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就《晚年周恩来》驳“司马公”先生（高文谦）

[南书房]

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
——就《晚年周恩来》驳“司马公”先生

作者：高文谦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4期（总第87期）

笔者撰写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出版后[1]，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一版再版。书中重新评周、批毛、揭邓，澄清了“文革”时期的许多历史真
相，破除了中共官方编造的种种关于领袖人物的神话。这本书目前在中国大陆广为流传，盗版盛行。特别是在党内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人们争相传阅，笔者的
看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学界同人也根据书中所提供的史实开始重新评价“文革”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这本书出版发行后，中国官方一方面发出紧急通知，下令各地查禁收缴《晚年周恩来》一书，同时盘查入境旅客，拘押传播贩卖这本书的人，还把笔者的
名字和书名列入黑名单，禁止它们出现在互联网上；另一方面，当局又组织人马进行围剿，前一段某海外网站下面一个论坛的版主就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近日，
又有官方史学的御用文人奉命出马，以“司马公”的笔名，在香港《广角镜》杂志上发表长篇系列文章“我读《晚年周恩来》”，然后再由官方网站“出口转内
销”来消除影响。
笔者曾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呆过多年，了解“曹营”里边的情况。显然，用“司马公”之名发表的这类文章不是一般人所能写的，因为“司马公”不但
有条件查阅中共的文献档案，甚至连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一共写了几篇笔记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它显然是非常熟悉中共党史文献的行家。同时，该文发表在
香港出版、获准向大陆发行的政论杂志上，列入“中南海动向”专栏，一望而知是官方安排的奉命之作。以笔者多年的经验，甚至都能猜出该文出自何人手笔。
自从出版《晚年周恩来》一书后，笔者就预料到中国官方会组织人马写批驳文章。不过读了“司马公”的文章后，实在为官方史家的水准汗颜。《晚年周
恩来》问世已一年有余，奉命为文者耗时费力、到头来却只能拼凑出这样一篇粗制滥造的文字，令人无法卒读。文中处处露出官方史家被戳穿谎言后的尴尬和恐
慌、急于辩白的心态以及理屈词穷的窘相。该文通篇不是在理性地探讨问题和史实，而是采取歪曲诋毁的手法，有意混淆视听，贩卖官方史学的陈词滥调。我
与“司马公”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究竟是否应该还中国民众以历史的知情权。换句话说，对历史的解释和官方领袖人物的评说，究竟是应该由官方独家垄断起
来，还是应该让民众了解历史的真相、做出自己的判断。笔者与“司马公”的诸多分歧盖源于此。
归纳起来，“司马公”在其系列文章（以下简称“文”）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手法来掩盖和歪曲历史真相、诋毁《晚年周恩来》一书（以下简
称“书”）的。首先，对书中披露出来的无法否认的重要文献史料装聋作哑，百般回避。比如，文中不敢提及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中自我检讨的内容、周在
1975年6月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周对刘少奇专案的批示、1973年底毛为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定的调子（指周想当苏联人的“儿皇帝”）以及毛通过
汪东兴对周恩来医疗组下达的多次指示等。面对这些白纸黑字的史料，该文作者理亏心虚，只好避而不谈。
其次，尽量否认对官方说辞不利的史料。笔者在书中引用了一些对若干历史事件重要当事人的采访、座谈记录，这虽然不是官方的原始文档，却是当事人
提供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这些采访、座谈都是当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面组织的，有案可查。比如，吴法宪转述的毛泽东和林彪在“九届二
中全会”开幕会前的谈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上揭露毛对周治病的“四条指示”等。由于这些当事人的回忆与官史的说辞大相径庭，该文作者就一口咬
定“没有档案作证”，试图掩人耳目、否认抵赖。
再次，混淆不同性质的问题，有意搅浑水。比如在延误周恩来治病的问题上，该文作者用“保守治疗”说为毛泽东辩解开脱，混淆早期尚未扩散的原位癌
的手术根治与对晚期癌细胞广泛扩散情况下、为减少痛苦而采取的保守治疗这样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况。该文还把周恩来与陈毅和谢富治这样的晚期癌症患者相提并
论，将病入膏肓与早期发现混为一谈，用这种似是而非的例子误导不具备医学常识的读者。
最后，该文作者经常歪曲书中原意，任意捏造，然后加以批驳；或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该文为了修补遮掩官史中的种种破绽，
确实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想掩盖历史真相，然而却无法从整体上驳倒《晚年周恩来》书中罗列的史实和逻辑，故而不得不采取这种拙劣的手法。
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笔者出版此书之前曾传话给中国当局：《晚年周恩来》只是目前已经出版的众多评周书籍中
