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度若飞：我的领事生涯
Chan CT
关山度若飞：我的领事生涯
聂功成 著 定价：28.00 2009年4月
第二章 印尼五年
华侨华人的悲欢离合
一、印尼反华排华和我国接侨
1960年春节前两个星期，我们领事司秦力真司长找我谈话。他说，印尼反华排华不断升级，形势越来越紧张，有必要撤侨几十万。为了加强驻印尼使领馆的工作，使馆要求尽快增加人员，特别是充实领事馆，以应付印尼大规模反华排华和我国派船接侨事宜，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印尼棉兰领事馆工作。我问什么时候出国？他说春节前就走。我说不到两周就过春节了，准备来得及吗？他说很简单，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只是买两件短袖衬衣，买双皮鞋就行了。我当时只好表示同意。其实，在“雷蒙”服装店做两套西装最快也要一个星期。组织上催促我们赶快走，于是准备了10多天，边守俭、张峪、师晋侃和我，4 个人便一起匆匆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到达那里后住进华侨大厦，等待乘坐最早来广州的一艘接侨船。几天后有一艘接侨船停泊在湛江港，我们连夜乘汽车赶去，船在那里等我们上船，我们到达后立即登上租用去印尼接运难侨的苏联客轮“亚库契亚”号，接侨船随即起航。
在湛江登船后，很快起航。航行途中经停新加坡、穿越马六甲海峡，6 天后才能到达棉兰。我们好运，一路风平浪静，大海像一面镜子，有时飞鱼跃出水面，飞翔戏水，很是好看。船经新加坡停泊一天，加油上水。船靠岸后，新加坡边防联检人员登船检查我们的护照。当他们看到我们持的是外交护照时，便对我们说，在停留期间，你们可以上岸参观游览。我们婉言谢绝。因为当时中国尚未同新加坡建交，国民党的“大使馆”还在新加坡，我们担心国民党会给我们制造麻烦。
当我们乘船抵达北苏门答腊省首府棉兰时，受到领馆同志和很多华侨的欢迎，有些侨领还陪送我们到领事馆。他们那种热情且真挚的感情令人感动。
棉兰是苏门答腊岛最大的城市，也是苏北省首府，是一个相当美丽的港口城市，风光秀丽，建筑整齐有序，街道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安静舒适。周围环境也很好，到处是大片大片的椰林、棕榈林和一望无际的橡胶园。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榴莲也很有名，而且据说这里的老虎也非常厉害，有时会把农民的耕牛吃掉。当地人说，哪里有老虎，哪里的榴莲就好吃，因为老虎爱吃榴莲。
在离棉兰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大湖，叫做多巴湖，长约10多公里，宽有数千米。湖水一年到头是温的。据介绍这个湖是在很久以前的一次火山爆发后形成的。印尼地处火山带，但就这个湖来说是否如人们所说是火山爆发造成的，就无法断定了。
距棉兰不远有一个遐迩闻名的避暑胜地马达山，山虽不很高，但一年四季凉爽宜人。有一次我们开车去旅游，出城后就发现一辆车跟在我们后面，而且咬得很紧。我们猜想一定是为我们“保镖”的，不妨和它开个玩笑。这里几乎都是单行线，当前面有一错车处（临时紧急停车的地方），我们突然拐进去。跟我们的车来不及放慢速度，飞驰而过。可是，没有过几分钟，这辆车又回来了，仍然跟在我们的后面。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小插曲吧，但它说明当地军警对我们十分注意，看得很紧。有时我们去外地视察侨情，印尼地方当局也派全副武装手持步枪的大兵跟随左右，一点儿也不感到为难。当我们进入某一个华侨家，或回到住处，两个大兵就在为你把门，不让华侨、华人进入，办法简单而粗暴，但很有效。名曰为了我们的安全，其真实意图是不让华侨、华人同我们接触。
苏北地区是印尼反华排华重灾区之一，印尼反华排华使华侨遭受到悲惨命运，他们被迫搬迁，无家可归而流离失所，其中包括大批种植橡胶的农工。他们含辛茹苦多年劳动在橡胶园里，所得收入仅能糊口，身上衣服单薄，没有积蓄，现在又被解雇、驱赶，生活极其困难，如果不是在印尼那种热带气候条件下，的确无法生活，不被饿死也被冻死。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公开宣布准备从印尼接侨60万。很多华侨都在盼望脱离苦海，决心回到祖国。他们对祖国的感情之深厚，难以用语言形容。为了回国，他们每天很早就来到领事馆排队申请，批准他们回国之前，有的人连续多日来领事馆坐在国旗的旗杆下等候，直到获得批准回国。
可是，要想回国又谈何容易。印尼地方当局趁火打劫，利用华侨申请回国的机会，进行阻挠，借机敲诈勒索。华侨虽遭驱赶，但要回中国还要办理申请离境手续，这就必须花钱贿赂有关官员，否则无法取得离境许可证明，不得离境回国。当时印尼货币贬值厉害，很不值钱，所以用实物讨价还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每办理一个离境许可证明，大约相当于一只鸡的价钱。如果由侨团统一办理价格还可以便宜点。
每次接侨船到达棉兰，总是有很多华侨前往欢迎，我们也去迎接。在停留期间，我们都要招待一次船长、船员和船上的接侨工作人员。同时，我们还要安排一次宴请招待棉兰港口的边防、海关和海军人员，请他们为乘坐接侨船回国的华侨和送行人员给予通行的方便。每次不仅仅是乘船的上千名华侨离境，还有上万名华侨和印尼友人到码头送行，送行的人有的送鲜花和纪念品，要走的人和送行的人抱头痛哭，诉说分离的悲痛，不知何日再相见！这种场面十分感人。要回国的华侨恋恋不舍，对他们朝夕相处的亲属和朋友难舍难分。
但到1965年印尼右派再次掀起大规模反华排华运动，并组织暴徒袭击我国驻印尼大使馆、领事馆，疯狂打砸侨团，残酷杀害华侨，接侨工作已无法进行，到1967年10月30日中国同印尼断绝外交关系为止，我国共接回难侨9 万多人。从印尼如此大规模接侨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也是震撼世界各国的重大行动，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是空前的，甚至是绝后的。
为了了解受迫害华侨的情况，也是对华侨进行慰问，我到华侨居住的农村访问，看到的是华侨被扫地出门、惨不忍睹的景象，这才是真正的倾家荡产，甚至是家破人亡。有的华侨一家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种植业的能手，有一些是几十年的橡胶工人，为印尼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橡胶在印尼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苏门答腊岛的优质橡胶园一望无际，这是荷兰殖民主义者拿不走而不得不给印尼留下的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大批华侨橡胶工人被赶走，对印尼也是一个重大损失。其实，印尼有些有识之士也为此摇头叹息。
棉兰的华侨同印尼其他地方的华侨一样，他们对祖国的感情，对侨胞的感情，只能用一句话来表达：无私奉献。华侨社会遇到困难，他们便立即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的人既出钱又出力，在所不惜，各地侨团都组织了一些难侨接待的组织。
1961年春节期间，苏北地区包括棉兰一带发生洪水泛滥，这个地区的很多华侨也受水灾影响。对于正在遭受反华排华运动历史性的灾难的华侨来说，真是祸不单行。我在苏北华侨农会主席戴国志的陪同下去乡下视察灾情和慰问华侨民。灾区水深过膝，屋里全部进水，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家产，全被水淹。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他们门上贴的对联。在华侨中，祖国的风俗习惯依然保留，而这些华侨对祖国的文字已经不大认识了，因此把对联贴倒了。又如一般写对联的纸有个白纸头，白纸头是在下边的，而他们把白纸头放在上边，把对联的字颠倒了。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祖国的文化了解虽然不多了，但他们作为炎黄子孙不仅保留了祖辈的风俗习惯，每年贴副对联讨个喜庆吉利，祈求老天爷施福保佑，而且更体现出他们保留了祖宗传统观念和对祖国的深厚亲情。
二、华侨的印尼情结
