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张玉凤
南书房
从文革过来的中国人几乎都有所风闻的故事：一次，毛乘坐他那行踪诡秘的专列外出巡游，见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服务员。问其姓名，答曰“张玉凤”。
入夜，心潮澎湃的毛一声不吭，用毛笔在铺开的白纸上反反复复地写﹕“张玉凤、张玉凤、张玉凤……”。一旁的随行人员不解其意。第二天，毛仍难以释怀，实
在忍不住，喃喃自语：“那个，张玉凤，好象杨开慧。”汪东兴听了，顿时心领神会，立即出面把张调进了中南海。
这故事还有许多版本，但都大同小异。张玉凤自己关于这一段的回忆，也没有否认和澄清民间的这些传言。当然这并不能说，没有否认和澄清，这些传言
就一定是真的。虽然一般来说，中国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是不会大走样的。
张玉凤从一个地位卑微的小服务员而一跃龙门，的确具有极大的偶然性。
她出生在东北边陲小城牡丹江市一个铁路工人家里，一家八口挤住在城郊一间简陋的小房里，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过活。张玉凤念书前，跟样板戏《红灯
记》里的李铁梅一样，曾背着箩筐去附近单位的垃圾堆拣煤渣。小学毕业，家里无力再负担她上中学，于是跑到城里找工作，正好遇上铁路局招工。她抱着试一试
的心情去投考，没想一考便中，录为铁路客运列车员。那一年她才十四岁。
一九六0年冬，铁道部到下面选调专列人员。十六岁的张玉凤又被选上。她当时并不知道，专列是专为“中央首长”和外宾服务的，审查非常严格。只知
道能到北京工作，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她年轻单纯，容貌端正，历史清白，很快受到重用，当年就被调到了毛的专列上当服务员。最初，
她只负责毛泽东的随行人员的车厢，为他们端茶送水递毛巾。她永远记得第一次随毛巡游时的情景。
专列开动时，她甚至都不敢相信“伟大领袖”就跟她在一列火车上。车抵蚌埠，毛邀请所有的工作人员合影，她才得以见到活生生的毛泽东。
那一次，她并没有引起毛的特别注意。大概因为年纪太小，躲躲闪闪混杂在一群人中间，无法崭露头角。而这种场合下，毛泽东又必然是被人们逐拥的中
心，众目睽睽，哪里能由得他去看顾娇娥？
历史还需要再等两年。
一九六二年，已满十八岁的张玉凤终于调进毛泽东的车厢。与她一同工作的还有一位“老大姐”。跟老大姐一起侍候毛的左右，可谓天赐良机。谁知道
呢，也许良机并非“天赐”，而是主管领导的刻意安排？不管怎样，命运把机会推到了她的面前，能不能把握，就看她自己的了。事实证明，她的把握能力还是很
强的。
■曾被怀疑为日本特务
毛一开始并不完全信任张。张曾对毛说，一九四四年她母亲在一个日本牙医家做女佣。这样，张可能有一半是日本血统，因此毛怀疑张可能是日本特务。
总之，毛很久以后才对张放下戒心。
张玉凤正式调进中南海，是一九七0年七月。一个上午，她正在清扫车厢，列车长通知她去一趟中南海，来不及梳理就跟着走了。当小车拐进警卫森严的
深宫禁院时，她确实猜想不到，自己将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那位老人，度过其生命的风烛残年。接待她的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
吴旭君。问话很简单：愿不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这时的毛泽东，连行动都不大方便，住在游泳池。在前面第三章我们已经知道，游泳池原有一个室外池，夏天对所有中南海工作人员开放；一九五五年建
成一个室内池，专供毛及其它中央首长使用，后来其它人渐渐地都不去了，成了毛泽东的专用游泳池。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到南方巡游数月，策划和发动文化大革
命，于七月十八日才回到北京。第二天召见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宣布：“凡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正式开始对刘的歼击行动。为了防止对手可能的侦察
和暗害，毛从居住多年的菊香书屋迁至钓鱼台国宾馆十号楼。江青步步紧跟，迁至十一号楼。几天后，毛又住进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
接近年底，毛泽东回到中南海，迁入游泳池，一直住到他去世前不久（注：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受地震影响，搬到二0二大楼）。毛住室内游泳池
旁，一间供临时休息的房间里。此外还有一个大厅，摆着沉重的沙发和堆满线装书的书架。这就是人们常在电视和新闻影片里看到的，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等诸多外
宾的会客室兼书房。当然，还放着他著名的白色痰盂。
