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源：韦伯和布鲁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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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与"志业"
韦伯要谈的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却是从学术作为一种职业谈起，韦伯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国民经济学者，通常有个学究习惯，总是从问题的外缘条件讲起，我
也准备从俗"。可韦伯真的只是在"从俗"吗？至少在我看来，韦伯的谈话顺序是另有一层深意的，那就是，若想建立"志业"，必先投身"职业"。"职业"成
为"志业"的前提条件，但在韦伯的讲演中，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是存在张力和矛盾的。"职业"意味着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计算"的工作，其发展以学术专
业化为基础又进一步加剧这种专业分工。以学术为"职业"是理知化和合理化的必然产物。而与之相对，"志业"关注的却是学术的使命与价值。谈到价值，韦伯
也坦然承认，在目前这个理知化全面发展，世界不断"脱魅"的时代，学问已不再能够引导我们走向唯一永恒的神，而只能启示我们去面对"诸神之争"的局面。
韦伯明确地指出，现代的学问是一种非宗教的力量，理知与宗教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而学者不能牺牲理知。由此看来，我们如果选择把学术当作一种"职
业"来经营，就等于我们主动放弃了通过学术寻找终极和最崇高价值的可能性，我们就无权再去追问：我是不是应该从事XX学科，XX学科是有意义的吗？"职
业"看上去已经否定了"志业"的存在，我们又如何按照韦伯说的循着"职业"之途来到达"志业"？
韦伯讲演的听众是一群急切地想要获得某种"生命体验"的德国学生，就和我们一起上课的同学差不多，但作为一名教师的韦伯却不愿意直接告诉我们答案。韦伯
说，教师能对学生"生命"提供的帮助只是告诉他们学术的三项好处，一是关于技术的知识，二是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三是清明。听说韦伯的德语本
身就非常晦涩，翻译成清明更加令我感到不知所云，后来才明白他说的意思是要我们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并接受世界上"多神冲突"的状态。切断了与终极意义相连
的纽带的"志业"其实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或者对于韦伯来说，还有"为政治而学术"的味道，但不管如何，都不可能再是"为唯一神而学术"或"为永恒
价值而学术"。不再神秘的学术要求做学问的人自觉自愿地将自己"工具化"，用计算的"职业"生涯证明学术本身的价值，也就实现了以学术为"志业"。韦伯
在讲演的最后说："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不论是在人间的事务方面，抑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方面。只要每一个人都找到了那掌
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并且对他服从，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这个平实而单纯的教训在我听来真的也是最没劲的。宗教用来世的幸福、上帝的爱
诱惑着人们在今生禁锢自己的欲望，艰苦的劳作和忍耐；如今韦伯却诚实地宣告，选择学术不会有任何所谓的"宗教体验"来犒劳你，只有劳作、劳作，而且即使
你取得了一点点学术的"进步"，也必然会被很快的超越。
2，韦伯的矛盾
韦伯在讲演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真诚"，但更让我钦佩的则是他的坚韧的精神，这种精神常常体现在韦伯讲演的自相矛盾之处。韦伯喜欢这个理知化的现代世
界吗？韦伯显然不喜欢，不消说他在讲演中不无羡慕地叙说古代的学者仍相信学术是通往神的道路、可以启示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中描绘的现代性不断深化后人类身处"铁笼"的图景也定然是使人不寒而栗，而绝非是在为现代化的宏大事业的展开而欢欣鼓舞。韦伯不喜欢压抑人性的理知化，
但韦伯却并没有采用福柯、德里达所提倡的后现代主义的反抗方式，即不断的解构和逃逸，反而告诫年轻人："留心，魔鬼是个老年人，所以要了解它，你的先变
老。"这也就是说，个人要通过向理知化妥协来驾驭理知化的力量。如何做到妥协但不投降，如何在理知化的世界中保留人性的可能性，如何在"上帝死了"的世
界坚持信仰？韦伯说，教师只能教你"清明"，告诉你"诸神之争"的必然性，剩下的则是你自己去选择，如果你选定了自己的魔神，就要建立足够的耐性与定力
去服侍他。韦伯说学术与宗教无关，但韦伯这里明明是告诉我们要为了一种非理性的欲望（信仰魔神）来进行自我的理性的禁欲（discipline）。这种
生命体验和它最后期望获得的"意义"的犒劳与"禁欲主义"的宗教应该没有本质的区别吧。如此看来，韦伯向我们讲述的反抗现代性的策略其实是：通过向理知
