民面前威信扫地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了。”

　　1969年12月，西哈努克亲王在金边召开了一个国民大会。当时朗诺的弟弟朗农指使数千名所谓投诚的“自由高棉”士兵和他们的密探参加了大会，并要他们伺机进行捣乱。朗诺的大臣们以自由竞争和自由开放为名，采取进出口业非国有化的办法，终止国家对酒和药品等的专卖，允许私人同外国银行开展营业。企图完全废除西哈努克的“国有化”政策。

　　会后几天，西哈努克由于过度疲劳，住进了金边卡尔梅特医院，井准备出国就医。在他出国前建议组织一次“公民投票”，让人民群众在支持或反对西哈努克的问题上自由地表达。西哈努克说：“朗诺和施里玛达一伙对此感到恐惧，他们既不愿意搞公民投票和召开国民大会，也不愿意搞任何民主协商，让我国同胞在当权的叛逆者和我之间进行选择。阴谋分子们告诉我，他们准备派前首相严森波和前首相、我的叔伯兄弟诺罗敦·康托尔来同我谈判。这主要是要我放弃人民协商，作为交换的是每月发给我终身年金100万瑞尔（相当于10万新法郎）。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勾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向谈判对手说：请宽容，让我出去吧！”

　　正像西哈努克所介绍的，在整个1968年至1969年年底，柬埔寨的局势一直动荡，西哈努克逐步失去对国家事务的实际控制。在美国，尼克松于1969年1月在白宫取代约翰逊，不久，便提出他的战争“越南化”方案。朗诺一施里玛达集团对形势的这种转变感到高兴，因为这表示美国不会完全撤出越南，尼克松拒绝承认失败。因此一度出现的在西贡成立一个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联合政府的前景也消失了。由于尼克松上台、“越南化”、战争的无限期继续，以及西贡阮文绍一阮高其政权的继续存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可以更加公开地推行他们的亲美反中立政策了。

　　尼克松的顾问们已经使他们相信，“越南化”的完全成功，有赖于充分地削弱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办法是攻击他们的边境根据地，以保证在美国的有限度撤兵期间，不会有“反复”。同时，必须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周围国界”，建立稳定的亲西方政权，使这类政权不致由于在南越的美国军队数量减少而动摇。当然，这类政权将会同美国—西贡司令部合作，来封锁柬埔寨和老挝同南越的边境。大规模地使用美国空军和火力，有可能应付沿非军事区由越南北方通到南方的30英里宽的走廊。只要牢固地封锁通向南方的所有供应线，西贡军队在美国空军和炮兵的支持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扫荡南越境内的民族解放阵线部队。

　　这是华盛顿策者的如意算盘。因此，美国及其在老挝的傀儡军和仆从军，在1969年9月间突然袭击察尔平原，企图封锁老挝同南越的边境。而赶走西哈努克则成为封锁柬埔寨同南越的边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1969年8月间，负责监督政府的64岁的宾努，由于健康不佳，不得不辞职。西哈努克因此任命朗诺接替宾努，随后，任命施里玛达为副首相，兼任内政、安全、国民教育及宗教大臣。由于佛教僧侣在柬埔寨公众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宗教大臣非常重要。同年9月，朗诺由于“健康理由”到国外“就医”，由施里玛达代理首相，显然是让他在柬埔寨放手地进行阴谋活动，两个人内外一齐干。在这以前的同年6月间，柬埔寨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已经恢复了。现在，舞台已经布置妥当，要让现场的主角演出最后的一幕了。这最后一幕，就是推翻西哈努克及其中立主义的标志。这是15年来美国对柬埔寨的一个主要目标。

　　1969年底，柬埔寨国民议会在施里玛达的倡议下，通过废除由国家控制银行经营和对外贸易的各项措施，主张经济“自由化”，使柬埔寨对于外国投资者更有“吸引力”。西哈努克虽极力加以反对，但是，终于没有成功，因此，效忠西哈努克的4名大臣提出辞职，根据柬埔寨议会的惯例，4名大臣辞职已足够叫政府垮台。但是，施里玛达表示，他无意下台。当时，西哈努克呼吁在朗诺回国前，4名大臣的辞职暂时搁置。但是，几个小时内，施里玛达发表新闻公报，宣布他接受4名大臣的辞呈。这是他第一个正式反对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行动，实际上也是施里玛达的后台——美国及其买办进行的一次小型的政变。

　　西哈努克一气之下，偕同他的妻子以及老政治家宾努和一些亲信离开金边，到法国检查身体去。西哈努克一行于1970年1月10日到达法国，看来西哈努克的意图是让施里玛达“自作自受”一段时间，然后，让他在访问巴黎、莫斯科和北京后，带着法国、苏联和中国的支持回国。当西哈努克在罗马作短暂勾留的时候，朗诺也跑到罗马，向西哈努克表示致意，并伪装“重申永远效忠”西哈努克。

　　自1970年2月开始，金边一些右翼报纸，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收买和煽动下，掀起了反越狂热。这与西哈努克宣称的对越南北方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友好的政策刚刚相反，而直至那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在金边设有大使馆。与此同时，在金边的某些亲美大使馆也发动一种宣传运动，故意挑起柬埔寨和越南之间在历史上的争吵，提到越南一定要向东南亚邻国扩张。这种宣传实际上在1969年6月左右，即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正式访问金边前夕已经开始，井于随后逐月加强。

　　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尼克松政府于1969年1月上台以后，美国和南越傀儡军队对柬埔寨边境的袭击活动日益增多。其中比较严重的侵犯，就是对柬埔寨的橡胶种植园进行化学战的空袭。在1969年4月间的几天内，美国空军对柬埔寨的橡胶种植园，进行了有系统地毁灭性的空袭，使其1/3受到损害。另一次比较严重的侵犯，就是1969年11月16—17日，美军炮击柬境的德丹林，造成25名柬埔寨人死亡，另10名柬埔寨人受伤。这是当时最严重的事件之一。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3月11日发生了所谓“自发性”的示威，同时捣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大使馆。同样重要的是，在两个大使馆贴上的标语，用英文写成，而往常被禁止进入柬埔寨的西方记者，及时赶到现场。同时，对捣毁大使馆的影片拍得那么漂亮，以致随后一位著名的英国电视执行人员得意他说：“看来更像是一部电影，而不像是一部纪录片。”捣毁越南北方和南方两个大使馆，整出戏完全按照舞台管理的预定时间进行的。当西哈努克宣布越南范文同即将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后刚刚24小时，并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预定由巴黎飞莫斯科之前数小时，便发生了捣毁大使馆的事件。而3月18日的金边政变，正是在他预定离开莫斯科到北京之前数小时发生的。

　　关于这次政变，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朗诺、施里玛达一伙，于1970年3月18日通过恐怖的国会废除我的职务的同时，还禁止我返回柬埔寨，甚至还威胁各航空公司说，将没收我回到（金边的）波成东机场或迢粒机场的飞机。政变以后，从消息灵通的记者T·D·奥尔曼发表在（1971年8月14日和18日、9月18日）《卫报》上的文章，我才知道，如果我不顾那个禁令，我将在下飞机的时候，就会遭到绑架或暗杀。这是朗诺给那些‘无限忠于’军事政变的亡命徒所特别签署的一道军事命令。”

　　国民议会的一位女议员，对于朗诺一施里玛达集团发动的政变，提供了第一手证词，她详细地记述了在1970年3月18日的时候，为什么她的同事们和她本人只能投赞成废黜西哈努克的票，而不能作别的选择。这位证人是方炳桢夫人，她在西哈努克的政府中曾两次出任大臣，她的丈夫方炳桢先生也任过西哈努克的大臣。在政变以后，他们成功地离开了金边，并到北京投奔了西哈努克。方炳桢夫人的证词抄录如下：

　　3月8日。在朗诺政府的命令下，柴桢、占知、磅罗、龙杜和罗梅赫（都是靠近南越边界的地区）爆发了有当地群众参加的中小学生的示威游行，反对住在柬埔寨境内的越南人。他们拿的小旗上写着：“国父亲王万岁！”“越共滚出去！”“柬埔寨不是越盟的领土！”“杀死越南佬！”

　　3月11日。金边的大中学生继而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列队经过国民议会门前，当时议会正在召开全体会议。接着，他们又经过王宫门前，但没有在那里停留。那些领队的（都是穿便服的朗诺、施里玛达和教育大臣巧索康的人）率领着游行队伍，同群众中的捣乱分子汇合，走向独立纪念碑，然后转而走向越南南方临时共和革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馆。在几个坏头头的指挥下，数百名青年闯入这两个大使馆大肆进行破坏。越南外交官的手表和皮夹子被抢夺，他们在所谓的指挥部前面受到粗暴对待。他们的汽车被烧毁。使馆里的文件、档案和家具被从窗口扔出去，游行者放火作乐。

　　3月12日和13日。在坏头头们的指使下，一群流氓侵入金边郊区鲁塞高的越南天主教堂。他们毒打男人，强奸妇女，抢劫房舍，亵读教堂，直到王后陛下进行干预后，才恢复了秩序。

　　非常清楚，这些有组织的示威游行，目的是为了破坏西哈努克的声誉，使他名誉扫地。但是，游行者中引诱群众参加政变的人，为数并不很多。

　　3月13日。又有新的行动。那天学生们到国民会议门前，群众队伍中出现许多亲王的巨幅照片，还有前面说过那样的小旗。一个小学教师偷偷地散发教育大臣在头一天给准备好了的反对西哈努克的传单。散发传单的人遭到学生们的谴责并被扭送给警察。但他很快被施里玛达下令放跑了。

　　3月17日晚上，王后陛下发表了最后二次的广播讲话。她的讲话既感动人又很巧妙，但反对朗诺的话是被禁止的，所以王后未能揭露叛国阴谋，否则一定会激起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应。

　　深夜，波成东机场被关闭，坦克车和装甲车占据了首都各战略要地，公共建筑物被军队把守。一部分上校军官兴高采烈地部署政变事宜。其余大部分上校军官反对政变，他们则被传讯或被“解决”。因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不跟他们走，朗诺和施里玛达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暴动，只好采取通过议会（因为这能给他们一个合法的假象）和军队双管齐下的办法。

　　3月18日。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于上午9时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怎样宣布国家正面临着危险以及授予政府最高权力的问题。国会议员和王国议会议员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严重事件，他们看到议会被坦克车包围，感到极大的不安。会议厅里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

　　会议开幕前10分钟，议会的总务主任郑簧在过道上向议员们散布说，政府打算废黜西哈努克亲王，并选出那些不受反对的人来接替。接着，郑簧、屋艾、何来恩和柏隆星先后登上讲台控诉西哈努克的“罪行”。他们无耻地拼凑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使与会者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建议罢黜亲王。王国议会议员冯山先生胆怯地登台颂扬“国父亲王”，并提请大会提防一切轻率的行为。他马上被拉下讲台，并当着施里玛达的面进行威胁，要他立即当众改变主意。

　　13时，叛乱者们“赢了”。国民议会采取恐怖手段表决通过了废黜西哈努克亲王的决议。因为与会者都知道，发表不同意见会立即招来报复，而且不管投什么样的票也都会被宣布为一致通过的。大会至此也就闭幕了。

　　接着，又开始了赞美新制度的宣传战。朗诺出钱要议员们出门走访所在各地区的佛教僧侣的首领，请求他们参加“反对西哈努克”的活动。在各省，他们的阴谋失败了。他们所联系的和尚都拒绝同他们合作，并对他们表示，如果他们说西哈努克的不是，众信徒将“断绝他们的生计”，或者可能杀他们的头。有些议员由反对亲王的金边和尚陪同回去，企图在他们的“选区”进行诱惑活动。他们遭到拒绝、辱骂和警告。在各省，到处发生了反对政变的示威游行。3月26日，磅湛人民起来造反，他们捣毁了法院和省长宅邸，要求西哈努克亲王回来。军队小心谨慎地守在营房里。

　　被新政权任命力磅湛省省长的英丹先生，乘直升飞机走马上任。等候他的却是一群手持斧头和砍刀的群众，他只得急忙登上未曾灭火的汽车逃走了。省里来接的议员们也不敢下汽车，都在示威群众队伍前面掉转车头匆匆跟着跑了。两个新当选的议员金蓬和苏萨温想安抚示威群众，都被群众绑起来，进行拷问，最后将他们剁成了几段（他们的尸体后来运到国会的会议厅前）。正住在家乡的英丹夫人被村民追捕，只好化装成农妇藏在运载香蕉的牛车上逃命。英丹的祖坟被掘。

　　在朱普，朗诺的弟弟朗尼被群众打死。他的肝被割下来，拿到镇上的餐馆煮熟出卖。

　　在川龙，国会议员何来恩的豪华住宅被焚烧，他们一家人躲进一个兵营里去避难。省里几乎所有议员的父母都被迫捕和处死。

　　磅湛省的农民自发地集合起来，征用数百辆卡车和大轿车，坚决地非武装地向金边进军。在进入金边的路口上，他们被军队截住了，并遭到机枪的扫射，当场被打死了92人。人们看到，他们卡车上还挂着用高棉文写的横幅：“国父亲王万岁！”“国父亲王是我们的国家元首！”600名穷苦农民被关进监狱，受尽严刑拷打，不少人被大兵折磨致死。

　　在同一个时间内，茶胶省也爆发了忠于亲王的起义。朗诺的军队在安塔松和波雷三德向起义农民开枪，又对还没有死的人投上了手榴弹，受难者多达数百人。所幸存的居民非常愤怒和绝望，只好投奔游击队。这样，就开始了忠于亲王的真正的人民抵抗运动。

　　1971年1月12日，澳大利亚的米尔顿·奥斯本教授为《墨尔本时代报》采访南越参议员、山玉成的弟弟山络源。山络源讲道：“朗诺曾于1969年9月同山玉成秘密联系……开始就推翻西哈努克问题进行协商。朗诺到法国期间，这种交易中断了一些时间。直到1970年2月，朗诺回柬埔寨以后才又恢复了接触。”根据山玉成的要求，朗诺有时亲自到柬埔寨和越南边境地区去会晤，有时则派出密使到那里同山玉成见面。奥斯本在报道这位南越参议员的谈话时指出，朗诺一谈到他所部署的“可靠”的军队，就担心届时是否还有反对政变的军队。“朗诺面对面地要求山玉成提供具体的帮助。山玉成满口答应了。山玉成向朗诺保证，正在越南同美军和南越特种部队并肩作战的‘自由高棉’和柬埔寨山民都将提供帮助。”山玉成还明确表示，要把“自由高棉”和“特种部队”像完全掌握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那样，完全由朗诺来控制。

　　且说在朗诺一施里玛达发动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后，柬埔寨的整整一个时代结束了，每个人心里的问题是：下一步是什么？看来，华盛顿和某些美国的盟友颇为相信，西哈努克会同越南国王保大一样，退休到法国南部的一个别墅去。美国及其盟国的“专家们”认为，柬埔寨人民将会接受新政权的票面价值，任何骚动将会被迅速地转移到反对越南人的种族骚动以及基于诽谤宣传反对西哈努克和王族的愤怒。政变后几天之内，便有心理战争“专家”从印尼来到金边，就如何煽动反对越南人、反对共产党、反对西哈努克的宣传运动提供意见。

　　可惜，那些估计西哈努克将被动地接受他被推翻的既成事实的人，大大地低估了西哈努克的个性和柬埔寨人民的品质。欲知西哈努克被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废黜”后如何行动，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五章　奋起斗争

亲王奋起要斗争，熊熊烈火美伪惊：
中国政府作后盾，密林深处起枪声。

　　关于金边政变的消息，西哈努克是在前往莫斯科机场的路上知道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3月18日下午离莫斯科动身去北京。在汽车去机场途中，柯西金总理转身对我说：‘你们的国民会议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是什么意思？’这时我们已快到机场了。”随后西哈努克和柯西金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西哈努克：“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已被废黜了！”

　　柯西金：“您打算怎么办呢？”

　　西哈努克：“我当然要进行反击。”

　　柯西金：“您可以绝对信任苏联对您的斗争的支持。我们将永远支持您，而且支持到底。您将会看到中国人对这采取什么态度。当您在金边掌权时他们是帮您的，但是您现在不再掌权了，您将会看到他们会怎么办！”

　　西哈努克：“谢谢你们的支持。我将继续前往北京，取得我的老朋友周恩来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将返回莫斯科。”

　　柯西金：“不管您怎么干，您都可以指望我们支持您。”

　　在莫斯科机场上，西哈努克对前来为他送行的柬埔寨人说，他已被废黜，但是鉴于莫斯科和北京不会承认新政权，他将考虑成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来组织抵抗运动。

　　此时此刻西哈努克的心情既复杂又沉重，他最坏的考虑竟得到了证实，朗诺成了一名叛徒。施里玛达干出这种事倒不使他感到意外，因为从童年时代起，施里玛达就仇恨他。施认为应该由他的叔父西索瓦·莫尼勒亲王而不应由西哈努克来继承王位。他甚至还认为，他施里玛达应该被选择来继承王位。西哈努克早就听说，施里玛达在东京以及后来在马尼拉当大使时，就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可是朗诺会同施里玛达结成联盟，这使西哈努克震惊。今后的斗争将是相当艰巨的。

　　飞机一起飞，西哈努克就同宾努及其他随员在一起开会，并且一致决定要呼吁柬埔寨人民开展抵抗斗争。但是西哈努克的夫人莫尼克却安慰丈夫说：“你做了那么多工作，你已经把你的一生贡献给你的国家，而现在他们却废黜了你。或许我们退休到法国去住会更好一些。”

　　“不，决不！”西哈努克说，“这绝对不是我们可以隐退的时刻。如果我们听任柬埔寨不仅变成一个军事独裁的国家，而且还将再次沦为殖民地，那历史将会谴责我们。我整个一生都在梦想着我国的独立，并为独立进行了战斗。我从法国人手里赢得了独立并不是为了现在又加以放弃。我们的君主政体现在决不能袖手旁观。美帝国主义肯定要在印度支那被打败，而我们必须参加这一斗争。越南人，我们的红色高棉以及我们，将在一起打败美国人。巴特寮也将在老挝取得胜利。和人民站在一起是君主政体的责任。”

　　莫尼克立即理解了这一点，他们坐在一起，开始起草号召进行抵抗的宣言和告人民书。在那次飞行中，他们谁都没有休息。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这个文件的主要部分已经写成了。

　　当西哈努克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后，周恩来总理走上前去热烈地拥抱了他。为了支持西哈努克的斗争，周恩来把整个外交使团的成员都召集来了。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说：“您仍然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的唯一的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我们将通过新华社和中国报纸发表前来欢迎您的每一个大使和代办的名字，以此强调您仍被承认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

　　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之后，这时已接近19日中午了，西哈努克被废黜的消息传出来已经一整天了。在前往钓鱼台宾馆途中的汽车里，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又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周恩来：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

　　西哈努克：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周恩来：那么我们就全力支持您。不过您在精神上要有充分准备，在获得必然的最后胜利之前，这条道路将会是漫长而艰苦的，而且您在途中还会遇到挫折。

　　西哈努克：我知道我的想法也就是所有高棉爱国人士的想法。他们将同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

　　在西哈努克到达北京的第二天，3月20日，范文同总理从河内来到北京。他和西哈努克一见面，就高兴他说：“我们从此是战友了，我们对您参加到我们反对美帝斗争的阵营里来感到骄傲。您看我们能够为您帮点什么忙？”

　　“军事教员。”西哈努克说，“我们不缺人力，而且中国人已经答应提供武器。我们缺乏有训练的干部，打我们将要打的那种战争，你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有训练的干部。”

　　范文同说：“我会告诉武元甲派几千名最优秀的干部给你们。”随后他们又在一起详细讨论了协调印度支那3国人民斗争的最好方式，召开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想法就是在这次讨论中萌发的。

　　后来，在庆祝1970年“五·一”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西哈努克和毛泽东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谈话。毛泽东很详细地向西哈努克询问了朗诺的情况，他在头一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的节日活动中会见过朗诺，但朗诺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毛泽东对柬埔寨发生的一切以及西哈努克在柬埔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都很关心。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说：“我宁可同像您这样的爱国的亲王握手，而不愿同像某些所谓‘人民的儿子’那样的国家元首握手。您起了颇为光辉的作用。您必须告诉我们，您需要什么？只要我们有，我们就给您。我们给您的任何东西，同您通过您领导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是没法相比的。”

　　在西哈努克3月到达北京的头几天里，周恩来和范文同都向他明确保证，柬埔寨在赢得胜利以后将会是“独立、自主、中立的国家，并且没有任何越南驻军”。

　　周恩来说：“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柬埔寨应该保持它的中立。”

　　西哈努克说：“中国从一开始就尊重我的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尊重我的君主主义，民族主义、佛教和我的尊严。他们为我提供慷慨的财政援助，而且出于尊重我的感情，他们很微妙地把这种援助叫做‘贷款’，可以在胜利后30年偿还。”

　　“法国大使带来了他的政府给我的信息，”西哈努克说，“其大意是：如果我隐退到法国，他们将为我提供一座别墅、一辆小汽车和一名司机。我对他表示了谢意，并且说：‘中国政府刚为我提供了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头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是对我的事业的支持。因此，我必须接受他们为我提供的包含两部分内容的建议，而拒绝你们的建议。’”

　　西哈努克亲王，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还谈到，他在北京最早的官方行动之一就是接见苏联代办。他说：“我提到了我同柯西金总理的谈话，并说我现在已经得到了中国支持我的保证，欢迎苏联根据柯西金对我所作的非正式保证的大意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苏联代办给我的答复是，由于我现在在中国境内，让中国人首先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比较好。苏联将会这样做。为了报答他们在中国之前向我提出了非正式的保证，我原来以为让他们首先宣布他们的正式支持，实际上给予苏联一个他们理应享受的政治好处。可是这番谈话，竟毫无下文，石沉大海了。”

　　在西哈努克由莫斯科来到北京的头几天里，前来看望他的外交官中，有柬埔寨驻北京的大使瓦朗丹，西哈努克请这位柬大使为他的秘书处送些办公设备（一架文件复印机和几架打字机）来。他照办了，但没过几天，他又派人来把这些东西取走了，同时告诉西哈努克说，他接到了朗诺一封很重要的长电报。

　　“这份电报实际上是要停止我的一切活动，不准我发表公开声明。”西哈努克说，“我立即召集在北京的柬埔寨人士，当着这位大使的面宣读了这一电文。瓦朗丹问我，‘您怎么答复朗诺呢？’我把电报撕碎，扔在地上，又踩了它几脚，说，‘就这样！把这作为答复，发给他吧！’这位大使捡起被撕碎的电报就退出去了。”

　　西哈努克对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亚所树立的榜样倒是很欣赏的。政变后不久，柬埔寨大使要求见他，并且像朋友一样受到了他的欢迎。

　　古巴外交部长问这位柬埔寨大使：“你是否将站在西哈努克亲王的一边进行战斗？”

　　“不。他被赶下台了，而且人人都支持朗诺。”

　　罗亚说：“滚出我的办公室！别再玷污了我的椅子。我限你在24小时内离开哈瓦那。你不但背叛了西哈努克，而且也替你们柬埔寨人民丢尽了脸。不，我不同你握手，而且我还因为在你进来时同你握了手而感到遗憾！”

　　在平壤的苏联官员告诉北朝鲜外交部说，北朝鲜从金边撤回他们的外交官是错误的，“你们一旦撤回，就很难再回去了”。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金日成。金日成回答说：“留在朗诺统治下的柬埔寨，不如离开没有西哈努克的柬埔寨！”

　　在西哈努克到达北京的第四天，3月23日，他向新闻界发表了他的告同胞书和5点庄严声明。这将成为西哈努克本人发展的一个历史里程碑，而且将为柬埔寨历史打开新的一章。西哈努克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宣布：

　　——谴责犯有叛国罪的朗诺政权，坚决解散朗诺政府和两个议会；要求全国同胞不承认和不执行由朗诺一施里玛达一郑兴集团制定的各项法令。

　　——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领导人民进行抗战，对外开展友好关系。

　　——将成立临时协商会议，由包括“各个爱国、进步和反帝派别”的最广泛阶层的代表参加。

　　——将建立一支人民解放军，同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柬埔寨境内的代理人进行斗争。

　　——组成一个民族统一战线，担负解放祖国、同美帝作斗争、战胜敌人后重建国家的基本使命。

　　他号召柬埔寨人民作出抉择，奋起推翻朗诺—施里玛达政权。西哈努克说：“我十分怀念我所热爱的祖国，我现在和将来活着，就是为了我所热爱的祖国。我也非常怀念我可怜的母亲，怀念僧侣和我所热爱的人民。如果我没有在我国爱国的和进步的人民以及我们自己共同进行的斗争中牺牲的话，我一定在击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取得必然胜利的时候，向他们致意和拥抱他们。”

　　“在这场斗争中，我要求一切不能再容忍叛逆者的不公正的压迫，并且具有解放祖国的勇气和爱国的子民们（包括军民）到丛林中去打游击，以便同我们的敌人进行斗争。”西哈努克说，“如果你们已经有了武器，并已掌握了军事的话，我可以向你们及时提供弹药和新的武器。如果你们手里没有武器，而又想学习军事的话，那么，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你们到距离你们的兵营和村庄较远的、敌人不能发现和找到的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里去。

　　侨居欧洲和欧洲附近的子民们（同胞们），如果愿意参加解放军或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话，就请你们到北京找我。”

　　西哈努克亲王在3月24日，还写信给同柬埔寨人民友好的各国人民政府，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印度支那3国争取从美帝侵略、干涉和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斗争；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使印度支那人民遭受动乱、危机、灾难和贫困的罪魁祸首，恳请各国政府和人民给予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以支持和外交上的承认。

　　西哈努克声明发表后，事态迅速发展，发展得比西哈努克在3月18日金边政变时所能想象的还要快。极其重要的是，进步知识分子对他的号召的立即响应。他的号召由北京和河内电台予以广播，由柬埔寨境内的收听站予以收听和录音，由全国各地的数千个扩音器予以转播。对此，朗诺束手无策。朗诺曾经极其小心地准备了他的政变的军事方面，并准备了完成政变的政治阴谋。但是，他忽视了公众舆论，他对西哈努克私人生活的诽谤宣传，无法打动人心。原因是人民关心的是有关国家独立、防御外来侵略的一类根本问题。

　　西哈努克的号召、声明发表后24小时内，原被西哈努克政府错误对待的3位左翼议员，即胡荣、符宁和乔森潘，即发表联合声明予以支持。这是将近3年来的有关他们的第一个消息。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给予西哈努克以全力支持的事实，对国内外的进步分子产生极大的影响。这3位议员在前4年里，遭受了莫大的痛苦。但是，他们在决定政策上，表现了他们的成熟和不顾个人得失。鉴于西哈努克已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他们准备忘记过去，接受当前的这条路线，为未来而斗争。他们在声明中表明，西哈努克的号召，符合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声明指出：“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3月23日在北京发表的宣言。我们呼吁我国城乡的全体同胞，不要在美帝国主义和朗诺一施里玛达一伙卖国贼的军警中充当炮灰；不要给他们交税或遵守他们的残暴的法律；忠诚地和紧密地团结在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建立村、乡、县和省级的新的抗战行政机构。”这3位议员还呼吁士兵和公务员支持人民的斗争，参加到抗战力量的行列。他们并提到抗战运动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必须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特别是来自越南和老挝人民的支持。

　　西哈努克的声明和告人民书在柬埔寨大地上广泛传播后，立即发生了大规模的自发性起义。法国记者波蒙蒂1970年3月31日在巴黎《世界报》上提到磅湛事件时写道：“示威者（据一位目击者说约有3000人），散布在全城各个角落和沿公路线上，截住车辆，在车上贴上‘西哈努克万岁’的标语，并向司机们散发西哈努克亲王的照片。随后，在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由大约50部卡车和轿车组成的一个车队，满载着示威者向金边开拔。”示威群众“要求解散国民议会，并且要求恢复西哈努克亲王国家元首的职位”。

　　《洛杉矶时报》记者杰克·福伊西从磅湛发出的报道说：“这是西哈努克的国家，其人民狂热地效忠于这位10天前被废黜国家元首职位的亲王。”有两个国民议会议员奉朗诺一施里玛达之命回到这里，向他们的选民解释，为什么他们要投票驱逐西哈努克，结果被群众打死。为了报复，“朗诺军队星期五早上入城，向群众开枪。据省长统计，打死了26人，打伤了62人。该省局势已陷于混乱”。

　　在人民抗战力量的打击和争取下，数以千计的朗诺军人，或者已经参加了抗战力量，或者在向抗战力量缴械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西部的马德望地区，有一个老抗战干部，一听到西哈努克的号召，马上去同驻在他的地区的一连朗诺军队接触，说服了那连军队，跟他一起进入丛林。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几天后，马德望大学的一批学生，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在著名的吴哥窟附近的暹粒，学生们集体离开学校，奔赴抗战根据地。

　　除了首都金边以外，各地的朗诺军队和行政机构，已呈现垮台迹象。据澳大利亚籍著名记者w·G·贝却敌报道，朗诺军队原本有50个营，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月内，有10个营已逃之夭夭，有10个营已被抗战部队消灭，或向抗战部队投降，或自愿地投奔抗战部队，另有9个营被钉死在固定的防守阵地上。在这种情况下，朗诺为了苟延残喘，又强行抓丁，组成另外35营新兵，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成为抗战部队的军火供应者。

　　战斗开始后的6个星期，原先的6个根据地已逐步联成一片，一支正规的解放军已经在营级组织起来。直至尼克松决定派遣美国军队和西贡伪军越过边境，企图夺回柬埔寨爱国者对柬埔寨城乡的控制时，束埔寨解放军已经解放柬埔寨的大部分地方了。

　　柬埔寨的抗战形势发展很快，犹如燎原大火，迅速燃遍柬埔寨大地，美国及其仆从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为了更好地协调越、老、柬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在西哈努克亲王的倡议下，1970年4月24日至25日，举行了印支人民最高级会议。

　　欲知会议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六章　印支首脑会议

奋起战斗握紧枪，紧密团结力更强；
三国四方肩并肩，联合声明震四方。

　　1970年4月24日至25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老挝、越南和中国边境地区某地举行。柬埔寨代表团由西哈努克亲王率领，老挝代表团由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率领，越南南方代表团由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率领，越南北方代表团由总理范文同率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印度支那人民在反对美帝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一个历史性的胜利，标志着柬埔寨、老挝、越南3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合作关系中的一个巨大发展。

　　会议发起者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了首次会议，并致开幕词和闭幕词。苏发努冯主席、阮友寿主席、范文同总理也先后主持会议并讲话。印支3国人民的4个代表团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

　　西哈努克亲王在致开幕词时说：“今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我和我的反帝战友们成了流亡者，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战斗，以便重新获得昂首返回我们可爱祖国的权利。”

　　“更使我们感动的是，尽管我们不能像1965年那样作为会议的东道主，你们还是邀请我主持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西哈努克说，“你们的这一邀请，雄辩地证明了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对兄弟的柬埔寨人民的尊重、始终不渝的友谊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在我国历史和国家生活面临这样黑暗和痛苦的时刻，你们的这一邀请就更有意义。”

　　西哈努克最后强调说：“我们3国人民的第二次会议，是一次最高级的会议，因而将使老挝人、越南人和高棉人民的战斗团结达到最高峰。高棉人民由于今年3月18日的政变，不能不使我们放弃和平中立而与其他两国兄弟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并肩战斗，直到重新享有自己的主权、自由和中立。这个中立既不会排斥反帝斗争，也不会排斥对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的声援。”

　　在会议期间，3国4方领导人就印度支那形势以及印度支那3国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斗争交换了意见，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会议发表的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无耻地践踏了柬埔寨人民、老挝人民和越南南方人民独立、和平、中立的愿望，粗暴地侵犯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和安全，系统地破坏了1954年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和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严重地威胁着东南亚及世界和平与安全。”

　　声明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反对越南人民的最野蛮的‘局部战争’，挑起了反对老挝人民的残酷的‘特种战争’，并对柬埔寨大肆进行包围、挑衅和颠覆等卑鄙的阴谋活动。它在印度支那半岛犯下了空前的残暴的罪行。”

　　“美帝是地地道道的新法西斯主义，是国际宪兵，是印度支那人民和全人类的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声明说，“面对这一共同的敌人，印度支那人民为保卫自己神圣的民族权利，肩并肩地战斗。”并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美帝国主义虽然遭到惨败，但仍顽固地坚持它们的打算，并没有放弃侵略印度支那人民的罪恶野心。自尼克松上台以来，竭力推行战争“越南化”，以便拖延战争时间，垂死挣扎。3月18日，又指使其仆从朗诺集团，在金边发动政变。妄图把柬埔寨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它的军事基地。

　　声明说：“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紧急呼吁3国人民加强团结，英勇顽强地战斗，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和牺牲，下定决心，坚决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捍卫神圣民族权利，捍卫1954年和1962年日内瓦协议的基本原则，以使印支真正成为符合3国人民愿望的、符合东南亚及世界和平利益的独立、和平地区。”

　　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3方明确宣布，他们的战斗目标是：独立、和平、中立，禁止在他们的土地上驻扎任何外国部队或设立任何军事基地，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不许任何外国利用他们的领土去侵略其他国家。

　　会议特别关心柬埔寨目前的形势。会议表示坚决支持高棉人民的英勇斗争，热烈响应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号召。会议完全支持西哈努克亲王1970年3月23日宣布的5点声明。会议强烈谴责美国及其走狗利用联合国或国际任何组织使朗诺一施里玛达反动派的非法政权合法化和干涉柬埔寨的一切企图。会议深信，高棉人民为实现一个独立、和平、中立的柬埔寨而进行的斗争，必将取得辉煌的彻底的胜利。

　　会议坚决支持老挝人民在老挝爱国战线党领导下，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会议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所进行的英勇顽强斗争，完全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提出的10点全面解决办法。

　　声明指出，美国按照“尼克松主义”企图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离间柬埔寨、老挝和越南3国人民，煽动沙文主义仇恨。根据这一险恶阴谋，会议号召3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加紧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在3国的走狗的斗争，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

　　在会上，各方一致表示，决心维护和发展3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睦邻关系，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并在将来各自按 照自己的道路进行国家建设时长期合作。各方认为，3国关系中的一切问题可本着互相尊重、相互谅解和互相帮助的精神协商解决。

　　会议认为，形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遭受到那么多失利，面临这么多困难，受到如此严重削弱，陷于如此严重孤立。印度支那人民为正义事业而斗争，他们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有不可动摇的决心，有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因此，必将取得彻底的胜利。

　　联合声明明确地强调了3国4方每一方的自治原则。声明说：“本着各国的解放和防卫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的原则，各方保证将按照有关方面的愿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尽一切努力，互相支持。”联合声明没有提到成立联合军事指挥部，但是，规定各方今后将随时在必要的时候举行最高级会议。声明并指出，3国共同斗争的形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印度支那人民已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团结；同时，他们拥有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印支人民最高级会议闭幕后，举行宴会，招待3国4方代表团。他说，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3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沉重打击下，内外交困，7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3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3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毛泽东主席在5月20日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国际声明。他在声明中指出：

　　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及其明确规定的与会者的未来任务，为1970年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准备。代表们由柬埔寨境内的抗战领袖同海外的柬埔寨爱国者磋商后派出。这次大会拟出了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推举西哈努克为统一战线主席，选出由11人组成的统一战线政治局，任命以宾努为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西哈努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从事抗战的3位议员，已被任命为政府的重要大臣，这项宣布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其中40岁的乔森潘担任国防大臣，42岁的胡荣担任内政、乡村改革、合作社大臣，41岁的符宁担任新闻、宣传大臣，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是48岁的沙林察，他是前任柬埔寨驻开罗大使，公共工程、邮电、建设大臣，则是42岁的胡森巴。政府中最年轻的大臣是36岁的江裕朗，他担任人民教育、青年大臣，他是前任驻塞内加尔大使。政府中年龄最大的是64岁的宾努首相。

　　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由12人组成，内阁的平均年龄是48岁，这刚好是西哈努克当时的年龄。这是一个年青而又出色的政府，内阁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和进步人士。除了西哈努克以外，在柬埔寨威望最高的政治家，莫过于宾努。宾努毕生致力于争取和保卫柬埔寨的独立的事业。全部12位阁员，在以前各任政府中都做过大臣或次官。其中两位做过国防大臣，一位是杨森安少将，他在朗诺政府以前最后一届政府中任国防大臣；另一位是努呼中将，他兼任过武装部队参谋长和空军司令。阁员中还有两位做过外交大臣，一位是44岁的秀木，任财经大臣，他是一位知名的进步分子，曾经流亡法国。另一位是驻莫斯科大使谢桑，40岁，任司法大臣。42岁的周成，任特别使命大臣，他做过国民议会副议长，而且一度是西哈努克得力的私人秘书。

　　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规定，佛教仍然是国教，但是，同时保障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保护“尊重我国法律和习惯的外国侨民的合法权益”。纲领规定的一些社会改革，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其中包括“保障农民对自己所耕种的土地享有所有权。公平解决了不合理的债务，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其他还有建立公平的地租和利息制度。这些改革，在解放了的乡村，已陆续付诸实施了。纲领规定废除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规定男女平等；规定把银行和对外贸易收归国有；同时规定采取措施，消灭过去使国营企业陷于瘫痪的贪污。

　　政治纲领在有关外交部分，重申中立政策说：“柬埔寨准备和老挝、越南一起共同努力，使印度支那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和平、中立的地区，使这个地区的每个国家都保持完整的主权。”总之，除了那些对柬埔寨有侵略野心的国家外，政治纲领中没有什么引起别国焦虑的地万。

　　为此，西哈努克对记者们说：“自从尼克松总统决定了‘保卫’我国的中立以后，柬博寨的中立便不复存在了，同时，我国的独立也被一扫而光了。但是，为了对付美国及其附庸入侵者的干涉，我们最好是在金边而不在北京，实际上，朗诺邀请了他们，并不是为了保护柬埔寨的中立，而是为了保卫他的摇摇欲坠的政权。”

　　西哈努克同时分析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说：“法国殖民主义者来到以前，所谓印度支那联盟并不存在。只是在法国入侵这个地区后，我们越、老、柬3国人民要求向法国人夺回我们祖国的民族独立。为了开展斗争，取得独立，我们就必须彼此团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来到柬埔寨的时候，我们3国人民也必须抵抗日本人的这种入侵。因此，许多年以前，便开始形成印度支那人民的团结。肯定他说，美国人入侵印度支那，特别是入侵南越，已大大加强了这种团结。但是目前，美国的侵略不仅是针对越南南方，而且是针对越南北方，针对柬埔寨和老挝。因此，我们不得不奋起战斗，我们不得不解放我们的国家。”西哈努克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小国人民知道我们的弱点，为了抗击一个大国——一个拥有巨大军事力量的非常庞大的国家，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密切合作，才能取得胜利。假如我们希望胜利，我们就非这样做不可。”

　　西哈努克亲王强调说：“加强同老挝和越南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的神圣权利。”“我们是在印度支那自己的地方。唯一外来入侵者，只是美国人及其帮凶。他们应当撤走，他们必须撤走。要不然我们就要把他们消灭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已正式宣布，柬埔寨不要外国军队，美国、澳洲、南朝鲜、泰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跑来我们的印度支那制造战争。……同样可以预料，只要柬埔寨土地上、老挝土地上或越南土地上仍然存在一个入侵者，印度支那的抗战，就一定会继续下去。”

　　就在印支人民最高级会议召开前后，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正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美国局势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欲知详细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七章　反战怒潮

美国火山在燃烧，反战运动似海涛；
游行示威处处是，新任总统忧心焦。

　　自从尼克松进入白宫那天起，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有增无减。新任总统深感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危机四伏，自己脚下踩的是一座正在活动中的火山，随时可能爆发。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向全国发表的电视演说中曾流露过这种忧虑的心情。他说：“北越人是不能打败或屈辱美国的，只有美国人自己才能使美国战败或遭受屈辱。”

　　尼克松在第一任期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美国各阶层人民群众，反对美国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斗争，掀起过3大高潮，即1969年冬季的高潮，1970年夏季高潮，1971年的夏季高潮。这几次反战斗争的规模，包括参加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尼克松的政治面目，他的向亚洲和印度支那侵略扩张和进行颠覆活动的一贯立场，美国人民是非常熟悉的，也是深恶痛绝的。因此尼克松总统进入白宫，把美国人民的反战斗争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美国人民群众的反战运动是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逐步升级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学生运动最早发源于尼克松的故乡、位于旧金山对岸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后来相继在反战运动中起过组织和推动作用的学生团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黑人学生团体“全国学生协调委员会”，都是在1960年成立的。肯尼迪政府在越南发动的“特种战争”由于真相“掩饰不住而公开化以后”，特别是约翰逊政府把这场侵略战争大规模升级后，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各阶层人民反战斗争的风暴便在美国日益广泛开展起来。

　　1965年，全国学生协调委员会带头抵制征兵，焚烧政府颁发的征兵证，号召黑人青年不要去越南为美国侵略头目们卖命。它成为第一个公开反对这场侵略战争的美国黑人组织。位于密执安州安阿伯大学城的密执安大学的几十名教师，首创“暂停正常活动日”。他们联名发出呼吁，要求停课一天，以抗议这场侵略战争。第二天，密执安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法罗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师们，采取了同佯的停课抗议行动。这一年的4月中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带头组织了第一次“向华盛顿进军”。它从全国动员了两万名学生前往首都，在华盛顿纪念碑前集会，并围绕白宫示威游行，高呼“我们决不到越南去作战”等口号，抗议约翰逊政府的战争升级行动。

　　在这年的10月中旬，由一些学生团体联合组成的“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调委员会”，在全国十几个城市组织了近10万人参加的第一次“国际抗议日”活动。这一年的11月下旬，“越南日委员会”等团体组织第二次“向华盛顿进军”，全国各地5万人参加了这次进军。示威群众将白宫大院团团围住，约翰逊总统为了避开群众斗争的锋芒，不得不远离华盛顿，回到自己的老家得克萨斯躲藏起来。

　　1966年3月下旬，“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调委员会”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了20多万人参加的第二次“国际抗议日”活动。

　　1967年4月中旬，它第三次组织了这种活动，参加的群众达50万人以上。

　　1967年10月下旬，这个学生团体又组织了一次“向华盛顿进军”，各地有十几万人参加。他们把五角大楼层层围困，同武装军警展开激烈搏斗。许多著名的教授、学者和作家也参加了，这就是美国社会上盛传的“五角大楼之战”。这次斗争虽然遭到官方的残酷镇压，但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尼克松政府上台后，一面声称要结束越南战争，一面又采取了轰炸柬埔寨这一新的军事升级步骤，更加激怒了群众。

　　1969年10月至11月，接连两次爆发了有100多万群众参加的全国性的反对侵越战争的大示威。美国的学生运动接踵而起，席卷了美国的主要大学和大批中学，到处都出现了罢课、示威、占领校舍等斗争。据美国报纸透露，在1969年这一年中，美国就有524所高等学校爆发了学生运动。

　　美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也不断高涨。

　　面对着美国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战运动的镇压和迫害，美国人民的斗争也日益摆脱“非暴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束缚，而采取了以暴力对暴力的激烈斗争方式。在1968年4月，在短短1周内，黑人武力抗暴、反战的斗争席卷了一百几十个城市，使美国许多大城市陷于一片混乱。这场斗争严重打击了美国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美国头目们惊恐不安，美国前总统约翰逊吓得夜不能寐，并且被迫推迟去檀香山参加侵越头目会议。美国国防部也被迫宣布暂缓执行向南越增兵的计划。

　　在美国黑人武力抗暴斗争的影响下，美国的学生运动也越来越富有战斗性。1969年4月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州伍希斯学院的黑人学生，在大批白人学生的支持下，持枪占领了学校大楼。在一些学校里，学生还放火烧掉了“后备军官学校训练队”的建筑物，在工人斗争中，罢工工人也曾多次同武装军警展开激烈搏斗。

　　通过一系列斗争的实践，美国一些工人、学生逐渐认识到：美国的对外侵略和对国内人民的压榨、迫害，是出于同一根源的。1968年11月，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有成千上万学生、工人举行示威，号召美国人民抵制美国统治集团玩弄的“总统选举”。

　　1969年1月，在尼克松上台的时候，华盛顿上万名群众，高举着“尼克松是头号战犯”、“尼克松是亿万富翁的工具”等标语牌走上街头，举行大示威，吓得尼克松只好躲在防弹的“玻璃罩”里发表“就职演说”。这些情况在美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镇压学生的反战运动，1969年2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州长会议。全国50个州的州长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讨论镇压反战学生事宜。加利福尼亚州长罗纳德·里根在会上发言说，有证据证明，校园骚动是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协调、组织的举动，并非互不联系、彼此孤立的现象。因此，里根州长建议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此种骚乱进行追查。威斯康星州长沃伦·诺尔斯在会上要求联邦政府的民政和军事当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对威斯康星大学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进行专案审查。其他一些州长也就此议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阿格纽副总统和司法部米切尔部长，在会上大讲学生闹事的严重性及对学生们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予以镇压的必要性。他们向州长们表示，联邦政府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对各地反战学生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正予以密切的注意。就这样，在尼克松政府的活动之下，这次州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决不容许一小部分学生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干扰大多数学生受教育的机会。”决议表示各州政府全力支持联邦政府为此所作的任何努力。这是尼克松政府为镇压反战学生而作的一次重大安排。

　　为了给镇压反战学生制造根据，米切尔部长绞尽脑汁，为学生罗织罪名。3月18日，他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电视谈话，罗列了学生反战运动的两大罪状。一是一口咬定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反战群众同“某些外国政府”有来往，也就是“里通外国”。二是说一些“职业煽动家”跨越州的界限，“按照一项阴谋的规定制造骚乱”，也就是与国内的某“阴谋集团”有联系。米切尔说，这就是触犯联邦法律的罪行。另一步，以联邦调查局的材料为依据，由米切尔为首的司法部出面派人到各有关的联邦地区法院递交诉状，对学生反战运动领袖提出控告。

　　1969年3月20日，米切尔首先派人到芝加哥，把1968年8月趁民主党在该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机组织过反战示威、抗议约翰逊政府扩大战争的几位领导人告到法院。被告中包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的一位创始人、几名学生和两位教授。米切尔首先抓住此案，意在杀鸡给猴看，起震慑作用。

　　更为甚者，停止向参加反战斗争的学生提供助学金，断绝学生赖以维持生活的经费来源。尼克松总统将此项任务交给教育和福利部长罗伯特·芬奇出面执行。联邦国会和最高法院，一些州的议会和联邦地区法院，也参加了这一场对反战学生的十字军讨伐。

　　然而，尼克松政府这样做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高压没有使反战运动停息，反而把它引向深入，引向了高潮。

　　1969年4月6日，这一天是美国的复活节，由十几个团体联合组成的“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动员委员会”发出号召，要求全国40多个城市在复活节周末示威，抗议尼克松政府继续进行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这些城市的人民响应号召，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侵略印度支那的游行示威，揭开了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人民反战运动3大高潮的序幕。

　　4月5日，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三个大城市的人民群众，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在纽约市，这一天风雨交加，但在曼哈顿岛上的中央公园里，仍然举行了有20万人参加的反战集会。许多与会者戴着黑袖章，袖章上写着一个引人注目的数字：33000——这就是到当时为止，官方公布的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死亡人数。会后，与会群众在美洲大道上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反对侵略越南”的口号。在这一天，芝加哥的风特别大，但群众仍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在游行队伍中，包括一支庞大的黑人队伍。合众国际社说，这个黑人游行队伍的参加人数在10万至20万之间。在旧金山，有两万多人上街游行。第二天，4月6日，反战规模比前一天还大，人数在10万以上。游行队伍排满了15个街区，他们佩带红色袖章，袖章上也写着那个引人注目的数字：33000。这支队伍步行两英里半，从市中心走到西海岸美国陆军总部大门前，并在那里举行了抗议集会。一些群众朝着这个军事基地的大门扔石块、瓶子，同军警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4月6日，在洛杉矶市内的麦克阿瑟公园，在西海岸其他一些城市，也举行了反战集会和示威游行。这两天，在华盛顿的白宫大院周围，在尼克松总统正在度周末的所在地——佛罗里达南端比斯坎岛上的“南部白宫”附近，都发生了人民群众的反战示威活动。

　　就尼克松总统本人的愿望而论，他希望在执政之初尽量避免激起公众的强烈抗议；但是，这种抗议还是激起来了。在尼克松上台刚刚两个多月之际，发生的这一次全国范围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在精神上对总统是沉重的一击。而且这次反战示威只不过是一场大斗争的序幕，更加强烈的大风暴不久即将来临。

　　基辛格博士对这种反战的大征候曾作过如下的记述：“后代的人们可能难以想象越南战争在国内引起的动乱。”1969年7月2日，纽约的反战妇女销毁了征兵的档案材料。7月6日，两个城镇的市氏向总统请愿，要求停上把他们的青年派往越南。7月15日，示威群众向路易斯堡发动一次模拟进攻。在五角大楼前每周都有人举行示威。示威时还有人把鲜血洒在台阶上，以表示对征兵侵略印度支那的强烈抗议。8月14日，檀香山的一个基地的20名青年土兵到一家教堂去寻救庇护，以此来表示他们“深深地反对美国军事制度所具有的一切非正义现象”。

　　在被强征入伍当炮灰的美国士兵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从亲身经历中，逐步认识到，美国侵越战争的非正义性，认识到为美帝国主义侵略头目们卖命没有好下场，不断地起来反对美国垄断集团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美帝侵略越南的战争，反对美国内部的法西斯统治和种族歧视。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1969年8月24日，在南越岘港附近，美军一个连的士兵，由于对美帝侵略越南的战争非常不满，两次拒绝执行“作战命令”，这一事件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非常紧张，他们惊呼“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在美国国内，士兵的反战活动也迅速发展，给了美国当权者以沉重的打击。美国统治集团对反战的士兵进行残酷的法西斯镇压。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目前因进行反抗活动而被关进监狱的美国士兵已达1 万多人”。在美国现役军人中，平均每140人中就有一人被关进牢房。美国陆军监狱塞满了政治犯。例如，新泽西州的狄克斯堡陆军监狱，本来只能关258人，现在一下子就塞进了900人。

　　据美国报刊透露，1969年6月5日，因为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而被关进新泽西州狄克斯堡陆军监狱的士兵政治犯起来斗争，抗议军事当局对他们的法西斯迫害。当天上午，军事当局，强迫士兵政治犯列队在烈日下长时间暴晒。有人要喝水，竟遭到野蛮殴打和单独囚禁。全监狱数百名士兵政治犯忍无可忍，纷纷起来反抗。他们砸碎窗户玻璃，打烂家具，放火烧掉褥垫。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宪兵，使用催泪弹和刺刀，进行残酷的镇压。

　　6月4日，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堡监狱的看守，残酷殴打一个士兵政治犯，并加以单独囚禁。这种行径激起了150名士兵政治犯的义愤。他们聚集在一起，谴责反动当局的暴行。军事当局怕得要死，不得不把被迫害的士兵放了出来。

