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递】090920 镇江骚乱导致戒严 10月1号可能有数万民众举行示威；传新疆霍城爆发动乱 维族人正与当局对峙；冯正虎状告中国美国航空公司案日本法院受理 10月5日开庭；《中共暴政六十年》 土改系列
post China
【中国邮递】090920 镇江骚乱导致戒严 10月1号可能有数万民众举行示威；传新疆霍城爆发动乱 维族人正与当局对峙；冯正虎状告中国美国航空公司案日本法院受理 10月5日开庭；《中共暴政六十年》 土改系列
镇江骚乱导致戒严 10月1号可能有数万民众举行示威
传新疆霍城爆发动乱 维族人正与当局对峙
冯正虎状告中国美国航空公司案日本法院受理 10月5日开庭
《中共暴政六十年》 土改系列
=================================
镇江骚乱导致戒严 10月1号可能有数万民众举行示威
[ 时间:2009-09-18 17:47:02 | 作者: | 来源:美国之音 ]
镇江骚乱导致戒严 记者： 申华 华盛顿
Sep 18, 2009
江苏省镇江市上千民众日前因不满政府处理经济纠纷的手段，上街示威，冲击当地公安局，导致骚乱，当局已实行戒严。有当地民众证实了这个消息，也有民众表示消息可能并不准确。
香港民运信息中心援引当地最新消息说，江苏省镇江市9月16号和17号两天，发生上千民众冲击当地公安局事件，至少30多人受伤，300多人被捕。事件造成的混乱已经迫使镇江当局实行戒严。另外，通往镇江的路口也进行“截查”，防止外地人员进城加入当地抗议人群。
*事件缘由*
事件的起因是，当地很多镇江民众在“世界通”公司案件中经济损失惨重，纷纷提出索赔和清偿要求；中国公安部以及有关省区的地方公安局也在办理此案，不过，日前镇江公安局将“世界通”公司的数亿元资金转移到了公安局的名下。对此做法，一些民众极为不满。据报道，这个经济案件波及全国各地很多民众。
有镇江民众向美国之音证实了戒严的消息。这位当地居民说：“戒严了，是戒严了。马路上已经戒严了。具体情况不大清楚。我不在市中心，具体情况不清楚，戒严不是在市中心。”
*有居民不清楚这次事件*
还有居民不清楚这次的戒严。镇江华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职工说，镇江经常发生这类事件，例如，前些日子有许多民众对传销问题不满，因此上了街，不过往往在表达完诉求后散去。他说：“镇江市有时会发生群众到市政府区闹事，但是这次的事件我还没有听说，一般都是群众在政府那边坐一下，市政府里面人员出来后解决一下，不会就是围攻市政府。”
香港民运信息中心援引当地居民的话说，10月1号可能有数万受此案影响的民众举行示威。江苏武警机动第二师因乌鲁木齐骚乱事件已调往新疆。
http://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8&aid=4945
=================================
传新疆霍城爆发动乱 维族人正与当局对峙
[ 时间:2009-09-19 16:10:14 | 作者:中央社 | 来源: ]
传新疆霍城爆发动乱 维族人正与当局对峙
发布者: 安妮 |
（中央社记者王曼娜香港20日电）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1名发言人今天向中央社透露，新疆伊犁霍城县1名维吾尔人在监狱被殴打致死，引发当地维吾尔人上街与当局对峙，当局已将该县戒严及封锁，正调动军队进入。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今天对中央社记者表示，根据新疆伊犁霍城县维族人向世维大会提供的信息，霍城县1名维族男子因为参与乌鲁木齐“ 7. 5 ”事件被捕，日前他在监狱被殴打致死，当局将尸体归还给死者家属，并要求他们立即将尸体埋葬，引起家属不满，要求当局交代死因。
他说，“霍城县维族人其后到死者家里，看到尸体伤痕累累，引起全县维族人愤怒，他们昨晚至现在正与当局对峙；而当局已将霍城全面戒严及封锁，并停止供电，现在正调动军队进入该县。”
迪里夏提又说，世维大会正密切注意情势的发展。
http://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8&aid=4948
=================================
冯正虎状告中国美国航空公司案日本法院受理 10月5日开庭
[ 时间:2009-09-19 12:28:34 | 作者:冯正虎 | 来源: ]
冯正虎状告中国美国航空公司案日本法院受理 10月5日开庭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发文通知：冯正虎状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诉讼案定于2009年10月5日在东京地方法院第610号法庭开庭审理。其案件编号：平成21年（ワ）第29911号。案由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6月17日在日本成田国际机场配合中国上海当局侵犯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拒绝运载合法乘客冯正虎回国。
日本千叶地方法院发文通知：冯正虎状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诉讼案定于2009年10月7日在千叶地方法院第613号法庭开庭审理。其案件编号：平成21年（ワ）第2361号。案由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7月2日、7月9日、7月16日在日本成田国际机场配合中国上海当局侵犯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拒绝运载合法乘客冯正虎回国。
这两起案件牵涉中国、美国，其事件背景都是为了配合中国上海当局侵犯本国公民的回国权，而且都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日本的成田国际机场上，这两家公司的违法行为公然挑战日本的法律与秩序，违背人权的普世价值。
这件与中国政府侵犯本国公民回国权事件关联的案件，在海外审判还是第一例。
2009年9月19日东京
冯正虎的联系方式：
手机 0081-80-3345-7210
Email：fzh...@hotmail.co.jp
http://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12&aid=4947
=================================
http://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8&aid=4951
《中共暴政六十年》 土改系列
[ 时间:2009-09-19 20:04:33 | 作者:狗不理鸟人 | 来源:徐水良转贴 ]
《中共暴政六十年》
徐水良 国内网站帖子，有很珍贵的资料，且很多转自官方档案。
徐水良 : ZT土改故事（乱打乱杀，人肉包子，分房分地分老婆闺女等等） --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04297
土改系列之一：我是如何了解并进而关注土改运动的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土改系列之一
我是如何了解并进而关注土改运动的
上世纪40年代末期，共产党在所管辖控制的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时，我还没有出生。有关当时当地土改的一些故事，只是在小时候听大人们说过，也没有太多的注意。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省静乐县的县志办公室，从事县志编写工作。静乐县是一个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山区县，隶属于晋绥边区，不仅参加了当时开展的解放区土改运动，而且一度时期还是中央的土改工作试点，中央土改工作团副团长陈伯达带领田家英等人就住在静乐县的潘家庄。
我参加工作当时，编写县志的工作刚开始，分配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去县档案馆查资料。由于静乐县的历史资料保存很差，在抗日战争之前的档案资料（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旧政府全县有关人口、地亩、税收、司法的资料），据说在1939年3月（农历正月15日）日本人突然侵占县城以后，当时的县政府根本没有来得及转移，就地埋在了县城的某个地方。后来由于有知情者当了汉奸告密，这些档案全部被日本人起获。在当地的共产党县委活动形成的档案资料也少之又少，因为县委县政府经常东躲西藏，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档案资料根本无法保存下来。所以，县档案管理所收藏的也就局限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县委所形成的档案。由于是老解放区，日本人投降以后，国民党的统治机构就再也没有返回县城，于是才有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发生，才有大量的有关土改运动的档案资料的形成。
我每天从档案馆一开门进入，到下班关门出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县委的档案卷宗几乎全部翻了一遍，收集到了大量的资料。后来又去省档案馆、图书馆收集到一部分资料，如晋绥边区主办的《抗战日报》我就全部翻阅了一遍。这样我写成了《静乐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文，发表在我们自己办的内部刊物《县志资料》上。过了几年以后，我对文章又进行了加工修改，想把它发表在一个正式的刊物上，但在当时，有关土改的话题仍然是一个禁区。当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规模平反历史冤假错案、特别是文革冤假错案时期，但不仅有关土改时期形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根本不允许涉及，就连土改的话题也基本上是禁区，历史学界、理论界根本没有人介入。所以文章发表不出来也是必然的。
近年来，尽管有关解放区土改中所形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平反还不可能涉及，估计在今后只要是共产党执政这一问题永远也不会涉及，但谈论土改的话题显然是多起来了。于是我又想到了我的那篇在近三十年前写的文章，把它从旧资料堆里翻检出来。现在看起来，文章不论是内容还是观点还显得十分稚嫩，但他所列举引用的资料却是真实可靠的，它还有它的价值。
我觉得在目前，我们不仅需要大量的有关土改历史事实的挖掘、收集和整理，而且更需要对土改运动做进一步的反思，以便让后人记住那段残酷的历史，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
我今天推出的土改系列文章，首先从一些我所听说过的土改故事开始。希望对此话题感兴趣的广大网友积极参与讨论，提供资料。
土改系列之二
乱打乱杀的故事（1）
该死的活不了
有一个因在当地攻打日本人的炮台有功、曾出席过晋绥边区的群英会并获得了一头大犍牛的奖励的民兵英雄，平时在村里为人处事比较霸道，没有人敢惹他。据说，谁家的女人要是被他看上了，总逃不脱他的手心。土改时被定为恶霸，准备往死打。在往死打的前一天，他就同其他准备往死打的人一起关在一个羊圈里。这个羊圈的墙上正好开着一个窟窿，半夜里他乘看守民兵不备，悄悄地从那个窟窿里爬出去。不巧，那天晚上正好下了不太厚的一层雪，他就跑到离村子不远的一个山洞里藏起来。结果被人们发现后，跟着他留下的脚印，很快就被重新抓了回来并被打死。
在另外一个村有一个被关起来的地主，因害怕被群众打死，他就悄悄地让家属给他送饭时在饭桶里藏了一颗7寸长的钉子，自己用钉子顶在心脏部位，然后用力向前扑倒，把钉子刺入心脏而自杀。但由于土改政策的及时改变，哪个村子里和他一起关起来的其他人一个也没有被打死。
文章提交者：血火大地
我的外婆回忆，当年用一种钉满钉子的棒子打地主，几下子就皮开肉绽，老实巴交的农民都不忍心看。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原创]土改系列之二：乱打乱杀故事（2）该活的死不了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土改系列之二
乱打乱杀故事（2）
该活的死不了
有一个被定为“二流子”的人已经被农会关起来，并计划在当天就往死打。由于这个人在另外一个村里也干了坏事、得罪了群众，就在准备往死打他的那一天，另外那个村也派人来要把他带走（两村相距30里），准备回去第二天往死打。当时，农会里有的人不同意让那个村来的人带走，要亲自打死这个人解恨出气，而有的人则主张让带走，说走到那里他也是个死，都活不了。争论的最后还是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人当天就被带到了另外一个村。结果土改政策一夜变化，县里马上快马送信，不再让往死打人。这个人的命就因这一天的时间差而被留下了。
另一人情况也类似。在第一天没有被打死，但已经列入了第二天处死对象，并且在死法上要和第一天的不一样。农会经过讨论，定下来用刀杀。由谁来掌刀，谁在屠宰案上按人，谁来用盆接血，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就剩杀的方法还没有决定。有的提出来要“大抹”，就是像杀牛一样，用切菜刀从脖子的前部直接割到后部，把脑袋割下来；另一种杀法当地方言叫“咯利”，就是像杀羊一样，用尖刀从人的耳朵下面颈动脉经过的地方（杀羊的杀口）扎下去，然后刀刃向前先割断气管，然后再把刀刃掉过头，向后把剩余的颈椎部分割断，杀人的过程就结束。正在讨论的中间，政策改变的通知下来了，也就就此罢休。
以上二人都活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去世
还有一个村干部，因得罪了土改工作团的团长（曾经把来他们村指导土改的工作团团长关在放山药的土窖里，准备处理，后来那位团长再次掌权，他就在劫难逃、必死无疑了），也成了被处死的对象。因他是村干部，消息灵通、脑瓜活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走了之。后来，这个人不仅改名换姓活了下来，据说还当了一个不小的领导，但他至死也没有承认他的真实身份，至死也没有回过他的老家。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加帖
土改系列之二
乱打乱杀故事（3）
那致命的一巴掌
据老人们讲，就在我所在的乡的一个行政村，土改时一天的时间就打死6个人。具体的打法是：把定下来要往死打的人先带到会场，让交代自己的罪恶，有的人还不知道要往死打，还继续给大家交代（其实往死打谁在头一天晚上农会开会就已经定下来了，不管怎么交代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还没有等他说了几句话，会议指定的主打手，穿着长袖的上衣，在袖筒里藏有一把铁匠打铁用的火剪，把火剪头握在手心。上去照着太阳穴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下去，人马上就被打倒并打昏，然后其他群众一拥而上，用棍棒石头乱砸，如果砸在要命的部位，人一下就断气了，如果砸不在要命的部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被砸死。有的人砸了很长时间还没有死，砸的人不想继续砸了，就活着磨出去，扔在灰沙坡里交给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狗去处理。有一个准备打死的人是主打手的远房舅舅，当把他带进会场时，他外甥说：“舅舅，你交代吧！”舅舅说：“不要绕弯子了，动手吧，痛快点”。据说，这是那天打死的6个人里最有骨气的一个。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加
土改系列之二
乱打乱杀故事（4）
活体解剖与人肉包子
在我们当地土改时，有两个地方在处死人的时候，使用了活体解剖。听人说，有一次进行活体解剖，是由部队医院的医生进行的，跟前还有不少实习人员。因为被解剖的人还处于清醒状态，可能没有给上蒙汗药，当主刀的解剖者从被解剖的人的身上的某个部位割下一块肉时，还要专门拿给被解剖人的让他看，并问他说这块肉是谁的肉，是从哪里割下来的。这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凌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解剖完以后，还将被解剖的人大腿上的肉割下来，当天就做成人肉包子，让其家属吃。当家属吃了以后，有人还问家属好吃不好吃，家属说好吃，这人然后再告诉他说这是用今天刚解剖了的你的某某亲属的大腿肉包的。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土改系列之二
乱打乱杀故事（5）
老百姓传说：
一个高官的死让土改政策紧急刹车
还又一个人，据当地人传说，他早年就跟着共产党参加了革命，有的人说他是毛主席的秘书（有的说是新华社的一位高级记者，叫郭克清？）。他家是当地的地主。就在当地的土改运动正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回到了家乡。据说他回来时还带了一个班的警卫战士。出于传统观念，他可能是不愿意在自己的父老乡亲面前摆威风，他在走到离自己村几里路的一个村庄，就把警卫战士留了下来，独自一个人回到村里。他这次回来的本意是，自己是参加革命的人，如果村里还没有对他家清理清算的话，他想劝说他的父母，要主动接受党的土改政策，把该分给群众的土地财产全部拿出来分给群众，不要与政府的政策进行对抗。一来对抗与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甚至会带来更大的害处，直至生命不保；二来就是对抗也对抗不过去，还不如争取主动，落个开明地主人士的好名声。但当他进村以后，他家的所有财产不仅全部被清理了，他父亲也早就被群众打死了。这对他来说，虽然是没有想到的事，但也丝毫没有办法。而对那些打死他父亲的人来说，却就不那么认为了。这些人一合计，觉得这小子已经是共产党里的大官，而咱们不仅清理了他家的财产，还把他父亲也给打死了，人家怎能饶了咱们？一旦将来有机会秋后算账，咱们往哪里跑？还不如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也给除灭了，这样斩草除根，永无后患。这些人合计后马上付诸实施，就把这位共产党的大官也给用石头砸死了。据说，该同志在临死前用笔在口袋里的笔记本上把打他的人的名字全部记了下来（当地老百姓听说人家会在口袋里写字，觉得很神奇，很了不起）。他被打死以后，他带的警卫战士等不惠他去，就来到他的村里，一问才知道他早已被群众打死了。战士们一看捅下了大漏子，回去没有办法向上级交代，根据他的记录，把直接参与砸死他的6个人就像串糖葫芦和拉骆驼一样，全部用8号铁丝从锁骨下串起来带走。这带走的6个人以后再没有回到村里，是死是活也再无音信。据当地人传说，这件事在当时直接惊动了中央高层，中央高层因此才得知了基层土改运动中乱打乱杀情况的严重性，于是才有了土改政策的紧急刹车。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土改系列之三
有关钱财的故事（1）
被长工诈走的金银财宝
听村里人讲，某村有一家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但在土改时土地一直比较多，也比较好，解放后，邻村上下左右的人们还一直谣传这家有大洋。
人们的怀疑，自有它的道理。该村有一个光棍汉一直给邻村的一家地主当长工。在土改刚开始时，这家地主就被吓的跑到了太原敌占区，把全部家当留给了长工们代为管理。由于敌占区与解放区之间的信息不通，有关老家土改运动的情况，这些逃出来的人几乎是毫无所知。他们每天听到的只是敌占区国民党对解放区土改运动的恐怖情况的消息，是真是假，也无法判断。他们获得消息的另外一个渠道，就是从还能偶尔往来于解放区和敌占区之间的卖粮做生意的长工嘴里获取消息。一次，他们向来太原的长工打听老家的土改运动情况，那位长工就向他的主人做了极其夸大的宣传。他说，老家早已经是入地三尺，扫地出门，被清理得一干二净了。那位地主听了，马上急着就问，去茅坑的路上刨了没有，驴圈里放草料的槽下面刨了没有，磨坊里的走道里刨了没有，把他埋藏东西的地方几乎全问了一遍。那位长工说，都刨了，而且是入地三尺。其实当时大规模的土改运动还没有开始，那位地主所问的被群众刨了的地方一处也没有被刨过。这样那位地主正好等于是把他埋藏东西的地方全部告诉了那个长工，于是被全部诈了去。由于那位长工没有老婆，在村里一直养着前面说到的那家的女人，所有的钱财基本上全给了那家的女人，于是便有了那家人在土改以后还继续买进土地的事，也有了人们现在还一直说那家藏有大洋的事。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土改系列之三
有关钱财的故事（2）
在金钱与人性的天平上，人的贪心是最关键的砝码
有一位地主，在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开始之前就逃出了当地。临走时，因为不相信自己的婆姨，怕女人撑不住气、嘴不牢，经不住拷打，交代出来，带着自己最亲近的、并常年养在在自己家里帮着干些活儿的小舅子和外甥，把金银财宝埋到野外，然后自己逃走。
他本人自从逃走以后，就再无音信。有的说是被阎锡山搞的“三自传训”运动（主要是针对从解放区逃出来的人的，因为这些人里有的并不是因共产党搞土改或其他迫害而逃出来的地主富农，而是共产党专门派出来的间谍特务）给打死了，有的说是参加了阎锡山的部队，解放太原时在晋祠附近被打死了，还有的说是逃到了台湾，但后来一直也没有任何音信和联系，这一说根本不可信。因为一个当兵才几天的人怎么能有资格往台湾跑呢？更何况阎锡山从太原逃走时，就连他最亲信的五妹子和高干都被他甩下不管了，还能带走一个普通士兵？
在他从家里逃走时，他老婆已经生下了一个女儿，肚子里又怀上了胎。还是老天爷有眼，命不该他家断子绝孙，之后还生下个儿子。过了几年，女儿聘出去了，剩下母子二人无依无靠，一直没有活路，今天拖儿带女嫁到这个地方，明天活不下去，又改嫁到别的地方，颠沛流离，吃尽人间苦，受尽人间罪，悲惨至极。
土改结束后，在别的过去曾经有过大财主的村里，每隔几年总不时地传出，某某人在财主家的院子里的某个角落、或在某块曾经是财主家的土地里，发现了金银财宝的故事，是真是假，是多是少，人们虽不得而知，但这类型的传闻总是不断，人们也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但在他家这个村，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传闻。人们普遍相信的事实，是参与掩埋的那两个亲属把当年掩埋的东西全部掏走了。那两个亲属在后来的家庭开支中也有明显超出其合理收入的部分，也不断传出有兑换或倒卖银圆的事儿，其中有一位在临死前据说还给儿子们分白洋，另一位在半道上娶了一个带儿子的老婆，他还给人家娶了媳妇。但这两人却连一分钱也没有给过他们死无音信的亲人留下的孤儿寡母，人的贪心有多深、有多狠、有多黑，真是无法测量。不过，老天爷是长眼睛的，无缘无故使了昧心钱得人总是要遭报应的。这一点也已经得到了证实。
文章提交者：巴山武陵
中共在初创阶段的财政状况一直是一个谜团，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政治部主编的《筹款须知》的小册子中，可窥见冰山之一角。宣传手册中《筹款》部分长达两万多字，现节录其中“筹款技术”部分
筹款须知
有关筹款的技术问题
筹款技术是能否筹得更多，筹得更快的实际问题及有效的技术。若徒有正确的策略而没有好的技术，是不能得到好的结果的。十二军的筹款成功，技术好也是个很大原因。故筹款技术的要求是非常必要的。主持筹款工作必须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形与政治常识，还要把交际手腕和筹款的实际经验相结合。筹款技术很多，总的说起来可分为：
1．一网散开，精密调查
筹款部队的布置，与筹款的成败有直接关系。在决定筹款的时候，就要计划到经济的中心地在哪里，筹款的指挥中心就设在那里（师有师的中心地，团有团的中心地）。在敌情许可下，所属部队应尽量以连或排为单位，散布在周围地区。（如果有敌情，便要以主力位置于近敌接近的那一面设立。）这样如网打开，越收越拢，易散易收，既便于指挥督促，土豪一个也跑不脱身，而且敌人赶来也可以应付自如。部队已经布置，便立即精密调查一切情况。进行的办法要靠自己调查，绝勿依赖商会或土豪代表。调查人员要具备耐烦（即热心）、精密（即细心）两个条件，能耐烦，才能在豪绅、地主压迫欺骗之下，话语不通的白色地区群众中有所获得；能精密细心，方能查得准确，百筹百中，不要听“有”“大”“多”而高兴马虎，或听“无”“小”“少”而丧气算了。要能在群众的无意闲谈中、言语矛盾中和行动中有所查得。
调查内容：A、地主、商家姓名；B、所有田地、财产、资本、做什么生意及此地现有情形；C、所在地点，本人家属现在地方，以及房屋的大小、方向、前后形式，门头远近；D、平日在群众中有无恶感、好感、剥削手段等。
进行调查的时候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A、先由普通的说话闲谈入门去宣传（能用宣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为最上策），不要问：这里有土豪没有，姓甚名谁……（这最呆笨），只要从侧面：表面是普通的说话，在群众无意中去侦察判断。如问：“你忙得很，禾插完了么？作了几亩田？每年吃谷够不够？不够到哪里买谷？某家有几多谷卖出？”或装着买米的样子去问，或帮着他做事，在说家常话中组织些特别痛苦的去处）去探讨；B、找些土豪的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甚至许诺事成后赏他们金钱以引诱他们说实话；C、在红区的街上、巷头、部队驻地附近设意见箱，宣传广泛的征求秘密揭发豪绅地主财产、罪恶、丑行、及对红军的批评、要求与一切工作意见。（这次总政治部在黎川城设意见箱取得了很多成绩。除达到调查目的外，还将有些群众意见书照原文公布，一方面能扩大意见箱的影响，更藉此扩充革命宣传，一方面可得到群众意见为工作借鉴。）D、一方面的调查若不准确，要有几方面的调查，尤其是要发动部队官兵全体动员，深入群众，有组织的（分出区域、部门）进行调查，直至准确为止。
2．迅速捉人，适当待遇
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在周密调查结束后就要迅速捉人。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而部队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出发时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枪，分途出发。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要不怕路远，不怕困难，要非常迅速以免被捉之人逃避，有些虽逃，但走不太远。（如果是地主、富农，最舍不得出远门多用钱，而且部队网散开了，那些人必走不远。）要做个里应外合，就是说要埋伏二个以上的人拿手枪在土豪屋内，其余的都出来，做个没找到人失望的样子，再埋伏几个人在屋外面，等土豪回时（要注意土豪常先派走狗打探然后才回家，这个情况便不要行动），外面围着，并派人进去协同里面的人捉人，如果这样已为土豪知道，便可以完全撤回来，暗中侦探，以便回头再捉。捉了本人当然好，就是当家的独生子甚至家属以及走狗也都可以。（在行动了，必须迅速的捉其余的人，以免惊动而逃跑。）如果许多土豪潜伏城乡附近，经细密调查后，必须尽可能的先准备相当的群众条件。（有工农会、纠察队、游击队等组织更好，如没有，也要组织少数工农份子或利用流氓组织密缉队），实行有计划、规定日期时间，由所驻各地部队骤然戒严（要以肃反为名出布告），城内城外，街前街后……到处把守。除群众有革命团体的符号外，一律禁止活动。然后挨户检查，不单“活宝”可捉到，即一切反动首领都可一网打尽。对于已捉到的人要有相适应的待遇，同时要利用他们报告土豪的情况。特别对其走狗（雇的工人、邻人等）、小孩、老人、妇女，按当地人情风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别被捉人的轻重，普通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子，且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对象。轻的可以放回办款，重的必须收押分别筹款（即来了好多款才放某人，最重要的要最后放）。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轻重对付。并让其与代表及其家属见面，使他们能共商筹款及使悲伤情绪影响家属以便紧急筹措（但在特别情况下，没开始交涉，未缴分文时，也不许见面。）
