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健：禍頭子正傳--6.4惊魂记

[王逸游]

侯德健：禍頭子正傳（一）

楔子

“ 禍頭子”是句北京土話，通常用來詛咒那些最調皮搗亂，最無法無天、無可救藥、無法改造的人。一般人說這話的時候，都不願當著本人的面說，怕的是你永
遠不會知道他下一回要闖什麽禍，而你在那未知的禍事中將被他安排成什麽角色，所以，即便是在禍頭子犯案現場，人贓俱獲的時候，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大家
也多半只是轉過身，別過臉去拿斜眼瞅他一瞅，嘴裏不清不楚地罵罵咧咧幾句罷了，最好是別讓他聽明白了“禍頭子”三個字，而你自己也能得到阿Ｑ式的精神勝
利，既不得罪他，又滿足了你不得不宣泄的憤恨。

　　禍頭子有先天型與後天型之分，先天型者，毛澤東是也。不論是基因遺傳，或是兒時餵奶沒喂好，把屎把尿沒把好，即佛洛伊德所謂的口腔期及肛門期訓練不
當也罷，我把十八歲成年以前便前科累累的闖禍慣犯都歸到先天型裏去，請看毛在十幾歲時寫過的一首打油詩，便能瞧見他的天賦“禍”秉：

詠蛙王
毛澤東

獨坐龍潭如虎踞，樹陰底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那個蟲兒敢作聲。

　　一位年近八十的大陸老知識份子，在聽完了我的新歌——卅歲以後才明白之後，語重心長地向我背誦了毛的這首詩，然後說，可惜他到了七十歲才明白，明白
了卅年前毛讓大家大鳴大放，引蛇出洞的陽謀，明白了他自己由於比毛先作聲而被打成右派，慘遭折磨了廿多年的緣故，早知如此，他說：“我就怎麽也不敢先作
聲了。 ”

　　有別於毛澤東，我是個後天型的禍頭子，是個骨子裏還無法完全擺脫有些人對我的看法的禍頭子，是個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保守派禍頭子，我自己心裏十分清
楚，無論如何，我是學不會毛的那種不顧一切，義無反顧，不折不扣，徹頭徹尾，絕無商量餘地的先天型禍頭子，我之所以只能是後天型禍頭子的主要心理障礙是
——既當婊子，又想立碑坊。
　　先、後天型禍頭子的根本差別是：我只會喊“狼來了”，只會嚷：說自己要闖禍了，儘管我隨時都能進入準備闖禍的狀態，卻永遠只能是雷聲大，雨點小，永
遠只能是但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比不上先天型禍頭子毛澤東，光憑一本小紅書就坑死了幾千萬人。
　　聯合報讓我講講自己的故事，我立刻想到了盧梭的《懺悔錄》，有感于有些禍頭子已經作古，來不及懺悔；有的禍頭子缺乏自知之明，無法懺悔；甚至有些禍
頭子壓根不敢面對自己闖的禍，害怕懺悔；我決定把自己的故事正名作《禍頭子正傳》，至於禍頭子這三個字，究竟是褒義詞抑或是貶義詞，闖禍這件事，究竟是
建設性的行爲，抑或是破壞性的行爲，則實非吾輩今日必須蓋棺定論之事，因此，各位看官直管憑個人好惡對《禍頭子正傳》盡情地評頭品足，而我自己，則只考
慮——有什麽、寫什麽。

　　侯德建
　　一九九零年七月五日

永遠變不成人的猴子
　　遠古以前，在猴子們用兩腳直立行走的年代裏，有只頑皮的小猴子，在玩耍中發現了四肢都在地上爬的樂趣，引來了許多小猴子都競相仿效，頓時間蔚然成
風，卻惹惱了猴長老們，認爲茲事體大，長此下去，猴將不猴，因此，號召動員了立場堅持的猴衆，用石頭扔死了帶頭的那只小猴子。
　　不知是多少代以後，猴子們已進化成四肢爬行的習慣，可這一代的長老們，又以相同的理由，打死了一隻帶頭用兩腳直立行走的小猴子。
　　這同樣的故事發生了不知多少遍，而無法寬容超前意識的猴子們，卻依然是猴子，他們永遠沒法變成人。

禍頭子他爹說：（若有可能，用四川話閱讀更好）
　　禍頭子他爹說：
　　“民國四十四年，大概是中秋節左右，找到那個什麽關西瞎子去摸了一趟骨，那時我最孤獨、最不得意的時候，他居然跟我說，明年我要走桃花運，會有個十
八歲的姑娘看上我，她父親反對都不成，拉都拉不動她要嫁給我，我當時害二期肺病，哪里會相信他的話，結果，第二年中秋節過後不久，就生下你。”
　　禍頭子他爹說：
　　“兒呀！我告訴你講，我和你老媽不同，你到大陸去的時候，你老媽好傷心，可我卻很高興，雖然你事先沒有告訴我，但我知道你是從小聽我說老家的故事，
是爲我而去的，老爸一輩子沒得出息，上不能孝順父母，下不能照顧兄弟姊妹，在沒有辦法生你以前啊！我天天晚上做惡夢，夢到我一個人跑回去看你奶奶，看到
你奶奶眼睛都瞎了，聽得到我喊她，卻看不見我，我這麽一喊，被老共的哨兵發現了，跑也跑不動，槍也打不響，醒來以後渾身冒冷汗，可是呀！兒呀！自從生了
你以後，我就再也不做這種惡夢了。”
　　禍頭子他爹說：
　　“兒呀，你知道爲什麽我一想起我二哥就想哭，那是因爲我把他害死了，他是我們兄弟中人長得最漂亮，腦瓜子最聰明的一個，他曾是諜報頭子戴笠的手下，
戴笠摔飛機死了過後，因爲軍統局的人都是直線聯繫，他因此和部隊失去了聯絡，我考慮媽媽老了沒人照顧，就介紹他到國防部去討了個遊擊司令的委任狀，回四
川巫山老家去打遊擊，打死了不少共產黨，自己也教人打死了，還連累了我父親和大哥，統統都教共產黨槍斃了。”
　　禍頭子他爹說：
　　“我是黃埔廿一期的軍校學生，畢業後在南京總統府警衛團當排長，打仗的時候，他媽的連師長都叛變跑了，營長說什麽要我們去跟毛澤東合作，我揀了一張
我們這邊的飛機投下來的傳單，看到弟兄們都不知道該怎麽辦，我就把口哨一吹，大喊了聲“跟我來”，就這樣把部隊拉了回來，結果，到臺灣來了以後，蔣經國
訓練出來的政工人員還說什麽我有問題，媽那個ｘ，老子火大了，乾脆一個人埋頭苦讀英文，兒呀！政治都是騙人的玩藝兒，表面上說得仁義道德，背地裏都他媽
的男盜女娼。”
　　禍頭子他爹說：
　　“我到關西去摸骨頭的時候，我廿九歲，身上穿著上尉軍服，那個瞎子吹牛，哄我說我到卅八歲就能升少將，結果呢，升個屁，到了卅八歲我才升了個少校，
我他媽是全軍最老資格的上尉，在大陸上就是個少尉，到臺灣來又當了十七年上尉，後來我火大了，把軍校畢業證書甩在校長的桌子上，讓他寄回給老校長，也就
是老蔣總統，他們這才讓我升了個少校，我這個少校真他媽的是發脾氣要來的。”
　　禍頭子他爹說：
　　“我爲什麽要在四十四歲的時候就裝病提前退休呢？就是因爲不服氣，有個司令官的小老鄉，因後臺大，搞得學校裏同事們都討厭他，司令官就想提拔他升中
校當隊長，大家不服氣，就把我也報了上去升中校當隊長，結果司令官生氣了，兩個都不批，可狗兒子地，過了十天，司令官把他調到另外一個單位去升中校、當
隊長，格老子地，我吞不下這口氣，就打報告退休，唉呀，要不然的話，我現在每個月能多拿萬把多終身俸，你的脾氣和老爸一模一樣，但老爸絕不勸你改，改了
就不像老爸的兒子，改了就不是侯德建了。”

禍頭子的外公、外婆
禍頭子十歲以前的童年，幾乎全是跟著外公、外婆過的，禍頭子是兩老的長孫，當然是又寵又縱又疼又愛，特別是外婆，疼我疼的是頂在頭上怕滑了，含在嘴裏怕
化了，捧在手心裏怕摔了，摟在懷裏怕憋死了。所以，我常說外婆對中國文化最大的貢獻，是養就了我這麽個禍頭子。而我之所以能從保守、自閉的傳統填鴨式教
育中幸運地逃出虎口，免被呆化、僵化的主要恩人，正是我的外婆，當然，沒有我外公也是不行的。
外婆與外公生長自兩個極端不同的家庭，爲我的幼年教育提供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模仿物件，致使我的人格也在理想與現實兩極分化中形成。
外婆來自八十年代前湖南最高貴的書香門第，父親是中國第一代律師，外婆受教育直到師專畢業，在同時代的中國婦女稱得上是人中鳳，外婆一生不曾幹過體力重
活，生病以前由於環境好，生病至過世期間，外公曾伺候外婆近廿年，廿年如一日，其中從來沒聽見過他老兩人大聲說過幾句話，這主要是由於外公出生自佃農家
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勞動一年，交完了田租之後，剩下來的僅能糊口，考上空軍學飛行以前，所念的有限的書，全是在農閒時自修來的，因此，和外婆剛巧正相
反，外公是個勤勤懇懇，寬以待人，嚴以律己，本本分分，從來不會有多餘的暇想的人，在外公的現實基礎上，外婆卻教給了我幻想和作夢的情懷。
在記憶裏，外公和外婆唯一的一次生氣，竟然是爲了一條魚，魚很大，很完整、漂亮，外公買回來後抹上鹽準備挂在院子裏晾晾，等下班回來做給我們晚上吃。毛
病出在那魚頭上，原因是外公要砍了圖省事，而外婆卻堅持完整地挂在外面比較雅觀，結果，上班時間快到了，外公把那條魚放在菜板上當的一聲切掉了魚頭，便
匆匆忙忙上班去了。本以爲外公今天非發脾氣不可，甚至於晚上也不替我寫毛筆字、作功課了；誰想到，下班後，外公站在院子裏哈哈大笑，因他居然看見帶著頭
的整條魚，竟好好地挂在竹竿上，待走近一瞧，原來是外婆拿針線給縫回去了，外公笑得滿臉面紅地進了屋，外婆也笑了，那天晚上，我頭一回吃了條帶頭的紅燒
大魚。
　　後來，外婆得了乳癌，之後又中風成了半身不遂，外公就成了屋裏屋外的長工，而我就更受寵了，因外婆需要我作伴，就必須總是準備了許多小點心、小玩
具，也讓我把小朋友們帶回家來湊熱鬧，學校裏的單身教師都上家裏來吃過飯，忙的是外公，高興的是外婆，而其實最樂的還是我，點心、禮物、玩具、零用錢全
都不在話下，各門功課也都有專門老師幫忙作。
　　外婆過世的時候，外公好傷心，我卻哭不出來，當時我念大學，也許是愛面子，不願意當著這麽些人面前哭吧，誰知道，都十幾年了，我越來越想念外婆，連
我自己都不相信，就在我剛被遣返的頭幾天的一個清早，正當我開玩笑式的跟外公說，天安門廣場上沒被打死，肯定是外婆保佑，卻沒想到我和外公立刻眼淚忍不
住往外滾，後來更連話都說不清楚，外公還只是流淚，我卻長這麽大頭一回像個孩子似地哇哇大哭。

禍頭子是外省豬哥
　　禍頭子小時候住在岡山致遠村，那是個僅有不到兩百戶人家的小眷村，四周全是菜地、農田。禍頭子小學念的是前峰國小，在近三千人的學校裏，禍頭子和村
裏的孩子們是僅有的軍人子弟，是絕對的少數民族。由於空軍子弟小學離家太遠不方便，禍頭子的童年和青少年因此過得很不那麽眷村，倒是幾乎每天上、下學的
路上以及在學校課閑時間裏，總要聽幾遍本省同學有些好玩卻不怎麽惡毒地沖著禍頭子，喊幾句“外省豬哥”。
　　對於“外省豬哥”的稱號，禍頭子很少真的很介意。倒是禍頭子與本省同學間得友誼比其他的外省孩子們更好些。禍頭子經常應本省同學的邀請，到家裏吃
飯，到果園裏去摘水果，順便幫忙幹些除草等雜活，在廟前廣場上打橡皮筋，娃娃頭，圓牌，吃面線，打彈珠，賭香腸夾著生蒜吃，黑輪就黑輪湯。
　　禍頭子的媽一向要求禍頭子學講臺語，媽說臺灣人多，不會講臺語長大了以後是要吃虧的，吃什麽虧，怎麽個吃法，禍頭子當年不明白，但卻練就了一口流利
的台語，禍頭子恐怕是在同齡外省孩子們之中台語講得最好的一個，或許是因爲自己有一雙好耳朵，更多的是由於禍頭子的小朋友們多半是本省同學的緣故。
　　在禍頭子的記憶裏，只有過兩次與本省同學打架的印象，頭一回禍頭子還小，已記不得是誰是誰非以及爲什麽打架了。可第二回則純屬禍頭子的不是。
　　那是國中二年級的時候，禍頭子大概是青春期內分泌混亂的緣故，好勇鬥狠得莫名其妙，每天總得找人吵架、打架，好像不打人或是不讓人打一頓，這日子就
沒法兒過似的。
　　打架的那天，禍頭子也不知是吃錯了什麽藥，竟拉著另一個村裏的男孩，跑到村邊農家的番薯田裏去練習扔標槍，讓正在旁邊田裏幫忙幹農活的農家孩子看見
了，沖過來扭住就打，他雙拳難敵我們四手，哭著背起書包就跑回家去了。
　　架打完了，儘管是以多欺少，好歹我們也算打贏了，可禍頭子不單周身找不到一丁點勝利的快感，卻覺得心裏怪怪的，媽見我不對勁，問明白了故事後，問我
該怎麽辦？
　　禍頭子每闖完禍了之後，是個典型吃軟不吃硬的傢夥，禍頭子不怕爹的棍子、棒子，就怕媽這種讓你不得不良心發現的理喻，所以最後，由禍頭子自首，讓媽
陪著，到人家去賠禮道歉，那孩子還挺好說話，他爹他媽就更厚道，不單拉住不明就裏的鄰居，不讓他們動手打我，還不停地向媽表示歉意，說什麽，小孩子打架
沒什麽關係，這天傍晚，我聽到了許多句：“外省豬哥”。

禍頭子是個天生的客人
　　不論走到哪里，禍頭子都只能是當地中國人的客人。禍頭子的爹是四川人，媽是湖南人，在民國卅八年政府轉進來台之前，禍頭子在臺灣無親無故，因此，禍
頭子從小自稱是四川巫山人，禍頭子小時候最朗朗上口的兩支歌，除了“哥哥爸爸真偉大”之外，就是“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
　　儘管禍頭子從小就在爸爸的家教下倒背家譜如流，而畢竟還僅限於理性的認識，從來沒感覺到自視爲四川人與生長在臺灣兩件事，有任何不能相容的矛盾。每
當人問我是哪兒人，我總是說四川人，而每當人問我家在哪兒，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岡山致遠村。
　　禍頭子第一次明白感覺到自己是個客人，更因此而受到莫大的心靈傷害是高中畢業了以後的事，左營高中畢業，禍頭子的高中生活一如國中、國小，都是在本
省同學中長大的，聯考完後的那個暑假，禍頭子因思念去高雄市探望拒絕也被拒絕在大學門外的同學，那是一片養金魚的農田，我們很痛快地玩了一整個下午之
後，整個愉快的氣氛竟教一個突然開口大談本省、外省之分的同學給攪亂了，一提起這個話題，大家竟不約而同地看著我，我還沒來得及弄清楚究竟是怎麽一回
事，開口的那位原本挺不錯的同學，竟對我怒目相視，然後跟其他的同學說：“不要跟他講，不要睬他，外省豬哥”。
　　後來我去了大陸，大陸竟不管我自視爲四川人而強迫我中獎，給我穿上一套“臺灣同胞”的統戰制服，確定了我在中共眼中的客人身份與地位。
　　甚至於，在戒嚴令發佈的前一個晚上，當我正陪同一位元澳大利亞的中國事務專家到廣場上去逛的時候，一位同學竟指著我的鼻子跟與我剛說不到兩句話的其
他幾位同學說：“別理他這種人，我們走。”在廣場上，我也是北京大學生眼裏的客人。
　　因此，正如十年前郭冠英和韓定國邀我去泰柬難民營一樣的心情，我接受了劉曉波的邀請參加去年六月二日的絕食，抗議李鵬政府的戒嚴令，最後更接受了周
舵、醫生和幾位學生的請求，冒著被亂槍打死的危險，出面與已經內三層、外三層把天安門廣場團團圍住的戒嚴部隊談判，最終終於成功地和平地把廣場上幾乎所
有的學生和市民撤出一觸即發的充滿了火藥味的廣場。當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都表現得十分被動，這並非我本人沒有參與的積極性，的確感到自己只是個客
人，不該喧賓奪主，除非大家讓我做什麽，我一般不會主動提出要求非這樣那樣不可的建議。
　　這次，被中共以半哄騙、半強迫的方式逼我偷渡非法進入臺灣，從臺灣的某些報章、雜誌上，我明白地感覺到，自己這回不僅是個客人，還是個不受歡迎的不
速之客，因此，我才在不得已的心情下，提出在司法處置完了以後儘快離開臺灣的打算。

禍頭子愛當“電燈泡”
　　禍頭子愛當電燈泡的歷史，早在小學的時候便已經開始，且至今一發不可收拾。小時候，受害者是禍頭子的舅舅、阿姨，電燈泡必須在暗處才能發揮作用，而
正在談戀愛的舅舅和阿姨們又專往暗處去，最常去的地方是電影院，等正片一上映，他倆正想享受會兒二人世界的時候，我總是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更拚了命地
擠在他倆中間，禍頭子小時候之所以愛當電燈泡的原委，不過是以“熄燈”來交換些零用錢和玩具而已。
　　如今，禍頭子已卅三歲了，竟發現，自己已然成爲國共兩黨之間的電燈泡了，習慣性地在兩党眉來眼去、勾勾搭搭的當兒，突然亮燈，在人最需要黑暗的時候
提供最不受歡迎的光明，而這回，禍頭子又能向兩黨雙方要挾些什麽來作爲熄燈的代價呢？這著實得好好地盤算盤算，也請諸位看官們不吝賜教，衆人拾柴火焰高
嘛，諸君不妨假想自己若是禍頭子，是電燈泡，則想要點什麽？也許我們真的能撈著點什麽也說不定。
　　禍頭子最怕聽人談“統一”，每當人提起統一，禍頭子聽見的都是“一統”，以一統全，像秦始皇併吞六國那樣的征服，而不是今日東西德式的“重新整
合”，是大吃小而毫無小拚大的含意。另外，從禍頭子的職業角度出發，也害怕有人提統一，因據禍頭子瞭解，從詩經、楚詞、到唐詩宋詞，甚至到一九一九年的
五四運動，白話文芻議，似乎都是在像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胡亂華甚至於軍閥割據的“分”的年代裏成長的，而絕少在秦、漢、宋、元、明、清甚至於一九四
九年以後的“新中國”的“合”中發展，有鑒於此，禍頭子此番熄燈的交換條件，將考慮以“邦聯中國”爲最後的內容。

有人說，禍頭子是個不回頭的浪子

臺灣社會大學請我演講，題目是“不回頭的浪子”，並在介紹我的開場白裏明白指出——我是許多人心裏公認的浪子。我的第一反應是，大家是不是把浪子的資格
標準定得太低了些兒？因我的確不認爲自己夠格當浪子。而基於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我們這個嚴重缺乏自信心，過份他慮，極端需要
多餘的安全感，離家不出卅裏便開始大唱思鄉曲的保守、自閉的習慣勢力支配下，是無論如何也造就不了幾個，能不爲了追求多餘的安全感而放棄自己的個性與信
念，不會因害怕跟大多數人不一樣而拼了命地人云亦云，跟著別人屁股後面趕流行的真正的浪子。

在我心目中，真正夠格被稱得上浪子的人是:哥白尼、達爾文、佛洛伊德、尼采、馬克思、梵穀、畢卡索、拜倫、勞倫斯、福婁拜爾、斯當達爾、喬艾斯、艾略
特、莫劄特、貝多芬、華格納、蕭邦、柴可夫斯基、貓王、約翰藍儂、巴布迪倫、平克佛洛衣德等，甚至，還可以加上兩個日本人，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而至
於能堪稱是浪子的中國人，則古代僅老、莊、李白，近代僅魯迅、郁達夫而已。若論至今仍健在者，則在我心目中，只有李敖和劉曉波兩人罷了。
究竟，一個人需要走多遠，爬多高，要超越社會大多數人前，而且要孤獨多久，才配得上浪子的稱號，大家仔細看看我前面列的名單便能明白。而更重要的問題
是：得要是多麽寬宏大量的社會，才能培育出這些天賦異稟的浪子？得需是怎樣文明、先進、開放、前瞻的社會，才能允許這些浪子們發揮一般人望塵莫及的超人
才華。顯然，從老、莊、李白、李敖到劉曉波等人的遭遇、故事，我們可以肯定：前瞻、開放、寬容，絕非中國文化的內涵。

當不想回頭的禍頭子被強迫遣返臺灣之後，發現闊別七年的中華文化復興基地果然有進步，由於取消了報禁、黨禁及戒嚴令，臺灣的確已經從“多數人無法表達心
願”的原始、野蠻的深淵中，掙扎提高到了“多數人能說話，卻不允許少數人出聲”的比較進步卻依然是另一種蠻不講理的新問題當中。對此，禍頭子不得不以被
害人的身分，向那些因容不下禍頭子的異言、異形，而企圖堵上禍頭子的黑嘴，甚至於不惜致禍頭子于死地，槍斃完事的衛道人士們，提出嚴重抗議：你們有權不
歡迎禍頭子說話，卻無權不讓禍頭子發言。

聖經裏記載，當有群憤怒的人，準備用石頭、棍棒打死一個有外遇的淫婦的時候，因耶穌要求大家在下手前，捫心自問靈魂是否比她清白而住手。禍頭子以爲，這
個故事之所以如此收尾，只因爲外國人有言行一致的傳統，只因外國人用同一標準去要求別人，也用同樣的標準來反省自己。倘若，換了是在中國人的社會裏，禍
頭子相信，那婦人早就沒命了，而兇手們卻因爲行兇而證實了自己的清白。

因此，禍頭子之所以作不了浪子的根本原故，全都拜我們的保守、自閉的傳統中國文化教育所賜。

正視真理的代價

伊底帕斯是個王子，不幸生下來之後，便交由宮女帶出宮去，交給遠方的牧羊人撫養，原因是伊底帕斯的叔叔奪取了他父親的王位，更佔有了他的母親爲妻，這些
事，直到伊底帕斯長大了以後都完全不知情。

伊底帕斯長得又聰明又健壯，他的聰明解開了殘酷的人面獅身的謎語，人面獅身問他什麽動物早上用四支腿走路，中午用兩條腿走路，而到了晚上卻用三條腿走
路，伊底帕斯回答說是人，破了妖法，走過了常人過不去的險關，而他的力氣卻在一次與旅行商人的爭吵中，打死了一位年長的商人，而伊底帕斯不知道那正是他
的親身父親。

後來伊底帕斯在衆人的擁護和愛戴下，打跑了他的叔叔，得到了王位，並娶了前國王之妻，也正是他自己的生身母親。直到有一天，正當伊底帕斯的事業成功、最
驕傲的時候，有人把事情全說穿了，老牧羊人經不起伊底帕斯的苦苦哀求，終於證實了一切，母親推開衆人跑回內宮，伊底帕斯醒悟過來以後，追到母親的寢宮，
竟看見曾是自己愛妻的母親，因承受不了打擊而上吊自殺了，伊底帕斯看不下去，想閉上眼，別過頭去，卻又深知這一切都是不可逃避的事實，想睜眼直視，卻又
忍受不了這殘酷的事實的摧毀力，最後，他沒有合上眼，卻拿兩把匕首刺瞎了自己正視真理的雙眼，伊底帕斯從此以後，放棄了王位，卻成了先知。

若此事發生在中國歷代後宮，其結局就完全不至於如此悲慘，當皇帝的，多半先讓人把宮門關了，越少人瞧見越好，瞧見的人一多，事情就無法保密，就壞事了，
就糟了。然後叫人把吊死的屍體擡出去銷毀掉，再把銷毀屍體的和所有看見的人統統殺了，過幾天，選個黃道吉日宣佈正宮娘娘病故，全國上下趁機吃幾塊冷豬
肉，再來看看後宮裏有沒有合適人選可以扶正作皇后，若沒有則更好，還能夠借機廣搜天下美女唱一部百鳳朝陽。

中國幾千年奴性傳統文化視真理如糞土，道理是隨便怎麽說都可以的，只要他是爲我服務的，不論文學、藝術、宗教、教育甚至於科學，都得爲政治服務，而所謂
政治則寡人的心願而已，其實一點也不複雜，以歷代煉丹以求帝王長生不老，到去年六.四以後，大陸上中共趕著發射衛星爲止，全都是爲了某個不願面對事實、
想逃避真理的人服務，其目的不外乎長生永不老，政權永不倒，而事實上，他們全都成了睜眼瞎子，不但不能預卜未來作先知，好能夠運籌帷幄，明天下之必變，
而防患於未然，反而連眼前一班小人的善惡、醜美全都分辨不出來，結果先機全失，終因不能善誘、利導天下之變，而遭天下變之。凡此，皆由於眼光短淺，不願
爲真理付出代價之罪也。

禍頭子險些成了低能兒

禍頭子他爹的原配夫人不是禍頭子的媽，卻是他爹的親表妹，說有多親就有多親，表妹的爹是親舅舅，也正是奶奶的親弟弟的女兒。

舅老爺是出了名的神槍手，准得成天發愁沒仗可打，後來去打神兵，大概像白蓮教徒似的，跳跳神舞，念念仙咒，畫幾張神符，燒了後和水喝了，說什麽刀槍不
入，炮子化灰塵。舅老爺腰佩雙槍，讓唯一的兒子，也正是爹的表哥提著一竹籃子彈，就這麽雙槍匹馬去打神兵。剛開始的時候一槍一倒，舅老爺還直喊“打得
倒”，“打得倒”，可神兵操人海戰術，不怕死，不一會兒就把舅老爺圍住了，趁舅老爺換子彈的空兒，把舅老爺的頭砍了，挂在電線杆上示威，這當然是向禍頭
子的爺爺爲首的侯家勢力示威。此後，爹的表妹就住到家裏來，定好了是爹的童養媳。

還好爹因爲讀了幾年洋書，提倡什麽自由戀愛，說什麽也不肯結親，最後迫于奶奶沒法向人交代，草草完了婚後，第二個星期便投考黃埔軍校去了，否則要是爹從
此在四川巫山老家安營紮寨，我可就真要成了近親通婚的蒙古呆癡或先天肌肉萎縮症了。

我在大陸的時候和許多第一流的運動員常往來，尤其是女排的女將們，我常說中國的金牌全指望巾幗英雄了，普遍說起來，中國女性的體能與西方，甚至於非洲的
黑美人們的體能都相距不遠，在各類田、徑、球賽當中，經常能跟大家一拼高低，弄幾塊牌子，然而，反觀男子體能要求高的田、徑、游泳等專案，則中國男選手
永遠只能陪著大夥溜溜，根本很少想到比賽、獎牌等事，中國男子的體能明顯差西方一大截。

這種差異的原因固然很多，而長期近親通婚所留下來的弱病肯定是主要原因，遺傳學上講，男子是病態遺傳的表現者，而女子則是病態遺傳基因的傳帶者，因此，
禍頭子家鄉的女孩多半健康、活潑，而男孩卻有不少呆癡、傻病，所以萬一爹當年一時想不開，在老家生了我，我可能就只好象相片裏的堂弟一模一樣了。

禍頭子最怕挨餓

禍頭子最早挨餓是在小學時代，有幾回早上沒吃早飯去上學，因身上沒有零用錢，課餘時間買不了零食填腹，眼瞧著同學們三五成群打打鬧鬧地上合作社，自己卻
趕緊找個沒有人的角落裏躲著作糖磚、巧克力房子的白日夢，不怕同學們小氣，怕的是自己以後沒法請回去，禍頭子曾在外公、外婆家養尊處優慣了，剛回去和爸
媽那對三天一吵、五天一打的百事哀的窮父母同住的時候，的確在同學朋友間受到了相當嚴重的自尊心的傷害，這也許是爲什麽後來禍頭子的自卑超越需要特別強
烈的原因，最厲害的時候，禍頭子甚至不願在同學面前打開便當盒，怕同學們瞧見了自己寒酸的飯菜而抛來我最受不了的那種同情心，這種情況延續到上大學還不
曾斷絕。

