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京: 东南亚华侨与抗日战争——纪念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Chan CT
东南亚华侨与抗日战争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周南京
一、 东南亚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
华侨作为漂泊海外的炎黄子孙，始终十分关注祖国的历史命运。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到1937年七七事变，特别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海外华侨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怒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惊心动魄。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华侨都对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本文只着重论述东南亚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其它地区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
东南亚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广泛地掀起抗日救国运动
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是由各地华侨救亡团体领导主持的。“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病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成立于1937年8月15日，由陈嘉庚担任主席。1937年10月，“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伤兵大会”在吉隆坡宣告成立，陈嘉庚被推为主席。七七事变后不久，马尼拉成立“菲律宾援助抗敌委员会”（简称“援助抗敌会”），由李清泉任主席。与此同时，“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全菲华侨学生联合会”等等专业性的抗日救亡组织，亦纷纷创立，统归“援助抗敌会”领导。8月2日，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原有组织“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决定立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于10天后成立了茂物、唐格朗（文登）等8个城市的分会，以及“望加锡筹赈灾民委员会”等团体。7月23日，“缅甸华侨救灾总会”也宣告成立，由陈占梅任主席。东南亚其它地区华侨也迅即纷纷成立华侨救亡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充分体现了东南亚华侨支持和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爱国情怀和决心。因囿于侨居地的国情和法律，这些抗日救国团体不得不采用比较隐晦的名称如“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援助抗敌”、“捐助祖国慈善事业”、“筹赈灾民”等等。
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胜利召开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标志着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达到了最高潮。来自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砂捞越、缅甸、泰国的华侨代表168人，代表45个城市华侨救亡团体与会。与会代表一致赞同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总会办事处设在新加坡。大会讨论通过了大会《宣言》，历数日本帝国主义近代以来的侵华罪行，号召华侨在大敌当前之际“愿我八百万同胞自今日起，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4：14）为了指导各地筹赈会募捐工作，大会还制定了“各埠筹赈会办法举要”。大会还做出了每月为祖国捐献国币400万元的重要决议，直到抗战最后胜利为止。南侨总会成立后，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领导了东南亚800万侨胞，第一次不分地域帮派、不分政治倾向、不分阶层地团结起来，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共同奋斗。南侨总会属下的基层救亡团体已达702个，为推动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4：66—69；2社团政党卷：373）
踊跃捐款献物支持祖国抗战事业
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华侨捐款、购买公债款以及侨汇是国民政府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在八年抗战期间的捐献，以国币计算达1,322,529,655元。（3下：659-600，705-706；15：302-306）
据统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发行6期公债，总额达30余亿元。（4：273-274）迄至1942年，华侨购债总额已达11亿元之巨，占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总额的1/3强。（16：227）抗战期间华侨认购的巨额公债，其实与爱国义捐无异。为了减轻战后祖国政府的还债负担，许多地方华侨早就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还债”、“焚债”活动，将所购债券献还政府或自行销毁。（16：227-228）
华侨汇款（侨汇），指的是华侨寄回国的家族赡养费。广而言之，凡救国捐款、回国旅游汇费和对祖国的投资，均属侨汇范畴。在八年抗战期间，侨汇总额达95.74亿元国币，年均10.6422亿元。（16：228-229）庞大的侨汇收入，对于维系中国政府的战时财政经济，显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31年至1940年，全国侨汇数占全国贸易入超的百分比，其趋势是逐年上升：1931年占53%，1935年占96%，1936年占146%，1937年占411%，1938年增至521%，1939年降至414%，1940年降至232%.（16：231-232）
除了华侨捐款、购买公债款及侨汇之外，华侨对祖国的财力捐输还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常月捐（月捐）、义务捐款（义捐）、特别捐、救灾捐、即席献金（包括可变现金的金银器、首饰、各种纸币、银行支票等等）、义卖（卖纸花、纪念品等）。（16：204-220）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为了支持坚决抗日的中共领导的武装队伍八路军和新四军，华侨还把捐款直接汇给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香港大英银行、华北银行）、东江纵队、琼崖独立纵队等，以及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转交）。（15：148-153）
前赴后继直接回国参战
抗战期间，许多归国从戎的华侨青年，纷纷报考国民党各类军校，如陆军军官学校、中央航空学校等，还有众多青年受训后被编入国民党部队，分配到各战区服务。（14上：391-394）在中国空军的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几占3/4，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队员几乎全是华侨子弟。（5：24）
更有大批华侨青年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根据地英勇杀敌。许多华侨青年经香港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直接投奔抗日圣地延安，参加新四军的华侨青年更多。1940年9月5日，在延安的300多名归侨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延安归侨分别参加了在西北前线的华侨服务团，深入敌后的战地服务团，以及在战地采访的华侨记者团。许多华侨青年在抗日前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例如参加八路军的印度尼西亚归侨女青年李林（1916-1940）、投身于新四军的菲律宾归侨青年沈尔七（1914-1942）等。（5：23-25；11：119-129；12：67-88）
技术人才回国效力
抗战时期有许多华侨专门技术人才回国，在抗日前线救死扶伤，或在后方参加服务和生产建设工作。例如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爪哇华侨救护队、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新加坡华侨服务团、越南华侨战地服务团、越南海防华侨青年自动救国团、菲律宾华侨青年服务团等。（11：136-142）而最为惊心动魄的莫过于南侨总会招募的3193名（一说3200余名）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1938年建成通车，长达1146公里，为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陆上重要通道，从而使该公路成为“抗战输血管”。）上为抗战效力的英雄事迹。到1942年滇缅公路中断前，行驶在这条路上的1/3以上的运输车辆为南侨机工驾驶的。在近3年的时间里，南侨机工为祖国抢运了45万吨军用物资。战后统计，南侨机工战死、病亡、失踪千余人，战后复原千余人，留在国内的近千人。（6：26-47；11：143-153）
经济斗争削弱日本军事力量
华侨在以各种形式直接支援祖国抗战的同时，还在海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提倡国货以及罢工、不供给等经济制裁运动。“支援”和“抵制”相互配合，彼此呼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削弱了日本军事力量，声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
战前，日本纺织品在东南亚市场占据优势，在服装、陶瓷、玻璃、电器、鱼产品等也占一定市场，华侨经营日货者遍及各城市。
抗战开始后，东南亚华侨激于爱国义愤，自发地掀起抵制日货、拒买拒卖日货、提倡国货运动。许多华侨商人断绝与日商的经济往来，不再订购和销售日货。同时，东南亚各地纷纷建立抵制日货的专门组织，并制订了抵制日货、惩治奸商的条例、公约和具体办法。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缅甸、泰国等地，华侨青年纷纷组成了“纠察队”、“热血团”、“锄奸团”、“除奸队”、“义勇队”等团体，对那些继续销售日货、暗中与日商往来的华侨“奸商”，采取多种办法予以惩治。例如：对罔顾警告的华侨“奸商”割耳朵（不是把耳朵割下来，而是在耳朵上用利器割一个或两个缺口，使人一眼看出是个“通敌奸商”），在其店面涂上乌油（沥青）、浇泼屎尿等。（17：83-84）抵制日货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经济，在客观上削弱了日本的军事力量。日本对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泰国、英属婆罗洲等地的出口总额急剧减少。1937年为386,739,000日元，1938年为202,917,000日元，下降48.6%，1939年为213,940,000日元，也比1937年下降45.7%。（5：31）马来亚的日货进口量之锐减，尤为突出，减少约达75%。（17：85）与此同时，从上海、香港等地中国货的出口总额，从1938年至1940年分别上升到28.61%，29.74%和30%。（5：31）
