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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国际日报》
西加华人“失去的一代”
一篇出色的报告文学
（《国际日报》编者按）这是
一篇出色的报告文学，由一位印尼文记者Muchlis Suhaeri所撰写，刊登在坤甸《婆罗洲纪事报》（Harian Borneo Tribune）2008年2月10日--28日的长篇报导，荣获 2008年“慕达尔·鲁比士”(Muchtar Lubis)新闻奖。该篇报告文学很生动地书写了发生在1967年前后西加华人蒙受驱逐、屠杀的时代背景和前因后果，使西加华人确实失去了一代人。
笔者采用华文报告文学方式，用意译书写这篇报导，或许可让大家读得更为亲切。
全文分为 19节，分为19天在坤甸《婆罗洲纪事报》发表。我们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在《印华论坛》刊登。原作者名Muhlis Suhaeri,中爪哇Jepara出生，曾在新闻专业学院深造，成为一位维护人权的新闻作家。印华作家中，我们急需培养写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因此，希望大家对该文认真阅读。
第一节：悲剧的开始
凤琴住在坤甸，现年58岁，当事件发生时，她 21岁，当时她随全家和其他难民，徒步走路从道河（Toho）走到坤甸，距离约75公里。她希望，这悲剧不会再发生。
凤琴是7万个华人中的一位，因为达雅人“示威”或“种族清洗”而逃难。达雅人当时发动对华人的种族清洗，一大部分华人生活在内地和印马漫长的边界地带。事件过后，他们分散到西加各地、雅加达、新加坡、香港、台湾或回去中国大陆。
这事件关连到印尼军方正消除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GRS）和北加里曼丹人民部队（Paraku）。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里曼丹人民部队的存在是同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对抗事件分不开的。这事件通常称为“两项人民命令”（Dwikota），苏加诺总统以 “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来鼓动印尼人民勇往直前斗争，这正反映当时的政治局势实况。所以会发生“两项人民命令”事件，是因为马来联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企图建立马来西亚联邦，包括马来半岛、新加坡、砂巴、砂拉越和汶莱。
马来西亚是英联邦的一部分，因此东姑阿杜拉曼立即靠近英国，于1961年10月到伦敦会见当时英国首相麦米兰。
东姑拉曼的立场激怒了（汶莱）阿扎哈利，他在汶莱发动武装“起义”，并宣布成立“北加里曼丹国”（NEU）和建立“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NKU），地区包括汶莱、砂拉越和砂巴。该声明于1962年12月8日在马尼拉公布。
根据麦基（Jack Mackie）说明，阿扎哈利领导汶莱人民党确是深表愤慨，因为在1962年8月普选中，他在地区议会55席选举中赢得54席，而立法议会33席取得16席。马来西亚指责印尼是阿扎哈利“叛变”行动的幕后人，但，印尼政府对此不予反应。
汶莱“叛变”很快被克服，英国下手平定“叛变”，马来西亚指责印尼在幕后主使，两国关系直接趋向紧张。
1963年 5月 31日至 6月1日，苏加诺总统和阿杜拉曼首相在东京会晤，希望可缓和紧张局势。
（一）2011/6/24
根据印尼外交官Manai Sophiaan说明，为东京会晤进一步作出结论，就于1963年6月7日—11日在马尼拉召开三国，即印尼、马来亚和菲律宾外长会议，随后
又于1963年 7月 31日至 8月 1日在马尼拉召开三国峰会，东姑阿杜拉曼首相、玛卡巴加总统和苏加诺总统在马尼拉会商，其核心只是批准三国外长之前达致的共识。
在马尼拉，苏加诺总统和菲律宾玛卡巴加总统举行双边会商，同意一项被称为“苏加诺——玛卡巴加准则”，即强调亚洲的问题应由亚洲民族自己解决。这项准则很明显被美英二国拒绝，因为这将挫败由伦敦策划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意图，其计划实际是对付印尼。因此，马尼拉高峰会议的成果引起伦敦和吉隆坡的不安。
东姑阿杜拉曼于1963年7月9日与英国政府签订协议建立马来西亚联邦国，并定于1963年8月31日宣布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立。
局势日益紧张，因为菲律宾也宣称沙巴是它的领土，因为过去在菲律宾的苏祿苏丹，曾把沙巴借给英国作为贸易商港。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不过，随后的发展，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汶莱也未加入。
马来西亚联邦成立造成印尼大为愤怒，1963年9月17日印尼政府宣布与马来西亚断绝邦交。
1963年 9月 18日，吉隆坡印尼大使馆被马来西亚人民示威，同样的，在雅加达的马来西亚和英国大使馆也被示威，雅加达英国大使馆更被烧毁。
自从印尼同被英国支助的马来西亚对抗开始，苏加诺总统发出“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来燃起印尼人民的斗争火焰。苏加诺立即设立“两项人民命令”行动，简称Dwikora，其内容为：“加强印尼革命防御力和协助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砂劳越和汶莱人民的革命斗争，争取独立自主和挫败马来西亚傀儡国。”
苏加诺总统认为，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是为英国在本地区“活动”合法化，以阻挡共产党洪流的影响。当时，苏加诺正向共产国家如苏联和中国靠拢，尤有甚者，
印尼已建立 “ 雅加达—河内—平壤—北京”轴心。根据评论家玛基分析，成立马来西亚留在英联邦内，使英国感到有义务在军事上给予保护。当马来亚刚独立，有英国和澳洲二千士兵留在那里。马来西亚成立后，西方军队立即增加到五万人。
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并不顺利。有多方力量起来反抗。在马来半岛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包括马来亚人民党和劳工党，还有马回教党都起来反对，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党、工人党和人民党也反对。在北加里曼丹，汶莱人民党和砂劳越民联党（SUPP）同声反对。
特别是汶莱人民党，在阿扎哈利领导下，从1956年就有政纲要把英国人驱逐出北加里曼丹。
苏加诺总统认为，英国和其盟友美国都是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苏加诺一生具有的反对剥削和反殖民的斗志，造成他期望把英国从马来西亚驱逐出去。
不过，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苏加诺发起对抗马来西亚是一种当时面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的“政治转移策略。”印尼政论家Ikrar Nusa Bhakti 在《罗盘报》为文分析，当时印尼经济面对困难，因为“革命尚未完成”，印尼陆军和印尼共产党正剧烈竞争，在对抗来西亚事务印共支持朋加诺，而印尼武装部队则“三心两意”。
虽然面对经济困难，印尼武装部队拥有东亚最现代化的战斗武器，这些战争武器从苏联购买以夺回西伊里安，在“三项人民命令”（Trikora）时期，苏联支持印尼，但在“二项人民命令”时，苏联不支持印尼，苏联认为，因为印共的影响，印尼更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印马对抗中，马来西亚得到其英联邦成员国即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支持。
西加里曼丹的文化学者李绍发（XF Asali）说，当“二项人民命令”事件时，很多志愿兵协助同马来西亚作战，他们来自游击队员和志愿者。从砂劳越来的全部逃难者，大多是华人和共产党人，志愿者则来自山口洋、孟加映和印尼其他地区成员，他们包括多个种族，有印尼的马来人、达雅人和华人，来自砂劳越的华人
则是当英国统治时从马来西亚出来的逃难者。
1967年，印尼已换了新政府，旧秩序被认为亲共产党，因为有意成为雅加达—河内—平壤—北京轴心的一员。美国和盟友正阻止共产党影响扩大，防止骨牌效应。因此，美国派部队支持朝鲜战争，韩战使朝鲜一分为二，北朝共产党，南韩亲西方，在越南，美国无法阻挡共产党洪流，其部队被迫从越南撤出。
李绍发指出：“因此，马来西亚开始动荡，盟友就布置战略，设法阻挡共产党进入。”
当时，印尼空投部队到马来半岛，派出军队潜入北加里曼丹一些地区，通过游击战，印尼部队直接与英军，包括辜加兵对抗。
除了与马来西亚直接作战，印尼也招收一批反对和反抗马来西亚联邦的成员，其中包括北加里曼丹部队最高领导阿扎哈利和砂劳越民联党要员和其他。
根据苏玛迪说明，1963年在西加新当的一次会晤中，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特里奥会见了阿扎哈利和砂劳越民联党代表，会议一致同意，多个反抗集团全部融合进砂劳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里曼丹人民部队，由印尼军队协助训练。
该协议后，有850名砂劳越华人青年男女进入西加里曼丹。砂劳越人民游击队行动地区从上侯到三发，而北加里曼丹人民部队活动地区从上侯到砂劳越。
为反抗马来西亚战斗取得胜利，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部队由印尼军队负责训练。原十二军区丹绒布拉军区司令情报局 Harsono上校对记者说：“当时，我们训练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以帮助马来西亚独立，他们由孟加映陆军战略后备部队负责培训。”
他说明，砂劳越游击队多数为砂劳越华人，而北加人民军一大部分来自沙巴，二个集团都信仰共产主义。那么，为什么印尼政府要培训共产党成员呢？
请看第二节分晓（二）2011/6/25
第二节：与马来西亚对抗
为什么印尼政府要训练共产党成员？
原第十二军区丹绒布拉情报局成员 Harsono上校说：“当时，印尼还是旧秩序时代。朋加诺没有禁共产主义思想。”其时砂劳越人民游击队有一份报纸，报名《劳动报》，内容都是有关该人民游击队的行动。根据孟加映原山口洋空军基地司令 Edward Tenlima说明，许多来自马来西亚的志愿者，在孟加映华莪（Sanggau Ledo）接受军事训练，训练后他们回到马来西亚进行反抗活动。这些志愿者大部分是来自砂劳越的华人。砂劳越人民游击队在远离社会村落的秘密地方接受训练，选择在华莪作为训练地点是因为该地区是华人居住的中心地带，如横屏山和舍邦。那批完成训练的志愿者，更容易邀约当地的华人也加盟成为志愿者反对马来西亚。该地区也靠近马来西亚西边的边界，距离约43公里。最早砂劳越人民游击队先到华莪地区，得到董福龙；印尼名叫Tomidi的证实。他当时被印尼军队要求担任全部游击队员的翻译员。因为他是华莪地区的印尼文教师，刚好他还通晓华语、荷语和客话。1963年12月底，有31人从马来西亚砂劳越来到华莪，他们都是砂劳越人民游击队要员。Tomidi翻译他们的话说：“我们得到印尼政府的同意，争取沙巴和砂劳越的独立，政府要求华人协助。如果不是华族，还有谁能支助？”印尼军队还要求一位摄影员记录了对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全体成员的训练活动。该摄影员黄务进（Bong Bu Tjin）说：“我知道他们训练的地方，因为我跟随军队并拍摄他们的训练过程。”在印尼训练后，他们回去砂劳越，当时希望能独立自主。黄务进有时也到森林里，跟随军队进行的一些军事行动。除华莪外，也有一些其他地方来训练。比如山口洋，进行非正式训练，当然主要是能够作战。训练为期15天。军区不提供武器，有武器也不完备，意思是没有一个人拿一门武器。原第十二军区丹绒布拉情报局长助理Sarwono WHD对记者说。根据他解释，当时有一半的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成员是在当地社群中生活，印尼军区未负起全部责任。根据他知道，当时最多负责的是印尼中央情报局（BPI），中央情报局的首长就是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澳。他说：这是政治事务，军部无法插手。其时也没有特殊情报行动。军区只是提供行动的资料，比如，实行训练接着有情报过程，关于情报大部分是由中央情报局控制。当时，中央情报局更多由印共所操纵，中央情报局在印马边界设立了一系列营站。“如果有砂劳越人民游击队或北加人民军成员经过边界，他们用来收集情报，如果有印尼军队越过边界，他们也用来收集报纸”Sarwono说。情报局的营站设在印马边界线——三发、孟加映、上侯、新当、普杜西保、Benua Martinus，一直到巴道（Badau）。中央情报局单独行动，并未有军区参加。不过，军区被通知此事。当时，中央情报局的总站设在坤甸卡查玛达路一住家的车房内，地址不详。除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外，印尼还招收许多志愿者，他们分在各地训练，其中一个训练地是山口洋，大部分由中央情报局处理。Sarwono说：“何时进入西加也不清楚，因为这是中央的事，不是军区能管”。边界军队行动由来自中爪哇第七军区帝博尼哥罗的苏巴佐准将（Brigjen Supardjo）所领导，
他是边界地带西加的战斗总司令。苏巴佐准将经常在没有卫兵下自己巡逻乡村，他对村民很友善，每次遇见社区民众，他都先打招呼，许多村人奇怪，一位将军自己行走而未带卫兵。“每次遇到华人，他都亲自拜访，他是华人的朋友，为人和蔼可亲，经常与民众欢谈。”孟加映镇舍邦村一位村民Durami说。苏巴佐准将向孟加映居民下通牒，每家住户屋后一定要挖防空洞。他说：“防空洞作用是避炸弹，如果有空中攻击。”一个家庭一个大洞，防空洞挖L字形，深一米，长约3-4 米。家庭成员越多，防空洞就越大。下令边界居民在屋后挖防空洞是同时的，在布杜西保的
村民夏利耳（Syahrir Mochtar）也向记者说明同一经历，每一住屋都被命令在屋后挖防空洞。
军队进入马来西亚
在与马来西亚对抗时期，许多印尼军队用伞兵空降马来半岛，在北加里曼丹，军事行动更多从陆路输送。卡江成为动员军队的命脉。坤甸码头，过去称为“两项人民命令港”变为爪哇部队登陆重地。在坤甸登陆后，就通过卡江向马来西亚西部边界前进。
舍米道（Semitau）也成为通向马来西亚的基地。陆路很多不通，如有新部队抵步，在舍米道登陆，当地有军分部，通过河流前往边界距离更近。在对抗期
间，坤甸几乎没有“万东”（Bandong）货船来往，本来河运成为大众交通的主要命脉，但当时变为十分危险，夏利耳说：“由于成为坤甸调动军队的主要通道，几乎没有人敢使用卡江河运来往了。”结果是全体人民承受灾难，主要粮品变为昂贵和困难。甚至政府公务员的配给米，要等6-7个月才拿到一次，因为运输十分困难。(三)小丰译
2011/6/27
马来西亚更多采取防御对策。它们只尽力阻挡印尼军队进入马来西亚。他们得到英国和澳洲军部协助。
印尼空军准备 8架TU-16，4 架 P-51，9架B-25，2架 C-130，11架C-47和4架IJ-14作战。印尼海军也声称准备百所舰船和飞机和几批海军陆战队，糟糕的是，印尼空军要面对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空军，他们宣称有50架战斗机，24架猎鹰，24架GlosterJavelin，30架 F-86，6个军中运输队和12架直升机。还有其他澳洲战斗机，马来西亚还得到海军、陆军的支持，这些部队包括 27营军队，16营炮兵，几十艘战船和辜加雇佣军。
西加的资深记者 Halim Ramli说：“在多次战斗时，马来西亚军队只留在幕后和守护边界，向前作战的是租来的辜伽军”，辜伽军骁勇善战，他们从二战时就被英军当为雇佣军租用，他们一向居住在喜马拉雅高山上，艰苦作战。
很多印尼军队牺牲
在对抗马来西亚期间，许多印尼士兵死于战场。一位山口洋居民 Jomando Loka对记者说：“每天都有3到4位士兵尸体用直升机从边界地区运来。”
当时，Loka在山口洋初中读书，每天看到尸体运到山口洋公共医院（现在名为SantoVincentius医院，在山口洋帝博尼哥罗路5号）。因此山口洋的革命坟场一大部分都埋葬了爪哇士兵，特别是来自中爪哇帝博尼哥罗第七军区的士兵。
不仅是在战场上，印尼也在外交场合进行斗争。当马来西亚被联合国接受为安理会非常任理成员时，印尼立即退出联合国而建立新兴力量会议组织（GANEFO）。
