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以后无中国”——甲申三百七十年再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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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kim
Jan 18, 2014, 1:21:34 AM1/18/14
to superpower, go2group, googroup, neocromancer, 評論中國時事
“甲申以后无中国”——甲申三百七十年再祭
今年是“甲申国难”三百七十周年，由于“甲申国难”教训十分沉痛而又为国人普遍忽视，故笔者深觉有深挖探讨追溯的必要，以求正本清源，以史为鉴的效果。
“甲申国难”，意指1644年（甲申年）满清入关，中国惨遭当时的外族——满洲族征服，而彻底亡国史实；“甲申国难”的概念，始成于南明史家，终清一朝民间史家沿用，中华民国正史承袭之；也就是说，对于满清入主的本质，明代、清代民间、中华民国主流史家，均认为是中国亡国；只在中共颠覆大陆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满清入主中国史，才被官方篡改为，三百多年前在语言、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与中国人大相径庭、且依然在关外独立建国的满洲人“统一了中国”。
“甲申国难”中，中国不仅亡国，而且比上一次——近四百年前蒙古征服导致的亡国，亡得更加彻底、更惨烈、更屈辱。1279年蒙元消灭南宋而灭亡中国后，没有强迫华人改着蒙古服、改留蒙人发式。。。征服中国的蒙古人，没有兴起文字狱杀戮敢言文人、独立思想家、忠实载史史家。。。蒙古人没有闭关锁国、没有抑制工商业、没有驱逐传教士。。。终元一朝，中国航海术先进、外贸发达、宗教自由、中西方的交往比宋朝还密切，中亚、西亚、欧洲人大批移居中国，马可.波罗等一批“色目人”，甚至可以在元朝长期做官。。。由是观之，蒙古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是相对优容的、开明的，蒙古人丝毫没有触动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也没有扼杀中国进步的活力：蒙古人既不想蒙古化中国人，也不愿被汉人同化，蒙古统治集团，更象是一个与被征服的中国人保持距离的外国代管势力。
但1644年入关灭亡中国的满洲人，却与蒙古人大相径庭，除开征服中对关内人种族大屠杀比蒙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军事征服和“薙发易服”二重屠杀华人总数超过两千万，蒙古对华屠杀总数约一千八百万），还厉行远比蒙人阴毒残酷的种族压迫和文化灭绝主义极权暴政：从入关次年（1645年）起，满洲征服者即下《薙发令》，强令关内人民改从满人发式、服装，对不从者一律屠杀，狂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为了消灭汉人的民族特征，满清统治者竟征服战争屠杀的基础上丧心病狂地实施二次大屠杀，不惜以流血漂橹的方式强行满洲化，消灭了自周以来延续了两千年的华服（汉服）；
为了消灭华人独立人格以防滋生反清思想，从顺治二年起，清殖民政府即兴起文字狱，此后大兴文字狱一百五十余年，贯穿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残酷杀戮敢言文人、独立思想家、忠实载史史家、甚至诗人。。。“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廉耻（鲁迅语）”；
