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顶华闻 一家之言：境外势力在中国政治中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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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境外势力在中国政治中的前世今生   文章提供 于 2014-7-4 11:50:50 (北京时间: 2014-7-4 23:50:50)   文章作者: 何清涟    阅读时出现乱码？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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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势力”一词就象个政治幽灵，每逢中国进入多事之秋，就在中国上空游荡，不仅让中国政府的敌情神经崩得很紧，还让中国一些老百姓感到全世界对中国都不怀好意。最近这段时期，“境外（敌对）势力”重返中国政治话语系统，尽管中国官方并未指明“境外势力”的构成，但只要经常阅读官媒如《人民日报》、《求是》、《学习时报》、《环球时报》，就会立刻想到这句耳熟能详、万用不厌的官方用语：“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境外）反华势力”。 　　“境外势力”成为中国所有麻烦的根源 　　“境外势力”在中共统治60多年期间，一直在给中国制造麻烦。在各个时期，视麻烦大小与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处境，境外势力的名称时有变化，最初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后来称“帝修反”、再后来成为“境外敌对势力”，最近这几年中共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将刺眼的“敌对”二字去掉，称之为“境外势力”，有时亦称“外部势力”。 　　如果上中国国内网站，就会发现“境外势力”已经成了中国一切灾难与不幸的根源。 　　连香港人民对抗中央政府（可能还包括“驱蝗”运动），也被说成是美国在港阴谋策划“颜色革命”的结果。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倪世雄与沈本秋在这方面是先知先觉者，早就撰文警告：2012年和2016年将是美国介入香港政制的关键时期，建议中国政府重视“爱国者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以及推行《基本法》第23条，避免香港发生“颜色革命”——这篇文章虽然没有预见到香港“颜色革命”的名称叫做“占领中环”，内容是香港居民公投，但是却极富政治远见地将美国这一“境外势力之首”内定成黑手。 　　至于中国的腐败，据说也是“境外势力”影响的结果。中纪委网站刊发了一篇《从纸牌屋热透视西方腐败现象》，煞有介事地将《纸牌屋》当作一部美国两院政治的纪录片加以分析，最后证明了美国的腐败相当严重，所有关于美国清廉的说法都是不足信的。文章最后指出，全世界之所以认为中国的腐败相当严重，那也是外势力误导的结果。这个外部势力就是透明国际。透明国际“由于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力资助，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其编制的清廉指数“常常被借题发挥，抹黑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工作”，国际社会之所以认为中国的腐败严重，就是透明国际长期误导产生的印象。 　　境外势力还将黑手伸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与“钢铁长城”，《敌对势力颠覆中国阴谋，搞死国企再搞垮军队》，《中国航空报》2012年4月刊文如是说。这篇文章让人看了之后产生深刻的危机感，甚至可能会联想到整顿国企与军队的腐败正中“境外势力”的下怀。 　　中国房地产问题，我1992年写作《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一文时就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带头发动“圈地运动”的结果；以后也一直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是地方政府财政饥渴、贪官中饱私囊、房地产开发商牟取暴利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在读中国媒体一些文章才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这么多严重问题，原来也是“境外势力”的“阴谋”造成。“重头博客”载有一篇文章“国际势力用房价打败中国”如此说：“房地产易遭到境外大规模攻击。过去10-20年，人民币升值、房价猛涨，大量的美元入境，每个城市的房地产，都有外资浓重的身影”，并将此上升到国家经济安全与政权安全的高度。如果说，博客作者是一家之言，请看《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罗兰6月23日文章《房价正常调整为何连遭唱空（市场观察）》。该文“深刻”分析了多种势力的阴谋之后，最后这句堪称神来之笔：“对于很多打算抄底中国房地产的外资来说，表面唱空、实际做多，是他们多年来一贯使用的伎俩，早已不足为奇”。这位罗兰女士（或者先生）唯独不愿意指出，通过香港至内地炒房地产的外资，其实本是中资，而且不少是与中共政权血脉相连的既得利益集团高层成员。 　　“境外势力”之说产生于封闭政治 　　只要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毛时代开始，中国政治话语中“境外势力”活跃之时，就是中国在政治上闭关锁国的开始。 　　这里必须先厘清一点，很多人以为闭关锁国就是政治上及经济上与外国完全断绝往来。