3．多贴条子，少写数目
地主、商人本人虽逃走了，但他走不远，并有走狗随时在打听消息。这时必须用贴条子的办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数目，限期接头缴款。条子要贴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允许下可以筹得的，都要贴，以免漏网。但出款的人，一来出款痛心，二来也难办到，故在写条子时要充分估计到出款人的整个财产，以及此地现有财产所值，特别是动产，按照他的能力，只要靠得住，聚少成多，比较实际而容易筹到。故每张条子要少开数目，即留有交涉余地。在自己判断的实际要求上略加一点是可以而需要的，如果数目太大，把他吓翻，或他此地所有动产还不过如此数目，他则索性不理，只要有一个不缴，就会形成困难，即或再减，也失去了威信，这是立三路线的筹款办法，表面要得很多，实得其反。去年一军团在醴陵开价十万，实得四万，三军团在萍乡开价三十万，实得不过二万，这次黎川也是一样犯了同种错误，写四十万，将来八万恐也难收到，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以后筹款同志望注意。
4．有软有硬，加紧催款
条子既贴，绝对不要听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图延期不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派人分头加紧催款。催的手段贵乎厉辣，催了一次又一次，要不使其态度冷淡，而且在必要时，没收一家的财物，烧一家的房子，或杀一个土豪（都是出于筹款无望而又有政治意义且能为大多数群众所认同的，而不宜以杀人烧屋为催款的唯一办法），以及用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烧房经过宣传，拆开大门，倒洋油）等的阶段，每阶段中都可利用恐吓催缴。杀人也要经宣传，拟罪状，捆绑，写罪状，盖官印的几个阶段。有时为使代表不困难，有余地筹措，催款手段也要有软有硬，特别是对缴款快的要有相当减少，以鼓励其余，而讨好代表（但在软化对方时要能巩固自己原拟实数，或相差不远，特别严防劣绅的代表用酒肉――不吃为好――花言来包围你）。此外，为了更加紧催款，也可以当着代表面用主持筹款人的上级名义下命令严密督促，以便主持筹款人与土豪代表更好地运用软硬手段来周旋，只有这样有软有硬，有声有色，催起来才有效果。
5．做好做歹，雷厉风行
当贴了条子派人催款的时候，还须布置一些人（当地人更好，部队中的也可以）向富豪代表宣传，帮做转弯（实心在要钱）子工作，以探听代表与出款人的意见，并向土豪家属以及群众（群众中有土豪走狗在打听）报凶报吉（时而说这个缴纳到几成就可以了事，时而又说那个一定要缴到某数才了事，不然，到某时要烧屋、杀人；时而说已开始磨刀了，要杀土豪某某），做好做歹（即张言某人不出钱就不帮其转弯疏通，其人是可以并实际上也如此进行，打土豪，拿洋油，磨马刀等等），以包围土豪及其家属（特别是妇女）和代表，搅乱他原来心里的把握程度。总之，到了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条子的贴布告条子，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交涉的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的，做转弯工作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积极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动摇土豪及其代表与家属讲价的主要反抗心理，服从我们的罚捐，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6．优待土豪代表
无论我们筹款如何有理由，无论宣传以及纪律如何好，但是站在其阶级利益上的地主、商人、富农，总把我们当做他们的阶级敌人，不敢当面就同意缴款，而是要旁人，工农份子、亲属或走狗来交涉缴送。又或地主商人不愿缴款，我们单凭硬要，不利用第三者――土豪家属、朋友等去劝说，则筹款更是难有希望。故此，中间人――土豪代表，在筹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当代表的都是些会交际，惯投机的人；一部是工农份子，敢来接近，优待土豪代表更不宜忽视了。如何优待呢？不外乎：A、与土豪代表来往要有专人，而且要有所谓“官”（筹款主任、政治部主任等）接洽宣传，招待膳宿，言语要吹牛皮，饮食招待都要相当客气，对代表要有尊重的表现，即对不缴款的土豪发脾气，严厉催款，也要注意勿妨害代表。对缴款快的多的，减了款子，要当代表及其家属面前说到：有碍某某代表面子等（如果代表是工农份子还要特别说到），以提高代表的地位，而促其更努力奔走；B、对代表，特别是真能努力缴款工作的，我们要相当的许以金钱酬谢，并可用累进的方法，凡缴款越多的酬谢也越多，所筹得实数百分之几为酬谢费（当然在酬谢时要计算总数于我们有益无损的），而且要注意到由我们直接分发酬谢，每个代表均要分到，另外担负缴款较大的数目的代表中的主要代表，还要相当加谢；C、有些小的问题，在政治筹款上我们要无损失的能相当满足代表的请求（如保人等，如已有群众革命团体，革命团体才能保人）；D、不单对代表如此，即对送款的一切人（挑款的等）都要有相当的优待与宣传准备工作，以引起他们乐于接头交款的兴趣。这样使当代表的既有钱得，又显得有本事，且能与威风凛凛的红军来往而受优待尊敬，自己以为地位提高，很有味道，他便热心而且想多做几回代表。我们同时更可利用他调查土豪，再当代表，扩大筹款工作。
7．挖地窖
封建地主是守财奴，有了钱，放债怕对方没有能力还，营商怕亏本，故无论城乡土豪都喜欢埋窖，只要有好的技术热心挖窖，对于筹款当有绝大帮助。窖常埋伏在人不注意处的厕所、粪缸下、猪池下、隔楼板、瓦罐里、烟囱中，总之凡可以埋藏处都会埋藏，而这些地方都须详详细细地寻找，要检审首先要有精密的调查，特别要找土豪守家的说话，找普通人暗中观察他的行动；在那里睡觉，在那里吃饭，常到那里去，他的眼睛注意到那里，特别当你或别人进去东找西看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在那里。如果你有了相当把握时，便一面继续宣传侦察，一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这时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吓，或不拘捕，暗中监视之，看他着急不着急，看他会守在那里不动。）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种方法，如泼水于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货），挖土看色气，看松紧（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内外的宽窄，墙壁的厚薄，是否有夹墙，量了楼下要量楼上（有的在楼板以下起隔墙），看了屋檐要开天花板，拆出看是一层还是两层，总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一场。万一没找到也不要放弃，还必须按屋大小，派便衣侦探潜伏周围，看白日里有什么人进去，都在那里看了某处有好久时间？神色如何？看了出来之后又怎样了，这时绝勿露形，只报告负责人，到晚上再派侦探，看他准备何时动手挖窖。因为他已挖动了，必定要趁夜里取的，你便在他挖掘时暗中派人监视，只把人围好（防他的外面侦探知道）捉人，再强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这种取挖人必是土豪亲信走狗甚至是儿子或本人，绝对勿轻易放掉，必要时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来的肥土豪。
8．拍卖
在政策允许下没收的财物，有时为筹款子，可以廉价拍卖，但要注意：A、能卖到相当钱数的，钱太少不要卖，宁可不取分文散发，以争取更有价值的群众；B、谷子特别是义仓等谷，因谷子是群众迫切需要而不可得的（虽名义仓，实豪绅霸占），绝勿拍卖，要尽数散发给当地工农贫苦群众（最好能有计划的由群众革命团体去散发，以扩大革命团体影响，以便他们对我们的革命动机有认识，因为工农贫民得到了利益）。C、拍卖快时，须按货物分开来，要不零卖，须告诉群众几家一联；D、货物太多，时间不够，要计算到后几天再减价发卖，以及零卖与散发，绝不要等走了还有留给豪绅的。
9．最后一着
有时各家所罚捐款都缴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而时间还来得及，便要来个最后一着，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抬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一个。要杀的必须更加重罚款，但这不是简单的为着筹款来个最后一着，还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土改系列之四
静乐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上）
写在前面的话
《静乐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文，完稿于1983年初。文中资料基本上来自于静乐县档案馆所藏的县委档案，有少部分来源于山西省档案馆、图书馆等处。文章曾在《静乐县志资料》（内部刊物）刊载。后来笔者曾进行过简单加工，准备投给一个正式刊物发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发表出来。直到前些时候，从网上偶然看到了一些有关土改的文章，才又使我想起了这篇近30年前写的文章。
这次录入，对原文所记载的基本事实、观点、结论未作任何修改，也就是说，文章所引用的资料是“陈旧”的，文章的观点也是陈旧的，只是在文字表述方面做了简单的技术处理，因为文章毕竟是在近30年前笔者大学刚毕业不久写成的，文字表述上还有不少不成熟之处。文中的不少观点，现在看起来还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土改运动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新的认识、观点还会层出不穷。所以，在现在就急于修订过去的观点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于是，就这样原文录入并发表出来了。
笔者认为，有关土改运动这个十分重要而敏感的话题，现在需要我们做的工作主要应包括：
一、抢救挖掘整理历史资料（包括当事人的口述历史），尽量真实地再现土改场景，特别是暴力流血土改的场景，让后人了解土改、记住土改。
二、认真研究土改运动后期的纠偏工作，纠什么？怎么纠？给谁纠了？没有给谁纠？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后人如何评价土改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笔者记得当年在县档案馆收集土改资料时，曾收集到一份当时的纠偏补偿名单（县委给补了小米的人员花名表，可能不是全部，但一些主要的人都有了），但碍于那个名单涉及到当时还在世的一些具体人和事，当时也有人找县委要求对土改时的案件进行平反，领导上担心发表出来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没有写到文章里面。现在笔者已经离开静乐县志办很多年，不知那份资料还在否？从那份名单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纠偏工作的情况（在我的印象中，所谓纠偏是在有限范围内、有限对象中的纠偏，并不是彻底的、全面的、真正意义上的纠偏）。
三、对土改运动进行大背景、全视角的深入反思，这是比收集整理历史资料更深入、更有价值且更有难度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
（笔者书于2009年8月27日）
静乐县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隶属于晋绥边区管辖，是在我党的发展壮大历史上、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
从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到1948年冬，在静乐县74个行政村、671个自然村、约12万人民中掀起了一场声势浩荡、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的发展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短时间内即实现了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地主阶级被彻底打倒，威风扫地；广大农民获得翻身，趾高气扬。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运动中也发生了各种背离运动宗旨的过火行为，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党中央发现问题后，立即进行了制止，并在运动的后期开展了纠偏工作，纠正了部分错误。
下面分4个问题，将静乐县的土改运动情况作一简要叙述。
一、土改运动的组织领导请况
静乐县的土改运动是在晋绥边区派来的土改工作团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团于1947年1月份开始到静乐工作，到1948年5月份陆续撤走，先后共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1947年1至5月份，工作团干部较少，6月份扩增人员，到9、10月份曾达到170人左右。
工作团的干部绝大部分是从边区派来的，从静乐县区村抽调的只占少数。从边区来的干部大部分是3纵队、边区党校、边区实验学校的干部，此外尚有晋绥分局、行署、军区、晋绥日报社的少数同志。
工作团团部起初驻在娄烦，1947年10月底移驻县城。团部以下按区分组，每个区内又分为若干小组，大致每个行政村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工作团干部。
从工作团来静乐工作到最后撤走，期间人员变动很大，有调进调出，也有被群众运动清洗了的、病退的，等等。现仅就1947年10、11两个月的人员情况来谈一下工作团人员的具体编制和分布情况。
团部有孙志远、李洁、丁立、赵磊、李容、顾众康、孟丰平、武玉、苏志定。孙志远自始自终为团长，李洁、丁立、赵磊为秘书，李容负责经济，其余人在医务所。团部以下按区分为6个工作队：
一区工作队驻区公所所在地砚湾，负责人李春芳，11月份共有干部11名，分为5个小组。
二区工作队驻区公所所在地娄烦，负责人王文达，10月份共有干部33名，11月份42名，分3个小组。其中娄烦、三元村、大夫庄、蓆岭村、石家庄组组长梁绪龙，副组长王路；盐市崖、史家曲、庙湾、常家坡组组长风力，副组长郁世仁；罗家曲、策马、小白石组组长戈润生，副组长李永红。
三区工作队驻五家庄，负责人王敖，10月份共有干部19名，11月份20名，分为3个组。其中五家庄、双路、赵家沟组组长段志全；中庄、盆子水组组长李峰；杜家村、磨管峪、刁儿沟、石寨子、堂儿上组组长白阳。
四区工作队驻段家寨，负责人李芝清、贾一民，10月份共有干部15名，11月份17名，分3组。其中西河沟、段家寨、宋家村、岔上、辛村组组长贾一民；西贺、西马坊、腰庄组组长安联星，副组长张新；西坡崖、羊儿岭、扶头会组组长闫树德，副组长弓守信。
五区工作队驻区公所所在地丰润，负责人张育英（有的写为张玉英），10月份共有干部19名，11月份为18名，分为3个组。其中丰润、西大树、泊水组组长张育英，副组长王善清；下静游、峰岭蒂、秦家岩、马家岩组组长梅端，副组长吴奇；择善、任家贺、大山头组组长闫秉忠，副组长刘全基。
六区工作队驻区公所所在地米峪镇，负责人褚培仁，10月份共有工作干部24名，11月份16名，分为3组。其中米峪镇、郭家庄、国练、岔儿上、潘家庄组组长褚培仁，副组长崔树藩；王家岩、韩家沟、顺道、窑儿上组副组长冯静卿；蔡家庄、马家庄、柳林、南峪、榆树掌组组长徐又新，副组长牛福海。
除了工作团以外，直接参加静乐县土改运动领导工作的还有在土改中新成立的区村两级农民代表大会，各行政村、自然村的新农会、贫农团和贫雇农小组。原行政村一级的旧干部凡是地富成分的在土改中一律停职，其他成分的由群众审查决定去留。
二、静乐县土改运动概况
（一）运动的简单经过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冬和1946年春，静乐人民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回赎土地、清理旧债运动。1946年5月4日，党中央为适应战争形势和解放区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及时改变土地政策，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五四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支持农民的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为，批准农民已经获得的和正在获得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五四指示”发布不久，一场轰轰烈烈地土地改革运动即在全县迅速展开。截止当年12月底为止，全县600多个自然村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有113个，群众已经发动、但还未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有293个，没有发动群众的空白村有231个（原始统计数据如此）。因此，这一时期的土改运动全县发展还很不平衡，收获也不是很大。由于这一时期中央还未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各地只是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实现耕者有其田”，所以，在静乐县把这一时期的土改运动叫做“搬大树”运动。
1947年1月份，工作团开始来静乐县进行实验，直到当年的5月底，搞实验的有五家庄、潘家庄两个行政村的11个自然村（其中潘家庄的试点是由陈伯达带队亲自搞的）。6月份，晋绥边区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即在临县郝家坡召开的土改工作汇报会，主要由康生介绍试点经验），会议决定了认真地发动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会后不久，在静乐的土改工作团增加干部，并扩大实验范围，除了原来的五家庄、潘家庄两个行政村以外，又在2、4、6等3个区的25个河川自然村进行实验，实验一直进行到10月份。
在这一时期内，经过抢耕抢种、解决口粮困难、征收烟税、处理干部、斗争地主等工作，发动了群众，建立起贫雇农组织、创造了不少经验。这一时期，领导上抓得紧、联系好，研究问题多，有较严格的审批制度，因之问题也发生得少。但各种离开党的政策的左的偏向即已开始露出苗头，比如片面的贫雇农路线和划分成分上的错误等，但还没有出现混乱现象。
8月份，由于受实验村的影响，娄烦组已经开始了自发运动，到10月份南北都有了自发斗争，运动实际已经扩展到100个自然村以上，约占到全县村庄总数的六分之一。
9月份，县里召开了县区干部以及一部分村干部会议，在会上检讨了过去一段时间工作中右的错误，之后即执行了中央彻底消灭封建、评分土地的政策。10月下旬，工作团在娄烦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总结了实验时期的工作，布置了平分土地及其领导自发运动的工作，土改实验时期宣告结束。
就在这一阶段，《中国土地法大纲》和《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都已下发，全县已普遍自发扣起地主，要求工作团干部去。11月初，工作团全体干部就已经分散在全县各个行政村，我县得土改运动进入了高潮阶段。直到1948年1月，经过斗争地主，建立区村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分配果实，运粮支前、平分土地等工作，土改运动告一段落。这一时期收获多，成绩大，但各种左的错误和偏差也主要出现在这一阶段有时竟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1947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对土改运动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作了详细的阐述，会议提出了纠正左的偏向的任务。晋绥边区在中央会议之后，于1948年1月召开会议，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步骤。1月13日，分局发出《关于改正错订成份与团结中农的指示》，同时还发出了《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2月份，中央发出《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二月指示”，着重纠正土改和整党工作中的左的偏向。从2月份起，静乐县即开始进行纠正左的偏向，改成份，退东西，纠正恢复工商业，训练停职干部，恢复可以争取教育的干部，解决死人善后问题等。4月1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评价总结了晋绥分局领导的土改工作。当月，静乐县部分村庄又进行了个别修正土地，解决生产困难，组织生产等工作。从5月份起，工作团干部陆续调走，只留下10余人集中进行整党实验。9月初，召开了县区村扩大干部会议，检查总结了一年来的土改工作。这次会议做出了《关于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及填发土地证的讨论与决定》，10月份开始填发土地证，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将土改成果固定下来。同时继续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土改运动宣告结束。
从以上过程来看，静乐县的土改运动大致可分为3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46年5月“五四指示”发布到1947年5月，为“搬大树”时期；第二阶段从1947年6月晋绥边区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开始到1948年1月，为平分土地阶段；第三阶段从1948年中央发出“二月指示”到同年10月份，为纠偏、巩固土改成果和处理善后事宜阶段。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从1947年5月份到9月份之前，县里虽未正式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但自从6月份晋绥分局地委书记会议以后，工作团扩大了实验范围，群众自发斗争已经普遍兴起，因此这一时期的土改工作实际上早已超出了“五四指示”精神的范围，所以，也归入了平分土地阶段。其次，土改运动总结会虽然在1948年的9月份召开，但解决土改遗留问题以及填发土地证的工作以后还进行了一段时间，故这一阶段的截止时间尚可推后。
（二）全县平分土地情况
1948年2月静乐县的平分土地工作基本结束。但由于各地群众的要求不同，对上级的土改政策执行情况不一，平分土地的情况存在不少差别。一本说来，可分为5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绝对平分地区。全县共有163个自然村，占全县671个自然村的24。4%。绝对平分的结果是抽动中农土地过多，中农每人占有的土地平均数与贫雇农相等或略低于贫雇农的平均数。
第二种类型是抽补搭配地区。这种类型的村庄共有352个，占全县自然村总数的半数以上。抽动中农土地时照顾到了中农的利益，有些村庄还是在征得本人同意后才进行抽动，且抽动的数量也比较少，中农依然保持了高于贫雇农的土地量。
第三种类型为比较接近中央“二月指示”精神地区，以及接到“二月指示”后进行过修正的地区。属于这类型的自然村共有120个。这些存的土地分配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问题，有的村庄在进行个别修正后即可填发土地证。
第四种类型是抽动中农土地过多，形成极不合理的“倒宝塔”形的地区。全县共12个这种类型的自然村，尤其以二区的前黑山及四区的西贺村最严重。
第五种类型是未分配地区。主要是一些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庄窝铺。全县共有24个，问题不大，按照“二月指示”略作调整即可。
（三）与土改运动配合进行的“三查”审干运动情况
“三查”审干运动是共产党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鉴于当时共产党所面临的坚决地、彻底地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艰巨任务和当时党组织、特别是党的基层组织中严重的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状况，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的一个重要政治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军队中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所以，在静乐当地也把“三查”运动成为“搬石头”、“揭盖子”运动。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就严肃地指出了党组织的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在静乐县的党组织中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存在和表现，诸如包庇地主、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地富掌权等，甚至在有的地方发生过个别干部操纵斗争，打死农民群众的现象。