1965年 9月 30日雅加达突然发生一些将领被绑架事件后，政治局势日益混乱不清，有9位高层军官被绑架，引发系列牵连和人道主义事件和其他风波，这成为印尼民族史上的黑暗大洞，至今还是谜团。
许多书本出现各种不的论点，有者认为这是印共的叛变，也有认为是陆军内部的对立造成。另外的论点是，外国力量企图结束苏加诺总统的政权。许多论点错综复杂一直到今天。有一点可肯定的是，9.30事件的后果是，约有二百万人被屠杀和丧失生命，因为被指为印共成员和同情者。
9.30事件也直接影响现场的士兵。Sarwono表示：“9.30运动使当时全部士兵处于困难地位。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搞不清楚。”这也给军队指挥造成困难。
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也面对分清敌友的困难。Sarwono说：“后来知道军区司令第一助理 Langlang Buana上校和第二助理Kestam上校是印共成员。” Sarwono本来是 1963年从中爪哇调来西加服务。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Edward Tenlima或 Edo身上。他是空军驾驶员，负责在东爪哇玛琅空军基地驾Mustang战斗机。
1965年10月2日，他被命令与其他数十架战斗机，从玛琅飞到雅加达。通常，飞机师会被通知要进行什么行动，但当晚他完全不知道。“基本是穿上制服飞行”Edo说，他沿着爪哇北岸飞行，正飞近雅加达上空时，突然传来命令在万隆着陆。接下来他必须穿好机师备战衣服，并一直留在飞机旁边，等待命令。差不多一个多月，他一直守在战斗机旁边。Edo说：“基本任务是，必须一直备战，吃饭睡觉不可远离飞机。”
在四架Mustang战斗机中，只有Edo可以起飞。理由是，他是安汶人，其他来自爪哇或被认为危险者，都不准起飞。他直接从Leo Watimena得到命令。Leo当时是快速部队（PGT）司令，现改名为特种部队，Leo是安汶人，亲近苏哈多。而当时的空军司令/部长奥玛达尼将军，兼任“两项人民命令”总司令，却被认为更亲近苏加诺总统。
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当时由拉古杜准将（Brigjen Ryakudu）领导，他也面对困难，不知谁是朋友和敌人，一切不明朗。
在 1965年 9月 30日后，有来自雅加达的飞机在孟加映上空散放传单，内容是说明雅加达处于安全状态。事情约发生在1966年。
苏巴佐准将，当时边界战斗司令，被指控和认定为共产党员，他被逮捕和处死，有几位边界居民记得苏巴佐发出的交代：“等下在9月30日，大家不要走出屋外，害怕会被无药可治的雨水洒到。”居民Durani模仿苏巴佐将军的口吻说。
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授权给苏哈多将军，移交政权书被称为SUPER SEMAR或3月11日命令书。
改换领导人，直接影响政府的政策，与马来西亚的对抗宣告停止，1966年5月28日，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谈，印尼政府与马来西亚签和平协约，在1966年 8月11日生效。
这项和平，影响了印尼政府的措施，也对全体士兵和被训练协助对抗马来西亚的游击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 (四)小丰译
2011/6/28
第三节 后对抗时期被抛弃
印尼和马来西亚和平，严重影响了在现场的全部士兵和游击队。
根据黄务进说明，当时有来自帝博尼哥罗第七军区的部队不愿意停止战争，他们继续与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在马来西亚联合展开行动。“他们很失望，因为该军区的士兵成为最多同马来西亚作战的牺牲者。”黄务进说。
黄务进认识很多军人并参与军队的活动。他成为军队的摄影员，许多士兵对他讲心里话。黄务进曾拍摄来西加访问的阿末雅妮，纳苏迪安和苏哈多将军的相片。当时苏哈多少将是“两项人民命令”副司令，而乌玛达尼是总司令。
当印尼同马来西亚停止对抗而达到和平协议后，关于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剩余成员的问题就交给各自政府处理。
对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他们一大部分信仰共产主义，马来西亚政府给予大赦，并辅导这些游击队成员。
原在孟加映的山口洋第二空军基地司令Edo说：“原砂劳越游击队得到辅导，而且政府给予资本使他们中有些成为企业家。在马来西亚，他们使用三粒红星”，在印尼，全部砂劳越和北加人民军被命令放下武器投降。这样，一部分就放下武器，但也有的不愿意，因为他们担心，印尼政府会赶尽杀绝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员。何况在同一时期，政府军在追杀爪哇岛的印共成员。
根据苏玛迪说，政府呼吁游击队放下武器投降，但只有99人遵守，其余739人不服从命令，他们大约拥有538副枪械，包括Bren，Stengun，机枪和手枪。
原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情报局副司令 Sarwono WHD说，对抗马来西亚结束后，最关键角色是在政治方面，政府领导改变就造成对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政策大为改换。
讽刺的是，过去印马对抗时，他们被招用和训练来反抗马来西亚，现在和平局面，他们被追捕和通缉。“训练的是我们，追捕的也是我们。”Sarwono说。
最后，全部游击队只好重新进入森林，发生战斗时印尼士兵也有许多成为牺牲者，因为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已懂得战术和印尼国军采用的游击战方式。
使用游击战术
游击战有一种战术，在森林里进行阻截。在稻田不可进行突击，因为地域开旷，在游击战中，他们多在山区进行突击。在山区，军队分散行进，个别人距离较近。目的是如遇到突击，可以躲开，在部队前锋，通常有扫荡行动，如在平地，则聚合紧靠前行。这些战术是印尼军队训练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所教导的。
这些理论反而被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用来对付国军。当部队在田地聚团行进，没有在前锋实施扫荡，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就发动进攻，印尼军队未有防备和没有想到会被攻击。因此有许多士兵在孟加映田地被枪杀，当时，大约西里旺仪部队有37人被杀死。
清剿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成绩。一些行动半途失败，因为消息走漏，军方在行动现场一再挫折，特种部队一士兵Idang Supandi表示，他们感到行动非常困难，他当时官阶是Kopral，在Kapuas Hulu县Benua Mantinus一带围剿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
在进行行动时，他常使用小型部队，目的是行动更快速。但现场行动困难，通讯时常走漏，造成难于取得好成绩。“我们是“猫抓老鼠”当有情报说敌人在某一山区，我们追到时已不见人影，经常扑空。”Idang表示。
讯息走漏的主要原因是一部份“中央情报局”成员是亲共产党的，除此外，围剿面对困难，因为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多数是华人，是一个有自己语文的社群，使军方的情报难以进入。
1965年9月30日后，政治发展对游击队十分不利。因为印马和解，在西加围剿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有4大框架，Soemadi分析说：第一，恢复印尼马来西亚关系的框架；第二，恢复公共秩序和治安的框架；第三，清除9·30运动印共，禁止印共和共产主义或全部马列毛主义，包括全部附属组织；第四，
实施全国国防治安纲领和印尼武装部队的斗争纲领。
1967年2月17日印尼治安最高统帅发出秘密文件R-33/1967，关于实施“边界地区治安佈署”的命令，其内容为：第一，设立和整理边界司令部；第二，直接操纵行动交由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即地方治安司令部执行。
Edo说：“在1965年以后，砂劳越游击队挖出武器逃进森林，之前他们由印尼军队教导游击战术，包括如何渗透突击等等。”
Edo透露了砂劳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如何在孟加映突击山口洋第二空军基地的事件。 (五)小丰译
2011/6/30
第三节（下）：山口洋基地仓库被突击
Edo，是过去驾Mustang战斗机的技师，他差一点丧生，因为他驾驶的Mustang战斗机在东爪哇玛琅起飞后突然机器损坏，在全世界大部分Mustang战斗机如果失事跌落，技师多数死亡，因为飞机的滤水器是装在技师座位下面。
当Edo发生飞机失事后，他幸运大难不死，但在医院疗养了三个月，康愈后，他不再任战斗机技师，被安排在空军部队工作，他直接参与1967--1969年围剿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行动，也加入“紧急辣椒行动”，在军方停止对抗行动后，联合部队也同时被解散。此后Edo被任命为山口洋第二空军基地司
令，从1970到1972和1972到1974年。
Edo说明山口洋空军第二基地是1939年荷兰政府建立的，目的是应对日本的侵略，荷兰人在华莪建立基地，因为位置靠近和面向纳杜纳大海（Laut Natuna）,可以说具有良好战略作用。空军基地设有飞机跑道，全长900米，跑道用石头加工做成，跑道适合当时的飞机升降，如B25，B26和Dakota，当时，只有一架飞机曾进行试飞，当飞机场还未备就使用和印荷军方力量未进入时，日本军队就快速入侵印尼，该基地建设无法继续，荷兰军队就败在日军手上。日军失败后，印尼政府把山口洋空军基地恢复其作为辅助基地的功能。过去，只有一位玛腰的官
阶担任基地司令，现在增加了一名医生和其他职员。
Edo说：“山口洋的第二空军基地很小很小，因为有沙捞越人民游击队，它的知名度才开始上升。”在该基地有一个5X10米的武器仓库。Edo说明：“仓库的墙壁是钢骨水泥做成的，厚达30-40厘米，有1英吋厚的铁门紧密关闭。就是被轰炸，货库也不容易倒塌”。
1967年7月16日，该武器货仓被林亚凌领导的沙捞越人民游击队所突击，当时，货仓只有4个人守卫。军方本有条规规定，部队成员不可带枪回家，必须收放在武器仓库内。
仓库24小时守卫，早上和下午换班，一次有四位卫兵，24小时从不间断。
当天，游击队突击发生在星期天凌晨，所有的看守员开始昏昏打瞌睡，因此，当场有三名空军士兵被打死，150支枪械和数千枚子弹被游击队抢走。被夺走的枪械包括IE，第二次大战时留下的枪支和G3自动武器和其他。
武器仓库被抢后，空军基地司令立即被撤换，接着，雅加达增派部队到来。
Edo表示：“军方完全没预测到沙捞越人民游击队会发动突击，因为一向以来，他们和军方是朋友，并曾接受军方训练。”
孟加映山口洋第二空军基地的武器仓库被抢夺后，印尼军方即开展了大规模围剿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行动。
战场困难重重，造成军方用多种方式运送武装设备和粮食。武装设备通过陆路、空路和水路运送。如果现场困难，就由空军运送。方法是先由伞兵空降地面，才丢货，武装设备也由河运送去。
那么，军方怎样对付整个游击队呢？
原新当402营队司令柴那阿利芬上校（退休）说：“在军事行动中，有战斗行动和区域行动。”柴那也曾任道房（Ketapang）的县长。
柴那曾参加进行西伊利安三项人民命令的战斗行动。也曾在万鸦佬对付北苏拉威西和马鲁姑叛军行动。在进行围剿叛军更为困难，因为全部叛军得到美国的援助，他们拥有的武器更先进和现代化，而且，美国还派出飞行员支援；其中有一架美国飞机被击落，飞行员名为 Allan Lawrence Pope，被印尼政府逮捕和扣留。
在西加执行任务时，柴那军阶升为Mayor，他说明，当时他的部队分为几个单位，有“小分队”，每队11人，有班队（Pleton），每班26人，有连队（Kompi），每连100人，有营队，每营500人，作为营队司令，他努力训练和改进全营的战斗能力，然后调派他们到边界地区作战，对付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据悉，当时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使用的武器为步枪（Lenvit）。
柴那领导的营队分为3个战斗连和一个司令连。司令连设在新当，战斗A连在新当地区，战斗B连在上侯区，C连在那卡比诺（Nanga Pinoh），其地区没有良好的陆路交通，全部设备粮食和行动都通过河运进行。
从新当到上侯的行程，乘船约需12小时，因为从上流而下，如果从上侯到新当则需24小时，因为逆流而上。从上侯到Balai Karangan约24小时或两天，通常要在甘巴炎过夜（Kembayan）。
交通问题是军方的最大阻碍，以致不能快速行动，此外，每连队都有无线电话沟通。 (六)小丰译2011/7/1
第四节（下）对游击队开展战斗行动
叶存厚和妻子莉云摄于 1962年7月22日结婚照。
作为司令官，柴那有基本原则，他认为营队司令应要有后备部队，比如在一次战斗中，3个连队不可全部放在前线，一定要有一个后备连队由他直接领导，无论如何，要保护营队司令部存在。从三发、孟加映到上侯的战场现状都是山地，森林茂盛，该地区由沙捞越人民游击队所控制。而在兰查（Lanjak）、马迪努士大地（Benua Martinus）到布杜西抱的现场状况则是森林荒野和处处沼泽，这一地区被北加人民军所控制。在执行“人民国防和治安”准则的行动中，军队不可脱离社会大众。在那里开展行动都要紧紧依靠人民（或“拥抱人民”）。何况，当时大部分军人都来自爪哇，因此，他们要求当地民众协助，指示那些地区可以使用步行路线。其时，几乎大部分执行行动的区域都是达雅族社区，他们也会讲印尼语，如果听不懂，他们就使用手语。柴那深深感到行动条件十分困难，何况现场局势和装备很简陋。这一切都成为部队的阻力。如果有些地区不能使用无线电话交流沟通，他们只好用书信联络。寄书信也只能靠步行，并计算步行时间。书信通常是通知最近的连队，命令在指定地区开展围剿行动。寄信人利用当地居民，为让书信快速到达，在信封上有特殊标志。比如，盖上亚答树叶或聂柏榈叶（Daun Nipah），亚答叶可用为盖屋顶。使用树叶目的是尽管下大雨，送信人还是要继续前进，书信也贴上火柴，表示即使夜晚，也要“点火”前行。柴那说明：“我们如使用普通人民送信，一定在信封上有上述两项标志，这两项标志表明是特别快信”。比如从Balai Kanangan到Sekajang距离，要步行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寄信就用接力方式，每组两个人，不断前行。寄发书信是因为有准确的讯息必须通知下去，书信使用特殊语文和密号，外人不容易看懂，也无法传给他人。当然也使用“笔名”，比如柴那就曾化名哈伦（Harum），他和所有连队司令之间有商定好的密码语文。
运送粮食，通常也聘用当地人，方式是给予吃饭。如水路无法使用，粮食就用空投，但空投经常使投放粮品损坏。如粮品损坏，柴那就要上报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总部，军区总部立即替换新物品。粮品通常只给予一个月，在当时每一天一个士兵只分得半公斤米，全营队有5百人，每月多少，一算就分明了。
当时物品稀少，配备如鞋子有时没有袜子，有些只能穿拖鞋，部队行动有时要越过深及膝部的烂泥沼泽，现场困难造成鞋子常留在沼泽烂泥中。
使用武器也很简陋，有几种武器，如自动步枪，AK-47、LE或STEN。部队行动没有使用重型武器，如迫击炮。现场情况不可能，部队使用实用和自动的枪支，以方便携带。
根据柴那说明，他的部队完全没有重型武器，他身为司令，都在部队后面指挥，清剿行动面对的是游击队小组成员，因此他也以小部队对付，最困难的是到行动地点，都是荒野森林、山地和沼泽，行动最沉重的是在Bungpatung（黄巴东）和马迪努士大地（Benua Martinus），黄巴东区森林茂密，道路不通，马迪努士大地森林阴深，到处有沼泽，十分危险。
另一种威胁是疟疾病（Malaria），柴那也曾患上热带疟疾，在一定钟点头痛得要命，他曾用头大力撞墙壁，由于无法忍受其痛楚。
作为营队司令，柴那曾到孟加映进行清剿行动，也曾从Balai Karangan到黄巴东区，在黄巴东区，他曾与另两个营队联合作战，即新当642营和山口洋641营队，两个营队都归属柴那指挥。
在巴拔山（Brambang）区的行动中，两个营队成功地击毙了沙捞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一个领导人叶存厚（Yap Chung Ho），他是当时著名游击队领袖。
