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轴心时代(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99年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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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著名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 书初版于1973年（中译本于1997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1999年
出版了一个特别纪念版，作者新写了长篇前言。前言总结了自该书第一版以来西方社会的新发展。其中的材料对我们研 究西方社会的变化应有助益，其观点亦可
借鉴。经作者授权译出发表。文章中的一段经作者 同意未译出，其他原文照译。文中注解除了特别说明者外，均为原文所有。译文拟分两期连 载。翻译过程
中，美国土伦大学James Derleth 教授给了许多帮助；《休伦港宣言》介绍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周穗明教授提供。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来自沙俄的犹太移民家庭。早年家境贫寒。1932年加入青年社会主义
者联盟，积极参与纽约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1935年～1939就读于纽约市立学院，获理学士学位。曾作新闻记者20余年，一度任女装 工人工会的《新
领袖》杂志劳工事务编辑，由此与全美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联系。1945～1948 年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1948～1958年间任《财富》杂志主任编
辑，期间发表了《意识形态 的终结》一书。1958年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任社会学教授。1969年起任哈佛大学教 授，兼任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
大学客座教授。1989年退休。在哈佛期间发表了《后工业社会 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两部
作品于2000年入选《泰晤士文学副刊》的20世纪百部经典。
【译校者简介】王建民，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李绍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D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3）02-0050-22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初版于1973年，1976年再版时扩充了前言部分。自那 时起，“后工业社会”的术语、措辞、观念和概念已在公众和学界
流行。Nexis数据库的检 索表明，自1997年8月6日至1998年8月8日，在各方人士的文章和演讲中有104处引证；自199 6年起的两年间
已有191例。
应用范围正在展开，有时使人忍俊，有时令人惊愕。欧盟委员会副主席L布里坦（Leo n Brittan）先生1997年9月在东京发表评论
说：“我们正在应对一个老龄化的走向后 工业社会的艰难过渡。”哈佛大学社会学家W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1998年
1月撰文将城市中心变迁的深层原因归于“后工业社会”的就业岗位对高学历的要求。那位在过去十几年间造成了一打多人伤亡的“炸弹客”
“炸弹客”（Unabomber），本名西奥多·基辛斯基（Theodore J Kaczynski），曾就读 于哈佛大学，狂热反对现
代技术。被控以邮包炸弹杀死杀伤26位无辜者，美国政府费时18年 将其抓获。——译者 〖HT〗〖ZK〗〗〖ZW〗〗 于1998年1月提议，如果一
家全国性的 报纸发表他的“一份批评后工业（即技术的）社会的腐败和非人性影响的3500字的宣言”， 他 将结束他的战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
报》联合发表了这一手稿后，他的胞弟基辛斯 基认出了文风和用语，将其身份通知了当局。
引人注目的是世界领导人高频率和经常警示性的使用这一用语。在1998年4月庆祝布拉格大 学建校650周年时，哈维尔总统评论道：“大学的研
究不应只屈从市场经济的需求；后工业 社会要求大学回归其‘博学’之本意。”在1998年6月谈及亚洲社会的缺陷时，玛格丽特· 撒切尔部分地将其归因
于“没能造成发达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所需的政治结构和技能。” 甚至美国总统也在使用后工业社会这一术语。在以“塑造21世纪的中国”为题的上海
圆 桌会议（1998年6月30）上，克林顿总统说：“在你们的经济成长中，你们将跨越欧洲和美 国所历经的阶段，你们将同时缔造一个工业的和后工业的
社会，从而较之我们，你们将不得 不更快地、在更高的水平上对更多的人实施教育。” 当问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报告撰写者何人时，我被告知那是总统
即兴之论。然而，总统 的 评论显然源于白宫先前的相关简报，其中该问题数次被提及。1998年5月，由新闻官麦克利 （McCurry）和助理国务卿
塔尔博特(Talbott)提交的一份白宫简报称，这场讨论的主旨乃“后工业社会里后冷战时代的实质性挑战”。5月份克林顿总统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契可
斯的首相休养地的会谈中，也谈到这一话题。在伯明翰举行的关于两位领导人及其助手会谈的新闻发布会上，柯里（Curry）重申了这一话题。
这一切清楚表明，西方领导人认为他们的社会是“后工业的”，世界其它地区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向后工业状态过渡。 尽管“后工业社会”这一用语
被广泛被使用，但其涵义常有缺失。例如，1998年8月22日《 经济学家》杂志上刊发一篇题为《后工业的哥拉斯哥》的报道云：
无备而来的访客在哥拉斯哥再也看不到罩着尘垢和烟灰的拥挤廉租住房，面对一片 海阔天空 ，找不到充满噪声的船坞中的那片起重机丛林……那个哥
拉斯哥已经消失——随之而去的是 曾使 这个城市富有的造船和钢铁业……从市中心看去，哥拉斯哥是一个后工业的旅游、服务业和 商业中心。
这一描述显然着眼于工业和制造业的衰落及其被服务业取代，却忽略了贯穿生成中的 后工业世界的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巨变，这一社会结构没有完全取
代农业和工业世界（虽然使 之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但体现着新的革新原则、社会组织模式和社会阶层。作为概念和现实，后工业社会生成于社会经济史的框架
中，生成于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世界的演进中。
当然，我不认为此类演进“穷尽”了理解世界上基本社会结构的方法。正象匈牙利籍哈 佛大学经济学家J科尔内指出的，两大体系主导着20世纪的
历史——财产私有和市场的资 本主义体系、国有制的和官僚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体系。他评论道：“这个世纪的历史 还不曾产生第三种此类体系。”
但是，尽管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以不同方式管理着工业，两者同属于工业社会。本 书的一个关键的、源自马克思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不使生产方式与社会关
系和技术形成的轴 心相交，我们将有四重方式使不同的体系相对照。关于此方格坐标的说明，见本书1976年版 前言图1(新华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7
页——译者)。
产主义体系有其固有的结构性障碍，特别是官僚机构无视预算约束和价格以及长期短 缺，科尔内教授是最早指出这一点的经济学家之一。我援引的小册子是
解决由集体主义体系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项尝试。（见J 科尔内：《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基金 会，伦敦，1998年版第2页。）
〖HT〗〖ZW〗〗 。正象P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的，在过去的57个世纪的55个世纪里 ，世界大部分人口的生存是以索取型劳
作为基础的经济——农业、矿业、渔业和伐木业。就 那个长时期而言，马尔萨斯（T R Malthus）是正确的：人口增长受制于疾病、耕地枯 竭
和自然资源递减；移民和掠夺战争是各民族的生活常态。然而，马尔萨斯的话写于1800年，自那时起世界已完全改变。已往世纪所未知的能源的创 造及其在
封闭容器内的有控制运用重塑了世界。蒸汽泵把水从煤矿中排出，使矿工挖得更深 、 产煤量更大；位于中地煤田上的英格兰岛开始在纺织业中发展蒸汽动力织
机；工厂随工业的 扩张而兴起；燃煤蒸汽动力机驱动着火车和轮船，全新的运输方式诞生了，人的旅行首次在 陆上快过所有动物，在水上超过风速；随着对环
境卫生认识的提高，随着饮用清洁水和医学 的进 步，疾病，至少在西方世界已不再成灾；人口增长意味着新的生产要求和新的需求；随着 现代 化学的进
步，通过控制大分子的特性，人类首次得以制造诸如塑料之类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 物品。 经济学的一种新的认识出现了：劳动分工和生产率原则、等量或少
量劳动投入产出更多产品 的能力，等等。总之，经济剩余首次不再产生于剥削——除非劳动分工被推至极端。在先前 的时代 ，财富的获取可通过战争、掠
夺、苦役、逃税等等，那是一种残酷的零和博弈。现在人们首 次看到，生产率的提高导致收入和财富的增长，这又反过来创造经济剩余而不致使工人阶级 贫
困。至少，这是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期望。
反思这一成就，显然，所谓工业革命（这一革命百年后的1886年，著名史学家的叔父、 老阿诺德·汤因比在牛津讲学时创造了该术语）应归于对技
术和生产组织的一种新认识。技 术不仅是制造物品的再生产方法，它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关系的合理安排，是工作乃至生活要 素的合理化。技术，作为工序是工
具性的，然其设计是美学的，这是魏玛共和国著名的包豪 斯学校（Bauhaus）倡导的观念。这一美学观在建筑师格罗皮厄斯(WGropius)和
门 德尔松（EMendelssohn）、艺术家莫霍伊-纳吉(Lázló Moholy-Nagy)、画家克利 （PKlee）和法宁格
（LFeininger）的工作中得到印证
包豪斯学校，1919～1933年在德国设立的设计学校，由建筑师格罗皮乌斯所创建，其名 称由Hausbau（房屋建筑）一词颠倒而成。该校
以倡导将美术应用于日用生活品的设计理念 而著名。 W格罗皮厄斯(1883～1969)，德国出生的美籍建筑师和教育家；E门德尔松（1887
～1 953），德国建筑师，以设计德国表现主义代表作爱因斯坦天文台而著名；L莫霍伊-纳吉( 1895～1946)，匈牙利画家和摄影家，其艺术
观点对20世纪中叶的美术和实用美术有巨大影 响；P克利（1879～1940），瑞士画家，其绘画和理论对20世纪现代派艺术有重大影响；L 法
宁格（1871～1956），美国画家，其绘画和在包豪斯学院的工作给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 发展。——译者〖HT〗〖ZW〗〗 。 在这个意义上，过
去的两个世纪可谓是一个技术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 家K亚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术语，表示公元前500年前后，
或泛言之，从公元前6 世 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特征。那是宗教和超凡人物突现的时代：是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 乔达摩佛陀、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
知耶利米、以赛亚和以西结的时代，是古希腊爱利亚 学派哲学家（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斯拉）的时代。众宿同现，堪称奇迹。释者纷 纭，此处不拟
研讨。不过显而易见，这里有一个历史绕以旋转的世界轴心。过去的两个世纪 见证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一个人类改变自然和物质世界的力量突飞猛进的时代，
这样说恐不为过。
卡尔·亚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开创性研讨，见《历史的源起和目的》（伦敦，R 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3，译自1949年德文版），特别是第1和第5部分。
在由西班牙报纸ELPAIS（1999年11月1日）组织的数家欧洲报纸联合投资的列昂纳多科 研项目中，我发表过一篇题为“第二轴心时代”的
论文。 第二轴心时代的主题是一个关于技术问题的未刊稿的框架，它包括我在美国社会学学会 （1992年8月20日）的大会报告《时空的终结：后工业时
代的技术和社会》，以及我在美国 艺术和科学学会（1993年2月10日）接受T帕森斯（Talcott Parson）社会科学奖章时的讲
演。
构成工业社会基础的是利用能源（蒸汽、电、石油和天然气）驱动的机器，垂直一体化 的产销公司，如Walter Teagle创建的控制着从含油
沙层到炼油再到汽油销售的美孚石油公 司 ，亨利·福特采用的大规模生产等。那么，如何说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呢？澳大利亚经济学 家C克拉克
（Colin Clark）在其拓荒之作《经济进步的条件》（1940）一书中首先提出 了解释，他把经济划分为初级产业（消耗自然资源的产业）、第二
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 业（服 务业）等部门。每个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人均产出）是经济进步的标尺。任一部门的生产率 提高（即一定的产出量所需人手
较少），劳动力便由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这样，经济 进步便被界定为部门间不同生产率的函数。服务是一个剩余范畴，也就是说，是一个社会今 天 能
够提供的某种额外福利。许多论述后工业社会的人依然在这个意义上定义服务业，但此一 定义并不恰当。 克拉克关于服务业的观点是狭隘的“经济主义”。
不仅如此，它承袭了古典经济学派及马克 思的见解，即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认为只有制造业通过劳动生产价值。但一想便知， 此见谬矣。现代社会服务
业的主要发展是“服务于人”，首先是保健和教育。此两者是当今 社会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措施。教育提高人的技能，特别是读写和计算能力；保健可减少疾病
并使人更适应工作。因此之故，在论及服务业时我把第三产业做了进一步分类：继前工业的 初级产业、工业的第二产业之后，又有第三（运输和公用事业）、第
四（贸易和金融）和第 五（保健、教育等）产业。 但在我看来，后工业社会新的核心特征是理论知识的编汇和科学对技术的新关系。每个社会 都以知识为
基础并以传播知识的语言的作用而存在。但只是在20世纪我们目睹了理论知识的 编汇和在新知识的发展中有目的的研究项目开发。人们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中
看到了这种变 化。几乎全部19世纪的工业——钢铁、电灯、电话、汽车、飞机制造、无线电报——都是一 些天才的匠人所创（贝塞麦、T爱迪生、A贝
尔、赖特兄弟、马可尼）
贝塞麦（Henry Bessemer，1813～1898），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发明贝塞麦炼钢转炉 ； 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847～1931)，美国发明家，未受过正规教育，拥有白炽灯、 留声机、电影放映机等1093种发明专利；贝尔
(Alexander Graham Bell，1847～1922)，美 国 发明家，电话的发明者；赖特兄弟(Orville Wright
and Wilbur Wright)：奥维尔·赖特（ 1871～1948）和维尔伯·赖特（1867～1912），美国飞机发明家，航空先驱，
1903年成功地 飞 行了第一架可操纵的动力飞机，开辟了重于空气的飞行时代；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 1874～
1937)，意大利工程师，专事无线电设备的研制和改进，1901年12月以首次在大西洋 两岸实现远距离无线电信号的传送而著名。——译者 〖HT〗
〖ZW〗〗 ，他们对科学的发 展或无兴趣，或无关系。但是，20世纪的主要发展——电信、计算机、半导体和晶体管、材 料科学、光学、生物技术——源
自20世纪的物理学和生物学革命，源自爱因斯坦在量子论和 光学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说明了光电效应并导致了激光的发展，导致了脱氧核糖核酸双 螺旋结
构 的发现，导致了体细胞染色体结构解码的基因组工程。研究与开发服务于发明与创新，而对 科学的发展来说它们是一个整体。当然，社会不象朱庇特的脑袋
生出密涅娃一样生来成熟，其各方面随时间推移而展现，常常 是新旧模式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在与工业社会的对比中需要指出过去25年间后工 业社会的
发展范围和程度，即是提纲挈领地指出也是有益的
这些变化的第一个图示，见本书第1章。在这个新序言的末尾，对照这里 的讨论修改了那个图示。
1、 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今天，126亿美国劳动力中，只有1，880万从事制造业，占劳动 力的15%弱。而25年前的7，700万劳动力中
有2，020万从事制造业，占劳动力的26%。 有必要指出制造业本身的变化，即烟囱工业的衰落、电脑芯片和药品在清洁无菌环境中 生产的兴起。
这两种模式在许多方面互为补充。福特汽车公司正在开发利用美国航空航天 局喷汽推进试验室设计的、应用集成电路的先进的中枢网络程序以检测发动
机故障，这一开 发项目便是两种模式互补的实例 以国内生产总值计，70000亿美元的经济，制造业占17%，而服务业占50%。
2、 职业变化：职业特征的最显著变化是专业化和技术性工作的超常增长和熟练及半熟练工 人的相对衰减。1996年的126亿劳动力中，3，
650万是专业人员和经理，其中 经 理近半数；有3，760万是技师、营销人员和行政管理助理。这类人员总计超过7，400万，占 劳 动力的近
60%。另一方面，1，350万是熟练工人（精细生产和手工业），1，810万操作工和 体力工人，总计3，160万，占劳动力的25%
这两个部分中的资料引自《美国1997年统计摘要》表645，649和693。
3、 资产和教育：在社会上获得地位和权利的传统方式是继承——家庭农场、家族 企业或家族职业，以及通过发起经营或企业家的能力等更次要的途
径。今天，教育已经成为 社会流动的基础，特别是随着专业化和技术工作的扩展，甚至对企业家也要求较高的教育背 景。在1960年，只有41%的人（黑
人的20%）完成高中教育。在1996年，81%的人（黑人的74% ）完成了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变化更显著。在1960年只有77%的人（黑人的
31%）完成 了 高等教育。在1996年，近24%的人完成高等教育，其中黑人占黑人人口的136%（《美国统 计摘要》表243）。
4、 财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作为资源的资本的认识从另一个方面突出了这一变 化。大约30年前，经济理论把资本首先理解为财力资本，即积累
的货币或土地。由于芝加哥 大学的T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G贝克（Gary Becker）的开创性工作，人力资 本 被
认为是判断一个社会实力的首要标志；在新近的P罗莫（Paul Romer）的增长理论中， 人 力资本和技术被一体化为增长的内生特征。最近，芝加
哥大学已故的考尔曼（James Co le man）和哈佛大学的普特奈姆（Robert Putnam）发展了社会资本概念。一个人获得社会资本
即是拥有机会和社会关系网；社会资本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是“天涯若比邻”。如考尔曼和 普特奈姆所言，少数民族常常缺乏社会资本，故非但没有机会，而且
连有什么机会都不知道 。
5、技术和智能技术：对多数人而言，技术即机械。这一理解在工业社会的机械技术中有其 合理基础。但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在制造业的普及，以及各
种信息传递系统的出现，在“高 科技”竞赛中占主导地位是运用规则系统（决策规则），程序（软件），模式和模拟的“智 能技术”（以数字和语言为其基
础）。
6、基础设施：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是交通——码头、铁路、高速公路、卡车、空港——这 使得商品和物资的交换成为可能。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
是通讯系统：海底电缆，宽带网， 数字电视，光导纤维系统，传真，电子信箱，综合服务数字网（容资料、文本、语音、声音 和图像于一个频道）。而现在的
因特网和万维网在不到5年时间里以通讯发展史上空前的速 度成长起来。这些技术构成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成为电子媒介化的全球经济的基础。
7、知识价值论：从李嘉图到马克思，工业社会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工业的继续发展有赖 于节省劳动的装置，有赖于资本替代劳动。后工业社会以
知识价值论为基础。知识是发明和 创新之源；知识创造了新价值和日益增长的规模收益，常以低投入高产出的新的替代品（如 通讯电缆中光导纤维代替铜线）
节省资本。知识是一种集体的产物（尤其是基础研究），人 们可以提出是否应付给创造知识的科学家“社会租金”的问题。那么，后工业经济有何不同？B德
朗（Bradford De Long）写道：
自印刷术发明以来的新发展是，信息的处理和分配第一次成为主导因素之一。以往 的主导因 素曾改变了织工、纺纱工、运输工、农民、铁匠等的生活
条件。而我们的主导因素正在改变 着应用信息管理企业的经理们的生活，也在改变着依靠信息决定购买的消费者的生活。但是 ，最重要的或许是，知识分子属
于社会的信息处理者和分配者。自然地，我们知识分子是兴 奋的，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经济文献杂志》，1998年3月号。德朗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曾任财政 部副部长助理。 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回答了一些有关新经济
不着边际的言论，试图发掘他认 为是特有的变化。可在他的网站Delong@econBerkeleyedu看到这次有趣的答辩。
信息对社会经济组织的新形态如此重要，那么，我为什么不题本书为《信息社会》？我写过 一篇长文《信息社会的社会结构》（该文的主要部分载于
《计算机时代》一书，M德图佐 斯 ［Michael Dertouzos］和J摩西［Joel Moses］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9年
版 ） ，该文罗列了信息经济的一些主要特征，提出了一些政策性问题，如集权与个人隐私，对教 育进步的怀疑主义等，这些问题仍未过时。但正如我在本书
中指出的，我所关注的是技 术的 作用和技术成为战略资源和社会变革杠杆的方式。我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因为技术发挥作用 的环境（如政治和文化）并非总
是由技术成生的。然而，怎么说技术还是变革的主要手段（ 手段用好用坏，又当别论）。 我的兴趣来自两个方法论的考虑。一是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的
两个方面——社会关系（ 财产和权力）与技术分离开，视这些方面为独立的变项，以此观察历史呈何面貌。从一方面 看，这些变项依次是奴隶制、封建制和资
本主义；另一方面依次是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结 构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所有社会结构中固有的，就象构成周期表的 化学成分。但是马克思的图式取自资本主义，用以解读全部历
史。这是一个无效的解读。马 克思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个概念图式而非要素图式，就象马克斯·韦伯的父权的、世袭的和 合法理性的权威图式是一个历史图
式，它可以作为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替代图式。 概念性图式无真伪之差别，但有功用有无之区分。对于理解约从1750年到1950年的西方资本
主义社会，在许多方面，马克思的图式最有效；工业无产阶级的衰落构成这一图式的最大缺 憾。我的论文《意识形态误读：马克思著作中的社会决定观》对此问
题有详细论述。见《伯 克利社会学杂志》第35卷，1990年。
第二，我认为，即最好把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视为一个拼装体。大多数社会理论视社会为一个整体或一以贯之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由
生产方式决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经济是基础，政治和文化是伴生物。德克海姆（Durkheim）和帕森斯（Parsons ）认为社会由决定着
规则和行为方式的价值体系所维系。与此类整合的理论不同，我认为社会由三个方面构成——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每个方 面各有其构成和遵循的原则。这
些方面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相关联，它们有时以完全不同 的方式发生变化。历史的变化并不是统一的，明确的分期也难圆其说，可是我们却常常模糊地使用着
这些概念 。在第一个轴心时代兴起的那些伟大宗教的延续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绊脚石。那些帝国的政治制度已灭亡，经济制度已消逝，但那些伟大的宗教——佛
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精髓至今犹存。前现代是君主治下的由军事集团、土地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垂直构成的等级社会。在现代 资本
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成了社会的主宰。经济——生产和贸易——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 资本家和工人的内在界限变成了社会阶级分野。正象我在“结语”的第一
部分中所探讨的， 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是由集团（职业集团——科学的，技术的，行政的，以及文化的）和 这些集团所分布的机构场所构成的。 让我们
回到关于技术的主题：技术—经济并不决定政治和文化，但作为变化的始因，当向社 会普及时它便向政治秩序（常常是应对因变革引起的动荡）和文化领域提出
面对工具理性诉 求的问题。最后，如我在“导言”中所说的，我并不预测未来，只是描述德国哲学家H韦欣格（Hans V aihinger）所谓的
一个“好像”、一个“如果”、一个假设，一个可以与未来社会现实进行 对照的逻辑框架，以期了解是什么影响改变了社会的前进方向。不同于历史学家的“追