化妥协来驾驭理知化，通过禁欲来实现欲望。韦伯的矛盾与韦伯的伟大都在此处显露出来。
我不由感慨韦伯的打法真的很曲折，为什么不直接去拒绝理知化、放纵自己的欲望呢？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从韦伯的身份和经历上去找答案，韦伯作为一名学者，更
是一名政治家，他是生活在人群中的，这意味着韦伯在思考问题时总是把这个人群作为一个预设的大背景，并且由于他从小在家庭中受到的关爱和在社会中受到的
尊重，他与这个人群的关系融洽且紧密。他离不开这个人群，他也不能不为这个人群的共同利益考虑，因此即使他崇尚自由、憎恶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他也不
可能像福柯那样潇洒（换个词叫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自我放逐（福柯作为同性恋者，对人群应该没什么好感）。韦伯心目中理想的现代人是有志业的人（a
man of vocation），有志业的人将通过进入学术、政治等公共领域来获得自主性、体验自由。而福柯的崇拜者多是艺术家，艺术傲立在私人领域
的核心却只能在公共领域的边缘求得一隅，献身艺术的人往往更需要释放个体生命的活力而非花心思处理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他们恐惧的是会再次沦为人群"压
迫"的对象，他们追求的是完全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的自由。从目的上看，韦伯和福柯应该都是向往自由、守护人性的，但他们却制定出反抗现代性的截然相反的
作战方案，受到社会中性情不同的人们的追捧。也许这正因为他们追求的自由在对待人群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是人群"中"的自由，另一个则是人
群"外"的自由（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本质差别？）。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中国的时空应该也可以叫作"现代"了，韦伯和福柯对于
我们来说都是有过与现代性斗争的丰富经验的大师，当我们考虑哪位大师的话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安排更有借鉴意义的时候，我看我们可以首先反观一下自己对待人
群、对待社会的态度。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韦伯研究现代社会的理知化、分殊化、和不可避免的"多神冲突"，最终要追问的伦理问题是我们身处于这个现代社会应该怎样做。上面说过韦伯理想的现代人
是"有志业的人"，他们可以在发展工具理性的同时又坚持自己的信仰。在这篇讲演中，韦伯用这样一段话描述了以政治为志业的真人："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
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才
是人性的极致表现，使人为之动容。只要我们的心尚未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在某时某刻，出现在这种情况中。在这个意义上，心志伦理（偏重于行为的主
观意图）和责任伦理（偏重于行为的现实运作后果）不是两极相对立，而是互补相成；这两种伦理合起来，构成了道地的人、一个能够有'从事政治之使命'的
人。"
这段话谈的是"应然"而非"实然"，我想象如果韦伯在我们的课堂上讲这段话，肯定会有同学翻开宪法课本，指着中国的近现代史和韦伯争论，告诉他他的所谓
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互补相成"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压根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在滔滔雄辩之下，其实还潜藏着另一段台词："您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我们当
然希望您说的这种人存在，但让我来做，我做不来。再说了，就算我努力按您说的去做，做不成怎么办？"韦伯并不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听到他回答说："客
观而平实地来说，在这种人的内心最深处，并没有要他们取政治为志业的使命感和召唤，虽然他们自以为有。他们其实应该去培育个人与个人之间一种单纯、直接
的博爱。至于其他，他们应该踏实地去进行他们日常的工作。"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在上经济学原理时老师讲解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即比较优势原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比较优势原理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在狩猎社会，一个人