未打死前，双方在白天发生武装冲突。战斗后有部下来报告说叶存厚被击毙。柴那立即下令，要有证据，证明叶存厚被打死。从战斗地点到柴那所在处相当远。部队步行了6个小时才把叶存厚尸体送到司令部，到时已是晚上七点（19.00 WIB）。
随同叶存厚尸体，部队还带来一些文件和物品。柴那命令部下为尸体穿上衣服和带上眼镜，附合原有相片，证实是叶存厚无误。柴那立即向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报告。军区就通过电台公布这重要新闻。
打死叶存厚后，柴那及其部队允许回到坤甸，由别的营队取代，他们继续围剿。大约每个营部行动一年，就由新部队接替继续行动。
（根据史实记录，叶存厚于1969年3月25日在西加巴拔山区经过激烈枪战被击毙，同时被击毙还有另一领导人杨柱中。本报将另文转载叶存厚妻子撰写的叶存厚传略。）下文：第五节：区域行动：如何煽动达雅族驱赶华人？
(七) 小丰译 2011/7/2
第五节：区域行动：--策划把华人与达雅人分隔开来
除了战斗行动外，还有区域行动，区域行动是以不战而胜的行动。柴那司令说明：“这是更侧重于心理战，就是如何与社群更为接近。”区域行动的目标是推动社群相信和维护军方进行的行动。方式有各种各样，如向社会说明军方动机和致力有效接近他们。因此，战斗部队除了能作战外，还应该要能向社群进行宣传，比如，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是何种团体，他们来自何方，有什么目的，并应明确说明：沙捞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不是印尼公民。柴那说：“这目的是引导当地人民反抗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
然后，军方要说明其所处地位，要吸引社群参与军事行动的活动，如负责指示路线、送信、参与作战和其他。区域行动目标是把群众同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分隔开来，使站在军方这边的群众可用以打击敌人。这就是所谓以反游击战术对付游击队，不能用传统作战对抗游击队。区域行动也供应当地居民一些生活必需品。军方设置每月市场给民众方便。每个月一次让中小企业家销售商品，地点就设在整个边界地带。如在南卡·默拉开（Nanga Merakai）和其他点。商品包括大米、咖啡、白糖、烟草和其他必需品。柴那·阿利芬一直在追逐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战斗中，奔波于新当、上侯和孟加映地区，他作为战斗司令官和进行区域行动时，学习到一些“金玉良言”和原则，足以吸引居民同情军方，可以利用他们来对抗沙捞越游击队
和北加人民军。柴那实施五个要点：第一，“接近民众”。一定要亲近民众而不可远离群众。第二，认识理解。亲近民众后，就要相互认识，认识自己、国家和人民，目的是对抗敌人，相互认识后就会有共识，第三，团结统一。军方和社群要团结一致。第四，辅导。军方要持续不断辅导社群，不可间断。第五，巩固立场。军方与社群建立的共同立场须稳固起来，以打击敌人。柴那说：“以上述五个要点来落实区域行动，对开展战斗行动非常神奇实效”。名作家Martin Blumenson和James.L在《掌握司令部的艺术》一书中曾举一个良好榜样，说明在摩洛哥不战而胜的实例。当时摩洛哥由法国控制，
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几次大战的将军巴顿（Patton）在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负责进入摩洛哥执行任务，他采用了不使用战斗的方式，
而是用外交和政治手段，以不战而胜的策略全面控制了摩洛哥。柴那也致力使用这些办法。他除了用上述五个要点，以反游击战术来分隔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同群众的联系外，也致力要铲除给予游击队供应必需品的全部供应者。
怎样把他们分隔开来？实际情况是，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成员其生
活离不开全部边境地区的生活品供应商。要断绝这项供应活动，就必须把在边界地带的华人搬迁出去。柴那说：“实际上他们（指华人）确实在协助，如没有协
助，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不可能坚持那么久。”
在边界地区清剿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行动期间，华人社群的处境确实非常困难，就如吞食“灾难果”（Buah Simalangkama），不吃母亲会死，吃了父亲会死，真正是左右为难。当时，如果游击队来要求食物和一些生活粮品，要不要他们都给予供应，如果不给，他们生命难保，而如果给予食物，被军方认为是协助游击队活动，成为军方的“敌对者”。这件事也曾发生在李绍发（X.F. Asali）的身上。当时，李绍发担任坤甸Sinar Kapuas私人公司的代总裁，其公司经营进出口大米、白糖和椰干（目前，该私营公司已改名为Bumi Raya）。作为贸易商，他当然不可禁止买货者，或者向购物者询问全部大米或糖要送到什么地方。如果带到边界，是不被允许的。这是不可
发生的事情。但李绍发却曾被军方叫去审查质问。“你是共产党的支持者？是吗？”“没有的事，大人。”“你说没有，为什么你拥有的米袋会到达边界地区？”当时情况确是十分为难。有大米和白糖送到边界，并不意味着成为游击队的支持者。因为，购买者有权利把他们买的货物带到任何地方。
军方策划达雅人反华
那么，要怎样切断粮食供应和把边界的华人社群搬走呢？柴那表示：“唯一的办法就是策划让达雅人敌对华人，这是一个我不能说明的计谋，因为我不知底细，这是军区策划的。”
柴那指出，华人和达雅人生活在边界，与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成员有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久已相互结合，从粮食到风俗，几乎毫无分别。问题就在于，
如何把华人和达雅人分隔开来？有一个口号，谁控制群众，谁就将胜利。因此，军方就策划把华人和达雅人分隔。这就设计一个造成仇恨性的计谋。或用简单的话语来说，即如何让他人仇恨华人。柴那表示：“用何种方式我不知道，因为这是情报部的行动，不是我能说明的范围。”情报部行动与作战行动不同，没有进行战斗，可以创造动乱。一切都未直接动手，情报部行动是进行散播“问题”的方式，让社群接收到该“议题”。“议题”出现后，产生不安全的感觉，由于人们感到不安全，就不得不离开住处。感到不安全的后果，有某方面乘机行事，比如，整个乡村住民逃走了，就有人抢掠和拿走一切，或者，住民未走，但家里物品被洗劫和抢夺一空。后来，此讯息传开到其他地区，人们一听到就直接逃难。各地华人村庄都有大批难民逃走。当时领导情报部行动的是Mayor Ramli（隆利少校），他已逝世，最后的官职是丹绒布拉12军区情报部副主任，最后官阶为中校。
(八) 小丰译2011/7/4
第六节：边界人民的苦难
在那里成为军事行动的基地，人民必然蒙受苦难。不管愿不愿意，居民应该要帮助军方执行的行动。如不愿帮忙，他们将自找麻烦，或者被认为支持军方或国家的敌人。这就是西加内地居民在军方进行围剿行动时的处境。
居民除被动员协助围剿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他们也被命令帮忙运送大米和设备，或被责成当送信员，而军方给予的“报赏”仅仅是吃饭而已。
有一位孟加映鲁玛尔镇舍波村的居民向记者细述了追随士兵的经历。
他的名字是杜拉尼（Durani），现年 79岁，当年他被村长指定跟随军方作战，随军人期间，没有薪水，只给吃饭而已。但当时他已有4位孩子，杜拉尼跟随军方一年，他的任务是指示路线，携带物品和扛背枪械。
当时，每个村庄都要派居民协助，甚至，每一住家须派一人协助军方。如果住屋的家长不能出动，就派儿子代表。每个村长都有义务派出全村村民参与。
所有人都成为侦察员或指路人，也有义务扛抬物品，一次要抬 30公斤，不但如此，还要参与围剿沙捞越游击队，民众要携带长矛和特制利剑。
为什么居民有责任帮助军方？
杜拉尼说：“因为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是对印尼政府叛变”。被指为叛军，民众就要协助围剿游击队。达雅民众被宣传，食物品被偷运进森林，是带给华人用来对抗印尼政府。
当地的居民处境十分为难，如不愿跟随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可能被绑架，带到森林里或被杀，如不愿帮忙军方则被认为是游击队成员或共产党人。
杜拉尼第一次追随军方，成为引路人，他被认为熟悉和知道那一带森林的情况，他也要携带物品，重量约10-20公斤，每次开展行动都是一小队，11位士兵
和8位当地居民，如果军方是一个连队约100士兵，就由约50位居民随行，每个村庄有哨站，由一个班 26位士兵驻守。
每次与军方出行，时间约一星期到几个月，然后才回到自己的乡村。在行程期间，村民都走在最前面。
杜拉尼说：“因为上天公平，我们平安无事”。
他作为引路人，杜拉尼清楚知道，那些地区有人经过那些没有，其最大特点是山猪的足迹，如有很多山猪足迹表示无人路过。
跟随军方较久后，杜拉尼允许可携带自动长枪，如AK47，俄罗斯制造的多功能自动枪，每次可装上30枚子弹。但他本人更喜欢携带火枪，他说：“因为更轻便。”
火枪一次放子弹一次射击，火药包括硫磺、硫酸镁、木硝粉等。由于常常使用火枪，杜拉尼耳朵震聋了，现在要带助听器才听得到。
全部游击队如看到有当地居民跟随军队作战，通常他们都避免对抗而进入森林，夜晚他们逃走，杜拉尼曾直接与游击队作战，如果他们看到妇女或小孩都不会杀害，他们就收养小孩给予照顾。
在跟随军方行动期间，杜拉尼亲历许多事件，他看到许多士兵被打死，曾有西利旺仪第四连队，全部被杀，只有二人生存，也看到运送士兵的卡车被烧毁。不仅士兵，也有警察被杀，在Jelantang有一位警员被枪杀，枪支被拿走。
也有许多士兵被游击队地雷击中。地雷是埋在隐僻地洞，有树叶覆盖。有些地洞装满直立尖竹，如士兵滑进地洞，大腿立即被刺伤。因此，军队前进缓慢，有些士兵用担架抬着，由村民抬着他们。杜拉尼曾抬着中地雷的伤兵，在大雨中连夜行走到天亮。(九)小丰译
2011/7/5
这同样经历也发生在阿宾（Abin）身上，他现年76岁，曾追随军队数个月，有一次，有士兵踩中地雷洞，他和另一村民负责用担架抬着伤兵。
担架用两根木条做成，阿宾和部队从下午6点走到早晨4点，在森林中，下大雨，没有进食，也不可带手电筒，因为怕被敌人看到。
阿宾说：“那是痛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说明当时是被命令行事，是被迫的。
还有一位居民纳西尔（Nasir）56岁，是慕洛村居民，他跟随军方6个月，在孟加映一带徒步行军，进进出出森林，最后进入巴拔山（Gunung Brambang）和尤特（Nyiut）。根据他说，在宋宫山有许多游击队，或可名为宋宫集团。战场条件十分困难。当时山口洋军方第641营，外号“黑熊”，曾在孟加映横屏山被大雨围困了一个月，几乎没有粮食和接济品。同时，由于游击队曾受印尼军队训练，他们熟悉军方战术，使围剿行动不能良好进行，军方有许多人丧命。
此外，有一批帝波尼戈洛第七军区的部队对军方“不满”，这一部队在“两项人民命令”对抗马来西亚时牺牲最多人，一
大部分葬在山口洋烈士坟。他们不满高层，造成有“影子部队”，这些帝波尼戈洛部队被认为最常与印尼军方作战。杜拉尼说：“帝波尼戈洛部队曾同谷将330营队和武吉巴利山303营队对立枪战。”
尽管如此，也是在孟加映，很多沙捞越游击队领导人被枪杀，如Tambi和阿祥，也有因不愿被军方逮捕而自己吊死，如吉祥、潘兴和罗炎（均为译音）。
当时被迫帮助军方的不仅是家长，鲁玛尔村一位年纪12岁的小孩也协助军方，他的名字为谷邦（Gubang），他说：“当时如果拒绝，就直接被认为亲华人（亲共）。”
谷邦在华莪接受了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后来还计划被派去东帝汶作战。
谷邦说：他时常在森林中见到尸体，他曾帮助士兵带迫击炮，利用该武器，沙捞越游击队在明丹江的Bubuk总部被包围。
谷邦说，他在军队期间，每天都吃罐头食品，这些军方罐头食品来自马来西亚。每次出行有 12士兵和 7-8位村民，有时军方也采取围剿行动，这些行动先后进行了十二年。
在帮助军方几年后，谷邦被允许携带自动枪 LE和Stengun。他也曾随同部队被大雨围困一个月，没有食物接济。他时常跟随武吉巴利山部队，当时军方要招收士兵，谷邦却因体高不足而被拒参军。他服务十多年不曾拿到薪水或退休金。
谷邦是当时边界人民的苦难写照，他们付出了一生，帮助军方执行任务，却一无所得。谷邦说：“我们帮助国家非同小可，甚至我没有时间进学校。”他从来未进过小学读书，因为一直在森林里跟随军队。
下文第七节：被劫夺的生活。
(十)小丰译
(待续)2011/7/6
第七节：被掠夺的生活
记者到西加孟加映莫洛村采访村民，会见一位当地的达雅人老大，他的名字是良肯（Lengken），68岁，个子高大，肩膀壮健有力，脸型略呈四方，眉毛浓厚，一对眼睛尖锐看人，对来人注视不停，充满调查味道。
记者对此状况平常待之，我没有恶意，伸出手向他问候，他的手粗大，两臂坚固强壮，可看到他是做惯粗重劳力工作的壮汉。
我说明记者的来意，来访问的重要意义。我说明正在编写报告，对这一代人和下一代有特别意义。肯定的是，我无意重新揭开旧创伤，故意抹黑个人、集团或一些单位。
我向他说明：“编写的文章只是一面镜子，让下一代人可以看到曾经发生的事件。”
良肯用达雅话向他周围的人传达我的意思，然后又与我交谈，如此双方交流了一段时间，约15分钟。
我态度轻松，向他们要求给烟草来尝试一下味道，他们给烟草后又传来一张烟纸，我用手捲捆成烟，慢慢品尝，烟味十分浓厚刺激。这个村里大部份人都是自己捲捆烟草做成卷烟享受。
良肯不停和左右人员交谈，他声音洪亮，在整个屋内回荡，与屋外的雨声相交映，仍让人听得清楚。
一阵子后，他开始对我详述细节，我用本子记录，也录音存案。良肯开始以该村最老长者讲述故事。
在过去的年代，像其他居民一样，他也是军方的助手，他负责搬运物品。他曾在谷将（Kujang）第328营和330营参与工作，谷将第328营曾在爪哇追缉和逮捕伊斯兰国回教叛军，首领是Karto Suwiryo。
328营队在孟加映作战时，营长是Alex，有二个连，A连和C连，每连100人，A连负责到板屏山，C连则围剿横屏山。
有一次，良肯随同C连到横屏山，在半路上，部队碰到一个华人，士兵立即审问。“要去哪里？”“去孟加映，有事。”
士兵进行搜身，发现半公斤黄金和一百万盾，因为他不愿说从哪里来和做什么，那位华人把钱和黄金都丢到河里。C连队军方一位士兵十分懊恼地对他说：“这样吧，如果你不愿承认，我们将用刀把你的手指一个一个切下来。”
接着，强制把他的手放在木板上，利刀置于手上，士兵开始计数：
“现在开始，一、二、三，”
当利刀将切断一个手指时，那个人紧张抽出手来，他投降了，然后告诉军方沙捞越游击队的力量和所在位置。
沙捞越游击队有300人，他们隐藏在Bubu和横屏山之间。领导人名叫罗中，他有一支手枪，其副手是赫鲁（Heru），有Thomson枪械。
沙捞越游击队有三个哨站，第一个哨站在树上，有两人把守，第二三哨站在山上随地守卫，各有二人。
听到情报后，军队立即在半小时内备战，下午五点半，部队出动，到沙捞越游击队隐藏处是晚上九点，随即发生枪战。
沙捞越游击队仓皇失措，他们逃向巴拨山，在该山区，有许多游击队聚集，并且其中有他们的一名总司令叶存厚。
为使沙捞越游击队瘫痪，军方使用烧林，全山区都喷油燃烧，军方下令当地民众要快速迁移。 (十一)小丰译 2011/7/7
军方利用“志愿者”
除了邀约达雅人参加围剿行动外，军方也利用西加里曼丹其他种族或部落的志愿者，其中之一布斯达曼（Bustaman）73岁，他是生在山口洋罗邦村。布斯达曼参加谷将军队的作战行动，每次一个小队11人出动，在孟加映Matangkuring一带行军。他和部队从山口洋与孟加映之间的Samalantan基地出发，
通常是沿着大路旁行进，进到森林寻找游击队。