溯性 ”建构，这里是社会学家“预期”的历史。25年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把当代社会的特征与 25年前的世界进行对比，而不是去判断我们的准确性如
何。自本书出版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特别是近10余年，探讨和拓展后工业社会这一课题的著 作不止一打
感兴趣的读者或许愿意翻阅下列作品：J 哈格（J Hage）和C鲍尔斯（C H Po wers）的《后工业生存：21世纪的角色
及其相互关系》，（塞吉出版公司，1992）（综述工 作、信息收集、灵活协调方面的问题以及由这些变化产生的新职业类型）；F布劳克（F
Block）：《后工业的前景：经济观批判》（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这是一次有 抱负的尝试，旨在形成以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型增长到质量
提高的新经济观）；L埃斯特 布克（LEstabook）编：《后工业社会丛书》（羚羊出版社，1977）（书名不确切，这实 际上是由3 0篇论
述职业组织、服务及图书馆业的论文构成的综合性文选）；B弗兰克尔（B Franke l）：《后工业乌托邦》（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7；初
版由英国政治出版社与巴西尔· 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联合出版）（该书将我的工作与绿色运动理论家、特别是R巴鲁［R Bahro］和A戈兹
［A Gorz］的工作进行了对比，展示了一个以丰裕为前提的分散化的 手工 业 者社会）；W斯塔尔（W Stull），J麦登（J
F Madden）：《后工业的费城：都 市经济 的结构变化》，（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沃顿学校的一项经济跟踪研究项目，有 制造业
雇佣劳动的下降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的图示）；S赫特伯格（S A Herzenbur g） 、J艾里克（J A Alic）和H韦尔
（H Wial）：《新经济的新规则：后工业美国的 就业 和机会》（20世纪基金会图书，1998）（指出现在有四分之三的美国劳动力受雇于服务
业， 着重研究了低薪的、前景无望的职业并提出了重构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新规则）；小托马斯· 斯坦巴克（T M Stanback Jr）、P
贝尔斯（P J Bearse）、T诺伊利（T J Noyell e）、R卡拉斯科（R A Karasek）：《服务业：新经
济》（人力资源保护项目，哥伦 比亚 大学，1981）（一项关于服务业在工业企业内的功能 ［研发、市场营销广告、法律、游 说 ］和为公司提供生产
性服务的扩张［金融、计算机等］ 的开拓性研究）；K达德利（K M Du dley）：《生产线的终结：消亡的职业，后工业美国的新生活》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 ）（汽车制造业倒闭的个案研究和技术进步中工作保障问题）；T 克拉克（T N Clar k） 和 M伦佩尔
（M Rempel）：《后工业社会的市民政治：利益集团的变迁》（西方观察出 版 社，1997）（这项有抱负的研究旨在界定超越以往左右分野、关
注具体问题的新社会运动的 新政治发展。作者将若干经验性概括5沓晒赜诮准墩嗡ヂ涞恼矫猓缓障；舳鳎 Hirschhorn）：《超越机械
化：后工业时代的工作和技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4 ）。
令人惊讶的是，多年前最初为后工业社会的观念所鼓舞的人当中不乏新左派 的年轻激进分子。发动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的休伦港宣言
休伦港（Port Huron），港市名，位于美国密歇根州，休伦湖南端圣克莱尔河出口处， 造纸、汽车配件、有色金属加工和造船等行业发达，
也是有名的夏季休养地。《休伦港宣言 》是美国早期新左派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的基本文件，1962年由汤姆·海 顿起草。该文件拒绝
承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是历史动力的观点，拒绝接受共产主 义，认为共产主义“并没有实现它所声称的要领导世界规模的争取人类解放的运动的目
的” ，宣称“人道主义者马克思有许多东西要告诉我们，而他的概念工具却是过时的，他的最终 梦想是难以置信的。”这一派人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者，其理论主要受法兰克福学 派的弗洛姆和马尔库塞观点的影响。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在其1969年大会后走向衰落。—— 译者
这是以作为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后工业社会为前提的，它抛弃了老左派的废物。汇编过新左派文献的M特奥多里（Massimo T eodori）
评论道：“美国的新左派或许是直面后工业社会各种问题的新力量的最早萌芽。” 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领导人G卡尔弗特（Greg
Calvert）和C尼曼（Carol N e iman）撰写的一部充满后工业社会词汇的书《断裂的历史》，描述了设计和操作自动化、计 算机化的
机械所需的“经过严格训练的、有技术的专业型工人”，他们取代了“旧的工人阶 级”以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战略。在C米尔斯之后，大学生们发起了革命，
使大学成了“ 为超越工作和匮乏的新社会而战斗的活样板”
G卡尔弗特（Greg Calvert）和C尼曼（Carol Neiman）：《断裂的历史：新左派和 新资本主义》纽约，兰登书屋，
1971年版，第58—59、22—23、64、174页。 〖HT〗〖ZW〗〗 。这里的前提是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已无匮乏之虞，生活正在进入一
个“后经济”时期。1964 年的《三重革命》宣言展示了这一信条的理论基础，署名者当中有R海尔布罗尼尔（R H ei lbroner）、I
豪（I Howe）、G米达尔（G Myrdal）、T海登（T Hayden）及主 要作者 R西奥博尔德（R Theobold）和
D迈克尔（D Michael）。他们认为，自动控制导致 的一 个“新生产阶段”的劳动生产率如此之大，以至于只有切断以往由短缺的工业社会所维
系的 职业与收入的相关性并将用益权分配给公众，才能应对其破坏性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鉴 于所有的社会均为匮乏所困，而根除匮乏是所有改革运动的乌
托邦式预期，在本序言的结 论中我将回望这一关键问题
对从新左派到H布雷克（Howard Brick）著作的引证使我获益。布雷克的著作《矛盾年 代》（Twayne美国作家数据库，
1998）是关于60年代的、特别是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有价值的 研究，见其中的“后工业的发展观”，第54—57页。新左派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讨论是以
D 里 斯曼（David Riesman）的论文《后工业社会的休闲与工作》（见E拉腊比［Eric Larrabe e ］和R迈耶森
［Rolf Meyersohn］编《大众休闲》，格仑库自由出版社，伊利诺斯，195 8） 和我的一些早期作品、特别是《后工业社会》（见E金斯
伯格［Eli Ginzburg］编《技术 与 社会的变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和我为L巴格里（Leon Bagrit）爵士的
《自动化时代》（纽约，新美利坚图书馆，1965）写的序言为基础的。 〖HT〗〖ZW〗〗 。 在关于后工业发展的许多著作中，我想指出一些拓荒性
的和对新课题做出严肃探索的作品。 首先是S诺拉（Simon Nora）和H闵克（Hilary Minc）的《计算机社会》，这是一份关 于
国家如何对计算机在社会中的作用做出反应而于1978年写给法国总统的报告。这是一个负责 任的政府对技术问题做出反应的范例，它也是提出用信息高速公
路并联计算机与电信的最早 的报告之一。结果是终端通讯方案的产生，由此每位电话用户设一计算机终端（最初取代印 刷的电话号码簿）并能快捷地获得诸如
航班时刻、电影放映时间、保健服务等各种信息服务
S诺拉和H闵克：《计算机社会》，丹尼尔·贝尔序，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 0年版。在法国，行政管理机构为所谓的“安纳分
子”（Enarchs）、即法国国立行政大学的 优秀毕业生所占据，最高级别是财政督察官。他们被指派向公用企业征税，就社会和经济问 题提出新政策。
曾在法国几届内阁任职并曾任财政部总检察长的S诺拉，应吉斯卡尔·德 斯 坦总统的要求写出通讯技术对法国的影响的报告。H闵克当时是一位年轻的财
政督察官。 这份在1978年面世的报告在法国是畅销读物。
R森尼特（Richard Sennett）新著《个性的剥蚀：新资本主义下的职业对个人的影响》（ 纽约，诺顿，1998）一书在探讨工作
团队的整体重建和不断调适的环境对人格感和诚实感的 影响 方面做出了新开拓。森尼特的研究与我在1956年的一篇专论《工作及其烦恼》中对工业劳动
的描述成为鲜明对比。在描述功能合理、高度协调的机制时，我确认了三个原则，即“规模 逻辑，‘度量时间’逻辑和等级逻辑”。规模是指在大企业中集中生
产以取得规模效益。等 级是一个描绘给从车间到计划管理部门的“脑力劳动”的系统。“度量时间”由FW 泰勒 （F W Taylor）所创，是
关于工作和报酬以劳动时间的分解为基础的工作时间设计
《工作及其烦恼》于1956年由灯塔出版社出版。该文的主要章节及此前一篇文章《人对机 器的适应》（《评论》1947年1月）的部分被收入
《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由出版社1960年 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再版，附有一个新前言）。
这三个“逻辑”均已被放弃或为新的组织原理所取代，结果可能是一个更具活力的经济。 但 正如森尼特指出的，由于人们在公司重组中不停地换岗，已失缺不
少寄托和心理认同。 C萨贝尔（Charles Sabel）和M皮奥里（Michael Piore）的著作是理解工业社会和旧生 产 体系瓦
解背景的基准作品。在《工作与政治》一书中，萨贝尔出色地评述了大规模生产的发 展和他所谓的福特主义体制——该术语已成为极左翼的社会批评语汇——并
表明了标准化生 产和专用设备的投入是如何压抑着趣味的多样性和灵活的专业化生产。皮奥里和萨贝尔的更 具雄心的著作《第二次工业划分》认为，我们也许
正在见证“一个新的工业秩序：随着微电 子和特别是计算机的进步，随着象意大利的威尼托或德国的巴登-符腾堡的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些‘后工业社会
岛’繁育了一些中小型企业，它们以灵活适用、反应敏捷的生产系统 建立起个性化的或产品订做的市场。”
C萨贝尔：《工作与政治》，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M皮奥里、C萨贝尔：《第 二次工业划分》，纽约，基础图书出版公司，1984
年版。 对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地理学家S萨森（S Sassen）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是后工业 经 济中世界城市变迁的特征。生产性服务——
商务、金融、技术及专业服务——经历了巨大增 长，这是贸易、金融、投资和后工业职业的巨大扩张的结果，而这一扩张又是计算机和通讯 发展的结果。如萨
森指出的，“新古典和凯恩斯经济学派长期以来忽视了产品生产和生产性 服务的差别，更不必说服务业内的差别了。而大都会中心的主要变化——她主要以纽
约、伦 敦和东京为例——是由于生产性服务的扩张。”
S萨森：《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尤见第6 章“国际性都市：后工业生产园”。 〖HT〗
〖ZW〗〗 M卡斯蒂尔斯（Manuel Castells）的三卷本著作《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是重 绘 社会地图的最具抱负的尝
试
在英文版的《新政治家》（1998年6月5日）中，J劳艾德（John Lloyd ）在采访卡斯蒂 尔斯时评论道：“卡斯蒂尔斯是个大思想
家。他的热心读者将其比之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 ·韦伯，因为可看到他与这些早年社会学家有同样的才能解读当代社会的基本趋向。他确实 与记录了60和
70年代社会组织深层变动的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M麦 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识传媒》）一脉相
承。”
在对A特雷恩（Alain Touraine）和本人的早期工作表示敬 意的同时，卡斯蒂尔斯认为，恰当的区分不应是在工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
之间，而应在农业 、工业和后工业生产的知识基础的两种形态之间。他指出，关于后工业主义的早期理论（这 里指的是我，而不是特雷恩）是以索罗
（Solow）和坎德里克（Kendrick）关于劳动生产率 的研究为基础的，而这一研究用的是20世纪上半期的资料。卡斯蒂尔斯提出，“分析的重点
应从后工业主义〖HTSS〗转向〖HTH〗信息主义〖HTSS〗。”关于后者，他指的是“ 在〖HTH〗信息技术、加工和通信技术〖HTSS〗中正在
发生的革命。”对卡斯蒂尔斯而言，这并非指“知识和信息的中心地位”，而是指“将知识 和信息运用于知识的产生和信息处理（通讯设施），是创新和创新应
用之间不断的累加性互 动。”
我引用了卡斯蒂尔斯的《网络社会的兴起》（牛津，布莱克威尔，1996年版）第31、204 页。全部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我不敢苟同卡斯蒂尔斯的地方是，他把知识和信息视为同一术语或过程，他没能区分发明、 创新及其传播。我不认为已经发生了“知识革命”或“知识爆
炸”。我们可以撇开使T库 恩 （Tom Kuhn）的工作庸俗化的可疑的个人相对主义者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饶舌。我们不得不 面对V奎因
（Van Quine）和H帕特南（Hilarry Putnam）以知识可信性基础的局限为由 而 发出的认识论的挑战。我不同意将信息与知识混同
以及存在着“知识技术”这样一种怪异的 见解。总的说来，知识是一个判断的体系，而判断不仅受经验事实的检验，而且这些被检验 的判断又受其自身动机的
评判。后面我们将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二 在俄国的遭遇《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曾在英国出版并被译成德文、日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瑞 典文和荷兰文出版。与这个新版本同时，将
有一个俄文译文由科学和学术出版社出版 。围绕这个译本有一段趣事。这并非我这本书的第一个俄译本。70年代末，苏共中央委员会出版了一套西方著作家的
选集 ，被称为“白色丛书”，在限定的范围内发行以为党的研究机构所用。印刷不超过300本， 大部分在党组织瓦解时丢失了，并且，前列宁图书馆的该丛
书书目被销密时也未见本书。就 象G奥韦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中的戈德斯坦，我在一个失忆的黑洞中消失。本书被视为对马克
思主义的威胁而在出版伊始就卷入意识形态漩涡。杰出的法国社会学 家R阿伦（Raymond Aron）提出“工业社会”的概念（源自奥古斯特·孔
德）以表征所有 工 业化社会的共性及需求。这一概念导致了Y泽莫什金（Y Zamoshkin）在1963年3月号《 共 产主义者》杂志上对阿
伦和W罗斯托夫（W Rostow）（他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增长 阶段论 ：非共产党宣言》）的攻击。泽莫什金在《无差别工业社会的反动理
论》中称这一概念是“ 向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提供武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资产阶级宣传家的骗 局”。该文并没有认真讨论问题，而仅仅是
冗长的攻击。 步阿伦后尘的后工业社会概念提出了一个“轴心原理”，即理论知识的整理。但是，苏联共 产党自诩是正在改变着社会的“科技革命”的先
锋。我的概念对那些含混的公式是一个激烈 挑战，我的观点引起了多方面的后果。最早理解这些后果的是捷克社会学家R里什塔（Rad o van
Richta），他于1967年发表了他的研究《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在捷克斯洛伐克知识 界引起哄动。从一家美国商务出版物的翻印中对我的工作有所
了解的里什塔有力地指出：
科学正在成为自然经济中的决定性变量和文明发展中的最重要方面。一个新的 (后工业的)增长模式已见端倪，其中，生产力的 不断地结构性变化产
生着新的动力，生产资料和人力的质量及利用水平比数量变得更重要。增长的集约因素盖出于此；增长的加速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韧密切相关（着重号为原文所
有 ）。
里什塔得出结论：一个新的社会和阶级结构正在显现，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后工业文明”、 “第三次文明，服务文明等等”（见本书第一章对里什塔的
更完整的引证）见《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23页 。——译者
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感到了恐惧。在下届国际社会学学会会议上，里什塔不体面地否认了 自 己的工作并“坦白”了自己的思想错误。他的作品从发行
渠道消失了。我在本书中大段征 引里什塔的著作，为的是让读者对他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1988年我前往共产党治下的布拉格的一些学术机构讲学。我在捷克科学院的报告是纪念R 里什塔的。Jiri Pelikan在伦敦出版的流亡者杂志
《Listy》1988年11月2日号上发表了一 篇有关此次访问的报道。报道题为“故乡传书”。文中说：“混乱中的一个特例是媒体对哈 佛大学著名专
家D贝尔对布拉格访问的反应。他向三个科研机构的官员们作了报告，我与 参 会各色人等一起聆听了他不得不讲的话。他确实很棒，常常说出我们的心声。
他对马克思主 义的态度是客观的和无可挑剔的，……但同时他也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模式、理论和 学派的缺陷。《Svet v obrazech》
未加审查地刊载了他的长篇访谈。访谈中贝 尔绝对精确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区别。他断言：‘我相信，一旦斯大林主义 的影响从经济、政治、
科学和文化中消失，会有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因素的天地。只有那时， 公开的对话才有可能。’这些猛烈的攻击惹来那些人的喧嚣。他们当中的雅罗斯洛夫·塔
玛 ，一位马列主义研究所的科学上的鼠辈，或许为了抵消这次专访冲击波，在同一家杂志上提 醒说教授所云是陈词滥调，称他的观点无异于终结马克思主义！
塔玛概括的不是贝尔的观点 ，而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科学界视塔玛的文章为一大笑料，特别可笑的是他表现了对 贝尔的大度：‘我不想说贝尔的讲座是
乏味的。如果不看实质，即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声的诽 谤和否定，他的一些观点表明，甚至资产阶级辩护士对于他的受资产阶级社会利益局限的世 界也不总是发
表谬见。’这只是请您观赏在我们的资深学者中有何等样白痴，而当意识形态 的热度在冷却、人们正在寻求真正的对话点和丁点客观真理时，这些人又是何等自
大。”
E阿拉伯-奥格利（Eduard Arab-Ogly）以英译名为《在预言家的迷宫中》（莫斯科进步出 版社1975年版）一书作为对我的
观点的一个苏联式的回应。阿拉伯-奥格利博士开头很客气 ：“D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概念是总结和预见技术革命之社会后果的一个最具原 创 性
的、在许多方面是独到的尝试（就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作品而言）”。阿拉伯-奥格利 博士继续写道：后工业社会这一术语“对所有喜欢提出有吸引力的选择
以取代科学共产主义 的人来说……已成教规。”所以，“难怪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不仅在美国和欧洲，而且在日本 几乎被广泛接受。”阿拉伯-奥格利博士接着
对我的作用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官方社会学家”的标签对贝尔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在10年前问世的《意识形态的终 结》一书中，他宣扬的观
念极为正统（从美国官方的、经济集团的角度而言）。1964年，应 约翰逊总统之邀，作为美国社会学的官方代表参加了国会建立的“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
展 委员会”，研究技术革命的社会后果。美国政府认为，贝尔也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组织的20 00年委员会最佳主席人选。
这一切表明，“D贝尔是美国正在成型的可恰当称之为“显学”的社会机构的最杰出的代表和 意识 形态专家。利用贝尔作为喉舌，利用他的“后工
业社会”概念，“显学们”，即科学知识界 上层和大学精英已公开要求在美国社会中发挥独立作用。（第80-81页）
有趣的是，阿拉伯-奥格利博士把美国视为苏联社会的某种翻版，一个由社会集团高度组织 起来的社会，有代表“阶级利益”的“官方”代言人，而
我则是正在跻身“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制度当中与“大买卖”分享权力和影响的“小伙计”。利益集团联合的变动和松散，这 一观念对苏联的理论家们似乎是
难以理解的；对社会进行批判性探索的独立学者和机构，更 是他们陌生的。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是一个非政府的义务性社团，由“官方小圈子”挑选“ 最佳人
选”云云，十足可笑。象阿拉伯-奥格利博士宣称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后工业社会的论题中所谓的技术革命 “象1969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大
会和苏共24大所指出的，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社会 对抗在更大规模上的再现。”遵循着党的正统，阿拉伯-奥格利博士断言：“正象列宁指出 的，在一方面
是垄断资本主义最终阶段的资本主义和另一方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成第一阶段 的社会主义之间，没有过渡性社会制度的余地。”（第84页）列宁也许是对的
——但出乎他和他的70年的信徒们的预料。毕竟，戈尔巴乔夫开始是一个列 宁主义者，后来则瓦解了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攻击我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我不
能接受。象其他有远见的理论观察一样，马克思 关于社会的许多分析被吸收到社会科学中。毋宁说，我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并 且我说过，关于从1750
到1970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分析仍属其中最尖锐之列。问题是，马克思错在哪里？让我们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开始，这部著作是包括
未发表 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总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 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
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 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 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
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 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满足的需要，被新的、 要 靠
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 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
了。
这是一个震聋发聩、极富远见的论断，我们已看到这一情势在150年间的展开，并且将延续 至下个世纪。 然而，还是存在着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严
重混乱。对马克思而言，变革的力量是“资产阶级”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结构都是阶级结构。在这幅展开的画卷中，马克思预言最终 将只有两个互
相对抗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因而马克思写道：“小资产阶级，即小 店主、小工业家、自耕农，手工业者，……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
来了…… 在与大资本的竞争中毁灭，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 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这些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丹尼尔·贝尔这里的译文同赛米尔·穆尔（Samuel Moore）1888年翻译、经恩格斯校阅 过的英文本略有不同，见《共产党宣言》（英
文版），北京，外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3 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译者
但事情并非如此。毋宁说，在所有的发达社会里，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和正在萎缩， 而在后工业经济中，专业的、管理的、技术的和行政的职业几乎占了劳动
力的60%。而如果 无产阶级正在萎缩，苏联共产党还有什么理由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专政？ 马克思是最早试图较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人。他
指出了作为一种变化机制的技术 在劳动替代中的作用。他理解资本主义进程的自发性。问题出在他的社会学方面。历史被宣 布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它却日益
成为民族冲突的历史：在市场和利润驱动的世界上，地缘 经济对抗地缘政治（国家常常对国际经济力量做出防御性的反应）。因此马克思只对了一半 。他宁愿
另一半是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理论的独特魅力或许在于它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即社会结构理论（静态的）和社会演变理论（动态的）。困难在于，如
