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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总统府举行中枢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
自曲主编 - 中国历史
总统府今天上午举行98年中枢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暨宣誓典礼，马英九总统亲临主持，并听取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专题报告。
典礼上午9时在总统府大礼堂举行，总统由总统府秘书长廖了以陪同抵达会场，中央政府机关首长均亲临与会。
在唱国歌及向国旗、国父遗像及孔子画像行三鞠躬礼后，先举行宣誓仪式，宣誓人驻布吉纳法索特命全权大使张铭忠在总统监誓下宣读誓词。
随后，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以「儒家与现代人生」為题，进行专题报告并接受提问。大会在演奏孔子纪念歌后结束。
专题报告内容如下：
一、引言
今天是孔子诞辰2559年的纪念日。缅怀至圣先师，最具体的方法是「温故而知新」，努力实践他的教导，尽到承先啟后的责任。这不仅是个人的身心安顿所需，也是社会稳定发展，文化賡续创新的契机所在。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学说「究竟」有何主张？它对现代人还有指导作用吗？首先，它在歷史上的际遇十分复杂，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睞与利用，扮演安定社会的主导思想。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可以用「阳儒阴法」一词来描述，表面打著儒家的招牌，裡面採取法家的手段，等到国家陷入困境，就把责任推给了儒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詮释，為了配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闭的教条，也就不足為怪了。
於是，一般人对儒家的刻板印象成為：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与不分黑白的酱缸文化。像这样的儒家难免让人望而生畏生厌。但是，这是儒家的真正内涵吗？这是孔子立说的原始精神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
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趋势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忙碌、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為其标籤，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於受质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这种接近虚无主义的废墟状态，正是人类心灵的最大挑战。针对这种处境，孔子思想能够提出什麼解药？如果经由适当研究，发现儒家学说可以救治人类的时代之疾，那将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
本文将依序探讨以下三个主题：一，孔子在重视群体和谐时，并未忽略个体的主体价值；若是不谈行动者的主体，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构真善美圣等价值呢？二，相对於西方（以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為代表）所揭示之人类普遍具有「罪恶感」，儒家所侧重的是人类应该有其「羞耻感」。这两种观点反映的都是人性不完美，因而需要进行修练，那麼今日又该怎麼做呢？三，儒家显示深刻的「悦乐精神」，对人生充满嚮往，要以个人力量承担造福眾生的责任，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论是值得深究的。孔子的言行在上述三个主题都有精準的见解与示范，且让我们略说大概。
二、个体与群体
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於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所以在得悉家中马厩失火时，他的当下反应是「曰：伤人乎？不问马。」因此推崇孔子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
问题在於：孔子所谓的「人」，一般都被认定侧重於群体，这是正确的观察吗？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而「仁」字「从人从二」，自然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关係，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分辨：孔子是否注意到道德行為的主体是个人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孔子对人的期许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為己，今之学者為人」。这裡的「己」显然是指个体而言，君子与学者应该有此自觉。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话语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谁都无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说：「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要进要止，全在於「吾」自己的选择。
為何需要强调个体呢？因為不论群体如何相处，道德价值的主体必须是个人，并且是真诚的个人。像「巧言令色，鲜矣仁」一语，不是暗示我们行仁的条件是真诚吗？有真诚才有动力，也才能从事道德实践，所以孔子会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不真诚，又如何可能「欲」仁？同时这个「我」自然是就个体而言的。
《论语》中最受误解的章节之一，是「顏渊问仁。子曰克己復礼為仁。」这一段。关於「克己復礼」，许多学者的理解是「克制（或约束）自己的欲望，去实践礼仪的规范」。但是读完本段全文，会发现孔子所说的更可能是「能够自己作主，去实践礼仪的规范」，因為他接著谈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是主动，「由人」是被动；若要走上人生正途（仁），就必须「化被动為主动」，经过个体的自觉与自动，真诚而愿意「復礼」（实践礼仪的规范）。
这种真诚而主动的个体将会表现让人惊讶讚嘆的力量，在《孟子》书中有一段话，就是谈到三种勇敢时，最高层次的示范是底下这句话：「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通常我们会因為这句话出於《孟子》而以為那是孟子之语。事实上，那是孟子引述曾子所转述的孔子之语。我若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理屈，那麼就算面对平凡百姓，我不觉得害怕吗？然后，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理直，那麼就算面对千人万人，我也向前走去。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中的「千万人」不是指群体吗？群体若是表现偏差的观念与作為，「吾」这个个体不仅毫不妥协，并且要择善固执、起而对抗的。孟子由此发展出「大丈夫」的人格典型，其表现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试问：天下还有比这句话更能显示个体的尊严与独特价值的吗？
当然，儒家思想重视个体，其重点不是今日社会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肯定：每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杀的尊贵价值。这也是孟子所谓「人人有贵於己者」的意思。
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於「个体」。这也许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回溯於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的观念对於现代人生仍然深具啟发性，其故在此。他所啟发的不只是我们华人世界，也将是全人类。道德行為的主体是个人，而道德实践的条件与效应则不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係。能由个体的真诚出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广开来。
三、羞耻心与罪恶感
就人的现状而言，中西双方的文化都强调修养是不可或缺的。為何需要修养？因為人性并非生而完美。关於「完美」的判断，是不能脱离一个参考标準的。以主导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為例，就在其教义中谈到人的「原罪」。他们相信上帝是完美的，并且上帝所造的人也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遵他们与上帝所订的盟约，亦即犯了罪，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换言之，人在面对完美的上帝时，不免自觉其「罪恶感」，然后只有凭藉虔诚信仰与真心懺悔才有可能获得救赎。这种罪恶感对心灵的影响是极其深重的。心理分析学家佛洛伊德说：「许多人因為罪恶感而犯罪。」这句听来像是颠倒的语句，其实充分反映了西方人由其宗教所塑造的心灵状态。
如果说「罪恶感」是个体在面对无限完美的上帝时所自觉的无能与卑屈，那麼「羞耻心」呢？羞耻心是个体在面对「群体」所要求的标準时所自觉的不足与惭愧。个人不能脱离人群社会而生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与评价系统，那麼当一个人自己觉察或者被人指称未达此一要求标準时，就会產生羞耻心。
问题在於：一个社会的言行标準是否正确无误？这个问题涉及政治、教育、舆论所形成的社会风气。譬如，「笑贫不笑娼」 是偏差的风气，但同时也是一部分客观的事实。那麼，要如何导正类似的风气呢？在进行导正工作时，谁又有权认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来，这裡应该考虑的是双重挑战：一方面，每一个人都要有羞耻心，努力朝著社会标準去行动。这时所谓的标準体现於礼仪与法律。孔子显然认為礼仪才是正途。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至於读书人，孔子的期许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至於如何判断邦之有道无道，则是另一问题。
另一方面，羞耻心还有向内自省的层次，这就涉及真诚觉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则是可耻的，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若是与人相处而表裡不一，也是可耻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读书人的首要条件是「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耻」当然是出於高度的自我要求。到了孟子，更宣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羞耻心」的另一说法是「羞恶之心」，乃是孟子著名的「心之四端」之一，是一个人行「义」的基础。到《中庸》，则又把「耻」与「勇」联在一起，「知耻近乎勇」。在这一方面，羞耻心来自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在要求，其判断标準不再侷限於社会规范，而是回溯到心的根源，直接面对儒家所信仰的「天」了。正是因為如此，孟子在谈到人生三乐时，会强调「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这种兼顾天人要求的羞耻心是值得我们深入理解的。
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如果由「羞耻心」与「罪恶感」这两种角度去省思，可以得到什麼啟发呢？以罪恶感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上帝时的特殊心态，因此它的最大挑战是不信上帝。一旦不信上帝，即有可能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然后就会出现杜思妥也夫斯基小说中所担心的大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我為何不能為所欲為？」
再以羞耻心来说，它源自个人面对社会标準或个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会标準，个人很可能变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这也正是当前社会的一大危机。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则不能忽略个人良知，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无限完美為目标。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体现於他自觉对人群的责任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同时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天命与兼善天下，亦即「修己以安百姓」，是孔子的人生目标。真正的羞耻心应该带人走向孔子所描述的这种志节。
四、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