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据说，有人生活的岛屿也约有6000个。它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都十分优越，矿产、森林资源丰富，农牧渔业资源更是得天独厚，从客观上讲，它应当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家。然而，它在独立之前，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统治掠夺和帝国主义的蹂躏，独立后政局动荡不安，宗教冲突、民族矛盾时有发生，经济没有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就拿雅加达来说，市中心有一条大河，名曰芝利翁河，这条河是多功能的，河水也是多用途的，水深一米左右，水是黄颜色的，故不见底。有人在河里洗澡，也有人在河里淘米洗菜，还有人在河里洗脸刷牙洗衣服，挑担卖小吃的，如卖煮花生的小贩，他们就从河里打水用来煮花生。更有甚者，不少人在河边蹲着解手，河水漂浮好多粪便，而且岸边留下一道道明显的痕迹，很不雅观。每次有国宾来访，都要用白灰水刷一次河岸。但由于条件所限，难以改观。但愿现在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历史。
在大使馆领事部工作期间，印尼进步妇女组织邀请我国福建省木偶（提线）剧团访问印尼，大使馆安排我全程陪同访问。木偶剧团访问了爪哇岛不少的城市，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演出节目过程中群情激昂，欢呼不断，可以感受到印尼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对中国文化艺术情不自禁的喜爱。同时，也增长了我们对访问城市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的见识。
中国人侨居印尼有悠久的历史。据记载，早在1500年以前，就有一些中国人旅居印尼。17世纪，印尼沦为荷兰殖民地，移居印尼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他们出国是为生活所迫，其目的是养家糊口。出去后出卖苦力或靠“三把刀”维持生活：菜刀、剃刀和剪刀（即饭馆、理发店和裁缝铺）。19世纪下半叶，荷兰殖民者急需大量劳动力开发这片地广人稀的富饶土地，于是不择手段地从我国福建省和广东省等沿海地区招募和诱骗大批华工到印尼，从事种植业和开采矿产等劳务，使华侨人数激增。孙中山革命初期就在华侨中活动，华侨给予大力支持。革命失败后，一些人流亡国外，去了印尼。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有些人被迫出国，有的也去了印尼。还有一些进步人士遭到国民党迫害、追捕而逃往国外，包括被国民党打散的南方游击队成员，也去了印尼。这些当事人多数已经去世，但他们的后人代代相传，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据荷兰殖民当局1940年调查，当时的华侨人数达143 万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华侨人数约210 万人。现在，有的人说800 万，有的人说1000万，也有的人说1100万，总而言之，华侨华人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我在印尼时到过的一些偏僻的乡村也能看到中国血统的人。
印尼华侨和华人有着不畏艰险，牺牲一切，热爱祖国，热爱侨胞的光荣传统。华侨与印尼人民友好相处，休戚与共，为了印尼的独立和自由，抛头颅，洒热血，同印尼人民并肩战斗，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当地华侨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对印尼民族独立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有的华侨冲破荷军封锁线，为被荷军封锁包围的印尼军队和政府运输物资、装备，支持印尼人民的反荷斗争。有的参加印尼武装部队，亲自打击荷军，不少华侨因此而获得印尼政府的嘉奖。有的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一再关进监狱，直至冤死狱中。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被暗杀。
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占领斗争中，成百上千的华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日本侵略者在苏北期间疯狂镇压、逮捕了大批反日华侨，加以严刑拷打和监禁，1943年9 月一次逮捕杀害了20多名华侨抗日人士。华侨社会后来以他们集体被捕之日，称为“九二〇”事件，“九二〇”死难华侨为烈士，以后每年这一天都举行纪念活动，一直延续了50多年，现在仍然如此，以教育后代继承、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在印尼，不少人都知道苏加诺有个华侨父亲。苏加诺是印尼人民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英雄。他在反荷斗争中，被荷兰殖民主义当局逮捕，被流放到人烟稀少相当边远的弗洛勒斯岛。在流放期间，居住在这个岛上的傅姓华侨，因为他也仇恨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所以对苏加诺十分敬重，颇为关照，经常给他送东西，给吃喝，传信息，像亲人一样照顾他，于是他便拜这位华侨为干爹。以后苏加诺当了总统也不忘这个华侨父亲，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他有一个华侨父亲，据说还请他到总统府去住，但他住不惯，硬是要求回到他在弗洛勒斯岛的家。
在旧中国，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把华侨看成是负担，无力也不敢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唯恐华侨给他们“惹乱子”，对华侨遇到的困难和遭受的迫害不予过问，没有同情，甚至责怪他们是背叛祖宗。华侨是“没有娘的孩子”，好像是被遗弃的孤儿，没人关怀，任人欺侮。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华侨问题，所以有些华侨很早就到解放区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利用华侨问题反对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周边国家多次发生反华排华、残酷迫害华侨事件，从而导致国家关系紧张，甚至降格、中止外交关系。这些反华排华事件，时间跨度在二三十年，范围之广几乎涉及所有邻国。
发生这些反华排华事件，有多种原因。
首先，从外部来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民党反动派想搞垮我们，重返大陆，夺回政权。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借此讨好帝国主义，攻击本国中、左派，
浑水摸鱼，阴谋夺权。他们在千方百计孤立、反对中国，极力诋毁我国在发展中
国家的影响和声望的同时，他们也知道中国的侨民众多，遍及全世界，尤以东南
亚最为集中，所以他们诬称华侨是中国在世界各国的“第五纵队”，是所在国的
剥削者，借以利用华侨问题挑拨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对这些国家施行诱压，
推波助澜，制造一起又一起的反华排华事件。
其次，从这些国家内部来说，当地反华反动势力组织和煽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再次，从华侨本身来说，也有自己的弱点，他们长期在这里生存，但没有融入当地社会，不问政治，只顾生意，有的喜欢张扬、炫耀，刺激伤害所在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遇到反华排华时，缺乏同情，受到孤立。
还有，从华侨的祖国来说，是正确执行政策问题。我们要在斗争中挫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利用华侨问题挑拨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阴谋，搞好睦邻关系，保持和平的周边环境。如在印尼反华排华期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斗争、撤侨和劝留。斗争的分寸、火候是否有理有礼有节？撤侨的声势、规模和做法是否得当？针对印尼这样的国家，劝留能否解决问题？等等，这些不仅仅是华侨、华人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回顾过去，我们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历史不会重演，不大可能再次出现那样大规模的反华排华局面，但是，谁也不敢说今后反华排华事件绝不会再次发生。我们有成千上万华侨遍布各国，护侨始终是我国的一项神圣职责。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过去在护侨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很值得改进。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应该不断加强，应该做得更好。