的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总是越辩越明的。《晚年周恩来》出版年余，大陆官方终于拿出了以“司马公”为笔名的系列文章，对该书提出
了种种责难，为官方史学辩护，其中涉及到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问题的历史真相。笔者认为应当明辨，故以本文作为回应，也借此机会进一步对这些历史事件的
真相加以说明。所涉诸多史实，其中孰是孰非，请广大读者自行判断。

一、历史上的毛周关系

1.“鞭炮事件”风波
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并非坊间传闻，而是确有其事。“司马公”文中花费不少笔墨，大段引用张玉凤的文字，试图证明当时毛泽东放鞭炮与周恩
来去世无关，从而掩盖毛、周关系的真实情况。实际上，“鞭炮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只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会
在党内军中激起众怒。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也是该文竭力回避的。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1976年初周恩来死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运动，导火索是当时官方设置重重禁令、压制各地民众自发悼
念周的活动。有人说，那是“四人帮”干的，责任在当时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与毛泽东无关。当年审判“四人帮”时，江青说了一句大实话：她是毛的一
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姚文元又何尝不是毛的一条狗呢？如果不是禀承毛的旨意，他个人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冒犯众怒？在这个问题上，姚只是个执
行者，毛才是幕后主使。姚之所以敢于大杀大砍有关悼念活动的报导，就是在贯彻执行毛“不要死人压活人”、“悼念虚，复辟实”一类的最高指示[2]
1976年周恩来死后的那段日子，凡亲身经历过的都有体会。当时人们心情沉重，忧心忡忡，哭总理，哭国家，哭自己，没有什么心思过春节。然而，
毛泽东却与众不同，在除夕之夜，他除了让身边工作人员大放特放鞭炮外，还在别人的搀扶下，亲自点燃二踢脚。事隔多年之后，一位在中南海负责警卫工作多年
的老干部和我谈起这件事来，情绪还十分激动。他告诉我，1976年农历大年初一，从毛的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拉走的鞭炮屑有整整一卡车。毛泽东的这番举
动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与周的去世巧合，还是另有用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书中并没有认定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只是把它作为展开全书的一个引
子。
毛泽东放鞭炮这件事，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却是激起众怒，令党内军中议论纷纷。人们虽不敢明说，却在私下里感到愤愤不平，认为这是毛对周
恩来的死幸灾乐祸，至少也是无动于衷。党内军中对“鞭炮事件”的反应这样强烈，并没有冤枉毛泽东，只消看看此前毛对周的种种作为就够了。从1973年底
毛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接着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明为“评法批儒”，实际上是批周；再后来又是“评《水浒》”，“批投降派”。周病重后，毛从
未到医院看望过。周死后，毛又拒绝参加周的追悼会，却安排接见了尼克松的女儿女婿。凡此种种，人们怎么能没有想法呢？
事实上，毛泽东对周恩来去世的冷漠态度，连毛身边的张玉凤都看不过去，她曾流着泪劝毛去参加周的追悼会，但被毛拒绝了。现在，“司马公”们欲以
张玉凤的回忆文字掩盖“鞭炮事件”的不良影响；其实即便是张玉凤也对毛当时的作法有腹诽，当年她奉命写文章解释此事时文中伏有曲笔。张玉凤在记述毛只是
在周的治丧委员会送审报告上划了一个圈后，写道：“在人民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
之情呢！[3]”
“司马公”认为“鞭炮事件”是笔者在书中杜撰出来的，与毛、周两人晚年的关系风马牛不相及，还用民间办红白喜事之说来为毛放鞭炮开脱，却始终避
而不谈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但是，“司马公”无法解释，既然给死者放鞭炮属“常有之事”，为什么会在党内军中激起众怒呢？张玉凤后来专门在“毛泽东、周恩
来晚年二三事”一文中解释这件事，岂不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司马公”这样孤立地解释“鞭炮事件”，究竟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读者自可明鉴。

2.周恩来对“宁都会议”撤换毛泽东负有责任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毛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动不动就翻出来算老帐；而周则为此多次检讨，“上纲上线”，称这是
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我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宁都会议”的来龙去脉，指出事情的起因除了与前方、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上的争论有关外，与周恩来在会
