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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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桃
Sep 5, 2007, 12:09:19 AM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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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威
News = 消息，Feature =特写，Investigative Reporting = 调查性新闻报道， In-depth Report = 深入报道……以比较新闻学的眼光观察，在新闻写作的形式方面，西方拥有的新闻样式大都能在中国找到一致或近似的样式，具有某种普世性。然而，有一种报道形 式在当代西方是找不到的，那就是典型报道，它是前苏联特别是中国新闻业独有的景观，不具普适性。换句话说，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 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
有关典型报道的讨论自80年代末期的热潮之后一直处于低谷，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对典型报道的认识和诠释远远没有到位。
本 章试图从典型报道的概念、本质、特点、历史演进方面来诠释这种报道形式，从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典型报道为什么在西方新闻报道中遭到缺失？本章试图建立这 样一个观点，典型报道的存在与缺失是中西新闻报道形式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特征，其后有着深层的文化和政治底蕴。[1]
现存文献研究
长 期以来令学界困惑不解的现象是：尽管典型报道在划分中西报道形式方面的意义如此重大，但它似乎没有引起西方研究中国传媒学者的足够重视。80年代研究中 国、西方和第三世界传媒和报道的重要著作马登的《媒介比较研究》、迈瑞尔的《世界新闻大观》、李金诠专门研究中国传媒的著作《政治和新闻的内部斗争》、 《媒介中国，中国媒介》等[2]对中国传媒的很多特点都做了种种描述和探讨，其中包括客观报道、宣传等问题，却独对典型报道视而不见。造成漠视的原因很可 能是西方学者没有将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的样式摄入研究的视野，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典型报道属于新闻的范畴。
相对来说，国内新闻 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研究探讨一直是比较活跃的。以下的篇目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献：安岗的“论典型报道”（1982年）着重对各时期的先进典型和反动典型作了 辩证分析；吴庚振的“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1986年）对典型的基本特性、典型报道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搞好典型报道等都做了论述；陈力丹的“典型报道 之我见”（1987年）发掘了典型报道的沿革和历史，提出典型报道这种宣传方式与当时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余 小萄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对典型的选择和典型的报道问题作了阐述；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1988年），对典型报道的几种观点 作了概述，同时也从全面衡量了典型报道的历史功绩和种种弊端；时统宇“关于典型报道的各种观点”（1989年），针对陈力丹 “要淡化典型报道的观念” 这一观点，对各种意见进行了归纳总结；李良荣的“树立典型”（1989年）从宣传的角度谈了树立典型的方法；刘建明的“典型报道”（1999年）则对新闻 典型共性与个性作了辩析，他还强调了新闻的时代性。吴廷俊、顾建明的“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新闻思想”（2001年）[3] 认为典型报道理论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部分，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突出特征。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上述文献都没有将典型报道放在 一个国际传媒舞台上来研究，所以对典型报道的科学定位仍然有诸多地方需要补足。在典型报道生长繁衍的地方讨论这种单一的现象，学者看到的大都是存在的合理 性；不过，对它的全方位观照则需要具有一种更宽广的比较视野。
渊源和苏联的实践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的典型报道发源于西方，它在欧洲曾有一个短促的成活期，然后很快就让位于而后崛起的社会主义苏联。
在 典型报道之前出现的概念当然是“典型”—— 一种艺术和美学的古希腊术语。希腊文中的“典型”是Tupos，其原义为铸造用的模子，与Idea（模子、原型）同义，由此派生出 Ideal（理想）之义。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4] 一些美学家认为，从辞源学角度看，典型与理想、模范的含义都很接近。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典型和理想两个词常常被互相换用。[5]
西 方的典型(Type)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在当时的绘画中，有人按现实的样子画，有人按理想的样子画，亚里士多德认 为，“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可取……画家所画人物应比原来的更美。” 又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描写可能发生的事。”[6] 亚氏的论断是西方最早关于典型思想的论断之一。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只是萌发了典型的思想但没有直接使用“典型”一词。到了18、19世纪之后， 典型作为一种美学概念才开始流行。其中著名的代表是莱辛、巴尔扎克、博马舍、雪莱、雨果、别林斯基等。我们来看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
“‘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 本……”[7]
根 据美学家陆学明的研究，中国在古代时期也有“典型”的用法，比如《诗 大雅 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型”是相通的。阮元《经籍篡诂》释典：“典，常也” 《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型，铸器之法也”。段玉裁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为典型。在中国古汉语中，典型或典刑主要指 规范、模型等恒常模式，与希腊文中的Tupos很接近，但还不是在文艺学和美学的意义上使用的。[8] 在中国，真正在美学意义使用“典型”概念的是鲁迅（见其1921年写就的《译了〈工人绥惠列夫〉之后》，然后有成仿吾、瞿秋白、胡风、周扬等。[9] 只是在近代时，西方的“典型”才和中国的“典型”的含义达到基本一致。
中国古代比较接近“典型”意蕴的也许还有“意境”这个词。当然，若深究起来，“典型”和“意境”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但它们的确都有“理想”的含 义。
那么，文学典型和新闻典型有什么区别呢？一般认为，新闻典型由于具有宣传性和新闻性，因此它主要在这两大方面与文学典型相区别。吴庚振教授试图从下列5个 方面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鉴别：
1.文学典型一般是虚构的，新闻典型必须是真实的 2.文学典型指的是典型人物形象，新闻典型既包括人物，也包括典型事件、典型经验。
典型报道和先进报道的区别
3.文学典型重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新闻典型重在表现人物的思想
4.文学典型具有时代性，新闻典型具有强烈的时效性
5.文学典型求完整全面，新闻典型不要求十分完整 [10]
根 据学者陈力丹的研究，典型报道的概念发源于19世纪初各派社会主义。当年那些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相信，只要人们理解了他们的未来社会的设想，就会去追求共产 主义。当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主义者创办了一批包括合作社、新型工厂、幼儿园和共产主义移民区。各派社会主义的报刊对此做了大量报道，报道这些 实验点的经验，于是典型报道的观念应运而生，在十九世纪二十——四十年代，典型报道成为社会主义报刊的主要内容之一。后来，这些早期共产主义的实验都失败 了。《共产党宣言》中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一些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陈力丹认为，早期共产主义者树立的典型和典型报道之所以昙花一现是因为他们过分迷信榜样的力量，把不适合社会发展阶段和人民认识水平的典型强加于社会和人 民。[11]
根据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的原义，可知典型包含着“完美的模型”之义。英雄模范、先进集体的确是某些人 们的理想之化身。他们比一般人要高、要伟大、要完美，因而具有激励的意义。在文学上，恩格斯提倡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共产主义的后继领袖列宁 则是崇尚和大力提倡典型报道的。十月革命以后，他特别注重用榜样的力量来唤起民众。他号召：“让那些向全国人民介绍少数先进的国家劳动公社的模范实际的报 刊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 采取了这个办法，我们就能够做到而且应当做到，使模范首先成为道义上的榜样，然后成为在新的苏维埃俄国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榜样。” [12]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怎样组织竞赛？》、《伟大的创举》、 《生产宣传提纲》等文章中均可见到列宁提倡典型报道的精神。[13] 他指出，报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14] 他认为要通过榜样的力量来指导工作。“不要怕揭露错误和无能；要广泛介绍并大力宣扬任何一个表现稍为突出的工作人员，把他树立为榜样。”[15] “在报道优胜者事迹时，不仅要树立先进人物的光荣感，而且要用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去武装所有的人，以先进促后进，共同提高，做到经济宣传和政治 思想教育的结合。”在列宁的提倡下，苏联树立起“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等典型，[16] 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都起而响应， 也激起了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苏维埃新闻媒体忠实执行了列宁的指示。斯大林倡导的“斯达汉诺夫”运动、[17] 二次大战中苏联报刊广为宣传的英雄人物马特洛索夫、卓娅、古利亚等都是苏共中央树立的著名的典型人物。
典型报道不光在列宁时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之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以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推广先进经验、揭露竞赛不足的形 式，唤起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达到了生产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的效果。
在“苏共”十九大上，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在政治报告中对典型问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典型问题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 候都是政治问题”。[18] 于是，创造典型，教育人民成了全党全国的一个政治任务。[19]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改革和苏联社会的巨变，典型报道、正面报道、宣传在苏联全面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新闻观念的复兴。[20]
中国的典型报道：源起和膨胀
大 部分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典型报道起于20世纪40年代。然而，在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渊源问题上，理论界大抵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典型报道是师承列宁 的“典型宣传”，其源头在于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典型示范”，中国的典型报道是对上述传统的继承。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陈力丹，代表作就是他的“典型报道 之我见”（1987）。另一种看法认为，典型报道的理论并非来源于苏联列宁的“典型”宣传的主张，而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在新闻理论中的直接运用。“正 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才创造了典型报道，并使它走向繁荣”。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吴廷俊和顾建明（2001）。[21]
吴 廷俊、顾建明认为，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是他认识世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总结出的并且经常运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的发端是典型调查实 践。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时期，在大革命时期，在井冈山时期对农民、在对农村的典型调查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典型思想方法和典型工作方法，而以毛泽东的党报理论为 指针的党的新闻工作必然把典型思想方法用于新闻宣传。于是就出现了典型报道，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就是一个例 子。吴廷俊和顾建明认为：
（毛泽东的）典型报道的要诀在于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典型，解剖麻雀，运用典型，指导面上 的工作。这种对典型的完整运用，即不同于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 也有别于列宁倡导的上“红榜”与上“黑榜”的“典型宣传”。“典型示范”和“典型宣传”虽然也重视榜样的作用，但与典型报道相比，缺少了典型调查这个认识 环节，与我国的典型报道并不一路。
结论是：“我国的典型报道的理论并不是引借于苏联列宁，它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运用于新闻领域而直接构成的，它是毛泽东在新闻工作上的一个创造，是毛泽 东思想的重要内容”。[22]