上大學的時候，父母已經離婚，爸的終身俸只夠自己開銷，媽在別人家打工帶小孩，賺的錢也只夠自己和剛出世的異父小弟弟的費用，幸好大弟在部隊裏當學徒，
自己養活自己，最苦的要算是二弟了，二弟剛上國中，跟我住在學校附近的兩坪半的租來的房舍裏，爲了維持兩人的生活及學費，我除了外公、外婆接濟之外，必
須打工賺錢，而白天上學，晚上工作，工作收入又都不固定，可把二弟給餓慘了，記得有一回，我三天沒露面，二弟連吃了兩天麵條，第三天竟因沒飯錢又不好意
思欠帳，竟活活餓了一整天。屋漏偏逢連夜雨，正巧碰上樓下房東家死了個老太太，停棺客廳，嚇走也可能是臭走了樓上其他幾位同學，當我裝滿了整個信封袋的
打工錢，趕回宿舍的時候，竟發現二弟已餓得趴在桌上睡著了，我連忙喂他吃了個蘋果，緩了緩餓勁，然後揣著信封袋，兄弟兩人，找了間餐廳好好地飽餐一頓，
這才解了饑恨。

就這樣飽一頓，饑一頓，再加上收入實在和付出的勞動不成比例，於是最後得了肺結核，等禍頭子發現咳血到醫院檢查的時候，結核菌已擴散，是二期開放性結
核，幸好防癆中心的藥都是免費的，媽和大弟也搬到一塊兒來住了，就這樣，我休了一年學，卻在休學中開始寫簡單的歌曲，沒想到竟吃上了這碗飯，且一吃就是
十幾年。

因此，每當有人責問我七年前離開臺灣是對我親人的不負責任的決定的時候，我基本上都不予理睬，因爲，只有不瞭解我們兄弟姊妹互相扶持、相依爲命的人，才
會發出這樣的問題，因爲，我在大陸上的七年間，對家裏在經濟上的幫助是不少的，且經常因爲給父母兄弟親人花錢和前妻程琳打得不可收拾，無論如何，於此我
心安理得，毫無虧欠。其實，我到大陸去也未嘗沒有帶著將來改善大家的環境的想法。我實在是挨餓挨怕了，更怕看見全家人挨餓。

宋楚渝、文工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當宋楚渝先生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的時候，曾邀請我到他辦公室去過一次，告訴我他在“龍的傳人”的第三段後面加上了一段歌詞，大概是什麽“莊敬自
強”、“處變不驚”一類的話，沒幾天後，宋先生就以“龍的傳人”爲題，在成功嶺向正在集訓的大專學生演講，由於報紙、電視等媒體爭先恐後地報導，引起了
人們廣泛的注意，我當時也極感備受禮遇，心裏面美滋滋地。

好景不長，沒等兩天，新格唱片公司便接到來自新聞局的電話，說什麽要求重新錄音，把宋先生的新詞灌成唱片，新格爲尊重原作的意見徵求我的同意，我這才明
白過來，原來是這麽一回事，便明確告訴新格我不願更改歌詞，宋先生因此請我和我的老師及幾位學者專家在希爾頓吃飯，飯局中，我再一次明確婉拒了宋先生的
美意，並建議宋先生可另外再寫一首新曲，在新曲中傳達宋先生的意思，這一段新聞，或許有些讀者還有印象。

我之所以拒絕更改歌詞的原因，主要是獨立個性使然，倒並非認爲宋先生的詞寫得不好，或是我不願意莊敬自強，不願意處驚不變，只因這兩句話是當時國民黨的
政治口號，而我無意把自己看待成宣傳工具罷了。結果，引起了許多傳統、保守、王道人士自動自發的抨擊，從“龍的傳人”這首歌有多不好，最後評到寫這首歌
的人有多無知等，我則一來接到許多支援不改歌詞的人的慰問信，二來當慣了獨行俠，不太需要社會大衆的肯定，心裏不曾因此而感覺到如何難受，唯一的反應是
發了幾頓牢騷，借題發揮跟女朋友撒了幾頓驕，成就了自己被壓迫的英雄形象，滿足了自己特立獨行的俠客風範而已，其實並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反感。

後來，真正讓我感覺到爲難的，是文工會邀請我參加了一次與其他幾位作曲界老前輩的早餐，在當時剛開業不久的來來香格里拉飯店，會中，國民黨文工會的負責
人向我們發出了徵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歌的邀請，主任的禮遇與擡舉，其實讓當慣了遊俠的禍頭子左右爲難，文工會並沒有強我所難，難在我自己取捨兩
難，我自“龍的傳人”走紅以來，名氣不小，卻沒得到什麽經濟實惠，加上脾氣太倔，與電影、廣告合作不易，生活不單不寬裕，反經常入不敷出，著實頭疼，不
少朋友勸我識擡舉，抓緊機會往上爬，千萬別錯失許多人千載難逢的大好良機，把個性收斂收斂，千萬別再犯上回不給宋先生面子的錯誤。

禍頭子儘管天生叛逆，卻的確與國民黨沒有什麽過不去的怨仇，禍頭子在學校裏雖然總擺出一付愛搭不理的反對派姿態，卻始終不曾與當權派有什麽大不了的實質
衝突，因此，禍頭子唯一得以抗拒文工會的美意的武器，僅天生的獨立性格而已，若再有些什麽，則是當時還十分模糊的獨立知識份子的自恃罷了。

終於，狗改不了吃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禍頭子儘管沒有足夠的勇氣當面回絕文工會的美意，卻私自作下暫時離開臺灣回避的決定，禍頭子本有意出國深造，下
定決心以後，便積極著手聯繫英國倫敦國際電影學院作曲系，今日舊事重提，絕非說明宋先生、新聞局、文工會乃促使我去大陸的根本原因，卻的確讓我作出了暫
時離開臺灣的決定。

七年過後，大陸來去有感，不論在何處，不論是那個党領導，中國知識份子想要獨善其身，保持獨立超然的立場與判斷力實非易事，不單要扛得住壓力，還得要禁
得起誘惑，不單要耐得住打殺，還得要擋得住捧殺，真乃步步都有殺機，路路都有陷阱，在這個一貫依靠政權肯定自我的禦用文人傳統下，知識份子如何保持超然
的立場與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其實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依附政權而能建立自信，不隨庸俗而能自我肯定，這滋味雖不好受，卻是越嚼越有味，而其中滋味，則如
人飲水，冷暖自知，實難相告。

先有奴才，後有皇帝

在禍頭子從泰柬邊區的難民營回來以後，原本嫉惡如仇的性格，變得越來越孤僻，越來越無法忍受那日益庸俗化的假仁、假義，尤其痛恨那些四肢發動、頭腦簡單
的愚忠、愚孝。禍頭子總愛在公開場合裏不留情面地揭發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長者們虛僞的面紗，更經常挖苦諷刺同輩們被洗腦而失去獨立判斷思考能力的糗樣。
禍頭子經常借此發泄對壓倒一切理想的臺灣現實、近視主義的不滿，同時也藉以拉開自己與社會的距離，從而滿足自己自命不凡的俯視衆生的需要。

記得在禍頭子離開臺灣赴大陸的前兩年，就曾經在梅花戲院看電影時演出過一場反權威、反現實、反愚弄、反洗腦的鬧劇。相信大家都還清楚記得，八、九年前，
在電影正片上映之前，都要起立唱國歌，在唱國歌的畫面裏，老蔣總統一副民族救星的姿態，站在總統府的閱兵臺上，向學生、軍人及群衆脫帽揮手致意。那天，
就在國歌影片裏震耳欲聾的蔣總統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中，我突然感到噁心，我發現畫面裏全副戎裝、滿胸勳章的人，怎麽越看越象希特勒、墨索里尼，若我在
那之前曾看過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紅衛兵的崇拜的影片的話，我也一定會把接受萬歲呼聲的人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先生聯想到一塊兒去。

只記得我當時不知從哪兒鑽出一股莫名怒火，就在七、八百人都起立唱國歌的同時，我突然一屁股又坐了下去，如果當時在場沒有其他人的任何反應的話，這頂多
是我個人的一小段性格悲劇的插曲，而不幸的是，還沒等我坐下來十秒鐘，腦瓜上突然被人用力猛擊一下，待轉過臉來定眼一看，才可悲地發現，打我的人竟然是
和我年齡相仿，看似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觀衆，看到他那副被愚弄而不自知的忠君愛國的糗樣，恨得我扭住便要打，幸虧與我一起看電影的朋友勸住了，讓我別和
這蠢貨一般見識，否則這將不僅僅是一出鬧劇，可能還會變成一場荒誕的悲劇。

七年多了，我不知道七年後的今天，那位忠君愛國的熱血同齡人醒覺了沒有，他是否還堅持自己對權威的崇拜是天經地義不容懷疑的事，他是否有權干涉別人不崇
拜他所崇拜的權威？在他心裏，今天是否還有其他任何人可以等同國旗、國歌、國家，他是否還隨時準備看見某人的相片就要起立、敬禮？而我卻是越來越反對偶
像權威。禍頭子始終認爲，中國之所以少不了皇帝的根本原因，絕非有多少野心家拼了命地想當皇帝，卻在於有多少奴才，他們不能沒有皇帝，他們迫切需要一個
皇帝，他們會千方百計地把總統、主席、書記給硬捧成皇帝。

因此，禍頭子把徹底消滅中國傳統製造奴才的奴性文化，當作是中國人和平民主事業的最關鍵的戰陣，而這一切都要從反對偶像，反對權威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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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大陸人皆有的共同經歷
　　禍頭子剛到大陸後，學到的第一個專有名詞就是“運動”，從土改、人民公社、反右、大躍進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到反擊右傾翻案風等各式各樣的
運動，大陸人視運動爲洪水猛獸，談運動變色，而我這個初來者卻頗爲好奇，常用搜奇獵怪的趣味性的角度去打聽人們在運動中的遭遇，卻毫無把自己的快樂建立
在別人痛苦的回憶上的內疚感，不巧偏巧，就在八三年七月，我到大陸後的第二個月，整個大陸便展開了一場不知從何刮起的“抵制精神污染運動”狂風，還記得
禍頭子在回答香港《九十年代》的訪問時表示，對這場運動，禍頭子理性上無法表示意見，但想多瞭解情況，而感情上，禍頭子實在沒法喜歡它，接受它。沒想到
的是，不過幾個月以後，這一陣運動強風竟把禍頭子給卷了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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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八三年十一月的一個晚上，禍頭子應邀到人民劇場演出，當時早已傳聞香港港臺歌曲是靡靡之音，是精神污染的源泉的風聲，許多文藝團體都紛紛調整節
目內容以適應新的形勢，許多演唱通俗歌曲的演員都紛紛中箭下馬，遭到停演的處分，這些事讓我憤慨非常，但又找不到機會表達自己的不滿，就正好借著他們邀
請演出的時機，提出與程琳合作的要求，當時程琳在大陸上有小鄧麗君的別號，我早知中共宣傳部及文化部的某些老左們看她不順眼，早就在各大報上公開抨擊她
的颱風和唱腔，這回借著搞運動，更是殺氣騰騰，頗有不擇手段，去之而後快的架勢。

　　本來一切都說好了的，不料在開場前十分鐘，負責調度的前臺主任突然來找我非常客氣卻又毫無商量餘地地告訴我說，由於程琳的演唱風格問題，他們接到上
面的通知，不能與程琳合作，希望我能自己一個人表演。聽完了他的話，我氣得說不出話來，憋了半天，才蹦出幾個字，意思是，你們反對港臺歌曲，而我從臺灣
來，只會唱臺灣歌，我乾脆也不唱拉倒算了，說完，拉著嚇得臉白胡小程琳更離開了劇場，演出了中共建國以來頭一場罷演的鬧劇。

　　沒想到，當時的中共還果真以統戰爲重，第二天早上便由更高一些的文化部官員帶領著前一天犯錯誤的舞臺人員，到我住的旅館來道歉，說什麽全是一場誤
會，絕對沒有禁止程琳演出的公文，並一再解釋，抵制精神污染運動是有必要的，只是具體工作同志對政策理解不當，而造成擴大化的現象，說什麽中央的政策是
正確，英明的，錯不在上，卻在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經給念歪了。

　　沒過兩天，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爲彌補失誤，特在人民大會堂安排了晚宴招待我和程琳，並請了許多大陸音樂界的名人作客，會後並請我和程琳在人民
大會堂演出。第二天，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在頭版刊出了整個情況，文藝界都是緊抓住機會爲自己受壓的演員和節目平反，一時間，港臺歌曲又再度合法化
了。

　　這是我和中共官方的第一次接觸，後來聽說，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先生，曾在這件事的平反過程中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時以胡耀邦、趙紫陽及
萬里爲主的改革派非常反對“清汙運動”認爲運動是扯改革開放的後腿，其中萬里就頂住左派勢力的壓力，堅決反對在他所負責的農村範圍內搞清汙運動，而趙紫
陽則聲明經濟領域裏沒有精神污染問題，最後由胡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搜集了各個領域裏的清汙擴大化的反面影響，碰巧我罷演的事也趕上了成爲胡搞運動的罪
狀之一，被用來說明清汙不利統戰工作，最後，清汙終於被人們唾棄，找不到市場，果然持續不到半年便徹底垮臺，胡喬木、鄧力群等左王也從此在大陸政治舞臺
上消失，但並未真正瓦解，而是在等待東山再起的機會，而我個人，卻因此開始了與程琳的緣分，定下了後來的感情基礎。

大陸上把"權"看得比命還重要

　　除了搞政治運動以外，大陸給禍頭子上的第二堂社會教育課是"奪權"，像蒼蠅叮臭肉似的，那裏有權，那裏就有成群結隊的爭奪者，因僧多粥少，人多權
少，其爭奪之激烈則有如饑不擇食，每每不拚個你死我活絕不善罷幹休，其爭奪的結果卻永遠總是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爲階下囚，甚至於性命不保。因此，每個
爭奪者都非常清楚一切仁慈，俠義之心都危險和不必要，且越是有經驗的奪權者，越是明白千萬不能手軟，千萬不能保存任何人性的道理。

　　在大陸上奪權可完全不同于民主世界裏的競選，一切爭奪都是不能公開，見不得人，只許做，不許說的事。由於不能公開，所以不需要規則，由於沒有規則可
以依循，所以根本說不上公平，因爲不講公平，所以大家都不擇手段，由於什麽狠毒的招都用，所以失敗的代價無比慘重，因爲害怕失敗，所以非全力以赴，拚個
你死我活不可，因爲害怕報復，所以非置敵人於死地而後再踩三腳以免他日還有翻身的機會。

　　禍頭子到了大陸半年之後，接受了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的邀請，留在大陸生活，工作，並開始在大家的協助下申請成立東方錄音公司，而批准的權力在廣播電
視部手上，在我申請之前，錄音公司一直是廣電部壟斷的獨家買賣，是廣電部的搖錢樹，而文化部從七八年改革開放，一切向錢看之後，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弄個
錄音公司分廣電部的肥水，因此，禍頭子在不知不覺當中，竟成了文化部利用來向廣電部奪權的工具，只見王昆先出動了自己的丈夫——文化部第一副部長，再搬
出了自己的親叔叔——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第一副書記，最後連周恩來的遺孀 ——王昆的乾媽鄧穎超都出動了，這才好不容易搞下來一張執照，且搞下來以後還
瞞著不讓我知道。

　　我知道公司批准下來的消息，還是東方歌舞團的一位臨時工告訴我的，他不單告訴我公司執照批下來了，還告訴我王昆自封公司董事長，王昆的心腹內定總經
理的消息，我帶著懷疑的心情去問王昆，王昆告訴我說是文化部的安排，但當我再問文化部的負責人的時候，文化部卻推說是王昆的決定，並告訴我說王昆告訴他
們這一切都是我的意見，我聽完了兩邊牛頭不對馬嘴的說法之後，只感到被欺騙的感覺，而且是被很低級而赤祼祼地欺騙，可我當時還不知道另外還有更無恥惡劣
的事情正在發生。

　　就在我還及弄清楚的究竟的時候，有位接近中共上層領導的包打聽來告訴我，王昆打了個關於我的黑報告給楊尚昆，告了我四條罪狀：

　　一、拒交所得稅。
　　二、逃漏海關關稅。
　　三、跟程琳亂搞男女關係。
　　四、無駕照開車。

　　包打聽更告訴我，楊尚昆（中共中央對台辦主任）在一次會議中，根據此報告對我進行批評，並態度強硬地表示——像這樣無法無天的人，我們不歡迎。

　　我這才明白，原來王昆請我到東方歌舞團是爲了利用我的統戰身分，待公司執照批下來之後，王昆因怕我阻礙他當董事長而先發制人到楊尚昆那兒去告我黑
狀，把我告成壞人以後，王昆再拿著對我的批評到文化部裏去說我不得負責公司事務的證據，最後終於與自己的心腹雙雙當上了董事長和總經理，而我則只好向文
化部打了自動辭去東方歌舞團職務的報告，希望早日脫離這場權利鬥爭的苦戰，也從此與楊尚昆結下了不解之怨。

禍頭子當了黑人

　　沒有戶口的人，在大陸上叫黑人，由於沒有單位，開不出介紹信，買不了機船票，住不進一般的旅店，黑人在大陸上往往寸步難行，禍頭子在得罪了王昆以
後，在大陸當了一年黑人。

　　禍頭子在交完了離開東方歌舞團辭呈以後，先因肺炎，緊接著又得了肝炎，住在廣州中山醫院，當時禍頭子在大陸過的第二個春節。

　　但禍頭子怎麽也沒料到，王昆已經把禍頭子逼到廣州去之後，還不放心，還不肯罷休，竟派人跟蹤監視我的朋友，弄得好心到醫院來照料我的一位廣州的朋友
被王昆弄來的公安人員查得死去活來，最後竟連單位都不敢用他，我因肝病，心情原本不佳，再聽到這般惡劣的故事，氣憤中打了一封電報把王昆痛駡了一頓，沒
想到封電報竟成了王昆繼續整我的材料，我索性提出申請回臺灣，這是八五年二月中間的事。

　　後來胡耀邦出國，成立了一個調查組，經過了半年的調查，才把王昆打的黑報告給查清楚了，王昆事後還惡狠狠地告訴調查組的人說，你們可真厲害，把我的
報告都駁回來了，我看事情沒那麽簡單。

　　果然，我申請調到廣東去的事立刻如石沈大海，突然變得沒人管，沒人問，我到廣東去報到，廣州文化局表示沒有文化部的公文或介紹信，廣東方面實在是愛
莫能助，我到北京文化部去打聽，文化部則一推四五六，說我已申請轉調廣東不歸文化部管，就這樣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我開始過我的黑人生活，好在有程琳相
伴，程琳的家人對我也不嫌棄，這才在最失落的情況下稍有安慰，還記得當時我回答記者說：我之所以還留在大陸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有程琳相伴。

　　到此，王昆仍不滿意，還繼續運動丈夫，叔叔，乾媽勢力到處排擠我和程琳，當時我實在弄不明白，王昆那兒來的深仇大恨，待久了以後，我才漸漸地明白過
來，原來這些都是他從前被別人整的時候養成的習慣，手段毒慣了仁慈不起來，另外，他還擔心沒把我踩死的話，那天我翻了身黑心過來報復他，天曉得我每天忙
著自己活得更快樂些，那會整天惦記他老人家。

禍頭子打官司告文化部侵權

　　禍頭子雖然酷愛搗亂，更愛得意洋洋地欣賞大家的反應，卻不愛打官司，因禍頭子總以爲斤斤計較實非遊俠本色，每次碰上爭端，總是以禍頭子自動棄權告
終。事實上，禍頭子過去在臺灣的時候，除了公證結婚以外，從來沒到過法院。禍頭子對錢財借貸原則是：不問是否欠我，只管我不欠人。

　　八四年間，禍頭子因求功心切，爭需要建立自己工作必須的錄音室地，因此，當主管部門刁難我們因資金不足不得申請成立東方錄音公司的時候，禍頭子曾答
允個人私款贊助人民幣廿萬元，當時禍頭子完全料想不到，王昆等人爲了奪權當董事長竟不擇手段打黑報告陷害禍頭子，因此，在禍頭子自動辭去東方歌舞團職
務，不再過問錄音公司事務之後，理所當然不再願意贊助廿萬元給這個令禍頭子幾乎身敗名裂的公司，卻想不到王昆在擠走了禍頭子之後，居然還厚著臉皮來找禍
頭子要贊助，禍頭子當然拒之門外，不但不理，還諷刺了他們一頓。

　　在這之後，禍頭子莫名其妙地當了一年多黑人，還以爲這無非是公文旅行，效率太低的緣故。直到第二年八五年的四月，與禍頭子合作生産發行"新鞋子，舊
鞋子"專輯錄音帶的南海音像公司寫信告訴禍頭子：根據文化部公文要求，南海音像公司居然在通知禍頭子之前，便已經把南海欠禍頭子的版稅移轉到文化部去
了，一共是人民幣十九萬六千無，全部是禍頭子個人依法課完所得稅後的淨收入。到此，禍頭子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一切都是爲了錢，並立刻向南海音像公司和文
化部抗議。

一 文化部既非司法部門，何來裁判權之有，行政機關憑公文侵犯私人財産於法無據，應立即停止這種盜用權力，公報私仇的野蠻行徑。

二 贊助乃樂捐，東方歌舞團斷無強人不樂之捐的道理，若王昆認爲有任何其他財務債權問題，可向司法機關請求仲裁。

三 南海音像公司與禍頭子簽有合同，應繼續依合同給付禍頭子應得版稅，禍頭子不承認南海未經禍頭子同意而擅自移轉文化部的錢是禍頭子的版稅南海應自付其
責。

　　禍頭子想盡一切辦法，盼望能得到公正的裁判，不料王昆幫勢力雄厚，竟然沒有任何人敢過問，包括中共領導人都拒不見面，而當時新上任的文化部部長王蒙
居然在聽完了我的抗議以後，顧左右而言他，假裝沒聽見我的話，因此，禍頭子才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於八七年十月向法院提出告訴。

　　在法院受理，調查完後，於八八年初開庭，文化部居然以小小縣市法庭，沒有資格傳學堂堂中央文化部的理由拒絕出庭，而法庭不得不延期，後來北京最高檢
察院把地方法院叫到中央去痛斥一頓，之後，到我被趕出大陸之前，地方法院一直再無消息，大家都假裝不曾發生過任何事似的。

大陸高幹公報私仇的曲折模式

　　在大陸上，與文藝有關的兩個部門，文化部與廣電部，互不相讓，是兩個平行平級部門，因此，在王昆與禍頭子交惡之後，雖然通過在文化部任副部長的丈夫
百般爲難禍頭子，卻無法全面控制電視與電臺，在禍頭子當黑人的時候，之所以寸步難行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文化部曾發出公文通告各省，市地方的文化單位不得
與禍頭子合作，而由於各地方電視，電臺不歸文化部管轄，王昆不得不運動其個人的關係與勢力，在北京中央電視臺封殺禍頭子與程琳，這就是何以禍頭子雖然是
第一個回大陸的音樂人，卻在許多港臺歌星之後，遲到第五年才能突破王昆封鎖，得以參加大陸上最重要的電視節目，一年一度的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

　　禍頭子儘管明白王昆到處整禍頭子的事實，卻始終不明白，一個文化部下屬的東方歌舞團團長是怎樣利用自己的關係與勢力左右另一個部門的行政工作，直到
前任廣播電視部副部長謝文清先生離休以後，才勉強向禍頭子透露了其中的部分真相，謝文清先生是大陸正義人士，八九年運動期間，謝老先生因親自帶領中央電
視臺的部分職工參加聲援抗議學生的遊行，並因此到今天還在審查當中，我個人完全相信謝老先生的故事，並相信謝老先生身不由已的苦衷，他在告訴我的時候已
經做了淡化處理。

　　那是某次中央電視臺邀請我們參加錄影演出完後不久，謝老先生突然接到中央紀律委員會第一副書記王鶴壽的電話，王是王昆的親叔叔，是鄧小平與陳雲同輩
的資格極老、權高位尊的老人幫代表任務，平日，像這般頂了天的老人是很少會親自打電話給國務院下屬的一個部的副部長的，因爲兩者的級別差距太遠，且一般
打電話搞些個人權益，也多半不會利用上班時間，何況王鶴壽本人即是管理中共黨員紀律問題的最高人物。

　　謝副部長接過電話，只聽王副書記說他的姪女王昆想找謝說話，卻沒有說明其他，便把電話挂了，謝老先生在接完電話以後不單十分憤怒這種以權壓人的作
風，也感覺到了王副書記姪女的要求絕非平常稀鬆事，而王副書記已經表明了態度，其姪女王昆的要求是無論如何必須照辦不誤的，謝老先生儘管十二萬分不樂
意，還是撥了個電話給王昆，聽聽命令的詳細內容，於是，我們的表演便硬生生地給從節目中砍掉了。

　　謝老先生在對我和程琳說這段故事的時候，依然情緒波動，氣憤不已，而其實，這只不過是個小事情，與此同時，鄧小平的兒子正在搞捐獻，趙紫陽的兒子正
在倒彩電，李鵬的兒子也在剛剛準備建省的海南島上倒賣批文。

aaa輸入

下去不！！
　　北京人通常在話尾加上一些語氣詞，例如當他們在回答某人的要求時說“好唄”，這和臺灣人說“好呀”一樣，而“下去不”裏的不字的用法也是一種加強語
氣用的語尾助詞，這裏的“不”字有時也有“好不”、“好不好”等帶些商量而實則表示自己已無法再忍受的強制意思。
　　在北京各體育館、音樂廳裏，不知從何時開始，流行起喊“下去不”的風氣，起初是觀衆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對自己不喜歡的節目的一種抗議，而後來漸漸
第演變成不論任何節目都免不了被“哄”的命運，禍頭子還沒回到北京再度上臺表演之前，就曾聽到許多文藝界同行們被哄的故事，其中某次，一位五十年代初回
到大陸小音樂的正統派歌唱家，便曾經慘遭挨哄，年輕人一般都愛聽流行歌曲，而這位年過五十的藝術執著者只會唱正統歌曲，觀衆都聽不下去，膽大點兒的便開
始起哄，喊“下去不”，不料這位歌唱家也不甘示弱，在自己演唱樂句間休息處還反擊觀衆說：“我就是不下去”，就這樣臺上、台下你一句，我一句，你來我
往，好不熱鬧，其他的觀衆竟買一張票看兩場戲也跟著加油，好不容易把第一首歌唱完了以後，這位歌唱家突然大發脾氣，高聲問：“是誰喊的”，台下調皮的觀
衆教他這突如其來的質問給嚇住了，誰也不敢承認，全場意外地呈現一片安靜，誰知這位歌唱家不懂得見好就收，停了幾秒種，開口道：“下面我再爲大家演唱一
首……”，歌名還沒報完，全場觀衆像突然醒過來似的，全都站起來大喊：“下去不”，接著是一大堆冰棒、紙團從台下扔上臺去，這位歌唱家才十萬分不情願地
下了台。
　　禍頭子第二次從廣州回到北京公開表演，正是學運前的八九年初的冬天，這次在北京中山公園內的音樂堂演唱會上，頭一次親眼目睹觀衆喊“下去不”的壯觀
景象，大家好似與臺上的演員有深仇大恨似的，不管是誰，都拼了命地喊叫，起哄，大有老子花錢買票就可以哄你的意思，而禍頭子卻認爲這不過是一種正常的宣
泄，禍頭子明確地感覺到北京的年輕聽衆已不再甘於寂寞，老老實實地被安排在台下坐著聽歌的變化，他們已經開始要求參與演唱會，這變化讓禍頭子感到十分興
奮，因這現象說明了觀衆的自我覺醒，北京已作好了進入搖滾音樂的準備了。
　　禍頭子興奮之余，立即觸景生情寫了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下去不”在後臺與樂隊和了一遍就上了台去，禍頭子上了台去以後對台下的觀衆說：
　　我剛才一直在後臺聽現場的反應，聽到大家喊“下去不”（觀衆一陣尷尬笑聲），我臨時寫了這首歌，歌名就叫做“下去不”（一陣大笑），我覺得大家都不
僅只想聽歌，還更願意開口唱一唱（有人喊好），現在大家請跟著我一起喊“下去不”。
　　禍頭子：噢哄。
　　觀衆：下去不。
　　禍頭子：噢哄，大聲點。
　　觀衆：下去不。
　　禍頭子開始指揮樂隊進入演奏：噢哄。
　　觀衆在樂隊伴奏聲中跟著節拍喊：下去不。
　　禍頭子唱：我的神經已經有點衰弱。
　　觀衆：下去不。
　　禍頭子唱：這午後好像不再屬於我。
　　觀衆：下去不。
　　禍頭子唱：你們昨天都還爲我吆喝。
　　觀衆：下去不。
　　禍頭子唱：可今天怎麽這麽恨我。
　　觀衆：下去不。
　　禍頭子唱：我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麽。
　　觀衆：下去不。
　　禍頭子唱：我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麽。
　　觀衆：下去不。
　　禍頭子唱：我還想再爲大家唱首歌。
　　觀衆：下去不。
　　禍頭子唱：可我真不知道應該唱點什麽……。
　　這首歌的現場反應可謂空前熱烈，當時是八九年三月初，有位元在場的記者時候還在人民日報上寫了篇誇獎我懂得如何宣導觀衆情緒的文章，並建議中共領導
人不妨學學，用來面對當時社會上的種種不滿情緒，沒想到過了兩個月以後，北京的學生、市民都聚在天安門廣場上高喊“鄧小平，下去不，李鵬，下去不，楊尚
昆，下去不，王震，下去不，陳希同，下去不……。”
　　可惜的是，這些老昏了頭的中共老人幫們並不屑學我的辦法與大家來個大合唱，而是搬出了坦克、機關槍來回答大家。