　　6月22日，堪萨斯州赖利堡陆军监狱的一名士兵政治犯，被狱中宪兵无理枪击，受伤致死。其他士兵政治犯怀着满腔怒火，纷纷起来抗议。他们向反动宪兵扔石头，狠狠教训了这些垄断集团的走卒。7月21 日，当这个监狱的头目强迫士兵政治犯去做苦工时，遭到他们的愤怒的拒绝。傍晚时分，士兵政治犯涌出牢房，打通牢房和院落之间的围墙，放火烧了监狱中的一些设备。

　　深受迫害的美国黑人士兵走在士兵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法西斯迫害斗争的最前列。南越岘港美军监狱中300名士兵，1968年举行暴动时，领导核心全是黑人士兵，据当时的美国《时代》周刊透露，侵越美军中的一些黑人士兵“正在把军队中的自动武器偷运回美国，以便在他们回国时，为他们的权利而战斗”。

　　侵越美国士兵从亲身经历中逐步认识到，美国统治集团才是他们的真正敌人。一个美国士兵组织的发言人指出，必须释放所有的士兵政治犯，而“把五角大楼的战争罪犯关到牢房里去”。一些士兵政治犯指出：“美国在打一场罪恶的战争，这是用我们的鲜血为资本家利益而打的一场战争，它正在为了大企业主的利益而屠杀和残害勇敢的越南人民。”这些士兵政治犯希望所有美国士兵“支持正在打击美帝国主义的被压迫民族”，并采取必要手段，拒绝为美帝侵略战争服务。这些士兵还说：“我们能取得真正胜利的唯一途径是群众的全面的革命。”

　　1969年9月26日，尼克松总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这时联邦调查局已就国内正在酝酿中的爆炸性局势给总统作了报告。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说：“在任何情况下，我决不会受这种‘暂停正常活动运动’的任何影响。”尼克松所说的“暂停正常活动运动”是由一个名叫杰罗姆·格罗斯曼和另一个叫小萨姆·布朗两个“小人物”组织发动起来的。在1969年春末，他们在华盛顿一座陈旧的楼房里建立了“暂停正常活动委员会”的全国总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鼓动，它拥有人数众多的群众，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团体。

　　尼克松的“强硬”态度，激怒了广大群众。就在他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1969年9月27日，“暂停正常活动委员会”的负责人小萨姆·布朗和戴维·霍克也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们正式宣布，把当年10月15日定为“暂停正常活动日”。这一天，全国各地将举行学校罢课、群众集会、烛光游行和宣读在越南被打死的美军官兵名单等活动。

　　“暂停正常活动委员会”的号召，得到了全国广泛的响应。表示支持的长途电话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全国79所著名大学和学院的校长、院长，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院长，联合发表声明，敦促尼克松总统和联邦国会不要忽视人民的反战要求，要制定一个“从越南加速撤军的时间表”，一些大学教授联名发表声明，呼吁各大学的同事们参加学生的暂停正常活动日的活动，并且表示“我们的活动要到有了美国停止参与越南战争的明确保证之后才能结束。”

　　那鲁大学的反战积极分子作出决定，电话通知纽黑文市全体居民参加预定10月15 日召开的反战大会。他门决心从纽黑文市电话簿的第一页打到最后一页，直到把这本380页的电话薄里登记的所有电话号码打完为止。波士顿的律师们决定，10月15日，他们将在市内著名的法纳夫厅集会，佩带绿色袖章，等候在那里，为预定当天在波士顿公共公园举行的反战大会提供现场的法律支持。一旦发生冲突，他们就出面代表反战群众打官司。

　　1969年10月15日，“M日”的活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全国各地广泛展开。在这一天，华盛顿的反战情况尤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目。

　　10月15日清晨，就有5000多名学生抬着一口黑色棺材。在大街上示威游行。队伍向着位于白宫附近的美国联邦政府征兵局进发。他们封锁了征兵局附近的街道，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反对侵略印度支那战争、反对证兵的集会。在国会山，一千几百名国会参、众两院的工作人员戴着黑纱，列队站在国会大厦门外，唱着要求和平的歌曲，对反战群众斗争表示声援。

　　入夜，首都笼罩在一片紧张悲壮、愤怒的气氛中，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上坐着5万名从全国各地涌来的群众，惨遭暗杀的黑人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的夫人，在纪念碑前向群众发表了演说。她说：“侵越战争的祭坛沾染了许多普通美国人的鲜血，毁灭了美国黑人和穷人的希望。”她的12岁的儿子已经宣誓：“决不为这个祭坛献出自己的生命。”扩音器把她的演说，送到白宫大院，送到华盛顿的各个角落。会后5万群众手持烛光，举行游行示威。小马丁·路德·金夫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队伍绕着白宫游行。沿途群众高呼“反对侵越战争”的口号。在白宫大门外，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军警和示威群众发生冲突，从而更加激怒了群众的反战情绪。

　　在美国最大的经贸城市纽约，这一天，许多建筑物下了半旗。许多人戴上了黑纱。华尔街西侧著名的教堂门前，一些人轮流从早到晚站在那里朗读在印度支那被打死的近4万名美军官兵的名单，召唤人们起来反对这场战争。百老汇的一些著名剧院停止了演出。在一些照常演出的剧院里，演出开始前，演员们列队站在幕前宣布支持反战斗争。在中央公园里举行了有20多万人参加的反战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反对这场侵略战争的强烈呼声。在联合国大厦前举行示威反战的群众，也有上万人。晚间，大批群众在洛克菲勒中心举行了烛光游行。纽约市的一些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次的反战活动。合众国际社编辑人员在总社编辑部的布告栏内张贴了一张支持反战运动的声明，60多名编辑人员在上面签了名。《时代》杂志有600名工作人员在公司大楼内举行了3小时的反战集会。《纽约时报》的100多名编辑人员在该办公大楼举行了夜间静坐示威。

　　在洛杉矶，尼克松总统的母校惠蒂尔学院，燃起了一个命名为“生命之火焰”的火炬。它将一直燃烧到这场侵略战争结束为止。600多名学生参加了点燃火炬的仪式。在芝加哥，20多万人参加了10月15日这一天的反战示威。芝加哥南郊的福雷斯特帕克，一群穿着超短裙的女青年，站在当地征兵局门前，宣读了伊利诺伊州应征入伍、在印度支那被打死的官兵名单，当众痛哭失声。在旧金山，“M日”气氛笼罩全市。许多商店关了门，门窗上贴着反战标语。街上，许多市民佩带黑纱。大批群众举行反战示威。

　　在新泽西州葛拉斯堡罗附近的布莱伍德镇，这一天发生了一个悲惨事件。年仅17岁的青年学生克雷格·巴迪亚利和未婚妻琼·福克斯参加了反战示威后，把汽车开进了镇内的一条小巷里。他们把一根橡皮管的一端接着汽车的排气管，另一端拉进车厢内。一对青年男女坐进车里，紧闭车窗，发动马达，双双死在车厢里，以示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抗议。他们在自杀前，给父母、教师和同学留下了20几封信，发出了对这场战争的控诉。他们的死，更加激起了人们对统治集团进行侵略战争的悲愤。

　　据美联社报道，在10月15“M日”这一天，美国“每个州都举行了示威，参加示威的人数可能多达100多万人”。合众国际社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生的对于美国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抗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许多互不相识、素昧平生的美国人，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来了，在一个共同的道路上肩并肩地携手前进。

　　继“M日”学生反战运动之后，工人又掀起了罢工浪潮。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5万工人，从1969年10月27日开始，坚持罢工达3个月之久，使该公司减产70％以上。

　　通用电气公司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垄断企业之一，而且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人垄断集团之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就和当时法西斯德国大军火垄断集团克虏伯公司有勾结，现在它又积极为美国侵略战争效劳。它在1969年接受的军火订货在美国垄断企业中居第二位。美帝国主义轰炸越南的许多飞机的引擎是它制造的，美在泰国、老挝的许多机场的跑道的修建是它承包的。另外，它在世界各地的25个国家和地区中建有分厂和子公司，对当地劳动人民进行压榨和剥削。通用电气公司在美国国内不仅有200多个工厂，并且通过它的董事们还控制了其他约75个大公司。从1967年至1969年，通用电气公司从广大工人身上剥削的营利高达20多亿美元。

　　15万工人从1969年10月27日奋起罢工，坚决反对侵越战争。他们不怕暴力威胁，不受甜言蜜语的欺骗，紧密团结，粉碎了垄断资本家的种种阴谋。工人们同军警搏斗。罢工使垄断资本损失达25亿美元。

　　在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工人罢工之后，美国25万邮政工人也先后举行罢工。工潮首先从纽约开始，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席卷了纽约、费城、匹兹堡、克利夫兰、底特律、密尔沃基、芝加哥、旧金山等200多个城市，使美国全国的邮政几乎完全陷于瘫痪。

　　针对人民群众的反战运动，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总统在白宫向全国发表了一篇电视演说，公开向群众发出挑战。他说：“我们要在越南格守诺言。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共产党人同意谈判‘公正和体面’的和平，或者南越人能够自卫为止——无论哪种情况先出现都可以。与此同时，我们根据‘尼克松主义’的各项原则继续脱离战斗。根据越南化程度、敌人活动规模和谈判进展情况来决定撤军的速度。我强调指出，我们的政策决不会受街头示威游行的影响。”

　　“我已经选择了一项实现和平的计划，我相信它将取得成功。”但是，尼克松紧接着讲的话表明，他对这一项“实现和平的计划”取得成功的信心并不大。他说：“如果它果真取得成功，现在批评者说些什么就完全无关紧要。如果它失败了，我现在的这番话更无关紧要了。”

　　尼克松11月3日的电视演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所主张的“边战、边谈、边化（越南化）、边撤”的方针，遭到群众反对。为了回答尼克松总统的具有挑战性的电视演说，“结束越南战争新动员委员会”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向华盛顿进军”。从11月10日后，各地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广大群众纷纷乘坐汽车、火车、飞机，涌向华盛顿。

　　“结束越南战争新动员委员会”，给这次反战进军定了一个名称，叫“反对死亡的进军”。它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若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继续打下去，现役官兵要死，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要死，许多美国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女青年的情人要死。已经死了4万，还要继续死。死者的亲属遍布50个州。为了停止这种死亡，全国人民必须起来反对这场侵略战争。

　　11月13日下午6时，第一次“反对死亡的进军”的队伍，从五角大楼所在地阿林顿国家公墓出发。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一个23岁的年轻妇女，丈夫是美国海军的一名上尉军官，不久前在越南战场上被打死。这位青年妇女抱着女儿前来首都参加这次反战示威。她满怀悲愤地说：“我来到华盛顿是为了大声疾呼，我们要自由，要和平，反对战争！”

　　跟随这位青年妇女前进的是一支45000人的反战示威队伍。他们手里拿着点燃的蜡烛以及反战标语牌，踏着沉重的脚步，在华盛顿市区的街道上，由西而东缓慢行进，队伍步行4英里，到达进军终点——国会山前的美国骑士雕像下。那里放着十几口棺材，队伍陆续经过棺材旁，把那些写着死者姓名和被摧毁的越南村庄地名的纸牌子放进棺材里。整个进军途中，这支队伍庄严肃穆，秩序井然。

　　华盛顿的反战示威和游行连续进行了3天，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到第三天，11月15日，反战示威在首都和全国各地达到了高潮。这一天，华盛顿进军队伍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进军的出发点定在国会山前，队伍由东向西进发，终点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他们计划在碑前广场上开一个反战大会。进军队伍排成20人横列，几名鼓手作先导，装满死者名单的10余具棺材，分别由示威群众抬着。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一条大横幅，上面写着：“我们就是要求和平的沉默的多数！”有的妇女举着标语牌，上写着：“把我的丈夫送回来！”有的标语牌写着：“征尼克松去当兵！”另一个横幅写着：“大公司忙获利，士兵们去死亡！”高呼反战口号的进军队伍，挤满了从国会山到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大道。美国报纸报道，这一天游行人数多达30多万人。警方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华盛顿建城一百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

　　新闻界人士估计，从1969年10月15日到11月15日期间，由“暂停正常活动委员会”和“结束越南战争新动员委员会”等团体出面组织的反战示威，全国各地参加的群众在200万人以上，大大超过了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人民反战运动的规模。

　　在人民斗争浪潮的推动下，态度“强硬”的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于1969年12月15日宣布再撤5万美军的第三期撤军计划。侵越美军虽然撤了一些，由于美国当局坚持要求“要体面的和平”，因此美越之间的和谈进行得并不顺利，战场上的炮火始终没有减缓下来。而此时此刻的柬埔寨战场，一个声势浩大的抗美救国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欲知详情如何，请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八章　抗战烽火

星火燎原创新天，抗战运动大发展；
高山丛林是营地，气势磅礴敌丧胆。

　　西哈努克抗战声明发表之后，在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下，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卖国集团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

　　西哈努克说：“朗诺政变一发生，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就认识到，他们在边界地区的基地和物资仓库，迟早会遭到一次美伪协调进行的大扫荡。反正武器弹药迟早要受损失，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迅速扩大的抵抗力量慷慨分发。美国人后来在基地地区只捞到了少量物资，难怪要大失所望。我始终认为，兵员补充不成问题。至于装备和军官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比我所料想的要迅速得多。”

　　“朗诺部队开小差的规模很大。在许多情况下，有些部队干脆一哄而散，把他们的武器交给游击队。重镇桔井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典型。”西哈努克亲王在回忆录中说，“桔井是同名省的首府，位于湄公河畔。桔井和它的邻省蒙多基里都同南越有共同边界，两省构成柬埔寨的6个军区之一。政变前夕，朗诺把军区司令陈松邦上校以及其它5个军区司令召集到金边。虽然他们都是他亲自任命的、朗诺却立即解除了其中两人的职务，并且加以逮捕，因为他拿不准这两个人是否会效忠于他的叛国阴谋，对包括陈松邦在内的其它4人以及被取代被捕者的那两个人，朗诺透露了他的政变计划，要他们发誓绝对严守秘密。他们必须向各自的管区下达命令，务必把秩序维持好，同时严惩任何‘越共骚乱’。”

　　西哈努克说，在桔井当地，陈松邦的副司令丁乃英少校暂负全责。他听到政变的消息后大惑不解。第二天确有示威，但是不管电台怎么说，他很快就发现示威者都是支持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人，并非朗诺电台所说的“越共”。他没有理睬镇压示威者的电话指示，3月23日，丁乃英听到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电台发表的公告，于是一切都清楚了。

　　这时陈松邦在金边开会还没有回来，但是，他不断通过电话下达命令。后来丁乃英同抵抗力量建立了联系，并试图说服他手下的两个营也这样做，但是意见分歧。主要原因是有各种家庭问题，当陈松邦回到桔井的时候，丁乃英已经解散了这两个营，发给每个士兵500瑞尔遣散费回家乡去，并把库存的武器，包括3门迫击炮和23挺机枪交给了游击队。然后，他口袋里装着桔井的防御计划离开了。第二天，人民武装不费一枪一弹就接管了桔井市，于是极端重要的第六军区就全部落入拥护西哈努克的游击队之手。

　　这样一来，说柬埔寨抵抗力量并不存在的神话逐渐消失了。西哈努克说，这首先得归功于许多记者，他们未经邀请进入解放区，结果很快发现他们自己成了俘虏，“既不是北越人的，也不是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而是我们游击队的俘虏”。例如，美联社记者凯特·韦布，在综合报道抵抗政府成立1周年的情况时，写了以下一段话：

　　有情况说，柬埔寨中部和西部现在有几百个柬埔寨共产党训练营。近几个月来，许多红色高棉分子出现在柬埔寨战场上，这就说明，训练和宣传很有成效。柬埔寨人在开展武装破坏活动。柬埔寨共产党人和西哈努克分子……颇为机动灵活，到处活动，进行骚扰，切断道路，阻截供应，几乎随心所欲。

　　西哈努克介绍说，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越南朋友，都为我们抵抗运动的迅速发展而感到惊讶。我们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从朋友和敌人那里获得武器。“虽说在政治思想方面，越南人比柬埔寨人觉悟要高，但是，尼克松很快帮我们克服了这个差距。他用炸弹创造了奇迹，使我们的人民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转向了革命。大规模毁灭城镇和乡村所引起的憎恨，一变而为愤怒和复仇的渴望。我们的农民都是游击战士的好材料，一旦他们到了韦布小姐描写的训练营里，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战术和怎样掌握新式武器。”

　　从1970年3月18日政变以后，还不到一年，7/10的乡村和一半以上的人口就牢牢掌握在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手里。人民武装继解放桔井之后，又先后解放了腊塔纳基里、上丁、蒙多基里、柏威夏4个省，在上述连成一片的广大地区之内，游击队控制了一切，包括城镇在内。朗诺统治的痕迹荡然无存。在其余的许多省里，多半解放了80％至90％。朗诺部队在被紧紧包围的省会里困守，彼此隔绝，主要依靠空运接济。在朗诺及其西贡盟友声称获得“最大成功”的干丹、茶胶、菩萨、马德望等4个省，早在第一年年底，柬埔寨人民武装就控制了60％到75％的乡村，而且还在稳步上升。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写道，“到1971年3月，全国100个行政区解放了70个，1129个村庄中有751个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6个月以后，我们抵抗政府就能这样说：全部国土的4/5，全国700万人口的500万，都在民族团结政府治理之下。”

　　“这既非夸张亦非宣传，”西哈努克亲王说，“有1971年12月10日美联社记者理查德·布莱斯通发自西贡的一则电讯为证：‘据西贡高级官方人士估计，敌军现在控制的柬埔寨达80％之多。’值得注意的是，这则电讯是在西贡加派5万部队侵犯我国以后几个星期发出的。到了1971年底，我们解放武装力量控制了金边周围的乡村和高地。美国和朗诺集团编造的神话却硬说这一切都是‘北越人’完成的，还说他们甚至几乎在柬埔寨全境建立了效率很高的‘占领政府’，请问有谁会听信这类神话呢？”

　　在抵抗力量尚未完全控制的那些省里，游击队也是日夜都在积极活动。所有通往金边的道路，或者在他们长期控制之下，或者他们能任意切断。西哈努克说：“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置金边于死地。但我们不那么做，因为我们不想把我们的同胞们活活饿死。美国的炸弹和西贡匪徒迫使近100万难民涌进了金边。米价和鱼价月月飞涨。我们的部队让足够的食物运向首都，使人民免于饿死，但是，我们也必须维持军事压力，使我们的国家得以生存，并夺回我们的独立。”

　　“我们之所以继续袭击金边波成东机场，那是因为它既是民用机场也是军用机场。我们还袭击金边市中心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进攻只能由我们自己的人民，在当地居民协助下来完成，而不是像朗诺声称的那样是越盟干的。”西哈努克进一步介绍说，“第一次袭击波成东就消灭了朗诺空军的95％。各项计划都是由朗诺军队里一个工程兵军官拟定的。计划辗转送到北京请求批准，批准令在袭击之前48小时用无线电发回。1971年1 月21日晚，这个军官携同家属动身前往解放区。……这次袭击由原来住在金边的居民执行，他们都是在技术突击队里受过我们越南教官的训练。事先对可能受到波及的住户发出了撤离的警告，并嘱咐他们严格保守秘密。”

　　这次袭击干得非常漂亮。事后，朗诺发觉这是一项“有内线的事件”，逮捕了一批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军官。经过第一次毁灭性打击以后，保安措施加紧了，但是，这并不能防止解放武装力量4天以后再次袭击这个机场，把第一次打击之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又炸毁了一大部分。后来传说，朗诺空军的毁灭，使他气得中了风，因而半身瘫痪了好几个月。

　　同样，1971年9月20日黎明，柬埔寨游击队用火箭筒和迫击炮开路，几乎全部摧毁了金边郊区的几个油库。西方通讯社纷纷报道，在这一次袭击中，朗诺损失了75％的石油储备，包括全部航空燃料在内。在这之后，其它油库的安全措施加强了，但是就在一星期之后，在特诺河和乃良所幸存的油库又全部被毁。

　　西哈努克说：“根据我个人的建议，按照我的北京总部制定的计划，炸毁了西哈努克城（即磅逊港）里我们唯一的炼油厂。这次的成就很大。事后有人问我，毁掉这样一些耗资巨大的设施，我能不痛心吗？当然我是痛心的。我们大家也是痛心的。但是，我们并不犹豫。因为油库和炼油厂的汽油会灌满飞机和坦克的油箱，用来屠杀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别无选择。但是，如果北越人或任何其他外国人把我们的财产炸掉的话，我们的人民就会异常愤慨，那就谈不上什么合作了。”

　　“有些西方‘专家’，专门喜欢写那些分裂我们印支3国人民的事情，在所谓‘传统的敌意’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我们想得越来越多的却是怎样能把我们联合起来的那些因素。”西哈努克说，“今天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都是美国侵略的牺牲品，美国侵略了南、北越，侵略了老挝，还侵略了柬埔寨。所以我们不得不战斗。我们3个弱小国家是在同一个大国战斗，除非我们站在一起，不然就会一个一个地被打败。这是一场‘团结胜利’同‘分而治之’的斗争。”

　　美国及其仆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强大的，实际上都是色厉内在的纸老虎。西哈努克说，朗诺政权自夸拥有20万军队。这是个吹起来的数字，用来为朗诺从1970年3月18日到1971年9月之间这18个月接受了5.O1亿美元作辩解。美国记者曾经揭露，9岁以上的男孩子都被登记为士兵，甚至他们姐妹的名字也在花名册上。花名册上还有根本不存在的人，或者早就阵亡了的人的名字，这样一来，指挥官们就能把他们的薪晌装进自己的腰包。由于那些在册的人很少拿到薪饷，他们就得靠抢劫同胞过活。

　　朗诺有一支由“鬼兵”和匪徒组成的军队，据西哈努克估计，实际上他能动员到的人数约在10万人左右，其中最多只有3万才是真正的战斗部队，或者说，在1971年最后几个月里在六号公路沿线战败以前的情况是这样。其余都是被朗诺强征入伍的中小学教师、小官吏、学生和孩子拼凑起来的。西哈努克说：“我们的部队奉命不得射击这些年轻人，只要情况许可，还要警告他们，攻击即将开始，好让他们能够回避一下。经常有逃避兵役的人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把年轻的送进学校，欢迎那些年纪大一些而且愿意作战的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其余的则可以各自回老家。”

　　关于朗诺饷单上的“鬼兵”问题，合众国际社1971年2月13日发自金边的一则电讯是很有说服力的：

　　在成立不久的柬埔寨军队里，最常见的贪污现象之一就是各营的花名册都超出实有人数，而且有时候竟有整营整营根本不存在的军队。于是，负责的军官就把薪饷攫为己有。

　　……有消息说，最高指挥部面临一个主要的困难，当他从各省抽调部队去增援六号公路或防卫金边时，竟发现那些部队只存在于纸上。

　　仅仅隔了一周之后，合众国际社记者金·威伦森又从金边发来主题相同的报道，他在评论六号公路上“真腊二号”战役的失败时，说得甚至更为明确：

　　也许最坏的是，军队被贪污腐化搞得百孔千疮，它的各个部队都不满员。奉命去征补并发薪怕给新兵的营指挥官们，发现了大有油水的生财之道，那就是在怕单上写上许多空头士兵的名字……12月13日，朗诺突然视察了军队，为的就是想在饷单上消灭空额兵，以了解兵力的真相。总人数超过15000的30多个营被解散了，因为它们都有严重缺员。

　　而新近成立起来的柬埔寨解放武装力量，却是一支新型的部队，他们都是被美国和朗诺集团的飞机大炮和残酷暴行“动员”来的农民、工人和学生。他们对敌人怀着刻骨的仇恨，敢打敢拼。他们和越南、老挝军民协同作战。正如西哈努克所说的：“我们的武装部队是整个印度支那抵抗力量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美国人早就把印度支那当作一个单一的战场了。他们把西贡部队派到老挝和柬埔寨；把泰国部队调到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他们利用泰国作为庇护所，从那里出发轰炸印度支那的4个组成部分。”

　　“朗诺的突击队员在泰国、老挝和南越的美军基地受训练。各条战线都有军事上的协同作战。

　　1971年2月发起对老挝南部入侵的同时，南越和泰国的部队也协调地对柬埔寨进行攻击，企图重新占领桔井地区，但是他们的企图失败了。”西哈努克强调说，“我们印度支那人民也必须把整个地区看作一个单一的战场，协调我们的行动。这就是1970年4月24—25日，我被废黜的5个星期之后，印度支那3国人民最高级会议的中心思想。我们一致同意，各方既保留各自的实体，又要把我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直到最后胜利。”

　　西哈努克亲王对印度支那战场出现的抗美救国形势十分欣喜。他说：“由法国人合在一起的印度支那，现在第一次将要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了。至少为了这一点，我们就得感谢尼克松。1970年4月和5月入侵柬埔寨，1971年2月和3月入侵老挝南部，这两件事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团结，也为我们的部队在1971年8月至12月沿着六号公路取得更大胜利，巴特寮部队在1971年12月和1973年1月在查尔平原和波萝芬高原上取得更大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为了进一步发展柬埔寨的抗战大好形势，1970年4月4日，西哈努克在他的第二次告全国人民书中，确定了这样的目标：

　　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享有基于完全社会主义的新的生活；享有一种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或者在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范围内，在我们的国教——佛教的保护下，由人民中的进步青年和劳动人民间接行使。

　　亲王的这些想法，后来写进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从他收到的各方面的来信，他的理想正逐步变为现实，解放区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团结抗战的大好形势。西哈努克，从团结政府国防大臣乔森潘关于“真腊二号”战役给他的报告里，获得了如下的情况：

　　“人民同我们一道打击敌人。从敌人进攻的头几天起，根据我们的呼吁并得到了我们人民组织的帮助，绝大多数的居民都从六号公路沿线的农村撤了出来。敌人由于得不到人力和物质资源去补充我们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在我们一再打击之下，敌军士气很快就涣散了。……参加战斗的不仅是我们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干部、战士和全体人民，而且住在六号公路沿线的佛教僧侣也都参加了。”

　　西哈努克对这一情况十分满意。他说：“人民的全力支持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数量上占劣势的军队，在没有重武器来对付敌人的坦克、大饱和飞机的情况下，也还能够战胜敌人。“真腊二号’不是一次孤立的战斗，而是一次和我们在所有战场采取主动军事行动相配合的战斗。人民的这种支持，是以人民在过去和现在都同胜利有超过一般的利害关系为条件的：那就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纲领所宣布的农村新生活。”

　　《圣路易邮报》记者理查德·达德曼，他在民族统一阵线成立并广播了它的纲领之后，私自进入解放区活动，没有多久就被俘虏了，在获释后，他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我看到了这种柬埔寨的人民运动的早期发展……占人口大多数的柬埔寨农村，正在被彻底地、迅速地改造成为大规模的、专心致志的革命根据地……在每个种植园或每家农舍……我们都看到了效忠西哈努克的迹象，以及它的对立面——对美国和尼克松总统的深仇大恨……”

　　3月政变后大约一年左右，西哈努克从他老相识那里收到不少来信。他说，“这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同红色高棉相距甚远”，但他们对金边的腐败无能再也忍受不下去，所以就设法跑到解放区去了。这些来信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坚持说：“他们找到了自由、民主的生活。”

　　前《民族》周刊社长罗介托的来信是最典型的。他在讲了金边生活如何腐朽以及他为什么要同他一家逃离金边之后，写道：

　　“解放区是真正的新柬埔寨一一独立、民主的柬埔寨——是真正了不起的，人民过着享有尊严的生活，他们是他们村子的真正主人。人们——从老年人到孩子和年轻人——的脸上的欢乐和热情，是他们对最后胜利和光明前途有信心的明证……我们在解放区所亲眼看到的一切，使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和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充满了信心和自豪感。”

　　罗介托逃离金边的那个时候，经常也有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出走。

　　1971年3月初，西哈努克收到了这批人给他写的一封联名信。他们之中有位金边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位牙科医生、几位上程师和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写道：

　　“解放区离首都并不太远，但我们却有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感觉。行政大楼四周没有铁丝网。没有带着刺刀枪的傀儡军恶狠狠地把过路人从头搜查到脚。没有贪污，没有警察的突然袭击，没有宵禁，没有侮辱年轻妇女的事件。知识受到尊重；天才受到欣赏和鼓励。知识分子，所有爱国的、进步的个人都可以把他们的民主思想、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人民感情付诸实践。每个人的尊严都受到尊重。”

　　西哈努克说，写这些信的大多数人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受过什么政治训练，但朗诺和尼克松改变了他们。他们是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每天忙于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大概对于3月18日政变并不怎么关心。很多人被那些煽动性的保证弄得晕头转向，而据说成立了“共和国”就会给人们带来光明前途。例如孔旺夫人，一位受过法国教育的青年女药剂师，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位女药剂师，出身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在金边开设了一家最负盛名的药店。但是，在朗诺统治下的金边生活了几个月就受不了啦。她冒生命的危险，抛弃了她的财产，跑到解放区来。“如果一定要对这样的人贴个政治标签的话，那恐怕也只能算‘自由主义中间派’。要是他们属于‘进步分子’的话，那在一年前也许早就逃离了。”西哈努克说，“我讲这些并不是要谴责他们，因为许多正直的爱国人士都受过朗诺一施里玛达政权的蒙蔽。我说这些是为了强调指出，根本不可能指责他们是红色高棉的宣传员。”

　　西哈努克的女婿西索瓦·杜萨迪亲王，在一封长信里给他的岳父带来了最令人吃惊的消息，而他本人，按西哈努克的说法是“一个保守派的青年人”，在1971年8月到达解放区以前“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任何红色高棉分子”，西哈努克认为他是个为人正直、办事负责的人，所以当杜萨迪向他最小的女儿波东帕花公主求婚时，西哈努克同意了。杜萨迪在培养文官的学校受过教育。3月18日政变时，他年方29岁，在金边国家百货商店经理部任职。由于他和西哈努克有姻亲关系，他马上就被革了职。

　　杜萨迪在朗诺政权统治下生活了18个月。在这个期间，他的妻子——波东帕花公主被捕，并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在这之后，他设法逃到了解放区。他1971年10月1日写给西哈努克亲王的信，就是从解放区寄出的。信中说：

　　金边的爱国者今天都有一种共同语言。如果我们不打倒卖国贼，他们就会杀害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过尊严的生活，如果我们想要在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继续做自由的人，我们就必须敢于站起来，为民族统一阵线政治纲领中所规定的崇高理想而斗争。今天敢于斗争就意味着什么都敢干！它意味着拿起武器，推翻朗诺一施里玛达一山玉成集团。通向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是没有其他道路的。

　　我通过参加解放区的方式，选择了尊严的道路……我很受感动，因为我在这里重新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真正面貌……

　　一种欢乐、可爱的面貌……就像慈祥的母亲同她阔别了很久的孩子重新见了面一样。在解放区这里，每个人都在团结、和谐的气氛中生活。我可以亲眼证明，在朗诺那个假共和国里，“自由、平等、博爱”都是毫无意义的字眼……

　　尽管敌人的空袭不断，我们的同胞们仍在为了经济建设而英勇斗争，为民族解放斗争而把一切资源动员起来，并在同时改善生活条件。已不存在饥饿、贫穷和失业了，我们的同胞由于知道自己是命运和国家的主人，正在热情地劳动——这种热情得你亲眼看到之后才能相信。我发现了一种特别感动人的景象：人民在他们所有活动方面都互相帮助——在同敌人的战斗中互相帮助，在田地里劳动中互相帮助，在文化和社会活动中互相帮助，为孩子们和不同年龄的成人建立各种学校.为护士和公共卫生工作者设立训练中心……这里的生活真正是生气勃勃！

　　要是没有一条代表人民真正意愿的政治路线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凡是从地狱般的金边出来的人……

　　对此不由衷地感到惊奇是不可能的……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如同获得了新生——开始了一种充满了目的和价值的、纯洁的新生活。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读完了女婿的来信后说：“杜萨迪亲王现在已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干部了。他同我的儿子拉维翁王子一样，都在解放区变得更加坚强了……年轻的杜萨迪被证明是个好人，完全没有辜负我同意把女儿嫁给他时对他的期望。从我家庭里的一位亲密成员那里收到这样一封信，当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不用多说的，从我们抵抗总部送来的报告中的每个字都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信心百倍。”

　　“局外人很难理解柬埔寨爱国主义如此深入人心。这是一件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是我们的命运—夹在比我们强大而又敌视我们的邻国之间——所强加我们的。在过去，我们总得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下去。今天的情况也一样。”西哈努克说，“美国人硬说我们是为某种意识形态而战斗的。这不符合事实。我们是为生存而战斗的。边远地区农村里的女青年们本能地了解这一点。佛教僧侣们也了解这一点，因为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上，他们由于同人民有密切联系，一直起着爱国的作用。因此，当我了解到僧侣们在鼓励人民拿起武器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时，我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的。”

　　“农村里的伤亡经常都是由远处来的威胁——B—52飞机造成的。但是，即使日一52飞机就在头上飞过，女孩子们也继续在制作弓箭，当然她们射不着飞机，但是，只要美国人或拿美国人钱的雇佣兵一出现，她们就会用她们的弓箭把他射死。”西哈努克说，“我们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总是存在的，就像覆盖在土壤表层下的蘑菇苗子一样。国内的背叛行径和国外的侵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游击队就像蘑菇一样，到处冒了出来。”

　　乔森潘在给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报告中，提到了磅湛省省会以南约10公里的3个地区发生的情况：它们是湄公河上的戈索丁岛、河对岸的罗卡戈伊和卡哥。这些地区是政变后不久就解放了的，但在1971年初又被西贡军队占领并交给了朗诺。他们把当地居民集中起来，分成由10户、50户和100户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的周围都围上了铁丝网，由驻在4个军事哨所的近800名正规军和散布在各个村子里的1000名“自卫民兵”担任看守。在这样一个小地区有这么多的军队驻守真可算不少了。乔森潘在报告中指出：

　　“尽管有这些措施，我们通过做耐心的、秘密的工作，还是在政治上控制了这些村子。因而我们能够把自卫民兵中的60％争取过来，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成员同当地居民密切合作，终于设法在1971年11月18日重新解放了戈索了岛，并于次日解放了罗卡戈伊和卡哥……两万多居民获得了自由，缴获了步枪400多支及其他军用品。”

　　在战斗中，4个军事哨所中的3个被消灭了。在磅湛的北部也同时采取了行动，但朗诺的军队吓得不敢离开城市前往救援。乔森潘强调指出，农民渴望过不受束缚的生活乃是主要因素。总的说来，解放区起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磁铁作用，吸引着广大农民群众投身到抗战洪流中来。

　　“我们最不喜欢战争，而且我们竭尽全力要避免战争。但是，战争既然降到我们头上来了，那我就必须指出，除了尼克松的轰炸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之外，战争激励着我们的人民在各条战线上作出了超人的努力。”西哈努克说，“有些问题，在和平时期本来可能得花好几年才能解决，现在只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能解决。尼克松不会想到.他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使我们的公民们实现了高度的民族团结，使我们还没有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成了革命者。”

　　正是美国的入侵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政变，促使了柬埔寨人民的新觉醒。他们从美国的炸弹和朗诺的欺凌勒索中，进一步认识到，谁破坏了他们的和平生活，准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他们决心拿起武器投入到“抗美救国”的伟大洪流中去。

　　柬埔寨的抗美救国牛争，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西哈努克说，他之所以把他的总部设在北京，原因就在这里，欲知中、柬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九章　西哈努克话友谊

中柬两国情谊深，自古就是好近邻；
亲王侃侃谈友谊，患难之交备加亲。

　　柬埔寨发生朗诺集团的政变后，西哈努克把他的总部设在北京，而没有设在莫斯科或巴黎。对此，许多记者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在政变之后马上就去北京呢？”

　　西哈努克回答说：“那是朗诺和施里玛达他们这样决定的，拟定政变时间表的正是这两个阴谋家。我的日程是早就定好了的。他们选定那么个时间和地点动手，使我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莫斯科以后的停留地点本来就是北京。考虑到我很快就下了决心要进行反击，而北京又正好在我旅行日程的下一站，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我本来是可以顺路到半打以上的首都之一去的。”西哈努克说，“可是，金边阴谋家们的行动促使命运指明了一个方向。我知道我马上能获得北京的支持，我同周恩来总理的友谊以及毛泽东主席对我表示过的感情，使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由莫斯科抵达北京时，我从机窗先看到欢迎的群众，后来看到了外交使节们。等到飞机停止滑行时，我又看到周恩来同一群政府显要们走向机旁，我就知道事情同我所想象的一样。周总理拥抱我并说：‘你仍然是国家元首。我们永远不承认其他人。’这只能证实我内心深处的感觉是正确的。”

　　谈起他同中国领导人的友谊，谈到他对周恩来最初的印象时，西哈努克亲王说：“我是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会见周恩来的。那真是所谓一见倾心啊！就像我在此以前对戴高乐将军以及在这以后对毛泽东一样的倾心。世上只有这3个伟人！究竟他们有哪些共同之处能那样吸引着我？他们有伟人的朴素本质，他们尊重弱小者；他们尊重一个小国和这个小国的领导人；他们3个人都对民族和个人的尊严有高度的评价，而且也是对别人的爱国主义很尊重的爱国者。尽管这两位中国领导人同戴高乐的背景和思想不同，我发现他们有这些共同的特色。所以后来当我知道这两位中国领导人也高度评价戴高乐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在万隆会见周总理以前，”西哈努克说，“我曾向我们出席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打听过有关他的情况。他们对我说，周是个很吸引人的人物。他知道怎样把事情讲清楚，怎样去圆满完成他的任务。他说他只希望同柬埔寨友好，就中国人来说，只要柬埔寨保持独立就足够了。’他说过，‘不过，别再落入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如果你们能保持独立，我们就支持你们，而且我们就能成为朋友。’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包括桑·萨里、狄潘以及其他类似人物在内的极右翼的代表团。所以他们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他是个共产党，因此你得小心点。正是因为他有吸引力，他就更是个危险人物。”

　　“在我们头一次见面时，我就发现他豪爽、友好而且非常直截了当。他完全没有任何优越感的架子，但我感到他在我面前是个‘大人物’。他那朴素而谦恭的风度同有些打着美帝国主义旗号而又趾高气扬的小人，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他马上对我的中立立场表示祝贺，并说中国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独立和中立的。”西哈努克说，“我们只直率地交谈了几句，可我们在万隆结下的友谊从那以后却得到了日益发展和加强。周恩来邀请我访问北京，我第二年去了。但自由世界对此惊惶失措了，特别是美国和我的一些邻国。甚至来自北京的英国代办也居然认为有必要给我来一点长辈式的警告，说什么‘他打心眼里并不希望我去访问北京’。他这话是在1955年香港英国总督宴请我的时候讲的，而他自己的国家却早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谈到他和毛泽东主席的交往和友谊时，西哈努克说：“当我1956年第一次访华时，我就和毛主席会见了好几次，而从那以后的每次访问都是如此。他总有时间接见我，而且我们每次的谈话从未少过1个小时。我的初次印象就使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他慈祥而又富表情的面孔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我认为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接见我，而且每次会见时间又如此之长，恰好是中国对较小的国家感兴趣并且对它们尊重的象征。这总使我感到具有爱国主义和敢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比社会背景和形式上的思想标签重要得多。我很快就对毛主席有了好感，他对我也这样。这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时间长了以后，我慢慢感到他对我有了比较深的感情，就像我对他那样。”

　　“毛主席在第一次会见我时就阐述了中国政策的概貌，重点讲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的问题。他说，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毛同意柬埔寨采取中立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自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一直履行了它的诺言。”

　　西哈努克又说：“1958年8月，毛泽东在我到达后不久就在主席官邸接见了我。那时北京天气很热，我们第二天就在游泳池旁边搭的一个帐篷下继续我们的谈话。后来又到海滨避暑胜地继续我们的会谈。赫鲁晓夫几个星期之前也访问了北京。毛主席的一个侍从人员对我说，除了赫鲁晓夫以外，我是唯一在一次访问过程中同毛主席多次会面的政治家。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我到海滨避暑地。”

　　“难道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为了洗我的脑筋？”西哈努克说，“对这类怀疑我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毛主席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同邻国的关系，我们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意图的估计，以及许多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问题是真正感兴趣的。也许他也很想了解我这个人的性格和动机，很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爱国的亲王的形象引起了他的兴趣。不过，从我们一开始有交往起，他就很认真地对待我。我可以说，他比某些西方领导人更加平等地待我，只有戴高乐将军是个明显的例外。”

　　“譬如说，英国就曾建议我对英国进行一次正式的访问。”西哈努克说，“但它的建议含含糊糊，还得加上诸如日期方面的限制，提醒一下英王陛下和大臣们在活动方面有许多承诺等等，所以我宁接受社会主义世界，特别是中国发来的直截了当得多的邀请。”

　　1960年，英同首相麦克米伦在那届联大会议上，曾邀请西哈努克访问英国，并保证说女王陛下将会很高兴地接见他。第二天，他用书面形式把这项邀请肯定下来，但加上了这次访问“将不是正式的”这么一个条件。西哈努克鉴于这种情况，就很不客气地说：“我可不是一个旅游者，把我们国家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参加皇家花园宴会上。由于我也答应了许多其他的正式活动和邀请，所以我很快就拒绝了英国的邀请，使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一霍姆爵士不得不亲自登门造访，设法弥补一下过失。我从那以后从未对英国进行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访问。”

　　“我得立即加上一句，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大国才出过这类丑事。”西哈努克介绍说，“1965年，我应邀前往包括亚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以及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等国进行正式访问，先后次序是根据这些国家提出的日期和日程定好了的。但到了北朝鲜的首都平壤时，苏联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员来看了我。他手里拿着一份从莫斯科拍来的电报，说什么由于苏联领导人在原定访问期间‘突然很忙’，因此粗暴地要我推迟访问，而且对新的访问日期只字不提，我苦思冥想，是不是我在北京或平壤说过什么得罪他们的话呢？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也未曾要求苏联人对此作出说明。我取消了对其余国家的访问，直接回金边。”

　　西哈努克在介绍了上述情况后指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类行为是完全不符合他们认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概念的。我早在1958年3月22—29日这期的《柬埔寨现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这个方面说得非常清楚了。我在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就发现他们是真正尊重国家和个人的尊严的。”

　　西哈努克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周恩来总理谈到了大国沙文主义，共产党政府深知亚洲和其他小国对于它们应享有的尊严和联合国关于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能否落实是特别敏感的。在对待国宾的礼仪安排上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构成了这方面的大部分幻想被破灭的基础，而亚洲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的确存在这种做法，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有声望的亚洲人，对他们的荣誉问题比对金钱问题重视得多，要是重物质主义的西方人真能了解这一点的话，他们准会大吃一惊。”

　　文章同时指出，中国给予物质援助不附带条件，也不讲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话。使用中国的援助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我把这种态度同美国人老是埋怨我们保持中立作了对比，而且美国人总让我们感到他们在说服国会继续援助中立的柬埔寨方面是存在很大困难的，而且这方面的困难继续存在，将来也还会有。”西哈努克继续写道，“他们把这一点强调到让我有以下感觉的程度：即他们对帮助不发达国家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捍卫自由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们是想要收买不发达国家人民的良心，就像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把这些人当作炮灰……但是，搞一支雇佣军队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这支军队愿意为付钱的人打仗的话，那么它不是也很可能背叛他，跑到肯付更多钱的新主人那边去吗？”

　　西哈努克说：“我用不着对这段话作任何修改，因为它在今天对尼克松主义以及什么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化等等仍然适用，而且适用得更加维妙维肖。尼克松之所以最后遭到不光彩的失败，恰恰是由于雇佣军到了面临真正考验的时刻是毫无价值的缘故。”

　　“中国领导人从来也不咄咄逼人。”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从未说过：独立嘛当然可以，不过它必须是‘红色的’独立；中立嘛当然也可以，但它必须是‘左派的’中立。只要独立和中立就行了，不用附带任何条件。对柬埔寨是这样，对整个东南亚也是这样。毛主席或周总理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训斥、警告或给予什么‘友好的忠告’等等之类的东西，而西方领导人及其在亚洲的仆从们则总要对我来这一套。而且中国人在给经济援助时总是很谦虚，并且通常先加上这么一段话：‘要是质量更好一点就好了，可是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要是数量更多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还很有限。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工业的发展能给我们的朋友们更有效的帮助。’”

　　“我们得不断受到美国人的这类压力：‘我们对于明年能否继续这项援助毫无把握。’言下之意是警告我们，‘除非你们改变你们的中立政策’。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施加这类压力。”西哈努克说，“我们经常从西方那里听到一些多余的忠告，而中国领导人则从来不主动地这样做。要是我就某一个具体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总是在发表意见时加上以下的保留：‘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不过，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因此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这种办法对你们也适用。”

　　西哈努克回忆道：“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飞机上，柯西金总理那热情支持的表示声犹在耳，我曾天真地设想过抵抗政府可以在国外有两个中心。如果中国人同意的话，一个中心设在北京，处理军务、技术、供应和通讯等问题，因为北京距离我国比较近并与北越接壤，而我们又必须依赖北越来转运供应品。另一个中心设在莫斯科，处理对外事务和宣传。由于莫斯科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接触比较多，所以它在这方面是个很理想的地点。我曾打算在这两个首都各住一半时间。可是，后来莫斯科不愿意再见到我。苏联政府宁可同朗诺保持关系。……那么，在这么辽阔的世界里，我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更理想的首都来建立我们得继续设在国外的另一半政府呢？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把武器送到我们战士们手里的手段，中国一直是极其慷慨的。就像以前的经济援助一样，他们在给我们物质支持时是那样的谦虚和周到，以致使我感到我们接受这些援助是帮了他们的忙似的。”

　　“当我提到偿还的问题时，毛泽东主席回答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于某些方面的帮助，你可以把它叫做贷款，也可记记帐。可是军人除外。’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帮助，也同物质援助一样是全面的、无条件的。”西哈努克说，“中国政府在我们组织起一支抵抗部队之前，就把一个新建的重要建筑群的一翼拨给我们抵抗政府使用。为我们提供极为方便的工作条件和一切设备，从临时的文书工作人员（在我们能从国外争取到支持我们事业的爱国人士充任之前）到一支汽车队和日用必需品，都是他们提供的。”

　　在1970年5月1日西哈努克与毛泽东会见时，他说：“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

　　“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毛泽东诚恳他说，“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600，1000，2000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毛泽东和西哈努克谈论柬埔寨时似乎是不知疲倦的。在这里亲王回忆了和毛泽东主席一次妙趣横生的谈话，转引如下：

　　毛泽东：西哈努克亲王，我喜欢同你谈话。你讲话很坦率，而且敢于把你的想法讲出来……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西哈努克：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啊。

　　毛泽东（大笑道）：你很聪明，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开始学习嘛！

　　西哈努克：我獭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

　　毛泽东：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西哈努克：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的确，对我来说这些著作要比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容易懂一些。也许因为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读过马克思的某些选集。读它们是有趣味的，但我认为他写东西的口气大武断，而且事情到今天已经有变化了。也许因为我是个亚洲人，我觉得毛主席的东西是会站得住的。因为你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

　　“像戴高乐一样，毛的记忆力是非凡的。”西哈努克说，“在我们1970年5月1日的谈话中，他提到了我1956年、1958年和其他几次访问中所说过的话。他准确地引用了我的原话，并且问我当时的看法如何。谈话都一一记在他的脑子里了，随时他都可以引用。他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柬埔寨的事态发展了如指掌，到了使我吃惊的态度。

　　“我感到十分惊奇地听到他说起，‘你因为在金边开设了一家国营赌场而受到了谴责’。他接着说：‘据我看来，开个赌场总比接受美国的援助强。我知道你开赌场并不是为了你个人发财。你的财政预算有困难，所以你开了一家国营赌场，用它的利润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反正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赌博。那么，难道让它的利润去中饱赌场老板们的私囊却不让国家受益？从你在财政方面遇到了暂时困难的时候起，我就看到了你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和寻找其他财源二者之间选择一样。’这就是5月1日晚上我们所谈论的内容，而这时大家都在等候毛泽东主席走上天安门广场的城楼，以便开始放焰火。”

　　西哈努克对毛泽东对赌场这件事了解得这样清楚，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感到惊讶。这原本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那些大喊国家支持赌博‘不道德’而且喊得最凶的人，恰恰都是些腐化透顶的家伙。”西哈努克说，“这家赌场是1969年开设的。就像许多国家经营国家彩票的目的一样，都是作为增加收入的手段。我国的政党们把它作为一大‘丑闻’来大做文章，并把它作为废黜我的理由之一提了出来。其实，他们自己才是一伙为了自己发财致富的贪污能手呢！”

　　当时，有个工作人员走进屋来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登上城楼的时间到了。毛泽东说：“等一等，我同西哈努克亲王谈得正起劲呢。”

　　“他继续问我有关柬埔寨的问题，问起朗诺和施里玛达的人品如何等等。”西哈努克说，“虽然施里玛达当过驻北京大使，而且毛主席在7个月之前也会见过朗诺，但是，毛主席对这两个3月18日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

　　西哈努克说：“毛泽东就柬埔寨形势的详细情况询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之久。而在24小时之前，美国和西贡军队正在大举入侵柬埔寨，在不到3个星期之后，毛泽东主席于5月20日发表了一个少有的、历史性的公开声明。”

　　毛泽东在声明中指出：“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西哈努克说：“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要询问我这么久啊！按原定时间，毛主席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开始放“五·一”节的焰火，但聚集在一起的外交官们和公众却破例地等候了整整1个小时。这正是因为毛主席要从一个小国的国家元首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全面情况，而这个小国恰好在几小时之前成了一场最残暴的侵略的受害者。试问还有比这种入侵方式与我在北京所受到的礼遇更能说明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吗？”

　　“美国和西贡的高级将领随心所欲地在柬埔寨进进出出。要是阮文绍‘总统’想飞往柬埔寨，他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征求朗诺的同意。阮文绍甚至可以跑到柬埔寨的领土上来召见他的下级傀儡朗诺并对之发号施令。”西哈努克说，“在北京，没有任何中国官员（或任何其他人）会不通过礼宾程序就进入我的抵抗政府所在地，而礼宾程序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在北京，柬埔寨的主权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文字上，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受到最严格的尊重。我的住所像柬埔寨领土一样受到认真的尊重。”

　　西哈努克说：“尽管我显然要长时期留在北京，但是包括礼宾方面的尊重在内的一切待遇都没有丝毫的改变，而这种礼宾方面的尊重是我作为国家元首——1956年与1958年则作为首相——进行访问时所一贯享受的。关于我在北京的长期逗留，我收到了不知道多少几乎千篇一律的问题：为什么我不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我的一些疑心比较重的大臣们，在研究了那些没啥名气的新闻记者们所提出的这类千篇一律的问题后，认为这是中央情报局继续阴谋削弱我的影响的新动向。也许他们希望，我那容易感情冲动的性格会驱使我往南到解放区去，以证明我自己是勇敢的。当法国记者提出这类问题时，我有时总想这样回答他们：

