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老特区，深圳应有特别作为
弦音心谭-呙中校的博客
自月初国务院通过《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综改方案”）后，该方案终于在5月26日向社会公布。虽然方案中没有此前各界关注的“五大中心”的提法，但是“四个方面先行先试”“六大重点突破”“九大金融改革举措”等关键字眼，已经为深圳这个新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明确了定位和方向，实际上也赋予深圳经济特区新的历史使命。
在深圳之前，先后有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成都与重庆、武汉和长沙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中成都与重庆是统筹城乡综改试验区，武汉和长沙则是两型社会试验区，而深圳经济特区则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一样，是带有整体性改革的综改试验区。然而，在这几个综改试验区中，深圳是唯一的一个经济特区，这是深圳的特别之处，这也是近年来深圳作为综改试验区迟迟未能明确的关键所在。
此前，深圳作为综改试验区一直在发改委的文件中非正式地出现，早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受国务院委托提请全国人大审查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落实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相关政策措施，积极推进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经济特区等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因为这个报告，深圳媒体或有关人士认为，深圳被批准成为综改区。到2008年12月，国家发改委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中再次提出，“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制定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有序推进改革，允许在攻克改革难题上先行先试，率先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因为此，舆论又一阵喧哗，认为国家发改委确定深圳为“国家综改试验区”……直到现在国务院批准深圳综改方案，深圳各方才敢确定深圳的确已经是“综改试验区”了。
在深圳与国内其他城市争夺“国家综改试验区”这顶“帽子”之时，其实在国家发改委乃至中央领导的概念中，深圳特区本身其实已经是综合改革试验区了，甚至这个“老特区”要比这个“新特区”更特别。在深圳最早提出申请成为综改区、上海被批准成为综改区后的2005年9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深圳时指出：“经济特区本来就具有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和使命，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国家改革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其涵义再明确不过了，深圳特区在改革创新的空间上其实应该比综合改革试验区更有条件，也应更有作为。直到现在，你如果想找到国务院乃至发改委确定深圳“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正式文件，可能难以如愿以偿。
既然深圳早已是综合改革试验区了，为什幺深圳还要争这顶“帽子”？当然，各种分析都有其道理，主要论点在于综合改革试验区可以从中央向地方让渡部分权力，有更大改革施展空间，与过去的经济特区还是有所区别；尤其在经济特区的各种特殊优惠政策不复存在之时，争取“新特区”也是理所当然……因此有论者认为，深圳由于未获得明确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称号，因而对于“综合配套改革”的热情不够高，改革的阻力则越来越大，改革缓慢。以此来解释深圳近年改革难有突破的原因，有一定道理，但仍未深入到深圳体制障碍的深处。因为这听起来有点像小孩子耍脾气——你不发给我大红花，我为什么要好好学习？
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在八十年代可以突破宪法率先进行土地拍卖，在九十年代可以未获批准抢先上海开设证券交易所，也就是俗称的未拿“转生证”就自己生下了孩子……这样的先行先试在八九十年代的深圳不胜枚举，现在深圳是不是要拿了综改试验区的“准生证”才生孩子呢？对此，我认为要一分为二来看待，一方面拿转生证才生孩子，显示改革到了新的历史时期，由于规模庞大、涉及的利益群体多，改革也需要科学化、规范化以及民主化；另一方面，有些改革其实不需要“准生证”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进行呢？是不是没有明确的指示就不行动呢？对于经济特区来说，这个方面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有很多。当然，在新时期，由于改革风险收益越来越不对称，改革者的动力和魄力日渐消褪，深圳目前的改革就正面临这种困境，为此有人提出深圳的改革需要一把“尚方宝剑”。
现在看来，国务院批准的深圳综改方案中的“四个先行先试”就是“尚方宝剑”，它不像“六大重点突破”“九大金融改革举措”有具体的方向和目标，而是给深圳未来的改革划出了一个原则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由改革者来发挥。这其实与“特区就是综改试验区”的思路一脉相承，只是再次明确。
无论是以前提的“五大中心”也好，还是“一区四城”也好，在中央和老百姓看来，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你是否改革决心和动力，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和真正的改革成果。目前，深圳戴有新老特区两顶“帽子”，受领了“尚方宝剑”，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准生证”也明确到手了，我们期待深圳下一步的改革能够诞生一个健康快乐的宝贝，让人看到给中国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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