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新农村建设若不当 会使中国进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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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中国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汪玉凯昨天警告说，政府正在积极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倘若处理不善，可能会使中国进入误区，对中国发展现代化造成极大风险。
　　
汪玉凯是在“博客中国”网站所主办的论坛上，与众多国内的农村问题专家和观察者，讨论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
　　
他分析说，中国28年的改革开放进程虽然动摇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取得制度性的突破。此外，中国历届政府无一不高度关注农村问题，却始终找不到真正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
　　
他说，受上述两个问题的制约，中国对于该如何走现代化道路，中国发展现代化的整体思路和框架，到今天仍然不清楚。
　　
在实行改革开放多年以后，中国的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扩大。今天，中国的农业产业与工业产业的矛盾依然尖锐，而且近年的城市化的过程，结果形成了新一轮对农民利益的盘剥过程。
　　
昨天，不少与会专家都指出，农民利益被侵害的情况，很大程度是系于土地问题。在发展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农民的法定土地使用权没有得到尊重和制度性的保障，地方政府扩建城市，兴建高速公路，或开发房地产，往往是以低价或廉价征用农民土地。于是，就造成了大量“三无”（无土地，无职业，无社会保障）农民。
　　
为了缓解城乡差距，中国政府今年开始废除了农业税，并且在多个地方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计划。　
　　
汪玉凯昨天指出，新农村建设可能带来很大益处，但如果实行得不好，可能会危害中国正在艰难起步的村民自治。
　　
他会后对记者说，政府的权力直接地参与农村的建设，规划农村的发展。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意愿未必会得到尊重。政府太强势，它在农村搞规划，盖房子等，未必符合老百姓的意愿。”
　　
汪玉凯也提醒说，建设新农村如果只强调大兴土木搞建设，而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户籍问题、农村政权问题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那也会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入误区。
　　
在谈到中国如何走现代化的问题时，与会经济学家茅于轼提出，答案并非将农村建设得像城市一样，而是要减少农民的数目，并且发展小城镇。
　　
他论证说，近年来中国虽然很多农民进城打工，但是能够在城市立足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往返于城乡之间，长远而言，这也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茅于轼提出，政府应该让农村资金留在村里。农民有了资本，他们多数会投资于回报较高的非农业项目，如经营小买卖，开小饭店，开家庭作坊等。上述活动会自然地让人口多的地方聚焦，慢慢地就会形成小城镇。
　　
当农民资本能力更强一些时，他们能把小城镇建设成现代化的小城镇。
　　
茅于轼说：“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需要组织引导，只要没有人跟他们（捣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