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月09日(日)
反腐整风之后,一大批官职腾出来,当局却经常遇到无人可用的尴尬,当中既因为贪官太多,经不起考察,也折射出培养青年干部的工作严重滞后。
环顾国际社会,政要们很多是“六十后”,如奥巴马一九六一年出生,担任美国总统已六年了;欧洲一些政要甚至是“七十后”。相比之下,中国政坛老龄化非常严重,比如这届政治局常委,七人中有五人是四十年代出生;各省省委书记、省长绝大部分是五十年代出生,像胡春华这类五十多岁的,居然可以被称为“明日之星”,这在其他国家恐怕是难以想像的。
有媒体盘点中国“七五后”的正厅级官员,即一九七五年之后出生、现年四十岁以下的,全国仅有十人左右,副厅级的也仅仅一百五十多人;最年轻的是共青团沈阳市委书记赵永圣,一九八三年出生。按理四十岁左右的官员正是当用之年,在各行各业应起到领头军作用,遗憾的是,中国官场这批人绝大部分都还在基层,鲜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中共选拔培育青年干部的工作,以往主要由共青团负责。但过去十多年,在令计划等团派中人的操纵之下,共青团系统不断堕落,内部囤集了一批急于上位的高干子女,腐气代替了朝气,这个后备军早就名不副实了。比如湖南醴陵团市委书记易翔,大学毕业当年考取湖南省炎陵县选调生,然而半年之后便调回醴陵市任副科级干部,一年后又升任团市委书记,升官如坐火箭,势不可当。后来媒体揭发,原来她有一个当市领导的好爸爸。
事实上,当团干镀金,成为大富大贵之家培养自己子女的捷径。按照国内制度,一般公务员从科员升到正处,起码要十年以上,甚至付出一辈子努力也达不到,但共青团系统从科员到处长,最多不过五年,如果有靠山提拔,上下腾挪,三年也可完成。之后,这些权贵子女可以到核心岗位卡位占位,掌握大量政经资源。可以说,共青团系统已沦为权贵子弟升官的快车道、超车道。
BBC: 观点:老人已去 “老人”仍在
时事评论员 和正升

对于中共来说,2015年无疑是一个离别而伤感的年份。不久前,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逝世。若无意外,中共现任七常委将第七次相聚于八宝山,再次送别过世的元老。
这是不足两月内,又一位原中共政治局常委离世。而在此之前,同为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兼纪委书记的乔石逝世,乔石更被外界视为坚定的改革者与开明的领导人。
除上述两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外,张万年、邓力群、成思危、万里、张劲夫(中顾委常委政治待遇等同于政治局委员)等人也于今年相继离世。其中万里与张劲夫的 离世则颇具有时代的告别意味。年近百岁的万里被认为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中共改革派元老,在有限版本中他还被视为中共治国八老之一。而101岁的张劲夫则是最 后一位离世的前中顾委常委。中顾委是在中国大陆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一些政治老人被安排在中顾委发挥余热,邓小平和薄一波分别任担任主任和副主任。这一机 构直到1992年才被终结历史使命,此时江泽民已经确立了其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地位。
对于新一代中共领导人而言,他们无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加强的同时,党内老同志的影响力也在因为自然原因而衰落。建国元老们大多已告别 历史舞台。在世的退休中共常委已经从18人变为15人(周永康不在其中)。这一点曾在我之前《将成“政治填空题”的北戴河会议》一文中已经有所阐述。
“老人政治”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次中共新老交替中,革命元老们对于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的爱护,决定把新干部扶上马送一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所谓“八老治
国”以及中顾委这样的“老人”机构。这些元老当时大多没有正式担任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职务,但其幕后影响力和决策权等于或大于当时实际担任领导职务的较为
年轻的领导人。老人直接或间接地在政治上发挥其影响力。正如后来尚未被废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与戈尔巴乔夫交谈时所讲,有些事情还是要听邓小平的,而
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
不可否认,在特殊时期的“老人政治”对于中共领导层的平稳过渡有其必要性,不过由于缺乏制度性的渠道以及后来发生诸如胡耀邦成为“裸常”的事情,老人们的
热心却落下了“老人干政”的口实。至少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中共出台的一些政策或人事安排,也总会被外界捕风捉影地认为是老人影响力使然。
老人已去,但“老人”仍在,但“新人”也有会有变为“老人”的一天。所以老人与政治之间,注定还将是中共政治的一道待解之题。相较以往,中共已经明确了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以及退任职务的“潜规则”(所谓七上八下)。多数领导人将在70岁左右告别政治舞台。
“新老人”