果你关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变化，马克思的两个方面，即社会关系和技术是相互纠缠的；如果你关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从封建 制到资本主义的变化，两方面的
关系并不是清晰和一贯的
进而言之，不存在什么生产方式或社会组织的替代运动的“一般规律”。象艾瑞克·赫 伯斯鲍姆认为的，马克思本人也没有这种观点。我曾在“意识形
态的误读：马克思著作中社 会决定观”（《伯克利社会学家杂志》第35卷，1990年）一文中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赫伯斯鲍姆的论述见他的《卡尔·马
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形成》，伦敦，劳伦斯-威特 公司1964年版，第61页。
我认为，如果将这两方面“剥离”，视它们为逻辑上的独立变量，我们将从马克思的图式中获益匪浅。沿着社会关系“轴心”，可以通观以财产关系为基
础的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社会；沿着技术“轴心”，可以通观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社会。这两个序列间的关系怎样，取决于你如何“旋转”这个轴心。这
样，以社会关系为轴心，美国和苏联分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集体主义社会；以技术为轴心，则美国和苏联都是工业社会。（该主题在1976年版前言中已
详述，本版收录了这个前言。） 应申明，在利用马克思的图式时我试图获得更清晰的概念，这是我的后工业社会概念形成的 起点。在开始发展这些见解时，我
力图理解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尤其是技术与20世纪的理 论知识编汇、与旧式“机械技术”相对的我称之为“智力技术”的发展的关系——以及理解 已经展
现的新兴职业和区位的社会经济后果。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主要涉及技术-经济领域，其冲击力是巨大的。本书初版以来的四分之一 世纪里，这个领域已发生
了巨大变化。鉴于此，本前言的后两部分将专门阐明技术的性质、 后工业发展的自发特征，即信息的中心地位以及所谓的“信息时代”。
三 技术与经济增长
1956年和1957年，RM 索罗（Robert M Solow）写了两篇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经典论文 ；论 文将技术置于经济增长理
论的核心地位
索罗的两篇论文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经济学季刊》（1956年12月）， 第65-74页；“技术变革和集约生产函数”，《经济和统计评
论》（1957年8月），第312-32 0页。 〖HT〗〖ZW)〗 。古典经济理论影响了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 一般均衡理论及马歇尔的不完全
竞争条件下的局部均衡理论。经济学（按L罗宾斯的概括 ） 考察了需求竞争下的短缺资源配置。大萧条年代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关注的是储蓄转化为投 资
的乏力和通常由政府激发的需求增长的必要，以期推动停滞的经济。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随着德国和日本经济的重建以及后殖民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关注，经
济学才系统地转向增 长理论。最早的尝试是所谓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以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Roy Harrod］和俄裔美 国经济学家E多马
［Evsey Domar］的名字命名），这一关于资本产出率的模型，旨在说明 一 定的增长率所需的持续投资水平。（简单说，假定资本产出率为2：
1，目标为5%的增长将要 求10%的持续投资率。）这一模型完全着眼于资本投入。 1965年索罗的论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式表明，从长远看，单位工作
者的产出水平是资本投资率 、劳动力增长率（这些是经济学理论通常的组成部分）和技术水平的函数。这里的关键是全 部生产函数中技术变革对于资本/劳动
比率变化的作用。在这篇论文中，技术被视为固有模式的外源性因素，从而被视为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构 成中不归资本或劳动投入所计算的余额。索罗的第
二篇论文着重经验事实，旨在计量技术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这部分余额可以是来自在设备、人力资本，组织革新等方面的投入，但总 的说，它可以被归于“技
术”项下。在美国的趋势增长的不同时期里，“索罗余额”约在40 %到60%之间
E丹尼森（Edward Denison）关于1929至1982年间经济发展的近著试图对这一时期平均 31%的经济增长率的特殊因素做
出说明。这样，增长的16%是由于工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11%是由资源配置的改善，12%是由于资本投入的增加，34%的增长归于“知识的增长”或
狭 义上的技术进步。E丹尼森：《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1929—1982》，布鲁金斯学会1985 年版。R索罗的引用见《增长理论评述》，牛津
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ⅩⅪ页。
总之，通过或直觉、或描述、或个案研究，我们之所知，已成为公式并融入 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象所有其他有效的理论一样，亦可应用于其他领域。
在1980年代，在R卢卡斯（Robert Lucas）和P罗莫（Paul Romer）的著作中居中心 地 位的“新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兴
起。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索罗模式视技术为外在因素。 随罗莫之后，卢卡斯在其理论著作中寻求使技术对理论来说是内在因素，从而将其融入市场 概念，而
不是把技术视为常常是由政府推动的一种力量。罗莫试图给知识下定义，经验性地 以专利资料和教育水平作为技术同义语。许多问题，特别是罗莫和索罗的工
作，已在《经济 观察杂志》（第1期第8册，1994年冬季卷）的专题丛书中进行了总结。与一般均衡理论不同的关于增长理论的两种不同观点，见G杜西
（Giovanni Dosi）、 C弗雷曼（Christopher Freeman）、C尼尔森（Richard Nelson）、G西尔夫
伯格（Ge rald Silverberg）和L索特（Luc Soete）等：《技术变化和经济理论》（品特出版公司 ，1998），该书强调革
新的中心地位；另见R尼尔森和C温特（Sidney G Winter）： 《经济变革理论的演变》，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显然，欲
理解现代社会及其过去两个世纪的发展道路，必先理解技术变革，尤其是从机械技 术到智能技术的变革，后者是后工业社会的基础。 我们正处于世界范围内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上升期。这确是一个上升期，因为我们已从发明和 创新阶段转入传播的关键时期。传播的速率取决于经济状况和社会的政治稳定。当然，情
势 已不可逆转，较之重塑了西方、而现在正在用工业化再造世界其他角落的前两次技术革命， 其后果可能远为重大。 这一节的任务是，说明“第三次技术革
命”的显著特点，概述那些我们借以看到这次技术革 命何以在基本结构重建中得以进行的社会架构，并谈谈我们可能的选择
一个简单的方法论观点：大多数关于技术变革的讨论集中在单一、主要的事项上，然后 追寻其社会影响。由此，就有了关于“铁路的社会影响”，关于
收音机的、汽车的、航空的 社会影响等许多研究。这一方法的问题是，它愈来愈难以解释具有极其重大的革新意义的技 术变革，而要探究其多方面的社会影响
则更加困难。例如，探索犁对中世纪农业的影响或马 镫对战争的影响，显然不同于探索改变了一个交通体系的汽车、卡车、铁路、轮船和飞机的 相互作用的影
响。因此，我以社会母体为出发点，试图认清它们如何随着新技术的引入而变 化。在第xiii页的脚注（本刊第53页注①——译者）中提到的未刊稿中有更
详尽的讨论。为 比较旧的分析模式及其在当代应用的弊端，可阅读小林恩·怀特著《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 革》（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62）和W
奥格本著《飞行术的社会影响》（波士顿，纽 约，霍顿·米夫林，1946）。 请注意我对技术革命与其社会经济后果之间的区分。“工业革命”这一用语，
混淆了两件不 同的事：作为一种新能源的蒸汽力的利用和把这一能源应用于工业生产的工厂（社会组织） 的创立。区分的理由是，新技术的利用并不注定是单
行道；对技术进行组织的方式可以多种 多样，这些方式是自觉地做出的社会的选择。第一次工业革命决不象例如法国和俄国革命那 样，是积极的少数人以策划
政治事变的方式“决定”的。这次革命中工业是沿着阻力最小的 道路演进的，因为它带来了利润和廉价商品。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基础是使蒸汽借助可控的容器产
生动力以及机器的使用。在早期的工厂中 ，机器被组合在直线式的轴系上。理由很简单：蒸汽在离开热源时会浪费热能，这决定了早 期的工厂布局。然而，在
电力的利用使工厂可以方便地分散布局时，习惯于几十年前的控制 方式的经理们依旧延续旧式布局。如此类似，最早的铁路轨道间的宽度以传统的车厢的宽度
而定，后来表明，换一个轨道系统很容易使之加宽。这再次看出，已形成的习惯，如同原始 森林中趟出的路径，后人因循而行。 发生在不过百多年前的第二次
技术革命是两大革新：电力和化学。电力是一种新的更强 的 动力，它可远输千里，而蒸汽做不到；它使机器分散装配，为减少蒸汽热能损失而组合机器 的工
厂则做不到；电力带来了新光源，改变了我们的昼夜节奏；电力使我们通过线路把信息 变成电码或传输声音的电子信号，结果是电话和收音机的发明。化学第一
次使我们能够制造 合成材料，从染料到塑料，从合成纤维到乙烯等自然界本来无有之物。 现在，我们正经历第三次技术革命。谈到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自
然想到计算机、电讯等。 但是，这些术语忽略了对于理解这次革命来说是基本的进程。只有认识这些相关进程，我们 才能描绘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方面可能
发生的巨变。四项革新构成了新技术革命的基础。简述如下。
1、 全部机械的、电动的和电机体系向电子的转化：工业社会的机器是机械工具。 电子系统正日益取代机械部件。电话系统曾基本上是使信号转化为电流
的一套机械部件（即 一个拨号系统）；今天的电话完全是电子的。印刷是一个用着墨的铅字在纸上加印的系统； 而今，印刷已经电子化了。固态电路的电视机
也已电子化。电子化使部件的减少和 惊人的传输 速度成为可能。现代计算机速度已达到十亿分之一秒，甚至万亿分之一秒，使计算能以“闪 电般”的速度解
决问题。
2、 小型化：最显著的变化是传输电流或转换电流脉冲元件的“ 缩微”。旧式部件是诸如旧式收音机中的2到3英寸的电子管。如同蒸汽机的发明，晶体
管的 发明标志着微电子 装置的制造能力的重大变化，这些微电子装置具有控制、调整、管理和微处理器的记忆等千 百种不同功能。我们有过4千比特薄如指
甲的集成电路，后来发展到32千比特，64千比特， 现在我们开始制造百万比特的集成电路。过去20年间，我们目睹了每个集成电路上元件数的几何级数
增长，每10年增长百倍。现在， 一 个微小的硅集成电路块含有数万个半导体构成的电路和全部必要的相互联系的导体，其花费 只需几美元。由印刷板制成
的集成电路上的电路量，要一位工匠在印刷配线板上焊接元件 的话，大概需要干上十年。一个集成电路本身可以是一个具有输出和输入功能和随机存取记忆力的
微型 计算机，且体积小于一美分硬币。
3、 数字化：在新技术中，信息体现为数字。数字是相互分散的、非连续性变项 的数目。电话曾经以模拟系统为基础，因为声音是一种波。通过数字转
换，电话变成了二进 位制，精确性和可控水平显著提高。这一变化也产生了带有声像系统的数字化计
算机。第三 次技术革命使已往所有的系统转化为数字形式。
4、 软件：旧式计算机装有线路与机械相连的指令与操作系统，人们必须学会诸 如商业通用语言（COBOL）或公式翻译程序语言
（FORTRAN），或帕斯卡语言（PASCAL）或表 格处理语言（LISP）等更专门化的程序语言来使用计算机。作为独立程序的软件使用户的各 种
工作迅捷自如。通过分布式处理，每台计算机终端的控制软件独立于其他终端或中央处理 器而运作。个人计算机装有特定的软件程序——如财务分析或信息库修
复——这是对用户特 定需求的量身订做，用计算机业的行话说，是“用户友善”。 软件——定制化的基础——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行业。一个程序编制员设计
数千编 码线可能以月计功。在电讯中，大型电子交换设备（用以在不同的线路上发送千百次通话） 使用的线路超过两百万条
人们可以在所谓的Y2K（千年虫）问题的软件编码修改中窥见其数量之巨。几乎所有的计 算机操作程序都以1900年为基数。但当年份换到
2000，计算机会立刻返回到1900，将给银行 、机票预定等无数业务造成极大混乱。1999年1月，美国社会安全系统宣布，通过改写操作 指令的
3，000万条编码线而使他们的计算机改型。
打破软件程序的“瓶颈”是个人计算机快速进入小商行及家庭 的关键。继而是简化计算机本机的功能和应用软件的可能性以及（随着网络出口
NETSCAPE 和OR ACLE的发明）由用户按需购买软件的可能性。掌握这一发明，将极大地拓展程序量和合乎用 户之需的应用软件，简化个人计算
机的操作。 导致新技术的扩展和进步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发展是光子学。光子学是通过激光、超纯玻璃或 光导纤维传输数字信息的关键技术。光子的传输能力
远大于铜线和无线电。在美国电话电报 公司的贝尔实验室的实验中，通过每秒传输42亿个信息存储元，在不扩容的情况下在125英里以外而建立起“远程记
录”；脉码调制能够在数秒钟内传送整部30卷《不列颠百科全书》。但光子学还处在发展阶段，我们这里关注的是正在销售和传播的成熟技术。至关重要的是，
新技术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像“高技术”所指示的那样），而是渗透社会 各方面和改造全部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马达的时代——某些东
西我们 习以为常。马达无处不在，汽车、轮船、电动工具以至靠小马力——四分之三马力——运行 的家用器具（诸如电动牙刷和雕刻刀）。后工业时代将再现
全面的变化。未来数十年间将是 计算机的世界——不只是大型计算机，而且是“芯片上的计算机”，也就是微处理器，它将 改变我们全部的设施和家居。汽
车、器械、工具和家用计算机将由每秒钟发出1，000万个指 令的微处理器控制。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多方位变化的体现。以往通信中的电话（声音）、电视
（影像）、电脑（ 资料）和电文（传真）间的界限已被互联的数字交换系统和可兼容的远距离单一传输终端所 打破。电脑辅助设计和模拟的引入使得工程和建
筑革命化了。计算机辅助制造和机器人技术 正在改变着生产场所。在商行、医院、大学，在所有的机场，计算机在记录保存、财产编目 、程序安排及信息处理
系统的其他各方面都是必需的。数据和信息检索系统赋予决策和智力 工作以新的分析方式。由于数字装置开始安排和控制家用设施，家务劳作正在改变，在较
新 潮的家居设计中，开始改变家居环境的各方面。与显示屏相联接的电脑开始改变着我们的通 讯、交易和收发信息的方式。智力工作的任务是如何以明了的方
式“理顺”这些变化，而不仅仅是描述它们，从而在社会 学理论上提供分析的依据。后面，我列出了一些表格，从中可见现存的结构如何在压力下生 变以及此
类变化可能发生的方式。为避免误解，在此重申：技术并不决定社会的变化；技术 提供的是手段和可能性。技术的利用方式是社会的选择。
四技术的“轨迹”。
尽管技术的性质和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多数人还是不加区分地使用“技术”这一术语。对 多数人而言，技术仍然意味着机器或机械程式——当然，机械装
置依旧存在。 但是，新的电讯和计算机技术——后工业社会的基础——是一种智能技术，较之缔造了工业 社会的机械技术，其基础和知识模式大不相同。这
里我要做的是绘出现代技术的“地图”及 其“轨迹”，列出五个表格来展示这些变化。
表一 技术：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历史特征
从机械技术： 到电子技术 到智能技术
机器 有线和无线通讯 编程，语言，算法
第一个表格是关于技术的历史特征。这些变化产生了三个后果：
1、 系统由机械的变为机电的，进而变为电子的。电话最初是一个机械系统（即拨号系 统），然后是机电系统，进而是电子系统（即按钮式拨号系统）。
2、 从模拟到数字模式的变化。模拟系统是波状的（像电话中的声音系统）；数字 系统是“脉冲的”。通过将系统转化为数字的（0/1脉冲），人们能
更精确地控制声音和其 他数字化系统。
3、 工业社会以驱动电力工具的马达为特征。后工业技术以微处理器为中心，它 成
为所有转换和计算系统的“控制”装置。
表二 技术：变化的源泉
“20世纪的技术”替代“19世纪技术”；源起于理论知识的整理。 旧工业——钢铁、电话、收音机和电影、汽车，甚至航空——产生于实干发明家的
经验性的 试错机制，他们与当时的科学和理论知识的发展无涉（达比A达比（Abraham Darby）1678？—1717，英国铁匠，首创用焦炭
熔炼铁 矿石。——译者
和贝塞麦与钢铁工业、贝尔与 电话，马可尼和爱迪生与收音机和电力，福特与汽车，赖特兄弟与航空）。20世纪末期的后工业的行业发源于物理学领域的
新的革命：量子论、相对论、光学、固体物 理学、材料科学。电子模型（N 博尔，F 布洛克）导致了半导体和晶体管。爱因斯坦论 量 子光学的论文
导致了所有随后的光电池和激光(激光Laser由 Light stimulated by the emi ssion of radiation的
首字母拼写而成)方面的成果。这些新产品均源自理论知识的整理。 材料技术革命弱化了我们对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的依赖。 最大的变革：从铜线到光导
纤维（或玻璃纤维）。 动力装置的变化：工业社会是马达，后工业社会是微处理器。
表二表明，现代技术变革和发明的源泉是理论知识的整理。迄今的人类社会都以知识传播为 基础。我们与其他物种之不同在于语言的发展和使语言明白
易懂的规则。由语言而形成集结 思想的概念，使我们能够总结经验和概括思想。然理论知识的整理是一个新的、20世纪的主 要特征。这里的核心论点是，理
论知识来自基础研究。但是，基础研究，即使有回报的话，也很少直 接得到。基础研究必须与世无争，即不去迎合应用研究和开发产品。基础研究的发源地是研
究机构。在美国，研究机构主要在大学里，还有诸如在医学领域里由 政府设立的国立研究机构；在德国，基础研究由政府资助的马克斯普兰克研究所进行；在
英 国是研究机构的联合体；在日本则是大公司的实验室或象筑波的专门综合研究机构。
表三所示在初始产品、质量改进的产品和标准产品之间存在着差别。 下面的表格显现一个变化的轨迹和一个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在美国，已经发展起
了我所称的 “发散式制造业”。这是指以创意、设计和市场开发为主的行业和公司。以Gap这一巨大的 服装零售连锁企业为例，它在50个国家里拥有
250个质量巡视员监督
表三 技术：产品的产量
主要区别：初始产品和正在制造中的产品 初始产品来自基础科学的研究和发展。 正在制造的产品为两类： 1、质量改进类产品；2、以劳动耗费
为基础的标准化生产。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是初始技术的领头羊。这一优势源自科学基础强大的研究型大学和 浓厚的创业文化。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里，日本一直是质量改进的领军——在汽车、在日用电子产品方面。这一 优势源自高超的制造技艺和敬业的工作文化。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标准化产品的
制造经历了向以廉价劳动为基础的韩国、香港及目前向 中国的生产转移。
它的分包商。在遍布全球的生产中，该公司能够迅速地适应市场和需求的变化而调整生产。 Gap公司有自己的销售渠道。Reebok，当今最成功的运
动鞋销售商之一，没有自己的零售渠 道，而专注于研究和市场研发。这类公司并不“制造”，而只是开发产品。
第四是发明、革新和传播之间的区别。时常可见一个创意或产品的发布造成的兴奋：据认 为一 旦新事物出现，就将使生产线或行业“革命化”（技术作用
的极致）。然而许多被大肆渲染 的有趣发明或产品却常常失败。想一下为其发明者D伽柏
D伽柏（Dennis Gabor），1900～1979，电气工程师，生于匈牙利，因 发明全息摄影而获197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
〖HT〗〖ZW)〗 赢得诺贝尔奖的综合衍射图，或 者连接每一部电话机使通话者相视而谈的“可视电话”，一系列的相关区别还是清晰的。
表四 产品：变化的表征
发明、革新和传播的区别。 发明是“科学驱动”，它发生于技术逻辑的展现，例如小型，高速，适应新材料。 革新是“组织适应”，它产生于一
个组织利用（或抵制）新发明的能力和灵活性。（个案研 究：IBM因大型计算机经营的强势而排斥个人电脑。） 传播是“市场驱动”，产品因成本降低而
被使用和销售（如传真机），或更重要的是因为效 能和可靠性而受用户喜爱，很容易替代老产品。
总的说，当今的发明源自理论知识的整理。光学方面的几乎全部成果均源自爱因斯坦1904年 的一篇重新把光定义为“量子”（同时也是波）的论文；他的工
作导致了光电池、激光等等 。晶体管的发展源自固体物理学。当然，新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革新。这有赖于组织的适应性。我们知道，IBM专注于赢利的 大
型计算机而搁置了它曾领先的个人电脑，而微软发展了已有的革新。 传播有赖于非常不同的因素。被普遍使用的传真开发于30年前（日本一家报纸《朝日》
曾考 虑通过传真向北方的市场传送报纸，因为向北海道的运费太贵。）当传真的成本降低和传输 速度提高时，它就能够且
确实拥有市场进而成为日用消费品。
第五，最重要的一点是特定技术的发展过程的差别（见表五）。 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理解不同社会的接受能力的关键。在电话和计算机行业，日
本已迅 速进入延伸技术部门。但日本的小生境
小生境(Niche)，本意指微生态环 境。这里转意为蕴含着丰富的商机，但规模较小、需求特殊的产品或服务部门。——译者
技术企业不多。在这一领域，美国已大举进入延伸技术 和小生境技术两大部门。两项统计突出地表明上述几点。今天的日本，蜂窝式电话的用 户 愈
3，000万，是普通NTT有线电话6，000万用户的半数。蜂窝式电话已不仅用于业务，而且 到处都成为年轻人和普通市民的小饰物。作为一种延伸装置
的蜂窝式电话近年来已再造了电 信业。第二项统计与计算机有关，在美国已有15，000种不同的（压缩包装的）适应独立计 算机的产品；这些程序提供了
各种可能想见的用途。它们是小生境技术。下面谈谈这些变化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配套设施是由大公司开发和推向市场的，如在电 话和通讯业中。而小生境
技术产品——主要是软件——是由工程师和创业者开发、由小企业 生 产的。仅加利福尼亚的硅谷一地，有大约7，000家雇员人数50至500不等的公司
制造小生境 技术产品。网景公司可能是网上浏览Java软件的领军。微软可能主导着个人电脑操作 系统。 但各种应用软件却是由小公司制作的。在当今美
国的计算机和电讯领 域，小生境企业已扩展开来。它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使创业文化（以及风险资本投入 ）与技艺高超、受 过良好教育的团队结合了
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的一些发展是60和70年代嬉皮士 文化的残留物，出于对组织化生活的反叛，年轻的创业者们在为计算机编写软件程序和编
码 中找到了经济上的出路和独立性。）对小生境技术发展的重视，表明了美国和日本经济表现的差别。日本主要说来是一 个轻视 个人首创精神的共同社
会，在公司和大学里讲究论资排辈。他们在合作企业中表现很好。在 70和80年代，计算机和电信以及电子产品制造方面的革新一直是他们的强项。但日本不
鼓励 个人的创业冒险，缺乏风险投资的激励体制或奖励个体企业的税收制度（一种高度平均主义 的制度 ）。由于这些原因，日本能够顺利地进入技术延伸部
门，但在小生境技术部门表现不佳 。而这却一直是美国经济表现的亮点之一。 从全球化和国际劳动分工的视角看，对许多经济体（和社会）而言，问题是或
开发产品，或 改进产品质量，或进行标准化生产。这不是说它们的经济前途完全由技术决定。许多其他行 业和领域可以作为社会的基础——自然资源如石油、
天然气和林业产品，农业、渔业、旅游 、娱乐、服务等等。当然，所有这些行业在许多方面依赖于技术装备。但如果是进入后工业 时代的经济，信息技术的走
向就成为它们存在的关键。
表五 技术：基本轨迹
我们要明确技术的性质和范围，以便探索相关变化。 在信息革命中，有三个针对技术变化的轨迹或路径的用语： 1， 转换技术 2， 延伸
技术 3， 小生境技术 转换技术在社会中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延伸技术，如用语所表明的，为现存技 术拓展空间。小生境技术是现存技术为特定目标的
专门应用。 我们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的重要范例来说明这些轨迹： 电话：电话是一项转换技术，它替代邮局和电报，改变我们的通讯方式，给我们以新的时
空 感。 蜂窝式电话是一个延伸技术。它“打断”电话机进入系统的软线，取代了通话线路。蜂窝信 息通过中继站或微波传递。 专用小交换机或局域网
是小生境技术。专用小交换机使用一个共同的单位编码，常用于 单位内部的通讯。 电视：电视是一项转换技术，着重视频传输，而不是收音机那样的音频传
输。 宽频带是一项延伸技术，使高清晰度电视在提高图像质量的同时，增加了频道数量。 小生境技术服务——伴随有线频道的增加——是特化的部分，诸
如家庭购物频道，24小时新 闻频道的设立等。这是一个分解的过程。 电脑：电脑本身是一项转换技术，可用以计算，保存记录，仿真，模型制作，计算机
辅助建 筑设计和制图、计算机辅助产品制造等。 网络化是一项延伸技术，不同于独立的计算机，如大型机、微型电脑或个人电脑。我们有公 司内部网络和
公司间的网络，现在又有了连接无数网站的互联网。 程序应用：模盘式金融对照表，游戏，保健计划，以至无数适应特定需要的程序。计算机的 技术“推动
力”是大工程项目的并联处理和程序软件。 这些技术变革导致了广泛的经济上的变化。一般说来，需要巨量资金和庞大组织的“转换技 术”，通常由大公司
来研发。 小生境技术产品，因其适应特定用途，通常由抓住了小生境技术造成的商机的工程师或创业 者领 导的小企业经营。在当今美国，信息业主要在小
生境技术部门和小企业中扩展。小生境技术 发展有赖于创业文化。
（责任编辑：李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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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轴 心 时 代(下)
2005-10-06 [美]丹尼尔•贝尔著 王建民译 李绍明校 点击: 982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99年版前言
【译校者】王建民，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李绍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五
社会地理学
材料革命和全球化
在历史上，每个社会都由三类基础设施维系，它们是民族间贸易和交往枢纽和途径。首先是交通：河流、道路、运河，在当代是铁路、高速公路和航空。其次是能
源系统：水力、电网、石油和天然气管线等。第三是通讯：邮政系统（沿交通干道而设），然后是电报（通讯史上的首次突破）、电话、无线电，现代的从微波到
人造卫星等整套的新技术手段。
交通是最大最古老的系统。当道路的修筑使各地相通从而使贸易和交换得以进行时，社会各方面的孤立状态开始被打破。人们聚居于道路枢纽或河流交汇和湖湾
处：商人携货物驻足，农夫带来食品，工匠定居营业，市场发展起来了，城镇在此生根。
在交通体系中，水路一直唱主角，是运输大宗货物最便捷的方式；水道于自然的障碍之间穿行，潮汐和水流提供着助力。无怪乎近千年来（除去那些在通商早期为
防范强盗抢掠而叠垒的山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依水而建：台伯河边的罗马，塞纳河边的巴黎，泰晤士河边的伦敦，不必说那些依河畔、海岸和大湖而建
