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暨“四二二” 派兴亡纪事 —— 值得回顾与反思的历史
GongMin LiLiang
仅以此文沉痛悼念
1968年广西大屠杀中的十多万惨遭杀害的冤死者、暨“四二二” 派成立五十周年纪念。
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暨“四二二” 派兴亡纪事
——值得回顾与反思的历史
晓明
引言
1966年5月至1976年9月，发生在中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运动（下称“文革”）， 事实证明是一场荒谬绝伦而又残忍无比的浩劫，是中华民族艮古未有的历史大災难，这是为世人所公认的。这场大灾难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是毛泽东，这个独裁者和迫害狂的罪责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文革”中的重灾区广西，发生在一九六八年的那场大屠杀和它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韦国清及其许许多多的杀人凶手则是许多人（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所不知或知之甚少的。因此，当今的“文革”研究者、幸存者有责任、有义务来记述广西“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教育后人，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永远不致再发生类似“文革”的惨剧，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大事。
广西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惨重的大屠杀，而且杀人手段是那么的残忍，杀人数量众多（学者和民间的估计都超过十万），是全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湖南的道县和邵阳地区以及内蒙等地有与广西类似的杀人惨案）。事件发生之后，执政者们为什么对大屠杀之事长期不予处理，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压制和镇压敢于揭露大屠杀事件真相的人们。这一切使十多万惨死者未能申冤雪恨，更使受难者家属们无比的愤恨而又无可奈何。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理何在呢？
笔者亲历了广西“文革”运动的全过程，期间所发生的对“四二二” 派及所谓“阶级敌人”的镇压和屠杀，耳闻目睹期间发生的许许多多“事件” 和凶杀惨案，至今尤历历在目，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令我惊心动魄无比愤恨，使我时常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和思索之中……
长时间以來，笔者因从事地质工作的关係，到过了广西的许多地方，听到了“文革” 中各地的许多凶杀惨案之事；退休后热衷于现代史的学习和写作，从2000年开始翻阅了广西八十多个县、市的地方志中关于“文革” 的史料，并拜访了不少文革中的幸存者、受难者家属；特别是近年來结识了不少当年“四二二” 派的负责人和骨干成员，如：熊一军、史妙甫、高丽霞、高兴学、盛国福、张绍佺、张俊秋、郑绍兴、秦尚群、朱仁，以及“桂林老多” 派的杨福庭、甘恒彩、黄培初、张雄飞、管学庭、肖社保------等等一大批新朋友，这些人当年都亲历了南宁和桂林的大武斗，险些丧命，其后被非法抓捕、关押，受尽廹害，他们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当年之事。另外，自去年以来，笔者有幸结识了晏ｘｘ先生，他退休之前是中央某部的一个干部，在广西文革处遗时，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３年曾是中央工作组成员两次到广西进行调查研究，获得了广西大屠杀中的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以上收集到的史料，和一些幸存者、受难者家属的口述史料，所有这些都使笔者获得了许许多多的宝贵史料。今天在纪念广西“四二二” 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回顾和反思当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大屠杀惨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告慰那些惨死者的英灵，使后来的人们了解当年广西的“文革”运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以下笔者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收集到的许多史料综合整理分述如后，以給历史留下若干文字资料，供各方人士和学者们参考。
“文革” 中两派的出现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对手们制造的
在“文革”之初，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无一例外的会形成“造反派” 与“保守派”两派之争。这是因为毛泽东要利用群众的力量来达到搞掉他的政敌刘少奇等人的目的，他要通过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派的人物，支持群众起来造刘少奇和他在各地代理人的反；而刘少奇和各地的当权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权力，也必然要组织力量来保护自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两派之斗争就在所难免，这首先是毛泽东与他的“文革” 派的罪过之一。