　　“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己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回到法国去的。难道有人怀疑过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

　　“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的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系设备。”

　　“把事情说得更确切一些，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国内的部分同在国外的部分是有分工的。这两个部分完全是一个整体。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3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总部的代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换意见时就曾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府才掌握必要的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行使他的职权，以及何时回到国内。来回旅行显然是有困难的。我在外交和情报宣传方面负有责任，而在我现在的根据地，我能把我的任务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诺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主子们是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据地关掉的。”

　　西哈努克说：“我本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急于想回到我的可爱的柬埔寨国土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补充一句话：让我的人民，特别是我们的抵抗战士们，知道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鼓舞的源泉。它至少是我们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和将来在重建我们国家方面的部分保证。任何抵抗运动都不敢想象能够有这样好的条件：中国领导人无条件地给我们创造了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和斗争条件。要是朗诺一施里玛达和他们的同伙们能预见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也许可能会改变他们发动政变的时间表吧！”

　　朗诺秉承美国旨意发动政变，确实使白宫主子高兴了一阵子，但为时不久，主子就变得忧心忡忡了。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章　白宫的忧患

前喜后忧多名堂，总统计划泡了汤；
指使傀儡搞政变，激怒人民自遭殃。

　　朗诺政变，使美国在柬埔寨建立了亲美政权，白宫的主人们确实为此高兴了几天，但为时不久，他们就变得忧心忡忡了。

　　朗诺—施里玛达卖国集团极不得人心，他们的政变激起了柬埔寨广大人民的反对。特别是西哈努克在北京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后，全国人民群起响应。这样一来，可把尼克松们吓坏了，他们担心共产党在柬埔寨得势，那样，北越和南越的共产党军队，在柬埔寨边境就有了完全的行动自由，从而危及把战争交给南越傀儡军负责的那个“越南化”计划。

　　面对这一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鼓噪他们的“穷追”计划，“扫除”经过B—52飞机1年多来秘密轰炸也没有摧毁的那些“共军隐蔽所”。在约翰逊任期内，对军方的这一计划，多有所掣时；尼克松当政，大概会批准军方大打出手了吧。国务院人员主张谨慎一些。白宫方面，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的班子，也在着手研究各种不同的行动方案。

　　1970年4月1日，驻越美军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向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处理日益严重的柬埔寨危机的3种方案：第一，让甫越军队越界加紧袭击“敌军庇护所”；第二，由美国提供炮火和空中支援，鼓励“南越人”采取更大规模和更有力的军事行动；第三，帮助南越军队全力进攻“敌军庇护所”中的根据地和补给基地，并派美国陆军顾问随行。

　　基辛格把这些方案转呈了总统，尼克松迟迟未作出决定。这时尼克松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形势允许，打下去最符合总统的心愿。这场侵略战争在肯尼迪任内没有打出什么结果，在约翰逊任内屡遭挫败，如果在尼克松任内居然打赢了，那么，他理查德·尼克松就成了美国统治集团中的英雄人物，可以“名垂青史”了。

　　把尼克松送上台的那些垄断资本集团的势力，首先是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一些地区从事军工生产的垄断资本以及直接、间接同军工生产有联系的势力，当然要求尼克松把战争打下去。这对总统的决策必然发生影响。但是，刚从约翰逊手里接下来的国内经济是一个烂摊子，是由一场对外战争的强心针支撑着的。印支退却刚刚开始，国内工业生产便急转直下。这对尼克松也产生了压力，如果一味打下去，客观形势确实不允许，取胜的希望非常渺茫；而且已经激起了群众的反对，工运、学运正在迅猛发展，反战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弄得不好，会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过了几天，尼克松带着全家看电影《巴顿将军》。片子描写这位叱咤风云的军人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和危机，成为第二次大战中最勇猛也是下场最可悲的一员大将。乔治·巴顿最大的功绩在于历尽千难万险，把阿登突出部战役中陷入重围的一支美国部队救了出来。尼克松深为《巴顿将军》所激动。他认为，他目前的处境也像当年巴顿一样，面临着挑战和危机，却不知如何应付是好。从基辛格同黎德寿最后一轮会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河内态度强硬，对美国所提条件不感兴趣，坚持美国必须无条件撤军的立场。

　　到4月中旬，柬埔寨的局势已经“濒于绝望”。人民武装活跃在乡问，切断公路，对金边进行包围。人民武装无论在指挥上和武器上都远胜朗诺的军队。在西贡的美国官员本来已经够焦急的了，这时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尼克松的心情和这些美国官员一样，他不仅担心柬埔寨的局势，而且还担心自己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信誉发生问题。生怕“共产党会把他看成软弱的鸽派”。他虽然不想在东南亚承担任何新的军事义务，但他认为，正如他在白宫对一位朋友私下说的，不能容许“共产党逍遥法外”。显然他倾向于采取强硬行动。但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哪里？什么时机？始终举棋不定。

　　1970年4月20日，星期一，这天尼克松在圣克利蒂，他的第一件事是宣布第四批撤军。1971年5月1日以前，从越南将再撤出15万美军。国内要求结束卷入越南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了，所以这次增加了撤军的数目。同时，为了减轻西贡美军当局对加速撤军的种种顾虑，所以把撤军的期限放长了。尼克松一边这样宣布，一边又明确警告河内说：“如果敌人今后加强行动，威胁到我们在越南留下的部队，我将毫不犹豫大力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那种局势。”说完，尼克松就回华盛顿了。

　　第二天，4月21日，白宫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会议，结果产生了那个颇有争议的进军柬埔寨的决定。这天，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同基辛格一道去总统那里出席每天上午的例会。尼克松想多了解一些有关“共产党军队”在柬埔寨活动的情况。赫尔姆斯说：“共军正在包围金边。”基辛格觉得他的汇报给朗诺向美国告急求援增添了几分‘紧急感’。下午，基辛格和国防部长莱尔德同总统碰头。3人讨论了印支最新形势。他们当时主要关心的是“日益增长着的共军力量对越南化计划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4月22日下午两点半，尼克松在内阁会议室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副总统阿格纽出席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及紧急战备局局长也出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情报局长赫尔姆斯也在座。基辛格作了一个关于柬埔寨的军事形势和政局的详细报告，中心内容是：朗诺政府的处境极为困难：还不清楚的是，“共产党究竟是想占领柬埔寨全境呢，还是仅仅想取得有利地位，以求建立一个临时联合政府”。基辛格认为，不论哪种情况，北越军的庇护所越扩大，它就越有可能使在南越的美军遭到更大的伤亡，结果“几乎肯定会妨碍‘越南化’计划，从而有使美军撤退放慢下来的危险”。

　　基辛格的报告非常详尽，在座的人对报告的内容和设想都没有提出质疑。看来已经逐渐形成一致意见：为了保护在南越美国人的生命，美国应该采取某种军事行动来阻止共产党在柬埔寨取得胜利。有些人倾向于在柬埔寨使用美国军队。但是，当时占上风的意见是让南越军队负责地面作战，美国只限于提供空中支援。

　　那天晚上，尼克松吩咐基辛格负责拟订一个由南越军攻打鹦鹉嘴“共军庇护所”的计划。鹦鹉嘴是柬埔寨领土的突出部，东距西贡只有35英里。未下令采取行动前，基辛格已经摸着了总统的思想脉络，对此没有表示异议。4月23日，星期四，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对此又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下午，基辛格去参议员富布赖特家，向他和其他7位参议员简要地介绍了“日益严重”的柬埔寨局势。他从下午5点半一直呆到7点。晚上回到白宫，尼克松又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既然可以进攻鹦鹉嘴，那为什么不进攻所有的庇护所呢？当时美国驻金边使馆人员很少，他们能挑得起协调大规模进攻的额外担子吗？基辛格从这些问题中意识到总统正考虑使用美国军队对柬埔寨进行更大范围的进攻。深夜，尼克松又打电话给基辛格，说他想搞一份进攻柬埔寨境内所有共军庇护所的计划，还说明天早上7点1刻，他要见基辛格、穆勒、赫尔姆斯和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库欣中将。

　　这4个人按约定时间，在星期五、4月24日清早会面。他们研究了派遣美军进入柬埔寨领土上另一个突出部鹦鹉嘴以北的鱼钩地区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然后去见总统。尼克松让基辛格打电话告诉国防部长菜尔德，可能要动用美军进攻柬埔寨境内的共军庇护所。尼克松知道菜尔德对这一行动很不同意，罗杰斯也是这样。这两位部长都怕美国进攻柬埔寨会进一步煽起各大院校和国会山的反战运动，两人都主张限制美军所起的作用。

　　基辛格对南越傀儡军从来没有多大信心，所以他同意总统的意见。“既然必须制止共产党在柬埔寨取胜，以便美国得以专全地从南越撤军，同时向共产主义世界显示美国的力量和决心，那么也就必须保证把这一仗打赢才行。”基于上述的看法，基辛格设想了一个突然大举攻入柬埔寨的方案。

　　莱尔德建议基辛格摸一下国会山的底。尼克松提出去找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的约翰·斯但尼斯看看。斯坦尼斯是1年前就知道B—52飞机轰炸柬埔寨这件事的少数人之一。基辛格同斯坦尼斯谈了1小时，斯坦尼斯勉强同意使用美军进攻鹦鹉嘴和鱼钩地区的计划。那天下(w'ww'.'F'v a 'L'. 'c'n'福'娃'小'说'下'载'站')午，基辛格又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了一次会，但他始终没有透露总统打算在柬埔寨使用美军的意图。会议主要讨论了“以南越军为主力的鹦鹉嘴作战计划”。

　　傍晚，基辛格邀请了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的5名成员到他的办公室去，对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各种方案尽量提出反面问题，加以讨论。那次会上“争论激烈，感情激动”。讨论集中在美国可以考虑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柬埔寨国内的“共产党威胁”。莱克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工作上关系最密切。他反对入侵，说：“那等于扩大战争，不管怎么说，总统只要卷了进去，就别想摆脱出来。何况这样一来，柬埔寨内部将来还要出大问题。我们在国内外都会受到反对，代价大大，不值得那样干。”

　　安全委员会的莫里斯也附和这种论调。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只是从对外政策角度指出，这又是一次不智之举，徒然造成伤亡，造成破坏，而捞不到什么真正的好处。敌人的意图是什么？果真如那些人所想的那样，金边甚至柬埔寨全境很快就要失守了吗？总之，我们认为，一切还是模糊的，非常非常模糊。我们指出，目前这种情况在东南亚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还设想了美国国内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实际上说过，如果你们进入柬埔寨，美国就要发生街头流血惨案，这是当时的情况，毫无渲染之处。”

　　另一位成员瓦茨提出了最强烈的保留意见。他认为，如果今年进攻柬埔寨，明年美军就会进攻老挝，后年就要轰炸海防了。照此下去，不仅和谈将成为泡影，而且必将在国内引起更大的动乱。

　　会议开了1小时左右。5个人走出门时，莱克已经决定，他再不能跟着这次战争升级干下去了；莫里斯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瓦茨回家时情绪沮丧，茫然若失，打算辞职。基辛格呢，4月25日、星期六一早，他就同埃利希曼会面，向这位总统国内事务首席顾问详细地介绍了柬埔寨行动计划。埃利希曼后来回忆道：“其实他用不着对我讲得那么详细，我就立即理解总统是决定要打进去了，鹦鹉嘴和鱼钩这两个地方都要打进去。”

　　接着基辛格找安全委员会的林恩私下谈话。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林恩是反对的。”他指出，从总统在东南亚的长远政治目标来看，如果把这份力量用在南越，要比打过边界进入柬埔寨有利得多。基辛格要求林恩“绝对保密地”审查一下柬埔寨的行动计划。当天晚上，林恩坐在情报室里一连提出了18个问题。林恩日后回忆说：“我提出的问题越多，就对这件事越感到担心。”他把这些问题交给了基辛格，这位总统顾问把它转交五角大楼，“供研究之用”。

　　4月26日，尼克松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阿格纽和林肯这次都未被邀请。会议由基辛格主持，讨论赞成和反对美军攻入柬埔寨的各种意见。如果军事进攻成功了，所得的东西抵偿得了由于丧失国内的支持而遭到的损失吗？会上，尼克松总统没有宣布决定。会后，他要基辛格同他一起到他在白宫里的住所。他们又把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从头到尾研究了一番。

　　4月27日清晨，圈内人物再次开会。会上气氛显得格外紧张。一位顾问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国内事务我不在行，不过如果你这样干的话，依我看，大学里会闹翻天的。”尼克松听了一会儿，然后说：“有意见现在说吧，等我作了决定，我就不希望听到这种意见了。如果我决定这么干，那就说明，我已经下决心付出必要的代价了。”

　　国防部长莱尔德是个披着鹰派羽毛的鸽派，他很勉强地同意了艾布拉姆斯关于使用美军的建议，因为这位将军说，否则他就不能保证成功了。国务卿罗杰斯这时自言自语地说，莫非艾布拉姆斯和其他军事将领只是讲一些他们认为是总统爱听的话？这种想法触动了尼克松。他坐下来，马上拟了一封“直发”艾布拉姆斯的电报，责成他“据实报告情况”。

　　当天夜里，尼克松接侵越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的回电，他“据实报告”，认为需要出动美军。4月28日一大早，尼克松把基辛格叫来，说要使用美军进攻鱼钩地区。基辛格立即拿出他自己的黄纸本，上面也列了一张利弊对照表。尼克松看了看基辛格的表，基辛格也看了看尼克松的表。两张表上的内容几乎一样。基辛格对总统说，他有责任提请他注意柬埔寨行动可能引起的各种危险。尼克松答称，他决心已下，要在柬埔寨使用美军。他知道有危险，但现在不愿回头，即使将来事情失败，他也不愿听人埋怨。尼克松当即把决定通知国防部长和国务卿。

　　按计划，南越傀儡军将在华盛顿时间4月28日夜间开始进攻鹦鹉嘴；美军将在华盛顿时间4月30日夜间开始进攻鱼钩；总统将在4月30日晚上9点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

　　1970年4月30日晚9时，尼克松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面对电视摄像机，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宣布了他本人作出的关于派遣美军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的决定。美国千百万人在电视机前听了他这篇“杀气腾腾”的演说。

　　尼克松总统说：“为了保护我们在越南的人员，为了保证我们撤军和越南化计划获得成功，我断定现在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总统宣布，他已下令美军和南越军队进入柬埔寨境内，向“指挥共产党在南越的全部军事活动的总部”发起攻击。尼克松强调入柬作战的重要性。他说：“如果在危机关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行动上像个可怜的、束手无策的巨人，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势力就会威胁全世界自由国家和自由制度。”尼克松辩解说，他下令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并不是入侵柬埔寨”，“这个行动的目的并非要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而是要使实现和平成为可能，以结束越南战争”。

　　其实，尼克松发表这篇演说，是很心虚的。他知道入侵柬埔寨会触犯众怒。1970年在美国是个中期选举年，1972年将是大选年。总统的真正心病是担心失掉选票。头天夜里辗转难眠，主要原因在此。他在这篇电视演说中还讲了如下一段话：

　　……同正在越南为我们的国家、为和平与自由的事业英勇战斗的40万美国人的生命相比，我的党是否能在（今年）11月获得更多选票，是无足轻重的。同美国是否会由于我们在这场危机中无所作为而证明不配在世界历史这一关键时期，充当自由力量的领导相比，我是否只能担任一届总统，是毫不重要的。我宁愿只担任一届总统并采取我认为正确的行动，不愿担任两届总统而眼睁睁瞧着美国沦为第二流强国，瞧着这个国家遭受它190年光荣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

　　由于精神紧张，尼克松总统在电视摄像机前宣读这篇讲稿的过程中，曾一度找不到自己念到了什么地方，不得不把讲稿一页又一页地翻过来翻过去，眼睛在各个段落之间上下张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那里看着总统这种失常的神态，作为美国资产阶级的政界的一位老手，发生这种情况，出乎许多人的意外。

　　尼克松入侵柬埔寨的消息一宣布，全国像爆炸了一颗威力无穷的炸弹似的。几十所大学的学生连夜举行抗议示威，并计划下周在华盛顿举行大示威。全国学生联合会要求弹劾尼克松。尼克松反唇相讥，大骂学生是“二流子”，“只知捣毁校园”。他的话犹如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群众的反对。

　　整个周末，基辛格忙于收阅来自柬埔寨的报告。他深入研究、反复核实每一份报告。他同总统随时保持着联系。他还回答记者的提问，有选择地会见一些国会议员，约定时间接见前来抗议扩大战争的老同事，并且接了几十个认为“亨利准是发疯了”的反战人士打来的电话。

　　基辛格在坎布里奇的一位老同事汤姆·莱勒发来一份慷慨激昂的电报，代表了知识界普遍的情绪。这位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教授的电报说：“如果你真对总统具有所传说的那样巨大的影响，那么你应立即提出辞呈，附上一篇你同印度支那政策决裂的声明，这样也许还可能扭转历史的进程，要是你赞成那项政策，那么你就一辈子洗刷不掉这个坏名声了。”

　　基辛格曾向一些哈佛老同事解释，那些要他辞职的人虽然抱着好意，但是目光未免短浅。他们记得他这样说：“如果我跑去对总统说我要辞职，他就有可能心脏病发作，那时斯皮罗·阿格纽就会当总统。你们愿意吗？不吧？那就别老劝我辞职了。”

　　基辛格当时还存有幻想，以为自己在旧日的同事当中威望还很高，这些人的盛怒是可以理解的，但只要他们了解总统作出决定的原因以及他基辛格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就会息怒的。可是，5月8日发生的事使他的全部幻想彻底破灭了。那天，13位同他有多年深交的哈佛教授冲进了他的白宫底层办公室，谴责柬埔寨行动，要求他拿出良心来，“去制止那个疯子”！

　　基辛格跟这些人很熟。他们是经济学教授、《冲突的战略》一书的作者、这批人的组织者托马斯·谢林，《总统的权力》一书的作者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曾任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的弗朗西斯·巴托尔，历史学教授、曾任国防部军事历史学家的欧内斯特·梅，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化学教授、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首席科学顾问的乔治·基斯蒂亚科夫斯基，肯尼迪公用事业管理学院副院长、曾任预算局副局长的威廉·卡普伦，法学教授、曾任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顾问的亚当·亚莫林斯基，生物化学教授保罗·多蒂，生物化学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康拉德·布洛克，化学教授弗兰克·韦斯特海姆，物理学教授杰拉尔德·霍尔顿，以及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沃尔泽。

　　会见时气氛异常紧张，大家极力克制着。谢林教授一上来就向亨利·基辛格说明，我们到你这里不是来同老朋友吃饭，我们找你谈完全是因为你身任现职，希望你转告总统，我们认为入侵柬埔寨这件事本身就是外交上的一项糟糕透顶的决定。欧内斯特·梅教授对基辛格说：“你们这一下子非把国内闹得四分五裂不可。”他说这对外交政策会有长远后果，因为明天的外交政策是根据今天的国内局势来决定的。巴托尔教授说，他对这一决定特别感到痛心，“我们要向总统大喝一声，猛击一掌，让总统认识到那项决定是当前最坏不过的外交政策。”

　　谢林教授接着说：“依我看，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总统不懂得进入柬埔寨是侵犯别国的行为；第二种可能是，他懂得这一点。我们就是不知道哪种情况是更可怕的。而且总统似乎没有同国防部长或国务卿或参、众两院的领袖商量就这样干了。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居然那么轻率地决定下来，真使我们担忧！”

　　诺伊施塔特接下去说：“这无异是向美国高级将领和西贡政府发出信号，你们只要强调美国兵伤亡惨重，用这个办法对尼克松大施压力，就可以使总统做出非常离谱的事。这样一来，他那撤军诺言就完全成问题了。”

　　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各阶层人民反对尼克松政府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风暴，席卷美国50个州。运动的规模比以前扩大了。5月4日发生了“肯特大屠杀案”以后，斗争的激烈程度也大大超过了以前。用尼克松政府教育部长罗伯特·芬奇的话来说，这次学生反战运动造成了一场“全国性危机”。这就是尼克松任期内出现的美国人民反战运动的第二次大高潮。

　　这次大规模的反战运动，从1970年5月1日开始，并“逐步升级”。5月1日这一天，“结束越南战争新动员委员会”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号召全国各地举行反战示威，抗议尼克松政府大举入侵柬埔寨。全国500多所大学的学生团体负责人的联合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要求以下令入侵柬埔寨一事为根据，依照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对尼克松总统进行弹劾。人民团体要求弹劾尼克松总统，这是第一次。

　　抗议示威在这一天波及全国，并且立即采取了尖锐对抗的形式。马里兰大学的学生向武装部队设在这所大学的军训中心发动进攻，烧毁了里面储存的军服和征兵档案。位于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的联合学院的学生，在抗议示威中焚烧了尼克松总统的模拟人像，封锁了市面上的交通。在俄克拉何马，塔尔萨市的学生在军事机关前示威，高呼“尼克松是刽子手”等口号。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学生放火烧了军事建筑物。

　　5月2日，在缅因州，缅因大学的学生把美国联邦的星条旗和缅因州旗都下了半旗。在纽约，康奈尔大学的一群教职员工通过呼吁书，支持“对尼克松总统进行弹劾的倡议”。在尼克松的故乡南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加利福尼亚工学院的学生举着写有“尼克松是杀人犯”、“撤出柬埔寨”等口号的标语牌举行了抗议示威，从前一天午夜起，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的学生高呼“打倒尼克松”等口号，在肯特市街上示威，与警察搏斗了几个小时。在这场武斗中，学生愤怒地砸毁了官方几十辆小汽车，还烧了一本《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在全国规模的抗议进入第三天的时候，即5月3日，美国东部11所著名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的学生，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各大学学生罢课，抗议尼克松政府入侵柬埔寨。声明指出：对柬埔寨的大举入侵，“使得我们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之中”，“课堂上的教育已成为一种空洞的、毫无意义的事情”。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立即宣布赞同这些学生声明的立场。国民警卫队向示威学生进攻，学生以石块还击。这一天有150名学生被捕。

　　1970年5月4日，这是美国学生运动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这一天，由30所大学的校长、院长联名致电尼克松总统，要求迅速结束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卷入”，并且要求为此立即会见总统。尼克松拒绝会见，一场血腥的镇压在肯特大学开始了。这天中午，当几千名男女学生在学校广场集结时，国民警卫队的一些军官分乘两辆吉普车进入广场，向学生们喊话：“撤出广场！你们没有集会的权力！”学生们愤怒地回答：“猪猡们，滚出校园！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战争！”国民警卫队向学生扔催泪弹。军用直升机上的催泪弹也从天而降。学生们赶快拾起来，回敬给国民警卫队。经过一阵对抗后，国民警卫队开枪了。十几名学生倒在血泊之中，4名学生当场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就是著名的“肯特大屠杀案”。由于这一枪杀学生的惨案是在5月4日发生的，因而由这一惨案而激发起来的反战怒潮被称为“美国的五四运动”。《时代》杂志说：“射向肯特大学学生的那些子弹打伤了这个国家。”基辛格博士说：枪杀肯特大学学生“这件事产生的冲击波把全国及其领导带到了心力衰竭的边缘”。

　　枪杀肯特大学生事件发生的第二天，5月5日，“结束越南战争新动员委员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分别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号召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抗议政府枪杀反战学生。全国170所大学关了门。合众国际社说，全国各地“由于肯特大学4名学生遭枪杀而被学生们闹得天翻地覆”。哈佛大学讽刺诗社的社员和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学生联谊会的会员分别发表声明，愤怒宣布自己与美国这个国家脱离关系。罢课、集会、游行示威持续了近两个月。全国各地，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大陆到海岛，到处发出了反战、抗议的怒吼声。

　　5月8日，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全国各地437所大学和学院因学生罢课而关闭。全国上千所大学力肯特大学的学生被枪杀举行了哀悼和抗议活动。在威斯康星等7个州，继续发生了学生放火焚烧军事建筑、包括兵工厂的事件。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有5万名群众参加抗议集会。在费城的独立宫前，1万多人参朋了抗议集会。一位演讲人站在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诞生地前面，愤怒谴责尼克松政府。他说：“如果他们像在肯特干的那样继续迫害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就不仅关闭大学，而且还要把大学烧掉！”“如果他们继续对我们的越南、柬埔寨兄弟姐妹进行战争，我们就不仅要到白宫去抗议，而且还把白宫烧掉！”

　　反对政府的印度支那政策的抗议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基辛格看来，好像政府的一切都受到了围攻。议员们在国会提出要求美军撤出柬埔寨和限制总统作战权力的法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5月9日，75000名示威群众在华盛顿集会，抗议入侵柬埔寨。甚至在尼克松营垒内部也产生了怀疑和抱怨。国家安全副顾问黑格将军说：“他（尼克松）明知官场的阻力一定很大。尽管有许多社会人士提出了抗议，甚至他自己的内阁也提出了抗议，但他一意孤行，确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1970年5月至6月，美国全国各行各业有300多万人直接参加了为反对入侵柬埔寨和枪杀学生而兴起的抗议活动。尼克松总统对这次群众运动曾作过如下的记述：“（俄亥俄）州立肯待大学事件引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学生抗议浪潮。每天的新闻报道使人感到那种骚乱仿佛有点像造反。数以百计的大学校园经历了一阵突然爆发的狂暴、动乱和纵火，在州立肯特大学伤亡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末，450所高等院校由于学生的抗议罢课或教职员的罢教而关闭。不到1个月，在16个州的21所大学校园，国民警卫队出动了24次。”迫于广大人民群众反战的压力，5月8日晚上，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不得不公开表示，入侵美军将以超出原先预料的速度撤出柬埔寨。撤出时间很快就定在1970年6月30日。

　　这次反战高潮，是对尼克松政府侵柬政策的沉重打击，基辛格博士曾作过这样的追述：“国内震耳欲聋的喧嚣，是非常使人气馁的。”“精疲力竭，是当时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特征。为了获得一点睡然而，这次入侵给柬埔寨带来了长期灾难，这是人所不齿的嘲弄一个弱小国家主权的战略。它没有缩小战争，而是扩大了战争。白宫宣传说：“这不过是60天的地面行动，如此而已；美军的行动只限在边界内21英里地区内，如此而已。”但是等到入侵柬埔寨的32000名美军撤出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半壁江山已归于人民武装力量之手了。真是“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在反侵略的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壮大”！

　　而在3年以后，美国B—52飞机仍然在轰炸以前那个庇护听。美国在柬埔寨投掷了50万吨炸弹之厅，1973年8月中旬，国会迫使尼克松总统停止了轰炸。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丝毫廉耻的话，那就是华盛顿绝少有人再侈谈这一切残杀和轰炸都是“为了造福于柬埔寨人民”了。柬埔寨完全成了强加于它的一场战争的战场。

　　用西方通讯社的话来说，尼克松和他的智囊基辛格妄图“用自己的军事威力来迫使北越放弃武力征服南越的梦想破灭了”。基辛格认为，再试试看有无可能进行“认真谈判”的时候到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一章　和谈陷于僵局

巴黎和谈又重开，打打谈谈多艰难；
体面解决该休矣，一厢情愿难实现。

　　尼克松比约翰逊高一筹的是，他一面打，一面又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但他所要求的和平，必须是“体面的和平”。这就是说，美国可以停止参战，军队可以撤走，不过，越南南北分治的局面必须保持下去，西贡傀儡政权必须保留。换句话说，尼克松总统总想从谈判桌上拿到在战场上未能拿到的东西。其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因此，在印度支那战场上，特别是美、越之间，就形成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格局。

　　1970年五六月间，美军进攻柬埔寨遭到惨败后，尼克松又要求和谈了。就在7月1日，当最后一个美国兵撤离柬埔寨的第二天，尼克松总统任命美国“最受尊敬”、“最有经验”的一位外交家戴维·布鲁斯担任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团团长，以此向河内公开表示他准备重开谈判。布鲁斯曾历任美国驻西德、法国、英国大使。他于8月初到了法国首都。

　　当布鲁斯在听取有关“单轨”和“双轨”两种谈判方式的主要不同点的介绍时，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在秘密拟订一个打破僵局的新方案。基辛格主持的一个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已经对这个方案最关键的停火问题研究了好几个月了。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副国务卿、副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代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专家，在它的督导下，就像早期研究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时那样，深入研究了在南越的三种停火方案。

　　第一种停火方案要求北越军队全部撤出南越，这是美国谋求多年而没有达到的目的。第二种停火方案承认无法把北越军队全部撤出南越这一事实，这是美国对河内的“一大让步”。这个方案的中心思想是，让北越军队在南越某些指定地区重新集结。第三种方案，是“就地停火”，它只要求北越人停止战斗，而容许他们继续在政治上控制当时处于其军事控制下的所有地区。这实际上是不顾西贡的反对，接受了河内关于北越军队可以在南越全境行动的要求。

　　基辛格劝总统试一试第三方案，搞就地停火。他认为这是三个方案中最切实可行的，有希望可以争取河内同意，最后达成协议。国务院里两个重要官员沙利文和哈比卜支持基辛格，也认为停战谈判必须反映战场的现实才能成功。侵越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将军和南越伪总统阮文绍，坚决反对就地停火的主意，他们得到邦克大使的支持，这些人从“西贡立场”看问题，认为这个方案“风险太大”，“在军事上是无法接受的”。

　　在美国入侵柬埔寨以前，尼克松同艾布拉姆斯、邦克等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就地停火对阮文绍威胁太大。但经过“那60天的激战”以后，他觉得“越南共和国军”的战斗力还相当不错，因而改变了主意。到了仲夏，基辛格的就地停火方案占据了尼克松计划的“中心位置”。

　　基辛格争取到总统同意那个方案之后，便筹划同河内进行新的接触。他让布鲁斯为他安排同北越方面进行另一轮秘密会谈。河内让离开巴黎好几个月的首席谈判代表春水重返巴黎，从而表示准备会谈。

　　1970年9月，基辛格两度飞越大西洋同北越谈判代表秘密会晤。他对春水透露了就地停火的建议，并说，美国无意使北越“受屈辱”，但这位河内代表看来毫不为这番好话所动。不久基辛格发现，“春水没有受权谈判任何新的倡议”。9月份谈了两次以后，基辛格决定“决不再”同春水单独会谈了。他说：“春水所能做的只是宣读发言稿。黎德寿是越共政治局委员，他有权可以进行谈判，春水没有这个权力。”

　　基辛格返回华盛顿后，布鲁斯大使10月8日在巴黎谈判桌上正式提出上述新的“和平方案”。这个方案，除了第一次建议就地停火外，还包括4点重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答应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军。其他3点提出了美国认为是“公平合理的政治解决办法，举行国际和平会议，立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基辛格自己包揽了解释这个新方案的工作，不放心别人插手。他在一系列给新闻记者介绍情况的会上强调说，这是美国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第一个全面方案，说这个方案远远超过了1969年5月总统演说中所阐明的那些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他闭口不谈美国政策中的那个所谓“关键性的转变”，即从先前的“共同撤军”方案退到“就地停火”方案。实际上，当记者纷纷向他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时，他有意避而不答。

　　“我们虽然作了很大让步，但北越人不为所动。”基辛格说，“他们不接受美国的新方案，尽管这个方案规定美国从南越撤军，容许北越军队留在南越。美国这项大让步对他们说来还不够。他们仍然坚持，美国为保证他们在南方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他们才允入老挝，培植亲美傀儡，终于导致老挝爆发内战。”

　　1961—1962年日内瓦会议以后，从1964年起，美国从空中和地面发动了对老挝的“特种战争”。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也随之兴起。尼克松政府上台以后，曾经在1970年2月派遣B一52战略轰炸机对老挝进行轰炸。

　　据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记载，1970年“在柬埔寨问题上引起了一阵混乱之后，尼克松的情绪波动得很厉害”，私下谈起美国对印度支那的这场侵略战争时，总统忽而口气很强硬，表示“尽管要担政治风险，他还是会坚持到底”；忽而又“发牢骚说，战争使他在国内失去支持，因此必须在1972年以前结束战争”，必须进一步对“越共”施加军事压力。

　　1970年在中期选举过程中受到的打击，使尼克松的情绪波动更加厉害了。但侥幸取胜的想法还是存在着。“大胜”是没有希望了，取得小胜也是好的。在尼克松看来，这种小胜，一可显示自己指挥有方，从而提高自己在国内外的声望；二可打击反战派，表示自己并未认输，给他们以“迎头痛击”；三可安抚主战派，包括“军界一工业界集团”，向他们表示“尽管要担政治风险，但还要坚持打下去”的决心；四可给越方施加压力，增加他们在战场上的困难，逼他们在谈判桌上让步。

　　老挝是美国军方喜欢称之为“有油水”的打击目标。多年来美国派飞机轰炸“胡志明小道”，但一直没有能够切断这条大动脉运输线。从1970年夏天以来，尼克松不断收到高度赞扬南越伪军“斗志昂扬、面目一新”的报告。艾布拉姆斯老是说，“越南共和国军”已经在柬埔寨受到考验，“杀出去了”。到了1971年年初，尼克松认为时机已到，于是让南越阮文绍的军队打进老挝。

　　起先，基辛格对于老挝作战并不积极，但也没有加以阻挠。1月中旬，尼克松批准了进攻老挝的战略。南越人称之为“蓝山619”的这个战役，要达到几个目的：切断胡志明小道，破坏北越军队的储藏所，阻止北越军队插入南越北部的几个省，以及为实施“越南化”争取更多时间。“让北越人在老挝境内的小道上流血，就可以减少越南共和国军和美军在南越流血。”尼克松懂得，他不能再像柬埔寨之役那样“派美军越过边境同越南共和国军并肩作战了”。库珀—丘奇修正案禁止这样的军事卷入。但该修正案并不妨碍美国在两万南越伪军于2月8日开进老挝时提供大规模的空中支援。如同柬埔寨之役一样，这次空中支援又一次证明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西方通讯社所讲的，如果没有美国飞机进行轰炸、扫射、输送南越伪军和运去大炮、补给品和粮食的话，南越伪军休想越雷池一步。

　　基辛格说，入侵柬埔寨没有得手，现在又要在老挝动手了。不过由于存在着种种顾虑，包括害怕美国人民反战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尼克松这一次没有敢于出动美国地面部队，而是“决定这个战役由南越陆军执行，美国只提供空中掩护和炮火支援”。“美国主要出力的地方将是用直升机运送部队和物资，军舰支援和B—52飞机轰炸。”

　　“此次入侵老挝的军事计划，深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赞许”，基辛格说，“这是一种很出色的构想。”

　　1971年2月8日，大批南越伪军在美军“空中掩护和炮火支援”下，大举侵入老挝境内。尼克松总统渴望通过此举，建立“奇功”。但是，这个战役的结果，却使总统再次陷于失望之中。

　　在基辛格的《白宫岁月》一书中，对这次入侵老挝的情况曾作了这样的记述：“南越人把这次行动称为‘蓝山619’。他们擅长于在南越进行静态防御，他们的进攻行动，通常是为了绥靖的目的，在农村进行无阻挡的扫荡。这次他们被送到异国，而且第一次失去美国顾问和美国空袭指挥官的帮助，却被送去和主要供应基地就在附近的可怕的北越主力师对阵。”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共军的坚强抵抗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美国驻西贡的司令部又未能针对这一意外剧烈的战斗水平，为进攻部队相应地增加必要的空中掩护。结果南越伪军伤亡很重。”

　　南越伪军的每个指挥官都懂得，“他的政治势力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力量和士气”，因此对于这笔本钱备加爱护，似乎不愿为很长远的目标蒙受损失。南越“总统”阮文绍也是如此。一直到3月18日这一军事行动结束时华盛顿才发现，阮文绍总统曾在2月12日命令他的指挥官在向西推进时要小心从事，而且规定一旦伤亡达到3000人时，就立即停止全部军事行动。

　　尼克松所发动的这次老挝之役，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蓝山619”战役在发动后44天就提前结束了。越南“共和军”匆忙撤退。美国记者把它描写成为溃败，根据老挝人民解放军发表的战报，在这次反击美军和南越伪军入侵的战役中，在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的配合下，老挝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5000多人，南越伪军的4个旅、2个团、8个炮乓营被全歼，第二骑兵旅旅长被生擒。

　　千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上观看这次战役的片断报道，见到南越伪军官兵抱住美国直升飞机的着陆橇，从战场上逃回南越的狼狈情景。有些命运不济的士兵，在直升飞机起飞时就掉下来摔死了。一个美国驾驶员说：“我们也得考虑自己的性命嘛。15个家伙挂在下边，叫人怎么把直升飞机开上天啊？”

　　基辛格说，“1971年2—3月份入侵老挝之役”，“是个分水岭”，“它标志着美军在印度支那参加的——即使只是作为支持者——最后一次进攻性行动”。反复较量过了，都失败了，不得不罢手了。侵越美军已经撤出了不少，即使还想在地面上再发动攻势，也没有足够的部队可以调遣了。这次入侵老挝之役，还标志着侵越战争“越南化”彻底破产，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

　　且说入侵老挝之役没有达到尼克松的预期的目的，但却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反战群众的愤怒。他们下定决心对尼克松政府发动一次更加猛烈的冲击。就此，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写道：“就在这个时刻，公众抗议这只不甘心休眠的野兽——它是我们的噩梦、麻烦，而且很奇怪地也是我们的动力——又跳了出来。”这次抗议来势猛烈，它反对的“不仅是观点而且是动机”，因而“带有内战的性质”。这就是由入侵老挝而发、由美军对越南南方平民的屠杀而加剧的美国人民对尼克松政府的第三次冲击。

　　1971年2月10日这天，全国各地6万多人冒着风雪和严寒走上街头，抗议尼克松政府入侵老挝。在华盛顿，在纽约，在波士顿，在费城，在洛杉矾等地，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抗议入侵老挝”、“胜利属于老挝爱国战线党”等口号声此起波伏。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四五月份。

　　4月19日，大批复员军人开始在华盛顿举行反战示威。他们都是从侵越美军中复员的士兵，穿着军服游行。肩章标明他们复员前所属的部队番号。这些人有的缺了胳膊，有的断了腿，有的人失去了眼睛，他们在别人的搀扶下，或坐着轮椅参加了游行。他们先后到联邦国会、五角大楼和最高法院示威，整个活动持续了1个星期。在国会山，他们纷纷当众扔掉了军方颁发的奖章、勋章，以示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抗议。

　　4月24日，全国近百万人上街，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这次示威主要是由一些人民团体联合而成的“全国和平行动联盟”组织和主持的。据宣布，在华盛顿参加示威的群众有50多万，在旧金山参加示威的人数也有30万。华盛顿的示威从上午11时开始，队伍从白宫南门外的椭圆形广场出发，经过宾夕法尼亚大道，涌向国会山。队伍的前导是由穿着蓝色制服的货车司机组成，跟着前进的是大批青年学生，以及各种各样的劳工分队。

　　据纽约《前卫》周刊报道，参加这一天华盛顿反战示威的工人群众，包括来自克利夫兰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会员，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械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来自底特律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会员，还有来自印第安纳和宾夕法尼亚的一些地方工会的会员，以及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混合成衣工人工会、洗染工人工会、皮毛工人工会、联合农场工人组织委员会的会员和工人代表。当这批远道而来的工人站进示威行列时，受到了首都反战群众的热烈欢迎。

　　示威群众挤满了国会大厦的各条走廊和参议院办公楼，表演各种反战节目。在参议院会议厅里，示威群众从观众席上向议员们发出了“人民正在死亡”、“停止这场战争”等怒吼声，迫使参议院正在进行的辩论接连中断了好几次。一些群众冲进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和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的办公室，向他们提出了抗议。

　　4月27日，反战群众在联邦政府征兵局示威。他们封锁了征兵局的大门，高呼反战口号，并且派代表同征兵局负责人进行了谈判。这一天，拥有8600万信徒的27个美国宗教团体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结束印度支那战争。4月28日，在联邦政府国内税务局示威的群众，散发传单，呼吁人民“不纳战争税”。

　　从5月1日起，数以10万计的群众陆续在华盛顿市区集结。示威组织者提出了“关闭华盛顿”、“如果合众国政府不停止越南战争，我们就让合众国政府停止活动”、“阻止政府活动以制止战争”等口号，并准备采取行动。

　　面对着日益高涨的反战运动，尼克松政府采取两手政策。一手是在风暴高峰到来之时，即1971年4月9日由尼克松总统出面，宣布在以后7个月内再从越南撤退10万美军的第五期撤军计划，企图以此制止这次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这一手未能奏效，即动之于武力，对群众实行镇压。5月3日，美国首都天气阴沉，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警乘着军车疾驰而过，军用直升飞机成群结队地在上空盘旋。示威群众不畏强暴，从清晨起，纷纷涌向一些集合地点，构筑街垒，堵塞桥梁。全国知名儿科专家斯波克大夫率领一批反战群众，冲向五角大楼。军警和示威群众发生冲突。军警投掷催泪弹，示威群众还击以石块、砖头、瓶子和木棍。这就是基辛格所说的那种“内战”的场面。

　　大逮捕开始了。全副武装的军警扑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到处发出警车刺耳的尖叫声。一辆辆囚车满载着男女青年驶向首都各监狱和拘留所。用《时代》杂志的话来说：“华盛顿的警察自己违反法律，进行了数以千计的非法逮捕。”仅在5月3日这一天，军警在华盛顿市就抓了7000人。监狱里容纳不下，许多人被关在一些临时指定的场所。这次大逮捕的总指挥、联邦政府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在这一天的逮捕快结束时，急忙宣布：政府在与示威群众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但是，斗争并未停止。5月4日，大批群众冒着风险，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反战示威。一个主要的示威场所，是在联邦政府司法部，在这次大逮捕的总指挥、司法部长米切尔办公室窗户下。5月5日，示威群众继续围攻国会，政府又进行逮捕。几天之内尼克松政府仅在华盛顿就逮捕了示威群众13000余人，创造了美国建国以来联邦政府在首都逮捕人民群众的最高记录。

　　然而，镇压并不能扑灭美国人民的反战怒火。5月5日这一天，全国各地又举行了广泛的反战示威活动。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波士顿在这一天召开了反战大会，参加的群众在2万至4万人之间。纽约市举行了多处集会，其中一处抗议集会就多达1万人参加。这一天举行反战示威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纳西大学、蒙大拿大学、俄勒冈大学、内华达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的学生。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供认：1971年4月19日开始的人民群众在华盛顿举行的反战示威，先后持续了6个星期之久。

　　在随后的一周，基辛格邀请参议员麦戈文共进早餐。麦戈文当时已经宣布他将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两人谈了1个半小时。麦戈文对基辛格说，越南战争“可说自始至终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基辛格并不否认，美国最初干涉越南是个错误，不过他指出，总统是受到选民、整个世界局势和其他“外界”因素限制的。麦戈文过后对记者们说，他感到很吃惊，基辛格十分关心公众对越南战争的反应如何，而毫不关心越南战争牺牲了多少亚洲人。

　　过了几天，基辛格邀请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到白宫共进午餐。麦卡锡1968年曾以和平为号召参加总统竞选。几个星期前，麦卡锡曾在哈佛大学一次反战宣讲会上说：“中世纪时处死或流放那些出坏主意的谋士的做法，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不主张这样做，但是我对某些出过坏主意的还能恬然回到学界来，是有保留的。”基辛格向来非常忌讳人家这种物议，但是他在这次午餐会晤时没有提起这件事。麦卡锡后来回忆说：“我们俩那次尽是引经据典，讲些不着边际的话。”

　　3月25日，基辛格还曾邀请他的哈佛大学老同事，多年来反对越南战争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到白宫共进早餐。他们也谈得很广泛，其中包括越南问题。基辛格希望通过这种交谈，一定会有助于增进人们对政府不得人心的政策的谅解，争取到更多时间使美国逐步从印度支那脱身。他向来反对一刀两断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认为，激战之后必有和谈。在入侵柬埔寨后，他曾经搞了一次外交；如今老挝战役已经结束，他又准备一试身手了。

　　1971年春，他鼓动总统再制订一个和平方案。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把1970年10月8日布鲁斯所提出的那个方案加以扩充而成，但是包括两点重要的新让步、基辛格觉得，这可能终将弥合华盛顿和河内之间的分歧。

　　按照基辛格的解释，第一点让步是，美国保证在协议签订后“6个月内”全部撤出南越。这是满足河内关于美军应限期撤完这个要求的重大步骤。第二点让步是，美国答应要阮文绍总统在南越举行全国大选前1个月辞职。这是接受河内关于阮文绍必须下台的要求。此外，这个方案仍包括原有的全印度支那就地停火，立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对停火和选举实行国际监督，召开国际会议“保证”新协议的实施等各点。

　　这个方案直到1972年1月才公布，它不仅导致美国同北越人进行新的一轮秘密谈判，而且证明了基辛格不愧为掌握秘密外交艺术的能手。

　　1969年8月，他曾秘密会见春水。1970年初，他曾4次秘密去巴黎同黎德寿会谈。1970年9月，他又两次会见春水。现在，1971年，他将6次飞渡大西洋同北越最高谈判代表举行会谈。

　　除1969年第一次秘密会谈险些被“揭露”外，多少盯梢的记者都从未能抓住他的蛛丝马迹。

　　1971年春季和夏季，先后举行了6次秘密会谈，一次比一次有进展，直到后来基辛格可以说“和平已经差不多唾手可得”了。1971年的首次巴黎秘密会谈是在5月31日举行的。基辛格带一种发起人的自豪感向黎德寿提出了美国的新建议。为了造成一种坦率气氛，他解释说，美国政府懂得，“因为我们不是小孩子”，等南越的战争结束，将来美国人远在万里之外，而北越人则相距只有300英里。因此，使解决方案不但对华盛顿而且对河内都公平合理，才符合美国利益。

　　基辛格特别强调就地停火。他解释说，根据这一条，北越部队“无需撤出南越”。基辛格这番说明并不比布鲁斯1970年10月间所讲的更有说服力。黎德寿拒绝了这个方案。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北越人坚持，任何不包括政治解决的方案根本不能谈。”美国一走了事不行，还必须在走以前作出北越人可能接受的政治安排。

　　就在1971年第二次秘密会谈中，黎德寿提出了9点和平方案。基辛格第一次看到了有达成妥协可能的轮廓。每一点都含含糊糊地包括双方的观点，而没有一点具体到足以冒犯美国人。基辛格出乎北越谈判代表的意外，迅速把河内的方案接过来，作为谈判解决越南战争的“基础”。基辛格后来解释道：“从那以后，美国的各次方案都模仿那9点的顺序和内容。”

　　但是，道路仍是崎岖不平的。过了4天，当基辛格已经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北越人在巴黎公开提出了一项完全不同的和平方案。坚决要求阮文绍立即下台和规定美军全部撤出的日期。基辛格当即给巴黎打电报，质问黎德寿是否推翻了他6月26日提出的那个秘密方案？这位北越代表向他保证说，没有，他那个方案仍然算数。这一下，基辛格才领悟了北越战略的真意，即“他们仍然愿意在私下进行认真谈判，但同时他们还是要进行公开的宣传，显然是为了煽起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

　　7月12日下午，基辛格逐渐研究了河内的9点建议，花了4个小时之久。时间不够，没有谈完，双方商定两星期后继续谈。7月26日，当“阿波罗”宇宙飞行员出发登月的时候，基辛格正准备同北越人会晤。肯尼迪角这次盛况空前的发射，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

　　到了7月26日傍晚，基辛格和黎德寿两人达到了可以具体地衡量进展的地步了，这在他们漫长的谈判过程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双方的分歧已经缩小到只剩下河内9点中的两点了。在其后的几个星期里，基辛格和总统致力于修改美国的和平方案，希望能解决河内和华盛顿之间在剩下两点（美军撤出的条件和南越的政治前途）上的分歧。8月15日，他们的方案搞好了。基辛格趁着尼克松总统宣布货币和贸易政策上的一项激烈改变时，悄悄收拾行装，准备第五次前往巴黎。

　　第二天，8月16日，基辛格会见黎德寿，提出了一个8点方案。在基辛格看来，这个8点不仅非常近似河内的9点，而且还设法解决了那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针对北越第一点反对意见，美国提出，美军全部撤出的具体日期为1972年8月1日，条件是必须在1971年11月1日前达成全部一揽子原则协议。关于河内的第二点反对意见，美国首先保证在即将于10月3日举行的“南越总统”选举中保持中立。基辛格认为，他对河内的两点反对意见真是做到“最大的让步了”，所以他非常乐观。

　　北越代表花了3个星期来考虑这个8点方案。在这段关键期间，他们看到阮高其和杨文明退出总统竞选，让阮文绍处于自己同自己竞选的可笑地位。又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准备，基辛格同黎德寿两人这一系列秘密会谈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于9月13日在巴黎近郊什瓦勒罗瓦举行。

　　越方代表一上来就给基辛格当头一棒，拒绝美国的最新方案。他们说这个方案根本没有解决那两个他们有反对意见的关键问题。他们抱怨美国所提的撤军日期太遥远了。另外，既然阮文绍现在搞独脚戏选举，美国所谓在10月3日大选中保持中立的保证是毫无意义的。基辛格这才明白，他先前的乐观完全落了空。要1972年以前获得他那个和平解决，显然是没有希望了。

　　在阮文绍重新当选的“尴尬事件”过后8天，即10月11日，美国又秘密送了一份略加修改的和平方案给河内，并建议基辛格和黎德寿在11月1日会晤。同时还附去一封信，指出这是“在1971年年终以前寻求谈出一个公正解决办法的最后一次努力”。两周后，河内答复说，黎德寿不能在11月1日会见基辛格，而另提11月20日。美国接受了这个日期，但是到了11月17日，河内又通知基辛格，黎德寿“病了”，提议基辛格同春水谈。基辛格不干。他答复说，同春水一个人谈“不解决问题”，他只准备同黎德寿谈，否则拉倒。河内不作答复，结果又一次陷于僵局。

　　1971年圣诞节时，基辛格对越南局势又感到很泄气了。驻西贡的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的记录表明，自总统就职以来，在尼克松、基辛格同黎德寿和春水双方执行谈谈打打政策将近3年的时间里，已经有14000多名美国士兵丧生，10万多名受伤。越南北南两方的伤亡还要高得多。反战势力越来越强烈要求政府规定美国撤军日期，并谈出一个解决战争的妥协办法来。基辛格想做到这两点，但他失败了。基辛格在越南问题上沉浮了3年之久——今天升到乐观的顶峰，明天又掉入失望的深渊——现在，感到达成交易依然遥遥无期，一如当初。

　　欲知印支战局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章　重大转折

印支太阳似火烧，军民奋战逞英豪；
艰难隧道已走尽，战略转折曙光照。

　　自从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以来，印支战局发展很快，3国4方军民相互配合，密切协作，粉碎了美伪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和“扫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到1971年深秋，柬埔寨军民粉碎了美伪发动的“真腊二号”战役，歼敌12000多人，使印支战局发生重大转折，敌强我弱的局面根本改变。越、老、柬人民武装愈战愈勇，愈战愈强，从此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真腊二号”战役，是朗诺集团奉美国主子的命令于1971年下半年同时发动的一系列战斗行动中最野心勃勃的一个。其主要意图是想消灭柬埔寨的抗战部队。“真腊二号”有两个主要作战目标：一是重新控制从斯昆到磅同之间那段重要的、长达50英里的六号公路；二是重新占领六号公路、七号公路和二十一号公路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个地带人口稠密又很富饶。在这个三角地带中，就有巴莱、古卡勒和斯栋德朗等地区，不是在六号公路上就是在它的东侧，所以这次战役又称为“六号公路战役”。