一條龍與一條蟲
　　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而每當三個以上的中國人合在一塊兒的時候，卻往往只能是一群蟲。
　　我到過許多中國人聚居的地方，臺灣、香港、大陸，甚至於泰柬邊區的難民營，我曾和各式各樣的中國人一起生活、工作、交友，甚至一塊參與運動，而今
天，我不得不告訴大家：
　　中華民族是個不可理喻的民族；
　　中國文化是一種非理性的文化；
　　中國人是一群沒法講道理的人；
　　中國的內部矛盾是很難用和平方式解決；
　　中國的歷史，是一部以仇恨爲動力的不斷暴力革命的血淚史，直到“六四”一年後的今天，我仍然無法在我們中間，找到能夠避免這個惡性循環所需要的理
性、寬容的民主涵養。

淚流披面看學生遊行
　　八九年四月廿七日及五月四日，我曾親眼目睹北京大學生在四.廿六社論發表了之後，竟能以“一條龍”的高貴的風采，在全世界的關注之下，一次又一次地
粉碎了“一群蟲”的惡名劣迹，我站在學生的遊行隊伍旁邊爲他們喝彩、鼓掌，爲他們也爲我自己滿腔的熱血感動地淚流滿面，我是笑著哭的，在我臉上沒有一滴
眼淚是爲了悲傷絕望而流的，我和大家一樣，都在這條由北京大學生自動自發排列成的長龍的身上，看見了中國人的希望。
　　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深夜，我和一位外國學者到天安門廣場去看望已由絕食改爲靜坐的學生時，被幾個學生認出來了，要我發表對學生的看法，我才剛說了幾
句，就被後面擠上來的一個學生打斷了，他完全沒聽見我們前面的談話，我卻記得很清楚這位同學惡狠狠地瞪了我旁邊的外國學者一眼，說“別理他這種人，少跟
他廢話，我們走”。同學們走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各式各樣，有抱歉的；有迷惑的；有還想說些什麽的。而我只情不自禁地搖了搖頭，歎了口氣。

上紀念碑難過進機關大門
　　五月十九日夜，看完了李鵬發佈戒嚴令的電視後，我第一次到廣場上學生的靜坐區裏去，爲了找劉曉波，我曾企圖上紀念碑，卻發現上紀念碑比進機關大門還
難，我感覺到了每個人都意識到了的那分即將爆發的未知的暴力衝突，我在中國音樂學院教的那班同學勸我趕快離開廣場，而我只接受了他們給我的口罩和濕毛
巾。
　　五月廿二日深夜，我終於找著了已經啞了嗓子的劉曉波，經過他認識了王丹、吾爾開希、程真等學生領袖，也瞭解到了廣場上同學們的疲憊、緊張、疑惑和已
經繃得不能再繃的精神狀態，趙紫陽來過了一次，是再也來不了的了，他希望同學們保重自己的身體健康，而健康在此刻已經是如果還能活著離開廣場，以後才需
要保重的事了，現在已不是研究想要做什麽事而是還能做什麽事的時候了。
　　五月廿七日，到香港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第二天參加了百萬人大遊行，當大家看電視聽說學生要離開廣場的時候我在大家臉上看見了失敗的悲傷和不
甘失敗的憤怒，朋友問我的看法，我說：學生如果自己撤離廣場，廣場並不會就此消失掉，要去隨時可以再回去，最怕的是現在不撤，有可能以後再也去不了，自
動離開廣場，在全市大遊行之後返校不能算是失敗。

用絕食換取發言權
　　五月卅一日夜，自香港返回北京，劉曉波、周舵、高新及學生領袖到機場接我，向我提出絕食的方案，我很驚訝，因劉、周、高等青年教師們，都曾極力勸阻
學生的無限期絕食、絕水和自焚，待看了絕食宣言的草稿後，我明白了大家的理性引導的意圖，不絕食就無法站到廣場的講臺上去，必須承擔和同學的一樣的危
險，才能向他們說話。
　　六月二日下午四時，在紀念碑最上層開始絕食，沒想到聚集了這麽多市民學生，我們終於取得了在廣場上說話的權利，但清楚地感覺到，能冷靜地聽明白我們
的絕食宣言的人並不多。周舵因此問我，“我們是爲了他們而來的嗎？”我回答說：我只管對自己負責。

著火坦克廣場飛奔
　　六月三日下午，廣場上傳來外邊部隊的活動和零星的暴力衝突，記者問我還有希望和平解決嗎？我說我看不見希望。又問我爲什麽還留在這裏絕食，我說我不
願放棄最後的機會。再問我能作什麽，我說我不知道。
　　六月三日晚上九時聽到了許多傷亡消息以後，我們跟著廣場指揮部的廣播，發誓與大家一起堅持到底，十一時半，有輛著火的坦克在人民大會堂與廣場中間的
路上告訴賓士，此時廣場上只有人出，沒有人進。同學們看我瘦，給我披上棉軍大衣，戴上塑膠帽子，說是怕軍警的棍子和橡皮子彈。有同學問我們，萬一軍警來
了，是跟他們拚，還是讓他們把我們擡出廣場外去？

目送最後一批學生離場
　　六月四日淩晨二點半，從木樨地和西單回來的醫生和學生帶來了真槍實彈、死傷慘烈的消息。我們四人作出了撤離廣場的決定，先說服大家堅持非暴力的原
則，收繳了一些棍棒、瓶子和一挺機槍、一枝步槍，由劉曉波當著記者的攝影機給砸毀了，由我和周舵在醫生的陪同下去找部隊談判，最後在早上五點開始由廣場
的東南角撤退，我親眼目送最後一批學生走過了毛澤東紀念堂，直到早上六點半才由醫生擡出了廣場。
　　八月十六日，大陸新聞斷章取義，把我沒有親眼在廣場上看見打死人的話故意曲解成廣場上沒有打死人，台、港有些人罵我是變色龍，說我出賣了學運，公安
人員問我有什麽想法，我回答說：皇帝老兒我不伺候，也不伺候刁民順民。而現在，我還要說：如果有人希望廣場上打死了許多學生，並認爲死了更多的人是對民
運有益的話，我將永遠無法原諒你們，並盼望將來看到你們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去爲自己的理想而奮鬥。
　　八九年十月底，北京公安局結束了對我的全天候公開監視，我開始接受記者採訪，並努力嘗試去做一個能被接受的講道理的異議分子，我不堅持自己的看法一
定正確，我毫不保留地公開出來，希望能起抛磚引玉的反應，但我反對用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因“事實”是最強有力的武器，不但無堅不摧而且愈久彌堅。

州舵安排閻明複到廣場
　　九十年五月九日，周舵獲釋，見面之後才知道，原來閻明複與學生在統戰部的對話，閻到廣場上去看望學生以及最後和平撤離廣場，都是周的決定與安排，周
向我表示歉意，因他明知危險卻不得不建議由我去和部隊談判，我呆了一會兒，告訴他，下次需要的話，我隨時待命。
　　五月十五日，與周舵、高新一塊兒去看望劉曉波的妻子以後，我建議寫封公開信給中國的領導人，爲劉曉波作一次呼籲，強調我們去年六.二絕食宣言裏的和
平、寬容、理性的原則，以及在這個原則引導下組織和平撤離廣場，使多些學生、市民甚至乎軍人倖免于難的事實，盼望能得到中國領導人的積極反應，並建議利
用六. 四將至的五月底，召開一次記者會，借此對各方作一次理性的呼籲。

十幾個警察把我帶走
　　五月卅日夜十一時半，五、六部警車，十幾個穿制服的警察將我從家裏帶走，到了北京郊區一家地方賓館後告訴我，我是因“涉嫌反革命宣傳、煽動”被依法
拘傳的，儘管他們一再強調，寫公開信、開記者發佈會是合法的。我非常遺憾中共因承受力太差，免疫力太弱，而不得不以合法的強制手段來消滅我們這個理性的
不安定因素。六月八日夜，中共因發現我實在無法改造，而向我宣佈了來自最高權威不可改變的決策，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坐牢；二、回去。更明白地告訴
我，他們手裏沒有能判我坐牢的行爲證據，他們也不願意像處理其他中國人一樣，根據我公開說過的話來判我的刑。他們說，爲能讓我保留以後返回大陸的機會，
特別建議我自己寫封申請回台的信，並向我保證他們將安排一切有關回台的技術問題。當我問他們，臺灣是否接受時，他們告訴我，一切都由他們負責，我儘管放
心聽命令，服從安排。
　　六月十三日夜，中安出動了六部小汽車，送我回家裏整理行李，又允許我帶了七件衣服和一些藥品，並把家抄了一遍，連電話都不讓我帶在身上。
　　六月十四日，公安特別安排了公證人員，當著我的面，把我委託朋友代管財産的委託書給公證人。
　　六月十六日，四位公安人員陪同我搭部隊的聯航飛機到福州。

被騙非法偷渡入境
　　六月十八日，早上六點乘巡邏艇出海，下午七點被送上一條臺灣漁船。這時候我才發現，原來臺灣方面完全不知情，我即將面對非法偷渡入境的現實。
　　六月廿日，早上八點從南方澳漁港上岸，中午十一時半回到臺北木柵家裏，下午七時向司法機關自首，午夜到調查局接受調查。
　　六月廿一日晚十一時半，臺北地方檢查官宣佈“責付”交給我母親領回家去，隨傳隨到。
　　六月廿三日下午三時，舉行記者招待會。

臺灣人不歡迎我回來
　　六月廿三日，我從一家臺灣的報紙上明確地感覺到有臺灣人不歡迎我回來的意思，也同時由於這份報紙有意斷章取義，曲解我在記者會上的言詞，引用我家人
不曾說過的話來對我作人身攻擊，從而體驗到了臺灣新聞界的惡性競爭。我已經成爲這種惡性競爭的工具，因此，我決定在因偷渡罪而坐牢或罰款之後離開臺灣，
這並不能解釋成我不喜歡臺灣、不願意留在臺灣，但我的確非常反感大陸以半哄騙、半強迫的方式逼我偷渡回臺灣。
　　最後，我願坦誠地告訴大家：我在十二年前創作了“龍的傳人”，而今天，我實在不知道，我是否還能堅持強忍著去做一條孤獨而冷傲的“龍”，抑或者我將
被湮沒在蟲群裏去做一條“蟲”。

禍頭子參加抗議運動的個人因素
　　八九年春天在大陸發生的民主運動是一場學生、市民自動自發的運動，無論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認這個自動自發的事實，誰也不能瞎栽贓任何人是背後陰謀策劃
的黑手，實際上，當時在北京的人都明白，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成爲歷史，就算有人刻意想當黑手，學生、市民們也不會聽他的，因此，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所有
參加、支援、聲援過這場運動的人都必定有一個共同的動機，我所看到的是大家都不願意再自我壓抑，都不約而同的藉著運動來宣泄一切的不滿與憤慨，所以我平
常很少把這個運動叫做民主運動，而更願意把它稱作反抗壓抑和枷鎖的運動，或稱它作自我解放，解放自我運動，也同意澳洲朋友白傑明與賈佩琳夫婦說的“抗議
運動”。
　　抗議一切不滿意！反抗一切壓抑，擺脫一切枷鎖，自己解放自己等訴求當然是八九運動的主旋律，是大家共同、互通的情緒與背景，而其間，除了這個共性以
外，每個人都肯定會有自己特殊的情緒與背景，而這些私人的差異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各人在運動中的表現，也曾或多或少地、不可避免第影響到整個運動的
發展，儘管這些個人差異絕不能取代主旋律，而我卻願意在此公開我個人的經歷，以供有意做更深入研究的人參考。
　　八九年四月，我爸爸第二次返鄉探親，由於親人多且都盼望爸爸能常來、常住，而爸爸長年一個人生活，兒女們大了各奔東西，我也想爲老人家找個老伴也好
彼此有個照應，因此，早有替爸爸在老家蓋房子的打算，唯獨資金一直沒有落實，碰巧，老家的一家賓館看上了我在廣州的汽車，由於老家偏僻，地位低，一直申
請不到購車的指標，所以請爸爸來遊說我賣車，老家的賓館則答允替爸爸蓋房子，並權利照顧爸爸的生活，甚至於願意充當紅娘，替爸爸介紹一位年紀相當，個性
合適的老伴。
　　八九年五月十日，爸爸領著老家賓館的經理，約我到廣州商量蓋房子等事宜，老家願出十八萬買車，而蓋房子只需八萬，我見價錢挺好，便私自做主，沒跟程
琳商量便決定下來，之後再通知程琳的時候，我也不顧程琳反對，便把車交給經理，自己背著十萬塊回北京跟程琳交差，沒想到程琳惱怒異常，認爲我太不尊重她
的意見，和我大吵一架，更仗著我比她大十幾歲總讓著她還給了我一大嘴巴，我自知理虧，又不能還手打她一耳光，又忍不下這口氣，更怕另一頭沒法跟爸爸解
釋，索性搬出去，找了一間旅館住下，當晚正是五月十九日，和朋友在電視裏看到李鵬發佈戒嚴令以後，騎著腳踏車便直奔廣場，後來在廣場上找到劉曉波，於是
乎就再也離不開廣場了。
　　由於程琳堅決反對，五月廿六日，我藉著到香港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的機會，路過廣州，把才背回來的十萬塊又送還給買主，把爸爸氣得鼻青臉腫，連
電話都不接，此後，一直到從香港回北京，參加絕食，到澳洲大使館避難至被老共趕回臺灣，我和程琳一直到今天還沒見過面。

劉曉波與批評
　　認識曉波是因爲他公開批評我，說我是背著最傳統的知識份子的包袱，怎麽能搞得好最需要輕鬆的流行歌曲，經朋友介紹後，他很驚訝我對他的批評的讚賞及
感謝，也爲他不知道像“酒幹倘賣無”等曲詞也是我作的而表示了他片面批評的歉意。從此以後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這是三年多前的事了。
　　八九民運開始後，曉波正在美國訪問講學，我知道他毅然決然，放棄在美國的一切，於八九年四月廿七日回到北京的消息，卻直到五月廿日深夜，才在廣場上
碰面，一年多不見，沒想到曉波的第一句話竟是“學生的民主素質太差了，我已經準備好了一本書的內容，寫的全是這些學生幹的事有多荒唐，可惡”。
　　曉波在我的印象中幾乎全等於批評，且不分物件，不分黨派，不分事務的大小與差異，曉波只有唯一的一種批評態度，原則與風格，然而正當全世界都在聲援
北京民運的時候，曉波的批評曾遭受到許多人的非議，而我卻更加因此對他的理性與公正感到中國竟能有人如此地驕傲與感動，這種感慨，略同于當年杜甫欣賞李
白說：“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
　　曉波是個典型的全盤西化的理想主義追求者，爲此，他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生活才能進化成文明人的矯枉過正的語不驚人死不
休的口號。曉波的全盤西化將我從龍的傳人被許多人曲解作中國人是最偉大、最光榮的民族的深淵中拔出來，也讓我看清楚了許多長期爲全盤西化默默耕耘的人的
遠見，以及爲堅持此遠見所付出的最難忍受的孤獨的代價。
　　曉波從一開始就抱著批評的態度奮不顧身地投入到八九民運的行動中去，正如他和周舵、高新以及我在去年六.四清晨，在收集完了廣場上所有可能導致暴力
衝突的東西，與戒嚴部隊談判完了以後，爲說服廣場上僅存的三至八千中華民族的精英們和平撤離時說的話：“血已經流得夠多啦，我們要對歷史負責，若我們都
死在這裏，非但不是對中國人和平民主事業的貢獻，根本就是對中華民族的一次不可饒恕的犯罪，爲了取得大家的信任，我們四個人一定在大家離開廣場後離開廣
場，如果他們要秋後算帳，請大家放心，我們四個有名有姓的人也會算在大家的前面。”
　　曉波的話不幸言中，他本人至今仍關在秦城監獄裏，我知道自己的理論與經驗都難比曉波，但我決定在被中共驅逐遣返臺灣，不能留在大陸上繼續批評中共之
後，用曉波用過的態度、原則以及我自己的風格，在大陸以外，中肯地批評中國人的和平民主事業。

忠實於自己才能批評別人
　　四年前，我曾應北京師範大學心理諮詢中心的邀請，讓他們對我的智商及性格都做了全面的測試與記錄。之後，他們介紹了這套由美國引進的測試方式在大陸
試行兩年以來的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怪現象：
　　爲了判斷性格測試結果的可信程度，測試題內埋伏了有十分之一的問題，反復讓答卷人回答相近的問題，巧妙地突破人皆有之的心理自衛機構（也就是自
欺），以確定受測人在測驗中是否向自己撒謊（這往往是無意識的自衛），在美國因測謊分的平均值是四分，故而超過四分以上的測試就當是白作了，而有意思的
怪現象是，在大陸試行了兩年之後的測謊平均值居然高達十一分，諮詢中心不得不把有效分從美國的四分提高到十分以內，否則能藉以分析性格的答卷就寥寥無幾
了，幾乎四分之三以上的測試其實完全是徒勞，白作了。
　　這個奇怪的現象告訴我，經中國傳統道德和馬克思、列寧及毛澤東思想教育出來的中國人的心理自衛機構竟是如此地發達，許多中國人由於想欺人居然高明到
把自己都欺騙了。更可悲的是，這兩年來的測試物件主要是大學生、研究生、教授等高級知識份子。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在去年八九民運中，有三個來自湖南的青年教師，用盛在空蛋殼內的墨汁丟向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下的挂像。我想談的不是學生們是
不是應該把這三個人抓了起來送交北京市公安局，而是在這段插曲中學生對待前來拍照採訪的西方記者的非理性、情緒化態度！
　　當學生發現有西方記者在場拍照、採訪時，學生糾察隊居然奪下西方記者的相機，不准任何人拍照，理由是這個塗汙毛像的行動是對民運不利的事件，一旦報
道出去，恐怕有人將拿來作文章，用來塗汙民主運動，任憑那個西方記者怎麽高喊“新聞自由”，學生仍然在取出底片後，才肯把相機還給記者。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中國人（不論身在何方），贊同這幾個學生糾察隊的做法，認爲凡對民運有利的就應該得到宣傳，凡不利的就得不擇手段去壓制，我卻認同
那位元記者的“新聞自由”。
　　在學運中曉波和我們都發現：學生們易怒的脾氣，功利的指導思想及我是唯一光榮、正確、偉大的現象，實在和他們要打倒的物件像極了，我能夠理解學生們
是經由錯誤教育而致於如此非理性、情緒化，而事實上他們要打倒的物件也的確比他們更霸道更不講道理，然而，這一切，都不能作爲對學運的護短的理由，任何
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而免遭批評。

中國知識份子理當懺悔
　　在八九年六月二日，劉曉波主筆的絕食宣言裏，我們除了抗議戒嚴呼籲大家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來面對一切矛盾之外，我們還提到說自己要懺悔，懺
悔三千年來知識份子的軟骨症，只能平時坐而嚴，到關鍵時刻不能起而行的軟骨症。
　　中國知識份子的軟骨症由來已久，主要是對政權的依附開始的，到後來，竟演變成，知識份子一旦得不到政權的肯定，就失魂落魄地怎麽也無法肯定自己。因
此，中國知識份子的人格原來不獨立，其文格也同樣隨風飄倒，綜觀三千年中國知識份子留下來的文字，不外乎三類：
　　一、力陳變法，企圖得到聖上賞識、重用。
　　二、一旦得到重用之後，便竭盡歌功頌德之能事。
　　三、一旦得不到重用、失寵甚至被罷黜、流放，便開始表忠心，抒棄怨，或是寄託田園，指桑駡槐，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八九年學運、民運期間，中國的知識份子沒有盡到言實，更沒有盡到行實。在戒嚴以後，知識份子在最後關頭的表現則尤爲軟弱令人失望，整一個束手就
擒，坐以待斃的消極表現，實在沒能盡到讀書人、中年人應盡的責任。
　　八九年五月廿八日，我在香港參加完大演唱會和大遊行之後，曾聽說在北京將有三千知識份子絕食抗議戒嚴，並要求與政府對話，企圖盡最後的努力，防止一
觸即發的暴力流血的行動，然而，待五月卅一日，我回到北京之後，參加絕食活動的知識份子僅剩下劉曉波、周舵和高新三人，危險是每個人都害怕的，然中國知
識份子難道都嚇破膽了嗎？都驚慌失措，失去了行動能力了嗎？眼看廣場上的學生們因長期靜坐、絕食早已疲憊不堪，多半都處在崩潰邊緣，事情的發展早已遠遠
超出了大家的想像與承受力，如能及時注入以逸待勞、頭腦冷靜、進退有據的中年知識份子，當然不能簡單地看作是火上加油，如有真正火上加油者，則市民隊伍
裏還真有一些，如騎機車的飛虎隊，而這些都是在學生失去自我理性控制的越來越不好收拾的情況下出現的混亂，知識份子的主動、積極、大規模參與，只能增加
理性成分，只會引導廣場上失控的情緒往更容易對話、更容易和解的方向中去。
　　因此，中國知識份子，必須對自己未能在八九民運中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而懺悔，懺悔自己沒能把握時機進入廣場作理性引導的努力，懺悔自己不能獨立思
考判斷事務，不能丟棄對政權的依附，懺悔自己給自己製造了太多的藉口從而置身事外，以爲如此可免遭迫害，懺悔自己的自信心不足，懺悔自己隨時都有等待被
招安的苟且念頭，懺悔自己無法自我肯定而錯失了、耽誤了一次和平促進中國民主事業的大好機會。

“龍的傳人”的修改
　　十二年前，我寫了“龍的傳人”，可這首歌卻擺佈了我十二年，眼看它還意猶未盡，而我卻已然決定，再也不受它左右，因此，我修改了“龍的傳人”這首歌
裏比較致命的兩個嚴重的幼稚毛病。首先，我把“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改爲“不管你自己願不願意”。事實上，我在七年前第一次到西北少數民族區裏去訪問的
時候，就知道它非改不可了，因爲，並非所有的中國人，全都是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最明顯的例子是吾爾開希，因此，在八九年五月廿七日，在香港舉行的民主
歌聲獻中華的演唱會上，以及緊接著，在六月二日的天安門廣場宣佈絕食抗議戒嚴的時候，我曾先後兩次，公開向所有的非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致歉，並
宣佈修改。
　　至於爲什麽要修改成“不管你自己願不願意”則主要是還原我的本意，我一直認爲最初出版的李建複演唱的版本，過於雄壯、激昂，而我始終認爲，我們沒有
資格把“龍的傳人”當進行曲來唱，頂多只能小聲地哼哼，因歌裏說的是一個民族的沒落，受欺侮而不是光榮、偉大的事迹，這才是龍的傳人百數十年來的歷史真
相，爲此，禍頭子曾與不少人爭得面紅耳赤，至今仍不願悔改。因此，禍頭子從未真正地在世界面前，感覺到自己身爲中國人是無比的光榮、驕傲，反而是經常得
相形見絀，自卑得擡不起頭來。禍頭子之所以是個中國人，首先是爹、媽生的，禍頭子無法選擇生身的父母，和出生的地點，在禍頭子出生之前，這都是未經過禍
頭子本人同意，未曾與禍頭子本人商量過的事。直等到禍頭子在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泛愛國教育之下長大以後，又不幸父母能力有限，未能及早移民歐美去改變這個
事實，所以，禍頭子決定把原詞修改作“不管你自己願不願意”，來符合自己的真實體會。
　　其次，禍頭子把：“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改爲“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劍”。原作姑息是養奸的意思，可惜文意欠明確，去年改作“獨裁的劍”是爲了抗議北京
李鵬政府的戒嚴，而如今再改作“奴才”實際上是點明了中國人的悲哀所在，實在不是野心家們千方百計地想當皇帝，而是奴才太多，奴性文化、習慣太深，骨子
裏需要個皇帝。
　　禍頭子一再強調，阻礙中國民主的人，並不是鄧小平、李鵬、楊尚昆或任何個人，卻是我們自己的奴性，我完全相信鄧、李、楊回家後，是個挺不錯的父親或
外公，我從來不把他們簡單地情緒化地畫作是壞人，也從不以爲，把他們打倒了之後中國就能有民主，天下就果真太平了。因此，我對能徹底改換我們的奴性文
化、習慣與意識的前途不甚樂觀，這遠遠要比打倒幾個人要難得多，因此，我對中國人的和平民主事業非常地悲觀，也同時很向各位看官們抱歉，我不得不忠於自
己的悲觀情緒，實在無法高歌“明天會更好”。

也爲“龍”辯護幾句
　　這些年，由於寫了“龍的傳人”的緣故，特別注意有關龍的文章，尤其是那些不喜歡龍，甚至於討厭龍的文章，在我廿二歲寫龍的傳人這首歌的時候，我完全
不曾理性地去思考過任何有關龍的問題，我對龍的印象和大家一樣感性，不外乎是龍柱、龍舟等風俗習慣而已，由於外公、外婆信基督教，從小我就上教堂的緣
故，我心裏關於龍的禁忌，居然是根據基督教對龍的排斥，把龍當作邪惡的象徵而來，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對龍的反面印象。
　　看過了許多關於龍的評論文章之後，總結大家之所以不喜歡龍的意見，大致是把龍看作是封建帝王專制思想的象徵，一提到龍便自然聯想到龍袍、龍椅等象徵
帝王專制權威的印象，認爲打擊龍的形象，便能打擊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毛病，類似這樣的論點，經常出現在《河觴》等以文化省思爲中心的文章及論文中。我個人
以爲諸如此類的文章多半是好文章，起碼是面對中國文化的毛病的好文章，所以，我今天爲龍辯護幾句，絕非不同意大家對龍的批評，或非認爲龍是好東西，具有
無比積極進步意義的東西，而只不過是想說幾句和大家不盡相同的話罷了。
　　首先，我很想知道，中國人畫龍是在秦、漢專制帝制之前，或是之後，也就是究竟先有龍圖騰，還是先有龍袍、龍椅。我以爲事實上，龍圖騰的形成不單在專
制帝制之前，且形成龍圖騰的過程多半和其他民族、文化形成自己的圖騰的原理差不多，多半是感性的累積偶合，而絕非專爲專制帝王而理性設計出來的。
　　其次，我以爲，許多國家、民族，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態度，保留了自己先民們遺傳下來的各種圖騰，這不單不能說明這些國家和民族對創造圖騰及使用圖騰時
代的制度的向往或懷念，而圖騰本身也不會由於産生在原始野蠻的年代而讓後人引以爲恥辱。
　　第三，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時代裏，平民百姓是萬萬不敢把自己與龍聯想到一塊兒去的，我認爲這種忌諱本身才是最典型的奴才意識，我們今天反
專制、反權威，正是要反對這種奴性的忌諱，任何不願意與龍聯想的人也不得剝奪別人如此做的自由，這才是真民主，其實，非把龍當作是帝王的專利的想法，其
本身也有形式主義的危險，爲什麽龍非屬於少數人專用，卻不能屬於多數人共用呢？
　　最後，我要請大家更多地注意事務的本質，我們要切忌形式主義的治標不治本的毛病，我們反對修築萬里長城的專制政體，卻犯不著把長城推倒，我們明知道
北京紫禁城是過去帝王住過的地方，也犯不著把故宮鏟平，我們反對穿龍袍的皇帝，也不用把龍袍燒掉，畢竟這些都只是外表，我們該留心的是那些不穿龍袍，不
坐龍椅，卻依然兇惡、殘暴的真正的暴君，請注意，去年六.四大屠殺的元兇，既不稱帝，又不稱王，卻是個什麽軍委主席。

禍頭子看世界，原來就是大同

世界原本就是大同，中國人偏偏喜歡強調小異，說什麽華夏、夷狄之分，男女內外有別，就連禍頭子長到廿二歲了還在“龍的傳人” 那首歌裏強調黑眼睛、黑頭
發、黃皮膚，直到禍頭子到了大陸，去了新疆才明白過來，原來還有褐眼睛、黃頭髮、白皮膚的中國人，害得禍頭子嚇得屁滾尿流，以最快的速度吞下了幾串烤羊
肉之後，趕緊搭飛機跑了。

自從禍頭子受了這個驚嚇之後，整日在家閉門思過不敢見人，一聽“龍的傳人” 就抱頭鼠竄，回家後幾天緩不過勁兒來。幸好，在八九年民運當中，禍頭子在香
港大演唱會及後來天安門廣場發表絕食宣言的時候，抓緊機會，公開向吾爾開希和其他所有不是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坦誠地道歉致意，並把原詞改
作“不管你自己願不願意，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

有位元外國記者曾在今年初，在北京訪問我的時候，讓我談談中國的人權問題，我答說：中國人很難談人權，因中國文化界定的是和其他民族有別的自我中心的中
國人，中國人強調自己與外國人的差異，以致於忘了去追求與外國人是同樣的人類而應該享有的同樣的基本人權。無論如何，與黑猩猩相比的話，中國人還是更像
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蘇聯人而不至於更像黑猩猩多點，因此，“大同” 兩個字在禍頭子心目中的意義如今是──中國人與人類不同，與不分膚色、信仰、
政治、文化背景的其他所有的人類不同。

因此禍頭子想到世界各地去闖闖，去雜交一下的念頭，正因爲禍頭子想以身作則去和大家大同一下。幸好禍頭子今年底才滿卅三歲，還大有前途、希望，尤其是過
了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的卅三大關之後，相信禍頭子一定能與大家順利地大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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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德健：禍頭子正傳（二）

與另一位天安門廣場目擊者的談話

內氏：侯先生，我的名字叫作Nations，今年四十四歲，美國人，我曾爲香港《遠東經濟評論》周刊工作，現在爲英國《觀察家報》工作，八九年六月四
日，我一直在天安門廣場上，直到早上六點鍾才和學生一起離開。