孔子所创始的儒家，总是显示中庸之道。这种中庸，并非静态的不偏不易，而是充满动态而均衡的力量。就个人的生命而言，真诚与否是个关键。只要真诚，就会由内心產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动去行善避恶。这种观点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槪括。「向」 代表力量，「善」则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係的实现。
於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础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择善固执」，而人生理想除了「止於至善」还能有其他选择吗？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努力实践，无异於逐渐完成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悦乐精神」。一个人只要走在这样的正途上，不论他的遭遇是穷达顺逆，都不影响他内心的喜悦与快乐。孔子描写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肯定顏渊的杰出之处在於「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到了孟子，依然不忘这种人人皆可获得的快乐，并且具体归结其契机在於真诚。他说：「万物皆备於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个人若想快乐，则对万物一无所求，只须反省自己，觉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诚。这还是人生之至乐呢。孔子说：「君子坦荡荡。」成為君子，是人人皆有同样的可能性的，全看自己是否立志而已。
不过，如果把「善」界定為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係，就不能避免一种情况，亦即儒家总是怀著忧患意识。即使像尧与舜这样的圣王，在面对「修己以安百姓」与「博施於民而能济眾」这样的理想时，仍然会觉得自己力有未逮，亦即「尧舜其犹病诸」。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须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為其奋斗目标，而这项目标所带来的永恆而无限的压力，正是忧患意识的来源。
孟子说得更為直接：「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敎，则近於禽兽。」这正是人类的状况：若无教育，或者未受适当教育，则百姓的表现是与动物相近的。这种观点显然与「人性本善」毫不相容。君子所担心的即在於此。天下若要安定，须由先知先觉之士发挥其责任心，用以啟迪后知后觉之人，再由此形成优良的社会风气，大家一起走向人生的光明坦途与幸福之道。
孟子在揭示「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这段大道理时，结论是「然后知生於忧患而死於安乐」。人在忧患中可以生存下去，在安乐中却难免於灭亡。所忧患的是双方面：自己是否择善固执、日进於德？自己是否「与人為善」，是否偕同相关的人（包括依自己职责而有互动关係的百姓）一起走向善途？
《中庸》认為「天地虽大，人犹有所憾」。《易传》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儒家观念。其背后对人性的见解，并非宋儒（以朱熹為代表）以来所谓的「人性本善」，而是我们今日重新詮释的「人性向善」。由於人性只是向善，所以人生必须择善固执。由於善是指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係，此一关係要求我自己在力求完美时也要协助别人如此。「别人」一词包括由近及远的天下所有的人在内。如此一来，儒家的忧患意识就成為人生谨言慎行、修德讲学、立人达人、兼善天下的动力来源了。
悦乐精神与忧患意识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有悦乐而无忧患，则人生若非侷限於狭隘的利己，就是浮游於表面的享乐；有忧患而无悦乐，则人生又将怀忧丧志，患得患失，徒劳无功而苦不堪言。儒家能够兼取二者，使人在悦乐之时心存忧患意识，在忧患之中又能保持悦乐精神。如此方可「知其不可而為之」，继续以充分的信心与昂扬的斗志向著人生的理想前进。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能够把握上述原则，在面对现代人生的考验时，自然比较容易体会君子之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五、结论
没有人是生而完美的。「完美」一词在今日看来，包括「幸福」在内。其根苗在於人性，其花果则展现於多采多姿的现代人生。多样的选择让人无所适从，这时所需要的是一套通情达理、取精用宏的价值观，而孔子所始创的儒家思想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兼顾《尚书》所谓「正德、利用、厚生」三方面的要求，引领我们由真诚而主动行善，因行善而造福人群，并在此一过程中也逐渐修成正果，成就自己的人生功课。
我们学习孔子思想，若能在重视群体和谐时也肯定个体的主体性与主动性，那麼在面对现代社会的风潮衝击与时尚诱惑时，就不难把持自己的方向。我们在修养自己时，要时时警觉羞耻心，言行不仅合乎社会规范的标準，更要安於真诚的良知，进而上达无愧於天地神明的境界。我们身為知识份子与為民服务的公僕，总是希望造福百姓，因而难免於忧患意识；这时不能忘记孔子的悦乐精神，不但要苦中作乐，还要以苦為乐，甘之如飴，因為这一切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提升与完美。
纪念孔子诞辰，不再是例行公事，而是要学习一套完整而正确的价值观，使孔子的见解在现代人生得到验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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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喝茶须知
自曲主编 - 中国现状
消除恐惧，不急不躁；
多讲法律，少讲人情；
可以沉默，绝不说谎；
坚守原则，勇于承担；
直入主题，少兜圈子；
多讲价值观人生观，少讲具体事情；
尽量不提别人的名字；
保持沟通，不翻脸；（我的经验是国保第一次非常凶狠蛮横，次数多了会缓和）；
尽量避免谈及家人，绝不因私事求助国保；
洁身自好，勿授人以柄。
原文：https://twitter.com/tengbiao/status/444419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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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00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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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岂有文章倾社稷——看守所札记
自曲主编 - 中国司法
“三家村”文字冤狱的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先生，在哀悼其同冤之友邓拓先生一诗中，有“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一阕。我今天也借来一用，颇能说明我写作此文之主旨。
自我被广西警方“刑事拘留”然后获得“取保候审”释放出来之后，常常遇上国内外众多朋友的关心和询问。我只好就此问题一一作出扼要的答复。但经过多次答复之后，仍时不时遇上网上朋友们的关心和询问。我想，朋友们惦记和关心我，这给我精神上很大的安慰，也让我感到温暖。今天，特以此文向朋友们作一个简单的汇报。或许能给耽心被当局构陷迫害的朋友们，提供一点借鉴或启迪。
今天，我颇费心血地记录下这一切。窃以为，也能给受到当局非法迫害、而被迫长期避居海外、对中国社会颇感隔膜的民运朋友们，提供一点了解中国当前的世态民情的基础性素材。
一、国难日，我被抄家和刑事拘留
这些年来，我不屑于为虚假庸俗的喉舌媒体写作，不愿帮助喉舌媒体制造文字垃圾。并认为——倘若国内这些喉舌媒体刊出了我的文字，那是对我的极大侮辱。且暗暗发誓：倘若再为这些虚伪的喉舌媒体写作一个字，就砍去自己的右手。
自我秉持这种写作态度之后，因而就笔走偏锋，快意恩仇。写心中之所想，诉心中之郁积。写作和发表了不少文字。有的还流传得很广，颇受海内外朋友们的偏爱。
我明白，在共产中国，要讲心中的大实话，就会随时面临牢狱之灾。只能谀词滔滔、马屁滚滚地歌功颂德，只能整天戴着假面具、言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虚伪言辞，只能讨论一些似是而非的伪问题，才有可能谋得自身和家人的安逸。
我也明白，这些年来，当局迫害国内良心人士，渐渐地变得“精明”起来了。他们常常使用“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手段，来对付国内的良心人士。以免受到民主世界和文明社会的遣责，以维护党国的“国际形象”。
前些年，当局也想用“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手段来搞我。因为当年我曾有较长时段担任过颇有实权的信贷科长。于是，他们相继去了我过去工作的工商银行去调查，看我是否有贪污受贿的蛛丝马迹？他们的企图落空之后，又去税务部门，看我是否有偷税漏税的行为（这些情况都是这些部门工作的朋友，事后询问并告知了我）？
因为前些年，自我失业之后，曾开过一爿农业技术服务的门店。税务部门告诉他们说，农业技术服务的行业是免税的。于是，他们又到了工商部门去调查。查看我的营业执照上的问题。全州东门工商所对他们说：“他以失业人员的身份来这里申办营业执照。因为涉及失业优惠政策落实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批给他……”
在我没有任何“非政治化”的问题值得他们搞之后。有一次，在我采写了一篇《全州有这样一位抗战老兵》的文章发表后，他们还故意误以为那篇文章是我弟弟所写。于是四五个警察，三番五次上我弟弟工作的单位去，要其单位领导对我弟弟多加管束云云。
弟弟被吓得不轻，于是告诉我这些情况。我则告诉弟弟：“不是你干的事情，你把他们轰出去就是……”我知道，他们用的是“敲山震虎”的伎俩。以使我的家人感到异常恐怖而向我施压，迫使我放弃写作和表达。
在他们“敲山震虎”伎俩落空后，只好直接找到我妻子，跟我妻子说：“让你老公注意啦！再这样下去，孩子上学和你本人的前途要受到严重影响”云云。妻子回来后，就跟我怄气。我则跟她解释说：“我没做什么呀！我是表达不同的思想观点罢了……”
我当时很气愤，就找到全州国安科，对那里的警察说：“男子汉大丈夫，做事情应该光明磊落。去吓唬女人和孩子，算什么本事？……”那位常常跟我称兄道弟的国安科庾队长，则打马虎眼说：“没有的事情呀！可能是误会吧！”
（在我被拘押期间，妻子遇上这位庾队长，对他很是反感和恼火。于是她当众抢白这位庾队长曰：“别看你平时跟我老公称兄道弟的。关键时刻，则在背后捅刀子……”庾队长被我妻子当众这般数落，气得哇哇大叫，口中不知所云地申辩。但他在我出狱后，遇上我，则悻悻然地干脆躲着我走开……）
我知道，当他们的企图都落空之后，他们迟早会赤膊上阵的。
尽管事先预知了这一切，但在我被拘捕的前几天，常常感到烦躁不安。也许是我主在默默地提醒我，而我没有足够的灵慧来领悟。也许是人的第六感觉。我也解释不清的。
在这种烦躁不安的折磨下，当天下午，我又去找堂弟聊天。但聊了一会儿天，仍然难以排遣这种烦躁不安。于是就去了新华书店。
正当我在书店翻看书籍的时候，突然接到过去要好的同乡加同事蒋平荣的电话，说有要事跟我商谈……于是，我就回到宿舍区。遇到蒋平荣，问他有什么事情。他却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
回到工行住宅小区只一会儿，我立即被七八名警察截住。警察把我家门口用汽车堵住之后，声言要跟我谈谈。
对我来说，警方找我“喝茶”，这已是家常便饭了。我当时以为，他们会像往常一样，只是谈谈话，或威胁我一番而已。也没有特别在意，就打开家门，让这群警察进了屋。
但他们进屋之后，立即询问我的书房在哪里？于是，我带他们进入到我的书房，还玩笑着很他们说：欢迎参观！
他们进到书房之后，才跟我说，要对我进行“依法”搜查云云。因为是由全州国保科的警察带队（我们这里又称国安科），他们也没有向我出示搜查令和警官证件，就开始抄家了。
抄家过程中，我感到很气愤，就对他们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我甚至可以把我的卵子捞给你们看！而不像你们，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却整天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还顺口骂他们——“是一群公开抢劫的匪徒。”
他们被我激怒，乃狡辩说：“你不要闹，我们是依法办案。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已由不得你了。”
特别是那位姓李（在我不知道他实姓赵之前，他一直声称自己姓李）的主办警官，他一直黑着一张虎脸，对我凶巴巴的样子，使我特别反感。
因为我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宋代诗人王庭坚的诗句，就顺手将王庭坚的名字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当他看到我电脑桌上写着王庭坚的名字的纸片后，就虎着脸说：“好啊！你跟王庭坚也有联系？”
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就更为恼火地回敬他说：“不读书的人，俗不可耐！我不想跟你这种俗不可耐的家伙说话！黄庭坚是宋代的诗人，我怎么跟他联系？回去多读点书吧！不要这样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
（这名赵姓主办警察在我被拘押期间，一直谎称自己姓李，并让我叫他小李就是。出狱后，全州国保科的警察告诉我说——他姓赵呀。在我取保候审释放出来之后，由于他负有监控我的任务，乃多次打电话询问我的近况。有一次，他打电话时说失了口，开口就说“我姓赵”。我乃嗤笑他说：“我早就知道你姓赵啦，我是要看你说谎到什么时候？看你什么时候才能诚实起来？”以后就不特别提示了，只用“李（赵）”的字样来说明）
