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封杀《大江大海》：龙应台称北京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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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昨日接受採访时称，这本谈论1949年的新书，跳脱意识形态与敌我阵营，希望能做为桥梁或平台，让两岸读者能更认识彼此，相互疗伤止痛，很遗憾中国官方没来得及好好阅读就下了封杀令，但如同她书中所说：「有些创伤，即使过了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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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新书先读 - [拾零]
【简介】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车站、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从1949年开始，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
六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停下脚步，问问对方，你痛在什么地方？
是时候了，在历史的这一页即将永远地翻过之前，我们还来得及为他们做些什么？
龙应台，华人最犀利的一枝笔，继思考家族情感的畅销书《亲爱的安德烈》、《目送》之后，龙应台再度推出15万字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酝酿十年、走过三大洋五大洲，耗时三百八十天，行脚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从父母亲的1949年出发，看民族的流亡迁徙，看上一代的生死离散，倾听战后的幸存者、乡下的老人家。
龙应台说，“我再怎么写，都不能给他们万分之一的温情与正义”。藉由文学的温热，龙应台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地、认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看见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重新凝视关于人的尊严以及生命价值，用最谦卑的心，写出跨民族、跨历史、跨省籍的一本书。
（一）上海的早晨
其实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这一天清早，二十七岁的堀田善卫照常走出家门，却看见一件怪事：上海的街头，竟然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國旗。这里一幅、那里一幅，从层层叠叠高高矮矮的楼顶上冒出来，旗布在风里虎虎飞舞。
“今天什么日子？”他对自己说，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自从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占领了这个城市以来，这样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这旗子还没有汪精卫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个字：“反 共 建 國”。它是正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怎么回事？”
才从日本来上海半年，堀田对政治还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统治的上海街头出现那么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没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时，“重庆”两个字在他脑海里模糊地溜转了一下，马上被其他念头所覆盖。但是，拐个弯走出小巷走进了大马路，他呆住了。
大街两旁的建筑，即使一排排梧桐树的阔叶在八月还一片浓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标语，大剌剌地贴在参差斑驳的墙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张标语都显得那么斩钉截铁，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战和起义，怎么看，怎么显眼：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
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
还我河山！河山重光！
实现全國统一，完成建國大业！
一切奸逆份子，扑杀之！欢迎我軍收复上海！
國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憲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國！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粘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
“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象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号的日记，笔迹沉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当“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 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满眼血丝，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从 一九二八年起，每一篇日记都以“雪耻”二字起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三百六十五天的“雪耻”。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 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二）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夫、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軍航空兵工场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攘整条街。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
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已经 被美国的空軍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行驶，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 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他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 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心里头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了。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 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
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您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医院院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这是日本海軍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軍炸得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洲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新京，就是长春。炮火和坦克车 很快就进了城，苏联的红軍打进来了。很多台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散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湾人，没人通知，后知后觉 地还留在城里头。害怕红軍的暴行，也恐惧满洲人的复仇，台湾人聚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洲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致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