在残酷摧杀独立人格的同时，满清统治者大肆毁书，且采取比秦始皇焚书远为狡诈的方法，即“寓毁于编”，乾隆下令搜缴全国古书，编撰《四库全书》，采取“抽、删、毁、改”等法术，以消除前代文化中一切不利于、或有可能不利于满洲殖民统治的成份，于是《扬州十日记》、《南山集》、《三辽朝记事》等等统统在中国长期消失，直至两百多年后方从日本传入。。。以致鲁迅慨叹：“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病后杂谈之余》
在大兴文字狱、大肆禁毁古书的同时，清统治者大树儒家糟粕、大力兜售八旗奴隶制、家奴制歪风邪气，竭力利用剪裁过的理学愚弄汉人，但严禁儒家中的“华夷之辨”成份，从而在中国培植出特有的清朝奴才文化：以前的中国文化虽有奴性，但多少因恪于儒家的信条，君臣皆有所不为，有所耻戒，明朝士人阶层多少有一些独立人格，到清朝时统治者只有法术，而臣僚统统鹰犬化，君臣关系彻底堕落为主奴关系；
为了防止汉人利用技术造反，自康熙朝起，满清统治者即严密控制火器，晚明的火器和大炮仅限于满洲八旗军使用，清廷严禁汉人民间研、制火器、鸟铳甚至弩机；号称“圣祖”的康熙将火铳发明家戴梓充军辽东，别有深意；为防防止汉人利用技术造反，清廷到了宁可抛却生产技术也在所不惜的地步：明末宋应星的技术巨著《天工开物》因清廷禁毁，在中国失传两百多年，直至近代国门被打开后才重新传入，此书对近代以前日本技术进步起了很大的改进的作用；在满清的刻意压抑下，中国包括军器在内的技术大步倒退，虽则明朝时中国的技术发展相比欧洲已有所落后，但中国技术大幅落后于欧洲，正是从清朝开始的。
为了防止经济贸易上的活力带给汉人造反的优势，导致元末的造反局面出现，满清自初期起就开始闭关锁国：之前，明朝为了防倭患，也短时期实施过禁海政策，晚明时已全面放开，清朝的禁海政策，自康熙初年防郑成功时就已开始，直至近代被英国人打开国门才被迫结束，长达一百八十年，比毛共厉害得多：康熙时只准南京、宁波、厦门、广州四地对外贸易，后来满酋乾隆犹嫌南京、宁波、厦门有风险，因为朱元璋就是兴起于江左的，乾隆干脆封闭三地，只准广州“对外开放”，且在广州成立官督商办的洋行，严控贸易规模——反正历史上从未有兴起于广州的“真命世主；
为了防止与西方人的接触唤醒汉人的民族意识，近代以前，清廷严控汉民擅自与洋人接触；同样，为了防止其间接统治的藏、疆、蒙少数民族的差别待遇唤醒汉人的民族意识，清统治者刻意不让觐见的藏、疆、蒙代表团经过汉地，而且几乎总是在塞外接见这些代表团。
。。。。。。
综上可见：满清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完全是倒行逆施、残民以逞、愚民以逞的反动统治；当年蒙古人退归草原之际，好歹留下了一个充满活力、外贸繁荣的中国；而近代前夕的中国社会，却被满清摧残成了一个万马齐喑、停滞愚昧、封闭腐朽的社会。
汉人之所以变成一个奴性深重、一盘散沙、民族意识和自尊心都非常淡薄的民族，其实满清两百多年的阴毒殖民统治已经铸就了基础，共产党的统治，只是雪上加霜、变本加厉而已。
满洲的征服，非止客观上对中国民族异化，比蒙古征服深远得多；而且，以爱新觉罗家族为首的满洲征服者，主观上也怀有更高的亡华野心，这体现于两者之间不同的对华政策中：
蒙古灭宋后，从未对汉人强行蒙古化，也从未对汉人实行文字狱、闭关锁国等愚民政策，因此，蒙古人没有灭亡中国民族的主观计划，蒙古对中国的征服，仅局限于政治上的粗浅征服，未触动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中国文化的内涵；因此，中国亡于蒙元，亡国的程度并不深——中国民族的表、里都没有亡；
满清入关后，则以惨绝人寰空前（当然并不绝后）的程度对汉人及关内其他民族强行满洲化，并成功地以满洲族的发式、民族服装强行取代汉人的发式和民族服装，这等于消灭了汉族的外壳——这是消灭一个民族的第一步；万幸的是，清廷消灭中国人内涵的那一步——以满语取代汉语的一步，却始终迈不动，这并非清统治者不想迈这一步：多尔衮入关之初就以定满语为国语，并企图以满语培训官民，但因满洲（女真）族文化底蕴太差、人手严重不足而很快实行不下去。虽则消灭汉语以彻底失败告终，但满洲征服者通过文字狱、禁毁古书、阉割儒家、利用科举等一系列精神征服措施，有效地将中国的主流文化——汉文化加以劣质化，令明以后的汉文化打上了深深的奴才文化的烙印。