前单独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电报也大有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这封电报的时间，我送交出版社的定稿上是1932年9月24日，从书中上下文也可看出。可是，出版社编辑排版时出现疏漏，误把前
一条出处的时间移到这一条，造成了引文出处中时间上的错误，这个编辑上的错误并不影响书中的分析和结论。不过，笔者还是要感谢“司马公”挑出了这个瑕
疵，日后修订全书时将一并更正过来。
笔者与“司马公”的分歧在于：周恩来对“宁都会议”的召开究竟有没有责任？“司马公”在文中搬出中国官方的《周恩来年谱》，试图说明当时前方与
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上的争论与周无关。该文作者本不该忘记，当年笔者就是《周恩来年谱》这一部分内容的执笔者，岂会不知其中详情？事实上，正是因为当年
编写《周恩来年谱》时，这封电报的内容因不合“上面”的胃口而不得不略去，我才特地在《晚年周恩来》书中将此内容披露的。
“宁都会议”召开的背景确与当时前方和后方的争论有关，但前方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之间的看法也不全一样。因
此周恩来在发给后方中央局的电报中说：“前方关于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谈话
规则，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4].显然，当时作为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的周恩来非常为难；为此，周不得不在“宁都会议”召开的前夕，单独
打电报给后方中央局，述说自己的难处和苦衷，提出解决前方指挥的专责问题，强调“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决的问题”[5]
周恩来改变前方作战指挥组织形式的提议给了后方中央局可乘之机。后方中央局早就想撤换毛泽东，周的态度更助长了这种打算。于是后方中央局在“宁
都会议”前就与周私下商议撤毛一事，至于会上加给毛“违抗临时中央”等罪名，不过是做文章的题目罢了。事实上，如果当时前方的4个人立场一致，以周恩来
在中央苏区党内军中第一把手的地位，后方中央局任弼时等人即便打着贯彻中央“进攻路线”的幌子，想撤毛也难。可是，周恩来却并未这样做，他会前就背着前
方其他人，与后方中央局商量换毛的问题；在“宁都会议”上又首鼠两端，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尽管周后来曾试图为毛缓颊，却已无法改变撤换毛的定局。
周恩来对自己在“宁都会议”前和会议期间的表现内疚于心，知道是欠了毛泽东的帐的。他后来一再反省检讨，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罪恶”，
并非只是在应付毛的敲打，而是由衷之言。笔者在书中引用了许多历史文献来说明这一点，囿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展开。“司马公”文中为了遮掩周的历史过
失，避而不谈我在书中披露出来的上述电报的内容。然而，舍此又怎能解释清楚毛、周之间的历史关系呢？荒唐的是，明明是“司马公”自己在回避某些要害问
题，它却倒打一耙，指笔者“回避了一些明显不利于其结论的历史事实”[6]事实俱在，“司马公”挥舞的这顶帽子究竟应该戴在谁的头上呢？

3.毛泽东是怎样坐上军中第一把交椅的？
毛、周历史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是，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手段改变遵义会议的决定，取代周恩来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晚年
周恩来》书中围绕遵义会议前后党内军中领导权的变更，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揭了毛的老底，道出了毛工于心计，为坐上军中第一把交椅而不择手段排挤周的
事实真相。实际上，毛是在长征途中与张国焘权争时，乘周恩来患重病之际，演了一出“缺席撤换”的把戏，这才反客为主，当上军中第一把手的。关于这一段，
我在书中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可以算是我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点心得。
笔者这一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自然使中国官方感到难堪。“司马公”文中绕开这个要害，只在引用文献资料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做文章，实在是有难言
之隐。因为这涉及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中很不光彩的一面。中共官方关于毛在党内确立其领导地位的提法，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更确切地说，是官方定论被一步步
戳穿的过程。笔者在书中运用历史文献如实地反映了这一过程，“司马公”文中强加给我的要卖什么“关子”，去争什么“发明权”之说，实属无稽之谈。
长期以来，官方的说法一直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死后，历史真相开始被披露出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了。因为毛在遵义会
