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可承受之重

[民间义工Open World]

梁文道先生
大概沒有其他雜誌能夠像《讀書》這樣了，換個編輯也成大事，要勞動同行為它辦專輯，還在網上的論壇爭論，把一次人事變動當作一個時代的轉折。

從今年９月開始，我們就不會在《讀書》雜誌的編輯表上看到汪暉和黃平這兩個人的名字了。做了十年多的執行主編，他們把全中國最多人看也最有影響力的文化
刊物變成了最有爭議的一塊陣地。在他們的主持下，《讀書》不只討論話題，它本身就是一個被人討論的話題，其中一個話題就是很多人口中的“看不懂”了。

我有不少朋友都說自己很久沒有看《讀書》了，理由就是看不懂上面刊的文章。《讀書》真有那麼難懂嗎？我這些朋友都是飽學之士，如果連他們都看不懂，還在
買《讀書》的那十來萬人又是些什麼人呢？

其實“看不懂”往往只是一個模糊的說辭，它真正的含義或許是“拒絕看懂”，也就是不想花時間和腦力去搞懂自己本來絕對有能力明白的東西。而這種“拒絕看
懂”的態度背後又有好幾種可能。一是《讀書》常發的文章都不屬於自己感興趣的範圍，就好比一個對國際政治不感興趣的軟體工程師也可能“看不懂”巴基斯坦
的政局分析。二是《讀書》果然變了，它關心的題目和它進入這些題目的方式確實和十年前不一樣了，說得再嚴重些，這可能是場典範的轉移，於是老讀者們就覺
得自己跟不上時代潮流了。就像一個傳統左派過去談到什麼都說是“意識形態”，他今天可能就很不明白為什麼大家都在講“話語”和“論述”了。

還有第三種可能，那就是實實在在的風格問題。你看慣了十年前沈昌文主編的那種文人趣味，自然會嫌今天的《讀書》學術味太濃，政治關懷太強。文人趣味雖然
也不是人人欣賞得了，但是學術的東西似乎更遠離群眾，政治的東西似乎更叫人覺得沉悶。所以在很多老讀者看來，不是他們拒絕了《讀書》，而是《讀書》拒絕
了他們。如果他們願意，他們應該也能看懂，只不過他們不想把精力花在《讀書》上。真要深入鑽研後殖民研究和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方案，他們何不直接去讀
有關的專著和學報呢？在他們的心目中，《讀書》不該是這樣的一本雜誌。那麼《讀書》應該是怎樣的一本雜誌呢？這就牽涉到預期的問題了。編輯的預期與讀者
的預期。

身為一個老讀者，我覺得汪暉和黃平其實幹得不錯，讓我知道了不少中國學術界的新動向，和某批知識份子關心的新課題。但是我發現我很難準確地定位它。有人
說它是中國版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但它又還有陳四益的漫畫與幾位上一代作者的憶往劄記散文雜說。看來不只讀者們緬懷昔日
的好風光，連編輯也不能斷然割捨過去的寶貴遺產。你把它當成書評雜誌吧，偏偏它的書評比例又少得很。它是份針對一般有教養的讀者的文化刊物嗎？有時候它
又有一兩篇學術論文，而且文字也不清爽俐落。它是個學術論壇嗎？認真計較起來，《讀書》恐怕還不夠嚴格。

細看種種關於《讀書》的非議，你就會發現那都是大家投射的期望。批評它被“新左派”把持佔據，不夠寬容，你就是在期望一份完全公開不設立場的知識平臺。
雖然這是不可能的幻想。批評它的文字太過生硬風格太過學術，你就是在期望一本類似《紐約客》的文人刊物。批評它的書評數量太小種類有限，你就是在期望一
本像《泰晤士文學增刊》或《紐約書評》那種正宗書評雜誌。《讀書》就像盞阿拉丁的神燈，每個人都以為搓它一搓，就能滿足自己的三個願望。我覺得它真正的
毛病就在於這十年裏想要滿足的願望太多，編輯的志向固然大，讀者們更是欲望無窮，於是走起路來左搖右擺把持不定。這讓我想起了很多人欽羨的《紐約書
評》，其實它也飽遭惡評，其中一條罪名就是說它的立場太鮮明，不夠開放，作者來來去去就是那麼一堆人。所以有人戲稱之為《紐約彼此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Each Other Books），今天你評我的書，明天我評你的書，你來我往，不亦樂乎。但是四十年下來，它就是堅
持自己，於是才有一批偏向歐洲新左的作者投向了銳氣更盛的《倫敦書評》。

為什麼我們大家都把自己心目中的雜誌加到了《讀書》頭上？這些願望是怎麼來的呢？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空間太過匱乏？或許這才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