东南亚生产橡胶、石油、铁矿石、锡等原料，这些战略物资对日本维持战争机器运转至关重要。战前，日本人几乎操纵了马来亚的铁矿开采业。战争爆发前，日本每年需铁矿石250万吨，其中90%依赖进口，由马来亚进口的铁矿石达到100万吨，到战争来临，军需每年增加到200万吨。日本铁矿公司主要雇佣华人矿工，也雇佣少量印度人和马来人。抗战开始后，马来亚的华侨抗日团体动员华人矿工，使他们认识到他们开采的原料正是用来制造枪炮屠杀自己的同胞时，感到极为愤怒。他们遂集体罢职，自动撤离矿山，拒绝为敌人服务。峇株巴辖日本铁矿2000名华工，最先采取集体罢职行动。龙运铁矿是日本在马来亚经营的规模最大的矿场，雇佣矿工约4000名，其中华工2700余人。在华侨抗日团体的宣传鼓动下，龙运铁矿华工也纷纷离开矿山。华侨矿工的义举，得到华侨抗日团体和华侨社区的支持。各地华侨纷纷伸出援手，或募捐赈济失业工友，或帮助回国川资，或代为安排工作等等。华侨矿工的罢工罢职的斗争，迅速波及马来亚各地，许多华侨工人、帮工、女佣、司机采取了拒绝为日本人服务的行动，甚至华侨房东也拒绝出租住房给日本人（或将房租提高50%），使日本人经营的铁矿完全瘫痪，日本人在新马的经济活动也受到极大打击和限制。（5：32-33）
反对分裂，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1935年中共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代表组成领导抗日救亡的国防政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海外华侨从一开始就反对分裂，但对打内战，赞成团结抗日的主张，尽力促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12月24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翌年9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消息传到海外，甚受侨胞们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出现暗流、曲折时，海外华侨旗帜鲜明地反对摩擦和分裂，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坚决斗争。1938年10月下旬，陈嘉庚从新加坡向重庆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发出了一份电报提案，提案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获得会议通过，有力地打击了汪精卫之流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1938年12月，汪精卫一伙公然叛国投敌，激起海外华侨的义愤，各地掀起了声讨汪贼的怒涛。1941年1月，国民党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海外侨胞对这种分裂团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深恶痛绝，群起谴责。在海内外同胞的共同斗争下，国民党集团的反共高潮不得不收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直保持到抗战最后胜利。（5：35-39；16：89-92）
二、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南亚实行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军国主义提出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和“三亚运动”等殖民体系和政治口号。1940年6月，日本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等在军部支持下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以与德国法西斯的“欧洲新秩序”计划相配合。同年7月26日，第二届近卫内阁会议确定所谓“基本国策纲领”和《适应世界形势处理时局纲要》，叫嚣将“寻求良机，行使武力”，占领东亚及“印度以东，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北”地区，外相松冈洋右首次公开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即依靠武力建立以日本对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的独占殖民统治为基础的所谓政治、经济新体制。其实质是企图掠夺东南亚各国的石油、橡胶、锡、铁、铝等资源，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以摆脱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困境。（1：17-18）“三亚运动”是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时期推行的政治运动。1942年4月底，日本占领当局开始宣传所谓“三亚”思想，即“日本是亚洲的领袖，日本是亚洲的保护者，日本是亚洲的光明”，并鼓吹日本和印度尼西亚是同祖同宗的兄弟，印度尼西亚人必须同日本全力合作，消灭西方殖民主义，共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占领者委任大印度尼西亚党领导人萨姆苏丁领导该运动，并任命印度尼西亚人担任政府各级官员。直到1943年3月日本成立民众总力结集运动取代之。（1：1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整个东南亚，使东南亚各国人民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给东南亚人民带来了光明、解放和自由。日本只是用更加血腥残暴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代替了西方殖民主义而已。
掠夺自然资源与“劳务者”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首要目标是掠夺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它占领东南亚地区后，迅即实行掠夺政策将东南亚的战略物资，特别是石油、锡、橡胶、铁矾土等库存品，用商船和强征的民船运往本国。而对“大东亚共荣”则毫无长期的开发计划可言。
在这里，我们只举两个实例即可揭示日本“大东亚共荣”的真相。一是所谓“劳务者”（romusha），日本语，意为苦力或劳工。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时期盛行一时的专有名词。最初是适用于地方工作，如筑路、建造飞机场、军港等，但后来被运到爪哇岛以外地区甚至国外，包括伊里安岛、苏拉威西、马鲁古、马来亚、泰国、缅甸等地。起初，许多劳务者为“志愿”，但后来老百姓对劳务者的悲惨命运和死于非命的知者众多，他们对充当劳务者感到恐惧。日本遂用强征的手段迫使地方官员征集劳务者。同时，日本为了掩饰劳务者的强迫劳役实质，遂美名之为“经济战士”。二是所谓“死亡铁路”（Death Railway）。它是日本占领军在泰国和缅甸强制修建的铁路。太平洋战争期间，占领东南亚的日军准备进攻印度，为保证军需供应，直接沟通泰国湾与安达曼海的陆上联系，以缩短绕道马来半岛南端的航程，躲避盟军潜艇袭击，驱使英、美、澳、荷战俘6万人和东南亚各国劳务者33.5万人修建此铁路。西起缅甸毛淡棉以南56公里的三彪西驿【Thanbyuzayat，今译丹彪西驿，在奄哈士（Amberest）县境内】，东南行，经三塔山口进入泰国，循小桂河（Maenam Khwae Noi）谷，抵曼谷以西122公里之北碧，全长415公里。1942年初动工，1943年10月通车，死于日军虐待、饥饿、劳累和疫病的战俘1.23万余人（一说约1.6万人），劳务者9万人，故称死亡铁路。（6：346-353；1：154）
对华侨的屠杀和压迫
我们还是着重论述日本占领军对东南亚华侨实行的屠杀、压迫、掠夺和盘剥政策吧！
日本占领军目无国际法，首先残杀中国国民政府外交官。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占领当局企图逼迫国民政府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承认汪精卫伪南京政府并负责抚平菲律宾抗日斗争，否则日方不能承认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为外交机构。面对威胁，杨光泩据理驳斥。中国8位外交官遂遭拘禁。不久，日本宪兵司令大田又强令杨光泩：在三个月内，菲律宾华侨必须捐赠给日军2,400万比索，否则将查封华侨及中国总领事馆全部财产。日军的无耻讹诈，遭到杨光泩的断然拒绝。日本宪兵遂对8位使节施加酷刑，但始终未能使他们屈服。日军宪兵司令大田公然践踏国际法，于1942年4月17日在马尼拉华侨义山集体枪杀了8位中国使节。（10：6-12）1942年1月19日，日军侵占原英属北婆罗洲山打根（Sandakan），日本占领军也要求时任国民政府驻山打根领事卓还来与日方合作，负责抚慰华侨。卓氏也断然拒绝，遂被关进集中营，1945年7月6日，终遭杀害。日军公然践踏国际法的罪行，震惊了全世界。（15：268-269；27：1-221）
日本法西斯对东南亚华侨的屠杀和迫害罪行，尤其令人发指。七七事变后，东南亚华侨积极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日本法西斯对此恨之入骨，它侵占东南亚后迅即对华侨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首当其冲的是南侨总会所在地的新加坡华侨。1942年2月21日-3月10日，日本占领军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新加坡验证大屠杀。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新加坡。17日，日本占领军当局发布命令，规定18-50岁华人必须于2月21日中午前准备3天的食物和饮水，分别在6个指定地点集中。21日中午开始，日军逐一审查集中的华人，凡有抗日分子嫌疑者，一律被押上卡车带走后杀害。“验证”分为三个阶段，持续至3月10日结束。据估计，被杀华人达5万人。经验证后被释放的华人，在脸部、臀部、腿部或胸部被加盖“验”字。日军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吉隆坡、马六甲、怡保、柔佛等地亦对华人进行“验证”。据统计，马来亚全境遭杀害的华人达10万人以上。战后，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1967年在海滨公园修建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以资纪念。（7：94；2历史卷：527；21：1-5）