布斯达曼背着Thomson枪械，他曾成为日军时代的“大和”士兵。他和其他人一样，帮忙军队作战却没有薪水，只获得吃饭而已。军方进行扫荡行动，要求社群帮忙，当时，几乎把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都当为涉及印共活动。每次行动结束直接回营地，布斯达曼也穿军服，他的饭盒是罐头食品，如此在军队参与行动有一年之久。布斯达曼参与追捕沙捞越游击队曾经历不同经验，从直接开枪到在森林里寻得小孩。每次追捕行动，当地村民和他都走在最前线，后面才是军队。沙捞越游击队成员在树上有哨站，哨站是侦看前来的军队。哨站用三段树干连接，每段约6米，总共几近 18米，可以远眺来人。在一次行动中，布斯达曼和军队曾在森林里找到游击队的营站，营站约4X10米，上面用树叶盖顶，经过枪战后，营内约有20人，游击队大部分成为牺牲者。布斯达曼在森林里常碰到尸体，有游击队员、有军人，森林到处都是苍蝇，他们要吃饭都有麻烦。如果是游击队员尸体，通常他们不给处理，军人尸体则用担架抬回来，很多尸体都已腐烂，被野猪分食，到处有残余骨头。布斯达曼曾把已晒干的死人膝盖骨带回家，放在屋子旁边。有一次接近天亮时，军队发现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年纪约8岁和7岁，他们从木洞里出来，全身都被森林的植物刺伤，两人带有其父母留下的饭干。发现时，有军队士兵要开枪打死，幸好布斯达曼阻止，他要带两小孩回家。当正要回程时，军队碰见沙捞越游击队，布斯达曼立刻把抱着的两位小孩放下，他和军队去追捕游击队，但不曾追到，游击队员逃得像山猪一样，敏捷、快速、机智，一会儿就钻进荒茂的森林地带。追不到游击队后，布斯达曼再找两位小孩，找到后就直接带回家抚养。而实际上，布斯达曼本人已有8位孩子。布斯达曼把男孩给朋友利宾（Ripin）养育，他自己收留女孩，两位小孩都不会讲印尼语，也不知道叫什么名，最后，布斯达曼给女孩取名米纳（Minah），现在他的养女在坤甸居住。布斯达曼曾得到谷将部队的奖状，他被邀加入军队，但由于他没有处理，终于不曾当兵，他就没有养老金。这就是所有边界居民的悲惨故事，他们的血汗和活力年轻时都奉献帮忙军方，如今人老珠黄、骨肉松懈没有气力了，悲哀过晚年。 (十二) 小丰译2011/7/8
第八节：失去的世界
莫洛村（Dusun Molo）是孟加映县伦玛尔镇的小村落，村内住着几十户达雅族伯卡迪部落
（Sub Suku Dayak Bekatik）。
过去，这边有长屋，屋名为伯当莫洛，现在已没有了，人们更喜欢兴建小格屋，自组家庭。
莫洛村的居民大部份由靠农耕过活，他们在旱地种稻，没有灌溉系统，耕种通常在九月初开始。八月间农地就开伐和燃烧，有特殊方式，使烧火不会漫延到其他地区。
当地有一习俗，不是随便烧林，烧出的灰相信可使土地肥沃，几乎有几十年，可能是几百年，农耕技术不能从烧林的方式改变过来。
农耕的面积每户人约一公顷，种6个月后可有收成稻米储存供自家食用，但通常未足6个月就吃完了，他们只好到市场购买更贵的稻米。
莫洛村可以由陆路达到，路上差强可行，如果要用汽车就要用双转动制，即4轮都可转动。不过，也可从最靠近的村落即伦玛尔村租坐电单车前去，18公里距离收费是十万盾，来回一次费用可观。基础设施恶劣使民众要付出颇重的钱来解决交通。
独立62年来（作者访问于2007年），政府从来不曾在该地做路，建设通路是由棕榈企业进行。实际上过去日军佔领期间，这条路就开始用石块和碎石兴建，目的是方便军队调动和运输粮物。独立后，道路无人保养就自然“消失”，道路成为荒草烂泥的地带。
莫洛村地点靠近昔邦（Sepang），距离约8公里。在1960年代，昔邦是仅次于横屏山最热闹的地带。这两个地方，是孟加映最多华人的中心，昔邦是一种红色的树木，而横屏山意为切断森林，屏是木板或树木，山是荒野或森林。徒步走向昔邦
我故意选择走路前往昔邦，当地有一条棕榈园路可由电单车或汽车通过，但我想感受新鲜空气和欣赏美景，也可藉走路吸收天然活力。
有两位莫洛村民陪伴我步行。他们一个名伊拉（Irah），66岁，一个名伊达（Idah）58岁，两人是兄弟，是内陆地带的道地民众，笑口常开，讲话直截了当而未有偏见。两人体格不高，约160厘米，肌肉结实饱满，标志经常训练和劳动，皮肤黝赤，是热带太阳晒出的皮肤颜色。
我们边走边谈，听两兄弟谈过去的经历，他们两人都曾为军方扛抬物品。
1960年代，莫洛村村民住在贝当长屋内，长屋有30个门，有30个家庭在里面。如果人们要前往昔邦和横屏山，多数从莫洛村经过。
当时，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也从这条路经过，伊达曾经见证游击队在他们的村落出现；游击队共有7人，他们带有步枪，司令员有手枪。
游击队从华莪村要前往横屏山，当地村民要求他们在贝当长屋过夜，但他们拒绝，在横屏山也有约30户家庭，村长名为熊志凌（译音）。
根据董福龙或印尼名Tomidi说明，横屏山和昔邦的华人，在那里已居住了八代人，Tomidi是山口洋的华人，他在1960年代曾在华莪区担任教师。
在昔邦和横屏山一带，除华人最多外，也有爪哇人和卖苗掮客。他们种树胶和胡椒，还有稻米。该地物产丰富，因此被称为“小暹罗”。
跟随军方期间，伊达有种种经历。他指出，军方一向命令凶悍，特别是被叫到哨站，民众完全不能避开命令，何况是反抗。在哨站，民众如有不遵从命令将被殴打。
伊达曾被殴打并丢进河里，他多次被搬到别的部队，因为被认为不听话和与士兵吵架。
为什么伊达会不听话和反抗？
伊达说：“因为军人对人民残暴。”如果军人经过乡村，部队向村民讨取鸡只大米和其他必需品，实际上，部队自己带有大米和粮品。作为普通百姓与军方在一起，对通过的村民就有违良心，十分难受。
他指出，如果有士兵在战斗中死亡，尸体不可留在森林，军人尸体要抬到直升机可着陆地方，由直升机载到山口洋或孟加映，但是如果有村民战死，就被遗弃置之不顾。
伊达说：“这使到乡村民众很愤怒。结果是在执行任务如抬东西或指路时与军方发生摩擦”。
(十三)小丰译2011/7/9
遗失的热闹市场
大约沿着棕榈园路走了一小时，我们走到森林旁边，在森林旁，有许多榴莲树，树高几十米，榴莲树按拥有者取名，如阿祥榴莲，表示这榴莲是生在阿祥土地上。
除了榴莲，越走向森林，有许多橡胶树和胡椒树，是特别种植的，在1960年代，橡胶和胡椒是西加里曼丹的主要农产品，当时，橡胶和胡椒中心地就在孟加映。土地肥沃，适合种植此两种农产品。
在这些茂盛大树的背后，伊拉和伊达给我看一个市场的遗址。这个市场，过去是达雅人和华人汇聚的地方，昔邦的村民在市场售卖一些必需品，而莫洛村民如要买生活粮品就一定要到昔邦市场。莫洛村民通常带鸡只、橡胶、农产品、含金的砂和其他东西去售卖。以这些货品换生活必需品如大米、食盐、衣服和其他物品带回家。
在那市场遗址路上，我们看到破碎的瓷器或盘碗，很可观的数量四处散布，在市场遗址不远，有一块半米高的石头，阔度也是半米，该石块是过去华人社群安置的香柱，原来这是过去的拜神地，大伯公庙。
如今，市场、榴莲树、橡胶，胡椒和大伯公遗址，都荒落无人了。时间写下不堪回首的旧事，随着发生人道主义事件，大规模驱逐华人和大批华人难民逃离，这儿成了“遗失的世界”。
离该处不远，有一条河静静流动，河水清澈见底，在河的两边，竹林茂盛成长，竹枝互相交叉，形成美丽的天然景观。伊达似乎看到了神秘的活“生命”。
伊达对我说：“这河水可以直接饮用。”
他一面说，一面用双手掌捧起水来，除口尝外，也用来洗脸。
我跟随尝试。的确，非常鲜美，但是在我内心深处细思，说不定在41年前，那些没有犯错的百姓或被指为沙捞越游击队员，他们的鲜血曾渗进河里慢慢流去。
我看着河水向前流去，水声呈现了独自的音响，轻松的在静寂夜晚和森林深处，河水一直流动带来了生机，富饶了流经的大自然土地。这河流成为历史见证者，它不知还将见证何种新的事件。
肯定的是，一个过去树立在河流两边的历史文明不见了。它也像过去河流两边的古文明历史一样，如埃及古文明，底格里斯河，或巴比伦古文明一样，有其特殊意义。
这就是生活，历史或文明，不断流动、生长、消灭和遗失在地球表面。
今天，我们继续行进，穿过茂密和黑暗的森林，雨滴开始落下，潮湿了森林，我们沿着滑滑的村路前行，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到达一间住屋，谈谈和听取了一个新的故事。
此后，我们回到莫洛村，在回程时，我们遇见和几个人同行，他们是横屏山的挖金者，从过去，这地区就是淘金的地带。
路上越来越热闹，但我们走过黑暗和浑浊的路途，就像我们的民族历史一样浑浊。
(十四)小丰译
2011/7/11
第九节：“把池塘水变干”
在军事行动中，把铲除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分阶段进行，军队“秩序行动第一阶段”从1966年10月1日到12月，“秩序行动第二阶段”从1967年1月到3月。
上述两项行动，是属于接近和亲善的行动，因此没有发生国军和沙捞越游击队的战斗。原游击队员被要求投降和放下武器。
因为游击队员不愿投降，因此，军方就于1967年4月到1967年6月开展“扫清行动第一阶段”。行动由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司令莱古杜准将领导。
根据军方的正式历史成员盛谭（Sendam）说，丹绒布拉军区积极斗争，武装冲击开始发生，在“扫清行动第一阶段”，印尼军方有29人牺牲，军方承认其
部队的弱点是其他部队未具有的，比如，同土地面积相比，军方部队力量非常薄弱，541营和642营都是很年青的成员组成，没有作战的经验，也未曾得到“单
位训练”，更未有密集作战训练，部队的领导也是年青领袖，一大部分未有作战经验。
多次失败后，中央政府决定撤换西加最高军事领导，1967年7月29日，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司令由莱古杜准将移交给维托诺准将（Brigjen AJ Witono）。
根据查米戴维逊（Jami Davidson）分析，这次撤换司令的理由是：维托诺准将是西利旺仪军队中信仰天主教而反共的军官，他具有对付多次叛军的经
验，如1950年在西爪哇对付伊斯兰叛军，1963年任井里汶军分区司令时处理反华骚乱。维托诺曾于1965年在雅加达任首都军区司令部参谋长。1966-1967年在爪哇扫荡印共行动时任粮料供应助理副司令。维托诺当选西加军区司令。因为他具有多次反游击行动的经验。该次撤换也得到当时印尼总统苏哈多将军的同意。
维托诺准将出任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司令后，他立即开展“扫清行动第二阶段”，从1967年7月到1969年2月。该行动又
分为三个时段，从1967年8月到12月，称为准备和侦探行动时段。从1968年1月到6月称为“粉碎行动”。从1968年7月到1969年2月，称为“巩固和建设”时段。在鸣锣结束第二阶段“扫清行动”时，还是难以消灭使用游击战术的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在1968年10月间，还发生15次驳火。
因此，从1969年3月到1970年1月，由苏玛迪准将领导开展了“扫清行动第三阶段”。苏玛迪准将从1969年4月到1973年3月出任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司令。
军方当时就要求前西加省长达雅族人欧凡欧莱（OevangOeray）支持，想办法使达雅人协助军方。欧凡欧莱受到达雅人尊敬，他的话受到相信，任何命令也将遵从。
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司令部原宪兵部情报局成员Harsono Subardi中校说明，“在情报行动中，我们叫来全部达雅族名流，要求他们帮助军方。”
关键就是，当时清剿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行动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有人民参加，这不仅是在西加，在全印尼各地区都一样，就如人民防务准则所要求的一样。
全部达雅族名流都给予名誉军阶或挂名的军衔。军衔为少尉级，这是为了让他们感到骄傲。这些“司令官”包括在道房的“飞鸟司令”，在宋宫的“杜基曼司令”、在孟加映的“梭巴司令”、“贸易司令”等等，总共有10位司令员。
这些名誉司令官有从军方得到武器，而且也有退休金直到现在，这些“司令官”招收和动员其手下与军方一起清剿沙捞越游击队。他们由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统筹管理，当军事行动完全结束后，他们曾被邀请到雅加达和印尼其他地区参观，看看建设的成果。这些达雅“司令员”被起用，是军方向他们宣传“沙捞越人民游击队
和北加人民军将要控制西加”的成果。在与马来西亚和平与结束对抗后，印尼政府称呼这些游击队为“支那共产党叛军”（GTK），共产党反对封建主义，而事实上在达雅社群内，还有所谓“总司令”、“天孟公”和其他封建称号。
Harsono中校说：“我们也向所有达雅“司令员”说，共产党不喜欢达雅的制度，因为他们的理念是一切平等，不分上下。用这方式，让达雅社群要帮助军方。” (十五)小丰译
2011/7/12
有一些达雅族要员，也被军区司令苏玛迪准将邀请谈话。他们获得几项指示：第一，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是共产党；他们没有宗教，因为达雅族是印尼民族和有宗教信仰，因此达雅人不可与共产党人一同生活。第二，沙捞越游击队与北加人民军是沙捞越华人，干扰印尼地区的治安，其后果是达雅人的安全也被干扰，日常生活受威胁。第三，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干扰治安，达雅人也必然受牵连而造成人命和时间的牺牲。与其消极牺牲，不如积极克服困难。
紧随着给予上述三项指示，达雅人日益感到受激励，特别是那些被第十二军区司令苏玛迪准将召见的达雅族名人，就更跃跃欲试。
1967年9月21日《武装部队日报》有消息报导，在1967年9月3日，军方称有9位达雅人在孟加映华莪镇道姆村（Kampung Taum）被绑架，可能是被“支那共产党叛军”（Gerombolan Tjina Komunis）所绑架。两天后，红帽陆军部队发现了9人的尸体。几天后，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司令部发言人在《武装部队日报》上表示：“达雅人一定要报仇，血债血还”。
当时，Sarwono少校和Piet Damanik中尉（后曾任印尼驻菲律宾大使）就直接面见欧凡欧莱前省长，报告9位达雅人被杀事件。欧凡直接大发火并拍桌子说：“血债一定要血还。”
人权组织调查报告
2003 年，法律援助机构和人权组织（PB.HAM）派Erma SR在西加进行深入调查后作出报告，如此写道：“所谓9位达雅人在道姆村死亡事件，实际上是不确实
的。道姆村的村长否认军方的说法。9位被杀的人，不全是达雅人，他们包括达雅人、华人、马来人和武夷人，这9个人被军方命令到默布甘山（Gunung Merbukan）游说叫叛军投降。”“实际上，我也被叫前去，但我不要，因为当时我和妻子要下农田，我和妻子与这9个人迎面相遇，并曾相互打招呼。当时我告诉我妻子，这些人很危险，因为他们没有带达雅人的木棍（Takin），会被认为是“军人”，果然，没有多久，我们听到枪声。这一期间，我们经常迎面相遇沙捞越游击队，他们从来不会干扰为难我们。条件就是，我们如果进入森林或上山顶，一定要带木棍（Takin）表示我们是下农田和不带武器。”村长说明。
军方进行第二次煽动
军方通过发布不符事实的消息进行第一次挑拨，并未取得成果。在孟加映县区的达雅村民对该事件并没有什么反应。军方就进行第二次挑拨，发出消息说，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杀害了在孟加映Teriak Madang村落的名为天孟公Garanse的达雅人。散播的故事说，他的身体被切割，在尸体上发现写上中文的字眼。
人权组织调查报告说明，根据向原来示威的领导人访问谈话后，他承认该达雅人不是天孟公。“他是一位精神不正常的人，是故意用为牺牲品，”报告如此写道。2004年，该“法律援助机构和人权组织”（PB HAM）就解散了。
根据军方的说法，天孟公Garanase（Tumenggung Garanase）是在孟加映同沙捞越游击队作战时被杀。这一次造成达雅社群愤怒，他们不仅起而反抗沙捞越游击队，也起而对付全部华人。
Harsono说：“当时，负责抬运和救助与沙捞越游击队被杀的达雅族总司令也是军方。”
有人追问：9位村民和“天孟公”之死是不是军方的“人为策划？”以造成达雅人行动起来反抗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
原第十二军区情报局助理Sarwono WHD说：“哇，我不支持这一看法。如果说军方挑拨离间，我从未有下此指示，不过，也有许多总司令的措施不为下属职员所知。如果确有“人为策划”，可能是最高层的玩意，不为我们知道。”
Sarwono接着说：“看来这是自然发生的，如果有人为策划，我一定会知道。”
在印尼独立战争中著名的是军队与人民团结作战，取名为：“全民反抗”。
根据这一原则，国防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就是全民反抗，全民反抗有三项特点：第一，人民性。全体公民用能力与专长全力以赴。第二，全体性。全部国家和民族的力量，要动员起来应对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第三，区域性。国家全部区域都是反抗阵地，一切领域都用以持续支持反抗。
全民整体反抗就如渔水不可分割。为了挫败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游击战，主要原则是把他们同社群分隔开来。Sarwono说：“至于这项斗争的方式要怎样发生，就随其自然发展。”当时开始发生抢掠行为。这或许是碰巧发生的事件而有助于军事行动，该事件可助军事行动成功，因为如果让华人和达雅人团结一起，就如水一样，使沙捞越游击队的鱼如鱼得水。
由于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与社群团结一起，造成对他们的粮食供应难以切断。因此，军方认为，各地区的华人社群一定要搬走，才能使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失去粮品供应。
