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职业化的学术与政治
徐斌
一、看到标题是学术与政治，以前一直以为学术是一种很"神圣化、纯洁化"的领域。就象金庸小说里的神仙姐姐躲在谷地苦练武功。现代人们把大学宣称为"象
牙塔"似乎也隐含了这种看法。而政治一直都是一个沼泽地，总是用"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形象来表征那些心灵没有受到玷污的从政人员。那么学术与政治这两
个品性截然相反的领域为何会出现在韦伯的文章里呢？它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什么是学术，以及学术在现代社会所遇到的问题。韦伯眼中的学术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这些是韦伯这篇演讲的中心问题。
学术在现代社会遇到了物质与精神层面上的风险。
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文中，韦伯先论述了学术事业面临的物质层面的问题。通过与美国助理的比较，德国的年轻学术者要经历考虑收入和工作一般稳定以及工作
负担比较少的私讲师阶段。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学机构也越来越资本主义化。大学教授们与学校的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工人
与管理者以及工具的关系一般。这种大学的转型过程中，旧的大学机构特性变本加厉：机运在学术生涯中发挥巨大作用。这不是一个人性的因素，而更多的是一个
人类协作的问题，主要是负责推荐的教授和教育官员之间的协作。此外，学者和教师的双重任务也时常出现在学术者的生涯中。而是否具备两个才能又是立基于运
气。
在精神层面上，现代学术需要学者具备专业化的训练。同时，对于学术的热情也是必备条件。严谨的学术工作与热情的结合才会有每个行业都必须的灵感出现的可
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也是学术中的一项风险。
那么这种灵感由何而来？现代人普遍认为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体现与追求中获得。韦伯认为，学者更应该拥有的是对于学问纯粹的献身。
以上就是韦伯所认为的在现代社会从事学术所应当面临的先决条件。那么在现代社会，学术的使命是什么呢？
与艺术行业最需要的是展现"艺术性"相比，学术的命运就是一个观点的诞生就是为了迎接死亡。意味着超越与进步。那么在这种学术特性下，学术的意义何
在？
首先，学术并没有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更加了解，而是促使我们的世界开始脱魅。世界没有人神。任何的事务都可以被方法、计算和理论所替代。
在学术的进步与脱魅的作用下，现代社会中的死亡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处于一个各个方面都不断进步的社会中，死亡并不是意味着你达到了某个顶点后的结束。这
种结束很有可能只是对生命的厌倦。
其次，对于学问的价值的拷问在古代就有。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学术是探究真理的道路。学术的两个伟大工具---概念和理性实验---使得人们找到了了解
真实大自然的道路。但是现代人认为，要了解大自然的真理，反而要摆脱理性。因为没有人相信科学上的知识能够解答出世界的意义这个问题。
那么，学问为什么不能回答我们最真切的问题呢？因为学问都是有价值预设的。学问告诉我们形而下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去操作，而对于形而上的价值问题，却没有
给我们答案，反而是提前预设的一套价值体系。
从这个角度讲，与学问密切相关的教师就不应该在课堂上讲授代表一套价值体系的政治。因为，一、教师和课堂外的先知、群众鼓动者不一样。他们承载着不同的
使命。课堂的任务就是传播一套事实。二、世界是一个诸神的世界。各种价值观念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好坏。任何对于这种价值观的宣传与辩解都是无意义
的。教师的最大使命是去讲述客观的事实。
那么对于教师的定位应该如何？美国年轻人认为教师只是在出售他们关于客观事实的知识。而非认为教师应该出售给他们一套价值观。教师并非领袖和生命的导
师。教师在一个只是接受而没有反驳的领域传授其价值体系是可耻的。
那么又回到主要问题上，既然学问或者教师不能提供我们一套价值体系，那么学问的作用为何呢？
一、关于技术的知识让我们更好的控制生活。即提供鱼
二、提供思想的方法，即提供渔。
三、提供清明。意指学问能够使人清楚自己选择了怎样的神。
在这样一个诸神世界和脱魅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我们又应该怎么样造就一个共同体呢？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理性的牺牲来选取自己的神，而教师
更应该是知性诚实的。
说道自己的感受，现在越来越多的趋势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有时，自己的提出的问题，自己都觉得是一个问题。对于此片文章，我决定回