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远的不说，就说清朝的“闭关锁国”，那指的只是政治上的，而非经济上的。即使是清朝廷拒绝开放广州之外更多的口岸通商之时，从广州进口的各色洋玩意，如自鸣钟、玻璃器皿等各种工艺品，一直都是清朝宫廷、王公贵族们的爱物。至于政治文化上，清廷认为自己是天朝上邦，文物典章无一不胜洋人，因此对西洋诸国不屑一顾。就算到了鸦片战争吃了败仗之后，洋务运动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济开放，政治封闭。船坚炮利，咱中华比不过你，咱只好“师夷之长技”；政治制度上，咱中华泱泱大国，就是比你西洋国强，必须坚持决不改变。仇洋情绪的集大成就是义和团运动。 　　到了毛时代，闭关锁国也是政治上的，经济上通过香港与世界做各种贸易转口生意。文化上分政治等级确定“对外开放”程度：百姓家中有“海外关系”就是先天罪孽，不许与海外亲属通信；而文化上的“特供制”却让江青可以随意选看“境外势力”制作的电影，如《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等。至于那些专供高干们阅读、消费的灰皮书籍，基本上都来自“境外势力”，但老百姓无缘一见，理由是老百姓思想水平不高，看了容易“中毒”。中共这样做，道理再简单不过：愚民的目的是愚化民众，让其老老实实接受统治；特权阶层包括其子弟还是要广其见闻，让其保持聪明度，以便更好地统治民众。 　　邓小平倡导对外开放后，一度对美国作出高度友好的姿态，于是，“境外势力”便从公开宣传中暂时退位。在毛时代成为政治原罪的“海外关系”，此时成为普通中国人中最硬的社会资本。由于要世界各国放弃疑虑、与中国交往，要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各地政府将笼络华侨家属当作最重要的统战工作。80年代能自费留学海外的中国人，除了特权家庭之外，往往是家庭有海外关系的人。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境外敌对势力”又在宣传中卷土重来。邓小平在屠城之后，立刻想到要将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与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挂上钩，试图将赵紫阳包装成“美国中情局特务”，只因索罗斯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消息后，给邓小平写信，指出他的基金会的中方负责人正是中国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凌云。邓小平意识到，如果执意捏造所谓“赵紫阳间谍案”，必然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好作罢。 　　清王朝是专制政体。这种政治体制的生存之道就是封闭，对来自他们不能控制之地的任何力量都持排斥防范态度。邓小平的“开放”是为了摆脱危机，而不是为了与世界融为一体，因此一直将政治、文化思想上的外来影响视为威胁政权安全的大敌，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都是以“境外敌对势力”污染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及青少年思想为假设前提。如果说某时期“境外敌对势力”暂时从宣传中退隐，那也只是中共（包括主张“对外开放”的邓小平在内）出于务实的策略考虑。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中国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一度陷于孤立。邓小平以其特有的灵活，于1992年“南巡”之后重启改革，对外加大开放力度，力图缓和与西方国家关系，以便吸引外资。西方国家也有了台阶可下，各国外资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 　　这一时期，中共对“外部势力”的策略是外松内紧。当时中国政府也缺银子，于是采纳“用外国人的钱办中国的事”这一进言，允许外国NGO与中国政府机构、教育学术机构以及各种受官方控制的NGO合作，通过这种形式注册机构或设立办事处，加入扶贫、爱滋、妇女儿童权益等公益性项目。外国NGO对此均感欢欣鼓舞，因为这种合作可使它们在中国拥有合法身份与固定的办公场所，还有较熟悉的长期合作伙伴与连续性的运作项目。这些机构的负责人相信涓滴效应，认为只要接触，就能产生影响，让中国慢慢与国际接轨。 据官方估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到2010年代中期左右，陆续进入中国的外国NGO约有1000余家。外国NGO每年带入中国的项目资金均在1亿至2亿美元之间，主要用于资助前述三类项目。 　　中国政府是如何看待这些外国NGO的呢？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过一份《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表达了中国当局对NGO的基本认识： 　　“一些受西方敌对势力支持操纵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乘隙窜出。……他们同西方、港台的反华反共势力 联系密切，以政治为目的，以学术研究为掩护，接受境外敌对组织的捐赠和委托，为其搞社情调查，提供信息情报，有的甚至充当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颠 覆、窃密的工具。这些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颇大、影响很坏的民间组织，事实上已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同我进行公开、‘合法’斗争依托的阵地，起着思想渗透、组 织策划、集聚力量、聚敛经费的作用，是破坏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在这份文件中，大城市及沿海开放城市的外国人联谊会、留学生会、俱乐部、侨民协会以及境外组织的分会等，统统列在防范之列。