广西两派之争始发于桂林及造反派的夺权胜利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下称《5·16通知》），从而宣吿了“文革” 运动的正式开始。在之前全国性的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扎记》》、《燕山夜话》的基础上，毛泽东下令改组了北京市委，同时抛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一案，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大批判高潮的进一步发展，大字报铺天盖地的贴上街头，各种批判会、声讨会此起彼伏，报刊上连续不断出现大批判文章，真有如神州大地黑云压城，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大爆炸发生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1966年6月14日，广西区党委按照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向全区各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文艺团体、报社等单位派出“文革”工作组，此时的形式则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高等院校，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变化。
工作组到学校后，即代行党委的职权领导运动，旨在稳定学校的局势。由于工作组在学校的许多规定使同学们不满，加之北京不时有“文革”的信息传来，同学们对工作组的不满逐步表现出来了。恰在此时，广西师范学院（下称广西师院）的少数学生写出了《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此事震惊了工作组和桂林市委，也引起了广西区党委的警觉与重视。为此，工作组受市委和区党委的指示，对写大字报的学生开展了调查，并在学校内组织大字报进行反击。仿照1957年反击“右派”进攻的办法，企图把写大字报的学生当“右派”打压下去。1957年的反右运动人们尚记忆犹新，那时桂林独秀峰下广西师院的“右派”就是借“共产党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的”，今天的“右派”竟敢“炮轰桂林市委”，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在向党进攻吗？
但，此时在广西师院却出现了与1957年反右时相反的情景，那时大多数的师生是听从党委的领导，反击“右派”；而现时在广西师院内参与反击的人却很少，多数人是同情和支持“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并反对工作组。运动一开始，反工作组、反本单位领导，甚至敢于“炮轰”上级党委，并且是多数的学生所为，这就是广西师院的“多数派”（造反派）、也是后来“桂林老多”名称的由来。这与全国其他地区一开始造反派总是少数是不相同的，也是广西师院的特殊之处。
由于毛泽东支持反工作组一派，7月底他从杭州回到北京后，就指出工作组镇压学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令撤消工作组，由此北京各高校都撤出工作组，组长在学校多次受批判。此事传到广西，8月5日，广西区党委也下令把驻广西师院的工作组撤出学校。恰在此时，反工作组一派的学生当即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某些领导人看后大为恼火，当即组织工人赤卫队、干部和另一部分学生来揪斗当事者。8月7日，开始是双方辩论，后来形成了围攻乃至武斗，有十多名师院学生被打伤了，这就是轰动一时所谓桂林“8·7”事件。
8月10日，反工作组一派的学生派出代表上北京告状，要求改组桂林市委，要求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到桂林处理问题。8月13日，韦国清为此事就秘密到了桂林。
8月18日，区党委书记乔晓光代表区党委到广西师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宣布撤消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和副书记徐为楷（市委“文革” 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任命王同连为新的市委书记。当乔晓光刚宣布结束，一些同学马上涌上会议主席台，给徐为楷戴上高帽，押上汽车开到市区内游街。一时间整个山城轰动了，这是桂林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大事件。当晚，韦国清即在桂林主持会议，认为学生们的这种过火行为是“右派”翻天，决定组织工人赤卫队、出动桂林步兵学校师生上街宣传，以对付师院学生，并布置桂林一些重要机关部门加强警卫。这一切布署的结果，适得其反，使对立情绪更为激化。
其后数天，街上随处可见广西师院的学生遭到赤卫队和步校军人及不明真相群众的围攻事件，这就是发生在桂林最初形式的群众斗群众场面。
与此同时，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各地百万师生和红卫兵。也就是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来到桂林串联，他们带来了北京的许多信息，到桂林后，他们到各学校串联，很快桂林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建立起来了。一开始，除广西师院的造反派是多数以外，整个桂林市各单位的造反派还是少数；而由桂林市委一手操纵成立的红旗红卫兵和工人赤卫队则是大多数，这一派是保工作组、保市委的。从此两派围绕要不要改组桂林市委和炮轰区党委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且这一斗争很快传到了南宁、柳州和几乎广西所有的县、市，甚至传到了工厂、农村，到处都出现了炮轰本单位党委和保卫党委的两派之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年底。
由于毛泽东支持造反派，从1966年的8月开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连续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和文章，这十分有利于造反派的发展壮大。这时许多原来偏向保守的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学习了许多各地造反的经验，回到本地后他们逐步改变原来的观点，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中去了。由此，使保守派的组织变小，而造反派的组织则日益发展壮大。到了1967年的1月，上海发生了所谓的“一月革命”，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夺权，许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先后夺权，并取得了胜利，此时的保守派组织几乎完全垮台。
在桂林，由于“一月革命”夺权，造反派完全取得了胜利。柳州、南宁等城市的造反派也正在进行夺权。但在广西的许多县、市和工厂、农村，由于运动进展缓慢，两派的斗争尚刚刚开始，出现了两派反复夺权的复杂斗争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