的其他巨大的城市了。
在工业社会，城市的位置和制造中心是由水和资源的相互关系决定的。打开美国地图，看看这个国家的中北部地区。明尼苏达州梅萨比岭中有铁矿，伊利诺伊州的
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有煤矿。这些区域被通往大洋港口的大湖和河谷系统连成一体：苏比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通过圣劳伦斯水道
流向大西洋；伊利运河穿过纽约城，汇入哈得逊河；俄亥俄河流向密西西比河，汇入墨西哥湾。
铁矿和煤矿的联手，导致了钢铁工业及随之而来的汽车、机器和工具制造、橡胶工业等。连接这些行业的水运交通体系是美国巨大的工业中心城市形成的
地理原因——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弗兰、布法罗和匹茨堡。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美国经济地理的印迹。
现在，随着工业社会的退场，一切都在变。作为城市区位因素的水和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日衰。特别是，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制造业规模缩小而生产开始更
加靠近市场。靠近大学和文化中心成为更为重要的区位因素。看看美国的四个高技术发展中心吧——硅谷与斯坦福和圣弗兰西斯科大学；波士顿附近的第128号
环型大道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新泽西州的新布伦瑞克至特伦顿的1号大道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中心；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群集在一所巨大的
州立大学周围。
通讯开始取代交通，成为人们交往与贸易的主要方式。我们也看到，日益廉价的通讯网络对于非集中化是一个巨大推动。以往，由于巨大的系列配套服务提供
的“外部经济”，大公司的总部多密集于中心商务区，你可以“穿过大街”，方便地得到有效的法律、金融，广告，印刷和出版等等服务。今天，随着通讯费用的
不断降低和地价上涨，集中服务和外部经济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过去的10年左右，许多美国大公司将其总部从纽约市迁往郊区，那里的地价更便宜，交通更便
利：往东北方向，移到了康涅迪克州的费尔费奥德县，往北移到了纽约州韦彻斯特县，往西、往西南移到了新泽西州的莫瑟县。
当地理因素不再主宰商业成本，距离也不再是个空间函数，而是个时间函数；时间的耗费和通讯速度成了决定性的变量。随着小型和微型计算机的普及，小型计算
机的“下载”数据库和存储（以及接入大型主机）能力意味着固定的工作场所已不重要。
市随人往。什么是市场？以往，它位于道路交叉、河流交汇处，人们就此购销货物，依地为市。俱往矣。看看鹿特丹石油现货市场吧，它曾是个供石油运载船舶进
入以便“就地”销售的地方。船舶到鹿特丹，因其是一个靠近西欧市场的巨大的受保护的港口；它有巨大的储存能力，聚集着穿梭交易的经纪人。今天它仍被称作
鹿特丹石油现货市场，但市场已不在鹿特丹。不在此地，又在何处呢？它无处不在。它是一个电传和无线电系统，世界各地的经纪人用之进行交易并遥控公海上的
航船驶向不同的港口。事实上，市场已不再是个地域，而是个网络。
其他商品市场亦如此，尤其是资本和货币市场。今天，在东京、新加坡、香港、米兰、法兰克福、巴黎、伦敦、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人们可以“即时”看到美
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日元、法国法郎，英镑和意大利里拉等的行情；货币在国界之间迅捷穿行，资本依不同的利率或政治晴雨而流动。
这一真正全球化经济的神经、节点和控制中枢以前所未闻的方式关联着。舞台日益广阔，角色更多，交易和交流的速度和灵活性也在提高。关键问题是，旧的组织
结构能否应对如此规模的相互交往。这就是我将在本序言结尾处讨论的规模问题。
经济地理和社会区位转换的另一个动因是新材料革命，它始于对矿物或金属的“重新界定”。历史上，每个社会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英格兰是一个“坐落在”煤
田之上的岛国。蒸汽泵发明后，矿井中的水很容易抽出，矿工能够开掘更深的矿层。帝国主义就是确保一个国家的原料及市场的手段。需要煤炭的日本在30年代
开进了满洲里，部分地是为了确保煤炭供给（同时也是为建立对苏联的防线）。
今天，一切都在变。由量子力学引发的材料革命，人们可以按性能要求制造出全新的产品。这样，人们不再要求例如锡、锌或钢之类，而是要求不同的性能——韧
性，伸拉性，传导性等——人们拥有了具备这些性能的合成材料或合金。
材料革命的主要原则是技术替代。在耗尽所需材料之前，我们总是能以一定代价找到技术替代。20多年前，罗马俱乐部，一个企业家组织，由于宣示了自然资源
迅速枯竭的预言和1973年以来的石油短缺而引起世界关注。但是，那些短缺并非因为石油枯竭，而是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一卡特尔所采取的行动。同
时，“短缺”的想象控制了传媒，诱发了公众恐慌。
实际上，根据需求的增长和资源供给有限的推断，罗马俱乐部此前曾预言过铜的短缺。许多石油公司作为套头交易而购买了铜矿，且在不长的时间内，铜价翻倍。
然而，过去的十五年间，市场上的铜供过于求，商品价格低廉。
如果有人问，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铜矿蕴藏区在哪里，一些对经济地理有所了解的人会说在智利或非洲的津巴布韦。然而，最大的蕴藏没准儿在纽约城下——大量的
铜线正在被光导纤维取代。用玻璃纤维制造的光导纤维价格低廉，能耗少，且传送能力十倍于铜线。世界上的每个电讯系统都在用光导纤维替代铜线。铜已不再是
战略性物资。
其他多数金属和矿产品同样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过控制战略性自然资源的铜业卡特尔、橡胶卡特尔、锡业卡特尔和锌业卡特尔。今天的世界上已无它
们的踪影；它们因技术替代而过时了。只在石油业还残存着唯一的卡特尔，且唯一的原因是石油的廉价。我们有能源可供选择：热放射、页岩、核工厂，太阳能、
天然气、甲醇，乙醛，甚至煤泥。但这些还太昂贵。因价格和丰富之故，石油仍有战略优势。
正在兴起的材料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后果——那些限于产生初级产品的地区，如非洲，处境艰难。非洲主要依赖农业、金属和矿业而生存。但是，全世界，
尤其是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提供的农产品，特别是谷物，数量巨大。化肥和“绿色革命”已经使世界的食物自给有余[①]。回头看金属、矿物或橡
胶，技术替代压缩了天然制品的出口市场。在1990年，从非洲下撒哈拉的一揽子出口，价值仅及1980年的一半；如果不计尼日利亚的石油出口，则仅值三
分之一。欲向后工业产业过渡，非洲需要政治的稳定和教育的普及——这些正是西欧社会繁荣的条件。
过去的200年间，我们看到了主要是在19世纪形成的金本位世界经济。一些国家是“核心”，周围则是“外围”国家。前者主要指英国和美国，一定程度上包
括德国和西欧。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属外围。这些核心国家集中了大部分的制造业。外围国家提供原材料；有的国家提供移民和廉价劳力；有的为廉价商品提供
市场。曾有过经济理论（虽然掺有政治因素）所谓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分工和劳动分工。各国生产着依其资源、技术和熟练工人所能生产的最佳产品。
英国曾是纺织、钢铁、造船和工程领域的头羊；德国曾引领电子和化工；美国曾是汽车，农产品和煤矿开采业的领军。各国通过向上攀登我所称的“技术阶梯”以
打入国际经济（International Economy）。例如，二战后日本强势挺进造船和钢铁业，而这两大行业，尤其是前者，彻底移出了英国。
全球经济（Global Economy）则完全不同。它意味着一个商品和服务的统一机制，意味着资本和市场的一体化，意味着均衡的商品市场以及我所称
的生产中的“散发式制造”。当然，国际经济依旧存在。大公司[②]甚至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并被视为该国经济的桥头堡，虽然它们在全世界销售产
品。但它们日益不可抗拒地被纳入全球经济。壳牌公司（石油业），尤尼莱佛公司（食品和油脂）和N. V. 菲利浦公司（电子产品）是荷兰，一定程度上是
英国的。西巴-盖吉公司（制药）和雀巢（食品）是瑞士的，但它们的大部分生产和销售是全球的。丰田和尼桑，索尼和松下是日本的，正在不可抗拒地被纳入全
球经济的销售和生产。
决定性的是资本和货币市场的变化。疆界几乎消失，投资回报或附加值最大处（如果政局稳定）是资本的家乡，稍遇不测即撤走。汇率（除了套汇的微小差别）在
全球货币市场上是均衡的。各国日益失去对本国货币的控制，较之购买力，受套购保值或借汇率变化进行投机的欲望驱使，无常的货币投机对汇率的影响更大。银
行间转帐瞬间即毕。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科威特的银行在一天之内将大部分资本转向国外。网络和信息成为全球资本和货币市场的通道和主宰。这些新的中心化
的布局，连接着主要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范围再扩大一点，拉丁美洲的圣保罗和墨西哥城，亚洲的香
港、新加坡、科伦坡、上海和北京。
于是，我们看到了资本、货币、商品以及与日俱增的生产“全球化”。会有一个“全球社会”么？从服饰到娱乐，电视培养了世界的大部分口味。直到最近，电视
在许多国家里还受政府的垄断控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但现在，垄断已被打破。不仅有独立的公司，而且有了日益增长的象电缆电视新闻广播网或
R.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卫星系统及其他全球电视服务业。这里的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是否还存在使各国彼此区别的“民族”文
化。“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差别已经和正在消失。英语正在成为主导的世界语言。在运动和休闲方面还存在民族差别或俗成的社会模式吗？垒球，高尔夫
球和滑雪已普及世界。英式足球已开始风行日本，甚至波及美国。饮食和服饰的品味已经全球化了。在我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人口9万），有日本人、华
人、泰国人、越南人、朝鲜人、印度人、得克萨斯的墨西哥人、巴西人，秘鲁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中东人，当然不必说，有犹太餐馆供应着牛排和
海味。
娱乐也是全球性的了。美国的电视连续剧《达拉斯》风行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国家，或许因为日本商人的行止有些异样。印度的电影业比任何国家的都高产，但迎
合的是本地的和农村的口味。随着印度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印度会融入全球社会么？
这一切，向文化和民族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严重挑战。常见的忧虑是单一化或地方文化失去特色。但这一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哪里有牢固的、由宗教神权政治强化的
传统文化（伊斯兰教或正统犹太教），哪里的文化冲突可能愈尖锐。在多样化的社会，如美国，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文化融合（如艺术、音乐和烹饪）。在一些社会
里，如日本和印度，特别在受教育阶层和知识分子中，我们看到了强烈的世界主义的兴起。文化植根于历史和语言之中，而对文化的保护来自对历史的尊重和语言
的柔韧性。显然，当我们进入信息时代时，并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答案[③]。
六
进入信息时代
在走近20世纪的终点时，我们可能正步入“信息时代”。这一用语似乎在宣示一个全新的事物。不尽然。从第一缕原始狼烟到单调击拍的手鼓、到手旗、到电报
电码，直到百年前发明的电话，人类一直相互通讯。每项发明都促成了新的时空观，以新的合作或常常是冲突使国家和民族相联系。现在不同的是，新的信息时代
不是以机械技术，而是以智力技术为基础，新的时空观超越了地理边界（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角落没被声像搜寻过吗？）并“即时”发生，使得“虚拟现实”似乎确
实存在，而不是一个时髦口号。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成果，但其发端却在于从理论知识到基本的实际应用的转换。英国剑桥大学数学教授C.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在19世
纪中期制造了第一架计算机——一架机械算盘。由哈佛大学的艾肯（Aiken）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克脱（Eckert）和莫奇利（Mauchly）
[④]创制电子计算器，使用光控开关作为传导装置，刺激电流开合以进行计算。但这一装置——以及全部现代的电脑——的工作依据是二进制原理和二进制数
学。常规的数学是以十进制（以十为单位）为基础的。十进制 (decimal)来自拉丁语deci，意思是10。但是，1/0的二进制原理源自布尔代
数，一个由19世纪英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G.布尔 (George Boole)首创的符号逻辑体系。他的体系是转换为电脑运行编码的数百万串1/0脉
冲的依据。晶体管取代电子管，一种由N.玻尔（Niels Bohr）和在斯坦福大学的德国流亡物理学家F.布洛克（Felix Bloch）发展了的
固体物理学衍生的半导体装置。尼尔斯制造过原子模型；布洛克描述过气体凝结为固体时，能级在量子状态下的产生方式。
但是，信息是通过媒介传递的。理论工作再次为现代电讯提供了条件，这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C.香农（Claude Shannon）定理。根据频带宽度
（电话、收音机、电视和电报的带宽各不相同）和信号噪声比（即一个清晰的信息对信号之间的间隔或干扰之比），香农计算过一个通讯频道的最大传输能力，以
此可计算出在特定时段内传送的“比特”或单位信息量。据此，我们知道了不同的传输系统的容量。
下一步是各种传输系统——声音、文本、图像、数据——在一个频道内的“一体化”。声音是一种波，通过电话线的声音是模拟信号。电视图像或传真文本或电脑
上的数据却是“数字化”的，就是说，它们是离散单元的脉冲。通讯中根本的技术变化是模拟信号变为数字脉冲以使它们相互兼容并用单一频道传送。（与音乐或
声乐记录的情形相似：模拟的“波状”信号被数字化，使之在音响工程师的控制下获得很高的精确度。）
最后，我们有了微处理器。正像马达是工业时代所有机械的驱动力一样，微处理器是后工业或信息时代的控制装置。小型微处理器是我们的计算、控制和记忆等全
部装置的心脏。微处理器将无数信息比特存于磁盘，使用户通过快速的存取进行检索，它控制马达和机器的运行，作为转换装置用于所有的通讯系统。
有两条轴线——交通和通讯——纵贯20世纪。交通使大量的人员和商品得以散布。卡车通过高速公路向铁路、海港和空港运送货物。轿车，巴士，火车和飞
机“分散”了居住地。完善的交通系统使城郊得以发展，现在多数美国人住在郊外。飞机，最初是螺旋桨推进，尔后是喷汽推进，能在5到15小时内穿越大陆和
海洋。亚音速和音速飞机，如协和式飞机，3小时即可飞越大西洋。
现代通讯系统同样使距离“缩短”。短波收音机可以接收从地球任何角落发出的广播。影片资料成为一种共同文化的基础。电视第一次创造了古希腊人所称的大
oekumene（共同社区），或媒体未来学家M.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称的“地球村”。今天的大多数消息以可视的方式“即
时”传送，无论是伊拉克的海湾战争，还是东京地铁的毒气袭击，或波斯尼亚的恐怖主义战争。图像通过微波、同轴电缆甚至电话线，且越来越多地通过人造卫星
传送。
但是，一个“质的变化”是新的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电缆、宽频带、数字电视、光导纤维、传真、电子邮箱，ISDN（一体化数字服务网，通过一个单一的
频道合并了数据、文本、语音、声音和图像）[⑤]，以及不可思议的因特网和万维网。因特网以通讯史上空前的速度增长着。以往的通讯进步不曾如此迅速地深
入公众意识和促使公众接受。
因特网诞生于20年前，是美国国防部通过一个互动网络ARPANET（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以整合军事科研而促成的。通过网络传送信息，计算机必须将资
料放入一个被称之为互联网通讯协议（IP）的数据包中。这样，计算机的使用者，而不是互联网，被赋予了保证通讯安全的责任——简单说，每一台计算机都可
以与任何其他一台计算机“对话”。几乎同时，局域网发展了起来，局部的台式智能终端的网络化开始了。计算机不再与大型的分时主机相连，公司和机场已将它
的局域网联接到高级研究计划署网上。这样，网络化扩展到了商务公司。
随后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几所主要大学里建立了五大超级计算机中心。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计算机只是被用于武器开发。随着五大中心的建立，国家科学
基金会决定建立自己的互联网。1991年11月，国会通过了戈尔参议员的议案，建立国家研究和教育网以扩展对所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联网——不仅使五大中
心互联，而且使大学里的任何人能够（象车轮的辐条一样）联通任何其他大学的中心，以此极大地扩展了互联网络。重要的是，国家研究和教育网不仅是一个单一
的集中管理的系统，而是一个自主逻辑操作网络的互联网络。这样，它具有根据用户需要而升级和扩容的灵活性。事实上，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通过校院之间的
互联，增加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任何享受四年大学教育的人都能成为因特网的用户。
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此时的因特网只能进行文本处理，使研究者在实验中进行合作（在许多场合下，可能有40多个人在线交流信息或拓展他们的实
验）。1994年10月加里福尼亚的网景（Netscape）公司引入了“浏览器”，一种软件程序，它使任何一台计算机很容易地进入因特网，且为程序增
加了音像[⑥]。
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是，因特网直接进入家庭。一些商业机构如美国在线实现了这一步，它们以月租费的形式提供服务器和浏览器软件，诱使每一台计算机入
网。今天，因特网连接着约3，000万台电脑和数亿个用户。以目前的增长率看，到20世纪末将有1亿台电脑与因特网联接。
因特网自身是一个传输渠道、一个使信息得以传送的信息包交换网络[⑦]。网站是组织或个人的地域或地址。现有网站多达数万。这些网站或“主页”提供着产
品信息、报纸、杂志或电视台的附加资料（今天，几乎每一家大报、期刊、商务杂志和电视台都自办网站）、政府活动的最新资料（以及政府档案的历史资料）、
完整的图书馆书目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用户“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如果需要，可以用纸打印。
个人的网上“冲浪”可能被汹涌的巨浪打翻。因此，当“搜索引擎”使用户可以确定自己所需的定位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⑧]。据一家主要的接入
商“雅虎”估计，该网站目前存有3000~5000万页的信息，或200~300千兆比特的文本[⑨]。
因特网和新的通讯基础设施与过去10年间的基础设施大不相同：以往的设施主要用于商业交易；新的系统将普通市民作为用户和消费者吸纳了进来。新的通讯基
础设施强调的是互动和参与，并且以其亿万个互联系统极大地扩展了传输渠道。因特网加剧了消息、流言和谣言的散布，使传闻和丑闻得以彰显；它以人们闻所未
闻的方式提供了接近人类文化资源的巨大机会；它使那些小集团——志趣相投者和同行——在国内外成倍增加；它改变了那些“守门人”，他们主导或左右着圈内
人的趣味，影响着他们对新的时尚、产品、娱乐等等的取舍[⑩]。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这些新的互动发生于社会网络中，这些网络造成的结果之一是社会资本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性在增长。“社会资本”是近年来社会学家深入研究
的一个概念。实物资本是对商品和资源的控制，金融资本掌握着货币，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获得技能和知识。社会资本是意识到的通过新的信息、特别重要的是通
过建立联系，获得进步的机会和可能性。（研究者发现，美国黑人社区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社会资本，从而极大地限制他们在社会中的流动。）
然而，有两个关键点需要注意。一个是，横贯世界的因特网事实上限于那些拥有辅助性基础设施、主要是拥有现代电话系统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整个非洲和所谓第
三世界的一些地区，以及东欧和西伯利亚，那里很少或没有先进的电话系统，即使其中许多国家有互联网，无论政府的办公室还是在工科院校里，只有少量网站可
用。
第二点是，直到现在，作为传输渠道的因特网与电视和电话系统是分离的。但是，在美国，拥有宽频带的电缆公司已经开始试图通过电视机接入因特网。但这些电
视机只是播出信息和图像；它们还没成为互动的媒介。许多公司认为，各种媒介的一体化是一项技术和商业工程，当一体化的可能性从发轫转向实用时，各类公司
——计算机，软件、电缆和娱乐——之间的竞争将导致联盟和合并。
许多例证表明，因特网正在改变着新闻出版、政治以及商业。斯塔尔提交建议弹劾克林顿总统的450页报告在因特网和印刷品上同时发布，数百万阅读屏幕上滚
动着的报告的人在因特网上“点击”了600万次；如果读者想复读什么内容，特别是关于那些荒淫的描述，可将报告回翻到任意页码或位置。1977年，当美
国航空航天局的火星探索工程的旅行者号、一个比冰镇啤酒器还小的六轮探测车在火星着陆时，全世界的观众目睹了它在那个行星表面行走。一年多时间里，探索
者网站记录了来自全世界的一亿次点击。
作为信息源，因特网正在成为那些需要恢复最机密信息的个人工具。国会图书馆现在的一个工作日内记录约100万次点击。到2000年，国会图书馆将有征自
全国的关于美国历史的条目供全国的学校和图书馆在线和光盘只读存储器利用。大英图书馆在其伦敦的Euston的新大厦里有一个名为“翻页”的展览，参观
者可看到完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笔记，触摸特设的计算机屏幕，它可逐页翻动、放大和讲解关键段落，甚至可以为你显示，如果将达芬奇独特的倒写呈现为正
写，那些页面的外观怎样。1998年8月，一个名为公众目录的15万多种印刷期刊的免费目录进入万维网，汇集了从所有主要图书馆参考室里找到的标准期刊
目录。新目录中的登录可搜索和浏览。每个登录包括出版物介绍、它的出现率、出版商的名称和地址、价格、国际标准条形码，如果可能，它的网址。
古代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奉亚历山大大帝之命而建。它集博物馆、学校和学术研究中心于一身，也是古希腊文献的收藏和分类的最大的图书馆。那个图书馆
不仅藏有古代文献，而且有大量的有关研究著作。图书馆一直存在到罗马统治下的公元3世纪。会有现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装配到每个人的桌面上吗？热中者为这
一前景而雀跃。然而，尚不能完全确定这样的“万能图书馆”会在最近的将来出现。在我们能有效地检索全部可用的文本文件之前，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更不用
说那些诸如数学公式、音乐和艺术等非文本信息，索引的制作就有大量的问题（如何为一幅画或一部电影做索引？）。开发以可控的方式对结果进行概括的摘编性
软件是另一件令人生畏的事。当然，正在进行着各种努力，最重要的当属“美国数字图书馆先驱”，它一直在尝试将所有的专业化图书馆（从天文学到动物学）合
并为数字化的形式以为用户所用。
同样不能确定的是，据称因特网会成为一个为消费者营造“虚拟购物”体验的电子化市场。除了教堂和博物馆，美国人还喜欢购物中心：购物是一种家庭生活体
验，且常因新奇产品的诱使所致（好似在图书馆中浏览）。触摸和感觉是真正的“实在”，它不能以想象的体验来代替。但是，当人们的需求非常确切而又首先考
虑方便，则电子化市场有其优势。1998年，在金融服务中，通过因特网进行的交易占私人投资者股票交易的20%强。旅行预定日益在网上完成，特别是当航
空公司采取“削价拍卖”的策略，以较低的价格提前多日售票，随着启程的临近而票价渐涨。网上购书和录制品已很常见，特别是当人们离书店和音像店较远或想
买到难得的绝版书和录制品的时候。在决定进一步察看之前人们可“购买”房产经纪人的货单，使购房更简便了。电子银行愈加成为“实在的”现实，特别当人们
可以一天24小时与银行往来，而不限于沿袭已久的朝9晚3的营业时间。自从购买者发现较之电话订票，计算机服务能方便地自动地预定到最好的座位时，作为
最大的剧场和演出票销售商的票务总汇（Ticket Master）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当然，电视上许多家庭购物频道的相对冷清表明，因特网上的电
子化市场本身可能变成零散的服务，而不是其热中者宣称的“虚拟购物”[11]。
七
什么是知识？
在全部关于资料、信息和知识的讨论中，最常见的一个词恐怕是“爆炸”。而除了“更多”以外，并无其他尺度表示真正发生的信息数量——更不必说质量，所
以“爆炸”一词并无深意。同时，常因术语的合并而发生混淆：数据与信息互用，信息等同于知识。辞书的助益有限，有时甚至加剧了混乱。《韦氏新大学词典》
这一或许采用最广的公众资料将数据定义为“作为推理、讨论和评估之依据的事实信息（如数量或统计资料）”；信息被定义为“知识或情报的交流或接收”；知
识被定义为“通过经验或交往获取的对事实或认识事物的条件的通晓。”这些定义令人失望。
首先，可把数据（data）视为关联的事件或系列统计资料，诸如日用品价格、国民生产总值、DNA结构，或关于化学周期表中诸因素结合状况的报告。消
息、事件、资料——当我们能建立起表明这些词语之间的联系并作有条理的表述时，信息一词拥有这些涵义。但什么是知识？或许，给出定义之前，必须先就人们
的不同信念以及这些信念的正确性做适当区分。
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或许是当代美国杰出的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他试图建立认识的条件。在哲学词典《本质》中，奎
因问道：“什么可算作认识？首先，你必须相信它；其次，它必须真实。知识就是真实的信念。”然而，作为他所担心的问题，他断言，有些事情会被错信。因
此，知识必须是“有根据的真实信念。”然而，这一定义可能仍欠充分，因为其基础不见得合理。此外，还有一个界限晦暗不清：“知识内涵着确定性，而又该如
何把握确定性呢？”
因此，奎因在最后说：“我认为，出于科学或哲学的目的，最好将关于知识的见解作为无益之事而弃之，姑且使用其各要素。”知识这术语就象日常用语中的单
词“大”，有其简约效用，但不能满足“一致性和精确性”的标准[12]。
然而，可能存在着阐述其效用的其他方式。奎因是从信念的立场、即知者及其知性的立场出发的。但是，古典哲学已在知者与已知之间做出了区别并拒绝了知者的
立场。知者对事物的认识各异，从而是易变的和偶然的。但是，什么是已知？对柏拉图而言，已知的是事物的性质或特征，例如“白”。但更重要的已知是事物的
形式（forms），即事物的理念或完善的质。知者的任何知识都存在固有缺陷，但人们可以穿越现象到理念、意见到知识之间的“界线”而接近真实。亚里士
多德将这一过程重新表述为“形式的实现”。每个事物都有其自然的目的并寻求实现之，除非外力所迫，如橡树子长出了栎木树。这样，先于潜在的质料，存在着
本原或发端，从而存在着目的或终结；隐德来希或内在目的是我们的关于事物的知识。犹如在诗歌、音乐或绘画中有各种类型和形式，在类型或形式中逻辑地展开
着的多样性是我们的关于一件艺术品的特定知识。
广义地说，知识来自经过验证的理论。例如，巴比伦人拥有上千年的天文记录，却从未把这些经验资料概括为地球或太阳的轨道运行理论。希腊人创造了概念，使
他们得以把资料整理成互相联系的经验（亚里士多德用来表示知识的术语）并创造理论。由此，欧几里得能够利用田野中石碑间的关系测量其夹角，创立了几何
学。几何关系是高度抽象的。理论使人们利用发现，进行由此及彼的概括。通过验证过的理论——如牛顿的运动定律——我们可以将一个新的相关发现作为知识而