他被我痛骂之后，收敛了许多凶巴巴的样子。只顾吩咐其他警察翻箱倒柜的查抄电脑、书籍、通讯资料和文具用品等。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查抄，到18点钟左右，他们终于查抄完了。他们把查抄出来的物品清单抄写好之后，就要我签字。当我落款“2007年12月13日”字样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今天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于是扭头跟他们说：“你们选了一个很特殊的日子，来对我抄家。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他们回答说：“不知道。那你说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说：“七十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军攻破我中华民国的首都，并实施了南京大屠杀。今天是我中华民族的国难日。你们在今天来对我抄家，与当年的日本鬼子是一丘之貉！”
二、刑事拘留
签字之后，他们要我跟他们走一趟，说还有话要问我。
我说：“家都让你们抄了，还有什么话要问的？”
他们说，“希望你配合！不然采取强制措施，还是跟我们走的好！”
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就走下书房，走出家门。
临出家门，我吩咐妻子把家里的地面扫一扫。因为那么多警察在我家里抽烟和上下走动，把地板弄得脏兮兮的。
妻子则坐在电视前一动不动呛白我说，“你晓不得自己回来扫！”我在心里暗想，这很可能是生离死别呢！她竟然这样？
看到妻子这种表现，我当时确实感到很伤心难过。我在心里说：也好，我们的心灵很隔膜。我现在横下一条心，去牢房里过一辈子算啦！那就让她去另谋高就吧！
（我出狱后，妻子心里由衷地高兴，笑意写在脸上。我就问她，当时你为何对我那样冷漠？她说她是“外冷内热”，不让警察看出她的内心的伤心难过……我就骂她：傻婆哦！你不知道，你的这种表现，连警察都小瞧你呢！他们说你跟我相比，是一个很普通的妇女。我心里明白，他们没有将“下里巴”一词说出口罢了！我都感到脸上无光哩！）
下楼之后。我绕过堵在我家门口的那辆车，而往外走去。这时，他们神情紧张，如临大敌。前后左右都有人围上来。有的人甚至要拔枪的样子。我顺势坐进他们停在家门口稍远那辆车上。那名主办警官只好跟着我坐上那辆车，一起开进了全州北门派出所。
三、狗拿耗子的北门派出所
在去北门派出所的路上，那名主办的李（赵）警官一改他始终虎着的脸，很诚恳地对我说：“老兄骂得对啊！今后我要多读点书了。不然，闹出今天这样的笑话……”
这些年来，我预感到自己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有好几次，我想把民运朋友的联系方式告诉妻子。一旦被当局拘禁，起码让世人知道。而妻子却以工作繁忙为理由，说她不感兴趣，也不想关心，只好作罢。在自己被拘捕时，就靠自己设法把信息发给朋友们吧。万一发不出，那就认命了！（但经过这次事件后，妻子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才有了180度的转变。）
到了北门派出所，他们把我带到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我当时虽然没有方便的必要，乃声言要上厕所。进了厕所，我把门闩上，然后将我被抄家和拘押的短信息，草草发给了贵州的李任科先生。然后才走出厕所，与在门外等待的警察一起回到审问室。
（在我被“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才知道，我把短信发给李任科先生之后，李任科先生及时将短信在博讯等网站上公布了出来，然后很多BBS相继转贴了出来。大约在当天的21点多以后，国内外的很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其中有不少海外媒体的记者朋友。如法新社、美联社、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无疆界、德国之声、中国人权论坛、中国人权、民生观察、独立中文笔会等媒体或组织的关注。我妻子就我被抄家和刑事拘留的问题，一一如实地作了回答。引发了很多朋友对我被拘捕事件的抗议声浪。如郭国汀、胡平、胡佳、李元龙、野火、刘路、齐志勇、贵州民运圈的全体朋友、美国大使馆的焦柏古先生等等。这些朋友还通过电话，给予我妻子多方鼓励和安慰，使她放下心理包袱，让她勇敢地面对。也有一些国内的读者朋友，尽管在国内各大网站贴出这个消息，就被立马删去。但他们仍然孜孜不倦，而在一些不太引起关注的地方，发出抗议的声音。在此，我要对这些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正是这些朋友的呼吁和声援，让当局有所忌惮。这对于我获得“取保候审”释放，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中共当局对国内人民青面獠牙，却害怕文明世界的曝光。他们在国内当婊子，但却想在国际上立牌坊。这是中共当局的虚伪之处，也是中共政权的软肋。胡佳先生在我出来后，他也被当局构陷关进去了，并被冤判了三年半。他身体不好，却正在狱中受折磨。我很为他耽心，但又无可奈何）
在北门派出所等待一个多小时之后，该派出所民警唐实琼和指导员阎展明来询问我。他们问我犯了什么事？我反问他们：“我犯了什么事，我实在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就去我家里抄家。这是不是执法犯法？是不是违法乱纪？”
他们被我这样质问，感到很尴尬。乃有一答无一答地问了一些话，作了一个记录之后。以便向上级交差。
在这个问话过程中，我跟他们说，“这件事情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打倒共产党。你们瞎掺乎这件事，完全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有些事情，说了你们也不懂。你们这样乱搞，搞得我毛火了，我会控告你们。把你们送进牢房里关几年！你们信不信？”
这时，民警唐实琼就跟北门派出所指导员阎展明说，“老大，我们确实不该管这样的政治案件，越问越感到不对调了。你去把桂林有关人员叫来吧！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他们来办……”然后回头跟我说：“我们吃这碗饭，要听领导的安排。你是读书人嘛，就不要责怪我们啦。我们也是有苦难言的……”然后他们就走了出去，说让我等着。
在这个等待过程中，有两个年轻的治安队员来负责看着我。我则跟他们笑谈闲聊来消磨时光。
交谈闲聊一会儿之后，两名看管我的治安队员感到迷惑不解。说我是一个心慈面善的大好人，有文化，又有修养。怎么也被捉进来了？
我告诉他们，我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打倒共产党。把我抓进派出所，我实在不知道你们北门派出所搞了什么名堂……
后来，广西公安厅偕同桂林警方只好出面来审问我……这样的审问和等待，一直折腾到次日凌晨一点多钟，警方才开来了“刑事拘留通知书”，要我签字。
我当时没有想到他们这样胡搞，就很生气地跟他们说，“历史终将证明我无罪，有罪的是你们这帮丧尽天良的家伙。历史终将把你们钉在耻辱柱上去的。你们的家人和后代，也会因为你们的行为而抬不起头来、无脸见人的……”
在桂林警方审问我的过程中，我当时感到肚子饿了，于是顺手想往家里打电话，想问问还有饭菜没有？或叫家人送点饭菜过来。他们看到我掏出手机，乃跟我说：“等一会儿我们打快餐给你吃，不用你打电话的。”顺手把我的手机夺了过去。
打来的快餐，只有一份。我当时确实耽心他们在食物里面下毒。我想，既然到了他们手上，横竖不过一死，先吃饱再说吧！饥肠辘辘去做鬼，也不好。就开始用餐。但用餐之后，当着他们的面，我留下食物的样本放进口袋里……
桂林的警官问我这是做什么？我说：“我耽心你们下毒，就算我被你们毒死了，起码也有个说法。”
那名警官见我这样，乃极为愤怒，脸差不多变成了猪肝色：“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真是！……”
我说，“君子不君子，以后可以证明。现在，我只能把你们看成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你们必须昧着良心做坏事，才能保住你们的工作。否则，就保不住饭碗……”
我在那份“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签字之后，就被警车押送进了全州看守所。路过北门派出所的门房时，他们让我带上被子，我才知道家人早把被子送来了。
（出狱后，听堂弟告诉我——听说我被拘押之后，堂弟和弟弟早就把被子送到了北门派出所。他们想打听打听情况，却被北门派出所的警察推到了外面。他们于是想去对面的楼房上看看，却因为相隔太远，而没有看到我。）
临进看守所的大门，我再次跟那名主办李（赵）警官说：“我不怕坐牢，也不怕杀头。但请你记住了——别看你们今天闹得欢，耽心将来拉清单。历史会记住你的罪恶，把你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你们的家人和后代，都会因为这桩丑事恶事，而抬不起头的……”
他则很傲慢地回答说：“今天我有权力，先把你钉到看守所再说……”
四、审问过程概述（一）
进看守所一个月，有二十多天的时间，都在审问我。审问过程有摄像机对着，进行摄像和录音。因为第一次在审问室审问，我就声明了——“在这种铁门铁窗的环境下，不但精神上很受压抑，也感到不习惯。以后在这种环境下审问，我会拒绝回答任何提问。”因而，后来的审问，就一直改在比较宽敞的医疗室了。
审问过程很漫长，牵涉到不少政治、历史、哲学、信仰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民主人士来说，都属于基本常识，能够形成理解上的默契。但而对他们讲来，却需要颇费口舌解释许多基本概念，才能让他们有所理解。这些政治鹰犬虽然上了大学，但他们只学到一些党八股和假大空，没有学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需要我花上不少时间，来跟他们进行详细解释。就像是给一班基础很低的学生上课。
在这个“上课”过程中，有时搞的我很烦。于是多次嗤笑他们，“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吹牛屁眼去了？或许是国内的教育体系，只知道灌输马列毛邪说，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
他们被我这样嗤笑之后，很不服气地反驳说：“你也没有出国留学嘛，那你是怎样学到这些东西的？”
我于是告诉他们：“我正是对假大空、党八股这一套语言符号系统有所醒悟之后，并在对之进行批判和否定性思考的基础上，才获得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我不能跳出这个‘法西斯语言符号系统’，也许我今天也跟你们差不多的……”
这种审问，动辄就是半天或一整天。全州看守所的警察也对此感到迷惑并感叹——案情怎么这么复杂呀？他们也很好奇，喜欢站在窗下或门外，旁听我嬉笑怒骂地跟桂林警方的辩驳。有几个听了之后，反而感叹说：咱们全州要出贵人了……
看守们的这种感叹，说明共产党政权在道义上的全线垮塌——连看管我的警察们，不但不把我看成罪犯，反而把我看成了“贵人”呢……
旁听过我辩论的看守所的干警们，对我的案件议论纷纷。后来，广西公安厅的那名头头看到这种状况之后，就不许他们去旁听了。每当看到有人站在门外或窗下旁听，他则把手一挥，眼睛狠狠地一瞪。看守所的警官们只好纷纷退去。
上司的粗暴制止，并不能打消看守所的警察的好奇心，很可能强化了他们的好奇心。于是有几位看守所的警察，别出心裁，借在医疗室外窗下的水龙头搓洗衣服的机会，长时间站在那里默默地旁听，并慢慢和无声地搓洗那些衣服。而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明明知道他们是借洗衣服的名义来旁听，也不好意思轰他们走了。
由于长时间的审问，常常耽误看守所用餐时间。在我吃了几次冷饭菜之后，肠胃很不舒服。于是要求他们的审问不要耽误我的用餐时间。
后来，遇上长时间审问而耽误了我的用餐时间，审问我的警官就从外面打来快餐，跟我一道用餐。有几次，审问我的警官有聚餐会需要出席，则由全程陪同他们的全州国保科的警察，从看守所的干部食堂中，给我打来热饭菜。
打来的饭食质量，当然要比笼子里的强得多。我于是边用餐边感叹：这才像人吃的饭嘛！这位大哥还是个大好人的！笼子里面的饭菜，真像猪狗食呢！不是酸菜萝卜，就是豆皮汤，或是白菜叶。清汤寡水，看不到一点油星子。倒在地上，狗都不想闻一下的……
全州国保科的郑警官，他有一次指责我：“想那么复杂的问题干什么。吃饱了撑得没地方消化是不是？对于你的案件，光接待上级领导，就把我们累死了。好好地生活着，多赚点钱把生活搞好点，这才是正理嘛……”我乃回应他说：“那不是生活，仅仅是活着而已。就像鸡一样，整天脑袋一伸一缩，在地上寻找食物。你脑袋里面全是一团浆糊？”
因为这件事，他在外面跟我家兄诉苦说：“你弟弟好怪呢！那天骂我脑袋里面全是一团浆糊，我打了一个好饭给他吃，他就说我是个大好人……”
在我被关在笼子中的时候，遇上一些还不认识我的警察去“查笼”，他们总要点上我的名，把我叫到前面，让他们上下左右看个够之后，然后再吩咐同一笼子中的其他嫌疑犯人，要大家不要欺负我云云。
几个牢头则纷纷表示：X所长，你就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欺负他的。他是我们这里的大教授，是个大好人，我们很喜欢他的……（看守所里的嫌疑犯人们，不管这些警官们的职务是什么，一律叫他们“所长”）
桂林警方对我的审问过程，也是我舌战群盲的过程。他们用党文化的概念符号系统来质问我，而我只用几句话，就把他们这种党文化的概念符号驳斥得乱了阵脚。
整个审问过程，用他们后来“取保候审”释放我出来时悄悄地对我说的话来说：“整个审问过程，不是我们在审问你，而是你在审判我们呀！不是我们改变你什么，而是你改变了我们！”
五、审问过程概述（二）
这个审问过程，说来颇为有趣。我把他们的所有指控都驳斥得理屈词穷，使他们甚感难堪。使他们七八个人站在我面前，总是感到心虚理亏，没有底气。
当时，我对他们的辩驳，可以说是思想灵动，妙语连珠，口若悬河，声震屋瓦。直到到今天，我都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惊讶。仅在气势上，就让审问我的警察感到自惭形秽，矮了半截。何况他们提出的东西，在我的驳斥下，根本站不住脚。
当然，能达到“思想灵动、妙语连珠，口若悬河”的境界，还有赖于我睡在监舍的床上的时候，常常琢磨他们会提出哪些问题？然后思考应对的方法。当时我想，他们整天琢磨怎样对付我，我为什么不可以琢磨琢磨怎样来对付他们？
我还时不时跟他们说：“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透明的。连我的心肝，也是亮堂堂的。我甚至可以把卵子捞给你们看。让你们看看，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不像你们，整天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却干着这种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桂林地区的方言，捞卵子给对方看，是极为愤怒地蔑视对方的意思）……