日軍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来满洲“开拓”，大多数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人突然成为没有人管的难民。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他赶到长春的“日人在满救济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是尸体，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軍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軍来了；八路軍走了，国軍来了，国軍走了，共産党又来了。满洲人 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 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天，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三）追火车的小孩
我在夜车里，从广州东站驶往衡阳站。晚上十一点发车，清晨五点钟可到。总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这个里程数，我开过。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开车去的，从法兰克福开到仍在围墙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回到衡山，想把孩子带出来的时候，她的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过的路。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她走。在广州半年，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把孩子带出来，带在身边。
火车到了衡阳，不走了。到衡山的铁轨断了。火车里的人，又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这个时代，是个不寻常的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大雾锁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沉，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苌宁！
永州！永州！
“永州？”我看了看那个呼“永州”的人，是个有点年纪的老头。跟着他走，我就会被送到永州，就是零陵，在那里，痖弦的命运转了个大弯。为了痖弦，我特别走到那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去，像在云里游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开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走，大约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整个被翻了过 来。美君走得脚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就软了下来，摔在铁轨上。
我没想到，二○○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木头窗子一隔一隔的，玻璃上一层很旧的灰，从外面望进去，朦 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拿着扫把畚斗在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一直长到检票口。检票口，也就是两条木头扶手。
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钟，我想，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检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这是南下广州的月台，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的地方。我有一种冲动，我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美君离开了铁轨，走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的不少。走在田 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扁担扛着两只水桶的族兄，还把水桶搁下来，问 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妹魅”。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
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大婶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野草长在屋顶上，也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里。就是这一栋颓败的红砖房，美君来接她的孩子。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后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满面惊恐地瞪着眼前这个要带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闹，又踢又打，怎么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车站。南下的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圆弧形的车顶皮上，爬满了人。有人用一只手紧紧抓着门上的铁杆，身体吊在车外；车窗被人体堵塞。
美君一伸手要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着火车要开了，她趁机说，“那……那孩子还是留下来吧？”
向来果敢的美君，看着孩子哭得发涨的红脸，火车里大难临头的拥挤，这时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千钧之重，都在一瞬间。美君做了一个决定。她转身对佛生说，“那，我们上车吧。”
然后对奶奶说，“妈，我们——很快就回来。”
我问应扬，“后来，你对妈妈有任何记忆吗？”
他眼眶一下就红了，六十岁的人了，一说到衡山火车站，还要哽咽。
“只有一个印象留下来，就是——妈妈在火车里，头发卷卷的。后来，长大一点，看到别人都有妈妈，只有我没有，很难过。开始的时候，奶奶还骗我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后来当然骗不住了。”
应扬的眼睛深凹，特别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我从美国特地飞到广州去“认”这个失落的哥哥，在满满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 道：“是他，这就是他。”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民的谦抑神情，过了一辈子挑扁担、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脸上有美君的一双深凹、明亮的 眼睛，在大水般涌动的人潮中，我一眼就看见他。
应扬抑制着情绪，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老师跟同学指着你的鼻子说，你爸是国民党，像拿刀砍你一样，我总是想，如 果妈妈在，多好，随时可以回家对妈妈痛哭一场，可是一想到这里，就更难过。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龙家院都速度还很慢，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 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我看到任何一个短头发烫得卷卷的女人，都以为那是我妈——我妈永远在一辆开动 的火车里，我永远追不上……”
来源：《天下》杂志（427期）2009/07