与之前的那一次过渡不同,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与其后继者,多是成长在中共建政之后,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并非如党校或在这研究生这样的教育),有些甚至还有 海外留学的背景;其中一些,如习近平等还经受过长期的基层训练,也是迄今为止,履历最为完全的一代领导人。即便是他们在70岁时退休,这同样还是一群正处 在政治盛年的人。虽然,其中不乏有人或以不问政事而告老,但若以避免“老人干政”口实而让他们隔绝于政治,中共则有可能将会丧失一笔宝贵的政治资产。 那么当元老一代告别,“新老人”一代出现时,如何处理老人与政治的关系呢?新并不一定意味着新问题,而老人不一定是政治的负资产。关键的问题是,中共是否 应该考虑建立制度化的渠道来为老人参与政治提供渠道。现在从公开资料看,中共明文只是规定了如看什么级别的材料、参加什么样的活动等等,这些就已经被视为 参与政治的政治待遇了。但是,至于老人如何在合理的渠道内发挥其预热则鲜有说明。目前,在大陆地方,老干部发挥余热也鲜有涉及决策与建议方向的,多是志愿 活动等偏向志愿性的活动。

即便刨除外界的捕风捉影与不负责任的臆测之外,老人们参与政治渠道也并非畅通。从大陆媒体的公开报道看,仇和、李春城等案件中,当地老干部在最初都提出了 自己的意见来提醒此二人在城市改造的问题,也有些老干部举报了其中一些行径。不过,这些措施并没有抑制住仇和与李春城的行为。即便是贵为省部级的原云南政 协副主席杨维骏也需要用“公车上书”这样举动来表达自己的看法。2010年,时年89岁的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 省政协反映问题。他也曾因为屡次向落马的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提意见而被孤立,也曾因为举报而被限制去北京看病。 殷鉴不远,无论是八老还是中顾委固然发挥了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却也同样存在一些被外界加之于上的“负资产”。所以,当中共“新老人”也需要好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好老人与政治关系,也是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文明现代化的一部分。 不过,好在在新人成为“新老人”前,他们还有七年多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责编:李文)
龙吟虎啸
- 柳扶风
张劲夫和没成事的推荐
08月09日(日)
又一位享年一百零一岁的革命元老、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委员张劲夫病逝。按照当年中央的决定,凡是中顾委常委的活动都按政治局委员的规格报道,也即他们享受政治局委员、副国级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因此张劲夫的谥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科技和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为他到八宝山“送行”的有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等七大政治局常委。
海外对张劲夫了解不多,尤其是时下。解放后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张劲夫在国内和党内大名鼎鼎。虽然他只是部级官员,但因为他长期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者、开拓者,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是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冲击严重的地方工作,因此他“特别瞩目”,其大名常上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电台、电视台。
七五年,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复出,起用在文革中同样遭难的张劲夫担任财政部部长,“全面整顿”中“抓机构、思想、财政业务整顿”,名声更响。八○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八二年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统筹经济全局工作。
张劲夫和香港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根据前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回忆,八七年他要求中央派一位懂经济的副社长,做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和加强中港两地经济联系,这时已经离开国家经委的张劲夫向许推荐了时任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赞朱“有水平、能力强、思想开放”。然而张劲夫慢了一步,时任总理赵紫阳和中组部部长宋平已找朱镕基谈了话,调他到上海当市长。张劲夫的推荐幸好没成事。否则“窝”在香港的朱镕基不可能日后成为风云一时的“铁面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