接受[13]。
但是，认识主体的情形又如何呢？正象奎因在赖尔（Gilbert Ryle）之后指出的，知道如何与知道如此是有差别的。知道如何是个实践问题，是无法
从理论中产生的；没人能从空气动力学中学会骑自行车。但是，知道如此却是产生于使信息与相关的语境和理论相符合。同样，在对事物了解和理解之间是有区别
的。信息是对消息、活动和事件的了解。对事件的意义的理解来自经相关语境和理论验证的知识[14]。
这些区别使我们将资料与信息中以及将信息与知识区分开来。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图书索引。资料好比名目索引，它们通常按字母顺序编排。信息类似主题索引，它
是标题的分类，由作者编排以引导读者进入作品主题。但认真的读者可能出自与作者不同的目的而自建索引，这需要判断力，而判断力来自“确切”的知识或有关
该主题的理论。
这一点，按杜威（John Dewey）（在《经验艺术》一书中）的说法，判断力来自对前缀re（重）”的自觉运用：就其所知进行刻意“重整”、“重
编”、“重构”，为科学或审美的目的而建立新的视角。这样，或许会达到识者与已知的统一。
八
社会变化的框架
后工业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确实，相对于200多年前以“工业革命”发轫的变化，这些结构性变化还不到50年，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正在西方社会发生的一些
巨大的社会变化。下面我想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哪怕只作简要讨论。
阶级灭亡
过去的100多年间，阶级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分裂的轴心和社会学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一成见最初来自马克思主义，来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随着工人阶级日
渐壮大及资本主义危机的展开而灭亡的预言。当然，在权力和影响方面确有阶层差别，这些差别，有时仅仅是年龄和性别，制度化地根植于所有的社会中。马克思
主义的感召力是其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承诺和随着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来的一切差别的终结。
封建时代的社会分层——在欧洲和日本——以地产和武力为基础，伴有对领主的义务。权威由等级界定。封建主义是一种僵化的社会结构，尽管王权特许城市中的
工匠和商人可在体制之外致富。资本主义与之不同，它起源于以制造或商行的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封建体制之外的阶级。它是相对开放和流动的，但作为一种社会体
制，它植根于家庭之中。家族资本主义——奇怪的是马克思从未予以关注——是一种由继承而延续的制度。在欧洲和美国，大多数企业是延续数代的家族企业。
（在美国，诸如冠以福特、斯威夫、阿莫和格瑞西名称的公司，许多产业如纺织、酿造和报业等都是家族式企业。）[15]
后工业社会使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成为社会地位和权利的基础。当然，家族财富可为孩子们的学业、甚至为就读于精英学校提供文化优势，但学业表现和工
作岗位竞争成了职业岗位的必要条件。企业在家庭内的继承日益让位于管理阶层，在某些情况下，如经理们通过杠杆买断而成为所有者时，家族可传承财产，但不
能将管理职位传给儿女。随着公司的所有权通过互助基金和退休基金而扩散，我们迎来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它依然是一种经济制制度，但其社会制度的
成分日减。
那么，阶级终将如何？在社会学文献里，一直有三类阶级结构。一个着眼于不同职业及其成员的集合体。第二类来自马克思主义，来自以财产或权威为阶级基础的
企业内的结构关系。第三类是由声望或生活方式界定的“社会阶级”。
在职业结构方面，如前所述，工业工人阶级一直呈进行性萎缩。部分原因是制造业的衰减或作用的变化，相应地，半熟练工人随着自动化过程的兴起而逐渐消亡。
工会运动，组织起来的劳动大军的核心，从1960年7000万劳工的30%，降至1996年1亿3，500万劳工的约15%。并且，其中约40%的工会
会员在公共部门。
把目光转向教育，美国经历了从精英到阶级、再到大众的高等教育之路。在1940年，在校学生约3，000万，但只有不到150万人进入高等学校。在
1996年，约有6，600万在校学生，大学生约有1，500万。到1996年，80%多的25岁以上的人完成了高中教育，其中约24%的人完成了4年
或4年以上的大学教育。
这一情景反映了美国职业重心的变化。在美国，经理和专业人员在1亿2，670万从业者中为数达3600万（1996年），约占劳动人口的30%，其中半
数为行政和管理人员，另一半是专业人员——工程师、计算机研究人员、医护人员、高校教师、律师等[16]。
他们构成“阶级”吗？依我前面的定义，阶级是利益共同体并有继承性（对他们的儿女），则职业并不是一个凝聚力的源泉。确实，他们的或合或分，并非取决于
职业岗位，而更多的是经常同宗教、文化利益、家庭教养等等相关。
在本书的设计中，我提出了知识工作者（言其作用）作为“职业阶层”（科学的、应用技术的、管理的和文化的）与他们的“地点”或工作场所（商行、政府、大
学及社会服务）之间的区别。一个科学家受雇于商行或大学，其“利益感”会大不相同。知识工作者的利益或取决于其“职业的”认同感，或取决于其“地点”，
并无一定之规。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日益加剧的信条如影随形。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有三条：一、消费不足；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不同增长率导致的
生产能力过剩或生产过剩；三、也是最强有力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对马克思而言，竞争是这一制度的支点。资本家间的竞争使他们或削减工资，或增加工作
日，当这些难以做到时，他们就以机器取代劳动。但是，由于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基础的萎缩将迫使利润率下降，这将刺激资本的扩张以求利润量的增长。
在所有这些场合下，当工人反抗日益加剧的剥削时，危机将造成阶级斗争。马克思从未设想过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对制度内的危机进行某些调整。但是，没有
了阶级斗争观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团结的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
还有，财产关系对阶级划分的作用日益减小。谁“拥有”通用公司或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或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从法律上讲，股东是财产所有者，但为了追求高回
报，他们经常吃进抛出，对企业并无认同感。在许多场合下，特别是像计算机行业那样的通过企业家创意建立的公司，微软公司的某个比尔·盖茨或英特尔公司的
某个安德鲁·格罗夫可能是“所有者”（通常占有很小的股份）；但当他们退休时（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创始人汤姆·沃森和他的儿子们），公司便落入职业经
理的掌控之中。
第三个概念，“社会阶级”，因其生活方式显著可辨而引起更大的共鸣。但这一概念常常将生活方式与身份、威望和声誉等相混淆。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经说：“富人与我们不同。”“是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答道，“他们钱多。”现在他们
更有钱了：近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加大了，但差距的加大，更多的是因为富者愈富，而不是穷者愈穷（贫困线下的家庭数量有所减少）。不必过分乐观就能看到，
67%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家居，一亿三千五百万人有私人汽车，等等。就此而言，社会阶级主要是一个市场调研的对象。如果有人把阶级理解为一个“行为群
体”或“利益群体”的基础，作为重要政治角色的社会阶级（而不是“消费群体”）是没有多少潜力的[17]。
除了这里正在讨论的框架，“新阶级”这一短语在过去的50年间曾在两个语境下出现。1957年，吉拉斯（Milovan Djilas），一位南斯拉夫
共产党的前领导人和与铁托并肩的抵抗英雄，发表了题为《新阶级》的著作为他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决裂进行辩解。吉拉斯宣称，不论就拥有的权力和特权，还是
就其通过为子女进入重点大学和谋取高位而延续体制的能力而言，高级党政官员是一个“新阶级”。这一概念——也是事实——显然同马克思主义的财产关系是阶
级差别的唯一基础的教义相矛盾。不仅如此，吉拉斯表明，新的阶级制度是除了恐怖手段和集中营之外的压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工具。总的讲，吉拉斯提出的概念
已被社会和政治科学广泛接受[18]。
已往20年间的美国，“新阶级”一语一直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被使用，尤其以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克里斯托尔（Ivring Kristol）的运用而引人注
目，它被用于描述主要部门的“知识精英”——尤其是重点大学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科教授、重要报刊的专栏作家和媒体播音员、政府高级公务员等反资本主义
和反资产阶级的思想形式。现在，这一描述已融合在贬义上的“自由”一词中。
这一概念的起源可溯及50多年前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和哈耶克 (Friedrich A. Hayek) 对知识分子的毁
灭性批评。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9）一书中，熊彼得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的和缺乏英雄气概的生活方式”，“它以无聊的股票交易
来代替圣杯。”熊彼特说，知识分子靠批评糊口，缺乏“实际经验”提供的第一手知识。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1949）一文中说，在每一个已经
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其道路都是由“更积极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铺设的。
确实，二战后的西方，如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指出的，一直是自由主义文化甚至是“反叛文化”居支配地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
导欧洲的是右翼的、甚至是反动的文化，庞德（Ezra Pound）和艾略特（T. Eliot）， 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和W.刘易斯（Wyndham Lewis），以及德国的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圈内的唯美主义或法国的天主教思想家如克
洛岱尔（Paul Claudel） 和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19]的思想形成了战前的欧洲文化。而且，他们也是反资产阶
级的。
在某种过分乐观的经济决定论中，克里斯托尔及其追随者混淆了社会地位和文化取向。后工业社会的知识阶级是一个专业阶级，经常深入涉足政策，而不是熊彼得
描述的“搅局族”那类人。然而，受过教育的阶级在价值观上确实是倾向于自由或世界主义的。这一思想方式甚至见于共和党人，他们的经济主张是保守的，而社
会政策却是通达的——诸如流产、同性恋权利、反对死刑等问题。我早已指出过：“‘新阶级’这一术语是一种语言学和社会学上的混乱，它将一种新的专业和技
术阶层同一种文化趋向相混淆。”在硅谷这一后工业社会的前卫，人们可见到许多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上的意志自由论者（非保守的），他们热衷于自由市场经济和
企业家精神[20]。
妇女简论
过去25年间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妇女在社会中、尤其是在专业工作领域的新角色。在1950年，“典型的”劳工图景是，70%的工作者是丈夫们，家有一妻
二子。今天，这类人只占劳动力的15%，而50%多的妻子们是职业妇女。
任何社会变化都是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文化取向和使这些取向市场化的能力。关于男女平等权的文化取向可回溯到100多年前，回溯及苏珊·安东尼
(Susan B. Anthony)[21]等人写作的年代。但是，使这些倾向市场化的能力只是过去25年间才有的，而这归因于后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里的“工作”通常主要指男性的工作，无论在车间，还是公司管理层；妇女则就业于纺织厂或制衣厂，或充任打字员、秘书、售货员等。当时的风尚是，
年轻女性，尤其是其中的“白领”族，婚后便退休在家相夫教子——尽管在南部以及制衣业中、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种族妇女在婚后继续工作或重新工作。
后工业社会的职业，特别在保健、教育和研究领域，是以高等教育为基础的，已经向妇女开放。在1960年，只有6%的25岁以上的女性完成了大学教育，而
在1995年21%以上的女性拥有大学学位或受过更高级的教育。今天，管理层中女性占49%（大多作为医疗保健，公共管理、人事管理的办公室主管），约
30%的自然科学家、40%多的大学教师、30%的律师和50%多的教师（不计高校）、图书馆员、设计师以及心理学家是女性[22]。
妇女地位的非同寻常的变化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社会变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这在2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23]。
发展的阶梯
现代社会的社会学转变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在美国和西欧，从1950到1970年间（据Nathan Keyfitzd的估计）中产阶级人
口从2亿增长为5亿。我所谓的中产阶级，大致指这样一些人，他们不再像昔日那样辛劳之极，而已经开始注重家居方便——洗衣机、电冰箱、电话、收音机和电
视机，甚至一部汽车。这些都是大规模生产的社会的产品，是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战后社会消费的经济基础。
从1990年开始，我们看到了亚洲社会——东亚和东南亚——向中产阶级社会的转变。甚至在印度，中产阶级虽是少数，也占人口的15%、或1亿5，000
万人——这是一个半日本的人口。未来十年首要问题显然是，或者这些国家——印度尼西亚、南韩、泰国——的金融风暴加速其社会和政治崩溃，或者恢复增长，
尽管增速不如以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经济发展意味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过渡。如果把后工业社会定义为从制造业转变为服务业，则英国、大多数西
欧国家、美国和日本已经跨入了后工业时代。但如果把信息社会定义为拥有的基础科学存量并有能力将这一存量中的知识转化为产品——即通常所谓的“高科
技”——那么只有美国和日本可以说已进入信息时代。
会有多少其他国家跟进？有一个大致的“技术”阶梯，可依次表示任一社会的经济重心的转移或变化。该“技术阶梯”分列如下：
1、 资源基础：农业和采掘业
2、 轻工业：即纺织，制鞋，等等
3、 重工业：即钢铁、造船、汽车、工程
4、 高技术：即工具、光学、微电子、计算机、电讯
5、 未来：以科学为基础的生物技术、材料科学、空间站和卫星
R.多尔（Ronald Dore）多年前已指出，130年前，日本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
几乎同时参与到扩张中的世界经济之中。但拉美国家没有取得日本那样的进步，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精英们、大地主阶级和军队反对现代化。
日本是攀登技术阶梯的典范：只用了50年。这一进步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始于轻工业。当其他国家因工资低廉而大举进入这一领域时，日本则
进军钢铁和造船业，并在这两个领域取代了英国。但是，这是能源密集型的产业，而当石油危机、特别是1973年以后，日本又挺进了工具制造、光学、微电
子，并携带着新的生产技术（计算机辅助）进入汽车工业。
理论上讲，使国家攀登技术阶梯的推力有三：一定时期的国内和平与稳定，这使得投资者有回报预期；一个庞大的制造和加工产品的企业家、工程师、技
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阶层；一个高水平的教育体系教人以算读，这是理解新技术的关键。
正如有一个技术阶梯，我们可以在发展中的社会里看到一个“消费阶梯”。可简单地将这些阶梯分类如下：
1、 维持生计
2、 需要
3、 需求
4、 可自由支配的收入
5、 各种奢侈
处于维持生计水平的社会（如孟加拉国）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基本食品——米、
面、面包——通常占收入的半数。恩格尔定律（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
格尔的名字命名的定律，他建立了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变化比率）标示了购买力从维持生计沿着收入斜线上升的轨迹。
需要——食物，衣服和居所——人人皆然，有其原始的生理基础。随着社会收入的增加，需要让位于需求。需求是心理上的，随个人趣味的养成而各异。许多趣味
是基于对虚构情形的认同。如在19世纪或在今天，趣味来自电影、电视，来自广告。当变“帅”成为一种渴求，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焦点便集中在对模特儿的
仿效上。
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是基本需要和需求满足后的剩余收入。在此阶段，钱财可用于多种目的——旅游、珠宝和陈设品、业余癖好、娱乐。
奢侈品有其社会学意义。它们是特征显著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它们树立了与他人争辉的标准，它们博得赏识。奢侈品可以是高尾轿车、精心建造的房屋、昂贵的油
画和出版物，等等。
这里的界定并非一成不变，因为社会在不停地界定其标准。昔日之向往常常成为今日之必需品。中产阶级的标志，事实上是生活水平转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重新界
定，是市场随着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增长而兴起。
大众消费，需要和需求依然是任何社会的主要基础。但随着收入增长，处于生活方式水平上的人们开始考虑身份地位，身份商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最早的例子是
时装和时装业的兴起，它强调的是个人署名的和指定的设计，而非大批量生产，尽管大批量成衣制造商会很快开始对时装进行仿造。）
在社会学上，生活方式的变化同从阶级向讲究身份的变迁相联系。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个人首要的关注是经济：有工作、有衣食、有住房等。在讲
究身份的社会里，社会认可程度，或不同风格的礼服或女装的选择，成为所谓的个人主义的标记（即使这种个人主义只是他人的个人主义的模仿）。阶级与机械化
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相联系，这个社会的目标是将生活从生理的和心理的需求提升到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水平。身份地位涉及特色产品（如时尚）以及展示
品位的渴望，或得到个人所属社交圈的生活标准的认同。身份的一个微妙象征是礼品赠送，送礼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24]。例如，日本是个非常注重送礼的
社会，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等级关系一整套暗示。这样，送礼在一年中的不同时节就成为一种仪式，上下级互送礼品，互惠和赏识的程度就此建立。
从阶级到身份的转变，如我试图界定的，是一个社会变动的特征，且一直在人类社会中重复出现。它一直是伟大的风俗和道德小说的主题，如斯汤达的《红与
黑》，“一位来自外省的年轻人”于连在寻求着进入巴黎社会之路，或巴尔扎克的小说，如《高老头》，主人公拉斯蒂涅通过对上层阶级的观察，知道了这个世界
是怎样“运作”的。
不同于19世纪，在20世纪末，贵族已消失，甚至一个有着固定的上流社会的“社会”观念也变成了一串影子。现在，名声和社会威望是靠媒体建立的。同样明
显的是消费阶梯上的上升者人数剧增，以至经验的缺乏使得他们对自己在社会阶梯上的位置感到困惑。对许多人而言，消费主义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泛滥的时
装、美食、休闲和旅游杂志，对那些正在寻求与其新的身份相称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成了品味的标准[25]。
随着我们进入信息时代，如果经济增长、特别是亚洲和欧洲的经济增长能继续，这类身份困境的情形将会倍增。可以预见的是竞争的舞台在地域上和在全社会中的
扩大（即在消费阶梯上攀升人数的增长），是因特网等形成的亲合团体而造成的个人相互影响的倍增，是文化融合的加剧，是老的、传统的社会精英对这些变化的
新冲击的抵抗。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一系列代际间的“文化战争”，是许多国家在拼命抵抗“美国化”，尤其当美国出品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被如此这般解读时，“美
国化”被视为这些冲突的根源[26]。
短缺的终结？
30多年前，“计算机控制革命”——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机械一体化——的先知们预言了“几乎无限的生产力系统”，它将使工作与收入无关（见本书“结语”，
第四节[27]）这一预言是以对生产力增长的错误预期为基础的，先知们没有预见到服务业的扩张。
今天有一个相似的欣快症，“新经济”的倡导者们宣称，信息克服了（至少一个）短缺问题，因为信息一旦发表或披露，人人可用之；若将其保存，也极易取回再
用。这样，与商品不同，信息不会“耗尽”。
这一论断的困难是，它忽略了与发现适当信息相关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忽略了信息的有效性及其利用的关键决定因素，即判断力——判断力无可度量。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短缺的性质有着实质区别——分布性商品和位置性商品的区别。分布性商品，如汽车、电脑、电子装置，可以较低
的成本翻倍增长而愈来愈实用于大众。但位置性商品天生短缺。一件位置性商品可以是山顶别墅或海滨假日楼榭，可以是公司主管或大学系主任的职位，可以是一
个排队等候利用尤塞米提谷的休闲设施或其他的国家信托财产的名次等。只有少数人可享用位置性商品。因此，只有少数人可居住于马撒葡萄园[28]而不致人
满为患或使其沉入海中。
正如我指出的（见“结语”，第四节），对霍布斯以来的哲学家们而言，消除短缺是结束社会冲突和竞争的必要条件。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分布性商品成
倍的增长，围绕身份或位置性商品的竞争——以及这类商品的匮乏——将日益成为后工业社会里特别是在职业领域里竞争和冲突的根源。
安排时间
在商品生产或工业社会里，经营的关键是存货的管理。一个人手中存货太多，他不得不支付“第一位的”生产成本和过剩商品的仓储费用——还有，储存商品过期
时还要消化损失。当有需求时而手中存货太少，握有竞争性商品的对手则占去了市场份额。存货管理是利润的支柱。（在一项创造性的革新中，商务公司看到了联
邦航空的创建者F.史密斯（Frederick Smith）的航空系统和服务在订单的交货期之间形成了“飞行存货”，从而降低了大规模储存的需
求。）
在信息社会，首要问题是时间管理。人类依昼夜节律生活，而一天只有24小时。整个地球根据太阳的运动而划分为不同的时区。传统上，大部分人遵循着乡间生
活的节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工光源的发明改变了我们的昼夜模式，而且全球的信息和活动“实时”发生——这一术语好生怪异，似乎以往的时间是不真实
的。这一术语只是简单地表示，信息几乎是同时传送的：一个人在东京与波士顿人通话，他们的讲话可即时听到。现在我们有了“虚拟现实”，意思是可以取消空
间界限，通过“仿真装置”感觉到我们在另一个三维空间。我们可以在太空或洞穴中四处游荡，似乎身临其境。
时空——我们用以构建现实的坐标值——的分解，是迈向信息社会主要步骤之一。这一步骤转换为实际的问题和产品。约20年前，想看某个电视节目，你必
须“准时”在场，否则就错过了节目，如同没有按时到达而误了飞机或火车。但随着盒式磁带录像机的发明，可以录制节目在“自己的”时间播放，如同自己安排
音乐唱片的播放。以往，要听音乐录音制品，必须把唱片或磁盘放入带有扬声器的录音机里就近欣赏。小型化的发展产生了“随身听”，人们可以随处播放音乐。
多年前，要从银行取款，必须在营业时间内前往。自动取款机的发明使相关信息存入一个中心，交易电子化使你可在数千英里以外、在任何设有机器的地方从帐户
取款。通讯方面的最新发展是电子信箱。旧式笨拙的邮政系统需要人工收集、传送和投递信件。传真加快了通信速度，但仍需手执函件通过传真机发送。电子信箱
通过计算机，简便而直接。这样，时间和空间以人的意愿而重构。
然而，所有这些发明都有代价。正如我在25年前指出的（见本书“结语”，第四部分[29]），在评估得自不同的“时间节约”的损益中，这些选择从无形中
重新引入了效用分析。人们在对闲暇的盘算中成为了经济人。
对于知识阶层，特别是对经理们来说，其决策关涉远为复杂的工作和经常随时要满足的需求。如罗奇（Stephen Roach）指出的，从办公室到机场候
机厅，到旅馆或回家，“人们从未离线”，总是被传呼或手机拴住。随着“距离的消亡”和全天不停地穿行全球的信息，经理和金融商们总是“随时待命”，必须
对政治事变，汇率，股票和债券价格迅速作出评估，还要应对由复杂的决策造成的各种问题。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指出
的，这种情形变成了无延续的瞬间。或如已引证过的Staffan Burenstam Linder的话：“时间可能成为所有商品中最匮乏的。”
两难标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依照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依照后工业世界的新的技术手段来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必须予以考虑——规模变化。
有一个关于当代的空话，即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坦率地讲，我不解其意。如果试图有分析地使用这一概念，我们发现其外延和内涵都不清楚。如果
指的是速度或速度的加快，这些词只表示公制——一个度量单位。但是，变化的情况怎样，我们在衡量什么？“变化”本身是空洞的，因而剩下的问题是：什么在
变？云“一切”都在变，也是语焉不详。
但是，可以从规模这一概念得到一个较好的视角。规模变化就是形态变化。就其涵义，这一观点可追溯到伽利略的平方-立方定律：物体面积增加一倍，则体积增
加二倍。如果使一个社会组织的人员增加一倍，你就实质性地改变了它。一个拥有5万学生的大学与其30年前拥有5千学生时用同一个校名，但人数的增加使组
织结构的变化成为必要。
通讯革命正在改变着人类活动的规模。乘“实时”通讯之便，我们首次打造相互依存的、以体制日益变动不居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体制内一些变量的重要性的消长