因此，随着满洲的征服，中国民族不仅耻辱空前地亡其表，也部分地亡其里；中国在“甲申国难”中的亡国，比崖山灭宋的亡国，程度大大加深了。
但一个奇怪现象是：尽管崖山亡国的程度很浅，“甲申”亡国的程度很深——亡得头发和衣服都被外族强行改了、亡国亡出了奴才文化。。。但“甲申国难”却知之者甚少，而那句“崖山以后无中国”的夸张说法，却广为传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以为，这主要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史家对蒙元、满清的不公正主观态度有关：
由于蒙元统治者长期不实行科举制度、且给予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很低，这等于是断了儒家士人的官路，儒家官本位文化熏陶出来的汉族知识分子因此愤不可遏，对蒙古人的统治竭尽丑化之能事；
而满清统治者则相反，入关第二年就开科取士、大行招降纳叛、竭力满足儒家士子们的官瘾、甚至连多尔衮本人，都装出一副敬重孔孟、尊重儒生的假象，因此，大批进阶有门汉族知识分子，对更加邪恶的满洲统治者，反而极尽美化之能事。
而史书、史料就是由这些儒家官本位文化熏陶出来的汉族知识分子书就的，并以讹传讹地影响到后人。
若本着“正本清源”的精神，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则“甲申以后无中国”的说法，要比那句广为传颂的“崖山以后无中国”的说法准确得多。
那么，是否“甲申国难”中的亡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亡国呢？非也，乙丑年（1949年）中华民国在大陆的亡国，比“甲申”亡国亡得更彻底，因为满洲的征服，仅部分地异化了中国民族和中国的文化，共产党对中国的征服，则深度地异化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曾节明 写于2014年元月十五日夜于阴湿纽约州
今年是“甲申国难”三百七十周年，由于“甲申国难”教训十分沉痛而又为国人普遍忽视，故笔者深觉有深挖探讨追溯的必要，以求正本清源，以史为鉴的效果。
“甲申国难”，意指1644年（甲申年）满清入关，中国惨遭当时的外族——满洲族征服，而彻底亡国史实；“甲申国难”的概念，始成于南明史家，终清一朝民间史家沿用，中华民国正史承袭之；也就是说，对于满清入主的本质，明代、清代民间、中华民国主流史家，均认为是中国亡国；只在中共颠覆大陆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满清入主中国史，才被官方篡改为，三百多年前在语言、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与中国人大相径庭、且依然在关外独立建国的满洲人“统一了中国”。
“甲申国难”中，中国不仅亡国，而且比上一次——近四百年前蒙古征服导致的亡国，亡得更加彻底、更惨烈、更屈辱。1279年蒙元消灭南宋而灭亡中国后，没有强迫华人改着蒙古服、改留蒙人发式。。。征服中国的蒙古人，没有兴起文字狱杀戮敢言文人、独立思想家、忠实载史史家。。。蒙古人没有闭关锁国、没有抑制工商业、没有驱逐传教士。。。终元一朝，中国航海术先进、外贸发达、宗教自由、中西方的交往比宋朝还密切，中亚、西亚、欧洲人大批移居中国，马可.波罗等一批“色目人”，甚至可以在元朝长期做官。。。由是观之，蒙古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是相对优容的、开明的，蒙古人丝毫没有触动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也没有扼杀中国进步的活力：蒙古人既不想蒙古化中国人，也不愿被汉人同化，蒙古统治集团，更象是一个与被征服的中国人保持距离的外国代管势力。