以 上理论肯定了毛泽东典型思想的特色，但断然否定了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和列宁的典型宣传中的调查因素，同时否认了中国典型报道对上述两个源头的继 承。然而事实上，任何发展的事物都不是简单的重复，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既然典型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既然典型报道的概 念已经在前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和明确提倡，从逻辑发展和历史事实来看，毛泽东的典型报道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具有承继性应是没有疑义的。但对两个源头究竟 继承了多少，以及继承了其中的何种成分则需要做进一步诠释。问题是：难道这种精微的证明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毛泽东思想当然是毛泽东独特的思想，但谁会否认 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呢？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首篇典型报道。它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发出的。 在此篇报道前后的延安整风期间， 毛泽东曾发表多次讲话，从这些文件中，当可以看出毛泽东典型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继承的鲜明痕迹。
1942 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发表演说，其中主要讲的就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继承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2月8日，毛泽 东又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其中多次提到《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讲到列宁如何在彼得堡做宣传的情景，还讲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7次代 表大会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这样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而这段话中就闪耀着典型报道的光辉：
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23]
毛泽东还提到了鲁迅的创作方法，而鲁迅则是公认的将苏联的典型理论带到中国来的先锋。他在1921年4月写就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使用了 “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据研究，在近代中国这还是首次。[24]
1942 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不断引用了列宁的观点，他说：“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经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 人民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毛还提到对古代和外国文艺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们生活中的文学艺术 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25] 他还提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甚至提到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而典型问题则是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当然，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了对典型理论著名 的论断：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有理想，因此就更带有 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种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 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 不能有力地迅速完成。[26]
尽管文艺的典型理论和新闻报道的典型理论之间有很大区别，但二者还是有密切联系的：后者脱胎于前者， 是前者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投射。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看到他对西方典型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精神的继承。一个真实的逻辑关系是：毛泽东的典型理论 思想毫无疑问地“引借于苏联列宁”（尽管他对此理论也有中国化的创造），而苏联列宁的理论一定和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有联系。
说到调查，难道早期共产主义的报刊对“典型示范”的报道不要调查吗？难道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典型报道不要调查吗？著名的“客里空”不就讲的是调查的重要作用 吗？而作为一个人所共知的泛概念，对调查分出细密的等级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
中国的典型报道自然和上述两种典型报道不同，但其继承关系是明显的。
在 本章中，要紧的是通晓典型报道的源和流，至于其中哪个部分姓马、姓列、姓毛并不重要。无论如何，1942年4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解放日报》把吴满有 多开荒、多打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普通劳动者的事迹登上如此显要的位置，在中国报刊史上还是一个先例。1943年，大生产运动兴起， 该报大力宣传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发表此类消息和通讯3000多篇。[27] 这应算是掀起了中国典型报道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和尔后迅速涌现出的重要典型包括：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 王克勤等。
建国以后典型报道更是高潮迭起。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英雄、黄继光、罗盛教等是“保家为国”的典型。1953年，毛泽东提 出要“重视典型报道”，“……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28] 1968年，毛泽东又提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这一方针一直指导着中国的典型报道。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提倡利用典型报道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宣传，报纸“积极支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把先进生产单位、先进生 产者的典型经验和重要成就推广到整个建设战线上去。”[29] 于是便推出了鞍钢，王崇伦、郝建秀、耿长锁等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至于后来推出的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挥霍腐化被判处死刑的报道，则配合了“三 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是反面典型的报道。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央及领导者对整个形式的估计错误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当时整个新闻事业仍按中央指示推出大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 假典型，为“大跃进”运动推波助澜。
六十年代初期的典型报道已走向成熟，涌现出典型人物报道“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及“种棉模范吴吉昌”、“舍身救火 的向秀丽”等人物典型以及大庆、大寨等先进集体。
在 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阶段，出现了“小靳庄”、“六厂二校”，“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英雄黄帅” 等典型报道，它们都是因为某种政治目的推出的。为了政治的需要，典型可以随意塑造。大寨一会儿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一会儿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 会儿是“全面专政的典型“，一会儿又成了“继续革命的典型”。典型报道的政治宣传功能在“文革”时达到了极致。
十年浩劫之后，针对 人们普遍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情况，中央要求树立起大量典型，坚定人们的信仰，于是有了张海迪等的报道；1981年-1983年，配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媒体曾先后宣传了一批如蒋筑英、罗健夫一类的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同时也报道了陈秀云、贝兆汉等爱惜人才、 尊重知识分子的典型。
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中典型人物、典型经验和典型问题不断出现， 这一时期成为典型报道的成熟期，步鑫生、马胜利、关广梅、鲁冠球等都是这一时期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其中步鑫生这个新闻典型是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之下才提 出的。1983年12月，1984年初，中央领导同志先后两次批示肯定步鑫生的创新精神，指出其是“一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典型”，中指委为此批发了重要按 语，浙江省委也有指示精神，于是，步鑫生的名字开始走向全国。[30]
进入九十年代后，媒体又推出一批人物典型，例如徐洪刚、李素丽、徐虎、邹延龄、孔繁森、李向群等先进人物，对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典 型报道不仅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大力发展，而且它始终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一致，受到国家的支持。当代中国各时期的典型报道，无不是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而推出的，典型报道自始至终都肩负着政治使命。学者陈力丹认为，“这种宣传方式适应当时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 条件下的产物”。[31] 陈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涉及到对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的认识。下面我们会专门讨论到这个问题。
典型报道的实质
接下来的问题是，典型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报道？它是新闻的一种形式吗？如果是，那么它为什么不像其他报道形式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是一种政治宣传吗？如果 是，它与新闻又发生着怎样的联系？
我们先来看国内关于典型报道的种种定义：
甘 惜分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普遍意义，是指代表事物的面要宽，影响要大，包含思想意义、教育意义、借鉴意义，它是 成为典型的基础；突出，主要是指同类事物中最先进的事物，以及少数最恶劣的事物。典型报道的强化，有些是根据上级当时的中心工作或受众的反应，由新闻机构 着意形成的。”[32]
刘建明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典型报道是宣传性报道方式，即为了达 到宣传推广的目的才在同类事物中选择典型的事例。” [33]
汪植培认为“所谓典型报道，是指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惊醒的重点报道”。[34]
山 西日报研究人员认为典型报道有以下几个特点：1.必须有明确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内涵，能够反映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思想，与国际 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2.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3.必须具有自己的特点，又有较广泛的代表性，确实能起到‘标杆’ 和‘引擎’的作用。[35]
单独观察以上有关典型报道的定义，可能每一个都不全面，前三条甚至忽视了典型报道的非普世性，即它只能生存于社会主义的环境中。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典型报道是不是新闻？
典 型报道不仅对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进行报道，而且它是一种强化了的宣传报道。陈力丹在《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中指出：“在我党革命战争 的新闻史上，典型报道……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宣传色彩，而较少或没有新闻性”。[36] 正如陈所说，新闻典型的宣传性要大于新闻性。
什么是新闻？在中外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的定义虽然多种多样，但大都强调新闻的即时性、重要性和反常性，所谓“新闻应是对新近发生的重要事件的报道”。在 西方，有流传久远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名言。
有些人认为典型报道不是新闻，比如刘磊认为：
以 雷锋、焦裕禄宣传活动为代表的“典型报道”，是毛泽东党报思想运用于新闻宣传的产物。“典型报道”在党报宣传中的大量运用，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新闻事业 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部分，党报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党报的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围绕党的工作，发动群众、鼓舞群众、引导和组织群 众。
