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和事实当作小姑娘而随意打扮的实用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已经贻害无数人,但今天生在继续着。“其结果是,我们越来越听任谎言盛行而无动于衷。对一个普通人来说,随大流说假话,这是最有利的选择。在今天的社会,说假话似乎已不再是道德上的严重瑕疵。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就像一个假面舞会,每个人都学会了表演。许多人其实什么都不信,却要装做相信的样子。好在现在只要你装做相信就行了。一个社会,如果在道德上如此玩世不恭,靠谎言过日子,必然会形成普遍的道德虚伪主义。”景凯旋教授的时评道出了这一切。
文中所引以为伟大的作家所说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是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生平简介附后)
为什么“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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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06日 08:39:06 来源: 新京报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0-11/06/c_12744269.htm |
只要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件事上都坚持寻求真相,这个社会的道德复兴就还是有希望的。 在网络时代,虚假的东西越来越难以持久。近日就有报道,一些民间人士对中小学语文课本提出质疑,指出一些内容不符事实。如爱迪生救妈妈的故事纯属虚构,因为那时还没有阑尾炎手术。又如邱少云的故事,从医学常识判断,他不可能在烈火中坚持半小时,惟一的解释是,他当时很快就牺牲了。这些课文一直沿用到20世纪90年代,影响了80后整整一代人。 波兰哲学家柯拉克夫斯基曾指出,20世纪的人文困境就是,现代人常常需要在价值与事实间做出两难选择。这些被编造或被删改的中小学课文,都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改变了事实。就“实事求是”的古训而言,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它毕竟是虚假的。这些违背事实的内容,反映了现代教育理念的缺失,使得教材中充满了太多不真实的东西,教育者总想将固定的东西灌输给孩子,而不是从小培养孩子们的自我判断能力。 由于事实依附价值而存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改变“事实”,让“价值”长存。但实际上,主流价值却恰恰经常改变。正如英国作家奥维尔所说,很早以前,一个人可以从生到死保持同一的主流信念,他的感情不会受到困扰。但在当代社会,虽然主流观念自身不容置疑,却又时常修改,人们在感情上就必须突然改变。比如过去一直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剥削和压迫的历史,现在需要靠传统文化来提升自信力了,于是整个历史仿佛又突然都变成了太平盛世,电视剧里终日讴歌的都是君王圣明。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教育注定会失败。每个孩子最初都是通过后天的教育认识世界的,他会认真地相信课堂上听到的一切,但有一天他会长大,会知道真相。价值会改变,而事实却会长存。如果这是一个较真的人,他会感到受骗,产生愤怒乃至虚无的情绪;如果是世故的人,他会付之一笑,然后照样去骗孩子。不管哪种情况,这样的教育最终都不会起到作用,要么孩子接受的是不真实的东西,要么他压根就不相信这些,以至于人性被扭曲,因为他会得出结论:这世上没什么可信。 笔者这一代人就不必说了,如今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他们最大的道德困扰,仍然是面对现实与言说之间的巨大反差,不知该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该相信课本里的谎言?因为少数想要说出真相的人,往往会付出代价,命运都不会太好。大多数人则习以为常,不想费神去纠正事实,给自己找麻烦。其结果是,我们越来越不善于独立思考,听任谎言盛行,而无动于衷。 在今天的社会,说假话似乎已不再是道德上的严重瑕疵。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就像一个假面舞会,每个人都学会了表演。我们真实的一面,只会面对亲人朋友。许多人其实什么都不信,却要装做相信的样子。好在现在只要你装做相信就行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随大流说假话,这是最有利的选择。一个社会,如果在道德上如此玩世不恭,靠谎言过日子,必然会形成普遍的道德虚伪主义。几年前,媒体曾大力讨论社会“诚信”问题,但最终效果并不理想。为什么?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本身出了问题? 这些质疑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人,大概许多是80后,说明寻求真相是人之为人的本能,这种本能就像基因一样,会一代一代传下去,使得维持谎言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正如一位伟大作家所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只要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件事上都坚持寻求真相,这个社会的道德复兴就还是有希望的。 |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年11月12日-2008年8月3日),前苏俄流亡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媒体称之为“著名作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历史研究闻名世界”。
1918年11月12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作者在东普鲁士的前线被捕,因为他同一个老朋友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开明的《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1963年,他加入苏联作协。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当局立刻下令《新世界》杂志停刊,索尔仁尼琴遭到围剿。
1965年索尔仁尼琴再接再厉,准备将小说《第一圈》付印,结果遭抄家,有关稿件都被充公。索尔仁尼琴从此被迫将著作偷运出国外出版。
1967年5月,索尔仁尼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而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的叛徒的决议。
1968年写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个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中篇小说《第一圈》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症病房》,均未获准出版。1969年11月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1970年10月瑞典皇家学院“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获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索尔仁尼琴未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了他原在国内未获出版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最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的3卷本长篇小说,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该书由作者的个人经历 ,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计)集中营的情况。继承了雨果和托尔斯泰十九世纪的人文传统,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被迫流亡国外20年之久。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同年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美国政府于1974年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1975年索尔仁尼琴定居美国。
戈尔巴乔夫当政后,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 ”,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苏联解体后,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于1994年回归俄罗斯,恢复俄罗斯公民身份,定居莫斯科。
1997年,索尔仁尼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2007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节,总统普京在大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厅颁发2006年度俄罗斯国家奖,索尔仁尼琴获得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奖金为500万卢布(约19万美元)。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后,88岁的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普京12日在颁奖典礼上说:“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
2008年8月3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病逝,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