Sarwono说：“为抓到群鱼，一定要把池塘水变干。”
(十六)小丰译
2011/7/13
第十节：红碗传递
除了军方进行煽动,全部达雅族领袖会见了欧发昂·欧莱（Oevaang Oeray），商讨驱逐西加内地华人的计划。
会晤在坤甸举行。会商结果立即在电台宣布，直接命令达雅人开展驱逐行动。
根据查米·达卫森和甘孟说明，随着在电台公布驱逐行动，同时也成立“动员社群民兵队”（Laskar Pengsuma）负责组织示威运动。
欧发昂（达雅族前省长）书写信件并亲自在坤甸印尼电台宣读，根据“西加法律援助与人权组织”报告说明，该通告内容为华人必须离开居住地而搬到最靠近的市镇。
通告也随即发出邀请信，通知在1967年10月11日出席集会。在孟加映县区的全部村长，被要求到沙玛兰丹（Samalantan）参加大集会，该集会
有欧发昂出席，并由古让328营和641营部队严密守卫。欧发昂当场命令全体村长，准备好等待被称为“示威行动”的日子到来。
大集会后，根据军方的正式资讯员胜丹说明，驱逐行动发生在1967年10月14日，当时，达雅族民众在道姆村（Kampung Taum）开始攻击华人，攻击行动立即扩展到史霖布（Serimbu）、施必东（Sebetung）、史巴观（Sebakuan）、文岛宜（Selakau）、沙抹兰丹（Samalantan）、上南巴哇（Mempawah Hulu）、孟加灵
（Mengalin）、东万律（Mandor）和查卡拉（Capkala）、双溪拉雅
（SungaiRaya）、道和村（Kampung Toho）、尚津（Sangking）道和镇的赛宾甘（Sepinggan）、杜芒村及周围，孟加灵村、梭索村和那峇（Ngabang）一带的乡村，上侯县的甘巴炎及其他等等。
沙玛兰丹的大集会标志了有大示威行动。
一大部份被记者询问的居民，都说出几乎相同的参加示威的理由。
“谁命令参加示威行动？”
“欧发昂·欧莱（Oevang Oeray）”
根据“西加第一级地方政府发展简史”一书说明：J.C.欧发昂·欧莱在1959- 1966年成为西加省省长。他是在未改革时代前西加省唯一的达雅族省长。
苏哈多总统指控欧发昂涉及印共的行动。欧发昂一向是达雅人的核心名流和受到全族人敬仰，他不愿被人说是印共，为证明他不是印共成员，他就对人说明，他将在七天内解决该问题，在七天内，华人就要离开其住家。
命令发下，在一星期内，所有在内地的华人必须逃离他们的居住地。在七天内，大约有7万华人被迫离开居住地，大部份步行离开，一部份用车运输。（编者按：7万人的数据是记者Muhlis Suhaeri根据当时联合国人员的数字，实际上逃难总数可能多达10万人）。
根据记者访谈在鲁玛尔村和莫洛村的居民，他们当时参加示威和驱逐华人是因为有9个人被杀害。“如果他们没有被杀，可能达雅人不会采取行动。”孟加映史波村村民杜拉民说。
阿宾，现年76岁，莫洛村村民，他说明事件发生时，突然有“号召”信号通过“红碗”传达。“红碗”仪式是达雅族以传统仪式进行的，要先屠杀山猪和鸡只，把上述猪鸡鲜血放在一个小碗里传递，红碗必须在各乡村传递。
对达雅人来说，红碗是号召进行一场战争，红碗要连接传递，从这一乡村必须传给邻旁的乡村，连接不断。通常，红碗由地区青年传递，红碗经过的村落，村民要落实该项号召。
阿宾或杜拉尼或者其他村民，都不知道当时的红碗从那一地区开始。阿宾说：“人们不知头尾，红碗就传递过来了。”
孟加映的鲁玛尔镇（Kecamatan Lumar），是1967年发生驱逐和清洗族群事件的中心地。该镇有两处是被指为华人集中的地区，即屏山和昔邦。
鲁玛尔镇的大部份村民都参加进行大示威行动，他们示威到直木港（Tebas）、西巴戛（Sebakau）和三发县的胜巴鲁（Semparuh）。
鲁玛尔镇的村民阿丁说明，还未出发去大示威，他们先举行传统仪式，即先杀狗和鸡只祭拜，作为向祖宗灵魂致敬和请准字，进行仪式后，每人带上“圣”符，有野猪獠牙、鹿角或其他的“护身符”，这些护身符可保护身体和抵御尖锐武器的砍杀或火烧。
一切就绪后，由一个司令员带领群体出发，司令员由村民牵动，使他们可以快速行进。
阿丁说：“行走快速，毫无感觉，他们看到的是茂密的森林和影子”。
阿丁和鲁玛尔村民总共有8百多人，他们曾到三发县的直木港，西巴戛和胜巴鲁开展行动。如果是一般的走路，从鲁玛尔到三发的距离要走24小时，但他们使用这“魔术”，行进只需要4小时而已。
(十七)小丰译 2011/7/14
达雅族的神奇魔术
达雅族有仪式“叫神”（Tatiuh），大声尖叫要求祖宗灵魂援助，此仪式可再求助增强力量称为 Motok。求得后，10个人看起来像有一千人。
孟加映县鲁玛尔镇西波村一位小学教师尤奈迪向记者叙述其经历，他曾看到大批村民示威，周围带着尖锐武器喊叫，他看后全身发抖，生了一场大病。
当时，示威民众采用交叉制度，比如，A村的村民到C村采取行动，B村的村民就到D村行动。使用交叉制度是因为在同村内，达雅人和华人从过去就十分亲近。
在历史上，华人到西加，大部份都是单身汉，他们来到西加当采金矿工人，这最早的一代就同化并与当地女人结婚，这些女人来自达雅、马来人或其他。
因此，华人村民与其他族共同生活，特别是与达雅人非常亲密。他们由于通婚结亲，和睦邻近共住，当发生驱逐行动时，在乡村的华人先得到通知，来驱赶的是来自其他村的达雅人。起初，华人村民静处不动，等到屋里的东西被人强拿，他们因为害怕和无法忍受，大家就被迫逃离。
“红头”事件屠杀华人
达雅人大示威时都头带红布，他们大声喊叫，声调尖锐，然后进入乡村。达雅人如中邪一样，鬼魔上身进到华人住区，逐户驱赶华人，如有华人反抗，就当场屠杀。
当时任丹绒布拉军区宪兵部情报局要员 Harsono Subardi中校说，当孟加映地区发生大驱赶华人时，他会见了一些达雅族司令员，其中有一位是孟加映的梭巴总司令（Panglima Sopa），他禁止梭巴总司令杀害华人。
Harsono说：“你们可以使用所有华人的物品和住进屋内，但不可杀人。”
杀人是犯法的，普通华人并不知道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Harsono当时在孟加映负责安抚达雅人，希望不要进行屠杀行动。达雅人听信军方，他因此直接会见全部司令员。
Harsono说：“如果不是这样，在那边的华人社群将全部完蛋。”不幸的是，在巴胡曼（Pahuman）发生了整个乡村的华人被屠杀，无一生还，因为那边没有军人监督。
根据赫尔曼牧师（Pastor Herman）说明，当时示威的达雅人抓紧两个大“B”,即Bakar（烧毁）和Bunuh（屠杀），这两件事应当尽力避免，但事实相反。
因此，驱逐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有很多逃入森林的华人青年走出来，进行了剧烈的反抗。这样后来就发生了大屠杀和流血悲剧。当时，示威行动准备得非常有系统和快速，驱逐工作很快完成。
根据邱组建（The Dju Khian）或Petrus说明，他从当时处理难民的国际机构获得的资料，记录在此次动乱中约有三千人被害，大约七万人被迫离家逃难。（编者按：实际数字更高，死亡数字约在五千到八千人之间，难民数目超十万人）。
(十八)小丰译
2011/7/15
政府称为“人民动乱”事件
印尼政府宣称1967年事件为“人民动乱”事件，在该事件中，在西加里曼丹与马来西亚边界全部疆域范围，发生了由达雅社群驱赶华人的行动。
除了上述一些原因，还有一个故事造成达雅人参与驱逐华人，该事件被称为“舍巴沙事件”（Peristiwa Sepasa），舍巴沙是孟加映一个地区。
林拉尼，79岁，他向记者细述了事件经过。准备的事件和何时发生该事件没有人知道。故事从长辈的口传述到另一人，传述给他们的孩子。“舍巴沙故事”被认为是其中一个理由，为什么达雅人参与杀害和驱逐内地的华人。“舍巴沙故事”是传说在舍巴沙村里华人杀害达雅人的事件。当时，华人是著名的勇敢好汉，拥有火枪并在充满金砂的河流里工作。达雅人害怕与华人发生纠纷，两族的村庄分隔居住。
有一次，华人深感受辱，因为成为生活的水源被人类粪便污染。华人认为这是达雅人所为，他们就叫来全部舍巴沙村的达雅人举行联欢会。达雅人全村到来，一点也没有怀疑，全部人受到美食招待，包括最好的猪肉供应，美食不断，然后华人拿出美酒共享，达雅人享受全部美食，喝得酩酊大醉。大家酒醉不省人事后，华人杀掉全部来宾，只有一人逃脱，他向周围社众说出了事件经过。
事件发生后，达雅人不敢反抗，他们害怕华人的武器和配件。华人的技术和武器远远比他们优越。后来达雅人向华人学习才会制作长枪和长“巴冷”刀。
因此，达雅人有机会进行报复，他们就精神焕发表现自己，并取得经济商机，佔有财产和控制权。
在华人被驱逐后，发生抢掠住屋，土地和其他的财产。华人搬空给其他族群带来机会，接着就产生处理财产的新竞争，经济、职业和其他方面的机遇。这一切，在接下来的阶段就在西加引发了另一次的冲突。
1967年事件的后果，军方重新恢复了“蛮跃”文件（Budaya Ngayau）或砍头的风俗。事实是加里曼丹已停止了“砍头”文化，在1894年在中加里曼丹Tumbang Anai召开全体达雅族头人会晤后取得共识。KMA.M.Usop教授在取名《达雅同意书》（Pakat Dayak）一书中写着：“该次会晤充满了高贵的人道价值，即是兄弟友谊、和平和遵守法律秩序。”
可悲的是，上述全部价值被破坏了，因为军方行动的需求，不惜用一切手段铲除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
(十九)小丰译2011/7/16
第十一节：达雅人大示威行动
日历表显示，1967年 10月31日中午，乡村一向是宁静与和平，突然风云大变。“阿阿阿乌乌乌------阿阿阿乌乌乌------阿阿阿乌乌乌------”
声音喧哗雷动，相互连接叫喊，响彻乡村的上空；声响似相同，有时也杂乱无章，音调有如狼狗正追逐猎物而嚎叫。
这声响来自数百达雅人，他们头上绑着红布，有人拿着长矛，土制利剑和尖刺武器，整群人来到每一间屋子，他们直接进入屋内抢夺家俬和屋主留下的家具。如果有人反抗和阻止，他们就用武器砍杀，其结果是人头落地，身首异处。
在离开乡村的一个远处，有一对眼睛监视着事件的发生，他和家人早已先逃离住家，在达雅人群到来时，他已被迫离开。这男子名为纪筑建（Tyhie Dju Khian），他通常名叫Petrus，他的父亲名为纪小志，来自中国广东省蕉岭，父亲来到西加时担任华文老师，由于单身，后来与达雅女人结婚，在舍巴杜（Sebadu）生儿育女，组建家庭。
Petrus说：“我们在乡村做各种工作，务农、畜牧和做生意。”Petrus一家住在兰蜡县东万律镇舍巴杜大路附近，离开坤甸东面约88公里。在舍巴杜乡村内共有40户人家，村民和睦生活从来互不干扰对方。
Petrus住在舍巴杜市场后的店屋，屋前有到村里的村路，村内华人和达雅人来往亲密；达雅人多数务农，华人也是，几乎全村80%人是农民，华人则60%务农，其他一部分从商。
他住的是一间店屋，没有楼上，他在村里有许多兄弟姐妹，一部分已拥有自己的屋子。
当驱逐事件发生时，Petrus 27岁，他的妻子杨新兰，也是27岁，他们已生育二孩子，五岁和二岁。
Petrus说：“过去，我的父母拥有三辆小客车，专门载人客到坤甸。”他是其他一名司机。从22岁开始，他就开始当司机工作。
驱逐事件未发生时，Petrus已被邻居的达雅人通知，告诉他有大示威。Petrus曾在坤甸居住读书，他知道示威像什么，只是表达意愿而已。“但是，这次对我们的事件，就与普通的示威不同了。”
(二十)小丰译 2011/7/18
抢夺全部华人财产
达雅民众前来示威，直接拆掉屋子门窗和其他部分，拿掉屋内一切东西，抢夺全部财产。Petrus说：“来攻击我们乡村的，来自别的乡村，我们全不认识。”
从屋前的道路，Petrus可以看到达雅人下来直接闯进乡村，有几百人之多，有一个达雅族的邻居走来对Petrus说：“你可以躲进我的家，他们是来自别的乡村，要拆除在前面的华人住屋。”
Petrus觉得十分不安全，他带领家人逃离住家，从小路走向大路，距离有几十公里，他一路碰到许多别的难民。大家有的手抱幼儿，有的用台架扛着老弱的长辈。
Petrus曾逃难到舍巴杜的教堂，内有一位美国籍牧师迎接他，此男人名Goodmen（好男人），他是舍巴杜教堂的传教者。他们在教堂暂住4天，还有数个其他逃难的家庭。
在教堂收留4天后，牧师送 Petrus离开走向打猎镇（Senakin）市场，距离18公里。有一位相熟的达雅人告诉他，有三项事件将会发生：第一，掠夺，第二，燃烧，第三，屠杀。
到达打猎镇时，他得到通知，打猎镇市场已被烧毁。因此，他只好立即走向东万律，他们获得一位传教士护送到东万律，在东万律有巴士可搭到坤甸。
在东万律，Petrus租运输车，是Colt柴油车，把妻子和儿女带上车后，一下子全车满满是人，太多人挤上来，他连座位都没有，只好坐在车顶上，他什么东西都不能载，只存一点现钱。
Petrus与别的搭客不一样。别的搭客有人带活鸡、椰子、稻米和其他物品，如果有带三粒椰子，一粒用来做车费，或者用活鸡或稻米支付。运输车下午6点从东万律出发，晚上11点才到达坤甸。
当时，也有车辆没有司机，就由原车辆助手（Kernet）驾驶。助手不懂得驾车，在转弯下坡处，车辆撞向树木，当时有两个人死亡。
有数个地区发生了最严重的悲剧。村民毫不知情，就发生突然而来的攻击和掠夺。这些地区如孟加邻、道和和东万律。最严重的是在打猎镇（Senakin）。打猎镇市场最多人牺牲。市场被烧，住在打猎镇市场周围的大部分是华人，他们被迫进行反抗，一大部分华人被屠杀，在打猎镇一带也有好多达雅人，当时，附近一条河流充满尸体，河水变为鲜血般红色，十分恐怖，（关于打猎镇屠杀事件，本报将另文转载当时国外的报导。）
坤甸难民营
到达坤甸后，Petrus被收留在坤甸新埠头（Siantan）的一间华校内。学校名为“新华”或“Fajar Harapan”，他只在难民所住两天，然后搬到教堂。也有很多难民被收留在朱育民拥有的橡胶仓库内。该仓库是用来烘干橡胶的地方。
Petrus恰好其伯父在坤甸买有住屋，他因此可搬进寄住。“如果在坤甸没有相熟的人或亲戚，难民就蒙受极大的苦难。”Petrus表示。Petrus在坤甸没遇到太多困难，年轻时曾住在坤甸，认识很多人，许多朋友帮助他，同时他会驾车，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当时，不是很多人会驾车，而Petrus也会做办公室事务，因此孩子们很快进入学校。
(二十一)小丰译2011/7/19
难民做苦工度日
坤甸的难民要做苦工，他们什么事都干，是艰苦度日，有的做运输苦力，渡船斧、拉马车或其他。如没有亲戚而又没有工作，许多只好求乞过活。外国政府许多伸出救援之手。
在道和的一个地方，离坤甸东向约75公里，有一群难民沿着稻田堤边步行，他们黑夜行进，不敢走大路，这群人有儿童、年轻人和老人，约有百多人，他们分为几个团队行走。
有一位21岁的女性在这群人中，她名叫凤琴，她是10位兄弟姐妹中之老四，有3女7男。她行走时抱着弟弟。凤琴于1948年出生，从小住在道和，当事件发生时，有从其他村来的达雅人前来驱赶，他们手持土剑，每人头上绑着红布。
凤琴全家深感不安全，就举家走向东万律，小孩子用手抱，老年人用台架扛。
由于太恐慌，有长辈把孩子捂得紧紧窒息而死。因小孩子大声哭叫，大人担心哭声会威胁整个团队的安全，就捂住其嘴巴，造成悲剧。“可怕极了。那孩子不会静下来。”凤琴亲自见证这不幸事件。也有小孩被留在乡下而由难民的朋友收养，留下的多数为女孩，而男孩则当为是家族继承人，必须带走。许多华人妇女被达雅人逮捕当为妻子，不过，达雅人通常不逮捕手抱幼童的华人妇女。
行走了一夜后，凤琴一行到达东万律，她们得到的消息是东万律安全，但抵步后发现东万律也不安宁，他们只好继续步行到松柏港，从松柏港再走到坤甸，又走了一天一夜，难民群到达坤甸，她们被收留在新埠头的“新华学校”。在难民营，得到食品、医药和其他物质，都是来自国外救济的，包括台湾、新加坡、澳洲、美国和其他。
在难民营，很多人死亡。他们患霍乱病、感冒和其他急病，虽然有免费医生负责，他只有固定日子看病，政府从来没有认真照顾难民，出来帮助的是华人的基金会。
在难民营居住一段时间后，凤琴和家人获得重新分配到西加古布拉耶县 Sungai Kakap的Kalimas村居住。从难民营到再分配住处，凤琴跟着父母住，分配新住处后她有了丈夫。在Kalimas住了14年后，她搬到坤甸安居。
在坤甸，子女们开始重新振作。开店营业，改善生活，打开人生的新一页。
(二十二)小丰译
2011/7/20
第十二节：为生存而斗争
在鹿邑（Montrado）的一个小地方，刘贤吉（Liu Hian Kit）为生存而斗争。鹿邑过去是三发县的地区，自治区扩张后，鹿邑归为孟加映管辖。鹿邑距离坤甸北向约165公里。
刘贤吉23岁，事发时，他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达雅人攻击华人的事件。在日常生活中，两大种族和睦相处，他还时常和达雅人一同喝酒。到现在，刘贤吉从不曾离开酒瘾，一天他要消耗掉一公升白酒。
过去，他的生活过得去，他务农为生，种植胡椒、橡胶和稻米，他拥有几十只猪，也蓄养数十头牛，牛只是来自畜牧主人托养的，牛只长大和发展良好后，养牛人就和业主分利，通常是三比一，即业主得三份而养牛人只得一份。
在事发一天前，有达雅人朋友告诉他，如果他不逃离将被杀掉。全部华人都先得到通知，如果逃跑就不会有什么事，但如果反抗将被杀掉。因此，全部华人就离开而不带什么，如果有人偷偷把金饰隐藏在衣服里，也会被搜查没收。
逃到森林里
当达雅人整队来到乡村时，刘贤吉已离开住家跑到最靠近的森林里，总数有千多人，分为数个部份。他们躲在森林，没有携带任何食物。他们想逃到山口洋，但害怕半路被阻拦，而且也没有钱支付路费。对那些富有者和有持现款的人，他们可以租车走向山口洋。