侯：我以爲最後外國記者都不在廣場上。

內：不，除了我之外，還有美聯社的記者和另兩位元文字記者在場，另外，更有兩名西班牙電視臺的攝影師在紀念碑附近。

侯：你在廣場上看見大屠殺了嗎？

內：沒有，我沒有親眼看見任何人被打死。

侯：西班牙攝影師拍到了什麽？

內：和我看見的一樣，沒拍到任何死人的畫面，我指的是在廣場內。

侯：那爲何聽說外國電視臺曾播放過在廣場上打死人的畫面呢？

內：那是因爲西班牙電視臺把這兩名攝影師離開廣場後，在六部口拍到的死人的畫面剪接到前面在廣場拍的畫面中去了。

侯：爲什麽會有這樣的失誤呢？難道那兩位攝影師沒有抗議嗎？

內：那是因爲西班牙電視臺的記者沒有和攝影師在一起，他本人不在廣場裏面，卻從北京的外交圈裏聽到廣場上大屠殺的說法，而在電話中向西班牙電視臺介紹了
聽來的消息，誤導了電視臺的導演，很不幸的是，這段影片很快地被播出，不單影響了西班牙，更由於西班牙的高官曾立刻介紹給歐市共同體的其他成員國，因而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響。

侯：後來事情弄清楚了之後，西班牙是否就此作出過任何更正啓事或相應動作？

內：沒有，因這個失誤太嚴重，太不應該，幾乎是個不可原諒的失誤，更正錯誤將對西班牙電視臺甚至於西班牙帶來不可估計的信譽危機。

侯：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例如觀衆已先入爲主地認爲廣場上曾有過大屠殺，而拒絕接受其他說法。

內：的確，從去年六月至今，每當我談起廣場上親眼所見的事實，便立刻引起大家情緒化的攻擊，大家認爲我是在爲中共辯解，大家都認爲中共是惡魔，而惡魔必
定會在廣場上屠殺學生。

侯：我一直認爲，中共由於八九?六?四北京大屠殺的野蠻凶行，已經夠醜的了，實無需再編造更可怕的故事去醜化他，而編造故事，用謊言去攻擊說謊的敵人本
身就是件危險的事，是極其不利於自己的事，萬一，有一天，你自己編的故事先被識破，豈不是主動把自己最弱的地方暴露出來，去讓敵人攻擊嗎？

內：我更以爲，新聞界誇大中共的暴行，其實是上了中共的當，造成了凸顯暴行而忽略了中國人的反法西斯抗爭的英勇事迹，掩蓋了中國八九和平民主運動的光
輝，削弱了中國人和平爭取人權的積極意義。

侯：我一直認爲說明天安門廣場學生自動和平撤離的事實，非但不會粉飾中共的暴行，反而更凸顯出學生，市民們的和平與理性的表現，這點，不單對營救在押的
民運人士有利，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對中國和平民主事業更是具有重要深遠的意義。何況，倘若不是劉曉波、周舵、高新和我，四個人主動站出來與戒嚴部隊談
判，說服廣場上準備堅守陣地的部份學生和市民，則中共勢必非血洗不得把我們清出廣場，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堅信，主動和平撤離廣場，是我們的勝利，是
中國和平民主運動的一次理性的勝利，中共無論如何也無法因此而往自己臉上貼金。

被瘋狗咬了以後該怎麽辦──使館雜記

被瘋狗咬了之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醫院去打狂犬病預防針，而不是去反咬瘋狗一口。然後，趕快通知大家，這兒有一條瘋狗，爲了儘快捕殺這頭瘋狗，你
必須盡可能真實詳細地把瘋狗的模樣、顔色、品種、大小等具體特徵告訴大家，可千萬不能學瘋狗一樣，口吐白沫，瞪眼直視，沒頭沒腦地誇張瘋狗的巨大、神
秘、恐怖。因爲，根據你的瘋言瘋語，大家很可能永遠也無法找到那頭瘋狗。你千萬必須保持起碼的冷靜，否則，你的歇斯底里的瘋勁兒，和狂犬病是一樣會傳染
的，狗傳狗，人傳給人，然後就是同歸於盡。

如果說，六?四慘案中犧牲的中國人，是教瘋狗咬死的第一批人，我相信，他們之所以以身試狗的動機，絕不是爲了希望大家都讓瘋狗咬死，而他們正是由於不明
確那條狗有多瘋，由於戒備不足，估計不准，才會靠瘋狗太近！以至於讓瘋狗有機會咬死他們，而親眼目睹瘋狗咬死人的目擊者以及被咬後幸存的活證人的責任，
第一是正確無誤地發出瘋狗警報，盡可能詳細瘋狗的模樣及殘暴凶態，以確保其他人不再遭咬，以準確地捕殺瘋狗，使它再也不能逞兇害人，而同時還需要站在最
基本的“狗道立場” 上，講點“狗道主義” 以免濫殺無辜好狗。

而今天(八九年六月) 我卻從收音機及僅能見到的一些中、英文報導裏發現到，許多人正無法自製地誇大妄想瘋狗的模樣，我是最後一批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的
人之一，我離開廣場的時間是八九年六月四日早晨六時廿分左右，大約在一個小時以前，我親眼看見最後一批和平撤離廣場的同學和市民，以緩慢的速度，手挽著
手，打著各式各樣的旗幟，唱著歌，喊著口號，離開英雄紀念碑，過了毛澤東紀念堂，往廣場的東南口前門方向走去。我沒有看見在廣場上有坦克壓人，機關槍沖
人群掃射的情況，我也不相信廣場上有上千人死亡的事情，否則，除了跑得快以外，將找不到任何理由來說明、解釋，我之所以沒被打死，卻還能活著敍述廣場上
的大屠殺。

誇大瘋狗的凶性與模樣，和得了狂犬病一樣可怕，謊言扯不破謊言，卻不過只能滿足自己短暫而危險，而後患無窮的口腔快感罷了，真相、事實是最強有力的武
器，它早就在你手裏攢著，幹嘛不用來消滅瘋狗，難道我們需要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嗎？

附：朋友從國外帶來了我在澳大利亞使館躲避期間寫的日記和雜文，有些還頗有意思，這是其中的一篇。

禍頭子避難澳洲使館

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八點，劉曉波和我在醫生的掩護下進了醫院，絕食才不過四十個小時，並不怎麽想吃東西，倒是兩天兩夜未合眼，困得睜不開眼皮，才看見
床，倒頭一覺，醒來已是下午四點。

醒來後，第一個想到的問題是上哪去以及怎麽去，大屠殺後的第一天下午，整個北京城都被白色恐怖籠罩著，醫院裏很不安全，聽說公安人員在全副武裝的戒嚴部
隊配合下，正在各個醫院裏搜查暴徒，有人建議上他家去躲躲，曉波和我都怕連累人，最後我打了個電話給一位元外國老友，作出了到外交人員住宅區的決定，我
化了裝，佯作是醫生，戴著墨鏡，等朋友逆著坦克軍車開到醫院來接我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豎起大拇指，稱他是全北京最勇敢的司機。

六月四日夜，在外交朋友的公寓裏，貼在窗戶上，數著一部部由西往東去的坦克，有人傳說是部隊嘩變，廿七軍和卅八軍打起來了，我心裏想的是，國民黨教我們
唱了多少年反攻大陸，怎麽現在連個影兒也見不著，連個屁也聽不到。

六月五日早上起床，只見樓下建國門立體交叉橋上佈滿了坦克和部隊，炮口朝著各個路口，像似等待想要通過此橋往天安門廣場的敵軍似的，有幾輛故障的軍車停
在路上，被憤怒的市民放火燒了，這處橋上的部隊既不攔阻，看著濃密的黑煙也不來滅火。

六月五日下午，有的朋友自告奮勇幫我回家取護照，其他的朋友替我買機票，售票處請示了上級單位，竟以沒接到關於我的任何通知，居然把票賣給了我，大家都
勸我趕快離開大陸，而曉波，高新卻連下面該往哪兒躲都討論不下去，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麽辦，既捨不得抛下三位哥兒們，也不知道能替他們做點什麽，我們完全
無法猜測下一分鐘將要發生什麽事情。

六月六日下午，由於找不到汽車到飛機場去搭飛機，再度被化裝後，乘亂闖進了澳洲使館，準備第二天，坐使館送澳洲人員到飛機場的巴士車，趕搭上午十時的飛
機，進入使館後與幾位朋友一起躲在朋友的辦公室裏，夜裏十一時十五分，曉波的朋友來電，哭著說十分鐘之前，他們在東單附近被一輛白色的九人小巴士擠倒在
路邊，車上鑽出了幾個人把劉曉波帶走了。聽完了電話以後，大家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澳洲使館已住滿了澳洲留學生、商人和外交官的眷屬，明天早上有一班專
機來接他們，大家已經害怕得喘不過氣來了，深怕在路上有檢查或發生意外，我決定留下來，以免連累別人，也恐怕機場上早有安全人員等著我自投羅網。

六月七日上午，朋友們的道別都像是在永別，我就這樣留在澳洲駐北京大使館。

看北京最後一眼

六年前分配給我的三居室的單元樓坐落在北京的西南角，附近是知識份子的集居地中關村(原文忠觀村) ，斜對面是人民大學，正南是友誼賓館，位置正在北京
市的西南角上，西北三環路與西南三環路的交接點上，是北京市大學區的中心點，去年學運遊行隊伍必經之路。

五月卅日，北京市公安局帶我去的順義縣，在北京市的東盡頭，由我家出發後，走的是我每天必走兩趟的北三環路，那天下著傾盆大雨，四個公安前後左右包夾著
坐在中美合資的吉普車上，時不時因車速荌疙繾惜虓?蚋\動，是其中年紀最大的隊長，最後忍不住讓司機稍慢點兒，在一個多小時的路上，那是唯一的一句大家
都能聽清楚的話。

六月十三日深夜，我被叫醒準備回家整理行李，我知道，這將是最後一次走這條路回家。這夜天氣較好，由於閏五月的關係，入了夜以後氣溫挺低。我最喜歡住北
京的原因之一，就是喜歡貪圖它夜裏的涼快，薄薄的棉被曬了一整個下午之後乾爽無比，蓋在身上比什麽空調設備都舒服，這也是我睡懶覺，早上起不了床的重要
原因。

不知道是車隊太長，總共有六、七部各式各樣的警車，還是存心讓我好好地看最後一眼的緣故，這回車速比上回來的時候慢得多，已經混得頗熟的年輕公安看著我
若有所思的模樣，剛開始還擠搭我幾句，讓我放清楚點，別老繃著股勁，老自個兒壓抑自個兒，我的確不願讓他們瞧出我心底的那分模模糊糊的惆悵，一上了三元
立交橋之後右轉，躺在我面前的正是我最熟悉的那條路，每晚，我總是和朋友們“砍”得筋疲力盡之後，駕上我送給程琳做結婚禮物的賓士車，舒適平緩地在這條
全北京數一數二的好路面上炫耀一番。然而，這回可不大一樣，這回是最後一回，且奉命要儘快完成。

親人、高新的未婚妻和另一位被帶走的朋友的妹妹都不在家，後來知道是爲了不讓我們見最後一面，被當地派出所以普查流動人口爲名給全帶走了。七、八個公安
和我及我的朋友在三間小屋裏忙得轉不過圈兒來，我的任務最簡單，拿幾件衣服和藥，而公安們卻要搜家，每一個角落，每一張紙頭都不放過，他們要讓我看搜房
證，我說算了吧，他們搜走了所有可疑的文字資料，連名片和電話本都不讓我帶在身上。最後，檢查我的行李，卻意外發現了吾爾開希的身份證，還好我解釋清
楚，是六. 四以前，爲了幫開希訂旅館而留下來的，他們也不再追究什麽。

最傷心的應該是從天安門廣場上一直陪我到這次一塊被抓起來的一位好哥兒們，他因受我之托一起來核對我委託他處理、管理的財産。他不停地嘮叨，就象平日一
樣，一會讓我注意飲食，一會兒讓我保重身體，千萬別太勞累，讓我小心那些只愛我的名和利的實惠型的女人，讓我按時吃藥，唯一的不同是，他嘮叨的時候眼眶
包不住的淚水滾滾而下，說話的聲音也變了，我們兩個，誰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在何地才能再見。而北京，我曾住過七整年的家，以後又當如何？

禍頭子對北京公安人員的印象

自從去年以後，我和北京的公安人員就好像是簽訂了長期合同似的，他們總是特別關心我的安全，總喜歡帶我去聊聊。

自去年八月十六日，我從使館回家以後，他們緊緊地監視、跟蹤了我兩個多月，後來大概是見我整天帶著女孩子跳舞、打球、練氣功，整一大批不關心政治的人到
家裏去自己下廚，包餃子，大吃大喝，就沒看見我做一件正經事，之後對我下了玩物喪志的公子哥的結論，便撤離了對我的監視與跟蹤。

由於去年底，我又公開接受記者採訪，說了些有些人不愛聽的話，更在中共統戰部組織的晚宴上，向各級部長及海外在京工作、定居的各種同胞演唱了我寫的“漂
亮的中國人”攪壞了所有來賓和主人的胃口之故，北京市公安又來找我續約。

找我的總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處的人，此處又叫做政治保衛處，是市公安局內級別最高的處，也是人員素質最好的處，前後和我談過話的人中間有一半是大學畢業
生，從其他與他們打過交道的朋友總結出來，他們是辦案最文明、最客氣的處，但同時也是效率最高，設備最好，複案率最低的一處。他們從來不體罰，而審問的
效果卻比打更好，經他們教育釋放的犯人再犯的比率也最低。可他們在我身上是完全失敗了，最後不得不放棄對我進行洗腦、改造，而把我以半哄騙半強迫式地驅
逐遣送回臺灣。

第一處的公安們都十分明白，知識份子是不能打的人，打不但打不出成效，反容易打壞了自己的名聲，所以一處的公安很少打人或體罰。他們辦案的武器是精神折
磨，恩威並用，通常是兩個人一起辦案，互相配合唱黑白臉，一個人給你壓力，讓你看見最惡毒的結果，另一個給你希望，告訴你認罪、提高認識的好處，雙管齊
下，目的是摧毀你的鬥志，消滅你的反抗意識。

一處的黑白臉精神折磨法，是徹底研究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良知、良能、使命感、忠實忠誠以及等待招安的種種傳統心態而總結出來的一套屢試不爽的辦法。其中最
有效的一種是，誘發知識份子的傳統入世服務社會的理想，提供知識份子報效國家的光明大道，替你設計安排好一切出路，更提供你向他們低頭的光明正大的國家
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藉口，到此，你不過千萬分之一個知識份子，你還不趕緊叩頭謝恩接受招安，你還想幹什麽。

可惜我不是典型的知識份子，我是個禍頭子，我早已擺脫掉了泛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在我身上留下的氣味，我除了我自己，對誰都不抱愚信愚忠的態度，我
把大家視爲美德的謙虛，看作是強者祈求弱者原諒他們強盛的虛僞的藉口，在他們眼裏，我更像個外國人，有什麽說什麽，想什麽做什麽，完全不考慮因此而招致
的禍福後果，絕不把自己的希望放在別人身上，也不允許任何人的抉擇輕易地左右自己的思想，因既不求他們從輕發落，又不接受他們的安撫，結果，他們不得不
把我的案子往上報，上頭一生氣，來個強行驅逐遣返。儘管，他們這一招棋下得深思熟慮，既不必因判我坐牢而招致抗議抵制，又丟給臺灣一個軟硬不吃的禍頭
子，說起來又沒有經過外國人的手，保留了起碼的顔面，但無論如何，偌大個大陸，竟容不下一個歌手，一個臺灣同胞，一個曾經與戒嚴部隊談判，避免了廣場大
屠殺的人，再怎麽說也不是件人人稱頌的美事，他之所以非出此下策不可的原因，實在是無法封住我的嘴，無法阻止我公開發表他聽不進去的言論罷了。他們對我
的結論肯定是：身份特殊，軟硬不吃，聰明狡猾，不可改造，無可救藥。

禍頭子爲何要儘快離開臺灣

六月十八日夜，我從漁船底層爬到甲板上來的時候，我第一次看見在公海上的夜空有這麽多星星，而擺在我面前的路，則除了臺灣接受我或不接受我之外，剩下來
的只有葬身魚腹。

六月二十日夜，到調查局自首，偵訊完了之後被送到臺北地方法院，當檢察官問到了我的身份證字型大小時，我高興得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正常，我明白地
意識到了，檢察官已當我是臺灣居民在辦案了，可惜還沒有高興兩天，情況全變了。

六月廿二日，看到有一家報紙斷章取義我在前一天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故意歪曲我的原意，對我進行過份的人身攻擊，我因此立刻通知與該報同姓的周刊，取消
原來已約好的聚會，沒幾天，看到該周刊的採訪文章，我的話全變了味兒了，由此，我深刻地感覺到，大家(起碼是相當一部份的人) 認爲，我是自己想方設法
偷渡回來的，我之所以回來是因爲害怕坐牢，我是在大陸混不下去才出此下策的，我的行爲不但得不到社會的諒解，甚至於我的家人與朋友也認爲我是個機會主義
者，是該報某編輯在八九年八月中發明送給我的別名──變色龍。

因此我下定決心，在司法處理完畢之後，儘快離開臺灣，除了平息這些不歡迎我的人的怒氣之外，我也想借此抗議中共以半哄騙、半強迫的方式逼我偷渡非法入境
臺灣的惡劣行徑。同時，我公開了我當時的心情，我正在考慮自己是否還要作個中國人。

經過了廿天的休息，我意識到了自己的決定的確太過情緒化，而之所以如此情緒化的原因，是自從五月卅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之後，長期處於緊張、焦慮的高度
自衛精神狀態之中引起的身體甲抗反應所致，也就是說，我自己判斷是處於被害而防守的情況中，後來環境雖變了，而自己的緊張度仍未鬆弛，於是乎，四周的任
何可疑動機都將招致我的攻擊，而我只是自衛的條件反射罷了。

我意識到並公開了自己的錯誤，絕非企圖博得同情然後能留下來，這並不表示我對該報及周刊的諒解，更不會因此而改變自己離開臺灣的決定(我可從來沒說過永
遠不再回來或是不在臺灣發表音樂、文章) 。

在大陸七年，我看大陸的年輕人是亂世兒女而臺灣的年輕人則是幸福家庭，亂世兒女無福消受幸福家庭的溫柔與恬靜，幸福家庭也承受不住亂世兒女的浪漫與漂
泊，更何況我這個唯恐天下不亂(不含暴力的亂) 的亂世兒女。

套一句披頭四解散前的歌詞Let it be，來作爲暫時分別的心情，有人把它翻譯作?#39034;其自然?，而今我譯作“何必勉強，算了吧。”

從追求作中國人轉變到作一個“人”

七年前，我到大陸，和十年前，我到泰柬邊區的難民營去的思想背景，是同一個想法──去積極追求作一個中國人的意義──這是臺灣國民黨在我這一代人身上，
推行民族主義教育的必然結果，我就是這個民族主義教育成功的個例之一。然而，當我在大陸生活了七年之後，我認識到中國人最嚴重的問題，不是不夠“中
國”，卻恰好是太過分“中國”，正因爲過分強調中國人而忽略掉了“人”的基本尊嚴、權力與自由。

孫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義，可是，根據我在兩岸都生活過相當時間的經驗，我發現，兩党都有爲了民族而犧牲民權、民生的情況，例如臺灣剛取消不久的長期戒
嚴，在過去四十多年裏，就曾經多次阻礙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力，而之所以戒嚴的必要理由之一，正是爲了全民族的利益。

在大陸上，爲了民族而犧牲甚至於破壞民權、民生的實際情況就更嚴重。因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而製造的自然災害，僅五九到六一年便坑死了二至六千萬
人，再沒有比這個事實更能夠清楚說明，爲了民族而犧牲幾千萬人民生命的例子了。而去年六.四，爲了民族，竟不惜出動坦克、機關槍來屠殺爭取民權的示威學
生和群衆。

禍頭子上小學的時候，就曾經深受這些狹隘的民族主義、泛愛國主義教育之害，當禍頭子知道姨父在美國念完了書以後，不但不回來報效國家，更打算把阿姨和表
弟、表妹接到美國去作美國人的時候，禍頭子氣得不屑和他們說話，更拿白眼去翻他們。禍頭子曾義無反顧地幹過許多大人們說是爲了國家民族的大義，而犧牲禍
頭子個人的小利的瘋事、傻事，其心態和拿白眼翻要去作美國人的阿姨，是同樣的那種被愚弄得來而自以爲是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泛愛國主義作祟。

後來，禍頭子也不止一次地飽嘗了被人翻白眼的滋味，頭一回是七年前，我剛到大陸去闖關的時候，臺灣當時的輿論真是竭盡情緒化之能事，非把我到大陸去的原
因宣傳是不愛臺灣，對臺灣有意見，是背叛臺灣人的舉動，卻沒有人想到過，我是去追求更積極的中國人，更沒有人把我到大陸去的動機和到難民營去的心理狀況
相比，比較其間相似相同的地方。這反應正如禍頭子小學的時候，認爲凡是去作美國人的人都是不願作中國人的人，都是背叛中國的人，是同樣的非理性，同樣的
情緒化。

更沒有想到的是，這次禍頭子被大陸驅逐強行遣返回臺灣以後，因回答記者說，“有機會的話，仍願回大陸去繼續作一個講道理的異議分子”的話，又莫名其妙地
掀起了一次指責禍頭子不愛臺灣的情緒狂潮。禍頭子受不了這種怒潮的猛烈攻擊，只好決定移民澳洲，卻又提供了許多人再一次攻擊禍頭子背叛臺灣的罪證。

是該批一批“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泛愛國主義”的時候了。

歌詞一九八三

今天在朋友的車裏，聽見一盒翻版錄音帶中，收有我的老歌──歌詞一九八三，聽後感觸良多，那是我剛去大陸前幾個月探親、旅遊的對大陸的第一印象，在此發
表，順便提供看官們，作爲審查我究竟是不是一個因不同的人、事、時、地、物而改變自己的原則的“變色龍”。

我們都曾經年紀小，什麽都不知道，卻只是喜歡笑，笑爺爺和奶奶爲什麽會那麽老。
我們都曾經年紀輕，什麽事都不相信，什麽話都聽不進，只是漫不經心，小小的年紀，卻總是喜歡說曾經，曾經，曾經……。
我們都曾經愛戀，也曾相信什麽都不會改變，雖然，我們都曾經哭泣，我們的眼淚卻曾比蜜糖還要甜。
我們都曾經很窮，總是兩手空空，卻更喜愛這一份輕鬆，直到有一天，我們開始有了一點點兒，才發現，樣樣都還差得遠。
曾經有一天，早已記不得是哪一年，我們開始喜歡說從前，說其以前仿佛沒好遠，想要說清楚，卻又怕沒時間。
說從前，天總是望不穿的天，路總是走不盡的遠，想要的總是得不到，卻從來不知道什麽叫做報怨。那時候，我們不知道什麽是危險，那時候，我們只知道拼命向
前，那時候，我們的汗水曾經比海水還要鹹。
想當年，我們曾經一起渡河，也曾一起過橋，說從前，我們曾經一起上學，也曾經一起坐牢，我們都曾經一齊東征西討，也曾就幾乎快要一齊走到。
想當年，誰不是，爲了理想而理想。
說從前，誰願意，爲了擡扛而擡扛。
想起當年，誰又不是，站在不同的立場，望著相同的方向，說到從前，誰又願意，只是爲了不一樣，就拼了命地不一樣。
回想起當年，沒問完的問題很不少，
只是到如今，還需要答案的已不多，
關於我從何處來，要往哪里去？
關於可去不可去，能來不能來？
關於有與沒有，以及夠與不夠？
關於愛與不愛，以及該與不該？
關於星星，月亮與太陽，以及春花秋月何時開？
關於鴉片戰爭以及八國聯軍，
關於一八四零以及一九九七，
以及關於曾經太左而太右，或者關於太右而太左，
以及關於曾經瞻前而不顧後或者關於顧後卻望了前瞻。
以及或者關於那一年，我們才能瞻前又顧後，
或者以及關於那一天，我們才能夠不左也不右。
一次，再一次，永遠，總是，同樣的故事演了再演，
一次，又一次，永遠，總是，同樣的叮嚀勸了又勸，
就這樣一遍接一遍，總有一天，我們會把所有的欄杆拍遍，只不知道，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年，哪一月，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天。

我們都曾經年少，也都曾經愛哭，
我們都曾經年輕，也都曾漫不經心，
而今我知道，而今我相信，終有一天，我們都會老，
只希望到時候，我們依然愛笑。

(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于新疆石河子)

後記：連續幾天從來訪的國外朋友口中，得知許多在海外的民運人士、領袖的不堪入耳的故事，心情很不好受，難道我們中國人就非得窩裏鬥不可嗎？難道我們在
財務、道義上不能更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嗎？但願這首歌詞能淨化我們的心靈。

批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泛愛國主義

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和盧梭的天賦人權學說，都已經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如今只剩下歷史意義，而不再有現實價值。這其實應該是早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後，
就必須認識到的問題。而事實上，由於國、共兩党，有意、無意地不斷誇大，不當理解和無限延長，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已經因曲解而造成相當程度的負面作用。也
許還有些讀者不知道，中共從未批鬥過孫中山，卻一直把他看作革命的先行者，爲利用孫中山的號召力，不惜把孫中山的相片和毛一起平挂在天安門城樓上。

孫中山創立民族主義的原始目的是爲了推翻滿清帝制，結果，卻推翻不了帝制，直到今天，中共仍在大陸上實行中央集權、一黨專政的政治專制。繼續利用愛國主
義來壓抑民權的進步。因中共心知肚明，只有民權才能徹底解決專制問題，不靠專制，他怎能維護他那槍桿子打下來的政權？沒有專制政權，他怎能繼續享用他所
有的既得利益？因此，去年六.四，中共非開槍不可。

反過來，看看去年民運中的學生，這些從小飽受狹隘民族主義和泛愛國主義愚弄的北京大學生，在廣場上，我見過，聽說了太多、太多的學生自己意識不到的非理
性、非民主的情緒化表現。而這些表現，讓劉曉波和我們其他三個絕食者都不約而同地發現到，大家和大家要打倒的物件在骨子裏竟然是那麽地相像，譬如說：

製造鄧小平跑了、死了，外交部和某些省或軍區宣佈獨立了等謠言，用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

不讓記者忠實、可觀地報導自以爲對學運不利的事件，如潑汙毛像等事，用封鎖新聞去對抗敵人對我的新聞封鎖。

爲了安全，實行了廣場上的小戒嚴，非學生想上紀念碑倒要比進中南海還要難。

難道事實不足以粉碎謊言嗎？難道新聞自由可以爲學運或民運犧牲嗎？難道平等不足以對抗權威嗎？難道民主不能取代官僚專制嗎？難道和平、理性只能拿來要求
別人而自己卻可以任性，蠻不講理嗎？難道非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拼他個你死我活才算是民主運動嗎？很遺憾的是，大家把我們四人的絕食抗議戒嚴全都當作是
專門政府對抗的行爲，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絕食宣言裏，我們關於和平、理性的呼籲，對學生非民主表現的批評以及身爲知識份子的中國傳統只能坐而言，不能起
而行的軟骨症。

這些非理性的盲從行爲，與其說是年輕學生的天性，還不如說是泛愛國主義教育的表現，是狹隘的民族主義長期愚弄後的結果。我們能不能從今以後，不提民族只
提民權，不擺弄愛國只談民生。

禍頭子的蟑螂學說

蟑螂可算得上是最招人恨的蟲類，禍頭子卻常喜歡自比是蟑螂，也經常研究和自己的習性極其相近的蟑螂生活，因此成就了禍頭子的蟑螂學說，但務必請注意禍頭
子絕非獨一無二的人類蟑螂，卻是群蟑群螂中不可能獨自基因突變成非蟑螂的蟑螂之一罷了。
禍頭子對蟑螂的認識與興趣，始自一份關於蟑螂的生物實驗報告，在實驗中，科學家把幾隻極普通的蟑螂放進一隻透明通氣的玻璃瓶中餵養，蟑螂和人一樣不挑
食，葷素皆宜且繁殖快，沒多久便爬滿了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蟑螂，直到一層壓一層，到了第三層都爬滿了蟑螂之後，怪事發生了，蟑螂們竟不約而同地採用集
體絕食的方式來抗議無法變大的擁擠不堪的玻璃瓶，並開始互相撕咬，自相殘殺，以後，蟑螂下的蛋出現空卵現象，許多小蟑螂生下來不是沒頭就是缺翅膀，疾病
和遺傳突變開始蔓延，不過不幸的是，不論怎麽變，它們都還是蟑螂，只不過越變越瘦弱，越變越殘缺不全而已，一直要等到最底一層都鋪不滿時，剩下來的最後
幾十隻通過生活競爭而活下來的蟑螂們才停止絕食，停止自相殘殺。

有朋友把陳勝、吳廣以後的歷次改朝換代叫做虎去狼來的中國史，而的確直到毛澤東爲止的數十次乃至於數百次農民起義，卻像極了因無法擴大生存空間而只好以
自相殘殺來減少生存競爭者的蟑螂，在今年五月卅一日準備寫給中國大陸領導人的公開信中，我正是根據我的蟑螂學說，而夜郎自大地表白自己的理想是──徹底
埋葬我們那部不斷暴力革命的血淚史。有人預言西方文明將毀滅在艾滋病手上，我敢斷言，在西方人由於過多的愛而愛死之前，中國人必先因太多的恨而先恨
死。