他们就说我在侮辱他们。我则反问他们：“把一个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公民，无缘无故地关进看守所，并进行构陷迫害，难道就不是对我的侮辱了？！”
审问我的警官乃说我态度强硬。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乃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跟我说：“王德佳，你的事情，要说大就大，要说小就小。关键取决于你的态度。认识态度好，可以什么事情也没有。认识态度不好，判你十年八年又怎样？！”
我当时正在气头上，乃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按照你的这个说法，那么中国的所有法律，都等于废纸。中国的所有司法机构，都等于狗屁。中共政府所说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言辞，那完全是对全国人民欺骗，对全世界人民的欺骗。因为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是根据法律和事实，而是取决于你们是否高兴。你们高兴了，就可以没有任何事情。你们不高兴了，就可以把人往死里整……按照你这个说法，所谓的依法治国，那不是等于共产党政权脱裤子放响屁？！”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又说：“共产党不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嘛！三个代表……”
我立即反驳说：“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一部分政治理念相同、或利益诉求相同的人的集合体。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政党，世界上没有一个。只有脑膜炎后遗症，才相信一个政党能代表全民族的利益！什么三个代表，我只能说是三个狗屁……”
“我还要在这里声明，我所说的共产党，只是指极少数的党魁寡头。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几个人，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其他的普通党员，仅仅是一组毫无意义数字。在我批评或指责共产党的时候，请你们不要自作多情……”
那位公安厅头头被我这样无情的抢白，哑口无言，甚感狼狈。当天的审问结束后，待那位头头出去了，那位主办李（赵）警官跟我说：“你不要这样冲撞我们的领导嘛。这样对你不好，对我们争取对你的宽大处理也不利嘛。”
我于是回答他说：“既然站着进来了，我就打算横着抬出去的。他是你们的领导，又不是我的领导，关我卵事。领导不领导，只要讲得有道理，我就服他。如果想以势压人，我不吃这一套。”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嗤笑他们说：“你们应该做两套不同的衣服嘛。”
他问：“为什么？”
我说：“一套衣服前面短后面长，用来鞠躬哈腰地对待你的上司。一套衣服前面长后面短，用来昂首挺胸地对待我……”他听了之后，也忍不住笑。并在我肩上拍了一巴掌说，“你这张嘴巴呀”……
这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吃了好几次这样的亏之后。于是在以后的审问过程中，他变得谨慎多了。往往是任由手下警官跟我辩论，而他像一个裁判员那样，坐在一边默默地听。只有在他感到我言辞上有破绽的时候，才出来跟我辩论几句。如果辩论失利，则赶紧闭嘴。
有一次我说：“我信奉伏尔泰的那名言，即‘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你们的宗旨则是，‘我虽然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要坚决禁止你说话，封住别人的嘴巴……’”
“我的写作和表达，如果你们认为我说得不在理，完全可以跟我公开展开论战，或展开对我的公开批驳。哪怕把我批驳得体无完肤，我也热烈欢迎。你们在道理上说不过我，就横蛮地抓人。这是什么逻辑？马克思也说过，武器的批判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是不是你们手上有枪，就认为有“道理”？这应了中国一句俗话？叫做‘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你们是不是像共军或党卫军的丘八（兵），都是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竟然用坦克机枪达姆弹、来对手无寸铁的父老乡亲开枪？这样一支邪恶的军队，如何让全国人民看得起它？”
“当年的六四大屠杀，连共军内部有良知的军官，也为之感到羞耻和愤怒。这种羞耻和愤怒，酝酿到一定程度，迟早会有一天，他们会把刺刀刺进独夫民贼的胸膛……”
趁他们默然，我说：“我认为，只有允许人民思考和表达，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走向理性和文明。动不动就对公开讲了真话和实话的公民，进行构陷迫害的社会，只能使人民的良知和智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窒息，只能使这个社会没有任何活力，只能使我们中华民族永远落后愚昧……”
“这样的社会，只能造就麻木和冷漠的民众。黑格尔说过，‘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你们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中华民族，都变成一具具没有思想和灵魂的行尸走肉……”
“你们施行这项反人民的政策，几乎把中国变成了一片思想的荒原，变成了一片文化的沙漠。造成了中国的文化、科技、教育事业的全面落后。造成了贪腐遍地，人欲横流、国将不国的社会现实……你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反认为是一项光荣使命！是不是？”
……
六、三项指控罪名
1、“公然侮辱毁谤他人”
因为我在《自由中国》和《阿波罗》等网站上发表了《从三伦看毛泽东之为人》三篇连续性的史论短文。于是，警方最先是以“公然侮辱毁谤他人”的名义，对我进行抄家和刑事拘留。
当警方提出这项指控时，我反过来嘲笑他们——“你们这样乱搞，是执法犯法，是违法乱纪。你们警察不应该是一群法盲吧！”
他们很不服气地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没有乱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法律程序走的，是有法可依的……”
我于是跟他们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公然侮辱毁谤他人’，这是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一条重要司法原则，就是——民不告，官不理。既然你们指控我‘公然侮辱毁谤他人’，那么请你们告诉我——原告在哪里？就算有了原告，也不由你们来执行。而应该由法院来处理。你们这样胡搞乱来，不是‘法盲’是什么？不是‘执法犯法’是什么？！”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听到我这样指责他们，乃很不服气地大声说：“你才是法盲。请你去钻研一下有关的法律条文。”并说，“我们国家法律，就是不许公开批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家都像你这样，岂不要天下大乱……”
我乃进一步质问他说：“请你指出来，中国哪一条法律写着‘不得批评党国领导人’？按照你这个说法，那么中国政府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承诺的‘依法治国’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言词，岂不是对全国人民的欺骗？岂不是等于放狗屁？！”
他只好虚虚地赶紧声明说，“我没有这样说过。那是你自己这样说的”……
2、“分裂国家罪”
经过这种辩驳之后，警方以后就没有再用“公然侮辱毁谤他人”来指控我。而换了一个“分裂国家罪”了。因为我在《民主论坛》上发表了《我坚决支持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的一篇时评短文。这篇时评短文的主旨，是用国际法理依据，来论证中华民国回到联合国、而把中共政权从联合国踢出来的合理性。并指出了当年的尼克松和吉辛格等人，秉持的机会主义的外交路线，不顾国际法理逻辑，而把中华民国踢出联合国，是一个历史错误……
对于这项让人哭笑不得的“分裂国家”指控，我乃跟他们辩解说：
“我从来坚持一个中国，我所坚持的这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字，都是虚伪不实的。都是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人民没有人民，要共和没有共和。我只能把它称之为‘伪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先分裂国家的人，是共产党。当年在中华民族淞沪抗战的时候，共产党趁机占领了一百多个县，在后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淞沪抗战过程中，共产党在中华民国的背后放冷枪。连彭德怀都对此感到羞愧和气愤……然后在中国的内陆的江西省，建立了一个苏俄的傀儡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国中国。请问，你们该不该追究他们分裂国家的罪行？”
“你们还可以去问问，今天在联合国的席位上，中国仍然顶着中华民国的名义。如果你们的这项指控罪名成立，是不是应该把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全部抓起来，并关进监狱！才遂了你们的心愿？”
“我曾经写过一篇《我坚持使用民国纪元年号的缘由》的文章，我现在的这篇《我坚决支持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的文章，是那篇文章的逻辑结果。在那篇文章中，我把自己坚持中华民国的国统法统的原因说清楚了。如果你们能够驳倒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理由，我就认罪。如果不能驳倒那篇文章所说的逻辑依据，那只能说明你们的愚昧无知，只能说明你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能说明你们在搞一个新的国际笑话。共产党政权搞的国际笑话，已经够多了。你们再搞一个出来，也不嫌多……”
3、“煽动颠覆政权罪”
经过以上辩驳，他们的“分裂国家罪”也站不住脚了。但他们很顽强，屡败屡战。于是又对我提起了第三项指控——“煽动颠覆政权罪”。
他们指控我的理由是，我在《自由圣火》上发表了《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思考》这篇论文的前六节（后五节正想着手写，但还没有写出来，就被构陷并关押起来了）。
我乃驳斥他们说：“第一，刑法上关于煽动颠覆的条款，违背了宪法上关于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是非法之法……这是一条没有法律效力的恶法酷法，我是不会承认它的合法性的。如果刑法上这一条有效，那么宪法就连一张揩屁股的纸都不如……”
“第二，一个养着四百万党卫军的政权，仅凭一个公民的几句话，就可以颠覆了！？除非这个政权是用谎言的纸灰糊成的！这样虚弱不堪的政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这样虚弱不堪的政权，还值得你们去维护么？”
这时，他们迫不及待地打断我的讲话说：“煽动颠覆政权，不需要颠覆的事实，只需要煽动的言辞，就可以定罪的。”
我说：“那好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但长期煽动颠覆国民政府，而且已经颠覆了国民政府。你们该定他们什么罪？你们去把他们抓起来，才能说明你们执法公正，才能说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以理服人。否则，煽动颠覆这条法律，就是蛮不讲理。”
他们又说：“在那篇文章中，你煽动了呀！”
我说：“好啊！今天，你们就坐在我的对面。我现在不用嘴巴，也不用笔来煽动。而是拿把扇子来用力煽动。煽动你们去颠覆政权。你们去不去？”
他们赶紧回答说：“我们肯定是不会去的。”
我说：“这就对了嘛！你们坐在我的对面，我用扇子都煽不动你们。我能煽动谁呀？如果因为我说了几句话，你们就屁颠屁颠地去颠覆政权了。只能说明你们是一群傻卵（‘傻’，桂林音读ha，桂林人说‘傻’字时，用强重音，特响亮醒耳）。还好，你们不是一群傻卵，所以我煽不动你们！”
趁他们尴尬默然的时候，我接着说：“一个公民相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就像蚂蚁对于大象。大象想踩死蚂蚁，却指控蚂蚁企图颠覆大象。这不是国际笑话嘛！”
“别说颠覆一个政权，我现在牵一头水牛婆来，让你们来颠覆。你们之中的任何人颠覆了这头水牛婆，我就把这头水牛婆送给你们做老婆……”
“如果颠覆政权有罪，那么几年一届的全国和各地的人大会议，都要装模作样的选举新政府。新政府取代旧政府，就是对旧政府的颠覆。是不是？到了那时候，也请你们去北京和全国各地，把参加人大会议的各级代表全部抓起来。因为他们已经实施了颠覆政权。是不是？”
他们听了我这种玩笑带讥讽的话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时谈话的气氛轻松友好，用外交辞令来表达——我们就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
后来，就着这轻松诙谐的气氛，我又说：“中国判处某些犯人之后，还要宣布剥夺政治权利多少多少年。对于这句话，我长了40多岁，始终搞不明白有什么意义。中国公民有什么政治权利？既然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剥夺个啥？其实剥夺与不剥夺完全一样！这是一句最为虚伪的判词，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共产党当年为了蛊惑人们向国民政府发起攻击，就拼命鼓噪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等他们一掌了权，马上变脸，把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扣上一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将其一脚踢进臭水沟。如果共产党当年的口号是真诚的，那么今天的结果，就是一场历史的错误。如果当年的口号是虚伪的，那么今天的结果，就是一场历史的骗局……”
