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月30日(日)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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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c东网专讯】
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姪子周尔鎏近日发行新书《我的七爸周恩来》,披露许多周恩来迄今未曾面世的资料,并指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感到“跟不上”,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更向他提及周恩来当年真正的死因。
周尔鎏现年86岁,其祖父与周恩来的父亲是嫡堂兄弟,分别属于家族的二房和七房。周尔鎏出生不久,生母便离世,1939年至1942年间,周尔鎏的父亲和继母等家人分别去了重庆和苏北,只留他一人在上海读书,1946年由周恩来及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直接抚养。他在南开大学毕业后,曾任中联部副局长、对外文委(文化部)司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参赞、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周尔鎏提到,其生母离世时,其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现已定为周恩来早期革命遗址),“七爸(周恩来)和七妈(邓颖超)在我家隐蔽时,我还不到1岁,他们对我百般呵护。从我牙牙学语时,就遵嘱称他们‘七爸’、‘七妈’。”
周尔鎏认为,文革初期,周恩来也感觉“跟不上”。他在书中写道,1965年,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向地方一些领导人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麽办?”可以说这是危险的提示,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发出了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讯号。
另一方面,周尔鎏认为,当时的周恩来“只是感到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的分歧可能愈加厉害,并未料到这场异乎寻常的政治大动乱即将来临”。至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对剧作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进行公开点名批判。周尔鎏写道,“七爸当时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同意彭真的意见: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学术问题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周尔鎏又提到,1974年春天,周恩来重病缠身,同时在政治上还处于一个危难的时刻,邓颖超要避开周围耳目,单独嘱咐我配合他们作最坏的准备。
当时周尔鎏向邓颖超谈到康生和江青后,邓颖超说:“至于你提到康生,他称外事口的工作不仅是‘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少),甚至无限上纲为‘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康生将矛头除明显指向王稼祥外还指向七爸。‘四人帮’也是这样,江青就是反你七爸的,看来是狼子野心,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周尔鎏在书中回忆多年后与邓颖超的谈话,邓颖超向周尔鎏讲述了周恩来去世的真正原因。其一是“文革”期间,众多的重要干部包括国家副总理在内,相继落台,被罢免职务,遭受迫害,处理国家政务的担子主要落在总理身上,长期过度身心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其二,没有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在确诊为患膀胱癌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治疗组,王洪文为治疗组长,治疗组的意见是暂时不向七爸透露病情真相,进行保守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