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爱媛：读书笔记（三）
卢爱媛
1、《怀着乡愁，寻找家园》
作者从经济学的原理处罚，提出的批评思路是：通过对工业化的两个基本条件的知识积累和协调分工的解读，作者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可能不经过一
个长期的演化过程而实现。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制度创造性是必须有所限制的。我们现在走的也是一条通过先发展工业然后才能开始考虑教育和制度创新等其
他的方面。工业化所带来的负面的对人性和思想带来的危害是这一过程所不可避免的代价，但是理性人和现实的发展道路的选择证明了工业化的目的，即给更多人
带来富裕生活，是被实践证明的正确选择。甘阳等"后现代的人"对理想的追求无可厚非，但是应当以现实作为基础，否则就成了对社会演化、中国发展道路的一
种威胁。
2、《文化民族主义：刺猬的抑或狐狸的》
甘阳为代表的政治民族主义者在关注民族认同对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超越了以往的自由主义者的藩篱，但是单纯的认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为
现代性本身提供正当性的最高源泉，认为政治认同就可以实现民族认同的思路是有所差误的。
政治认同表现为公民或者权利主体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但是与人对于文化共同体的归属感是不同的方面。政治民族主义将对民族的激情一面带来压抑的效
果。民族认同的目的不仅仅要解决认同的问题，还必须解决到底是谁的民族认同的问题。甘阳所认同的多元论其实也是相对主义的思路，但是相对主义的基本基础
是不承认有任何普世的东西，同理可证，民族的文化自然也不可能是普世的，是不能被当作最高的东西来虔敬对待的有普世诉求的"神"。民族主义的最根本属性
乃是对本民族有着神圣的虔敬，一旦脱离了对作为民族的神圣事物诠释的经典，那么任何民族的自身正当性本源将难以获得。相对主义只能作为走向民族主义的一
种策略，但是民族主义最终是要走向普世意义的至上地位，甘阳们也许应当首先看清楚这个永恒的"正确"。
二、从政治角度对甘阳的解读
战争起因古今考-评甘阳《<自然权利与历史>序言》《论甘阳》
《政治与哲学-甘阳和刘小枫对甘施特劳斯的两种解读》
甘阳和刘小枫对于施特劳斯的解读是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刘小枫是为了解决中国文明的命运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文明的命运可能不是由于哲学层面上基
督教的匮乏，而是来自现代性的挑战。""如果没有绝对价值，个体实际上无法承受生命之重"在接触到施特劳斯的思想后，他很快转向了坚持"对什么是美好生
活方式的"追求中，即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远离政治而是要用理性的思考关心政治生活，同时政治和哲学也同样可以在构成张力的情况下同时参与构建"健全
的政治生活"。在其内心里始终住着一个关心形而上学的哲人，哲人之所以要变成政治哲人，乃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免受迫害。
从这个层面来说，甘阳所关心并不是"哲人"与代表政治的"民众"之间的对立，而是古典和现代的古今之争。在甘阳的设想里，政治哲人应该首先是一
个"政治家"，哲人应当首先承认自己生活的世界乃是"意见和偏见"的社会。政治哲人在政治社会的唯一作为不应当是变成直接参与行动的政治家，他们的主要
任务乃是通过在大学里推行"自由教育"来影响未来的公民和立法者。
当然作者最终分析得出，甘阳之所以针对刘小枫的"哲学版施特劳斯"所提出的"政治版施特劳斯"的目的乃是在于激发中国人思考自己危机的意识，当然
我们从一贯对甘阳的阅读中不难发现他的最难以割舍的一面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生的希望，在思考和企图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中，重新返回中国文明的活力之
源-古典文明中寻找资源，也是他所乐见。当然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思考并不能避开现代性问题，避开西方，所以甘阳始终强调"中国应当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
家，就是因为国家强大了，人们才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自信心和自豪感"。所谓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最终来源也就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唯一正当性基础最后只能
返回到政治认同或者文化认同的层面上来获得。
甘和刘的思考同样是基于"现代中国人"这个共同问题出发，只不过同强调哲学的追求真理的绝对价值的刘不同，甘阳似乎是一个更聪明的狐狸，在时机未
到的时候，采用了一个更不容易被驳倒的立场说活。作者似乎对甘阳更加赞赏，
PS：民族国家的含义是否是具有政治上的成熟和强大，但是通常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强大又往往离不开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基础，这里仍然避不开一个循环影响的作
用。
三、个人感想：
给中国的知识界的政体勾勒一幅精确的图景大概是不可能的，因为似乎近年来在很多问题上都很难达成共识。甘阳所说的新改革共识的形成，在我自身的感
受上来说是一种难以具体描述的。
这一系列的批评和反思，所针对的无非是两个方面，即对甘阳学识上和品格上的评价。学问上长短，或许在真正够格的批评者那里是可以辨明高低对错的；