“四川作家笑蜀先生，把当年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刊出的社论，编辑出版了一本书籍，叫《历史的先声》。连这本书，都让今天的中共当局闻之变色，都成了今天的中共当局的禁书了。这让人如何理解？你们觉不觉得搞笑？”
……
我海阔天空闲谈了不少之后，他们才想起把谈话拉入正题，于是跟我狡辩说：“刑法违不违背宪法，我们管不着。但刑法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执行嘛。你说是不是？”
我回应他们说：“老实地说，我这么努力地写作和表达，最朴素的想法，是想为广西争光，为家乡争口气，为桂林的文化底蕴添砖加瓦，为桂林如诗如画的山水做免费广告。因为国内外的读者朋友看到我‘荆楚’这个笔名，就连想到桂林山水的风景如画。网上有朋友甚至说，‘是如诗如画的桂林山水，才孕育有荆楚的腹中锦绣’呢。”
“记得我在《世纪学堂》上与深圳作家朱健国先生相遇，他要了我家里的电话。有一次，他打电话过来，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广西桂林人。他听乃感叹道：‘我实在想不到，你是广西人呀！因为广西的政治空气很沉闷，学术空气很淡薄。’”
“他的这句话，确实给了我很强烈的刺激。我不服这口气——难道我们广西就是这么落后？就这么愚昧和不开化？所以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我们广西人争口气。”
“这次电话，还闹了一番有趣的笑话呢。朱健国先生打电话过来问，‘是不是荆楚先生？’我一听就说：‘你打错电话了’。然后顺手把电话扣上。他再次打电话过来，指责我说：‘明明听出是你的声音呀！’我才想起自己的笔名叫荆楚。然后跟他一起大笑……所以这次电话印象深刻，对我的刺激也大。”
“而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破坏我的朴素愿望。你们不但破坏我的朴素愿望，反而是在为广西出丑，是在为桂林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抹黑。你们执行这非法之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连我为桂林警方的愚昧无知感到羞耻，也为你们感到脸上无光。”
那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听了我这番话，不但不反驳，反而不住地点头，对我这种想法表示赞许。
七、反弹琵琶（一）
有一次，那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问我：“国内有那么多报刊媒体，你不去发表。为何要去海外发表？被反华势力利用？”
我于是跟他说：“请你先把反共与反华区分清楚。很多人反共之目的，是为了爱中华。反对共产党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祸国殃民、残民以逞的政策，是为了救中国。比如美国政府和人民，一直激烈反共，但美国人民却深深地爱着中国人民。连反共与反华都搞不清楚，不配跟我谈论问题。”
“共产党在历史上伤天害理、祸国殃民、丧尽天良、残民以逞的事情举不胜举。如反右，如大跃进，如大饥荒，如文革，如六四等等。我曾经在过去工作的单位，设了好几次擂台，只要谁能举出共产党做了哪一件利国利民的德政善政出来，而我驳不倒，就算我输。至今没有一个人驳倒过我。大家虽然承认，我说的有道理，但却告诫我——‘不能公开地讲’……”
那头头打断我说：“这些事情都过去了嘛！许多历史问题，党中央不是早就否定了嘛。老是纠缠于这些历史问题，就不能前进嘛。”
我反驳他说：“发生了这么多历史悲剧，可以说是冤狱遍地，饿殍成山，如果不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有可能使历史重演……因为一个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息、也没有长进的民族。”
“邓小平那两句话，‘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最为混账无赖。研究历史问题，只能见微知著，只能从细部入手。只能依据一个个历史事实，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就等于不让人研究历史。”
“而‘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是使整个民族变成了见钱眼开的动物啦！‘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跟‘有奶就是娘’有什么区别？按照‘猫论’的逻辑，哪怕去当汉奸卖国贼，只要能搞得到钱，就是英雄好汉。这叫无德无良无心肝，这叫汉奸逻辑，这是邓小平没有一颗牙齿的表现——无耻呢……”
“至于为何要去国外媒体发表文章。我现在问你：拿一份人民日报给你看，你爱不爱看？恐怕你连题目都懒得瞄一眼的。国内的这些喉舌媒体，完全是假大空，是党八股。如果在这些虚伪庸俗的喉舌媒体上刊出我的文字，那是对我的极大侮辱。你倒说说，国内这些虚伪庸俗的喉舌媒体，能让我发表这些讨论真问题的文章么？你推荐去发表？”
“国内喉舌媒体的自我定位是——我是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他们除了歌功颂德，除了庸俗下作，除了‘丧事当成喜事办’，除了整天制造文字垃圾，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我经常跟朋友玩笑着说，如果共产党控制的喉舌媒体说了一百句话，而你相信了一句，说明你是傻子。我曾经在一篇《中南海是超级幽默大学》的文章中，论证了中南海是阴谋深似海，中宣部是指鹿为马部，新华社是颠倒黑白社，人民日报是愚民日报。这样的下作庸俗的东西，这样弱智的愚民工具，这样不堪入目的文字垃圾，我确实很鄙视它，瞧不起它。只有那些没脑髓的傻卵，只有那些下三滥的犬儒，只有那些无耻的文人，才会去瞎掺乎！”
那位主办案件的李（赵）警官接口说：“王德佳，你的思想够反动的呀！”
我于是驳斥他说：“你们的祖师爷毛太祖曾经说了一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本身，就是反文明、反理性的充分表露。我反对反动的东西，按照数学上负负得正的规律，我就是进步的。真正反动的，是你们。”
李（赵）警官又说：“你发表出来的那些文章，成千上万的人去点击和阅读，比直接撒传单和贴标语，要严重多，恶劣得多！影响很坏！”
我说：“文章是写给人看的，也是为读者而写的。我的文章能让读者喜欢，能获得读者的认同，能引起人们精神上的共鸣，说明我为之付出的心血很值得。我作为文章的作者，当然希望读者越多越好。难道要我声明——请读者不要阅读我的文章！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逻辑？”
那位李（赵）警官又说：“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呀，你可以通过这些正常渠道，去提合理化建议，去献计献策嘛！”
我说：“什么狗屁人民代表？完全是官僚代表，再加上几个娱乐圈体育圈的粉脸和白脸。他们不过是共产党掩耳盗铃的花瓶和摆设，是一群木偶，是橡皮图章。他们能代表人民吗？谁是我的代表？你带我去找到他呀！我现在就跟你去！他向选民竞选了吗？我选举他了吗？只有鬼才知道！我上哪里去找？”
那名头头又说：“王德佳，我可以老实告诉你，这些年来，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一清二楚。你发表在海外的文章，我们都看过，想隐瞒都隐瞒不住……”
我说：“这样很好呀！我早就说过，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和透明的！连我的心肝都是亮堂堂的。我甚至可以把卵子捞给你们看！在你们系统中，有人喜欢阅读我的文章，我表示热烈欢迎。说明在你们系统中，也有我的读者和粉丝嘛。”
“只是可惜你们浪费了纳税人的血汗，让纳税人养着一帮思想警察，养着一群言论特务。让你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一个特务国家。俗话说过嘛，世上最毒蛇蝎嘴，人间最毒特务心。我为你们感到羞耻，也为纳税人感到冤枉……”
对于这些指控，我当时是抱着豁出去的态度，一会儿讥讽，一会而挖苦，一会儿揶揄，给予对方有力的驳斥。让他们感到很尴尬和狼狈。
有好几次，那名主办李（赵）警官跟我说：“其实，我们撇开各人的政治观点不说，私下里，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我们在私下里，什么话题都可以讨论的……”并反复劝说我，要求我把态度放缓和一些，“才有利于争取对你的宽大处理。不看过程，看结果吧！到时候，可以证明，我们没有害你之心的。”
我回应他说：“一个公开场合只能整天戴着假面具，只能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套话、屁话的社会，一个只有在私下场合才能说真话国家，只能说明中共当局的心虚理亏，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虚伪。这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也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你们想虚情假意地引诱我钻进圈套，等我把头一伸进去，你们就会把绳子勒紧。你们的行事方式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没有任何道德和伦理的底线……我不会上这个当的。反正被你们构陷冤枉，我已经横下一条心，打算把牢底坐穿，或被你们搞死后，被横着抬着出去……”
审问我的那名主办李（赵）警官，对于我一直怀疑他的用心，并反复地跟我说：“我们是真心实意、想方设法救你出去，让你少受苦。说实话，你的那些文章，说你是首要分子，一点都不过分。判你个十年八年，一点都不冤枉。但判你十年八年之后，就等于把你在精神上弄残废了。一个人才被毁掉了，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我们的良苦用心，你不领情也就算了，反而始终指责我们，不信任我们。确实让我们感到难过……把你关进看守所，我们特意吩咐了看守所所长和指导员，不能让你受到欺负。生活上要对你多方照顾。你带在身上的1000多块钱，我们本来可以没收你的，我们也没有没收，留给你在里面改善生活。我们待你不错吧，你应该好好地感谢我们……”
我回敬他说，“你们不是要真心实意、想方设法救我吗？我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打倒共产党。既然没犯什么罪，那就是你们搞错了人，铸成了冤案。就应该立马放我出去，并向我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搞错了人，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要受害人对你们感恩戴德。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逻辑？”
他只好虚虚地说：“我们没有要求你感恩戴德……”
我接着说：“共产党在历史上祸国殃民、丧尽天良的事情举不胜举，就算打倒共产党，也是符合社会正义的行为。何罪之有？”
他们接着我的话柄说，“对于反对共产党的人，我们就是要对之施行无情的专政！对于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人，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好果子吃……”
我回敬他们说：“专政一词，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一部分人，用强权和横蛮，专门把持着政权，不容许别人插手。而你说的‘无情专政’，应该是指无情镇压的意思。你们这是在用力学的词汇，来表达一个政治问题。可见党文化的词汇贫乏，可见党文化的荒唐悖乱。”
“是的，我对共产党政权的施政，确实有所批评和指责。但这种批评指责，其实是在帮助共产党政权修正错误，走向正确，把国家治理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搞好。这就像一个医生给病人看病，然后给病人开药和救治。而你们明明知道共产党政权害了重病，不但不许医生去救治，反而把医生抓起来，并欺骗病人说：‘别人说你的脸色看不得，我看你的脸色带宝色。’你们恨不得共产党政权早一天不治而亡，早一天完蛋。你们已经实施了颠覆共产党政权的行为了。你们才是颠覆政权的人。按照刑法105条的规定，应该把你们关起来……”
因为自我父亲2003年10月去世后，母亲的赡养和日常生活照顾问题，一直由我主管着。自我被捕之后，我很耽心母亲的健康和生活照顾问题。并反复向他们提出了会见家人的要求。以便就八十多岁的母亲的赡养和日常生活照顾问题另作安排。
他们见我这样软硬不吃，感到很为难。趁我反复提出会见家属的机会，他们则一再向我表示：“我们会设法满足你这个要求的。谁都是父母所养的嘛！党中央不是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么！你不要急嘛！”
我见他们只是干承诺，而不见任何实际行动。很是着急和窝火。并当即指责他们说：“既然答应了我会见家属，十多天过去了，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干打雷，不下雨。你们是不是从来就没有诚实过？是不是以会见家人作为钓饵，要我把头伸紧进你们设好的套子里去？从这一点上来看，只能说明你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说明你们的卑鄙！……”
想到母亲很可能为了我被捕而伤心难过，或许已经病倒了。我这一辈子，很可能见不到善良的母亲了。我很伤心，心如刀绞。情不自禁，声音哽咽，泪流满面。
他们看到我这种情形，于是趁机对我说：“这就对了嘛！认识了错误，或许过几天，就可以看到你母亲了！而不认识错误，也许就见不到母亲了嘛。人生一世，倘若不孝，抱愧终生，何以为人嘛！”
我忍着伤心，揩去泪水，恨恨地对他们说：“是你们活生生割断这人伦亲情。反而用不孝来指责我。你们是不是父母所养的？倘若是父母所养，就应该具有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天理良心。而不是用会见家人作为条件来要挟我。中国还有句俗话，叫做‘忠孝不能两全’。你们既然迫使我在忠孝之间作出二难选择，那我就明确地告诉你们——我只能选择忠于我的国家和民族，而顾不上对母亲尽责任了。这是你们造成的结果，遭天打五雷轰的，应该是你们。你们将受到神的旨意的严厉惩罚！”
其实他们很心虚，当听到我“你们将受到神的旨意的严厉惩罚！”这句话时，他们的身体为之一震，几乎要耸起来，脸上也显得很惊慌。