党报的“典型报道”从战争时代的根据地报纸就开始了，到60年代，伴随着对雷锋、焦裕禄等典型的宣传，党报的“典型报道”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同时也造 就了以穆青为代表的一代“名记”。他们满怀激情地宣传“典型”的高大形象，精心地提炼、升华“典型”的精神世界。
以 雷锋、焦裕禄为例，他们既非领袖级的政治家，亦非明星球星公众人物，他们的事迹和他们的死显然不能算作重大事件（也有例外，60年代初推出的典型“大 庆”，确实称得上是重大事件，因为大庆油田的诞生是改变一个国家能源状况的大事）；同样，关于雷锋、焦裕禄的报道，更算不上是“人咬狗”的新闻，一个共产 党员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工作难道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吗？这类事情即便勉强算是新闻，大概也只能算是“狗咬人”的新闻吧。[37]
刘磊是以西方标准来解析重要性和反常性的，所以在对典型报道的分析方面只能得出消极的结论。
但 是，比照新闻定义中的诸种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多数“典型报道”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重要性(significance)和反常性 (unusual, abnormal) 的标准，当然，这里的重要性和反常性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标准，而不是西方的标准。雷锋、焦裕禄，大庆大寨对美国人算不得重大，但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在当 时条件下，的确是异常重要的。 同样，上述人物和事件对西方人无足轻重，亦无正常和反常的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或是不寻常(unusual)的人，或是不寻常的集体，是高于普通人 和普通事的，是为反常(abnormal)。
解放军报记者江永红在评价典型报道《孙铁锤传奇》时深有感触地说：“学雷峰的先进人物 多的是，为什么偏写他？因为他性格中有特殊性。好几拨人去写他都失败了，原因就是忽略了他的特殊性，而死往普遍性上靠，结果咋写咋不像，读之味同嚼蜡。从 普遍性中找特殊性事关稿件成败，不会找特殊性就不会当记者”。[38]
江所说的特殊性实际上就是反常性，杰出人物或杰出集体都是卓尔不群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反常”似乎并不牵强。
可 以挑剔的是典型报道的即时性。因为多数典型报道是大大迟于事件发生后的报道。但这仍然不能将典型报道的新闻性一棍子打死。新闻在英文中可以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是指News ，即消息，第二是指包含消息在内的所有体裁，也包括Feature即特写（或通讯）。Feature在西方新闻中大量存在，是一种深度、细致的报道，时效 性较消息要差得多，但无人否定它的新闻性。许多人否认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就是在狭义“消息”的层面上来理解新闻的。典型报道是属于特写一类的新闻体裁，既然 特写具有新闻性，那典型报道具有新闻性则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不适用。所以，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形式。它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的新闻特写。这完全可以看作是典型报道定义的精髓。
典型报道的特征
将上述专家有关典型报道的论点进行综合的抽象，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异常鲜明的特点：
1.强烈的政治色彩和主观色彩构成的宣传性
阶级性是典型报道最显著的特点。新闻典型——无论是先进人物还是先进事物都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这一点已为人所共知。
新 闻典型的阶级性决定了典型报道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是活化了的时代精神、社会规范或政治主张”，[39] 新闻典型与当前的政治密切相关，它直接为政治服务，因为各个时期的新闻典型无不是配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新闻典型是政党宣传的产物，许多先进典 型被称作“榜样”、“标兵”是因为他们在党的政治任务的实施过程中很好地体现了党的主张。典型报道通过“典型引路”来实现其思想政策性即指导性，用党的政 策方针来指导人民，让人民知道什么才是党所要求做的，告诉人民要学习典型如何来做，以此来“推销某种规范或训诫”，[40] 达到党的引导舆论甚至在非常时期制造舆论的目的。例如六十年代对雷锋、王铁人、大庆、大寨等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艰苦创业的宣传，便体现了党在这一时期所倡 导的宗旨和精神，并有利于实现党对全民的道德教育和对社会风气的净化。又如八九十年代对先进知识分子和先进领导干部的宣传，也表现出党对全社会的殷切希 望。
在先进人物的“身上，集中、充分地体现了所在集团、阶级、民族乃至国家的利益要求。由于典型性，他完全有资格成为集团、阶级、 国家的号角；在此，他个人的魅力或被忽略不计，或被提高到类的高度。”[41] 这说明典型报道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新闻典型之所以有一天能成为典型，是因为党的政治宣传需要这种典型，由此迎合党的某项理论、方针、政策、伦理道德和 立场态度的新闻典型就应运而生。
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典型报道的基础必须依据客观事实，但与此同时，人们都注意到：由于在主流社会借助这种特殊的报道形式来推行、宣传某种思想，典型报 道形式的主观色彩十分浓烈，典型报道的人物和事件契合了社会领导层的主观精神和愿望。
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长期的熏染和训练，社会主义媒体的从业人员会自觉地依据某种要求从材料（新闻事实中）构建、提炼某种政府认为社会所需要的精神武器。
撰 写优秀知识分子典型栾茀的人物通讯《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例证。作者窦云飞说，该文在写作中经过几次较大的改动，力图找到一个既具有普遍的针对性，又符合 这个人物实际情况的角度。初稿的标题是《癌》，寓意在于栾茀虽然是患癌症而死的，但真正置他于死地的是另一种癌——极左路线。但作者又考虑到，1981年 前后，社会上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信任危机，文章的基调应当定得更高。于是她反复斟酌：
栾茀在一个个生死关头毫不动摇，总是充满了进击的火力，不正是他信赖党、追求党所代表的方向吗？把他的这种崇高精神宣传出去，不是很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吗？
最后，作者将标题改为《追求》变换了角度。
提 炼主流社会需要的某种思想借以影响社会的情况在典型报道中非常普遍，新华社记者朱幼棣在回忆自己写作典型报道《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时，[42] 强调了新华社社长郭超人的作用，称郭“确定了孔繁森报道的主题思想，并自始至终组织指挥了这一战役性的报道”，朱幼棣回忆说：
孔繁 森同志的事迹非常丰富，我们看了先前的一些材料后，觉得有的写得也很感人，但孔繁森同志的思想光辉又往往被好人好事所掩埋了。孔繁森同志既是雷峰、焦裕 禄，又不完全是。他有雷峰、焦裕禄身上的光彩，但有更多的时代特征和他们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孔繁森是地委书记，是我党的中高级干部，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家。郭超人社长提出，孔繁森同志的精神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二是在工作中改革开放的无私奉献精神，三是民族团结的模范。采访越深入， 我们越感到郭超人同志归纳的这三点的准确。后来，通讯主要也是由这三部分组成。[43]
强烈的政治性和主观性构成了典型报道的宣传 性，同时也使典型报道中的新闻性降到了较低的程度、次要的地位。正如研究者陈力丹指出的：典型报道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 而一开始就具有较强的宣传色彩,而较少甚至没有新闻性。[44] 陈的观点是可以得到证实的。
2.教育指导性、策划性和自上而下的推广性
典 型报道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通过对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宣传、推广来达到育人、改造社会的目的。所以，它有强烈的教育指导性。这里 的教育是指典型报道的创造者希望以其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来打动读者，打造起一种标准，促人起而效仿。推行典型报道的过程，又是一个严密策划的过程，党和政府 的各级组织都会积极参与，对于媒体来说，也是必须要执行的政治任务。典型的推广活动是自上而下的，一些大型典型报道往往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京辐射全国， 以下涉及的90年代中涌现的三个较有影响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这种情况。为了增强说服力，这里选择了参以上述典型报道当事人的回忆，而且都是直接引语：
例1、 1995年对军嫂韩素云的宣传报道
在谈到对典型人物韩素云的推广情况时，石仁禹回忆道：
去 年（1994年）10月，总政领导指派宣传部组织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7家中央、军队新闻 单位的记者用20天的时间，到韩素云的家乡山东和广东、广西实地采访后，确定将这一先进群体作为重大典型在全国、全军进行深入宣传。经商议，中宣部和全国 妇联邀请韩素云、倪效武夫妇等7人组成报告团，于元月4日在京举行了首场报告会。此后，报告团在北京、济南、上海作报告9场，场场爆满，直接听众达1.2 万多人。上海东方电视台还向华东六省一市直播了报告会实况。与此同时，中央各新闻单位对这一重大典型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特别是江主席等军委领导及胡锦涛 同志对韩素云的宣传做出重要批示，江主席、李总理等中央及军委领导接见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对他们的事迹给予高度赞扬之后，进一步把这一宣传活动推向 了高潮。有关韩素云先进群体事迹的主体通讯，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几十家新闻媒介的头条位置刊登或播发，并配发了评论和 照片。在这以后的40多天时间里，中央各新闻单位以极大的热情对这一典型作了突出而充分的宣传。全国省、市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和行业性的报纸，也都对韩 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的事迹作了突出宣传。一些国际舆论也对有关韩素云的宣传表示关注。美联社发表文章，称韩素云是“无私的军嫂”，也是“中国政府表彰的 一系列先进人物中最新的一位”。朝日新闻及港、澳、台的一些报纸，也分别发了专稿。[45]
例2、 1996年对模范团长李国安的宣传报道
在谈到模范团长李国安的宣传报道时，郑广龙回忆道：
（1996年）1月17日，中宣部、国家水利部、总政治部联合邀请首都各大新闻单位的总编辑、社长和主要领导，召开宣传李国安先进事迹新闻协调会。会上决 定把李国安作为1996年的“国字号”重大典型进行宣传。
中 央和地方各新闻单位对宣传李国安这个典型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从1月下旬开始，进行了集中、突出、持续的报道，掀起了一场李国安事迹宣传热。1月22日， 新华社首先播发了长篇通讯《我党我军宗旨的模范实践者——李国安》通稿；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发了第一条电视新闻，并连续4天进行系列报 道。1月23日，《人民日报》、新华社《每日电讯》、《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中国农 民报》等中央和首都30多家报纸，分别在一版头条位置大篇幅刊发长篇通讯并配发评论员文章，中央电台在新闻报摘节目第一条播出录音通讯，并连续3天在同一 节目里播出系列报道。与此同时，《北京日报》、《文汇报》、《内蒙古日报》等全国20多家省市自治区报纸也分别在一版头条位置或其他版发专稿或刊载新华社 通稿。北京电视台、北京电台也破例每天在“北京新闻”节目播出李国安事迹系列报道。这一阶段的宣传集中在李国安的主要事迹上，其特点是时间集中，版面突 出，很多新闻单位可以说是不惜版面，不惜时间，拿出了典型宣传的高规格。新华社《每日电讯》在一版头条以2/3版的篇幅通栏标题转《人民日报》评论员文 章，刊登长篇通讯。平时以报道经济新闻为主的《经济参考报》也在一版以整版版面刊登李国安事迹通讯。河北《信息大观报》在一版用特大号标题、大幅图片、前 所未有的规模将新华社通稿全文转载。香港《文汇报》、《商报》、《大公报》等也以整版篇幅刊登李国安事迹报道。[46]
例3、 1999年抗洪英雄李向群的宣传报道
在谈到对1998年抗洪英雄李向群宣传报道时，晓平回忆道：
1999 年2月23日，亿万观众又从当晚中央电视台的频道上，看到98抗洪中那感人的一幕：年仅20岁的某部战士李向群献身抗洪战场后，其父李德清穿着儿子的救生 衣，加入抗洪大军的行列……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首都主要传媒，都在显著位置、时段播发 了李向群的事迹。新华社播发的长篇通讯《20岁的人生跨越》，被109家报纸刊用。刊登李向群事迹的《桂林日报》被抢购一空，又加印3万份。自此，拉开了 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广泛宣传李向群英雄事迹和成长道路的“宣传战”。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23日至4月30日，新华社播发通稿46篇，图片33幅，继主通 讯外，该社播发的《从雷锋到李向群》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被中央和地方许多重要传媒在显著位置、时段采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专题54条，其中《新 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29条。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第七套新闻节目中共播出新闻和专题87条，《军事报道》先后播出新闻60条，深度报道6篇。《解放军 报》刊发通讯、言论、故事、诗歌、文学作品300多篇，还专门开辟了“学习李向群漫笔”、“向李向群学习大讨论”、“学习新时期英雄战士李向群”等专栏， 推出版面24、5个，刊登图片24幅。《海南日报》在11天的时间里，连续发表5篇向李向群学习的系列评论。《北京晚报》以独特的视角，破例用两个整版刊 出《这家出了个李向群》的事迹通讯和图片。香港商报以《家富未敢忘忧国，舍生取义真豪杰》为题，报道李向群事迹并配发了评论。《人民日报》等中央和地方新 闻单位，对李向群的事迹，都连续作了多侧面、多角度、大规模、有纵深的报道。
中宣部、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的李向群事迹报告团，先后在北京、天津、中南五省作报告30多场，直接听众5万余人，集体组织收看实况直播、录播的 达500余万人……[47]
以上三篇报道，在塑造典型，推广典型的操作方面惊人的相似，实际上，这也是多年来中国各地千百万篇典型报道推行的基本模式。
3.一元性以及与大众传播规律的某些悖谬