日军在东南亚其它占领地区，对华侨也实行血腥的屠杀。日本侵占菲律宾后，于1942年4月15日，即杀害中国使节杨光泩等8人的前两天，在马尼拉华侨义山残杀了菲华抗日侨领及文教界抗日志士蔡派恭、施教鋸、颜文初、于以同等9人。（14下：332-334；15：265-266）2月24日，日军在三巴洛制造了“二·二四惨案”，600多名华侨被迫集体挖掘深坑，后逐一加以刺杀，仅有数人幸免遇难。（1：367-368）据统计，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被残杀的华侨一万余人（当时全菲华侨约14万人），仅马尼拉一地就有5000多人被杀。（15：265-266；16：462）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日军从东南亚各地败退时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在马尼拉、南吕宋，日军用机关枪扫射、汽油烧死等惨无人道的手段集体杀害了数万居民。仅在马尼拉城南百阁区，他们集体刺杀近500名青年壮丁，闯入菲律宾中央医院枪杀病人，焚烧民宅并将冒死逃出者集体射杀，致使横尸狼藉，惨不忍睹。（16：462）
日军侵占印度尼西亚后，迅即大肆搜捕“敌性华侨”（即华侨抗日积极分子）庄西言、吴慎机、许金安、张添聪、洪渊源等600余人。他们起初被关押在西爪哇西冷华侨集中营，半年后542人被转移到万隆芝马墟集中营，与9500余名英美荷法澳等战俘、外交官员、工商界人士、学者关押在一起。他们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严刑拷打，有许多人被折磨病死于集中营。（15：267；2历史卷：506，602-603）
日军侵占西加里曼丹后，西加里曼丹华侨青年组织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日军为了维持和巩固其法西斯统治，先后进行了3次大逮捕和屠杀活动。史称西加里曼丹大屠杀或坤甸大屠杀。第一次是1943年2月13日，日军在坤甸、山口洋、邦戛、三发及南巴哇等地进行大逮捕，被捕者多为当地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爱国侨领及荷印时代的一些华、印（尼）官员共500人。第二次是1943年9月，日军在三发河流域俘获了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Badisin）领导的荷印军散兵，它即以抓获“西婆罗洲共和国”的反日组织为名，在西加里曼丹全境进行大逮捕，被捕的华印（尼）人士达1000多人，多数为中小华商、华印（尼）学校教师、自由职业者。第三次发生在1944年秋。北婆罗洲地下抗日组织派人运送一批物资到山口洋接济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护送者返回时购置一批药品，在山口洋近郊被日军截获。日军随即在全境进行大逮捕，被捕华印（尼）人士达1500余人。三批被捕者在各地牢狱经刑讯拷打逼供后，被分批运到坤甸榴梿港和东万律两个飞机场地枪杀或活埋。这是日军占领印尼期间最大和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关于被日军捕杀的印尼人士、华侨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从3000余人，3500余人，到21037人不等，后一说华侨超过5000人。此事尚待进一步考证。（2历史卷：505；22：63-83；30：331-337）
1942年3月，日军侵占了苏门答腊岛。苏北（战前称苏东）各地爱国华侨志士迅速成立两个抗日地下组织——苏门答腊华侨抗敌协会（简称华抗）和苏门答腊人民抗敌会（后改为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从事地下抗日活动。1943年9月中，华抗一名成员被捕。9月20日，日军在苏岛进行大搜捕。被捕的华印（尼）人士2000人，关在先达集中营的即有545人。经审讯甄别后，许多人获释。上述两个抗日地下组织成员及其外围群众近百人被捕，其中11人被处死，7人被迫害致死，1人被捕后“失踪”，50多人被监禁，直至日本投降后才无条件释放。（2历史卷：221；19：1-2，10-12）
1942年3月初日日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同年6月11日，日军在仰光华埠对抗日华侨进行大搜捕，前后共关押600多人。他们在关押期间受到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尔后多数人陆续获释。惟有杨名题、叶楷书等5人及其亲属58人（一说70余人）继续关押。7月17日，日军将杨名题等5人押往九文台福建公塚枪杀。他们的亲属被流放到中缅边境滚弄地区，不少人亡命于途中。（2历史卷：549）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泰国登陆。数日后，日军传见泰华抗日华侨领袖陈景川、廖公圃等5人，胁迫他们与日军当局合作，遭到严正拒绝。1942年2月，陈景川等5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备受凌辱虐待，直至1945年9月12日才恢复自由。（2历史卷：474）
蒙难华侨与烈士纪念碑、公墓
据统计，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日本占领军杀害的东南亚华侨约20余万人。（16：463-464）东南亚各国均有日本占领时期蒙难的华侨纪念碑、公墓，它们是日本法西斯残害华侨的历史铁证。我们根据手头现有资料，将这些蒙难华侨与烈士纪念碑、公墓列表于后，它们肯定是不齐全的，希望日后有机会予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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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别 |
纪 念 碑 公 墓 地 点 |
建 立 年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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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
南京紫金山菊花台九烈士殉难陵墓 |
1947/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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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回国服务机工殉难纪念碑（昆明东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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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昆明西山公园） |
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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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缅边境畹町口岸） |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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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蚁光炎先生墓表（蚁光炎纪念亭） |
1948/碑林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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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蚁光炎纪念亭（烈士公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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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美区中华永久墓园于以同烈士墓及纪念碑 |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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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马来西亚） |
柔佛振林山公墓 |
1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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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Kampung Pok公墓 |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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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新山殉难者诸先烈公墓 |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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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笨珍殉难侨胞公墓 |
1946、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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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乌鲁槽华侨公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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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蒲来公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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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新文龙华侨殉难公墓 |
19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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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哥打丁宜殉难华侨万灵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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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州第二次世界大战华侨殉难烈士公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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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亚依淡华侨殉难公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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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永平抗日烈士纪念碑（1942—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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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任罗宏华侨殉难公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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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丰盛港华商先贤公墓 |