“我再明确的告诉你们，倘若因为你们对我的构陷迫害，而气死了我的母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绝食而亡。这样，就把你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你们的后代和亲人，都会因为这件丑事，而无脸见人的。就算我被你们迫害致死，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到时候，你们可以试试看！全州公安局那几个家伙搞我，都死于非命，不得善终。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
这时，一直默默陪坐在一边的全州国保科的警察马上接口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早就过去啦！就不要再提了嘛！”
那名主办李（赵）警官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这样的嘛。也许有不合理的地方，会在人大会议上修订完善的。但在没有修订完善之前，我们只能执行。我们吃这碗饭，你也不要怪我们嘛。”
我回应他们道：“快不要说人民代表大会了。我早就说过，《各级人大、政协及代表，全是一堆狗屁》的。因为那么多祸国殃民的政策出台，2000多名代表，全部是‘热烈鼓掌，一致通过。’说他们是一堆狗屎，已经是对他们的过奖了。毛太祖也说过嘛，狗屎可以肥田。而他们虚耗纳税人的血汗，却不为纳税人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是一堆狗屁是什么？”
“我曾经写了一篇《各级人大、政协及代表全是一堆狗屁》的文章，来论证我的这个观点。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嘛！我的电脑都被你们扣押去了。我的文稿，全部保存在电脑里……免得你们这么懵懂无知……”
“是的，我从来不相信你们一生下来，就是那种‘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人。我相信你们具有正常人的良知和美德。对于你们不得不听命于上级，昧着良心做坏事。我能够表示充分的理解，尊重你们的工作，也不会怪罪你们。因为我始终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
那名主办警官见我这样说，乃虚虚地声明说：“我们没有昧着良心做坏事嘛，只是履行我们的职责罢了。对于你对我们工作的宽容和理解，我们表示感谢！谢谢！”
我接着说，“希特勒有盖世太保，斯大林有契卡，萨达姆也有一个国家安全局，由他的儿子乌岱控制。萨达姆看上了哪个良家妇女，就由国家安全局的特务把她抢来。倘若其家长不同意，乌岱就以一个破坏国家稳定的罪名，给他们几颗‘花生米’吃。然后再把那名妇女抢进萨达姆的行宫。中国的国家安全局，跟萨达姆的国家安全局完全一样……”
（因为警方一直不告诉我他们是哪部分的人，使我在里面一直误以为他们是国安系统的人。所以就用‘国家安全局’来讥讽他们。出狱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国保系统的人）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见我这样讽刺挖苦国家安全局。他不但不反驳，还笑着点点头。
我接着说：“我不知道你们读过《召公谏厉王弥谤》这篇著名的古文没有？记得有几年中学语文课本上选了的。‘道路以目’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两个成语，就来源于这篇古文的。”
在他们声言不知道后，然后我说：“这篇著名古文在《国语》上有，《古文观止》也选了。让我来背诵一段给你们听听（然后一字一顿地背诵）：‘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厉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你们的职能，就是卫巫。是要使这个国家‘道路以目’，才遂了你们的心愿……”
那名负责记录的警察接口说，“要是你当了国家领导人，那我们不是全部失业了嘛？”
我说：“不一定的。假如我当了国家领导人，我会让你们真正地为老百姓服务，让老百姓尊敬你们。而不是只为一党之私操劳，让老百姓鄙视你们。使你们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干着这种违背良心、伤天害理、令人不齿的事情。这样不是更好吗？只要你们不是主动实施迫害，没有犯下严重罪行。我想，善良的人民，是会宽恕你们的……”
我接着跟他们玩笑着说：“你们的工作性质，就是整天瞪着一双贼眼睛，监视着纳税人的嘴巴。这样也太辛苦了。就算整天拿着胶布去贴人民的嘴巴，也忙不过来。我要是你们国家安全局的头头，我就让科学家去研究一种药物，或发明一种针剂，让所有中国人使用这种药物后，一个个都变得呆头笨脑的。只知道老老实实地干活，而不知道思考。只知道用嘴巴吃饭和接吻，而不知道用嘴巴说话……这样的社会，才是共产党政权的理想目标。这样的社会，才让你们变得轻松快活。这样的社会，才是中共中央所提倡的和谐的社会。但在我看来，这样的社会，这不叫和谐社会，应该叫“喝血”社会。就是喝人生血的社会……”
“不过，这样的社会，毛泽东已经实践过了。他大搞愚民运动之后，造成了一个人发疯全民族遭殃的结果。效果实在不好。”
“毛泽东的‘思想改造’、‘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之后，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由于没有批评的声音，于是胡作非为，异想天开，异想天开，把牛皮吹破了天，也不知道。终于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我想，你们的家里，也有人在那个年代饿死了，或死于营养不良后的并发症。这样的社会，大家都是受害者，谁也逃不了……”
八、“案情分析”
警方想用亲情来打动我，我也没有吃那一套。后来，警方就对我的那篇《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思考》的论文，一一指出其煽动颠覆的“证据”所在。这样一来，就转入具体的“案情分析”了，或曰进行了一场论文答辩。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指责我在那篇论文中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我就问他是哪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我第一项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
我一听到“人民民主专政”一词，就很反感地揶揄他说：“民主就是民主，专政就是专政。民主与专政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概念。把这样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概念搞在一起，只有你们这群没脑髓的人，才相信这种糊涂不堪的概念！”
“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就更加荒唐了。马克思主义否定普遍人性的存在，而用‘阶级斗争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来论证一切。普遍的人性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看到美丽的花朵，都会产生愉悦的感觉，看到肮脏的东西，就会感到不舒服。而不取决于他出身于那个阶级。”
“马克思将对某些教会或牧师的虚伪的批判，来否定有神论。这在逻辑上叫做偷换概念，是偷梁换柱，是站不住脚的。”
“有神无神，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宽容有神论者，尊重秉持基督信仰的人。基督的博爱精神，是社会变得文明与和谐的原动力。今天的共产党政权大肆迫害基督徒，最不应该，丧心病狂，将会受到神的旨意的严厉惩罚……”
“再者，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是人类社会能够和谐相处的伦理底线。而马克思仇视私有财产制度，就是仇视人类的文明进步，仇视人类社会的伦理底线。是要把人类社会拖回到野蛮抢夺的时代去，把人类社会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
“马克思主义鼓吹暴力夺取政权，为了达到暴力夺权之目的，乃漠视人性、人道、人权的基本价值。我不管它的学说如何庞大严密，只要它是漠视人性、人道、人权的基本价值，我只能说他为邪教。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十足的邪教。”
“早在十七世纪，阿克顿勋爵、孟德斯鸠等人，就发现并总结归纳出‘权力导致腐败’的关系式。即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并设计了权力制衡的基本政治架构。且在美国立国后，进行了制度设计的成功实践。而马克思到了十九世纪，还在那里鼓吹专政和专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开历史的倒车，是一种反动的邪说……”
“逻辑学上有一条重要规律，即大前提错了，尽管小前提万分正确，推导过程也十分严密，但推导出来的结果，就没有任何意义。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叫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立论的基础，都是建立在逻辑错误的基础上。就必然得出大谬不然的荒唐结论。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把中国治理得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必然给中国人民带来罄竹难书的血泪和苦难！”
“而列宁主义则把马克思主义崇尚暴力和血腥的东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味鼓吹血腥恐怖，提倡非法剥夺，把社会变成一个恐怖的海洋，把马克思主义的逻辑错误更上一层楼，那就更是荒唐之上的荒唐了……”
“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土匪流氓逻辑的集大成者。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头，毛泽东就要‘去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活生生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不是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嘛。按照毛泽东的这个逻辑推导一下，我完全可以说——凡是敌人不吃屎，毛泽东一定要大口大口地吃屎。”
他们听了，也忍不住大笑。待他们笑过之后，我又接着讲：“毛泽东不是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我告诉你们，枪杆子里面只能出土匪流氓政权，只能出强权。既然共产党政权颁布的宪法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归于人民。’这就承认了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
“既然承认了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而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就没有民意的合法性。就是非法政权。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强奸。因此，选票里面出政权，才是合乎逻辑的。才符合法理依据。”
“邓小平不是说过嘛，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指导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思想，当然也是毛泽东的思想。而坚持毛泽东思想，岂不是还要让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岂不是还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岂不是还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而坚持社会主义这种说法，就更是一个国际笑话啦。社会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任何人都说不清道不明。任何人都不能给予一个确切的外延和内涵的定义……连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都说，‘社会主义是个什么东西，谁都说不清楚。以后就不要提了嘛！’”
“对于这样一个荒唐悖乱的概念，共产党竟然强迫人民稀里糊涂地坚持了五十多年。也只有在中国这种没有逻辑传统和哲学头脑的民族，才会长期陷于这种国际笑话中，而一直木知木觉，并被共产党的少数寡头玩弄于股掌之上。也只有你们这些没有脑髓的警察，才会对这个荒唐悖乱的概念敬若神明！”
“而坚持党的领导，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啦！法律上没有任何明确规定，怎样领导，领导到什么程度。谁有权，就得听谁的。谁手上抓着枪杆子，谁就是老大。共产党政权是不是黑社会？”
“要说坚持党的领导，波尔布特执行得最好。连男女恋爱和婚配，都要由党领导了去。由党来分配各人的妻子和丈夫。波尔布特完全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治理国家，在他统治柬埔寨的两年多时间内，就将一个仅有700万人口的国家，搞死了200万人。波尔布特可是中共手把手教出来的“好学生”。我建议你们给胡锦涛提个建议，让他好好地向波尔布特学习学习？”
……
他们听了这段话后，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敛住笑容后问我：“你在那篇论文中，反复提到了‘独夫民贼’这个概念。并说要把独夫民贼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交给人民来审判。那你说说，你所说的‘独夫民贼’，指的是谁？”
我回答他说：“我所说独夫民贼，是指那些开历史的倒车，把中华民族引入灾难之中，与国家和民族为敌的人。我从来没有实指过谁是独夫民贼。你硬要把独夫民贼的帽子扣在胡锦涛的头上，那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
他赶紧声明：“我没有这样说过！你不要乱说！”
我接着说：“独夫民贼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大有人在嘛！”
那位主办李（赵）警官接口说：“在你看来，毛泽东肯定是独夫民贼了？”