（四）住在一张地图上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 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 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 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 ”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 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计程车，不妨看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港生”怎么在台湾开车？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乱中从滇缅丛林中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A字体盖着油布的木棚里。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 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沉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和他安徽妻儿的那 一边，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故事，与成龙这一边，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權。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像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 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 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儿”，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退出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國，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座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 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中国的东北，右下，是中国的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 ”、“辽宁路”、“长春路”、“四平街”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找。“甘州街”、“凉州路”、“哈密街 ”、“兰州路”、“迪化街”，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历史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虚幻想像，充分殖民主义的嘴脸，可耻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聊以自慰，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唉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新的命名要“发扬中華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授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他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并成公共租借，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 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甚至连“建國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企图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國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 的。
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國的江山。一切竟然是历史的秘密布局：一九四九年國民党政權崩溃而撤退 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以不破碎的完整“河山图”大大地张开，接受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 来。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在台北办公以后，就更详细地把大陆的地名填了进来。
我，和我的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五）美君回家
美君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我从小就听她说：新安江的水啊，她总是絮絮叨叨地说，是透明的！
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下来，站进水里，把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 鱼……美君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对游弹琴啦，讲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 嘛！”
牛，她总说“游”，所以“牛奶”，就是“游来”。
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象在说给她自己听。
我这个高雄出生的女儿，对长江、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也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都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水。
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带着美君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冰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蓝色风光，美君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故意不回头，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美君在台湾一住就是六十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坝，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她这才相信，原来朝代可以起灭、家國可以兴亡，连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一九八七年，台湾政府终于允许人们回乡探看以后，乡亲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故乡，总归是故乡吧，可是淳安城的美君却冷冷地说，“回去？回去看什么呢？”
“看不到城，”美君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美君离开淳安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美君，第一次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
“岛？千岛？”美君不悦地纠正我，“以前都是山，千山啦，什么千岛。”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美君确实没想到五十年的“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美君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安静；美君的话，在他们耳中简直“迷信”得骇人，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
“湖很大，一千多个岛，”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坟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美君说。
一个亲戚说，“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姐你遥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美君，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这个彪悍的女生要发作了。
“我在台湾遥祭了四十七年，”美君顿了一下，脸色很不好看，然后一口气说出来，“我遥祭了四十七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
又是一阵安静。
“……千岛湖出事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美君还是寒着脸孔，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天，终于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来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仿佛心中有一个隐藏的导航系统，看穿湖水，将每一座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