　　要是这个地区落入了朗诺之手，他的军队就会把当地所有资源洗劫一空，迫使农民到“战略村”里去，把适龄壮丁拉去补充军队，把这个地区变成入侵磅湛、磅同、柏威夏和暹粒等省解放区的基地。他们投入了14个以上的步兵旅和其他部队，总兵力达70多个营，还有美国空军、朗诺的海军、坦克和重炮的支援。

　　鉴于敌人来势汹汹，柬埔寨人民武装总部将这次作战分为3个阶段。从8月20日到10月25日，人民武装主要采用游击战术——进行伏击，打了就迅速转移。在这个阶段里共歼敌5000多人。帮助当地人民逃出敌占区，挫败了敌人的“绥靖计划”。这一阶段的成功，为后两个作战阶段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10月26日开始的。人民武装炸毁了位于斯昆与磅同中点巴泰的重要的布雷德拉大桥，从布雷德拉一巴泰到山图克对沿着六号公路的敌军据点展开猛烈的袭击，进行分割包围，切断敌军的后方补给线。等到人民武装开始对敌军主要指挥据点缩小钳形包围圈时，六号公路沿线的敌军据点就先后被人民武装一一攻克。这个阶段是11月13日结束的。这时，人民军在包围了19天之后，对朗诺的第四十六步兵旅设在伦隆的指挥部发起进攻，全歼了这个指挥部和守军。在第二阶段，又使朗诺损失了4000多人。这是对朗诺的致命打击，为第三阶段总攻铺平了道路。

　　从11月4日到12月3日，柬埔寨人民武装对“真腊二号”各主要指挥据点展开全面进攻。先从巴莱和磅恃莫这两个防御最坚固的据点着手，然后再收拾其他所有重要据点——共有10个之多。在消灭了两个据点后，敌人就开始溃败了。指挥据点间的彼此联系被切断了。随着据点的被摧毁，整个指挥系统也就崩溃了，于是，军队就开始拼命后撤。参加这次战役的朗诺军共有20000多人，都是朗诺军“精锐主力部队”，被打死、打伤和俘虏的在12000人以上。逃走的军队中没有一个营是未受严重损失的。

　　在“真腊二号”冒险行动中，朗诺丧失了他最精锐的部队一半还多。对他来说，更严重的是，除了那次战役中损失70个营之外，其余的军队都在各条战线上挨过打——不能再作为第一线战斗部队用来防守金边或其他地方了。这标志着战争“柬埔寨化”走向全面失败的第一个战略转折点；标志着“绥靖计划”、建立“战略村”和“自卫”部队等等的失败，也标志着尼克松主义在柬埔寨的彻底的垮台。

　　取得规模如此巨大的胜利，是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在1971年的巨大成就之一，是敌我之间军事、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总对比起了根本变化的证明。人民武装总部发言人指出，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头几个月里，我们的部队必须抵挡住那种妄图把我军“掐死在摇篮里”的强大攻势。我们的部队必须采取主动，在解放大片地区的同时，把武装力量和基层政权机构建立起来。“然而现在，我们的正规军、地方军和游击队之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撒下了如此坚实的天罗地网，只要敌人一露面就会尝到我们人民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铁拳是什么滋味”。

　　“由于力量对比的改变，敌军已不能再把驻在一个地区的部队调去援救在别处受攻击的部队，而在1971年年中以前，他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们现在能够把敌军固定住，使他们不可能互相救援。”发言人说，“‘真腊二号’战役证明，即使具有大规模海、空支持的敌军也打不垮我们抵抗部队，可是当我们反攻时，敌军就完全垮了。”

　　发言人指出，到了1971年下半年，西贡傀儡军“一年前的那股傲慢劲儿已所剩无几了”。那时他们认为，只要军队凑齐了足够数量的人员和装备，还是能够“在各处推进”的。事实是，不管敌人投入多少兵力，也决不能改善朗诺军的可悲处境。敌军愈是深入我们的地区，他们的处境就愈加不妙。

　　发言人说，在“真腊二号”之前，美伪发动的“全胜”战役也遭到可耻的失败。“全胜”战役是西贡军想要占领湄公河畔的桔井所发起的一次倒霉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进攻部队的大部分装甲和大炮不是被摧毁就是被人民军缴获。指挥这次战役的西贡将军杜高智被击毙。进攻军队溃不成军，连桔井是个啥样子都没有看到过。

　　人民武装总部发言人最后指出：“目前，失败情绪已使卖国贼军队陷于完全瘫痪状态。同我们的武装力量完全不一样，他们根本不是团结一致的。他们的部队连想都没有想到要去救援别的部队，哪怕就是参加同一战役的部队也是这样。金边的领导只关心首都的命运，只关心如何保住他们最后的巢穴。”正如美联社记者罗宾·曼诺克于1972年1月4日报道的，政府军由于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士气已经涣散。在朗诺总理“亲自领导”的“真腊二号”战役失败之后，士气简直就崩溃了。“共产党指挥的部队”切断了“柬埔寨军”的补给线，把他们分割包围在几小块地方，而这些地方又很快被攻陷，尽管美国和甫越给予了大规模的空中支持。

　　“对罗宾·曼诺克来说，就像对大多数西方记者一样，所谓‘共产党’指的就是爱国力量，而所谓的‘柬埔寨军，指的就是朗诺卖国贼的军队，美国和西贡的傀儡军。”西哈努克对美联社记者这一条报道特加解释说。至于讲到该战役是由“朗诺亲自领导”这种神话般的提法，要是朗诺的作战计划没有得到美国顾问的批准——如果说作战计划不是完全由美国顾问们制定的话——这类战役还能发动得起来，那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呆在那里的美国顾问们毕竟得去监督美国制造的武器能够得到有效的使用呀！

　　不管怎么说，“真腊二号”的失败导致了一场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而政治危机的没完没了则又是朗诺政权的固有的特点。关于由谁来解决这类危机的问题，可以读一读合众国际社的金·威伦森于1971年12月20日所写的“专题报告”。威伦森说，由于“真腊二号”的惨败，传闻“政府即将改组，大概会把朗诺踢到一个很高很高的职位上去，就像有个消息来源所说的那样，把他踢到‘行星上或甚至什么星球上去’，使他或多或少成为一个傀儡”。不过美国“也不会不问政变是由谁搞起来的就一律表示支持”。

　　“当时，我在北京总部接到的情况说，美国驻金边的使馆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新内阁名单，在一场把朗诺搞下台的宫廷政变之后就成立新内阁。但是，看来中央情报局同国务院有分歧意见，此外同法国人也还有纠纷。”西哈努克说，“据说法国驻金边大使讲过，要是山玉成当了新的头头，法国‘就不再合作了’，因为法国曾把山玉成作为卖国贼判处了死刑，只是由于我的干预才免了他一死。这岂不就意味着法国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同朗诺反对西哈努克的政变进行过合作了吗？产生分歧的另一原因是，中央情报局想以朗诺的弟弟朗农来取代朗诺，但是国务院反对，因为朗农与从老挝私运麻醉毒品供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吸用的案件有关——在南部老挝建立的一个培训朗诺突击队员的训练中心，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贩卖鸦片的供应点。美国国会派了一个调查组去调查给美国士兵供应毒品的渠道和来源，无意中发现了朗农与此有牵连，明确指出中央情报局办的一所训练朗诺突击队员的训练营是批发各种毒品——从大麻到海洛因的主要场所。”

　　在这一未出笼的政变阴谋中，山玉成施展了讹诈手段。他威胁说，除非让他得到最高职位，否则就要把他手下那10000名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下高棉突击队员”撤走，而朗诺则主要依靠这批突击队员来守卫金边。到了那个时候，名义上归朗诺指挥的很大一部分军队纷纷站出来保护各派势力，以免被对方吃掉。最后来了一个暂时解决危机的办法，朗诺把“总统”郑兴和“总理”施里玛达一脚踢开，由他自己就任总统。

　　几乎所有在金边的外交官，都拒绝出席他的就职仪式。朗诺后来给山玉成以总理一职作为安慰奖。“就山玉成而言，变节的全过程到现在总算完成了。”西哈努克说，“他头一次当总理是作为日本人的傀儡，第二次当总理则是美国人的奴才。其实哪一次他也没有掌握实权。不过这两次都是由于他为民族敌人立下的‘汗马功劳’而得到了象征性的奖赏。”

　　朗诺到了这个时候已完全孤立了，连那些在3月18日政变中同他关系最密切的人都抛弃了他。英丹在国民议会被解散后就反对他了。施里玛达在政治上已经完蛋了，郑兴被无情地抛弃到一边去了。甚至从日本调回来那个本来有可能作为总理候选人之一的沈法，在略为观察了一下金边的形势之后都拒绝出任总理。他在他办的报纸上写了一篇社论，其中就提到朗诺政权的贪污情况要“比西哈努克时代严重100倍”！因为他发现朗诺、施里玛达和少数人垄断了一切主要渠道，把五角大楼给的成百万美元都存到他们自己在外国银行的帐户上去了。

　　朗诺组织学生示威来支持他赶走施里玛达。学生们进行了“热情合作”不过等到施里玛达一被打倒，他们旱愤怒地反起朗诺和山玉成来了。其结果是，朗诺和山玉成直接下令让宪兵于1972年4月27日对金边大学法学院的示威学生开枪，打死打伤至少30名学生。朗诺的宪警秘密地把尸体搬走并埋了起来。这就在金边市中心挑起了一场更为激烈的示威，死者的父母和亲属们要求至少得把死者尸体交还给他们。学生和死者的父母们结队走向金边市中心的独立纪念碑，走在队伍前列的还有佛教僧侣们。群众举行示威，表示声援死者和他们的亲属，直到朗诺在纪念碑周围的花园布了雷，酿成了更多的伤亡时为止。

　　“人们可能认为，既然篡夺者朗诺和山玉成已被证明是孤立得很，尼克松大概会重新考虑他对柬埔寨的态度。看来，抱这种期望显然是对他的才智和现实感作了过高的估计。”西哈努克说，“要是在金边或西贡掌权的人不完全是美国的傀儡，那就等于使尼克松总统丢了脸，并有损美国总统的尊严。因此，我们从1972年4月24日的《华盛顿邮报》读到，美国‘在美军撤出越南以后还要对柬埔寨的防务负有承诺。’”

　　这条消息是以五角大楼要求美国在1973年这个财政年度里为柬埔寨建立一支22万人的军队为根据的。由于朗诺控制的地区只有2D0万左右的人口，而且还在逐日减少，所以这个估计数字至少也是偏乐观的，特别是这200万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躲美国飞机对农村地区的轰炸而逃出来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西哈努克说：“朗诺能够在纸上建立一支22万人的军队，并把根本不存在的人的薪饱都存到瑞士的银行里去，这种可能性倒是很大。前面提到过的威伦森报告中讲到，被派去招兵并负责给士兵们发饷的营长们发现，只要在他们的花名册上多保留一些纸上的兵，他们就可以大发其洋财。”

　　西哈努克继续说道：“同朗诺和与朗诺一起在上面掌权并共同分赃的一小撮政治骗子所贪污的千百万美元相比，这些营长们中饱私囊的数目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同美国人所作的新承诺的影响相比，贪污本身也只是次要的问题。”

　　柬埔寨的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等到发动春季攻势时，朗诺政权已将土崩瓦解了。当人民解放武装的突击队员于1972年5月6日夜晚渗入金边市郊，烧毁一座油库，进攻波成东机场，并在城里好几处地方同朗诺军展开肉搏的时候，西贡根本没有派任何军队来援救。朗诺通过金边一西贡间的“热线”求救的时候，据说阮文绍——他自己刚把广治省丢掉，顺化又受到严重威胁——的回答是：“难道你疯了吗？”

　　英雄的柬埔寨军民，高举抗美救国的战旗，以辉煌的战果庆祝柬埔寨王国18周年国庆（1971年11月9日）。从朗诺发动反革命政变以来，在过去的1年零8个月中，柬埔寨军民在以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领导下，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救国战争中，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歼灭美军、西贡伪军和朗诺伪军20多万人，解放了4/5的国土和占全国人口的7/10的近500万人民，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愈战愈强。

　　1971年以来，柬埔寨爱国军民同兄弟的老挝军民和越南南方军民紧密配合，向敌人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取得了新的胜利。

　　1971年上半年，波成东机场大捷，四号公路大捷，东北部大捷，西哈努克城大捷，七号公路大捷等，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战果赫赫。

　　柬埔寨爱国军民在1971年上半年取得歼敌5万多人的巨大胜利之后，再接再厉，不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71年10月份以来，他们主动出击，围点打援，反击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从9月底至10月14日，人民武装在七号公路的克列地区，向西贡伪军和朗诺伪军不断发动进攻，总共消灭敌人2500多人，其中包括歼灭和重创敌人1个装甲支团、3个步兵营和3个步兵连，击毁军车62辆，大炮25门，从而揭开了1971年旱季战斗胜利的序幕。

　　在这之后，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在六号公路接连向金边发动凌厉攻势，杀伤大量敌人。从10月26日夜间到11月4日的10天中，共歼灭敌人3100名。金边伪军最高司令部惊呼，金边集团在六号公路的军事形势危机！并认为这是人民武装“旱季攻势的开始”。在歼灭的敌军中，包括全歼3个营，瓦解1个营，重创4个营，还击落击伤敌机5架，摧毁许多营房、暗堡和工事，并攻克和迫使敌军撤离5个据点。

　　11月10日凌晨，人民武装再次向金边波成东机场及其附近的电台发动突然袭击，使敌人遭受很大损失，除炸毁了36架飞机外，还将机场电台彻底捣毁。在这之前，人民游击队对波成东机场的一次袭击，共击毁敌人各种类型飞机90多架，使朗诺集团的空中力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在袭击波成东机场的第三天，1971年11月12日深夜和13日凌晨，柬埔寨人民武装又向盘踞在隆琅的金边伪军发动猛烈进攻。隆琅是敌人在六号公路防线上的一个重镇，位于金边和磅同市之间。这是由敌军旅指挥部和4个步兵营盘踞的一个据点群，是朗诺发动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六号公路战场军民，在先后攻克了隆琅外围据点和消灭了前往增援的敌军后，于11月12日深夜向敌发动猛攻，一举全歼1个旅，完全解放隆琅，共歼敌1500多名，给尼克松推行的“高棉化”的罪恶阴谋以沉重打击。

　　在柬埔寨军民向美伪展开凌厉进攻的同时，老挝爱国军民在雨季战斗中，积极和越、柬人民武装紧密配合，连续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据不完全统计，老挝爱国军民在雨季5个月的战斗中共歼敌7500多名，其中包括右派军队2200多名，王宝特种部队4100多名，泰国军队1200多名，以及西贡伪军、泰国、美国军官在内的40多名敌军军官。缴获敌人各种武器1q00多件，击落敌机49架，击毁敌军车24辆，重创敌人两个机动团和10个营。

　　为此，老挝爱国战线武装总部发表的公报说，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在1970—1971年旱季战役中遭到严重失败。进入今年雨季以后，为挽救败局，疯狂加紧地面和空中对老挝爱国力量解放区的进攻。在美国空军直接和集中支援下，由美国顾问指挥的老挝伪军和泰国军队，同以往各年一样，利用雨季发动多次战役，大规模蚕食查尔平原—川扩地区、波罗芬高原、沙拉湾、老挝南部九号公路等地区。同时，它们还派匪徒、别动队、间谍对解放区进行骚扰和破坏。老挝军民紧密团结，发动了猛烈的反击，阻止了敌人的蚕食进攻，击退了30多个营的王宝特种部队和泰国军队的进攻，迫使敌人撤退了许多据点，歼灭了大批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击落敌机24架。

　　在这之后，老挝川扩爱国军民，在12月份接连对美帝国主义豢养的王宝“特种部队”和泰国军发动猛烈进攻，歼灭了大批敌人，收复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查尔平原中部地区和芒绥地区，对王宝匪帮盘踞的龙镇形成严重威胁。

　　12月18日，川扩爱国军民向查尔平原中部地区和芒绥地区敌人的防御系统展开进攻。经过4天的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名，其中包括全歼泰国军7个营和王宝特种部队4个营，击落美机17架，击毁敌军车20辆，并缴获大批军事物资。

　　在柬、老爱国人民武装英勇打击美伪军的同时，越南南方军民更加斗志昂扬，与柬、老战场紧密配合，愈战愈勇，战役的规模愈来愈大，歼灭敌人的数字也越来越多。

　　自从尼克松上台以来，也就是从1969年到1971年6月两年半中，越南南方军民共歼灭和瓦解美伪军120多万人。特别是从1971年以来，越南南方军民同老挝、柬埔寨人民武装协同作战，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先后在溪山、西原、西宁及乌明等战场上连续发动强大攻势，把美国侵略军以及西贡伪军的主力部队和战略后备力量，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使西贡伪军士气更加低落，处境更加困难。

　　美伪集团从1971年以来，加紧扩充兵员，巩固乡村伪政权，对敌占区的城市和农村进行野蛮残酷扫荡和“绥靖”活动，并把这一法西斯措施作为推行战争“越南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南方人民发扬不怕牺牲、不畏强暴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人民解放武装的支持下，从乡村到城市掀起了英勇的反“扫荡”、反“绥靖”和反对美伪集团的群众斗争运动。

　　在农村，在1969—1971年9月，整个南方有1300多万人次奋起斗争，先后反复捣毁“战略村”和“集中居民区”近9000个，消灭和瓦解了敌人440多个“绥靖团”，夺取了拥有320万人口的4203个村庄的控制权。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紧密配合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拔除敌军1285个据点和哨所，使敌人进行“绥靖”的主要力量——地方部队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敌人的“绥靖”计划遭到严重挫折。连美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也不得不承认，在南越没有一条安全道路，可看作“安全之村庄”的村庄不到5％。

　　在敌占区，特别是西贡、顺化、岘港、芹苴、归仁等大城市，广大人民组成反对美国一阮文绍集团的广泛统一战线，掀起声势浩大的斗争风暴，要求美军撤走，要求摧毁阮文绍法西斯好战的走狗集团，拥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7点和平倡议”，把敌人后方变成一座座烈火熊熊的反对美伪集团的火山。在南方军民沉重打击下，西贡傀儡集团四分五裂，矛盾重重，危机四伏。

　　越南南方军民两年多来的英勇斗争已经在各方面给了尼克松政府的战争“越南化”阴谋以沉重打击。抗美救国战争出现了新局面。战略反攻开始了。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三章　春季攻势

战略反攻美伪惊，春季攻势乘东风；
势如破竹歼敌寇，东方发白雄鸡鸣。

　　1972年的春天，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春天，印度支那3国4方军民开始了战略反攻，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春季攻势。如果说美伪在各条战线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打击的话，那是由于印度支那人民和武装部队之间配合得极好的缘故。

　　据西哈努克介绍，这次联合作战是这样配合的：武元甲指挥的坦克、重武器从北越方面开来；巴特寮的武装部队从纵深方面保护着南北补给供应线，并在老挝西部地区进行牵制性的攻击；民族解放阵线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在南越各省发起进攻和暴动；柬埔寨的人民解放武装部队在柬埔寨东部和东南各省向敌人进攻，特别是在鹦鹉嘴地区、连接金边与西贡的一号公路沿线以及沿着柬埔寨一南越边界的各战略要点发挥了显著的威力。老挝、南越和柬埔寨人民在发动春季攻势之前，英勇地作出了1年以上的努力，不顾敌人疯狂的空袭，帮助运输和储备了大量的战略物资。

　　西哈努克说：“从军事上讲，通过柬埔寨境内的鹦鹉嘴地区是通向西贡距离最短的道路。战略上重要的南越中部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同我国已完全解放的东北诸省相毗邻。通过我国东南诸省同眉公河三角洲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乃是把配备重武器的部队渗透进来的最简便的途径，而游击队的老战士中就有不少属于在那里定居的几十万柬埔寨少数民族。因此，在南越解放的最后阶段中，柬埔寨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我们一向认为，南越的解放与我们自己的最后胜利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部队一面防守我们自己的解放区，并继续对金边本身的敌军设施进行猛烈的攻击，同时也在边境地区发起主要攻势，为我们的盟国打开进入南越的渗透路线。”

　　1970年4月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已经预见到这种协同作战方式了。这个会议的最后公报指出：“从每一个国家的解放是其本国人民的事务这一原则出发，各参加国保证尽一切力量，根据有关国家的愿望，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彼此相互支援。”它还进一步规定：“印度支那3国人民在胜利的推动下，将最充分地利用他们主动进攻的态势，在各条战线上毫不停顿地向前推进，加强战斗。”

　　印支3国4方每一方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一规定。在整个1971年和1972年的头几个月，主要的战场似乎已经转到了老挝和柬埔寨，正是在各条战线的配合作战为在南越的春季攻势铺平了道路。

　　在发动总攻的前夕，柬埔寨的民族解放武装部队，在金边地区首先发起猛烈的进攻。3月16日，金边的波成东机场的一个大军火库被炸毁。3月21日，对该机场的军事设施和金边的主要电台发起了另外一次猛攻。3月24日，金边市中心横跨洞里萨河的重要大桥——水净华大桥的中段被炸毁。对金边市内的袭击，迫使敌人从其他地区抽调军队回来保卫首都。柬人民武装在其他战线也很活跃。3月20日，柬人民游击队炸毁了金边东南25英里西贡军队的一个重要军火库，还把位于其东5英里的另一军火库炸毁了一部分。这些只是在发起主要进攻之前，旨在最大限度地分散敌军兵力的几次重要的行动。

　　为了统一协调这次军事行动，2月份西哈努克前去河内。那正是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前夕。在河内期间，越、老、柬3方领导人对春季攻势的全面计划进行了讨论。3国4方一致认为：“谁也不用想拿某种新的日内瓦会议的胜利来欺骗我们了。我们觉得，我们以前老是受西方的愚弄，这次非要把那些美国傀儡政权彻底粉碎不可。”

　　在研究了印度支那形势的各个方面之后，他们一致认为，现在有如顺水行舟，而且背后还有“顺风相助”，因此，这次春季攻势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武元甲深信，西贡傀儡目前已无能力进行像1971年3月入侵老挝南部和柬埔寨那样的作战行动了，朗诺军也无能力支持另一个类似1971年8—12月在柬埔寨六号公路沿线的“真腊二号”那样的作战行动了。由于伪军中训练、装备最好的部队都遭受了惨重损失，进行那样大规模的行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印支各国人民武装却有能力举行大规模进攻，因为从总的方面来说，人民革命的力量在不断发展壮大。

　　各方面提供的情况表明，敌人营垒内部四分五裂。南朝鲜雇佣军看不起西贡的军队。西贡军队的主力部队看不起一般的正规军。西贡正规军又看不起朗诺的军队。在老挝的泰国军队和苗族雇佣军则看不起万象的军队。这些情绪大大影响了他们的整个士气。西哈努克说：“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在这同时，随着我们武装部队的发展，我们协同作战的能力和由于有共同的目标所产生的团结精神都有所加强。”

　　“在1971年春季冒险入侵柬埔寨与老挝时，尼克松错误地消耗了西贡军的战略后备力量，这就为我们武装部队在1972年采取攻势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印度支那革命力量的声势在我访问河内时已接近高潮了。”西哈努克说，“我们柬埔寨部队是印度支那大家庭中最年轻的一支部队。我只要用我们部队的发展情况作为衡量尺度，就可以对那些具有作战经验的老大哥们的素质有一定的了解了。在一个短得令人不可置信的时间内，我们的部队就已经变成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并且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我们以前从未有过的武器。在春季攻势的前夕，敌军的士气更低落了，而我军的士气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从抵抗根据地来的一切报道都证实了这一点。”

　　西哈努克进一步指出，在提高战斗精神方面，正义的事业、战场上的胜利以及人民的支持等等因素具肴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河内会议上的估计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尼克松对战场上的失败作出多么凶残的反应——我们之中任何人都没有低估他的野兽般的报复能力——但那也只能提高我们部队的士气和决心。”

　　在河内期间，西哈努克同越方领导人孙德胜主席、范文同总理、武元甲国防部长和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等人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必须竭尽全力，团结一致，争取全胜，并根据这种精神签订了一项联合公报。公报说：

　　只要尼克松政权还继续在印度支部各国推行其新殖民主义阴谋，继续推行“尼克松主义”，柬埔寨人民和越南人民就决心竭尽全力、并肩战斗，直到彻底胜利……柬埔寨人民方面决心毫不妥协、绝不动摇地进行斗争，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西贡和曼谷走狗以及它们所有的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从柬埔寨赶出去，推翻和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和山玉成集团的反人民、反民族和反宪法的法西斯政权，以便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主权、中立、和平、民主和繁荣的柬埔寨。

　　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暴力、任何蛮横威胁或任何险恶阴谋都不能使印度支那3国人民背离他们的崇高目标：解放整个印度支那，使印度支那成为一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组成的自由和和平的半岛，确保越南南方、柬埔寨、老挝有权沿着独立、和平与真正中立的道路前进。

　　西哈努克说，也许由于全世界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方面，所以当时才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但是，春季攻势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发动的，3国4方人民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在进行攻势之前和在攻势过程中互相合作，赢得了印度支那人民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胜利。

　　关于尼克松访问中国的问题，西哈努克说，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于1971年7月12日凌晨“坦率地对我谈了对形势的估计”。尼克松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后没几天，周恩来总理又向柬埔寨国家元首作了通报。关于印度支那部分，中美讨论的情况是：

　　周恩来明确地对尼克松说，如果他想解决柬埔寨问题，或越南问题、老挝问题，那他就应该自己去同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打交道，直接同他们讨论问题。周恩来总理解释说，尼克松对于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见不表示热心，因为如果同西哈努克亲王见了面，那就意味着朗诺政权会马上垮台，而尼克松还不想看到它垮台。印度支那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决不会放弃他们的主权；而中国人的观点是这样的：美国应该承认，抵抗运动领导人才是他们各自人民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为他们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美国的傀儡们则并不代表人民的愿望。尼克松总统应该首先决定同抵抗领导人谈判。第二，他应该认真对待他们的要求，因为那些要求都是合法的。第三，中国奉劝美国不要干涉印度支那人民。

　　“走开吧！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周恩来对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们中国人忠于我们对正义和与一切被压迫民族团结的信念，将给予印度支那人民一切必要的援助他们为了获得解放所可能需要的一切。我们将支持他们到底。我们决不会从这个立场后退，因此最好还是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的对话只应该讨论与中国和美国双方有关的事项。印度支那问题是你们与印度支那人之间的问题。这不是你们同我们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只告诉你们，我们认为你们该怎么做。就我们来说，我们通知你们，我们对全面支持和援助抵抗运动是决不会犹豫的。”

　　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尼克松当时的反应只是说他注意到了这是中国所持的立场。但是这个问题在讨论台湾时又出现了，因为尼克松声称，“在该地区紧张局势未减少以前”，美国军队仍将留在那里。周恩来坚持说，这个地区存在紧张局势，主要是由印度支那战争引起的。他对尼克松说：“可是你们却不准备撤出印度支那。”

　　“你们继续推行你们把战争越南化、高棉化和老挝化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是印度支那人民和他们的真正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周恩来在北京对前来访问的美国总统说，“你们继续撤出军队，但你们也在不停地轰炸印度支那人民。你们企图通过雇佣军——拿你们钱的人——来维持你们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只要印度支那战争不停止，紧张局势也就谈不到缓和，因此你们就将赖在台湾一直到死。我们说，假如你有诚意想要改善同我们的关系，那么就要停止你们对印度支那的干涉。那样一来，紧张局势也就不存在了。我们永远也不会进攻美国，你们也没有权利无限期地赖在台湾。为了使这个地区不再存在紧张局势，以便你们能够离开台湾，你们必须结束印度支那战争。这是无可辩驳的、无懈可击的逻辑。”

　　西哈努克亲王在长篇回忆录中继续写道，周恩来总理在我们谈话一开始和结束时都作了以下的表示：“我们中国人和你们印度支那人民完全团结一致。美国同我们之间的大问题是台湾。不过在台湾还没有战争，而在印度支那则仍然战火熊熊。你们的人民还在遭受痛苦。只要我们能为消除这种痛苦作出贡献，我们一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人说：‘就台湾而言，我们是能够耐心等待的。可是就印度支那而言，我们要求你们结束这场战争。如果你们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这一点是你们必须做到的。’”

　　至于说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式的会议——这是尼克松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中国不能接受这样的会议，因为印度支那的主要当事国不想开这样的会，所以中国也将依照它们的愿望行事。周恩来非常了解，越南人、老挝爱国战线党人和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的柬埔寨都根本不想开这样的会。

　　西哈努克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对我们的支持并未动摇。具体的证据是，尼克松离开后不久，中国就加快了对我们抵抗部队进行援助的步伐——这种援助本来就已很可观——答应给我们所最需要的物资还加上运送这些物资的手段。”

　　“尼克松之所以在访问北京之后又访问莫斯科，也许背后有这么一个目的：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防止我们在（美国）总统竞选前的最后一个作战季节里发动攻势。”西哈努克说，“他在1970年和1971年先后两次对柬埔寨和老挝的‘胜利’攻势都失败了，因此他一定担心1972年将会怎样的问题。如果他期望中国人会施加某种压力来阻止我们发起攻势，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在整个1971年和1972年的头几个月，中国人对我们和我们越南战友的援助都在稳步增长，而且中国对我们加强春季攻势的计划的鼓励从未动摇过。”

　　1972年3月31日，越南的天主教徒正忙于做耶稣受难日祈祷，北越人民军4个整师，在大批苏制坦克和远程大炮掩护下，突然冲过了非军事区。这次进攻的时机和规模，都使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官员为之震惊。基辛格原以为“敌人会在1月底或2月初——在尼克松总统去北京之前或访问期间——发动一次攻势”，规模也没有想到这样大。但是，直到3月中旬，还不见动静，基辛格料想北越人也许是改变了主意。他想：“可能由于北京最高级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因而逼得河内重新考虑它的战略了。也可能是由于美国飞机频繁袭击共产党据点，使敌人的攻势发动不起来了。”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最后竞认为共产党根本不会发动什么攻势了。

　　美国人完全想入非非了，几个月来，越南北方一面准备发动一次突然进攻，一面做出有可能进行认真谈判的姿态来吊基辛格的胃口。1月26日，也就是尼克松戏剧性地透露基辛格同黎德寿的秘密会晤已进行了几个月，但会谈已陷于僵局后的第二天，尼克松给河内送去了一个信息，提议重开秘密谈判。几个星期后，北越接受了尼克松总统的建议，表示3月15 日以后哪一天都可以。基辛格马上提议3月20日，河内同意了。但是，到3月6日，北越就开始拖延了，建议会晤推迟到4月15日。基辛格答称，那时他正在日本；4月24日怎么样？10天过去了，河内没有答复。美国为了表示等得不耐烦，便让接替布鲁斯的威廉·波特大使，中断了巴黎例行的半公开会谈。

　　到了3月31日，基辛格终于收到了河内的回信，同意4月24日会晤，条件是例行的巴黎会谈必须同时恢复。他立即起草回信，确定在4月24日举行秘密会晤八月13日恢复半公开会谈。但是，他的信还没有来得及译成密码电报拍发出去，河内的攻势就打响了。基辛格后来才知道，早在1971年10月黎德寿得了“外交病”时，河内就已“决定诉诸武力”。

　　到了4月1日，星期六，越方的攻势扩大了。基辛格急了。尽管美国在1970年对柬埔寨境内的“共军庇护所”进行过“出击”和连续轰炸，但那些。“庇护所”依然存在，威胁性反倒比以往更大了。几千名北越解放军从那里越过边界，向南直插安禄市；另一支几千名北越军从南面的庇护区柴桢挥戈东进。

　　60公里外就是西贡，那里已经告警，但还没有陷入惊慌。基辛格博士同尼克松总统、艾布拉姆斯将军和邦克大使商量了好几次，但在军事上没有决定采取什么对策。

　　4月2日，星期日，北越军队长驱南下，进入广治省，没有经过考验的南越阮文绍的伪第三师顶不住这股压力，望风披靡，节节败退。基辛格无可奈何地得出结论说，美国正面临南越遭到“大学入侵”的局势，他又一次对越方的意图估计错了。自1968年初的春节攻势以来，北越军队对南越的进攻还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程度。这一次北越几乎出动了全部兵力，把其13个地面战斗师中的12个投入了这一进攻。越方的战略意图是：夺取1座省城，宣布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临时首都，争取外交支持，然后谈判组织联合政府，取阮文绍而代之。

　　就在北越解放军对南越美伪军发动进攻的前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也向敌人展开了进攻。3月24 日—4月4日，西原人民解放武装力量进攻了敌人的数十处基地、重要驻兵点及指挥所、后勤区域、机场、炮兵阵地和交通线，歼灭和俘虏敌军近1400人，击落、击毁敌机41架，击毁军车150辆。

　　3月30日—4月3日，治天军民向美伪发起进攻，攻占敌军多处据点，取得了出色战绩。毙俘敌军6500人，歼灭和重创敌人5个旅团，击毁和缴获大炮110门，坦克和装甲车100辆，击落、击毁飞机45架，摧毁了敌人设在东河、爱子、拉旺的全部机场和仓库系统。4月7—14日，广治人民武装又在洞翁油地区歼敌1200多人，歼灭和重创伪1个营和4个主力营，击落飞机16架，击毁坦克和装甲车33辆。

　　4月17 日—7月17日，在整个南方军民的进攻和奋起斗争高潮中，九龙江平原军民从4月初开始发动进攻，破坏敌人从康济渠至鹦鹉嘴之间的边界防线、乌明地区的100多公里内的拦阻线和同塔梅地区的多层防线。经过100天的英勇战斗，共歼灭、俘虏和瓦解敌军57000人，击落、击毁飞机130架，击毁军车150辆，击毁战斗船艇145艘，逼降和逼退了600个敌人的据点和哨所，解放了1100个村庄。

　　4月9—19日，平定地区军民歼敌3400人，俘敌370人，缴获和击毁军车84辆，击落、击毁飞机12架。

　　为了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的新高潮，越南南方各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指挥部发布如下命令：

　　——振奋决战决胜和敢打必胜的精神，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大力协助敌占区同胞，广泛地发起进攻和奋起斗争。

　　——严格执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各项政策，将“敌运”和作战紧密结合起来，大力策动敌军官兵反战、兵变、起义，脱离敌营，回归人民。

　　4月27日—5月1日，广治全省获得解放，共解放人民群众30多万，消灭和击溃了敌军以6个步兵和陆战队团、4个装甲团组成的最强的防御集团，歼灭敌人万余名，缴获和击毁大炮100门，军车近千辆，击落、击毁飞机46架。5月12日广治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并颁布了对新解放区的10项政策。主要是：废除美帝国主义和阮文绍伪政权的统治制度，实行民族和解的大团结政策，保卫革命，维护秩序和安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关心人民生活和就业，保护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设施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保障民主自由权利，尊重信仰自由，实现各教派的团结和平等，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互助等。

　　面对印支人民武装的猛烈进攻，美伪十分恐慌。4月3日，星期一，基辛格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自1969年春以来他处理危机的机构）开会。接连6个星期，这个小组几乎每天开会，有时一天两次，把各方面的原始材料集中起来，供基辛格出主意和尼克松下决心。

　　4月4日这天，白宫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项是政治的，一项是军事的。第一项决定涉及苏联。这次攻势一开始，基辛格就清楚地知道，北越人要是没有苏联提供的坦克和远程大炮根本不可能进攻南越。基辛格认为，俄国人是在支持一场轻率的军事冒险，必须通过外交途径，给予适当的警告。第二项重大决定主要是关于美国在军事上对北越进攻所作的反应。那天上午，五角大楼正式宣布，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护还留在南越的美军”。随后非正式告知记者，有一二十架B—52战略轰炸机刚离开北卡罗来纳空军基地，不远万里飞往泰国。

　　于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海空力量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加强。在北越攻势开始后的1个月内，北部湾内就集中了6艘美国航空母舰，5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关岛的B—52机群增加到近100架。泰国的乌塔堡驻有53架B—52轰炸机和224架战斗轰炸机，岘港驻有113架战斗轰炸机。到4月底，共有1000多架美国军用飞机用于作战。

　　从4月6日开始，美国不顾1968年关于无条件停止对越南北方轰炸的约束，出动了战斗轰炸机袭击非军事区以北60英里的地方。对于这种所谓“保护性反应”，美国没有作什么表白，也不强辩。穆勒海军上将当天警告河内说，除非共产党方面停止攻势，否则美国的攻击将“逐步向北推进”。这个警告毫无效果。4月7日，西贡西北的禄宁为挺进的北越军队所占领，安禄和广治郊区发生了激战。

　　4月8日，邦克大使和艾布拉姆斯将军发电向基辛格告急，说共产党方面显然是想全力搞垮阮文绍政权，这次攻势可能持续好几个月，美国海军必须大举出击，才能挡住共军。基辛格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尼克松，尼克松当即下令出动B—52飞机轰炸北越。用这种巨型轰炸机深入北越后方袭击军事目标，1967年11月以来还是头一次。4月10日，它们轰炸了非军事区以北145英里的港口荣市。

　　在此后3天里，总统的高级顾问就B—52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是否合适的问题进行了紧急辩论。赫尔姆斯向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提供了最新情报。国防部长莱尔德对轰炸不大积极，他担心国会里闹起来可能影响军费拨款。国务卿罗杰斯也不大积极，他担心战争迅速升级可能影响莫斯科高级会谈。穆勒和基辛格两人则大力主张用B—52飞机轰炸北越的首都和主要港口。穆勒的理由是，这样的轰炸很快就会使共产党无力继续在南越进攻。基辛格也认为可以使共产党受到重创，但更重要的是他急于要借此向莫斯科“发信号”，表示美国决心遏制北越的攻势，即使最高级会谈因此垮台也在所不借。

　　尼克松听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之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又要经历一番重大决策前“独处苦思”的过程了。到4月15日，尼克松决心已下。他批准了出动B—52飞机在周未轰炸河内和海防的计划，代号是“自由门廊”。他要基辛格立即把这项计划落实，目的是要摧毁北越的一部分油库，迫使河内把攻势停下来。

　　新的轰炸行动引起了国会和舆论界的责难，这是意料中的事。4月17日，《华盛顿邮报》指责说：“约翰逊以及前几任总统在过去一二十年内坚决不于的事，尼克松总统居然在一夜之间就干出来了。他派美国飞机轰炸河内郊区和海防港，并在北越近海集结一支庞大的美国舰队。他这个决定把印度支那战争推到了同苏联直接对抗的边缘。”参院外委会的成员在4月17日和18日听取罗杰斯和莱尔德两位部长的证词时谴责了这次轰炸。这两位部长没有暴露自己内心的怀疑，而是娓娓动听地赞同这次轰炸。罗杰斯除表示美国不会重新派去地面部队和不会使用核武器外，不肯排除采取其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说：“我们不打算宣布哪些事情我们不准备做。”莱尔德则更进一步警告说，美国可能在北越港口布雷。

　　然而，基辛格却不很在乎报刊上和参议院里提出的批评。他不相信这次轰炸就构成了一种挑衅，足以触发同俄国人的一场重大对抗。他胸有成竹，而批评者却一无所知的是：他即将前往莫斯科了，并在那里同俄国人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几桩重要的双边交易。

　　面对美国的狂轰滥炸，越南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抗击。4月11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美帝国主义的新的战争行动发表声明说：尼克松集团越疯狂凶恶，越将招致更惨重的失败。越南人民决战决胜，一定彻底打败美帝新的军事冒险，彻底挫败“战争越南化”政策，没有任何残暴势力和威胁能够动摇越南人民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决心。

　　4月15日夜，美军继续出动大批海军、空军对北方进行前所未有的野蛮轰炸。美海军对宜安至涂山整个沿岸实施攻击。16日凌晨2时15分，数百架美机包括数十架B—52型飞机对海防市和海防港及首都河内进行狂轰滥炸。河内、海防军民狠狠打击敌人，击落敌机15架。

　　就在这一天，4月16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全国同胞、战士发出号召书。号召书指出：尼克松好战集团的战争行动和破坏巴黎会议的顽固态度证明，其仍在推行战争政策，妄图实现侵略我国的图谋，挽救“战争越南化”政策彻底失败的厄运。号召书要求：

　　——全党、全军、全民，万众一心，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决心为祖国的独立、自由，为南方的解放事业而战斗，保卫社会主义北方，进而和平统一祖国。

　　——各人民武装力量要勇敢前进，连续战斗，杀敌救国！

　　——每一位公民要成为一个抗美救国的坚强战士！

　　——每一个企业、工厂、农场、合作社、机关、学校、街道要成为一个随时作战的战壕，粉碎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一切军事冒险行动。

　　6月27日，北方军民击落美机16架。至此，北方军民自北部湾事件以来共击落敌机3800架，其中河内军民共击落美机300架，宜安省军民共击落敌机500架。

　　且说基辛格从莫斯科一回来，就开始帮助尼克松润色行将发表的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讲话稿。4月26日，尼克松总统一上来就宣布，7月1日以前再从南越撤出20000美军，留下的只有49000人了。其次他宣布，3月23日以来，一直中断的巴黎例行和谈将于次日上午恢复，并称：“我们坚决希望，和谈恢复之后，将通过一切可供利用的渠道进行有成果的会谈，并取得迅速进展。”最后，他宣布，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将继续袭击北越，直到共军停止进攻。

　　尼克松谴责北越的措词特别强硬。他指责北越“残暴地入侵南越，显然构成一次越过国际边界的赤裸裸、无端的侵略”，“是企图把共产党政权强加于南越的孤注一掷的赌博”。在演说中，他5次提到艾布拉姆斯将军的名字。虽然白宫官员立即否认总统是要把艾布拉姆斯抬出来，以便西贡一旦崩溃时充当替罪羊，但尼克松显然担心越南问题可能成为总统大选一的沉重包袱，成为同他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命中注定”要起的“伟大作用”不相容的赘疣。他再次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他的政策，不要理睬某些批评者和国会议员提出的“立即撤军”的要求。

　　在尼克松总统发表讲话之前，基辛格向新闻记者作过两次情况介绍。同尼克松一样，他看来异常悲观，他承认，昆嵩，甚至波来古，都可能失陷。他说，不，“我们坚持要恢复1968年的谅解”；是的，“越过非军事区的共产党军队必须撤回”。但是，基辛格的本事就在于他对记者谈话时，既能忠实反映总统的情绪，又能唱出不同的调子。他强调指出，战争正处于“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关头”。他发现河内的行动有一种谈谈打打的规律，并指出，黎德寿正在回到巴黎。基辛格告诫大家说：“这并不等于说他是带着可以接受的方案来的”；但这的确说明，这次攻势“既是一个军事行动，也是一个政治行动”。

　　此后的一星期，南越来的消息继续使人感到不安。基辛格每天上午同总统碰头。尼克松忧心忡忡，他强调了越南问题在全球的重要性。他断言：“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越南的和平，还有中东的和平，欧洲的和平，而且也不只是涉及今后5年、6年或7年的和平，还可能涉及未来很长时间的和平。”

　　5月1日，越军坦克攻人广治市。阮文绍的军队在越军猛烈炮火轰击下溃散了，沿一号公路向南逃往相距只有24英里的顺化。兵败如山倒。南越伪军四散逃命，丢下坦克、枪支、装甲车和大炮。越南人民解放军开入广治时，最后一批美国顾问正在乘直升飞机撤离这座弃守的城市。人民军队在城堡上升起一面红旗，宣告大捷。广治的失陷，对西贡来说，对美国政府实现“越南化”计划的信心来说，都是当头一棒。

　　在越南人民武装胜利的进军声中，巴黎会谈恢复了。5月2日，基辛格带着尼克松的新建议来到巴黎，他认为这项建议可以作为迅速结束战争的基础，如果北越人同意停火和遣返美国战俘，美国就同意在4个月内撤离印度支那。

　　基辛格认为，这项决议是如此简单明了，黎德寿准会接受的。这无异于表示，尼克松如此急于要从越南脱身，他对河内的全部要求，就是给他发一张离境证。然而，基辛格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对手。黎德寿轻蔑地拒绝了尼克松的建议。基辛格追忆那次3小时的会议，说那是同北越人进行长期谈判中最糟的一次，黎德寿一味地“强硬”、“粗暴”，“寸步不让”。

　　“北越人不想谈判——那时候还不想谈。”基辛格说，“他们只不过是向我宣读一下他们的公开声明。为了进行这次会晤，我们花了6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多次交涉。但当双方会晤时，我们所听到的同报纸上发表的一样，完全可以把剪报邮寄给我们就行了。”

　　基辛格后来回忆道，在黎德寿读完声明后，“我就说，咱们来个战争降级和停火怎么样？对方答：‘打仗不是为了停火，打仗是为了取得胜利。’我又说，那么光是战争降级行不行？对方说：‘我们不是为战争降级而作战的。’黎德寿仗着共军广治大捷的威风，要美国帮助推翻阮文绍政权，组织不包括阮文绍在内的联合政府”。这次会晤是一大失败。基辛格又灰溜溜地回到了华盛顿。他十分担心，他谈判失败的消息加上西贡在战场上的失利，将会迫使总统采取突然行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可能因此告吹。

　　面对这种情况，尼克松列举了3种对策。一是立即撤出全部美军，可是他说这会危害世界和平。他反对这一条。二是继续谈判，谈出一种“体面的妥协”。他同意这样做，但有一个条件。他说：“要制止这种屠杀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使北越那班国际歹徒得不到战争武器。”尼克松于是就提出了第三种方针，这是他感到“不得不采取的”方针：美国对北越采取强大的军事行动。他列举出他要下令采取的措施如下：

　　第一，进入北越各港口的所有航道都将布雷，以阻止船只开进这些港口，并防止北越海军在这些港口进行军事活动。

　　第二，美军在北越内河和它所宣布的领海水域内采取适当的行动，以制止运送补给品。

　　第三，将最大限度地切断北越铁路和其他一切交通线。

　　第四，继续对北越军事目标进行空中和海上袭击。

　　尼克松接着公开了他最新的和平方案，也就是黎德寿5月2日拒绝了的那个方案。由于尼克松所宣布的军事行动非常耸人听闻，因而大多数观察家反而忽视了他这次大大降低了在越南的政治要求的意义。

　　尼克松在讲话的结尾，还专门对苏联说了一段话。他说：“让我们，让所有的大国只帮助自己的盟友进行防御，不要帮它们侵入邻国。否则，和平事业——我们双方在这一事业中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将受到严重危害。”他继续说道：“我们两国在近几个月的双边谈判中，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在限制核武器和贸易等许多问题上已接近达成重要协议。让我们不要走回头路而滑到前一个时代的阴影里去吧……我们正处于一种新关系的开端……我们准备继续建立这种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这一点，那么责任在于你们方面。”

　　白宫的电话顿时忙起来了，据新闻发言人齐格勒次日早上说：“达到了我从未见过的程度。”白宫源源不断地收到了至少22000封电报，支持尼克松决定的同反对的相比“是5或6对1”。当时，公众并不知道这些电报有许多是由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发来的。

　　显然，尼克松为了赢得从越南的“体面”撤退是准备不惜牺牲他的“莫斯科高级会谈”的。几个月后，他还津律乐道他5月8日那个决定的重大历史意义。他对一批战俘的家属说，那是“我出任美国总统以来最难下决心的一项决定”。他解释说，美国当时“面临失败，我必须选择，要么承认失败而乞怜于莫斯科，要么采取行动而力求化险为夷，我采取了行动”。

　　尼克松的布雷行动，激起了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对。中国政府重申：“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并派出海军前往帮助越南扫雷，努力确保航运的畅通。

　　欲知印度支那战局下一步的发展及基辛格在越美和谈中所起的作用，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四章　基辛格旋风

多方运筹穿梭行，行动诡秘无影踪；
为了脱身印支计，马不停蹄掀旋风。

　　被称为来无影去无踪、善于玩弄遁身术的基辛格，在越美和谈中，充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的旋风式的穿梭往来，多方运筹，为解决越南问题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美国所驱动，1972年6月5日，苏联3驾马车之一的波德戈尔内主席飞到河内。北越人尽管因苏联热情接待了尼克松而颇有“被出卖之感”，但是由于它还得依靠莫斯科的援助，因此还是耐心听取了波德戈尔内的意见。

　　波德戈尔内说话不多，却很有分量。他提出，现在是改变策略同美国进行认真谈判的时候了。他认为，这样做不会有多大风险。因为尼克松在撤军问题上看来毕竟是认真的，况且，美国采取了新立场，不再要求北越军队撤出南方了。他大概还转达了勃列日涅夫的看法，说共产党迟早将在南方取得胜利，这是谁也不能阻挡的。波德戈尔内让河内的政治局考虑他的忠告，自己飞回莫斯科了。据说，他回到莫斯科时表示，苏联将“尽一切努力使越南战争降级”，并说巴黎会谈即将恢复，苏联将促其成功。由此足见苏联已经断定，同华盛顿在贸易、贷款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方面打交道的好处很大，有必要在解决越南战争上帮尼克松一把。

　　就在波德戈尔内对河内进行游说的同一天，基辛格也在白宫鼓其如簧之舌说服上百名国会领导人，争取他们支持同苏联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甚至在总统还没有从莫斯科回国之前，就有人埋怨开了，说协议有漏洞，让苏联占了重要的战略优势。基辛格和尼克松花了整整3个小时讲述就控制核武器而达成的这些协议。基辛格讲得尤其令人信服。一时间，欢呼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推行的缓和及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声浪，压倒了国内外对其越南政策的批评。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希望，由于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成果，全国是会支持政府所提出的按照它的条件结束越南战争的倡议的。

　　几天之后，基辛格突然又于6月19日在北京出现，这是他不到1年中的第四次访问北京，大力推行美国的“三角外交”。他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待，访问了5天。

　　由于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再加上美国施加了军事压力，导致河内在6月底召集了一次研究战略的特别会议。所有北越的高级外交官，包括春水在内，都应召回国了。基辛格估计，在河内重新估量了形势之后，黎德寿很快就会带着新的指示回巴黎来进行谈判。他希望河内的立场会有重大变化，从而打破僵局，谈判成功，按照美国的意愿和条件尽早结束战争。

　　7月18日那天，人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基辛格上哪儿去了？”当时，尼克松总统在圣克利门蒂的一班人马，在加利福尼亚的艳阳天气中消磨了18天之后，他们集合在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机场，准备飞回华盛顿。在这批通常陪同尼克松的人员中，却不见基辛格。记者们纷纷就基辛格最新的这次遁身进行揣测。最后都认为他准是又溜到巴黎去同黎德寿进行秘密会晤了。