迟至2000年才正式受到取缔的法轮功并不知道，就在这一文件中，气功组织已经被定性为“进行反政府、反人类、反科学的活动”的组织，从那以后，组织力强的气功组织均处在危险边缘。 　　但是，“境外势力”意在颠覆中共政权这一说法重回公开宣传，是2005年之后的事情。其时，独联体国家乌克兰、吉尔吉斯坦等先后发生颜色革命，普京将防范颜色革命作为头等大事，此举得到中共积极回应与支持，从此以后，“境外敌对势力”（也称“国际反华势力”）重回中国政治生活，不少政治犯因接受外媒采访 而被罗织以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罪名。 　　官方机构 “拿外国人的钱办我们自己的事”还在继续，但资助在减少，但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疑问与攻击日益增多。 　　“拿外国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被疑“软政变” 　　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指称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指责，并非张的发明，可以回溯至2005年5月下旬，其时胡锦涛发布一篇下发至县团级的内部讲话，题为《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称要阻止、粉碎美国等在中国周围发动颜色革命的颠覆企图，要求严控媒体、加大对异议维权人士的打压力度，全面清理整顿出版业。 　　2006年，中国开始了一轮指认“外国NGO为外国势力颠覆中国的工具”的舆论围剿。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于8月发表“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该文为外国在华NGO总结了四条作用：危害国家安全，破坏中国政治稳定，助长腐败，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江泽民当年“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的提法被奉为圭臬，凡希望通过公益活动践履人权理念的NGO，一律被中国当局视为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些奉命文章对此有露骨的阐述。这些文章说，美国的NGO在一些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活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资助各国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反政府活动。二是渗入大众媒体和社科研究机构，影响政权高层决策。三是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 　　当时，中共智囊已“预知”到“网络颠覆”：“目前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把这种‘软政变’提升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甚至可以通过向年轻人发放短讯或通过互联网互相联系，让他们蜂拥聚集在一起，听从更迭政权的命令（即“网络颠覆”）。 　　今年张英杰的讲话，其实与2006年那一轮狠批境外反华势力一脉相承，区别只是将中国社科院锁定为“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目标，连自家最大的智库也不再信任了。6月中旬，未名网刊登一句话新闻：“海归须知：高校正在清点有境外合作的项目”，说明此轮对“境外势力”的清剿力度很大。 　　“境外势力”成为清洗失政的污水桶 　　回顾中共政治，会发现中共备有两只清洗自身失政的污水桶。一只是党内路线斗争，共有十一次之多，特点是将党内某一阶段的失误归之于某个领导人，以便让中共永远“光荣正确伟大”。其中，前十次路线斗争是毛泽东与党内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共最初几任领导人全成了各种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通过路线斗争这只污水桶清洗错误甚至罪恶，中共吹嘘说“一次次证明了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 　　另一只就是“境外势力”。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一向如此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的残暴统治；文革结束后，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加进“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与干扰。及至改革开放十余年以后，中共政府先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握手言欢，继而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发展了密切的经济来往，而且还与美国成了“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但中国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仅靠党内清洗这一只污水桶远远不够，怎么办？于是中共与时俱进地将“帝国主义”这只污水桶的名称变成“国际反华势力”，几经演变，终于定格成如今的“境外势力”。 　　