或某些单元的冲击和动荡，立刻在所有其他部分引起反响。
规模管理一直是社会组织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无论教会、军队，还是经济企业，更不必说政治秩序。当经济活动、社会组织以及政治和行政管理单位间的规模和
谐一致时，社会将很好地发挥其合理的功能。但现在的情形是规模的日益错配。正象多年前我在一篇论文中谈到的，对于大的生存问题来说，民族国家已经太小，
而对一些小问题而言它又太大[30]。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方针日益无力应对世界经济的浪潮（经济峰会的协调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当政治决策集中于中央官僚
机构时，对于其治下的各种地方和区域单位的多样性和主动精神来说，民族国家又太大。就此而言，在后工业社会里——特别是在过渡时期的安排中——如果有一
个唯一的压倒一切的社会学问题，就是规模管理。
结论
在本前言里，在本书中，我描述了后工业社会。然而，就全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理解的社会而言，这一用语并不恰当。人们专注于其修饰语形式，如资本主义社
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这些用语似乎表示，可用一个贯穿各方面的主线来确定一个社会的特征，象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或索罗金[31]的知觉和客体文化
观念所表示的一个统一实体。详述先前所陈，我所理解的社会由三个不同的领域构成，它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相协调，以不同的历史节奏运动着。这些领域
是：技术-经济体制，政治秩序和文化。
技术-经济领域可谓是一个系统，因为其构成变量的结合与联系太紧密（在生产、消费和投资方面）以至任何一个变量的性质和重要性发生变化，会对所有相关变
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经济中，有一清晰的线性变化原理，这就是替代：若其他生产方法更佳和更有效，那么，旧的方法将在成本的驱使下被取代。核心的术语
是“最大化”和“最优化”，即为了更大的产出而在竞争者之间配置稀缺资源。
政治秩序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由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法（如英国和以色列）阐明的一整套法律和程序，或者是由经典或教义、传统或仪式所诠释的理论形态的宗教
或说教。政治秩序是由强制或认同来规范的——强制来自武力或党派，认同来自公民的自愿服从。这些规范确立了执法和维持治安的方式，决定着在社会中获取地
位、权力和权利的方式，决定着这些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因合乎大众的价值观和习俗而获得合法性。政治秩序没有线性变化，但是有阶级或掌权者的更替，有反映着
价值观变化的标准观和意识形态的改变，有规范的合法性的变迁。
文化领域是意念和想象表现之地——意念，如宗教或哲学教义的汇编；想象表现如艺术。文化表现方面的变化多种多样：
·传统变化，它守卫着变化之门，在靠权威经典维持着的传统的地方决定着取舍。
·内在性变化，如同音乐中的奏鸣曲式或绘画中的透视和错觉，是结构的逻辑展开。
·导致实验的变化，它常常在旧形式被穷尽之时出现，如序列音乐和十二音列的出现，如写实主义的终结导致了抽象表现主义绘画。
·导致混合主义的变化，它是各种风格和人工制品的广泛借用与混合，如波普艺术[32]，如毕加索对非洲艺术形式的融合。
但是，由于文化首先是意念的领域，人们可见两种模式。一种是融合，如两种宗教的融合。（埃及人的偶像司繁殖的女神和地狱判官可见诸腓尼人的偶像中；伟大
的女巫见诸古代世界的各种文化；太阳神教和摩尼教并行于罗马帝国。）
但是，更有意义的是那些伟大的历史性宗教的延续——印度教、佛教、儒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已存在数千年。许多政治帝国瓦解了，一些经济
制度消失了，然而，那些伟大的历史性宗教的精髓犹在。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到印度教和佛教的达摩，犹太教的一神论，天主教的圣餐，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哲
学信条和教义有着超验的力量，这是它们得以延续的源泉。
如果我们看到很长的各时期里在社会各领域中起作用的原理各不相同，那么，将历史按统一的阶段进行划分，而每个阶段各有其独特本质，如黑格尔所理解的独特
的时代精神，或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的各种生产方式图式——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这是可以设想的吗？（就此而言，“历史的终结”这句话有何意义
呢？）
后工业社会涉及技术-经济领域的根本变化，它对在技术-经济领域居中心地位的教育、劳动和职业产生了最大的冲击。由于技术-经济的变化对政治秩序提出
了“控制”问题，我们发现，旧的社会结构正在解体，因为主权和权力的政治状况不适合经济状况。在许多地区我们看到了经济日益一体化，而政治日益多元
化。
然而还有一点与以往的技术发展不同，即后工业社会是理论知识的汇集的产物，这样，科学便成为其特征。科学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由和开放的力量，因为它关于自
然的发现和理论植根于观察的检验之中。也如同我在讨论中（“结语”，第2部分）指出的，象许多社会机构的作用一样，科学的作用受到了官僚化的威胁，或屈
从于政治或商业，这一知识和文化生活问题在整个历史上经常发生。
象人类历史上的许多进步一样，后工业的发展使得男人和女人们更加能够把握自己的社会命运。但是，这只有在理性自由和政治开放的天地里才有可能。自由就是
追求真理，就是抵抗那些手持枷锁者。这是知识的第一言和最后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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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一些受饥饿之苦的国家里（除了孟加拉国），食品问题大多不是个农业问题，而主要是个政治问题或分配制度的失败。缅甸曾是个大米出口国，但奈温
的独裁政权建立后，它成了大米进口国；埃塞俄比亚的失败是由于门格斯图的马克思主义政权造成的小商贩系统的瓦解；索马里的饥饿是由于部族冲突造成的土地
无法耕种；俄国拥有与北美的北达科他和萨斯喀彻温面积相当的小麦产区，然而由于社会组织的失败，其产量不及北美的三分之一。
[②] 原文为“大国家”（Large Countries），应是“大公司”（Large Company）之误。——译者
[③] 迄今为止“抹平”文化的最强大的力量是征服——军事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罗马帝国制定了通行整个帝国的法典，这些法典成了大部分西方法律的基
础。地方性宗教通常是宽容的。文化霸权力量最突出的例子，象D.贝尔（David A. Bell）提醒我们的，是伊斯兰教。自从有了7世纪的穆罕默德
教义，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从西班牙、巴尔干和中亚到南部非洲，其信条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着。所及之处，当地文化被消灭，一套极其严整划一的信条被推
行，在中东，传播了阿拉伯语。在这些例子中，征服的工具是刀剑而不是技术。技术更多地关乎变化的速度，而非变化的特征。技术所能为的是文化和时尚在全球
各地的普及。
[④] 莫奇利（John W. Mauchly），1907-1980，美国物理学家，他和J. P.小埃克脱一起于1946年发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译者
[⑤] ISDN证明了新系统发明中的一个问题。最初，人们喧闹着欢呼这一通讯领域的“革命”。问题是，每家电话公司，如曾在该领域领先的北方电讯和美
国电话电报公司各自引入了自己的ISDN系统，且它们之间是不兼容的。经过十多年的谈判，在政府的干预下，才使统一的行业标准得以建立。
[⑥] 1996年，网景的“航海者”网络浏览器软件占有80%多的市场份额。主导着个人电脑销售的微软公司逐渐意识到因特网的兴起，注意到网景的威
胁。微软公司迅速开发了自己的网络浏览器，将其与自己的视窗软件捆绑销售，迫使每一个视窗软件的用户使用它的浏览器。两年内，耐特凯普的市场份额下降了
近一半。这一结果是美国政府于1998年向微软提起的反托拉斯诉讼的依据之一。
[⑦] 电话通常是在两个用户之间有直接连线的“线路转变”网络。因特网用的“信息包[分组]交换”，信息被分装于小包中，每包信息标有已在因特网中注
册的不同地址，很像装载着各种邮件的同一辆邮政卡车。这样，信息包交换，扩大因特网的容量。
[⑧] 1989年，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在距日内瓦不远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为文本图像和录音材料的交流而开发了通讯协议（超文本传送协议）。
到1991年，为了从档案中检索信息和在线信息交流，欧洲核研究组织开发了网站服务器和浏览器。作为超级链接在文件中嵌入URL（统一资源定位器）地
址，这一性能意味着用户可点击这个或那个信息源而无需写入地址和现存文件的名称。
[⑨] 一位研究古典著作的教授最近开始在因特网上检索关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参考书目。由于网络的无序，他找到了4万4千个网站，包括许多关
于“芝加哥郊区”的参考书目和西班牙语中的单词“盘子”。他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网址，名曰“第四部：探索柏拉图的Middle对
话”（Pl...@evansville.edu）和其他三个有关哲学和法学论题网址。由于有一个关键词“四部曲”，不仅这网址本身容易被寻找，而且资
料被分类整理，只有那些学者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才被展示。
[⑩] 195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卡茨（Elihu Katz）和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出版了他们独创性的著作《个人的影
响》(格伦科自由出版社，伊利诺斯)，试图描绘出公众舆论和时尚的形成途径。通常的观点是强调大众传媒或广告等等的作用。但是拉扎斯菲尔德和卡茨发现了
大众传媒和个人之间的他们称之为“守门人”的介入。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是小集团或组织的成员，他们就电影、服装及其他消费品交流看法；“守门
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判断被认为最重要，他们左右着朋友们和追随者的反应。识别这些守门人已成为市场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但是，因特网通过在全国甚至
世界范围内扩大这类“关系亲密”的组织而极大地改变了个人影响的模式。
[11] 我不得不在此搁置作为“商品”的信息的估量问题。信息之不同于商品的重要之点是，商品会被用尽或因超时而作废（如汽车），但信息不同。信息和
知识一样，由于它不会被耗损，它在许多方面作为免费的或公共产品发挥作用。那么，如何给信息定价并视之为价值的源泉？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enneth Arrow）的一篇重要论文的主题。1995年4月12日在米兰天主教大学的一次讲演中，阿罗教授谈
道：“大约15年前，杰出的社会学家、我的朋友丹尼尔·贝尔提醒我说，我应该考虑‘信息价值论’，使之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作用如同‘劳动价值论’在古典经
济学中的角色。我当时没有在意这个建议。我带着经济学家对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优越神态，耐心地解释道，劳动价值论旨在对相对价格做出说明，而信息，不论你
如何定义，都难当此任。商品交换确实并不与其信息含量成比例。我争辩说，事实上，含有高信息量的商品可能是很廉价的，因为信息可以被廉价地再生产，即使
最初的保护非常昂贵；每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都知道，它属边际成本，是再生产的成本，这是恰当的。
我的回答中的细节没有错，但我没有抓住贝尔的要点。事实正在反驳我。令人吃惊的是，在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一些商品中，信息几乎是价值的唯一基础。即使这是
特例，信息作为生产力的源泉和价值源泉的作用日益在许多市场中得到验证并日益成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因素。因而，在这次演说中，我想建立起两个概念间的联
系，两者在文献中的确被探讨过，但都不令人满意：1），作为经济商品的信息的作用；2），知识密集型公司的特征及其对财富的权利。”K.阿罗：《信息和
产业组织》，Rivista Internationale Di Scienze Sociali,occasional paper，1994。
[12] 奎因：《本质》，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09页。
[13] 有关这里的区别，还要提到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著作：《发明、增长和福利：技术变革
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9年版），“为经济分析计”，应区别一般知识和技术知识，或增加知
识的生产和增加商品的生产。一般知识，如人文学科“对商品生产中的专门问题并无特定的用途。”但
在技术知识的第二层面上，他包括了计算机程序和工程方案，它们“在商品生产中有用，却并无知识
的增加”。
我认为这一观点是一个误导；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技术的发明与创新日益来自理论知识的整理，
其规划是商品生产的变化的导向。
[14] 用Michael Polanyi的话说，存在着“意会知识”，它是一种直觉，常常是，比如说，当一个人通过反
应或实验而开始寻求解决方案的进程时，会有一种对答案的潜意识的感悟。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来说，这一感悟近似于答案的“显
形”，它们通常产生于公式和方程式之前。
[15] 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凡有利益共同体和继承性、并有由制度造成的各种权利合法性的地方，便有阶级存在。家族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为资本主
义制度提供了原初的正当性。关于这一制度的详尽研究，见我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第2章《美国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自由出版社1960年版；哈佛大学
出版社1988年发行了附有后记的再版本）。
[16] 有关50多种管理和专业岗位的详细分类统计，见1997年《美国统计摘要》表645。
[17] 鉴于此，不难理解两位年轻的社会学家考察了有关阶级的文献后发表的不满：“这一发展是对我们学科遗产的令人震惊的背叛。”见格鲁斯基
（David B. Grusky）和索伦森 （Jesper B. Sorensen），《阶级分析方法能复生吗？》，《美国社会学杂志》第103卷
第5号（1998年3月），第1188页。如两位所云，他们通过对资料和标准的分解、通过探索更小一些的“集体行动”范畴来寻求“分层系统的完全重
构”。
关于作为一种职业的阶级的权威论述，见布劳（Peter M. Blau）和邓肯（Otis Dudley Duncan）：《美国职业结构》
（韦利，1967年）。莱特（Erik Olin Wright） 在《阶级》（伦敦，沃索出版社，1985年）一书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关于对
阶级范畴在当今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而有力的批评，见Jan Pakulski和沃特斯（Malcolm Waters）：《阶级的灭亡》（伦敦，哲人出版
社，1996年）。
[18] M.吉拉斯的《新阶级》。把官僚作为一新阶级进行的讨论，实际上较早出现于托洛茨基主义者运动，
出现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对苏联和斯大林进行描绘的争论中。在《被抛弃的革命》一书中，仿
照马克思对路易·拿破仑在法国的作用的分析，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统治描绘为“波拿巴主义”，意即
一个人握有政治权力，却不能改变基本的经济制度。托洛茨基宣称，虽然被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的政
治作用所“扭曲”，取消了私有财产的苏联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他在托洛茨基者运动中的
对手则宣称，一个新的官僚集体主义制正在被制度化，从而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已经出现。以“新
阶级”一语使问题具体化，吉拉斯为这个观点带来声誉。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讨论，见该书第一章《苏
联：官僚和新阶级》。
[19] 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评论家，对英美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艾略特，1888~1965，
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编辑，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0世纪文化有极大影响；耶芝，
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晚年同情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刘易斯，1882~1957，英国作家、
画家，漩涡画派创始人，曾支持法西斯主义；格奥尔格，1868~1933，德国抒情诗人：克洛岱尔，1868~1955，
法国诗人、剧作家、散文家，20世纪上半期法国文学的主将；G.贝尔纳诺斯，1888~1948，法国小说家、
政论家。——译者
[20] 关于克里斯托尔的观点，见巴里-布里格斯（Barry-Briggs）编《新阶级》（特伦萨克辛出版公司，1997年），第5-6页。克里斯
托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总括：“新阶级大量控制或支配着：有声望的私立和公立大学里的人为和社会科学学院，专科学校，师范院校；大部分的全国性媒体组织
——有影响的日报，大部分期刊，图书出版业，商业电视网络，唱片、电影和大部分的教育传媒；艺术；基金会和其它与影响民意相关的非赢利慈善机构；研究机
构；相当部分国会雇员；联邦社会福利机构以及政府的日常事务机构。可以想见，新阶级的价值观和情感正在浸入：自然科学院；商业学校；广大的学校教师；州
和地方政府官僚机构；教士；广告业；工会的、特别是政府官员和白领雇员；所有薪给专业人士；甚至事务社团，特别是在公共关系领域，长期规划和国内教育规
划领域。这些形形色色的组织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职员的整体，而不是行业，他们以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分析和文字技能而保持其地位。”
在我的《弯路》（俄博特出版社，1980年版；特伦萨克辛出版社1991年再版）一书中的论文《新阶级：一个混乱的概念》，我详细阐述了不同意
见。
布林特（Stephen Brint）在《专家时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对“新阶级理论家”们的观点作了详尽的经验性分析。他发
现，“新阶级”在人口统计和行业分布上是分离的，专业人员的政治倾向更多的是与其雇主和管理者接近，专业阶层与自由价值观的特殊关系被夸大了。见第
8-9页。布伦特写道：“总的证据显示，专业人士中最为自由化的部分——从该理论的任何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新阶级的成分——在趣味上也非远离习俗或在政见
上明显地倾向中左，他们也确实很少表现出对商业文明的基本组织原则的反对。”（第19页）
[21] 苏珊·安东尼，1820-1906，美国女权主义者。——译者
[22] 详细分类，见《美国统计摘要（1997）》表465，“职业岗位，性别、种族和拉丁后裔”。
[23] 说明：1965年，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特别成立了2000年委员会，我主持了会议。委员会的报告《走
向2000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1997年再版。其大部分关于社会结构变化的预见不失为出色的
先见之明。然而预料之外的一个特征是后工业部门中妇女角色的变化。1970年是转折点，当时有大量
女性重新工作。
[24] 大致说来，交往的种类有三：经济、社会和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是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并且，长期交易由合同所规范。政治交往发生在由贿选、取悦选
民、官职授受等形成的利益和政策的地方。社会交往是由身份地位，同学关系和个人联系形成的（甚至经济的和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世界，日本是为数不多的将
社会交往制度化的社会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英国上层阶级的政治生活也是如此。
[25] 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基础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20周年纪念版，第285-295页），我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社会学意义上的变
化。
[26] 阶级和身份问题，社会结构中的职业构成和社会组织的变化，都提出了关于后工业政治的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其轮廓正在显现。在这里进
行讨论将离题太远。可以说，后工业政治绕之旋转的轴心有两个。一个被称为“认同政治”，这有关种族、性别、是少数民族和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努力。这是从
政治排斥向政治包容的运动；就此而言，“肯定性行动”一直是政治性竞争中的开端（wedge Issue）。另一个是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所称的“后物质主义”政治，所关注的问题是安全和生活质量。它是环境和城市规划问题、是人工流产和对个人安全的担忧，是在这个国家
许多地方新的住房开发与周边隔离造成的“封闭社区”的问题。其中的许多问题渐渐演成“文化战争”，原教旨主义的右派、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就指称的国家
的“道德败坏”和谁该为这假定的状态负责进行着争吵。许多新的分裂已超过了传统的右派和左派、保守和自由的分野，因为人们发现，共和党人在个人行为问题
上可能是自由派，而在经济上则是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者主张在校学生的“道德监护”，而在社会福利上可能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学上（将身份政治学与经济
的阶级政治学相对照）建立多维轴心的努力之一是我编纂的《极右政治》（Doubleday，Anchor,1964年），其中包括了霍夫斯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和李普塞特(S. M. Lipset) 的论文。特伦萨克辛出版公司将于2000年再版该书，普洛特克
（David Plotke）撰写了新的导言。我曾在《威尔逊季刊》（1992年夏季号）撰写过论文《美国的文化战争》。英格尔哈特的观点以及对43个
国家的研究，见他的著作《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7] 中文本第500-522页。——译者
[28] 马撒葡萄园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岸外的岛屿，长约20英里，宽约2—10英里，因岛上多葡萄而得名。经济以夏季游艇和旅游业为主。——译者
[29] 中文本第500-522页。
[30] 见《无序的未来》（1977年），收入我的文集《弯路》。
[31] P.索罗金（Pitirim Sorokin）1889~1968，出生在俄国的社会学家，1922年旅居美国，1930年在哈佛大学创办社
会学系，1949年在哈佛大学成立创造利他主义研究中心，对社会学和历史学有所贡献。
[32] 波普艺术(Popular Art)，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一个反传统的具象艺术流派。——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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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书的作者、主题及方法论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是中外历史上许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所热衷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社会变迁加
速，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这些因素推动未来研究与发展研究日益结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与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
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以下简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本书自发表以来，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各方的广泛瞩目。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从小随寡母生活在社会下层。他1938年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新闻工
作，194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贝尔从1952年起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同时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有关的
社会政治活动。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影响最大的学者之首。贝尔的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今
日资本主义》（1971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年）和《曲折的航程——社会学历程论文集1960
—1980》（1980）等。贝尔学术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其“后工业社会”理论。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思想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夏季，贝尔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使用“后工业社会”这个词，并提出了他