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造弓箭，于是就专门造弓箭换猎物；另一个人一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于是就专门打
猎，然后用猎物交换弓箭。如此一来，两个人都获得了更大的福利，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因之更大。后来大卫·李嘉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瑞典经济学
家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等等，试图解决的是什么是所谓的"优势"的问题，推导的结论仍然是要集中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大的福
利。按照这个道理中国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加工贸易，因为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廉的劳动力，但是现在已经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了这样做只会使中国经济陷入"比
较优势陷阱"，拖延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辉煌的贸易总量和顺差之下是微薄的利润和匮乏的创造力。
波兰和俄罗斯流入德国的季节性劳工无疑降低了德国东部农业生产的成本，但韦伯却主张必须保护德国农民和短工，并建议由国家出资收购东部的土地。韦伯的道
理很简单，因为德国是一个民族国家，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不仅仅是互利更是竞争，德国政府做出的经济决策必须为德国人的子孙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
而不仅仅是满足这一代德国人的短时利益。我相信如果面对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韦伯肯定会坚持，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可以跨越国界，但经济的独立和国民的
福利却必定圈定在一国的国界之内。而如果韦伯是个中国经济学家，他会说，长痛不如短痛，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必须是挣脱"比较优势陷阱"，而非沉迷其中慢
性自杀。
《两种法律之间》--大国的宿命
甘阳说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林国荣说民族之间的战争是"自然"发生的，而韦伯说对于德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它的宿命。"诸神之
争"不止，民族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不息，我们不要盲目乐观地期盼"世界大同"就好了。
《民主与选举在德国》--不宜译作"德国的民主与选举"
这篇文章最让我触动的是两点，一，韦伯在这篇文章中对民主和选举制度的设计完全是围绕德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的，因此文章题目应该翻译成"民主与选举在
德国"。二，正如韦伯自己坦言，他大力地推动民主，并非是笃信所谓的"人人生来平等"，而是完全基于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保持统一和强大的考虑。
韦伯一开篇首先追溯了德国当时议会选举制度的由来和现状：Bismark之所以推行议会制和选举，一方面出于外交的考虑，另一方面是为了笼络人心，尤其
是安抚反抗性强的中产阶级。然而，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对立的产生，资产阶级的"怯懦"暴露出来，他们竟然因为害怕"民主"而依赖官僚统治。德国
的选举中权贵享有特权，议会面对行政官僚显得软弱无力，党派之争以平等选举权为政治口号......这些是德国国内政治躁动不安的现状，而德国面临的一个更重要
的问题是如何在战时团结人心，如何在战争后调动全国人民的热情投身经济建设、保证社会稳定，在韦伯看来，目前按等级（class-based
franchise）安排选举权的制度显然不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必须适用其它的选举形式。
用受教育程度来决定选举权的分配？韦伯反问政治成熟程度与学历有什么关系。"中产阶级普选"？韦伯将这些中产阶级叫作鼠目寸光的"法律秩序功利主义
者"。
韦伯分析了战后德国的经济形势：首先，为了国民生存的需要，德国经济生产需要大规模的集约化和理知化。其次，战争导致占有大量资本的食租者
（rentiers）的出现，由于政府在战争中发行公债，一方面资本流向了非生产性的政府部门，另一方面政府的决策自由将受到食租者的限制。以上两点都
要求政治上通过平等选举权来对真正进行经济生产的工人和企业家给与认可和尊严。再次，德国在战后仍将处于管制的"过渡期"，韦伯担心这将削弱资产阶级的
竞争意识，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和社会地位而惧怕民主改革。