至于对个人品格上的褒贬就往往戴上了批评者自身的偏见。这种批评者的立场是否中立客观，是否是在真正用心理解了论说者的意图之后而发议论就很难说了。
我们似乎熟知的知识分子这一称呼不是本来就有的，自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出现以来，所谓的文人，包括后来的专业分化而形成了包括各个人文
社科理工农医领域的所有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识分子"，但是很难有人可以对这个阶层的做出精确的定义。是因为比工人农民更多的教育还是因为在专门
的部门占据特殊地位的缘故，所以知识分子们分享着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有着共同的追求？
事实上，我们很难从表现于外的情况发现这种共同的价值观。更多的情况下我们眼中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类是穷经皓首不问他事，另外一种似乎就是处处使
用话语霸权的所谓知识精英。知识分子作为一类人似乎很少有能我们提供更多的感性印象。
中国一直在变，或者革命，或者改革。不可否认拉着中国这辆大车往前进的除了人民群众，还有少不了的知识分子阶层。所有的关于过去的记录，关于幸福
或者苦难的记忆，除了亲身经历过的人，我们这些后来者都只能通过所谓文化人的记录和反思中去获得。虽然一个社会，一个中国这样的重要的制度和原则还没有
完全定型的国家，政治家的作用是最大的。看看一代政治家如毛泽东，就在中国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的巨大政治实验。任何理论家的构思如果真是要付诸实施，那
必须借助强大的政治智慧和力量。但是这场实验到了今天，慢慢的就不再有人还敢坚持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了。从来就没有顽固不化的政治家，也没有闭目塞
听的政治决策。关键的是，到底是谁给决策者开出了给社会治病的药房呢？是知识分子，只能是知识分子。
即使迟钝如我，也可以从纸媒上，从电视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问题的反思，公正和效率的争论，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论争，还有
不能让人忘记的贫富分化的现实。平心而论，对于如常生活的大众来说，即使面对生活的艰辛，面对不公平，面对权利的被剥夺，最先想到的就是如何过了难关，
至于能不能冷静的观察和反思社会制度，我想说很多人是没有这样的"闲心"的。每个人都是希望自己的状况能够变好，按照一种累加的理论，如果每个人的状况
都变好，那么整个社会就在变好。事实的情况是，如果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整个社会的福利是一个确定的值，那么总是有人在变好，其他人的境地就难以避免的变
坏。以前的思路是用发展来解决问题，整个国家是发展的，那么每个人的状况从绝对值上看就是好的。因为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因为是失去了所有再来获得，所以
前几代人基本是满意的。但是，情况不会总令人满意，问题不会因为给出每年的GDP增长速度就能解决。
民众的抱怨是表现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制度缺憾，房价教育医疗农民问题，每一件都看起来是整个制度设计中重要的环节被忽视的一环。能够将所有的分散在民间的
民意用理性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的任务，除了切实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我们不做他想。既然问题出来了，对于问题的解决首先是要有对问题的透彻分
析。如果让不同的医生来诊治，估计开出的药房也不会相同。那么到底该采纳谁的意见：多个问题孰重孰轻，，哪是病症哪是病根？
既然这是个充满意见和偏见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相信，社会的改变从政治决策者的层面讲，只能是根据主流的意见来判断。就像林国荣所说，政府一方面是
历史和民族的自然溢出，另一方面也是智慧思考的产物，政治才华是个自由反思的过程，通过它，政治和它所属的人民保持一致（林国荣《论甘阳》）.所以，作
为有能力对问题进行思考的一群人，占着天时地利的优势可以自由表达的知识分子，尤其不会放弃用自己的思想来影响其他人，乃至最终影响政治决策者。
思想的统一从来是不现实的，所以对话语解释权的争夺就是无法避免的。在这样的争夺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永恒的问题。那些"不得志"的总是对拥有巨大
影响的人报以不友善，送出"狂妄"的称号。这些可能并不公正的评价和超过正常辩论范围的论说也同时影响着大众的心理，在面对重大问题的解决上，我们看到
了很多武断和歪曲的理论，尽管错误可能是发展中不可避免或者说有益的，但是我们仍然不免感到我们的精英们对着中国的问题的思考是混乱的，我们不能不担心
最后影响国家民族命运的决策会受到到这些混乱思想的影响。既然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社会中真正有见识，有责任感的人都看不清未来的路，都是渐进派，都是
走一步算一步的打算，我们还怎么能希望依附于国家强盛之下的个人幸福是可以期待和得到保证的呢？
秩序的再造是困难的，面对各种对以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意见分歧，所有的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具备至少的责任和担当，在奋力争夺话语领导权的过程中，
能够真正看清楚"比起现实政治的错误，理论上的错误更容易被原谅，但倘若理论变成现实的力量，就必须事先考虑可能酿成的灾难"（《一切都是自然生长出来
的》）。毕竟我们再也承担不起更多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