有关静乐县“三查”审干运动的历史资料所见甚少，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记载排比综合，简单介绍。首先有必要纠正一下静乐民间关于土改、“三查”分期的说法。
“三查”运动以1947年5月中央发出《开展“三查”运动的指示》为起点，在晋绥边区，正与同年6月晋绥分局地委书记会议后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土改运动的普遍兴起以及最激烈的土改阶段相重叠，各地斗争地主、挖底财、分配果实、审查处理旧干部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在静乐民间，一般人就把从1946年5月开始到1948年底基本结束的土改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即“搬大树”（即减租减息、清理旧债、回赎土地时期）阶段、“三查”阶段（包括了大规模斗争地主、挖底财、平分土地和其他果实）、土改阶段（确定地权财权、颁发土地证阶段），民间所说的“三查”实际上就包括了同时进行的最激烈的土改运动，把“三查”与土改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运动混淆了，并且以“三查”运动代替了土改运动。
静乐县的“三查”审干运动，在1947年10月娄烦召开的全体工作团干部会议以后达到了高潮。机关“三查”采取了排三代、唯成份论、算老账、上刑罚等做法，审干是一律交群众处理。对行政村一级的干部凡是地富成份的一律停职，交原村群众处理，其他成份的，由群众审查决定去留。群众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是党员的，只要群众说一声开出就开除了。有的地方，甚至采取捕风捉影的方法，不经证实就对干部做出处理决定。当时，全县共有党员2294人，土改中开除32人；县级干部106名、区级干部63名，在机关“三查”及群众审干中，被清洗掉43名（撤职的36名，停职的7名），其中县级干部22名，区级干部21名。村级干部有80名被停职。这样就形成了干部宁左勿右，只敢说过火话，不敢说公道话，人人自危的极不正常的局面。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静乐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下）
三、静乐县土改运动的成绩与收获
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
（一）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实现了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经过土改运动，政治上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广大贫苦农民获得翻身，当了主人；经济上夺回了被地主阶级长期占有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得了房屋、粮食以及其他各种财物。广大农民的自尊心、自信心和主人翁精神有了很大的提高。如三区杜家村自然村共有地富26户、113人，1943年占有土地835。5垧，人均7。4垧。经过1943年冬到1945年8月这段时间的减租回赎、负担转移、清理旧债，输出土地34垧，又经过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这段时期的减租，又输出土地95垧。从1946年6月到1947年4月，又清算出479。5垧，剩下227垧，人均2垧。该村有中农贫农129户、577人，1943年占有土地1016垧，人均1。76垧，经过以上三个时期的斗争，共输入土地608。5垧，加上原有土地共有1624。5垧，人均2。8垧。又如二、三、四三个区，在土改中共获得的果实有：白洋30983。5元，元宝1506。85两。银器3272。83两，本币1624705元，铜圆1670斤，大烟7445。25两，衣服8058件，皮衣284件，毡被1689条，粗布5408。8丈（？），牛725条，马6匹，骡子42。5条，驴803。5条，猪25口，羊9780只，什粮5268。18石，细米2803。8斤，山药89733斤（档案资料中未发现有关土改获得的房屋的统计）。
（二）重新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和政权机构，教育了党员干部。经过土改运动及“三查”审干运动，整顿了党的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成立了区村两级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政权，改进了党员干部中的脱离群众、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教育、考验、锻炼了党员、干部和群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三）土改运动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过去贫苦农民有劲没处使，经过土改运动，他们获得了土地、畜力、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起来。另外，过去地主阶级过去依靠剥削为生，土改后也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48年为静乐县历史上罕见的丰收之年。
（四）土改中涌现出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培养提拨了一大批新干部，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干部队伍。土改中全县各行政村共培养积极分子代表3250名，土改后，全县共有区级干部85名，其中土改中新提拨干部就有60名，占总数的70%。
（五）迅速、坚决地纠正了土改中在处理工商业方面左的偏差。如娄烦城内，在1948年1月下旬开始纠正整奸商营业税方面的偏差，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有45家恢复营业，又新开了46家，到3月份，娄烦工商业即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六）经过土改，巩固了后方，支援了前线，保证了巨大的军勤任务的完成。1947年秋冬，完成了巨大的运输支前任务。在运粮紧张的时候，翻身农民一边运粮、一边分地，40天的时间就完成乐1万多石细粮、折粗粮19900石的运输任务，共用人工315549个，畜力30余万个。1948年夏季支援晋中战役，运粮600多石以及弹药若干，随军担架280副，牲畜320头，民兵参战队96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共出人工21575个，畜工12955个。如果没有土改运动，完成这样大的支前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在土改中还动员翻身游击队210多名，进行了参军参战支前的教育，翻身游击队自愿报名的总动员数的30%。
四、土改运动中的左的偏差、产生偏差的原因及其纠偏情况
（一）左的偏差
静乐县土改运动中发生左的偏差，主要是在1947年6月份以后，到11、12两月发展到顶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对待中农问题上的偏差。
党在土地改革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在1947年2月1日对党内的指示中也明确规定：“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过程中，必须坚决地联合中农、绝对不允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如有中农利益的事，必须赔偿道歉”（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在晋绥边区《告农民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土地问题上，中央还明确指出：“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然而，上述指示精神在静乐县的土改运动中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而只是片面地认为“贫雇农路线就是群众路线”，“贫雇农立场就是群众立场”。在自发运动开始以后又强调提出：“只准走贫雇农路线，不准走别的路线”、“中农路线即地富路线”。基于这样的认识，产生了在对待中农问题上的偏差，具体表现现在：
（1）在划分阶级成分方面，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领导上也不做解释，由群众自己“吵”，实验的结果，提出发对主观主义，打破旧圈套、旧条文、旧观念，提倡学习群众等综合性划定法，从政治上、经济上、历史上定成份，盘三代，看铺摊大小，看作风等等，结果造成一家就有定下几种成份上网。另外，有的人和地方，还抱着多得果实的目的，有意提高成份，把许多本来够不上地富得农民也划到地富得圈子里去，人为地扩大了打击面。在1948年4月学习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县里就当时掌握的10954户的阶级成份状况进行统计，地富原有2028户，占总数的18。5%，改定后地富793户，占7。2%。同时，还选择了米峪镇、蔡家庄、罗家曲、榆树掌、城关、岔上、张气等7个行政村为典型进行调查，这7个村总户数为2949户，地富原为537户，占18。2%；人口11311人，其中第富户人口2491人，占21。1%；改定后，地富户141户，占4。76%，人口710人，占6%。
（2）在建立区村代表会中排挤中农。先期村代表会中只有少数中农，以后也基本不到会了；到建立区代表会时，三区102名代表中没有一个中农，四区代表会到了一名中农，还被审查掉，完全取消了中农再代表会中的席位。
（3）在土地问题上照顾中农不够，抽动中农土地过多。平分土地时，多数地区是机械平分了，尤其是河川地区，动中农土地更多，搞绝对平均主义。而且，在抽动中农土地时很少做说服工作，不争取自愿。如三区的堂儿上村有位中农用房子换下4垧平地，硬要被抽走，他只好伤心地哭了。五区丰润有户中农全家两口人，有12亩平地，被抽了9。3亩，9垧坡地被抽了6垧。全丰润村共有中农50户，在抽地时即动了47户。这样做的结果是严重地挫伤了中农的积极性，同时也影响了贫雇农的积极性。中农不谋闹生产，过日月，浪费严重，有的贫雇农也只顾眼前，不敢闹翻身，人人都怕说“富裕”二字。
2、乱打乱杀问题
在打人杀人问题上，我党的一贯政策是：“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但是在静乐县的土改运动中则严重地违反了党的这一根本方针。在实验时期，杀人还比较慎重，都要经过县委、工作团团部的批准，但乱打现象已经开始。自从1947年10月娄烦工作团会议批评了不按照群众意见处理问题的不放手思想，领导上提出要大胆放手，打破老一套，不怕犯错误等口号以后，从11月份起，乱打乱杀现象即严重形成。整个土改运动中，全县共计非正常死亡447人，在实验时期处死不到50人，大部分是在娄烦会议以后处死的。其中一区亡死48人（一说46人），二区死亡74人（一说72人），三区死亡61人，四区死亡104人（一说103人），五区死亡90人（一说95人），六区死亡67人，城关亡死3人。内有干部、党员26人，其中一区3人，二区3人，三区6人，四区4人，五区5人，六区5人。这26人中，区级干部4人，行政村干部15人，自然村干部6人，其他1人。从成份比例来看，447人中有地主236人，富农11人，中农40人，贫农52人，其他3人（按：城关3人未知成份）。这447人中有的是政府处死的，有的是群众大会打死的，有因恐惧而自杀的，有受重刑后病死的，也有个别因地富奸霸操纵斗争打死的，等等，其中群众处死的200人，占近二分之一。在地富死亡人数当中，大部分是因搞底财打死的，也有因怕报复、斩草除根而处死的，等等。当时，凡是地富成份者，就很少考虑，认为死不可惜。被处死的人中，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偿血债者外，绝大部分是不应当被处死的。至于在土改、“三查”中被打、被磨、被吊者那就更不计其数了。
3、在对待工商业者问题上的偏差。
土改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制度，不侵犯工商业者，地富所经营的工商业也应当受到保护。但静乐县在土改、整奸商、征营业税三方面却错误地搞垮了工商业。娄烦、城关的工商业者就主要是这样搞垮的。这两地原有商户300家，被征税的有275家，经过征税、土改、整奸商共搞垮了59家。全县土改前地富及一部分中农经营的油坊、粉坊等小作坊有200家，在土改斗地主及证营业税中也大部被搞垮了。全县从工商业者手中共计征出黄金1。06两，白洋5228元，本币3。8亿多元，还有其他零碎物品，共计折合本币4。46亿多元。这样做的结果，严重地打击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使一些小商小贩也恐慌起来，大吃二喝，市面一时萧条。
4、撇开支部和干部问题
在静乐县的土改运动中，对旧的支部和干部才去的是坚决踢开的方针。实验时期，有的村还选择了一些好党员一起进行土改，到自发运动遍地兴起时期，下龙泉支书操纵斗争打死5个农民的事件发生以后，人们就普遍认为支部和党员大多数是不能用的，于是就采取了坚决踢开的方针。
（二）产生偏差的原因
导致上述左的错误和偏差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上级指示有偏差。如“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就是在晋绥分局1947年6月的地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的。又如，《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为了保障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同时，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还规定一切侵犯人民民主权力的人，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而《告农民书》则规定，地富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恶霸富农，农民中的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狗腿子，大家要拿去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对党政军民和其他一切机关中的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新恶霸、奸伪人员，大家要拿去怎样斗就可以怎样斗，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再如，在减租减息时期，党提出鼓励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在《告农民书》中则把这些经营工商业的地主当成“化装成商人”的地主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诸如此类的政策，在基层干部群众中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2、县委、土改工作团对运动的领导存在不足。在土改运动前期，曾发生右的偏差，表现在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限制群众起来斗争以及包庇照顾地富等问题上。在1947年9月的县区干部及一部分村干部会议上提出反右，是必要的，否则不可能有土改运动的彻底胜利。但是，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却掩盖了另一种倾向，矫枉过正。当时正值土改实验时期，运动已经开始转入高潮阶段，各种左的错误和偏差已经露头，对此，这次会议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而只是片面地强调了反右倾。到10月的娄烦全体工作团会议上更提出“大胆放手，打破老一套，不怕犯错误”以及“要善于发现群众的创造性，敢于同意批准群众的要求”等口号，同时照搬了在晋绥分局地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的“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这样就助长了群众中的极端民主化思潮，把在实验时期已经产生的各种左的偏差和错误推向了极端，越演越烈，以至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发展到无法控制的混乱地步。这次会议之后，工作团干部虽然高度分散到各村去领导自发运动，但在这一时期中，工作团已经失去了领导运动的主动权，只是充当了群众的尾巴。因此，这一时期，静乐史称群众自发斗争的“普遍时期”。
广大的贫苦农民有革命的一面、进步的一面，但也有落后的一面。党的各级干部一方面应当倾听群众意见和呼声，但同时还负有教育群众和引导群众的责任，决不能对群众意见采取不加分析的态度。其次，广大的贫苦农民长期收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在土改运动中他们起来革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命，夺回被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和被他们剥削取得一切财产，以至把一些罪大恶极分子送交人民法庭惩处，这完全是正当的革命行动，应当坚决予以支持。但是。在土改运动中乱打乱杀，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斩草除根，甚至连一些出身地主家庭的革命干部也加以杀害，如娄烦郭家庄村杀害革命干部郭克清事件，则是完全错误的。还有在“三查”审干运动中将许多的党员干部处死，也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这种错误却没有得到领导上的及时制止，而是任其自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3、群众中普遍存在的落后意识。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小农意识，诸如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斗争地主中的复仇心理以及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斩草除根思想，无疑在上述左的偏差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六区有一个贫农曾经这样坦率地表述过他在土改运动中的思想过程，他说：“开始斗争地主，我积极参加，是为了他圪洞里的东西。当时打烫地主，非常高兴，后来又看到许多的果实，心理满以为这下子可以翻身了，开会的时候不用干部找咱，是咱找干部开会。当听到退东西的政策出来之后，心理很不高兴，觉得闹了一场什么，靠什么都是不行的，还是靠自己受苦吧。我虽然没有公开骂政策，但实际上是不满的。现在也想通了，这样做也好，大家都好好地闹生产，咱的命苦，还是自己好好刨闹吧”。这位农民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4、“三查”审干给各级干部带来了巨大恐惧和压力，基层党员干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使运动脱离了领导。“三查”审干中把干部交给群众处理，人人过关，各个挨整，干部怕群众，在运动中只敢说过火话，不敢说公道话，宁左勿右，无可否认，这也是形成群众运动自流发展的原因之一。
（三）纠偏工作情况
左的错误和偏差虽然在静乐县土改运动中延续时间较长，后果严重，但是，县委、工作团对纠正左的偏差的态度是坚决的，行动时迅速的。当上级发出关于纠偏的指示后，县委工作团雷厉风行，立即进行纠正。1948年1月，工作团团部发出关于禁止乱打乱杀的通知，快马送信，乱杀现象在全县立即在全县停止。1月下半月，开始纠正整奸商、征营业税方面的偏差，娄烦、城关纠正得很快，短时间内恢复了工商业。全县退给款的商户（包括农村地富及中农经营的工商业）有378户，共退款5。497亿元。在改成份、退东西、调整土地方面也进行得很好，如二区共改订中农136户，补偿54户，应补米13260斤。在1948年9月的县区扩干会议上，县委做出了《关于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及填发土地证的讨论与决定》，根据中央“二月指示”精神，对解决土地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1949年1月，县委又发出《关于填发土地证及解决土改遗留问题的指示》，对改订成份、补偿中农土地、财物以及解决死人善后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
经过纠偏，落实了党的政策，，团结了中农，调动到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纠偏的基础上，办法了土地证，确定了地权、财权，进一步肯定和巩固了土改成果。
（原稿写于1983年初，2009年8月原文录入）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土改系列之四
静乐县土改时期大事记
1946年
3月6日，静乐县政府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几点指示》，县长曾鉴修、民政科长李魁签发。
4月，静乐县、静宁县两县合并为静乐县，原隶属于周围邻近县的各区分别回到原所在县。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号召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
12月5日，晋绥边区第六专员公署做出《关于合作社整理办法的决定》。
1947年
1月，上级派来的土改工作团开始在五家庄、潘家庄两个行政村的11个自然村进行土改实验。其中潘家庄的工作团是中央派来的，由陈伯达副团长带队。团长是康生，在临县的郝家坡村进行试点。
1月5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发布《拥军优抗运动月工作指示》。
1月13日，晋绥边区第六专员公署发出《关于拥军优抗爱民的指示信》。
1月28日，静乐县土改工作团召开总结会。
6月，晋绥分局在临县郝家坡村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有康生主导，内容是批判过去土改工作中存在的右的偏向，彻底地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了认真发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方针。
同月，静乐县土改工作团扩增干部，并开始在2、4、6区范围内的25个河川自然村的土改实验。大规模的土改运动由此开始。
8月，娄烦组开始有了自发运动。
9月，县里召开县区干部以及一部分村干部会议，检讨了过去一段时间工作中右的错误，之后即执行了中央彻底消灭封建、评分土地的政策。
9月13日，中共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
9月24日，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发出《告农民书》。
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
10月下旬，工作团在娄烦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总结了实验时期的工作，布置了平分土地及其领导自发运动的工作。
同月，静乐县土改实验时期宣告结束。同时，在静乐南北都出现了自发斗争，运动实际已经扩展到100个自然村以上，约占到全县村庄总数的六分之一。
10月30日，工作团团部从娄烦转移到县城。
11月初，工作团干部分散到各村。
同月，群众自发斗争进入“普遍时期”。
11月，开会讨论农会成立（原文如此，未知是哪一级的会议）。
11月17日，开会讨论成立城关工作组，领导城关群众运动（原文如此，未知是哪一级的会议）。
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同志做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12月7日，县委召开会议，研究代表会，贫雇农路线，自发分配等问题。
12月10日，召开农会临时委员会，讨论贫雇农路线和贫雇农领导。
12月24日，城关开大会，处理干部。
1948年
1月，中共晋绥分局在参加中央1947年12月会议回来后，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步骤。
1月13日，中共晋绥分局发出《关于改正错订成份与团结中农的指示》。同时，还发出了《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纠正土改中侵犯工商业的偏向。
1月初，要求杀人须经过团部批准，乱杀人即停止。
1月下旬，开始纠正整奸商营业税方面的偏差。娄烦、城关纠正得很快，短时间内即恢复45家，新开46家。
2月，全县平分土地结束。
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二月指示”，着重纠正土改和整党工作中的左的偏向。全县开始纠偏工作，改成份，退东西，纠正恢复工商业，训练停职干部。
3月，娄烦工商业恢复到原来面貌。
4月，部分村庄又进行了个别修正土地，解决生产困难，组织生产等工作。
4月1日，毛泽东同志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5月，土改工作团干部大部分开始撤走，仅留10余人进行整党实验。
5月8日，中央发出《中央对晋绥整党问题的指示》。
6月24日，静了县委、县土改工作团做出处死郝锦堂的决定。
6月28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晋绥整党工作的指示》。
6月24日至30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
7月1日，城关各界群众举行大会，纪念党的生日。
7月20日至23日，县委召开现有妇女干部及群众中的妇女积极分子会议。
7月25日，县委召开各区委书记会议，检查生产、整党实验和烟税等工作，找你呗土改总结会。
7月28日，召开全县工人代表大会，选出县工人委员会。
8月7日，静乐县第一批参战民兵（四区、五区、城关出去的）完成任务返回。
8月8日，第二批参战民兵（二、六区的）出发。
9月2日，召开县区村三级扩干会议，布置参军工作，检查总结一年来的土改工作。