三、解决双重国籍问题
从古至今通过谈判协商大规模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恐怕只有中国和印尼。很有意思的是，2005年我国有的单位正式提出承认双重国籍问题，并让海外移民涉足中国政治。他们说，五六十年代不承认双重国籍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如今形势已经变化，而且现在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承认或接受双重国籍。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已有几百万人移居欧洲、美国等地，虽然由于生存需要他们加入当地国籍，但在感情上不少人不情愿放弃中国国籍。
无独有偶。2006年，印尼的一些专家学者甚至国会也在讨论承认双重国籍问题。他们认为印尼应该承认双重国籍，理由是：第一，印尼在国外的移民加入住在国国籍，又保留印尼国籍可以保护在异国他乡谋生的印尼劳工。第二，可以获得住在国公民的同等权利，而不只是纳税和遵守法律、履行义务同等，享受权利却不同。第三，不会因解雇而被赶回印尼加剧国内劳务市场的竞争，还可以在当地得到失业救济金，仍能少量汇款国内，且不会因此而使印尼失业人数增长。第四，在住在国谋生的门路更为宽阔，如只接受欧盟成员国公民的欧洲航天局也就可以接受印尼人了。第五，从国防政策来看，不仅没有什么危险，反而有的国家对同“国家安全”有关的职业原则上也将向印尼劳工开放，这对印尼会产生积极影响。果然，2006年8 月1 日，印尼颁发了新的国籍法，该法规定“有限度的承认双重国籍”。
从反对双重国籍到倡导承认或接受双重国籍，可见这些年来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之巨大。虽然时过境迁，但中国和印尼两国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影响深远，仍不失为国际上解决双重国籍的典范。现就我参加解决中印双重国籍的情况回顾如下：印尼华侨的双重国籍和双重国籍的产生。1909年清朝政府制定的《宣统元年国籍条例》规定：中国人的后裔“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1914年袁世凯的修正国籍法和1929年国民党的修订国籍法，都是采用血统主义，而且是父亲血统主义，即单血统主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旧中国的国籍法，采用父母双血统主义，但仍然是血统主义。这就是国籍法冲突的一个关键所在。
1910年2 月10日，荷兰政府公布《荷属东印度臣民条例》，采用出生地主义，规定一切出生于荷属东印度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均为荷兰臣民。据此，在印尼出生的华侨子女都被视为荷兰臣民。
1949年11月2 日，印尼和荷兰签署了圆桌会议协定，关于国籍问题基本上继承了荷兰的出生地主义，其中规定是：凡以前是荷兰臣民者，均成为印尼公民；过去的华裔荷兰臣民在1949年12月27日至1951年12月27日期间可以宣告拒绝印尼国籍，逾期不办理脱籍手续则成为印尼公民。
1951年我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对此公开表示：华侨国籍问题须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才能获得合理解决。从而事实上否定了印尼政府对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上述片面解决办法。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重国籍问题形成的历史背景。
1953年底到1954年初，印尼驻华大使再三向我外交部和周总理提出建议签订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协定。
1954年3 月，我国为了解决印尼华侨的国籍问题，通知印尼外交部，中国政府同意印尼政府派代表团来北京举行谈判。当年11月2 日，我国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
1955年4 月22日，我国同印尼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规定：“凡属同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的原则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印度尼西亚国籍中选择一种国籍”。同年6 月3 日，周总理和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洛阿米佐约就条约的目的和实施办法进行了换文。换文主要是根据印尼国籍协商会的一些知名华裔如萧玉灿等人的意见，中印双方商定：在同时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当中，有一类人，由于他们已参加印尼政治生活，担任公务员特别是国会议员、部长、官员，根据印尼政府的意见，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他们已经不言而喻地放弃了中国国籍。对于上述这一类人，就不需要按照双重国籍的规定选择国籍。1957年底经印尼国会和我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印双方于1960年1 月20日在北京互换批准书，该条约正式生效。
同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实施办法》公布生效。
1961年4 月，根据中国和印尼签订的处理双重国籍问题条约，中国在巴厘省首府登巴萨市设立选籍办事处，作为大使馆的派出机构。这是新中国在这里设立的第一个正式机构。我被任命为这个办事处主任去了登巴萨，负责处理东南群岛，包括巴厘省、龙目岛（省）、帝汶古邦省（即西帝汶），辖弗洛勒斯岛和松巴哇岛的选择国籍问题。具体程序是接受申请，了解情况，约见面谈，进行审核，最后批准。
我在登巴萨任职期间，为了了解选籍情况，做选籍人的工作，出访过龙目岛、松巴岛、松巴哇岛、弗洛勒斯岛和帝汶古邦。因为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华侨、华人，为了做好选择国籍的工作，必须亲自向他们进行宣传解释双重国籍条约和该条约的实施办法，选择国籍的意义以及对选籍人的利害关系。
1961年进行选择双重国籍工作时，劝说华侨选择印尼国籍非常困难，他们都不愿意选择印尼国籍，有的人经过多次长时间的动员都解不开思想上的疙瘩。这完全可以体谅。当时的情况是：一、华侨祖祖辈辈的海外孤儿的日子刚刚结束，才找到了亲娘，感受到了祖国的关怀和温馨；二、遭到印尼大规模反华排华灾难的悲愤和眼泪未干，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子，要他们加入印尼国籍在感情上确实难以接受。1962年1 月20日选籍告一段落。通过选籍，除了100 多万属于“不言而喻”无须选籍者外，在152 万具有双重国籍的华裔中，选籍结果是，有108 万选择了印尼国籍，16万人选择了中国国籍，另有未按期选择国籍的8 万人。还有未达选籍年龄的20万人，成年后将在一年期限内陆续选籍。这样，印尼华裔的双重国籍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为他们融入印尼主流社会创造了条件。2005年12月，我再来巴厘岛访问时见到曾任巴厘华侨总会理事的黄锡端先生时，我问他巴厘岛有多少华侨加入了印尼国籍？他说，现在没有几个人保留中国国籍了。他说还记得我曾劝说他加入印尼国籍，但在当时想不通，坚决不加入，直到80年代才加入印尼国籍。
1980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为了防止产生双重国籍，改变了过去血统主义的规定，而采取血统主义和出生地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我国华侨众多，采取这种原则既照顾到华侨长期居留当地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华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也解决了可能造成的双重国籍的情况。