擴大生存空間的辦法不少，搞生産、交通、工業化，甚至於登陸月球都是有效的努力，而偏偏大陸在改革開放的前卅年裏則除了吹牛和生孩子以外什麽也沒確實好
好地幹過，毛澤東是深明蟑螂學說的人，他搞的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都是在確信中國人非自相殘殺不可的情況下，與其任其自亂，不如
先挑起矛盾引導它先亂而不至於亂到自己身上去，同時還可以藉機清除異己，這實在是毛的高瞻遠矚，所以，到今天爲止，我仍然相信，毛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所說
的七、八年再來一次的預言，正是根據我禍頭子說的不可避免的蟑螂自相殘殺的學說而來，或許毛認爲叫做“內訌學說”、“窩裏鬥學說”，更合適些。

蟑螂學說之二

早在一八四零年以前，中國就流行過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船堅炮利的形式主義思潮，百幾十年來，歷史已經一再地因我們捨本逐末而毫不留情地鞭打我們，而大陸的
開放、改革仍無法超越這個局限，無法真正由裏而外，由本而表地從事以人爲本的政治體制改革。

幾十年來，尤其是二次大戰以後，我們目瞪口呆地看著西方人用汽車、飛機、火箭甚至於太空梭來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而我們卻仍然沒能看到能發展這一切的西
方人的必要的精神狀態，我指的是産業革命、工業革命，更指的是人權革命、民主革命所不能缺少的五百年前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沒有人的啓蒙，沒有人的獨立
價值、權力和尊嚴，就不可能産生西方人今天的一切。

要想改變蟑螂自相殘殺的習性，非打破那無法擴大的玻璃瓶不可，而不是多喂點食物，或換個比較大的瓶子便能解決的問題，此外，已經世世代代自相殘殺了數千
年的中國人，單打破玻璃瓶仍嫌不夠，因自我封閉，近親繁殖的遺傳劣勢，恐怕一時半會兒還緩不過勁兒來，不單身體素質短期內不可能提高，踢足球踢不過別
人，尤其重要的是精神狀態的異化，對新事物、新觀念的頑固抵抗，使得派出兩米廿公分的長人也沒法在球場上討著好，所以，我們不單得打破玻璃瓶，更要從血
液和精神上雙雙與西方雜交，不這樣，是永遠無法逃避蟑螂學說的懲罰的。

再談談中國大陸的人治

有份香港雜誌說，驅逐我離開大陸，強迫我以偷渡方式回臺灣的決定，是六月十五日由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先生作出的，而事實上，早在六月八日夜，北京市公
安局第一處的處長，便向我宣佈了“來自最高權威不可改變的決策”，依此判斷，江澤民儘管是鄧小平公開宣佈的“中心”，可江總書記絕對不是中國大陸的“最
高權威 ”，與其說他作了決定，還不如說他被通知說“這個決定已經作過了”。

我曾以紅綠燈指揮交通來形容法治，而相比之下，用交通警察則是人治，現在，我更看清楚了，人治不僅僅是用一個人來指揮千軍萬馬，更重要的事實是：這個總
指揮有兩張臉，而這兩張臉又全是模糊的，因爲其中那張真的臉是張見不得人的臉，而另一張臉雖然人人都看得見，卻由於表情呆滯，或者說毫無表情，而只能是
張大家視而不見的臉。在這兩張臉之間，正是人治得以摸魚的混水，混者，不清也，正是爲了摸魚，所以來攪混，都讓你瞧清楚了，我那兒來的上下其手的機
會。

　　遣返我和流放方勵之夫婦的故事，只能說明中國大陸已進入了完全無規則的惡性政治鬥爭狀態，因這兩項決定，都同樣是來自最高權威的不可改變的“人
治”決定，是完全無法可依的事。剩下來的問題則是還有沒有搞兩張臉的必要，那張由別人的真腦指揮遙控的假臉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或者乾脆撕破露出真臉來
算了。
　　反過頭來看民運是否也有人治與法治的問題，我想當然是有的，且不但將來握有更多人委託的公共權力之後要面對這個問題，而現在宣傳、播種的階段也存在
是否應該有明星制的問題。我目前對此持否定態度，儘管在東歐華勒沙等人的確超過重要的明星作用，並因此而推進了當地的民主事業，但我仍然強調，中國人的
和平民主事業，尚未發展到能讓明星發揮積極作用的階段，由於本身缺乏民主操作的經驗，無法通過公開的方式産生公平競爭出來的有實力的明星人物，或即使是
勉強産生了，也將由於民主機制不健全，而無法有效地約束明星因失控而濫用公共權力與財富。

　　所以民運的人治問題當前是明星問題，而民運的明星的問題關鍵，不在於是否需要，而在於如何産生以及能否約束控制的問題，必須有公開、公平的競爭才能
産生有實力的領袖，競爭面越大，競爭難度越高，競爭物件越開放，則最後産生的領袖實力越強，競爭得越激烈，則越不需要害怕以後失控濫權等問題。
中共若失去政權，一定是敗在保守、隱密、私下的“人治”惡性競爭中，而民運事業卻只能靠開放、公開、公平的“法治”良性競爭來維持、發展，直到最後成功
了以後也不得停止。

看清政治家的目的與手段

當我們聽到一個政治家說自己要去睡覺的時候，我們得搞清楚，他究竟是真的因爲累了而需要休息，抑或是他想讓你以爲他累了需要休息，因而撤銷了對他的防
備，而其實，他是躲在睡房裏去磨刀。
外公跟我說過毛澤東的故事：當毛處於劣勢，不得不在抗日戰爭中，到重慶去謁見委員長，借滿足委員長的威風，擺出個低姿態以求生存的時候，對蔣委員長真是
畢恭畢敬，竭盡奉迎拍馬之能事。待出了委員長官府之後，毛邀集了湖南籍將領軍頭（國民黨系統的），擺宴席敬陪末座，待酒酣耳熱，大家去除了戒心之後，毛
突然仰頭乾淨杯中酒，然後細聲細氣，自言自語道：“唉！浙江人當委員長，我們湖南人打仗，唉！這怎麽得行啊！”其實，在場所有的湖南人都聽清楚毛這不經
意卻是發自肺腑的自言自語，之後，連我外公這個僅僅是個小上尉的低級軍官，都輾轉從別的湖南同鄉處，聽到了毛的這幾句話。可毛果真關心湖南人的死活嗎？
看官有空可到湖南去轉轉，把湖南同別的較發達的省份比較比較，再打聽打聽，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曾經餓死了多少毛最關心的湖南鄉親？
毛在廿年代末，在湖南搞農民運動，他不在北大和其他如陳獨秀等人搞民主運動，獨自回到老家去組織農民，這是他眼光遠大之處，也是他比別人更看清了中國的
問題在農民身上的先知、先覺。然而，可恨的是，他又再一次冷酷地利用了農民純樸的鄉親觀念。他提出“湘人治湘”的口號，成功地分化了湖南人和外省人的關
係，把所有的矛盾和不滿推到外省人的領導身上去，讓農民簡單地幻想，只要把外省人的領導權奪過來，湖南人便能過上好日子，而結果，當毛在天安門城樓上做
了主席以後，他爲了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非但不讓“湘人治湘”，更不讓“粵人治粵”，“川人治川”，毛不但不搞地方自治，且千方百計地，把原省籍有威望
的幹部調到中央去養起來，更不停地調動各軍區的司令員，防止司令員與部下建立感情，這一切的一切，都只不過爲了鞏固毛的個人權利、威望、地位而已，什
麽“湘人治湘”，那不過只是過渡的手段罷了，當初把這句話當做是毛的真正的最終目的的人已經後悔莫及。
因此我們必須從毛把手段當做目的喊出來，從而利用大家去爲毛自知卻不爲外人知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賣命的故事中，總結出自己的經驗教訓，好好地把耳朵刷乾
淨，然後豎起來仔仔細細地分析政治家們說的話。例如鄧小平說“團結在以江澤民爲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安定、團結壓倒一切”，“繼續改革、開放”，“中
國的內政不容他國干涉”，“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黨和國家、民族的利益至上”。
總之，每當我聽到這些話的時候，我總想知道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麽，而究竟是什麽，要猜也容易得很，畢竟他和我們同樣是人，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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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taiwen
文章标题 : Re: 祸头子正传完全版
帖子发表于 : 2008年 8月 10日 星期天 7:2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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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2008年 6月 29日 星期天 4: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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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就得付出代價

　　開放是要付出代價的，不論是誰搞開放，不管是對誰搞開放，只要是開放，就必須付出代價。
　　明知要付出代價，卻不得不忍痛搞開放的唯一合理解釋是：不開放比開放更要命，自我封閉只有死路一條，而開放雖痛，卻能夠繼續活下去，這就是鄧小平搞
開放的背景，實在是中國大陸被毛澤東的封閉鎖國給掐得喘不上氣了，爲了活命，才不得不開放。
　　凡是公衆的事務都必須開放，政治、經濟要開放，文化、外交也要開放，尤其要開放的是權力的結構、運作以及權力的轉移，凡牽涉到公衆權益的事務千萬不
能搞小動作，不能偷偷摸摸地進行暗盒交易，不得封閉保留，而務須開放。
　　只可惜鄧小平的開放是個半吊子的假開放，他只對外搞開放，對內卻是一點兒透明度也不講，更不許別人講，而這個內收外放、內緊外松的雙重標準，卻恰恰
好正是培養八九年抗議運動發芽的最佳溫差，正因對外的放鬆鼓勵了人們抗議的勇氣，正因是對內的緊收，掐得人們非抗議不可。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把八九抗議
運動看作是中共十年開放所付出的代價，因此中共的老人幫們非抵制開放不可，而事實上，八九抗議運動之所以讓中共付出如此慘重代價的根本原因，絕不在於真
開放，而卻是鄧小平的內當婊子、外立碑坊的半吊子假開放造成的。說來說去，歸根結底，鄧小平之所以不肯搞真正的全面開放的原因，還是受不了割權之痛，捨
不得代價太高，而最後終於因小失大，得不償失，付出了十年假開放混來的全部收益，還陪上了中共的氣數。
　　中共的老人幫們大概是記不得當初被毛掐得奄奄一息的難受勁兒了吧，或許忘記了儘管是半吊子的假開放，也曾救過他們的命的事實了吧，人總是健忘的賤骨
頭，這才沒過上幾天好日子，沒喘上幾口新鮮氣，便又開始得意忘形，沾沾自喜地搞封閉了，先來個清除精神污染（八三年），被胡耀邦、趙紫陽這些得了開放好
處的人頂了回去，再搞個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八六年），終於把胡、趙先後扳倒，卻激起了得到開放好處的各界群衆的逆反心理，接著替胡討回公道要求對內更
大的開放，終於逼得中共老人幫全體出動，馳出坦克壓，擡出機關槍掃，這才把門給堵住了，關起門來盡情地當婊子，可沒想到向外的大門也給堵死了，沒法兼顧
向內運磚立碑坊，於是乎，大家一起關在家裏憋氣，看看誰先憋死誰。
　　可惜一場十年半吊子的假開放，全讓坦克機槍給打光了，這回可是自個兒把門堵上的，怨不了別人，只是在這回憋氣比賽中，老人幫由於被毛掐了卅年留下來
的氣喘尚未痊愈，說不定不單占不了便宜，還得吃不少虧。

無道之盜——看大陸的社會秩序
　　八九年六月八日，大屠殺之後的第五天，有一個打扮入時，約卅歲左右的女郎，到我在北京的家裏去按鈴找人，碰巧我家中沒人，她便樓前樓後到處找我的朋
友，跟大家說：侯德健胸部中彈，肺積血，在某醫院，院方要求先付錢後輸血動手術，情況危急，請大家伸出援手。大家深信不疑，紛紛解囊相助，她也騙得了一
些鄰居的錢後，又找到幾位音樂界的朋友，不單一共騙走了人民幣兩千多元，更害得幾位好友，到各醫院去找，到各停屍房去翻，著實把大家騙了個夠。時候，我
和這些受騙的朋友們聊起此事，大家回想起來，該騙子其實破綻百出，而大家之所以上當，全都是因爲情況緊急，救人要緊，誰也不曾在這個時候對任何人設防，
誰也想不到，竟有人能在這種時候，以這種名目騙人，誰也不相信，有人能無恥到這般地步，而我卻知道，這不是僅有的一件特例。
　　還記得在八九年抗議運動到了最高潮的時候，北京市不單沒有車禍，沒有人因糾紛而爭吵，大家見了面，不管認不認識都出奇地禮讓、客氣，有老北京人說，
卅多年沒見過這種老北京的傳統了。大家一聽說北京市政府想用擾亂市民生活、哄擡物價來扭曲運動的真相，不單引起個體戶集體降價，甚至於街上盛傳，小偷都
以罷偷來支援、聲援運動，真可講是：盜亦有道，中共辛苦經營了四十年的共産主義道德和社會主義秩序全盤瓦解、崩潰，還頂不上小偷強盜的江湖道義管用，當
時，學生、市民賴以維持秩序的力量是一股傳統反壓迫的正義感，這是人的良知、良能，是天賦的。
　　而前面說的那個打扮入時，自稱是文藝人，看似受過教育的騙子，她的良知、良能又到哪里去了呢？我們當然可以說，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壞人，這並
不稀奇，而我卻要強調她的無道之盜，這是她在中共統治下的現實生活中學到的本領，不擇手段本領，她聽過了太多美麗的謊言，卻見過了更多殘酷的事實，她徹
底看穿了中共說一套、做一套的愚民把戲，她學會了在沒有規則可言的社會裏生存是不能講求原則的教訓，她看見過太多因堅持原則，講求規矩而慘遭迫害的故
事，所以，養就了她不擇手段的厚皮、黑心、辣手。
　　當我在大陸生活、工作的時候，最怕這些沒有原則的人，最怕與他們玩那種毫無規則可言的遊戲，他們什麽事情都幹得出來，這是他們從現實生活中學到的最
殘酷的教訓。土改、反右、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想忘也忘不了，想擺也擺脫不掉的殘酷的經驗，教訓出來的人，是不會跟你
講原則的，你永遠沒法跟他玩有規則的遊戲。

內戰，軍閥割據與聯邦中國

　　假設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大陸，是處在軍閥割據的狀態中，北京軍閥敢不敢或能不能，在沒取得天津、東北、河南、河北甚至於廣東、上海等地軍閥的默許或同
意之下，從北京邊區抽調主力部隊到天安門廣場上去用暴力清除和平示威的學生、市民？其他地方的軍閥會不會坐視北京軍閥在北京城內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而不
聞不問，能不能乘機起義打入北京，在伸張正義的旗幟下順便把北京軍閥給收拾了，然後在由各地方軍閥組成的和平部隊的保護和監視下，舉行全市市民投票，産
生中國北京的第一個民選政府，如果這個假設合理，那麽軍閥割據、對峙的狀態，對平民來講，究竟是更危險呢？或是更安全？究竟是利大呢？還是害大？我們對
軍閥割據的莫名恐懼及非理性的醜化教育，是否需要從新評估？
　　在北洋軍閥割據的時代裏，曾發生過“三.一八”事件，北京軍區當時的軍頭段祺瑞在這次事件中屠殺了三名和平請願的大學生，結果段祺瑞在短短不到一個
月內下臺，避走天津，沒多久之後死於上海。而八九民運，六四屠殺了至少三百五十多個平民，一年多之後的今天，一黨專政的中囯共產黨仍然拼了命地強調“平
暴的光榮、偉大、英明與正確”。相比之下，我甯投段祺瑞的良心未泯一票，也不敢稍稍恭維那偉大、光榮、一貫英明正確的中囯共產黨。
　　內戰不可怕，怕的是參加內戰的各方都想以自己的“一”去“統”其他各方。因此，爲了得到平民的支援與擁護，各方都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去證明自己才是
唯一合情、合理，甚至於合法的正義之師，這從王莽爲了篡漢而興符命之說，到各軍都以替天行道爲號召，直到今天，中共仍一再強調、堅持——“只有社會主義
才能救中國”的愚民口號，在骨子裏其實正是歷代各朝的 “君權神授”之說的現代白話版本。因此，假如內戰中的各方僅以地方的權益爲最終目標，而不去侈想
一統天下，那麽內戰能否只峙而不戰呢？而相峙日久，人心厭戰，能否變相峙而成和平競爭呢？既要和平競爭，就會産生互通消息，互易有無，互相往來的合作共
榮小集團，最後，會不會在各地方、各集團的相互制衡之下，以自己的地方利益爲基礎，以談判爲方式，以平等互惠爲原則，而産生許可權極小的聯邦政府呢？
　　中國人口之多乃世界之冠，幅員之大，各地風土、人情、習慣、條件差異之大比歐洲不相上下，若堅持中央集權專制，全國統一號令、步調，則難免顧此失
彼，且有像恐龍一樣，因身軀太大，頭腦太小而滅種的危險，但中國各地儘管語音不通，卻除西藏、新疆外大部分文字相同，分割成許多絕對獨立的國家恐怕不夠
現實，也絕非大多數中國人的意願，而既要兼顧地方利益，又要防止中央濫權，或許由相對獨立的各省組合成邦聯中央政府的形式最實際，好處最多。
　　邦聯中國是七十年前的口號了，禍頭子今日老調重彈，只想指出，沒有相峙內戰，沒有軍閥割據，沒有相當時日的各省相對獨立的經驗，恐邦聯無望。因此禍
頭子斗膽在此請求大家對內戰及軍閥割據給予重新評價、重新期望。

合縱與連橫——使館雜記

　　戰國時代，蘇秦倡議六國聯合抗秦，秦攻一國，五國出兵相救，曰合縱。張儀事秦，主張連橫，讓六國聯袂事秦，遂一一爲秦所滅。
　　蘇秦合縱之所以失敗，由於六國彼此間相互猜疑，不信任，弱者擔心其他五國都像自己一樣怕死，到了關鍵時候未必相救，強者深恐其他五國也和自己同樣有
二心，伺機行動，乘機兼併對方，不肯放棄自己的獨佔野心。大家都盼望能生存下去，秦的強大與貪婪又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因此，都不約而同，爭先恐後地趕在
被別人出賣之前，向強秦表忠，大家心裏想的是如何才能比別人死得慢點，說不定還能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否則，一旦死了，連個二等佔有者的希望也輪不上，結
果，一個也每能活下來。早知全部被吞滅的結局，說不定能以誠相待，或許蘇秦的合縱能成功，可惜的是，六國在被吞併之前，都各懷鬼胎，僥倖心理太重，終於
相繼爲秦所滅。
蘇秦合縱的失敗，不僅導致了六國的滅亡，更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各個民族，從此以後，再也不能和平共存，一有機會，便非得拚他
個你死我活不可，人與人之間只有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社會只能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組成，而中國文化也因此永遠累積不出平等、互惠、合作、寬容等理性觀
念，卻只能停留在“滿賊不兩立”、“勝王敗寇”等非理性野蠻境界之中。
合縱的基礎是互信，合縱的原則是平等，而合縱的運作方法則是妥協，凡此三者，正好是現代民主意識的關鍵，憑此三者，文明人得以和平共存，而此三者，又正
是中國文化裏最欠缺的內涵，中國人只能彼此猜疑而不能相互信任，必須分清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高低貴賤尊卑而沒有平等的概念，每遇衝突，則只能拚
他個你死我活，而不能妥協，敗者只能投降而不能妥協，勝者也無需克制卻可以名正言順地趕盡殺絕。因此，自蘇秦合縱失敗了之後，中國只能發展成中央集權專
制的一元化社會，而永遠建立不了平等相容的民主多元社會，所以秦以後兩千多年直到近日的歷次改朝換代，都只能以暴力流血革命的方式進行，而永遠無法以和
平、理性、寬容的方式去解決中國內部的矛盾與衝突。
直到今日，左右中國人的思想仍然是連橫，中共叫它做統戰，統戰的基礎是猜疑，統戰的結果是一黨專政，唯我獨尊，用來對付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勇於私鬥、
怯于應敵的中國人真是對症下藥。想到這裏，禍頭子實在不敢奢望在短期之內，能見到中國人和平民主事業的契機。

勇於聲援別人而怯於宣泄自己——使館雜記

八九年五月廿七日，我參加了香港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緊接著第二天又參加了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百萬人大遊行，在這兩個以聲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爲主題的大活動之中，我非常納悶何以見不到香港朋友爲自己的九七問題抗議，即使有一些，也全都被支援北京的聲浪給淹沒了，我百思不解爲何香港朋友不利用
這個大好機會去爭取自己的民主，去抗議中共及英國雙雙不把香港人放在眼裏的忽視甚至於踐踏香港人應有的權利的劣行，我特別反問了來探訪我的香港記者，他
猜想，這多半是不好意思爲自己爭取什麽吧。
在北京期間，我萬分著急地看到各行各業，知識份子、幹部、工人、農民、市民也都和香港朋友一樣，拼了命地聲援學生，卻極少聽見、看到有任何人爲自己抗
議，爲自己呼籲。川流不息的人群在廣場上爲學生送吃送喝，此起彼落的救護車呼叫，爲的是照顧學生的身體、生命，知識份子聲嘶力竭地到處演說，爲的是請求
政府答應學生的要求，展開平等對話，難道學生是唯一的被壓迫的人嗎？難道工人、農民、市民就真的別無所求嗎？爲什麽知識份子不能要求自己的利益，工人不
需要成立真正能代表工人的工會，市民們對自己生活的要求完全滿足了嗎？幹部們平日在機關單位裏的苦悶不需要宣泄了嗎？難道學生瘦弱的肩膀真能背馱得了全
民族的苦難嗎？難道我們必須依靠某個階層、身分的人來解決全社會的問題嗎？我們難道只能等待別人，盼望甚至於製造英雄來拯救我們嗎？難道我們就不能醒覺
過來，去爲自己的權益而抗議嗎？爲什麽經過了這麽多次革命，大家還不能明白被人解放終將受人束縛的道理，爲什麽大家還沒有學會只有自己才能真正解放自己
的教訓？
四十年前，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了，四十年來，大家還沒有吃夠被毛澤東解放的苦頭嗎，被賜與的自隨時都會被
賜與者收回，毛當年打著國家、民族的旗幟，喊著爲人民服務的口號，挂著一切爲人不爲己的面紗，而結果呢，四十年來的苦難，有哪一滴血，哪一條人命，哪一
段青春是真正爲國家、爲民族付出的呢？又有哪一件事情是爲人民服務的呢？爲他面紗後面躲著的不正是毛澤東那張處處爲自己的嘴臉嗎，我實在怕極了任何爲
他、利他的口號，也恨極了借利他、爲他注意來愚弄人民的虛僞教育，我早就看穿了這張面紗，看透了犧牲小我之後完成的決不是國家、民族的大我，卻正是用這
些口號來愚弄我們的那些人的自我，因此，我和劉曉波到處奔走說明爲自己抗議，爲自己爭取，爲自己呼籲，爲自己行動的必要，逢人便強調爲他、利他的虛僞的
真面目，我們看到的危險是，萬一這個運動成功，豈不又要重復一個階級的利益來代表全社會其他各階層的利益的新階級通知，換湯不換藥的歷史。
戒嚴以後，情況越來越難自製，廣場上的口號也越來越像四、五十年前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口號，理性越來越薄，情緒越來越濃，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氣氛越來越
重，甚至於到了最後變成了沒有任何人再去思考犧牲的目的是什麽，而只擋不住渾身奔騰的熱血，仿佛犧牲本身才是真正最終的目的似的。
現在回想起來，真不能不佩服中共愚民愛國主義教育的成功，中共居然能把打江山與民主混爲一體，而大家居然也毫無保留地相信自己的父輩們當年的所作所爲是
理性的追求民主，而一味地模仿早已被扭曲得認不出原形的烈士模式。
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是一部虎去狼來的不斷暴力革命的血淚史，每一個朝代都爲了鞏固自己的專制統治而不遺餘力地對人民進行愛國主義烈士教育，教育的目的
無非是培養青年子弟的愚忠而已，而不幸的是，由於愚忠烈士教育中包含了太多的暴力傾向，致使百姓被壓迫得不得不反的時候，只懂得用暴力的方式來解決問
題，玩火者終自焚，可憐的是不斷除這種爲人、利他、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烈士愚忠教育，不徹底撕破這張虛僞的面紗，不培養青年學生光明正大地爲維護自己的
權益而戰的理性素質，則中國人的和平民主前途實在令人擔憂。

中國人生命的意義何在——使館雜記

中國人把放死人的地方叫做“太平間”，而中國人把社會最完美的狀態稱作“天下太平”，中國文化骨子裏隱埋了“人死光了就太平了”的含義。
中國人一生之中，最隆重的儀式，不是出生，不是嫁娶，不是升官發財，而是死了之後的葬禮、追悼會。
現在大陸的農村裏，還有父母把男孩子取名叫阿貓、阿狗、狗蛋等賤名的現象，爲的是怕遭天嫉妒，怕孩子養不大，之所以如此作踐自己，完全是怕人眼紅，因嫉
妒而不利於自己。
中國人在最得意的時候，往往表現得出奇地平靜，將這一輩子修煉的壓抑工夫全部使出來，爲的也是怕人眼紅、使壞。有別於其他民族在處於危險境界中才僞裝自
己，中國人從生活中累積出來的道理則是“勝不驕”，中國人把得意的時候當作是最危險的時刻。
中國人把自殺叫做“輕身”，就是不看重自己的生命，糟蹋自己的身體的意思，中國的自殺傾向，往往由於勇氣不足，不以自己結束生命爲表現方式，卻以更消極
地輕視自己、作踐自己來表現。既是個活生生的人，有著天賦的精力，不能用來爲自己謀幸福，又不願誠心誠意地服務別人，只好任意糟蹋浪費自己的生命。
中國人說自己卑賤如螻蟻，這比喻一點兒也不過分，且更有驚人貼切之處，君不見，每個蟻洞裏都有：
一隻蟻王，他的事業是繁殖，也只有他有資格繁殖（名副其實的生命獨佔者）。
雄蟻，則一出生便被工蟻驅逐、餓死（消滅所有能威脅蟻王獨佔既得利益的競爭者）。
工蟻，沒有性別，蟻王朝的供養者、臣民，實則是不折不扣的自閹閹人的衛道者。
整個蟻洞裏外的景象，正是中國人奉爲最高理想的社會模式——天下太平的大同世界，中國人不單要心甘情願地閹割自己，終身爲獨佔者盡忠、盡孝，更要自動自
發地提高政治覺悟，以所有可能威脅到獨佔者的競爭對手爲敵，在毛澤東發動各項政治運動的時候，都成功地運用了中國人的這種愚忠、愚孝傳統，更爲了深化這
種美德，編造了許多口號；有大陸的朋友回憶，在物質奇缺的一個寒冷的北方清晨，有個被凍得不停地原地跳動的老頭兒正排隊買糧食，這老頭兒邊跳，嘴裏還一
邊嘟嘟嚷嚷地念個不停，待走近聽個清楚，才發現念的是毛語錄——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犧牲奮鬥，奮鬥犧牲。
中國文化有美化“死”的傳統，什麽羽化升天，往西天極樂世界，脫離苦海，其實都是生不如死，又怕死，只好自我精神麻醉罷了，有人說共産主義是窮人的鴉片
煙，毛澤東則把共産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給攪和在一起，不但讓你活著爲我而活，哪怕死也得爲我而死。《水滸傳》寫到最後，宋江帶領衆英雄好漢們自殺，用結
束自己的生命來報答招安他們的聖主明君，可真是“ 視死如歸”，熟讀《水滸》的毛澤東也充分地利用了中國人的“視死如歸”的愚昧傳統，把中國的青年們迷
醉了之後，送到“抗美援朝”的戰場上去當炮灰，毛讓這些中國人死得多“美”啊。
中國人不能把生命本身當作目的，連老蔣總統也訓示我們——生命的目的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既然不能把精力花在自己身上，又不願誠心誠意去服務別人，只
好在自己的兒孫身上尋求補償，什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都是因爲自己不敢成龍、成鳳的變態補償心理，讓兒女們成龍、成鳳之後，再披著“孝”字面紗，
來向兒女們要求回報，好享受名正言順的生命，這種拐彎抹角，到頭來還是爲了自己的付出，其實更造作而不自然，虛僞而不真實，也由於這種恥於尊重自己的生
命，卻想方設法在下一代兒孫們身上找回來的變態補償心理，使得中國人越生越多，像黃鼠狼下耗子似的，一窩不如一窩，既不允許中國人正視自己的生命，中國
人的生命也終於被自己作踐得一文不值，如今，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又該如何重建自己的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呢？禍頭子實在不能不表示悲觀。