刘贤吉的财产都是货物，当达雅人进入乡村时，全部货物被拿走，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跑进森林为期6个月，这期间他们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有木薯、草根、树叶、椰子、番薯或其他。
华人中有20人被抓，刚好有军人来而获得释放，刘贤吉说：“如果当时不是有军人在那儿，华人将完蛋。”
在感到较安全后，刘贤吉和十个家庭走向鹿邑的难民营。难民营由军方驻守，从鹿邑，由红十字会用汽车载到山口洋，在山口洋有收容难民的集中营，是一个橡胶仓库。
山口洋难民营
刘贤吉在山口洋难民营住了二年，此后他又搬到在坤甸新埠头的原新华学校。在难民营住到1969年，政府才把难民重新分配到古布拉耶县蓬弗镇的卡利玛士（Kalimas）住屋。
政府分配每位难民面积约25 Depa耕地，每个Depa等于1米半（面积约1500平方米）。住屋为6X4米，由木板做成。难民也得到锄头、镰刀、肥料和约一年的粮食分配，每个人一天一茶杯米。如果一家4口每天就得到4茶杯米。第一次搬到卡利玛士住屋共有30户家庭。
随着第一批难民被分配后，就随着有多批难民迁移，在卡利玛士有四个新分配区。政府也在新埠头东区另建500难民屋，新村称为“新水沟”（Parit Baru）。
现在，卡利玛士的村民种植蔬菜、黄瓜、小辣椒、稻米和椰子。在农田居住，刘贤吉历尽辛酸苦辣，如果收成了，农园品卖到坤甸，但也有商人到卡利玛士收购，收买他们的农产品。价格不清不楚。刘贤吉说：“如果丰收就便宜收买。”刘贤吉想到过去的事件，他深感愤怒和痛心，过去他有很多财富，如今已一无所
有。他还记得有华人在村里被砍头，到现在难以忘却，他因此立下决心，决不让他的子女和达雅人通婚。
(二十三)小丰译
2011/7/21
山口洋村民的故事
在山口洋Roban Tama一位村民，名叫阿基，65岁，向记者叙述逃难的经历。过去，他住在鹿邑，工作是割橡胶，把橡胶汁带到鹿邑市场卖。
还没有发生大示威，有人告知当地华人将被杀光，他们被命令先逃跑，如果不跑就会被割头。
谣传日益剧烈，最后大家都全部逃走，没有带什么东西，只有穿背心和短裤。
阿基和村众走路到山口洋百富院。晚上十点开始步行，早上6点才到百富院。接下来有军人来接，他们一行中有婴儿、孩童和老人。
山口洋难民营
当时气氛十分恐慌，就如身临死亡感觉，迷惑、无所适从，阿基和父母亲被迫分手，他的父母重回去森林里，阿基则步行向山口洋市区，同行的有其他20人。不过，后来他的父母也由军人接出来。
阿基是第一批难民，山口洋的第一个难民营是在阿欣河（KaliAsin），他和其他三百位难民被收留在华人的学校。他在那里住了2-3个月，然后再搬到RobanTama的难民营。他的父母则收留在Kuala的难民营。
后来，阿基的父母从Kuala集中营搬到 Roban Tama难民营，和阿基会合。Roban Tama难民营是Tama私人公司的橡胶仓库，业主名为Subandi或阿康，他是山口洋Kota Indah戏院的老板。
如今，全部货舱和橡胶处理厂已经消失了，连建筑物也不见了，在遗址还可看到原橡胶仓库的旧地基，有4个仓库，其中有一个10X20米的大水池，用来洗刷橡胶片，在这个池内，橡胶片洗清洁然后用烟烘干，成为干胶片。
阿基在难民营住了五年，每天他获得一茶杯米，他的工作是帮助农园，是一份出卖劳力的工作。
阿基离开难民营后，他靠卖木柴过活，他到Roban Tama附近的森林寻找木柴，卖给人烧火用。在难民营内，他结识了阿娇，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军区中校的故事
原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宪兵部谍报局要员 Harsono Subandi中校也叙述了他的经历。当时他在山口洋负责监督和保安难民的工作。当时，他的上头司令是 Mayor Jaffar，现在已逝世了。
他负责山口洋到鹿邑和查卡拉（Capkala）的全部难民的保安工作。在该区，有许多华人被驱逐。全部难民被追赶到山口洋的Kulor。
军方用卡车把华人运载到坤甸，他们没有带什么，只有煮饭家具和衣服。如果带其他东西在路上就麻烦了。
当时一些达雅人，反而要进攻山口洋市，大约有40达雅人，当他们进入山口洋市边界的Roban时，武器在边界被没收；他们被逮捕扣留。
Harsono中校说：“当时总司令的训令是，不允许达雅人进攻县的市镇，我们保护冲突的民众。可以反抗有武器的沙捞越游击队，但没有武器则不允许。”
由于这驱逐事件，山口洋到处满是难民潮。当时很难带走难民和为难民找出路。当时山口洋只有5辆汽车，4辆汽车属于军方，一辆是山口洋一位华人富翁拥有，
该富翁名为德隆。大部份民众都用脚踏车，市内没有马车，没有小客车（Oplet），摩托车只有DKW一种商标。大部份山口洋人不会讲印尼语，许多难民就什么工作都要干，成为女佣，到田地拿水，务农或其他。
有些难民无能力养活孩子，就把孩子送给别人，有多次难民来到Harsono住家，要把小孩送他抚养。难民说：“付钱与否随长官心意。重要是养活孩子。”
但是，Harsono已有多位孩子，他不愿再领养了。
当时，生存特别困难，许多华人都把孩子寄养或送人。许多年轻女孩被台湾人娶为妻子。一连串的难民，产生了非常惨痛的人道主义悲剧。伤痛呀，无穷无尽。
(二十四)小丰译 2011/7/22
第十三节：难民营
一个建筑物已不完整，建在短树丛生和野草四处的土地上。建筑物有二层楼，全部由木板做成，其面积约20X30米。有部分建筑物的木板已腐烂和脱落，十分陈旧。
时间，气候和人为使该建筑物显出陈旧，不过，其结构、形状和其他细节还展现了此建筑物过去的兴旺面貌。其旁有一个大水池，尺寸约3X6米、高度约1米半。
该水池的功能是清洗橡胶片。有一个园长的火灶约直径一米形状，其尾端是和一些木板圆窗相通，其形状分为几段直向上空。在这地方，橡胶片被熏烤和烘干。
正是在这建筑物内曾展现兴旺年代，从这建筑物内，山口洋每月曾出口700吨橡胶到新加坡，当时生橡胶每公斤约5千盾，干橡胶每公斤约11.000-12.000盾。
不过，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清洗华人事件后，橡胶工业直接崩溃了，为什么？因为橡胶园业主，割胶工人全部都逃难了。
如今，这座老建筑物荒凉无人料理，实质上，该建筑物见证了曾发生人道主义悲剧的历史，这座建筑物位于西山口洋，金椰子巷瓜阿拉的地方。
橡胶工人的故事
有一位在该地的原橡胶个人，向我叙述了这座建筑物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阿士玛威（Asmawi），1929年出生，阿士玛威从 1962年就在瓜阿拉居住。山口洋的橡胶货仓多数在1960年代兴建的。
阿士玛威住在一间3X6米的小木屋内，全屋都是用木板做成，非常简单。该木屋建在货仓业主的土地上，不过，阿士玛威看来享受目前的生活，他随遇而安。
阿士玛威曾经是洗橡胶的工人。当时企业分为几个部分，有专门洗刷和吊挂橡胶的工人，总数为6个，而烧火的工斧一个人，其任务是维护灶内的火焰一直燃烧，
他必须把木炭放到灶内。还有8个人成为烘干橡胶片的割切工人，其任务是把熏烤烘干的胶片分割。另外还有8个包装工人，其任务是把切割好的胶片包装起来，然
后放进塑胶包内。大约一大捆橡胶重约113公斤，包装完成后，橡胶准备通过山口洋码头出口。
阿士玛威负责清洗橡胶，然后才把橡胶搬进特别熏烤室，他的工作是承包制，1960年，一吨橡胶支付一万盾，一吨橡胶要工作二天，一万盾分给七位工人。
在该建筑物，有7个燃烧灶，七间烘干房。每间烘干房一天能够烘干 180吨橡胶。
烘干时间约一星期，熏烤的烧木是用橡胶木或其他木，一间烘房需要10立方米木材，这些木料是从山口洋的森林取得或购买来的，有专门供应木料的工人。
每一天，7个烘房必须有橡胶片烘好，可以直接寄出，橡胶从瓜阿拉码头寄出，每次约100吨，运货用轮船。先从工厂用小船运到海面，再迁搬到更大的轮船。海港就在瓜阿拉码头的尾端，距离约3公里。
驱逐华人时成难民营
当山口洋发生大规模驱逐事件时，所有的橡胶货仓和建筑物都成为难民营。托米迪说：“当时，山口洋有14座烘干和橡胶货仓。”
(二十五)小丰译
2011/7/23
山口洋成为来自孟加映和三发地区的难民收留中心。当时，三发县的县长努汀把全部华人赶到山口洋的Roban，而坤甸市的难民，通常是来自上侯、兰猎或坤甸县区。
达留士.伊斯干达（Darius Iskandar），现年 80岁，他是山口洋华社的长者，向记者说明了难民的处境。他在Pasiran和Roban有货仓和住家，都用来收留难民，他愿如此是为了帮助政府和社群。过去，他是商人和拥有Sampoerna私人公司。公司收购来自孟加映的橡胶，处理和烘干后，橡胶通过山口洋码头出口到新加坡。通常是通过“舯舡”船出口。
在瓜阿拉的橡胶货仓，是最后收容难民地方。随着难民住进一些橡胶货仓，烘干生产橡胶的活动全部停止。全部工人如阿士玛威，就转变为处理难民的工作者。
他与其他橡胶工人一起每天守卫橡胶货仓，如果夜晚就轮流值班，因担心有偷窃行为。当时没有军警守卫难民营。附近的民众就轮流负责守卫。
阿士玛威说：“当时，难民都不愿对别人说什么有关于发生的悲剧事件。”
难民的苦难生活
难民们到达难民营时，一般都是穿简单的衣服，有许多已破烂不堪，他们逃难时来不及带值钱的东西，如黄金，钻石和首饰等。如果有值钱的东西，他们逃难时可能埋藏起来。
首饰收藏在茶杯或小罐内，然后埋藏在农园的一棵大树旁。或者设法标志以不易遗失，因此，有一些孟加映的华人在经过几十年事件后，还在他们过去的农园内找到值钱的物品。
在难民营，难民随便睡觉，没有规律。只要可睡就好，有些叠集如沙丁鱼，难民每天获得两餐食物，是粗饭或米粥，但决不像如今我们见到的米饭。
大米是粗粮，通常是养家禽用的。菜肴则是一汤匙弄碎的咸鱼头，也有粗菜如池塘的苚菜，是切一半后放在铁桶里烧煮。在难民营内，禁止人们卖糕点，很多小孩啼哭讨糕点吃，但大人们无钱购买，卖糕点者被赶走。
难民饿死或病死
在难民营内，许多难民因为饥饿或生病而死掉。在瓜阿拉一带地区的水是咸的，许多难民泻肚子，呕吐或霍乱，只有一点点的药品。
阿士玛威说：“每天都有难民死亡，一天约4-5人。”尸体就用三轮的推车推走。三轮推车在前面有二台，后面一台，这些推车本来是用于运货物，此时用来推送难民尸体在坟洞堆积埋葬。坟洞约1米X75厘米，一个坟洞埋葬4或5人。
有许多小孩没得到处理而在附近山口洋公共医院埋葬。该医院现在属于 Santo Vicinis基督基金会所拥有。
死去的小孩，由于太瘦弱了，有蛔虫从鼻子跑出来。杨先生对我说：“可能是死去孩童的肚子里没有任何东西可吃，蛔虫就钻出来了。”
发生逃难时，许多年老达雅妇女也跟着成难民，她们和华人男子结婚，华人和达雅人同化几乎到处都是，她们通常被称为混血家族（Mebuyan Kamaluk Bekatik），如果不跟随逃难，谁要照顾女儿养育她们的孙呢？
托米迪说：“许多人因为吐泻症而死亡，食物不健康，卫生恶化，真正是听天由命。”尽管条件如此，还是有人利用机会来为自己找利益。有联合国援助全体难民，食物和衣服传送下去，但医药品很少送到。
(二十六)小丰译
2011/7/25
华人基金会建立
一些临时居所，收留难民，也准备坟场埋葬不幸逝世者。其中一个坟场在芒吉士（Manggis）取名为芒吉士坟场，因为那里有许多芒吉士果树，而且有最古老
的芒吉士树，大约有一百年了，芒吉士坟场取名为“后世公园”，大约有一千人埋葬于此。难民遗体葬于芒吉士坟场因为不收取任何费用。
坟场工匠名为萧保基，他现在已过世，当时专门负责扛运死者物品，基金会付给他薪水。
难民惨淡度日
在难民营内，所有难民为挣扎生存就什么事都去作，有些当小贩，有些当抬杠苦力，有些找烧火木料等等。
驱逐事件后果也造成了一系列不幸的人道主义悲剧，很多人成为乞丐，一些小孩子在路上被丢弃或寄人养育。家长没有能力豢养子女，一些刚发育的女孩，被迫结婚了事。
事件发生后，许多山口洋女性和台湾男人结婚，这就开始了“订购新娘”的时代，一直维持到现代。
在难民营居留时，如果有人要较久居住或搬走，都给予方便。大部份难民久住了，觉得没有生路，都一个又一个离开难民营，他们搬到坤甸、雅加达、马来西亚、香港、中国或其他地方。
如果有亲戚，他们就先去亲戚家里寄住。一段时期后，一些先离开的难民找到工作，他们也会回来邀约其他难民出去。这样，难民住在难民营内最久只有2-3年。
难民营内留住者日益减少，随着建设启动，许多投资者进入印尼，难民们都进入新的工作场所。
那么，如今这些难民的状况如何？
阿士玛威说：“以前的难民，现在有许多都富有了，他们如果碰到我都假装看不见，怕羞。他们担心我们会讨什么，我也懒得理他们。”实际上，阿士玛威过去曾经常为难民提供食物，他们现在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他也无意重提往事。
他只希望，这事件永远不会再发生。阿士玛威说：“我们已因此事件陷入困境。”
听取了过去的故事后，我离开了在橡胶仓库旁的小住屋，橡胶仓库已久久无人居住，只有阿士玛威还忠心耿耿地守住在那里，我心中十分感慨，仅能在内心祝愿上天保佑他，好人有好报。
(二十七)小丰译 2011/7/26
第十四节：逃难到邻国
对华人的清洗事件，不仅发生在西加内陆，也发生在山口洋市。事件开始时，山口洋市民深深感受压力，随着一些威胁和局势不稳，造成他们也跟着逃难。
黄务精（Bong Bu Tjin）就经历了事件的沧桑。他现年70岁，我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拜访他，他年近古稀，但身体看来健壮，走路轻快，大步向前。印尼话讲来不够顺利，他在马来西亚住了 40年，但除了古晋外，不曾到过别处。
黄务精到那里都自己驾车，问他为何能年老还身体健壮如常，他信心地回答：“从年轻就一直工作，这就是秘诀。”
黄务精1938年在山口洋出生，从1960年，他就在山口洋巴刹中兴路拥有一间照相馆。经营摄像馆，他时常被军方要求拍摄一些重要节目。他经常被要求当摄影员，曾经跟随军队的军事行动，进出森林拍摄军方的活动。
不仅如此，黄务精也在不同场合被邀请拍摄一些重要事件。当纳苏迪安将军来西加里曼丹，在山口洋烈士坟场公园签碑开幕，他成为摄影员，同样，当阿末.雅尼
将军在1965年9月30日事件一星期前来访西加里曼丹或苏哈多少将到西加时，他也负责拍摄相片，因此，毫不奇怪，黄君知道一些重要议题和事件。
黄务精曾和苏哈多少将一起拍照，因此当他在马来西亚时，他被认为是苏哈多的人。
军人严禁华人讲华语
根据他说明，在苏加诺时代，印尼最为良好，华人、达雅人和马来人亲如兄弟，到苏哈多时代就被挑拨离间，一切乱了，所有华人名字和文字被禁止；这规定由全部军人执行和监督。
当时，每晚都有军人在华人乡村巡逻，因山口洋成为消灭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基地，军方也设法拉拢民众成为民兵（Hansip），所有穿青色军装的人都可逮捕普通人。
当被发现有人讲华语，该人将被处罚，被命令当场吞砂土，除非有钱贿赂军人，因此，当时许多人接受贿赂。
作为军事行动的基地，山口洋到处都是军人。
贸易就瘫痪了，有商店或杂货摊，成为了部份军方的立足点，被命令供应一切必需品，军人要求每天给予必需品，当售卖者询问付款时，军人就举起武器，并喊叫：“这是武器！”
这样就造成全部商人破产了。而且，有旅馆被用为军方单位上层的居留处，十个房间被征用，住了九年之久。
山口洋居民陷入困境
根据黄先生说明，第一次驱逐从华莪开始。在山口洋，驱逐行动前，先做好放进大米和旗帜的大瓮，把大瓮放在驱逐的地点，如果放瓮地方的华人不在限定时间内离开，他们可以被割下头颅，因此，许多华人被迫逃难和避免被杀。
一部分军人也脱下制服并头绑红布，他们混在示威达雅人的队伍内。
当时山口洋一片混乱，许多难民逃出山口洋，黄务精说：“到处乱成一片，许多山口洋市民被驱逐，华人的住屋被取佔。”
山口洋生活陷入困境，许多人成为乞丐，没有食物，最后，许多人被迫逃入森林。黄务精说：“死的死病的病，没有药品。”
在山口洋驱逐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寄来客轮，运载有意回中国的难民，有两艘客轮，名为“泰宝宫”和“长春”（Thai Po Kong & Chang-Cun），每艘客轮可载三千人。
优先运载的是老人和残障者，年青人最后才可轮到，因为被认为可自卫和自立寻食。在两艘客轮运走难民后，印尼政府就禁止中国政府再派船来，印尼政府中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华人被命令改名换姓
此后，全部印尼华人，被命令改名换姓，进入印尼籍，全部华校被封闭，华人子弟无法上学，许多华校老师被逮捕，最后，华人不能求学，只好找工作求生。
黄务精见此不稳定的局势，就决定离开山口洋，他与5个家庭共34人一起逃难。他带妻子和5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七岁，最小的才三十天。
经过瓜阿拉码头，他们离开山口洋，乘坐一艘小型的运木船，驶向马来西亚的司马丹（Sematan），船主也带家眷一起逃难，他们未支付费用。
(二十八)小丰译 2011/7/27
乘船逃向沙捞越
经过三天两夜后，他们穿过大海走向自由路。没有带任何物品，只穿着贴身的衣服裤子，在行程中，只有一些面包和食水，主要是供给随行孩子充饥。大人们只得忍饥耐饿，在行程中不吃任何东西。
逃难时他带了曾经拍摄和印出的相片，相片是几年来的工作业绩，参与军人的一些行动。阿抹雅尼、纳苏迪安和苏哈多将军的相片也在其中。