归"清明"，说出我自己最强烈的感受。
韦伯这篇文章的关键在于：在当今这个恰恰因为学问的发展而脱魅，并且出现诸神的现代世界中，学问应该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不是宏观地对于社会，这是以前
好多人都说学术应该脱离社会系统，保持批判性。也因此，一旦知识分子涉及政治，涉及政治观点，就会被人指责没有保持学术的批判性。而韦伯却从没有说学术
的俄批判性，反而说了学术的入世作用，细微到学术在一个人的价值体系选择中的作用：清明。如果政治恰恰代表着一个人的价值体系，那么学术与政治就紧密相
连了，而不是如其他人所说的相互隔离。
提到个人的层面，难道教师不应该教授学生们人生观、价值观吗？这恰恰是我们国家教育制度的反面。从小到大，我们的政治课都是一个主干课程，而且，政治考
试、政治评估都是每一个人不得不重视的。政治课本上充斥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最好的价值观"这样的调调。如果说这种价值观的教育与宣扬就是毛时代
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社会根基，那么文革时期就恰恰是韦伯所说的中国世界的大"脱魅"。在甘阳的回忆中，那个时期恰恰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没有了任何
一个价值观的宰制。而现在的教育，却仍在延续着一种政治宣扬。而其效果却走向了反面。
一个疑问是，韦伯所指责的是政治价值的宣传还是生命价值的宣传呢？从小到大，一直困扰自己的恰恰是一些人生大问题的解答。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价值何
在？而这都没有出现在课本中。自然科学解答不了这些，它们研究这复杂的大自然，却不知道为何研究？大自然为何存在这样的问题是想也不敢想的。想到甘阳的
一篇散文《上帝已死亡，奈特是先知》，里面说奈特的教学之奇特就在于，其总是质疑经济学的前提价值预设。这种价值预设总潜藏在我们的学科知识中。只是我
们习以为常，比如奈特挑战的经济学中的价值观。
一直都不懂的地方是，学问的清明作用指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所谓通识教育又应该教育什么呢？如果传统文明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如儒家文化。韦伯所说的宗教狂热和真正的共同体的区别是什么呢？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看到这篇演讲的最后，韦伯终于开始煽情了。最后说道"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使如此，没有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这让我想起
古希腊的一个神话人物：西绪弗斯。西绪弗斯被宙斯惩罚，他每天都要把一块巨石搬到山顶，但是巨石第二天又会滚下来，西绪弗斯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没有
结局的工作。政治家似乎也像西绪弗斯，但是，真正的西绪弗斯将不是一个悲剧家，虽然他知道政治的前途的不完美与不可能，但是仍然去努力，去努力达到他的
政治理想。就如鲁迅笔下的客人，努力要去一个不知道结果的"前方"的地方。唯有知道了现实的不完美与不可能性，还是一如既往的努力，这样的人才可能称之
为"浪漫主义"者。在施特劳斯的观点中，也说道政治哲人的任务是教导政治家看到不完美的政治，从而让他们去追寻完美的政治未来。
韦伯的这篇文章中关于政治的定义似乎和我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解读的作为价值体系的代表的政治不相同。
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韦伯首先定义了国家。国家就是武力的正当垄断者。而政治就是权力的追求和分配。权力表达的是一种正当的人支配人的关系。那么这
种正当性来源于哪呢？有三：传统习俗的权威、领袖的魅力和法制。这里有一个疑问出现，在学术一文中，韦伯论述到学术使得这个世界脱魅，而现在在政治的领
域里又出现了领袖的魅力，这两者是否矛盾呢？还是，正式因为学术使得传统的道德宗教习俗脱魅，使得现代的领袖充当了这个空缺呢？韦伯重点论述了第二种形
态的，即卡丽斯玛型支配。其人物主要有古时的法师和先知；战时的盟主和佣兵领袖；现代西方特有的群众鼓动者和国会中的政党领袖，即党魁。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需要的因素有物与人。人的因素就是跟从权力拥有者的行政官僚。他们的动机是前面论及的正当性根基和物质上的报酬以及社会性的荣誉。物与
人之间的关系把政治体制分为结合性的体制和分离性的体制。前者就是以身份为根基的古代中央地方政体。而后者体制就如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一般，在现代，权
力拥有者不断地进行着行政工具的积累和回收，最后变成了政治领域的寡头。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政治家出现了。
