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1956年，在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的工商业改造，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
在共产党统治的脉络里，在唯物主义的逻辑下：由经济而政治，由物质而思想，接下来的运动箭头，将直指精神领域。那就是：思想的国有化。
1957年，中国大陆发生反右派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性标记，它是中国的思想国有化的完成礼。
这场运动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什么？它是毛泽东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还是面对未必充分估计的严重挑战而紧急实施的镇压？
从根本的意识形态情势来看，在政治上剷除自由主义者及其组织，消灭潜在的政治对手，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基本政治直觉。根据苏联解体后的秘密档案，可以发现：实际上，差不多在反右十年之前，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的1947年，毛泽东就已暗露杀机，想要抛弃盟友，独霸山头了。
1947年11月30日，毛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複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佈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佔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佔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註）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的11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中共还在向民盟等民主党派大灌蜜汤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在筹画抛弃民主党派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只是因为毛当时还需仰赖斯大林的军事政治经济支持，才未敢犯上，把这事推迟。
虽然推迟了，但是毛仍顽固坚持其反自由主义的主张，其基本目标始终未变。不久之后，在1949年毛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他就已经敏感地把他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划为美国人“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人，从而已经把他们打入怀疑和整肃的范畴中。在毛的词典中，“民主个人主义者”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者”（至於毛在延安发表的文章“反对自由主义”中的所谓“自由主义”，则与自由主义是完全无关的）。毛的这一战略，一方面出於他的意识形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出於毛本人反智主义的内在本性。
因此，顺理成章，毛在进城后，很快就把自由派看作自己最主要的敌手。
中共取得政权后，大部分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分赴欧美与台湾香港，除沈潜下来的极少数人外，经过建政初期的知识分子改造“洗脑”，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一时悄无声息，几乎断了香火。广袤神州，一片沈沈死寂。
人所共知，以民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左翼，当年基於其反蒋的历史情结和费边主义的思想渊源，曾经把政治同情转向共产党，在国共之争中是为中共出了力的。然而，1949年中共夺得天下，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一阔，脸就变”，昔日的盟友，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自由在共产中国的最初啼鸣，以及自由主义所遭受的致命一击，发生在1957年。
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极大地震撼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因为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内知识界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及其巨大力量。但是毛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与那些东欧的党领导人不同，认为自己真正获得了广泛拥护，不会重蹈覆辙。他在寻思一条中国的独出心裁的道路与方法。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动人口号，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中共整风。毛在一个讲话里呼籲知识分子大胆批评中共的官僚主义，他声称要形成一种更加生气勃勃的活跃的政治空气，以区别於东欧国家。
而1957，那是留守中国的知识人的少年期。虽感乍暖还寒，但自认身处早春。开初，由於经历过中共的“思想改造”，知识界心有余悸，诚惶诚恐，不敢说话；然在中共的反复劝诱下，耳闻目睹当局之情辞恳切，求言若渴，在毛泽东再三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大鸣大放中，一批沈默郁闷了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经过反复踌躇，终於鼓足勇气，破土而出了。知识人被压抑了七、八年的赤子之诚终於被触动，仗着童真可鉴，他们披肝沥胆，慷慨陈言，发出了自己的自由之声，於是，出演了中国现代史上惨烈的一幕。
二、鸣放
着名自由主义者、原《观察》杂志总编储安平先生提出“党天下”之论，指出：中共“把国家当作共产党所有，全国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共产党做头，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头算数，成为共产党一家天下。”