议上只是被选为中央常委，当时党内负总责的仍是博古，稍后改为张闻天。于是官方不得不把上述说法改为：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理由是毛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而军事指挥权在当时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一解释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因为陈云当年所写的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上写明：周恩
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只是作为周的“帮助者”[7]
于是官方史学只好又拿军事“三人小组”（也称“三人团”）来做文章，把它说成是以毛泽东为首，弄得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混淆不清，真伪
莫辨。然而这同样不是事实，因为“三人小组”中为首的，是党内授权“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这一点连毛本人也不否认。“司马
公”文中所引用的官方《毛泽东传》中有关周恩来是“三人团”团长的说法，其实和笔者书中所引乃出于同一出处，恰恰印证了我所言不假。
尽管事实如此，官版《毛泽东传》还是露出了马脚，它坚持把毛泽东排在周恩来的前面，官版《毛泽东年谱》也是这样排列的。试问：既然周是“三人
团”的团长，为何一定要把毛排在周的前面，刻意造成以毛为首的假象？这种排名方式恰恰揭穿了官方史学是搞乱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在这种情况下，官史中毛
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理由和手段改变遵义会议的决定，取代周恩来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一事，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4.抗战初期周恩来与王明的关系
周恩来在抗战初期与王明的关系是他历史上的两大“错误”之一。“司马公”文中对我在书里有关周、王关系的说法提出反驳，指两人仅限于工作关
系，“从不会超越这种关系而有联盟之说”[8].遗憾的是，该文作者此说只是重弹官方的老调，只有断言，并无论证，更说不清楚何为“工作关系”，何
为“政治关系”，让读者莫名其妙。其实，所谓“工作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之辨，本来就是中共官方史学将历史人物脸谱化的一种标签。
在中共党文化中，“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旦某人被定为敌人，“好人”岂能与之同流合污？“司马公”文中之所以强调周恩来和王明彼此只
是“工作关系”，就是套用这种模式，为周恩来开脱。事实上，王明并非像官方史学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他关于“抗战高于一切”的主张，对中共的一党私利可
能不利，但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抗战却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与王明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让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周本人是怎么说的吧。在“延安整风”的历史清算中，周承认抗战初期自己在王明路线上陷得很
深，说“这是第二次教条经验宗派的结合”，自己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其危险性也不亚于教条宗派”[9].这里，周把自己与王明的关系定性为在政治
上的“结合”。既然是“结合”，自然就不是一般性的工作关系，而是指两人之间关系密切，靠得很紧。
当时周恩来支持王明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周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上附和王明的发言，二是周在长江局期间与王
明一道与中央分庭抗礼，闹独立性，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抗战爆发后，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回国纠偏，在“十二月会议”上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批评中共
中央在统战中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周和党内多数人在会上支持了王明的意见。毛后来在“延安整风”中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司马
公”文中为周恩来辩解说，周只是谈了山西抗战，并不是批评毛。事实上，中共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只是个“虚君”，在党内当家的是毛；周联系山西抗战批评中
央，就是不指名地批评了毛，否则毛又何来“孤立”之说？
在长江局的问题上，本来中央已经决定周恩来担任设在武汉的长江局书记，领导南部中国的工作。那时王明去武汉只是应蒋介石一时之邀，商谈国共两党
关系。可是王明到武汉后提出要留在武汉，周恩来于是把长江局书记一职主动让给了王明，自己担任副手。自此在武汉的王明以第二中央自居，与延安分庭抗
礼，“进攻中央路线”（毛泽东的用语），诸如不买中央的帐，联名发电报指责延安，写文章鼓吹保卫大武汉等。在这些问题上，周恩来都是有份的，在政治上与
王明形成联盟，与中央唱对台戏。这就是毛要发动“延安整风”，把周恩来和王明放在一起批的重要原因。
“司马公”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花了不少笔墨引述我书中的内容，企图从中找毛病。我在书中说，抗战爆发后由于周恩来等许多人附和王明的主张，使得
毛泽东一度在党内“陷于孤立，暂时处于下风”，难倒史实不正是如此吗？不然的话，毛泽东为何发出“中央已名存实亡”、“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这样的概