1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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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三保亭“忠贞足式”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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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UMBAI纪念碑（1945年“九五”殉难史志） |
1946、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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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UMBAI烈士墓 |
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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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华侨抗日殉难义士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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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兰金马士殉难同胞纪念碑 |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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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兰林茂县，不叻士华侨同胞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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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兰港尾村庄蒙难华侨同胞纪念碑（纪念675位蒙难华侨） |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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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兰丹绒怡保英雄同胞公墓 |
1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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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兰文丁华人日治蒙难同胞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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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兰葫芦顶烈士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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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兰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纪念1474位蒙难侨胞） |
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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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美兰双溪镭华侨殉难纪念碑（纪念368位蒙难侨胞） |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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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吉隆坡加影锡米山殉难先烈纪念碑 |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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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吉隆坡福建义山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殉难公墓 |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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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吉隆坡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 |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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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黑风洞双溪都亚九一烈士纪念碑（纪念18位烈士） |
1946/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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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叻太平纪念二次大战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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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叻太平抗日殉难侨胞公墓 |
19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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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叻太平烈士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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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加奴华侨殉难纪念碑 |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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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加奴北加殉难华侨义塚 |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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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钟灵中学殉难师生纪念碑 |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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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亚依淡华侨抗战殉难机工及罹难同胞纪念碑 |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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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屿华侨抗战殉难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 |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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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北海殉难同胞公墓 |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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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丹抗战烈士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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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兰丹林烈士晓东之墓 |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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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打抗战烈士纪念碑 |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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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市抗日烈士之墓 |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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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林谋生烈士纪念碑及墓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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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神山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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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山打根战后临时纪念碑（本市忠良而死难之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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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山打根1945年5月27日殉难华侨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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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地咬卓领事暨同难四人纪念碑 |
1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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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们永垂不朽纪念碑（用华文、泰文、马来文、英文铭刻，泰南和平村） |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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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
新加坡抗战烈士纪念碑 |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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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
19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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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谋生纪念塔 |
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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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律 宾 |
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 |
1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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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烈士纪念碑（48 Squadron WWII Pilipinas Chinese Guerril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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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侨烈士纪念堂 |
1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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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泩总领事暨殉职馆员纪念碑 |
19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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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生参谋长之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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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善宗烈士之墓 |
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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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击团三九九部队烈士纪念碑 |
19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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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 |
1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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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侨血干团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 |
19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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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烈士纪念碑 |
19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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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殉难烈士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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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侨抗日殉难诸烈士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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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华抗日烈士英雄门 |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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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
棉兰“九·二〇”抗日烈士纪念碑 |
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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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丁宜“九·二〇”抗日烈士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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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达“九·二〇”抗日烈士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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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甸1942-1945年日本侵略战争殉难者纪念碑（集体大屠杀埋葬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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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洋1942-1945年日本侵略战争殉难者纪念碑（集体大屠杀埋葬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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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万律1942-1945年日本侵略战争殉难者纪念碑（集体大屠杀埋葬地） |
1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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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戛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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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纲忠纪念碑（河婆） |