对未来西方社会的设想。其后，在1962年和1967年又分别写了《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美国》和《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两篇长文。
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对“后工业社会”思想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和实例分析。197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后工业社会的
来临》的姊妹篇，它着重从文化角度继续探讨“后工业社会”。
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写道：“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是本书的主题，它是有关西方社会结构变
化的一种社会预测”(书第8页)。他认为：“分析起来，社会可以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等三个部分。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政体则调整权
力的分配和评判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展矛盾的权力和要求。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含意的领域。”(书第12页)“本书提出的命题是：在今后30年至50年
间，我们将看到我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正如我所强调的，这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其结果在具有不同政治和文化构造的社会中将有所不同。然而，作
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将是21世纪美国、日本、苏联和西欧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序第20～21页)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导论”中，有一个“方法论补记”，在那里，贝尔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理论决定着我们所能观察的问题”。“名者，知
也”，这是一句古代格言。贝尔认为，“在当代科学的哲学领域内，名不仅仅指名字，而且指概念或者图谱。一个概念性图式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
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以辨别其同异。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书第8页)贝尔写
道：“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书第8页)在他看来，以往社会学家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多采用单一因果
决定论或突出主要因素的影响，因而在方法上显得过分单纯和机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贝尔提出了“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本质在
于：它“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这只能用经验关系论来说明），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
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书第9页)。因此，“中轴原理”的价值在于允许人们多角度
1
地去解释社会变化，从而既避免片面的经济决定论，又避免片面的技术决定论。
事实上，许多社会科学的大师们都在他们的论述中不自觉地运用了中轴原理或中轴结构的分析方法。但重要的区别在于，其他社会科学家理论中整个社会的运转只
围绕一个轴心，而贝尔却将社会分为不同的三个领域并各自分别围绕三个不同的轴心独立运转：“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这是一个根据最低成本、使用代
用品、谋求最佳效果和寻求最高价值等原则来分配资源的途径。现代政体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有时候是经过动员或有控制的参与。文化方面的中轴原理是实现
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过去这三个领域是由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来联系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通过一个具有共同特性的结构）。但在当代，这三个方面正日
益趋于分裂。”(书第12页)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首先涉及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就是经济改造和职业体制改组的方式，而且也涉及理论与经验，特别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新型关
系。”(书第12页)“我的重点在于技术的影响，我并不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因素，而作为一种分析的因素，以观察新技术出现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变迁，
以及社会及其政治制度必须设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前言第8页)。
贝尔以技术为中轴，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这种划分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共时性体现在这三种社会在目前世界上是
并存的，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时性体现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贝尔之所以选取技术为中轴来划分社会，是因为在他看来，在社会进步过
程中，技术已经成为一种主要力量，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各种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各种通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信息技术
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而且，技术不仅在经济领域起作用，同时，也对社会的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起着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革。因此，贝尔选取技术为
中轴来划分社会是有其合理性的。
在贝尔看来，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当今世界上并存的三种社会形态。前工业社会主要分布在亚、非、拉等国，这些国家基本上依赖第一类经济部
门：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这些经济部门完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它们的生产率低，并且由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而使其收益大幅度摇摆。在非洲和亚
洲，农业经济占用劳动力的70%以上。这些国家还是以传统为其轴心原则，技术的水平还不足以改变其固有的生产力。工业社会主要分布在西欧、北欧、日本和
前苏联，其劳动力的大部分从事工业或产品制造业，围绕着经济增长这一轴心原则而运转，能源的开发利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保证，技术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美
国将是第一个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广泛地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
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前言第9页)。
下面通过表1来反映社会变化的总图式(书第130页)：
表1社会变化的总图式
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地区：亚洲西欧美国非洲苏联拉丁美洲日本经济部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采掘业商品生产交通运输商业农业制造
业公用事业金融业矿业加工业保险业渔业地产业木材业第五产业卫生保健教育研究政府娱乐职业高低：农民半技术工人专业人员与技术人员矿工工程师科学家渔民
非技术工人技术： 原料能源信息意图： 同自然界的竞争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方法论： 常识经验主义抽象理论：模式，模拟，经验实验决策论，系统分析时间角度：面向过去特定适应面向未来特定反应计划预测中轴原理： 传统主义：
土地/资源
的局限性经济增长： 国家或私人对投资决策的控制理论知识的集中与具体化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轴心原则的不同，引起社会其他方面的相应区分。如前工
业社会以传统主
2
义为轴心，相应的产业结构是第一产业，主要从业人员就是农民、矿工、渔民、非技术工人；工业社会以经济增长为轴心，相应的产业结构是第二产业，主要从业
人员是半技术工人、工程师；而后工业社会是以知识为轴心，其产业结构是第三产业、第四产业甚至第五产业，主要从业人员则是各类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科学
家。通过对以上三个不同社会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在社会发展中不仅改变了生产力，同时也改变了生产关系，即劳动力逐渐分化为不同的阶层，白领阶层
不断壮大，蓝领阶层相对缩小；生产工具也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精密化。但是，这种变革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根本的上层建筑并未动摇，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本
质和财产关系并没有改变。新阶层的出现和扩大仅仅意味着原先工业无产阶级的相对缩小和职业结构组成的变化。而统治权作为一种价值和利益的综合，不能总是
用技术手段来“命令”。专家治国论者在权力方面仅仅是政治家的一种，即政府的决策将越来越依赖于理论的指导，理论知识成为创新和政策分析的来源。但是，
技术阶层不管他们掌握了多少知识，都不可能成为国家的决策者。所以新阶层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
二、 后工业社会的五大特征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可以用五个方面的特征来加以说明：
1 经济方面： 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
2 职业分布： 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
3 中轴原理： 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4 未来的方向： 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
5 制定政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书第14页)
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这是后工业社会在经济方面的特征。科林·克拉克在其《经济发展的条件》一文中，将经济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农业，第
二类是制造业或工业，第三类是服务业。贝尔指出：“按照这个标准，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
业，如贸易、金融、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书第14页)贝尔强调指出：“在后工业社会里，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如果我们把服务业
分类为个人性质的（零售商店、洗衣店、汽车修理、美容店）；企业性质的（银行业和金融业、房地产、保险业）；运输、通信和公用事业；以及保健、教育和管
理，最后这个类别的增长对于后工业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是表示一个新的知识界——在大学、研究机构、各种专业以及管理部门——不断扩张的类
别。”(书第15页)贝尔认为，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它的服务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占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
成为服务性经济的国家，是第一个大多数人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书第15页)
贝尔指出，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服务性经济有着若干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必然引起运输和公用事业的扩大，商品运动
和能源使用增加的辅助性服务，同时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劳动力的增加。第二阶段，在大规模商品消费和人口增长的过程中，销售（批发和零售）和金融、不动产以
及保险等传统的白领就业中心的活动也在增加。第三阶段，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家庭用于食品的费用开始下降，边际增长额首先用来购买耐用消费品（衣着、住
房、汽车），然后用于奢侈品、娱乐等方面。相应地，饭馆、旅社、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个人服务部门开始发展。同时，为延长人的寿命而发展保健事
业，为加强专业技术训练而发展教育事业。第四阶段，由于对服务业产生更多的要求，由于市场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对较好环境和较好保健与教育的需要，政府特别
是全国和地方一级政府开始发展。(书第138～139页)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行业为基础的，因此，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里要
3
考虑的不是纯粹的体力或者能源，而是信息。主要人物是专业人员，因为他们通过教育和培训把自己装备起来提供各种后工业社会日益需要的技能。他写道：“如
果工业社会的定义是根据作为生活标准标志的商品数量来确定的话，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则根据服务和舒适——保健、教育、娱乐和文艺——所计量的生活质量的标
准来确定的。”(书第138页)
贝尔还指出，美国服务性经济的发展受到四个方面的限制：第一，是生产率方面的限制。由于服务业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机器的关系，在服务业中以机器代
替人力比在商品生产中困难，因此服务业生产率不如工业生产率提高得快。第二种限制，是通货膨胀。贝尔找到了三种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 （1） 政府的欺
骗行为。例如，1968年以来约翰逊总统隐瞒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开支，而放到以后的年代偿付。（2） 劳资谈判带来的工资增长。（3） 垄断企业制定价
格的能力。强大的工会代表工人要求资本家提高工资，资本家有能力“统制”价格，结果总是把工人工资增加的部分转嫁到公众头上。其中，服务业人员的工资增
加得更快。贝尔发现，从1965年到1970年，汽车的价格上升了15%，耐用商品（电视、器具、家俱）的价格上升了18%，服务（医疗、教育、娱乐、
保险）的价格则上升了42.5%。自从1970年以来，美国通货膨胀一直在上升，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景很暗淡。第三种限制，是美国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
位最近受到威胁。由于制造业产品定价过高而在世界市场上销路下降，从而，进行社会实验的余地就更少了。第四种限制，是政体本身的竞争要求大量增加。公共
机制成了产品的分配者，公共选择决定服务，而不是市场与个人需要决定服务。(书第170～175页)
从贝尔的上述描述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当代经济变化的基本轮廓。仅仅从经济本身来说，贝尔的描述与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
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后工业社会在职业分布方面的特征。贝尔认为，“确定后工业社会定义的第二种方法是根据职业分布的变化，即不仅要看人们
在什么地方工作，而且还要看他们做什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职业是划分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贝尔从美国就业结构的变化得出结论：“到
1956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目，在工业文明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到1970年，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了五比四”。(书第
17页)而在白领职业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其他的职业人员的增长速度（是劳动力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书第18页)，而成为美国社会中最
引人注目的占主导地位的职业。在美国，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包括下列集团： （1） 教师。公立与私立学校中的教师，是最大的集团，占整个专业与技术人员
阶级的1/4。（2） 工程师。（3） 工程与科学技术人员（包括制图员与测绘员）。（4） 科学家（包括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这是最重要的集
团。
贝尔还对美国各学科的学位比重进行了分析。他发现，在1954—1964年中，72%～73%的学士、硕士学位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贝尔认为，大学
日益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他写道：“大学已经成为统治集团文化的中心。60年代中期的学生骚乱，本身就是反对忽视传统教学职能和对学生漠不关心的
一个重要信号。”(书第272页)
贝尔在论述专业与技术人员这一变化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1） 把职业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 （2） 把专业与技术人员当成处于主导地位的阶
级。
关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而认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列宁批判过把收入或职业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的错误观点。他
说： 以收入来源寻找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把分配关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结果。这个错误马克思早已指出过。列宁还说：
把职业的差距同阶级差别混淆起来，把生活方式的差别同各阶级在整个社会生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混淆起来，——这就清楚地说明时髦的“批评界”毫无科学的原
则性，说明它实际上有抹杀“阶级”的概念和取消阶级斗争的趋势。 4
就第二个问题来看，其实，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主导地位，即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作为“专业与技术人员”角色的人们，而是作
为“人格化资本”的人们。
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这是后工业社会在中轴原理方面的特征。贝尔指出，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而“后工业社
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当然，知识对于任何社会的运转都是必不可少的。“后工业社会所不同的是知识本身
性质的变化。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那就是：理论与经验相比占首位，而且在知识编纂成抽象符号的系统以后，可
以同任何规律体系一样用来说明许多不同领域内的经验”(书第21页)。“一个领域的发展日益有赖于理论工作的优先发展，它汇集整理出已知的内容，同时为
经验验证指出了方向，实际上，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合则成了未来
社会的中轴结构”(书第28页)。理论知识在组织决策与指导变革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处于中心的地位。
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中的这种转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变化。在工业上，19世纪的技术基本上都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发
明家对于科学规律并不太注意。在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把科学技术同战争融为一体。现在，战争已经处在科学的“恐怖”统治之下。（2） 理论与经验
之间关系的变化。贝尔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大萧条期间，几乎每一个政府都在挣扎，但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在美国，罗斯福为修补经济采取了各种
各样的方案。但这些政府中很少有哪一条是根据关于复兴经济的任何全面理论来制订的。他手头没有任何这样的理论。但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即理论与政策开
始结合。凯恩斯为政府干预经济作为弥合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的手段提供了理论根据。库兹涅茨、希克斯等人创立的国民经济项目体系，为政府估量投资与消费
等经济活动水平并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根据。同时，经济模式给人们指出了活动范围，并能具体说明各种不同政治选择的结果。
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这是后工业社会在未来方向方面的特征。贝尔认为，在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盲目的。但“随着新的技术性预测模式的
出现，我的第四个标准是，后工业社会有可能达到社会变化的一个新方面，那就是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书第28页)。没有新的技术，就无法保持经
济增长，“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技术进展也带来了有害的副作用，以及时常被人们忽视，而确非故意忽视的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后果”。而“新的预测方法和‘探
测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在经济史上开辟一个崭新的阶段——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从而减少对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书第29页)“控制手
段是存在的”，“技术鉴定是可能的，所需要的是政治结构能允许进行这样的研究并制定管理新技术的标准”。(书第30页)由此，贝尔提出了建立专门的技术
评估机构为政府服务的建议。
在技术使用之前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价与选择，即技术鉴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经济学方式，一种是社会学方式。贝尔指出，现代西方社会以和平的手段稳步
增加财富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不像以往社会通过战争、掠夺、没收、征税或其他敲诈勒索的手段来取得财富。按照这种博弈方法，经济生活就是一种一方受益、一
方受损的比赛。贝尔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所掌握的“秘密”就是“生产率”。即以一定量的资本开支和一定量的劳动力来获得多于一定比例的产品的能力。简单地
说，现在社会可以“以较少的力气或较少的成本而得到较多的东西”。经济生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竞争，每个人最终都可成为胜利者，尽管收
获多少有所不同。其实，贝尔在这里揭示的现代西方社会的“秘密”，固然是一种秘密，但还不是最主要的秘密。现代西方社会最主要的秘密，是当年马克思所揭
示的“剩余价值”。现代西方社会的“生产率”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的，生产率的意义
5
也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率的基础上的。
关于经济学方式，贝尔指出：首先，它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意义：“经济学就是在互相争夺的各项目之间最合理地分配稀少的资源的科学；它是减少‘浪费’的重要
技巧——这是由主导的核算技术所规定的计量来衡量的。经济学化的条件是一种主持分配的市场机制，是一种适应不断变化的供求特点的流动价值体系。”(书第