国籍法第四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出生地中国，血统也为中国）。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可以看出，我国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而不承认可能会因国籍法规定的不同而产生双重国籍的问题。
四、难忘的巴厘往事
巴厘岛是在世界享有盛名的诗之岛，旅游胜地，一年四季游人络绎不绝。这里是印度尼西亚这个伊斯兰教国家中唯一的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岛屿，印度教寺庙林立，拜佛活动频繁。进行祭拜活动时，妇女衣着鲜艳，头顶供品，乐队伴行，
十分壮观。这里还保留了古老形式的火葬。这种形式的火葬可说是一大奇观，仪
式中巨大的木牛和九层高塔，还有几十米高的天桥，这在其他国家是罕见的，所
以不少旅游者慕名前来观看。上万甚至几十万人为了目睹这一奇观，甚至有人在
拥挤中被挤死。
巴厘岛的男女分工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样，妇女老中少均不穿上衣，下身一件裟龙，头顶草笠，在田间劳动。据说，进步的青年组织曾上书苏加诺总统要求改变巴厘岛女人不穿上衣的习惯。但苏加诺总统批示是，这是巴厘的风俗习惯，传统的民族文化，应予保留，不能改变。所以，就这样继续保留下来，女人不穿上衣下地干活，男人却在家里看孩子，调教斗鸡。
巴厘斗鸡是巴厘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项目，遐迩闻名，而斗鸡赌博是非常普遍的，输赢也很厉害，有的因此而倾家荡产。为防止因斗鸡赌博造成社会问题，政府设置官方斗鸡场。斗鸡场上没有争执，没有打架，双方商定下多少赌注。比如说，我认为黄鸡能赢，你认为花鸡能赢，我提出赌注一百，你认为太少，要求提高到两百或者更多。双方商定一个都能接受的数额后，把下赌注的钱拿在手上。待两只斗鸡下到斗鸡场，裁判发令斗鸡开始，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喊声，各自为下赌注的斗鸡叫喊助威。如果我下的赌注在黄鸡，我就拼命地喊：黄鸡赢！黄鸡赢！如果黄鸡输了，躺在地上起不来，裁判一声锣响，我就要立即把手上的赌注交给赢家。输赢只在几分钟，出场的斗鸡如果没有经验，不到一分钟就被刺伤倒地，因为斗鸡腿上绑有带毒的小剑，刺到皮肤出血，受伤的斗鸡立即倒地死亡，另外两只斗鸡随即出场，所以输赢十分可观。
巴厘的木雕、手工银器享誉世界。巴厘舞蹈独具特色，尤其是猴子舞气势恢弘，令人振奋，引人入胜，很是壮观。
巴厘曾是一个王国，皇宫遗址颇具规模，值得一看。自登巴萨去参观皇宫遗址的途中，有一处蝙蝠洞，洞口高达10米以上，洞深无人知晓。洞中生活着不知有多少万只大蝙蝠，只知道在好几里路以外就可以听到一片蝙蝠叫声。
也许，正是因为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缘故，苏加诺总统在巴厘岛有一处别墅，他的日本情妇就住在那里。那个时期，苏加诺每个月至少来一次巴厘。他抵达时，当地高级官员必须到机场迎接，我也应邀参加迎接队伍。因为我是这里唯一的外国领事，他去几次就认识我了。有一次，他下飞机后只顾和其他官员打招呼没有注意到我，在候机室稍作休息时找我，要看看他的中国朋友。
苏加诺在巴厘岛的别墅占了一个小山，离登巴萨市约60公里。别墅周围环境优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刘少奇访问巴厘时由苏加诺陪同，就住在这个别墅。据说胡志明主席访问印尼时也住在这里。有一天早晨，他起得很早，起来后他一个人出去散步了。待陪同人员起床后，发现胡主席不见了，马上招呼警卫人员多方寻找，结果发现他在打着手势同当地农民聊天。
这个别墅的右边有一条小路，沿台阶走下去二三十米，有一个长方形的露天浴池，谁都可以来沐浴。浴池水面约有100 多平方米，水深一米左右，浴池中间有一道不足一米高的矮墙，隔开男女浴客。浴者坐下来相互看不见，但站起来则相互一目了然。据说苏加诺经常到这里观看风景，有时还送块香皂给沐浴的姑娘。是否确有其事，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因为这在巴厘不足为奇，男女在一条河里洗澡习以为常，只是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男人在上水处，女的在下水处。巴厘岛在荷兰殖民主义统治时期就搞了较好的水利设施，到处有水渠，在大马路一边都有一条宽半米左右，深不足一米的水渠，经常可以看到男人，也有女人在里面洗澡。他们毫不回避，但不准照相。
巴厘岛的火山很有名，也很厉害。1963年的一次喷发，尽管发生在山区，也造成上千人的伤亡。这里的居民非常迷信，火山开始爆发时，有的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甚至婴儿也都集中到庙里拜神，祈求神灵保佑。但火山喷发越来越厉害，岩浆喷发高达两三千米，喷发出来的气流温度高达1000摄氏度以上，顺风每小时60多公里，速度很快，人无法逃脱。只要气流经过这里，所有的动植物都被蒸死。整个村庄拜神的大人和孩子无一幸免。据说看起来他们还像正常人一样，但内脏全都变黑。整个山峰乃至十几里以外的树木花草全部蒸死。另外有些人被岩浆烧伤，甚至相当严重，住进医院。我在接待刘少奇主席访问巴厘之后，受大使馆的指示，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捐赠一船救灾物资，并前往医院慰问伤员。看到一些伤员，有的从双脚直到小腿皮肉全被烧去，有的手被烧伤，只剩下骨头，看了后令人心酸。
更有甚者，不少人在传说，这是因为印尼反华排华惹怒了天神，派来了神龙，进行惩罚。还说，人们看到火山顶上有一条瞪大双眼的巨龙直扑下来，它带来的铁水、热气把人们蒸死、烧伤。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像神话般的传说，但它反映出印尼人民对反华排华的不满和对华侨华人的同情心理。
据一些朋友介绍说，在火山喷发前一个多月已有迹象，在登巴萨就能听到地下像洪水冲击大河里的巨石发出的撞击声，响个不停，说明火山爆发前早有预兆。我被邀请到万隆火山研究所，在离火山口最近的一个山头观察站用高倍望远镜观看火山口，只见浓烟滚滚，其他什么也看不见。从火山口往下看，由上而下，先是比汽车还大的石头，越往下越小，到山脚下，那里的石头还有脸盆大小，离火山再远一些就有拳头大小，在地上很均匀地铺了一层，至少有一米多厚，离火山越远越小，直到几十里外的沙粒，有些茅草房被半尺多厚的沙子压塌，百里外就是遮天蔽日的尘埃了。隔海相望的东爪哇泗水市，在火山爆发的那一天，看不见太阳，白天比黑夜还黑，致使商店关门，学校停课，交通受阻，发生不少车祸，天上还在不断地落下沙子。很多人说，末日到了，不少人家惶惶不知所措。从火山口喷出来的岩浆，顺着山沟一直流向山下的平原，大片大片的黑色岩浆填满了小河和凹地，有些地方还在冒烟。夜晚，在距火山几十里以外的登巴萨可以看到火山喷出来火红的石头，蹿向至少上百米高的天空，石头在空中爆炸，不断噼啪作响，就好像是放的烟花，也确是罕见的景观。
巴厘岛应该说人口不算稠密，火山地区更是人烟稀少，之所以造成那么多人员伤亡，有很深刻的教训。在火山喷发以前，当地军警把山区的居民全部赶下山，而且是鸣枪示警，强迫下山。在火山第一次爆发之后，万隆火山研究所宣布，火山最底层的岩石已经喷发出来，就是说不会再喷发了，所以，有些人陆续回家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火山又一次更大规模地喷发，因而造成很大伤亡。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不是迷信，但也不要过分迷信科学家，要知道，大自然的奥秘还有很多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更不用说掌握了。过分迷信科学家也是要吃亏的。
位于巴厘岛北端的新加拉惹是这个岛的第二大城市，当我去访问时吃到一种别有风味的榴莲，虽然闻起来仍然很臭，但吃起来味道特别香甜。我吃了以后，表示很好吃，本意是对他们的盛情予以赞赏，也是一种礼貌，哪想到却惹来“麻烦”。在我返回办事处后发现，汽车后备箱装有20多个他们精选的榴莲。
巴厘岛的咖啡颇具特色，最有名的是“松鼠咖啡”。尽管有些人不懂得，甚
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名称，但行家都知道它的名贵。巴厘岛也是“松鼠咖啡”在世
界上唯一的产地。据说这种咖啡是由松鼠选择成熟的咖啡果，吃掉外层皮肉，同
时吞下咖啡籽（核），消化吸收了咖啡的皮肉，但咖啡籽消化不了，于是被便出，