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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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龙飞（1872-1942）墓（锡江华侨公塚内） |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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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汤、李、陈八烈士墓碑（锡江）（李志宏、汤国振、汤龙飞、汤国梁、李慕青、汤国山、陈鸿登、汤国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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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本岛（苏拉威西锡江）华侨殉难纪念碑 |
19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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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国 |
蚁光炎纪念堂（挽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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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华侨归国抗战烈士纪念馆（又称泰华英烈馆，曼谷） |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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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南 |
会安十烈士墓 |
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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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安十三烈士纪念碑 |
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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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岸平泰义祠烈士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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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 甸 |
中国远征军纪念碑（东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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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0-395；10：书前照片；3：309-323；11：228-236；12：143-147；14上：411-413；19：前1-2；20：367；23各卷；24：47；25：54；26：362；27：书前照片；28：205-207；29：书前照片；30：331-337；31：500）
对华侨的经济掠夺
华侨是东南亚的重要经济力量，因此必然成为日本占领当局实行经济掠夺的主要对象。日军随意查封“敌性华侨”的工厂、商店、矿场等，任意没收华侨的物资、财产、金银珠宝，并且强行勒索巨款。其中，使用手段最卑鄙、敲诈勒索数额最大的莫过于对新马华人强征的所谓“奉纳金”。1942年3月7日，日本军政部勒令新马华人缴纳“奉纳金”叻币5000万元，其中新加坡和雪兰莪州分摊各1000万元，并限期至翌月的20日献交。由于经战火蹂躏后，华人工商各业已凋敝崩溃，华社无法凑足规定的数额，遂被逼向新加坡的横滨正金银行贷款，年利为6%。（21：7-10；11-100）
在日军侵占东南亚期间，日本占领当局采取杀鸡取卵的经济掠夺政策，使广大华侨纷纷破产，工商业萎缩，各地经济陷入瘫痪状态，造成严重破坏。据统计，东南亚华侨财产损失总额达20多亿美元。（16：469-470）
三、 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斗争
在日本法西斯侵占东南亚期间，华侨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抗日武装斗争；一是地下抗日运动。
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主要在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
1， 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
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武装队伍主要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它成立于
1942年1月1日。核心成员为日军占领前夕，在新加坡成立的101军团训练学校（又称游击中学）学员。日军占领前已建立4个独立队和马来亚抗日同盟等组织。1942年4月在马六甲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抗日军扩建为7个独立队。各队战区分别在雪兰莪、森美兰和马六甲、柔佛北部、柔佛南部、霹雳、彭亨河上游、彭亨河下游。另一支抗日武装在吉打和玻璃市地区作战，后编入人民抗日第八独立队。每一独立队分若干中队，每一中队又分若干分队。八个独立队共有秘密中队（又称老队）46个，独立分队2个，约5400余人；公开中队（又称新队）21个，约4500余人。合计共有新老中队69个，总兵力9900人，加上遍布全马各州的抗日后备队、自卫队等武装组织，共约15000人。（8：37；9：11）1943年12月30日马共、人民抗日军和马来亚抗日同盟三方同英军一三六部队达成协议，配合作战，由英军提供武器。在3年多的抗日战争中，人民抗日军共作战340多次，击毙击伤敌军官兵5500多名，人民抗日军伤亡亦惨重。（8：72）人民抗日军牵制了日军七、八万人的兵力，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1945年12月1日人民抗日军解散，成立退伍同志会。抗日军军旗上有3颗星，代表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故又称三星军。
由中国国民政府和英国政府共同组成的一三六部队，其实并非战斗部队，而是特种部队，主要任务为搜集情报。其成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军事情报员，一类是电讯员，华人成员由中国国民党海外部派遣，军官全是英国人，由联军总部（实际是英军）直接指挥和控制。一三六部队人员潜回马来亚后，在人民抗日军的武装保护下进行工作。（8：95-99；9：29-39）
在马来亚的中国国民党人也进行抗日武装斗争。1942年，国民党马来亚支部领导的华侨抗日军成立。抗日军下设4个独立队，在马来亚半岛北部的吉兰丹、霹雳、彭亨一带活动。（16：477；6：211，213）
此外，原英属殖民地还有许多华侨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例如，山芭小埠的抗日自卫团、游击队，丁加奴的华侨抗日军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43年10月9日北婆罗洲神山游击队起义事件。在这次起义中，游击队员武装进攻亚庇，攻占了宪兵部、警察局，焚烧码头仓库，歼敌60多人。但数日后，起义遭到日军残酷镇压，300多人被捕，游击队首领郭益南等100多人被杀害。（5：746-751；16：477）
2， 菲律宾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
菲律宾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组织分为以下几个系统：
（一） 共产党系统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又称“第四十八支队”
（四八支队，因崇敬新四军和八路军而得名）。成立于1942年5月19日。初期仅有52名队员，最盛时曾扩充为5个大队，共700多人。队员来自华侨工人、店员、青年、学生和新闻文化教育界人士。总队长黄杰，政治委员蔡建华，参谋长陈村生，总联络官李永孝。初期在中吕宋6省活动，以阿拉亚特（Arayat）山麓为基地，与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合作，奋勇作战，打过不少胜仗。1943年3月日军大扫荡后，华支转移到南吕宋。纪律严明，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同菲律宾游击队友好相处。曾协助美军攻占马尼拉，在提供敌情，维持侨社治安，救济华侨难民，抢救集中营的外侨，配合美军肃清残敌等方面，立下巨大功劳。在3年半中经历了260余次大小战斗，其中著名战斗12次。作战地区涵盖吕宋岛14个省和马尼拉市。歼敌伪军2020余人，缴获武器共940余支。华支阵亡77人，其中包括参谋长陈村生。（10：31-228；246）
（二） 国民党系统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武装队伍。
共有：菲律宾华侨战地民主血干团（简称血干团）、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
（简称特工总队）、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迫击团（原称迫击三九九团），称为四抗。与上述共产党系统的华支，成为菲华社会所熟悉的五抗
血干团成立于1942年春夏之交，团长为杨威、王序端、李海若等。总部设在马尼拉。至美军反攻菲岛时有10个大队，1100余人，其活动区域遍及中、南、西吕宋诸省。其第六大队队长陈培德等因与领导意见分歧，脱离该团另组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迫击团。作战英勇，曾刺杀伪华侨协会秘书长陈天放。但纪律不严。日军大扫荡时，血干团60多名团员遭日军捕杀。美军反攻菲岛时，配合作战。出版机关报《导火线》。
特工总队（因出版《前锋报》，又称前锋），成立于1942年8月13日。总队长林作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其成员为中正中学等校学生及大专青年，1944年队员达千余人。下设华山、泰山、嵩山、衡山、庐山大队及松花江女子独立中队（均以中国山川命名）。慎收队员，纪律严明，文化水平高。出版《前锋报》、《中国魂》等，致力宣传抗日，蒐集情报，打击敌伪。曾刺杀伪华侨协会会长吴笱来。协助美军收复马尼拉。
抗日义勇军由柯俊智、施逸生等12人发起，成立于1942年5月。其基本成员属原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服务队与国民党外围组织——店员公会与鸣谦国术社部分社员。故义勇军成员多为非专业商、驾舟贩、推销员、店员及少数有钱人。初时在马尼拉市及郊区进行游击活动，后被迫退至邦板牙、布拉干、新怡诗夏、新比斯开等地打游击。他们曾在邦板牙省等地歼敌160名。1944年10月，义勇军1500人转移至南吕宋的蒙塔尔万山，后移至丹乃山区。后曾协助美军收复马尼拉等地。曾出版《大汉魂》地下抗日小报。
迫击团三九九部队。血干团的第六大队队长陈培德等，因对该团的领导方针、作风不满，于1943年秋离团，另立迫击团三九九部队。除原队大部人员外，又有华侨、南洋、普智、中正等校学生及少数社会青年加入。出版《扫荡报》、《迫击半月刊》。致力打击依仗日伪势力欺压善良华人的地痞流氓，偶尔也攻击日本哨兵。因叛徒告密，1944年9月该团遭日军破坏，10余人被捕，惨死狱中。陈培德等人逃亡新怡诗夏、甲万那端等地。1944年12月陈培德阵亡。在华支许敬诚、蔡振声等人在华支的影响下，迫击团三九九部队改组为菲律宾华侨青年抗日锄奸迫击团，由蔡振声任团长。从此该团由华支接管。（14上：288-301）
