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伟明－－－思想的争鸣 －－－读《甘阳文集（三）》
xuwei...@sina.com
还真分辨不清。可能这里也无所谓对与错，只不过谁的观点更加合理罢了。真希望有人这时能借我一双慧眼，让我将这一切看的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当然了，这
不过是幻想罢了，还是先静下心来，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把各位名家的观点梳理一下，遇上自己有点想法的地方，也顺便说点自己的浅陋之见。
《政治与哲学----甘阳与刘小枫对斯特劳斯的两种解读》（水亦栎）
作者认为甘阳老师属于述而不作的一类思想者，他关心依赖于整全知识的一些根本问题，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显现出远见卓识。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甘阳对
热潮的把握就体现在他为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写的序言"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一文中，在其中甘阳清点了"文化热"所依凭的西方思想脉络
中的"文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同时，甘阳很少正面表述自己的思想，而是习惯于寻找甚至等待某个"时机"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甘阳求学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可是甘阳过去却甚少谈论斯特劳斯，直到刘小枫向国内大举介绍斯特劳斯后，甘阳才写出《斯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导
言》。甘阳把斯特劳斯放在美国的政治背景中，认为斯特劳斯的重要属性在于他是美国政治的政治哲学家；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古今之争'是斯特劳斯政治哲学的
核心问题；"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只不过是一种"被遗忘的写作的艺术"；理解斯特劳斯的入手点在于先获得一个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
甘阳在讨论苏格拉底之死的故事的时候，着意强调了斯特劳斯对于苏格拉底的叙述就在于对"少年式的苏格拉底"和"成熟的苏格拉底"的区分，前者是"哲
人"，后者则是"政治哲人"，由此出现了从"少年式的苏格拉底"向"成熟的苏格拉底"的转变："从少年式的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鄙视人事和人，转向成熟
的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在甘阳看来"哲学下降为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就在于防止哲学的走火入魔，或防止'苏格拉底本人的走火入魔'，因为
苏格拉底在成为'政治哲人'之前首先是'哲人'。""政治哲人"在甘阳眼底是一种具有哲学思想却思索着政治问题的政治家，是一种想法设法防止自己走火入
魔而祸害民众的政治家。
甘阳认为"政治哲学家既要保持哲人的思想高度和眼光，又要能够参与这个赤裸裸的政治世界，最好的变法就是从事政治教育，不是直接成为政治家，而是成为培
养立法者的政治家。"古典政治哲人的典范就是斯特劳斯，若要将斯特劳斯所谓的"政治哲学"落实到教育，就是通过大学里的"自由教育"来影响未来的公民和
立法者，至于培养出来的一些大学里的学者和教授，也不过是为进一步培养公民和立法者做准备的。
在甘阳看来，政治哲学的根基在于政治现实，要复兴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须对中国政治现实有深切的理解；同时，复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要取道西学，因为在当今
要理解中国的现实问题需要借助于西学的分析。
《三评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刘晨光）
《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分为上下两篇，一曰"反叛"，一曰"彷徨"。 "反叛"指的是知识分子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背离，"彷徨"指的是知识分子背离传统中华
文明后对道路选择的迷惑。
在《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中，甘阳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理论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文化的整体系统，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传统形态，
走向现代形态。甘阳甚至大胆提出在这种巨大的历史转折年代，继承传统最激烈的手段恰恰在于"反传统"。为什么甘阳会这么说？我个人理解："反传统"通过
一些激烈的手段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落后于时代的文化予以清除，留下的都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明历久弥坚的精髓，毫无疑问经过"反传统"处理后的
中华文明是能够为中国将来成长为文明国家提供精神动力的。
甘阳对斯特劳斯的引进和对于"通三统"的宣讲，反映甘阳对于中国文明主体的自觉；对于"通识教育"的呼唤则意味着文化成熟以政治成熟为底色，文化意识的
背后是政治意识。真正的文化自信往往与政治上的伟业相伴，只有通过一个民族在政治上的自我肯定，贫弱的文化意识才有被彻底超越的可能。
在八十年代，甘阳为"西化派"的领军人物，激烈的反叛中华传统文化，可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年，甘阳开始谈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强调要"通三统"，这其中的韵
味最值得让人深思。我个人觉得是中国逐渐强大的国力让甘阳对中国的文化逐渐有了自信。试想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让知识分子焕发对中国文明的自信，他们
在中国知识分子历史责任感感召下，自觉不自觉的会将目光转向国富民强的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路。所以国家的逐渐富强让知识分子认识到传统的中华文明并不
是一无是处，最起码中华文明是中国人区别于西方人的文化标志，是凝聚人心的核心力量。试想若中国果真全盘西化，那中国人不就成了所谓"黄皮白心"的西方
人了，那中国人不也就在文化意义上亡国灭种了吗？
甘阳认为：传统只是在历史流变中不断生成的传统，最现代的也就是最传统的。我不禁想起我国古籍中一些论述变革、创新的名言：《周易·系辞下》中提到"穷
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韩非子》中所提出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还有《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都是讲的关于变革、创
新的道理。传统不能一成不变，他应该结合时代的风貌加以改造，先进的文化根植于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中。
《秩序的正统性问题----再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季卫东）
季先生的改革思路是将建设法治国家与建设民主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甘阳先生片面强调民主，对法治持批判态度。甘阳先生的这类思潮在法学中的变种则是自觉
不自觉的、显性的或隐性的投票权至上论以及向"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群众路线回归。季先生认为民主于法治的意义在于民主可以为国家强制力提供正统性基础，
用一句中国的俗话表达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今世界，没有民主很难赢得和维系民心；法治于民主的意义在于法治可以提供作为民主
政治的前提条件的相互依赖，而且法治可以提供作为民主政治的组织技术的程序规则。
宪政是建构法治秩序的核心部分，季先生不认同甘阳在宪政上侧重于民主的主张（要求选举民主以及建立在公民投票基础上的议会主权和中央集权）。季先生以为
宪政和民主存在微妙但却是本质的差别：宪政的宗旨是通过法治来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的自由，归根到底就是限制公权保私权，只有在通过公民参与政治审议
的民主化途径更有效的限制国家权力这一意义上宪政和民主才能结合在一起。若真的允许公民直选，那公民投票之前是否参加审议似乎还有一问。如果公民只投票
不审议，那么不免流于形式，甚至以至于胡来；如果既投票也参加审议，参加会议的庞大规模和会议的时间将成为不可化解的矛盾，所以季先生还是不太赞同甘阳
提出来的全国人大直选或中央直选一议。
《新时代的"通三统"系列演讲评论》
苏力先生比较赞同甘阳的观点：对我们过去的文化不要否定过多，虽然是基于超越自己的心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还是要有起码的自信，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
和历史。民族国家要走向文明国家，这要靠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来推进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
汪晖先生对甘阳的演讲没有亮出观点，我最感兴趣的是汪先生在点评中点出的甘阳的两个观点：甘阳对我们的知识状况和社会自我意识不满意，认为我们完全在以
别人为尺度，没有自己的东西，在自觉的层面已经没有自信了；甘阳认为我们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从清末到现在都是一以贯之的。我亦很赞同甘阳先生的观点，
从清末到现在都是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的探索过程，只不过在各个历史阶段表现的重点和方式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