在分析了平等选举权的必要性之后，韦伯又着力批判了当下流行的按照职业选举团（occupational corporation）组成议会的想法。韦
伯指出在同一职业之内，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Krupp and black-marketeer）的利益并不一致。社会中不同成员的经济利益已经
高度分疏，使得即使按照职业或任何经济标准划分选举团，最后的结果仍将是选举团内部分裂出不同党派，无法形成统一的利益表达，战争时期形成的官商勾结更
加剧了职业选举团内部的分裂和压迫。韦伯认为真正的选举团应该由政党来组织，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政党的参与者都是自愿的，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达成妥协，保
持团结。
韦伯并不认为推动民主是由于某种"人人平等观念"的天然正当性，相反，韦伯认可社会经济、地位、文化等各方面存在的不平等，韦伯认为民主的作用正在于用
政治选举权的平等来缓和社会中日益激烈的不平等，尤其是物质财富占有的不平等。韦伯考虑到德国战后要处理大量复员的士兵，如何安抚他们在战争中受到的伤
害，使他们体面地投入到国家经济重建中而非屈辱地拿起武器反抗政府？韦伯认为政治上对他们的尊重将是绝对必要的。
很多韦伯同时代的文人鼓吹贵族统治，韦伯却不无讽刺地指出德国没有贵族，所谓的贵族不过是一群没有任何审美趣味也毫无政治信仰的"暴发户"。韦伯接下来
讨论了从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来看什么人才最适合成为政治家。无疑，他需要在经济上不依赖于物质生产，在精神上也可以坚定自己的信仰。韦伯对理想政治家的
构想仍是他在《以政治为志业》中谈到的Charisma型领袖，但他认为这种领袖必须在民主社会才能产生。一方面，Charisma型领袖以他的理性遏
制住了大众盲目的激情，另一方面，大众的拥护又使得他有能力对抗现代社会日渐庞大的官僚机构。Charisma型领袖只有和民主社会相依存才能发挥最好
的作用，但是期盼这样一位领袖的出现来拯救德国混乱的政治状况，我也难免怀疑韦伯的Charisma领袖确实是理想型的。
韦伯为民主与选举辩护的最后一个理由是要防止"民众的愤怒"。在韦伯看来，只懂得行政管理功能的行政官僚团体与德国大资本家的结合，使得饱受战争摧残、
并不得不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德国民众痛苦不堪，缺乏了政治上的尊严和保障起码生存权的手段，民众们的痛苦只会转化成排山倒海的愤怒，最终从内部瓦解德意志
帝国。不难看出，韦伯有关民主与选举的全部思考并不是根源于德国国民个体的权利，而是整个德国的团结与强大。
为自由教育辩护
美国的大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在布鲁姆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大学的课程安排受到了政治权力斗争的操控。大学逐步丧失了其相对于公共意见的独立性，教
育目标转向了培养"专家"，学生权力出现并得到纵容，这些变化使得更注重学生伦理建构的自由教育在美国大学步履维艰、四面受敌，使得阅读经典、追求真理
都染上了道德上不正当的嫌疑。缺乏了自由教育的滋养，美国的年轻人的心智只会变得肤浅而闭塞，这也成为年轻人们自以为是、反叛学校权威的重要动因。
《西方文明》
似乎已经没有人再去追问美国的民主政治为何如此注重"平等"，只是所有人都毫无犹豫地站在平等一边，平等成了政治生活中最大的美德，并且渗透到文化、教
育、个人意识等多个层面，成为一股巨大的道德宰制力量。布鲁姆认为"每个时代当作最伟大美德的东西其实常常是其时代最大的诱惑、邪恶或危险"，而"平
等"的威胁则是扼杀了个体的自由和自我清醒。这看起来有悖我们理解的常理不是吗？平等意味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的事物都应该一视同仁，那么我可以自
由地在其中选择我心仪的事物，反而是绝对化的标准将导致我不得不违心地选择某种事物。然而布鲁姆认为，"平等"在个体意识层面发展成教条的相对主义和历
史主义之后，个体如果不带任何标准（偏见）地面对大千世界，他的选择的自由不是扩大了，而是变得不可能，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他作出的行为可
能都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选择（"选择"本身就预设了标准的存在）。由此一来我们就触到了"绝对"的相对主义，正如绝对的"绝对主义"将使个体不得不按照
绝对的标准选择而丧失了自由，绝对的"相对主义"将使个体因为缺乏标准而无从选择，其实也是一种"丧失自由"。
平等发展到极致，不仅剥夺了个体思考和选择的自由，而且布鲁姆一针见血地指出，绝对的平等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人们批判"精英主义"其实不过是
一种道德的伪善。不消说人们的经济收入不平等，在政治领域，人们可以不带任何"种族主义"偏见地看待国际政治问题吗？人们允许绝对的言论自由权侵犯本民
族的文化神圣吗？
在"平等"的大本营政治领域质疑"平等"之可欲和可行性，布鲁姆最后的关切仍是美国的自由教育。平等、相对主义、历史主义、权力斗争等观念在大学的流
行，使得经典在各门专业课的挤压下力量渐微。布鲁姆要做的，是把学术和政治分开，把阅读西方经典和权力压迫分开。传统赋予了经典绝不同于一个时代流见的