　　记者们一再就此提问，白宫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回答说：“我只能告诉诸位，他星期一（7月17日）就带着孩子飞回华盛顿了，至于亨利·基辛格现在在哪里，本人无可奉告。”第二天早上，各家报纸也都纷纷推测基辛格去巴黎了。

　　随着战争由春而夏，萧条的股票市场一直在窥探谈判有无进展的迹象，这时开始回升了。分析家们认为这是“基辛格旋风”所带来的结果，很快就称之为“基辛格股市”。

　　基辛格果然飞往巴黎了。第二天，7月19日上午10时，白宫和河内外交部同时宣布，基辛格和黎德寿正在法国首都附近进行会晤。这两个对手第一次甩掉了笼罩着这种会晤的神秘气氛。在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们会心地微笑，其实他们啥也不知道。纽约交易所的股票价格3小时上涨了18点，成交额很大。这天下(w'ww'.'F'v a 'L'. 'c'n'福'娃'小'说'下'载'站')午，白宫还发布消息说，基辛格—黎德寿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晚上电视新闻又作了详细报道。这样一来，渴望结束这场战争的全国脉搏跳动得更快了。

　　基辛格当夜赶回华盛顿。前往白宫向尼克松作了汇报。接着又返回巴黎，在8月13日、14日又与黎德寿进行了两次会晤。双方接触之频繁，异乎寻常。基辛格觉得河内态度有新变化的迹象，在8月的两次会晤中得到了证实。他认为河内战略会议之后，北越人对阮文绍的态度“缓和了”。他们早先一直坚持阮文绍必须下台，才能考虑停火的问题。现在他们突然讲起南越存在着“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和“3种政治力量”的“现实”来了。基辛格理解，承认南方存在不止一个政治组织（即共产党的临时革命政府）这一点，似乎就是默认西贡政权可以同临时革命政府并存。而“3种政治力量”的提法，指的是有可能成立一个由临时革命政府、阮文绍政权和尚待明确的“中间力量”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河内虽然表现了一定的让步姿态，但是，基辛格一时还摸不透这种变化的分量。黎德寿仍然把大部分时间（据基辛格后来说是“发言的80％的时间”）用来谴责“阮文绍及其一伙”。

　　在总统竞选进入紧张阶段之际，基辛格来去匆匆，使人越发对越南问题的解决产生希望。齐格勒的谈话又故意让人觉得突破在即，至少使人觉得这种努力事关重大，每一个美国选民理应予以支持。齐格勒不时透露一点基辛格的行踪，好像基辛格的每次出行都会把世界朝尼克松的“一代人的和平”的目标推进一步似的。人们越是渴望和平，似乎就越是需要基辛格，大家到处围着他转。他在3月14日在巴黎同黎德寿会谈之后，第二天飞往瑞士的休养小镇拉克斯一菲尔莫斯，同家人一起欢庆他父母结婚50周年。然后飞往苏黎世，换乘总统的喷气座机前往西贡了。

　　白宫宣布说：“总统请亨利·基辛格前往南越，就越南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一次全面会商，包括巴黎会谈在内。”从苏黎世前往西贡的长途飞行中，随从人员只见基辛格埋头看一本书，这可不是什么有关谈判的参考材料，而是一本新出的《梅特涅传》。《华盛顿邮报》写道：“现代的梅特涅，不读这本书又读什么呢？”8月16日，即基辛洛到达西贡的当天，黎德寿也突然离开巴黎回河内，途中在莫斯科和北京作停留。双方都在紧锣密鼓地加紧活动。

　　西贡总统阮文绍，对他的强大盟邦美国是有疑虑的。当基辛格抵达南越首都时，沿“自由路”两旁的咖啡馆里议论纷纷，说是美国和北越已经达成妥协，“将迫使南越反共领袖同共产党仇敌搞联合”。次日上午，基辛格到“独立宫”会见了阮文绍。阮文绍被称为“西贡政坛一怪”。当地的人说他能同时朝着4个方向走路。陪同基辛格的是他的助手温斯顿·洛德和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陪同阮文绍的是两位心腹顾问阮富德和黄德雅。原先只安排举行一次会谈，后来双方同意第二天再谈一次，以便进一步详细探讨几天前基辛格与黎德寿在巴黎讨论过的“两个政府、两支军队”的概念。

　　8月18日的第二次会晤持续了4个小时，仍然不见透露具体内容。西贡的权势集团越发不安起来了。一位南越参议员得出结论认为：“基辛格到这里来，一定是心里有了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包括搞掉阮文绍。”对于那些同阮文绍共命运的人来说，“基辛格象征着出卖”。虽然阮文绍信不过基辛格，基辛格对阮文绍也不完全放心，可是据基辛格的一位随从说，基辛格对这位“南越总统”倒是有好评的，说他“能够在盟邦立场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力保本国利益”。在会谈中，基辛格竭力向阮文绍解释美国外交在总统竞选期间所受到的压力，同时也再次向他保证，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当晚，基辛格离开西贡前往戴维营，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了他同黎德寿和阮文绍分别会谈的情况，并表示大选前“极有可能实现突破”。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8月21日开幕，由于缺乏刺激，还特意做了一些热闹文章。尼克松当然是“意中人”。他在北京和莫斯科取得的成功赢得了欢呼，被说成是走向“一代人的和平”的重大步骤，还宣传说，他即将实现越南问题的解决。制造这个现象，基辛格最为卖力。这位哈佛教授是外交人才，义是搞竞选的能手。8月22日，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放映了一部共和党摄制的为总统歌功颂德的影片，基辛格竟成了片中的主角。

　　当大厅里灯光逐渐暗下去的时候，基辛格在宽银幕上出现了。他向选举人讲述了他对尼克松看法的转变过程。只见他像在兜售商品似的说开了：“我跟大多数同事一样，过去也是一贯反对他的，还对他很抱成见。但是，我后来发现他其实完全不是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原来他为人明辨是非，风度文雅。自那以后，我对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了。”基辛格的这番话通过电视传给了全国的观众。

　　“他办事具有相当的英雄气概，我相信，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他对外政策的影响都是具有意义的。他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形成了一道分水岭。”这位总统顾问接着说，尼克松“想要的，也就是他已经着手做的事情，即把我们的联盟搞得更有生气，与苏联结成新的关系，逐步探索同中国人打交道的途径，以及结束越南战争”。基辛格把尼克松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共和党的与会代表连声叫好。

　　在基辛格看来，使尼克松获胜是当务之急，麦戈文如果当选，那就是一场灾难。他认为麦戈文获胜，将会使“北越人得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事后说：“要是麦戈文在11月赢了，那么，我们已经做的和打算要做的一切，就都成了纸上谈兵了。”

　　基辛格不仅作为外交能手，而且作为某种名流在这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出风头。他受到5名特工人员的悉心保护，屁股后总是跟着一群仰慕者。一天晚上，《华盛顿明星新闻报》女记者贝蒂·比尔发现，在会议大厅基辛格的包厢里，女演员露塔·李正坐在基辛格的身旁。这位神气活现的女演员不等记者发问就主动评论说，基辛格具有一种“令人倾倒的魅力”。女记者接着问道：“是谁安排你坐在基辛格身旁的？”女演员用手指了指上面说道：“上帝呗！”

　　基辛格这位风流人物，在女人眼中具有非凡的魔力。《华盛顿邮报》女记者多萝西·麦卡德尔报道过一则基辛格的轶事。有一次罗纳德·里根夫妇在佩利坎湾租用一条150英尺长的“佛罗里达”号游艇举行招待会，基辛格出席了。麦卡德尔报道说：“同往常一样，妇女们一见到基辛格就上前去亲他，并七嘴八舌地向他提问题。有个妇女对他说，她肯定认为他离开西贡后将跟另一些美国人那样，前往河内。平常对答如流的基辛格不觉一楞，他打量了一下这位女士，然后正正经经他说：‘嗅，我留着以后才去呢！’”

　　新闻界普遍认为，近年来，亨利·基辛格连交好运。就连玛丽·麦格罗里这类对他没有好感的人也不得不对他“搞大国外交方面的惊人成就”赞赏几句。采访白宫消息最能干的记者之一彼得·利萨戈写道：“亨利·基辛格不止是个能人，简直是个奇人，这可不是随便瞎说的。没有哪位总统助理能像他那样同时身兼数职，而且那么胜任愉快，那么沉着机智呢！”

　　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一结束，基辛格又行动起来了。他先飞到莫斯科去同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这是作了公开报道的；接着又飞到巴黎去跟黎德寿举行会谈，这是秘密的。9月11日，基辛格抵达苏联首都。同一天北越谈判代表到达法国首都，准备就临时革命政府刚刚发表的一项新的和平方案进行讨论。尽管国务院某些官员把这个方案斥之为“新瓶装旧酒”，可是基辛格却认为其中包含着“对方让步的重要迹象”。

　　越方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把黎德寿在七八月间同基辛格会谈中所暗示的东西写成了文字：

　　越南南方内部问题的解决，必须从越南南方存在着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和3种政治力量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必须实现民族和睦……越南南方各方必须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排斥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不把共产党政权或美伪政权强加于越南南方。

　　基辛格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第一次公开正式承认阮文绍政权的存在，“尽管他们使用了难听的字眼”。他们没有再要求以阮文绍下台作为实现停火的先决条件，而且暗示保证实行一种政治进程，即任何一方都不应企图去“消灭”对方，或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对方。

　　基辛格到莫斯科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在遭受到两次沉重打击之后，正力图缓过气来。一个打击是由于农业歉收造成严重缺粮，另一个打击是苏联军事顾问被赶出埃及，大这丢脸。虽说其中哪一个打击都不至于危及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但两个加在一块却把他整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好在尼克松并没有乘机向他进逼。美国总统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是感激的，认为河内谈判姿态的变化，部分是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基辛格同意这种看法。他倾向于把河内看作是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而不是苏联的一个顽强表现独立的盟国。

　　基辛格在莫斯科花了4天时间，探讨如何把俄国需要的粮食和贷款与美国希望结束越南战争这二者之间联系起来。这位尼克松的智囊，比较相信自己对“大国”作用的分析，他对勃列日涅夫关于北越在今后几周内“会变得更灵活一些”的保证表示欢迎。勃列日涅夫的这个估计，是根据他新近同黎德寿的谈话作出的。黎德寿在飞往巴黎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

　　为了酬谢苏联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的“通力合作”，基辛格代表美国政府答应，给予莫斯科一笔优惠贷款，可以在今后3年内向美国购买多达7.5亿美元的美国谷物，其价格保证比实际交货时的市价低得多。结果，美国的纳税者得掏钱来补贴苏联的这笔采购，美国的消费者乃至整个美国经济都受到影响。他们抱怨说：“基辛格和尼克松两人，一味搞所谓‘连环套’，只以为卖粮食便可以在政治上捞到好处，完全不考虑其它问题。”

　　美苏双方还签订了一项关于开发西伯利亚天然气的合同，两国还都为对方的商船在港口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俄国还答应让更多的美国实业家在莫斯科开设办事处。以美国政府向莫斯科慷慨提供贷款为特点的这笔交易的规模，表明了尼克松不仅对苏联在越南问题上的帮忙表示感激，而且他还想在苏美之间搞一系列合作项目，用以向克里姆林宫显示“合作比对抗好处大”。

　　9月11日，基辛格在巴黎继续与黎德寿举行会谈。黎德寿强调，不能把任何政府“强加”给南越人民。基辛格说，尽管河内的立场有所变化，但新建议中仍然要求阮文绍下台，这是尼克松总统绝对不会同意的。他还说，河内指望麦戈文当选，那是枉费心机。尼克松在目前大选之前的阶段里是最好讲条件的，大选过后，总统照例有1年的“蜜月”时期，行动可以不受什么约束。他最后解释道：“过去的事情已经证明，尼克松为了达到外交上的目标，是会不顾一切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的。……任何战争总得有个结束。目前不正是结束越南战争的大好时机吗？”

　　基辛格和黎德寿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双方确定9月26日再次会晤。在这次会晤时，越方谈判代表又搞了一个新东西。这次不是像9月11日方案所建议的那样，成立一个由“3种同等成分”组成的“临时政府”，而是建议成立一个“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仍由“3种同等成分”组成，但不具有政府职责，按“协商一致的原则”行事。基辛格认为，这个方案表明河内在政策上作了两项重大改变。第一，“委员会”显然不是联合政府；第二，“协商一致”看来保证了阮文绍对委员会磋商结果可拥有否决权。河内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方案：一方面阮文绍可以继续当政，同时也可以宣称搞成了一个3位一体的机构。这个方案对美方来说，虽不完全理想，但却为基辛格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他建议再谈一天。黎德寿同意。秘密谈判进行了38个月，双方都还是第一次真正感到，现在接近终局了。

　　9月27日上午，基辛格和黎德寿详细讨论了河内的“委员会”方案。两人还对“就地停火”达成原则协议，但在停火的范围方面却没有取得一致。基辛格坚持停火应该包括整个印度支那，黎德寿坚持停火只限于南越。尽管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但在基辛格心中却滋生了一个庞大的计划：10月下旬宣布双方达成原则协议，接着在90天之内实现停火。

　　基辛格和黎德寿同意在10月8日再次会晤。欲知下次会谈情况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五章　新的突破

重大突破喜盈盈，讨价还价仍进行；
大选之前若签字，博士可谓立大功。

　　为了压越方作出更多的让步，1972年10月5日，尼克松请一些记者到白宫来，通过发表谈话的形式，向河内的决策人发出了一个信息。尼克松说，虽然距离美国总统选举只有1个月了，但美国不打算因此就急急忙忙签订越南和平协定。

　　“如果条件不合适，我们就不准备在大选前解决。”尼克松说，“1968年正当事情有了眉目的时候，某些好心人铸成了大错，他们没有从对方得到适当的协议便贸然停止了轰炸……我再说一遍，我们在谈判桌上的立场绝不受大选的影响。”

　　作为总统的顾问，基辛格最了解其中的含义。尽管尼克松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口气很硬，实际上他最希望在11月7日大选日之前能达成一项“过得去”的协议。

　　1968年，尼克松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投身竞选时，曾经许愿在4年之内实现和平，现在只剩下4个星期的时间了。他怎能为此不着急呢？明眼人一听就知道，他讲这番话的用意，无非是向越方施加压力，吊吊对方的胃口。

　　就基辛格来说，他对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前景一直持乐观态度。他刚刚收到北越谈判代表黎德寿给他打来的一份电报，答应要在下次会晤时作出“很大努力来结束战争”。基辛格认为现在解决越南问题的时机是再好不过了。他说：“目前的形势是：苏联濒于饥荒；中国实在担心苏联可能在边境动手；保守派的美国总统对连任满怀信心，因而可以从容接受一项解决办法。这真是不可多得的良机啊！”

　　有人批评基辛格是在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一项破产的政策服务”，而基辛格却不以为然。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不认为这个政策破产了。这是个公众道德问题。”

　　“实际上，这场战争所造成的一个悲剧是，对这些问题在道德上的错综复杂性，我们已经丧失了理解能力。”基辛格说，“要对在越南战争中阵亡的5万将士的母亲说，打这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这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何况我们不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反而要把我们的对手扶上台。这是有违我们的初衷的，因为我们当初正是要竭力阻止他们得胜啊！”

　　基辛格继续说：“在道义上，我们有责任给南越人一个机会；然而，我们没有义务永远呆在那里，永远支撑他们兔遭倾覆，因为要是那样做，我们就永远陷进去了。但是，我们要是一会儿说‘我们是你们的盟友’，一会儿又说‘我们现在要把你们丢给狼吃了’，那也是不行的。”

　　“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对法国作了什么贡献呢？”基辛格说，“他愿意撤出阿尔及利亚，但要做得好像这是法国主动采取的一项政策，以便保全法国的一点面子……这是戴高乐的一大功绩，而不是说阿尔及利亚必然会是这个结局。”

　　“我们要撤，那是没有问题的。”基辛格说，“问题在于他们不让我们撤。他们要我们现在还呆在那里，不让我们走。”

　　“也许我们在越南实现的和平，会使对我们有意见的人认为是合理的，而其他人也不至于觉得有失体面。但这我们还没有做到，要是做到了，我们就能使大家的信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使人们相信领导美国的不是罪犯，也不是傻瓜，而是严肃认真的人。”基辛格说，“当前的这场大辩论，同四五十年代的那几次不同。那时大家都认为大方向是一致的。例如，不管对杜勒斯多么不满，但大家并不真正认为他违反了我们的道德准则。我们不同意他的做法；我们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同一件拿。而现在呢，在我们所陷进的这场战争中，取胜毫无意义，失败则无法忍受。因此我们必须从中解脱出来，我们不干，别人也得干，总之非这样干不可。”

　　基辛格最后对记者们说：“不管结局如何，我国在这场战争中总不免大触霉头。我们现在只盼摆脱这场战争时能保住一点面子。但愿我们能通过主动采取的一项政策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溜之大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讨论过程中使全国恢复一定的团结。”

　　基辛格之所以对记者作这样长时间的谈话，主要是动员社会舆论来为他的和谈服务。虽然美国广大人民反对继续在越南进行侵略战争，但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还是存有不少阻力的。

　　记者招待会举行过之后，第二天，10月9日上午，基辛格就飞往巴黎同黎德寿继续举行会谈。这是基辛格为谋求达成一项关于越南问题的协议而作的第19次横渡大西洋之行。在头几个小时的谈判会上，双方重申了各自的立场。黎德寿对阮文绍政权进行了攻击，重申民族解放阵线9月11日的建议，要求战争在军事解决之前必须先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美国是一贯拒绝这种主张的。看来，黎德寿是在试探虚实，基辛格则不为所动，双方坚持不下。黎德寿对下一步如何走，有点犹豫，遂建议休会两个小时。

　　在休会期间，基辛格一面在朗布依埃寻幽访古，一边在盘算黎德寿为何要求休会。当回到谈判会场时，这个谜解开了。原来，黎德寿向基辛格提出一项“关于在越南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9点决议之前，需要向河内最后请示一下。基辛格认为，越方的这个建议是“重大突破”。河内破天荒第一次表示了愿意把战争的军事方面同政治方面分开来谈，从而接受了基辛格的“双轨”办法，即军事方面的问题由美国和北越解决，先宣布停火，接着撤退美军和归还美国战俘；随后，由南越的敌对各方设法达成政治解决。

　　黎德寿的建议是以协定草案的形式用英文写的，这“9点建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美国尊重1954年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二、“协定签字后24小时内”在越南南方实行停火，美国“在60天之内”把全部美军从越南南方撤走。

　　三、“在撤走美国军队的同时”——也就是说在60天内——释放各方“被俘和被监禁的全部人员”。

　　四、“成立一个包括3种同等成分的取名为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的政权机构以便督促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共和国政府履行已经签订的各项协定并组织普选。”

　　七、各方保证“尊重老挝和柬埔黍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各方还保证“不使用柬埔寨和老挝的领土来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八、美国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整个印度支那的战后建设事业作出贡献；河内和华盛顿之间将建立平等互利的新关系。

　　九、这项协定从签订时起生效。

　　基辛格反复研究了这个草案，没有看出有什么破绽，只是发现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停火只限于南越而不包括柬埔寨和老挝。第二，在立即成立一个“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来监督停火的问题上，草案写得含糊不清。基辛格认为，必须成立一支人员足够的国际部队，以便在停火后立即用来防止双方在停战后的初期不稳定阶段大肆抢占地盘。不过，基辛格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总的来说，河内已经作了重大让步，为美国体面地撤出印度支那和归还美国战俘（也许在圣诞节前）打开了大门。

　　基辛格当即请示白宫，并被授权抓紧时间，与北越代表继续谈判。第二天，10月9日，双方谈了16个小时。10月10日又谈了16个小时。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气氛中，分歧大部分得到了解决。基辛格和黎德寿实际已初步商妥了具体步骤的时间表：1972年10月18日，美国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布雷；10月19日，基辛格和黎德寿在河内草签协定文本。在此之前，基辛格将去西贡争取阮文绍同意协定草案。10月26日，两国外交部长——罗杰斯代表美国，阮维帧代表北越——在巴黎正式签署协定；10月27日，南越全境实行就地停火。

　　这时，谈判以及制订具体步骤的时间表，进展之快，令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不管怎么样，眼看就要同北越达成协议了，基辛格显然有点得意忘形起来，他竟然对西贡出席巴黎和谈的代表封锁起消息来了。他只向西贡代表泛泛地介绍了谈判的进程，而有意隐瞒了双方已经交换协定草案并商定了具体步骤时间表这个关键性的情况。基辛格一心以为自己有办法对付西贡——堂堂大教授还对付不了一个调皮学生？基辛格已经辛辛苦苦地同北越人谈了3年多了，眼看离总统选举只剩4周的时间，这时他一心只盼拍板成交，“大功告成”。

　　10月11日，双方又就协议草案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讨价还价。而就在这一天，美国飞机轰炸了河内，法国外交代表机构被炸毁，法国大使皮埃尔·苏西尼负重伤致死。国际舆论哗然。法国提出了抗议；美国反战群众斥责尼克松用炸弹进行谈判。人们担心，巴黎会谈也可能因为这一炸而破裂。黎德寿私下对基辛格表示了不满，基辛格赶快给白宫和五角大楼打电报，争取到了暂停对北越首都的轰炸。他们俩人总算渡过了这一危险关头，仍按原定计划搞外交文件。双方都抱有希望，高潮即将到来，停火确实已在眼前了。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基辛格同黎德寿趁着手下的人逐字逐句核定协定草案的时候，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倾心的谈话”。他们谈到了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基辛格对北越的英勇不屈的精神称赞了一番，并保证美国将帮助河内医治战争创伤。他甚至还热情赞扬了黎德寿的坚韧性以及在同意“双轨”谈判方式时所表现 的现实主义态度。这两位外交家互相保证维护他们商定的各项原则，决不让任何“未定因素”阻碍实现停火，阻碍越南人民日后的和解及重建疮疾满目的家园。

　　10月12日，基辛格飞回华盛顿，当面向尼克松汇报，他的工作受到了总统的赞扬。

　　10月17日返回巴黎，就一些未了问题，继续与河内代表进行商谈。这次随从基辛格来巴黎的，有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沙利文，他是美国国务院在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高级专家；另一位是国务院法律顾问乔治·奥尔德里奇。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基辛格对协定草案进行逐章、逐条、逐句、逐字地进行审议。关于第八条释放南方政治犯问题，春水坚持要全部释放，但遭到美方的反对。基辛格就此指出，必须取得阮文绍的同意，谈判才能圆满结束。如果春水一定要得到最大好处，到头来只会遭到阮文绍最大限度的抵制，整个协定就会有落空的危险。然而，春水毫不让步，他指出，河内极其重视迅速释放全部政治犯的问题。显然，这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一项重要要求。

　　这场激烈的讨价还价是在一个时限下进行的。基辛格已告诉春水，他当晚要动身去西贡，就签订协议问题进一步征求阮文绍他们的意见。欲知基辛格在西贡的活动情况及阮文绍对协议的态度，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章　阮文绍作梗

和谈激怒阮文绍，暴跳如雷瞎吵吵；
痴心妄想保总统，从中作梗罪难逃。

　　为了求得越南停战协定尽快签字，基辛格可谓是“马不停蹄”，地进行活动。1972年10月18日晚上抵达西贡新山一机场。他打算在南越只呆两天。他自以为满有把握说服阮文绍同意协定草案，结果却是出乎意料地遇到了麻烦。阮文绍集团处处作梗，死乞白赖地阻挠协定签字。

　　基辛格为了向这位忧心忡忡的南越总统兜售自己的主张，纠集了一大批人来帮腔。这批人中有：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陆军参谋长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他曾任驻越美军司令，一向大力主张推行“越南化”计划）、新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诺埃尔·盖洛海军上将（刚从夏威夷飞来）、接替艾布拉姆斯在南越遗缺的弗雷德里克·韦安德将军，以及美驻韩国大使菲利普·哈比卜，此人1965年至1967年在西贡任职，后担任出席巴黎和谈的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

　　基辛格在冯克宽街38号邦克的官邪设立自己的指挥所。那是西贡的一条林荫道，然而到处是铁丝网、沙袋和美国宪兵。这个高级美国代表团抵达西贡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而此时此刻的北越首都却出现了一派节日气氛。据几天前抵达河内的美国《新闻周刊》高级编辑阿诺·德博什格拉夫说，成千上万的人列队游行，敲锣打鼓地祝贺打下了自战争开始以来“第四千架美国飞机”的高射炮手们。

　　10月18日这天上午10点，德博什格拉夫前往总理府，同范文同总理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内容广泛的谈话。谈话是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范文同说：“谈判现在处在极重要的阶段……我们是有诚意的……和平解决办法必须对双方都是公正的，而不是为了达到暂时的政治目的。我们不允许也一定反对那样做。但是，我们决不会说不合时宜的话来损害在目前达成一种愉快的结局。”

　　这时，范文同显然是为了提高河内的谈判地位，撇开了黎德寿和基辛格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内容，说了一些后来严重妨碍基辛格在西贡“施展手段”的话。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阮文绍是否可以“作3方联合政府中的西贡政府一方的一员”？范文同明知不会搞联合政府，阮文绍将继续当政，但是他回答说：“局势的发展已把阮文绍抛到后面去了，现在局势正在按照它自己的道路发展。”这句话暗示那位南越总统连作为联合政府的一员都不配，他已经被抛弃了。双方继续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德博什格拉夫：请问关于南方有两个政府的主张如何？

　　范文同：你所有的问题都反映了目前局势的发展，必须承认目前有两个政府，各管各的地区。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人人都必须尊重这种状况。

　　德博什格拉夫：是先停火而后美国撤军，再由临时革命政府同西贡政权直接谈判吗？

　　范文同：这就是当前的事态发展，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那时的局面将是在南方有两支军队和两个政府。在那种新局面下，它们必须为成立一个过渡性的3方联合政府作出自己的安排，并在美国撤军之后缓和局势。

　　德博什格拉夫不知道河内己在10月8日的秘密会谈中放弃了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因此很自然地以为很快就能找到一项解决办法，其关键是成立“联合政府”。第二天，当他再去总理府，请范文同审查谈话记录稿时，范总理并没有更改“联合政府”的提法。德博什格拉夫急于要发电报道高级人士首次透露在巴黎出现了突破的消息。不料这一消息发出之后，在西贡引起了严重的恐慌和不安。阮文绍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因此他坚决反对签订这一协定。

　　基辛格同阮文绍第一轮关键性的会谈是在10月19日上午9点在独立宫开始的。双方人员坐满了阮文绍总统的“情报室”。南越方面出席的有总统顾问黄德雅、外交部长陈文林、对外政策特别顾问阮富德以及南越驻美大使陈金凤，陪同基辛格的是邦克、艾布拉姆斯、沙利文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位工作人员。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基辛格的发言占了大部分时间。

　　基辛格把他同北越代表黎德寿谈妥的协定草案的一份英文本交给了阮文绍。他“客观”地介绍了协定的各项条款，着重强调他深信南越方面会认识到确实对他们有利的关键的几点：

　　——阮文绍不仅将继续当政，而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的一切决定，他都有否决权。基辛格说，这个委员会主要是照顾河内的面子，“并不是联合政府”。

　　——共产党现在答应遵守“某种政治进程”，也就是说，他们已被迫在可预见的将来不采取军事征服手段。

　　——作为双重保险，美国将保持在泰国的空军基地，第七舰队将留在邻近海域，以防范共产党再次进犯。

　　——协定允许美国继续向阮文绍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而美国将继续这样做。

　　——美国“有相当大的把握能同俄国和中国取得谅解，使之限制对其盟国的武器供应”。

　　——协定草案将允许美国体面地撤军，接回战俘，并支持其在西贡的朋友。

　　“现在同北越人达成协议，时机最有利。如果现在签订这个协定草案，你阮文绍就可以保留100万军队，并控制南越1900万人口中的85％左右。”基辛格指出，即使协定使共产党控制了一些分散的、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让临时革命政府在西贡派驻象征性的代表，阮文绍还是能在战后维持下去，甚至兴旺起来。但是，基辛格并没有详谈协定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对阮文绍透露先在河内草签，后在巴黎正式签订协定的时间表。

　　阮文绍听后没有表态。只答应他将研究这个协定草案。双方约定当天晚上再次会晤。且说阮文绍一回到他的“办公室”，就大发脾气，说基辛格对他不是以诚相见，因为，他已经通过他在巴黎的代表了解到，基辛格和黎德寿的会谈在10月8日已进入高潮阶段，谈判要点已从巴黎电告了他。但是，直到今天上午会晤结束之后，他才看到草案的真正文本。这使他很生气。他叫黄德雅先研究一下全文，在下午三四点钟召开一次西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

　　黄德雅是阮文绍手下最亲信的人物，年30岁，留学于美国。他是匹兹堡大学1966届毕业生。他以美国问题专家自居，是阮文绍手下的“基辛格”。他感到身膺重任，要在美国人被这场战争拖得精疲力尽，北越人乘势步步进逼的艰难时刻，“确保南越的生存”。

　　黄德雅把草案读了几遍后叫了起来：“简直糟透了！”其中特别有一点使他感到不放心。“政权机构”到底是什么意思？英文里这个词听起来没有什么害处，但在越文里却可能带有危险的涵义。他说：“我估计，共产党方面一定会把这个解释为某种‘政府’机构。”在总统府里开会的人都反对联合政府，认为“政权”摇身一变就可以成为“政府”。

　　当晚7点，双方继续会谈。阮文绍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的愤懑情绪很快就露了出来。“基辛格博士，”阮文绍质问道，“关于这个协定草案，为什么你们不预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呢？”基辛格解释说，因为这个协定事关重大，因此不放心由一般的外交信使送来或经过通常外交渠道用电报发来，他要亲自面交。

　　阮文绍对这样的解释甚为不满，接着步步进逼。“首先，这个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是个什么东西？是行政机构，还是政权机构，还是联合政府？在英文中，‘国家委员会’，这个词确实不能解释为‘联合政府’，但在越南文中意思就含混不清了。”

　　“第二，协定关于‘3个越南国家’的提法。越南北方原封不动，越南南方则分成两部分，西贡和越共分别管辖各自控制的地区。”阮文绍断然拒绝让出越南南方任何一部分的主权。他坚持认为，北越军队对南越领土的占领是非法的，完全是凭武力抢占的。决不容许用合法的协定去“批准侵略”。“你基辛格博士怎么能够同意作这样的让步呢？”

　　最后，阮文绍提出了另一个“关键性问题：协定草案中没有提到北越军队撤出南越的问题”。阮文绍声色俱厉地问道：“为什么不提？”

　　基辛格对这些问题逐一作了解释。“联合政府难办吗？”基辛格说，“不过，这个提法难道有什么实际意义？阮文绍总统拥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靠山嘛！再者，北越军队应该撤走吗？不错，这倒是个问题，可也不是什么新问题。自从1970年秋天以来，美国早已不坚持要共军撤出。再说，由于协定禁止引进替补部队，已经在南方的那些部队将会逐渐消亡的。”

　　“假如我们签订这项协定，就会显得我们荒唐可笑，”黄德雅说，“就会显得我们是向共产党投降。”阮文绍也要求基辛格“彻底、圆满”地回答他们的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基辛格同意由双方组成一个“研究小组”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小组由南越外长陈文林主持，第二天就碰头。

　　在阮文绍一伙连连质问下，基辛格心情不好，既沮丧，又焦躁。不过他还认为，阮文绍最终会回心转意的。基辛格对自己的一个下属说：“也许他得再次同各军区司令商量一下。”但是，不管怎样，基辛格同黎德寿郑重谈妥的那个时间表显然又必须修改了。基辛格用尼克松的名义向河内发了一份表示歉意的电报，建议再次推延时间表。他解释说，还需要有几天的时间，来解决若干问题。他说，他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因此，他提出了第三张时间表：10月23日，美国停止轰炸和布雷；10月24日，在河内草签；10月31日，在巴黎正式签字。河内很快作出了同意的答复，这使基辛格大大松了一口气。

　　10月21日，在北越军队和南方解放武装力量在南方全境发动了一连串进攻的形势下，美国和南越的高级谈判代表（阮文绍没有参加）在红十字街57号外交部长陈文林的住所开会。会谈正式开始前，南越外长说：“基辛格博士，我建议这次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先作一个简短的祈祷。”基辛格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接着，这位外长用英语吟诵道：“上帝啊，为南越共和国代表和亨利·基辛格博士之间举行的这次会谈赐福吧！”随之一场争论就展开了。

　　“基辛格博士，”黄德雅第一个讲话，“这是我们的清单。我们要求对协定草案作26处修改。”基辛格大吃一惊，不过他还是按捺住自己的脾气，“请讲吧！”

　　黄德雅逐一谈了分歧之点，有次要的，也有主要的。经基辛格作了一番解释之后，解决了对方大部分的问题，但是还有些问题难以说服对方。基辛格极力缩小这几个问题的份量。“关于机构的问题，”他似问似答他说，“请注意，你们是有否决权的嘛。”“在南方的北越军队？这个，咱们要现实一点，人家本来就在那里嘛。”

　　“这场战争我们打了整整15年，难道就是接受这个玩意儿吗？”黄德雅越说越有气，“这等于向共产党投降，这个协定我们不能签！”

　　会议开了3个小时，基辛格和黄德雅争执不下，于是就休会了。基辛格气急败坏地回到大使馆，他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来回走动，外衣也脱了。他焦躁不安，情绪极坏。他自以为十分符合美国和南越利益的那个赶在大选前达成协议的宏伟计划，看来是实现不了了。过去，他好歹对阮文绍还怀有那么一点敬意，这一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妈的，这家伙是什么东西！”基辛格觉得，自己已经向黎德寿许下诺言，就必须兑现，决不容许阮文绍损害他的雄图大略。

　　就在这个时候，基辛格从某处获得范文同总理同美国记者德博什格拉夫的谈话全文。由于这是个急件，《新闻周刊》准备在10月21日华盛顿时间下午6点以新闻稿形式发布供发表的部分，赶在该杂志出版之前整整一天。基辛格看罢记录勃然大怒。范文同所讲的那个“过渡性的3方联合政府”以及“局势的发展已把阮文绍抛到后面去了”那句话，他同黎德寿在巴黎的谈判中根本没有这些。沙利文也愣了，他猜想要么北越人在“耍弄美国人”，要么存在着“真正的误会”。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基辛格顿时凉了半截，感到自己身受两方面的夹攻——一方面是阮文绍抗拒协定，另一方面是范文同横生枝节，他痛感身陷重围，眼看自己的时间表吹了，那个宏伟计划也炭发可危。但是既然已朝着达成协议的道路走了这么大一段，他总得另寻出路来摆脱困境才是。他决定让阮文绍看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他要邦克打电话给黄德雅，约见阮文绍，但遭到拒绝。基辛格急了，便提出第二天上午，只由基辛格、邦克、阮文绍和黄德雅4个人在总统府会晤。事情绝对保密，时间是上午八点，行吗？黄德雅同意了。

　　10月22日清晨，南越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一个电话把黄德雅从睡梦中惊醒。“他妈的，星期天一大早就把我吵醒了。”原来，范文同对德博什格拉夫的谈话刚发表，这个官员想向阮文绍总统报告谈话内容，特别是范文同关于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将要成立“过渡性的3方联合政府”等点。黄德雅立即打电话告诉阮文绍。“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黄德雅气呼呼他说，“基辛格想耍我们啊。”“可能，”阮文绍回答说，“也可能是他自己上当了。”

　　10月22日上午8点，按约定的时间基辛格和邦克来到总统的办公室。待美国客人刚刚坐定，阮文绍就说：“我们认为，这个协定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认为，协定照目前这样写法，我们是不能签字的。……签字就等于向共产党投降，如何对得起成千上万美国和越南的阵亡将士？”

　　“我们反对意见主要有3条，”阮文绍说，“第一，我们反对那个‘委员会’，现在已经很清楚，实际上这是搞‘联合政府’。第二，我们不能同意北越军队继续留驻在我们国内。第三，我们不能接受北越人可以任意通过非军事区。总之，这个协定我们不能签。”

　　基辛格批驳了阮文绍的论点，并且提出了几个旨在消除南越人反对意见的方案。他说：“我们已竭尽所能来争取圆满结束谈判……我们是诚意的……和平解决的办法必须对双方都是公正的。”

　　“我们很了解共产党。他们无论签订什么东西都不会遵守的。”阮文绍最后向基辛格将了一军，“你基辛格怎么会同意了这样一个草案？”

　　这天下(w'ww'.'F'v a 'L'. 'c'n'福'娃'小'说'下'载'站')午5点钟，4个关键人物——基辛格、邦克、阮文绍和黄德雅——继续会谈。阮文绍一上来就向基辛格明白表示：“我们不能签订这个无法接受的协定……必要时我们将单独作战！”

　　面对这种情况，基辛格简直“气昏了”。他自言自语他说：“我在北京、莫斯科、巴黎都成功了，怎么好败在这里呢？！”

　　气氛变得愈来愈紧张了。双方到了顿足拍案的地步。宾主进行了十分不愉快的对话：

　　阮文绍：基辛格博士，你不要那么性急，否则共产党会讹诈你的，这个协定不好，我要签了，不出6个月，越南又得大流血。

　　基辛格：你们若拒绝签字，一意孤行，我们不得已时将会断绝援助。

　　阮文绍：（把脖子一拧生气他说）反正我们不签订这个协定！

　　基辛格：美国可能单独同北越签订和平协定。

　　阮文绍：（不为所动）我们宁可用我们现存力量再打6个月，死了算，决不能签这个协定！你们美国是个大户，你们对这个协定可以不斤斤计较。我就不能。一个不好的协定对你们说来无所谓。你们会在乎（留在南方的）那30万北越军队吗？

　　你们是毫不在乎的。你们打开世界地图一看，南越不过是弹丸之地，丢了有什么了不起？南越丢了对你们可能还有好处嘛……可能对你们遏止中国、对你们的全球战略都有好处。可是……我这个小小的越南人对世界战略地图没有多大兴趣……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作选择的问题，而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啊！

　　基辛格：（他眼看僵局已成，毫无办法，愤愤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到南越来了。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大的失败！

　　黄德雅：（冷扫了基辛格一眼）对此，我感到很遗憾，可是我们得保卫自己的国家啊。

　　基辛格：我只好回华盛顿去请示了。

　　阮文绍：回去后请将我们对那3条基本原则的看法转告尼克松总统，因为要是我们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我们就不接受，也不签这个协定。

　　会谈就进行到这里。基辛格握了一下阮文绍的手，对黄德雅则理也不理，气呼呼地走了。一回到邦克住所，立即向尼克松发了个特急电报，说明僵局的原委，并且当真建议，如果阮文绍继续拖延，就单独同河内媾和算了。然而，出乎基辛格的意料，尼克松竟拒绝了这个建议，不同意单独媾和——至少眼前不行——反而指示基辛格要冷静些，不要同阮文绍闹僵了，要好生安抚阮文绍，重申美国和南越仍然是盟友，要共同寻求和平。这样一来，基辛格不便自行其事了。他这才体验到了通常那种外交家授权有限的苦楚。

　　可他怎样向河内交代呢？左思右想，他决定按照尼克松总统的意思再给黎德寿发一个电报。不明言美国推翻了在10月31日前签订协定的诺言，而说遵守原定期限有困难。为了安抚一下黎德寿的不满情绪，电文可以强调美国决心迅速完成协定，同时通知黎德寿，美国将从10月25日起，在20度线以北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10月23日上午8点，基辛格来到总统府向阮文绍辞行。他希望事隔一夜，阮文绍可能回心转意。两人谈了一下各自的立场，很明显，距离并没有缩小。阮文绍交给基辛格一封给尼克松总统的信，信中阐明南越方面对协定草案的保留意见。阮文绍重申他愿意同北越达成妥协，但条件必须合适才行。基辛格则强调指出，美国仍然希望盟国和衷共济，在对各方都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结束战争。

　　一些美国报刊的评论认为，阮文绍是利用自己的虚弱性作为对付基辛格的王牌的。他知道，美国人生怕对南越方面压得太狠大急，南越整个腐败的、没有斗志的军政机构可能一下子垮台，弄得美军欲撤不能。这样一来，尼克松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那信誓旦旦的“体面的和平”化为泡影。阮文绍之所以胆敢违抗基辛格结束战争的计划，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能力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位南越总统想用这一手从美国那里弄到更多的武器、更多的援助和赢得更多的时间。阮文绍知道这次美国人确实是要走了，他希望拖住他们，越久越好，以便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加强自己的政权和军队。不仅为了对付将要来临的政治斗争，而且对付他确信必将继续进行下去的军事斗争。

　　且说基辛格出了阮文绍的总统府，直奔机场。前来采访的记者们被挡在离那架蓝白色喷气机约50米的地方。基辛格到达后，朝那些照相机方向看了一眼，稍稍停顿了一下，便走到记者们眼前。根据他的外交经验，他知道，正当全世界在期待着搞成和平协定的时候，如果他哭丧着脸，就等于宣告大事不好。所以他强装笑脸，同一个头发留得又黑又长的年轻女记者开玩笑说：“我到这里来是专门看你的。”然后他风趣地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他说：“这次西贡之行是顺利的，只要我到这里来总是有成果的。”说完，他就向记者们挥手话别，登机起飞了。

　　基辛格刚一离开飞机场，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就发表了一个“有分寸”的声明。声明说：“我们取得了进展。我们同越南政府的会谈将继续进行。在现在这个时候谈得更具体是不利于谈判的，”声明的每个字都是经过基辛格审定的。但是，黄德雅办的西贡《最新消息报》倒比较直言不讳。这家报纸的社论说：“观察家们总的印象是，由于越南方面毫不动摇地坚决维护自己的立场，越南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是在极其激烈的气氛中进行的。”

　　美国和西贡之间的矛盾，更具体他说基辛格同阮文绍之间的矛盾公开暴露了。欲知基辛格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使美越和谈继续前进，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七章　难产的协定

和平协定真难产，节外生枝出事端；
好事多磨希望在，谈来谈去终会签。

　　却说基辛格于10月23日当晚回到华盛顿后，即提请尼克松总统注意：由于实施步骤的时间表一拖再拖，河内对协定的态度可能会变卦。不过他也指出，范文同和阮文绍两人都对协定提出了一些难题，必须加以澄清和解决才谈得上签字。他由此得出结论：大选前是无法签订协定了。

　　看来，尼克松并不担心这个问题。民意测验预示他将取得大胜。大多数美国人看到过去儿周外交活动极其频繁，都以为越南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了。基辛格明白，如果赶在大选前签订协定的代价是华盛顿与西贡公开破裂，并可能因此带来严重后果，尼克松是说什么也不会同意的。

　　10月24日，也就是基辛格返回华盛顿的第二天，阮文绍在西贡电视上发表讲话，透露了他同基辛格舌战的情况。在长达两小时的电视讲话中，阮文绍情绪激动，一会儿照念讲话稿，一会儿信口而谈。他说，美国人和北越人在巴黎草拟的方案是不能接受的。他一方面承认，可能很快要在南越就地停火；同时他又强调指出，他的政府决不接受什么“联合政府”，也不同意让“30万”北越军队留在南方。他宣称：“如果搞了联合政府，不消f年工夫，遭到共产党屠杀的人将不是5000、也不是5万、50万，而是500万。”因此，“谁也不能代表我们行事，不能强迫我们服从他们的决定。”

　　在阮文绍讲话的第二天，在巴黎的北越发言人，立即发表声明，痛斥阮文绍讲话。该发言人指责阮文绍“顽固地反对和平和民族和解与和睦”；又指出：阮文绍决非单于，“美国政府无非是利用阮文绍那张嘴来推行其拖延战争和阻挠为迅速和平解决越南问题而进行严肃谈判的政策”。基辛格意识到，河内也许在策划一项惊人行动，可是猜不透是什么性质的——是军事行动，还是外交行动。

　　果然不出基辛格所料，10月26日凌晨1点46分，河内电台广播了一项2500字的政府声明，公布了越南问题的9点协定以及秘密谈判细节。河内声明透露：“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在1972年10月8日的私下会晤中有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新倡议，提出《关于结束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协定草案》。”美国方面自己承认“协定草案”是“为迅速导致一项解决办法开辟道路的一个重要和十分基本的文件”。在综述了协定的9点内容后，河内还透露说，“根据美国方面的建议”，双方商定了签订协定的时间表——美国方面后来两次推迟了时间表——规定在10月31日签订已谈妥的文件。

　　河内声明接着说：“美国方面无限期地拖延签字，借口在西贡遇到了困难，这种做法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情况。人们都知道，阮文绍是美国破坏一切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的工具。”声明指责尼克松政府缺乏诚意，并要求如期在10月31日签订协定。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声明，拉开了这场保密最彻底的谈判的帷幕，透露了基辛格在巴黎同黎德寿秘密会晤的情况，希望以此来打破僵局，逼尼克松签订基辛格和黎德寿两人在10月12日—致欢呼已经搞得“万事俱备”的那个文件。北越的一个发言人说：“大笔一挥，和平就实现了，一切就看美国拿不拿起这支笔了。”

　　面对河内的声明，基辛格、黑格和沙利文用电话同各方磋商了足足3个钟头，研究对河内这个行动怎么办。这3个越南问题谈判老手，开头以为河内想破坏谈判，但是很快就断定，河内无非是想压美国如期在10月31日签订协定。沙利文建议基辛格当天上午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主要是让北越放心，哪怕还需要推迟一些时间，美国仍然是信守10月8日那个和平方案的。

　　10月26日上午7点半，尼克松和基辛格边进早餐边商讨对策。总统同意用记者招待会的方式向北越方面打招呼，而且时间越早越好。两人商定，基辛格应该强调一个主题，即美国对协定的基本内容将维持原议，但不愿被人逼着在10月31日之前签字。基辛格要指出，还存在若干问题，虽然不是什么大向题，但也不容忽视。这些问题可以在巴黎再举行一次谈判，有三四天大概就会得到解决。尼克松没有料到，基辛格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和平在望”4个字，取得了极为良好的“宣传效果”。这使整个美国为之振奋，而且成了世界头条新闻。

　　当天上午11点35分，记者招待会就要开始了。基辛格走进了白宫新闻发布室，齐格勒、沙利文和黑格跟在后面。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大家都听到了两个越南的声音，很明显这场打了10年的战争快要结束了。”基幸格说，“我们相信和平在望了。我们相信，一项协定已经近在眼前。”

　　基辛格有时看一下那张提纲，但更多的时候是盯着拍摄他讲话实况的电视摄影机镜头，他看了看聚精会神记录他讲话的记者们，又说：“河内电台正确他讲了10月8日建议的主要内容，即构成协定的那几点。我们对他们概述的情况没有意见。但是，某些令入关注的问题和某些含糊不清之处，即华盛顿和河内之间在一个有争执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距离，即何时签订协定。”基辛格指出，河内定的期限是10月31日，虽然这一天一度曾是个实际可行的期限，但是，美国现在需要推迟这个期限。

　　“留下的问题只需再同北越代表举行一次谈判就能解决。依我看，顶多三四夭就够了，所以我们不是说要拖很长的时间。”那些令人“关注”的问题和“含糊不清”之处，经基辛格一讲，多是一些非常 具体的问题。诸如：防止北越人抢占地盘的问题；确定国际警察和监督委员会的职权问题；南越的停火如何同老挝和柬埔寨的停火联系起来的问题；北越总理同德博什格拉夫的谈话需要加以澄清的问题；与1954年日内瓦协定关于北越和南越之间的非军事区有关的技术问题，以及协定是由美越两方签署还是由4方签署等等。

　　为了向河内、西贡和美国听众传达“必要的信息”，基辛格在结束讲话时强调了以下3个要点：“在得到合适的协定条款之前，我们决不让人家逼着签署协定。（这是说给河内听的）当条款合适的时候，别人也休想阻拦我们签署这个协定。（这是说给西贡听的）本着这种态度，只要对方给予一定的合作，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很快给美国重新带来和平和团结。（这是说给美国选民听的）”

　　“这样一个协定为什么早在4年前不能达成？”在基辛格讲完上述说明之后，记者们纷纷提出这个问题。

　　“不可能。”基辛格回答说，“因为当时对方一直拒绝讨论把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分开处理的问题。美国一贯主张‘双轨方式’，即首先结束战争，然后由南越的两方共同解决其国内问题。但是北越人4年前，3年前，甚至2个月以前，都不肯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到了10月8日那一天，他们才接受了。他们一接受，双方4天内就大体搞出了一项协定草案。自那以后，我们就是根据这项协定草案办事的。”

　　基辛格重申，美国政府将信守10月8日协议，但要作某些修改。“我们一言为定，下次会谈时达成的文本将是最后定稿，今后将再不要求更动了。”他还强调说，虽然在10月31日这个期限问题上可能有过“真诚的误会”，但是哪一天签字倒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招待会在当天中午12点35分结束了。几秒钟之后，世界各大通讯社都发布了这一重要新闻。因之，“和平在望”迅速传遍全世界。美国全国上下松了一口气，战俘和军人家属欢欣鼓舞，国会一片叫好声，股票市场价格猛涨。纽约一家大报在评论中写道：“这时人们玩味着和平似到未到的又惊又喜的感受，一时忘却了这场似停未停战争的各种数字：仅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美军15000多人阵亡，11万多人负伤，美国共耗资500多亿美元，投下了360多万吨炸弹，南越老百姓死伤达60多万，南越军、北越军和越共的伤亡，那就更大了。”

　　基辛格离开白宫新闻发布室后6小时，收到了河内发来的一份电报。黎德寿建议早日恢复巴黎谈判；不过，据基辛格说，黎德寿没有提出具体日期。就他个人来说，仍希望在选举日之前搞成一个最后的和平协定，并使事情按他的原计划进行。然而，尼克松却拒绝了黎德寿的建议。有些观察家认为，基辛格发表了“和平在望”谈话之后，尼克松已经没有必要匆忙实现和平了，另一些观察家则怀疑，尼克松不仅耍了北越入，而且也耍了基辛格，让他力争取在大选前完成这件大事而在世界各国首都之间跑断了腿。人们越是期待，对尼克松的竞选就越有利，因为尼克松始终很明白，答应实现和平要比仓促签订和平协定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11月2日晚上，尼克松要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观察家们评论“总统讲话的调子是谨慎的，与基辛格的有明显的不同”。尼克松虽然也讲取得了“重大突破”，很快就可宣布“体面的和平”等，但他所预计的时间显然大大超出基辛格所许下的“三四天”。尼克松的目标是要在整个印度支那停火，虽然他明明知道基辛格一黎德寿协定草案并未规定南越停火的同时在柬埔寨和老挝也要停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单纯是用词不同而已。虽说他们两人都力求结束美国卷入印度支那，可是到11月初已越来越明显，尼克松在解决越南问题上打算要的价，比基辛格认为可能同北越谈妥的要高。有些人说，阮文绍天天在那里骂协定草案是“出卖”，这似乎重又激发了“总统冷战武士的本性”，心想河内那么迫切要求签订协定，这里一定有鬼。