叹呢？毛这种一时的劣势与他不甘下风、施展权谋、利用一切机会来扭转局面，并不矛盾。事实上，毛正是凭借这样的手段，一步步地变不利为有利，积小胜为大
胜，最终打败王明的。

5.关于“延安整风”
“司马公”文中花了很大篇幅谈“延安整风”，说读者看过《晚年周恩来》后“往往会联想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或表象，把书中所说的误认为是真
的”[10]言下之意，笔者在书中所写的乃编造杜撰，不足凭信。可是“司马公”的文章又列举不出到底书中披露出来的哪一条史料是假的，于是只好绕着弯子
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所扮演的角色遮掩开脱，对周恩来遭到过火斗争的处境轻描淡写，掩饰历史真相。结果反而是越描越黑，露出更大的破绽。
“延安整风”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深远，毛泽东作为中共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从此被定于一尊，开启了“毛泽东时代”。这对中共打下红色江山起了很大
的作用，同时也种下了日后中国陷入灾难的祸根，乃至老毛不死，国难未已。非但如此，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中的许多弊端和积习，追根溯源都与“延安整风”开创
的领导体制和党文化传统有关，“延安整风”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官方一直捂着盖子，不让触动“延安整风”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延安整风”？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整顿党的作风”，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想确立他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不仅在组织上要达到这个目
标，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成为中共的精神领袖和理论权威。若不是兹事体大，毛是不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的时候，花如此大的精
力和时间来发动“整风运动”了。“司马公”在文中想否认毛发动“延安整风”的真实动机，却又不敢明说，于是便用“障眼法”，称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整风
运动”时，毛“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早已确定”，造成毛发动“延安整风”与确立其党内权威地位无关的假象。这一说法是企图偷天换日，迷人眼目。
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整风”是1943年7月，其时中共领导层内部清算历史错误的“整风运动”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毛泽东通过“整风运
动”在党内大大巩固了自己的权位，于这年3月成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双料主席，握有“最后决定之权”。然而，毛斗垮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后，仍然不肯罢
休，一定要召周恩来回来参加“整风”，目的是为了要整服以周为首的党内经验宗派。“司马公”文中故意抹杀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行文中制造“整风”之前
毛就已享有领袖地位的假象。这是因果倒置，有意误导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此其一。
其二，即便是按照“司马公”文中的说法，也否定不了“延安整风”与毛泽东确立领袖地位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自圆其说，“司马公”的文章改变了中
国官方以往的说法，把毛在中共党内“实际上”确立领袖地位一事说成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理由是经过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其实，当时党内名义上负总责的
仍是张闻天，毛的领袖地位还是名不正、言不顺，王明随时可能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卷土重来。正是由于毛深知自己的地位很不稳固，所以在“六中全会”后
想趁热打铁，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为名，一举击垮王明，确立自己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但毛的这一谋划被“共产国际”制止而未能如愿。
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形同瘫痪，不久便宣布解散。毛泽东遂趁机发动了“延安整风”，旨在斗倒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整服周恩来为首的经验
宗派，从而确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司马公”文中也承认，毛确定的“整风”对象，“一是要整教条宗派，二是要整经验宗派”[11]；不过，为了
给毛开脱，文中引用杨尚昆和胡乔木回忆录中的说法，称整周是康生“煽风点火，推波助澜”造成的，把此事的责任完全推到康生身上。
其实，“延安整风”一直在毛泽东的亲自掌控之下，毛本人是负责“延安整风”的“总学委”主任，康生只是副手，是毛的一杆枪。延安只是个巴掌大的