外界对于毛的病况所知不多。即使在中央高层，毛的健康问题亦讳莫如深。人们心目中，依旧保持着他“红光满面”的光辉形象。实际上头发已花，面容
也苍白憔悴。每到入冬或开春，总免不了生病，而且得的都是老年人容易染上的严重疾病。一九七一年初，毛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他固执己见，不
相信吃药，不遵医嘱照样吸烟，生活作息全无规律，结果转成大叶性肺炎。由于不停地咳，以至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打盹。而一旁伺候的主要就是张玉
凤。她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的护理训练，只好“摸着石子过河”，在干中学，直到毛一天天好起来。
■张玉凤进中南海是政治原因
张玉凤回忆，江青听说毛泽东发病，当即大发了一通脾气：“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成这样？你们谎报军情！”这话引起毛的不满。他当着周恩
来、汪东兴的面对江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毛泽东咄咄逼人，江青不敢接腔。
沉默片刻，毛忽然指着自己的鼻子：”就是我！是我！”
江吃了一噎，出得门来，正遇见张，便冲她开火：“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风都吹着我了。”（她的话其实也对。）不料张顶她：“在这
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给吓着。”
江厉声指责：“你狡辩！”
一旁看着的周恩来，赶紧走过来对张说：“你认个错吧。”
江青倒台后，张玉凤披露出这个故事，说明她与江青之间一直是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暗示江青老早就说她是“反革命”。其实张在这里来了一个移花接
木。江青说“反革命、特务集团”不是针对张，是指毛的医生、护士，如李志绥、吴旭君等人。与新来乍到的张玉凤有什么关系。李和吴都曾被怀疑是“汪东兴的
人”，汪又一度站错了立场，差点上了林彪的大当，所以才有“特务集团”之说。始作俑者还是毛泽东自己，只是江青一提再提，连毛都觉得有些过火了。张玉凤
恰恰是为了防止“特务暗害”，才点名调到毛身边来的亲信。江对她发难，是藉她撒气。张顶江，是脾气使然，并非敢于斗争。如果说这就是敢于斗争，那她张玉
凤对谁都“敢于斗争”。
一九七一年，是毛的多事之秋。九月，林彪事件爆发，对毛的精神打击极大。入冬，他再次引发肺炎。由于严重缺氧，一次他突然休克。情势之骤然，周
恩来听到后，吓得战战兢兢，几乎挪不动步。张玉凤守在毛侧，一边帮着捶背，一边轻轻呼唤：“主席，主席。”经紧张抢救，毛渐渐苏醒睁开了眼睛，愕然看着
围在身旁的人。当他明白了事底，微笑道：“我好像睡了一觉。”还要大家不要告诉江青，“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能添麻烦。”
毛病成这个样子，张还每天跑出去，不出去也经常避不见面。后来李知道，她当时正通过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德，把她父母和妹妹张玉梅的户口由牡丹
江迁到北京来。
张玉凤就是这么一个人。很多年以后北京开张“毛家菜馆”，毛身边的人只有她才会拋头露面去当“董事长”。前面说到的“顶江青”，一半是懵懂，刚
进中南海，底层人的性情脾气未脱，初生牛犊不畏虎；一半是仗宠，以为只要毛喜欢她，别人就拿她没办法。
她好象对谁讲话都没好气。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之后，服用了强心剂和利尿剂。张玉凤跑来问，什么时候可以排出小便，可以排除多少。医生告诉她，一般
四个小时可以排出大约两千毫升。张玉凤冷笑说：“你们有把握吗？”
医生说：“治病不是算命。我们根据病的程度和所用药量能起到的作用来分析。最重要的是，按规定的药量和时间服药。”
张说：“吃药我不管，这是护士长的事。”
旁的医生大为奇怪，这么个说话没礼貌的东北妞儿是在这儿干什么的？
早在很多年前，她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员的时候，就跟医生有过一次间接的交手。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结束后，回北京的专列上。毛泽东左胸
表面长了一粒毛囊炎。张玉凤不听医生的医嘱，一次次用手为毛挤压，结果严重感染发烧，创口与淋巴脓肿。那时张玉凤才十九岁。
■主席的吃喝拉撒睡，你也不管管
正式调到毛身边以后，张玉凤更不信邪。她喜欢喝酒，于是鼓动毛泽东也跟她一起喝，每顿饭喝一小杯茅台。一九七二年一月病重以后，毛泽东常和张一
起吃饭，所有中央领导包括江青要见毛都得先通过她。江青只好主动讨好张，送她手表、西装、衣料什么的，甚至孩子用的尿布，以疏通渠道，打听消息，传递材
料，取得毛的支持。