　　在尼克松的亲信当中，不乏基辛格的对头，这些人热衷于夸大协定的缺点。由于种种原因，基辛格实在树敌过多。在这群官僚中间，有的嫉妒他的成就，有的不满他的飞扬跋扈，还有的干脆就瞧不起基辛格。他们不惜毁掉他“美国外交魔术师”的声誉，损害他同总统的工作关系。其中批评得最厉害的还是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他们两人散布流言说，基辛格在谈判中越出了他的授权范围，可以说是背着总统私自同黎德寿做了一笔秘密交易。假如停火垮台，阮文绍遭殃的话，基辛格显然就要成为替罪羊。

　　对于这种勾心斗角，这类华盛顿的“内幕珍闻”，河内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河内电台一味指责美国政府“在策划一个凶险、卑鄙的阴谋，妄图欺骗美国人民，破坏解决战争的努力”。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军方秉承尼克松的旨意，加紧为阮文绍输血。美国空军的巨型C一5运输机隆隆不息地飞往新山一机场，美国军运船只让西贡的码头工人昼夜忙碌——美国组织这次规模空前的海空运输，为的是要在1972年11月份的头3个星期给南越运去整整1年所需的军事物资。

　　运交的军事物资当中，有坦克、装甲车、大炮、喷气引擎、弹药和零件等1万多吨。此外，还从美国、南朝鲜、台湾和伊朗等地抽调120架F—5喷气战斗机、90架A一27轻型攻击轰炸机、30架A一1螺旋桨轰炸机、30架C—130赫克里士运输机、20艘AC—119炮艇和270架直升飞机。一夜之间，西贡简直就有了一支占世界第4位的空军力量，拥有2000架飞机。美国在千方百计地加强西贡的实力地位，基辛格也希望阮文绍得到足够的装备之后，对停火协定的态度能放灵活些。

　　尼克松在加紧为阮文绍运送军火的同时，也在长时间地与基辛格商讨，制定谈判“最后”阶段的政策。他们把有争议的问题分成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主要问题包括：

　　——力求承认非军事区为分隔北越、南越的不可侵犯的边界，非军事区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规定是“在举行统一越南的普选”前的“临时性的界线”；

　　——要求北越象征性地撤出若干军队（早先的一个方案是要求北越从南越最北部的两个省撤出35000人以换取南越军队做“相应的裁减”）；

　　——力争停火适用于整个印度支那，而不仅限于南越；

　　一一要求有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在停火时在场，并须有足够的数量以阻止和监督任何大规模违反协定的事件。

　　次要问题包括：

　　——澄清“文字问题”——指越南文和英文两种文本应完全一致，以免有丝毫“联合政府”的涵义；

　　——安排所有4方出席签字仪式和签署最后文件。

　　基辛格把谈判项目的先后次序考虑好后，就与河内进行了一阵函电往返，结果在11月4日，即美国大选前3天，达成了秘密协议，决定在11月20日恢复巴黎谈判。越南问题的和谈，特别是基辛格打出“和平在望”的王牌之后，的确为尼克松帮了大忙。11月7日大选结果，不出民意测验专家所料，尼克松大获全胜。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胜利。他赢得了49个州，60％以上的选票。比之4年前是大不相同了，那时他只凭7‰的微弱多数而勉强入主白宫。两天后，尼克松单独会见《华盛顿明星新闻报》记者加尼特·霍纳的谈话发表了。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有完全的把握，我们即将解决越南问题，你们放心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新闻媒介报道了一些地方出现的和谈即将恢复的迹象。

　　11月10日，春水对法新社记者说，黎德寿即将前来法国首都；他表示，如果美国不打算对9点协议草案做“根本的”修改，那么再同基辛格举行一次会谈是可以的。法新社从河内报道说，那里正在为释放美国战俘做准备。在马尼拉，美国正在调集一批扫雷艇，准备为北越港口扫雷。在万象，梭发那·富马首相会见了老挝爱国阵线党总书记富米·冯维希。这是双方为解决老挝连绵战祸所做的首次重大努力。来自西贡的消息说，黑格将军带着尼克松的一封陈述美国新谈判立场的信件到达西贡。此行结果，将决定基辛格同黎德寿谈判时有多大的回旋余地。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阮文绍仍坚持其顽固立场，拒绝就谈判立场作出妥协。他坚持北越军队必须从南方全部撤出而不是象征性撤出，他还反对任何想以秘密谅解代替书面保证的主张。关于要求河内承认非军事区为南北越之间明确的分界线这点，他也毫不让步。他还排除了西贡在南越任何部分放弃主权的可能性。黑格再次强调，尼克松总统决心在对得起南越和美国双方所做的巨大牺牲的情况下才接受那个协定；接着又婉转表示，假如同河内谈成了这样的协定，美国觉得自己就可以签字了，不管西贡同意不同意。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后来说道：“冰山正沿着自己的流向前进，在西贡不管怎么谈，都改变不了这一切。”

　　11月11日黑格离开了西贡。随后，美国大使馆宣布，他同“南越总统”的会谈是“友好的和建设性的”——言下之意还存在着问题。南越外长陈文林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与西贡的立场已“接近了一些”——言下之意是双方仍然有很大的距离。尼克松对阮文绍的态度并不感到惊讶，他重申应该把阮文绍的要求向黎德寿提出，但不要让这些要求阻碍达成协议。

　　黎德寿在11月17日抵达巴黎。他接见记者时，指责美国违反了在10月31日签署协定草案的诺言；要求美国在协定上签字，并遵守已经达成的条款，否则美国就要面临外交惨败、战火复燃的局面。

　　基辛格在11月19日晚回到了巴黎。他在机场对记者们说：“总统派我来进行谈判，他希望这是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谈判。给我的指示是本着和解、克制、善意的精神进行会谈，需要在这里呆多久就呆多久。”有个记者问他：“明天上午的会谈在什么地方举行？”基辛格笑了笑说：“我已经做了布置，决不让人盯我的梢。我决不让闹得像演马戏似的。”

　　第一次谈判在11月20日上午10点开始。双方先说了一番客套话后，基辛格把阮文绍的最低要求摆到了桌面上，并且没有等黎德寿来得及加以拒绝就指出，这是阮文绍的要求。接着他又提出了尼克松的要求，指出这是总统的最低要求。基辛格肯定是想要让河内的代表看到，两者是不同的。接着基辛格提出了一件他当时认为“主要是技术性的事情”。他向黎德寿提出了一张各种各样“议定书”的长单子，其中包括如何安排和保证就地停火，如何建立一支“有足够力量的国际监察部队”及时开赴现场，以尽可能减少任何违反协定的行为。黎德寿对基辛格所提的议定书清单未作具体回答。前两次的会谈未取得任何进展。

　　到了11月23日，双方又举行会谈，气氛相当紧张。按一位美国外交官的说法，“这次谈得糟糕透了”！鉴于美方“步步进逼”，黎德寿也提出了他原己放弃的要求，定要阮文绍政权下台。基辛格大惊。黎德寿接着痛斥西贡的各项具体要求。他指责阮文绍所坚持的南、北“两个越南”的主张，而提出搞“3个越南国家”——除北方外，把南方分为阮文绍控制区和共和临时政府控制区两部分。同时，他强调“越南人民是一个整体”——这一声明排除了把非军事区作为边界的可能性，而使河内有自由通过的权利。最后，黎德寿收回了他早先作的一个让步。他说，象征性地撤出北越军队（原来是为促进达成协议的一个善意表示）现在“谈不上了”。

　　这样一来，好像10月的突破是一场空了。从此，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基辛格警告说：“尼克松总统停止对北越20度线以北的轰炸，是希望谈判能认真地进行！”言下之意是轰炸随时可以恢复。黎德寿拍着桌子厉声反驳说：“10月31日的期限过去了，你们的选举也举行了。依我们看，战争是可以继续打下去了！”

　　基辛格问黎德寿：“你们为什么要改变立场？”

　　黎德寿怒气冲冲他说：“这要问你们自己！我们方面是认真谈判的，是美国方面出尔反尔，节外生枝，提出了一大套新的要求。越南人民渴望和平，如果美国坚持战争，我们决心奉陪到底！”

　　基辛格不敢把黎德寿的反警告看作是空洞恐吓而等闲视之。这种警告立即使人联想起那惊心动魄的景象：共军发动新攻势，美国恢复轰炸，西贡又要大闹一场，国会再次开动起来，要求用立法手段制止战争，而不让基辛格继续争取用“外交手段”结束战争。

　　谈判看来一时陷入“绝境”。基辛格原以为到周未，即一二天内，就可以把最后文件谈妥。现在看来，迅速达成协议是不行了。他生怕这样一来有人会指责他10月26日那个“和平在望”的诺言完全是临近大选时搞的一个大骗局。很明显，基辛格需要得到新的指示，黎德寿也需要向河内请示。于是，这天两人唯一的一致意见是宣布休会，第二天的继续会谈已经毫无意义了。

　　第二天，11月25日，河内《人民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对基辛格在巴黎谈判中所持的态度从根本上提出了质问：“难道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吗？难道要求对整个问题从头再谈一遍吗？难道想玩弄拖延谈判的花招，以掩盖强化和延长战争、继续追求变相的军事胜利吗？”

　　在西贡方面，见巴黎会谈出现裂缝则暗自高兴。南越代表阮富德奉阮文绍之命，直飞华盛顿要求与尼克松总统举行最高级会谈。这一建议被拒绝了。尼克松郑重地向阮文绍的使者解释说，一旦他认为协定是合适的，美国就打算签字，“不管你们参加与否”。美国总统警告阮富德说，如果阮文绍决定要单独打下去，他就“要冒失去美国援助的危险”，或者是由总统作出决定，或者是由国会通过法案。尼克松说，美国的援助对南越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基辛格所说的“你们如果不签字，就要自取灭亡”。尼克松重复了黑格曾对阮文绍提出的警告：只要基辛格能在12月15日前结束谈判，美国将签署协定。

　　阮文绍在尼克松那里碰壁后，仍不死心，11月30日，他指使自己的心腹黄德雅出面“建议南北越直接谈判，继续对美国施加压力。黄德雅控制的《最新消息报》的社论说：“中间人只是在和谈的初期才是重要的。现在中间人插进来只会浪费时间，并且有引起误解的弊病。共产党方面想保留这种中间人；这是因为，如果达成一项含糊不清的协议，他们就可以大加利用。共产党人必须明白，没有西贡越南共和国的同意，他们休想达成任何停火协议。”社论转弯抹角地指的是，阮文绍可以用以下办法牵制住尼克松：南越可以始终不理停火呼吁，继续打下去，使停火不可能实现。

　　在越南问题上，基辛格受到了两面夹攻，左翼指责他“欺骗”，右翼攻击他“出卖”，这使基宰格感到筋疲力尽，难以应付。

　　12月2日，基辛格对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透露说：“我曾抱有这样的幻想，也许我们能够完成这次和平谈判，而不至于心力交瘁，但这可能只是奢望。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心力交瘁的事啊。”

　　12月4日，越美代表继续在巴黎会晤。在一幢有百叶窗的石砌两层搂房里，河内代表一上来就重申他在上次会晤结束时所持的强硬立场。黎德寿要求阮文绍必须下台，河内没有义务撤出任何部队，更谈不上撤出所有的部队。黎德寿还强调必须立即释放南方的政治犯，否则将影响到整个协定。这是再次含蓄地威胁要扣住美国战俘不放。总之双方顶了牛，弄得基辛格一筹莫展。此时此刻，战争在越南仍在激烈地进行。北越部队用火箭对新山一机场进行了4年来最猛烈的一次袭击。美国飞机继续大肆轰炸共产党的供应线和阵地。

　　就在那天下(w'ww'.'F'v a 'L'. 'c'n'福'娃'小'说'下'载'站')午，12月5日，基辛格和黎德寿继续举行秘密会谈。这次会谈稍有进展，气氛也有所缓和。黎德寿放弃了他以前时而提出时而放下的要阮文绍下台的要求。关于全国委员会的“文字问题”也再次得到了澄清，排除了作“联合政府”解释的可能性。再次肯定了北越军队可能象征性地撤出。在若干问题上恢复了黎德寿原先在10月8日协议中所作的保证。当晚基辛格打电报给尼克松说，星期六前也许能达成协议，如果要由罗杰斯国务卿在最后文字上签字——罗杰斯当时正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组织外长会议——就应该通知他在12月8日晚前赶到巴黎。此时，指定双方专家就协议文槁做进一步的核对。

　　12月11日，开始了极度紧张的一周。基辛格在塞纳河畔纳伊会晤黎德寿时，立刻提出17处新的“文字改动”问题。黎德寿拒绝了，而是再次提出他以前曾经提过的那个问题，即要求释放在南方的全部政治犯。他再次含蓄地威胁说，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与释放美国战俘的问题可能要联系在一起。双方都认识到，这事关系重大，这样联系起来可能会葬送谈判。

　　基辛格避开这一爆炸性问题，而端出了星期六仍未解决的非军事区问题。黎德寿根本就不愿谈非军事区问题。为了使谈判不致告吹，基辛格又使出了一招。他抛出了阮文绍最近提出的一个建议——交战4方，包括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全部在停火协定上签字。黎德寿愤怒地拒绝了这个主张，不承认这位“总统”有任何合法地位。河内以嘲笑的口吻把他斥之为美国的傀儡。这就使谈判又回到了这场战争的实质这一基本问题；争夺对南方的政治控制。

　　基辛格无法说服黎德寿接受固定的非军事区。他无法劝阮文绍在主权问题上对临时革命政府作丝毫让步，甚至在签字仪式问题上都无法说服越南敌对双方达成妥协，最后，他在“议定书”问题上陷入了“十足的僵局”。

　　12月14日上午，基辛格交给尼克松总统一份关于巴黎谈判的第一手报告。在以后的两天中，他们两人几乎商量了8个小时。为了通过外交行动结束战争，基辛格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得到总统的全力支持。那天中午，两人作出了第一项重大决定。尼克松向河内发了一个措词强硬的电报，警告说，72小时内必须恢复“认真谈判”，否则就……尼克松在“盛怒之下”，随时准备恢复轰炸，在对河内进行威胁的同时，决定警告阮文绍，白宫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度的，如他再反对，“总统而不是国会就要断绝援助”。

　　在作出上述两项决定后，尼克松又派基辛格去向政府高级官员吹风。在48小时之内，基辛格分别同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海军上将、副总统阿格纽以及白宫直接有关人员介绍了他对巴黎谈判的看法，并传达了“总统关于恢复轰炸的考虑”。

　　第三天，12月16日，基辛格奉总统指示，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公众说明巴黎会谈出现的波折。他向记者们解释了为什么和平还是著明若暗。他提到“总统”不下14次，暗示今后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尼克松。基辛格强调说：“我们没有能达成一项总统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协议。”既然他与黎德寿相约要保密，为什么又把谈判情况公开出来呢？对此，他解释说：“总统决定，我们不能使美国人民蒙在鼓里。”

　　12月17日，下午三四点钟，这时尼克松限河内72小时开始“认真谈判”的最后时限已过。于是尼克松动用B—52，下令对北越恢复大规模密集轰炸，包括在河内和海防地区首次使用这种巨型轰炸机。尼克松不仅想摧毁北越人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而且想把他们炸回到谈判桌上来，按照尼克松的逻辑，他是“以炸求和”。

　　轰炸一开始，黑格就带着尼克松总统的最后通碟来到西贡。如果阮文绍坚持阻挠签订协定，美国就单独同北越靖和，同时断绝对南越的一切军援和经援。黑格是12月18日到达西贡的，呆了不到48小时就离开南越。这时，北越很大一部分中心地带遭到破坏。阮文绍虽然对恢复轰炸喜出望外，可是他自己在接到尼克松的勒令后，也觉得事情不好办了。有人说：“阮文绍不想当吴庭艳第二，他想保命啊！”他在给尼克松的一封长信中，对若干关键问题作了让步。他说，他准备同意北越部队留在南方，同意让出一点主权给临时革命政府。他将接受基辛格的保证，即全国委员会不会成为联合政府。

　　在以后的12天里，美国飞机在尼克松的命令下对北越的轰炸越来越凶。B—52机群3架一组，同时投弹。每架飞机可携带500磅的炸弹20多枚，750磅的炸弹40多枚。约有100架这种巨型战略轰炸机和500架小一点的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轰炸机，不分昼夜对五角大楼称之为“世界上最严密的防空地区”进行了轰炸。到12月30日，美国承认损失了15架B—52以及11架战斗轰炸机。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在整个12天的轰炸期间，有93名美国飞行员失踪。

　　美国对北越的狂轰滥炸，引起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震惊和反对。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强烈谴责说：“这是一种酷刑，是暴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如出一辙。”勃列日涅夫警告说，美国政府要对这些野蛮行径负严重责任，并推迟对美国的访问。中国总理周恩来警告说，美国的轰炸严重损害美中关系，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教皇保罗六世说：“局势的逆转增加了世界舆论的不满和焦虑。”曼彻斯特《卫报》发表评论说：“于这种事的人准是在狂怒之下不顾一切，或者根本不懂得自己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后果。”美国国内也是一片反对声。詹姆斯·赖斯顿评论说：“这是意气用事的战争。”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说：“这是使对方沦为石器时代的战略。”《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是“假和平之名，搞恐怖轰炸”。

　　在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的12天中，尼克松始终未向美国人民解释过为何要使用B—52轰炸机的战略，事实上，他命令所有政府机构对轰炸保持沉默。据说，基辛格曾不止一次劝总统发表广播讲话，说明轰炸的理由，但尼克松未予接受。基辛格后来在一次电视谈话中解释说：“总统当时决定，如果这次行动得手，导致达成协议，那就无需多说了；要是达不成协议，他才有必要向美国人民说明……导致僵局继续存在的全部行动。”

　　为了打破僵局，基辛格和黎德寿分别于1973年1月7日和1月6日回到巴黎。谈判一开始，黎德寿就痛斥了美国的轰炸，不过也没有关上“认真”谈判的大门。第二天，1月9日，这两位外交家着手完成协定草案的工作。本来已经解决后来又重新提出的那些问题再次解决了。临到周未，他们已经完成了基本文件。1月23日，基辛格和黎德寿在最后一次长达4小时的会谈中解决了最后几个具体问题。接着他们在中午12点半，草签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国历时最长、引起最严重的国内分裂的这场战争总算非正式地结束了。基辛格和黎德寿面带笑容从美琪饭店走出来。两人一次再一次地热烈握手。

　　1973年1月27日，美国国务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在巴黎正式签署了越南和平协定。人们要问：战争多打了3个月，包括1972年12月里对北越的大规模轰炸，究竟有什么效果呢？许多参加巴黎谈判的美国官员认为，河内方面恢复巴黎谈判并不是由于美国的轰炸，而是由于美国后来同意在基本上已于10月份拟定的协定上签字。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回顾那个关键阶段时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尴尬，我们怎么能忽然说，10月份我们不愿签的东西，到了1月份我们就愿意签了？总得找个台阶嘛！于是就搞轰炸，以便制造一种假象，好像是敌人遭到了失败，只好爬回到和谈桌旁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多么滑稽！”

　　作为美国巴黎谈判的首席代表和知情人，基辛格当然不愿、也不好透露真情，每逢谈起这一问题他总是不堪回首地对人说：“那是个非常时期，真是非常时期啊！”

　　协定签订了，战火停止了。欲知如何贯彻和落实协定的规定，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八章　停战以后

协议签订军民欢，翘首盼望十多年；
谨防敌伪搞破坏，紧握钢枪莫等闲。

　　巴黎和平协定签订的消息，确实使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战士们松了口气。指战员们个个喜形于色。战斗的目的就是要迫使敌人签订停战协定，实现越南的和平和统一。

　　这场军事行动拖得大长，持续紧张，从春季攻势到秋季攻势，战士们累得精疲力竭。各军区、各作战单位都向南方司令部报告他们所取得的胜利，与此同时也不断报来困难，缺员、缺粮、缺少弹药，特别是指战员们的极端疲惫情况。第九军区（南部西区）司令部的电报直截了当地建议南方司令部，下令部队进行休整，部队已经没有力气再打仗了！但是，阮文绍集团却非常顽固。他们虽然在战场上遭到了惨败，在谈判桌上理屈同穷，被迫签订协定，但后来又出尔反尔，翻脸不认帐。指战员们说：“在此情况下，停止行动，休息，任务完成得了吗？不！只要敌人进攻，就必须继续战斗。我们要打得他们懂得什么是革命者的意志。”

　　1973年1月28日，也就是在“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协定”正式签字的第二天，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全国同胞和战士发出号召书。

　　号召书说：巴黎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我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取得了非常辉煌的胜利。这是越南民族反对外来侵略史上最激烈抗战的非常巨大的胜利，是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并肩团结战斗、反对共同敌人的胜利，是社会主义、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力量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

　　号召书强调：越南革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胜利，但我们民族的斗争还要继续，要巩固已取得的胜利，进而取得新的胜利，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社会主义越南。号召书要求全民要竭尽全力，为保卫和建设祖国，为谱写民族壮丽的新篇章作出贡献。

　　与此同时，1月28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和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就越南南方实现全面停火发出号召，强调“有利于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的一个新阶段和新局面正展现在我国人民面前，但是，我国人民的斗争仍然困难、复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郑重宣布，我们自己将严格、彻底地履行所签协定，并为要求认真执行协定的所有条款而坚持斗争”。

　　为了表彰作战有功部队，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会议作出决定，向在过去一个时期，特别是在1972年3月30日以后的进攻和奋起斗争中取得卓越成就的30个省和地方，授予“铜墙铁壁勋章”。

　　2月2日，中央联合军事委员会4方军事代表团团长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在西贡召开。会议讨论了就地停火、从越南南方撤走美军及外国军队、排除地雷等问题。

　　为了促进举行越南南方的双边磋商，按巴黎协定的规定，解决越南南方的内部问题，由丁伯诗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与西贡政权的代表在巴黎的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首次预备会议，讨论了程序问题。

　　2月12日至3月27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分4批向美国政府交还了在过去的作战中俘虏和关押的127名军事人员和民事人员。另外还交还了一名未列入名册的军事人员。与此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嘉林机场交还第一批美国飞行员116人。其中中校10人，少校20人。

　　1964年至1973年，北越军民共俘虏美国飞行员472人。3月29日，最后一批美国飞行员107人，在嘉林机场交还给美方。

　　2月10日至13日，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博士抵达河内，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磋商战后两国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对此，基辛格在《动乱的年代》一书中写道：“1973年，我们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巩固1月27日在巴黎签字的越南和平协定。为此，我对河内进行了第一次访问，这是我的生涯中最不寻常的一次旅行。河内在印度支那发动战争，从而在美国造成了动乱，是我们凶恶敌人的国都。我到那边去是为了同北越领导人讨论严格遵守我同黎德寿所谈妥的巴黎协定问题，并在这个基础上讨论我们两国之间建立较积极关系的可能性。”

　　“2月10日，飞机在河内着陆时，我好像登上了月球一般。”基辛格说，“10多年来，美国对这场战争的十字军东征行动竟变成了一场噩梦。善于冷静地操纵这类事的河内统治者大大钻了美国当局优柔寡断的空子。经常有来自美国的反战人士前来这个号称革命正义楷模的麦加朝圣。河内成功地宣传自己是受到野蛮的外国人欺凌的无辜而和平的国家，经过它派去巴黎的谈判代表把那些谎言进一步发挥，竟使人误以为美国历届政府都不大关心和平，以至坐失良机。河内深知最重要的战场之一就在美国人民的心中，他们在这方面战果辉煌。人们对这些狂热分子不能不佩服。他们早年献身于共产主义，为自己的信仰历尽艰难，英勇斗争，勇往直前。斗争对象先是日本人，接着是法国人，最后是美国人。他们既用真刀真枪，又通过心理战把所有的敌人拖得精疲力尽。”

　　经过10年的激烈战争和拖了4年之久的谈判，终于签订了“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基辛格对协定作了如下的阐述和强调：“北越接受了西贡政府的继续存在，而这是它过去一直顽固拒绝的。协定规定：越南全境立即就地停火；剩下的27000名美军全部撤走；释放印度支那全境内的战争俘虏；禁止河内向南越渗透部队和运送战争物资；由国际监察机构监督停火，监督通过指定的口岸运入供替换的军事装备。协定中有一个条款重新规定北纬17度线为南、北越之间的临时军事分界线，禁止一切军事人员越过这条线，民间交通必须经过南、北越双方协议。河内还同意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其军队，同意不利用这两国的领土对南越采取军事行动。南越的政治解决留待越南双方以后去谈判。”

　　基辛格在河内访问期间，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进行了“严肃的对话”。“双方一谈起来，很快就发现彼此积怨甚深，只因不能够把对方搞垮，无奈何只好暂时罢手，但是互不信任，也不抱真正的希望。”基辛格说，“双方都懂得应该尽力克制自己，但是谁也不能忘怀往事，河内更难压下自己的情感，强作欢颜十分费劲，彼此都很别扭；往往一言不合马上会勾引起心头的猜疑和怨恨。”

　　在会晤中，范文同给这位美国总统助理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基辛格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中作了如下的追述：

　　“范文同引起我的注意是在1967年1月，那时他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他发表了一篇精辟的谈话，解释为什么河内能够坚信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范文同辩称，双方力量的悬殊只是表面现象；北越人准备世世代代战斗下去；美国在物质上的优势只能在有限的一段时间起作用。他们拖也可以把我们拖垮。结果证明范文同言中了，美国的军事战略帮了他不少忙。这种军事战略的声势浩大到足以损害我们的国际地位，可又因不能放手大干而难决胜负。

　　“范文同身材矮瘦，但很机警，目光炯炯有神，好像随时准备拆穿对方的诡计似的，同时意味着决不轻信大资本家的话。他站在现称主席府的那座大厦的台阶上迎接我……

　　“会见开始时相当轻松愉快，范文同和我都表示迫切希望建立一种新关系，并将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可是这位总理话锋一转，气氛顿变；巴黎协定签字不到两个星期，他就发出战争可能再起的不祥的暗示。他断言，如果新建立的关系不发展成为互利的坚实基础，那么，刚刚签字的巴黎协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稳定的局面，一段喘息时间而已’。

　　“范文同说着说着又回到他早先对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谈话的主题上来：‘我们越南人生于斯，长于斯，我们将永远在这个地区呆下去。你们远处大洋彼岸。这个事实咱们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内吗？’换句话说，他是间我们准备什么时候放弃南越？我针对北越处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地位而答道：‘这正说明尽管发生了近年的事件，我们对贵国的独立并不构成长期的威胁。，范文同与黎德寿一样，绝不肯白白被别人占了便宜，哪怕是一个哲学上的争论，他也绝不肯放过回敬的机会。他再次话中带刺地表示了河内不可改变的决心：‘我们倒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初步交锋一个回合之后，范文同和基辛格及双方人员进入正式会议室。宾主面对面坐定之后，立刻“又唇枪舌剑地干起来”。范文同讲了段“正式欢迎”的话，基辛格也针锋相对地“致答辞”。基辛格说：

　　“显然我们双方在意识形态上是互不相同的，对此无庸加以掩饰，但是我们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已证明，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彼此建立良好关系和进行合作。从长远的、历史的观点来看，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强大越南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丝毫不相抵触。我们两国之所以陷入战争，部分原因是彼此有错误的看法。我们认为这场战争是印度支那以外的某个中央机构指挥的。你们大概也从贵国历史中吸取了某些不大正确的教训，但是，不管我们目前在什么条件下行动，我们在印度支那所关心的是维护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和主权。据我们的理解，这一点并不违反贵国的利益。

　　“我觉得，对于前不久我们双方在这方面发生的事情——基辛格博士说这是一种误会——我们已经多次表示过看法。就我们来说，我认为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范文同总理接着说：“那些是过去的情况，已成为往事，为了现在和将来，我们应该从中得出某些结论，我们应该按照我们刚才在外面谈话时所提到的、而在这个屋里又继续提到的那种精神，化战争为和平……按照协定的规定，化对峙为和解……在双方都同意的基础上，并像基辛格博士刚才所说的，朝着长远的目标，建立一种新的、扎扎实实的关系。就我们来说，我们将坚决遵循这个方向，即执行已签订的协定，执行协定的全部条款。”

　　在这之后，双方又谈了经济援助和交换战俘等问题。基辛格同范文同会晤之后，就巴黎协定的前途和越美关系，作出了如下的预测和结论：

　　要想成功地把船驶过这段航程，在最好的条件下也是难乎其难的。这需要我们举国团结一致，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有目标有纪律的美国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能力在巴黎协定所包含的风险和奖励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水门事件很快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政府。

　　2月24日，在巴黎召开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监督和监察委员会4个成员国——苏联、中国、法国、英国代表团，联合国秘书长和1973年：月27日在巴黎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的4方。会议是根据协定的第十九条召开的，任务是：“确认已签署的各项协定，保证在越南结束战争，维护和平，为印度支那的和平与和平保障作出贡献。”3月1日，会议通过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定约”，出席会议的12国外交部长代表本国政府草签了“定约”。3月2日；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正式签署。关于越南国际会议定约的正式签署是继巴黎协定之后，越南人民的又一巨大胜利。

　　2月25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就美国政府和西贡政权有系统地、大规模地严重违反越南问题巴黎协定事发表声明。指出从1973年1月28日至2月24日，西贡军队违反协定近12000起，进攻蚕食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控制区；西贡政权使用警察和保安力量进行扫荡行动8000余次，以继续其恐怖和压制人民的“绥靖国策”。

　　继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声明之后，3月30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巴黎协定实施60天形势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越南南北方的战争行动，从越南南方全部撤出美国和其他同盟国军队，完全停止对越南的直接武装侵略。”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彻底停止军事卷入和干涉越南南方的内部事务，不愿放弃维护巩固西贡政权，使其成为推行新殖民主义工具的阴谋”。

　　声明揭露美国和西贡当局连续严重违犯巴黎协定的许多条款的行径。声明号召全国同胞、战士“提高警惕，团结一心，随时挫败一切破坏和平的阴谋活动”。“努力实现敬爱的胡志明主席的遗嘱，奋勇前进，努力完成建设一个和平、统一、独立和富强的越南这一光荣事业。”

　　阮文绍除了疯狂进行蚕食活动抢夺地盘外，还组织流氓、恶棍，配合宪兵、警察，对联合军事委员会和联合军事小组中正在执行任务的越南人民军军官行凶，如扔石块和脏东西，甚至使用铁棍、刀子、锤子打伤人民军官兵。面对西贡当局的这种罪恶行径，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们真正愿意停止战争，带来和平。显然，他们也毫不掩饰自己蓄意破坏协定的险恶居心。

　　巴黎协定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首先必须执行的就是停火问题。协定的第二、第三条和关于实现停火的议定书，对完全结束战争行动、各武装力量留驻原地等都有十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1973年1月28日停火协定生效后，在整个越南南方的各个战场上，枪声并没有停止。

　　就在停火协定生效时，1月28日以后，西贡当局连续出动军队进攻解放区，并先后占领越门和沙莹地区，还出动整师兵力，重新打通一号公路，抢占地盘，控制战略要地。人民军方面有力地揭露了这些违反协定的事件，要求派人调查，但美国和西贡方面故意拖延，不了了之。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情，美萩省第四号公路沿线一些村庄，1月28日前为人民军所控制，1月28日以后，西贡连续出动军队进攻，并深入解放区建立据点。由于当地人民武装怕开枪还击违反协定，致使敌人占领了这些地方，并且在会议桌上蛮横无理，硬说这些村庄本来就是他们的。

　　他们在1973年的“李常杰计划”中提出5大战略措施：第一，把蚕食和绥靖计划作为中心措施。第二，建设强大的军队和政权作为支柱，5年内使“越南共和国军队年轻化、有效化和现代化”。第三，破坏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中不利于越南共和国的条款。第四，在经济上包围封锁对方的同时，在1973—1974年恢复经济（1973—1978年长期经济计划的一部分），特别是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第五，依靠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军和空军，保持威慑力量。

　　西贡政权还加紧进行所谓“扩展领土”战役、“插旗”战役，出动步兵和直升飞机到处插旗。他们为此准备了160万面西贡政权的三条旗，越南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1973年4月6日发表的通报初步总结说：“从1973年1月28日到3月28日的两个月时间内，西贡政权共违反巴黎协定的事件达7万多起，其中包括蚕食行军19770起，炮击23000起，出动飞机对解放区进行轰炸和扫射3375起，在伪政权控制压警察搜捕行动21000多起。根据西贡的材料，到1973年10月止，他们在整个南方增设据点1180个，比1973年1月28日以前多控制7253个村庄。

　　十分明显，尽管美国和西贡政权已经在巴黎协定上签字，他们仍然毫无顾忌地按其既定计划，竭力进行“绥靖”和蚕食活动，增强其军队实力，企图改变力量对比，以利于他们独占整个越南南方。1973年3月，在南方两方代表团团长的一次会议上，西贡代表团团长余国栋中将在陷于窘境时说穿了真相：“我不赞成巴黎协定，因为它只对你们有利。”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陈文茶中将严肃地批判说：“这就清楚了，连越南共和国为履行巴黎协定而派出的代表余国栋中将都不赞成协定，反对协定，那你们违反协定和破坏协定就毫不奇怪了！”

　　这样一来，余国栋十分惊慌，连忙辩解说：“我个人不赞成……但是……因为协定已经签订，我们还是履行，没有破坏呀！”

　　众所周知，巴黎协定签订之前，美国加紧为西贡政权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弥补越伪1972年的严重耗损，并竭力为伪军提供充足的储备，一旦美军撤走，使伪军能保持强大的力量，基辛格博士曾在美国举行的几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军撤走后，越南共和国仍然必须保持强大。”巴黎协定生效后，这一工作仍在加速进行。所有这方面的情况，各国新闻界，包括美国新闻界，都作了大量报道。

　　不仅如此，美军及其仆从军虽然被迫按照协定全部撤出了越南南方，但他们却把最新式的装备、武器、军事基地、后勤仓库全部交给了阮文绍军队。

　　巴黎协定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协定签字后60天内，将完成自越南南方全国撤出美国军队和其它国家军队、军事顾问和军事人员，包括军事技术人员和与绥靖计划有关的军事人员、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事宜，拆除美国和其它外国的所有军事基地，有关停火的议定书第八条也说：“美国和协定第五条中所述的其它外国撤出时，应带走他们所有的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

　　为了保证正确履行上述各项条款，协定第三条明确指出，一俟停火协定生效，美国军队在撤军计划实施前留驻原地，其方式由4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决定。4方联合军事委员会负有配合、观察和检查上述第三、五、六条实施的任务，特别是国际委员会必须监察和监督上述各条款的执行。

　　在新山一举行的4方代表团团长的历次会议上，越方代表不断要求美国告知撤军和拆除军事基地的计划，以便派联合小组前往观察和检查。但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伍德沃特将军总是支吾其词，转移话题，一拖再拖。直到半个多月后，1973年2月16日，美方才正式同意让4方联合军事小组视察美国和南朝鲜军队撤退情况。谁都知道，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当年踏上越南国土时，都是武装到牙齿的；撤出时却没有任何枪炮，带的全是行李、用具以及在越南搜刮的“纪念品”，他们的武器、装备全部交给阮文绍集团了。

　　难怪，1975年西贡伪政权遭到彻底失败时，美国十分气恼，并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寻找一切狡诈办法给伪军增加了许多装备，到头来还是招致彻底的失败？他们在悔恨交加之余道出了真相：“我们的军队撤走时留下的数量庞大的装备和物资，加上后来增加的援助，照理说，越南共和国（西贡）军队应该有足够的力量同对方较量才对。”（见威尔登·A·布朗的《最后一架直升飞机》一书第十章结尾部分）

　　至于拆除军事基地的问题呢？美国伍德沃特将军通报说：“我授权答复你们，现在，我们在越南南方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基地了。所有基地都已在协定签订前就交给了越南共和国。目前，美军驻在越南共和国暂时借给的基地里。”真是不择手段，明目张胆的欺骗啊！

　　照道理，国际监察委员会是有足够的能力发现这些奸诈的问题，有权作出恰当的结论，谴责美伪违反协定的行径。但是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代表却偏袒美国，替美国和西贡无理争辩，必要时就使用否决权。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是格位大使，此人独断专行，为虎作伥。有一天，这位大使来到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驻地，进行“礼节性拜访”。一般礼仪性的寒暄过后，格汶大使谈到国际委员会的作用和成绩，特别是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在停火、交还战俘、美军及其仆从军撤出南方等方面的作用和成绩。所有这一切完全是有意表白国际委员会，特别是他格坟大使的工作是得力的、客观的、公正的，南方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陈文茶中将一边坚持听他讲，一边尽量完全弄懂他每句话的意思。待他讲完，陈文茶将军，特对他致了一段“欢迎词”：

　　“亲爱的格汶大使阁下，您所说的关于国际委员会在监察和监督履行巴黎协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必须采取客观立场的见解，非常对。我坦率地对你说，在我国国土上，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连绵不断的破坏性战争，关于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签订以后，仍然到处枪声不断，我们是感到十分痛心的。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越南民族那样懂得和渴望和平。越南民族为了找到真理知道怎么战斗，也知道怎么坚持。但是，大使阁下，一切事情都有其原因。请阁下允许我回顾几页过去的历史。我们的民族在1945年取得了独立。法国殖民者卷上重来，侵略我国，我们被迫战斗了9年，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重大胜利之后，才签订了日内瓦协议。那时候也有个国际监督委员会，其中就有加拿大的代表，大概阁下知道得很清楚吧？”格汶点头表示同意。

　　“然而，当时还是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对报界宣称：‘尽管法国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如果必要，美国仍将单独行动，向世界上的那个地区派遣军队。’这是《纽约时报》的一段叙述，而美国确实是这样做的。”

　　格汶举手打断了翻译的讲话，自己讲了很长一段。不过，陈文茶将军继续讲，翻译继续翻。

　　“我仅提供一个数字，让大使阁下有所了解：从1955年到1960年，美国有800多艘运输武器和各种军事装备的船只开进越南各港口，特别是帆港。在此期间，美国给吴庭艳政权提供援款达16亿美元。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这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日内瓦协议。但是，当时的国际委员会不是置若罔闻，就是替美国掩护，或者由于受到某些压力，对这种非法行为不予制止。因而，在我们越南国土上仍然枪声不断，战火继续蔓延。加拿大是当时国际委员会中的重要成员，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格汶再次无理地打断陈文茶将军的讲话，抢着讲了很长一段。但他一停，陈文茶又讲起来。

　　“今天，事情却在重演。巴黎协定签订前后，美国用轮船、飞机向越南共和国军队运送武器和装备，支持他们破坏协定，推行绥靖与蚕食政策。不仅如此，美国和其它国家军队撤走时，又把武器、物资、仓库和军事基地都交给阮文绍军队。这是明目张胆地违反巴黎协定。”

　　讲到这里，格位好像再也受不了了，他欠着身子，结结巴巴连话也说不清了……陈文茶将军只好安慰他说：“请大使冷静一点，我再讲几句就完了，就让你讲。”接着陈文茶又讲起来。

　　“这一次，如果国际委员会和4方联合军事委员会不互相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客观地、有效地采取行动，制止一切违反协定的行径，那么，我想，枪声停不下来就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了，原因何在也就十分清楚了。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大重大了，我们没有满足越南人民、加拿大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和平愿望。加拿大政府两次参加有关两个协定的国际委员会，对自己的作用作何考虑？下面，请大使讲吧！”

　　这次，格汶不再像刚才那样气势汹汹地抢着说话了，态度和蔼他说：“陈文茶中将阁下，老实说，我对日内瓦协议一无所知……那时，我不知道……那些事情，我也不关心……”接着，他把话题转到西贡的气候，和那天他为欢迎加拿大外交部长夏普访问西贡时举行的招待会。在那天出席招待会的有西贡政权的一些头面人物，美国大使邦克，还请了国际委员会和4方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各方代表团长。

　　“陈文茶中将阁下，”格汶大使说，“您果真是那天招待会上的一颗明星，西贡上空的一颗明星。”

　　“大使先生，那是一颗明星，”陈文茶说，“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正义之星，而我作为它的代表感到荣幸。”

　　“不，不，我想说是您个人的突出作用。”

　　格汶竭力避免称赞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虽然临时革命政府早已不只在西贡，而且在巴黎和世界上享有无可争辩的威望。为了反对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美国和阮文绍伪政权却提出了一条原则：在越南南方，将来永远只有一个唯一的政府，那就是阮文绍的越南共和国政府。

　　“中将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战士。”格汶接着说。

　　“谢谢大使，您过奖了。”陈文茶将军说，“的确，我们解放军战士爱祖国，爱人民，为了‘没有什么能比独立、自由更可贵的了’，舍身忘我地战斗，取得了胜利。美国和各国报纸、通讯社把我们描绘成神话式的人物……我能作为他们在西贡的代表，为正确履行巴黎协定而斗争，从心里感到骄做。然而，这个协定是他们付出多少鲜血才得来的啊！”

　　然而，和平协定虽然签订了，但枪炮声一直没有停止下来。西贡政权不仅明目张胆地进行“绥靖”、“扫荡”，抢占地盘，而且疯狂扩军备战，准备大打。据西贡报纸透露，巴黎协定签订后，西贡政权每月平均抓15000名青年，为其主力部队输送兵员，储备为数众多的后备兵源。他们把大批青年送到新兵训练中心接受训练。伪保安军和民事防卫队也大大增加。西贡参谋总部，组建了许多保安联团，代替主力部队在地方上机动作战。仅1973年上半年，敌伪在整个南方的保安营从189个增加到337个。在各大城市，敌人大力扩充警察，特别在西贡成立了许多野战警察营。美伪的计划是，继续发展伪军，使之成为一支拥有110万兵力的现代化、年轻化的强大军队，并且特别重视加强技术兵种。西贡计划把空军各种类型飞机增加到1500到1800架；把机械化部队扩大到31至35个团。

　　面临着停战后的严峻形势，河内和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他们决心严惩进犯之敌。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九章　严惩来犯之敌

“清剿”蚕食抢地盘，屡违协定更飞扬；
人民忍让有限度，下令反击敌休狂。

　　巴黎协定签订以来，南方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73年1月到4月，阮文绍集团使用各种兵力破坏和蚕食南方解放区，大肆进行“绥靖”，到处抓兵，破坏村庄，把人民群众关进“战略村”。特别是在西贡附近，敌人用推土机铲平群众的住房和庭院，砍伐树木，新建据点，派遣“凤凰”特务监视、逮捕和杀害他们称之力越共的爱国者。

　　1973年5月以后，在越南劳动党南方局、南方军委和地方各级组织的领导下，各地人民武装对阮文绍集团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还击，阻止并逐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军修建的据点被捣毁，一些敌军被迫投降，被瓦解和开小差的士兵与日俱增。阮文绍的主力部队、保安部队在遭到越并人民武装的打击后，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在各个战场上损失惨重。

　　经过坚决反击之后，战局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方面，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看到美国侵略军被挫败，伪政权被削弱，人民武装节节胜利，形势好转，个个精神振奋，信心十足，积极参加对敌斗争。在阮文绍集团方面，伪军官兵看到美国败局已定，加之长期的煎熬，产生了强烈的厌战情绪，希望和平早日到来。上面敦促“清乡扫荡”，下面就走过场，甚至有时连过场都不走，却向上级谎报军情。这种情况在团和营一级均有发生，士兵中不执行命令，开小差的越来越多。

　　形势虽然对阮文绍集团不利，但他们仗着有美国的援助，有恃无恐，继续命令部队进行“清剿扫荡”，抢夺战略要地。他们在全国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领和保住地盘，巩固军事、政治实力。敌人把重点放在第三、第四战术区。1973年3月6日，阮文绍在一次各军区司令和省长会议上说，他“把南方生死存亡的斗争责任放在了这两个地区（指第三、四战术区）、各位高级指挥官的肩上”。

　　因此，阮文绍集团不仅无视巴黎协定，而且还利用巴黎协定，利用人民群众渴望和平、民族和睦的真诚愿望，来争取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加紧进攻和蚕食行动，妄图彻底消灭解放军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越共南方人民武装部队司令陈文茶将军说：如果我们丧失警惕，右倾退缩，那么敌伪的声势和力量将越来越大，很难预料形势将如何发展。4月底以来，我们作出反应、进行还击之后，敌人的弱点暴露了，我们阻止和打退了他们的进攻。战场形势的演变对我们越来越有利。

　　在1974年7月举行的越南劳动党南方局会议上，南方局负责人范雄进一步分析了形势，强调指出：“我们提出在1975—1976年，特别要在1974—1975年旱季作出努力，夺取决定性的胜利，这符合党的21中全会决议和南方局12号决议关于在两三年内夺取决定性胜利的设想。我们必须完成雨季的作战计划，并积极做好准备，完成1975年的任务。这需要全党都做出巨大的努力。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是以最近的实际情况、局势变化的速度，特别是1974年最近4个月的情况为基础的，南方局将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区、各省检查第十二号决议的执行情况，雨季要做出努力，并以十分坚决的精神，切实力1975年旱季攻势做好准备。”

　　根据越南劳动党南方局和南方军委的要求，1974年雨季行动的主要内容是：“继续开展反攻和进攻，破坏敌人的‘绥靖计划’，扩大我方控制区，缩小敌占区，发动群众性政治运动，控制各个地区，重点是湄公河平原和城市周围地区。”

　　1974年12月18日，有南方各战场代表参加的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联席会议，在B2战场捷报频传的日子里召开了。当时整个南方战场已进入旱季第一阶段，并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在湄公河平原，敌人的“绥靖计划”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人民武装解放了许多乡、村，扩大了茶荣省的小勤、茶古、求盖，以及沿海和槟椥省的冒盖和容珍等农村根据地，解放了后江地区的兴隆军事支区和前汇地区的宣仁郡，全歼了增援兴隆的伪二十一师的1个营，重创3个营，逐步控制了金瓯角的翁独河、该头、七赫、芹首的射努运河，朔庄省的古镐河和万古河一线。在南部东区，人民武装拿下了同帅北面的十四号公路一段和洛吾制高点到鉴山地区，解放了大片乡村，围困、孤立了平绥省的怀德、性灵县城，包围了黑婆山的制高点，并消灭了西宁省敌人的一些据点。在西贡外围，西贡市武装力量和特工部队一起抓紧消灭敌人，拔除据点，消灭古芝、霍门、鹅邑、平政、南守德、隆城、仁泽等地区中敌人盘据的小片地区，并以自己的火力控制着边和机场。

　　长期以来，南越敌机从边和机场起飞，对禄宁、布多、罗果、嘎敦等解放区进行轰炸、扫射。从1973年10月到12月，人民武装在这一地区击落敌机30架。从1973年11月起，只要敌人飞机轰炸扫射解放区，人民军队就进行炮击，或者派遣特工部队对边和机场进行袭击，并焚烧他们的汽油库。

　　1973年12月2日，解放军第十团的特工人员对敌人在南方的最大燃料储存——芽油库发动突然袭击，储油罐一个接一个爆炸，烧毁成百万公升汽油，火光冲天，火焰高达百米，映红了西贡市的半壁天空。

　　南方战场开展旱季攻势仅仅半个多月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从而进一步鼓舞了全体军民的斗志和决战决胜的信心。在此情况下，总参谋部制定了1975年活动计划。该计划基于这样的认识：敌人力量削弱，士气消沉，正被动防御，尽力保住现有的地盘。人民武装正在走向胜利，但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和弱点。计划对各个战场在解放地域争取民众、消灭瓦解敌人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指标。计划还就年内人民军队的建设、物资储备等方面提出要求，以保证1975年、1976年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取得“总进攻”、“总奋起”的胜利。

　　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越共政治局在雨季就提出来的在1975、1976两年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计划。与会代表们从各自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讨论了敌我态势，以及夺取全国胜利的具体计划和打算。会上，大家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我们大打，敌伪将怎样应付？美国将如何行动？美国还敢再来干涉或施展什么阴谋手段吗？我们的革命措施怎样才是最正确的？两年的步骤应怎样安排才又及时又稳妥？1975年应该怎样办？1976年呢？激烈战争两年可不短啊，但是极端困苦的30多年已经到了最后两年……

　　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为会议作总结时说：“准备干两年，时间虽然很短，但有时也觉得很长。”范文同总理说：“什么时候敌伪垮台呢？不一定要到1976年，可能很快，而且很可能不是一步一步地垮下去。”国防部长武元甲将军说：“下决心在1975—1976年两年中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是正确的。”

　　范文同总理来回地踱着步，思考一阵，又停下来发表意见。他的脸色红润，说话刚健有力。他说：“不要用过时的老框框去思考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新阶段。按照巴黎协定规定，美国把军队撤走了。”范文同肯定地说，“今天，美国再次派兵进行干涉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派海空军支援，也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败。就是说，你给美国人摆上糖果，他们也不会来了。”他接着又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出现了南方革命的高潮。军事上、政治上都有新东西。军事暴力达到最高水平，同时又有政治暴力。八区、九区都有这样的报告，这很好。形势的发展将是很快的。”

　　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长征说：“敌人受到3种压力：我们的军事进攻、群众的政治斗争和财政经济困难。因此，敌人很快遭到削弱。敌军解决不了守住土地、控制民众同机动作战之间的矛盾。但是，今天敌军所以还能站得住，是因为还没有遭到严重损失，还有人力补充，美国还能提供巨大援助，还能保住重要的战略交通线。我们的各个方面都在强大起来，在战场上赢得了主动权。

　　1974年，我们完成了计划，如果再拿下福隆，就更雄辩地证明了我们已经强大多了。我们很难打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大量敌人，也很难打进防卫系统十分复杂的大城市。美国人还会回来吗？实际上他们还有25000名披着文职人员外衣的军事顾问。如果面临危机，他们是会干涉的。但用步兵干涉是有困难的；即使用空军和海军进行干涉，也须费一番斟酌，而且是有限度的。我们要创造条件进行战略决战，夺取全胜。”

　　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期间，B2战场天天捷报频传。最令人兴奋的是来自茶荣的消息。茶荣是一个平原省，也是旱季初期的主要进攻方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很多敌人，拔掉了许多据点，解放了许多的乡村和老百姓。参加会议的人，尤其是B2战区的代表，更是十分高兴。

　　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听了来自茶荣的喜讯后，发言说：“湄公河平原1974年12月已拔除了500多个据点，才1个月就完成了旱季6个月计划的70％。在南部东区，我军已解放性灵全县及平绥省怀德县大部分乡村。在西宁全歼伪二十五师四十九团的1个营。在福隆省，已占领福平机场，正在向福隆省会进军。攻坚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我坚信在我军猛烈打击下福隆不久就会获得解放。”

　　果然不出黎德寿所料，在他讲话两天后，1975年1月6日，人民军就完全彻底地歼灭了福隆守敌，使全省获得了解放。这一胜利标志着人民武装作战能力的提高和敌军战斗力的进一步衰弱，标志着人民军的攻坚战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说：“这是我们在南方第一次完全解放一个省。该省靠近西贡，扩大了我们在南部东区重要的根据地。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力量，也说明了敌伪尤其是美国的反应究竟如何。”

　　那么，美国人是如何看待福隆事件呢？美国出版的《南越的垮台》一书写道：“下述详细报道试图说明，1975年1月6日福隆省会的失守，是这条‘坚固的防线’崩溃的开始。许多人认为，该市的失守标志着南越开始瓦解……”