吃飽就好的中國農民平均意識——使館雜記

中國人最講究吃，不單活著的時候講，連死了以後還講，中國人祭祠死者的獻禮中最豐富的就是食物，傳統祭文總是在結尾的時候說：“嗚呼，哀哉，尚饗”，用
白話文來翻譯則是：“唉呀，可憐的你呀，活著的時候吃不到，現在總可以名正言順地享受一頓了。”
中國人講究吃的原因，或許不在食物本身的誘惑，而可能是由於其他欲望都不敢講，故而被壓抑而變態轉移，人活著總得幹點什麽，既不能造反，又不能追求異
性，便只好把時間都花在吃上，然而，要想吃得好，必也先吃飽，所謂“民以食爲天”可絕對不能當做美食理論，而只能解釋作不能把人餓死，因此，中國人
的“吃”文化，主要講的還是飽不飽的問題，而不是好不好的藝術，就像是蟻洞裏的螞蟻一樣，除了蟻王能縱欲享受之外，其他人都只能以吃飽爲標準。
正是在這種以吃飽爲標準的傳統中國農民平均意識的支配之下，八九抗議運動所提出來的“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才能得到社會各階層的一致回應與支
援，不單老百姓看了當官的大吃大喝而眼紅，就是小官看見大官美酒美食也不舒服，心理也有氣，這種情況，像極了魯迅在《阿Q正傳》裏的某些故事：假洋鬼子
和趙大爺不許阿Q革命，阿Q又不許小D和大鬍子革命，都以爲參加革命以後便能吃好的，你他媽的憑什麽資格也配來參加革命，而八九抗議運動之所以能得到各
界的聲援，其中不得排除中國傳統農民平均意識——除盡不平方太平——的農民革命意識。
因此，趙紫陽因打高爾夫球而在運動初期被人們列作打倒物件的原因，也正是他敢公開享受，這不僅得罪了平民百姓，也不見容于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中共老
革命前輩，所以趙的老闆見不得趙的自命不凡，把趙打成個分裂黨的罪名，實則起了殺雞儆猴的作用，看看以後還有誰敢明目張膽地吃好的，讓你們吃飽就稱功德
無量了。而中囯共產黨的農民平均意識正是“吃飽”二字，因此，凡是想吃好的，全都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全都得鏟平。
所以，在八九年大陸派出了袁木與學生對話的時候，當學生提出趙紫陽打高爾夫球的非議的時候，袁木可是高興極了，看過這場對話的朋友們，或許還能記得袁木
那掩飾不住的喜色，當時袁木的心裏必定大呼得意，得意你們這批小毛孩子中了老夫的毒計而不自覺，老夫想暗算趙紫陽正苦無工具，正好利用你們的紅眼病，也
不虧共產黨白白教育你們一場，你們的農民平均意識學得還真到家，老夫一點就著，而結果，這場對話，始終被袁老牽著鼻子走，如何也回不到民主、自由的正題
上去。
在“吃飽就好”的中國農民平均意識的支配之下，中共發展出來了一套吃飽理論，理論是如果大家都想吃好，則一定會造成大家都吃不飽，因此，爲了不餓死人，
所有的糧食都由我共產黨來分配，結果卻造成了只許共產黨吃好，而四十多年來，由於吃不飽而餓死的人還果真不少的事實，這是中共的對內控制理論。而對外，
對西方世界豐富的物産，則中共不在自己因違反人性而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及消極怠工低效率上自我檢討，而解釋作這些都是從不發達國家剝削來的繁榮，因此，
爲了不讓發達國家剝削，只好把大門關緊。
難道中國人只能吃飽拉倒嗎？難道外國人吃好就會讓中國人吃不飽嗎？左右了中國人兩千年的吃飽平均主義還將橫行多久？把吃飽當做奮鬥目標的中國人難道就真
的能不被餓死，什麽時候中國人才能允許別人吃好，也同時爲自己吃得好而努力？

現實壓倒一切理想的中國人

看過鄧克保寫的《異域》的人肯定不少，尤其是男性讀者，看完了《異域》之後，所受到的影響也肯定不小，而禍頭子正是最受感染的中學生之一。那時候，禍頭
子十五歲，正上高一，由於《異域》是本禁書，教官不許我們看，大家只好等宿舍熄燈了以後，躲在被窩裏拿手電筒挑燈夜看，一邊看一邊咬牙切齒地痛駡那些賣
槍炮換黃金外逃的國軍將領，一邊抹眼淚，暗自發誓，長大了以後，投筆從戎，去泰北邊區參加真正的反攻複國基地，同九十三師的國軍弟兄們並肩作戰，在那段
激動的日子裏，禍頭子幾乎每夜都會夢見反攻勝利以後，回家鄉看見奶奶和親人的情景。直到升高二以後，才由於抵擋不住上大學的誘惑，而漸漸淡忘了《異域》
裏的弟兄們。
再想起異域，是八○年的事，韓定國代表中國人權協會邀請我參加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儘管我們服務的物件不是泰北九十三師的弟兄們，二是泰東和柬埔寨交界
的考依蘭難民營，對我而言，卻同樣是一次夢寐以求的難得機會，在我正式接受了邀請成爲第一隊的團員後，我的心情就像是第一次上戰場的士兵一樣興奮、緊
張，感覺到英雄終於有用武之地，過去的一切教育和自我教育終於可以派上用場了。尤其是看過了郭冠英從難民營拍回來的慘不忍睹的華僑難民們的遭遇以後，胸
中油然升起一股大丈夫當如此的氣概。
可惜的是，國民黨在碰到具體困難的時候，卻不能不向現實低頭，不單沒有徹底實踐他教給我們的理想，更臨陣退縮，使我感覺到在戰場上被指揮官遺棄的惡感。
當世界各國都在想方設法儘量接受難民的時候，臺灣竟一口咬定只收六個人，而泰柬邊區卻將近有兩萬華僑難民在等待救援。
確定了臺灣只能接受六個難民的事實以後，我的心情就像那些有家歸不得，無處可投奔的華僑難民一樣無辜，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十多億中國人，竟不得不眼睜
睜地看著自己的同胞受難而啞口無言，什麽事都做不了。想想我們打著國旗、隊旗初到難民營的時候，難民同胞們的激動表情，盼望我們能做點什麽的期待心情，
我第一次感覺到做“龍的傳人”的可悲、可憐與可恨。
從泰柬邊區回到臺灣以後，我曾和隊友們一塊兒到處奔走、呼籲，然而事實上，除了廉價的同情以外，臺灣始終拿不出具體有效的行動來證明一個中國人對另一個
受難的中國人的真正的關懷，面對這殘酷的冷漠，我無法放棄過去的理念，只好放棄生我養我的臺灣。
我被中共強迫遣返臺灣以後，聽說六.四周年祭僅數百名臺灣民衆參加活動，而卻有四百萬人買賣炒做股票。回來快兩個月了，我還不斷能聽到臺灣民衆罵我是機
會主義者和變色龍的噪音。

被閹、自閹然後去閹人——使館雜記

禍頭子避難使館後期得到了一部錄影機，閑來無事，每天總要看好幾部影片打發時間，其間，在一套介紹澳洲自然景觀的影片中，禍頭子看到了澳洲特有的袋鼠，
才知道，原來袋鼠的群居生活形態是以一隻最強壯的公鼠爲族長的父系社會結構，這種結構與許多母系社會的群居動物不同，卻有點類似新石器時代晚期由母系社
會進化到父系社會的原始人類，作爲族長的公鼠，憑著氣力獨佔族內所有的母鼠，而其他被打敗的老、小、病、弱的公鼠，則只有眼睛吃霜淇淋的份兒，看得見卻
摸不著，這樣的情況，一致要等到另一隻更年輕、更強壯的公鼠把老族長打敗以後才得到改變，而勝利者則成爲新的獨佔者。經由這種優勝劣敗的生存原則，保證
了最後的品種得以延續的自然進化原則，從而使得一代強似一代的袋鼠能適應生存的挑戰生活到今日而不致絕種。
禍頭子心裏想，袋鼠幸好生在澳洲，若不幸生在中國的話，它們說不定能學會了中國人的閹割手術。最強壯的獨佔者乘自己年富力強的時候，把其他所有可能威脅
到自己獨佔權利的雄鼠們統統閹光，讓它們統統變成鼠太監，如此一來，即使在獨佔者年老體衰了以後，也還能繼續享受獨佔全體母鼠的特權，而其他沒了睾丸的
鼠太監們就算能打敗獨佔者，也無法傳宗接代，只好眼睜睜地看著那只老而不死的賊鼠用自己越來越老化的基因，拚了命地製造一窩不如一窩的病鼠、弱鼠，最後
終將因爲積弱不振而遭到其他健康強壯的動物淘汰，甚至於滅種。
可憐中國人不像袋鼠那般幸運，發明創造了閹割文化，違反了優勝劣敗的自然法則，受到了進化論的詛咒，使得中國成爲老獨佔者的天堂，壓抑了民族賴以進步的
年輕人旺盛的生命力，成就了人類最早熟卻也是最頑固的文化——閹割文化。
在中國頑固文化中，最頑固的東西莫過於實行了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專制，而中央集權專制政體所依靠的精神支柱，正是漢武帝用董仲舒建議的儒術，而儒家思想
形成的年代正好是夏、商、周，中國父系社會結構逐漸穩定的時代。
在父系社會形成的過程中，由於人們生活的方式逐漸固定，由遊牧進步到畜牧，由畜牧發展到農業，我們的老祖先們的活動範圍逐漸縮小而直到後來被定死在自己
的土地上，於是自然而然地帶來了因爲近親繁殖而造成了大量的低能兒和蒙古呆癡等現象，爲了避免這些現象，老祖先們逐漸地學會了血統原則，並把這些原則記
錄下來，就成了孔老夫子最講究的“禮”，所謂“克己複禮”，應該解釋作“不能和自己的近親交配”，所謂“男女授受不親”，也應該解釋作“沒搞清楚血統關
係之前，青年男女們不許私相雜交”，而這些禮正是閹割文化的前身——“禁欲文化”。爲防止近親繁殖而禁欲，當然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也同時是優生學的
起源，可不幸的是，到了孔老夫子述而不作的時候，這個近親不繁殖的原始優生法則卻變質了，演變成了獨佔者要求其他所有人禁欲的法律，成了獨佔者合法閹割
其他人的傳統依據，這時候，禁欲的目的已不再是優生，閹割別人則成了維護獨佔者既得利益的手段。
到了司馬遷的時代，隨著獨佔者的獨佔欲望不斷擴張，已經被孔夫子扭曲原型的優生禁欲法則再一次被獨佔者蓄意歪曲，儒術已完完全全地被利用成了獨佔者的統
治工具，閹割竟成了一項刑罰，用來懲罰那些不服從權威，不聽話，不願被精神閹割的人，而被閹割者還要感恩獨佔主不殺之德。到了這會兒，獨佔者的獨佔領
域，已從原始人對性的獨佔，擴大到對所有財富的獨佔，以至於，到最後，連人的思維、精神也在獨佔、閹割的範圍之內。
面對獨佔者越來越貪婪的欲望，越來越強大的統治力量以及越來越嚴密的監視與控制，被統治的人們也不得不作出越來越大的讓步，讓步越大，所留下來的生存空
間就越小，爲了在越來越窄小的空間中生存就必須儘量地壓抑自我，甚至於，某些因過度壓抑而完全喪失自我的人，爲了生存，到最後竟不得不把自己乾脆給閹
了，去取得獨佔者的信任，到獨佔者的宮中、家裏去討生活，從而造就了中國傳統的太監文化。在民間，則普遍流行“清心寡欲”、“安分守己”、“聽天由
命”等禁欲、自閹的明哲保身的生活信念，而這一切自我壓抑，無非是爲了逃避被獨佔者閹割的命運而已，無非是爲了“好死不如賴活著”地生存下去罷了。爲了
生存，就必須自我壓抑，爲了壓抑自我，就必須教育自己“六根清淨”的好處，作了太監，就必須認准有睾丸的壞處。魯迅把這種人的自閹心理叫做“阿Q”，阿
Q最大的本事就是自我心理平衡，不論如何慘敗，都能獲得精神勝利，中國人連睾丸丟了都不在乎，就再也沒有任何值得在乎的事了。爲了生存，什麽都不在乎的
中國人，不但爲了生存造就了閹割文化，更造就了一批爲了能生存得更好而主動幫助獨佔者去閹割別人的人，這些人或借著閹割別人而升官、發財，或借著閹割更
多的人去證明自己的能耐，希望能得到獨佔者的肯定，從而自我肯定自己生存的意義。在中央集權的官僚中，這些人各憑閹人的本事大小而任不同級別的政要，在
民間，則三、五成群集結成鄉紳，以衛道者的姿態出現，道貌岸然地借著閹人去豎立自己的道德碑坊，在知識份子裏，這些提供自閹閹人的理論根據的人，則統稱
爲禦用文人。這些以自閹閹人爲業的人所作的一切，累積而成了中國文化的道統——自閹閹人的道統。
如今，儘管帝王將相的稱號都早已成了歷史名詞，而中共老人幫對大陸的統治，仍然是中央集權專制（由中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北京中南海的國務院
裏，雖然已不再有沒了睾丸的太監行走，而整個黨政官僚機構的只能仍然是自閹然後閹人，君不見北京社科院裏如何新之流的禦用文人，正心甘情願地高舉社會主
義救中國的旗幟，在李鵬的賞識與誇獎之下，閹割大陸上十多億中國人的尊嚴與意志。

陪爸爸回老家

我爸爸是個道道地地的中國老百姓。
他出生在農家，卻不懂種田。念過好些年書，卻又算不上是個知識份子。爲了逃避和親表妹結婚，離家出走，卻又沒真的打過仗；至少沒打過勝仗。到如今退了休
和我媽離了婚以後的十多年來，除了打打小麻將解悶，唯一的嗜好是拉胡琴，他自己說——我心裏有太多悲傷的事了！

爸爸小時候的歪名叫“洋油桶”，誰也不敢惹

小時候，爸爸的歪名叫“洋油桶”。洋油者，汽油也；裝了汽油的鐵桶，誰也不敢碰，弄不好就要炸。
爸說：你的爺爺，也就是我的爹（在我們老家喊父親叫爹，把叔伯都叫爸爸，是表示親之又親的意思）好抽大煙，抽舒服了就睡覺，誰也不敢吵。誰要把他吵醒
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拿麻繩把你綁在長板凳上。他不用那種寬的竹片子，拿那種捆掃把的細竹條子三根五根作一束，抽得你身上紅一條紫一條地。打完了，還問
你告饒不告饒？我心裏不服，口裏喊，告饒了、下次不敢了，等繩子一松，我拔腿就跑，跑了就不回來，就是要賭這一口氣，看誰狠。
但我們老家那個地方，你也去過了，能往哪里跑嘛？最近的人家都要隔幾裏路。到了晚上，天又黑，又沒有電燈，到處是森林，東一聲蟲子叫，西一聲野狗吠，我
只好躲到院子裏大家找不到的地方，等你爺爺奶奶著急了，打發家裏的傭人、丫鬟、長工點著燈籠，滿山遍野到處喊“龍雲、龍雲……老虎來了”（我的奶名叫龍
雲），這我才嚇死了，故意讓那個人找到我，把我抓回去。回到家裏，爹也哄，媽也哄，還把好吃的留給我。這還不行，我又哭又鬧，弄到睡著了還一抽一抽地喘
不過氣來。所以大家都喊我作“洋油桶”，知道我是不好惹的。
我的表妹，也就是你奶奶的親哥哥（我的親舅舅）的女兒，她爲什麽會嫁給我呢？因爲她爸爸教神兵殺了！
“神兵？”我問。
爸爸說：神兵究竟是什麽人，我也搞不清楚，只記得還是讀小學的時候，有一天，上著上著課，神兵就來了。哦喲喲，一來就是一大群。他媽的拿著好大好大的
刀，身上脫得精光，圍片紅布，又喊又叫，叫什麽“刀槍不入、炮子化灰塵”，在學校的操場上，又蹦又跳，又跪又拜，像發了神經一樣。兩個兩個的把一根老長
老長、兩頭都是尖的矛，分別用肚子抵住一頭，就這麽推來推去，硬是把根矛槍給推斷！後來我父親領了團練兵來，才把他們趕走。
“這聽起來像義和團、白蓮教似的？”

舅舅是武秀才，去打神兵時被砍了頭挂在杆子上。

“ 那我搞不清楚，”爸爸說：“曉得他們究竟是些什麽人？大概不是共產黨吧，我的舅舅是個武秀才，長得人高馬大，一身好功夫，打得一手好槍法，他就是不
信邪，帶了他唯一的一個兒子去打神兵，用什麽方法打呢？用黑狗的血來塗在槍子彈上。起初還真打倒了幾個神兵，但神兵人數實在太多了，打的是他媽的人海戰
術，就像過去共產黨打我們一樣，打了一波又上來一波。我舅舅的槍又是那種土炮，沒有彈夾，要一發一發地一面打一面裝。子彈是用菜籃子提起來，那怎麽來得
及？等神兵沖上來靠攏了就把頭砍了，挂在杆子高頭。以後，他屋裏頭就剩下幾個女人。你奶奶可憐她，就認了給我做童養媳，可我那個時候，已經上了洋學堂，
都想追求什麽自由戀愛，當然不願意，於是我就出外念書，再就很少回家了。”
我爸爸這一走，在外地念完了高中，又去讀黃埔軍校。按他說的話，他是弟兄當中膽子最小、最沒出息的。爺爺常說他將來多半是個教書匠，可他卻當了軍人。在
軍校時爸爸接到了爺爺的一封信，吐露了爺爺的一個偉大的計劃。信上說，爺爺十五歲讀歷史，看不到一個姓侯的人物，卅歲學陰陽地理，卻又不得其門而入，後
得異人傳授，選了個風水寶地，葬了我的曾祖父，期望後人能發迹、能出人才，而爲此付出的代價竟然是“滅九族”。按爺爺的原話是“發三皇、滅九族”。“三
皇”即是“第三個兒子”，而我爸爸正好是老三！

巫山縣月池鄉至今住著兩三千講究家族觀念的侯姓宗親。

葬我曾祖父的時候，爸已出生。按爺爺的說法，那爸爸是發不了的，要發的是我們這一代，至於我的三弟，今年才二十出頭，他以後能發成怎麽個偉大法，誰也不
敢說。至於我爺爺關於“發三皇”的預言還留待二十年後才能印證。
可“滅九族”卻教他真給算准了。四九年解放以後，我的爺爺、大伯、二伯都是在土改及反霸運動中給槍斃、正法了的。正因如此，老家侯姓的親人們就更喜歡說
侯家埋祖墳的故事了。
還記得爸爸從小就教育我們幾個弟兄，做人最要緊的是不能忘本。當他聽到五年前我回大陸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老家探親，更在過去這五年內盡我所能地照顧
親人，爸感到非常安慰。這次我陪他回老家，他向所有的親人表示：有任何困難都可以找我幫忙，還說這是我應盡的義務。
侯家在巫山縣月池鄉是個大族，大到如今還有兩、三千姓侯的住在這群叢山峻嶺當中。住在這兒姓侯的人非常講究家族觀念，到今天我們都還能從每個人名字當中
的字輩判斷出彼此的親疏與輩分。我曾經接觸過近五百多個親人，竟毫無例外地全按照祖宗留下來的規矩取名。而且，每個人都還能順口背出那二十個字輩編成的
順口溜。家族有多大，祠堂便有多大，我家那座早在我爸爸小時候便看起來像座古屋似的四合天井院祠堂，解放後，充公改成了小學，到現在都還能容納六個大
班，幾百個學生上課。由此可以想見，六十年前侯家的家威。

老祖宗未完成的夢，使侯氏子孫得了“土地饑渴症”，一輩子辛苦勤懇，省吃儉用，全爲了土地；連婚姻嫁娶也以不減土地爲原則。

侯家在月池這群山裏已生活、繁衍了將近七百年了。族譜裏寫著，侯家的子孫也都能準確地告訴你：侯家是在明朝洪武二年間，由湖北麻城遷來的，當年入川的第
一位老祖宗名叫侯可。究竟是逃避什麽無法的苦衷或怎樣惡劣不堪的困境，非逼得侯可這般重視家族觀念的人，不得不離開故鄉，跑到這原始大山裏來安身？是逃
兵災躲性命？是江淮平原人多地少，分配不過來，沒有田種？還是儘管有些小塊田地，卻因耕耘得太勤，太狠了，地力乾枯了，長不出東西，繳不出糧，完不成租
賦？不管它究竟是爲什麽，我相信當年的侯可，就像所有湖廣滇四川的開荒者一樣，來到這裏，看著這座山連山水連水的原始大森林，作著子孫滿堂、糧食滿倉的
美夢。
侯可活著的時候，大概多半沒能實現他的願望。可他那未完成的夢以及濃厚頑固的家族觀念，卻成了侯氏家族的家訓。侯家的子子孫孫也因而得了土地饑渴的不治
之症，一輩子辛辛苦苦、勤勤懇懇、省吃儉用，全爲了土地；開鋪子做做買賣是爲了賺錢買地，讀書考官是爲了保護土地；哪怕是婚姻嫁娶，也都以不減少土地爲
前提。於是乎，老表結親，親上加親，竟成了最合適的婚配模式。因爲這種婚姻不但不會分出去土地，往往還能以陪嫁爲名增加土地。當時的醫學知識不發達，親
人的土地饑渴症又太嚴重了，直到今天，在老家還經常看到近親通婚生下來的先天性肌肉萎縮或癲癡的侯家後代。有的五官扭曲變型，有的禿頂，都是遺傳性的低
能兒。爲了土地，竟壞了侯家的“種”侯家的“根”，侯家的老祖宗是萬萬料不到的吧！侯家的老祖宗當然更預料不到，這些土地六百多年後竟成了“滅九族”的
劊子手！究竟死了多少人沒統計過。我也不好去統計。但是尚活下來的人爲了土地所受的罪就更慘不忍睹了。
我一直沒敢告訴爸爸，奶奶曾經受過怎樣的活罪。爸爲了孝順奶奶而答應娶他的親表妹爲妻，他一定經不起這種打擊的。在我陪他回老家的路上，他總是反復地說
他剛到臺灣那年，每晚都夢到奶奶的眼睛瞎了，坐在黑黑的祠堂裏，喊著爸的乳名，爸想偷偷地繞過共軍的崗哨，回去看她，卻總是被發現；被發現了後卻總是跑
不動，擡起槍也打不響。在我出生以前的六、七年裏，爸孤伶伶一個，在臺灣國軍的部隊裏，每夜都是這個可怖的夢；每早都是被這個夢給嚇醒的。他開玩笑地
說：這准是奶奶在雞蛋殼上畫了個娃娃，寫上了他的乳名白天黑夜地對著雞蛋喊他，他才做夢的。其實，爸所作的僅僅是個夢，奶奶的眼睛並沒有瞎，只是雙手根
本無法拿住雞蛋，更別說是在雞蛋上畫娃娃、寫字了。
在爺爺、大伯、二伯都正了法後，當地的民兵（過去是鄰居，也偶爾幫忙家裏做些重活）非說奶奶藏了金條，要她交出來充公。奶奶交不出，民兵便把奶奶的雙手
捆在扁擔的兩頭，把她手指包了棉花，澆上桐油。民兵不敢自己點，強迫當時只有七、八歲的大的么叔點火，么叔死也不肯，最後威逼利誘奶奶的侄女（也就是爸
的表妹、妻子）去點。從那以後，奶奶挺過了三年自然災害，活到七九年才死。在死以前的卅年裏，奶奶的雙手連飯碗都捧不住！
提起奶奶，年歲大的親人們最喜歡說的故事是：有一回奶奶又買了地，待賣主拿了田契來要錢的時候，奶奶因所有的錢和值錢的東西早已換成了地，竟把睡覺的床
讓人擡走，自己把大門拆下來睡。大家都說奶奶把地看得比命還重，我想奶奶一定是藏不了什麽金條的。
侯家雖不曾出過我爺爺理想當中的偉大人物，卻也沒少出過人才。僅滿清末年翰林院的院士就有三個，其中有個叫侯敬三的曾追隨孫中山東渡日本鬧革命，參加過
同盟會，後來回到巫山，民國時曾做過縣長，因過於清廉、耿直得罪了人，之後辭官歸隱養蜂度日。親人們說，他養的蜂還是義大利引進的洋蜂呢。再者還有個叫
侯國瑞的，是北京大學第一屆的學生，可惜他身體不好，不久就病故了。
這次回老家，爸爸說，一別四十年，最重要的事是安死者的靈，然後才是安生者的心。所以到了巫山月池老家後，幾乎天天都是祭祖、掃墓。一天掃好幾座，還不
曾掃完十分之一呢。

月池鄉的每人年收入只有一百多人民幣，爸說他在臺灣是低收入，回到老家就成了“萬元戶”。

離開月池老家後，爸爸覺得老家變化太大了，竟然有了公路、通了電，縣城也比四十年前繁華熱鬧多了。過去巫山就沒看過一輛汽車，出外上學時，抄小道走近路
都得花兩天一夜才到得了巫山縣城。現在坐著北京2 1/2吉普，不消大半天便到離家不足十裏地的山腰上了。家鄉的山水風情也變了，從前的森林，如今都成
了梯田。但是人多了，房舍也多了。爸指著他記得的屬於我們家的田地，那可真是戶大地主，繞過好幾座山都還有我們的地。如今山裏人平均擁有田地是一畝三
分，除了這幾年新引進的經濟作物，其他種的和過去差不多；都是些玉米、土豆等不需要太多水的雜糧。家家戶戶也都養了些雞、鴨、牛、豬。一畝三分地填飽一
家幾十口後，也就所剩不多了。
四川省是我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平均收入較低的省份。巫山縣有是所有縣裏較低的，則月池鄉就幾乎是最低的了。一九八七年全國人平均收入已接近八百元人
民幣，月池鄉勉勉強強差不多是一人一年一百多人民幣。所以爸總是說，他在臺灣屬低收入，回到老家卻成了“萬元戶”。老家的公共設施，不管是教育、醫療、
交通、動力等，全都卡在這 “錢”字上。當爸爸問大家爲什麽不出去上學、打工，甚至嫁到城裏去的時候，大家都笑了。大陸的戶口政策，實在很難在短時間內
解釋給爸聽。
爸在老家因水土不服，鬧的笑話、出的洋相真不少。縣委縣長以鄉親的身份歡迎他時，他只認准了縣長是父母官，卻聽不懂縣委書記爲什麽比縣長還要大。因他完
全不明白書記在大陸體制內的作用和地位。直到一位聰明人說蘇聯的戈巴契夫就是總書記時，他才恍然大悟。後來在宴會上他一高興喝多了，竟把縣委書記喊作戈
巴契夫，把大家都笑得吃不下飯。