这种由张玉凤控制毛泽东的局面，随着毛身体的衰败愈加严重，一直维持到毛去世。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汇报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的筹备工作，张玉凤对周抱怨：“你看，现在什么事都要我管。主席的吃、喝、拉、撒、睡，都要我管。你也不管管。”周一时很尴尬。
张的抱怨是得意，还是真的不知天高地厚？其时，汪东兴已宣布她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进中南海才四年多，从服务员、护士、生活秘书，一直升到这样
重要的位置，连周恩来都得忍受她的大大咧咧。
周死后，华国锋被选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对她也是毕恭毕敬。一次华去找毛汇报工作，听到张玉凤在睡觉，便不敢打搅，守在外面等了她两个多小时还
没醒来，只好好悄悄离去。
就是对毛泽东，张玉凤也常常没好气。最出名的一例，是骂毛泽东作“狗”。
一天，护士孟锦云一觉醒来去接张玉凤的班，走到毛的卧室门口，听到里面毛在大声吵嚷：“你给我滚！”
“滚就滚，”张玉凤的声音也很激动，“谁不让我走谁是狗！”
毛泽东气得发抖，“你骂我是狗，你……”
后来毛把张骂他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了有关工作人员。
■我要不滚，你就是狗
那是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两位心脏病专家朱和陶到游泳池毛的书房内见毛，一进去毛就叽里咕噜说了一套。张玉凤不肯翻译，毛发了脾气，举拳跺脚，
张才说明真相。原来前天，即六月八日，张玉凤出去了，毛要读文件，等了很久。张回来，毛很生气，写字条说：“张玉凤，滚。”张即回骂：“我要不滚，你就
是狗。”毛仍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朱陶二位听完，不禁愕然。
毛和张吵架，张玉凤也有回忆。
有一次，张玉凤为了弄录音机的事，引得毛发了脾气：“不高兴你就跟我滚﹗”张的脾气也上来了，二话没说收拾了东西就走。回到家里待了个把月，最
后还是毛泽东派人，把她又接进了中南海。毛对她的评语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这次“录音机事件”，与孟锦云说的“骂狗事件”似不是一件事。录音机事件要她滚她就滚，“二话没说”，当然也就没反骂一声狗。而且一滚就滚了个
把月。骂狗事件则不但骂了狗，还并没有真滚，第三天还陪毛接见李、朱、陶。录音机事件可能在先，骂狗事件可能在后。骂她滚她就滚，还得毛泽东把她接回
来，于是才有后面的“谁不让我滚谁是狗”，才有毛的觉得自己挨了骂：“我不让她滚，所以我是狗”。
之所以被骂了狗还不让她滚，关键在于毛泽东讲话已经含混不清，除了张玉凤，谁都听不懂了（其实能听懂他话的人还有的是，如后面将要说到的孟锦
云。只是能句句听懂并准确翻译出来的，莫过于张玉凤）。张虽然是个粗人，“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也不是一无聪颖之处。她是东北人，却能准确地破解毛
泽东浓重的湖南方言，以及毛的痰声、喉音，一个眼神、半个手势、一丝表情，把它们变成毛对外界的询问、要求和指令。汪东兴谈到过对张玉凤干预医疗方案的
不满，很不高兴说：“有些事说不清楚。主席不让她走，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主席说话根本听不清在说些什么，可是张玉凤因为一直在身边，她能听懂。换了别
人，还是听不懂说些什么。”
■毛泽东晚年唯一的“知音”
晚年毛泽东把张玉凤当成了唯一的“知音”，造成了张的专横跋扈。到后来，她已经不仅仅违抗医嘱，而是直接干预医生的人事调遣了。一九七五年十月
底，江青等人的反邓运动升级，毛泽东病情大变，医疗组提出增加神经内科医生住进中南海，张耀祠不同意：“张玉凤说了，这些医生不顶用。进来也是吃闲饭。
她不同意，怎么好让他们进来？”
张耀祠是张玉凤的顶头上司，张玉凤进中南海，还是张耀祠经办并找她谈话的。短短五年时间，张玉凤竟变得拥有如此权威，“张玉凤说了”，“她不同
意”，张耀祠都不敢让毛需要的医生进门。后来找汪东兴，才解决这一难题。
病入膏肓的毛泽东，被张玉凤拉上天天在游泳池的书房里看电影，看了一场又一场。有趣的是，毛的正式夫人江青也是个电影迷。但两个电影迷层次相差
太远。江青喜欢看西方的艺术片，遇到好的经典影片，还会反复观赏，从中汲取艺术营养。她搞京剧革命和样板戏，敢当着那么多的专家评头品足指东说西，除了
手中的权力，多少还是有些艺术的造诣和本钱的。张玉凤完全不同，她又不要搞“样板戏”，也不懂什么艺术不艺术，看的都是些台湾香港的大滥片。
那个时代，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是极为贫乏的。电影院公开上映的，好几年都只有那么十几部老掉牙的国产片，还有少得可怜的苏联、北朝鲜、越南、阿