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朴纯凈，原始自然，但是我们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 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让大人牵着手去 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沃土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绵延千年的人文繁华。
我们看起来像游客，我们不是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润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蛇岛，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噗突噗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三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美君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说，“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里。”
她指的这个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是一片秃秃的黄土。我们跳上泥泞的滩。参与了当年迁坟的表妹边回忆边说，“那个时候，是小表哥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美君看见的是两块破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黄土的那条波线上。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美君的白发凌空飞扬，我紧紧扶着美君，满耳呼呼的风声，还有美君模糊的、破碎的语音，“……爸爸——我来了，我就知道，你明明跟我说你很冷……”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土红的表面已有绿苔。
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像柔弱无骨、有所祈求的手臂，随风没入天水无色之中。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这是那年缉私船检查私盐的地方。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急急盘旋而下，车后一团灰尘，路边的树木也 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美君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这也是新安江水啊，水多清啊！”
她望向车窗外，疲倦地把头靠在玻璃上，轻轻地说，“是吗？”
我伸出手去环着她瘦弱的肩膀。
来源：《天下》杂志（428期）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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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龙应台：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创作历程 - [拾零]
文：苏育琪／摄影：丘剑英
难得的家庭聚会，却分裂成两国。餐桌的这一头，是“大人国”，餐桌的另一头，是“孩子国”，各自兴高采烈地聊着属于自己世代的话题。
有人拿出《天下杂志》，指着封面上龙应台的照片说，“她出了新书，是谈一九四九的。”
“姐夫，亲家公来台湾时，你出生了吗？”转述美君与长子离散的故事后，本省籍的舅妈问。
“我父母亲在一九四七年来台湾，带着三个孩子，那年发生了二二八……”台湾出生的姐夫，完全听不出山东口音，讲话还夹杂台语。
“咦，把拔，从来没听你说过爷爷的事欸，”十九岁、正在念大学的妹妹，头转了过来，加入了大人国。
“把拔，你跟墙上爷爷的照片好象哦，不过爷爷比较帅，”过了暑假就升高三的弟弟，出生时爷爷已经过世。
“把拔，那然后呢……”两个孩子齐声问，翻开了家族史的第一页。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一九四九的故事。
“一九四九是个大分水岭，决定了现代中国，以至香港、台湾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酝酿十年、写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应台说，“现在的一切，都是从六十年前开始的。如果要在二十世纪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挑一九四九。”
那是个天崩地裂、死生契阔的年代。
太多史诗般的故事，发生在你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上，却很少被诉说。
或许是伤痛太沉，无以言说。
或许为挣扎求生，无心怀旧。
也或许只是在等待，等到子孙对人生有足够的体验，等到社会成熟健康到可以打开旧伤，才会从历史的灰烬中，探掏散落蒙尘的珍珠，一颗一颗小心翼翼地串起来……。
但是，要快！趁还来得及。六十年了。
“我最大的遗憾是，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时，父亲不在了，母亲失忆了，”四十岁以后才想去了解父母的龙应台，有跟时间赛跑的紧张，想“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
对龙应台而言，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所以，阅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是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龙应台曾说。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从人的小命运，看时代的大命运，”龙应台希望这本书能带着读者，“超越各种争斗，看到每个受苦的个人。”
龙应台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这些受苦的个人，倾听他们的故事。
她飞越三大洋五大洲，连边远的乌丘等离岛都踏遍。为了这本书，大作家摇身一变，成为大记者。
在马祖的介寿狮子市场，她经过一个卖金纸的摊子，一听说这位老伯伯曾在大陆劳改了三十多年，马上拉了张小椅子就采访起来。采访一江山遗族时，为了取 景，她在院子里站着访谈了四十多分钟，被蚊子咬得脖子、腿上都是红肿块。还曾发生有惊无险的意外：往东莒的海路上，引擎故障，黑色浓烟呛进船舱，几乎令人 窒息。烟雾中，龙应台打开窗户，伸出头，任强风撕裂她的头发。
“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把她当个榜样，”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余年的桑品载，和龙应台一起参访马祖，对她的求真精神赞不绝口，“她曾为了求证一个细节，带着大家去淋雨。”
这样的角色转变，对龙应台并不容易。“我不适合做记者，我不太喜欢和陌生人接触，”龙应台说，作家是孤独动物，需要处在内心的山洞。常常，她宁可传 简讯，也不打电话。饭席宴饮，“陌生人不喝，话不投机不喝”。写起稿来，可以“不吃饭、不喝水，连坐二十五个小时”。在她主办、主讲的一场重要演讲前，朋 友敲她房门没有回应，原来她“想到要出来笑脸迎人，痛不欲生，瘫在沙发上，”龙应台笑说，她不担心演讲，而是怕演讲前的鸡尾酒会。
拚命的龙应台，深切的心意，打开了尘封多年、连结今昔的隧道。
“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李维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接到约访电话时，八十九岁的拉包尔战俘李维恂慨然表示。
在香港公关界举足轻重的恒信公关主席梁安妮，将她父亲的日记，托付给龙应台。这本日记，在她出嫁时，母亲细细地封装、珍重地放入樟木做的大嫁妆箱子 底下。梁安妮翻出这本沉寂数十年的日记时，上面还飘着淡淡的樟木香。没来得及细看，就赶忙给龙应台送去。在港大沙龙的演讲上，龙应台谈到飞虎队的故事时， 梁安妮听到父亲日记的内容，“家里的历史，突然变得有血有肉，也有笑有泪。”
用最谦卑、柔软的心听吧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龙应台深切地叮嘱次子飞力 普，“你跟我这样的后生者，唯一能够为那个极其残酷的时代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静止的时刻，拋开所有你以为重要的事情，用最谦卑、最柔软、最慈悲的心， 听吧。”
对于还没有机会、或是已经来不及听长辈诉说的人，这本书，可以带你回到现场，透过平民百姓的眼睛，真实深刻地看时代的巨轮如何迎面扑来，从他们身上辗过。