便出的咖啡籽就是生产人们食用“松鼠咖啡”的原料。因为松鼠吃的咖啡果是它
精选的，所以由这种咖啡果生产的咖啡是最好的，但为数不多，价格昂贵，这就
叫稀者为贵。
总之，巴厘岛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自然风光都独具特色。登
巴萨更是环境优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到处是黄白色的鸡蛋花树，清香扑鼻，
沁人肺腑，令人心旷神怡。巴厘的阳光明媚而又不很热，海水清澈而没有污染，
岸边细白沙滩松软，椰树成林，风土人情都很适合于旅游，这就难怪它是一个颇
具魅力的旅游胜地，一年四季世界各地旅游者络绎不绝。
巴厘岛的华侨华人也受到当地人的友好对待，过去皇室的妇女不能同当地的
伊斯兰教教徒结婚，但可以同中国人结婚。伊斯兰教规定一男只能有4 个妻子，
而巴厘岛的中国男人可以同当地6 个妇女结婚。有一个华侨就娶了6
个当地妇女为妻。这些妇女也很会做生意，他就要每一个妻子给他开一个店。尽管这是个别情况，但我仍然感到不合适，曾个别对一些侨领说过，华侨在这里生活，应该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要三个五个地娶当地妇女为妻。
我在登巴萨工作期间，有几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一件是福建籍侨胞李长寿先
生，他对我们办事处给予了很多帮助，有些事想得也很周到细致，比如说，我刚
到的时候，使用的汽车是他提供的，而且汽车号码他都亲自去警察局选的，要了
一个他认为吉利的号码“369 ”。
另一件事是，我们的厨师每天清晨去市场买菜，因为他总是做好我们的早饭
才去买菜，所以去的不会太早，因而往往买不到新鲜的特色菜，更难买到一些高
档菜。但当他走出菜市场时，经常有一位老太太把她自己买好的高档菜，塞到我
们厨师的菜篮子里。厨师回来以后和我们说了这种情况，我们总是告诉他，不应
该要人家的东西，应对这位老太太讲清楚，我们不能无故接受人家的礼物，并对
她表示感谢。厨师说，因为他是广东人，而那位老太太说的是福建话，她又不懂
印尼话，他们俩语言不通，争来争去她还是把菜塞到了篮子里。后经多方了解才
知道她是李长寿先生的妈妈。
还有一件事，几十年我都难以忘怀，这就是我们在登巴萨工作期间，李先生
怕我们人少寂寞，经常在下午我们下班之后，带着他的名叫巧月的小女儿到我们
办事处来玩。当时她也只有4 岁，把她在幼儿园里学的歌舞，表演给我们看。小姑娘非常可爱，我们都很喜欢她。
登巴萨办事处名义上是处理双重国籍问题，实际上这些地方的华侨和侨团遇
有领事侨务方面的问题也来找办事处。办事处如同领事馆，就像我们国内的区政
府或派出所，华侨婚丧嫁娶，夫妻吵架，孩子起名，邻里纠纷，生老病死，各种
权益的保护等等，光荣的事找领事，麻烦的事也找领事。我在那里时，有一对华
侨结婚，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为他们证婚。当时他们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现在已都年过花甲，有了4
个孩子，还有孙子和外孙，他们都在香港工作、生活。我去香港时曾看望过他们，他们来北京时也一定会找我叙旧。逢年过节，或有什么问题，总有书面或电话问候。
五、出访龙目和古邦
我在登巴萨任职期间，为了了解选籍情况，做选籍人的工作，我出访过龙目
岛、松巴岛、松巴哇岛、弗洛勒斯岛和帝汶古邦。因为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华侨华
人，为了做好选择国籍的工作，必须亲自向他们宣传解释双重国籍条约和该条约
的实施办法，选择国籍的意义以及对选籍人的利害关系。
去龙目岛只能乘小船前往，船虽不大，但超载不少，经过太平洋和大西洋交
汇的海洋，这里浪涛汹涌，小船颠簸摇晃得非常厉害，使人坐卧不宁，呕吐声不
断，我自己也感到腹内翻江倒海的难受。船长让出他的卧铺，要我躺下休息。但
我无法享受他的好意，躺下仍很难受，还是要坐起来，坐起来又想站起来，而实
际上是站不住的。这的确是一次难熬而且风险很大的经历。
龙目岛虽较偏远，但那里的华侨和印尼其他地方的华侨一样，非常爱国。这
我早有亲身感受。在我们去登巴萨设立办事处时，他们就承担筹办一些事情，故
从龙目选派了一名很有经验的司机和一名高级厨师（夫人同来）。这名厨师技术
如何，我无法用技术职称来评论他是几级。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说明的，那就是郭
沫若副委员长说，他在印尼期间吃了一顿饱饭，就是我们为人大代表团访问巴厘
举行的宴会。他们工作都很好，是我在印尼工作期间，生活方面很少操心的一段
时间。他们不要任何报酬，只提出在此工作完成之后，希望安排他们回到祖国。
我当然答应。在我们办事处工作结束之后，我兑现承诺，安排他们回国。以后，
我了解到，按照司机的愿望他被安排回原籍广东韶关，仍当司机，厨师被安排到
深圳一个高级宾馆当厨师，也很满意，他们生活都很好，直到退休，在广东安享
晚年。
当我抵达龙目时，因为大使馆和领事馆很少有人去那里，所以他们见到祖国
亲人格外高兴。我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他们安排一些华侨和华人青年负责
安全保卫，日夜值班。他们把龙目岛的特产，一种带红色籽粒的柚子拿来请我品
尝。这是我在印尼吃到的最好的柚子。在龙目访问期间，尽管工作非常紧张，但
他们安排得很好，访问期间一切都很顺利，生活也很愉快。
乘船不舒服，有时坐飞机也不见得就好受。我去帝汶古邦时，只能乘10多个
座位的小飞机，飞行六七个小时。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交通工具了。机上两行
坐椅是帆布做的。飞机飞行高度只有几百米，飞行中受高山和海洋气候的影响，
忽上忽下，摇晃颠簸得十分厉害，几乎所有乘客都在呕吐，呼天喊地，一片狼藉。
然而，这是由登巴萨至古邦唯一的一个航班，否则就只能乘船了。这是我多次乘
飞机遇到的最艰难的一次。返回登巴萨时，我一直担心在回程六七个小时的飞行
中，还会碰到来时的那种遭遇，飞机上又不准吸烟，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忽然，
航空小姐广播说，飞机就要飞经弗洛勒斯岛上空，将在世界奇观——三色湖上空
盘旋一圈，让大家看看。几乎所有乘客一下子精神振作。当看到三个大圆湖，呈
三角形摆在山顶上，一个呈绿色，一个呈黄色，一个呈紫红色，无不称奇。此时，
飞机异常平稳，乘客没有任何不适的叫喊，只是赞不绝口。
1962年2 月，选籍工作圆满结束，为选择国籍而设立的登巴萨办事处也予撤销，我到雅加达总领馆协助接侨并在大使馆领事部工作。
六、刘少奇访问印尼
1962年到1964年间，中印尼两国关系逐渐缓和。1963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
夫人在陈毅副总理夫妇陪同下访问印尼。此时我已到马辰领事馆工作，大使馆又
把我临时调回使馆，安排去巴厘配合印尼方面的接待工作，主要是协助军警负责
刘主席的安全保卫。因为在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之前，还访问了缅甸、柬埔寨。
在这两个国家，都发现蒋帮特务要搞暗杀，所以到印尼后的安全保卫任务十分繁
重。印尼还要在巴厘举行5
万人的欢迎大会，欢迎刘主席，会后是盛大的群众游行。在开大会的时候，除了马路和广场上是欢迎人群，树上屋上也都是人。我在刘主席访问巴厘期间，看到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得到恢复，很受鼓舞，但我的压力确实很大。在刘主席访问期间，我几乎没有睡觉，生活没有规律，饮食很不正常，痔疮发作，在车上只能侧坐。我们在登巴萨近100 家的大中小旅馆、饭店均安排了“住客”。我也请印尼进步组织帮忙。这个省的军警全部行动起来。宪兵队通知所有登巴萨的华人，凡在门框顶部中间钉有黑牌子打白叉的人家（属亲台分子，被视为无国籍）的青壮年男人，在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期间，每天日出前必须到宪兵队报到。报到后就坐在宪兵队的院子里的长凳上，直到日落，不准出门。凡在门框顶部中间钉有一块木制五星红旗牌子的人家，则是新中国的华侨，他们受到友好对待，没有任何限制。有一次，在深夜两三点钟，我得到一个情报说，在海上发现一艘小型橡皮船。我立即驱车直闯军区情报处处长的家，告诉他这一情况，并请他马上采取必要措施。对从登巴萨市到刘主席下榻的苏加诺别墅约60公里的整个路程，在刘主席到达前和访问期间多次进行了周密的检查，以防敌特安放炸弹等爆炸装置。
在刘主席访问巴厘期间，所有华侨、华人都兴高采烈，感到非常自豪，兴奋
地做着各种欢迎工作，李长寿先生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整天不回家。他的女
儿巧月生病也顾不上回去看看。就在刘主席抵达登巴萨的第二天下午，接到电话
说，巧月高烧昏迷，要他回家看看。他说没有大问题，自己正忙，不回去，让家