政治作为一种职业也面临着三种样态：偶务、副业和主业。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人大代表就是把政治当作副业。由于君主对专职政治的助手团的需要，主业政治的政
治家出现了。他们中间依据其从事政治的动机又可以分为两类：纯粹为了政治而活和依赖政治而活。韦伯认为纯粹为了政治而活的政治家的必备要素是经济上的富
裕。主要是要依靠不劳而获的收入。现代社会中，辩护律师最有这种特性。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总统有如此多的律师。
这让我想起司马光的一个故事。本来似乎政治与经济是要分离的，两者的链接总是让人想起贿赂这些不好的事务。司马光在会见新的一批科举出来的新秀们时，问
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家里有钱吗？"可想而知，这在古代是多么的让读书人所不耻。做官如此清高，而且，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一直宣传两袖清风的清官形象，
而韦伯、甚至是司马光的观点却恰恰相反。钱始终是一种力量。司马光解释说：只有自己有了钱，你才能在政治立场与黑暗中，坚持自己的信仰，想辞官就辞官，
而不会被政治所带来的经济束缚。台湾的政治文人李敖也是一个独树一帜的政治人物，其雄厚的资产为其说真话提供了基础。那么，我们所谓的高薪养廉是否也是
处于这个考虑呢？以后是否需要在公务员甚至是领导人物的选拔中加入经济因素的考虑呢？
在这样的情景下，经济因素参与到了政治之中。其实每个选举都是贿选。每个参与选举的政治人物都是期待着获得某种利益的。只有为了政治而活的政治家们心中
才有更大的可能心怀政治理性主义。
而依赖政治而生活的政治家却成为了趋势。与这种趋势相对应的就是近代官僚体制的发达。政治正式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登上历史舞台。在发展中，国会与君主-
官僚联盟的对抗迫使首席政治家也出现了。
在政治演变成为一种谋生职业后，从业人员变成了两类：政务官吏和事务官吏。政务官吏们更多的代表某种政治立场，发布某种命令，他们可因为党派的轮替而轮
替。而事务官吏是底层的实际操作人员，是技术人员。一般的公务员考试都是吸收了事务官员。
随后，韦伯分析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家类型：僧侣、文人、宫廷贵族、士绅和法律家、律师、群众政治家、新闻工作者。
政党这一政治单位也开始显露出来。组成政党的党魁与党工们一起运营着政治，以获取选票为目标。政党机器的出现本身代表了民主制的到来。这种领袖型政党的
出现会造成随从的集体盲目崇拜。（就如我们的毛时代出现的情形）因此就面临一个问题，政治作为一种职业，就要考虑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途径让社会的政治精
英进入到这个领域。（赵晓力老师前天的讲座也论述到这个问题。在甘阳的分析中，晚清的科举制度的崩溃，使得我们国家的精英教育受到了阻碍，问题是现在没
有了精英教育，甚至没有了精英进入政治领域的途径。没有了一套成熟的政治精英选拔体制，就可能阻碍我们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成熟。伪精英就会充斥着政
治领域。我想，如果在革命时期，一个政治精英可以成为一个领袖。那么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出英雄的奇幻时代了。一个人要从政，或是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
没有一定的身份背景是不可能的。）
政治这门职业除了给予经济上的报酬外还给予了心理上的意义：权力感。这样，从事政治的人在心灵上就要具备三种品质：对政治理想追求的热情、对后果负责的
责任感和保持一定冷静理性的判断力。虚荣，特别是对权力的纯粹虚荣是政治家最大的破坏力。这会使得政治家变成一个政治小丑。（台湾的政治情形就有点如
此，各个政客进行电视表演，进行拜票，唱戏）
政治家心理上的道德伦理和政治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都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辩护。正如美国的每一个政治军事行动都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道德
理由。如民主、解放。所以日本也迟迟不肯承认自己道德败坏的侵略行为。伦理强调的是全有或全无。而政治恰恰强调的是妥协与融合。在甘阳的一篇讲到日本原
子弹轰炸的散文中说道，罗斯福当时决定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时，用"原子弹非用来对付妇女儿童"来进行道德的辩护。
在此，伦理分为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前者强调心灵上的道德，后者强调结果上的道德。（印度的甘地似乎是心志伦理的典型政治家。其所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
动，其心理道德层面十分高尚，但是结果是否达到预期却在所不问。）心志伦理恰恰使得政治家陷入困境。心志伦理排斥了一点点危及道德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