有了内部清洗这只污水桶，中共就可以继续宣称，党英明地清除了少数受资产阶级没落思想影响的腐败分子，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党的干部绝大多数（已经不再说95%）是廉洁奉公的，于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与理论自信均可保持；有了“境外势力”这只污水桶，国内经济恶化、房地产泡沫过大、环境污染等全可以推诿，任何针对党及政府的批评都是境外势力妄图颠覆红色政权的阴谋，…… 　　但全球化的今天，“境外势力”实在是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最彻底的办法是重新回到毛时代的闭关锁国状态。那样，中国老百姓就会认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正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 来源: 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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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自由亚洲电台勾结东突煽动“仇汉”   文章提供 于 2014-7-4 16:41:37 (北京时间: 2014-7-5 4:41:37) 阅读时出现乱码？ 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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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暴恐事件在中国多地发生，在这些震惊中外的恐怖事件背后，除了“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势力背后指挥和操纵外，一些西方媒体为其散布各种谣言，鼓励甚至鼓动中国境内的暴恐思想，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就是其中之一。十多年来，“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以介绍所谓“东突”历史、文化及“东突问题”现状，报道当前新疆社会敏感问题等为主要内容，实质上宣扬“仇汉”和“疆独”思想，该台某些记者甚至直接鼓动在中国国内发起暴恐行动。许多确凿的证据表明，“自由亚洲电台”与境外“东突”势力沆瀣一气，成为“东突”势力看重和依赖的“传声筒”与“扩音器”。 　　成“东突”组织“传声筒” 　　“自由亚洲电台”是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美国政府年度拨款的非盈利性机构。1998年10月，美国国会在境外“东突”分裂分子推动下，通过在“自由亚洲电台”开播维语广播的决定，并于当年12月16日开始试播，每天播出2小时，2000年5月结束试播开始正式播出。“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每周7天、每天2小时用9个波段播放维语节目，播音范围覆盖新疆全境。实际上，从设立开始，该部就沦为“东突”组织的“传声筒”，曾自诩主要任务为：一是向亚太地区国家宣传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二是“揭露中国政府在‘东突’的殖民、屠杀政策”；三是报道“‘东突’人民开展独立、解放运动的时事新闻”；四是“号召‘东突’人民起来为实现民族的民主、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 　　“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自开播以来就利用维吾尔族与汉族的文化差异和结构性差异(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等)大做文章：如在学术问题方面，篡改维吾尔族历史，宣传“中国是东突的历史敌国”；在教育方面，反对现行教育政策，尤其是双语教育，称这是一种“文化灭绝政策”；在社会生活中，极力将普通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演变成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经济领域，将历史上形成的结构性差异归结于政府“压迫、剥削”的结果。 　　攻击中国“民主”、“人权”问题，是美国的惯用伎俩。“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长期围绕我国内问题进行虚假宣传和报道，并配合“世维会”活动部署，播出所谓“中国践踏维族人的人权和自由”的新闻，以此煽动民族矛盾。如2009年新疆“7·5事件”后，“自由亚洲电台”与其他西方媒体一起对“7·5事件”进行了大量歪曲报道。2009年9月19日至21日，“自由亚洲电台”等网站发布《“7·5”嫌疑人的尸体被送回家中》、《监狱中的离奇死亡》等6篇相关报道，大肆进行歪曲造谣。 　　记者亲自上阵煽动暴恐袭击 　　近年来，“世维会”以及“东突”组织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大量散布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材料和视频，煽动境内恐怖分子实施暴恐活动，这也成为近年来发生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多个地区一系列暴恐事件背后的关键诱因之一。与此同时，“自由亚洲电台”改变以往大部分篇幅报道境外“东突”组织活动的做法，转而将报道重点转向境内煽动，比如通过报道所谓“新疆维族宗教信仰、民族传统遭到破坏”、“中国政府破坏新疆生态环境和掠夺开采矿产”等消息煽动民族情绪，引诱新疆一些人将一般的个体利益诉求提升到群体事件，将政府部门作为攻击目标，企图煽动民族矛盾，制造事端。 　　2013年4月23日新疆巴楚发生暴恐案后，“自由亚洲电台”密切配合“世维会”歪曲报道新疆“4·23暴恐案”。当天，该电台驻港节目组与“世维会”发言人进行联系，普通话部和粤语部按“世维会”的口径以“新疆暴力事件21死，官民说法不一，当地戒严”为题进行歪曲报道，妄称“冲突是由中国武装人员射杀一名维族青年引发，中国政府的报道与案发实情出入很大，只强调了作案者是为了‘干大事’而砍杀社区人员和民警，而没有提及他们是‘被完全控制后被迫出手’的实情”。