里人带孩子去医院看病。没想到由于耽误了时间，孩子晚上不幸死亡。为此李先
生及其全家都很悲痛，我们也非常难过。尽管我当时极为紧张，但我还是到李先
生家里去向巧月的奶奶和妈妈及其他亲人表示慰问。更为不幸的是，据说，在印
尼“九三〇”事件期间李先生全家被害。听到这个悲痛的消息后，我好长一段时
间都感到难过和悲愤。
七、在马辰当领事
1962年11月我去马辰（南加里曼丹首府）先后任马辰领事馆副领事、领事。
马辰领事馆的领区包括：南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和西加里曼丹四
省（北加里曼丹地区现在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省）。实际上，由于交通不便，我们
领事馆只能管辖南加、中加和东加三省的领事侨务。西加里曼丹省的领事业务由
雅加达总领事馆代管。
我去马辰后，由于两国关系缓和，我们也就不那么紧张了。我发现汽车有时
熄火，为了弄清究竟是什么原因，而且当时也有可能，我就学习开车。星期天我
去马辰中华中小学校园内学车。这个学校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有几百名学生。1905
年先建幼儿园，逐步扩大为中小学。学校面积很大，占地几公顷，广场也在两万
平方米以上，自然是很好的学车场地。我去学车以前先和校长打过招呼，没想到
他安排了老师值班招待，每次都准备咖啡和点心，我在练车时，司机就由老师陪
着喝咖啡。我和校长说了，不要这样，但他还是坚持。所以我也只好放弃学车的
机会了。
加里曼丹岛是一个富饶美丽而未被开发的宝岛。整个岛屿几乎全被森林所覆
盖，深山老林谁也没有进去过，但有一种珍贵的树木广为人知，它是建筑和制造
家具的优质材料，这就是铁木。铁木放在水里沉底，经久而不变质，不腐朽，做
家具或搞建筑时，用铁钉是钉不进去的。我们领事馆的地板就是铁木的，因是高
脚楼，平时用水冲洗，既方便又干净。
加里曼丹岛的藤条不知有多少，据说有些地方厚达两米以上，一层一层往上
长。这也是加里曼丹的一宝，大量出口，为印尼赚取了不少外汇。尤其是马辰凉
席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马辰市位于巴里托河和马辰河等河流入海口的岸边，这里是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很适于甲鱼的生长。但印尼伊斯兰教教徒按教规不能吃甲鱼，当地人又不大喜欢吃甲鱼，也许是怕做起来太麻烦。可是，有些华侨休闲时愿去河边垂钓，经常钓到甲鱼。开始时送到领事馆，我们表示谢意，有时还回赠一点中国特产，如烟茶之类。以后他们经常钓了送给我们吃，我们吃不了就养在高脚楼底下。
加里曼丹岛最大的问题在于交通不便。岛内各个地区之间来往不便。如由马辰去西加里曼丹省的坤甸，只能乘船或乘飞机去雅加达转机飞坤甸。即使由马辰去东加里曼丹省的三马林达或巴厘巴板也要乘船或乘飞机。当时乘坐的都是小船，马辰到东爪哇的泗水，路程虽并不算远，但因中间隔着爪哇海峡，也只能乘船或乘飞机。
有一次，我乘飞机去雅加达，回程时乘坐的是一架在当时来说较大的飞机，
两个螺旋桨，有40多个座位。从雅加达飞马辰约需七八个小时，中间经停泗水，
上下旅客和加油加水。早晨8
点多钟由雅加达起飞，约12点到泗水吃午饭，饭后约1
点，继续飞往马辰。空中飞行一个多小时，正在爪哇海上空，航空小姐向每一排座位的乘客小声说：飞机返回泗水。这架飞机上，有印尼三军参谋长纳苏第安率领的一帮军人，其他乘客不多，只有我一个外国人，我占了一排的两个座位。航空小姐担心乘客惊慌，个别通报了飞机返回泗水的消息，唯独不告诉我，但我一个人乘飞机总是比较警觉，也能大致听到她在说什么，我猜想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从飞机窗口向外看，什么也看不见，只见上面一片蓝天，下面汪洋大海，远处则是海天相连。我想，管它呢，反正我身上没带任何文件，那就听天由命了，
而且飞机上还有那么多人，天塌有长人，过河有矮子，怕也没有用。飞机不知什
么时候掉头了，飞行一个多小时，我感到飞机在降落，从窗口看下去，果然是泗
水机场。在飞机上和到了候机室一再听到广播说，飞机有点小的故障，检修后继
续飞往马辰，要乘客在机场等候，不要离开机场。等了一个多小时后，又听到广
播说，飞机尚未修好，今天不能飞往马辰。这下子我倒着急了。因为雅加达大使
馆把我送上飞机，并通知了马辰领馆，而马辰领馆接机又接不到人，他们两头比
我更着急。
当时通信联络也很困难，此时此刻我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找华侨帮忙了。我在
机场上转来转去，想找到一个华侨，但这时已经没有进出的飞机了，只有很少的
人在办理次日的机票手续，所以我好不容易才看到一个年龄60岁左右的中国人，
我立即上前向他说明我是中国驻马辰领事，因飞机发生故障停留泗水，今天不能
再飞马辰，所以要请泗水侨联总会主席叶存胥先生帮忙安排一下，麻烦他给叶先
生打个电话。因为办公室已经下班，电话只能打到叶先生家里找他，而我没有他
家里的电话号码，所以只好麻烦他了。听后，这位华人面带笑容，但表示不能完
全听懂我说的什么问题。他看到我着急，我也感到他也在着急，两只手不停地比
画，意思是没有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情急之中，我想到用笔写出来给他看，采取
笔谈。这一招还真灵，他马上笑逐颜开，答应立即给叶先生家里打电话。
很快，叶先生就来到机场。见面后我简单把情况告诉他，因天气已晚，先请
他登上飞机把我的手提行李拿下来，再考虑下一步如何办。叶先生要我先住泗水，
再订次日或以后飞马辰的机票，他可以给大使馆和马辰领事馆打电话。可在当时
打电话相当困难，很长时间都叫不通而且很不清楚。我对他说，要争取返回雅加
达，请他想办法。结果他真的找到一架军用运输飞机，问我是否乘坐。我答应乘
坐，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结果我免费乘坐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行3 个多小时。
飞行中还遇到雷阵雨，飞机摇晃颠簸得相当厉害，在夜里10点多钟才回到雅加达。到达后又遇到问题，因为泗水给大使馆打电话仍未打通，大使馆和总领事馆都不知道我返回雅加达，故无人到机场去接。当晚大使馆和总领事馆举行招待会，我打电话也没有人接电话。我在机场等了一个多小时，幸好有两个华侨青年在机场办机票，他们早晨见到我离开雅加达时有大使馆的人送机，为什么晚上又回来了，他们不解，前来问我是否是早晨离开雅加达的，我予以肯定。他们说愿送我到大使馆，我婉言谢绝，但请他们去告诉一下大使馆。这两个华侨真不错，马上骑摩托车去通知了大使馆，很快大使馆接我回去。如此这般，我这一天免费乘坐了民航飞机和军用飞机。事后知道，发生故障的飞机是在飞离泗水后一个多小时的时候，两个螺旋桨中的一个不转了，整个飞机就靠一个螺旋桨维持飞行，不可能继续飞往马辰，那里没有检修设备，所以飞机必须折回泗水检修。
马辰当时的地方病是肺结核和麻风病，破伤风也很厉害。在我去马辰领馆以
前，领馆的一名印尼文翻译吴振江因得破伤风不幸身亡。马辰虽靠海边，但气候
仍然炎热，翻译吴振江同志晚上起来小便，没有穿鞋，被铁木地板的一根小刺刺
破脚掌。当时并没有感到是问题，但过了一个礼拜，感到身体不适，好像是感冒，
有点发热，并未重视，只是吃了感冒药。一天以后仍不见好转，体温上升，病情
有发展的趋势。去医院找医生看，医生说是感冒，按感冒治疗，但病情继续恶化
且发高烧，持续不退。当地华侨对地方病有经验，他们说很像破伤风，因为已经
开始抽筋。领馆把这个看法告诉医生，同时电告大使馆转报国内，请外交部找中
医处方。外交部找到西苑中医院，该院认真负责而且立即开出处方。他们考虑到
国外的情况，只用两味药，即黄酒加蝉花，服后即好。大使馆收到这个处方后，
马上派人到雅加达中药店里买了两服药。为了保证把药及时送到，一服托华侨，
另一服在机场找到一位去马辰的军官，托他们务必于当日带到领事馆。结果两服
药都在当天带到。领事馆征求医生用中药治疗的意见，医生坚决不同意，并说如
果用中药治疗，一切后果应由领事馆负责，医院不能承担任何责任。当时病人已
经抽筋得很厉害，抽筋时要由两个人按住他的手和脚，否则，即使病人恢复健康
也不能伸开手脚而成为残废。结果，颇费周折搞到的中药也不敢用，病人过了两
天就去世了。
在我去马辰以后，有一个饼干厂的华侨工人被机器伤了四根手指，皮肉几乎
被轧掉，露出骨头，医生马虎地缝合。过了几个月之后，破伤风发作，症状同领
馆去世的翻译一样，已经抽筋很厉害了。有几个侨领到领馆来要求把那些给翻译
买来的中药拿去试试。他们说，病到这个程度已经无药可救了，只能死马当活马
医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绝不会怪罪领馆，我们几个人担保，现在只有这一条
路还可能有救，否则只有等死了。这样说我只好把药给他们了。他们拿去后，当
天下午就给病人灌了半服药，这时病人已经张不开口了，夜里大汗淋漓，次日凌
晨病人开始清醒，不再抽筋。在医生上班之前，又把另一半药服了。结果奇迹出