我回答他说：“是的，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都老实承认了——‘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不是独夫民贼是什么？邓小平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屠杀于血泊之中，他还说，‘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让全世界看到他一副杀人不眨眼的杀人魔王的丑恶嘴脸。不是独夫民贼是什么？”
“我在那篇文章中，一直使用‘共军’这一概念，我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就是对‘中共一直拒绝军队国家化，却把纳税人供养的军队，当成维护共产党一党之私的军队’这一现象的谴责。共产党把纳税人供养的军队，变成了党卫军，变成法西斯的褐衫党。军队里面有很多人表示严重不满。这严重损害了军人的形象和荣誉感……”
警方对于我在桂林会见美国驻广州的领事先生一事，一直很关注。有一次审问，一个警官引诱我说：“你跟美国领事会晤，是不是向他提出了到美国定居的要求。”
我当时怒不可遏，冲口而出：“听到你这样的提问，我就想骂你——放你妈的狗屁！但我克制住了，而没有骂出口。你这样问我，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你自己。”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尊严。美国虽然文明和富裕，但我个人从来没有向他们祈求过什么。中国的贫穷落后，完全是共产党祸国殃民所造成的结果。”
“恰恰相反，是领事先生询问我说：‘荆楚先生，如果美国国会或政府邀请你到美国访问，你是否乐意去？中国政府是否允许你成行？’我当时回答他说：‘第一，我很乐意为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第二，我相信中国政府，不完全是被腐朽反动势力所控制，应该存在着一定的开明进步力量。是允许我去美国访问的。’”
“当然，民族自尊心与学习人家的长处，并不矛盾和冲突。因为科学无国界，人类政治文明和政治智慧的优秀成果，也没有国界。人家行之有效的东西，如权力制衡，如言论自由，如保障民权，如重视国民教育等等，我们应该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以更新我们的政治制度，以激发我们的社会活力。”
“共产党不是老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实践检验证明，美国立国才两百多年，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
那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又说，“不管怎么说，你的这篇论文，我们请了好几个专家来看，都证明有煽动颠覆的主观意愿，也有煽动颠覆的客观效果。到时候，上了法庭，那就由不得你了。100％是要判你的。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我完全相信。因为今天的法院，只是共产党的一根打人的棍子，法律是共产党手上的一条鞭子，想抽谁就抽谁。完全没有独立性可言，也没有任何公正性。对于我这种政治性案件，法官和法院，只不过是一群木偶和傀儡。共产党叫他们怎样判，他们就怎样判。哪管被构陷和迫害的人是否冤枉？否则，就会砸了法官们的饭碗。”
“我很乐意为唤醒国人而贡献自己的自由或头颅。就算把我迫害死了，我也会死得重于泰山的。而你们，则会变成一群历史的跳梁小丑。”
“把我判以重刑，才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共产党政权的邪恶和反动，才能促使更多的人放弃对共产党政权的一切幻想。”
“在孙中山的文集中，孙中山也老实地承认过：当年他号召国民革命，起初确实没有多少人追随与附和。但自从慈禧太后在菜市口砍下六君子的头颅之后，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才是人才济济、风从云集。并在几年以后，就推翻了满清政权，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你们要我做谭嗣同，我很乐意做谭嗣同。血染菜市口，不负少年头！”
“何况海内外朋友大多认为，我是一个秉持温和改良思想的人。把我判以重刑，就会让海内外朋友看到，共产党连温和改良的人都容纳不了。既然把温和改良的道路全部堵死，那就只剩下暴力革命的选项了。这就促使他们使用武装起义，来推翻共产党的腐败统治！你们的这个想法很不错的，我表示热烈欢迎！”
“而上法庭宣判，也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好主意。如果法院判我重刑，那就是共产党政权向全世界公开声明——共产党的控制的法院，根本没有司法公正性可言。法院成了共产党枉法迫害良心人士的工具。如果判处我无罪，那就说明你们的违法乱纪，说明你们的执法犯法。两种结果，共产党政权都是大输家……”
“而就那篇论文上法院，也很有意思的。这就等于把法庭的审判，变成一场论文答辩会。最多是对我开一场批斗会。你请来专家论证，我有煽动颠覆的言辞。我也可以请专家来论证，我所讲的，只是一些政治伦理，只是一些历史现象，只是一些基本常识。我很欢迎你们就我那篇小小的论文，召开一场让全世界都来关注的答辩会。这等于给我那篇小小论文大作免费的广告。我何乐而不为？”
……
九、反弹琵琶（二）
警方再三劝说我，要我把态度放缓和一些。而我始终不愿违心地屈服。并一再表示：“既然被你们构陷和迫害，就打算把牢底坐穿。因为共产党政权从来就没有认错的习惯。把国家搞得贪污腐败、民不聊生，搞得冤狱遍地、饿殍成山，还要一直无耻地宣称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因此网上的朋友们，把‘伟光正’改成了‘畏光症’了，就是畏惧阳光的症状。而要我像狗一样爬出看守所，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那是万万不能的。”
经过二十多天的舌战，使他们对我的审问，变成了我对他们的指控。使他们在法理逻辑上，始终屈居下风。他们看到我，就眉头紧锁，感到十分畏难。
后来他们改变策略，跟我说：“现在我们不提颠覆不颠覆了嘛！”乃跟我谈亲情人伦，谈家庭琐事，谈子女教育等问题……然后话锋一转：“一旦你被判了刑，孩子上大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我说：“你们这是用家人作人质，来威胁我。你们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
有一天，那名主办的李（赵）警官拉着我的手，让我看去贴在医疗室窗户边的一条老标语。那标语上写着：“公安机关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云云。于是就跟我说：“你看你看，公安机关的职能就是这个嘛！你老是指责我们，不近情理嘛！”
我当时也跟他开玩笑说：“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自我心理定位，只为共产党的一党之私服务。那么说明你们不配做警察。我只能把你们称为共产党的走狗，共产党的打手，共产党的看门狗。警察为老百姓服务，纳税人才有理由养着他们。在民主国家和文明世界里，警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而你们这样的自我心理定位，怪不得中国老百姓看不起你们。所以中国老百姓常常说，‘世界上少一个公安，人民就多一份平安’。你们不配由纳税人供养着，而应该由共产党的党费来开资。应该把你们的警徽撕下来……”
说着，我就抓着他的手，要把他的警徽撕下来。他则赶紧捂着手臂上警徽，不让我撕下。然后笑着侧身离开我坐的沙发，回到他原来的座位上。
由于看守所里不让带进打火机，只有质量很差却很贵的火柴，卖给被关押的嫌疑犯人使用。而有很多牢友，私下却藏着打火机。我跟警方长时间枯坐辩驳，有时想抽烟，常常跟审问我的警察借打火机用。用后，我要求他把打火机留给我。他则声言看守所不允许。并说：“明天我给你弄一打火柴进来，让你慢慢用……”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仍然反复跟他借火用，他却没有任何反应——他没有把自己对我的承诺当成一回事。
我于是质问那名向我承诺的警察说：“你们从来就不把自己对别人的承诺当成一回事。那天是你自己承诺带火柴给我，这么多天来，我反复向你借火用，而你却没有任何反应。以小见大，说明你们一直想欺骗我，从来没有对我诚实过。这让我如何相信你们？（这次指责之后，他就把打火机留给了我）”
他被我这样的质问，哑口无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尴尬着。而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还狠狠地瞪了他几眼，他只好把头低下，跟自己鸟鸟谈天去了。
还因为负责记录的警官的词汇贫乏，我讲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词汇，他很生疏，却不好意思经常问我，于是经常搞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怪异词汇出来，让我忍不住笑。并比划着写出正确的词汇，帮助他改正过来。于是，我一边审阅记录稿，一边感叹警方的文化素养亟待提高。
那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听到我这种言辞，又对他狠狠地瞪眼。后来陆续调来了两拨文化素养高一些的人，来负责对我审问和记录。
一个自称姓谢的警官（也可能是假的。因为我要求他出示警官证时，他始终不敢出示证件，而回答我“我姓谢”。在而他回答我的时候，因内心惊慌，眼神很飘忽），他一进来，我还没有认识他，他就对我揶揄说：“王德佳，让你进来休养一段时间。过得很舒服吧？应该不错吧！”
听了他这句话，我很反感。但看在他新来的份上，没有立即反驳。后来他反复用这种揶揄的口吻对我说话，我就发火了。
在第二天时，我就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昨天你说我来这里是休养的！这是休养的地方吗？既然那么好玩，那就请你跟我一起关进笼子里面去，让我们一起休养一段时间试试看。这样的混账话，亏了你八颗牙齿开得口！（因为牛是八颗牙齿，桂林方言‘亏你八颗牙齿开得口’，就是骂对方是畜生的意思）
他本来想在他们的头头面前露一手的，不料他一上场，就碰了个灰头土脸。看到我对他很有抵触情绪后，他的头头就不再安排他来审问我了。只让他在一边赋闲旁听。
后来又调来一个新警官，来负责对我的审问和记录。那名广西公安厅的头头向我介绍说：“这是我们公安系统的大秀才。希望可以多跟你交流一些学术理论问题，可以进行深入讨论……”
这名“大秀才”先上来将我恭维一番。“王德佳，我看了你很多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很有思想张力，用词生动准确，思路也清新……让我很钦佩。”
我听到他谈吐不俗，就说：“公安系统能有这样的秀才，难得啊！你们可要好好地珍惜！这是沙堆里面的珍珠。这样也好，我们谈话，就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可以少浪费一些口水。不过，在当前这种专制制度下，只要讨得上面那一个人的喜欢，而无需考虑老百姓的意见，这就酿成了一种‘劣币驱除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在这种逆向淘汰机制下，只有那些无耻的人，才能飞黄腾达，只有那些贱骨头的人，才可以如鱼得水，只有那些没有别的本事却有拍马屁的本事的人，才可以大出风头。真正有本事、有骨气、又有羞耻感的人，会被压制于这个社会的底层的。这是汉代仲长统已经总结出来的经验了。这就是‘小人擅无穷之福利，君子遭无妄之祸殃……’你有什么话，就实话实说吧！”
他说，“先不要扯那么远，我想问你：‘你为何要从事这种呕心沥血的创作活动？不但自己熬白了头发，也对你家人造成不良影响嘛！’”
我说，“你问的这个题目很大，也很复杂。那就容许我讲讲它的历史渊源吧。”
于是，我就跟他讲了这样一个历史命题——“我看中国的历史，只看到两个循环，即治乱循环和分合循环。治久了要乱，乱久了又治。分久了要合，合久了又分。而看不到文明进步的轨迹，看不到文明的积累。一帮人把坛坛罐罐做到一半，另一帮人上来全部砸烂。然后又做到一半，又有一帮人又上来全部砸烂。而看西方的历史，却看到这种历史进步的轨迹，看到这种文明的积累。虽然其过程有很大的反复曲折，有很大的‘之’字型波动，但这条历史主线，却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针对这个历史现象，我于是苦苦思索，想探究其所以然。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发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其实与人性的苏醒、人道观念的认同、人权价值的确立在时间上同步。是在人性的觉醒、人道观念的认同、人权价值的确立后，才获得世界文明的长足进步。才有了人类文化科技的大踏步前进。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类一个世纪的文明成果，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
然后我围绕这个主题，以人性的苏醒、人道观念的认同、人权价值的确立为主线，简要地展开论述。从宗教改革讲到人性的复归，从人性复归讲到文艺复兴，从英国光荣革命讲到催生美国独立战争，从法国革命讲到催生法国人权宣言，从日内瓦公约讲到国际联盟，从国际联盟讲到今天的联合国……然后讲到罗马法系分成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
“对于中共今天的施行的法系，他没有罗马法系的‘限制公权、保障民权’基本内核，而是‘口含天宪、刑杀立威’，是‘君子作法、小人制焉’，法律只是当权者手上的鞭子，想抽谁就抽谁。与罗马法系的宗旨背道而驰。我只能把这样的法系，命名为‘韩非李斯之法系’……”
大约经过十多分钟的问答和讲解之后，那位审问我的警官忘记了记录，只是很认真地听我讲解。我讲完之后，他马上口口声声叫我老师和教授的。并声言是来向我学习和讨教的，希望我对他多多指导。并说：“如有得罪之处，请老师多多担待。”
我则讥讽他说：“中华民族素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哪有把老师关起来，再来叫老师的？”
他被我这样讥讽，还算随机应变。马上与在外面的警官打电话：“外面搞几包好烟进来！老师是抽烟的，我跟老师边抽烟边谈……”
他边打电话边问我喜欢抽什么香烟？我说红塔山就可以啦！……
十、看守所印象
平生第一次被关进看守所。要说我对看守所的印象，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1、“笼子”里是黑社会