9月17日，静乐县政府发布《关于建立后勤机构，加强支前工作的指示》，决定成立县支前工作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容，副总指挥闫树德，政委王敖。
9月18日，静乐县政府就各地发生砍伐树木问题发出布告。
同日，静乐县区村扩干会议作出《关于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及填发土地证的讨论与决定》。
10月，进行填发土地证的实验。
10月4日，静乐县支前总指挥部、县政府发布命令，号召各区木匠去砍伐木材，支前。
11月，全县填发土地证工作普遍展开。
12月30日，静乐县委作出《县委对土改三查中处理李如松等通知决定的修正》。
（原稿写于1983年初，2009年8月原文录入）
文章提交者：天晴好个秋
时间：1968年12月某日。地点：广西某市郊区一小村庄（时称生产队）。
背景：广西文革中的两大派组织其中一派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怒斥为：你们的行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革命行为，你们的一小撮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于是据说广西历史上仅次于太平天国起义死亡人数的暴烈行动开始了！
生产队的领导班子队长，副队长，贫农组长，基干民兵班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具体身份不详）应“上面”要求清理阶级队伍，组成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圈定清理对象。最后圈定一邱姓社员。罪名是同情（怀疑私通）造反大军（反动组织），平时为人奸猾讨厌，成分高（中农），其舅舅曾经参加过土匪。当晚开批斗会，通知每户至少一人参加，男的一定要来。在通知时暗示今夜要敲死他。民兵即时把他监视起来，对他家人和他严格保密。
晚9时把邱押到会场，开会批斗不到10分钟即开始武斗，各人拿出早准备好的竹烟斗（一般半米长，手膀粗），木棒子，或者胯下的木凳子对邱某殴打。因为贫农组长有过约定——不得一下打死，慢慢敲，先不打头；所以一直到晚12时，方才气绝。拖到屋后荒岭抛弃。
后其家人半夜偷偷收尸，发现有微弱气息。背到邻村亲戚家治疗。逾半年风势过去才敢回家。邱某不到50就死了。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帖：为地主正名
文章提交者：jishuifang1
我的富农家庭靠勤俭起家，我的父亲让扛活的吃鸡蛋、咸鱼片，我的母亲慈祥、慷慨、仁爱、怜惜穷人、施米施饭。
——《毛泽东自传》
我是地主，是富农兄弟的老大哥。我们是一对难兄难弟。
感谢毛先生对我们的理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确实和他老父亲一样，是靠勤俭起家的。我们也曾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因为那时侯有个游戏规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别人的东西不能要拿，拿了就叫偷；公开拿就叫抢，那就是犯罪，要坐牢杀头遗臭万年的。
我们也崇奉仁义道德，也曾让扛活的吃鸡蛋、咸鱼片的。我们也很慈祥、慷慨、仁爱、怜惜穷人、施米施饭——于是有人把我们叫做地主。真无上荣光啊：地主，土地的主人。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是做奴隶甚至想做奴隶而不得，好不容易才当了一回主人啦！而我的弟弟也当上了富裕的农民，就是富农呵，同喜同喜！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呵，我们不知道得罪了哪尊神，不知道是谁给重新编了一部词典，对地主重新作了定义，上面赫然写道：
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
于是，游戏规则变了。于是，灾难接二连三地降临到我们头上。先是土改时瓜分了我的土地财产，我的弟兄们被杀的杀，关的关，还祸及子孙哪！我的儿孙不能读书娶不上媳妇都要断香火了！比死还更难受的是没完没了的批斗，永远交代不完的剥削罪行。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社教四清文革，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拿我们开涮，斗得天昏地暗的。唉，就是耍猴，那猴还得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不是？听说这种游戏叫做造反有理，可这造反咋就没完没了呢？
其实说我们是地主，早就名不副实了。地都没有了，还算地主吗？财产都没有了，还是富农吗？为什么还揪住我们不放呢？就算我剥削，土改时瓜分了我的土地财产，也就罢了；为什么一次次运动又一次次抄我的家，一次次瓜分我的财产呢？我衣不中身食不中口连住的地儿都没有，难道还不够贫农吗？
真的，我实在不想当这土地的主人，我还是做回奴隶吧。求求你，我这顶地主的帽子还给你好不好？不然就给张三李四吧，要不要？
古人云：富不传三代，穷可是万世。此言得之。早知今日，我还不如懒做好吃，落个好阶级呢！何苦要勤拔苦做，揪上台去斗呢？即便是象有的人一样抽大烟败尽家财，而被划为贫农也好哇！不过我实在不知道，穷有什么好！
也许有人会说：你们地主中确实有人不劳动的呀！是的，是有这样的人。但啥叫劳动？难道只有到田间人拉肩扛就叫劳动？按照这种逻辑，那科学家艺术家商人还有所谓的政治家都没劳动，岂不是都该打倒了？
是的，地主中确实有坏人的。可总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吧？我说穷人中有没有坏人？当然有。如果按这种逻辑，地球上的人岂不是都该死？
再说，把富人都打倒了，谁还愿意勤劳致富呢？如果大家都好吃懒做，那些等着分财产的人岂不是要白等了？总得有人创造了财富穷人才有得分吧？
读了毛先生的>，我心里很是感动，还是老人家理解我们啦。有人说词典是毛老人家编的，打死我也不信。他老父亲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吗？他不也是生在农村吃饭长大的吗？
。。。。。。
现在好了，再没有人举着镰刀斧头冲进我家里杀人分财物了，因为现在的游戏规则变了。这种行为不再叫造反有理了，这叫做入室抢劫，是犯罪，是恐怖主义的暴行，该判刑坐牢下地狱的！
地主，土地的主人。如果真有什么可以万岁的话，那就是地主万岁！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贴]高玉宝和“半夜鸡叫”的历史本来面目
文章提交者：云间碧玉箫
作者：顾玉如
早年在大连的新闻单位供职，对《高玉宝》和他的“半夜鸡叫”故事知道的比常人多一些。最近看了网上关于批驳“半夜鸡叫”的文章，不禁会心一笑。这里讲一下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
高玉宝是大连原复县（现瓦房店市）阎店乡人，早年入伍当兵。在部队开始练习写作，但因为文化水平比较低，只是做军报的通讯员，发表过一些小豆腐块的小消息，短讯之类的稿件。
当时部队里经常搞忆苦思甜，每个人都要轮流讲的，有一次轮到他讲，他的口才好，又比一般战士有文化，讲起来绘声绘色，当时讲的也就是旧社会吃不饱饭，后来逃荒进城学手艺的事。没有什么“半夜鸡叫”的故事。正好赶上军区宣传部的一干事在连队里蹲点，就把高玉宝讲的这些事添油加醋一番，写了一篇稿子，发到军区报纸。因高玉宝也是通讯员，也着了他的名子。
稿子见报后，不知怎么地就被军区宣传部的头头看中了，让那个宣传干事再找高玉宝，按当时的政治形势定调，深刻挖掘一下，看看能不能整理出更有份量的东西。那个干事就找到高玉宝，又捣鼓了几个月，写了一篇长一些的忆苦思甜文章。这回报上去后，上边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但还不够份量，就安排当时正在部队体验生活的中国作协正牌作家荒草到大连，帮助一块整理。
荒草在大连一住就是几个月，按着上边的精神，同高玉宝一起聊，先后三次成稿，都被打回来重写，把个荒草搞的快要崩溃了。后来终于通过了。但不能着荒草的名子，而要着高玉宝的名子，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的威力。 就
这样，高玉宝一个字也没有写，就一夜之间成了部队作家。他也从一名普通战士，不断升职，后来做了大连军分区俱乐部主任。相当于团职干部。
记得文革后期，我所在的新闻单位经常请一些所谓的“工农兵”代表给记者们讲传统，其中就请过高玉宝来给我们做了一场报告。讲他如何写《高玉宝》的经历。当时就有人提条子现场问了几个问题，请高玉宝解答。我记得几个问题是这样的：
一是书中写的周扒皮是否确有其人？
二是如果真有其人，周扒皮是否真的那么坏？
三是为什么作者在写了《高玉宝》之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再没有任何作品问世。
当时高玉宝的答覆是：
《高玉宝》出版的时候，写明了是小说，而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作品中的周扒皮是按他家乡的一位X姓地主来刻画的。有他家乡那个地主的原形，但很多事是经过加工，创作出来的。至于那一些是创作出来的，他没有讲。另外，他也很坦白地讲：“其实我的荣誉都是党和部队给我的。《高玉宝》这篇小说，讲起来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因为需要，只着了我个人的名子，在这一点上，我要非常感谢作家荒草同志。”
后来，我担任农村部记者，有机会到高玉宝所在的家乡采访，当时高玉宝所写的那个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经死去多年了。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做“地主崽子”。
当时陪同我一起采访的乡干事部还帮我找到了村里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以满足我了解《高玉宝》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愿望。结果当时交谈的结果大出我的预料，《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
一位姓阎的老人对我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都没离开过阎店，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有长猫眼睛的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去了吗？”一位老大娘则说：“高家那小子，真是造孽，本来X姓人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X姓人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的。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给人骂。”
我当时了解到这些真象，心里很难过。真的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后来做新闻记者时间长了，整天也必须应合形势说些假话，对这些事也就麻木了。现在旧事重提，深感那年代的荒唐。把我知道的一些事披露出来，也让人们了解过去，吸取教训。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贴]李井泉1962年“过关”之谜
文章提交者：claybuddha
李井泉1962年“过关”之谜[原创2008。03。2815：15：34]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狂潮所引发的1959至1961年的三年大灾难中，一些人口较多、以农业为主的省成为“重灾省”，其中名列前茅的是四川、安徽、河南、山东和甘肃，据目前许多非官方研究资料显示，这几个省的“非正常死亡”（即因饥饿而死亡）人数都在百万人以上。灾难的发生当然首先归因于那种狂妄、盲目的“乌托邦”式“跃进”政策，毛泽东、刘少奇等高层领导人责不可逭，不过，在这几个省大权独揽的“封疆大吏”（即各省的“省委一把手”）的责任更加直接。从现在公开的有关史料可以看到，这几个省的“封疆大吏”，即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他们在“大跃进”中都非常积极，其所在省份“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放农业“高产卫星”和办“公共食堂”的“热情”都很高；而在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这个避免灾难的关键时刻，他们又是紧跟毛泽东攻击彭德怀、张闻天的主要“战将”，对毛泽东实行走向灾难的“第二次跃进”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庐山会议”后，他们又在各自的省份大搞“反右倾”、大抓“小彭德怀”，使得各级干部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以至许多人明知饿殍盈野却不敢说真话。因此，他们所在的省份灾难最重有他们个人因素的影响，他们作为大权独揽的“省委一把手”要负主要责任。到灾难无法掩盖、最终暴露时，他们大多数都受到了“党内处分”——被“撤销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张仲良1960年12月被“改任”甘肃省委第三书记，1965年被“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吴芝圃1961年７月被“改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1962年被“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舒同1961年被“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并“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希圣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后被“调上海专任”华东局第二书记，1965年被“调成都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见网上有关这几个人的生平履历。）虽然他们受到的这种“处分”与那动辄上百万的死亡人数相比算不上什么，虽然曾希圣的被“处分”实际上主要是因为他搞“包产到户”招致毛泽东的不满（见《南方周末》2003年5月和7月刊载的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算是为灾难承担了一点儿责任。然而，其中唯独李井泉未受任何“处分”，他不但保住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还于1961年兼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又被任命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文革”爆发后才受到“冲击”被“罢”了“官”。（见网上有关李井泉的生平履历。）
要说起来，当年四川其实是灾难最严重的一个省。据当时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后来撰文分析，1958年到1961年四川净减少人口一千两百多万，除去自然死亡的之外，“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在一千万左右。（见廖伯康著《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这在当时的全国拔了“头筹”，也把其它几个“重灾省”远远抛在了后面，要追究责任，作为“省委一把手”的李井泉是推卸不了的。李井泉在“大跃进”中不光在四川积极执行高层的“极左”政策，还独出心裁、“因地制宜”地“创造”了许多更“左”的政策，而且其为人“独断专行”、“专横跋扈”、“搞‘一言堂’家长统治”，因而使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各级干部对他也“很有意见”。（同上）事实上，李井泉在1962年也为此遇到了两次政治“难关”：一次是1月的“七千人大会”，李井泉在“四川小组”会上“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但“当时的气氛是一片声讨声，人们不肯放过他”；（见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另一次是6月，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和副书记于克书到北京参加共青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时，向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反映了四川和李井泉的问题，一个月后中央书记处就派出十几个人“到四川分头进行调查”，并最终写出了对李井泉不利的调查报告。（见廖伯康著《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然而，任凭四川干部“一片声讨”，“调查报告”也有理有据，李井泉还是有惊无险地渡过了“难关”。
李井泉之能够“过关”是由于高层领导保了他，而高层领导之所以要保他，是因为“李井泉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方面十分顾全大局，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急如焚、无粮救急的日子里，他对于中央派给四川的征购任务虽然也有不情愿的时候，但基本都能完成，做到了雪中送炭”。（见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据当时四川省委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廖志高后来回忆：“四川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粮食大减产，但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递增。1959年外调四十九亿斤，比1958年的三十九亿六千万斤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1960年外调六十八亿四千万斤，比1959年又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三”。当时李井泉等四川省委领导也“对过头调粮有意见”，但“从中央和全国的大局出发”，仍然决定“挤出粮食继续外调”。（见廖志高口述的《关于四川调粮的回顾反思》，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关于此事还有个故事，说是当时四川省委收到的“必须按期按量完成并突击运粮”的“电话通知”，“主要内容是强调这是国务院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还讲到京、津、沪当时的紧急情况，并且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死人”）”。（同上）这个故事很有点儿耸人听闻，不过倒是给“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做了个注脚。总之李井泉当时“不折不扣地”完成了调粮任务，因而“颇受中央赞赏”，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遭到四川干部“一片声讨”时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就“出来帮助李井泉解了围”，说“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而周恩来也在会上表扬四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这几年把四川这样一个出商品粮最多的省调亏了”，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四川调粮的事时也曾似贬实褒地说李井泉“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见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实际上，一方面“调过头粮”也是李井泉掌管下的四川虚报浮夸造成的，比如1959年全国其他省份大都调低了原来上报的粮食产量，而四川却“打肿脸充胖子”，把实际只有三百多亿斤的粮食总产吹嘘为七百亿斤——既然粮食总产达七百亿斤，调出个六、七十亿斤当然没问题；（见廖伯康著《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另一方面，李井泉等人明明知道“四川的浮肿病和死人情况日益严重”，多调出粮食会造成“死人大大增加的严重后果”，却仍然千方百计“挖空库存”完成外调粮食的任务，（见廖志高口述的《关于四川调粮的回顾反思》），在和平时期这完全不足为训。所以后来四川民间说“李井泉的政治局委员是靠外调粮食和牺牲群众生命买来的”（同上），这说法自然不正确，因为李井泉1958年就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不过从实际效果看，“外调粮食和牺牲群众生命”的确使之保住了官位。
按理说，1962年年底李井泉面对的第二个“难关”更危险，因为中央书记处派出的人“到四川分头进行调查”后写出的调查报告有事实有依据，可谓铁证如山，即便李井泉有外调粮食的“功”，也无法抵消“和平建设时期死这么多人”的“过”。但是调查报告送了上去，多数主要高层领导人也看了，却最终不了了之。对此，廖伯康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于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又开始大谈“阶级斗争”，批判所谓“翻案风”、“单干风”等等，“风向变了”。（见廖伯康著《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我以为这说法自然有道理，但还不完全，应该还与四川死人的问题太过严重、暴露出来会引起极大震动且对党的形象不利的考虑有关。据说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彭真曾说“死人的事已经过去了，整个情况已经好转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同上）这隐约透露出高层的上述心态。
刘少奇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针对安徽省饿死人的问题曾说：“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见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但当时对饿死人更多的四川却没有追究，问题更大的李井泉轻易地“过”了“关”，这是四川人的悲哀，也是国人的悲哀。不过，我以为不管当年李井泉“过关”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也不管现在有人如何试图掩盖或否认当年的“人祸”，最终“历史”和“省志”上还是要“写”的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贴]分房分地分老婆和闺女-晋绥土改
文章提交者：wwaayy
分房分地分老婆和闺女，晋绥土改的许多凄惨故事
[淘股吧]
我说的土改从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开始。这份《指示》由刘少奇起草，旨在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政策。在这之前，也就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口号，故，对富农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对农民实行交租交息的政策。抗战结束后，民族矛盾迅速转化为国内党派之争的矛盾。中共中央认为，要打倒国民党统治，必须争取广大农民站到共产党这边来。要站到这边来就必须给他们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好处。只有用武力将解放区内的地主之地全部没收，分配给农民，农民就会心甘情愿听共产党话，自觉跟共产党走，一起推翻国民党统治。
关于“五四指示”，其内容有以下6点：
1、使群众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2、不侵犯中农土地。
3、一般不动富农土地。
4、适当照顾开明士绅及中小地主，但对汉奸、恶霸、豪绅，只留下维持生活必须土地。
5、保护富农、地主工商业。
6、对罪大恶极者除少数引起公愤必审判处死外，一般也宽大处理，不可多杀人。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和宽容性，那些没文化的农民们，在理解程度和认知感上表现出十分的模糊性、迷茫性、随意性。到底什么样地主属于或不属于宽大处理对象，《指示》没有作具体细分，只是作过一个补充的红头文件。然，对地主、富农、中农的划分往往由村干部一人说着算，至于地主手里的肥地和荒地，该交出哪一部分地，则由地主自己作主。
也因为《指示》没有明确性，导致土改运动不伦不类地进行着。为此，刘少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灵机一动，起草一份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电报，电报要求各地报纸做到两方面：一、除宣传反奸、清算、减息等群众斗争之外，尽量不要宣传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二、各地报纸应该尽量揭露汉奸、恶霸、豪绅罪恶，申诉农民之苦难，并且多找一些类似《白毛女》这样的悲剧故事刊登，目的是为了激起群众的阶级仇恨，由此掀起对国民党统治制度的不满（见《刘少奇年谱》下卷，P45）。
这一招管用，但土改目的是为了招兵买马，进行战争总动员，最终向国民党军队开战。土改问题一天不解决，农民就一天不会行动起来。这些无文化的农民本来就没什么政治觉悟，不会踊跃报名参军。他们对征兵和参加支援前线工作无过多的热情。中共中央意识到这点，于是在1946—1947年间发动了一场名叫“复查”与“填平”的运动。要求是：“任何对于土地改革的动摇、畏缩、旁观、甚至妨碍，都是不能容许的。”其中，冀鲁豫分区党委在1947年1月召开的一次党务工作会议上指出：“土地并没有完全分配给农民，地主也没有被彻底打倒。一部分地区对待地主仍旧‘相当彬彬有礼’允许他们住在自己的好房子里，保留最肥沃的田地，藏匿有价值的财物。干部们也没有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将土改和军事工作统一起来的指示。从‘爱国自卫战争’起，群众的士气就一直在下降。”