爸對這一次老家行的總結是“熱情的、感人的、愉快的”。他希望以後每年都能回老家，和鄉親族人歡聚。

侯德健：禍頭子正傳（三）

禍頭子看《西遊記》本是一場騙局——使館雜記

禍頭子小時候最愛讀的書是《西遊記》，最崇拜的偶像是齊天大聖美猴王孫悟空，可總想不通，一個筋斗能翻出十萬八千里的孫猴子，幹嘛非得一步步地耐著性
子，去陪那個窩窩囊囊的唐僧上西天取經，尤其是看到了三打白骨精的時候，禍頭子真恨不得把個美猴王從書裏揪出來，好生開導一番，勸他別幹拉倒算了。禍頭
子當時還看不懂，原來整個西遊記，只不過是個詭計，是天庭因實在打不過天賦異秉的齊天大聖，而精心策畫出來的借刀殺人，一石兩鳥的毒計。
話說如來佛眼見孫猴子翻出了一連串的筋斗之後，一方面派出千里眼跟蹤猴王去瞧他都做了些什麽，一方面在中間用千里耳傳回猴王在五指柱撒尿的情況，急急忙
忙把事先準備好的猴尿漆在掌上，待猴王依約飛到天邊撒完尿留下到此一遊的證據再飛回來之後，一邊因爲飛行疲倦，一邊因不知整個宇宙的過程都是天庭設計好
的陰謀，只聞見尿，就錯以爲自己果真飛不出如來的手掌，猛驚之下，天賦的法力盡失，被如來乘機按倒壓在五指山下。而西遊記正是天庭乘猴王還沒自動恢復法
力之前，由如來策畫，觀音一手包辦，而交給唐僧執行的詭計，之所以不得不使用詭計的原因，是因爲殺不死猴王，而衆天兵、天將又皆因天下太平久矣，縱欲過
度而傷了元氣，實無法力克天賦異秉的猴王，硬的不成，只好來軟功夫，明打不過，只好背地裏搞暗算。
就在孫猴子法力差不多快要完全恢復的時候，一副慈悲爲懷的唐僧穿著如來王朝的官服（袈裟），出現在五指山下，揭開了早已不堪一擊的咒符，騙得其實是憑自
己的天賦法力破山而出的猴王，不明就裏地上了天庭恩威互用的當，錯把唐僧認作恩師，而糊裏糊塗地要向解放自己的恩師感恩圖報。一如歷代各朝讓被招安的土
匪去降服其他尚未接受招安的土匪一樣，整個西天取經的路線，正是沖著那些天庭失去控制的淪陷區而設計的，而西遊記的如意算盤打的正是，一方面借用孫猴子
的神通去收復失地，一方面伺機行動，準備乘猴王與諸魔兩敗俱傷的時候，坐收漁翁之利，徹底消除猴王這個心腹大患，因爲猴王不單仗著自己神通廣大，要求天
庭重新分配統治者的既得利益，最可恨的是猴眼裏目中無人，竟自封齊天大聖，這不僅是對天庭權威的藐視，不把天王老子放在眼裏，不給如來王朝面子，更直接
鼓勵了各方異議分子，一日不去，則天下一日不得太平、安寧。
唐僧用以迷惑猴王的使命感的口號是“取真經”，而取真經的目的是“普渡衆生”，換成共產黨的話，就叫做“解放全世界”，就像是老鼠會或是地下投資公司的
斂財原理一樣，凡是被解放的人都要向解放你的人感恩圖報，不單要無條件地接受解放主的掠奪，更要服從解放主的指揮，去爲解放更多的人，甚至於解放全世界
賣命，而在全世界被解放之前，所有的被解放者的真實變化，只不過是改變了對主人的稱呼而已，而被奴役的實質則不單不曾改變，反而是越來越嚴格，越來被控
制得越緊，越來越喘不上氣而已。大家都爲了解放別人而犧牲小我，而所完成的最後不過是解放主更大的自我，猴王不查，竟被利用來作爲天庭借刀殺人的利器而
不自知，殘殺了無數無辜的精靈，還以爲是做善事，替天行道，其實天道、人道，不過全都是奴役別人的藉口罷了。而天庭爲了挑撥猴王與諸魔的矛盾，激起殺
機，則沿途不斷放出吃唐僧肉能長生不死的謠言，猴王也許不明白普渡衆生的意義，卻是出於本能反應地要保護自己的恩師，這就是爲什麽要挑唐僧這麽個窩囊廢
來具體執行騙局的道理，其用意全在引誘猴王的惻隱之心，這招不可謂不毒也。
西天的路再遙遠，唐僧的腳程再拖拉，總是會有走到的一天，解放全人類的使命，終將因爲所有被解放的人都變成了新解放主的奴隸而面臨考驗，到了西天，謁見
了佛祖之後，再無西去之路，再無可降之妖，該是天庭不得不向猴王攤牌的時候了，而其實天庭本無底牌可攤，宇宙中本無真經可信，衆生本無需普渡而世界本無
法被解放，一切所謂的使命，不過是統治者爲了鞏固統治的藉口，西天取經不過是借刀殺人一石兩鳥的詭計，最後，在猴王一再強烈抗議要求之下，天庭只好弄出
一部“無字真經”來哄騙猴王。最後，不知是猴王老了，累了，元氣消耗盡了，打不動了，或是雄心壯志不再，根據《西遊記》原著所述，猴王似乎並沒有對天庭
提出的“無字真經”表示異議，而順從地接受了天庭統治者的分封、獎賞等安撫。
禍頭子非常不喜歡《西遊記》最後的結局，卻不得不承認，在中國傳統奴性文化的扭曲之下，猴王的志氣被磨光，脾氣被磨圓實在是最合情、合理的結局，而這一
切，壞都壞在猴王兒時錯不該羡慕人穿儒衣、行儒禮而興起了“做人”的念頭，猴王不明白，統治者教我們做人的目的是爲了讓我們放棄自己的本性，讓我們不思
淫欲而他自個兒獨佔三宮六院，讓我們知命安分而他自己爲所欲爲，讓我們遵守規矩而他自己無法無天，讓我們自我壓抑而他自己卻怎麽做都有理，讓我們放棄屬
於自己的權益好讓他方便獨裁，猴王不明白他所仰慕的一切做人的道理，只不過是爲了閹割我們自己的詭計，當統治者還有氣力的時候，他用刺刀來閹割我們，免
得我們和他爭風吃醋搶奪美女，等他老了以後，他用謊言教我們做人來讓我們自己閹割自己，而最可恨的，是中國的讀書人，不但自己甘於被閹割，還以幫助統治
者閹割別人爲己任，唐僧就是這樣一個自閹閹人的傳統中國禦用讀書人。
在毛澤東王朝裏，周恩來正是個典型的唐僧，是個不折不扣的解放主的總管家，正因爲周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傳統工作態度，結果不單自己身先士卒絕子絕
孫，更史無前例地把中國大陸十億男女全閹割成了毫無生趣的無性人，從而使得毛成就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獨佔者，因爲，在周的精心策劃，嚴厲執行之下，毛
不單獨佔了所有人的財富與權益，更滴水不漏地獨佔了大家的思想與感情。
而今，毛、周都死了，和毛周一起拿著槍桿子打天下，用刺刀閹割人民的老革命家們也都垂垂老矣，六.四大屠殺之後，刺刀因殺人過多而鈍了，鄧小平只好請出
從蘇聯留學回來的江澤民充當唐僧，想繼續用謊言哄騙人們自閹，可惜的是，經過十年改革開放，大陸上的人已再不願去做雷鋒式的無性人了，是中國知識份子醒
覺過來拒絕自閹、閹人的時候了，而禍頭子以爲，若要想徹底擺脫對政權的依附，重新建立起自我肯定的獨立人格，中國知識份子務必要把孫悟空被唐僧招安之後
的行徑拿來當做反面教材，而以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爲榜樣，重新改寫《西遊記》，既然真經本無字，則心裏想什麽，什麽就是真理，一切普渡衆生，解放全世界
的口號，全都是自閹閹人的屁，一切都要靠自己，只有自己才能超渡自己，只有自己才能夠真正徹底地解放自己。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使館雜記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喜歡研究中國歷史的人，都常常會不經意地脫口而出這句話。儘管這幾年，有不少禦用文人、馬屁精，一廂情願地爲中共統戰工
作塗脂抹粉，拿這句話去解釋海峽兩岸統一的必然性，而事實上，究竟是該分，抑或是該合，則往往並非統治階級能說了算的事。
鄧小平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就曾經說過：這一場風波的來到，是不以人民的意志爲轉移的話，而實際上，八九抗議運動當然是大陸民心所向，而唯獨不符合鄧小
平等中共老人幫的意願而已，唯獨不以老人們不願見到人民自動自發地示威抗議的意志爲轉移罷了。
所以，禍頭子以爲，今日大陸的局勢，一如歷次改朝換代前夕的瓦崩土解一樣，老百姓要“分”，而統治者還拚了命地想維持“合”局，按中國歷史的規律來看，
禍頭子認爲“分”是未來中國的主旋律，不論早晚，中國是“分”定了，誰也別想阻擋這個人心所向的歷史潮流，禍頭子此時此刻關心的，不是該不該分，當不當
合的問題，不是分好或是合更好的問題，而卻是該如何“分”的關鍵問題。
因爲，方式決定結果，理性的方式決定和平的結果，以仇恨爲動力的流血革命，決定了中國人永遠擺脫不了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辛亥革命結束了滿清，結束不了
帝制，毛澤東清算了地主，自己卻成了令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權專制獨裁者，所以，用什麽方式去結束中共老人幫的人民民主專政，是當今最關鍵的方式問題，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希望鄧小平能順應民心、潮流，模仿蘇聯及東歐，以“和平演變”的方式，完成和平的民權革命，逐步地建立民主體制和自由社會。不幸的
是，鄧小平本人也逃不了中國傳統暴力傾向的左右，坐失和平演變的大好時機，這只能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頑劣，和鄧小平及中共老人幫的局限、短視，其中當
然離不開毛的陰影。
毛澤東精通中國歷代興衰，甚至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規律，因而主動出擊，三番五次地挑起各種政治運動，企圖引導轉移人民“分”的離心力，使之變
型成以自己爲中心的向心力，可玩火者，必自焚，毛的倒行逆施，儘管成功地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卻也同時提高了大家對政治愚弄的免疫力，耗盡了共産王朝賴
以維持統治地位的威信，大大地縮短了“合”的周期，使鄧小平在面對提早到來的“分”的潮流時，因黔驢技窮而不得不搬出坦克和機關槍來鎮壓人民“分”的思
潮。
六.四大屠殺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實非鄧小平所能想像，它不單決定了中共老人幫們死無葬身之地的命運，更喚醒了中國人以牙還牙、以暴易暴的血腥記憶，引發
了潛藏在中國人血液裏的殺欲，六.四這一滴血，很有可能成爲無休止的內戰的第一滴血，因爲這一滴血所誘出的仇恨，有可能在此陷中國人于不斷暴力流血的深
淵之中，這才是六.四大屠殺所帶來的最可怕的後果，這一滴血有可能決定了下一回中國人“分”或“合”的方式，而方式則決定了中國人再難逃以暴易暴的惡性
循環。
其實，分與合都不可怕，怕的是只許分或只能合，怕的是分合不能同時並存，互相牽制，怕只怕分與合二者只能存其一。就像是離心力與向心力似的，有此二力共
存，地球才得以依軌道繞太陽運行，而不至於被抛出太陽系，或被吸入太陽的大火爐當中。民主政治，正是同時並存此二力的文明體制，經由民主體制來適時協調
這兩個背道而馳的作用力，使不致脫離軌道而毀滅，實在是人類智慧的結晶。
不幸的是，號稱文明古國、禮儀之幫的我們，卻只能像鐘擺一樣，始終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擺蕩，非合即分，非分即合，分與合，離心力與向心力，在中國文化中
只能是兩個水火不相容的絕對矛盾，而從來不能互相牽制作用而穩定在一條相對穩定的軌道上，永遠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建立寬容一切矛盾的民主體制。因此，禍頭
子越看自己越自卑，悲哀中國人命中注定只能躺在血泊之中，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分分合合的暴力過程，心有餘而力不足地強忍這個全過程的痛苦與悲哀。
是該以理性克制仇恨情緒的時候了。
是該以寬容並包分與合的時候了。
是該正視方式的重要性，講究分與合的方式的時候了。
是該結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的時候了。
最後，也作爲《禍頭子正傳》散文集的結尾，我要再一次重復八九年六月二日，劉曉波、周舵、高新和我到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宣言：
一、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
二、我們都要反省，中國的落後人人有責。
三、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
四、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更真實的生命。
讓我們一齊努力，徹底埋葬我們那部不斷暴力革命的血淚史。

附錄：

侯德健的“苦戀”？

郭冠英

聽到侯德健去大陸的消息，我大吃一驚，一時之間，“龍的傳人”的歌聲，他那瘦削的臉龐，都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我認爲這絕不是中共的“誘拐”與“詐騙”，也不是什麽“中共與港英政府串通的陰謀”（胡娜事件的中共思考模式），侯德健也非“迷路”，這一定是他的自
願。
他爲何做此決定？我爲何不能同意這個決定？我一直在思考著。
我與侯德健結識於當今共産災難最具代表性的櫥窗——泰棉邊界的難民營中，他那時候參加“中泰難民服務團”，在難民營中做文宣和其他的救濟性工作，“龍的
傳人”這首歌也因此傳遍了全難民營。
我當時去採訪，有天傍晚看到他帶領著二百多位難民子弟在唱“龍的傳人”，那是我聽這首歌最受感動的一次。
在難民營中，他告訴我一定要把這批華僑的受難譜寫下來，他還把初步的旋律唱給我聽，後來我聽說他做了“潮州人”這首歌，但在香港電臺播出後不久卻被禁唱
了，理由是“歌詞內容涉及政治，對某國家，其制度及某政治人物，都加以低貶。”
這首歌的歌詞如下：
我是潮州人，家住越南港；
我爺爺，我爸爸都是靠磨豆漿過日子，有一天胡志明的部下來到我家，說我們是資本家，就在鬥爭大會上把爺爺整死了。
十五年了，我逃難出來整整十五年了，不知我那一家三十幾口還剩下幾個人！
我是潮州人，家住越南港；
潮州人（泰棉邊境難民的故事），潮州人，歲月年年老，天蒼蒼，路茫茫，山也累了，靈也累了，眼裏淚裏都想家。（合唱）潮州人爲什麽不回家，爲什麽潮州人
不回家……
我現在碰到侯德健，我仍要問他：“潮州人爲何不回家？”
我熱愛中國，中華民族的美好山河常是“澎湃洶湧在夢裏”，但只要一擦亮眼，我又知道“苦戀”解決不了問題，只要共産制度不變，仍然堅持著只有他能控制中
國，那美好的河山就只能留在我的夢中。
我想侯德健一定記得那批越棉難民，談起他們生長的地方，無一不說那是魚米之鄉，椰子大，榴蓮香，但說著說著就掉下淚來，正如“潮州人”歌詞中的一句“想
起來又能怎樣”。
做爲一個感性很強的人，侯德健可能聽不進我這番太理性的話，但我仍希望他將來站在我們夢裏的河山中時，能以他敏銳的感性把我們民族的苦難譜寫出來，或許
那首歌就叫“中國人”。
我希望他不會像過去許多人一樣，希望破滅、絕望而返；我更不希望他像淩晨光一樣，倒在絕美河山的雪堆中，以僵硬的身軀做爲大問號的一點。
我在來到舊金山後，住在一潮州難民的家中，他的兩個女兒一提起難民營她們崇拜的侯叔叔，現在知道侯叔叔走了這條路，在他們單純感性的心靈中，實在難以理
解，我只有對她們說：“或許，侯叔叔最後不會令你們失望。”
不過，若從政治現實的觀點來看，我更不能同意侯德健的作法。“龍的傳人”這首歌會引起這麽大的共鳴，是基於臺灣的中國人仍保留一份對中國的認同與關懷此
一基礎上，這與國民黨過去三十多年的民族精神教育：在艱苦環境下仍堅持一個中國的努力有絕大關係。但是，由於中國大陸的專制落後，中國統一的迄未實現，
中共多方孤立中華民國的策略，維持這個中國的觀念已愈形艱難，這也是爲什麽有些地域主義觀念較強的人，要批評排斥“龍的傳人”這首歌的原因，現在侯德健
這麽一走，更會強化認同中國者即多爲認同中共的疑慮，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是不利的。

正如那兩位“迷航”的飛行員所宣稱的，他們“迷航”的原因是因爲在電視上看到了大陸風光，這或許是爲他們的行爲找個合理化的藉口，但是他們這一講，對國
內那些管事的人員來說，必然是直覺的查禁播這類節目，但問題的真正原因是如此嗎？
在我們國家目前的方向下，有些事情到底應如何做，實在應做一嚴肅的思考，如果認定過去的做法是符合國家民族的長遠大利，那就應堅持下去，不要因細節而干
擾了大方向。只要有堅定的信心，就不會在枝節問題上徒相指責，顧此失彼。
再就行政層次來看，在目前“反三通”的政策之下，對處理持有外國護照的華人去大陸的事件，是應做更彈性的處理，但是若是持中華民國護照的國人，在此問題
上則不應有太大的彈性考慮，所謂的“外國公司所派，出來後發表立場聲明，就可寬容接納”等說辭，是有失立場的。
但是有關侯德健的歌曲作品是否該禁卻值得商榷，作者和作品應該分開對待，只要其作品不是親共的，那作者個人行爲如何應與其作品無太大關係，將來若侯德健
在大陸寫出了些好的反共作品，那是禁還是鼓勵呢？
侯德健去了大陸，我們就禁其歌；鄧麗君在臺灣，中共就禁其歌，這不是自造矛盾嗎？
不要以人廢言，“龍的傳人”是首好歌；宋楚瑜在成功嶺以“龍的傳人”爲題所做的演講是篇好的演講，侯德健就算去了莫斯科，仍然不會改變他的歌的價值。
“龍的傳人”這首歌必將繼續傳誦下去，歷史將會這樣記載：在退守臺灣三十年之後，國民黨仍在臺灣維繫了創作和發展這首歌的條件，值得中國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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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2008-12-12 21:45:34　　来自: god

　　你在哪裡／侯德健放棄歌唱事業　卻從命理中找到第二春

　　台灣六○年代民歌興盛，當時還在唸大學的侯德健，不僅展露深厚的文學造詣，清純高亢的歌聲，更是令人有「餘音繞樑」之感，由於姓氏是「侯」，因此好
友們都管他叫「猴子」。侯德健的「貧窮藝術」，跨足文學領域，在創作了歌曲「龍的傳人」，歌詞在台美斷交之際發表在報端，索取歌曲的信函足以埋了他。正
當歌唱事業處於高峰時刻，侯德健卻在大陸西湖巧遇貴人，讓他開始研究人生命理的哲學，同時也改變了他的一生 。

　　這位貴人是一位看似很普通的老先生，當時侯德健以為他是一位老歌迷，想不到老先生卻強拉著侯德健傾聽易經的玄妙道理，包括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八
卦、什麼天圓、地方、什麼陽九、陰六等，就這樣一連說了五、六天，老先生終於很滿意的講完，並喘了一口大氣，放下枯樹枝，盯著侯德健的眼睛問他懂了多
少，侯德健老實告訴他：「不太多」，他既不失望也不生氣，反而微笑很慈祥地說「七年以後你就懂了！而且到時候你的眉骨會隆起來，跟現在的眉相完全不
同。」現在想起來沈老先生真是是一位奇人。

　　之後侯德健開始研習易經，並習得個中的奧妙，為人算命解惑，由於侯德健的神機妙算，獲得大眾的好評，就連東森開運鑑定團，以及各大電視媒體，紛紛邀
請他以專家的身分解說，接著更成立了「侯德健開運網」，成為一位專業的命理大師。對於由歌手轉型成為命理大師，除了讓侯德健體驗人生無常外，更讓他相
信，人的命運是上天安排好的，但未來卻絕對操縱在自己手上。【資料由侯德健開運網提供】

X 向我的友邻推荐小组话题：小资料，大家一起来在此处聚集吧 摘要: 你在哪裡／侯德健放棄歌唱事業　卻從命理中找到第二春 台灣六○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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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2 21:47:11 god

　　以应对民歌小站的终结

> 删除

水白
2008-12-12 21:51:37 水白 (上海)

　　呵呵，个人觉得“清純高亢的歌聲”是恭维的说法吧！
　　侯德健卻在大陸西湖巧遇貴人——这个事情都说是92的！好像排不过来啊！

> 删除

2008-12-12 21:53:59 god

　　岁月如歌(六)

　　侯德健

　　 1984年我作为乐评人在香港访问侯德健。他那时候已经因为是《龙的传人》和《酒干倘卖无》两首歌曲的词曲作者而成名﹐加上83年从台湾经香港后
突然宣布到国内发展而成为新闻人物。

　　之后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多次见到侯德健﹐也开始跟别人一样叫他小侯﹐虽然他比我大六年。小侯到了国内﹐很受官方欢迎﹐邀他走遍大江南北后 ﹐他
才在北京住下来。他很快录制了一张他的作品集《新鞋子旧鞋子》﹐由程琳演唱为主。因为这张唱片卖了几百万张﹐小侯很快就凭那些版税买了一部奔驰到处跑。
那时候搞音乐的人有几个买得起汽车的﹐所以小侯确是非常招摇。

　　后来他说广州比较自由﹐又搬到了广州去住。86年我跟他在广州东方宾馆打保龄球时不小心滑倒而弄破了手指头﹐还是小侯开着他的奔驰送我去医院缝的
针。

　　小侯定居广州后﹐又为程琳制作了一张专辑《信天游》。这个专辑内用了多首别人的作品﹐有先锋人物刘索拉和广州新空气组合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的作
品。《信天游》是由解承强作曲刘志文写词﹐原来已经由另外一个歌手王斯先出了一个的士高编曲的版本﹐后来小侯给程琳唱时就改为摇滚的编曲﹐结果红遍全
国。唱片是在当时可能是国内最好的广州中唱录音棚录的﹐吉他手是香港当时最火的小飞侠苏德华﹐是我奉命从香港带他坐直通车到广州录音的。

　　后来﹐小侯又出了一张个人专辑《三十以后才明白》﹐但不知道有多少人还会记得。其实小侯在去完泰柬边境的华人难民营几个月后﹐82年在台湾已出版过
第一张没什么销量的个人专辑《龙的传人续篇》﹐那是我认为华语唱片历史里最重要的唱片之一﹐可惜听过这张唱片的人不多。如果你听过这张专辑﹐你会拿他跟
罗大佑作一比较。

　　小侯从83年到国内到89年﹐几乎就凭做程琳两张专辑而赚够他在国内过着优哉游哉的中产生活。

　　89 年的9月﹐我为了中图主办的音像展览会到北京﹐在昆伦饭店又碰到仿如劫后重生的小侯。他说那段时间他去哪里都有人监视﹐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忌
违﹐依然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他不怕﹐我也不怕﹐还给他钥匙到我的房间洗澡。

　　有趣的是﹐第二年的某一天我正在台北的饭店房间看新闻报告﹐竟然在报导小侯乘坐一条台湾渔船非法进入台湾。

　　之后几年﹐都是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消息﹐一会儿被台湾当局控告他非法入境﹐一会说他申请难民护照到了新西兰定居。最让我惊讶的是九十年代末﹐他又在台
湾出现﹐摇身一变为一个常常上电视节目的算命大师。

　　2000年我去台北﹐他送了两本他写的算命书给我﹐也跟我大侃计算机的未来趋势。我问他是否不做音乐了﹐他说他还有为一些电视剧写歌﹐但是不能用他
的真名。临走前﹐我叫他把我的新电话输进他的新款手机时﹐他说还没学会储存号码。

　　第二年﹐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有点不顺心﹐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想算命﹐他让我把时辰八字传真给他秘书。后来我到台北他家里找他﹐他看着我命盘说第一句话
就把我吓倒﹐他说中了我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

　　那年﹐我把我珍藏的小侯的唱片寄给他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莲达﹐不久莲达出版了一本厚厚关于小侯的英语传记﹐也回赠了我一本。

　　小侯在1978年22岁时因为美国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而一时冲动在二十分钟内写出了龙的传人。据说因为这首“爱国”歌曲﹐当时台湾的新闻局长宋楚愈
约他吃饭﹐目的是希望他修改两句歌词并重录﹐以求更符合政府的宣传导向。但他没有答应。

　　1983年他为电影《搭错车》写了《酒干倘卖无》后﹐就趁来香港宣传《龙的传人续篇》而进了中国大陆﹐害得电影公司和唱片公司最后被台湾政府下令禁
止使用这首已经街知巷闻的电影主题曲。但是歌曲依然在两岸三地大行其道。

　　多年前突然听闻罗大佑说《酒干倘卖无》其实是他创作的说法。我好奇的问了当年这首歌曲的制作人李寿全﹐寿全说﹕如果修改了一点就说是自己写﹐那我也
写了不少了。

　　小侯年纪大了﹐前几年我已改口叫他为侯哥。侯哥﹐到底哪些歌儿是你写的﹖

　　刘卓辉

　　2004/10/15

　　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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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赫那拉·小强
　　群里很多人争论他和罗大佑
　　唉
　　没必要俺觉得
　　(2006-02-04 15:18:29)
　　博主回复：
　　()
　　了然12345
　　喜欢侯德健。
　　愿他善终~
　　(2006-03-26 17:06:57)
　　博主回复：
　　()
　　思源的音符
　　侯德键给程琳做的那张<程琳1987>非常精彩.....
　　(2006-09-10 20:42:59)
　　博主回复：
　　()
　　老头子
　　听他的歌有些久了
　　最爱听的就是《新鞋子旧鞋子＞
　　那张老磁带听了好多年
　　一直到02年全家离开新疆时
　　才把它留给了老三
　　后来也听说过了一些他的事
　　比如程琳离开他后
　　又有一个以前唱歌 的在他身边
　　叫什么名字忘记了
　　那时他好像是在太平洋那个岛国吧
　　最后又听说他回到台湾算命
　　今天在刘哥这看到关于他的故事
　　不由的想起那首老歌《新鞋子旧鞋子》
　　是这首歌让我认识侯德键
　　并记住了他
　　(2006-11-29 20:38:22)
　　博主回复：
　　()
　　秦时明月2006
　　我很喜欢他的《龙的传人》和《酒干倘卖无》.真没想到他后来经历了那么多.最后成了算命大师.
　　(2007-02-20 04:50:38)
　　博主回复：
　　()
　　我第三
　　《酒干倘卖无》，我喜欢，那时用“心”创作出来的。
　　(2007-08-01 15:39:39)
　　博主回复：
　　()
　　空心吉它爱好吉
　　好多不为人知的事哦,长见识!
　　(2007-08-03 10:59:15)
　　博主回复：
　　()
　　海阔天空
　　悉听辉哥低声诉，那旧日故事！那么多故事很精彩，人生如歌！
　　(2007-08-06 18:49:00)
　　博主回复：
　　()
　　孤鹤从来不得眠
　　侯德健的歌我一直都在听。
　　(2007-08-22 02:43:47)
　　博主回复：
　　()
　　新浪网友
　　侯德健真正的中国人
　　(2008-04-30 21:49:08)

> 删除

2008-12-12 22:00:55 god

　　原创随笔：再听侯德健，撞击依然。

　　今天，孝田递给我一个CD。

　　　　“听听，还会有感觉吗？它，花了我两个星期时间。”孝田的笑很淡，淡到不细心捕捉不到。

　　　　孝田一本正经的时候，不能跟他贫，我赶紧将CD放进光驱。

　　侯德健以一颗细腻敏感的心，看来路与历史，比现在和从前，似乎说中了每个人的心事，让你的心与他共舞，共同回品当年的各种青葱滋味，想起当年曾经倾
注的全部心力，不自觉地带领你沉浸其中……
　　只是，阳光认为回顾、审视、思考是为了找出路，思考的最后一个环节应该是向未来跨出一步——找出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避免继续犯同样错
误，也归纳总结正确的思路。
　　而这有可能就是侯德健欠缺的，在歌词中看不到正确的领悟和方向，所以才会“一次，再一次，永远，总是。同样的故事演了再演”。这种只是体味、感慨却
未能指导未来的思考模式，令他总是满腔热情倾注，却换得生命一次次巨大的冲击，最终把他推入宿命之途，也是极其遗憾的事情。
　　这也是阳光认为思考体系重要的原因。任何“游戏”都有规则，眼见多少有才华的人夭折，感觉做人仅有才华是不够的，还要有智慧，让自己在现实里站稳，
让自己能不断向前，沿着正确的路。从这一点来看，也许另外几个音乐人做得更好些。
　　头脑的作用就是为了减少自己被伤害的次数和深度，让自己做真正喜欢的事，让自己真正快乐。
　　嘿嘿，慷慨激昂的偏见和胡言乱语，跟阿印的感觉截然不同，别拍我哦。

　　今天无意中看到一本心理杂志，提到已经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的电影人李玉，喜欢她的话——“仍然不断寻找内心所指引的方向，为此宁愿放弃之前的所有，做
好人，拍好电影，获得成功，都不如对热爱的追随来得重要。”真人！
　　感觉“深切地感悟到生命之沧桑”，是为了更加珍惜时间、珍惜未来，更加理解生命的真谛，侯德健为政治放弃了钟爱的音乐，又放弃所有，潜心周易、占
卜，但愿他的一切放弃是由于明了了自己，而非伤心、失望后的无奈宿命，祝福他，希望他一切都好。只是对乐坛，确是损失。
　　也曾经很喜欢侯德健的歌，对《归去来兮》很熟，不过《歌词1983》是从阿印这里的介绍开始接触的。年轻，也好，也遗憾。

　　也不是这样子，我其实也挺喜欢现代年轻人痴迷的一些好歌，比如周杰伦，比如“隐形的翅膀 ”。只是现代好歌比较难出来了。原因之一是现在的创作者少
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更多的是倒向外国的一些新潮流行色。一首歌写出好旋律比较容易，可是要能配上好词就难了。这不怪创作者，源于那些古典在渐行
渐远差不多到了渐无书的境地。其实，民族化的更会留存久远。很多人知道这道理，可是没有多少人会真的践行，皓首穷经者会有多少，坚守者能有几何？经济发
展了，将家里一些个好东西也糟蹋得差不多了。

　　怎么说呢,他那么年轻能感悟到这一切,应该是<周易>的基因在做起作用吧.
　　羡慕年轻,是每个年轻过的人的共同感受.看着现在的年轻人,在我们这样年龄的人眼里,或许好东西被糟蹋了.那我们能传给下一代何尝不是这些好东西的
变形呢?让那些好东西变得更合这个时代,让社会跟环境都能接受,等这一代的年轻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或许也跟我们有这样的感触吧.应该说,社会与人类是
在退化中进化吧.

　　传承是个很沉重的话题。
　　剔除掉那些浮在文化表面的东西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要把沉在底层的东西以一个比较容易渗透的形式表现出来，更是不容易。
　　几千年的历史，留下来的东西厘清是需要一些人做大量的复杂的耗尽一生心血的工作。
　　如果只是像百家讲坛那样的，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来普及，会更加离本来的，历史的，公正的原则更远。
　　一直以为糟蹋好东西很容易，要细细享尽美好却很艰难。
　　闻道有先后，达者为先吧？

　　　　是侯德健的《歌词1983》!