章伯钧先生提出了成立“政治设计院”的构想，主张各党各派应当“轮流坐桩”，都有权设计中国的政治道路和具体政策。
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则提出了“平反委员会”的设想，实际上是要求中共对1949年之后打击知识界、迫害中国人的历次运动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
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如潘光旦、费孝通、钱伟长、曾昭伦，以及一些年轻的党内知识分子如刘宾雁、王蒙，以及更年轻的大学生如林昭、谭天荣、林希翎、张元勋以及北大的“五。一九”运动涌现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对中共领导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批评，如拆除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高“墙”论、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论、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等等，一时风起云涌，议论纷纷，群情激昂。
在这一“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原来与共产党联手反对国民党的、作为自由主义重镇的民盟，起了先锋与中坚的作用，其他民主党派也发表了各种批评意见。
在1957年6月8日之前，人们看到的，是一片生气勃勃，议论丛生，同时也是风和日丽，歌舞昇平的“政通人和”气象。执政当局虚怀纳谏，谦恭之态可掬……。
三、逆转
然而，几番言论下来，毛泽东却日益惊恐不安，再也坐不住了。不难想象，在读到中国那些上层知识分子的整风发言后，毛的头脑里呈现的是一幅布拉格“裴多菲俱乐部”里嬉笑怒骂嘲弄共产党的图景。那是仅仅一年前翻滚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上空的政治风云。
除国内“老右”们日益锐利的言论外，在国际上，先后有三桩事件是毛转向反右决策的心理背景：
首先，在苏联，赫鲁晓夫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关於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非斯大林化的关键一步，但却成了毛氏晚年的一桩重大心结。
其次，在波兰，借反斯报告之风，1956年3月，原来被打成铁托分子的哥穆尔卡及其同伴获得平反，大批占据领导层的斯大林主义者被迫辞职。新闻界与民众获得了公开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於是，1956年6月，波兹南市成千上万的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罢工，要求面包、自由以及终结苏联的支配。10月19日，波兰联合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决定结束苏联控制。会议期间，苏共头目赫鲁晓夫带了六人从莫斯科飞抵波兰，要求把亲苏的波兰党与军队的头目保留在政治局中。但是，波兰党蔑视苏俄压力，开除了亲苏头目，并选举哥穆尔卡为党的领袖。此为东欧举事之滥觞。
第三，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从1956年10月21日开始，爆发了大规模学生与工人的示威，呼籲威望很高的纳吉（Imre Nagy）上台组织政府，并强烈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匈牙利工人党於10月24日提名纳吉出任总理，卡达尔为党的第一书记。在随后几天里，纳吉的新政府对街头反叛者的要求作出了更多的让步。10月30日，纳吉宣布放弃一党制度，实行自由选举；同时，他还要求苏联自匈牙利撤军。31日，苏军开始撤离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11月2日，纳吉谴责了东欧共产国家的军事防禦体系，并宣布匈牙利中立。此举超出了赫鲁晓夫改革所能容忍的限度。11月4日，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下，悍然派遣苏联装甲部队开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大城市，严酷地镇压了匈牙利的独立运动，纳吉也被处死。起义虽被弹压，但毛氏的疑惧情结则愈发深重了。
毛的上述情结迟早会发酵的，并且，还将是倒海翻江似地发酵。
众多的事实和研究都表明，从直接原因看，确实是鸣放中的一些言论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决策。这点不可否认，有众多史料为证，兹不赘述。但从长程的历史追踪分析，从毛泽东后半生的基本行为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看：习惯性的朝令夕改，以及反斯大林报告后毛的左倾意识形态和自保心理强化，恐怕才是最基本的根据。那些言论，只是导火索而已。而后面这一更基本的因素，长期地毒化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以及基本道德水准，
毛泽东感到匈牙利事件的阴影逐步逼近，他认为上述那些言论已经危及他和中共的领导地位。於是，背信弃义，抛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承诺，决定反击和镇压。
黑云压城。一场以言治罪的超级文字狱——反右运动，在中国大陆降临。
他先发表社论，把自己的声音称作“工人说话了”，从而吹响了所谓“反击右派进攻”的号角。然后亲自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文章，声色俱厉，直捣民主党派的言论阵地。他利用中共控制的天罗地网——各级党组织召开对右派的批判会，划定各单位应揪出的右派的比例。
顷刻之间，风云骤变，霹雳击地。1957年6月8日，一场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反智狂涛，自北京兴起，扫荡全国。当局遽然变脸，以言治罪，以文下狱。整个中国变成一个精神裁判所，党、行政、立法各部头目统统成为司法官，裁决言论，裁决文字，裁决思想。事实上，其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一座囚锢灵魂的大监狱。