为进一步挑动境内维族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部和粤语部还造谣称，“最近一个月在新疆有20名维族人因收听、传播‘自由亚洲电台’节目被中国政府判刑，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对维族人的管控更加严厉，并正在策划在新疆对维族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镇压”。 　　目前，“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在我国上海、广州、北京、新疆等地以及土耳其等国有十余名特约记者和秘密信息员，他们是“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新闻素材的重要来源。维语部与这些特约记者、秘密信息员一般是1年签一次合同，每月22日之前将当月稿费汇入特约记者和信息员账户。如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维语部会提高稿费以鼓励他们提供更多信息。为配合“东突”组织活动，2010年，“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在世博会前动员中国境内的“通讯员”，重点搜集上海及周边地区民警监控维族人情况等。“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部和维语部记者还多次假冒中央民族宗教委员会、新疆公安厅人员以及国内媒体记者的身份，打探暴恐事件处理“细节”。 　　除了进行煽动报道，“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的一些记者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频繁与境内维族人员通联，积极怂恿维族上访群体制造冲突事件。“自由亚洲电台”某记者曾在电话中煽动在京维族上访民众称：“你们到联合国(驻北京办事处)告状如果得不到重视，那就去美国、英国、法国等驻华使馆，这些使馆有专门的观察员关注你们。只有这样中国(政府)才会感到羞愧，才会关注你们。不要怕被抓住，必须要和他们(中国政府)抗争。我们会派记者到实地采访，并报道你们的事情。”该记者还煽动在京维吾尔族访民进行“茉莉花革命”， 并表示“自由亚洲电台”将予以配合，在境外媒体上进行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的某记者还直接鼓动发起“暴恐袭击”。该记者曾叫嚣：“我们有人正在学习一个人对付100人的自杀式爆炸技术，中共政府不可能保护街上的每一个人”，他要求境内亲属“等待机会”。 　　西方有多种煽动手段 　　除了“自由亚洲电台”，由美国政府出资的“美国之音”自1991年起曾一度增加了多种中国少数民族语广播，这一节目的增加，是适应当年美中关系形势的变化，试图借此向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推销“美国政府立场”而增设的，第一个设置的语种是藏语，而维语广播则在1997年开播。2011年，由于经费被不断压缩，“美国之音”维吾尔语广播被裁撤。美国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以前曾有一段时间也有维吾尔语广播。1971年，后来成为“世维会”首任主席的艾尔肯定居慕尼黑时，曾在“自由欧洲电台”担任总裁顾问。 　　英国广播公司BBC自1941年开始用中国语言广播，虽然未曾开设维吾尔语广播，但BBC和“美国之音”始终保持了乌兹别克语播音。有知情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英方面认为，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在许多方面相近，通过维持乌兹别克语，就可从事实上继续对中国维吾尔族地区保持影响力。2002年，英国BBC国际部总裁拜福德就“中国政府干扰BBC乌兹别克语短波广播”提出“最强烈抗议”，声称中国政府自2001年9月以来，一直对BBC乌兹别克语短波广播进行“有规律的干扰”并且“证据确凿”，尽管BBC放在台面上的理由是“中国的干扰令乌兹别克语听众无法正常收听自己语言的广播，且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不在中国境内”，但当时和之后许多评论者都认为，BBC真正在意的，是“让新疆人听得到自己的声音”。 　　至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电台等较有影响的海外广播电台，尽管有些曾在运营期间提出增设维吾尔语广播的动议，但最终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一名前“德国之声”中文广播雇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由于经费紧张和网络冲击，以及欧洲政界人物越来越看重对华关系，在“涉疆问题”上欧洲国家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多数人认为开设这类广播会激怒中国，因此欧洲国家不可能设维语广播。 　　不过，“德国之声”没有维语广播，但是其中文网的报道都倾向性明显。如在昆明暴恐事件后，“德国之声”刊载多篇文章：3月4日，“哪来的仇恨？”；4月7日，“彻底的绝望让维族人走上绝路”；4月17日，“世维会：中国维族群体遭压制”等。 　　《环球时报》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许多西方社交媒体也为煽动维族人情绪提供方便。比如，在YouTube视频网站，“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广播、世维会等都有自己频道，专门播出各种煽动视频。苹果公司的iTunes上也可以下载一些“疆独”味浓厚的“自由亚洲电台”应用程序。此外，西方国家还利用脸谱、谷歌和推特等网站为“东突”进行宣传。 来源: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