　　西贡阮文绍集团也供认，该省省会的失守是一严重事件：“共党为了考验越南共和国军队的决心，尤其为试探美国政府的反应，果真选择了一个易于得手的目标。”但他指出：“在越南战争史上，整个省落入共党手里还是头一遭。”

　　福隆刚刚失守的时候，在西贡的美国人和伪政权想了些什么和做了些什么？伪军们的心理状态又如何呢？西贡伪军后勤总局参谋长范伯华大校的一席话，正好是问题的答案。他说：“福隆激战的那些日子，尤其是福隆失守的时候，也是（伪军）总参谋部全体军官最紧张的日子。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感到惶恐不安，沉浸在忧郁和恐惧的气氛中，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这种忧虑不是因为激战就发生在西贡的大门口，也不是因为福隆的失守以及六七千军队的覆灭和瓦解，主要在于福隆失败说明共和国军队的实力……一个点受到打击就已无力应付。如果很多地方都遭到沉重打击，那将会怎么样呢？6年来实行‘越南化’战略的效果如何，福隆事件已经作了相当清楚的说明。”范伯华说，“以往，共和国军队渡过许多难关，全靠美国的救援。它充分供应一切装备，补充损耗，给予强大的火力支援，甚至补充足够的生力军。现在，面临惨痛的失败，丢掉了整个省份，尽管阮文绍多次求见马丁，要求美国干预，但美国仍然置若罔闻。（西贡）越南共和国外交部还正式发出照会，接着阮友劝将军同斯密特（美国驻越南武官处头目）直接通话，统统无济干事。这种紧迫的形势使我们极为惊慌和悲观……”

　　1975年1月8日，黎笋对会议做了总结。他说：“由于我们的进攻及伪政权自身的原因，它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走下坡路。”“美国的情况如何呢？它遭到了惨败，全球战略的失败。由于介入越南，美国力量削弱了，处境很危险。如果美国卷土重来，将会落得两手空空，失去一切。即使如此，我们还得提防。美国可能有限度地使用海空军力量。如果我们不狠狠打，不迅速打，而把战争拖延下去，那么，美国将会在某种程度上介入，挽救伪政权免遭彻底失败。”

　　“但是，有一点应该肯定，无论美国怎样介入，我们还是决心打，决心解放南方，统一祖国。我们需要自由、独立和统一。”黎笋强调说：“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方法是：进攻和奋起，奋起和进攻，三路夹攻，三种战略区，消灭敌人掌握主动，掌握支动消灭敌人，进而发起总进攻、总起义。”

　　黎笋最后说：“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有困难；但是，困难再大也要坚决克服它。为了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为了东南亚和世界和平，我们必须争取彻底胜利，我们要对我国人民负责，还要对全世界人民负责。”

　　会议于1月24日结束。南方局的干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返回前线了。一年多来，他们带领南方军民取得辉煌的胜利。仅在1974年12月到1975年2月这个阶段中，B2战场就完全解放了1个省、4个县、72个乡和489个村，解放人口584000多人，歼灭敌伪22个营，重创25个营，拔除据点1548个，击毁飞机108架，舰艇110艘，各种军车494辆，歼敌56315名，缴获各种武器12000多件。

　　尽管这些数字是很有意义的，但它还不能完全说明B2战场1974—1975年旱季第一阶段胜利的全部意义。这个胜利不仅仅是这个阶段的成果，也是继1974年旱季和雨季胜利的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

　　1974年旱季结束时，南方局和南方军委看到了敌我战场形势的变化，早就预料到这一胜利，从而通过1974年雨季和这个旱季初期的活动，推动形势向前发展。从去年旱季到这个旱季，B2战场军民知己知彼，努力进攻，奋起斗争，越战越强；力量愈强，气势愈壮。与此同时，敌伪从1974年旱季就已经开始衰败，以后，不断地遭到打击，衰败得更严重，局势无可挽回。实践证明，南方局对形势的估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越共南方局军委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队司令员陈文茶说：“1974—1975年旱季第一阶段的胜利，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敌人，了解他们的力量和活动能力；同时也有助于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实际能力、应采取的革命措施，了解我们经过1万多个硝烟弥漫的日日夜夜，在长征道路的最后阶段，已经走到了什么地方。”

　　现在战鼓已经擂响，号角已经吹起，捣毁敌伪巢穴的“春季总进攻和总奋起”开始了。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章　总攻开始了

军号高奏战鼓响，战地春花分外香；
南越军民齐踊跃，横扫顽敌凯歌扬。

　　越南劳动党中央作出决议，在1975年和1976年两年，完成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而统一祖国。为贯彻这一决议，政治局下了决心：攻打邦美蜀，解放西原，为结束长达30年激烈战争的最后阶段创造有利时机。

　　总攻开始了！

　　巴黎协定签订整整两年了。然而，在整个战场上，哪里都没有停止过枪声。虽然美国人及其仆从们都“平安地”回国了，但越南人还在流血，美国还在继续推行“战争越南化”，而不是“越南和平化”的战略。

　　“两年，多么巧合的两年啊！”正如一位抗战老战士所讲的，“日内瓦会议规定两年后进行统一国家的普选，但是协议墨迹未干，美国—吴庭艳集团就撕毁了协议。两年过去了，整个南方从来没有停止过吴庭艳军队的枪声，他们在‘诉共’、灭共的各个战役中杀害爱国者。但是，那两年与这两年有一点是根本不同的。这就是日内瓦协议签订后，我们的部队全部集结到了北方，南方只有独一无二的吴庭艳军队，他们可以随便杀戮手无寸铁的人们。巴黎协定签订后，我们的军队原地不动，在山林、平原和城市，同阮文绍的军队交错在一起。敌人无法随意违反协定而不受惩罚。他们每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都逃不脱我们人民和解放武装力量警锐的眼睛，他们的每次进攻都碰得头破血流。”

　　根据河内总司令部的规定，从1975年3月初开始进入旱季攻势的第二阶段。在这之前，B2战场的敌军有了一些变化。美伪最感痛心的是，他们投进那么多力量和金钱的绥靖活动，如今遭到了沉重的失败。特别是在人口稠密和富饶的湄公河平原，他们曾企图把那里作为最后的支撑点。1月份，敌人在建祥边境地区、迪石至河仙、泰平至金匝等地区极力进行反扑和突围，但一无所获，遭到失败。在平原地区，敌人被迫转而准备对付人民军新攻势。阮文绍集团估计，解放军将在旧历年前后发动这场攻势。在南部东区，顽伪打算集中兵力，发动“271”战役，力图夺回福隆市，由于到处挨打，无法调集足够的兵力，计划落空。

　　接着，敌人又力求夺回黑婆山。对顽伪来说，夺回黑婆山不仅对整个南部东区、西贡的防御，而且对保卫金边（朗诺政权）和整个柬埔寨，都有重要的意义。从1月20日至26日，伪总参谋部抽调伪第三军和伪第二十五师的兵力，在炮兵和飞机的强大掩护下，向黑婆山地区发动猛烈攻击。敌人出动29架直升飞机，多次进行空降，企图拼命夺回山头据点。伪军的进攻遭到人民武装部队坚决反击，损失大批有生力量，许多战斗机和直升飞机被击落。最后，敌人只得承认失败，退守西宁。

　　攻占黑婆山要地并在敌人猛烈反击下坚守住阵地，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是解放军一支精悍的小部队立下的显赫战功。1974年12月3日，这支部队从3个方向向敌人发起猛攻，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守敌处境危急，在12月底被迫弃城逃跑中几乎被全歼。黑婆山重镇，是一个具有现代化设备的重要据点，可以遥测广大地区，又是越、柬两个战场的电讯中继站。因此伪总参谋部和第三军不惜进行一场恶战，决心把它夺回来。但是，这支仅有300多人的小部队，战胜了大于自己数十倍的合成兵种部队。这是气势和力量的胜利，是聪明和机智、勇敢精神和战斗艺术的胜利，是意志和决心的胜利，是为民族、为国家的大义而忍受艰难困苦和忘我牺牲精神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整个抗美解放战争的缩影：以少胜多，以小胜大，以正压邪，才智和仁义战胜了愚蠢和强暴。更有意义的是，这次战斗发生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打掉了敌人的观测、通讯中心，使敌人耳目闭塞，便于解放军做好准备，向敌人的最后巢穴发动进攻。

　　为了应付人民武装的强大攻势，阮文绍集团在各个战场加强了防御，派遣侦探四出打听和了解解放军的情况，并紧张地恢复最近遭到重创和被歼的建制。顽伪连续向各级发出警报，说解放军将在阴历年发起进攻，接着通报将在2月14日开始，后来又说是2月20日等等。他们特别注意南部西区的章善、南部中区的建祥、南部东区的西宁、厚义和隆庆等方向。伪第二十五师大部向西宁市集中。第十八师全部调往西贡以东的春禄周围。出动伞兵和别动队，加紧搜索两贡城北郊区。

　　到2月底、3月初，阮文绍集团大体已经知道解放军肯定要发起旱季进攻高潮，于是，制定出防御计划，随时准备对付解放军的进攻。但是，他们还搞不清进攻的规模和方式，不知道打响的具体时间。他们错误地估计了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当时，敌军官兵士气低落，惊恐万状，精神极度紧张，不相信能够抵挡住解放军的攻势。伪军、伪政权乱作一团，阮文绍、陈善谦互相倾轧，阮高其野心勃勃，伺机政变，独揽大权。美国只好千方百计地扶持阮文绍，避免出现危险的政治动乱。驻西贡的美国大使马丁和中央情报局头子鲍尔格担惊受怕，紧张地进行活动，及时制止了阮高其，劝住了陈善谦，镇压了反对派，保护了阮文绍。

　　西贡的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要求赈济灾民，反对解雇工人，难民要求配给大米。妇女争取生存权利的运动也蓬勃发展。新闻界反对封闭5家对立派报纸、逮捕几十名记者。还爆发了一些游行示威、绝食斗争，要求释放政治犯，要求阮文绍辞职，成立一个能够履行巴黎协定的政府，等等。

　　顽伪丢掉福隆省和黑婆山重镇以后，西宁省受到威胁。还有许多谣言和传言，如有的说，越共将解放西宁省，把西宁市作为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首都。传言传来，该市局面一片混乱。部分居民害怕在战争中被打死，就逃到革命力量控制的农村地区，甚至逃到西贡去“避难”。高台教的首领知道伪军已无力保护他们，而且有的教堂已遭破坏，因此发表“中立”声明，要求伪政权把伪军、包括民卫队撤离“圣地”。长期以来，顽伪曾利用这个“圣地”进攻解放军。

　　在安江，和好教也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进行自卫，并在阮文绍倒台时，利用这支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

　　1975年1月30日，阮文绍下令解散和好教的保安总团，不允许“军中有军”。因此，在沙沥、建丰、隆川等地，和好教武装力量与阮文绍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阮文绍对总团进行了血腥镇压，包括一些头头在内的和好教保安总团成百人被捕。

　　进入1974—1975年旱季第二阶段，在整个南方，特别是B2战场，阮文绍集团在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混乱不堪。此时此刻正是向敌人发动全面进攻的大好时机。根据越共南方局通过的旱季第二阶段的计划，南方司令部向第四军、各师和各军区下达任务。第八军区的任务是，发动军事进攻和群众奋起斗争，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本军区所辖各省，控制、切断第四号战略公路，从西南方向包围伪首都，并参加从南面向西贡发起最后攻击，主要目标是伪警察总署。第七军区的任务是配合第六军区的八一二团迅速消灭平绥省性灵、武德地区的敌人，为第四军进攻春禄、边和、西贡创造有利条件；切断一号公路春禄至叶林段，把西贡同南部中区沿海地带隔开；切断西贡至头顿的十五号公路，并配合第四军的进攻。

　　B2战场肩负着重大责任。他们要保证进攻西贡的最后决定性的战役如期打响并取得成功。为此，必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创造一切有利条件，紧逼和围困西贡。B2战场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消灭边求、拐婆一带的敌人，扩大西宁西部解放区，开辟前进基地，以便从西线进攻西贡，并从西南方向包抄西贡，切断西贡与湄公河平原的联系。

　　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南方司令部动用了第五师和第三师。此后，为了保证西线胜利，南方司令部成立二三二兵团（相当于军）统一指挥上述两个师和当地武装力量及配属兵种。与此同时，南方司令部决定成立各翼指挥部，对西贡市内的特工队和别动队实行严密的分区统一领导，以便有效地破坏敌人的战略设施和其他重要设备。

　　按河内总司令部的规定，“N”日，即1975年3月9日夜、10日凌晨；是1974—1975年旱季第二阶段战斗打响的日子，实际上也就是整个南方发起总进攻和总起义的日子。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整个B2战场同其他战场相配合，从第六军区的山林到湄公河平原、城市、郊区；从主力军到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一致奋起杀敌。除第九军区的后江地区、第八军区的槟椥省等极少数地区开始时遇到困难、进攻速度缓慢外，其他战场都进展顺利，实现了预定计划，取得了辉煌胜利。

　　在西贡市区，市武装部队和特工部队，按照绝对保密、出其不意、保证胜利而不妨碍整个战场的作战方针，于3月8日夜、9日凌晨打响，先后拔除了敌人一系列据点。这时期，敌民事防卫队一方面由于遭到解放军的进攻，士气殆尽；另一方面在人民的感召下，大量瓦解，致使敌伪对西贡近郊的控制更加削弱。敌人在新山机场和西贡北线重点防守地区的一些据点被拔除。在守德，敌西科纳化学物品仓库被破坏，损失约40％，永标油库起火。3月20日，决胜营在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配合下，在古芝地区一号公路，击毁了有武装护送的51辆运送弹药的车队，并消灭和重创前来救援的4个连。

　　在湄公河平原，第九区的第四师，同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一起，解放了乌门运河、射努运河地区，扫除了永春公路沿线敌据点，歼灭敌援军两个营。在隆安，从3月9日开始，省地方部队第一营就消灭了边沥县的一个保安营。3月11日，第八军区的第八师全歼六叉路口据点之敌。这是美萩省同塔梅边缘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敌出动伪第七师第十团竭力反扑，于3月14日夺回该据点，但两个营被解放军全歼。当人民武装再次攻占该据点时，又全歼守敌1个整营。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三师和第五师从3月11日至14日消灭了边求、木排、安盛、茶高的敌人，全部解放了上述地区。3月20日，又攻克德惠县的拐婆，按计划打开了从西宁西部直下同塔梅的通道，控制了横贯西宁和隆安两省的万古东河西岸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就是以前美国人一提起来就担惊受怕的著名的鹦鹉嘴地区。美国人曾认为它是“越共从西面威胁西贡可怕的跳板”。为了保住它，美军曾多次对此扫荡破坏，有时进行密集轰炸和布雷，力图使这个地区变成死亡地带。

　　1970年，美伪军队曾越过该地区深入柬埔寨，开始了把越南战争扩大为印支战争的时期。如今，这一仗全部歼灭了鹦鹉嘴地区的敌人。该地区扩大到东接万古东河，南近万古西河，成为比以前稳固得多的前进基地。

　　这样，进入旱季第二阶段还不到一个月，湄公河平原军民就取得了重大战果。至3月中旬，从西贡西面的同塔梅，穿过西宁西部和北部，福隆、边和北部A战区，直到濒临东海的平绥、巴地，临时革命政府的一些重要根据地已经得到扩大，并连结在一起，成为完整和稳固的一片，这实际上已从西、北和东北三个方向完成了对西贡的包围。顽伪丢掉林同省，丢掉二十号公路，便使大功市和整个宣德孤立无援。4月4日，解放军一部在当地武装配合下，进占大功，并继续追击敌人，解放十一号公路，直逼成山机场。这样，拥有重要城市大叻的宣德完全解放。

　　3月11日，解放军攻克邦美蜀，3月19日解放了广治，3月25日解放故都顺化。为适应胜利形势的发展，3月18日解放军总司令部命令第五联区务必紧急行动，切断岘港以南的一号公路，围歼敌人，使敌军不能收缩到岘港并向南逃窜。面临有利形势，第五军区第二师和地方武装执行上级命令，坚决进攻消灭敌人，解放了三歧、旬养、朱莱，广义军民以进攻和奋起相结合，也全部解放本省。这样，岘港之敌已从陆上被解放军包围，3月29日，除了守城指挥吴光长将军泅水逃跑外，全被歼灭或被俘。这样，正如西方记者在评论中所说的：“如果南越战场是一盘棋的话，那么阮文绍已经输定了！”

　　整个南方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大超出河内总部的预料。最后决战的时刻来到了。4月4日凌晨一时，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向南方局和前线指挥部发来了如下急电：

　　3月31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军委关于3周来，特别是近期来我总进攻进展情况的报告。

　　一致认为：继九联区和南部东区大捷，解放福隆省及西原战场取得巨大胜利后，我战略总进攻实际已经开始，并于短期内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

　　我国革命正以1天等于20年的速度蓬勃地向前发展。为此，政治局决定进一步抓紧战略时机，以神速、大胆、突然、必胜为指导思想，下定决心在最短时间内，最好在4月份，发动总攻击、总奋起，不要延迟。目前，必胜和突然因素主要是争取时间，在敌人陷入慌乱衰败境地时，向敌发起进攻，各路大军更应时刻集中力量于主要目标……

　　为及时实现按上述意向制定的战略方针，须立即制定以南部东区战场现有乓力采取大胆行动的计划……中央军委主张把第三军及技术装备自B2战场迅速南调，并下令把总预备队的一个军调往南方。

　　为争取时间，不要坐等增援部队全部会齐，也应避免不合理的调动，以免延误行动时间。

　　国防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签署越共中央军委的一份长电中说：

　　当前，突然主要指的是时间，既应火速调动兵力，也须利用现有兵力及时行动，不要等兵力会齐后再行动。正是基于这一看法，政治局断定从现在起，西贡战略决战已经开始。

　　东线，以现有各师（不宜往返调动兵力浪费时间），并予必要补充，特别是技术装备，先歼伪第十八师，攻占春禄，尽速逼近边和机场。

　　最好以地方部队包围木化，该地南方主力和第八军区主力均立即集中南下，切断边沥、新安、美萩间的四号公路……

　　1975年4月7日下午，从河内直接前来B2战场的政治局代表黎德寿，抵达位于禄宁以西的南方司令部驻地。后来这里成了解放西贡战役的主要指挥部。4月9日的会议上，南方局、南方军委和B2战场司令部的负责人，南方各机关的主要干部和总司令部前指的将领都到齐了，黎德寿传达了政治局的最新决议。决议系统地分析和估计了越共第二十一中全会以来整个战场的形势，每个战场的突出变化，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并决心在雨季开始前解放南方。黎德寿说：“形势变化极为迅速，时机无比有利，因此，我们的1975—1976年两年计划可以、并且必须在几个月内完成。政治局指示：当前时间就是力量。必须神速、大胆、突然和必胜地行动起来。”

　　接着会议就工作方法和各部门之间的明确分工作出了决定。南方局、南方军委和司令部仍担当原来的任务，即指导和指挥B2战场的总进攻和总奋起，特别是具体指导西贡群众的奋起斗争。

　　进攻西贡的战役，后来，政治局根据共同的愿望，命名为“胡志明战役”，由越军总参谋长文进勇任司令员，南方局书记范雄任政委，南方武装部队司令员陈文茶和黎德英任副司令员。南方司令部各机关，如参谋、政治、后勤等的职责是：第一，仍协助南方司令部指挥整个B2战场；第二，同前指的干部和机构合在一起，成为胡志明战役的工作机关。

　　越共南方局副书记阮文灵专门负责领导群众的奋起斗争，尤其是西贡市的奋起斗争。南方局常委武文杰则负责接管西贡各单位和制定军事管制的计划和组织工作。黎德寿则以政治局代表身分，过问南方局和战役指挥部的一切工作。

　　当时指挥部所在地的禄宁森林，变得更具有历史意义了。这里，整日整夜都热闹繁忙。在残存的树木和巧妙的伪装网下，干部、战士、机器脚踏车，在一座座房子和帐篷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夜幕下，经过细心遮盖的灯光照亮了一张张笑脸，一幅幅隐藏着无数机密的地图，一台台各式新旧机械设备……这一切，都给这座南方指挥所和战役指挥部所在的神圣的森林，增添了既玄妙又现代、既紧张又严肃的色彩。

　　在B2战场按照战役计划开始对敌军实施战略分割和包围西贡的同时，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把可能集结的全部兵力集中到即将展开最后战略决战的西贡战场。各部队指战员遵照上级的紧急命令，星夜兼程，怀着火热的激情，大踏步地向南挺进，以便赶上“民族解放的盛会”。来自红河平原、第四军区的各军各师，乘坐机动车辆，日夜不停地行进在长山公路上。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补充到军区的主力部队。人民群众斗志昂扬。全国都在进军，全国都在战斗，全国都在奋起，这是何等雄伟壮观的场景啊！

　　这时，敌人由于遭到惨败而惊慌失措。伪第一、第二军基本上被消灭或击溃。但是，敌人不甘失败，慌忙纠集力量，重新部署防守第三和第四战术区。阮文绍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丢了这头保那头”的新战略，也就是按照戈文提出的计划，放弃第一、第二军防区中尚未失守的地方，撤回部队，保卫第三和第四军区的地盘。过去阮文绍曾把这个计划骂得一无是处，今天，他却把它看成是拯救其摇摇欲坠宝座的救命稻草，抓住不放了。可悲的是，已经太晚了！

　　至于美国人，事到如今仍很主观，其代表就是美国驻西贡大使马丁。据美国报刊报道，这位大使先生，在西贡政权日落西山的情况下，在答复美国参院质询时仍在“自信”地说，南越部队是在有秩序地撤离西原。而当美国国务院越南司副司长对他的乐观表示不以为然时，马丁许诺说，一年之内他将邀请副司长夫妇到邦美蜀游览观光。马丁还对自己的下属弗朗西斯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在看完了弗朗西斯从帆港发来的语气悲观的电报以后，他竟狠狠他说：“肯定是弗朗西斯的甲状腺又在折磨他了！”‘马丁大使如此自信，不是不了解事实。他经常不厌其烦地告诫在华盛顿持悲观态度的人们说，他认为丧失了南越北半部只不过是减轻了负担。因为从经济上看，从那儿得不到多少好处，而只能是徒然耗费政府的财源。剩下来的这一部分则富足得多，集中在一起，就可以更有效地保卫。就连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分析家们也持以下观点：“虽然承认丢失第一和第二军区的大部分是无可挽回的了，他们仍然认为在国内其他地方的政府军还足够强大，至少也可以守住西贡以北的防线，直到5月雨季开始。在那之后，北越的进攻必将由于气候的原因遇到困难，而政府方面则赢得了时间，重新休整和集合力量，并且可能在一个较强的态势上重开谈判。”但这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

　　鉴于南越阮文绍伪政权风雨飘摇，1975年3月25日，福特总统、基辛格博士、马丁大使和陆军参谋长、原驻印度支那美军总司令韦安德等在白宫举行高级会议，讨论越南战场局势和研究对策。会议面对一些相互矛盾的情报束手无策，不得不派遣韦安德将军去西贡，亲自对当地形势作出判断，并为阮文绍进行“有效的反抗”出谋划策。

　　3月28日，韦安德和马丁率领的一个重要代表团一起抵达西贡，并立即开始工作。一踏上西贡的土地，韦安德就将其全部精力集中在几个基本目标上。除了对形势进行调查外，他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建立一项新的拯救越南人的战略上。这项计划的关键是改变阮文绍“丢了这头保那头”的防御结构。按照这个观点，阮文绍本来希望在西贡外围建立起一道西起西宁，东至芽庄的防线。现在在解放军已深入第二军区南部的形势下，显然需要作几点调整和补充。韦安德有倾向性地提议建立一道以春禄为中心基地，西起西宁东至藩朗的新防线。由于阮文绍提不出什么方案，就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韦安德向阮文绍强调：“一定要守住春禄，丢掉春禄就是丢掉西贡！”

　　这样，为了实施新的防御计划，第一步阮文绍委派阮文全将军驻守藩朗，阮文全又指派老友阮永宜率机械化部队在那里建立了野战行营。他还在第三军区东部部署了一个装甲旅和几个别动队，以加强驻在重镇春禄的南越军队的一个师。虽然如此作了“周密”部署，表面看来似乎想坚守到底，然而阮文绍和美国人的内心都不相信能守得住。证据是，4月2日和3日，阮文绍就把他从越南人民身上搜刮到的珍贵财宝偷愉运往台湾和加拿大，以备在国外过豪华奢侈的流亡生活。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为“西贡的陷落”布置特务进行长期的潜伏活动。

　　为了让韦安德的代表团此行更有“意义”，给他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越南解放军进一步加强了攻势：4月1日解放了归仁和绥和；4月3日占领了金兰、芽庄；从北面进逼西贡，占领了十三号公路上的真城；4月4日解放了大功。另一个突出事件是，韦安德的代表团4月4日上午飞返美国向白宫汇报完成任务，4月8日晨阮文绍的独立宫遭到飞机轰炸。这是空军中尉阮成忠驾驶的F—5E飞机。他从边和机场起飞，将两枚炸弹准确地投中了伪总统府。它预告：傀儡政权垮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欲知决定性的战略决战“胡志明战役”进展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一章　胜利的凯歌

印支风雨起苍黄，决战决胜豪气刚；
摧枯拉朽如卷席，天翻地覆慨而慷。

　　1975年4月初以来，西贡政治舞台活动紧张炽烈，人民要求阮文绍下台，按照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要求实现和平。美国方面则想保住阮文绍，避免出现政治动乱，把政府扩大为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多种成分的政府，以便同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妄图以此挽救“越南共和国”的彻底失败。尽管明知毫无意义，南越的所谓“参议院”还是作出决议，要求更换领导，以“拯救国家”！

　　南越伪总理陈善谦讨好美国，唯美国之命是从。阮高其则拉拢高文园、驻春禄的伪十八师师长黎明岛和其他一些人准备发动政变。众所周知，西贡的一切，从军事计划到内外政策直至走狗之间的争斗，都是由美国主子操纵的。因此，阮高其这样干必须征得美国的同意。但是，中央情报局在西贡的头子鲍尔格严禁阮高其搞政变。这么一来，阮高其只好呆在新山一机场的私人寓所，伺机逃跑。当然，阮文绍因为有美国人撑腰，仍然可以呆在总统宝座上。他认为陈善谦是阮高其的同伙，于是，连忙解除了陈善谦的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而把自己的爪牙阮伯勤抬出来主持所谓改组后的政府。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的未日已经临近，然而这些权迷心窍的家伙，仍然死死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而那些投机分子则拼命逢迎拍马，或互相倾轧，自己向上爬。但是，他们嘴上喊的却是什么“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真是恬不知耻。

　　在解放军即将对西贡发动强攻和伪政权集团互相倾轧的日子里，美国白宫极度焦虑不安。在韦安德将军去西贡的几天里，白宫对印度支那的危险局势不敢发表任何直接的评论。但是到了4月3日，当西贡周围发生激战时，福特总统就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向报界发表声明，对阮文绍急急忙忙从西原撤退表示不满，还说正在考虑撤出在越南的6000名美国人。谈到这个最微妙的问题时，他按自己对战争权限法的理解，明确他说明他有权使用武力协助美国人撤离世界上任何一个发生战事的地区。

　　福特总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非偶然。因为除了西贡周围的紧张局势外，美国还要对付即将降临在柬埔寨的“灾难”。在过去的几天中，金边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白宫最后决定将驻在那里的美军全部撤走。

　　4月12日，美国驻金边大使迪安卷起美国国旗，乘上飞机，赶在马丁之前溜走。早在4月初，柬埔寨伪政权的头目朗诺已假借出访之名，逃往美国。4月17日，英雄的高棉人民革命力量解放了柬埔寨的国土。这是长期以来唇齿相依的两个战场间一场绝妙的协同作战。

　　美国人实施“大鹏撤退行动”，乘直升飞机逃离金边的同时，在西贡的撤退速度也日益加快。到4月7日，在新山一机场起降的美国运输机数量骤增，每天约有一打C141运输机来来往往，数量较少的C130飞机则夜间降落接运物资。从一开始，在克拉克空军基地与越南之间进行穿梭飞行的运输机，主要是为撤退美国武官处人员及其家属服务的。

　　但是，就在这十分紧急、危难的时刻，在华盛顿，当局的头面人物正在为向阮文绍提供7.2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一事争论不休。他们把这笔援款当作一服“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国务卿基辛格一派想提供最大限额的援助，而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一派则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南越已经失陷了，“死狗不能再当活狗喂了”！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解放军按既定计划实行对西贡的战略包围。“N”日即4月9日，切断西贡以西四号公路、进攻对西贡和第三战区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头号关键据点春禄的战斗打响。在西线，原计划用二三二兵团攻占木化市，然后沿十二号公路，以一个合成兵种部队进占自丐礼至新协一段的四号公路，会同第八军区第八师消灭伪第七、第九师。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南方司令部担心进攻力量不足，如果敌人集中兵力固守，则会被较长时间地阻滞在木化。因此，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改变计划，遂令解放军第五师在牵制柬埔寨边界敌人的同时，即携带火炮急速穿越沼泽地带，到新安一边沥地区切断四号公路，扫清该公路以北碉堡系统，开辟控制四号公路的前哨阵地，并在必要时封锁该路。后来的几天，第五师重创了伪第七师的一个步兵团和一个装甲团，攻下了大小80个碉堡，解放了四号公路北侧、万古西河及波波运河沿岸的大片地区，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在东线，4月9日夜和10日凌晨，第四军的第七师和第一师以及第七军区不满员的第六师进攻隆庆省会春禄。部队勇猛的进攻，在许多地方突破了春禄防线，迅速向市中心发展。4月10日7时40分，攻击部队把红旗插上了省长官邪的屋顶，并占领了诸如警察局、美国顾问生活区、中央情报局机关驻地、别动队驻地和火车站等重要地点。战斗十分激烈，盘踞在军事小区的敌人急忙调集伪十八师及保安团、别动团和装甲团的残部死守并连续反击。就在4月10日，敌人用直升飞机将一个伞兵旅空降在春禄市郊，紧急支援伪第十八师，为他们打气。至4月15日，他们已向该地增派了两个海军陆战旅，1个别动联团，第五师的1个团，8个炮兵营和两个装甲坦克团。

　　在战斗的头几天，阮文绍集团已经在这里使用了主力的50％，炮兵的60％。第三军的几乎全部装甲车和相当于1个总预备队的伞兵和海军陆战队也全部调往这里。敌人还使用空军的密集炮火直接支援他们的陆军和装甲部队进行反击。他们还使用了两种最有威力的炸弹：气浪弹和窒息弹。这两种炸弹是用来摧毁森林、在林中开辟直升飞机起降场并进行大规模杀伤的。这是自1973年以来伪军飞机第一次使用这种炸弹。可以说，伪军为了守住春禄，使用了一切手段和可能集中的全部力量。也许他们对他们的美国主子韦安德在制定最后防御计划时强调的“丢掉春禄，就丢掉西贡”这句话感到十分害怕，才这样干的。

　　顽伪竭尽全力死守春禄这个最后战略防御线上的中心要地，或许期望在这艰难的时刻，能在心理上起到镇静作用，在政治上起到宣传作用。在此期间，西贡和美国报纸大肆吹嘘伪军的战斗力“已经得到恢复”，“还有足够的力量保住政权”等等。美国合众国际社4月12日甚至宣扬他们“已胜券在握”，说什么伪军实际上是选择春禄“作为检验南越军队战斗能力的试验场”。此时此刻，阮文绍十分需要能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来唤起美国的信任并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大力帮助他重建伪军，稳住军官和士兵的情绪。美国则希望伪政权能支撑一段时间，以便在可能举行的谈判中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为此，大量伪军开赴春禄，妄图打出一个“闻名世界”的春禄大捷。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些军马就要变成“瓮中之鳖”了。

　　由于形势的需要，攻击部队已经陆续进入阵地。有黎德寿参加的南方局和战役指挥部决定，应该等到各军全部到齐，解放武装力量占绝对优势时，才向美伪的最后巢穴发动进攻，把城市完好无损地接受下来。劳动党政治局批准了这一决定。

　　4月18日，政治局代表黎德寿和战役指挥部一起，最后一次审核了“胡志明战役”的决策。在座的人对贯彻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提出的“神速、勇敢、突然、必胜”的决策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仅以主力相比，在数量上解放武装占有3倍于敌的优势，质量上则胜敌数倍。战役指挥部一方面要部署部队，消灭外围守敌，同时又要派强大的兵力迅猛穿插，攻取城内主要目标。要把外线迅猛的进攻同城内的进攻、奋起紧密结合起来，使敌人来不及还手，也来不及破坏城市，部队同奋起的群众革命力量相互配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占领全城的一切目标。这就是神速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决策规定5个方向的部队要密切协同作战，必须在同一时刻攻占各自的主要目标，而以独立宫为最后的中心目标。不论哪路部队，攻占自己的主要目标后，都应立即向独立宫挺进。

　　4月22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黎笋自河内电示：

　　向西贡发动进攻的军事和政治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必须争取时间，从各个方向及时、毫不迟缓地向敌人发起进攻。稍有迟缓，在政治、军事上都是不利的。目前，及时采取行动是夺取彻底胜利最可靠的保证。

　　你们立即指示各路部队马上行动，在行动中要注意把军事进攻和群众奋起相结合，注意各个方向的协同作战及进攻和奋起之间的配合。

　　把握重大时机，我们必须赢得彻底胜利！

　　4月13日夜和14日凌晨，按照第四军的新决定，第六师全歼了伪十八师第五十二团的一个营和一个装甲支团，解放了油惹三岔路口。第二天占领了二十号公路最后几个据点。市山、宿征和俭新，全歼五十二团。接着，第六师在这一重要地区部署兵力，坚守阵地，并消灭了从壮奔出来连续进行反扑的敌人。第四军七师也陆续消灭了驻在春禄的四十八团、伞兵旅和装甲旅。

　　敌军由于不能夺回油惹三岔路口，又完全丢掉了二十号公路，边和便成了没有多少部队防守的前沿阵地。4月18日，伪第三军不得不用直升飞机从春禄调一些部队到边和—壮奔来加强新的防线。4月20日，春禄残敌弃城逃走，沿二号公路经巴地到边和，逃窜途中被解放军歼灭大部。西方通讯社报道说：“21日凌晨，政府军在春禄的最后防线崩溃了。越南共和国军第十八师残存的4个营及该师师长黎明岛将军乘直升飞机逃离了已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

　　4月21日中午，阮文绍把原总理陈善谦和副总统陈文香召到自己办公室，沮丧地告诉他们，他要辞职。阮文绍说：军事方面“已经绝望了，我再留任已毫无意义，而只能妨碍寻求一项解决办法”。当天傍晚，阮文绍宣布辞职，并把权力移交给副总统陈文香。身患风湿病，视力极差的71岁的陈文香，在就职典礼上许诺要坚守岗位，直到“士兵全部阵亡或国土沦丧”。外国观察家们对这一“强硬的”声明无不以嘲笑报之。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为了堵住阮高其和右派的嘴，不让他们插手罢了！

　　几个月后，阮文绍恬不知耻地对外国友人说：“是的，我选择的时间是正确的。我一直坚持着，直到这个‘病人’无可挽救为止。在为自己的国家所作的贡献方面，相信没有谁会超过我。”

　　陈文香，这个力尽智穷的老朽，当初还自以为交了“天运”，妄图扭转乾坤。但他当了一周的总统后突然惊醒，觉得自己的想法大错特错，于是在4月28日赶紧将总统宝座让给了杨文明。杨文明一直相信马丁和海里龙的巫术。过去他长期被撇到一边，而今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却自告奋勇地出来担当无条件投降的角色。

　　就在这一天，边和伪第三军指挥部完全溃败，残余人员逃到了鹅邑。随后，司令官阮文全将军随同总参谋长高文园一起逃往美国。西贡伪政权的军事指挥系统已是群龙无首了。

　　还是在这一天，1975年4月28日22时，“胡志明战役”指挥部向西贡战线全体指战员传达了越南劳动党政治局的动员令：

　　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向全体指战员、党员、困员致以决胜的敬礼！你们要奋勇前进，夺取以伟大的胡伯伯的名字命名的历史性战役的彻底胜利！

　　“N” 日“G”时，是“胡志明战役”指挥部给整个西贡战线规定的行动时间，也是给整个B2战场规定的时间。南方指挥部向各军区、各省各单位和尚有敌人盘踞的地区通报了这个时间，以便届时一致奋起进攻，消灭和打垮敌军，乡解放乡，县解放县，省解放省，夺取政权，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N”日“G”时，从各个方向传来大炮的轰鸣。西北方面，解放军第三军攻克了伪二十五师的同游基地，活捉敌师长李松波。第三军特工团攻占了一号公路上的棉花桥和十五号公路上的高桥。接着，第三军分两路向市内挺进。在北面，第一军攻克新渊镇，合围了福利基地，并直插菜眺，准备向市内进攻。在一、三军夹击下，敌五师全部被包围，孤立无援，无路可逃。4月30日晨，第一军越过平福桥向主要目标——伪总参谋部挺进，经一场激战全歼守敌。

　　在西线，4月29日晨，二三二兵团已占领厚义市和德和军事支区，使左翼得到保障，其中一支部队歼敌二十二师，攻占新安市、边沥镇和平田桥，随后沿四号公路攻入西贡，保证了右翼的进攻。在南线，攻城部队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也按预定时间抵达目的地，并迅速占领了主要目标——伪警察总署。这里的档案、文件、资料还原封不动地摊在桌子上。

　　在东线，第四军沿一号公路直捣边和机场、边和市和伪第三军司令部指挥所。由于伪第十八师、装甲三旅和海军陆战队的残余力量极力阻拦并接连反扑，各路部队进展缓慢。经过沿路激战，4月30 日清晨攻占国防部、海军基地和广播电台。

　　当天上午11时10分，坦克部队首先攻占总统府，并迫使总统杨文明在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命令所有伪军放下武装，停止抵抗，无条件投降。至此，具有历史意义的“胡志明战役”胜利结束。经过近两个月的战斗，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终于在4月30日解放了西贡，粉碎了南越傀儡政权，取得了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历时55天的1975年春季总进攻中，越人民武装共歼敌110万人，其中伪正规军70万人，仅“胡志明战役”就歼敌40余万人。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为越南实现统一开辟了道路。

　　1976年6月24日至7月3日在河内召开的越南第六届国会宣告，越南全国实现统一。统一后的越南，取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就在越南进行决战期间，柬埔寨军民也发起了战略大反攻。1975年元旦开始，柬埔寨革命军在全国三个战场，即湄公河下游、金边周围以及敌人暂时控制的一些省会周围，发动了协调一致的强大攻势。一月至二月，人民武装力量先后攻克了金边周围的重要据点，切断了金边周围各条主要公路，摧毁了湄公河两岸许多敌人据点，控制了湄公河下游的大部分航道，卡住了敌人由西贡通往金边的咽喉；同时，在各省会前线围困敌人，分散和牵制敌人兵力。两个月里，共歼敌40000多名，拔除敌军据点700多座。至此，柬埔寨革命军民经过5年英勇斗争，共歼敌50多万。朗诺集团困守金边，只能靠美国紧急空运、空投苟延残喘。1975年3月底，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向朗诺集团发动最后进攻，突破了金边东部防线。4月1日，解放了军事重镇乃良。4月15日，攻占了彼成东机场。4月17日，解放了金边，彻底打败了美帝及其走狗，取得了人民民族解放战争和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与此同时，老挝的形势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老挝爱国军民一方面坚持武装斗争，一方面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73年2月21日，老挝爱国力量全权特别代表和万象政府全权特别代表，在万象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的协定”。由签字双方本着民族和睦的精神通过协商加以解决，协定还明确规定，美国必须严格遵守和履行1962年日内瓦的协议，必须撤出它在老挝的一切军事人员，停止对老挝的一切军事活动和军事卷入。这样，老挝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就可能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实现自己的民族愿望和基本民族权利。根据协定，1974年4月5日临时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作为全国的两个中央权力机构同时宣告成立。

　　万象协定签订后，老挝极右派破坏协定，不断发动对解放区的蚕食进攻。极右派军政头目西苏·纳占巴、贡·萨纳尼空、库帕拉西·阿沛和王宝等还策划政变阴谋，妄图推翻临时民族联合政府。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老挝人民，一面巩固和发展解放区，一面揭露极右势力破坏万象协定的罪行，并坚决打击了极右派的军事冒险。粉碎了他们发动的蚕食进攻。

　　1975年4月，印度支那的总形势发生了非常迅速的变化，柬埔寨和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就为老挝革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形势下，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于1975年5月5日发出号召，要求全国军民进行3个战略进攻，即人民群众的夺权进攻；右派军队揭竿而起和各爱国力量合作的进攻；老挝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老挝人民响应人民革命党的号召，奋起夺权，在原万象方面控制区和中立区的各省相继成立了人民革命政权，并于同年8月23日在首都万象市所在地万象省成立了人民革命政权。这标志着老挝人民的夺权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1975年12月1日，在老挝首都万象胜利召开了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至此，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所进行的“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斗争”胜利结束。这是继朝鲜战争之后，世界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史上赢得的又一伟大胜利。


第六十二章　忏悔与供状

得道多助失道寡，不义战争结苦瓜；
耀武扬威无济事，损兵折将舰沉沙。

　　美国入侵印度支那的战争，由肯尼迪总统所发动、约翰逊总统所升级、尼克松总统所了结，历经3个总统，历时10余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侵略史上历时最长、损耗最大的一次战争。

　　据美国统计，朝鲜战争使美国花了180亿美元，越南战争则花了1650亿美元。一种估计是，加上通货膨胀和行政管理费用，折合成今天的美元，美国打朝鲜战争花了2650亿美元，打越南战争则花了5700亿美元，而且还死伤了几十万人。

　　印支战争引起了美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美国曾掀起过3次全国性的反战怒潮。美国人民把入侵印度支那，斥之为“最肮脏的战争”。美国当权者也认为是“得不偿失的悲剧性的错误”。现将美国有关当权者和某些议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或公开发表的谈话中，对这场战争所表示的忏悔和某些供状转抄如下，以供读者鉴赏。

　　林登·贝·约翰逊总统：（此人在扩大侵越战争中有不可逃脱的责任，但他在回忆录中躲躲闪闪，极力为自己辩解，推脱罪责。）

　　“我们涉身南越，其中心始终是为了美国的安全。我们卷入进去的更大目的，始终是帮助东南亚国家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独立的能够自主的成员，使它们自己保持和平，同其他一切国家保持和平。

　　“肯尼迪总统认为，我国对东南亚的安全负有义务，东南亚条约规定了这一义务，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总统加重了这一义务。肯尼迪总统在很多场合都解释了他采取这个立场的原因。到1963年末，他向南越派遣了16000名左右的美军，使我们能更好地实现对东南亚条约组织所作出的保证。1961年5月8日，肯尼迪总统写信给吴庭艳，并要我亲自递交给他。肯尼迪告诉吴庭艳总统，他已‘作好准备同你一道加强努力，以取得反共产主义斗争的胜利，并进一步发展越南的社会和经济’。

　　“第二天，5月9日，约翰逊夫人和我乘坐总统专机离开华盛顿出国。同行的有肯尼迪总统的妹妹琼和她的丈夫斯蒂芬·史密斯。我们子5月11日晚间抵达西贡。5月24日返回华盛顿，向总统谈了我这次旅行中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是我们打算作出重大努力支持东南亚的自由力量以对付共产党国前在该地区的扩张，还是把这个地区丢掉，这是美国最终必须作出的决定——而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作出这一决定必须充分认识到要持续不断地在人力、物力和美国的声望方面付出极大的代价。作出这一决定要认识到在某些时候我们还可能面临要作出进一步的决定，即如果我们的其他努力还是失败的话，我们还要决定是增强还是削减甚至撤走在这一地区的美国部队。我们必须保持作出这些决定的主动权。我们在东南亚所干的，应该是为解除这一地区的威胁而作出的合理计划的一部分。它必须包括每一伙伴根据其能力和资源所能分担的一个明确的规定。我建议我们要作出一个明确而有力的行动计划。

　　“肯尼迪同意这一估计。他把我们对东南亚的义务看成是我国抗击侵略的一个严肃的表示。（从此，越南战争就沿着逐步升级的道路滑下去——作者注）

　　“当我行将离开白宫时，并没有在越南取得一个公正的、体面的和持久的和平，我的这一遗憾心情谁都难以体会。但是，在这些转变岁月的最后阶段，我觉得，我向我的继承人留下的局面，要比几年前更有希望，更好处理些。

　　“对我们在越南的所做所为，有某种程度的强烈反对，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觉得这超过了讲道理的辩论和公允地表示不同意见的界限。它变成一种严重的自我作践。在我思想上，我坚定地相信这种意见分歧拖延了战争，妨碍在公正的基础上得到和平解决，纵容敌人，损害朋友，削弱了我们的国家。

　　“那些制造分歧、反对我们（在越南问题上）所作出的决策和那些使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的人，有必要看一下他们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那些烧毁入伍应征书，挥舞着越共旗帜和恶毒咒骂警察的人，有必要客观地想一下他们的行动是否使那些为我们大家英勇奋斗的人们所进行的事业一也是亚洲人为了他们的民族独立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拖得时间更长、更加困难、更有危险性。那些撰写这些事件一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战争的人，应该们心自问，他们所作的种种估计是否确切、公正、客观，他们的个人感觉是否影响了他们对历史进程的看法，从而影响了舆论的平衡。”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

　　“这场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是受尽创伤的经历，对越南人来说是备受痛苦的经历，对苏联人来说则是可以利用的机会。它也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场关键性战役。

　　“肯尼迪总统向南越派去16000名美军充当南越正规军的作战‘顾问’，但是，吴庭艳遇害以后，局势继续恶化。河内在1964年派进了军队，以便在南越政府垮台时能够接管权力。到1965年，南越濒于崩溃。为了防止北方征服南方，约翰逊总统在2月份开始轰炸北方，3月份，第一批独立的美国作战部队在岘港登陆。随着我们的卷入加深，到约翰逊离职的时候，在越南的美军达到55万，美国做法的致命弱点已变得很明显了。

　　“越南战争像朝鲜战争一样，是一场有限战争。美国在60年代过于冲动地投入战斗，后来又表现得大优柔寡断。

　　“战争的‘美国化’破坏了越南人的士气，战争的长期化又破坏了美国人的士气。

　　“1973年4月、5月和6月，水门事件危机削弱了我的权力，因此，我虽扬言采取报复行动，但并没有采取。当时，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8月15日为美国停止对柬埔寨进行轰炸的日子，而且对美国在印度支那任何地区的军事行动的拨款，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这项法案的结果是使总统没有办法通过对河内违反协定的行动进行报复来执行越南和平协定。

　　“我们在越南的失败……大部分责任要由国去议员承担，因为正是他们剥夺了总统——先是我，后来是福特总统执行和平协定的权力，正是他们拒绝向南越人提供他们为了在平等地位上应付北越攻势所需要的军事援助。

　　“但是，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形势所左右。在60年代初期和中期这些关键年头，美国领导人没有拿出能够获得胜利的战略。相反，他们先是破坏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后来又把一批又一批的美军和物资源源运往南越，劳而无功地支持后来几个软弱的政权。他们欺骗了公众，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从而为以后的失败主义和蛊惑民心的宣传准备了条件。人们对美国人民说，战争胜利在望，然而战争却需要作出越来越大的努力，而战况又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这就不能指望美国人民继续无限期地支持这样一场战争。

　　“如果美国坚持到底，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证1973年1月23日的和平协定得到遵守，苏联领导人本来不会那么想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侵略性试探，我们的友邦和盟国对于美国意志的可靠性和美国力量的有效性也不会那么怀疑。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民在回顾10年来在越南牺牲的人员和损失的金钱时可以感到骄傲，而不会感到遗憾和失望，这种遗憾和失望心情使许多人甚至在可能涉及美国切身利益的时候也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不要再打越南战争了。’”

　　亨利·基辛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越南问题也许是一场悲剧，美国本来是根本不应该闯进去的；但是既然闯了进去，作为一个大国就不能狼狈不堪地逃脱出来，而是应该走得光彩体面。”

　　“60年代中期美国大规模战争升级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河内在印度支那发动战争，从而在美国造成了动乱。”

　　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越南问题是一场大悲剧。当你去掉所有左右美国政策的自以为是的原则以及地缘政治理论等后，你就会不得不论及其功绩。假若说在越南问题上有什么功绩的话，从来就没有多见过。

　　“60年代以前我很少考虑印度支部问题……当肯尼迪总统上台时，在越南的美国军事人员不到1000人。他们在那儿是军事顾问，不卷入战斗。我觉得国会中当时谁也没有对印度支那表示关注。就我所知，外交委员会中没有人到过印度支那。

　　“但是，到1964年，形势很明显地急剧恶化。8月5日，约翰逊总统将我和其他国会领导人招到白宫，他告诉我们，北越海军舰艇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公然违犯海上航行自由，在东京湾向我两艘驱逐舰进行攻击。我们被告知，美国受到了攻击，在这样的时刻，形势需要我们紧急、迅速地表明国家的团结，总统的态度很明显，假若胡志明看到我们的决心和团结，他就会谋求和平，坐到会议桌前，通过谈判解决所有问题。这就是约翰逊总统为东京湾决议案提供的基本前提和辩词。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又很清楚，接受这种说法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整个冷战时期，国会很长时间内在任何可能出现的、或断定的紧急情况下，都对总统持默许的态度。这也是我们会轻易上当的部分原因。当时很少考虑有人对我们说谎。

　　“总统将东京湾决议案起草后送交国会。决议案首先提交给众议院，并一致通过，然后交给我，我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要向参议院介绍决议案，并完成表决程序。

　　“回想起来，我明显地犯了一个错误。我应该举行听证会，详细地对其进行审查。但我们却要为其辩解，决议案的全部份量都是心理上的，任何不和或犹豫都会破坏可能给北越人造成最强的、心理上压力的目的。决议案所表达的是和平途径，而不是战争。

　　“我们当时也处在1964年总统竟选的中期。我认为约翰逊是和平的缔造者，他曾发表讲话，反对将我们的年青人送往越南。另一方面，我想到戈德华特，他是一个好战分子，曾威胁要扔原子弹。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影响了我的态度。犹豫不决，对政府的建议怀疑，都会露出损害总统、不承认其为国家领袖的态度。同时，我也是林登·约翰逊在阿肯色州竞选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967年对1964年8月的东京湾事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调查。这项独家调查表明，在东京湾决议案前，政府已确定其政策。他们已经决定，如果他们不得不行动，政府就要进行干涉，并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使胡志明屈服，制止他占领整个越南。政府只不过是在寻找机会得到国会的合作。当这些宣称的攻击在东京湾发生时，美国政府找到了这样的机会。