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会上，刘承认，自实施《指示》以来，解放区内仍有1/3地方没实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土改政策。在实行土改的解放区，出现土改运动不到位现象，没有将农民很好地组织起来。刘发言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刘认为，土改运动之所以不彻底，原因在于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不纯现象，很多抗战时加入革命队伍的地主富农分子表现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之人占比重很大。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才能彻底改造各级党、政干部，完成土改任务。刘知道并明白：“这个方法，……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6-88页）。
会后2个月不到，也就是9月13日，一份令解放区所有地主闻风丧胆的、比《指示》更为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全国土改会议上出炉了。该大纲具有共产主义早期社会理念框架，其内容也是6点：
1，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土改前的封建性剥削债务。
2，乡村农会将上述接受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平均分配。
3，乡村农会接受地主的房屋、农具、牲口，粮食等其它财产，并徵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再按乡村全部人口重新分配，地主与农民一样，也可分得一份生产资料。
4，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
5，土地改革之合法执行机关为各级“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
6，政府组织骨干分子建立人民法庭，审判一切对抗或破坏此法的罪犯。
不可思议的是：当全国土地会议在平山还未结束，晋绥边区这边已闻风而动，率先成立乡村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告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富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不管他是甚么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和地主不同，但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恶极大的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为了帮助其他农民翻身，中农必须拿出长（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帽子。看不起穷人的观点应当取消。
……
《告书》最后强调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支持，那么，我们“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开除。”（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版）。
当时，兴县有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名叫刘象坤，他是个热心肠人，却因为有财富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尖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刘象坤哥哥刘少白（其名写入《毛选》，见《毛选》第四卷“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毛认为他是抗战时期开明绅士），他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农民们押回老家斗争，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说了几句公道话，即被打得晕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黄河，没想到刘玉明这时苏醒过来，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端起刺刀，就在他胸口猛扎两刀，直到他停止呼吸为止。（刘少白于1942年写过一首歌颂朱德的诗：“古今名将兮，但知事君，一将成功兮，万众牺牲，专治（制）君主兮，杀戮功臣，以暴易暴兮，千古痛心！”倘若刘少白在天之灵发现这个国家还是在以暴易暴地轮回，一定会失望透顶。）
在兴县，还有一个名人，名叫“牛友兰”，他的名字也写入《毛选》，被毛认为是抗日爱国绅士。毛泽东1948年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当时的晋绥军区司令部，现为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他家的房子。抗战中，他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等值钱的财物全部捐献出来。土改前，他已落得身无分文，过苦日子。土改到来时，却在劫难逃。就因为他曾是晋西北首富，成份不好，秋后算账。也因为他姓牛，斗牛大会上，有人别出心裁地拿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当时，铁丝把鼻翼下脆骨搞断了，老牛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而他的儿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大摇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即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63岁。
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曾编著《姚依林百夕谈》（2003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该书谈到他1947年亲自参加的一次土改会议，里面这样记录：“此会甚‘左’。会上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綑、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所谓磨地，是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就是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石头弹子，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出血，方才住手。
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他的老婆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兼少先队员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不算，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另有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撵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得是增加身体与地面摩擦力。没多久，他的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裸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在晚年编写《牛荫冠纪念集》一书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綑在树上，被人们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确实，在土改积极分子眼里，天下所有地主都是剥削农民的坏人，是坏人就必须坚决打倒。诸不知，中国社会阶层有它的特定结构。很多地主其实是发了财的富农，而富农来自中农。换言之，地主就是发了财的农民。然而，这些发了财的农民，其权宜在土改中得不到任何保障，转而成为无地之民斗争对象。不管他们对红军或抗日战争曾作过多少贡献，都将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的祭品。而农民，不管他如何坏，如何恶，都是好人。比如说，李佩芝（王若飞夫人），从延安来到晋绥边区从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积极分子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为小偷小摸，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土改时，此人见公报私仇机会来了，一下子就把那富裕中农打死了。群众对此不满，李佩芝却回答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只是此人极不争气，后又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给抓了起来，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当即遭到群众围攻，李佩芝振振有辞地推销着她的那套阶级界限理论。群众心里好坏分明，此事后来闹得很大。
闹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他的闺女来。因为地主都被斗死了，或者自己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
《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据《中国的土地改革》一书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打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面对土改中耸人听闻的“暴力化”、“左倾”现象，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晋绥当事干部一番。他在1947年12月25日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说：“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毛的意思很明确，革命要胜利，必须要见鲜血。他在其后发表的几篇文章中（见《毛选》第四卷）均肯定了晋绥土改的成绩、意义和作用。即便是在1948年2月15日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文，也没对主持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提出半点批评意见。就是由上海市高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对当年轰轰烈烈的晋绥土改只字不提。
历时一年半的土改运动使解放区的整个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地区几乎颗粒无收，饿死的党员干部的普通群众不计其数。这里，我引据《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于“老区土地改革运动”一文资料，上写：“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悲剧！悲剧的一页历史。孟子曰：“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总结历史，土改运动由刘少奇全权负责，刘埋下这笔历史老账没人提，也没见后人站出来说“清算”与“赔偿”四个字。但见一片沉默，心底多善良的中国农民呵！
这里，我倒觉得智效民先生在《刘少奇与晋绥土改》一文中说得一针溅血。他说：“如今，大家都对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殊不知在土改，‘四清’和文革初期，由于他的存在，惨遭迫害的人真是不计其数。这就提醒我们：一个暴虐时代的形成，还有许多无耻的帮凶，这固然是他们自己的可悲之处，也是我们民族灾难深重的主要原因。”（见该书“引言”部分。）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文章提交者：fxren。
一孔窑洞圈了一百二十多干部和地主富农
1947年割完洋烟，收了洋烟税，晋绥边区发了告农民书，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土地改革，整党。最后一句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把区、乡干部都调回县上工作团开会去了。路过马蒲塔区上，走到后会村，一组七八个人，都是乡长们，助理员们，在乡长家吃了顿饭。我想起马蒲塔区上有我的粮票和一双鞋。我说我回去寻哩，点灯时候，走了七里路，回去啦人家正等我的哩。我一进门端起水要喝，人家一下把我的碗夺下。我以为是谁和我耍哩，不提防一下把我按倒，给带了铐子，铁丝拧的。这些是三井派来的民兵到马蒲塔区。那时我在的三井是另一个区。
我一看这阵势，啊！这是扣我哩哇？他们扣住我，当时带的前铐子，寄放到紧闭室。这个紧闭室是榨油顺油梁的油坊，三四丈深的窑，圈了一百二十来个人。干部、男女一窑子，小口口都用泥封了。走人的地上拦一捆柴，满满一窑子人。家里头好几个做饭处。犯人们咱俩二斤山药一锅，他俩吃半斤米粥一锅。一天一夜做饭，热得你是气也上不来。和地主富农们圈在一起，他们说：“我们活在毛主席时代，不用说啦，该打倒哩。你们打倒地主富农的，咋也坐紧闭哩？”说得我哑口无言。
从马蒲塔回去的乡、区、县干部，到县城都让扣了。自然村干部是各自的村扣哩。我是路过马蒲塔，他们捎带的我，过去寻我去了，我可巧个（奔的意思）回去了。我那夜不回去，他们也扣不了。回县上被扣的干部，七个人圈在一个家，铺莜麦楷。
人家头一黑夜讨论，解决谁们，拿出多少钱来，哪个人有些甚问题哩。先贫下中农开会。地主出来捆住，再没问题放你回去了。有问题再圈回去。每天解两次手，我背了三天背铐子。
听见咋？不咋！死也死不了，不咋。听说马蒲塔要你哩，就看马蒲塔死呀死不了，三井肯定死不了。咱知道三井死不了就没问题。主要咱们三井要公粮得罪了人了，也不怎地。因为粮食负担最重的是地主、富农，和我圈到一块了，贫农们负担不重。马蒲塔那面虽然工作好几年，没事情。不咋，我说不咋的话来哇？该咋哩。
工作团问“咋办咧？”群众说“打哇！”
啊呀！腊月初二，到半前晌一下集中下全乡的一千多人。解决那地主、富家们是各村管各村解决哩。解决我、乡支书、乡秘书，全乡的问题，男女千数人，大院满满一院。有工作团，贫农团选的主席，痴四老婆，他老汉是农会秘书来，挨过打。咱心中一盘算，就怕死去哩。反正我不想死。斗地主有打死的，有各人（自己）死的。每天解决三个。打死两个。一个岢岚医院魏锡五家老子，不说，自己墙上碰死。还有十二红家老婆，被烙铁、火锹子烫死了。
把我叫出去以后，人家说，提意见哇，头一个解决赵登云，看大家谁有意见？这个说，他还对我态度不好，要粮。那个说，档案里保险加上言语啦。我考虑这是组织的，据咱考虑非提意见不行。这是些鸡毛蒜皮，有的事没，有的事有。就是谷河村高天保（公开发表可用高ＸＸ代替）家两个，儿子二十几，老汉五十多，提意见说他当了兵参了战，我给他把老婆卖了。我说，不怕，这不在我说，不在他说，如果卖了，有人有证。他老婆有离婚证。究竟是当兵前离的婚，还是离了婚当的兵？两回事。他和老婆关系不好，区上办了离婚手续，后来当了兵。部队有规定，当了兵的老婆走了的，要追回来。高天保的部队来信，后来我将真实情况向上反映了，不属于解决问题的范围。父子俩拿着胳膊粗的大棒，想要把我一棍子打死，主席台上的人拦住了。
人家说，禁止你说话，你说话群众就不敢提意见了。圪台上主席团主持的说的。低下是站的。主持的又征求大家的意见：“咋办咧？”有群众说：“打哇！”主持的又问：“穿衣裳打哩还是脱了衣裳？”又有群众回答：“脱了衣裳哇！”
扬风搅雪天，倒着雪花子。把我衣裳一脱，先是儿童团十二三岁的娃娃用鞭子抽，我甚思想顾虑也没了。打了一气（阵儿），靠在台台上，有些昏。
高天保父子拿两个烙铁，两把火锹。烙铁是厚四方片，不是瘦尖尖烙铁。火锹是长火锹。在车轱辘木头圪墩里倒上车脂油，插进里头烧红。每天烧，烫地主也拿这烫哩。一开会准备斗争，就把这烧上了。挨上烧红了，就燎就烫。那会儿上素油，火是好点着的，车轱辘里插着一窟子铁器。他们俩在我脊背上烫遍了。最厉害的是拿红红的四方烙铁，在我背上右拨浪骨下边狠狠按住烫，我一下子就死过去了。
我醒过来，睁开眼，看见他们又在斗支书。有些好心的老汉老婆们把我骑住，悄悄吩咐我，你不要睁开眼，睁眼还要打你哩。我痛得要死，心上精明，想看咋斗乡支书。
支书是把裤子脱下去，在屁股上烫的，没烫死，圈回里头了。
乡秘书文书是挨了两个比甩（耳光），还没知觉。人家叫开路条，他说开路条还得乡长批，得罪下人了。回窑里后我对他说，你挨了两个比甩。他说，没哇？我说，看你的眉脸不是坡（肿）了？你看把人怕下个甚！
咱革命了多少年，就受这制，快死了吧！
乡支书腊月初八死的。我初四走开。他们初八在三井吊死的，疼不过。他家姓康，弟兄五个，支书他是老四，老五是岢岚公安局除奸股股长，在兴县党校学习，又被专门寻回来。三个哥哥是农民。老五说，咱革命多少年，都在外前工作哩，我们这几个就受这制，快死了吧！老五不咋，老二不咋，他们把衬衫连成绳绳，铐子也不带了，弟兄两个先把打伤的老四先吊上，他们两个也都上吊死了。
康家五十口人，好多在外面当干部的哩。老二的儿子康仲，是决死纵队的政委，后来是新疆的副书记。康仲的妹妹康莲，那次说哥哥文革后没上班，休养的哩。有的当内蒙的县委书记。
死了，就给群众解决不了问题了
腊月初二在三井把我处理后，初四又把我送到马蒲塔。给我骑着驴，带着背铐子。窑里头热的，一天家里尽做饭，气也上不来。看守和我说：“老赵，可是死去呀！不想办法，真的窝（窒息）死人！”工作团说，这狗的，给吃药哇。坐的些医生，吃了两剂泄火中药，都怕火入内里哩。主要怕给群众解决不了问题呢，不是怕你死了出了问题。马蒲塔是三区，三井五区。留在三区出了问题死了的话，给群众解决不了问题了。
吃药第二天，工作团长、岢岚张祥县长叫我去。我说：“你们有问题好好解决，我可实际上不行了，人是输多赢少啦，活是活不了啦！不过人家群众有意见的话，要好好解决。没意见的话，我那紧闭室可不能活啦！”团长说：“这黑夜你不用进去啦。你讨上个保，出外住上一夜。还怕你跑了呢，不能随便放出你去。”我立马时刻寻了个保，出来外前住了一黑夜。团长又说：“回去叫鸡房贫农团开上个条条，要回你去。说鸡房有问题。甚时候三区有问题要你，我们再从那边贫农团要你。”第二天给鸡房贫农团写信。鸡房贫农团说，我们村里有问题哩，回来哇。我们家里人拿着条子，说赶快寻人哩，寻我哩。扶到毛驴上没走二里路，一忽摇，倒没气啦。家里人返回区公所，说，一走就没气啦，闹担架哇！问贫农团要了担架，走了二十里路，送回李家沟，扔到我妹妹家。
脓痂子、虱子满满闹下一升
当天黑夜给我洗涮的。洗涮得先把衣服霍开，妹妹把脓痂子、虱子，满满闹下一升，有四五碗。四十来天不能看，眉毛上也是虮子。虱子吃成圆圪蛋，不会爬。那村有个老汉说，烧着烫着数大黄好哩。他给了我一块碗大的大黄，烧黄，捣成面面，拿锣子锣下去。让我爬下，撒在背上和衣裳上。就怕火入内里哩。火入内活不了。大黄和木头蔓菁一样，长大叶子，是金丝大黄，可泄火哩。
第二天是腊月初八，又把我舁回鸡房。先铺莜麦楷子，把褥子铺下四个，两个人舁头，两个人舁脚，像放死人一样，一往下放，背上水水流的，粘的疼得不能，好几回往过死哩。又把褥子上铺上糊窗麻纸，把大黄面锣上，舁着放到那上。大黄真是好东西。有二十多天，疼得不能行。人们说，抽上几口洋烟能止疼。抽上能止三两个小时。一夜抽两回，才能一夜好睡。到了元霄节，才能拄上棍棍下地哩。（在自己家窑洞里，赵登云向任复兴展示了他的背部，大半个背部覆盖着伤痕，尤其是右胛骨下面被四方烙铁狠狠烙过的地方，收缩为横向的、约长十厘米、宽两厘米、深半厘米的小沟。真为他能活下来庆幸。）
老赵讨吃来啦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文章提交者：fxren
老赵讨吃来啦
家里那时给定下富农，没收了，老婆娃娃没法活。我说，我给咱讨吃哇，我有好讨处哩，去岢岚工作过的地方，有要处，能要上。我先不能背，引着我的弟弟。我说，我给咱要，你给咱背，要到四月份。
见了面，人家说，你看你这人，给你哇！有给挖米的，有给挖面的。我的根据地在那里。要下东西，我脊背疼得不能拿，我就求人们捎带捎带，这个村给我送到那个村，那个村又送到那个村。哪个村也有惯的、当过干部的。说：“吃饭吧，吃了饭我们和你出去要。落到这个地步上么，哎！”不便挨门挨户要，指点我说谁谁有哩，保准给哩。他们介绍说：“老赵讨吃来啦！你给挖上些甚哇？”人们说：“来哇，行！”要下百八十斤。人家耕麦子我要麦子，耕碗豆我要碗豆。家里还分着半截牛，没料。我到油房里要了一托麻糁。没素油就要素油。左来一样啦，这还怕甚哩！落到这地步上，不为稀奇！有些灵活人说：“这是运动，是政策。”有人说：“再不要伺候他们了，甚至会儿也是老牛力尽刀尖死，伺候君王不到头！你可积极来哩，看你落下个甚结果？”有些懂政策，说：“干部，难遇那些灰人哩。甚会儿也一样，难落个好哩。你伺候共产党落不下个好，谁也扯求蛋！你看你落下个甚结果？重受苦种地哇，再不要上这圈套啦！”秦家庄的冯喜增，日本人在时，岢岚东街当街长，土改坐了二十来天紧闭。说我：“你们年轻人，一个字儿瞎闹哩！我给日本人当了一年多乡长也没事，连油皮也没戳着，群众也没意见。你也是个乡长，我们也当，没挨成你这么个！”
这年二三月份我也不能耕地，能干活就干活，不能就不能，偷糜掐谷没的事。熟人又叫我到晋绥二分区地委党校学习，二分区地委在五寨。五寨老战友说你出来哇，干这干那，到大西哩（晋绥干部南下四川一带，当时叫“到大西”）。我说，不能干了，身体还不能走，干个甚！土改后从48年开始，我在村当会计，当过主任，没隔断。54年入初级社，五寨县人事局叫我到店坪当秘书，每月23元，不习惯，又回村了。
忠臣受制不少，奸臣也没好下场
我到岢岚信访办瞅了两回，问：“如今大里****，我这个能行不能行？”信访说：“写个申请。”有些干部说，咱这要闹，顶上个正经买卖，去那正经地方，好好往上头走。有些说，不顶事，算了吧。六七十岁的人啦，能咋哩。到正经地方，连农活儿也误不起，盘缠交际也没。寻人家难哩，活在世上糊里糊涂就算了。年轻些的说，就得闹，我就不相信，大里退休****，你就连二分钢崩崩也闹不上。写了两次申请，组织部批：有困难，寻当地政府，不在解决杠杠里。主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我说那就不用说了。有的说寻一寻五寨。咱说穷就穷了，不要那样跌皮赖害，能了能，不能就不能。
村里没电，不通广播，不能看电视，我就看小说，《薛刚反唐》，《五凤朝阳》，古往今来，忠臣们受制不少，奸臣也没好下场。
以上这是赵登云的口述。
老赵在回忆这段闻之令人心寒的经历时，始终没有提“搬石头”三个字。我就告诉他，文化革命中翻腾过这段问题，你和许多农村干部、以至党政军内农村亲属是地主富农的干部，一齐挨整，那个运动又叫“搬石头”。意思是你们是土地改革的拦路石头，绊脚石，要想搞好土地改革，必须先整你们，把绊脚石搬开。斗干部就是斗地主，先斗干部，再斗地主，或干部地主一起斗。当时党中央的精神就是这样的。各个根据地都是这样执行的。老赵仍然不十分理解，只是“啊”了一声。
2002年5月28日整理毕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帖：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风潮(1)
作者：散木
更新时间：2008-10-2410：37：00
一
1947年是一个让许多当年的过来人谈虎色变的年代。内战已经严酷了，在一些解放区又不同程度出现了举措失当的土改中的“左”倾风潮。
原来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亦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和解放区广大农民的要求，把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的斗争转为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斗争，这是中国民主革命深入开展、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以支援解放战争的至关重要的一举，而在具体执行中，制定和掌握相应的正确政策也至关重要，指示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同时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以及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分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等)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则应予适当照顾等。此后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迅即展开。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委又在西坂坡召开党的全国土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下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同时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普遍的整党运动。这个会议和纲领的缺点是对此前已经在一些地区土改中暴露和出现的“左”倾做法注意不够，对一些地区土改的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却估计得过于严重，土改中划分阶级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文件，这样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使“左”倾错误继续得以发展。而1947年土改中的“左”倾风潮最严重的就是晋绥解放区了，它的始作俑者康生的“经验”甚至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得到推广，甚至当时还印有一本《康生语录》。于是，土改运动得康生等的“晋绥经验”而走入歧途，“左”倾逆流从此猖行，虽然运动后期在毛泽东、任弼时等努力下有所纠正，却远远没有得到彻底的肃清。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它的遗毒之为害是不可小觑的。