典 型报道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以一种榜样的力量来教育群众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闻形式，然而认定谁是榜样不是由受众说了算，而是由社会的权威机构说 了算，也就是说党和政府说了算。所以，在本质上，典型报道是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是排斥多元思维的。计划经济的强制性和权威性的特点使其传播活动近似于行政 命令或曰发号施令。[48] 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是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前者为中心，后者为辐射，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受众选择的余地很小。在政治风潮中，对典型报道的 学习甚至是带有强制性的。比如文革中的“农业学大寨”，在当时，如果不学，你就是反革命。然而，在大众传播学中，受众并不是被动的，是传者需要着力考虑的 因素，新闻媒体应当向读者或受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服务、关注到他们的兴趣，并以他们的兴趣来决定新闻价值，这是和典型报道的取向不一致的。
英 国新闻界有一句名言：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美国新闻界认为：新闻是属于公众的公共财富，新闻栏只提供事实，不搀杂媒介的私家观点；报社和公众意见 可通过社论版等方式加以表达。[49]从形式上来说，当代西方新闻学讲究新闻与评论分开，而反对二者的综合，但典型报道恰恰是二者的结合体，而且评述在其 中占有重大地位，有时在报道中甚至鼓呼兴叹。其他如西方的新闻讲求客观性，提倡将记者的主观性、立场、信仰减少到最低程度，但典型报道强调主观渲染；强调 以某种精神教育人；强调舆论导向。所有这些都是与西方新闻学相悖的。
总体上说，典型报道是违背一般的西方新闻规律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理论界不承认典型报道是新闻、而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原因。不过，社会主义的新闻形式当然有 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并不一定要采用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标准。
典型报道产生的土壤
典型报道为什么在西方不能成活，而在苏联和中国却能一度繁盛？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比较明确地回答了。
1、 社会主义国家特定形态的产物和国家力量的推动
典 型报道的政治性和宣传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权利高度集中的社会条件下帮助国家统一思想、稳定局势、维持一定的道德规范的舆论工具。前面提到过，无论社会主义苏 联还是社会主义中国，典型报道都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大力发展，始终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一致，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各历史时期的典型报道，无不是为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典型报道自始至终肩负着政治使命。
社会主义苏联的新闻体制经苏共几代领导人的培育，形成了这样一种模 式：报纸归国家所有，是党和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重要喉舌；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层层监控的金字塔报业体系，《真理报》雄踞塔尖， 地方报宣传口径要和《真理报》一致。报刊总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如早期的重点是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顽抗；进入建设时期后，《真 理报》的主题变成解释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动员群众参加经济建设，向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50]，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典型报道唱了主角。
典 型报道与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密切联系。典型报道的主要成分是正面典型，是“同类事物中最先进的事物”。在中国，自20世纪40年代起，介绍先进人物和先 进经验的精神便贯穿在整个新闻报道中，并把其作为新闻报道的基本方针，以典型来推动党和人民的各项工作。到八十年代，党又提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要“理直气壮地宣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改造社会、建设新生活的英雄壮举”，要“用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英雄业绩来教育人民”[51]。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 方针，也是我党实现领导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党和人民的各项工作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和示范力量。典型报道是正面宣传的最高形式。它最集中地体现了正面宣传的 要求和特点。回顾我国几十年的典型报道可以发现，我国的典型报道正是有力地体现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典型报道和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互相契合 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仅在现阶段存在，而且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也就为典型报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前提条 件，因此典型报道的弱化直至消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中国的集体主义、重权威的文化传统与典型报道的形式相适应。
典型报道之所以在西方不能成活，简单的说，是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的，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多元思想是和中国的集体主义、集中主义、舆 论一律格格不入的。
由 于与政治使命的密切相关，典型报道明显地带有“中国新闻文化传统中注重调节、注重维持社会秩序的影子”，在报道中，“‘求善’、‘求治’、重视‘教化’等 传统思想文化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土壤，恰恰适合于生成典型报道等报道方式”，[52] 是典型报道这种新闻样式能长期在中国独树一帜的基础。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群众习惯于对统治者惟命是从，人民由 于知识水平低下、文明不发达而导致自我意识封闭甚至丧失。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受众形成了一种被动接收、单向思维方式。1949年后的中国人民虽然摆脱了被奴 役被压迫的地位，但随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又在人民心目中形成了新的权威，“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儿子” 曾被奉为圭臬。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推出的新闻典型能被迅速推广，即使是在政府提出“赶英超美”、开展“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口号时仍能一呼百 应。这也是典型报道能很快发展并在六十年代初期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以前，人民的文化水平依然不高，眼界受到局限， 这种客观情况使典型报道很容易打动读者。典型人物的英雄主义和报道者的真情实感，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而且与人们传统的伦理道德相契合，因而很容易让 人接受。所以陈力丹说，“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典型报道的式微和某些新趋势
在 前苏联，典型报道已经土崩瓦解；在中国，它在日益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一批传媒研究者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实。1987年陈力丹的 一篇《典型报道之我见》，宣称典型报道末日来临，引起新闻界的轩然大波，因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是毛泽东的一贯办报思想，也是中国党报中的传统。在陈 之前，还未有过对典型报道如此断然否定的先例。新闻界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 对典型报道充分肯定，认为其不会消亡：典型的重要性决定了典型报道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媒体在典型报道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典型报道给我国的社会 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巨大的推动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典型报道都是我国报刊宣传的一种主要形式。只能肯定，不能否定；现实生活和党报宣传都需要典型 报道，典型事物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也不宜提典型报道的“淡化”和“消亡”的问题；党的新闻工作需要通过典型报道增强其指导性，典型能提示事物本质，它本身 包含新闻信息量，需加强而不是“淡化”；“决不能因为典型报道的某些失误而否定其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重大作用”。
（2） 肯定典型报道的历史意义，但认为它需要改革与完善：典型报道是有成绩的，不能因为其中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典型报道这种形式，而应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 提高。这一问题需要进行“哲学理论思考”，“在看待典型这个问题上，不能绝对化”，典型报道在“逐步淡化”以致最后“逐步消亡”的主张，在纠正历史片面性 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片面性；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形式，是有生命力的，它的毛病也是可以医治的，要在“真”和“新”上下功夫。[53]
（3） 基本否定，认为随着典型报道的“逐步淡化”，它最终将走向灭亡：陈力丹认为，典型报道从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到列宁复兴时代的以及我国当带的报 刊和新时期的典型报道大都是“失败的”，“短命的”或不成功的。“一旦典型人物从半神变成人，典型报道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54] 刘磊的意见则代表了21世纪一些人对典型报道的看法，他认为，进入90年代后，由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思想的日渐多元，“典型报道”终于日渐式微。但宣 传主管部门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时代的进步、环境的变化，仍然驾轻就熟地统一部署着“典型报道”，孔繁森、徐虎、王廷江、李素丽等典型一个个隆重推出。
刘 认为，虽然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下，学习孔繁森等活动看起来也是热热闹闹，“典型报道”好象又进入了一个“春天”，但这事实上已经是虚假的“繁荣”，其影 响与当年的雷锋、焦裕禄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些以穆青为楷模，期望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记者们也只能感到失落了。刘指出： 党报在传媒格局中的日益“边缘化”加剧了“典型报道”的式微，这事实上也宣告了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穆青时代”的终结，他说：
越 来越多市场化媒体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的传媒业正在重新按照新闻自身的规律发展，像“典型报道”这种很难说是新闻的东西，在这些市场化媒体中是不会有一席之 地的。对于已经告别舆论“一元化”的受众来说，千篇一律的“典型报道”更是没有什么市场了。尽管目前报刊电视上的“典型”还在一个又一个地推出，但“典型 报道”的没落已经不可挽回…… [55]
以上诸家观点，各有各的道理，目前，争论还在进行。不过，同前几个时期相比，九十年代以后的典型报道数量锐减，它确实正在走向弱化。从典型人物报道在不同 历史时期里的出现的数字，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走低的趋势：
根据安岗的统计，一九四三年上半年， 在《解放日报》上出现的先进人物就有六百多名。
[56] “在延安根据地的《解放日报》上…… 一年时间里报道的人物新闻就有三千多条，开创了一代新风”。[57]
在文革十年中，有关大寨的报道仅在一家报纸上的统计就达到760多篇，200多万字。[58]
八 十年代的典型人物报道：“新时期，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后的六年来，报刊宣传的典型人物多达千人，其中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近百人，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十余 人。”[59] 《光明日报》采用消息的形式宣传典型人物，“平均两三天就有一位知识分子先进人物被请上报纸。从5 月到年底，共刊登先进知识分子典型150个。”[60]
九十年代的典型人物报道：新华社1994年一年对先进人物的宣传“从发稿数量到社会影响，可以说是近十多年来罕见的”，其发稿量为“向全国报道的先进人物 有24个，平均每月两个”[61]
对1979、 1989、1999年1、2、3月份的报纸进行抽查的结果发现，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典型报道的规模已大大减小。这可以从典型报道在报纸上发表的日益缩小 的篇幅中看出来。1979年1月到3月的典型报道常常是大块头的文章，半个版，一个版面甚至超过一个整版的情况很多。到1989年，报纸上各报道篇幅与过 去相比都普遍缩小，典型报道的字数也随之下降。到1999年，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入，报纸更是以“短些、再短些”的要求推出各类报道，甚至出现了几十个字的 电讯式典型报道。[62]
1979年初期的典型报道主要是围绕清除林彪、“四人帮”余毒，落实干部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那时 候的报纸上天天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典型报道。比如，1月6日《人民日报》的典型报道主要有消息“（主）平均主义是祸害 定额管理显成功（副）杨柳雪大队取消平均主义口粮供给制，结束徘徊局面，大步前进”、“处处体贴群众的好干部——记五届人大代表、山东省即墨县岙角石大队 党支部书记李爱昌”、消息“（引）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主）胡再旺坚决纠正自己错审的冤案”、报告文学“一个惊心动魄的政治大阴谋——揭露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黑文的出笼经过”。
在 十年后的1989年1月6日《人民日报》上典型报道已大大减少。这天的消息有《烈火中曝光——事情发生在长江油驳燃爆事故现场》、《唐钢依靠全体职工筹资 渡难关》、《天山下，有颗被权力碾伤的心》。而在1999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你已经看不到典型报道了。[63]