於是，中国100万以上的知识菁英、专业人才中箭落马，被打入地狱；一大批从国外归来或在国内受教育的高级人才，被打成“贱民”和“不可接触者”，流放到边远的地方，20年不得翻身；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不获使用。中国等於被砍了脑袋，真正正直敢言聪明有才的人几乎都从自己的专业岗位上消失了。这100多万右派的遭遇，个个都可以写一部椎心沥血的伤心史，很多人没能熬到平反的日子而含恨死去，默默地消失在穷乡僻野的尘土之中了。
反右派运动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因言治罪的文字狱。它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捩点。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对抗现代文明的反智主义的极权道路。它是中国之后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的滥觞。
其所以称反右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其原因在於，那是一场极其典型的以言论文字入罪的迫害，同时，它涉及人数竟达一百万之众！每人皆仅仅因几句话，几行字，就堕入地狱，毁灭一生，万劫不复。
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如此巨大规模的文字狱？世界各国上何曾有过如此巨大规模的言论罪？
人们曾见识过秦始皇悍然实施的焚书坑儒，人们曾见识过明代朱氏王朝以文字入罪，戕害士人，人们曾见识过有清一代的 160多起文字狱，铢人计达千余人之众。人们也曾见识过西元四世纪罗马皇帝一纸圣谕，焚烧了基督教《圣经》，人们还曾见识过希特勒德国的“焚书坑犹—— 1933年德国冲锋队员焚烧”非德意志精神“书籍的沖天烈焰，以及此后灭绝600万犹太人的焚屍炉火………。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反智主义暴政如过江之鲫，罄竹难书。
然而，所有这一切，比起毛氏王朝的反右，小巫而已。
四、后遗症
反右，作为共产中国“一言堂”的奠基礼，它使中国只剩了一支笔：“毛”笔；只剩了一种文体：毛文体；只剩了一种声音：中共中央电台那高亢单调的“毛式社论”。
五七年，国人智力萎缩，文明退化，使中国人在心智上蜕变成了婴儿
五七年，国人廉耻不张，伦理退化，使中国人在道德上蜕变成了痞子
从此，中国上下，鸦雀无声，噤若寒蝉，这种政治气氛，为一切荒谬绝伦、残酷暴虐的行为开了绿灯。从此，一系列政治运动连绵而至，中国进入暗无天日的时期。1957年中共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控的“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逆转”，也是对世界自由和民主资源的一次大摧毁、大破坏。
从此，中国的“民主党派”失去任何独立性，成为政坛摆设的八个花瓶。多党民主政治已成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从此，中国进入所谓“迷失的20年”，从五四开始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人物被暴政掐灭，中国大陆进入一段自由传承中止的断裂时期和精神沙漠的荒芜时代。
所以，把1957年中共的“反右”，称为历史的“大逆转”，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它是对中国民主自由资源的一次大摧毁、大破坏。
人们註意到，1957年四、五月，仅仅十几天时间，毛的想法说法有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研究反右的朱正说：“这样中途改变主意的事，以前和以后都有，只是这一回的改变似乎太快了一点。发布关於整风运动的指示，是4月27日，到写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5月15日，才过了18天。”一个如此大国家的执政党，仅仅十几天，政治方向就全盘改变了。这是毛氏行为方式的一个缩影。中共此后的一系列做派在这十几天里作了一场经典的表演，淋漓尽致。此类出尔反尔朝令夕改而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本领，活脱脱地呈现了毛泽东及其党的道德水准，成为垂范其整个统治时期的行为方式一个基本标竿。
这种反复无常的作派，在其后的统治生涯中，屡次呈现。
譬如，他在依靠“彭大将军”打天下，出朝鲜后，仅仅因为彭德怀在庐山上给他的信中说了几句真话，彭就马上变成“几十年来反对毛的人”了。
陈伯达，被毛长期重用，在文革中甚至被任命为文革小组组长，然当其在政治上已无利用价值后，他马上摇身一变而成为与毛“三十多年来从未合作过……”的文人。
…………
此类当面说谎的例子，罄竹难书。
众所周知，毛泽东很在意他的“导师”地位，他一直企图“君师合一”：统治天下，教化子民。
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和上流阶层对百姓的“教化”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也就是即儒家的“德化”——小“草”老百姓必随统治者君子之道德之“风”而倒，获得教化。当然，实际的统治方式法家说得更直截了当──“以吏为师”。
然而，他带给中国的是什么样的“教化”呢？
以吏为师——在这样的毫无信义、撒谎已成习惯的“君王”和“百官”的“教化”下，一个宗教感相当薄弱的族群，就有了 “水稻亩产十几万斤”，有了人人饥馑的“粮食吃不完”，有了全国大炼钢铁，普遍“放卫星”，有了饿殍遍野式的“莺歌燕舞”，有了假酒假药遍地的“繁荣娼盛”………人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几乎是全体国人都陷入了道德沦丧，礼崩乐坏，文化崩颓的伦理沙漠地带。对毛氏赤裸裸的谎言政治、言行不一的“上行下效”，使共产式政教合一的社会在价值规范方面呈现了全面分裂的境地：实际行为和宣传口号的二元分裂，隐蔽行为和公开行为的二元分裂，上层标准和下层标准的二元分裂。这多重分裂，摧毁了它公开宣扬的道德规范，导致了“君师合一”的当代后果：“风行草偃”，天下糜烂！
这就是“五七后遗症”——道德伦理的废墟，谎言泛滥的沼泽。今后国人以及各国公众与政府都必须面对的中国的精神荒野。
而1957，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一次悲怆的绝响。经历这一次对自由主义的大绞杀，反右之后中国有整整一代人与人类文明的主流——自由主义绝缘。后来的年轻一代中国人，不得不在沦为废墟的精神土壤上，在沉沉暗夜中，默默潜行，自行探究，上下求索，几乎是从零开始。直到七十年代末叶，自由的幼芽才顽强卓绝地重新破土而出，开始引领中国人精神生命的方向。
註：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见《百年潮》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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