地方，毛不可能不知道“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严重扩大化问题，对此毛绝不仅仅是“失察”，而是他在指导思想上放任纵容的结果，只不过他与康生一个“扮红
脸”，一个“扮黑脸”罢了。至于对王明、周恩来在党内高层历史清算中的过火斗争，毛更是难脱干系，这根本不是康生所能煽动的了的，而完全是在毛直接主持
下进行的。试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王、周二人的斗争，难倒毛当时不在场吗？若在场又为什么听之任之？答案只有一个：这种作法是毛支持认可的。
“司马公”文中还说，毛泽东在历史清算中始终坚持王明为首、博古为次，“并没有把帐集中算到周恩来身上”[12].事实并非如此。毛对批周的态
度，从他在“整风”期间所写的涉及周的9篇批判文章的激愤情绪中就可以看出。当时，毛提出犯路线错误的代表人物，是把周排在王明之后、博古之前的。这有
周恩来本人的说法为证：第二次教条经验宗派的结合，“其代表人物确如毛所说为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项（英）”[13]
至于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中遭到整肃的情况，即便从“司马公”文中引述的杨尚昆和胡乔木两人的回忆也可略见一斑。诸如会上提出经验宗派是“最危
险的人物”，“气氛相当紧张”，“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等等。其实，这种过火斗争正是毛泽东的意图。用毛本人的话来说是：要适当地将军，只有内力、外力
合作，才会有成效[14]在这种“外力”的促压下，周不得不按照会上批斗的调子，承认“全国性的经验宗派（我为首，如朱、彭），其危险性也不亚于教条宗
派，所差别者是革命的品质问题”[15]如果周恩来不这样说，只承认和王明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是过不了关的。
另一个可以说明周恩来在“延安整风”中处境的，是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劝告。季米特洛夫在这封以个人名义发给中共中央的电
报中为遭到整肃的周、王两人缓颊，劝毛手下留情[16]按说教条宗派的第二号人物博古与“共产国际”的渊源更深，可是季米特洛夫在电报中并没有为他说
情，由此可见周当时的处境比博古还糟，和王明一样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甚至到了考虑开除出党的地步。不然的话，季米特洛夫就不会出面干预，说出“象
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不应该被开除出党，而应该保留他们，并为了党的事业充分地使用他们”这样的话了。
至于“司马公”文中提到毛泽东出来为周恩来说话，那实际上是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的事。这与其说是毛的宽宏大量，不如说当时中共的羽翼尚未丰满，在
诸多方面有求于莫斯科的缘故。毛为大局计，不得不买季米特洛夫的帐。更重要的是，其时毛发动“整风”的目的已经实现，通过斗倒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整服
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确立了毛在党内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司马公”文中所说的运动“后遗症”，只好让“扮黑脸”的康生代毛受过了；毛则继续“扮红
脸”，亲自当众脱帽道歉，以收揽人心。康生也没有白白为毛背黑锅，他从此成为毛的心腹、整人的干将，在20年后那场更大规模的整肃运动──“文革”浩劫
中派上了用场。
“司马公”在文中指我书中把毛、周关系仅仅归为“无端受到毛的猜忌和整治”，或是大事渲染在“毛陷入狂想，把国家和民族引向灾难”时助纣为虐，
但不提周恩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历史上做出的巨大贡献。这完全是对笔者著作的断章取义，有意歪曲。事实上，我在书中一开头就概述了毛、周两人长达40多
年的政治合作，指出无论是中共马上打天下，还是马下治天下，都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其中毛做对的事情，周有一份功劳；毛对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过，
周也难辞其咎。历史的真相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究竟是谁在有意误导读者，由此一目了然。
“司马公”在文章中还煞有介事地讲了一个“脸谱相”的故事，说孩提时看戏每每要先辨出个黑白好坏来，成人后才知道世间哪有这等简单明白之事，借
此批评《晚年周恩来》的第一章就给人这样的感觉。可笑的是，该作者居然忘了这种“脸谱相”恰好是中共党文化评价历史人物的模式，是官方史学绝妙的自画
像。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历史读本里的人物都是这样一副善恶忠奸、黑白分明的“脸谱相”。当局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涂上厚厚的油彩，作
为“高、大、全”的革命领袖人物，供奉在神坛上，并设置种种禁令，不容损害其“光辉形像”；与此同时，出于政治需要，又把历次党内斗争的失败者打成“反
面人物”，如张国焘、王明、林彪、康生、江青等，将他们一个个涂成黑脸，“罪大恶极”，“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我写《晚年周恩来》的目的就是要突破这种脸谱化的评价模式，还历史本来面目。此书在大陆被封杀，就是因为书中重新评周、批毛、揭邓，戳穿了官方
编造的领袖人物神话。按“司马公”文章的说法，笔者的书是挖了“祖坟”，它才奉命费力写此长文，以维护已故中共领导人“高、大、全”的“脸谱相”，修补
业已破绽百出的谎言。笔者和“司马公”争论的要害就在于此。（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