十二岁的渔村小孩、十四岁的中学生、十七岁的原住民、十八岁的美国水兵、二十三岁的国军眷属……，他们的日记、书信、诗文、图片等，让你跟着他们的心情起伏，随着他们怅然泪下。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 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抗日战争中打过无数重大战役的张灵甫将军，一九四七年被共军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最后一 刻，他写下与妻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思索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看著书中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志愿或非志愿地成了军人，很多人在造化的操弄下，忽为日本兵，忽为国军，忽为八路军，唯一不变的，是被牺牲掉的一生，不禁令人掩卷长叹。
“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个态度，”龙应台说，以前国家是重要的，集体是重要的，草菅人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这一代不是用这种态度来看生命。”
“对于所谓的国家集体，我永远抱持怀疑，”龙应台要年轻的读者深刻地思索一个问题：“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是什么？”
她说，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很复杂，有对抗，也有合作和支持。重要的是，年轻人要意识到：在集体里，个人有责任做判断。集体里面的个人有反省和觉悟的能 力，才能避免集体变成一个失控的机器，“吞噬了我们前一代人──不管是苏联红军、纳粹德军、日本军或是解放军、国军──的那个可怕的大机器，才有可能将来 会变得更文明。”
龙应台自己，在十五岁时，就有这样的意识。有一天，她在民众服务社打乒乓球，一群萝卜头玩得正热烈，突然听到担任巡官的父亲大喝一声，“立正！”， 因为分局长来了。敬礼时，龙应台觉得非常的屈辱，“我为什么要对你敬礼？你是什么人？”当下，她就下定决心，以后要做的工作，绝对不会被强迫对人敬礼。
龙应台说，那是她人生中最关键的抉择，尔后她做的许多选择，都和这个决心有关。
现在，十九岁的飞力普，也在思考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他服义务兵役的时间到了，但他不愿意当兵，拿出德国的“基本法”说，“我有不服兵役、不为国家打仗的权利。”
龙应台尊重他的决定，展开“拯救大兵飞力普”计划，聘请律师，协助他向军方争取。“万一不成功，他还是得去当大头兵，没办法，我就给他心理建设，说德国的军队现代化得不错，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很有趣，”龙应台笑着说，一下子从笔锋犀利的作家，变成爱子心切的妈妈。
因理解而关怀珍惜
“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龙应台曾说过，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不管你是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或是华侨，只要你的家族曾被一九四九的铁轮辗过，苏东坡的这阙词，都会让你的心为之恻恻。
看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个又一个在大时代挣扎求生的小人物的故事，你会发现，不管来自何方，不管政治立场为何，追到底，我们就是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每个人都饱受流离之苦，每颗心都伤痕累累。
看透这样生存的本质之后，很多的价值判断可以更为开阔，诸多的冲突对立也可以更为缓和。“某个程度可以拋开所谓的忠奸跟立场之分，”龙应台说，六十年之后回头去看，如果能够有足够的谦卑，如果能以人的价值为核心来看的话，很多东西是能够超越的。
龙应台深深期待，台湾内部、海峡两岸的人，都能好好地面对自己的、以及对方的创伤，好好地沟通，“不认识，你就不知如何去疼惜。珍惜跟关怀，都是因为理解。”
“大舅妈，那应扬后来有见到他妈妈吗？”十九岁的妹妹问，有点迫不及待。
别急，让我们泡杯热茶，打开音响，在珍妮佛·华伦斯“班妮狄克之歌”的悠扬乐声中，继续读下去。
世上有太多的悲伤，需要治疗，需要慈悲……
这么多破碎的心，就像你我的心，
被我们做过的事撕裂，但覆水已难收……
我们努力，不断地，
试图去修复我们造成的伤口……
我只想拥抱你，
让我拥抱你吧……
来源：《天下》
【附一】纪录片（片花）：目送1949——龙应台的探索（视频）
「我最大的遗憾是，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时，父亲不在了，母亲失忆了」，四十岁以后才想去了解父母的龙应台，有跟时间赛跑的紧张，想「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
（企划／摄影／剪辑：稻田电影工作室）
【附二】龙应台：60年来从没问过对方，痛在哪里？（视频）
相关链接：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facebook全球书友会
2009-09-19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选读——最底层的竹子 - [拾零]
最 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你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 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呼吸。 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杀，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 还是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东德共産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过“逃亡者杀”的命令。很多法 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文件，文件写的是：“面对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犹豫，即使是面对妇孺，因为叛徒经常利用妇孺。”
昨天在电话上跟你提到柯景星这个台籍监视员。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他十几个台湾兵在日本已经知道要战败的最后时刻里，为了湮灭虐俘的证据，屠 杀了四十六个英澳俘虏。那个下指令的日本队长，在法庭上主动承认是他下的令，一肩挑起罪责，但是那些奉命动手的台湾人，还是被判了重刑……
喔，昨天终于找到了小洋！他住在澳洲雪梨，是个八十二岁的老人家了。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变成一个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就用他做木工、画家具设计图的本事，重新画过。他很开心我可以采用他的俘虏营素描。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很多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自己常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一样的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塑造、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身为一个曾经受过凌虐的人——会反对吗？”
几分钟之后，他的电邮就回复了：“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地身不由己啊。”
“那么，六十年过去了，您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回信：“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唉，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逃跑的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 死，伤口发炎，他们不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粗大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 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生路呢？”
“很难说，”小洋回说，“教授，所谓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不过，如果你这根竹子刚好是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奋斗、挣扎，都脱不了身了！”
来源：时报悦读网
相关链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新书先读——
（一）上海的早晨
（二）我是台湾人
（三）追火车的小孩
（四）住在一张地图上
（五）美君回家
Kasia Hu
| 中共封杀《大江大海》：龙应台称北京欠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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