（三） 菲华洪门系统抗日武装组织。
1942年许志猛组建了秘密组织复兴委员会，出版了地下油印报纸《侨商公报》，并成立
了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它由王全忠（许志猛）领导，其成员由洪门人士及其子女、华侨学生、青年和小商人组成。1944年底至1945年春，曾配合盟军（美军）与华支光复马尼拉市，并做了许多护侨工作。1945年3月，王全忠又率队开往南吕宋前线，配合美军肃清残敌，胜利地完成任务。（10：215-217）
此外，旅菲华侨青年救亡联合会、店员救亡联合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劳工救亡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中的华侨青年，有许多参加或组织抗日游击队，同侵略者开展武装斗争。（15：282-283）
3， 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抗日武装斗争
1942年3月初，日军在爪哇岛登陆时，部分华侨与当地人民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
被敌人包围，67名华侨牺牲。（20：357）
西婆罗洲（西加里曼丹）是印度尼西亚华侨进行有组织的、规模最大的抗日武装斗争、
建有抗日根据地的唯一地区。1942年底，部分爱国华侨青年成立了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简称西盟会），总部设在山口洋，联合了分散在西婆罗洲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原荷印军少校巴帝辛及侨商黄春枝（原荷印保安队山口洋地区负责人之一）领导的荷印军散兵及保安队散兵，人数约两百人；李石祥领导的原抗日自卫团部分成员（由华侨青年工人、教师、店员组成）；由黄耀光（黄春枝堂弟）领导的把西山区的华侨农民及胶农等，人数约400人；原中国国民党驻当地直属支部领导和组织的一些抗日力量；坤甸、卡江上游的昔加罗、拉越、打芒及上候等地的爱国华侨与当地一些印度尼西亚抗日分子联合组织的抗日同盟及游击队等。
西盟会成立后，积极发展组织，创建武装根据地（一在山口洋山区的把西山区；一在三发河流域），开展武装斗争及各种抗日活动。先后在坤甸、松柏港、南巴哇、百富院、大完肚、把西、路下横、山口洋、港坪、文岛宜、邦戛、三发、白芒头、孟加影、福律和百万突等地组织了15个分会，成员总数达三千五六百人，多为工人、店员、华农（包括胶农和椰农）、渔民及教员。
西盟会的活动主要有：抗日武装游击队在各地袭击和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和供应，打击巡逻队和日军驻地；开展抗日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宣传活动；保护爱国抗日分子和其他政治犯；调查当地日本驻军的番号、编制、装备及调防等军事情报，作好配合盟军反攻的准备。上述斗争对于团结广大华侨，促进华印（尼）两族人民的团结，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削弱他们的供应、牵制其侵略兵力以及动摇日本的法西斯统治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日本占领军对它恨之入骨，必除之而后快。日军遂如前所述，在西加里曼丹先后掀起了骇人听闻的3次大逮捕和大屠杀活动，在被捕的3000余人中，除了最后一批的300多人幸存下来，其余2000余人惨遭屠杀。（20：362-367；22：63-83；30：305-337）
4， 东南亚其它地区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
1942年初，日军侵入缅甸，中国远征军于3月12日入缅与英军联合对日作战。缅甸华
侨青年不仅参加远征军，而且援助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盟军。他们还在缅甸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不怕牺牲，抢运中国抗战所急需的战略物资，贡献至钜。
泰国、越南等地也纷纷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但规模很小，不能与马来亚、菲律宾、西婆罗洲等地的华侨抗日武装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它们同样表达了这些地区华侨的抗日决心。
5， 东南亚华侨的地下抗日运动
除了上述抗日武装斗争之外，东南亚各国最普遍的抗日斗争形式是建立地下抗日团体，
从事秘密抗日活动。
菲律宾最重要的华侨地下抗日团体为中共系统的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简称抗反或抗反同盟。1943年在马尼拉成立。主席许敬诚，秘书长郭建。属下有工人、店员、青年、妇女和粤侨组成的各团体，简称为工抗、店抗、青抗、妇抗和粤抗。主要任务为支持华支的武装斗争，如调配干部，补充兵员，供应军需药品，建立交通站线，以及各种经济援助工作，支持《华侨导报》的出版和发行（南岛分盟则印发《南岛导报》），扩大抗日宣传，巩固和发展统战工作。向伪华侨协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其丑恶面目。1944年下半年在华侨社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举行突击性纪念活动，协助华支马尼拉中队打击敌探汉奸，并提出“反对强迫劳役，争取米粮配给”的口号，鼓舞侨众的斗争意志。美军光复马尼拉前后，配合华支等友团扑灭大火，抢救难侨，维持治安，保护华侨生命财产，设立难民所，收容难侨数千人。（2社团政党卷：125-126）
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华侨地下抗日团体为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简称“民大”）。其前身为1939年成立的泗水民族先锋队（简称“民先”）和1940年成立的雅加达文化先锋队（简称“文先”）。1943年成立，总支部设在雅加达，领导人为杨新容、洪骏声等。下设西爪哇、中爪哇、东爪哇3个支部。其行动纲领和口号是“联合印度尼西亚民族抗日”，任务是在印度尼西亚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体华侨、印度尼西亚人民、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共同反日斗争，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抵制日军的侵略、孤立和打击日军等。会员约千余人，分布在雅加达、万隆、茂物、牙律、井里汶、直葛、北加浪岸、三宝垄、日惹、梭罗、泗水、玛琅、谏义里、勿里达、任抹、外南梦、绒网、茉莉芬、惹班等地。他们收听联军广播，油印传单，宣传反抗德意日法西斯战争的捷音，揭露日军战争败绩及其暴虐统治。1944年10月间，因雅加达汉奸特务告密，会员沈望青等3人被捕，沈望青在狱被拷打致死。日本投降后，历史任务完成，宣告解散。（22：1-11）
复兴社爪哇小组是国民党系统的地下抗日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万隆设有东南亚盟军总部，中国政府代表郑介民，随员为林川少校（坤甸侨生，中央军校特别班毕业），领导爪哇小组。日本占领爪哇后，林川率小组迁往中爪哇普禾加多、普波林哥一带开展抗日活动。吸收一批华侨青年参加；设置电台收听广播，向社会宣传，揭穿日本谣言；向爱国华侨募捐，购置武器，准备营救盟国俘虏。直接或间接参加和资助者达200余人。因叛徒告密，1942年11月30日其中63人被捕，1943年普波林哥机关被破获，林川等被捕，受严刑拷打。经半年审讯，林川、李应翔等10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人员被判5年至15年徒刑。（2社团政党卷：146）
苏门答腊岛北部（旧称苏东）是华侨地下抗日组织的重要活动地区。一是苏门答腊华侨抗敌协会，简称华侨抗敌协会、华抗。1942年5月由陈吉海、陈吉满、王金洲、李金涌、霍警亚等创建于棉兰。主席陈吉海。后因一部分领导人有个人英雄主义和盲动主义倾向，不顾客观条件，主张搞暗杀和武装斗争，内部意见分歧，组织上发生分裂。几经改组，最后确立以陈洪（即李明）为核心的领导机构。主要工作有：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编印油印秘密小报《正义报》，后改名为《解放报》、《自由报》、《消息报》，揭露敌人的虚伪宣传，传播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消息，鼓舞华侨爱国热情和斗志。后来又编印印尼文版的油印秘密小报，分发给可靠的印尼友人阅读。此外，设立学习小组，以学习华文、英文或印尼文为掩护，传阅油印秘密小报和学习资料，讨论时事、理论等。1942年9月，开始与赵洪品、周斌等领导的苏门答腊人民抗敌会（后来改名为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联络，并于1943年2月，合并为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总同盟，简称总同盟，统一领导苏岛华侨抗日运动。在1943年“九·二〇”事件中，由于叛徒王桐杰的叛卖，蒙受重大损失。另一个是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领导人为赵洪品及周斌等。下设棉兰、先达和火水山3个支部。后与华抗合并为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总同盟。出版油印《前进报》及《时事政治分析》、《印尼民族运动》等小册子。团结印尼人民，支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装斗争。1943年2月，日军在全苏岛进行大逮捕，总同盟及属下各支部领导人先后被捕。主要领导人周斌亦于1944年8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并于1945年3月7日被枪决。总同盟遂告解体。（2社团政党卷：482-483；19：1-15）
泰国反日大同盟是泰国华侨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1944年12月23日成立。由泰南抗日同盟总会，职工互助会，北揽坡、素攀及万佛岁的抗日团体等组成。宗旨是：“联合泰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共同驱逐日寇出泰国，援助中国抗战，消灭日本法西斯蒂。”任务为在全泰国境内普遍发展反日反泰奸的组织；领导或协助一切反日斗争；揭露日本及其傀儡的欺骗，加强盟员政治教育；与各国反日团体建立密切联系。大同盟成立后，泰国各地纷纷组织分盟。（2社团政党卷：490-491）
越南华侨抗日救国同盟会是南圻（越南南部）华侨党员在西贡创立的秘密抗日组织，创立于1940年3月。同年11月23日参加了越共领导的反抗法、日帝国主义的南圻起义，散发传单、制造土手榴弹、运送弹药物资，传递信息。起义因准备不充分而遭到失败，越共和人民成万人牺牲。华侨损失也很大。（24：45-46）
6， 东南亚华侨地下抗日报刊
在东南亚华侨的地下抗日斗争中，地下抗日报刊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曾起重要的历史作
用。
下面按国别分别论述华侨地下抗日报刊的情况：（13：50-58）
（1）泰国。1942年7月25日《真话报》秘密出版于曼谷等地。它是泰国华侨爱国