这年1月，康生、陈伯达等带领中央土改考察团来到晋绥，考察并开展土改试点，随行还有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以及李伯钊、毛岸英、谷羽、杨之华等，晋绥各地的干部张稼夫等也陪同参加。康生等率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临县郝家坡、静乐县潘家庄等处试点，迅即否定了先前中共晋绥分局制定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等文件，不顾老解放区土地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的前提条件，从主观、教条出发，采取放任主义，指责党的基层组织对群众泼冷水，“只有地富立场没有贫雇农感情”，是压制群众运动的“大石头”，主张“搬石头”，“贫农团取代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①即由群众自己来划分成份，放弃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康生等还执意将土改中关键的划分阶级成分加以主观主义的理解，即不根据革命导师关于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剥削程度为依据的划分标准，却以为晋绥是老区，如果按过去的标准划分地主、富农就会找不到对象②，而且他们早已在革命政权下隐匿起来“化形”了，他们钻了空子：解放区政策规定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不予没收，只没收他们的土地(富农则是其多余的土地)和浮财，并对他们在政治以工商业者对待，所以，他们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于是，康生等研究出划分“化形”地、富的标准，简单地以查三代、看“铺摊子”的大小、看政治态度来作为依据，即以其土地和财产的规模以及其历史根源、过去现在的经营方式、群众的态度为标准。
这样一来，如边区首府的兴县蔡家崖，552户人家应有124户是富农了，占到了近三成，大大超过了一般估计的8%；而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则不惜来侵犯中农土地，不惜重新打乱平分；对已被分地的地主则要揪“化形地主”，以为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的土地是地主卖了地而把银元藏了起来，所以又要“挖底财”，“挖浮财”，就是侵犯他们正当的工商业；接着又大搞逼供信，对地主、富农甚至对他们这种做法稍有不满的干部、党员等捆绑吊打、乱打乱杀，并且又开展“整理党政民运动”，主张所谓“踢开干部绊脚石”、“抛开支部闹革命”、“搬石头”、“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党政机关开会，凡是地、富家庭成份的干部就只好坐在“王八蛋席”上，如此等等。
晋绥根据地于是闹得是鸡飞狗跳，土改把许多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错划成地主、富农，扩大了打击面，搅乱了阶级阵线，即使一些有功于中国革命的地主和富农也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比如晋绥著名的三位开明绅士——孙良臣(曾作为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成员赴延安，后任边区的高等法院院长)被打死了，另一个闻名的红色士绅牛友兰(边区参议员。他在兴县蔡家崖的住宅就是贺龙的司令部，毛泽东与《晋绥日报》人员的谈话就在这栋房子里。他兴学办教、创办农民银行支援抗战、组织民众产销合作社和开办纺织厂为抗战做物资供应、捐献钱粮衣物给根据地政权以及山西新军，还曾以士绅参观团团长的身份访问延安，得毛泽东等热情款待)呢？康生说：他姓牛么，就应该像牛一样对待这个地主。于是命令把他鼻子上开洞，穿上环，环上绑上绳子，他的儿子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和山西“牺盟会”重要中共干部的牛荫冠，“土改时牛是土改组的组长，坐在(斗争会会台)上边，他父亲跪在下边，游街时用铁丝像穿牛鼻一样穿了他父亲的鼻子，由牛荫冠牵着”③，不多时也就斗死了；另一位“红色绅士”刘少白④也受到无端打击。
这样的记载包括一些骇人听闻的惨剧，在《谢觉哉日记》等上面也能多少看到。
此时谢老和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几位老人与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康生、陈伯达等很有意见。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正在发起宪政运动，延安也在加紧起草宪法和民法、刑法等法律条文，土改中出现的“左”倾罡风无疑破坏了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努力，谢老等赴晋绥附近一些村子里参加土改，发现康生等“蹲点”的经验正广为传播，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于是他们彼此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比如谢老，他是党内较早注意到“左”倾危害的，因为他是过来人，先前“十年内战”时“左”倾出头，如“柳州暴动宣布烧城市，大道两旁5里，大会上被(有人)反对，(就)杀死县委全体”；“湘鄂西八一暴动，每县成立教导军，群众大会用武装包围住强迫当兵，(结果)群众暴动杀死工作人员”；党内则“湘鄂西肃反只剩下夏曦，连最会打仗的段德昌也肃掉了”。⑤这还有柳直荀、毛简青等。那时谢老还是湘鄂西根据地著名的“四大文豪”之一⑥，没有想到：四个人只剩下他自己了，其他三位“文豪”周逸群、万涛、孙子涛均在“肃反”时被诬杀，不是谢老“不该杀”，只是他命大而已。⑦
那么，那些“左”得可怕的“孩子们”后来还是“孩子们”么？从“反仁政”走到“越忍心越革命”，这个逻辑一旦被认可，后来种种也就瓜熟蒂落：1947年土改中的过“左”行为，到了1966年后重现，不过更是“水平”见长而已。谢老痛感政策的正确与否事关重大，他说：“每个党员要研究政策，土改政策是基本一环。全国人民把生命寄托于共产党，党员的责任很大，不可马虎。土改很复杂也很简单，很伟大也很平常。翻转几千年的社会——很伟大；普及到不同的每个农村角落——很复杂；然而又简单到每个平常的农民都能了解，平常到每个平常的农民都能执行；复杂含在简单里，伟大含在平常里。一些‘聪明’的同志故意把它弄得高深莫测，农民不了解，以至脱离我们。平分土地人人懂，都赞成，他们说不合阶级路线，要‘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要斗争，又没有标准。‘对敌人不要讲手段’，农民不懂了，怀疑、惧怕，因而运动就展不开；罪大恶极的恶霸斗死他，农民懂得，次要的或只人们对之不满的，也把他吊打以至于死，农民就不懂了，不懂又不敢说，躲着。不是从群众实际出发，找出规律来领导群众，而是从主观出发，表面似是群众愿意的了解的，实则全不是一回事，热昏了，眼睛起团子花。”⑧
再譬如曾参加过晋绥土改的力群在其回忆录《我的艺术生涯》⑨一书中，也述其参加晋绥土改，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之外还有“对敌人不要讲手段”的“阶级路线”，逻辑也是“越忍心越革命”，其中就有肉刑的“磨刑”，他还创作了一幅壁画反映之。⑩“磨”，是用绳子拴在人双脚上，如拉死猪，在铺上炉渣碎块的长径上磨其脊背。
当年毛泽东为山西崞县土改经验的总结《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改的》加按语，树为典型，作这报告的中共晋绥分局社会部长谭政文就是“左”得出奇的人物，“为了逼底财，就用磨脊背的肉刑磨地主富农，至后又搞查三代找地主等等做法”，有个地主温德恭不过是小学教员，只因为说不出底财藏在哪里，“磨脊背后又吊起来，最后又用香火烧肉体，把整个脊背烫烂后第二天就死了”；一个老红军刘生凯(后来是太原警备副司令员)看不下去，表示不满，就被谭召开斗争大会批判说他“右”了。草菅人命，更有被刀割去耳朵，继被刺刀捅死，死后又被挖去内脏，连生殖器也被人割去吃了，最后狗又把尸体啃了。晋绥临时农会的《告农民书》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于是“一场斗争大会就打死八条人命”。
晋绥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风潮(康生在临县，陈伯达在静乐)后来又以经验交流会的形式得到肯定和推广，未能清醒认识其错误并给予抵制和纠正的中共晋绥分局则又召开土改和整党的地委书记会议加以贯彻执行，却又来批判所谓“右倾错误”，使“左”祸进一步升级和泛滥：扩大成分、侵犯工商业、土地绝对平均、加大打杀等，在这个时候，《晋绥日报》开展反右倾运动中就又有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页——反“客里空”运动。
文章提交者：minhuaxi
在一本书上记着这样一个土改故事（书名忘了）：辽宁某乡村土改时镇压地主，寒冬腊月将地主一家6、7口连地主婆、儿子、儿媳和孙子绑到小山顶上，往他们头上一层层泼水，冻一层再泼一层。然后贫下中农同志挥舞大棒将脑袋一个个从脖子上打断。那个小孩的脖子没冻硬，一棒子下去，脖子没断，脑袋耷拉下来挂在胸前。这一惨状给人的印象太深。
文章提交者：顺天行道
土改和镇反的残酷把戏当年在苏区就全部实践过，还包括残杀自己的同志，例如杀AB团，长征前把老弱病残带不走的同志也杀了埋了。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帖：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风潮(2)
作者：散木更新时间：2008-10-2410：37：00
二
《晋绥日报》是由《抗战日报》而来的一张报纸，从1940年至1949年出版发行，从三日刊、间日刊再到日报，是解放区重要报纸之一，也是中共晋绥分局的机关报，自然战争年代的悲欢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记载在其上。《晋绥日报》最风光的是它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称赞。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继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后又与《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谈话，这两篇文献都收集在《毛选》第4卷上，后者胡乔木评价说：“这篇谈话，对党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工作的原则、立场和办报路线，以及党报应该具有的战斗风格，党报队伍的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基本问题，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这篇讲话是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献，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集中表述。”可见分量之重。毛泽东是一贯注重报纸工作的，对党报的作用和力量他有许多阐述，并主张“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时间用在报纸上”，由此还提出“全党办报”等，然而他认可的党报并不多，惟独对《晋绥日报》多有褒奖，称之为：“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这大概只有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曾与它并有过这荣誉。毛泽东这个时候表彰《晋绥日报》，是在各解放区纷纷开展学习《晋绥日报》实行自我批评的反对“客里空”运动、继全国土地会议和杨家沟会议后中央确定土改总路线并着手纠“左”的背景下，原先晋绥土改的倾向必然反映在报纸上来，而在毛泽东看来，“《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主要是‘左’的偏向”。
不过毛泽东以他历来的态度出发，认为“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他在之前的一次讲话中就号召“要学习晋西北的方法，搞贫农团，坚决克服一些干部中偏向地主富农的情绪”，而“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如是，《晋绥日报》先前极其错误的社论《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针对工商业者和地下党的“过河必须拆桥”的言论、报道批斗开明士绅刘少白的长篇通讯等都不过是“弓弦拉得太紧”而已。对“左”总是可以原谅，对“右”则高度警觉，不自觉中已经根深蒂固成为集体无意识，后来的林林总总也就水到渠成。有意思的是，反对“客里空”的运动，多少就是以比“客里空”还要“客里空”的思想方式下开展进行的。
在康、陈土改考察团到晋绥后，晋绥分局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被质疑土改和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问题，《晋绥日报》亦被认为有右倾，在这样的背景下遂开展了反“客里空”运动。“客里空”，是苏联作家科尔内楚克的剧本《前线》中的一个名词，意思是假新闻，仿佛也就是人们说“文革”中的新闻片子是“新闻骗子”一样，《前线》此剧还有一个名词叫“戈尔洛夫”，也是当年人们熟识的概念，那是指脱离实际又不学习而好摆老资格的人物，不用说也是整风中一个常见的代名词了。报纸编辑中过分注重情节而忽视真实性原则、随意删节人为拔高或贬低等新闻工作中习见的毛病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在自我批评中《晋绥日报》反省“我们这里有许多‘客里空’式的新闻通讯，我们将不但发现不少的‘客里空’，而且有比‘客里空’更坏的人”，它要“肃清人民报纸中的‘客里空’以及比‘客里空’更坏的报道并使我们的报纸真正成为群众的喉舌，为群众服务”，这是运动的出发点，也是当时□□部陆定一指示新华社将此运动推广到各解放区的宗旨。
不过背景如上所述，运动中其扭曲变形则难免，果然“客里空”从一般新闻工作的作风问题上升为立场问题，运动开始向“抢救”发展：审查新闻工作者与通讯员的历史问题、翻旧账以划分所谓真假英雄和劳模等、“客里空”与“戈尔洛夫”也有了指标要求，如此之下真的“客里空”反而杜而不绝，如此这般“左”更猖獗无恐，新闻工作也以新标准(贫雇农出身)整顿和建立通讯员队伍等。只是后来胡乔木受毛泽东派遣来晋西北调查(临县)，批评了晋绥工作“左”倾，杨家沟会议也开始纠“左”，《晋绥日报》这才又开始检查纠正反“客里空”运动中的问题。
后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段晋绥反“客里空”运动，向来是重视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范例，其实如果认真审视之，个中情由却是复杂得多，“真实性”远远比想象的要繁难。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
该用户发言已被管理员屏蔽
================================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被屏蔽的文章是笔者在研究静乐县的土地改革运动的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一些粗浅认识，还很不系统、很不深入、很不全面，或者说只是一些很肤浅的感受。但在最近看了一些有关土改的研究文章以后，觉得自己的观点虽然肤浅，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凭空想象出来的信口开河，所以简单整理一下并发表出来，只可惜被本社区屏蔽。广大网友如有意了解这方面的问题，请参阅：
1。（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2。（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21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总第15期）。
4、李炜光《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
5、张凯峰《土地改革与中国农村政权》。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加
转帖：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风潮(3)
作者：散木更新时间：2008-10-2410：37：00
三
在中国这样广大国土(新、老解放区等)和战争紧张形势下开展彻底的土地改革显然是十分困难和艰巨的，发生一些问题也不奇怪，值得注意的却是其中的教训，后来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它又在不同的条件和情况下死灰复燃，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和民族的悲剧。关于土改，原先的《五四指示》从争取更多人参加反内战的考虑出发，还未把整个地主阶级视为敌人，也就没有提出无偿没收其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办法，只是想通过有偿转移的方式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也是孙中山原来设想的赎买方案，中共实行民主改革也设想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进行土地征购，并曾在陕甘宁边区少数地方进行过试点，后以实际执行有困难中止。
不久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使原有思路调整为相应的消灭封建剥削的激进举措，农民的土地要求得到满足，全国土地会议和它制定的大纲充分体现了依靠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精神，颁布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分配办法和政策，但它又不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使“左”倾抬头。当然，除了政策不尽完善外，长期存在并一定条件下泛滥的“左”倾倾向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悠久历史中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潮，中国革命又是以农村为主要基地、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于是这种平均主义的要求就特别顽强和持久，当它形成某种风潮时也就必然冲击、影响党的土改政策了。加之战争环境下不断开展的反右倾和缺乏大规模土改的经验，党员、干部随潮流而走也就势在必行。这中间，某些品质恶劣、见风行事、推波助澜的怀有野心和居心叵测的人起了极坏的作用，如康生之类，他们是欲以“左”获取顶戴花翎的。而农民中因贫穷和苦难导致的文化知识的匮乏以及近代中国社会暴力倾向的加剧(义和团的非理性反抗模式、战争的残酷等)等等，都是土改中“左”倾偏向成为风潮且潜在不绝的因素。
所幸党中央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逐渐发现它“左”的倾向而致力于纠正之，毛泽东对康生的做派也有所觉察。从1947年12月会议始，遂着手制定相关政策和策略进一步完善之。毛泽东特别提出新的问题是中农问题，它在晋绥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使“左”倾成为潮流，而共产党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时期反对投降倾向的潮流一样。他提出土地会议后“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一股逆流。维护主流，反对浪花，坚决保证革命成功，一定要反‘左’”。这之后，毛泽东又提出、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土改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批评土改运动的领导错误是“只讲战略，不讲策略”。任弼时也进一步说明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阐述了对中农和知识分子团结的政策以及保护工商业和开明绅士、反对乱打乱杀和采用肉刑等。而关于后者，此前他在对八路军南下支队的讲话中就以苏区时的历史教训为戒，说：“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的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共产党好倒是好，就是杀人杀得厉害。如在湖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在苏区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于我们有恐惧心理”，“我们不要乱杀人，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于是他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乱打人乱杀人和对犯罪者采用肉刑。”后来他还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保障人权、废除肉刑”，要求“应该区别对待地主富农”，即“对地主原则上只应该是在经济上消灭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而不是在肉体上加以消灭，扫地出门，以致引起中农的恐惧与动摇”，“对人数达到三千万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不仅不应该乱打乱杀，而且在封建剥削制度废除以后，还应该分给一份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和财产，使其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使他们改造成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对社会有益的力量”。
随后，中共中央在此基础上于1948年初也制定了一系列指示，使中共的农村、城市、新区、工商业、统战等各方面政策趋于完善和系统化，比较有力地纠正了“左”倾错误，使解放战争更加顺利地向前推进了。当然，彻底肃清“左”倾迷误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后来的历史证明，由于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的根深蒂固、加之政治体制上存在的弊端以及深入人们头脑中传统文化糟粕的不时作用，在上述晋绥土改时期发生的所有“左”倾问题甚至那些骇人听闻的做法，此后仍然存在着，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在人们面前，因此，当我们说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时，也不妨回溯一下整个历史，认真总结和清理一切可以、可能导致给后人带来创伤的那些顽疾。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页。
②晋西北自古就是苦地方，和陕北的土地主一样，他们往往也是家徒四壁，可康生以为真正的贫农是“家徒五壁”——他把土坑也算成一“壁”，贫农甚至连炕席都没有。彭德怀却从县志中描写地主的生活诗句中感慨当地地主“原不过如此”，即“冷窑暖炕一盆火，稀饭咸菜泡蒸馍”。见《谢觉哉日记》第1173页。
③赵俪生：《篱槿堂自叙》，第127页。
④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他在北京虎坊桥的住宅、今天大名鼎鼎的“晋阳饭庄”就曾是中共的一个情报站和据点，刘为我党的地下工作多有贡献，其子女也都先后投身革命，如著名革命老大姐刘亚雄等，女婿则有烈士陈原道——他的遗腹子即是主持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领导人之一刘纪原，以及安子文。
⑤《日记》上册第560页。
⑥他曾任苏区临时省委秘书长、《工农日报》总编、文教部副部长、党校教育长等。
⑦他于洪湖反围剿时被俘，遂免于难。这就是历史的吊诡：被敌人抓住尚有活路，被自己人冤枉却死无葬身之地了。后来他写诗道：“‘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疑是毒虫；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字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⑧《谢觉哉日记》，第1153~1154页。
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⑩未知保存下来与否。这倒是有历史文献价值的。
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9页。
这是崞县县委书记丁根林搞土改的“杰作”。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3页。
《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要点》，《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页。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1页。
毛泽东说：它这才“摸到了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1页。
从《民众的大联合》到他晚年依然热情称道的“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1页。
《在小河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2页。
毛泽东可是说过“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等人，他们与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改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见《在杨家沟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32页。