301页)同时，经济学也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至少有三个缺点：（1） 只衡量经济商品，而不衡量“自由财富”。不考虑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纯净的清
水、明亮的阳光，以及访朋问友的愉快、工作中的满足等。（2） 不考虑外溢因素（或外部成本），而这种成本会转嫁到社会的其他部分或整个社会。空气与水
的污染，就是社会成本的例子。（3） 首先考虑满足个人的私人消费，结果是公共商品与个人商品之间就出现了不平衡。(书第306～307页)贝尔写
道：“经济学方式基于这样一个主张，即个人满足是计算成本和效益的单位。这是一种分散社会观，反映了一种功利主义的谬论，即个人决定的总和等于一项社会
决定。然而个人决定的总和却具有远非个人能力所能驾驭的集体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会破坏个人的愿望。”(书第310页)
关于社会学方式，贝尔定义说：这种方式“努力以更自觉的方式去判断一个社会的需要⋯⋯就是以某种明显的‘公共利益’观念去作判断”(书第310页)。这
种方式包括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使所有的人都纳入社会来有意识地确立社会公正。第二，为公共服务的社会物品服从公共需求或政治需求，而不是服从于个人需
求。
贝尔指出，公司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服从于经济学方式，而要重视实现社会学方式。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式的连续统一体中，我们要把注意力愈来愈转向后
者。在解决今后面临的问题时，决策所要依据的观点将愈来愈多地来自社会学化观点。公共决策很容易像私人决策一样不合理和不见效。未来的主要社会学问题，
将是考验我们有无能力预见社会与技术变革的影响，并根据对目标的不同代价来确立可供选择的其他途径。
“社会责任”问题今后将成为更重要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工人的工作满足感、少数群体的就业、对社区与环境承担的义务。企业公司必须在这些问题上服从
公众利益。对公共政策的关注可以用“社会责任”一词来加以概括。一个政体必须对经济冒险活动加以控制，因为这种经济冒险产生了远超出创始者的意图或控制
力的意外后果。
贝尔的这些见解，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趋势。但贝尔没有指出，这种趋势不是资本主义特征的消失，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完善”。资本主义社会的
公众利益实质上并不是贝尔所说的“一切人”的利益，而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利益。因此，多考虑资本主义社会的“公众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社
会的延续。
创造新的“智能技术”，这是后工业社会在制定政策方面的特征。所谓“智能技术就是用规则系统（解决问题的规则）来代替直观判断”。“新的智能技术的特点
是，它能确定理性的行动并识别实现这种行动的手段”。(书第33页)在后工业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决策的制定是在更加复杂的环境中进
行的，决策者也与过去不同，制定决策的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智能技术将成为制定决策的主要工具。对于后工业社会而言，新的智能技术的核心作用与工业
社会中机器技术那样在人类事务中占有同样突出的地位。
贝尔指出，在18、19世纪，科学家学会了处理一对或少量变数的问题，后工业社会需要处理具有大量相互作用的变数的大型系统，必须使它们协调，才能达到
特定目的。1940年以来，出现了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弈论、效用论和随机过程，以及线性规划、统计决策论、马科夫链式应用法、蒙特·卡洛随机化
过程、极小极大解等“智能技术”。(书第31～32页)智能技术用解决问题的规划系统来代替直观判断。这些规则系统借助于计算机而运行，从而使技术具
有“智能”的特色。
智能技术能够确定合理性的行动并识别实现这种行动的手段。合理性即指在两种选择之间判断哪一种能够得到较好的结果。智能技术可以导致最佳解决问题的策
略，即最大限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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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成果，或通过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判断而设法把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
贝尔引征了福雷斯特模式，即中心城市发展中因果关系的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包括三种成分。企业部分包括新工业、成熟工业和衰退工业；住
房部分包括补贴住房、工人住房、就业不足者住房；人口部分包括经理与专业人员、工人、就业不足者。这九种成分通过22种相互关系联系起来（例如不同的移
民方式），然后通过乘数函数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福雷斯特从这个模式中得出了一系列政策结论。他认为，中心城市里低收入者住房的增加，使更多的低收入者
迁来，这产生了消极影响，因为这使税收基数不断降低，并使新工业望而却步。职业训练计划的不良后果，是使受到技术训练的工人纷纷离开城市。这种情况并不
令福雷斯特惊讶。他指出，采取简单态度，如果需要更多的住宅，就盖更多的房子，而采取复杂的态度，则是改变职业格局和人口平衡。在这个意义上说，那种根
据直接因果关系作出判断的政策是错误的，而较好的政策则是“反直观的政策”。(书第35～36页)
新的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后工业社会能够对社会发展作出有效的规划与决策。贝尔写道：“新的智能技术的目的，恰恰是为了要实现社会炼丹士们的梦想：使这个
巨大的社会‘井井有序’。在今天的社会里，千百万人们每天要作出几万个决定：买什么东西？生几个孩子？投谁的票？挑选什么工作等。任何一项选择，都好似
反映在测量仪器上的量原子一样不可捉摸。然而这些量原子聚集的形式都能够用图形清晰地表示出来⋯⋯决策论者努力寻求他们自己的总图表——一种理性的指
南，在使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之中找到‘最佳’解决办法。”(书第36～37页)
我们也认为智能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正在上升。但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只能起工具的作用，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决策的事实与利益基础，即
事实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利益的集团性与合理性。即使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决策涉及的社会因素极其复杂多样，因此，数学模式与计算机等工具难以正确
地模拟社会体系，往往会舍去一些有用的变数，歪曲一些变数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 后工业社会权力结构变化
如果说过去百年间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物一直是企业家、商人和工业经理人员，那么在后工业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新的人物”，是掌握新的智能技术的科学家、
工程师等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在后工业社会中，是“科技治国”。“科技治国论”的定义是“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的技
术人员”，这就是贝尔的判断。
贝尔认为，科技治国论有两个思想来源：首先是弗雷德里克 W.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泰罗强调：“地位高下必须根据知识多少而不是根据裙带关系和财产多
寡。”通过确定“科学”标准，泰罗觉得他已找到工作的“最佳方式”或“自然规律”，因此可以排除工人和雇主对立的基本根源——即什么是“公平”或“不公
平”的问题。(书第385页)同时，贝尔把马克思主义也视为“科技治国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科技治国论”的基本主张并不相同。马
克思主义承认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增长趋势，但并不把科技手段当作目的，并不片面强调科技人员的政治作用。马克思主义有特定的目的，即追求无
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而这种解放要依靠无产阶级自己。
贝尔认为，社会分层与权力系统都是以稀有资源的分配为基础的。在前工业社会中，较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在工业社会中，较重要的资源是机器；在后工业社会
中，知识是最重要的资源。每一个系统的统治人物都是拥有稀有资源的人。我们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产仍然是最重要的资源，知识只是有产者手中的工
具。贝尔写道：“在西方社会中，主导的制度是财产，它有法律体制加以保证和维护、并通过婚姻和家庭制度来转移。但是，在过去25年到50年间，财产制度
已经在解体。”“个人财产已成为公司，财产再也不由所有者所控制，而由经理所控制了。”(书第394～396页)
表2西方社会的阶层划分与权力(书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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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资源土地机器知识社会活动场所农场
种植园公司企业大学
研究机构统治人物地主
军人企业家科学家
研究人员权力手段直接控制武力间接影响政治技术和政治
力量的平衡，选举
权和权利阶级基础财产
军事力量财产
政治组织
专门技术专门技术
政治组织取得权力的途径继承
武力夺取继承
赞助
教育教育
动员
吸收贝尔承认，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处于无权地位的集团有“农民、工人、黑人和穷人”(书第394页)。这是坦率与公正的。但是，贝尔否认这些处于无权地
位的集团同处于有权地位的集团之间存在对抗。他认为，这种对抗只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存在。他写道：“西方的工业社会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为标志：作为所有商业
企业典型形象的大公司发展壮大；一切工作都留下机器及其节奏的印记；劳资冲突作为两极分化的阶级冲突的形式有分裂社会的危险。所有这三种因素，在后工业
社会中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书第176页)他明确地指出：“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是阶级矛盾，那只是在工资方面不加限制的竞争中的一个次要方面，主
要问题是经济职能（即使在国家协助下）不受管束的性质。”(书第404页)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不会发生变化，政治领域的变化在于它变得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这里有两个原因：美国第一次成了一个“全国性社
会”，即影响全社会的关键性决议是政府作出的，而不是通过市场作出的；美国已经成了一个“公众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更多的集团现在都设法通过政治制度
来确立它们的社会权利——它们对社会的要求。这两种机制增加了社会冲突。例如，是保存红木森林呢，还是为当地社会提供一种有利可图的工业？是让一条新公
路穿越一个悠久的居民区呢，还是绕过这一地区对大家增加一些费用？这些问题都包括价值与政治选择，而不能在技术标准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贝尔承认政治与科技治国的矛盾，他认为，政治总是优先于理性，并且往往破坏理性。政治不是把理性，而是把人与人之间的讨价还价作为社会效用的客观标
准。“人民应能影响控制他们生活的决定”，以这种口号为内容的“民主参与的革命”（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参与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新增加
的一个内容，它不是让全体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革命），是反对科技治国的。同时，科学精神和政治（科学组织的官僚体制）相冲突。在科学的
整个组织中，建立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并且中央集权是保持不变的倾向；这种体制要求科学工作响应规定的国家需要或社会需要，以及使政治目标优先于科
学工作。由此而带来的紧张有两种： （1） 要求“政科分离”。这一要求主张政府不应提出科学目标而只应提供一笔经费，由科学家委员会根据它们的目的标
准而分配给各种科学活动。（2） 要求消除政治上的独断专行。这一要求主张科学必定积极反对任何力图强加一种官方意识形态或教条主义真理观的行动。(书
第442～443页)贝尔写道：“科学的防卫——反对官僚科层化，反对政治屈从，反对极权主义——最终来自科学精神气质的活力。科学的魅力赋予它作为科
学工作者生活方式的‘神圣’性质。如同基督教一样，这种魅力中存在着一种经常出现的乌托邦式的、甚至救世主式的吸引力。正是那些具有魅力的因素同大规模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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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后工业社会中科学的政治现实。”(书第445页)
后工业社会是由能者统治的，但能者统治会带来社会不平等。贝尔指出，按照能者统治的原则，评价一个人的中心之点是其才智、能力与成就。智商主要是遗传
的，机会均等是主要原则，那么遗传的因素就成了区分社会等级的主要依据。“后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明显的担心是：进不了教育阶梯意味着被排挤出社会上的特权
地位。一个能者统治的社会就是一个‘证书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成就的证明——通过大学学位、专业考试、许可证——成为取得高等职位的一项条件”。
(书第452页)这样，实行机会均等带来了效果的不均等。因为作为一项原则，机会均等反对出身的优先、裙带关系的优先、托庇的优先，也反对不根据才智、
志向平等地参加公正竞争的任何分配地位的标准。从而，机会均等会促成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带来社会不平等现象。我们认为，贝尔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机
会均等”的片面性与虚伪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获得地位与权力，不仅仅取决于机会，而且主要的不是取决于机会，而取决于本身的社会经济条件。从机会均
等的原则来说，任何一个美国公民都可能当上总统候选人。但是，实际上真正有实际可能当上总统候选人的，只有相当少的一批人，即大富翁或者他们物色的代理
人，而大多数公民没有这种机会。
贝尔承认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会均等”带来了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并且主张限制机会均等原则及其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是值得肯定的。他主张在充分顾及社
会平等及其人人得到尊重的基础上，再相对突出能者优先的原则，实现一种“公正的统治”。这一主张是空想。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不可能有社会平等，不可
能人人得到尊重，因而能者优先的平等的前提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的能者统治是不可能公正的。
四、 社会选择与社会计划
关于社会选择，贝尔认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大社会”。在“大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物品必须由社会共同购买。除了国防以外，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系统的
合理化，维护城市空地和扩大娱乐领域，消灭空气污染和净化河流，保证教育支出和组织充分的医疗，所有这一切都是个人所不可能承担的“公共设施”，尽管大
社会创立这些设施“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现在，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权衡，这使他们有可能依据成本来估计相对满足的情况，并相应地决定购买什么东
西。(书第333页)
近年来，经济学家和数学家已经能够为个人的效用偏好模式提供一个“合理的证据”，但还没有为集体福利效能模式提供“合理的证据”。当我们从个人决策转向
集团决策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如何最好地把社会成员不一致的偏好方式结合起来达到全社会折衷的偏好方式”的问题时，我们面临的是社会选择。贝尔指出，在
各国社会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优先考虑的问题，把何种社会效用发展到最大限度的问题，促进何种公共企业的问题，都要在政治领域里按照“政治标准”（即不
同利益集团的相对权数和压力，并根据国家需要和公共利益的某些含糊内容来加以平衡）来加以解决。
贝尔认为，国家政策的三个最有决定性意义的特点或正在形成的因素，一是外交政策的影响，二是社会的“未来方向”，三是“技术”决策日益增加的作用。他认
为，国内政策主要是根据国内压力集团的需要和压力制定的；而外交政策是根据大国和意识形态利益形成的，是对业已察觉的来自其他大国或意识形态势力的威胁
的反应。(书第340页)
在国内政策的社会选择中，贝尔提到了谅解、传播的作用。他指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65年中发生了大量的暴力事件。根据人们选择的任何一组大体的
指标——动员军队的次数、暴乱的次数、被杀的人数、破坏活动的数量、人/日的工作量的损失、公司与工会斗争中支出的费用——美国遭受的暴力事件非常可能
比任何欧洲国家为多。然而，美国确实避免了破坏欧洲社会的政治浩劫。原因是达成了某些基本谅解，同时，“与世隔绝地区”的因素也起了作用。欧洲政治暴力
事件的明显特点之一是大部分这类事件都发生在政治中心或者是靠近政治中心的地方。在美国，早期的暴力事件大多发生在社会的“边缘”（在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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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和落基山地区那些与世隔绝的煤矿区居民中），震动影响的范围就很小。现代大规模通信联络的出现，与世隔绝的地区的消失，可能产生一串连锁反应而破坏了
文明政治和说理辩论。(书第345～350页)
贝尔的观点对我们启发很大。一个大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显然需要冲突双方的谅解，需要中心城市的稳定，需要传播的合理化。
当考虑到社会效果时，贝尔发现公司、政府各部门的规划并不令人满意。第一个缺陷是，单一目标计划本身所固有的谬误。大多数工程师、开发者、实业家和政府
官员，都是单一目标计划者。他们心目中的目标几乎全与当前的问题有关，无论是一个发电站、一条公路、一条运河、一条河流的开发，还是在运用成本和效益分
析时，都很少注意、甚至根本不想去衡量新体系的多种后果（即第二位、第三位的影响）。第二个缺陷是，没有在技术程序和体制程序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即没
有在“技术”和“支援体系”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支援体系是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或者更一般地说，是技术发展的经济和法律基础。在特定技术和特定支援体系
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因而，人们可能会根据这个问题来设法变革技术或支援体系。这方面我们可以做的，是以不同的代价比较可供选择的方式，并设计出
更好的体系来为社会需要服务。全国性的“技术评价”是必要的。今后，将会出现一些社会决策机构，以便对技术和社会变革的第二位影响作出评价。在这方面，
政府各部门将被授予很大的新权力。
我们也必须处理社会评价。举例来说，美国的社会面貌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郊区的迅速扩大和郊区住宅所有权的惊人发展而已重新绘制。但所有这些发展
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依靠了公共政策的作用；依靠联邦抵押借款的保证；依靠降低退伍军人购房的头期付款，因此使得“买”房比租房便宜；还依靠允许从所得税
中扣除抵押借款的利息。有三种郊区发展的不同模式：一种类型是带有私人道路和单独的汽车房的独门独院；第二种是共同使用一般辅助设施（如汽车房）的“住
房群”；第三种是有大型绿化区的高层公寓。这三种发展模式会产生不相同的“社会成本”，这种“社会成本”是由居民来承担的，而不是由建筑商来承担的。然
而，人们往往很少考虑这些社会成本。根本不存在一种“成本总表”，来帮助购买者选择他本人和社区因不同额外代价（指第二位代价的方案）。公共政策也从不
设法作出这种决定。但明智的公共政策应当调查可供选择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成本总表，以及保持或变革现存房屋建设与发展的体制模式的后果。这并不是“干
预”或“不干预”社会的问题；任何一种行动（包括不采取行动）都必然会加强或削弱这个或那个既得利益。(书第315页)
关于社会结算系统，贝尔提出了如下建议：
创立社会结算系统的意义。贝尔指出，人们只有了解进展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才能有意义地感受这种进展。创立社会结算系统可以推动我们从四个方面衡量人力资
源的利用情况：一是衡量社会成本和发明创造的净收益；二是衡量社会弊病（例如犯罪、家庭分裂）；三是在内容明确的社会需要领域内（例如住房、教育）制
定“活动预算”；四是确定经济机会和社会地位升迁的指标。
社会成本和净收益。贝尔指出，技术进展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这些投资可望由它们所产生的收入增加中得到补偿。但是，显然也有所失。主要损失是技术变化所
造成的失业，尤其是在特定技术被淘汰的老工人难于再找到新的职业。或者，一个地区的新工厂可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然而，它的副作用（如水和空气的污
染），可能对社会造成额外支出。哪些费用应该由企业负担哪些应该由社会负担，这显然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
社会弊病的计量。贝尔明确指出，每一个社会都要为犯罪、青少年犯罪以及家庭破裂等问题，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弊病和社会紧张对经济的影响是可以计量的。
例如，由于精神病而失去健康的工人数，由于偷盗和骚乱而造成的财产损失数。尽管政府机构收集有关资料，但是，却很少把这些问题与根本的条件联系起来，也
没有充分估计这些弊病的代价。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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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析这些资料，就可以提出采取补救行动的可能办法。
社会活动预算。贝尔不无骄傲地说，美国不仅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平，而且致力于改善生活质量。但是他发现，人们没有什么行动的标尺。社会结算系统包含着在各
个领域内作为这种标尺的“活动预算”。
经济机会和社会升迁指标。贝尔认为，社会学家制定的关于社会地位升迁数据，可以告诉我们美国是否有真正的机会均等，并能指出实现均等的障碍（例如不平等
的就学机会）。经济学家有一个术语叫“机会成本”，它可以使我们计算出同一资源移作他用时的直接成本或收益。“社会机会”成本可能使我们计算出使用至今
尚未利用的人力资源所可能得到的收益，并且根据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来衡量各项可供选择的社会政策。
这些建议有一个基本假设：认为社会如果能看清广泛的国家目标，那么它就能更好地估价社会成就、社会需要和社会的缺陷。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出版后，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震动，而且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对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和理论观点，人们众说纷纭，
见仁见智。我们认为，对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要作辩证的分析。首先，这种理论总结和预测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的社会后果，对未
来西方社会作了某些正确的描述和预测，这对于了解和研究西方社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我
们也必须看到，后工业社会理论是从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其阶级局限性。例如，贝尔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
用，这是一种唯科学技术论，也是一种唯生产力论；又如，他以“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三个阶段划分来消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
制度的根本分野等，这显然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相背离的。
（高峰）
思考题：
1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的主题是什么？
2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社会分析的方法是什么？
3 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各有何特点？
4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五大特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5 如何看待后工业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变化？
6 如何评价贝尔的“科技治国”论？
7 如何看待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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