现了，病人不再抽筋，逐渐清醒。医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最后两天几乎没有
吃药打针，而且，即使打针吃药也是无济于事，可为什么病人起死回生？！
1964年11月，我乘飞机由雅加达经香港转乘火车返京。当时我国经济相当落后，还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我在香港买了一个8 英寸半导体收音机，在当时就是高科技产品了。香港亚贸公司廖安祥总经理出于礼貌，在一个比较好的餐馆请我吃饭。当然是广东菜，我也觉得还不错，有一个汤好像是鸡丝汤，清淡可口，味道也好。但廖总饭前不说，饭后才说这家菜馆的蛇羹汤是很不错的，你觉得怎样？我只能违心地说不错。我知道是蛇羹汤后，立即感到恶心，腹腔里觉得翻江倒海，至少有两三天感到不舒服，但我还是十分感谢廖总，而且以后我们多次见面，成为朋友。他离休后写了一本《梅州大侠香港60年》，讲述了他长期在香港做革命工作的经历，我收到他寄来的书，看了以后很受感动。
我在印尼工作的五年是很不平凡的五年。
第一，就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来说，这个时期，从印尼疯狂反华排华、我国
大规模撤侨、双方互致照会抗议战，到选择国籍、关系改善、国家主席第一次访
问印尼，这的确是不平凡的5 年。
第二，这不平凡的5 年经历，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华侨在国外的艰辛、无权地位的可悲，但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因而我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直到几十年后，当我在北京生病时，还有些华侨虽早已离开印尼，仍从外国寄来补养品，令人深受感动。
第三，就我的工作来说，近5 年的时间，调换了4 个地方，5 个工作单位，从棉兰到登巴萨，转回雅加达，再去马辰，这对我来说是空前绝后，即使对其他
同志来说也是少有的。哪里需要就调到哪里去，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第四，当时驻外人员一般不带家属，至少3 年以后才允许休假或探亲，而组织上总是对我说工作离不开，既无休假，更无探亲。我的大女儿因患先天性心脏病于1962年动大手术我也未能回国。我爱人一面工作，一面操持家中一切，她所承担的负担和压力可想而知。
当时，外事人员实行两人同行制，但对我不适用。不论乘飞机，还是长途坐
火车，都是独来独往，根本就没有什么担心的问题，心里想的是为国争光，不辱
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八、故地重游的感想
经过20多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印尼政府更迭和苏哈托下台，新政府对华侨华人的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1990年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复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很快，两国领导人坚持从维护两国根本利益的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双边关系保持着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印尼过去是反华排华，驱赶华侨，迫害华人，现在是要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曾被禁锢了20多年的中文书报、华语教育得到了恢复，中文书报随处可见，华语教育、三语学校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夫妇应印尼马辰中华学校百年校庆筹委会邀请，于2005年11月底至12月初故地重游，前往印尼参加马华百年校庆活动。当然，我离开印尼40多年也一直想回去看望一些老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遭受的苦难，特别是当他们再次遭到天灾人祸时，如黑五月暴乱，亚齐海啸，更使我怀念他们，牵挂他们。
到印尼后，我们受到专门从马辰赶来的马华百年校庆筹委会主席张汉强先生和大使馆官员的迎接。然后到大使馆报到，接受使馆指示。兰立俊大使夫妇宴请了我们，同时就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雅加达见到了原华侨总会理事、老侨领郑年锦，曾是棉兰华侨总会理事、老侨领王耀南、麦清河。在马辰见到了老侨领吴章明、张隽茂，马华老校长林玉英、老教师王淑华，以及马华校友、现任华人社团领导人张汉强、姚汉忠、刘修文等。参加马华百年校庆活动之后，去了巴厘岛，一再同老侨领黄锡端、张成枢、曾加濂，老教师郑霜风、黄华轩，前中华总商会主席薛吾健夫人郑贞忠，过去经常到我们办事处看电影、现为登巴萨后起之秀的张天宝，原中华总商会理事陈国民之女、现为光明三语学校校长陈逸谨等畅叙友谊。我同他们回顾了40多年来华侨遭遇的劫难，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出于对他们的真诚关怀，告诫他们应该吸取沉痛的教训；充分肯定他们加入印尼国籍是正确的，感到欣慰；议论了当前的中印尼关系和良好的机遇，鼓励他们积极争取融入主流社会；探讨了华人未来生存发展问题和应注意的事项。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主要问题是：1.印尼华侨加入印尼国籍的前后华侨国籍问题中国政府历来都很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2年1 月6 日，中央明确指示：华侨是我国居留在国外的保留中国国籍的侨民，已经加入当地国籍的人不能算做华侨。1954年12月1 日，毛主席同外宾谈话时说：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1954年9 月23日，周总理在向人大报告时说：华侨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反动政府始终不加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华侨处于困难的境地，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要解决华侨双重国籍这个问题，一定要划一界限，选择所在国国籍后，这些人不再是中国公民，剩下的只是亲戚关系，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亲戚关系。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华侨好像孤儿找到了亲娘，好不容易有了靠山。当时又处于印尼反华排华时期，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公开声明要从印尼接回难侨60万。我们又正在动员那些生活困难的华侨回国，所以当时要他们选择印尼国籍，留下来继续在印尼生活，非常困难。
我这次回印尼，当我问起华侨选择印尼国籍情况时，巴厘省前中华总会理事、现任巴厘健康幸福俱乐部副主席黄锡端对我说，他还记得我在巴厘时曾劝他加入印尼籍，当时他想不通，说等等看，直到1981年才加入印尼国籍。现在绝大部分华侨都加入了印尼国籍，巴厘岛也只有几个人没有加入印尼籍。马辰市六七千华人只有一人保留中国国籍。绝大多数华侨入了印尼国籍，我看到这种情况颇感欣慰，这的确是很大的转变。
我们应该肯定加入印尼国籍是件好事，但也应该看到这只是融入印尼主流社会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抓住有利时机争取尽快融入主流社会，这就要：一是积极参与印尼的经济、文化建设；二是为当地社会多做善事，扶贫济困，同其他族群的人民和睦相处，赢得人心，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三是为人处世谨慎低调，不搞张扬炫耀，避免刺激、伤害其他族群感情的事；四是从心理上、感情上要主动同印尼人民打成一片，取得他们的信任，成为他们的朋友，以利于长期安居乐业。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如有风吹草动，要靠近邻的帮助。
现任总统苏西洛主张印尼应成为多元文化社会，重视民族团结，承诺将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公正平等对待华人。华侨华人应该抓住有利时机，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既要为了谋生做好生意，同时又要注意参政，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令人欣慰的是，华人参政议政出现了很好的势头，一些华人精英当上了国会和省、市、县议员，有的还担任了内阁部长。这对印尼华侨华人来说是迎来了难得的春天。