详见常芝青：《在〈晋绥日报〉的年代里》，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第2辑；邵挺军：《战争年代的〈晋绥日报〉》，见《新闻研究资料》。
不全面地宣传党的阶级路线和统战政策，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整党时宣传唯成份论；土改问题则甘做群众的尾巴，“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等。
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为“晋绥地区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可能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他还说：“近来《晋绥日报》、《战斗报》和《边区群众报》都办得很吸引人看了。”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9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14页。
其时他还写有纠正“左”倾偏向的一系列文章，见之于《毛泽东选集》第4卷就有九篇之多。
《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437页。
文章提交者：基廷
土改，公私合营，简单的说，就是抢！！！
公社，继续抢！！！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帖：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事件真相
曾彦修读书文摘
对于康生在土地改革中的极左错误，20年来，报刊上传说甚多，可惜多为想当然耳的凿空之说。真实情况，我一次也没有见过。而谬说则至今还在制造不歇，例如，说毛岸英仿佛是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核心似的，这就是言必个人崇拜的陋习仍在作怪。
近几年我从山东阳信县（当时山东解放区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接到的来信也说明当地现在已不大知道1947－1948年的基本情况了，还以为是我们这个土改工作团去打倒了他们的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同志等的。而报刊上对康生1947年春夏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土改试点中超左、大左、特左、左得出奇的事实反倒未看见一字（身历者、知情者确未公布过一字），或至多说一点听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康生的这整段事情就成了一锅糊涂粥，并使参加过这个工作团的人员连带受点累。参加过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成员，现尚存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等四个当时的青年工作团员。老年团员健在的，还有高文华、贾连夫妇，但高当年即在病中，虽随团行动，已不能下村了，估计他知道的具体情况会少些。土改团这件事谈不到是大事，只因康生一直是团长，陈伯达挂过短时期副团长的名，随行学习的又始终有毛岸英，于是乎各种各样的讹误、附会就无止境地在报刊上出现了约20年。恐怕还要编造下去的。于光远、凌云、史敬棠三人看来懒得辟谣，我只好在这里写几句把这事说一说，反正在医院里也闲得无事。
一
工作团缘起。中央组织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可能是在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就组织一个土改工作团出发了。延安党中央各机关的撤退工作，实际上1946年的十、十一月份就大动了。撤到延安以北大约三天路程的以瓦窑堡为中心的很大一片区域。春节后，住在撤退地区的□□部的毛岸英走了，未听说去何处。过几天部临时负责人许之桢通知我说，已指定我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由中央各单位派人参加，分头出发，到晋西北兴县中央晋绥分局集中。同时告诉我，毛岸英也是到这个工作团去，他大概是与康生同行了。
我走到兴县后，才知是由中央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由康生任团长，陈伯达任副团长。团员几乎全是老同志，有张琴秋，高文华、贾连夫妇（高是1936年刘少奇到平津前华北党的主要负责人），廖鲁言夫妇，徐冰、张晓梅夫妇（先期赴山东），李国华（李立，中组部科长，即现在的局长，听说是参加三湾改编的红军现在仅存的一位），张越霞（博古夫人），张勃川……几乎全是20年代参加党的老同志。“一？二九”到“三八式”的新党员只有四人（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后来田家英插进来了个把月）。凌云是这个团的秘书兼康生的秘书，实际管团内事。
到了晋西北时，李井泉任晋绥分局书记，似乎他也是一个比一言堂更一言堂的一言堂，但在政治局委员康生面前，官低几级，也就只有绝对服从康了。
延安出发的全部工作团员插在晋西北的四地工作：1、康生带领曹轶欧、凌云、毛岸英在晋绥老区二专区临县郝家坡工作，那里是工作团总团部。2、陈伯达率田家英（后赶来参加）、史敬棠二人到静乐县工作。3、张琴秋率李国华、张越霞等老同志及曾彦修到新解放区朔县工作。4、廖鲁言率于光远等到半老区保德县工作。下乡一个多月后，刘少奇、朱总、董老等率队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组织中央工委，路过兴县，把陈伯达带走，陈又把田家英带走了，工作团便取消了静乐县这个点。
二
1947年三、四月，全体人员到晋绥中心兴县会合后，分四路参加到由当地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队中。第一路由康生自领，分团长是临县地委书记赵林，但一切由康说了算。 康的总部设在临县郝家坡，是一小村，40来户。另三队为陈伯达静乐分团、张琴秋朔县分团、廖鲁言保德分团。这三个分团均由晋绥的领导干部任正团长，延安出发的工作团老同志任副团长。这几个分团各相距数百里，又无长途电话，全是各自为战，互无丝毫影响。因此，康生对我们的工作均一无所知，我们对他也一无所知。大概到了1947年7月，在临县郝家坡，才由晋绥分局召开了一次土改工作试点汇报会议。晋绥八个地委的书记大多到了（似还到了几个县委书记）。会议是汇报各地土改试点情况，并定出新的做法。实际一切听康生指示。会上，保德地区是由廖鲁言、于光远二人参加，但于临时生病，住了医院，会议全程未能参加。朔县地区大组本应由分局组织部长、正组长张邦英或副组长张琴秋（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但他们来回不易，一个人要一马、一饲养员、一警卫员陪送，还得叫我跟着去提供资料。因此决定不去，叫我一人去听会。我走了八天才到郝家坡，其中从兴县到郝家坡就要走两天。路边村庄，几乎全有延安撤过来的党中央机关。我就信步走去，走到哪里天快黑了，就去找那里的机关，只要说明来意就可以住宿。我走到一处公路边，已晚饭后，看见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谢邦选等同志在散步，上前说明来意，即要我进村吃饭住宿。饭时，老谢等几位同志说康生在郝家坡土改，死人很多，到处挖“底财”（也写作“地财”），掘坟墓，群众极反感，几老意见多得很，但不便提，你最好去见见吴老（吴玉章），听听他的意见，反映给康生同志。我回答，已八点多钟了，不便去打扰吴老了。而且几老都不便讲话，我还能开口？这些意见是：死人太多了，吊打太多了，追“底财”太厉害了，挖祖坟太厉害了……尤其是最后一项，是完全不对的，最脱离群众，老百姓在背后骂，只有二流子赞成。所以，我还未到达康生总部，一股前所未闻的恐怖气味就已经把我吓坏了。
三
康生在郝家坡土改试点汇报会议上（李井泉主持并全程参加），有些什么“左”得出边的错误呢？我看到的主要几点真实情况是：
第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康生从根本上废除了划分阶级的生产关系标准，即是否有剥削行为的主要标准。晋绥原有一个划分阶级标准的内部文件，原则上是正确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高利贷者等，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剥削，剥削方式，剥削的比例有多少。严格掌握这些规定就不会出大错。可是康生硬是在会上说，正是这个文件“害死人”，束缚了干部和群众的手足。他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这是原话，我在场听见的）当然非真烧，是作废的意思。这本是晋绥自订的土地改革的小宪法，把这个东西烧了，当然就只能盲动了。毛1948年春末夏初过兴县时曾批评了这件事，说是晋绥分局“把马克思主义烧了”，而一字不提康生。晋绥1947年自春至秋有半年多时间土地改革搞极左，根本上就是出于康生的这个指令。我在场感到震惊，自然是反对康这种彻底打倒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但自延安前几年整风抢救后，一个普通党员对一个政治局委员哪还敢提意见，那是彻头彻尾的“反党了”，所以我不敢作声。只能做驯服工具，听任康生胡说八道。1978年国庆节前后，我在昆明一招待所遇见了李井泉，我上前自我介绍，说我是在郝家坡亲耳听见康生下令把马克思主义烧掉的，你受了冤枉，我愿向中央写信证明。李说，谢谢你，不必了，毛主席当时就知道是康生讲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康生主动来向我握手，说了声：对不起，让你挨批评了。所以这事就不谈了。李井泉是平和的，只是有点神秘的微笑。1982年我又在成都遇见当时晋绥分局宣传部长、30年代马克思主义农村问题专家张稼夫同志，对这个问题谈了两个钟头。张说，那个划分阶级的文件，是用了很大功夫弄出来的，我和段云同志等带着工作组经过多次调查后起草，分局通过的。康生那么轻佻地就叫一把火烧了，这人连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也不要了，老人家知道是康生叫烧的，批评的是我们，我们也没作声，当然，我们没扛住康生也有责任。
第二、康生过分看重没收与分配所谓“浮财”、“底财”，使农村更加混乱、破败。所谓浮财即土地以外的物件，如衣物、家具、牲畜、农具特别是粮食等。为追求这些东西，特别是银元、手饰等，就由一些游民及小青年带头，大挖人家的祖坟。总是多少有所收获，就越挖越厉害，群众反映极坏。附近疏散过来的中央机关，也没有人赞成的。那时附近还有一个中央授权的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也无权干涉康生。
第三、由于过分追逼浮财、底财，所以就不得不依靠少数农村游民分子和极少数“勇敢分子”，这些人一掌握了斗争主导权，必然就要发生残酷武斗现象。被斗者痛不欲生时，自杀就多了。康生那个40来户人（我听说是37户）的郝家坡，就死了几个人。乱打乱斗，自杀，使农村陷于极端恐怖状态中，这丝毫不是什么“革命秩序”，而是对社会秩序、社会生产、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即旧式的流寇作风。至于近20年报刊上讲得最多的，说康生发明了个“化形地主”阶级，因此把很多破落户都作为地主斗了。这说法反倒不确。在康生来到晋西北之前，当地报上已经很有“化形地主”之说了，康生不但不予纠正，反而火上加油，承袭了此项谬说。在郝家坡会议期间，有天晚上康生叫我单独去汇报朔县情况。我讲了个把钟头，康的态度倒始终和蔼，听得进去，这是事实。我还强调了地主与富农的区别，经营地主与纯封建性地主要有所区别等。康耐心地听下去了，笑着对我说：这些全是你的花样吧？张邦英、张琴秋他们恐怕连这些名词都没听说过（指“经营地主”、“不带封建性的富农”等词）。康对我的指示是，回去向张邦英、张琴秋传达，一切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不要搞那么多框框。并特别告诉我，不要那么强调地主、富农的区别，像你村的那两户大富农，不要那么书呆子气了，分光了了事，不然你拿什么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我感到康这人是二重人格，道理他全懂，为了乌纱帽，他只能做他明知不对的事。
我跑了八天返回朔县，对康生那套极左做法一丝也不敢泄漏，尤其对任何人均不敢提康那里到处挖祖坟的事一个字，如果我提起了这些事，工作团内万一有人要求起而效法，就压不住了。
我回朔县本村后，把两户勤劳殷实的兄弟富农全扫地出门了，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硬是在我的授意下，眼睁睁看着把那个农村中那一点儿惟一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彻底毁灭了。我眼见两条大犍牛被牵走了（八家人各分一条“牛腿”），当地最先进的光亮农具被拿走了，我知道它们从此也就完了。我看过《被开垦的处女地》，牛拉去几天就死了，我现在就在被迫做临时的拉古尔洛夫。建国后，我在上海郊区劳改时，看见那么多精美绝伦的龙骨水车都变成了一堆堆的废木片，真叫人痛彻心肺！我们多少年以全力破坏农村中的那点儿落后的生产力，还硬说是在不断革命！
康生这套做法的实质，归纳起来，我以为不外三条：第一条是严重破坏了、粉碎了马克思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标准彻底破坏了；第二，破坏了阶级斗争中正确的阶级路线，放手让游民阶层唱了主角；第三，破坏了根据地的农业和工商业生产。通俗地说，康的乱打乱斗造成的三大结果是：大混战，大恐怖，大破坏。归结为一个“大”，则是大破坏。康生可谓提前20年实行了“大乱特乱”政策。
郝家坡会议的两个月之后，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改革工作会议。作为中央派出的土改试点工作团团长的康生，在这个会上却没有发过一次言，我以为这恐怕是少奇同志他们看穿了康生的左倾，没有让他发言。另方面，朱德、董必武同志却作了长篇发言，他们二人的发言是我听见的、包括以后听见的对土改工作最正确、最稳重的发言（但大会上有的长篇发言比康生还“左”）。土改试点工作团员全都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
四
1947年约11月中，全国土改会议结束后，土改试点团暂时在西柏坡等村待命转赴河北冀中区工作。此时康生另有任务，早已由康生、曹轶欧夫妇带着凌云及毛岸英乘车赶去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的阳信县了。看来是紧急任务，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之后，1947年11月9日，留西柏坡等村的全体团员按原计划乘大卡车赴冀中，于12月13日抵达冀中区区党委所在地饶阳县某村。工作团在冀中的整个时期，康生均在山东整人，我们一无所知。工作团在饶阳县搞了一个多月，即接康生山东电，令全体团员立即去山东渤海区阳信县同他会合。这回是步行了好几天才到阳信县乡村的（老同志们坐农村大车，循例由“三青年”分管食、宿、行照顾）。我们到达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某村时，康生已去胶东整人去了。
我们到达时，渤海区党委书记已经是新任的张晔了（或向明）。行署主任好像叫×人凤。前任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王卓如均已被撤职了。这两人，我始终未见过。现根据一些书籍和前几年从当地来信得知，1947年秋渤海区党委循例先开整党工作会议，然后搞土改。华东先是派邓子恢去参加这个会，要求首先把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王卓如拉下马。邓子恢去后，久久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康生奉命急驰山东渤海区去完成这个任务。康打掉景晓村后，又赶赴胶东区去打掉该区区党委书记林浩（与饶漱石合力）。因此，我们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地鲁西北阳信县时，并没有见到康生，因为他已到胶东区去整林浩去了。看来，要狠狠整人的事，非康生莫办（景晓村、林浩二同志均早已平反了）。
至于近20年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根本原因是，康生这时已不可能这么干了。他在整完景晓村、林浩这两个区党委书记后，已进入1948年2月，已不准那么左倾蛮干了。我们工作团到渤海区党委时，已是旧历春节前几天，此时下村不合适，上面决定过了1948年的旧历春节初五之后再进村。这时，任弼时同志1948年1月15日在陕北做的《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政策问题》报告，明显纠“左”，政策界限分明，解放区人手一册，全党谁敢顶着不办？康生已无可能另搞一套左倾政策了。此时，康生本人对工作团关于工商业问题作了一次反对左倾的长篇谈话。康生在胶东整了林浩之后，回阳信县渤海区党委时，康夫妇、凌云、毛岸英四人是一同回来的，车过黄河口，去当时的工商重镇羊角沟，眼看一片破败，工商业几乎全整垮了。康生这次对我们讲的全是反“左”及坚决保护工商业问题。以后凌云同志又给我们补充了很多具体情况。康的这次讲话，当然是受了任弼时同志报告的影响，他的全部精神是反“左”，则是绝对的事实。所以，近20年报刊上说康生在山东如何大搞极左时，康正在山东根据中央指示反对极左。康生这个人是一个极具二重人格的人，为了越来越大的乌纱帽，他可以干他明知道是极坏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毛岸英随康生撤出延安，随土改工作团行动，一是安全撤退，二是随团学习，并非正式工作团员，因为他才从苏联回来半年多，他没有正式任务，但可以化名到各处看，也什么事都可列席。小毛作风粗犷，个性爽朗。在渤海区党委时，于光远、史敬棠、曾彦修、毛岸英四人总是住一间固定的房子。小毛从胶东回来后，在我们面前批评过康生，说康生整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太狠，太过分，缺少政治家风度，又极力赞扬饶漱石，说饶是个政治家。曾等三人，才从延安整风、抢救、审干出来，余悸尚存，反而温和地批评了小毛，说在背后议论中央负责同志是不对的，要他不要再对别人讲这些东西了。小毛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不错的。主要是他没有表现出一点天潢贵胄的气息。
五
康生在晋西北土改试点中，已不是什么左倾，而完全是胡作非为了。但因为无民主可言，上级就是真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话已形同上帝，明知他大错特错，不管你多少老长征，老马克思主义者，老干部，在这个权力尖峰面前，都不能反一声。当时在康生土改试点周围居住的诸“老”究竟有哪些人，我不很清楚，我想下列党内外诸老，大部分总在那附近。这就是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张曙时、李六如、李木庵、续范亭、陈瑾昆……叶帅也在那附近，事实是，没有一个人不反对康生那一套，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对康生提一点意见。这才是最可悲之处：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的影子哪里去了？权力即真理，集中即真理，越来越发展，到这时（1947年）已经是一种铁定的制度了。
郝家坡会议，不是一个小型的庐山会议么？康生叫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就得烧，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一点疑问，什么人都得在权力面前、在荒谬绝伦面前做驯服工具，而这反被荒唐地美化为“党性”。像康生这样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人，竟被认为是毛以外最大的理论家，在上世纪40年代，他是整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60年代他被任命为党中央的“理论小组”组长。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终于发展成为纯自杀性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民主，就一切进步都不能得到保障。不消灭权力即真理的这个“黑洞”，那就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选自《炎黄春秋》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帖：康生与山西临县土改试点
□冯文耀 《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康生纵容乱打乱杀
1947年我在山西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3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个党(指临县县委)不是土改的。”并一口否定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区制定的正确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把本无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大批劳动者定为地富分子，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此话曾在《晋绥日报》社论《有事同群众商量》中用黑体字刊出。)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把大批出身农民的干部扣上“地主的立场，富农的感情”的帽子，对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干部，轻则诬为“立场未变”，重则诬为“包庇地主家庭”。
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当时被斗者，尤其是女性，习俗是不管什么死法，死时也要穿上新衣裳。因此，在斗争会前，他们把好衣服穿在里面。)在场的人都不知何故。散会后，他把各村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回答不上来。他说：“地主婆里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白洋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
根据康生的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地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地财”，否则将被非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较富裕的干部也都在劫难逃。这—招，又导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不到一年，全县共死亡780多人，其中地富分子190多人，干部、党员和群众580多人，为地富的三倍。康生在临县一手造成了乱打乱杀的严重情况，把本来正确的土地改革运动给搞乱了。
群众抵制过火行为
康生的极“左”最严重的后果是大量迫害好人。如果不是很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坚持原则的干部对好人设法加以保护，后果会更加严重。事实很多，举例如下：
樊止如是著名民主人士，时任边区参议员、行署建设处长(相当于厅)。还在土改点面结合阶段，未经边区派驻三交镇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和我的同意，樊就被押回村关了起来。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在各组组长会上提出：斗争会上要文明。意思是不要打樊。过了几天，我被调离。后来副团长康乃尔告诉我：斗樊的大会开始后，好一阵没人诉苦，气得一位小组长跑到人群中，用脚对一位中年妇女的小腿蹬了一下，示意要她冲上去打斗。这位妇女把正在纳鞋底的针和麻线缠在鞋底上，一只手理了一下稍有些散乱的头发，从从容容走到樊的跟前，把鞋底甩开，作出打人的架势，但当鞋底接近樊的脸时，力量大减，轻轻靠了樊的脸一下，同时骂一声：“你再剥削。”会场上再无动静。没等宣布散会，大伙就三三两两回家去了。
三专署专员高闻天原为临县县长，在临县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康生一伙斥责高和我是“右得要死”。
高闻天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实际应是富农。土改开始后，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首长不知听到什么人的胡言，在一次大会上说：“三分区专员高闻天包庇地主家庭。”不几天，高就身背行李经过临县去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去了。后来赵林(时为晋绥分局城工部长，派在临县当土改工作团团长)召集县委、工作团副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高的问题。有两位县委委员认为，高的问题很严重，至少是立场上的严重问题。我说：要根据事实。宣传部长刘枫表示：同意冯的意见，其他人未表态。过几天，赵林单独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1942、1943年因不能一次交出全年公粮，区上把高的哥哥高振国押送县府，当时的县长高闻天立即批示：交完公粮再释放。司法科长找我说，照高县长这么办，看守所扩大几倍，也关不下一次交不完全年公粮的人。我说，我们都应理解县长的难处。”赵听后点了点头。
高闻天的老家土改时，高也被叫回村接受审查。一天，县委、县工作团正在开会，高所在村来了四位老农，把我叫出院子，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准备把高专员怎么办？”我心里很踏实，对他们说：“闻天同志的事，会按照党的政策解决，你们放心。”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他为革命坐监时(1935年冬，阎锡山的省政府说高是“共产党员”，把他打入死囚牢，后被各界人士营救出狱)，你大概还没有入党。对他乱处治，我们心里……”他们哽咽地说不下去了。高闻天回村后，全村农民对他爱护备至，吃、住等事贫农团早在他回村之前已安排周全。审查的结果证明，高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