我于2007年12月13日被拘押，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钟才被送进看守所。我被送进看守所时，叫了好一阵子门，才叫开大门。进到看守所，接待我的是看守所的马指导员。
马指导是个面容和蔼、眼神慈祥的人，有50多岁的样子。与看守所不少警察满脸横肉的面孔大异其趣。
他填写收押嫌疑犯人表格的时候，问我“因何被抓？”我说：“我实在不知道因何被抓进来。”他又问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我说：“我给这个社会看病开药，写了一些理论分析文章在国际上发表。朋友说我是作家，我只承认自己是坐家，整天坐在家里阅读、思考和写作而已。如果这也算职业的话，就算是作家吧！”他于是在职业一栏里，填上“作家”二字……然后就告诉我，“把你安排在18笼，18笼是文明笼，他们不会欺负你的……”
去18笼时，马指导说，“要拆下身上的夹克外套上的金属纽扣……”我说：“这种衣服，把纽扣拆下，衣服就报废了。”马指导说：“也是，拆了确实可惜。算啦算啦！”
走出办公室，马指导让我脱下皮鞋。我说：“天气这么冷，怎么打赤脚走路呀？”马指导又说，“你就穿进去吧，到门口脱下，我帮你拿回来。”
我进到18笼时，马指导叫醒牢头，对牢头吩咐了很多话，主要是讲我是个文化人，是个作家，要牢头多多照应，不能让人欺负他等等，就提着我那双皮鞋回去了。
进到18笼后，大家已经睡下很久了。老大让我就把被子铺在人与人之间的缝隙上，吩咐旁边的人让一让，而没有按“新到犯人到最末床”的规矩，就回床钻进被窝躺下了。我抖开被子，盖在旁边犯人的被子上，但缝隙太窄，人却无法躺下去，只好和衣半躺着，只把脚伸在缝隙中。
躺了一会儿，感到很难受，就轻声叫醒旁边的人，想让他让一让，好让我侧身躺下去。却立即受到牢头旁边睡着的李春林雷鸣般的呵斥：“再讲话，老子起来擂死你克（去）！”旁边被叫醒的那人，也恨恨地骂娘。反正也睡不着，就眼睁睁地熬到大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被“老大”叫到一边，他从水池中舀了满满一塑料碗自来水，叫我喝下后，就宣称我已经“入伙”了。
老大还把李春林叫过一边，叽叽喳喳跟他说了一阵话之后，李春林反过来向我解释说：“换了别人，昨晚你想上床睡觉！还想讲话！老老实实给我跪在厕所边去吧！讲话就打……”并说：“我昨晚的态度不好，你不要计较……”并告诉我说，“让你喝这么一碗水，就放过你了。已经是大大的例外了。”
“老大”姓蒋，全州北门街上人。他是个待人和蔼可亲的人。是因为有人欠他的钱，却久拖不还，故意赖债。他于是打电话叫了几个人（即“讨债队”的人），向那欠债人讨债。不料那几个人却把欠债的人打死了。后来抓住了行凶的人，查出了他的电话记录，就以涉嫌谋杀被关进来了。他自己估计，有可能要判无期徒刑。
全州看守所，建筑于城北一个平缓山坡的山顶上。四周岗哨林立，墙上敷设铁丝网。日夜有值守在巡守过道上走动。
看守所内，共有28间“笼子”。每个笼子一般关押着13至20名嫌疑犯人。每个笼子内一般分成两个区间。一个区间砌着一长溜水泥长炕，供犯人睡觉。一个区间砌着一个大约可以盛两方水的水池，供犯人洗漱和活动。两区间合起来大约有50多平方米的样子。两区间有铁门隔离。睡觉时关上隔离铁门，起床后才打开。每个笼子有两个厕所，两区间各一个。
笼子里关押13人时，睡觉较为宽松。关押17人时，则睡觉相当拥挤。一般是牢头睡觉的地方相对宽敞一些，而不管新来的犯人是如何的拥挤。关20人时，则需要几个人睡在水泥地上。看守所备有供一个人在地上睡觉的木板，以便在犯人多时，在长炕旁边的过道上加床。
我最初进18笼时，关押着17人。晚上睡觉，人挤着人，要侧着身子，才能躺下去。
看守所的“笼规”，一般是老犯人欺负新到的犯人。等级森森，不可僭越。否则，就会老拳相向，而不得进行反抗。如果新来的犯人反抗，牢头的几个帮闲就一拥而上，把反抗者“修理”一番。直到把他“修理”得服服帖帖，才肯歇手。
新犯人被殴打之后，如果干警查笼时看到了他身上的伤痕，就会被问起。这时，被打者却不能说自己被打，反而要向干警撒谎，“他们对我很好，没有人打我。是我自己不小心碰到的”。否则，又要被继续殴打。
新犯人要伺候老犯人，像老犯人的奴隶一样。要主动帮老犯人洗衣服，否则就是“不醒笼”。经提醒仍然不改，轻则被骂，重则挨打。
新犯人带进或送来的钱票（嫌疑犯人带进或送进来的现金，都要被换成看守所的“收款收据”。只能在看守所购买价格昂贵的商品。俗称“钱票”），由牢头掌握着，由牢头做主使用。每星期有小卖车到各笼口询问叫卖。车上有小食品、洗漱用品、香烟、扑克等。然后相应扣减某人的“钱票”金额。
牢头买下来的东西，大家共用。洗衣粉和洗洁精等属于共用，无需发放。香皂牙膏等由牢头分配和发放。只有老资格的犯人，才有权利用自己的钱票买自己的用品。
看守所每两天有一次“加菜”供应，经批准可以买适量啤酒饮用。由看守所的“小劳改”来询问和登记，然后交到干部的手上。每到一个“笼口”，则询问牢头：“要不要加菜和啤酒？要几个？”到了用餐前，就会送来。
小劳改是那些刑期较短的犯人，没有送去劳改队，就在看守所中帮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在看守所内有行动的相对自由，而不用整天关在笼子内。他们也是看守所的打手，有不听话的犯人，不用干警出面，干部们使使眼色，小劳改就心领神会，一拥而上，将要打的人好好“修理”一番。
牢头加菜，一般就用这些“钱票”扣减。扣减了谁的钱票，告诉钱票“所有者”一声就是。新到的犯人的钱票被用光，也尝不到这种加菜的。一般是由牢头论资排辈来享用。当然牢头的“首席”伙食最好，其余依次类推，还有二席、三席，新到的犯人一般居末席。
所谓“首席”，其实是偷偷藏下来的编织袋铺在地上，当“桌布”用。有几张塑料凳子可以坐着用餐。饭菜由负责打饭菜的人摆好在“桌布”上，首席的人才围坐用餐。其余二席三席末席，就没有这种“豪华设施”，只能蹲在地上用餐。
打饭、打热水和递饭的工作，要区分各人的碗碟用具，弄错了要挨骂。一般由心细的人负责。摆好后，首席开始用餐，大家于是埋头吃饭。用餐后，老犯人则像老爷一样，碗碟就撇在原地。由负责洗碗的人来收去洗濯。
饭后，清扫卫生，洗好碗碟，涮干净“桌布”，扫干净地面，整理好碗碟等事情，一般由牢头分配的几位新犯人包揽。
新犯人吃饭，要快快地吃完。否则在“首席”吃完后，需要收捡碗碟时，新来者还在那里用餐，就会挨骂，或被抢下饭菜倒掉。
所有这一切，用牢头的行话来说，就是“国有国法，牢有牢规”。看守所的警察依靠这些牢头来管理犯人，省去了他们的许多辛劳。因此，会对这些牢头另眼相看，给予比其他犯人多得多的方便或照应。这也是牢头特权得以存在的一项基础性资源。
每有新犯人进到笼子内，就被牢头叫去，对他如此这般地吩咐一些注意事项，讲一通“国有国法、牢有牢规”的大道理。然后话锋一转，提醒他要老实听话，不要跟大家过不去。否则就不客气，就不会好受等等。最后则婉转地提醒他，让他把“钱票”交出来。否则就是“不醒笼”，就有可能受到粗暴对待。身上没有钱票的，就告诉他让家里送钱来，以便改善一下伙食。
新犯人进笼，一般要强迫他“洗澡”一次。以后每隔一定时间，遇上天晴暖和的天气，牢头督促大家也洗洗，注意个人卫生。
给新犯人洗澡，大冬天里，由老犯人舀水池里冰冷的水，往新犯人身上浇。冷得新犯人心脏紧缩，脸色发青，瑟瑟发抖，哇哇大叫。其他犯人看到，则开怀大笑。
我想，犯人的人格不完整，受到严重的凌辱，就以折磨别人来寻找心理补偿，来找到快感。也有可能就像狱中犯人所说的——长期关押，快把人关疯了。这可能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范畴，因为我在看守所呆的时间不长，也说不好。
新犯人进看守所，一般先要安排到“老虎、豹子笼”去受训。受训过程长则几个月，短则十多天。然后才将其调到“文明笼”去。
记得狱友告诉我，好像是说11、12号两笼（时间久了，记不清晰了），是嫌疑犯人口中的“老虎笼”和“豹子笼”。那里的牢头狱霸特别凶，打人特下手。
狱友还告诉我说，“在那里，首先要背下监规。背不下，就挨打。打到你完全背熟为止。经常有新犯人被打得哭爹喊娘的。那才叫凶哩！你倒好，没有尝到那种味道……”这种训练，是要把不服管教的人，驯服得服服帖帖之后，才有资格调进“文明笼”。
《监规》由公安部制定，书写在笼子里一面显眼的墙上，有1000字左右。记得监规的第一条是“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云云”。我在心里说：应该把第一句改成——“看守所是对无产阶级施行专政的机关”，才是名副其实的。
整个《监规》的行文风格，是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用“有罪推定”逻辑惯性，来规范嫌疑犯人的种种行为。把嫌疑犯人当成“专政”的对象，必须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想，文革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如果长期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确实让人不知道“文革”已经结束。有“今夕何年”的迷惑，也有仍身处暴秦时代，而“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叹。
那些从“老虎、豹子笼”调到“文明笼”的人，一般都被打怕了。特老实听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不敢稍有懈怠。当然，也有功夫特别了得的人，反而把那里的牢头和他手下的打手都击败。他就变成新的“老大”。战败者只好俯首称臣，反过来毕恭毕敬地伺候胜利者。但这种情形一般很少，只有少量的例外。
我进去时，因为有桂林警方的再三叮嘱，没有进“老虎、豹子笼”受训。而是直接被安排进了号称“文明笼”的第18笼。狱友们于是问我：“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当大官？或者跟看守所的干部是亲戚？”我告诉他们说：“我一介布衣，我也不认识看守所的任何人……”他们感到很惊讶。
后来，我跟18笼的二牢头打了一架，我就被调到25笼去了。25笼也是所谓的“文明笼”。
说到在18笼打架，是因为我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听说我被捕后，他马上弄了两条玉溪香烟，托他在看守所工作的朋友偷偷地转给我（看守所不让送香烟进去，送去则没收。只有在会见家人时，可以塞几包在口袋里）。并让他转告我：“王德佳，某某某让我转告你，你就安心在里面呆着！不要耽心。别人坐牢不光彩，而你坐牢是光荣的。出去以后，给你接风……”
送来的两条香烟被二牢头霸占着。因为“大哥”的权力被“二牢头”架空了。二牢头手上有几个钱，有几个追随者，因而在里面很张狂，对大哥也是颐指气使了。我要抽自己的烟，必须向他讨要。
二牢头是桂林国税局的一个贪污犯，因他认为一审量刑过重，还在上诉阶段，所以仍然被关押在看守所里。这家伙叫朱什么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为人很庸俗势利，五脏六腑是肮脏的，灵魂是丑陋的。是那种典型的小市民。我都不想提及他，以免污染了我的笔端。但因为涉及到跟他打架的事情，不得不记几句。也不是因为我跟他了打架，才这样说。因为我素来认为，弟兄之间打架，打完架之后，握手言和，仍然是弟兄。
他见我身上带了一千多块钱的钱票进去，估计我“很有钱”。朱乃特意在我进去几天之后，就调我到“首席”吃饭了。并说是很看得起我了。换了别人，做梦都不可能的。并声言：“两个月内，你就不需让家里打钱来了。我说到做到，不够的我包了。”
他老是教训我：要我现实点，灵水点，要“醒笼点”等等。我心里明白，他的潜台词是指责我清高、理想等等，是要我学会他那种“势利眼”的虚伪应酬，学会“见风使舵”的谋生技巧等等。我自然是默然不语，由他讲去。
他经常跟狱友唠叨和盘算——贪污了几十万，把钱藏好，判了几年，每年就可以得到多少万，是否划得来。他也有好几次问我——剥夺了嫌疑犯人与老婆睡觉的权利，有没有法律依据？
做彩灯时，牢友们很喜欢围在我身边，跟我边干活边谈天说笑。说教授就是教授呀，道理讲得透……从而使姓朱的那边显得冷冷清清的。于是朱就骂我：“王德佳，你算老几，你在我心目中，什么卵都不是，只算这个。”说着，就伸出自己的小拇指。
我说，“我从来没说过自己算老几呀。我是一个朴实平凡的人呀。我不是跟大家一样嘛！一块做事呀！”我没有给他挑刺的理由，他默默然就算过去了。
朱把我调到“首席”去吃饭后，又说：“过几天，把你睡觉的地方也挪到我身边来”。这就意味着，我有了役使别人的特权。但我仍然平等对待任何狱友，不愿充当他欺压别人的工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而不愿像他那样对狱友颐指气使。朱就说我“不醒笼”云云。
后来我口袋里的香烟抽完了，于是向他讨取。他则把眼睛狠狠一瞪，很蔑视地丢过一包劣质香烟给我。我当时也没说什么。
我本来抱着宽容待人的态度，不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朱这样做，确实是在侮辱我。我感到他这样做太过分了。我要自己的烟来抽，他没给我自己的烟也就罢了，还对我瞪眼作色的，像他赏赐给我一样。于是，就跟李春林说了说这层意思，并希望李春林转告他一下，调解调解，不要弄得大家都不愉快。
我这样做，其实已经很顾及他的面子了。不使他的威信受到影响。
那李春林是朱的左臂右膀，是朱的马仔。我没有想到他是个如此卑鄙的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听了我的话后，当面表示化解化解，背后却不但不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朱面前添油加醋，煽风点火。
这样一来，朱就把我叫过去。我过去之后，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他就在床上一脚踢来，踢中了我的嘴唇右侧。因牙齿顶破内嘴唇，就出血了，然后破口大骂我不识好歹，不“醒笼”云云。
我一看这家伙这么蛮不讲理，我拿起一只塑料鞋就往他腿上猛扫过去，然后顺势想抓住他的脚，想把他从床上拖下来，狠狠地揍他，就跟他扭打了起来。
但就在这时，他身边的几个打手一齐上阵，从后面把我推倒摁住……然后用脚踢我的后背。打了一会，才被“大哥”劝开了。我骂朱，“靠别人帮忙，算什么本事？你那豆腐渣架子骨，敢不敢过来试试！我们单挑！谁让人帮忙就是畜生！”他嘴上很凶，但他的全身却在不停地筛糠（发抖）。
看守所的干部听到了18笼的吵闹声，就马上赶过来了。看到我嘴角上流着血，滴在胸前的毛衣上，就马上把我叫去清创、消炎和上药。
我在医疗室上药过程中，看到朱被叫到另一边办公室了。朱听说要关他的禁闭，乃很不服气地打小报告说：“他骂干部，他罢工不做事……”
唐所长说：“这些事情我知道，与你无关，不要你管。你敢打他！……先关几天再说！”说着，就令人拿来了手拷脚镣给他戴上，然后令送禁闭室。
上药出来后，干部让我马上回18笼拿行李，把我带去25笼。
到了25笼，干部将三个人调走。那三人不想走，李老大狠狠地瞪眼说：“再磨磨蹲蹲的，小心揍你一餐！”
后来25笼的狱友告诉我。那三个人性格比较怪，喜欢折磨新来的人。所以干部就不由分说，把他们调走了。
说起“骂干部”这件事，我不得不交待几句。在看守所里，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列队报数。然后在干部快要离开时，大家齐声高唱“干部好，干部辛苦了！”
遇上这种情形，我不想说这种话，则默然站立着。特别是早上到活动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