但是，华侨华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弱势群体，印尼的华侨华人充其量也不会超过印尼总人口的5%. 这在一个拥有两亿多人口的伊斯兰国家简直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所以一定要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争取同情支持，避免伤害其他族群的感情。
华侨加入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融入印尼主流社会，为印尼经济、文化建设作贡献，效忠印尼，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他们不再是中国侨民，但是，他们仍然还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亲戚。这两者的关系必须处理好。我们不能看到中印尼关系改善了就一哄而上，各部门、各地方都要华侨、华人到中国投资，这是不计后果的做法，也是不现实的。华人多为中小企业，没有那么多的钱来投资。如果不计后果地号召华人来华投资，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对中国和对华人，影响都不好。老华侨陈影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领导人分不清中国籍的华侨或参加了外国籍的华人。实际上，印尼社会上说华人双重效忠的人大有人在。
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印尼焦点》杂志上刊登名曰群声的读者“来函照登”。他写到：“有一位印尼官员对我说，印尼的华人多数选择了印尼国籍，应该是对印尼单一的效忠，而不应该是双重效忠。持双重效忠标准是不可取的。”这说明印尼社会对双重国籍问题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不应具有双重国籍，反对双重效忠。但是，几乎就在同时，印尼一些专家学者，甚至国会议员出于保护印尼在国外劳工的权益，又在讨论印尼实行双重国籍问题。由此可见，国籍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既有政治法律方面的问题，又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实际利益，应该认真研究，慎重对待。
2.华侨社团由华人组织取代
随着苏哈托实施新秩序，中华总会、华侨会馆被取消已经30多年，但华人社会的红白喜事，慈善福利还是要有个机构去办理，所以，华人慈善福利机构应运而生，自然就取代了中华总会、华侨会馆的职责。如马辰的声和会（原福清公会），登巴萨的健康幸福俱乐部，过去主要是办理华侨华人的红白喜事，尤以丧事为主。现在就要承担过去中华总会或华侨会馆的大部分职责。这也是一大转变。但这里有个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重新整合的问题。坦率地说，苏哈托实施的新秩序政策，不仅对华人社会文化教育造成了严重的摧残，而且使华侨华人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薄了，对华人社会的关心少了，对华人社会事业的捐助不那么热心了。所以我在马华百年校庆大会致词时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无私奉献。关键是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提倡和宣传优良传统，彼此尊重，互相支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甘愿为华人社会作出自己的无私奉献。
3.中文书报和华语学校的新生
由于苏哈托新秩序政策的实施，中文报刊被勒令停止出版、销售，中华学校全被关闭。30多年的禁锢，造成华人社会文化教育严重摧残和断层，不是短时间能够补救的。可喜的是解禁后中华学校没有了，而三语（印尼语、汉语、英语）国民学校出现了。这又是一大变化。且中文报刊和三语学校，特别是三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登巴萨市2000年开办三语国民学校，经过四五年，现有3 所此类学校。开始时只有6 名学生，现有七八百名，其中一所有400 多名学生，原住民的孩子占5%. 从幼儿园到初一、初二和高一各一个班。又如，马辰市2003年开办三语学校，由50名孩子的幼儿园发展到现在的小学二年级，已拥有200 多名学生。各班级吸收原住民的孩子占20% ～30%.费用约为当地同年级学校费用的1/30.华人孩子和原住民的孩子现在都已认识一些汉字，会讲简单的普通话，并能跳中国舞蹈，能唱中文歌曲，当他们在台上演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时候，发音相当准确，表情可爱逼真，令我回想起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优良的社会风尚，很可惜好多年在中国听不到这样美好的儿歌了。
办好汉语教学，弘扬华夏文化。通过华文教育维系炎黄子孙关系应从长期的战略考虑。全球约有5000万华侨、华人，印尼就有近2000万华侨、华人（也有人说2000万），他们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历来是我们同台湾争夺的一个重要对象。为此台湾下了很大的本钱，我们也应予以足够重视。汉语作为中华文化载体和进行交往的重要工具，不仅能够维系炎黄子孙的亲戚情谊，而且，可以更好地为中印尼关系的发展发挥桥梁作用。三语学校不仅培养华人子弟，也应吸收原住民的孩子，使其成为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信仰的真正的国民学校。
4.居安思危，为人处世谨慎低调
雅加达、泗水、巴厘的华人因为“九三〇”事件的遭遇，感受颇深，对过去的惨痛教训心有余悸，据说巴厘岛在“九三〇”事件中上百万人被杀。他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提醒他们为人处世要谨慎低调。实际上在苏哈托倒台后的几年里他们仍不大敢同我们使馆的人员接触，巴厘岛的华人表现尤为明显。他们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印尼还会发生大规模的反华排华动乱，思想上应有所警惕，行动上要谨慎小心。而马辰的华人，教训没有那么深刻，则不以为然，没有多少思想警惕。经历不同，感受也就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而现实生活中确有一小撮反华分子经常在煽动、鼓吹反华排华，伺机闹事。因此我一再提醒他们认真吸取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华人在办理婚丧嫁娶、喜庆佳节和其他活动时不要铺张浪费，不要讲排场摆阔气，夸耀富足，决不要搞刺激、伤害友族感情的事情，不为反华分子制造事端提供借口。这里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不以为然，没有任何思想警惕，还是花天酒地，我行我素，以为永世太平；二是因噎废食，过分担心再一次反华排华，不愿作融入主流社会的长期打算。这两种思想都是不对的，必须逐渐克服。
5.为中印尼友好关系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现在中印尼关系发展趋势良好。中国的发展有利于印尼，印尼也寄希望于中国的发展，所以，从印尼政府方面来看，不愿看到出现反华排华言论和骚乱，而愿意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如2005年11月份出现用手机短信散布反华言论时，总统苏西洛很快出来表态反对。应该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利用各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华人独特的桥梁作用，通过别人望尘莫及而只有华人具有的渠道和关系，从经济往来、文化交流方面推动中印尼友好关系的发展。
Yy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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