　　“他们歪曲了真相。他们知道根本就没有受到挑衅而发起的攻击。我确信，政府也清楚南越人进行了挑衅，这将引起某种报复行动。他们还了解这种所谓的攻击根本谈不上攻击。事实是约翰逊应该对此了如指掌，虽然我无法确定他在想些什么。但是我们被告知的情况歪曲了事实，总统应该负有责任。后来，海军上将特鲁斯给我发来一封电报，电报说，根据他指挥驱逐舰25年的经验，他怀疑这次攻击的整个说法，他对整个事情表示怀疑。我们组织了听证会，推翻了导致东京湾决议案的官方说法。

　　“只是在后来举行那些有关东京湾的听证会时，我才真正感到我们受了欺骗。从此以后，我对政府的说法很少相信。我知道我本应该多生一些疑问。假若我当初了解这是一场骗局，一片谎言，我的反应当然会不同了。我本应该举行听证会，但我也想到林登·贝·约翰逊会一意孤行，他正在寻求时机，进行他决心要干的事。

　　“国会对东京湾决议案几乎没有什么辩论。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表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在东南亚避免直接军事卷入。我认为他所提出的修正案准确地反映了，总统的政策，但是如果我接受了这项议案，决议案就要送交众议院对两者进行调和。强调我们团结的先决条件压倒了对立法案准确和精确的考虑，政府是这样辩解的，我也欣然领受，他们告诉我，不能拖延时间，那将降低我们坚定而团结的行动的整个份量。

　　“起初——即在越南问题之前——我从未经历过总统及其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会欺骗参议院的某一个委员会。我认为，即使他们不向你和盘托出，也可以信任他们向你讲真话。但是我太天真了，东京湾事件的颠倒黑白，十分有效地欺骗了外交委员会、国家及我个人，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会完全误入歧途。”

　　乔治·麦戈文（参议员）：

　　“我认为，印度支那战争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道义的错。”

　

附：

侵越美兵的故争后遗症

　　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不仅给越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战争创伤，而且也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侵越美兵深受其害。据1993年2月2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发表的文章披露，在310万越南战争参战士兵中，将近1/3的人患有程度不同的“创伤后紧张紊乱症”，至今有的还生活在丛林里。现将这篇文章转述如下：

　　【法国《费加罗》杂志1993年2月23日一期文章】题：他们在丛林深处继续进行战争

　　一条小路沿着落基山脉积雪的山坡婉蜒而上，在山坡上的丛林中有一块空地，空地中央有一个破木棚。它的主人腰间别着手枪站在门口，手里牵着7条狗。他焦躁不安，仔细打量着来客，好像要把他赶走似的。

　　这个46岁的怪人叫迈克·霍尔。他在躲到落基山脉里生活之前，曾带着他的7条狗在汽车里过了12年。这个曾在越战期间被直升机空投到越南的美国伞兵在越南的丛林里呆了一年。“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只剩下一个躯壳，一具行尸走肉。”他无法面对社会，于是逃到山里。他原以为皑皑白雪会使他忘记越南，但是没有一个夜晚他不是惊叫着醒来。

　　迈克·霍尔什么都不爱，不喜欢客人来访，不喜欢别人提问，也不喜欢文明的气息。他在美国蒙大拿州荒无人烟的深山里独自幽居了5年。陪伴他的是狗和总是纠缠他的噩梦与痛苦。20多年前他去了越南。他在那里看到的是鲜血、装有铅砂的子弹、毁掉生物的化学毒剂和死亡……

　　在美国，有一千多越战老兵选择了这种隐居生活。他们受不了梦魔的折磨，纷纷隐匿在夏威夷的丛林里、一望无际的群山中或是渺无人烟的沙漠里。人们把他们叫做“丛林老兵”。要想统计出他们的确切人数是徒劳的，他们大部分住在简陋的茅屋里，有的住在厚厚的帆布帐篷里，还有的住在山洞里。他们受一种可怕的被迫害妄想的折磨，总是保持着警惕，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在战斗中，武器就是生命。”肯·沃尔夫这位越战老兵咕哝着说。越战期间，他在美国海军服役。

　　1969年从越南返回美国之后，在“威士忌酒瓶中过了10年”。他厌恶人类，离过婚，无法控制的施暴癖毁了他，医院的痛苦经历使他萎靡不振。于是他来到森林边的一个木棚，照顾受伤的鹰，一住就是10多年。

　　这些退伍的越战老兵在他们生活的地方重新创造了实战条件：测定陌生人方位的监测系统，测定“敌人”距枪口距离的秘密路标，有时甚至还有埋在各处的土制地雷。他们想远离一切文明的痕迹，逃避他们记忆中的恐惧。

　　研究这种行为错乱的美国专家最后把它定名为“创伤后紊乱性紧张”。从这个学名，或者从更简单的别名“后期效应”就能看出战争的后遗症：它至今仍在摧残人的身心。它是罪恶的凶手！虽然有5万美国人倒在了越南，但是活着回来的人中又有30万人在战争结束后暴死。他们死于酗酒过度、用药过量、事故或凶杀，更糟糕的是，约有10万越战老兵自杀。

　　20多年以来，从越南回来的老兵被不断送进美国监狱，其速度惊人。现在他们仍占蒙大拿州监狱人口的10％。在310万越南战争参战士兵中，将近1/3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紧张紊乱症。

　　吉米·莫里斯在另一位老兵的劝说下结束了几年的野人生活，像狼一样走出森林，来到“老兵中心”。这是政府在看到战争后遗症的严重后果之后仓淬建立的老兵接待中心之一。他在那里与他的难友们重逢，谈起炸弹的爆炸声、子弹的嗒嗒声，谈起倒下的战友和不断折磨他们的恐惧。一天，有人对他说：“你只有去华盛顿参拜刻有所有越南战争死亡者名字的黑色大理石墓碑，才能驱除纠缠你的恶魔。”他做不到，于是放弃一切，又回到山野里。

　　时至今日，尽管“老兵中心”网日趋完善，中心里“开小差”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受一种无法解释的心理风暴“冲击”最大的越战老乓仍然要躲藏到丛林中去。他们在接受炮火洗礼的时候还不到2O岁。乔治·塔洛斯18岁时曾因作战勇猛而获得勋章，10年后他却像动物一样生活在丛林中，全部家当就是一块塑料布。他习惯在夜晚点燃篝火，用机枪向灌木丛扫射，以此来放松自己。“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我会无缘无故地发作，我的脑子里钻进了敌人……”43岁的乔治·塔洛斯已在丛林中生活了11年，靠打猎和捕鱼为生。他偶尔离开他的木屋到当地的酒吧里打架斗殴。“我不是去喝酒的，而是去同其他人较量。事实上我要找个能杀死我的人。”

　　1986年的一天，他跑到树林外面，站在高速公路上像小孩子一样大哭。从那天起，他几乎再也不走出他的驻地。他知道他的魔鬼在时刻警戒着，随时准备控制他，“我是一颗定时炸弹。我爆炸的时候会非常可怕。”

　　这些被恐惧打上烙印的人从前线回来之后，都曾竭力使自己逐渐适应社会。尽管狂怒的游行者骂他们是“屠杀婴儿的刽子手”，尽管亲人不理解他们，政客背叛了他们，他们仍然想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建立了家庭，娶妻生子，他们辛勤工作，逃避过去。但是过去总是纠缠着他们。结果，成千的人被送进监狱，一般都是因为轻率的暴力行为。他们靠酗酒和吸毒摆脱痛苦，直到同心爱的妻子离婚。

　　对韦恩·利特尔这位在越南作战近3年的前海军突击队成员来说，他的精神崩溃得太早了。在人们命令他向一个村子扫射的时候，他看到妇女和儿童惊慌地四处逃命。“那一天，有某种东西在我脑子里破碎了。”

　　回到美国以后，他做了长途卡车司机，曾因酗酒和多次伤人入狱，他结过4次婚。过分恶劣的情绪吓跑了所有的妻子，也毁了他的生活，使他每一次重新做人的努力都归于失败。

　　他在蒙大拿州依山岩而建的房子里藏有40件武器，还在地窖里贮备了将近一吨的干粮和几千发子弹。他还在山里修建了其他的藏匿处以防万一。他难过地说：“我知道这很荒谬。但是我身上有一部分已不属于我。没有武器我就不知所措。”过另外一种生活是不可能的，他们都已试过。每一次，迷人的森林都把他们吸引回来。迈克·霍尔低声说：“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当我要发泄它的时候，发出的却只是狂怒。”


附：美国代表史密斯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声明
（1954年7月21日）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

　　像我在我们7月18日的会议上向各位代表所说的一样，我国政府不准备参加目前所提出的这种会议宣言。但是，美国就它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发表单方面的宣言如下：

　　美国政府决心按照联合国的原则和目的致力于加强和平，注意到了1954年7月20日及21日在日内瓦（甲）法国老挝司令部和越南人民军司令部之间；（乙）高棉王国军队司令部和越南人民军司令部之间；（丙）法越司令部和越南人民军司令部之间所缔结的协定，及1954年7月21日提交给日内瓦会议的宣言中所包含的第一到十二节。

　　关于上述各协定和各节，美国政府宣称，（一）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关于各会员国有义务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的规定，美国将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害它们；（二）美国将充分关切地注视违反上述协定的任何侵略的再起并认为这是严重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


附：越南战争大事记

抗法战争和反对美帝干涉
（1945年—1954年）

1945年8月13日—15日 越党中央在新潮（宣光）召开紧急会议。在得悉日本政府已于8月12日投降的消息后，会议决定发动总起义夺取全国政权。

1945年8月13日 深夜，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简称“越盟”）总部成立起义委员会，并发出第一号军令：“总起义的时刻已经来到！越南军民奋起夺取国家独立权的时机已到！”“我们要以无比果敢和慎重的精神迅速行动起来！”会议还决定成立越南解放军司令部。

1945年8月16日 越南国民大会在新潮召开。大会赞成越党中央（当时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总起义主张，规定了国旗、国歌和10大政策，并决定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即胡志明主席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届时，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

1945年8月19日 河内起义。19日上午，10万余河内群众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大剧院广场的大规模集会演变成夺取政权的起义，并迅速占领了钦差府、市政府、保安兵营房和其他重要机关。

1945年8月23日顺化起义。22日夜，夺取了政权的承天省各县人民涌入顺化。

23日晨，按预定计划占领了阮朝政府的公署和官邸。越南封建制度的最后一位皇帝保大请求退位。与顺化同日起义的省会有北、和平、海防、河东、广平、平定、广治、林园、嘉莱、新安、薄寮、广义等。

1945年8月25日 西贡起义。24日夜，武装力量和奋起的群众迅速占领了南析帅府、总督府、各兵营据点和行政机关。与西贡同日起义的省会有谅山、昆嵩、同奈上、堤岸、嘉定、朔庄、龙川、永隆、巴地、土龙木、朱笃、茶荣、西宁、边和、摈椥、沙沥等。

1945年8月25日 胡志明主席和中央常委从战区进入河内。

1945年8月28日 越南解放军的两个支队首次开进河内，在大剧院广场组织了革命军队的第一次阅兵。至此，在短短的12个昼夜，统治了近百年的帝国主义和封建走狗政权基本上被粉碎了，存在了数千年的君主制度被永远废除了，八月革命获得成功。

1945年9月2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在河内巴亭公园的群众集会上，胡志明主席宣读《独立宣言》。临时政府宣布就职。

1945年9月3日 胡志明主持临时政府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发展生产以度饥荒和尽快组织大选及起草民主宪法等问题。

1945年9月4日 颁布《组织独立基金》政令。

1945年9月7日 颁布《废除人头税》政令。人头税是向16岁以上的男人征收的最野蛮的税种。尽管这项税收占直接税的60％，但是，革命政权还是坚决予以废除。

1945车9月23日 越南南方人民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抗战开始。这天清晨南部区委和人民委员会在堤岸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行总罢工，不同卷土重来的法国殖民者合作，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补给线，包围、消耗、消灭敌人。

1945年9月26日 胡志明主席通过电台号召南方人民英勇抗战，反击法国殖民者的入侵。

1945年10月4日 为了实现加强南方力量的决定，“南进”部队迅速开赴南方。

1945年10月12日 法军在芽庄市登陆，开辟了中部南区战场。

1945年10月18日 氏崖战斗，越军歼敌500人。在此之前，少年黎文八自焚引燃法军在西贡氏崖的油库，整个油库烧了两天。

1945年11月8日 胡志明主席号召全民“要坚决奋斗，要准备牺牲，要全民一致彻底克服饥荒”。

1945年12月5日 印度支那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旗帜》报改名为《真理报》出版创刊号。

1946年1月1日 为了进一步扩大全民团结，稳定内部形势，集中对付外国侵略者，越南临时联合政府成立。

1946年1月6日 全国举行首次普选，胡志明以98％的选票当选国家主席。

1946年2月 底蒋介石政府开始同法国殖民者进行秘密谈判，允许法军进入越南北方，接替约20万蒋军收缴即将回国的日军武器。

1946年3月6日 签订《越法初步协定》。3月3日至5日，越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为了排除蒋介石的干扰及其阴谋，争取一个巩固和整顿革命队伍的时间，会议通过暂时同法国殖民者缓和关系的主张，为此，胡志明在河内同法国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实行停战，以便进行正式谈判；法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印度支那和法兰西联邦中的一个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财政的自由国家；越南允许15000名法军进入越南北方接替蒋军，并将在规定时间之后撤离。

1946年4月18日—5月12日 为了准备正式谈判，越南政府代表团同法国代表在大劝举行了预备会议。会议终因法国代表团的顽固态度而陷入僵局。

1946年5月22日 根据政府命令，越南卫国军更名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军队。

1946年7月6日—9月13日 越南政府代表团由范文同任团长，前赴巴黎同法国政府谈判。

1946年10月19日 越南共产党召开全国军事会议。

1946年16月28日—11月9日 越南第一届国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国会讨论并通过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1946年12月19日 全国抗法战争拉开帷幕。12月20 日，胡志明主席发表全国抗战号召书。

1947年2月17日 河内军民结束了57昼夜的英勇战斗。首都团秘密撤出河内，越过红河，安全抵达永富地区。抗战从城市转到农村。

1947年3月21日 法军集中5000多人，从南定、河东深入儒关（宁平），企图袭击越中央党政机关，越军民英勇阻击敌人，歼敌800余人，击落飞机3架，击毁军车7辆。

1947年10月7日—12月22日 当法国远征军兵力增至近13万人时，法国高级专员波列特于9月初宣布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作出了在印度支那复辟法国的旧殖民制度的决定。法军在沙兰中将指挥下分3路进攻越北。越军民英勇抗击，在整个越北战役共俘敌270人，毙、伤敌各3000余人。越北大捷使越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1948年8月19日 越最高国防委员会成立，胡志明任主席。

1949年1月12日 广南一帆港冬春战役。此役共歼敌2000人，破坏了广南至顺化的铁路，使其停运约1个月。

1949年4月29日 沪江战役。这是越军首次以2个团的兵力实施的运动战。

1949年8月9日 越军解放北讲市。这是抗法战争中越军解放的第一个城市。

1950年1月9日 西贡学生2000多人在南部傀儡总镇府举行示威，遭到野蛮镇压，造成＝些学生伤亡。次日，数以万计的西贡市民走上街头为死难者送葬。

13日，河内市学生举行声援罢课。

14日，西贡一堤岸举行总罢工、罢市。

1950年1月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继之，苏联、朝鲜、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相继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0年1月—2月 印度支那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秘密访华、访苏，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并从物质上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战争。

1950年2月12日 胡志明发布总动员令。总动员令规定：“全部人力、物力、财力都处于战时特别法律制度之下。”

1950年3月9日 中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抵达越北印支共中央所在地。

1950年3月19日 越南举行反美示威。美国“安德森”号和“斯蒂克尔”号两艘战舰，3月17日停靠西贡港，准备以演习为名对越南施加威胁。

19日，数以万计的西贡市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反对美援”、“打倒保大”、“胡志明万岁”等口号。同日，越军向美舰发射迫击炮弹。迫于群众压力，美舰启锚撤离西贡，演习计划也告吹。从此，3月19日就成为越南“全国反美日”。

1950年7月 上旬陈赓将军作为中共代表，率充任军事顾问工作的部分干部从云南入越，协助越方组织边界战役和处理有关军事援越问题。

1950年8月11日 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助手的军事顾问团250人，经广西靖西进入越境。次日拂晓抵越南高千省广渊越南人民军前指驻地。

1950年8月14日 陈赓将军率部分干部抵广渊前线指挥部与军事顾问团会合，同越方商讨制定边界战役作战计划。

1950年8月16日 越南人民军前线党委采纳陈赓与军事顾问团的建议，讨论通过先打东溪、最后进攻高平的边界战役作战方案。这一作战方案获印支共中央批准。

1950年9月16日 边界战役开始。晨1时，越南人民军对东溪发起攻击，18日，东溪守敌全部被歼。

1950年10月1日—7日 越人民军全歼法军勒巴热兵团和萨克东兵团。

1950年10月10日—23日 法军撤出七溪、那岑、同登、谅山、亭立等城镇，边界战役结束。

1950年12月6日 法国撤换侵越指挥官，由戴·拉德·塔西尼任印度支那法军总指挥兼最高专员。

1951年2月下旬 中国军事顾问团与越方商讨制定东北战役作战计划。

1951年2月印支共产党二大决定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建党，把在越南的党组织改为越南劳动党。

1951年5月28日—6月20日 越军集中6个团的兵力向宁平市、宁平以南和府里以南地区发动进攻。

1951年11月18日—1952年2月23日 越军发动和平战役，并于1952年2月23日解放了和平市。

1952年1月 法国派沙朗接替塔西尼为驻印支法军总指挥，勒都努任高级专员。

1952年3月25日 太平省军民粉碎敌人春季扫荡，歼敌2000多人。

1952年9月下旬 胡志明秘密抵北京，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商谈越南西北作战和战略方针等问题。

1952年10月14日 越军发动西北战役。此役至1952年年底胜利结束，共歼敌1.38万人，解放了大片国土。

1953年4月8日—5月3日 越人民军与老挝巴特寮解放军共同发起进攻桑怒法军的上寮战役。此役歼敌3个营零10个连，解放了桑怒省的全部和川圹省、丰沙里省的一部及30万群众。

1953年5月7日 法国再次撤换侵越指挥官，由纳瓦尔接替沙朗任印支法军总指挥。纳瓦尔军事计划出笼。

1953年8月29日 中共中央电罗贵波，建议越方首先消灭莱州地区之敌，解放老挝北部和中部，逐步将战场推向老挝南部及高棉，威胁西贡，以创造条件，然后夺取越北平原。

1953年9月2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在中国顾问团驻地举行授勋大会，胡志明、长征、范文同、武元甲等出席，向顾问团人员授勋和颁发抗战纪念章。

1953年10月15日—11月6日 粉碎敌人海军“海鸥”战役。

1953年12月10日—24日 越军发动菜州战役，解放了莱州省（除奠边府外）。

1953年12月19日 越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政令，剥夺法国殖民者和其他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越南的土地占有权，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解放农村生产力，推进抗战。

1954年1月27日—2月5日 越军发动西原北部战役，解放了昆嵩全省，将法军全部赶出了西原北部地区，并向南扩展至十九号公路边缘。

1954年3月4日 越军袭击嘉林机场。

1954年3月7日 越军袭击吉碑机场。

1954年3月8日 越南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美国空军直接参加侵略越南的战争。

1954年3月13日 越军发动奠边府战役。

1954年4月4日 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提出争取5月初结束奠边府战役和准备1955年解放红河三角洲地区的作战计划，以及为完成上述作战任务，帮助越南人民军组装炮兵、工兵部队的建军计划。

1954年5月7日 经过20多天的激战，奠边府战役胜利结束，歼敌1. 62万人，包括法军在奠边府的全部指挥机关，击落击毁敌机62架，缴获敌军全部武器、仓库和军需装备。

1954年5月10日 在日内瓦，参加商讨在印度支那地区恢复和平的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上，范文同宣布了越政府和人民的基本立场是：维护越南的和平、独立、民主、统一和领土完整，并提出8点具体建议作为讨论解决在印支地区恢复和平问题的基础。

1954年6月2日 越军袭击富寿弹药库。

1954年6月17日 顺化市群众万余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支持关于在印度支那地区恢复和平的日内瓦会议，抗议法国殖民者扩大和延长侵越战争的阴谋。

1954年7月3日—5日 胡志明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中越边界举行会谈，双方就在印支地区恢复和平问题以及同日内瓦会议相关的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1954年7月20日 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胜利结束。会议分别签署了在越南、柬埔寨、老挝停战的协定。与会各国通过联合声明作出承诺：尊重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法国军队从印支各国撤出。印支国家将分别举行自由普选，实现国家统一。

　

抗击美帝及其走狗时期
（1954年—1964年）

1954年7月22日 胡志明主席发表号召书，指出“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和独立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和艰苦的”。号召全国军民要为国家的统一事业团结奋斗。

1954年8月1日 西贡一堤岸、岘港、顺化等南方工人举行集会，欢迎日内瓦协议，要求送回被抓去当兵的丈夫和儿子，释放政治犯，交换全部俘虏。阮友寿等南方爱国知识分子创立“西贡—堤岸保卫和平运动”组织。

1954年10月10日 首都河内宣告解放。

1955年5月16日 越南北方全部解放，5月22日，最后一批法国殖民军从吉婆岛撤离。

1955年6月25日—7月15日 在胡志明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同时，武元甲率领越南军事代表团在韦国清陪同下秘密抵京访问，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与苏方代表商谈越南建军计划、未来作战方案等问题。

1955年—1978年3月 中国帮助越南建设了339个工程项目，主要有发电厂、造纸厂、纺织厂、化工厂、农药厂、化肥厂、陶瓷厂、太原钢铁联合企业、无线电厂等。这些项目投入生产，对满足越南经济和人民生活需要，对支援抗美救国战争均起了重要作用。此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军事、经济和自由外汇的援助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和弹药及其他军事用品。

1955年10月23日 吴庭艳在美帝支持下，提出就“废除保大”、选他当“总统”进行民意测验投票。吴庭艳这一伎俩立即遭到了南方人民的反对。南方许多省、市、乡人民展开了破坏投票的活动。

1956年3月4日 美一吴集团举行单方面选举，成立伪国会，企图使南方变为一个独立国家。

1956年5月15日 越南祖国阵线举行中央全会，要求南方当局参加协商会议，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道讨论通过全国普选实现国家统一的事宜。

1956年9月—1965年9月 中国长期帮助越南培训空军人员并帮助越南在中国境内建立起航空部队。“北部湾事件”后越南航校在越南境内无法进行训练，于1965年9月迁到中国云南祥云机场，直到越南统一两个月后才绕道回到越南。中国不仅为越南训练空军各类人员1112人，其中飞行员291名，而且在整个抗美战争时期，曾特辟专用机场供越南使用。

1956年11月18日—22日 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越南。

1957年12月 南方人民武装力量在边和炉炭地区伏击了前来扫荡的敌军1个营，全歼1个连。

1958年5月1日 西贡50万群众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西贡当局增加工资，解决失业问题，和平统一国家。

1958年秋 越党中央发布指示，提出西原地区当前的任务是：“保持和发展革命力量，把西原建设成为南方革命根据地，粉碎美一吴集团建立集中区的阴谋。”在此之前，南方东区人民武装司令部已经成立。

1958年10月25日 南方人民武装对边和美军军事顾问团住所进行突然袭击，当场打死美军军官13人，重伤6人。

1958年12月1日 美—吴集团在富利监狱杀害1000多名爱国人士。

1958年12月22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致函南方政权，指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日益严重的干涉是阻碍和平统一祖国的主要因素。

1959年1月 越南劳动党中央举行会议，提出南方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把南方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独立和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完成南方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越南。”会议确定：“南方革命的基本发展道路是通过起义，把政权夺回到人民手中。”并指出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1959年1月19日 越南祖国阵线举行中央扩大会议，谴责美一吴集团制造富利惨案，同时成立了富利惨案斗争委员会。

1959年5月5日 越南中央军委决定正式开辟一条向南方运输的道路，即“胡志明小道”。

1959年7月20日 世界20多个国家首次举行“越南日”声援活动。

1959年8月28日 广义省茶蓬人民举行起义。在它的影响下广义以西各省也纷纷举行起义，粉碎了伪政权机构，建立了革命政权。至1959年底，南部中区505个乡和南部西区300个乡的伪政权被摧垮。

1959年12月5日 越南人民军装甲兵成立。

1960年1月17日 摈椥人民以各种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形式奋起斗争，揭开了总起义的序幕。

1960年，月26日 为促进起义，迅速发展力量，越南南方特工部队袭击多处敌营。

1960年7月10日 为配合反对美一吴集团的斗争，整个南方举行停工、罢市。南部中区有509个乡举行了集会，400多个乡的60万群众参加了游行。

1960年10月20日 西原各民族人民奋起斗争，在军事进攻的配合下，群众性的起义运动也迅速发展。

1960年12月20日 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阵线公布了以推翻美一吴集团的独裁统治，建立独立、民主的南方，和平统一祖国为基本内容的10点行动计划。

1961年1月31日 中国向越南提供1.4175亿卢布（新币）长期贷款协定在北京签字。

1961年2月15日 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统一编为“越南南方解放军”，并归越南南方各解放武装力量司令部指挥。

1961年9月17日 夜福城省人民武装力量在特工的配合下，袭击并迅速占领距西贡50公里的福城，全歼敌别动营。

1962年2月18日 美—吴集团在下乌明（金瓯）地区发动了旨在将该地区6万人赶进“战略村”战役。乌明人民将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63年1月2日 敌人出动大批兵力对北村进行大规模扫荡，为南方军民所粉碎。

1963年10月19日 敌人对禄宁地区实施轰炸，然后空降部队。经一天的战斗，越军民获禄宁大捷。

1963车11月1日 美国直接指使杨文明发动政变，杀死了吴庭艳和吴庭儒。

1964年1月17日 美伪发动了一场代号为“装甲1—凤凰”战役，对摈椥省沿海地区的盛富县进行大规模扫荡，摈椥军民英勇还击。

1964年1月30日 西贡再次发生政变，阮庆推翻杨文明。

1964年2月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南越，叫嚷决心在南越要坚持下去。

1964年4月27日 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帮助越南修建铁路和提供运输设备器材的议定书。根据这些议定书，中国帮助越南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的铁路、公路等项目有一百多个。

1964年6月20日 威廉·威斯特摩兰被美政府任命为美驻越军援司令。

1964年7月 泰勒被任命力美驻西贡大使。

1964年7月 南方第五联区军民在平原地区展开厂第二次奋起斗争（第一次奋起斗争是1962年3月），平原群众捣毁了2700个“战略村”中的2200个，解放了广大农村，使解放区人口从20万增加到200万。

1964年8月2日 美国“马多克斯”号驱逐舰捍然侵犯越南清化的循岛至勒场之间的海域。越人民海军打退了美军驱逐舰的进攻。随后，美舰继续对越海军进行挑衅和攻击，导致“北部湾事件”爆发。

1964年8月5日 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制造了所谓“北部湾事件”后，直接下令使用空军对荣市一边水附近地区、鸿基市附近地区、勒场口和筝河口进行轰炸。越海军、防空部队及地方武装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击落美机8架，击伤3架。

1964年8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

1964年8月8日 北京百万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兵、街道居民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过了两天，8月10日，北京举行10万人的盛大集会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

1964年10月31日 南方解放军袭击敌边和空军战略基地。

1964年12月5日—1965年1月3日 南方解放军在平也战场连续作战，取得重大胜利。

　

战胜美帝解放南方
（1965年—1975年）

1965年1月23日 西贡人民不顾高文庆和陈文香一伙的戒严令，举行总罢市。顺化5000名群众在美国使馆前举行反美示威。在芽庄，许多和尚和佛教人士绝食和静坐。

1965年1月29日 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突袭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指挥所，全歼美军军官55人，其中将官2人，校官15人。

1965年2月7日 南方解放军夜袭波菜古美军指挥所、伪第二军指挥所和波莱古机场。

1965年2月7日—8日 美国开始出动空军连续轰炸越南北方，战争逐步升级。

1965年2月10日 中国首都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反美斗争。

1965年—1970年 美国使用空军和海军对越南北方疯狂轰炸和炮击，甚至企图直接侵犯越南北方。根据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的请求，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总数达30万人以上，携带全部武器、装备、器材和物资前往支援越南，完成了多项任务。在执行援越抗美任务过程中，1100多名中国同志在越南土地上献出了生命，4200多人光荣负伤。

1965年3月1日—3日 印度支那人民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会议通过了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坚决与美帝进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越南、老挝、柬埔寨问题的3个决议。

1965年3月25日—27日 越南劳动党举行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965年3月30日 南方人民武装袭击西贡美国大使馆。

1965年5月16日 南方武装力量袭击边和空军基地。

1965年6月8日 美国总统约翰逊公然宣布美军直接参战，战争再度升级。后来侵越美军逐步增到54.3万人。美国在越作战费用开支越来越大，到1969年财政年度达到300亿美元。伤亡人数骤增，到1968年下半年每周平均死亡200多人。仅这一年，美军死在战场上的就有14592人。

1965年6月16日 南方解放军袭击新山一机场。

1965年6月25日 美机首次轰炸河内。

1965年6月27日 南方解放军袭击芽庄机场。

1965年7月1日 南方解放军袭击岘港机场。

1965年7月2日 广义省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游行，平山、山席、慕德、德普等县10万群众在美军和伪政权办事处前游行示威，要求停止轰炸和恐怖活动。美伪军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11人。

1965年8月1日—1968年3月 前后分批入越参战的中国高炮部队，共有16个支队。在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共对敌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沉重地打击了美军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

1965年8月2日 越南政府就美国向南方增兵、扩大侵略战争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

1965年8月23日 解放军第二次袭击边和机场。

1965年10月10日—11月18日 南方解放军连续进攻波莱梅敌军。整个战役38天，解放军连续取得胜利。

1965年12月27日 越南劳动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二次会议，会议提出全党全军和全民当前的任务是：“动员全国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坚决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保卫北方，解放南方，在全国完成人民民族民主革命，进而实现和平统一祖国。”

1965年年底 侵越美军已达184000人，其中有3个整编师、3个陆军战斗旅和1个陆战团。同它们相配合的有澳大利亚1 个营，南朝鲜：个陆战旅和1 个步兵师，总共有45个机动营。

1966年底 美国在南越有38.5万人。

1966年1 月8日—25日 嘉定古芝县北部地区军民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1966年1 月19日—2月10日 富安军民英勇战斗，粉碎了敌人对富安省缓和县各乡的大规模扫荡。

1966年1 月27日—3月7日 美军为打通从蓬山以北到广义的一号公路，对南方解放区发动了“5箭头战役”，进行大规模扫荡。在40多个昼夜的英勇战斗中，平定军民取得了辉煌胜利。

1966年10月28日—11月25日 美伪军为消灭解放军主力，向西宁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发动进攻。西宁军民英勇战斗，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67年1月28日 越南外交部就越美对话的条件发表声明。指出：“要和谈，美国就首先必须无条件停止轰炸和停止一切反对越南的其他战争行为。”

1967年2月15日 广义解放武装力量全歼驻扎在山静县的朴正熙军1个营。

1967年2月22日—3月15日 为了挽救在各战场的失败，经过数个月的准备，美军对西宁北部地区发动了“联络城”作战行动。但是，美军的这一行动遭到了惨败。

1967年3月15日和7月14日 解放军继2月27日炮击岘港机场后，又两次猛烈炮击了帆港机场。

1967年5月21日—6月5日 广南一帆港解放武装力量粉碎美伪军在桂山、升平西部，三歧北部和先福东北地区发动的“连结”作战行动。

1967年10月20日 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中央主席团宣布，在1967年夏秋5个月中，南方军民共歼敌14.3万人（其中美军及仆从军6.89万人），歼灭22个营、145个连，击落、击毁、击伤飞机1400架，击毁军车3100辆、舰船107艘，拔除据点180个。

1967年12月5日—7日 茶荣省茶句县4万多人民群众举行反美伪游行，1000多名伪军和1600名僧侣也参加了游行。

1968年1月15日—17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1968年军事斗争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1968年1月30日 揭开总进攻和总奋起斗争序幕。在整个南方总进攻斗争中，西原地区打响了第一枪。1月30日，根据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1月30日18时30分下达的命令，南方军民同时奋起斗争，给美伪集团以沉重打击。

1968年3月16日 美军82旅对广义省山静县山美乡进行“杀光、烧光、毁光”的作战行动，惨杀群众502人，几乎全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国内外舆论愤怒谴责这一野蛮罪行。

1968年下半年 艾布拉姆斯接替威斯恃摩兰担任驻越美军司令。

1968年7月9日 历时170个昼夜的连续和英勇战斗，溪山前线解放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68年8月17日—31日 南方解放军在西宁战斗中，打垮美军“热带闪电”25师一个加强旅。

1968年9月20日 边和解放军袭击了隆城镇以东4公里的平山机场的泰军一个营。经过30分钟战斗，解放军全歼该营。

1968年11月1日 美国政府被迫无条件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

1969年1月28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和西贡政权的4个代表团，就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准备工作进行了磋商。4方首次会议于1月25日在巴黎举行。

1969年2月22日 南方军民继续进行总进攻和奋起斗争，向敌控制的36个大中城市，100多个县城、城镇，35个指挥所，38个机场，17个大型后勤基地等400多个目标同时发起进攻。经过35个昼夜的连续战斗，南方军民取得巨大胜利。

1969年2月22日—3月31日 西原各民族军民配合整个南方的总进攻和奋起斗争，向敌人军事目标发动200多次进攻。

1969年6月6日—8日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建筑师黄晋发任主席，世界上许多国家发表声明承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1969年8月1日—9月15日 南方军民进攻了敌人近40个城市、近60个团以上指挥所、30多个军用机场和许多港口、后勤区域。

1969年9月2日 胡志明主席逝世。国会选举孙德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969年11月7日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必须停止侵略，无条件地将美军及其阵营内的其他外国军队撤出越南南方，必须放弃阮文绍、阮高其、陈文谦独裁、好战、腐败的傀儡政权，让越南人民自己解决内部问题。

1970年3月18日 柬埔寨发生政变，朗诺上台。

1970年12月10日 在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第九十四次会议上，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阮氏萍女士，提出关于停火问题的3点建议。

1970年12月10日 越南劳动党和政府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军民决战决胜美国侵略者，决心与老挝和柬埔寨人民并肩战斗，坚决把美帝赶出印支半岛。

1971年3月31日 为了挽救战争“越南化”计划的失败和争取总统连任，1971年初，尼克松公然扩大对老挝的侵略战争，加紧侵略柬埔寨的战争。

1971年9月24日—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对越南进行友好访问，签署了1972年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协定。

1971年11月20日 乌明军民挫败美伪军在乌明地区组织的规模最大的“绥靖”作战行动。

1972年4月6日 美帝出动空军、海军对越南北方进行第二次破坏性战争。对此，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向全军发出决心战胜美国侵略者的命令。

1972年4月7日—7月17日 九龙江平原军民，从4月初开始发起进攻，经过100天的英勇战斗，解放了1100个乡村。

1972年4月15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和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发出号召，向国内外舆论界控诉尼克松集团的罪行；大力宣扬南方军民的战绩；号召越南南方军民发扬民族英雄主义传统，乘胜冲击，打败尼克松的战争“越南化”政策。

1972年4月27日—5月1日 南方军民经过英勇奋战，解放广治市和整个广治省，解放群众近30万。

1972年5月10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帝自5月8日夜间以来，在海防港等港口布设水雷，用军舰封锁越南民主共和国海域等罪恶活动。

1972年5月28日—1973年5月17日 中国海军12艘扫雷艇和4艘保障艇组成的扫雷队伍，在越南水域执行任务。在1年零3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共出海586艇次，总航程2.78万海里，其中扫雷526艇次，航程1.75万海里，扫除各种水雷42枚。另与越方共同摸扫4枚，相继疏通了越南北方最大的海防、鸿基、锦普等港口至东北群岛的各条航线，总清扫面积201平方里，井每次引导中越运输船只安全进入越南海港，打破了美军的海上封锁。

1972年5月31日—1973年2月12日 中国军队先后调动部队、民兵8000多人次，配备大批机械、车辆，在凭祥至友谊关、防城港至滩散两地段，铺设了5条援越野战输油管，总长159公里，连同新扩建的油库、泵站、通讯设施和铁路专线等工程，共完成土石方10万多平方米。两个地段的输油管与越方境内管线相连，分别于1972年6月15日和11月6日开始向越南输送油料。4年间，中国通过输油管向越方输送汽油、柴油总计近130万吨，占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越石油总量的1半多。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斗争。

1972年12月18日 晚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遭受美机轰炸，仅9分钟之后，申中国帮助建立的在云南省的越南广播电台，即代替河内电台继续广播，及时向国内外报道抗美救国的消息。

1972年12月29日 越军民抗击美军B—52型飞机对河内、海防的战略袭击取蒋最后胜利。面对极其惨重的失败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尼克松被迫下令，自12月30日起停止对北纬20度线以北越南北方地区的轰炸。

1973年1月27日 《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正式签字。

1973年1月28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全国军民发出号召书。号召书说，越南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要求全民要竭尽全力，为保卫、建设祖国，为谱写民族壮丽的新篇章作出贡献。

1973年2月12日 越南政府在嘉林机场交还第一批美国飞行员116人，其中中校10人，少校20人。

1964—1973年 越南军民共俘虏美国飞行员472人。

1973年2月12日—3月27日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分4批向美国政府交还了在过去作战中俘虏和关押的127名军事人员和民事人员。

1973车2月25日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就美国政府和西贡政权有系统地、大规模地严重违反越南问题巴黎协定事发表声明。指出从1973年1月28日—2月24日，西贡军队违反协定近1.2万起，进攻蚕食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控制区；西贡政权使用警察和保安力量进行扫荡行动800O余次，以继续其恐怖和压制人民的“绥靖国策”。

1973年3月29日 为了执行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美军驻越南南方指挥部于16时25分在新山一机场举行了降旗仪式，美国侵略军及南朝鲜、菲律宾仆从军撤离越南。

1973年3月30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巴黎协定实施60天形势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完全停止军事卷入和干涉越南南方的内部事务，不愿放弃维护巩固西贡政权，使其成为推行新殖民主义工具的阴谋，声明号召越南军民提高警惕，团结一心，随时挫败一切破坏和平的阴谋和行动。

1973年10月15日 越南南方各解放武全力量指挥部命令：南方军民必须给予美国和西贡政权的战争行动以应有的还击，保卫解放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保卫巴黎协定。

1973年11月10日 美国人民反战运动代表团访问南方解放区。

1973年12月5日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西贡政权严重的战争升级行动。

1974年1月25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越南问题巴黎协定签订1周年发表声明。同时，越南外交部公布了《关于越南问题巴黎协定履行一年》的白皮书。

1974年5月15日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西贡政权在美国的唆使和支持下强化战争，宣布中止越南南方的所有双边谈判。

1974年9月30日—10月8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举行会议。会议审议了1975年战略作战计划，分析了南方形势。会议一致通过总参谋部关于选定西原战场为1975年总进攻的主要战场的方案。

1975年3月4日—27日 西原战役大获全胜。

1975年3月8日—4月3日 顺化一岘港战役大获全胜。

1975年4月1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给南方下达“总攻击”、“总起义”的指示。认为：“以西原战役为起点，标志着我们的战略总进攻已经开始。新的战略时机已经到来，提前完成解放南方任务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准备在雨季到来之前（1975年5月上旬）解放西贡。

1975年4月26日—30日 南方人民军发动具有历史性的胡志明战役。4月26日17时，首先对西贡东面和西南面伪军发起讲攻，并突破敌军防线。4月28 日夜—29日凌晨，越人民武装发起总攻。4月30日11时，人民军占领伪总统府。至此，胡志明战役胜利结束。在历时55天的1975年春季总进攻中，南方人民武装共歼敌110万人，其中伪正规军70万人。仅胡志明战役就歼敌40余万人。

1975年5月15日 越南全国各地，隆重集会庆祝越南南方完全解放。


附：老挝大事记

1949年1月20日 在抗法斗争中，在老挝爱国战线党领导下，寮国战斗部队正式诞生。

1950年8月13日 寅国国民大会提出寮国革命12大政策。

1950年8月13日 寮国国民大会发表宣言。号召所有老挝人民，团结一致，坚决抗战到底，把法国殖民主义者逐出国土之外，肃清叛国寮奸，争取寮国的真正独立和统一。

1953年10月22日 法国同老挝签订“友好联合条约”。法国承认并声明者挝王国为完全独立和自主国家。“老挝王国再度自由地肯定声明隶属法兰西联邦”。

1954年7月21日 由越、老、柬和美、法、苏、中、英等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发表最后宣言。会议注意到法国政府声明，即法政府将在尊重柬埔寨、老挝和越南3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来解决有关恢复和巩固柬、老、越和平的一切问题。日内瓦每个与会国不准对印支3国内政进行干涉。

1954年7月20日 签订《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依照在印支全境同时停火的原则，双方一切部队在老挝全境同时停止敌对行动，外国武装力量及外国军事人员必须撤离。自宣布停火之时起，禁止一切增援部队和军事人员从境外进入老挝。国际委员会负责监察和监督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各项规定的实施。

1954年7月23日 寮国抗战政府总理苏发努冯向全国军民发表文告。号召为巩固和平及实现独立、统一和民主而奋斗。

1954年11月20日 苏发努冯亲王发表声明，抗议老挝右派违反停火协定，抗议外国武装部队渗入或空降到桑怒和丰沙里。

1955年3月9日 老挝政治会议双方发表关于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的联合声明。

1955年12月14日 寮国战斗部队代表苏发努冯亲王就老挝王国政府组织片面选举和向寮国战斗部队进行军事进攻写信给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艾登和莫洛托夫。

1956年1月6日 老挝爱国战线党发布爱国战线纲领。

1956年5月28日 苏发努冯就有关老挝的和平和统一问题发表声明。

1956年12月28日 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寮国战斗部队代表苏发努冯亲王就依据日内瓦协议解决老挝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1957年4月30日 苏发努冯发表声明，抗议美英法3国干涉老挝内政。

1959年2月11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声明，美国“现在可以自由地在老挝设立一个军事使团”，公然以武力支持右派，干涉老挝内政。

1959年4月25日 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发努冯就停止对前寮国战斗部队人员的报复和杀害问题，写信给培·萨纳尼空首相。

1959年5月29日 泰国电台广播，泰国和老挝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各国有权决定参加区域性组织”。

1959年7月1日 前察国战斗部队第二营发表告老挝全体人民书。全面系统地揭露了培·萨纳尼空政府违反日内瓦协议和老挝双方签订的协议，出卖民族利益，充当美国走狗，挑起国内战争等8大罪状，井提出了8项全民斗争纲领。

1959年7月23日 老挝和法国发表联合公报，要求美国派军事专家来训练老挝军队。

1959年8月8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长就美国干涉老挝局 势，写信给日内瓦会议两位主席。

1959年8月12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趋恶化的老挝局势发表谈话，指出美国大批军事人员进入老挝，控制老挝军队，为培·萨纳尼空右派政府提供大量军事援助。

1959年9月24日 老挝爱国战线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告老挝人民书，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立即停止“扫荡”，立即恢复苏发努冯亲王和老挝爱国战线党其他领导人的自由。

1960年，1月2日 老挝爱国战线党发表声明，要求重新举行大选。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在老挝的走狗富米·诺萨万、昭·松萨尼特集团最近组成的反动政府，充当美国工具。

1960年8月9日 以老挝王国第二伞兵营指挥官贡勒大尉为首的政变委员会发动政变，控制首都万象。8月10日，老挝革命委员会主席贡勒发表对内对外政策的声明。

1961年1月5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就美帝国主义和东南亚侵略集团加紧扩大对老挝的侵略战争发表备忘录。

1962年7月21日 日内瓦会议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其内政，成立左中右三派参加的老挝民族团结政府”。

1962年8月13日 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发表讲话，要求外国军队完全撤出老挝，任何国家不得在老挝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

1962年11月27日 老挝3方政治力量最高级代表发表联合公报，宣布3方就统一老挝的武装部队和警察达成协议。

1963年1月22日 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谴责美国在老挝为土匪空投供应品，干涉老挝内政。

1963年4月1日 老挝民族团结政府中立派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遭美帝仆从杀害。

1963年4月16日 中国政府就老挝局势发表声明，要求日内瓦会议两主席，采取必要措施，制止美帝国主义对老挝的干涉和侵略。

1963年7月23日 老挝爱国战线党就美国及其仆从破坏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发表备忘录。

1964年5月21日 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老挝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苏发努冯发表声明，抗议美机轰炸查尔平原。

1965年3月1日至9日 印度支那人民会议在金边召开。会议分别通过关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决议。

1971年2月初 美帝国主义派遣南越伪军大举入侵下察九号公路地区。老挝人民解放军在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紧密配合下，经过43个昼夜奋战，消灭美军、西贡伪军和老挝右派军队共15400人，击落击毁美机496架，粉碎了美军和南越伪军的军事冒险。

1973年2月21日 老挝爱国力量全权特别代表和万象政府全权特别代表，在万象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协定》。

1974年4月5日 临时民族联合政府、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作为全国的两个中央权力机构同时宣告成立。但老挝右派经常破坏协定，不断发动对解放区的蚕食进攻。

1975年5月5日 老挝人民革命党发出号召，要求全国军民对亲美反动右派军队发起进攻。老挝军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奋起夺权，使原万象方面控制区和中立区的各省相继成立人民革命政权。

1975年8月23日 首都万象成立人民革命政权。这就标志着老挝人民的夺权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

1975年12月1日 老挝首都万象胜利召开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废除君主制度，成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附：柬埔寨大事记

1941年4月25日 诺罗敦·西哈努克任柬埔寨国王，时年18岁。

1945年3月12日 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在日本占领期间，宣布柬埔寨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1945年10月 日本投降后，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力图恢复柬埔寨以前的“保护国”地位，但受到西哈努克国王的反对。

1949年11月8日 法国给予柬埔寨王国以“有限独立”地位。

1953年11月9日 法国给予柬埔寨以完全的独立。

1954年7月20日 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决定书，给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国际承认。

1955年3月2日 诺罗敦·西哈努克放弃王位，让位给他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以便专心从事政治活动。西哈努克宣布人民社会同盟的成立井自任主席。该组织在1970年3月之前的柬埔寨议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占统治地位。

1959年2月21日 达琼政变结束。政变头子达琼将军被捕并被处死。这次政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牵连。

1959年8月31日 发生了漆盒炸弹事件，西哈努克亲王、苏拉玛里特国王和西索瓦·哥沙曼王后险遭暗杀。

1960年4月3日 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逝世，出现了一场继承王位的宪法危机。

1960年6月14日 国民议会选举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从而解决了宪法危机。

1962年7月23日 在西哈努克亲王倡议下，在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达成了万象3亲王中立政府的协议。

1963年5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访问柬埔寨。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国民党台湾当局阴谋在金边飞机场到首都途中炸毁包括西哈努克和刘少奇在内的官方车队的事件被破获。

1963年11月1日 南越的独裁者吴庭艳及其兄弟吴庭儒被推翻并被杀死。政变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

1963年11月20日 在西哈努克的倡议下，人民社会同盟国民大会一致通过决议，“终止美国给予的一切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的援助”。

1964年10月27日 柬埔寨王国政府和国民议会警告说，如果美国飞机再侵犯柬埔寨的领空；就要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1965车5月1日 美国飞机轰炸柬埔寨、南越边界“鹦鹉嘴”地区的村庄。

1965年5月3日 西哈努克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1966车9月11日 柬埔寨举行第一次“完全自由”的普选。人民社会同盟的领导人在选举中并未事先指定候选人。

1966年10月22日 这次普选产生的右翼国民议会批准朗诺组成新政府。

1967年春季1966年9月 选举当选的3位著名左翼议员乔森潘、胡荣、符宁离开金边到边境地区的抵抗根据地。

1967年4月 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武装暴动，抗议朗诺当局试图没收他们的农庄。

1967年4月30日 朗诺辞去首相，表面上的理由是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

1967年5月3日 宾努被任命力“紧急政府”首相。

1969年6月11日 恢复同美国的外交关系，以美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独立与现有边界以内的领土主权”为交换条件。

1969年8月1日 宾努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职务。8月12日朗诺继宾努任首相。

1969年9月3日 胡志明主席逝世，西哈努克前往河内参加葬札。

1969年9月 朗诺以车祸受伤为名去法国治疗。副首相施里玛达代理首相。

1969年12月27日至29日 人民社会同盟国民大会支持西哈努克，反对施里玛达将银行和进出口贸易非国有化的措施。

1970年1月7日 西哈努克夫妇在宾努夫妇陪同下前往法国里维埃拉的格拉斯。西哈努克每两年左右都要去那里疗养一次。

1970年3月8日 柴帧省爆发了反越南的示威。

1970年3月11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在金边的大使馆，遭到右翼分子的洗劫。

1970年3月13日 西哈努克亲王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

1970年3月18日 朗诺集团在金边发动政变，西哈努克被解除国家元首职务。西哈努克离开莫斯科前往北京。

1970年3月23日 西哈努克在北京发表呼吁书，号召组织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以武装斗争来推翻朗诺一施里玛达政权。

1970年4月24日至25日 在西哈努克倡议下，在老挝、越南和中国边境地区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以协调3国人民的斗争。

1970年4月29日 在爆发了群众性支持西哈努克的暴动后，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以支持朗诺政权。

1970年5月1日 美国从南越入侵柬埔寨。

1970年5月5日 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成立。西哈努克仍任国家元首，宾努任首相。3位留在柬埔寨的左翼议员乔森潘、胡荣和符宁分别担任国防、内政和宣传大臣。

1970年7月5日 金边军事法庭进行了3天的“缺席审判”，判处西哈努克死刑，判处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无期徒刑。

1971年3月 柬埔寨抗战运动蓬勃发展，抵抗政府声称控制了全国4/5的领土和700万人口中的50O万，包括全国100个行政区中的70个，1129个村庄中的700个。

1971年10月18日 朗诺下令解散国民议会并废除政府制度。

1971年12月17日 朗诺下令禁止政治集会，禁止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并停止所有宪法规定的民权。

1972年3月11日 朗诺宣布自己为柬埔寨共和国总统，废黜于1970年3月18日取代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的郑兴，任命施里玛达为总理。

197z年3月13日 免去施里玛达的总理职务，朗诺暂时兼往总理，后来将总理职位给了山王成。

1972年6月14日 朗诺“当选为高棉共和国总统”。西哈努克发表声明否认这次选举的合法性。

1974年5月 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已壮大数十倍，年牢地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解放区的面积已扩大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90％以上，解放区的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80％。

1974年6月 柬埔寨抵抗政府举行会议，决定解放金边和在全国进行决战。

1975年1月至2月 柬埔寨人民革命武装在全国3个战场，即循公河下游、金边周围及敌人暂时控制的一些省会周围，发动了协调一致的大攻势。两个月里歼敌4万多名，拔除敌人据点700多座。

1975年3月 柬人民武装向朗诺集团发起总攻。4月1日解放军事重镇乃良。4月15日占领波成东机场。

1975年4月17日 柬埔寨人民武装解放金边，彻底打败了美帝及其走狗，取得了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5年共歼敌5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