　　　　怎么找到的？我的老天！

　　　　我们都曾经年少，什么都不知道，却只是爱笑，笑爷爷和奶奶为什么会那么老；

　　　　我们都曾经爱笑，笑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却笑得月亮都弯下了腰，却笑得大家都莫名其妙；

　　　　我们都曾经年轻，什么事都不相信，什么话也听不进，只是漫不经心，小小的年纪，却总是喜欢说曾经、曾经　、曾经；

　　　　我们都曾经爱恋，也曾相信什么都不会改变，虽然我们也曾经哭泣，我们的眼泪却曾比蜜糖还要甜；

　　　　我们都曾经很穷，总是两手空空，却更恋爱这一份轻松，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有了一点点，才发现样样都还差得远。

　　　　曾经有一天，早已记不得是哪一年，我们开始喜欢说从前，说起从前仿佛没好远，想要说清楚，却又怕没时间。

　　　　说从前，天总是望不穿的天，路总是走不尽的远；想要的总得不到，却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抱怨。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拼命向前；那时候，我们的汗水曾经比海水还要咸。

　　　　想当年，我们曾经一起过河，也曾一起渡桥；说从前，我们曾经一起上学，也曾一起坐牢；我们都曾经一齐东征西讨，也曾经就快要一起走到。

　　　　想当年，谁不是为了理想而理想；从前，谁愿意为了抬杠而抬杠。

　　　　想起当年，谁又不是站在不同的立场，望着相同的方向；说到从前，谁又愿意只是为了不一样，就拼了命的不一样。

　　　　回想起当年，没问完的问题很不少；只是到如今，还需要答案的已经不多。

　　　　关于我从何处来，要往那哪里去；关于可去不可去，能来不能来。

　　　　关于有与没有，以及够与不够；关于爱与不爱，以及该与不该。

　　　　关于星星、月亮与太阳，以及春花秋月何时开。

　　　　关于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关于一八四○，以及一九九七。

　　　　以及关于曾经太左而太右，或者关于太右而太左。

　　　　以及关于曾经瞻前而不顾后，或者关于顾后却忘了前瞻。

　　　　以及或者究竟关于哪一年，我们才能够瞻前又顾后。

　　　　或者以及关于究竟哪一天，我们才能够不左也不右。

　　　　一次，再一次，永远，总是。

　　　　同样的故事演了再演。

　　　　一次又一次，永远，总是。

　　　　同样的叮咛劝了又劝。

　　　　就这样一遍接一遍，

　　　　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所有的栏杆拍遍。

　　　　只是不知道，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年，哪一月，

　　　　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天……

　　　　沧桑的句子，苍凉的背景音乐，极富特质的浅吟低诵，我曾经那么熟悉，熟悉得可以背诵每一个字，每一小节音乐，我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念起来，仿佛时
空一下子转换，回到了青春年少时光。再看孝田，也是一脸肃然，嘴唇翕合，眼神迷茫，怅然若失……

　　 八十年代的台湾音乐人，李寿全、梁弘志、罗大佑、侯德健，都曾是电影《搭错车》的音乐主力。《一样的月光》（李寿全）、《请跟我来》（梁弘志）、
《是否》（罗大佑）、《酒干倘卖无》（侯德健），就凭这四首歌，他们在台湾华语歌坛的高度，至今难有人企及。
　　侯德健进入我的视野，在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启蒙和试验的年代，举国对政治和艺术的激情，今人难以想像。正是在那时，侯德健携一把吉他，来到大陆。T
恤、牛仔裤、吉他、清瘦的面容、略带喑哑的歌喉，这是当时他留在我心中的形象。那时对他的好感，并不是因为那首在大陆一炮而红的《龙的传人》。那种近乎
口号式的直白，我一直不以为然，也不太在意。真正让我开始注意他，并无法等闲视之的，却是他写于新疆的《歌词1983》。歌词明白，深远，由人生而及民
族与国家，直指大命题，确实大手笔。即使如罗大佑，在歌曲主题与艺术表现相结合这方面，我看到现在也没有能够超越。
　　 《归去来兮》更早写出来，记得当初一听到前奏，一声“归去来兮”响起来，我就傻了。等到听完，我简直想像不出，何以在二十多岁，他便能那么深切地
感悟到生命之沧桑。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
　　 是多少年来的徘徊，
　　 啊，究竟苍白了多少年？
　　 是多少年来的等待，
　　 啊，究竟颤抖了多少年……

　　 归去来兮，心琴将芜，心琴将芜。
　　 是谁忘记了你们任你们荒芜？
　　 放声高歌呀拼命地唱，
　　 让我沙哑的歌喉洗尽你的愁；
　　 拨拨琴弦啊重重地敲，
　　 让我满手的厚茧磨尽你的锈……

　　 我一直非常奇怪，侯德健的这首《归去来兮》应该在其音乐作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是，从来无人提及，就连听到了这首歌的人也是很少。在我看
来，若中国八十年代的电影音乐史，漏掉这一首，实在是不应该。

　　　　还有《龙的传人续篇》，也是默默无闻，却更有大境界。历史的纵深，尘世的沧桑，生命的绵延，在一阵苍凉的笛声中，牵引我们的目光至更深更远处，
仿佛于远古洪荒，看到了先祖的身影：

　　 你看那太阳它日日夜夜，
　　 再看那花儿们岁岁年年。
　　 多少人多少年唱一首歌，
　　 我们在唱它到永永远远。
　　 ……
　　 天地之间，五千多年。
　　 花谢花儿开，放过五千遍。
　　 太阳下山，太阳上山。
　　 日日夜夜，黑白过多少年。
　　 多少黑白夜，多少岁岁年，
　　 我们老祖先，经营到今天。
　　 不变的天，一样大地。
　　 天和地之间，我们永永远远。

　　　　年少时带，几乎熟悉他的每一首歌，也关注他的一切，直到八九年侯德健因为一场政治斗争而销声匿迹。1992年，侯德健去了新西兰，一去七年，潜
心于《周易》。1998年，又返回台湾，以占卜为业，测风水，看面相。后再与歌坛无涉。也许，对他而言，失去了政治的激情，即失去了支撑，或许，他发现
了比音乐更深的世界。繁华过后，自甘寂寞，我们毫无知觉间，他选择了离别，渐行渐远。

　　 去年和孝田闲聊，由罗大佑而至梁弘志而至侯德健，不经意间说自己一直喜欢HDJ的歌曲，没想到，孝田听到了心里去，竟然找到了当年发行的正版Ｃ
Ｄ。

　　　　我感激的看着孝田，感慨我们有相同的年轻时光。

　　　　我们一起轻轻地唱了起来，是《歌词1983》http://www.wantbbs.com/read.php?tid=25658

> 删除

2008-12-12 22:03:58 god

　　 多年前的访谈

　　　　J：我們還是從《龍的傳人》開始吧。前不久殷正洋在新加坡演唱，開唱就是《歸去來兮》，後來台下有觀衆喊《龍的傳人》。我想。《龍的傳人》即使
20多年過去了，依舊有著強大的生命力。我想問的是，當時你一個22歲的青年，怎麽能夠寫出這樣能夠引起全世界華人共鳴的歌曲呢。李建複曾經說，即使侯
德健本人也未必說的出爲什麽。那麽，這裏面的原始驅動力是什麽呢？

　　　　H：鄉愁。就是鄉愁。那時候最原始的感情就是鄉愁。

　　　　J：我注意到，在70年代尾，台灣很多歌手包括楊弦吳楚楚都用這種鄉愁的概念來描述情感，包括後來的羅大佑也寫了《鄉愁四韻》，你也有《孔雀東
南飛》和《那一盆火》這樣的作品。而《龍的傳人》帶來的影響是最大的，是不是僅僅歸結于台美斷交和龍的意涵呢？

　　　　H：李建複說的沒錯，當時確實很難說是怎麽一回事情。但是，確實存在一種原始的驅動力。

　　　　J：和你受的教育有關嗎？

　　　　H：有關。我們那時候是受到的民族主義教育。這種教育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當時國民黨帶來的民族主義教育，還有一方面是來自家庭。對我來說，來
自家庭的更重要一些。

　　　　在台灣，我們是大陸人，就是外省人。我的老家是四川，700年前是湖北巫山。對我來說，故鄉不是一種實在的東西，但是我們的家庭以及外省人的概
念告訴我，我的故鄉是在四川。我們是大陸人。可是我們大陸人卻不能回家。這種感受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深刻的。

　　　　另外，我們既然是大陸人，四川人，那麽我們中國人的社會結構是以家族爲基本單位的。不像歐洲，是以城邦爲基本單位的；日本是以部落爲基本單位
的，韓國人也是。而我們中國人是以家族爲單位的。那麽我們大陸人雖然在台灣，但是家族卻讓我們這種鄉愁很深。

　　　　這個是從家族的角度來看的，但是我們中國人這種家族單位還帶來一種曆史感。這是于身俱來的。家庭都有一個長子，這就好像皇帝要立太子一樣。長子
就有一種天然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告訴我，家中任何一個人有問題，長子都要挺身而出的。這種責任感還會擴大，包括家族甚至鄰居裏出了問題都要挺身而出
的。再延伸出去，就是中國人出了問題，也要挺身而出的。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性。

　　　　這種程度，就會形成一種青春期偶像自我認同，英語叫self-identification。這就像猶太人需要這種定位是一樣的。一般年輕人都
需要經過這種家族的認同和民族的認同過程。

　　　　我大學三年級第一次賺錢，我就把這些錢買了一套書給外公。這本書是日本人出的，叫《中華錦繡全圖》，一共八本，日本人拍的彩色攝影集。當時裏面
還有五星紅旗，當然都抹黑去了。我第一次賺錢就買這套書，也是一種感覺驅動。送給了外公。外公就一頁一頁翻給我看，告訴我這是哪裏這是哪裏。

　　　　這整個一種文化傳承應該是刻在意識裏的。

　　　　J：一下就很沈重了。侯哥，我們休息一下，來個八卦吧。你自從《下去不》專輯以後，還有沒有作品，或者你現在還寫歌嗎？

　　　　H：很少了。現在誰還要聽我這種歌呀。不過也是有寫過。有******要我寫歌，我幫他們寫。可是我告訴他們，如果署名我侯德健，不知道到大陸
會不會有麻煩。你們投資的*****要是失去了大陸市場，不合算。于是我們說好，不署我的名字。版稅照拿，就是不署名。

　　　　J：八卦到底，請問署的什麽名啊。

　　　　H：呃...是這樣，就署******名字。大概有10多首吧。

　　　　J：你和羅大佑都是我的偶像。我注意到，你和羅大佑都寫過一首贊美台灣的歌曲，羅大佑是《明天的太陽》，你的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很好
聽，你能談談這首歌的創作嗎？

　　　　H：台灣的高速公路是79年還是80年建好的。剛好有個朋友借了一輛車美國的跑車給我。我家在台灣南部，我就駕車從台北回家。這種速度的體驗很
美妙。我寫《高速公路》就是爲了尋找一種音樂的速度感。

　　　　J：我們知道，美國音樂有美國音樂的形態，包括鄉村音樂，爵士音樂，甚至有沖浪音樂。我一直希望找到一種屬于中國人的音樂形態，一種自己的節
奏。我很努力一直那麽做，可是我沒有做成。我這個人比較懶，我寫的歌可能是最少的吧。因此，我在音樂的商業上也是失敗的。我拒絕使用那種美國的模式去寫
作，拒絕使用日本的模式去寫作。如果按照商業的理由，我做唱片就應該去迎合這種模式，容易流行。因此我是個失敗者。

　　　　J：我又要八卦了。我發現，你和其他歌手有個明顯的區別，就是你幾乎不寫情歌，只有兩首歌比較情歌，一首《一塊小小的石頭》，還有一首是《好
像》，這兩首情歌也很特別，沒有那種小家子氣的情歌味，你能談談嗎？

　　　　H：《一塊小小的石頭》是一首單純的情歌。當時我知道程琳和吾爾開希的事情之後，我記得我回到廣州我和程琳的家，家裏的東西給了我很大的刺激。
就有這麽一種鞋子裏有一塊小小的石頭的感覺。

　　　　我不會寫情歌，我覺得這是表達方式的不同。

　　　　《好像》是我的一首試驗品。我覺得美國的音樂裏面和聲結構的脈絡非常清楚，不論是藍調還是搖滾，脈絡是清晰的。因此，我一直在尋找一種自己的旋
律，一種屬于自己的結構和節奏。這是我的一種試驗階段的東西。可是後來也沒有完成，我覺得自己很沒用。好比說《把自己唱出來》，那種旋律和節奏，通過一
條路線走過來，尋找符合現代中國的和聲結構。可是我才做了一半，很不成熟。我發現我的音樂素養不夠。

　　　　J：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你和羅大佑都在自己的歌曲創作中探討黃種人的問題，探討家的問題。你的第一張演唱專輯中，有一首歌《潮州人》，能談談
這首歌嗎？

　　　　H：中國一直有個制度，科舉制度，這個最早是西方傳過來的。但是這個科舉制度傳過來以後，讓中國人形成了一個讀書、當官到發財這麽一條路線。這
個路線讓中國的讀書人，或者叫知識分子被徹底地奴化了，這是對中國性格的極大傷害。雖然中國曾經有過對這種奴化做出反抗，比如魏晉南北朝的竹林七賢，但
是這樣的反抗基本上來自農民。農民的反抗又是以暴力革命的形式來進行的。農民也結黨結盟。這就不是一種很好的反抗。我從小的志願就是不參加任何黨派，一
切都要獨立思考。

　　　　64以後，我就不談中港台的新的政治議題了。

　　　　J：台灣不是已經實現了政權的和平轉移了嗎？我看到台灣電視裏，人們什麽話都敢講，什麽人都敢罵。

　　　　H：台灣目前是向本土化發展，任何中國化都會受到打壓。對于台灣民主，目前他們都是蠅頭小利的爭論。我選擇不談。

　　　　當時我去泰北，回來創作了《潮州人》。這個故事是真的。他讓我思考海外的華人究竟何去何從。當時經過努力，希望台灣能夠接受他們，可是上報了
600個回台灣的名額，台灣政府化了很久的時間才批准了6個。其實，那時候，蔣經國已經在進行本土化運動了，實際上是去中國化的。台灣不願意承當海外華
人的精神文化故鄉。蔣經國提拔了一個實際上是日本人的李登輝。後來中國大陸方面表示願意接受他們，並在廣西專門安排了一個地方來接受。可是越南當時的難
民們都不願意去大陸，因爲他們受了越南***的苦。後來他們選擇了去澳洲，去法國和新西蘭。最後，他們沒有選擇回家。

　　　　當時我就想，當一個人覺得一方面家是我不想回去了，另一方面想回去了又不接受，你想這是怎樣的一種感覺。這實際上也是目前海外華人都有的悲劇，
更是現代中國人悲劇的延續。

　　　　J；那麽，當時你爲什麽去了大陸呢？

　　　　H：我剛才就說過，我會拿第一次賺的錢去買那麽一套《中華河山圖》。我從小就覺得自己應該回去。加上那時候我們天天唱《三民主義統一歌》，非常
反感。而且，回大陸也是我爸爸的囑托，爸爸要我去尋找家人，因爲那時候聽說家人全部被鬥死了。後來回去後才知道，有鬥死的，也有活著的，沒有死光。

　　　　還有一個原因。我是用中文寫作的，我怎麽能夠離開一個使用中文最多的地方呢？

　　　　J：你現在後悔嗎？

　　　　H：後悔真的有些後悔。那時候在台灣，我受到了很多的利誘，完全可以當官，也能夠發財。到現在可以有很多的房地産，有很多的錢。現在我等于斷了
一條胳膊，在一個非常狹窄的空間裏生存。

　　　　我的失敗還在于我太不喜歡商業化了。當時要賺錢很容易，拿美國的歌日本的歌來照樣子寫，唱片公司馬上就能夠賺錢。可是我不願意這麽做，我一直在
尋找屬于中國人的音樂形式。但是我失敗了。

　　　　現在我已經47歲了，我感到很疲倦。

　　　　J：最近，台灣很多歌手都去大陸，包括羅大佑李宗盛。你怎麽看的呢？

　　　　H：沒有問題，從生意的角度沒有問題。你用中文寫作，怎麽能不去大陸發展呢？況且，台灣現在是本土化，中文創作的生存空間非常狹小，他們當然應
該去。

　　　　J：最近，羅大佑出版了一本書叫《童年》，裏面刊載了你張艾嘉和羅大佑的合影，你們當時在做什麽？

　　　　H：我聽朋友告訴我了，但是我沒有看到這張照片。我實在想不起來當時是做什麽了，好像是張艾嘉出唱片，我去幫忙的。

　　　　J：你是果實音樂的股東？

　　　　H：不是，那是他們兩人的公司。

　　　　J：你在大陸的專輯裏唱了羅大佑的歌，我聽你唱《家》很動情的樣子。據說當時程琳反對你唱羅大佑的歌，可是你爲什麽還要唱呢？

　　　　H：對！當時我在大陸，他們聽不到羅大佑的歌。我覺得我應該將台灣香港最好的音樂作品介紹給他們。在我心目中，羅大佑、李宗盛還有香港的泰迪羅
賓的歌是最好的。因此，我就在自己的唱片中唱了兩首羅大佑的歌，一首李宗盛的歌，還有就是用了泰迪羅賓的《出走》，我重新寫了國語詞。

　　　　J：......現在我想問的是，當年你和羅大佑在1982年都出版了第一張個人演唱專輯，羅大佑的歌很轟動，而你的鮮爲人知。你有什麽要說的
嗎？

　　　　H：......當時羅大佑做這張唱片拿到日本去制作，裏面那種美國的東西日本的東西台灣根本做不出來，只有日本能夠做出來。另外，我說
過，......，我做自己的東西，很失敗。

　　　　李宗盛這方面也很強。

　　　　我和羅大佑泰迪羅賓是好朋友，當年我們就在策劃做一個三人世界巡回演唱會。後來沒有做成。

　　　　2003-5-17

> 删除

2008-12-12 22:08:45 god

　　两岸一九八三

　　当这个世界进入1980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陆的思想界和台湾的思想界，都有了很大的开放。按照我现在所能阅读的各种文献，
大陆那时候似乎比台湾更加开放。

　　1983年4月，台湾空军李大维驾机投奔大陆；6月，6名大陆青年劫持民航客机抵达韩国，要求前往台湾；8月，大陆空军孙天勤驾驶战机抵达韩国，要
求前往台湾；11月，大陆空军王学成驾机抵达台湾。

　　那一年，两岸的飞机飞来飞去，虽然一方称为“起义”，另一方称为“叛逃”，但其中透露的讯息是，两岸都对对方缺乏了解，但又都对方抱有一些缺乏资讯
情况下的好感。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当年6月4日，台湾青年创作歌手、《龙的传人》的作者侯德健，从香港前往大陆。侯德健的出走，震动了两岸，乃至国际社会。

　　多年后，侯德健谈到自己为什么会前往大陆的时候说，他从小就被教育是大陆人，无论是政府还是家庭。他记得他用稿费买的一套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的画
册，他的爷爷则向他讲述画册中关于中国的一切——长江、黄河，等等。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当时台湾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大陆，同样的，台湾人也很难想象大陆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台湾。

　　我记得台湾作家陈映真对大陆的向往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主义解读，还有歌手张洪量对毛泽东的热爱( 他的专辑《有种》据称即使称毛泽东“有
种” )。

　　台湾知识分子对大陆的理想主义情结，相信不局限于这两人，但有趣的是，大陆对台湾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

　　台湾当年在大陆影响力最大的，是流行音乐。无论是邓丽君、刘文正，还是校园民歌。大陆民众正是通过一首首台湾流行歌曲，展开了对台湾的想象。

　　不过，到了198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根据台湾作家林海音小说《城南旧事》改编的同名电影，震撼了大陆的知识分子。这也是大陆最早对台湾
知识界的了解。

　　不过，侯德健的到来，却让大陆知识分子了解台湾知识分子和流行音乐的结合部。

　　不过，侯德健当时尚未在大陆发行专辑，因此这样的了解还是小范围的。

　　1983年年尾，侯德健随东方歌舞团在上海陕西南路上的文化广场举行演唱会。

　　侯德健一袭皱巴巴的衬衣配以牛仔裤，身背一把电吉他，站在台上演唱。我清楚地记得，上万人的文化广场鸦雀无声。

　　侯德健为大陆观众带来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有创作歌手演唱；第一次有没有穿正式演出服的演唱；第一次有自弹自唱的歌手演唱；第一次有台湾歌手在大陆舞
台演唱……

　　侯德健在演唱中说：“我今天去参观了少年宫，看到很多小朋友，和台湾的小朋友没有两样。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歌，现在唱给大家听……”

　　他弹着吉他唱道：

　　我生在美丽的宝岛
　　你长在辽阔的中原
　　我们俩从来没见过面
　　却好像你就在眼前
　　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我总是对自己说
　　说你也想念我就像我
　　想念你一样多

　　你的模样我没见过
　　你的生活也是听人说
　　说你我分不清谁是谁
　　分不清我是你你是我
　　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我总是对自己说
　　说你会喜欢我就像我
　　喜欢你一样多
　　………………

　　无论是当时，还是在现在回首来看，侯德健的这首歌都清楚地写出了两岸民众对对方的看法，朦胧有清晰。双方都是中国人，“你我分不清谁是谁”，但两岸
却已经隔绝了几十年。两岸的政府都说对岸是美丽的（宝岛），但“汹涌澎湃在梦里”。

　　我至今很喜欢侯德健这首《你和我的明天》这首歌，尤其喜欢他在文化广场那时候的现场演唱。我记得当时很多和我一起看这场演出的人，散场后都显现出若
有所思的神情。

　　第二年，侯德健发行了专辑《侯德健作品集》后，他的歌曲在大陆广泛流传。笔者的同学是一名名作家的儿子，他告诉我，上海的文化界对侯德健的这张专辑
好评有加。这是后话。

　　但有趣的是，大陆的音乐人还是在按照以往的统一祖国的口径在描写两岸关系。这也难怪，大陆人虽然看到了侯德健这样的台湾人，但其实从来没有去过台
湾，要想像台湾人，确实是很难的。

　　但是，即使如此，大陆音乐人对台湾人还是流露着一种复杂的情感。1981年出版的一首歌曲《台湾当归谣》最能说明这样的情感。

　　这首由瞿琮作词，施光南作曲，关牧村演唱的歌曲，当初也是感动了无数人。但现在已经绝版，可能是因为现在变得“政治不正确”了吧。

　　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当归哟，当归
　　大陆的当归
　　生在故乡的山
　　长在故乡的水
　　手捧当归望明月
　　隔海思乡，两行泪
　　当归哟当归
　　当归哟当归
　　亲人哟望回
　　祖国望归

　　当归哟，当归
　　大陆的当归
　　像酒一样醇香
　　像密一样甘美
　　盼望祖国快统一
　　五星红旗，映朝晖
　　当归哟当归
　　当归哟当归
　　儿女哟当回
　　台湾当归

　　这首歌，关牧村唱得舒缓柔情，即使现在听来，依旧让人动容。但可惜现在找不到CD版本了。我是废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了当年的黑胶唱片，然后数字化
后，经常在MP3播放机中听。

　　这首1981年的歌，也是大陆开始对台湾不再喊打喊杀的历史见证。我想，也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大陆一般民众的对台湾的感情。或许这种感情也只能在两岸
高度隔绝的情况下才能出现。

　　而且，这首歌和1983年侯德健的《你和我的明天》这种相互“想念”的情绪几乎是不谋而合。笔者认为，这同当年两岸政府都宣称要把对方人民解救出来
有关。

　　25年过去，两岸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岸的文化交流至少不存在障碍，而两岸的人员往来也越来越普遍。当大陆民众飞抵台湾桃园机场时发现，昏暗
的台湾简直就是大陆的小县城，陈旧的台北街道，简直难以想象是个大都市，这时候，两岸人民才开始真正地认识对方。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音乐人再创作上述歌曲这样的“两岸题材”的歌曲？应该没有吧。当一切的想象都不存在的时候，或许艺术的创作在真实的情景下，变
得无所作为？

　　1983年，我能完整地唱下《龙的传人》。尽管那时尚年少的我，其实也没有真正看过黄河长江，但也照样受到了《龙的传人》的感染。尤其是其中“多少
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这样的理想主义的情绪，在当时中国思想解放的浪潮中，也暗合了青年人对这个社会的反思。

　　那一年，我看了一部电影，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的毕业作品，叫《本次列车终点》，如果没说错的话，就是陈凯歌张艺谋他们一拨人的毕业作品。

　　《本次列车终点》是说知青回上海后，在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城市重新生活的尴尬状态。

　　但是，无论是侯德健们还是张艺谋们，无论是从乡下回城的知青还是城市刚刚毕业的文革后首批大学毕业生，甚至刚刚写完伤痕文学的青年作家们，都和历史
一起，不断翻过旧的一页，掀开新的一页。那一页一页的速度是那么快。

　　但是，令人唏嘘的是，两岸却从那一年起，又走过了25年。至今，大陆民众还是不能很方便地往来台湾。直航前往台湾的是“团进团出”的“陆客”，在海
外定居的大陆人士去台湾，必须支付高达200美元的签证费。

　　正如侯德健在他的《歌词一九八三》中感叹的：

　　这究竟要等到哪一年
　　唉，究竟要等到
　　哪一天？

> 删除

2008-12-12 22:10:31 god

　　流行歌曲由侯德健始（之前也听过苏小明他们的“新星音乐会”觉得不是个味儿，大陆什么时候有的流行音乐还真是待考），因为他回归过，离着近，算是人
家给咱开的蒙。“新孩子，旧孩子”那盘，就没听见男欢女爱男盗女娼风花雪月鸳鸯蝴蝶那一套，觉得新鲜，但还是爱听，后来才知道有“人文关怀”在里面，可
那会儿哪儿懂，只觉得好听。

　　传言是这样的，说拍《搭错车》的时候侯德健已筹备回大陆事宜，本不想掺和这码子事儿，导演虞乩平（与苏芮合唱《请跟我来》那位）找风头正劲的罗大佑
写歌，罗说插曲没问题，只有这主题歌非侯德健不可！哥儿俩堪称比肩，这也算是“猩猩惜猩猩”吧。结果出来的就是《酒矸倘卖无》，直指人性最里边的那一
面，也成就了苏芮以后十来年的火爆。

　　侯德健发轫于校园歌曲时代，叶佳修，谭健常等人算一拨儿。而侯德健是学中文的，他就有那个自觉，及早转变了“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乎”的幼稚创作。

　　1979 年中美建交，孤岛上的人们有一种被打入冷宫的弃妇的感觉。一贯爱先知先觉的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美国的“背信弃义”。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而侯德健在此时写出了《龙的传人》，这就已不是简单的“阶级仇，民族恨”意义上的思考了。设身处地，时间地点人物综合来看总觉得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
说》有几分神似。

　　回到大陆后的《龙的传人续篇》是这种对国家民族关怀的延续，好像谈及的人并不多，其实以一直从为只能抒发点大伙儿发情期的幽怨情绪的流行歌曲这种渠
道所表达出来的忧国忧民恐怕也只能这样了，浅出深入，举重若轻，不容易。

　　《新鞋子旧鞋子》是侯德健在武汉的鞋店里看见家长给小孩买鞋，触景生情有感而发，道理很简单，切入点比较巧，平易近人，讲理而不说教，辨析而不居
高，以他本人来讲算不得上乘，但这种春风化雨的“教育方式”就够内地某些“上层建筑”的从业人员好好学习的了。《趁你还年轻》、《熊猫咪咪》大概是为程
琳度身制作的，情书吧。郑绪岚唱的《就让它象一支歌》是写给西湖的，文人气很浓，谱了曲的散文诗，唯美。

　　真正触及灵瑰的是专辑里收录的几首老歌（作者都注明了创作时间）。

　　再谈谈其人吧，侯德健祖籍四川，父亲是国军老兵，败到台湾。侯德健５６年生人，肖猴，所以他有时自题“猴得见”。他从小生活在兵营里，绰号“侯
渣”，大概是当地小孩之间的一种习惯叫法。也许正是这种平民出身成就了他歌词文风的平易朴实，温和而并不缺少透彻。

　　可以做这样一个比较，有“手术刀”和“社会良心”之称的罗大佑在批判的同时过于直白，就事论事，如《现象》；而侯德健则更关心本质，一个是“怎么如
此”，一个是“为何如此”；一个是质问，一个是征询，也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吧。

　　“无奈一水隔天涯，反认他乡是故乡”。他父亲一直跟他说咱们是四川人不是台湾人，这也是他执意要回大陆的原因之一。

　　“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老知识份子自己内心的交战，“谁又愿意，谁又不是？”《归去来兮》，据侯德健自己说是源于他父亲的战友一个老兵
的故事，“ 当年我离开家乡她才二十五／挥一挥衣袖是多少寒暑……想要再看一眼要等上多少年”“一去便不堪回首转眼就白头”——少小离开的家不知如今已
老大的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小人物的慨叹在所谓“国家大义”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然而小人物的感情里也有深沉，怕是早已阴阳两隔的老娘和当初刚刚迎取过
门的发妻只能在梦里相见了，老兵们“胸口永远的痛”！

　　同样题材的还有《喂，老张》，“想从前年轻神气的排长还不是今天你自己老张”、“想从前青梅竹马的姑娘却不是你明天要娶的新娘”，记得少年骑竹马，
转眼就是白头翁，老兵们这一辈子用了多少年来苦候来盼望来空守！伟人们的一己之争断送了多少小人物们凡俗的小幸福。据说这首歌干脆写的就是侯德健自己的
爹，只因为从技术上讲“江扬辙”的“张”字比较响亮才没直接叫《喂，老侯》的。

　　以上两首歌可以说是侯德健听来的故事，可见其灵性与悟性。也许他没有罗大佑那么直接那么尖锐，但给人的回味也许更多一些。谁说流行歌曲浅薄来着？

　　《Well I need to be alone》大概是我们能听到的唯一的英文歌，直译为“我需要孤独”。乍一听名字好像有点矫情有点无病呻
吟，但意境是不一样的。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谁没有扛来扛去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别硬撑着。书面语表达大概是类似“精神家园”之类的洞天福
地。再往深里究，这大概就是个哲学命题了——怎么办？我到底是怎么回子事儿？如此说来《卅岁以后》的出现就

> 删除

?Jesús!
2008-12-13 18:52:00 ?Jesús! (Sydney)

　　有谁知道关于侯的英语传记的线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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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

为什么字这么小。。。看不清楚的说~

[北国]

已经把设置改好了。。。

On 2月8日, 下午12时01分, Emma <heyingca...@gmail.com> wrote:
> 为什么字这么小。。。看不清楚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