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兼院士阿里夫·布迪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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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兼院士阿里夫·布迪曼
作者：萧忠仁
（翻译：陈浩琦）
原文于2018年6月3日发表于：
阿里夫•布迪曼
农兄 (右）与 阿里夫•布迪曼在一起
在前往萨拉迪加国立伊斯兰学院（IAIN Salatiga）校园之前，农兄（Cak Nun）抽空拜访了在萨拉迪加的印尼资深科学家、社会学家、教授阿里夫•布迪曼博士（Arief Budiman）。在新秩序时期，阿里夫·布迪曼是那里的一位知名人士，他曾与农兄（Cak Nun）及其他许多印尼的知名人物一起，进行了对话，批判印尼的状况。农兄和阿里夫•布迪曼通常通过论坛、研讨会、联合声明以及在大众媒体中进行对话，来参与“印尼化”思想的研究。
多多·拉哈尔佐（Toto Rahardjo）先生讲述说，班邦·伊斯蒂·努格罗霍（Bambang Isti Nugroho）因要在新秩序时代建立共产主义国家而受到审判，农兄担任他的辩护证人时在法院大楼大声说：“应该被逮捕的不是伊斯蒂，而是他的上司阿里夫•布迪曼和埃玛·艾农·纳吉（Emha Ainun Nadjib）。”
很少有记载指出，阿里夫·布迪曼作为社会科学家和活动家，出于他对印度尼西亚的热爱，有时也会就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话题发表演讲。您可以在《爪哇邮报》（Jawa Pos）的讨论中提到的题为《上下寻找替代的意识形态和伊斯兰民主》（Mencari Ideologi Alternatif dan Islam Demokrasi Atas Bawah）的书中阅读它们。今晚，农兄访问阿里夫·布迪曼教授，热情地拥抱他，并为他祈祷。
（以上照片由阿莱（Alay）拍摄于：萨拉迪加，2018年8月13日）
我与阿里夫·布迪曼的友谊在他自己的一篇题为《我不认识的萧玉灿》的文章中得到了广泛介绍，该文章于1999年在我编辑的书——《萧玉灿和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Baperki）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的贡献》（Hasta Mitra出版社，1999年）中发表。
我很高兴阿里夫的妻子莱拉·查拉尼·布迪曼（Leila Chairani Budiman）给了我机会，能公开地写出著名的战士兼学者阿里夫·布迪曼的事迹。
我1970年代上高中时，便已经听说过阿里夫·布迪曼这个名字（他又名苏福仁，Soe Hok Djien）。我也认识他的弟弟苏福义（Soe Hok Gie），也一样出名。那时，我得知他们在1966年初积极支持苏哈托，属于对我父亲萧玉灿怀有敌意的派别。
当我读到各种有关阿里夫勇敢地反对他曾一直支持的“新秩序”政府的政策的消息时，我对阿里夫·布迪曼肃然起敬并提高了对他的关注度。1970年代阿里夫站在反对腐败和反对苏哈托夫人建造微缩公园项目的最前沿。为此，他和他的朋友被军队拘留了。
1972年我在有机会与父亲见面时，向他询问了关于阿里夫·布迪曼的事情。父亲说他从未见过阿里夫和福义，但与他们的父亲苏李毕（Soe Li Piet）十分熟悉。当时我父亲是一名政治犯，是苏哈托所领导的国家罪行的受害者，正与数十万未经任何司法程序而被监禁的囚犯们一起坐牢。
原来，苏李毕在雅加达我父亲所领导的报社工作过，担任《周日信使》周报、《人民之声》周报和《共和日报》的记者和主笔。
阿里夫告诉我说，他和福义在1950年代经常受其父亲之邀，到雅加达城里大门街（Jalan Pintu Besar）的《周日信使周报》印刷厂的办公室去。他们在印刷厂办公室里玩耍，一边等着父亲完成写作或其他任务。
当时，小阿里夫对《星期日信使》及其领导者知之甚少。1988年，当我在墨尔本与他第一次会面时，我告诉他，《星期日信使》是由萧玉灿领导的，他感到非常惊讶。当我告诉他，他的父亲苏李毕认识萧玉灿时，他更感到震惊。萧玉灿是他在“有领导的民主”时代（1959-1965）所“敌视”的华人领袖。
1987年，我决定结识阿里夫，并给住在萨拉迪加的他写了一封信。阿里夫当然不认识我。在信中，我向他表达了问候，并希望他能乐意参加我们维护华人社区权益的努力，在我看来，华人社区一直遭受政府种族主义政策的负面影响。他以相当冷淡的语气回复了我这封信：……干嘛要维护华人社区？……
我没有继续写信。我想，也许阿里夫确实只是愿意作为一个“原住民”而奋斗，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被“同化”在印度尼西亚的整体中了。那时，在我面见他之前，我知道他是一个支持同化理念的人物。此理念鼓励中国人放弃他们的华人身份，成为地道的印度尼西亚人。 因此建议将姓名从中文更改为非中文；终止中国的礼节行为，例如以儒家或道家的方式祈祷； 不庆祝农历新年；通过混合婚姻，与“土著”或“原住民”结婚，消除了后代的华人生物学特征。
这种理念是由民族统一建设机构（LPKB）在1960年代提出的，LPKB是由“右翼”的华人政治人物领导的机构，并得到了军方以及各种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政党的支持。
由萧玉灿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Baperki，简称“国协”）强烈反对同化。国协提出了融合的理念，现在人们更多地称之为多元文化主义或多元主义。萧玉灿鼓励华人接受印度尼西亚为自己的祖国，并在不放弃自己华人特征的情况下，融入各种建设印尼的活动。国协认为，一个印尼人是否爱国，与其种族和宗教背景无关。国协得到了“左派”政治力量（印尼共产党PKI，印尼民族党PNI，印度尼西亚党Partindo等）和苏加诺总统的支持。
