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闹剧的终结

[不动尊明王]

有“王小波第二、大陆李敖”之称的“北大怪才”余杰，最近致中国作协的一封公开信挂满了大小网站，很是热闹，不过这种关于余杰的热闹有点“回光返照”的意味。
余杰在致中国作家协会的信中，那副猥琐状，那副受迫害状，那副走投无路状，寒心得令那些本想借机作出反击的对手无从下手，原来这个曾经高喊着民主、真理，逼人忏悔的余杰是这样一个窝囊废。在网上，人们对余杰没有了痛骂，没有了同情，唯有鄙夷。一位网友指出：“余杰这次实在暴露出自己还是个幼稚单薄的小年轻。那对作协的又爱又恨和如丧家犬的落魄心情，不但无法让人同情，反倒让人心生鄙夷。都什么时代了，一个被世人常误称‘做鞋’的地方，竟使他如此挂掂和不忍割舍，甚至还翻出什么国际人权法案来，也真不嫌麻烦。”
余杰让追随他的人失望，让反对他的人鄙夷，让学者叹息。余杰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实际上标志着两年以来余杰闹剧的终结。
梳理余杰自1998年开始出演的一幕幕闹剧，总的感觉是“落花败絮”再也经不起风吹雨打。
第一幕：扯虎皮做大旗
1998年春，余杰与书商在一起，表演了一出“扯虎皮做大旗”的闹剧。这一年，余杰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火与冰》，并打出“大陆李敖”的旗号。为了强化这一点，余杰又专门写了《李敖与北大》一文，余杰称李敖是20世纪下半叶北大精神最杰出、最全面、最彻底的传人。最后余杰说：“我把李敖当作我的师兄，只有他才配得上是我的师兄。”
第二幕：攀龙附凤
这一点，王朔和老侠两人在对话中早已指出：他们非常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么人塞炸药，对什么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做壮怀激烈状、疾恶如仇状、特真诚特有学问状，实际上，他要灭的是与他的切身利益无关的人，跟他切身利益有关的人，则极尽赞美之能事，如对陈平原、张鸣、王岳川、钱理群等人的阿谀奉承。
事实上，余杰除了对一些人的攀附外，还要寻找一个北大以外的名人为自己吹捧。只要大家读一读余杰写的《“鬼才”魏明伦遇“鬼”记》一文，洋洋万言，用文革大批判的手法甘做魏明伦的“打手”，把魏明伦的对立面狠狠打击一番。余杰的卖力是不会白费的，余杰等人著《新青年丛书》，便是魏明伦给做的序。
第三幕：批判余秋雨
不用多说。
第四幕：作“与谢有顺绝交书”
此事发生在余杰赚足了版税、撑足了名气但也因为与批判余秋雨而元气大伤时。
余杰自以为得意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被原作者和不少读者指控为剽窃。仔细对照两篇文章，就会发现，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与张育仁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从主题、结构、论据甚至说话的语气都那么像。对此，余杰无法解释。
这时，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写了《盗亦有道：看文坛剽客现象》一文，予以批评。余杰愤怒了。作《真实的谎言》一文，表示与谢有顺断交。文章称：“我与谢有顺是朋友，在我看来，‘朋友’是志同道合，是价值立场和品性气质的相似。这种高标准的朋友，在我的生命中并不多。因此，我对友谊极端珍视。当然，对于朋友的恶行，‘大义灭友’无疑是英雄行为。但是，不加思索地轻信谣言、不作必须的调查取证，就将谎言当作真话来传播，这是对朋友的人格缺乏起码的信心，也是对友谊残忍的亵渎。作为朋友，这样做也是不合格的。这篇毫不负责任的《盗亦有道》的文字，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共同构成了对学术、对新闻和对友谊的莫大的讽刺。旁人的诬蔑，自可以像蛛丝一样抹去；而朋友的误解，却在心灵上留下深深的伤痕。我写下这篇本来不愿意写的文字，既是对自身清白的保卫，也是对一个朋友的告别。”
一篇“与谢有顺绝交书”，使得余杰的闹剧继续出演。
第五幕：（插曲）“余杰宠物”的表演
在余杰遭到批评中，余杰的崇拜者、学生、同党，人称“余杰宠物”的朱健国也忍不住跳出来折腾一番。
在其《为余杰说几句》的一文中，朱健国居然说王朔和老侠的对话《美人赠我蒙汗药》中对余杰的批评是他人编造的，又说别人对余杰的批评是因为妒忌余杰，余杰涉嫌剽窃更不在话下了，因为批评余杰的人跟余秋雨关系很好，所以说余杰的剽窃是不存在的。最后，朱健国为自己所崇拜的余杰贴金：“‘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余杰纵有千万不是，但他终究是当今青年中率先发扬先哲自由批判精神的精神战士之一，是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谱系中最年轻的传人之一，有人甚至说，从梁启超、鲁迅、陈寅恪、顾准延伸下来的一条自由思想的小溪，现在最新的延伸点就到了余杰这儿。”
这话当然是胡言乱语，但从“余杰宠物”的朱健国口里说出来，倒也显得有点可爱，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推动闹剧的发展。因为朱健国写这文章有功，余杰也许会拍着他的头称赞“小朱，不错”呢。
第六幕：闹剧终结
余杰指东打西，纵横四海，名也有了，利也有了，但还有一样没有。那就是一个好工作。南方某著名媒体开出高价要他，但最后余杰选定中国现代文学馆，据说双方还签订了协议。
余杰本来可以开开心心把闹剧继续下去，不料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中国作协单方面违约，不要余杰了，余杰找不到组织了。这时，余杰用一种极其猥琐的姿态终结了他的闹剧――写了一封致中国作协的公开信，指责中国作协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作为一名履历清白、学业优秀的北大毕业生，我所要求的仅仅是协议所赋予我的工作的权利，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权威文件所保障的公民的合法权利。”
余杰在这可怜兮兮的信里，俯视众生、唯我独清的样子没有了，气势汹汹、壮怀激烈的样子没有了，甚至连做真诚、深沉状的勇气都没有了。余杰仿佛是一个街头的饿汉，手上拿着一颗血淋淋的心，向每一个路人哭诉：“我所受的伤害好重，好重。”
历时两年多的余杰闹剧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