但1644年入关灭亡中国的满洲人，却与蒙古人大相径庭，除开征服中对关内人种族大屠杀比蒙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军事征服和“薙发易服”二重屠杀华人总数超过两千万，蒙古对华屠杀总数约一千八百万），还厉行远比蒙人阴毒残酷的种族压迫和文化灭绝主义极权暴政：从入关次年（1645年）起，满洲征服者即下《薙发令》，强令关内人民改从满人发式、服装，对不从者一律屠杀，狂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为了消灭汉人的民族特征，满清统治者竟征服战争屠杀的基础上丧心病狂地实施二次大屠杀，不惜以流血漂橹的方式强行满洲化，消灭了自周以来延续了两千年的华服（汉服）；
为了消灭华人独立人格以防滋生反清思想，从顺治二年起，清殖民政府即兴起文字狱，此后大兴文字狱一百五十余年，贯穿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残酷杀戮敢言文人、独立思想家、忠实载史史家、甚至诗人。。。“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和廉耻（鲁迅语）”；
在残酷摧杀独立人格的同时，满清统治者大肆毁书，且采取比秦始皇焚书远为狡诈的方法，即“寓毁于编”，乾隆下令搜缴全国古书，编撰《四库全书》，采取“抽、删、毁、改”等法术，以消除前代文化中一切不利于、或有可能不利于满洲殖民统治的成份，于是《扬州十日记》、《南山集》、《三辽朝记事》等等统统在中国长期消失，直至两百多年后方从日本传入。。。以致鲁迅慨叹：“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病后杂谈之余》
在大兴文字狱、大肆禁毁古书的同时，清统治者大树儒家糟粕、大力兜售八旗奴隶制、家奴制歪风邪气，竭力利用剪裁过的理学愚弄汉人，但严禁儒家中的“华夷之辨”成份，从而在中国培植出特有的清朝奴才文化：以前的中国文化虽有奴性，但多少因恪于儒家的信条，君臣皆有所不为，有所耻戒，明朝士人阶层多少有一些独立人格，到清朝时统治者只有法术，而臣僚统统鹰犬化，君臣关系彻底堕落为主奴关系；
为了防止汉人利用技术造反，自康熙朝起，满清统治者即严密控制火器，晚明的火器和大炮仅限于满洲八旗军使用，清廷严禁汉人民间研、制火器、鸟铳甚至弩机；号称“圣祖”的康熙将火铳发明家戴梓充军辽东，别有深意；为防防止汉人利用技术造反，清廷到了宁可抛却生产技术也在所不惜的地步：明末宋应星的技术巨著《天工开物》因清廷禁毁，在中国失传两百多年，直至近代国门被打开后才重新传入，此书对近代以前日本技术进步起了很大的改进的作用；在满清的刻意压抑下，中国包括军器在内的技术大步倒退，虽则明朝时中国的技术发展相比欧洲已有所落后，但中国技术大幅落后于欧洲，正是从清朝开始的。
为了防止经济贸易上的活力带给汉人造反的优势，导致元末的造反局面出现，满清自初期起就开始闭关锁国：之前，明朝为了防倭患，也短时期实施过禁海政策，晚明时已全面放开，清朝的禁海政策，自康熙初年防郑成功时就已开始，直至近代被英国人打开国门才被迫结束，长达一百八十年，比毛共厉害得多：康熙时只准南京、宁波、厦门、广州四地对外贸易，后来满酋乾隆犹嫌南京、宁波、厦门有风险，因为朱元璋就是兴起于江左的，乾隆干脆封闭三地，只准广州“对外开放”，且在广州成立官督商办的洋行，严控贸易规模——反正历史上从未有兴起于广州的“真命世主；
为了防止与西方人的接触唤醒汉人的民族意识，近代以前，清廷严控汉民擅自与洋人接触；同样，为了防止其间接统治的藏、疆、蒙少数民族的差别待遇唤醒汉人的民族意识，清统治者刻意不让觐见的藏、疆、蒙代表团经过汉地，而且几乎总是在塞外接见这些代表团。
。。。。。。
综上可见：满清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完全是倒行逆施、残民以逞、愚民以逞的反动统治；当年蒙古人退归草原之际，好歹留下了一个充满活力、外贸繁荣的中国；而近代前夕的中国社会，却被满清摧残成了一个万马齐喑、停滞愚昧、封闭腐朽的社会。
汉人之所以变成一个奴性深重、一盘散沙、民族意识和自尊心都非常淡薄的民族，其实满清两百多年的阴毒殖民统治已经铸就了基础，共产党的统治，只是雪上加霜、变本加厉而已。