在“有领导的民主”时代，国协和民族统一建设机构之间的矛盾在升级，导致了荒谬的分类：融合是“左”的出路，而同化是“右”的出路。
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两者在自然发展时都有其优势。
苏哈托将军于1966年建立其政权后，国协被解散，其许多领导人被屠杀或入狱。同化的理念变成了政府的政策。原本所建议的一切均已成为法律。种族文化灭绝过程历时32年。禁止庆祝农历新年；禁止在公共场合举行中国仪式；禁止使用中文。尽管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改名换姓，但许多中国人却被迫改名。各种种族主义的法律法规得以颁布并执行。
在“有领导的民主”时代，阿里夫曾是一个支持同化派的人物。确实可以说他进入了“右派”阵营，因为他反苏加诺，反“左派”。
在1980年代，我移居到澳大利亚，并有机会阅读阿里夫的各种著作。我发现了一个转机，尤其是在他于1970年代末从哈佛大学返回印度尼西亚之后，我再也看不到他“右”的痕迹。从一位著名的印度尼西亚主义者赫伯·费斯（Herb Feith）那里，我后来了解到，阿里夫在1970年代末完成了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课程，那时，他转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其实就是我在1987年给他写信的原因。他的冷淡回应令我失望。
1988年底，阿里夫在墨尔本住了3个月。在此期间，我结识了他，并与他成了朋友。从第一次见面，我们便谈得挺投机。这3个月我们经常见面。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阿里夫美丽而又善解人意的妻子莱拉（Leila）。
我特别乐意与阿里夫和莱拉见面聊天。1997年阿里夫作为墨尔本大学教授定居在墨尔本，此后，他们两口子与我和我的妻子莱昂尼（Leony）的友谊变得更加密切。
我很快发现阿里夫既有战士的风范，又同时是个学者。他还表现诚实。从与他的讨论和他举办的研讨会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他坚定地表示反对苏哈托政权，他认为苏哈托政权残酷无情，背叛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并且已经腐败。而他对此政权的攻击或尖锐批评是建立在各种难以争辩的学术论据基础之上的。
他对我在1987年的一封信中提出的要求反应冷淡表示歉意。他说，他误认为我提出的呼吁是想推动建立一个组织以维护苏哈托周围大华商的利益。他说，这一假设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讨论的主题之一是同化与融合之间的争议。如此长时间的交谈对我来说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因为事实证明，正如阿里夫在其《我所不认识的萧玉灿》一书中所诚恳表白的，他在“有领导的民主”时期支持同化理念是错误的。他坚定地表示，他不仅接受融合的理念，而且决心推动他所能影响到的一切力量来支持这种理念。
他兑现了这个“承诺”。在各种演讲中，特别是在1998年5月事件之后，他经常宣布印度尼西亚拥护多元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性。他认为，他自己的转变是可喜的。
在“有领导的民主”制度下，苏加诺成为伟大的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对阿里夫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对民主的杀戮，因此，他坚决反对。这就是导致他支持1966年初建立“新秩序”的原因。他没想到他所支持的政权实际上在破坏民主和践踏人权方面更甚。因此，他反对得更激烈了。
有趣的是，苏哈托的继任者也没能逃脱他尖锐的批评。他曾经批评瓦希德担任总统的态度不够专业。他讽刺梅加瓦蒂扮表现得像个女王，在她的支持者中引起了反感。
作为一名战士，他毫不犹豫地批评他所认为的腐败的、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即使他们是他的私人朋友。但是他也毫不犹豫真诚地赞扬那些有立场有观点的人物，只要他认为这些立场和观点对印度尼西亚有利，即使他所赞扬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观点相矛盾。
他的奋斗使命是建设一个多元化的、公正和民主的印度尼西亚。在这里，我们可以评价阿里夫作为战士的素质。他始终坚持这一使命。任何阻碍这一奋斗使命的人都会被他狠狠教训。
独特之处在于，阿里夫不仅是始终处于进步运动最前沿的勇敢的战士，而且他还擅长于以学术的方式宣扬建设性的思想。而易于遵循的科学推理，就是在争取每一项进步的各个奋斗阶段中，不只是要在各种示威活动中摇旗呐喊，而更需要进行做更多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工作。
但是，一旦有机会在大街上展示，他会毫不犹豫地去现场。我记得1998年11月我们一起在雅加达并约好在11月13日一起返回墨尔本时，发生了赛曼吉（Semanggi）事件。在一次会议上，一位朋友通知我，要我立即出发并在下午3点之前到机场。我听了朋友的意见，并试图找到阿里夫，带他一起回家，去机场，但是我无法联系到他。当我抵达墨尔本时，我得知阿里夫并没有去机场，而是选择参加在阿特玛贾亚（Atmajaya）大学校园前的示威活动。
在过去的10年中，由于健康因素的缘故，阿里夫在有关印度尼西亚的科学政治辩论世界中“消失了”。但是，人们始终不会忘记阿里夫•布迪曼身为战士兼学者，在实现多元化、公正和民主的印度尼西亚的奋斗中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