1947年冬，我去五区窑头村土改时，当年征收夏粮时已把成分划定了，土改斗争结束，“浮财”等土改斗争果实累累。我几次向贫农团提议研究分配方案，以便提交代表大会决定，却无人表态。不久，赵林叫我回县，原来是毛主席派胡乔木带来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小册子。我仔细阅读后，心里有了底。征得乔木、赵林同意，我连夜赶回村里，在少数贫农代表中将小册子宣读，要求审查该村地富分子的成份划分。大家听得入了神，有的问：“这样好的条条，你怎么不早说呀？”参加会议的人提出，把原定的地富都照文件对一对。当晚，得出了初步意见，把原定地富占全村人口的28%按照《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规定降为8。6%。天快亮了，人们还不走。有的对我说，你几次提议研究分果实，我们就是不动手，因为心里不踏实。这说明这批觉悟高的农民，没有被果实多所动，他们深知斗争果实中有不少东西是阶级兄弟的劳动果实，仓促分掉了，肯定会伤害一部分好人。
通过以上事例说明，在极“左”的时候，群众仍然捍卫了党的路线和政策，采用各种办法保护干部，维护农民的劳动果实。
叶剑英纠正“左”倾错误
约在1947年夏初，康生离开临县。秋初，土地改革在全县展开，基本上是按照康生的极“左”路线进行，把不少劳动者定为剥削者，没收工商业，不少干部受到迫害。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西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报告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第五部分讲到：“……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改不能彻底。”《叶剑英的光辉一生》一书中谈到：“临县在土改和整党运动中，死了780多人，干部和群众死亡人数等于地富分子的三倍。”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结论。
这时，临县的土改和整党已基本结束，土改工作团县团部和县委在三交镇召开土改整党总结大会。会议进行了三四天，县工作团团长赵林去参加分局会议，指定我和工作团副团长康乃尔代其主持会议。一天上午，有八九个区委书记、区长来找我俩，说会议开不下去了，大家提出：“土改是打倒地主还是打倒共产党的干部？”要求领导回答清楚，并说：“你们作出回答也不能算数。”我劝大家继续开会，说：“现在全国形势很好，临县虽然暂时黑暗，大家都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错误会纠正的，应该对会议负起责来。”但大家坚决要求上级回答清楚，才能在会上发言。我和康商量后，马上到双塔村中央后委向叶剑英汇报，请他出面领导纠偏。他当时主管军队工作(时任总参谋长)，不便过问地方工作，一再婉言谢绝。我再三恳求：赵林不在，我俩无能为力，会议开不下去，后果难以预料。叶剑英于是答应请示中央后再决定。他让我回三交镇把在会上的区委干部找来五六个人，当天下午召集座谈会。参加会的人有刘万山(时任区长)、刘运通(时任区委组织部长)、任泽(时任区委书记，后任内蒙自治区任县公安局长)、高务凯(时任区委委员)、赵应元(时任区委书记)等，大家边说边哭，叶剑英、杨尚昆、李涛、夏子栩等中央后委成员都听，边记录，有两位速记员在速记。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这批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敢于坚持真理，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政策的真正执行者，他指出：“土改运动中，打倒了地主，我们党的干部，也受了严重的挫伤。”大家一听，异口同声地说：“有中央首长这句话，我们回去保证把会议开好。”散会后，天已经黑了，中央首长还请大家吃了一顿晚饭。
我们回到三交镇，已过半夜，赵林的警卫员在大门口说：“赵部长要你俩到他窑里去。”我们进了门，赵声色俱厉地说：“你们干什么去了，什么是全国光明、临县黑暗？”我笑答：“赵部长，你太累了，先睡吧，明早我们详细汇报。”他说：“不行，现在就讲！”我就照实汇报了一遍。赵是位能听进不同意见的领导人，理解我们的行为，只说了一句：“你们睡觉去吧！”
约在1948年2月下旬，以工作团为主的临县县委召开土改总结大会，叶剑英、杨尚昆、李涛、夏子栩和参加完中央12月会议途经临县的陈毅都出席了会议。叶请陈在大会上讲了山东土改情况，李涛(时任作战部长)讲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对解放战争的重大影响，其他首长也专门讲了全国大好的形势。叶剑英最后主讲，他分析了全国形势，指明解放战争会加速胜利，然后他着重讲了土改成绩，明确指出“左”的错误及纠偏精神和方法步骤。叶的讲话得到大家热烈拥护。从此，临县纠偏工作开始了。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转帖：毛泽东批评“郝家坡土改”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主席视察航空工业112厂制造的我国第一架歼击机。左一为厂长牛荫冠，左三为毛泽东。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一个县就这样，整个解放区又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1947年开始的山西兴县的土改中，有很多被斗错的人，最典型的要数那个入了《毛选》的抗战开明人士——牛友兰了。家住兴县蔡家崖的牛友兰主动将自家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还拿出家产办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把自己的多个子侄送到学校学习，或者直接参加抗日部队。1942年5月，牛友兰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不久，牛友兰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就这么一个深明大义的红色士绅，土改中却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在蔡家崖农民大会上，李井泉发表讲话，动员斗争牛友兰，在斗牛大会之前还找牛友兰的儿子——边区临时参议会副会长、边区贸易局局长牛荫冠谈话，要求正在党校以“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身份接受审查的牛荫冠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改运动云。9月26日，斗牛大会如期进行，牛荫冠坐在主席台上，牛友兰跪在台下。批斗结束后，牛友兰的鼻子被人穿上了铁丝，牛荫冠被逼接过别人塞在他手中的绳索，牵着五花大绑的父亲游街示众。
据说毛泽东听说牛友兰被斗的消息后怒不可遏，批评李井泉：你们犯了大错误，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两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晋绥军区贺龙也表明了态度——兴县土改中，在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上，不应该让牛荫冠斗争他父亲，晋绥分局机关、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
1948年3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一行人到达三交镇的双塔村，并由杨尚昆接待。当晚，杨尚昆陪同毛泽东等到三交镇看望后委的同志们。随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行带一架电台和部分警卫人员共100多人，于3月25日经兴县蔡家崖，在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数日后，走北线前往西柏坡。
毛泽东经过三交镇时，给杨尚昆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再次批评晋西北的土地改革搞得很“左”。这件事虽然是由康生和陈伯达指挥的，但毛泽东说：“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情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其实，在晋西北地区，所谓的地主，绝大多数都是省吃俭用、苦心经营、多年积累起来的，也很少有人完全脱离了劳动，依靠所谓的剥削为生。而大多数的贫雇农也绝不是因为地主的剥削而致贫的，而是因为好吃懒做、不善经营等自身原因所造成的，本来，他们与所谓的地主是相安无事、和谐共处的，他们斗地主、分东西是被gchd挑起来的。土改时，gchd就是依靠的这些灰皮二流子，他们本来就好吃懒做，跟上gchd，不用费力就可以获得财富，何乐而不为呢？事实证明，在他们经过土改获得财富以后，没过几年，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一来是他们的劣根性难以改变，二来他们对白来的东西也不心疼、不珍惜，任意挥霍，三是他们从gchd那里还学到了越穷越有理的道理，他们永远也不会致富，重新回到贫穷是必然的。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土改系列之五（2）
关于土改挖底财的再认识
在1946年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开始的解放区土改运动中，挖底财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各地采用各种极端残酷手段折磨地主、甚至随意乱打乱杀，绝大部分是为了挖出地主隐藏了的底财。因为除了底财以外，地主的其他财产都是在摆在明面上的，如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粮食等，这些财产，按照当时的土改政策，他们是留不住的，也无法隐藏的，政府让分给贫雇农，他们是不敢抗拒的。他们唯一希望隐藏下来的也就只剩一些人们不易发现的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而残酷折磨地主、挖底财也正是瞄准了他们隐藏起来的这些东西。
从土改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贫雇农积极分子们采用极端残酷方式折磨地主、并从地主那里挖出来的底财，几乎没有进入贫雇农个人们的手中，而是全部上交了政府。他们挖底财，并不是给自己挖，而是替政府挖。而当时若不采用极端残酷的手段，就不可能挖出地主隐藏了的底财，政府也就得不到这些底财；反过来说，为了获取更多的底财，采用极端残酷的方式折磨地主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整个土改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在政府派出的工作团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不难看出，没有政府（工作团）对各地所采用的极端残酷手段进行挖底财的默认、放纵甚至支持和鼓励，就不可能挖出地主的底财。过去（现在还有不少人），人们在研究那段土改运动的历史时，总是习惯于把当时发生的那些极端过火行为归咎于康生、陈伯达在山西临县和静乐的土改试点，归咎于这二位大员对晋绥边区以至其他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影响（挖底财确实是他们所同意、提倡和支持的）。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康、陈二人只不过是很好地理解和贯彻执行了上级的真实意图而已。如果不是这样，只是康陈二人的个人决策行为，波及面如此之大、造成如此严重之后果的大事，在运动后期进行纠偏时，这二位大员怎么能不受一点牵连、不承担一点责任呢？政府对采用这种极端残酷方式所获得的底财也不应该照收不误。而事实上，他们二人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的处罚，更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所获得底财政府也全部拿走，这还不足以说明政府对获取底财的方式及所获取的底财的认可吗？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加帖在猫眼看人【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
转帖：晋绥地区土改故事
1947年4月，路过晋绥地区，现土改运动开展的非常零碎，没有系统，没有把群众动起来。于是，抱病给晋绥领导人写信，要求必须放手动群众搞土改，让群众来考察鉴定干部。4月24日，中央把这封信转给晋绥分局，要求他们坚决执行。充分肯定了的这封信。7月25日，他亲自写了批语，以中央名义，转各解放区。
为了贯彻落实和中央的指示，闹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搞好土改，中央工委常委康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晋绥地区坐镇指挥督战。康生是高层著名的“左爷”，是个非常阴险狠毒的家伙。1942-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他当的副手，掀起过一场所谓的“抢救失足运动”。运动中，他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把一大批革命干部打成“特务”、“叛徒”、“”，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来，虽然为这些冤假错案平了反，但是制造这批冤假错案的康生却青云直上，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竟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成立工委，他又被任命为常委。这次坐镇晋绥地区搞土改复查，他又有了“英雄用武之地”。
当时掌握晋绥地区党政军大权的，是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李见了的信和中央的批示，不敢怠慢，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派工作队，文件、作指示，印社论，起了一场暴烈的土改复查运动，树立起全解放区极“左”的典型。
康生和李井泉在山西兴县木栏杆村搞了一个土改试点，搞了一套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1）从现在联系历史；（2）铺摊摊大小、生活好坏；（3）有无剥削；（4）政治态度和思想。
他们从清朝时代的碑文中查出，张姓人家在上几代有人做官，7辈子是财主，因此他们认为张姓人家都是财主的根苗子孙。他们非常赞赏一个积极分子说的话：“他们前几辈子压迫剥削人，这辈子不给他粘上点封建，太便宜他们了。”
于是，不少被认为政治和思想上不好的张姓人家，不论其现在是否劳动，是否贫穷，都划成“破产地主”、“下坡地主”、“经营地主”、“破产富农”或“生产富农”。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是，把工商业都划为“化形地主”。
晋绥分局把试点划阶级的办法作为文件，于1947年11月表。分局在文件按语中，对此办法大加赞赏，表示坚决持，要求各地照办。于是，各地纷纷效仿，划成分，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例如，兴县蔡家岩村，522户中划为地主富农的达124户，占总户数的22。46%。后来根据《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复查，竟多划了50多户。
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说：“基本农会就是党，概念上要这样认识，因为一切都是通过农会，它实际上起党的作用。农会代替政权，贫农小组代替党。”
9月24日，《晋绥日报》头版全文刊登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宣布：“不管任何一级，从村起到边区一级的干部……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党籍，告诉当地的负责人或当地党部批准。”“干部的好不好，是关系农民大家的事情。因此，哪个干部要不要，不决定于公家人，而决定于群众。”“在目前，凡是在那些不是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农会就可以完全替代政权。”
1947年的9月，是晋绥地区“红色恐怖”的9月，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权力，以斗争地主富农、清浮财挖底财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斗抓打杀，一片红色恐怖。
最令人震惊的，是分局主要领导人直接组织斗争大会，残酷斗争著名开明士绅刘少白、牛友兰和孙良臣。孙良臣当场被活活打死，牛友兰绝食自杀。
刘、牛、孙都是著名爱国抗日人士，竭诚拥护，为抗日出过很多财力物力。1942年，他们被选进边区参议会，刘为副议长，牛、孙为议员，孙还是行署建设处副处长。他们曾访问过延安，受到等中央领导人的接待和表扬。
在斗争牛友兰的前几天（9月18日），晋绥地区“府”——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分局书记到会讲话，动群众“斗牛”。他说：“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大家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一定给你们撑腰。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9月26日，召开斗争大会，牛友兰被“积极分子”用铁丝穿透鼻子，强迫牛友兰的儿子、高级干部、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牛荫冠牵着爸爸游街。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大会”。
对曾经全力帮助持过自己的朋友尚且如此残酷，普通的土财主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据《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中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很快的，打杀之火由地主、富农那里漫延到基层政权干部那里。
分局书记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严重夸大党组织不纯，强调要依靠群众整党，“要相信群众起来能够解决任何问题。要宣布我们组织中有坏人，如何办由群众处理，对任何人都如此，对工作团干部、军队干部也是如此。处理干部先问群众，不是先问上级，各级干部都要服从群众。”
《晋绥日报》1947年11月27日表了《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社论评价土改前的各级政权组织时说：“在若干时期，边区党规定与执行各种政策上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便宜了地主阶级，打击了农民情绪，以及党内严重的强迫命令，贪污腐化，邀功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固然边区党指导上有错误，但党内组织不纯又是影响和助长这些错误产生和展的社会基础。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也得以利用党员称号干部外衣，毫无顾忌的实行其各种各色危害农民破坏党与各种组织的反动行为，在今天则成为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地主阶级、争取国内战争胜利的严重障碍。”社论声称：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机分子、投机分子”，“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
11月30日，中央晋绥分局出通知，要求“所有土改工作团各机关团体与前后方一切干部人员，必须认真学习这两个文件（按：即给晋绥分局同志的信和《晋绥日报》社论），要利用一切时间，利用各种会议时机，利用汇报工作机会及一切工作间隙进行学习讨论。各机关部队负责同志应认真领导这一学习”。
于是，一场整党审干运动——“搬石头”运动就开展起来。把原有的党组织和党员不加区别地一律抛开；错误地提出反对“干部路线”；绝大多数地方决定对旧组织一律停止活动；对原有村级各种组织中地富出身的干部一律撤职，宣布永远不能当干部；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全部撤职听候审查。整党和土改，上靠工作团，下靠贫农团；当群众审查干部时，不允许干部申辩，否则就被扣上“破坏土改”的帽子。
在不少地方，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对待党员、干部，在扣押地主的同时，扣押了很多的党员、干部。甚至在扣押地主之前，就扣押、斗争干部。斗争党员、干部的方式和斗争地主一样，有些地方展到打杀的地步。据《党代会总结》中的统计：晋绥全区43000个农村党员中，开除了约10000名，占总数的24％；非正常死亡的党员、干部357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33人，村干部与党员有317人。
不仅地主、富农、党员、干部受打击，就是划为中农成分的农民也遭到排斥和打击。当时曾大反所谓的“中农路线”，强调“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掌刀把子。”在平分土地时，搞村与村之间的绝对平均，任意抽调中农的土地。土地来源中抽调中农土地比例较高，一般是土地来源的45%以上，高的达到80%以上。严重侵害了中农利益。
1948年春，中央和、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批评了晋绥区的极“左”偏向，并进行了坚决地纠正。晋绥区的极“左”偏向被纠正了。但是，搞极“左”的康生等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建国后，分局书记受到重用，步步高升，官至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土改运动20年之后，他遭到了报应：文革时期，造反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抄了他的家，对他及其家人进行了残酷的批斗、毒打和折磨。他的妻子遭到多次凌辱和毒打，揪头连头皮都掀匣大块，实在不堪忍受而自杀；他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被活活打死。造反派整得他家破人亡。唉！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天意？
土改系列之五（3）
关于土改后期的纠偏工作的再认识
为了制止在土改三查整党运动中的极端过火行为，在土改运动后期进行了纠偏工作。首先是坚决地制止了各地几乎失掉领导和控制的乱打乱杀问题，纠正了在对待中农问题上的偏差，纠正了三查整党运动中在对待党员干部的问题上的偏差。比如，退还中农部分土地和财物，恢复停职干部的工作，对被杀干部进行适当补偿等。但是，对被打被杀的地主、富农、恶霸，则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补偿，更谈不上平反退赔。在土改中所挖出的底财也几乎全部被政府拿走。实际上，政府完全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充分肯定了土改运动中采用残酷手段挖底财的做法。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土改时有那么多地主富农被残酷折磨致死，如果现在再来一次土改，这些暴发户、贪官污吏该怎样处死呢？是不是应该凌迟处死？或车裂？五马分尸？
文章提交者：狗不理鸟人
答北极深海：
我以为只是在解放区土改时才有采用残酷方式获取底财的做法，在全国解放后所进行的土改运动中这种情况就好多了，但如您所说，我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过去人们在研究总结土改运动时，总是习惯于把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发生的过火行为归结到康生、陈伯达身上，并且这种过火行为在土改后期的纠偏运动中已经得到了纠正，怎么还会在解放后进行的土改运动中再次出现？由此可见：
第一、1947、48年进行的土改运动中的过火行为绝不能只归结到康陈二人身上；
第二、当时的纠偏运动并不彻底，更没有确保当时的极端行为不再发生；
第三、对土改运动的目的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土改的真正目的并不仅仅是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挖底财是土改的一个重要目的？
◆◆◆◆◆◆◆◆◆◆◆◆◆
突破网络封锁
动态网www.dongtaiwang
无界网www.ultrareach.net
火凤凰http://heartyit.com/chinese.html
花园网www.gardennetwork.com
世界通www.gpass1.com
天网 http://www.64tianwang.com
天网信箱 chinat...@gmail.com
网路文摘 http://groups.yahoo.com/group/netdigest/messages
中国之路 http://chinaway.org/bbs/
中华评述 http://www.newschinacomment.org/
观察 http://www.observechina.net/
北京之春 http://beijingspring.com/
新世纪 http://www.ncn.org/
民主论坛 http://www.asiademo.org/news.php?id=1091&charcode=GB2312
大纪元 http://epochtimes.com/gb/8/12/6/n2353759.htm
看中国 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273678.html
阿波罗网 http://www.aboluowang.com/
@@@@@@@@@@@@@@@@@@@@@@@@@@@@@@@@@@@@@@@@@@@
【中国邮递】专为国内网友作者读者传送服务
来稿照登文责自负
来稿来函反馈联络邮箱 youd...@gmail.com
【中国邮递】编辑张国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