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影片。高干及其家属和某些特权阶层，有时可以看到一些“内部电影”，供参考和批判。数量和内容也仍然极有限。只有中南海才不受这种
限制。江青可以随意调看任何她想看的电影，包括全世界最好的电影﹔张玉凤不甘示弱，也可以调看任何她想看的电影，包括全世界最差的电影。问题是毛泽东要
陪张玉凤看，其它值班的人包括护士和医疗组的医生也得跟着看。不去不成，张耀祠说，“反正大家都看了，不要到时候又揭发，主席病重，我们值班看电
影。”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一组”内依旧歌舞升平，游泳池每天仍放电影。春节到了，张玉凤提出放些鞭炮热闹热闹。自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入
住中南海以后，任何人不许在中南海燃放鞭炮。张玉凤一句话就打破了这一禁令。张玉凤发话，张耀祠当即去买，当夜就在游泳池后院里放。吸引了许多民众在北
海的大桥上驻足观看。由此引起传言，毛泽东放鞭炮，庆贺周恩来死。
“张玉凤要放鞭炮”。据另一些人包括张自己的回忆，放鞭炮热闹热闹，是毛泽东的提议，张不过传令行事罢了。以毛的身份和个性，他大概是不会想到
除夕要放鞭炮热闹热闹的。“十一”、“五一”，这些国家级的庆典上，什么规格和花样的焰火没看过，要去街上买那些小民百姓放的鞭炮﹖多半还是张首先出的
点子，而毛也表示同意，藉以驱赶“老、病、死”给中南海带来的凋敝、寂寥和凄怆，驱赶新年伊始就显现无遗的种种凶兆和晦气。
张玉凤仍然同毛吵架。一九七六年五月，毛泽东会见老挝（寮国）总理凯山，完了又和张玉凤大吵一架。华国锋亲自出面劝说张：“主席年纪大了，有重
病，伺候他老人家要有耐心嘛。”张嘴里犹自嘟嘟囔囔，很不耐烦。王洪文也凑过来：“小张，好好伺候主席，我们感谢你。”
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
这种不耐烦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毛的确是难以伺候。但毛泽东病床前并非只张玉凤一个人，还有孟锦云、李玲师等一
批护士，她们就没有表现出而且也没有胆子表现出「不耐烦」。更别说只有她一个人可以打破禁忌和常规，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毫无顾忌了。毛泽东病卧在床，她
还要看她的电影和录像，有时还把给毛鼻饲用的压力泵延长线拔去插她的影像设备。无论如何这也是太过分了。
可以说，毛泽东待之最为宽厚的女人，就是这位张玉凤了。他对她最大的惩罚就是自己的离世。他死了，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她再也不能也不敢为所
欲为，再也没有耀武扬威的本钱了。毛一咽气，她忽然意识到没了靠山，缓过劲来放声嚎哭：“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
倒是江青用左手抱住她的肩膀，笑着劝慰：“小张，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
张立刻停止了嚎哭，满面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不久江青被捕，她反过来揭发江青“迫害毛主席”的罪行：某年某月某日，江青吵着要毛的钥匙；某年某月某日，又吵着要分稿费，把毛气的不得了；某
年某月某日，江青不顾医生反对，硬要给不能翻身的毛翻个边儿，结果促使毛心跳过速，面色紫涨，……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都堂而皇之加载了中共中央签
发的红头文件，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一九八0年底公审四人帮，张玉凤又出庭作证。
如果让江青去揭发张玉凤呢﹖是否也数得出：某年某月某日，她扔下病重的毛泽东，滚回去一个月；某年某月某日，她骂毛泽东作“狗”；某年某月某
日，她违抗医嘱，把毛泽东的毛囊炎挤成脓肿，差点送了毛的命；某年某月某日，她拔了毛的鼻饲压力泵延长线去插自己的录像设备，……可惜江青没有发言的机
会，她以前的言发得太多了。
世态炎凉，是张玉凤最深切的体会。她患了甲状腺瘤，先在一家医院就诊，后来突然不给治了。一问，说是“上头的意见”。而当年她的婆婆生病住院，
人们巴结犹恐不及，院长亲自参加专家会诊。一九七三年八月，张玉凤生孩子，住进最好的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室。毛泽东有言，一切费用，均由他的稿费支出。
前去探望的政要显贵也不少，江青和张耀祠都送了尿布和吃的东西。张玉凤解职之后，一时竟找不到生活中的位置，在中央警卫局政治部挂了一阵子，接着转业到
一个档案馆。她既没有专业知识，又无文凭，只能干一些搬运档案之类的体力活，就像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指使的临时工。（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