民主运动的喉舌。其创刊号发刊词题为《我们的立场》，明确表明：“我们的立场是拥护泰国的独立自由，为驱逐日寇出泰国、推翻勾结日寇的銮披汶政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斗争。”主要负责人为李启新。该报初油印，8开4版，第9期后改为铅印。从创刊到1949年3月被迫停刊，坚持了6年零8个月，共出版219期和4期号外，其中80期是在秘密状态下出版的。该报内容有社论、时事问答、国际新闻（主要刊载中国抗日战争和欧洲反法西斯战争消息）、泰国新闻（刊登日军在泰国的各种罪行和人民的反日斗争消息）等。每期印数500-1000份。曾秘密印刷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等。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10日曼谷《全民报》出版后，1946年7月25日《真话报》改为周报，公开出版发行。除《真话报》外，泰国华侨还出版了各种油印地下抗日小报，其中包括国民党系统的《中国人报》、《反攻报》、《同声报》、《警报》、《重庆报》、《建国报》等8种。日本投降后，这些地下抗日小报也纷纷公开出版发行。但几个月后，多数先后停刊，只有《中国人报》一家，于1945年9月获准正式注册公开出版。
（2）菲律宾。菲律宾华侨最重要的地下抗日报刊是油印华文报纸《华侨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导报》是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和华支的喉舌，创办于马尼拉，1942年4月19日首次印行。其斗争目标是“彻底消灭法西斯”。其基本任务是“（一）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二）保护侨胞利益，（三）争取祖国解放，（四）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其斗争方针是“团结侨胞菲人，抗日反奸到底”。初为油印，16开2版，后增为4版，每周出版一次，最初只发行100多份，后来每期平均发行数约350份。到日本占领末期，发行量多至1000份，有时达2000多份，还出版了中吕宋版。可见，其影响不断扩大。从1945年2月9日起，改为铅印，增加篇幅，日出8开一大张，公开发行。印数达1万份。同年9月16日，增出英文版《新中国评论》（New China Review），作为《导报》的副刊，共出14期。1947年10月30日被迫停刊。此外，在菲律宾各省抗反出版的地下抗日报刊还有：《岗哨》（班诗兰）、《巨轮》（丹辘，打拉）、《马蹄》（武六干）、《北斗》（邦板牙）、《南岛呼声》（怡朗）、《宿务电讯》（宿务）、《侨商公报》（周刊，商抗）等。
国民党系统出版的地下抗日报刊，计有：《大汉魂》（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属下的牧羊社于1943年3月14日出版）、《导火线》周刊（菲律宾华侨战时血干团宣传处编辑的机关刊物，1942年9月18日开始出版）、《雷声半月刊》及《丹心》月刊、《前锋报》（特工总队宣传组编辑出版，创刊于1942年8月）、《中国魂》（菲华青年特工总队宣传组出版，出版于1944年初）、《扫荡报》（迫击团三九九部队机关报，创刊于1944年初）、《迫击半月刊》（迫击团三九九部队出版，创刊于1944年4月7日）等。
（3）马来亚。马来亚各州（当时包括新加坡）的地下抗小报先后出版的共计有37种，有些出版不久就遭敌人破坏。计有：
新加坡：《自由报》（华文版），《解放报》（华文、英文版）。
柔佛南部：《群众报》（华文版），《打日本报》（华文、英文、马来文版），《抗建报》（华文版），《胜利呼声》（英文版）。
柔佛北部：《抗日新闻》（华文、马来文版），《大众报》（华文版）。
森美兰：《大众报》（华文版）。
雪兰莪：《抗日先锋报》（华文版），《人民抗日报》（华文版），《自由报》（泰米尔文、马来文版），《抗日新闻》（马来文版）。
东彭亨：《民意报》（华文、英文、马来文版）。
西彭亨：《人民报》（华文版），《抗日新闻》（英文、马来文、泰米尔文版），《游击报》（后改为《革命军人》，华文版）。
霹雳：《人道报》（华文版），《光明报》（华文版），《马来亚之声报》（英文版），《人民呼声》（马来文版），《自由呼声》（泰米尔文版）。
吉打：《活路报》（华文、马来文版），《先锋报》（华文版），《爱国报》（华文版）。
槟城：《真理报》（华文版），《公道报》（华文版），《真报》（初名《光明》，华文版）。
各地有时还印发华文、英文、泰米尔文、马来文的传单，如公布被消灭的重要敌探或民族败类的严重罪行，揭发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排华阴谋等。上述地下抗日报刊虽然以华人为主体，但实际上马来亚各族人民中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积极参与抗日运动。
（4）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华侨抗敌协会（华抗）于1942年5月初成立后，迅即出版地下抗日小报《正义报》，不久后改名为《解放报》、《自由报》。1942年10月王任叔（笔名巴人，1901-1972）等人潜伏在先达后，华抗与他们协商后，决定将华抗改名为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并在《自由报》的基础上秘密出版《前进报》。1943年初，华抗与反盟决定在保持各自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即苏门答腊反法西斯总同盟。总同盟组成独立的前进报社，共同出版《前进报》及一些油印小册子。日本投降后，《前进报》停止出版，代之以公开出版的《民主日报》（华文版）和Harian Kerakjatan（印尼文版）。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在东爪哇谏义里的民大成员林降祥等领导下，组织新潮社，出版地下抗日刊物《新潮简报》。在西加里曼丹，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简称西盟会），也积极开展抗日和反法西斯宣传活动，经常散发抗日传单。
根据以上叙述，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东南亚华侨的武装斗争和抗日救国运动是中国抗日战争在海外的延伸。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的抗日救国活动，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
其次，日军侵占东南亚有，对东南亚各族人民及各阶层华侨实行血腥残暴的法西斯统治，必然激起东南亚人民和华侨的反抗斗争。日军在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屠杀政策尤其惨烈，导致这些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规模更加浩大，持续和坚持时间更为长久，对日军的牵制作用也更大。
其三，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系统在东南亚拥有比较完整的组织结构和网络，具备较好条件来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点上，盟军少数军官和散兵以及当地抗日人士虽然也起了一些作用（如一三六部队等），但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系统相比较，其组织作用和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其四，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当地民族的抗日游击队不同程度地合作、结合，互相支援，打击共同的敌人，有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其五，东南亚华侨地下抗日报刊是东南亚华侨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很少提及它们的历史作用。它们的散发对象不限于华侨社会，例如在马来亚，抗日组织还出版了英文、马来文、泰米尔文版，从而扩大发行范围和影响，有助于各友族团结抗日，增强他们对世界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念。这些地下抗日报刊规模和影响的大小，与当地华侨抗日游击武装力量或地下抗日组织的大小和组织的严密程度成正比。例如，在马来亚，由于马共和马来亚抗日军的组织分布全国各地，因此华侨地下抗日报刊的网络也遍及各地，秘密读者也较多，其影响力自然也较大。它们分为共产党系统和国民党系统，两者在立场、观点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它们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方面是一致的。它们都具有高昂的民族主义精神和激情，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应该指出，它们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编写、出版和发行的，在各个环节上都要冒生命危险。许多华侨地下抗日报刊工作人员突遭日本军警逮捕，许多人被捕后断然拒绝透露地下报社活动情况而惨遭杀害。这些为地下抗日报刊事业而殉难的华侨烈士，他们的光荣业绩是永垂不朽的。
四、 维护二战取得的胜利果实，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上述中国抗日战争（包括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斗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得来不易，它是世界各国千百万条生命换来的。我们理应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的胜利果实，捍卫二战建立的国际秩序，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二战后70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这些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西欧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苏联体制的崩溃；美国超级大国的独霸天下及其开始逐渐衰微；亚非拉各国和各民族纷纷独立和解放；第三世界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国势日益强大。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成为主流的同时，我们还看到许多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诸因素：金融与经济危机问题、能源问题、军备竞赛、核问题、中东问题、恐怖主义、伊斯兰国问题、边界冲突、海洋安全、环保问题、突发性传染病问题、南海问题等等。而在东亚，70年来日本从战争废墟中逐渐恢复经济，国力渐强，右翼和军国主义势力又抬头，尤其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安倍晋三等人蠢蠢欲动，参拜靖国神社，力图修改和平宪法，挑起钓鱼岛事件，企图把自卫队改成军队，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凡稍微有历史知识和国际明眼者，都不难看出安倍晋三等人的鬼胎和险恶用心。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在回顾和不忘历史的同时，有必要擦亮眼睛，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各种阴谋活动，为维护二战后胜利果实，捍卫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及世界和平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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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1日
写于蓝旗营自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