典型报道 为什么会弱化？从大时代背景来说：典型报道是和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相适应的，以狂热和一元化的舆论导向为其特征。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承载这个时代精 神的载体便会放慢速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打破了偶像，蔑视造神运动，提倡独立思考和个性化，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由于典型报道缺乏或排斥上述因素，所 以它的走低是大时代背景使然，是势在必行。此外，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迅猛地掀翻了以往的传播模式，新闻传播者逐步从发号施令者向服务者转 变。满足受众的多元需要成为媒体最重要的功能。
在人们对为什么典型报道会走低的种种猜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典型报道那种配 合政治、对受众进行自上而下的单面灌输的传播方式，违背了新闻报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规律。那些饱蘸政治感情的典型报道，富于政治说教色彩，它总是仙人指路 般地告诉受众怎样做，人生应当怎样度过，但不尊重受众的选择，否定了读者的主体意识、平等协商和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力。典型人物中的许多政治性的变化令受众 失去了信心，比如聂元梓、蒯大富、陈永贵、林彪、王洪文等风云人物在前一个时期是“英雄”、“模范”、“标兵”、“领袖接班人”，但在后一个时期又成了 “反革命”、“阴谋分子”……，这种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和主观随意性令人从怀疑到抵触。
其次，典型报道中那种高大全的脱离生活实际的 典型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引起受众的反感、抵触和唾弃。由于我国一贯坚持以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为主的方针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典型报道中的先 进典型总是毫无瑕疵，一味拔高，典型人物“必须十全十美”，“经验必须能概括一个运动或一个地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典型的先进性，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现代受众要求新闻的客观真实，要求以丰富多彩的典型展示社会生活，这就需要打破传统意义上盲目崇拜、一味迷信的典型报道的形式。所以，一旦政治思想解放之 后，社会新闻、热点报道、新闻调查等便以强大的生命力应运而生。
自80 年代起，典型报道出现了很多改革，虽然在发表的数量上不及以前，但在写作方法上有了很大提高——浓重的政治说教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情味和生活气息；高 大全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人物，既表现优点也表现缺点。比如，先进人物张海迪曾经绝望过，甚至想过自杀，但许多记者的报道中没有提到过 这个事实，认为这有损于英雄人物形象，但郭梅尼在《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写到了，这种突破使人相信先进人物是人不是神，不是高不可攀的。[64] 在98年抗洪英雄李向群的报道中，提到了李刚到部队时留着“费翔式”的分头，见领导先敬烟，过生日时到饭馆聚会，新兵训练时首次测验5门功课三门不及格， 野营训练掉队后“打的”赶队……，这些细节不仅无损于英雄形象，反而提高了可信度。一位老人说，“李向群20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家有资产百万却自找苦 吃，三次在危急关头交上入党申请书，先后5次在水火中救人，生命最后几天中四次晕倒在大堤上。这一切是许多同龄人，包括我的孩子所做不到的。我们不能要求 20多岁的青年高大无比，完美无缺，那不符合辨证法。” [65] 90年代以后的典型报道，大多注重全方位的描写英雄，大大提高了可信度。
小结
作 为正面报道最高表现形式的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物。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过程中，这种特殊的报道形式起到了独特的发动群众、建设祖国、规范社会道 德、巩固政权、成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的作用。随着多元时代的到来，典型报道趋于走低，其优势逐渐让位于调查性报道、热点报道等。不过，典型报道在中国远 没有全面崩溃，它只是失去了在新闻报道中的统领地位。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存在，只要理想主义还存在，只要正面报道还 存在，典型报道就依然会存在。那些经过了历史考验的、在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典型人物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将长久地活在人民心中。
[1] 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0级研究生李建红、邓天颖为本研究搜集、整理了部分资料，作者对此深表谢意。
[2] 上述4本书依次为：John Martin and Anju Grover Chaudhary (eds), Comparative Mass Media Systems, London: Longman Inc., 1985; John Merrill (ed), Global Journalism: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Longmen, 1995; Chin-Chuan Lee(ed), Voice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Chin-Chuan Lee(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 1994;
[3] 以上文章依次参照：安岗：“论典型报道”，《新闻论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吴庚振：“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李广增、吴庚振：《新时期 新闻学论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129-132页；陈力丹：“典型报道之我见”，北京：《新闻学刊》，1987年，1月号， 241页；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新闻学刊》，1987年1期，19-21页； 张芬之：《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100-103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时统宇：“关于典型报道的各种观点”《中国新闻年鉴：1989年》，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41-142页；李良荣主编：《宣传学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北京：民 族出版社；1999年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建党80周年研讨会论文，北京：2001年。
[4]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95页； 另见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89页。
[5]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24页。
[6]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
[7] 《西方文论选》，（上），425页。
[8] 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3-4页。
[9] 参考资料出版细节同上，5-8页。
[10] 吴庚振：“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李广增，吴庚振著：《新时期新闻学论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129-132页。
[11] 陈力丹：“典型报道之我见”，《新闻学刊》，1987年，1月号，24页。
[12]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27卷186-191页。转引自杨春华等编译，《列宁论报刊写作》，新华出版社，1990年 版，498-498页。另见中共中央宣传局编：《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文献选读》，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 详见列宁：“生产宣传提纲”，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31卷365-367页，转引自杨春华等编译：《列宁论报刊写作》，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 541-542页；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4—27日），《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381页；列宁：“伟大的创举”，见中共中央 宣传局编：《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文献选读》，92-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28卷81-83页，转引自杨春华等编译：《列宁论报刊写作》，514-516页。
[15] 《列宁选集》：第52卷，P184——185] 。
[16] 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于1919年5月10日星期六晚上进行义务劳动，《真理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事迹。
[17] 1925年8月30日夜间，顿巴斯煤矿的一位年轻矿工阿．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用风镐采煤102吨，超过定额13倍，创造了世界纪录。从此，在矿 业、冶金、运输等各个部门掀起了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
[18] 童庆炳：“我与文学理论”, http://www.bnu.edu.cn/centers/literature/xzft-1.htm
[19] 在无产阶级对“模范的力量”着力进行报道时，苏联文学利用不同的典型化方法刻画了不同的典型人物，“把微小而有代表性的事物写成重大的和典型的事物……” （高尔基语）， 以此来反映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诞生和成长，如《恰达耶夫》中的同名主人公、《真正的人》中的密烈西耶夫、《苦难的历程》中的捷列金和达莎。列宁非常赞赏高 尔基的《母亲》、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托尔多斯基的《持枪扶犁的一年》，他认为文学作品应像它们一样“深入人民生活的深处，投身于革命现实的激流之 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详见叶水夫编，《苏联文学史》，（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3页。）
苏 联的文学作品以先进的世界观和革命精神，以感人的英雄形象激励着读者，它不光对苏联人民，而且对中国的文学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奥斯特洛夫斯 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夫依的《真正的人》等作品都对中国整整一代年青人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20] 参见张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新闻与传播学研究》，2001年第3期，123-127页；另见傅显明、郑超然：《苏联新闻史》，北 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198-199，293-308页，
[21] 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学研究》，2001年第3期，44-45页。
[22] 以上均见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45页。
[23]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年，842页。
[24] 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的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页。
[2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年，860页
[26]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61页。
[27] 丁淦林等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310页。
[28]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176页。
[29]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建议”，《中国新闻年鉴年鉴》82，P96
[30] 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新闻学刊》，1987年1期，19页。
[31] 陈力丹：“典型报道之我见”，26页
[32] 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154页。
[33] 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142页。
[34] 汪植培：“也谈典型和典型报道”，原载《新闻世界》1990年第4期，转引自《中国新闻年鉴，1991》，133页。
[35] 山西日报资料室：“先进典型报道必须真实”，《新闻研究》，1991年第1期，47页。
[36] 时统宇：142页
[37] 刘磊：“典型报道的挽歌”， 2001-11-23 09:22:08，《西陆观察》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pingtai/011017300/0110173011.htm
[38] 江永红：“环视——记者的眼光之三”，《新闻与成才》，2001年第8期。
[39] 李良荣主编：《宣传学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249页。
[40] 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144页
[41] 樊凡：《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162页。
[42] 朱幼棣：走近孔繁森《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的写作经过及其他，9页。
[43] 朱幼棣：走近孔繁森《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的写作经过及其他，9页。