到达司马丹时，全部难民被马来西亚当局人员扣留。他们被安置在马国政府的营地。全部相片被马来西亚警察拿走和烧毁。
当在难民营时，马来西亚政府禁止黄务精会见记者，他们害怕他揭开秘密。黄君学马来西亚警方的话说：“不要重提旧事，现在马来西亚与印尼关系良好了。”
他们在难民营住了三年，马来西亚的华人基金会和个别慈善家负责全部难民的生活，每天，他们每人还得到援助现金马币五角。
在难民营三年后，有一位拿督林炳顺出任沙捞越官员，他担保了全部来自印尼的难民，可以离开集中营，然后，林先生给予全部难民在农园工作。林先生拥有130公顷农园，他在农园建了五间住屋，分给五家人居住，一个月他们获得270元马币维持生活。
此后，他们一面照顾农园，一面种菜，但是，土地不够肥沃，蔬菜生长不良。黄务精说：“土地不好，要买肥料钱不够，没有肥料，蔬菜那里会鲜美。”
他们获得三个月援助，此后，必须自己找工作维持日常生活。黄务精什么工作都做，他当过建筑工人，扛抬货物、售卖食品，尽可能有事就做以求生存，如此维持了十年。
在马来西亚期间，他不能去那里，因为没有证件，子女不去上学，会成为什么呢？虽然得到担保，黄务精只可住在古晋，越过该地区，他会被逮捕扣留，他也不能买屋子、土地或其他。每年，他必须延长在沙捞越的居留准字，为此每人必须支付 90元马币。
可以算出来，他夫妻二人和五位孩子，每年为居留准字要付多少钱（7x90元）。黄君从马来西亚移民厅官员得知讯息，当时每年约有2万人要向沙捞越政府登记延长准字。
在他的最大孩子和马来西亚公民结婚后，情况有所改善，他们开始可以买住屋，当然以女婿的名字购买。
如今，随着印尼政府颁布2006年第十二号关于新国籍公民权法令后，像黄务精一家就有机会重新获得印尼公民权。他已正式申请并积极处理。印尼驻古晋总领事馆副领事兼第三秘书 DidikZul-hadji，曾为他申请重获印尼公民权而对黄务精进行多次谈话。
仍旧热爱印尼
Didik对记者说：“因为1965年或1967年事件而搬到国外的人，不仅仅是在古晋，在其他地区也有，他们搬到沙捞越，只是因为避开当时的事件而不是因为思想意识因素。”
现在由于有新公民权法令，这些人都可获得公民权，他们还自认为是印尼公民，还有很多要申请获得公民权，不涉及部族或种族问题。他们都觉悟到，他们是印尼公民的一部分。
对年轻一代来说，可能他们没有太清楚，因为年轻一代还年青，可以自己决定公民权问题。
Didik说：“我们发现他们很有觉悟，他们有民族觉悟，自认为是印尼公民。”实际上，马来西亚有很多华人，他们并不难适应环境，这说明，他们比沙捞越公民更有政治觉悟。
Didik领事指出，像黄务精有自己的思想意识，他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是在印尼，他的身份还清清楚楚，问题只有没有文件，因此身份应保持拥有合法文件。“关于身份问题，我相信他们自己能给予说明，并跟进印尼国家的发展。他们清楚自己的身份。”
Didik领事的提法是有足够的理由，在同黄务精谈话过程，他一直了解和关注印尼真实情况的发展，他通过电视和报纸的消息了解印尼。
在我同他几次的对话，我感受到印度尼西亚的爱国情，他非常想念印度尼西亚，他渴望重回印度尼西亚。他说：他希望逝世和埋葬在印度尼西亚。
下文第十五节：被拯救、养育和娶为妻子
(二十九)小丰译 2011/7/28
第十五节：被拯救、养育和娶为妻子
通常称为莉丽丝（Lilis），原来她真名是秦甜妹，56岁。莉丽丝出生在三发县直木港（TebasS）镇杉巴莱村，她的生活充满辛酸苦辣，皮肤黝黑，不再肌白清秀了，阳光晒黑了皮肤，每天她务农种稻。
她也会种植蔬菜水果，她屋后有农园，种香蕉、番薯和其他杂粮，她和丈夫古帮（Gubang）一起工作。莉丽丝也在孟加映车站开咖啡店，店面多由儿子看守和照顾。
古帮是一个充满关怀和负责的男子，体载瘦小，他原是孟加映达雅栢卡迪族，莉丽丝和古帮住在孟加映鲁玛尔村另有一段历史故事。
父母兄弟四人被砍头杀掉
莉丽丝是五位兄弟姐妹的老大，三位女和两个男孩，她们和父母住在杉巴莱村，父亲名叫秦兴隆，母亲名为张梅菊，一家7口艰苦为生。当时，莉丽丝11岁，两位弟弟约9岁和8岁，妹妹芝杜7岁，最小妹妹为芝妹，5岁。
她们的屋子和别人距离较远，由农园分割。住在离大路较偏僻地方，一家人务农过活。
他们一家不知道会有大示威。屋子与邻居距离较远，在发生事件之前，她们靠近大路的邻居都逃难到三发，整个乡村静寂，居民离家出走。她们一家也被迫走路逃向直木港（Tebas）市场。在市场内，有很多华人居住，靠做生意为生。
当华人被驱逐时，也有人有意反抗，他们制作一些工具和弯刀，如果无法反抗，他们准备逃入森林。
莉丽丝父母一家7人走向直木港市场，未到达市场时，他们在大路上碰到示威群众汹涌朝向直木港市场，示威人群约有800人，是从鲁玛尔村一带跑来的。
一家7人被包围起来。莉丽丝和两位妹妹颈项被挂上红布，这标志着她们获得保护，不得被干扰。父母和两位兄弟被逮捕，他们四人被带到直木港柏拉萨河边（SungaiPerasa），正是在这河边，四人都被砍头杀掉，莉丽丝是后来从目睹者知道这一事故。
此后，示威群众继续前行，从杉巴莱村到直木港市场距离约5公里。莉丽丝和两位妹妹被寄放在最靠近的乡村。
示威群众继续向直木港市场进攻，他们原计划早上五点开展攻击，但大约四点时，整个直木港市场路上就布满几百位武装的军队。
古帮，现年54岁，他是鲁玛尔村民，当时也跟着大示威，他回忆说：“当时，由于群众不愿后退，军队就向空中开枪警告，当示威群众还坚持前进，军人就向地面开枪。”
一天后，示威群众回到孟加映，莉丽丝和两位妹妹得到他们接回，带到孟加映鲁玛尔村。在大示威中，军方逮捕了被认为是示威的领袖，名字是PetrusKate，他被扣留和坐监12个月。当时军人询问，谁是领头人，他举手承认，这项逮捕是政府假意显示有人负起责任。
古帮说：“在三发的公司监牢内，PetrusKate还获得薪水和养得胖胖的。”
(三十)小丰译 2011/7/29
华人女孩辛酸泪
回到孟加映，莉丽丝和两位妹妹住在莫洛村，她住在敦杜尔（Tundur）家里，也有两位孩子。敦杜尔有两位弟弟，名为胜托克（Sendok）和古帮（Gubang），他们两人都还是单身汉。
住在莫洛村后，莉丽丝也帮忙军人带米，当她12岁时，她也成为翻译员，如果军人在路上碰到华人，由她帮忙翻译，她曾被邀到三沙（Sansak）、苏巴（Subah）、华莪，作为西利旺仪310营军队的翻译。她曾被要求住在三沙两个月，作为军方办事处的员工。此后她又住在莫洛村。
莉丽丝被抓时，她才11岁，如果要结婚还不足年龄，因此，达雅人把她养大，到15岁时，就把她和胜托克（Sendok）结婚。
当记者在家里会见莉丽丝时，有意要了解她在决定和胜托克结婚时的心理状态。“为什么你要和胜托克结婚？”“因为孤苦伶仃，别无选择。”“不害怕吗？”“不，乡村人救我们，如果不帮助，我们会死掉，我们已没有了乡村。”“对那些曾经杀害你家庭的人没有仇恨吗？”“不啦，许多肇事者已死掉了，而且有人发疯，如伊吉尔。”莉丽丝说。伊吉尔是当时孟加映领导大示威的一位领导人，他领导在三发直木港的示威。除伊吉尔外，还有Karoyot和Sakandung，这两人也已逝世。
莉丽丝常被询问，她是否还有父母，她通常直答：父母被杀害了，她被达雅人收养，住在乡村，生活在乡村内，她自我适应环境，参与耕作和农园种植。
胜托克年纪轻轻就去世了，莉丽丝和他生了一个孩子。胜托克的弟弟古帮感到应负责和可怜她孤苦伶仃，他就和莉丽丝结婚。古帮说：“如果莉丽丝有丈夫，就不会被军人干扰。”
结婚时，古帮19岁，莉丽丝21岁，她们生了五位孩子，两个男孩，三位女儿。过去，莉丽丝在大伯公庙祭拜，现在她改为信仰天主教，在教堂祈祷。
当她只有一个孩子时，莉丽丝不曾去那里，在她有两位孩子后，她开始到直木港找自己的家人。她和古帮一起去找，在直木港，她得到消息，父母亲确实被杀害了，她也会见父亲的妹妹和几位安全生存的亲属，现在他们住在山口洋。
莉丽丝感到和古帮结婚是幸运的。她认为，古帮是非常负责任的，现在，五个孩子不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但也有孩子询问她。“为什么达雅人和华人会发生战争？或者为什么会有华人加入成为达雅人？”
她和丈夫想尽办法回答孩子们能接受的答案。父亲是乡村达雅人，妈妈是华人，因为住在乡村，他们就成了乡村人。
还没有想到要向他们说明曾发生的问题？古帮答复说：“如果他们知道了，担忧会伤心，因此，故意不让他们知道。”
(三十一)小丰译
2011/7/30
第十六节：失去的一代
如果不知道我们的来龙去脉,生活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不知道我们父母的样子和形象，生活有什么感觉？实际上，一个孩子的生活开始是模仿和学习生活上最靠近的人——父母亲。
如果是生活在与实体状况不同的范围内，会有什么感觉？
我在妹堂的身上得到了答案。妹堂41岁，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在日惹深造。
妹堂的丈夫是公务员，孟加映县农业局的官员，名字叫嘉杜，他是达雅栢卡迪族，嘉杜刚读完硕士学位，他经营一家贩卖肥料和农药的商店，由妻子妹堂料理和看管店务。
妹堂个子中等，皮肤洁白清秀，她戴眼镜，在眼镜后面，一对细小眼睛清晰可见，目光带有悲伤。虽然讲话经常带着笑容，但我感受到，她内心有难言苦衷，涉及到其来源和历史。
那天中午，我在孟加映市场近桥处的肥料店会见她。她正在安排手下扛抬几包肥料到运输车上。
妹堂是凌根的养女。凌根给妹堂换了几次名字。小时候，她经常生病，就被给予换名，“妹”一字是从“阿妹”的名字而来，阿妹是华人对女性的称呼。堂，只是方便称呼而已，因此就取名妹堂。
妹堂出现的历史我是从凌根听来的。本来很难以说服他讲述故事，但我向他一再解释这故事对这一代人有重要的意义，他才肯细述故事。凌根担心，该故事会令妹堂感到悲伤。就是这样凌根很爱惜他的养女。
凌根有10位孩子，活到现在的还有4位。凌肯参加帮助军人，扛抬一些设备、大米、武器和其他，有一次在从孟加映到沙玛兰丹的路上，军人团见到一个约一岁的婴孩。
当时是下午，在 MayaSopa的森林地带，军队就停了下来。有东西在路上，感到在森林里有东西在动，士兵们相互询问。
“那可能是小鹿子吧？”“那不是小鹿子，是人的婴孩。”
靠近一看，果然是人的婴儿，看到有人的婴儿在森林里，他们开始互相发表意见。有的要求杀掉婴儿。不过，凌根不允许，他反而想把婴儿带回家里。
“不要养育华人孩子，何况你还是单身汉。”他的朋友说。
有些认为单身汉要拿婴儿养将难于找到对象。简单的逻辑是，要与曾结婚或有孩子的人结婚，任何人都会再三考虑。
凌根把该婴孩带回家，颈项曾挂上朋友的小剑。有人要杀她，但凌根强硬养育那位婴孩。
到达莫洛村后，妹堂被寄养在凌根的兄弟 Alex家里。凌根成家和 Alex去世后，妹堂就带回家里。
凌根对自己的孩子和养子一视同仁。他把妹堂好好照顾，为了爱惜妹堂，他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受高等教育，担心如果妹堂知道真实情况后，会离家出走，不承认他是养父。
小时候，妹堂时常会被一同玩耍的朋友嘲弄：“你是华人的孩子，那里会没有人和你做朋友？”
妹堂难过地听到朋友的嘲弄，当她6岁时，她开始知道自己不是凌根的亲生孩子。最后，她询问凌根。“我的父母在那里？由于一直被朋友嘲弄，被人称为迷途的华人。”妹堂问其养父。
凌根说：“那是朋友们的玩笑，你听了不可悲伤。”
(三十二)小丰译 2011/8/1
努力寻找亲生父母
当时在乡下很少有正规教育，还没有学校；如果有，离乡村还好远，不正规的学校教学就要邀请教师来到稻田教妹堂等上学，学习计算和阅读，学费就用在稻田或拔草工作的工钱支付。
妹堂的教师名为沙芬（Safin），上一年级时妹堂15岁，有趣的是因为已是发育姑娘，老师对学生已有异样“感觉”。
步入成年，妹堂开始到山口洋和坤甸寻找自己的父母亲。凌根随后赶来要求她回家，妹堂曾四次到山口洋寻找父母亲。
她一直祈祷，希望可以找到好对象，果然，祈祷获得回报，现在她的丈夫非常善良。她和丈夫一道曾到处寻找亲生父母的资讯。她一直希望双亲还活在世上。
曾经有山口洋人来会见她和询问她姓什么。当然，妹堂没有办法答复。那个人也知道她的养父的名字。
妹堂的孩子长大后也询问她关于家族的情况。“我们的祖父母是谁才正确？真正的祖父母在那里？”“祖母在乡村里。”“为什么祖母皮肤黝黑？”“爸爸黝黑，妈妈洁白。”
最令她感触深刻和伤心的是人们庆祝圣诞节或家族团聚时，她深感悲伤因为没法和自己亲生家庭会聚。
妹堂曾经生病，有二个月她无法从床上站起来，丈夫和最大孩子很细心的照顾她。她感到伤心，因为经常对家庭发火，高血压病造成她经常暴躁生气。已经有二年，她依靠药物生活。好在她的丈夫体谅她的处境。
华人为什么不会讲华语？
当处于生病时，妹堂希望快点痊愈。有一天，她梦见见到双亲并向她建议，要到大伯公庙祭拜。然后她好好地告诉和请教丈夫。
丈夫同意她去大伯公庙祭拜，如果因此能带来改变并使她安宁，此后，妹堂开始请教华人朋友，要去大伯公庙祭拜的详细程序。
现在，她把注意力关注孩子们的教育。最大的已在日惹学院深造。妹堂经常送孩子到坤甸。有趣的经历是，她和孩子在山口洋一家食摊进食时，店主和她讲华语，但妹堂无法用华语回答，店主深感奇怪。
“华人为何不能讲华语？”“我和达雅栢卡迪人一同生活”，妹堂说，她每日用达雅栢卡迪语交谈。
记者询问她，在她的一生中，什么事是她认为最特别的？妹堂认为她未有特别深刻的事件。
妹堂说：“过去，我还年青时，最特别的事是得到好丈夫和好家庭。现在，寻找会见自己的亲人可能是一生中最特别的事情。”
妹堂还心存渴切愿望关于自己的亲生父母，她希望在自己未去世前会见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如果他们还活在世上。她曾听村人说，她的亲生家庭还活着。
妹堂说：“如果他们离世了，那坟场在那里？”
记者深为感动，不愿再提出问题，我看到她眼眶潮湿，眼泪从眼角上开始一滴一滴流下，我也被触景生情想到自己才一岁的小女儿柯丽.那莉士瓦丽。她会说：“爸爸，我将来会好好照顾你。”我深为感动。
(三十三)小丰译 2011/8/2
第十七节：政治犯
他看来保留距离，当我们在会客厅坐在同一桌子时。会客厅看起来简陋，只有几张塑胶椅子。有一张朋加诺的相片整齐挂在墙上，几分钟后，气氛才缓和，他说话十分小心，过去的经历还存着恐惧阴影。
他的名字叫阿民，脸形尖而直，有特征，皮肤上有深刻痕和时间皱痕。戴一副眼镜。阿民是过去的政治犯。他被认为是沙捞越人民游击队成员，曾坐监牢十年，从来没有进行正式审判。
阿民住在山口洋，他算是知识份子。他从年青时就通晓印尼语，意味着他年青时曾接受良好教育。在山口洋，同他一样的年纪很少会通晓印尼文，如果会，也是现在才懂一些。
他一直跟随最新的讯息发展。当讲到苏加诺总统时，可看到他十分激动，眼睛充满光芒。
我们交谈了一些议题。当谈到印尼和马来西亚对抗问题，他提出自己看法。他指出，该事件发生是因为苏加诺总统致力阻止西方国家领导的新殖民主义或新式殖民统治的威胁，这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其他。因此，朋加诺倾向与共产国家结盟，就建立雅加达——河内——平壤——北京轴心。
阿民出生和成长在三发县司拉戈西巴鲁安 Sebaluan村。西巴鲁安是在司拉戈河的上游。在该村里，有约一千个华人居住。在村内也有达雅人，他们和睦相处，生活融洽。
西巴鲁安村经常有沙捞越人民游击队部队经过，居民不能阻止，而游击队也不会干扰居民。在该区内，沙捞越游击队进行渗透，他们与一大部份华人居民融化一起。
当时有印尼共产党，许多跟随者，谁成为沙捞越人民游击队进入印尼，将会和印共联合一起。
阿民参加活动
在动乱发生时，阿民20岁，他被“三哥”老潘邀约，大哥是苏菲安（Sofyan）。
西巴鲁安也是被群众示威的区域。达雅人头绑红布，他们带着尖刀和长枪，阿民说：“当华人被驱逐时，印尼共产党人就邀约村民逃进森林参加沙捞越人民游击队。”
森林离乡村不远。不过，也有很多村民选择逃到三发，西巴鲁安距离三发约 70公里。
那些逃难到森林的人认为过几个星期后局势就会恢复正常。他们深信如此，因为在日本侵略时代也像如此局势。日军来时，他们逃到森林，15天后，感到局势安全了，他们又回到乡村。他们想，最久两个星期躲藏在森林里，过后就可再回到乡村。但事实是，等了几个星期后，他们没有办法再回到乡村。
阿民跟随大队进入森林，他在森林里有一年之久，什么东西都吃，有很多也是从森林周围的乡村人获得食物。
1968年，古让330营部队在三发到孟加映进行围剿行动，阿民在孟加映县鲁玛尔镇昔邦村被捕。昔邦大约从西巴鲁安要走4小时。
他碰到巡逻军队正进行全区域清野行动，当被捕时，他非常瘦弱，他在森林里与一位朋友一齐被抓。当时，军人问他：“你是沙捞越人民游击队成员？”“是的”。
如果不承认，他会被拷打。因此，他不曾被拷打，从昔邦，他被带到乌禄港（Sebangkau），然后再被带到文岛宜（Selakau），从文岛宜又带到山口洋军部，军部设在山口洋巴西兰。
(三十四)小丰译
2011/8/3
进入监牢关押十年
被审查后询问。阿民直接关进山口洋监牢，从山口洋监牢，又被搬到古布拉耶县的双溪拉耶监牢。大约在该监牢四年后，又被搬到道房（Ketapang）监牢，为期6年。
当我会见丹绒布拉军区宪兵谍报局哈梭诺上校时（Letkol Harsono Subardi），我询问了政治犯的情况和当时的局势。
哈梭诺是管理全部原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政治犯的负责人。他负责审查和从游击队员套取情报，哈梭诺的任务是协助军区取得广泛资料。他的特别任务是情报行动，没有参与战斗。
