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日报：是谁导演了窦唯的悲剧
禾草唐楷
声明并称，报纸对窦唯的报道“在主体事实上是准确的，用词上是严谨的，用意是善良的，不存在对当事人权益的侵害。”声明还言：“本报自创刊以来，一直遵循严肃、客观、负责任的新闻报道原则，在娱乐报道上也是如此，坚决与低俗化倾向划清界限。”
对于窦唯的不理性，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愚蠢的做法，这一纸声明可谓是充满了智慧，于不经意间，即挥洒自如的将自己置于了道义的一方，又此处无言胜有言的表白了自己的委屈之情，进而完成了对窦唯的道德谴责。
笔者无意为窦唯辩护，但却想提出一点疑问，即作为媒体，对公民个人进行报道时，是否只要自认为作到了“在主体事实上是准确的，用词上是严谨的，用意是善良的”，就有权利负责任的报道一切？此外，媒体的所谓“负责任”又究竟何指？是指对被报道者负责任？还是对媒体自己负责任？
如果说所谓“负责任”是对被报道者负责任，那么窦唯的自我感受显然和《新京报》“用意是善良的”之报道初衷截然相反。这是否可以说明，善良的用意并不能保证媒体就一定不会对被报道者造成伤害？而媒体如果要真正为被报道者负责，除了善良的用意、事实的准确、用词的严谨之外，是不是还应当负责任的考虑更多？比如说那被报道者自己是否愿意？
笔者并非认为，媒体所有的报道都有必要征求被报道者的意见，相反笔者主张媒体应当拥有报道的自主权。然而，媒体有权力报道一切有权利报道的，却没有权利报道一切，媒体报道的自主权力必须受到权利的制约。
近年来，“满足公众知情权”在时代语境中已然成为了主流话语。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否媒体也在有意无意的曲解着“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权利？特别是在娱乐报道中，许多媒体是否已经将“满足公众知情权”曲解成了自身报道权利的无限扩张？于是，所谓名人、艺人、明星等公众人物或真或假的各色消息满天飞。而媒体、公众和社会却忽略了追问，媒体是否真的有权利报道这一切，以及公众是否真的有权利知道这一切？
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公众人物就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隐私权。然而，笔者以为，公众没有理由无限主张所谓的知情权。就公民个人信息而言，如果那信息和公众利益没有必然的联系，则公众就没有权利对那些信息主张知情权，而媒体也就没有无限报道的权利，否则推至极处，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将不复存在。
客观而言，在对窦唯的众多报道中，《新京报》的报道可以说是属于最为严肃、善意、客观之列的，也的确不能说是低俗化，也因此，窦唯大闹新京报社，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少有几分找错了对象的味道。然而，也正因为《新京报》的客观，事实上造成了窦唯即使对其报道不愿也不满，但似乎也只能或者无可奈何的忍受，或者愤怒的行为过激。
应该看到，相对于任何个人而言，拥有话语权的媒体显然是强势的，因此，媒体也就更应当谨慎的行使自己的权力，否则就很有可能走入强权的误区，并事实上造成对弱势者的欺凌。而弱者如窦唯便也只能在承受不了侵害的时候，以自我的伤害来反抗权力的侵害。
如果说窦唯愤怒的过激行为不无悲剧的意味，那么这出悲剧的导演又是谁呢？而面对这悲剧，或许媒体和公众都应当反省，娱乐报道是否已经沿着“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道路，滑入了纵欲的泥潭？
引文地址：http://www.fsonline.com.cn/news/foshan/observe/2006051500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