[44]陈力丹：“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中国新闻年鉴》，1989年，142页。
[45] 石仁禹：“一次重大典型宣传的成功——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宣传的回顾与思考”，《新闻与成才》，1995年，第5期，10页。
[46] 郑广龙：“模范团长李国安”的宣传回顾与启示”，《新闻与成才》，1996年，4期，4页。
[47] 晓平：“为战士讴歌，让英雄永存”，《新闻与成才》，1999年第10期，28页。
[48] 参见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05页。
[49] 参照展江：“译者的话”， 展江、殷文主译，《美国新闻史》， 新华出版社，2001年，861、865页。
[50] 参见张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124页。
[51] 李瑞环：167-168页。
[52] 樊凡：《中西新闻比较论》，123页。
[53] 有关典型报道的种种讨论，参照：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100-103页，汪植培：“也谈典型和典型报 道”。
[54] 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100页。
[55] 刘磊：新“名记”时代的到来 2001-11-23 09:22:08 西陆观察。
[56] 安岗：“论典型报道”，《新闻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50页。
[57] 徐人仲：“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中国新闻年鉴》（1987），83页。
[58] 安岗：“论典型报道”，53页。
[59] 余小萄：18页。
[60] 光明日报总编室：“改进人物报道，突出知识分子的宣传”，《中国新闻年鉴》（1983年），83页，151页。
[61] 郭超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估计”，郭超人，《喉舌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317页。
[62] 此项统计由李建红做出。
[63] 1979年1月到3月的典型报道常常是大块头的文章，有时一篇文章就占半个版，如2月16日的通讯《把青春献给祖国——记在新疆的上海知识青年杨永青》， 有的文章占整整一个版面，有时甚至超过一个整版，如2月26日的文章《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在当时即使是篇幅稍短的典型报道例如消息，也得有千 字左右。到1989年，报纸上各报道篇幅与过去相比都普遍缩小，因此典型报道的字数也随之下降，如1989年1月5日的消息《王克明7年卖粮41万斤》便 是一篇百字典型报道。到1999年，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入推进，报纸更是以“短些、再短些”的要求推出各类报道。
[64] 郭梅尼、许家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国青年报》，1983年，3月1日。有关讨论见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新闻学 刊》，1987年，11期，21页。
[65] 晓平：“为战士讴歌，让英雄永存”，《新闻与成才》，1999年第10期，28页。
News = 消息，Feature =特写，Investigative Reporting = 调查性新闻报道， In-depth Report = 深入报道……以比较新闻学的眼光观察，在新闻写作的形式方面，西方拥有的新闻样式大都能在中国找到一致或近似的样式，具有某种普世性。然而，有一种报道形 式在当代西方是找不到的，那就是典型报道，它是前苏联特别是中国新闻业独有的景观，不具普适性。换句话说，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 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
有关典型报道的讨论自80年代末期的热潮之后一直处于低谷，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对典型报道的认识和诠释远远没有到位。
本 章试图从典型报道的概念、本质、特点、历史演进方面来诠释这种报道形式，从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典型报道为什么在西方新闻报道中遭到缺失？本章试图建立这 样一个观点，典型报道的存在与缺失是中西新闻报道形式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特征，其后有着深层的文化和政治底蕴。[1]
现存文献研究
长 期以来令学界困惑不解的现象是：尽管典型报道在划分中西报道形式方面的意义如此重大，但它似乎没有引起西方研究中国传媒学者的足够重视。80年代研究中 国、西方和第三世界传媒和报道的重要著作马登的《媒介比较研究》、迈瑞尔的《世界新闻大观》、李金诠专门研究中国传媒的著作《政治和新闻的内部斗争》、 《媒介中国，中国媒介》等[2]对中国传媒的很多特点都做了种种描述和探讨，其中包括客观报道、宣传等问题，却独对典型报道视而不见。造成漠视的原因很可 能是西方学者没有将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的样式摄入研究的视野，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典型报道属于新闻的范畴。
相对来说，国内新闻 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研究探讨一直是比较活跃的。以下的篇目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献：安岗的“论典型报道”（1982年）着重对各时期的先进典型和反动典型作了 辩证分析；吴庚振的“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1986年）对典型的基本特性、典型报道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搞好典型报道等都做了论述；陈力丹的“典型报道 之我见”（1987年）发掘了典型报道的沿革和历史，提出典型报道这种宣传方式与当时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余 小萄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对典型的选择和典型的报道问题作了阐述；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1988年），对典型报道的几种观点 作了概述，同时也从全面衡量了典型报道的历史功绩和种种弊端；时统宇“关于典型报道的各种观点”（1989年），针对陈力丹 “要淡化典型报道的观念” 这一观点，对各种意见进行了归纳总结；李良荣的“树立典型”（1989年）从宣传的角度谈了树立典型的方法；刘建明的“典型报道”（1999年）则对新闻 典型共性与个性作了辩析，他还强调了新闻的时代性。吴廷俊、顾建明的“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新闻思想”（2001年）[3] 认为典型报道理论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部分，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突出特征。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上述文献都没有将典型报道放在 一个国际传媒舞台上来研究，所以对典型报道的科学定位仍然有诸多地方需要补足。在典型报道生长繁衍的地方讨论这种单一的现象，学者看到的大都是存在的合理 性；不过，对它的全方位观照则需要具有一种更宽广的比较视野。
渊源和苏联的实践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的典型报道发源于西方，它在欧洲曾有一个短促的成活期，然后很快就让位于而后崛起的社会主义苏联。
在 典型报道之前出现的概念当然是“典型”—— 一种艺术和美学的古希腊术语。希腊文中的“典型”是Tupos，其原义为铸造用的模子，与Idea（模子、原型）同义，由此派生出 Ideal（理想）之义。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4] 一些美学家认为，从辞源学角度看，典型与理想、模范的含义都很接近。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典型和理想两个词常常被互相换用。[5]
西 方的典型(Type)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在当时的绘画中，有人按现实的样子画，有人按理想的样子画，亚里士多德认 为，“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可取……画家所画人物应比原来的更美。” 又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描写可能发生的事。”[6] 亚氏的论断是西方最早关于典型思想的论断之一。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只是萌发了典型的思想但没有直接使用“典型”一词。到了18、19世纪之后， 典型作为一种美学概念才开始流行。其中著名的代表是莱辛、巴尔扎克、博马舍、雪莱、雨果、别林斯基等。我们来看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
“‘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 本……”[7]
根 据美学家陆学明的研究，中国在古代时期也有“典型”的用法，比如《诗 大雅 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型”是相通的。阮元《经籍篡诂》释典：“典，常也” 《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型，铸器之法也”。段玉裁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为典型。在中国古汉语中，典型或典刑主要指 规范、模型等恒常模式，与希腊文中的Tupos很接近，但还不是在文艺学和美学的意义上使用的。[8] 在中国，真正在美学意义使用“典型”概念的是鲁迅（见其1921年写就的《译了〈工人绥惠列夫〉之后》，然后有成仿吾、瞿秋白、胡风、周扬等。[9] 只是在近代时，西方的“典型”才和中国的“典型”的含义达到基本一致。
中国古代比较接近“典型”意蕴的也许还有“意境”这个词。当然，若深究起来，“典型”和“意境”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但它们的确都有“理想”的含 义。
那么，文学典型和新闻典型有什么区别呢？一般认为，新闻典型由于具有宣传性和新闻性，因此它主要在这两大方面与文学典型相区别。吴庚振教授试图从下列5个 方面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鉴别：
1.文学典型一般是虚构的，新闻典型必须是真实的 2.文学典型指的是典型人物形象，新闻典型既包括人物，也包括典型事件、典型经验。
典型报道和先进报道的区别
3.文学典型重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新闻典型重在表现人物的思想
4.文学典型具有时代性，新闻典型具有强烈的时效性
5.文学典型求完整全面，新闻典型不要求十分完整 [10]
根 据学者陈力丹的研究，典型报道的概念发源于19世纪初各派社会主义。当年那些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相信，只要人们理解了他们的未来社会的设想，就会去追求共产 主义。当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主义者创办了一批包括合作社、新型工厂、幼儿园和共产主义移民区。各派社会主义的报刊对此做了大量报道，报道这些 实验点的经验，于是典型报道的观念应运而生，在十九世纪二十——四十年代，典型报道成为社会主义报刊的主要内容之一。后来，这些早期共产主义的实验都失败 了。《共产党宣言》中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一些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陈力丹认为，早期共产主义者树立的典型和典型报道之所以昙花一现是因为他们过分迷信榜样的力量，把不适合社会发展阶段和人民认识水平的典型强加于社会和人 民。[11]
根据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的原义，可知典型包含着“完美的模型”之义。英雄模范、先进集体的确是某些人 们的理想之化身。他们比一般人要高、要伟大、要完美，因而具有激励的意义。在文学上，恩格斯提倡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共产主义的后继领袖列宁 则是崇尚和大力提倡典型报道的。十月革命以后，他特别注重用榜样的力量来唤起民众。他号召：“让那些向全国人民介绍少数先进的国家劳动公社的模范实际的报 刊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 采取了这个办法，我们就能够做到而且应当做到，使模范首先成为道义上的榜样，然后成为在新的苏维埃俄国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榜样。” [12]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怎样组织竞赛？》、《伟大的创举》、 《生产宣传提纲》等文章中均可见到列宁提倡典型报道的精神。[13] 他指出，报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14] 他认为要通过榜样的力量来指导工作。“不要怕揭露错误和无能；要广泛介绍并大力宣扬任何一个表现稍为突出的工作人员，把他树立为榜样。”[15] “在报道优胜者事迹时，不仅要树立先进人物的光荣感，而且要用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去武装所有的人，以先进促后进，共同提高，做到经济宣传和政治 思想教育的结合。”在列宁的提倡下，苏联树立起“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等典型，[16] 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都起而响应， 也激起了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苏维埃新闻媒体忠实执行了列宁的指示。斯大林倡导的“斯达汉诺夫”运动、[17] 二次大战中苏联报刊广为宣传的英雄人物马特洛索夫、卓娅、古利亚等都是苏共中央树立的著名的典型人物。
典型报道不光在列宁时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之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以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推广先进经验、揭露竞赛不足的形 式，唤起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达到了生产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的效果。
在“苏共”十九大上，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在政治报告中对典型问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典型问题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 候都是政治问题”。[18] 于是，创造典型，教育人民成了全党全国的一个政治任务。[19]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改革和苏联社会的巨变，典型报道、正面报道、宣传在苏联全面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新闻观念的复兴。[20]
中国的典型报道：源起和膨胀