满洲的征服，非止客观上对中国民族异化，比蒙古征服深远得多；而且，以爱新觉罗家族为首的满洲征服者，主观上也怀有更高的亡华野心，这体现于两者之间不同的对华政策中：
蒙古灭宋后，从未对汉人强行蒙古化，也从未对汉人实行文字狱、闭关锁国等愚民政策，因此，蒙古人没有灭亡中国民族的主观计划，蒙古对中国的征服，仅局限于政治上的粗浅征服，未触动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中国文化的内涵；因此，中国亡于蒙元，亡国的程度并不深——中国民族的表、里都没有亡；
满清入关后，则以惨绝人寰空前（当然并不绝后）的程度对汉人及关内其他民族强行满洲化，并成功地以满洲族的发式、民族服装强行取代汉人的发式和民族服装，这等于消灭了汉族的外壳——这是消灭一个民族的第一步；万幸的是，清廷消灭中国人内涵的那一步——以满语取代汉语的一步，却始终迈不动，这并非清统治者不想迈这一步：多尔衮入关之初就以定满语为国语，并企图以满语培训官民，但因满洲（女真）族文化底蕴太差、人手严重不足而很快实行不下去。虽则消灭汉语以彻底失败告终，但满洲征服者通过文字狱、禁毁古书、阉割儒家、利用科举等一系列精神征服措施，有效地将中国的主流文化——汉文化加以劣质化，令明以后的汉文化打上了深深的奴才文化的烙印。
因此，随着满洲的征服，中国民族不仅耻辱空前地亡其表，也部分地亡其里；中国在“甲申国难”中的亡国，比崖山灭宋的亡国，程度大大加深了。
但一个奇怪现象是：尽管崖山亡国的程度很浅，“甲申”亡国的程度很深——亡得头发和衣服都被外族强行改了、亡国亡出了奴才文化。。。但“甲申国难”却知之者甚少，而那句“崖山以后无中国”的夸张说法，却广为传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以为，这主要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史家对蒙元、满清的不公正主观态度有关：
由于蒙元统治者长期不实行科举制度、且给予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很低，这等于是断了儒家士人的官路，儒家官本位文化熏陶出来的汉族知识分子因此愤不可遏，对蒙古人的统治竭尽丑化之能事；
而满清统治者则相反，入关第二年就开科取士、大行招降纳叛、竭力满足儒家士子们的官瘾、甚至连多尔衮本人，都装出一副敬重孔孟、尊重儒生的假象，因此，大批进阶有门汉族知识分子，对更加邪恶的满洲统治者，反而极尽美化之能事。
而史书、史料就是由这些儒家官本位文化熏陶出来的汉族知识分子书就的，并以讹传讹地影响到后人。
若本着“正本清源”的精神，公正地评价历史事件，则“甲申以后无中国”的说法，要比那句广为传颂的“崖山以后无中国”的说法准确得多。
那么，是否“甲申国难”中的亡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亡国呢？非也，乙丑年（1949年）中华民国在大陆的亡国，比“甲申”亡国亡得更彻底，因为满洲的征服，仅部分地异化了中国民族和中国的文化，共产党对中国的征服，则深度地异化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曾节明 写于2014年元月十五日夜于阴湿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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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好文！深挖亡国根！ 草蝦 [628 b] 2014-01-15 21:47:04 [点击: 424](1289432)- 后清不亡，辫子犹在！ 曾节明 [0 b] 2014-01-14 2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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