思想的深度，它不是靠权威、而是靠理智来捍卫，人们阅读经典，为的是更好地认识自己，而这是处在权力斗争的任何一方的人们都需要的。
在之后的两篇文章里，布鲁姆继续探讨了"平等"在大学教育中恶性发展的两大表现：学术的专业化和分裂、大学的民主化。
《自由教育的危机》
布鲁姆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谈起，讨论了自由教育面临危机的一大重要根源和表现形态，即社会对"专家"的强烈需求和大学教育为响应这种需求，更加注重对学
生的专业训练而非道德教育，使得学生们因缺乏道德的指引而躁动不安。社会需要伴随着平等、相对主义等现代性观念的流行，促使大学中的各个学科自行其是，
彼此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缝"，丧失了共同的终极目标。哲学作为为学生提供整全性知识的学科，却失去了科学的支撑，沦为一门人文学科而已。
韦伯与布鲁姆
碰巧刚在前面读过了韦伯谈学术的文章，不难发现韦伯与布鲁姆的很多观点迥然对立。一方面韦伯强调"诸神之争"，认为教师给教给学生的最多是"清
明"，并主张专业化不可避免，信仰必须建立在理知化的基础之上。而另一方面，布鲁姆却认为专业学科应该去追问自己的终极目的，学生必须在大学获得整全性
的知识和建立于经典基础之上的道德教育。这种差异非常有趣，让我开始想知道差异存在的原因。我相信这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的判断，韦伯与布鲁姆是站在不同
的历史时空针对不同的社会现实讲话，这使得他们必然会强调某些方面而忽略甚至否定另外一些方面。
我没有做很具体的研究，所以只能凭一些起码的历史常识来做个猜测。我想韦伯与布鲁姆索处历史背景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德国当时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社会，而布
鲁姆的美国确是处在民主不断扩张、并已牢牢垄断社会话语正当性的阶段。韦伯毕其一生的精力希望推动德国政治的民主改革和平等选举，而布鲁姆则是要对
抗"多数人的暴政"的意识形态，在文化、教育领域从"平等"手中夺"自由"。韦伯与布鲁姆观点的不同一方面是由于处在民主在社会中发展的不同阶段，另
外，韦伯虽然与布鲁姆所处的时代都出现了"全球化"的态势，但19世纪末和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 不同，德国和美国在其中的地位和感受也不可同
日而语。韦伯时代的全球化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德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帝国，为了在欧洲争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不得不全民动员以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韦伯认
识到德国现实的迫切需要，从而倡导资本主义伦理，虽然不喜欢专业化对人性的压抑，并仍认为这是必要且重要的。布鲁姆时代的全球化少了很多血腥，却更多地
强调了文化的全球化和开放性，美国在冷战后考虑的重心也不是生存危机，布鲁姆关注的是美国国内意识形态上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
的韦伯与布鲁姆，他们的观点对于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启发？我有一个非常粗浅的观察，就是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状况更像韦伯的德国，而文化和教育却状况却更
像布鲁姆的美国。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资本的积累和政治制度的建构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无法一蹴而就；而中国的流行文化却可以很快地抄到些美国的流行文
化。
韦伯和布鲁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韦伯在基督教的上帝"死"后认为真理已经很难成立，因此人们只能去发现并信仰自己的魔神；布鲁姆却是从古希腊哲学中寻
到了真理，并反对群魔乱舞、是非颠倒的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真理问题还真是不成问题。因为上次甘阳的讲座说过，儒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强大的包容
性，儒家可以容得下上帝，也可以容得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儒家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文明是东方文明，这就够了。至于上帝"死"后是否还存在
真理，古希腊哲学中的真理是不是真理，可以留给韦伯和布鲁姆去讨论。
jiangs...@gmail.com
的学期作业来做。
jiangs...@gmail.com
写出了名言警句。
On 11月11日, 上午11时33分, ansiy...@gmail.com wr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