大 部分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典型报道起于20世纪40年代。然而，在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渊源问题上，理论界大抵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典型报道是师承列宁 的“典型宣传”，其源头在于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典型示范”，中国的典型报道是对上述传统的继承。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陈力丹，代表作就是他的“典型报道 之我见”（1987）。另一种看法认为，典型报道的理论并非来源于苏联列宁的“典型”宣传的主张，而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在新闻理论中的直接运用。“正 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才创造了典型报道，并使它走向繁荣”。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吴廷俊和顾建明（2001）。[21]
吴 廷俊、顾建明认为，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是他认识世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总结出的并且经常运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的发端是典型调查实 践。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时期，在大革命时期，在井冈山时期对农民、在对农村的典型调查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典型思想方法和典型工作方法，而以毛泽东的党报理论为 指针的党的新闻工作必然把典型思想方法用于新闻宣传。于是就出现了典型报道，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就是一个例 子。吴廷俊和顾建明认为：
（毛泽东的）典型报道的要诀在于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典型，解剖麻雀，运用典型，指导面上 的工作。这种对典型的完整运用，即不同于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 也有别于列宁倡导的上“红榜”与上“黑榜”的“典型宣传”。“典型示范”和“典型宣传”虽然也重视榜样的作用，但与典型报道相比，缺少了典型调查这个认识 环节，与我国的典型报道并不一路。
结论是：“我国的典型报道的理论并不是引借于苏联列宁，它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运用于新闻领域而直接构成的，它是毛泽东在新闻工作上的一个创造，是毛泽 东思想的重要内容”。[22]
以 上理论肯定了毛泽东典型思想的特色，但断然否定了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和列宁的典型宣传中的调查因素，同时否认了中国典型报道对上述两个源头的继 承。然而事实上，任何发展的事物都不是简单的重复，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既然典型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既然典型报道的概 念已经在前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和明确提倡，从逻辑发展和历史事实来看，毛泽东的典型报道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具有承继性应是没有疑义的。但对两个源头究竟 继承了多少，以及继承了其中的何种成分则需要做进一步诠释。问题是：难道这种精微的证明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毛泽东思想当然是毛泽东独特的思想，但谁会否认 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呢？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首篇典型报道。它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发出的。 在此篇报道前后的延安整风期间， 毛泽东曾发表多次讲话，从这些文件中，当可以看出毛泽东典型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继承的鲜明痕迹。
1942 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发表演说，其中主要讲的就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继承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2月8日，毛泽 东又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其中多次提到《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讲到列宁如何在彼得堡做宣传的情景，还讲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7次代 表大会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这样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而这段话中就闪耀着典型报道的光辉：
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23]
毛泽东还提到了鲁迅的创作方法，而鲁迅则是公认的将苏联的典型理论带到中国来的先锋。他在1921年4月写就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使用了 “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据研究，在近代中国这还是首次。[24]
1942 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不断引用了列宁的观点，他说：“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经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 人民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毛还提到对古代和外国文艺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们生活中的文学艺术 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25] 他还提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甚至提到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而典型问题则是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当然，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了对典型理论著名 的论断：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有理想，因此就更带有 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种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 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 不能有力地迅速完成。[26]
尽管文艺的典型理论和新闻报道的典型理论之间有很大区别，但二者还是有密切联系的：后者脱胎于前者， 是前者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投射。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看到他对西方典型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精神的继承。一个真实的逻辑关系是：毛泽东的典型理论 思想毫无疑问地“引借于苏联列宁”（尽管他对此理论也有中国化的创造），而苏联列宁的理论一定和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有联系。
说到调查，难道早期共产主义的报刊对“典型示范”的报道不要调查吗？难道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典型报道不要调查吗？著名的“客里空”不就讲的是调查的重要作用 吗？而作为一个人所共知的泛概念，对调查分出细密的等级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
中国的典型报道自然和上述两种典型报道不同，但其继承关系是明显的。
在 本章中，要紧的是通晓典型报道的源和流，至于其中哪个部分姓马、姓列、姓毛并不重要。无论如何，1942年4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解放日报》把吴满有 多开荒、多打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普通劳动者的事迹登上如此显要的位置，在中国报刊史上还是一个先例。1943年，大生产运动兴起， 该报大力宣传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发表此类消息和通讯3000多篇。[27] 这应算是掀起了中国典型报道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和尔后迅速涌现出的重要典型包括：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 王克勤等。
建国以后典型报道更是高潮迭起。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英雄、黄继光、罗盛教等是“保家为国”的典型。1953年，毛泽东提 出要“重视典型报道”，“……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28] 1968年，毛泽东又提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这一方针一直指导着中国的典型报道。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提倡利用典型报道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宣传，报纸“积极支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把先进生产单位、先进生 产者的典型经验和重要成就推广到整个建设战线上去。”[29] 于是便推出了鞍钢，王崇伦、郝建秀、耿长锁等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至于后来推出的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挥霍腐化被判处死刑的报道，则配合了“三 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是反面典型的报道。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央及领导者对整个形式的估计错误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当时整个新闻事业仍按中央指示推出大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 假典型，为“大跃进”运动推波助澜。
六十年代初期的典型报道已走向成熟，涌现出典型人物报道“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及“种棉模范吴吉昌”、“舍身救火 的向秀丽”等人物典型以及大庆、大寨等先进集体。
在 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阶段，出现了“小靳庄”、“六厂二校”，“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英雄黄帅” 等典型报道，它们都是因为某种政治目的推出的。为了政治的需要，典型可以随意塑造。大寨一会儿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一会儿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 会儿是“全面专政的典型“，一会儿又成了“继续革命的典型”。典型报道的政治宣传功能在“文革”时达到了极致。
十年浩劫之后，针对 人们普遍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情况，中央要求树立起大量典型，坚定人们的信仰，于是有了张海迪等的报道；1981年-1983年，配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媒体曾先后宣传了一批如蒋筑英、罗健夫一类的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同时也报道了陈秀云、贝兆汉等爱惜人才、 尊重知识分子的典型。
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中典型人物、典型经验和典型问题不断出现， 这一时期成为典型报道的成熟期，步鑫生、马胜利、关广梅、鲁冠球等都是这一时期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其中步鑫生这个新闻典型是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之下才提 出的。1983年12月，1984年初，中央领导同志先后两次批示肯定步鑫生的创新精神，指出其是“一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典型”，中指委为此批发了重要按 语，浙江省委也有指示精神，于是，步鑫生的名字开始走向全国。[30]
进入九十年代后，媒体又推出一批人物典型，例如徐洪刚、李素丽、徐虎、邹延龄、孔繁森、李向群等先进人物，对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典 型报道不仅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大力发展，而且它始终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一致，受到国家的支持。当代中国各时期的典型报道，无不是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而推出的，典型报道自始至终都肩负着政治使命。学者陈力丹认为，“这种宣传方式适应当时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 条件下的产物”。[31] 陈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涉及到对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的认识。下面我们会专门讨论到这个问题。
典型报道的实质
接下来的问题是，典型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报道？它是新闻的一种形式吗？如果是，那么它为什么不像其他报道形式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是一种政治宣传吗？如果 是，它与新闻又发生着怎样的联系？
我们先来看国内关于典型报道的种种定义：
甘 惜分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普遍意义，是指代表事物的面要宽，影响要大，包含思想意义、教育意义、借鉴意义，它是 成为典型的基础；突出，主要是指同类事物中最先进的事物，以及少数最恶劣的事物。典型报道的强化，有些是根据上级当时的中心工作或受众的反应，由新闻机构 着意形成的。”[32]
刘建明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典型报道是宣传性报道方式，即为了达 到宣传推广的目的才在同类事物中选择典型的事例。” [33]