从军人问话获得的资料，他们从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得到同一资讯，即全部游击队要把西加变为中国的一省，这是根据他们逮捕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
成员得到的文件获得的。为达到此目标，他们与梭菲安领导的新印共联合。（编者注，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污蔑，因为从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及西加游击队在 2004年到2009年出版的完整资料，完全没有这回事。）
集中营关押二千人
当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成员被逮捕后，就关进SungaiRaya集中营，集中营关押了约二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妇女。
在审查时，哈梭诺禁止国军虐待、拷打和使用电器，有一部份军士提出抗议：“他们不都是共产党？”“有没有政府法令允许虐待扣留犯？如果有，请便。”
因此，哈梭诺不允许对扣留犯施暴，他为此曾被军人杯葛，不愿对扣留犯进行审查。在他的审查中，全部扣留犯都服从质问而未有反抗。
如果审查女性扣留犯，不许在晚上进行，但还是有妇女扣留犯被性侵犯，有一位宪兵下士被开除，因为性侵犯或强奸女扣留者。也有女扣留者与军官结婚，比如有
一位女扣留犯就成为Romli中校的妻子。现在Romli已去世，他最后的职位是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的谍报局助理副主任，最后的官阶是上校。
政治扣留犯成为朋友
哈梭诺也学习客家话，如果他审查扣留犯开始就用一些常用的客家语言，比如叫什么名？家在哪里？几岁？现在跟谁在一起？有时他也用翻译员，他的翻译员通常是来自天主教基金会学校的华人。
审查扣留犯时，他通常邀请扣留犯一边喝咖啡一边交谈，使用这温和与非暴力的方式，全部扣留犯反而会讲述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全部情况，如谁是其成
员，组织内部和其他。也有好多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成员企图渗透进印尼武装部队。梭菲安领导的印共，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进入军方的机构内，也有部份军人
参加进入印共成员。
改革开放后，有一天哈梭诺到雅加达草埔走走，他被商店内一位华人叫出名来。“哈梭诺伯，这边来。”“对不起，你是谁？”
“我是以前集中营的人。来，我们一起吃饭。”
我询问关于该事件与发生的政治局势的关连，哈梭诺表示不知道。他说：“作为宪兵部军士，我的任务是监督全部士兵的纪律。”
他说明，对被扣留的前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成员，政府对他们良好对待。
阿民，他说明了在监牢内的经历。他确是没有常关在囚房内，而是常在监牢周围的稻田或农园工作。从工作中，他获得农作的酬劳。
在我结束对他的访问时，我不禁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你要跟随沙捞越游击队进入森林？”答复是：“因为苏加诺对华人很好。”
(三十五)小丰译
2011/8/4
第十八节：神秘的纪念碑
风中吹来千千万万的花蕊，在我们行走漫游的路途上。有一些雄花蕊幸运地与花房粘合，就开花结果，形成种子和新的一代。
当天下午，大风吹袭着一座东歪西倒的玉米稻田，玉米杆的波动像有人在活动，招请人们靠近它们。事实上，它们的招手不会给予答复，稻田照样寂静安宁。
不久后，天空开始阴暗，细雨滴滴降下。大自然细致地迎接有几个人来到和跨越那片稻田。这就是一天下午我们访问靠近山口洋第二空军基地广场的稻田。
这稻田属于山口洋第二空军基地的区域，过去，这小走廊是通向空军基地的主要道路。随着建成了新的大门和柏油路，这条小走廊就不再使用了，久而久之越来越狭，只剩这一小路了。
两个水泥纪念碑
在稻田里有两个水泥纪念碑，第一个纪念碑已开始破烂，在主碑旁散落了石块和碎石头。石碑高约二米，宽一米，尖端成锥形，第二纪念碑还坚固矗立，两个纪念碑距离约50米。
纪念碑在稻田正中，距离孟加映华莪大路约一公里。
根据村民杜拉尼说明，这条孟加映到华莪的大路，是三发苏丹夏弗汀于1906年兴建的。
杜拉尼现年79岁，他是鲁玛尔村村民。
大部份这地区的居民都知道纪念碑的存在。纪念碑的故事从人们口中一个又一个相传，大家都知道曾发生的事件。
人们说这个纪念碑是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的坟墓，在那里埋葬了六个游击队成员，他们与军方战斗后被枪毙。他们被埋葬于一个洞穴，就在上面做一个石碑以为标志。
我们在该地时，恰好碰到一个年青人成为载客摩托车夫，刚好路过稻田。我们和他交谈一会儿，他也知道该纪念碑的来龙去脉。“沃，那是沙捞越人民游击队成员的坟场。是的！”年青人说，并指向稻田中黑色的纪念碑。
我们的民族封闭历史
看那黑色纪念碑，我们直接想到史前时代的文明产物，在石器文化时代，人们就树立石柱作为标志和缅怀祖先的纪念品。
看到纪念碑和埋葬在那里的人们，使我想起在爪哇的小乡村里，有许多农园或稻田成为印尼共产党成员和其同情者的集体坟场。
当时，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每晚用卡车载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为封闭历史，这些地区被说为“有鬼”，到来的人十分危险，会引来灾难和祸害。
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封闭历史的方式。用“神话”来掩盖一些事件和史实，让下一代失掉脉络和无法进行分析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
事实是，在被称为高贵和文明的民族的国土上，有百万人被埋葬而没有石碑，有百万人死亡而没有通过安葬程序被埋没。有百万人失踪得无影无踪。
他们失踪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比如，剿除印共，沙捞越游击队和北加人民军，达浪莎莉事件（楠榜）、丹绒布禄事件、亚齐军事行动事件、华莪事件、三发种族骚乱事件、三碧（中加）、波梭（苏中）、安汶（马鲁姑）和其他事件。
(三十六)小丰译
2011/8/5
纪念碑的故事
关于纪念碑的故事，我第一次听到是在山口洋第二空军基地附近的饭店里停留吃饭时获知的，在同饭店的几位人客交谈中，出现了有关纪念碑的故事。
我会见在那里居住很久的长辈，她的名字是苏米娜，92岁，我叫他苏米娜大姐，他的听觉还不错，讲话很清晰，她成为华莪地区一些事件的见证者。苏米娜大姐于1919年生于日惹。
她于1945年到西加里曼丹，乘坐货船从雅加达到坤甸，用了四天的时间，从雅加达她直接前往山口洋，然后坐巴士车到华莪。
苏米娜屋子靠近孟加映第二空军机场。距离不会超过二公里。她就在空军机场饭厅工作，当空军仓库被沙捞越游击队攻击时，电话线被沙捞越游击队切断。
该事件之后，每晚都有人看守，一切都不安全。在飞机场附近的屋子，被命令用沙包做成堡垒来进行防御。沙包放在屋子四周。
当华人被驱逐事件发生时，苏米娜见证了事件经过。她对我说：“许多人被赶出屋子，未带任何东西。”
有华人把东西卖给她，华人都知道，苏米娜除在军方厨房工作，她也给附近居民做买卖货物的贷款活动。
有三架缝衣机要卖给她。她就买下然后再卖掉，有一架自己留下使用。缝衣机的商标是Singer牌，当时，缝衣机由牛拖货物推车送来的。
过去，华人通常务农，种胡椒、橡胶园和养猪。从华莪，全部货品直接送到Sentete、Paloh（巴罗）和Sekura（斯古拉）（三发县）售卖，货物通过华莪河道输送。
像稻田中的纪念碑一样，苏米娜也见证1997年对马杜拉人进行种族清洗事件，有很多人被杀。
每天有屠杀，很多人被杀。有尸体已不完整，不见了头颅、内脏、心肝和其他。她祈祷，1967年和1997年事件不再发生。
苏米娜祈祷，天保佑呀，大家安宁生活。
(三十七)小丰译 2011/8/6
第十九节：悲剧后话
动荡、冲突、骚乱或其他什么名词，必然带来灾难。事件的首要牺牲者是老百姓。当西加发生大示威事件后，随着驱逐内地的华人，影响非常严重，不仅是对华人，对达雅人也相同。
没有人售卖食物，多数商店都关闭，业主被迫离开，如果有做生意，只卖盐块，人民也没有钱购买。
凤琴说：“一些生活必需品很难找到，如果有，喊叫天价，达雅人没能力购买基本必需品”。
供应商品和贸易全由华人控制，他们被驱逐了，很自然地所有分配供应商品中断了。
柴那阿利芬退休上校，原是欣当402营队司令和道房的县长，他说明在驱逐事件发生后，-丹绒布拉第十二军区司令采取了应对的措施。
当时，政府发给那些被认为示威有“功绩”的达雅人司令一笔资金，要他们在内地批发供应生活物品。全部达雅司令得到营业资金，他们就拿着资金到坤甸买货，然后带到内地。
柴那说：“但是，他们根本没做生意才能，给予的资金全部亏光。”
当卡达鲁士诺出任西加省长时，也开展同样行动。政府发给全部达雅首领资金，供应生活物品给内地，但结果也没有成绩。
柴那曾被要求负责向达雅首领讨账，他们答复说：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合约，如果必须没收东西赔偿，什么东西可没收呢？是否是简陋的达雅住屋？他也不知道实况，总数欠多少账？当时，多数是向东区给资本，如兰查克，Nanga Kantuk和其他。
柴那说：“很清楚，那些付出的资金全部没有还回。”
艾华.登利玛（Edward Tenlima）或艾托，原孟加映第二山口洋空军机场司令说明，华人被驱逐后，胡椒树没有人保养都枯萎死掉。达雅人没有能力保养胡椒树，因为不懂保养技术。
艾托的妻子本纳丽（Punari）说：“华人不施教种植的方法，如果达雅人在农园工作，他们只负责清除荒草，要给胡椒树多少数量的肥料，他们完全不知道方法。”
普遍情况是，孟加映的华人，很多种植胡椒或橡胶，因为土地肥沃和有雨水，他们可出口胡椒，但驱逐事件后，一大部份胡椒树由于没有保养而死掉。
从治安与保安角度来说，事件影响相当长久。达留士.伊士干达说：“因为关连到治安问题，政府一直调派安全部队到山口洋。”
从社会交流角度来说，事件伤害人心久久难忘。杨韩纳J.一位华人青年，被父母亲禁止与达雅人谈恋爱，理由是：“不是吗？达雅人把我们从内地驱赶出来。”
但，丘朱建或Petrus对事件有不同看法，他说明，达雅人只是被政府所利用，但政府不愿自我暴露，达雅人如果不是被命令，不会干出那驱逐事件。 Petrus也深感奇怪。为什么事件会发生？实际上达雅人和华人亲如兄弟，他们中有许多人通婚，双方之间和睦生活，有许多达雅人被华人认为干儿子，反过来
也如此。
(三十八)小丰译
2011/8/8
“我不要教导我的孩子怀恨达雅人，因为我知道整个事件的经过。”Petrus对记者说。
事件的后果，客家话开始发展开来，过去，在坤甸和道房，潮州话成为华人日常会话和做生意的语言。现在，如果要生意畅通，华人必须也掌握客家话。
董福隆或Tomidi说：“如果不会讲客家话，很难做生意。”
新一代受高等教育
事件以后，社群中出现新的理念，认为受教育不重要，每个人要工作和找钱。如果没有钱，人们将面对困难和求助无门。山口洋华人文化习俗理事会（MABT）主席 Wijaya Kurniawan说：“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困难，谁将能协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不过，随着经济开始平稳发展，开始出现要给孩子接受更高教育的远景，上世纪 90年代，在过去难民家庭中出现受高等教育的新一代。
事件的后果，孟加映成为“死”城，经济没有运转，几十年来，只是如此而已，买卖生意没有良好进行，造成许多老百姓的产品无法销售。
现在山口洋和西加已很安全，因为广大社群直接经历了剧烈事件，经受了驱逐事件的负面影响，现在他们对任何无政府行动或历史重演都将从长设想。
被驱逐的华人，因为没有希望回到原来居住地，他们被迫流浪到雅加达、新加坡、香港、中国和其他地方。同时，在雅加达五角桥和铁桥区，成为了西加难民的中心地带。
1970年代，许多人在加里曼丹森林内 PT Perkayuan公司工作，他们虽然在这一行没有经验，但为生存不得不奋力工作。
事件的另一后果是；许多华人妇女和台湾或香港男人结婚。结婚是原于被驱逐的影响，家境贫穷被迫出嫁外人。
李绍发，坤甸的华人名流说明，全部难民最初被收容在华人基金会集中营，基金会通常处理社会问题和殡葬事务。
1967年，坤甸大约有25个基金会，基金会从会员获得志愿捐款，以此捐款支付协助难民，当时，他协助接受难民，煮水和提供各种食物。难民居住在一些不再运作的工厂内，比如在海港路或 Yos Sudarso的 Hammes工厂；该工厂原是橡胶厂但已破产，工厂由 PT Hutan Raya经营，该地在码头一带都是工厂区。也有许多在新埠头的橡胶货仓或住家被用为难民所。
在 Sungai Raya的华人，多数是过去的难民，因此他们使用山口洋的客家话。从新埠头到日本沟、容戈（Jungkat）也是难民地带。从坤甸许多人分散住到Sungai Raya，过去原是一片大森林。
(三十九)小丰译
2011/8/9
联合国援助未到难民手上
难民在基金会居住不太久，两个月后，他们搬到坤甸一带居住，当时坤甸市长发出条规，命令难民必须搬离市区，因为给市内情况恶化。
当时，1967/1968年，Sungai Raya的土地每平方米只有20盾，但是没有人要买。这样，难民们就住在该地区，他们在那一带的工厂工作。
当时有来自联合国的援助，但许多援助品未传到难民手上。李绍发说：“很多被贪污了。”
当时坤甸的社会情况实际上是安全的，如果各社群不受政治上层或特定集团影响，不会有什么行动。名称上是商人，当然大家都需要安定。
当时，有许多小孩被送到基金会，最后他们都被其他家庭收留，成为义子。
现在，西加成立了孔教总会（Induk Yayasan Bhakti SUCI），该基金会是由当时关怀现状的社会贤达创办的，于1996年3月19日在坤甸公证人M. Damiri以42号公正书正式成立。
李绍发说：“成立该基金会的宗旨是协助政府处理专门在坤甸市区发出，安排、使用和保养公共坟场，也料理在西加其他区同样事务。”
第一次成立时，西加孔教总会的领导人如下：主席：H. Soegeng医生。副主席：Slamet Wariban。第一秘书：Alaysilis D Jais Padma Widjaja。第二秘书：Raden Slamet Prajitno。第一财政：黄业良（Ng Ngiap Liang），第二财政：I-brahim Saleh.理事
：IrKetutKontra。（技术助理）Mas Soedarjo. Roosamiji. Then Hon Ciap（邓鸿捷）。总务助理Andi Muis Sanusi. Petrus Amin. Drs. Achmaddin. Donifansius
Manurung，Syarif Sjamsuddin，梁炳贤（Nio Peng Hian），Masharum。
孔教总会是由不同种族和部族人士成立。这说明，现在西加各部族之间都和睦相处。
事件的经验教训
Esidorus，一位孟加映新一代受教育的达雅人，向记者说明了对事件的看法。他指出，当时，社群有许多弱点，因为人力资源教育低落，很容易被挑拨煽动。社群只接受某一个方面的资讯而已。
对年青一代来说，有两件事可从1967年事件取得经验教训。积极方面看，可从过去的错误学习许多教训，由于社会民众当时的无知，才会出现人类的悲剧，实
际上社会民众是被不确实谣言所误导。从消极方面来说，心理上所有人都受冲击，特别是成为牺牲品的华人，深感悲伤，失落和其他身心打击。
根据Esidorus说明，现在新的一代还许多人不知道该事件及其根本原因。如果知道，他们一般都不愿责怪达雅族。他们看到两大部族成为政治牺牲品，底层民众被利用，造成他们成为牺牲品。
Esidorus说：“现在，我感到没有太大影响，没有怀恨报复，该事件看来好似不曾发生。”
从事件发生至今，他们已属于第三代，对第三代，这事件成为了一个童话故事，因为他们未直接亲身经历，即是说，他们从积极方面回顾。事实上，这事件造成许多人生命消失，这是一件违反人权的事务。
Esidorus说：“现在如果有后悔，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将从历史吸取教训。”
年青一代觉悟，这事件不可再延长，只成为未来的记录。他希望年青一代不可忘记历史，从历史可以取得积极价值。成为检讨评判的资料并总结记录在案，使未来更美好。
Esidorus指出：“以后，社会大众应认真谨慎面对各种谣传议题。”
最后，在结束这篇连载文稿，我要感谢驽山达拉传媒发展联合会给予我受教育培训并提供基金让我到坤甸、山口洋、孟加映和古晋进行调查访问。
希望我们从曾发生的事件吸取经验，历史不必要哭诉，历史应成为前进的镜子，朝向更美好的印度尼西亚，充满平等、多元和相互尊重的社会。
全文完。(四十)小丰译
2011/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