汪植培认为“所谓典型报道，是指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惊醒的重点报道”。[34]
山 西日报研究人员认为典型报道有以下几个特点：1.必须有明确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内涵，能够反映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思想，与国际 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2.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3.必须具有自己的特点，又有较广泛的代表性，确实能起到‘标杆’ 和‘引擎’的作用。[35]
单独观察以上有关典型报道的定义，可能每一个都不全面，前三条甚至忽视了典型报道的非普世性，即它只能生存于社会主义的环境中。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典型报道是不是新闻？
典 型报道不仅对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进行报道，而且它是一种强化了的宣传报道。陈力丹在《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中指出：“在我党革命战争 的新闻史上，典型报道……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宣传色彩，而较少或没有新闻性”。[36] 正如陈所说，新闻典型的宣传性要大于新闻性。
什么是新闻？在中外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的定义虽然多种多样，但大都强调新闻的即时性、重要性和反常性，所谓“新闻应是对新近发生的重要事件的报道”。在 西方，有流传久远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名言。
有些人认为典型报道不是新闻，比如刘磊认为：
以 雷锋、焦裕禄宣传活动为代表的“典型报道”，是毛泽东党报思想运用于新闻宣传的产物。“典型报道”在党报宣传中的大量运用，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新闻事业 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部分，党报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党报的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围绕党的工作，发动群众、鼓舞群众、引导和组织群 众。
党报的“典型报道”从战争时代的根据地报纸就开始了，到60年代，伴随着对雷锋、焦裕禄等典型的宣传，党报的“典型报道”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同时也造 就了以穆青为代表的一代“名记”。他们满怀激情地宣传“典型”的高大形象，精心地提炼、升华“典型”的精神世界。
以 雷锋、焦裕禄为例，他们既非领袖级的政治家，亦非明星球星公众人物，他们的事迹和他们的死显然不能算作重大事件（也有例外，60年代初推出的典型“大 庆”，确实称得上是重大事件，因为大庆油田的诞生是改变一个国家能源状况的大事）；同样，关于雷锋、焦裕禄的报道，更算不上是“人咬狗”的新闻，一个共产 党员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工作难道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吗？这类事情即便勉强算是新闻，大概也只能算是“狗咬人”的新闻吧。[37]
刘磊是以西方标准来解析重要性和反常性的，所以在对典型报道的分析方面只能得出消极的结论。
但 是，比照新闻定义中的诸种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多数“典型报道”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重要性(significance)和反常性 (unusual, abnormal) 的标准，当然，这里的重要性和反常性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标准，而不是西方的标准。雷锋、焦裕禄，大庆大寨对美国人算不得重大，但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在当 时条件下，的确是异常重要的。 同样，上述人物和事件对西方人无足轻重，亦无正常和反常的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或是不寻常(unusual)的人，或是不寻常的集体，是高于普通人 和普通事的，是为反常(abnormal)。
解放军报记者江永红在评价典型报道《孙铁锤传奇》时深有感触地说：“学雷峰的先进人物 多的是，为什么偏写他？因为他性格中有特殊性。好几拨人去写他都失败了，原因就是忽略了他的特殊性，而死往普遍性上靠，结果咋写咋不像，读之味同嚼蜡。从 普遍性中找特殊性事关稿件成败，不会找特殊性就不会当记者”。[38]
江所说的特殊性实际上就是反常性，杰出人物或杰出集体都是卓尔不群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反常”似乎并不牵强。
可 以挑剔的是典型报道的即时性。因为多数典型报道是大大迟于事件发生后的报道。但这仍然不能将典型报道的新闻性一棍子打死。新闻在英文中可以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是指News ，即消息，第二是指包含消息在内的所有体裁，也包括Feature即特写（或通讯）。Feature在西方新闻中大量存在，是一种深度、细致的报道，时效 性较消息要差得多，但无人否定它的新闻性。许多人否认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就是在狭义“消息”的层面上来理解新闻的。典型报道是属于特写一类的新闻体裁，既然 特写具有新闻性，那典型报道具有新闻性则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不适用。所以，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形式。它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的新闻特写。这完全可以看作是典型报道定义的精髓。
典型报道的特征
将上述专家有关典型报道的论点进行综合的抽象，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异常鲜明的特点：
1.强烈的政治色彩和主观色彩构成的宣传性
阶级性是典型报道最显著的特点。新闻典型——无论是先进人物还是先进事物都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这一点已为人所共知。
新 闻典型的阶级性决定了典型报道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是活化了的时代精神、社会规范或政治主张”，[39] 新闻典型与当前的政治密切相关，它直接为政治服务，因为各个时期的新闻典型无不是配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新闻典型是政党宣传的产物，许多先进典 型被称作“榜样”、“标兵”是因为他们在党的政治任务的实施过程中很好地体现了党的主张。典型报道通过“典型引路”来实现其思想政策性即指导性，用党的政 策方针来指导人民，让人民知道什么才是党所要求做的，告诉人民要学习典型如何来做，以此来“推销某种规范或训诫”，[40] 达到党的引导舆论甚至在非常时期制造舆论的目的。例如六十年代对雷锋、王铁人、大庆、大寨等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艰苦创业的宣传，便体现了党在这一时期所倡 导的宗旨和精神，并有利于实现党对全民的道德教育和对社会风气的净化。又如八九十年代对先进知识分子和先进领导干部的宣传，也表现出党对全社会的殷切希 望。
在先进人物的“身上，集中、充分地体现了所在集团、阶级、民族乃至国家的利益要求。由于典型性，他完全有资格成为集团、阶级、 国家的号角；在此，他个人的魅力或被忽略不计，或被提高到类的高度。”[41] 这说明典型报道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新闻典型之所以有一天能成为典型，是因为党的政治宣传需要这种典型，由此迎合党的某项理论、方针、政策、伦理道德和 立场态度的新闻典型就应运而生。
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典型报道的基础必须依据客观事实，但与此同时，人们都注意到：由于在主流社会借助这种特殊的报道形式来推行、宣传某种思想，典型报 道形式的主观色彩十分浓烈，典型报道的人物和事件契合了社会领导层的主观精神和愿望。
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长期的熏染和训练，社会主义媒体的从业人员会自觉地依据某种要求从材料（新闻事实中）构建、提炼某种政府认为社会所需要的精神武器。
撰 写优秀知识分子典型栾茀的人物通讯《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例证。作者窦云飞说，该文在写作中经过几次较大的改动，力图找到一个既具有普遍的针对性，又符合 这个人物实际情况的角度。初稿的标题是《癌》，寓意在于栾茀虽然是患癌症而死的，但真正置他于死地的是另一种癌——极左路线。但作者又考虑到，1981年 前后，社会上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信任危机，文章的基调应当定得更高。于是她反复斟酌：
栾茀在一个个生死关头毫不动摇，总是充满了进击的火力，不正是他信赖党、追求党所代表的方向吗？把他的这种崇高精神宣传出去，不是很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吗？
最后，作者将标题改为《追求》变换了角度。
提 炼主流社会需要的某种思想借以影响社会的情况在典型报道中非常普遍，新华社记者朱幼棣在回忆自己写作典型报道《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时，[42] 强调了新华社社长郭超人的作用，称郭“确定了孔繁森报道的主题思想，并自始至终组织指挥了这一战役性的报道”，朱幼棣回忆说：
孔繁 森同志的事迹非常丰富，我们看了先前的一些材料后，觉得有的写得也很感人，但孔繁森同志的思想光辉又往往被好人好事所掩埋了。孔繁森同志既是雷峰、焦裕 禄，又不完全是。他有雷峰、焦裕禄身上的光彩，但有更多的时代特征和他们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孔繁森是地委书记，是我党的中高级干部，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家。郭超人社长提出，孔繁森同志的精神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二是在工作中改革开放的无私奉献精神，三是民族团结的模范。采访越深入， 我们越感到郭超人同志归纳的这三点的准确。后来，通讯主要也是由这三部分组成。[43]
强烈的政治性和主观性构成了典型报道的宣传 性，同时也使典型报道中的新闻性降到了较低的程度、次要的地位。正如研究者陈力丹指出的：典型报道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 而一开始就具有较强的宣传色彩,而较少甚至没有新闻性。[44] 陈的观点是可以得到证实的。
2.教育指导性、策划性和自上而下的推广性
典 型报道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通过对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宣传、推广来达到育人、改造社会的目的。所以，它有强烈的教育指导性。这里 的教育是指典型报道的创造者希望以其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来打动读者，打造起一种标准，促人起而效仿。推行典型报道的过程，又是一个严密策划的过程，党和政府 的各级组织都会积极参与，对于媒体来说，也是必须要执行的政治任务。典型的推广活动是自上而下的，一些大型典型报道往往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北京辐射全国， 以下涉及的90年代中涌现的三个较有影响的报道无一例外都是这种情况。为了增强说服力，这里选择了参以上述典型报道当事人的回忆，而且都是直接引语：
例1、 1995年对军嫂韩素云的宣传报道
在谈到对典型人物韩素云的推广情况时，石仁禹回忆道：
去 年（1994年）10月，总政领导指派宣传部组织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7家中央、军队新闻 单位的记者用20天的时间，到韩素云的家乡山东和广东、广西实地采访后，确定将这一先进群体作为重大典型在全国、全军进行深入宣传。经商议，中宣部和全国 妇联邀请韩素云、倪效武夫妇等7人组成报告团，于元月4日在京举行了首场报告会。此后，报告团在北京、济南、上海作报告9场，场场爆满，直接听众达1.2 万多人。上海东方电视台还向华东六省一市直播了报告会实况。与此同时，中央各新闻单位对这一重大典型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特别是江主席等军委领导及胡锦涛 同志对韩素云的宣传做出重要批示，江主席、李总理等中央及军委领导接见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对他们的事迹给予高度赞扬之后，进一步把这一宣传活动推向 了高潮。有关韩素云先进群体事迹的主体通讯，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几十家新闻媒介的头条位置刊登或播发，并配发了评论和 照片。在这以后的40多天时间里，中央各新闻单位以极大的热情对这一典型作了突出而充分的宣传。全国省、市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和行业性的报纸，也都对韩 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的事迹作了突出宣传。一些国际舆论也对有关韩素云的宣传表示关注。美联社发表文章，称韩素云是“无私的军嫂”，也是“中国政府表彰的 一系列先进人物中最新的一位”。朝日新闻及港、澳、台的一些报纸，也分别发了专稿。[45]
例2、 1996年对模范团长李国安的宣传报道
在谈到模范团长李国安的宣传报道时，郑广龙回忆道：
（1996年）1月17日，中宣部、国家水利部、总政治部联合邀请首都各大新闻单位的总编辑、社长和主要领导，召开宣传李国安先进事迹新闻协调会。会上决 定把李国安作为1996年的“国字号”重大典型进行宣传。
中 央和地方各新闻单位对宣传李国安这个典型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从1月下旬开始，进行了集中、突出、持续的报道，掀起了一场李国安事迹宣传热。1月22日， 新华社首先播发了长篇通讯《我党我军宗旨的模范实践者——李国安》通稿；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发了第一条电视新闻，并连续4天进行系列报 道。1月23日，《人民日报》、新华社《每日电讯》、《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中国农 民报》等中央和首都30多家报纸，分别在一版头条位置大篇幅刊发长篇通讯并配发评论员文章，中央电台在新闻报摘节目第一条播出录音通讯，并连续3天在同一 节目里播出系列报道。与此同时，《北京日报》、《文汇报》、《内蒙古日报》等全国20多家省市自治区报纸也分别在一版头条位置或其他版发专稿或刊载新华社 通稿。北京电视台、北京电台也破例每天在“北京新闻”节目播出李国安事迹系列报道。这一阶段的宣传集中在李国安的主要事迹上，其特点是时间集中，版面突 出，很多新闻单位可以说是不惜版面，不惜时间，拿出了典型宣传的高规格。新华社《每日电讯》在一版头条以2/3版的篇幅通栏标题转《人民日报》评论员文 章，刊登长篇通讯。平时以报道经济新闻为主的《经济参考报》也在一版以整版版面刊登李国安事迹通讯。河北《信息大观报》在一版用特大号标题、大幅图片、前 所未有的规模将新华社通稿全文转载。香港《文汇报》、《商报》、《大公报》等也以整版篇幅刊登李国安事迹报道。[46]
例3、 1999年抗洪英雄李向群的宣传报道
在谈到对1998年抗洪英雄李向群宣传报道时，晓平回忆道：
1999 年2月23日，亿万观众又从当晚中央电视台的频道上，看到98抗洪中那感人的一幕：年仅20岁的某部战士李向群献身抗洪战场后，其父李德清穿着儿子的救生 衣，加入抗洪大军的行列……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首都主要传媒，都在显著位置、时段播发 了李向群的事迹。新华社播发的长篇通讯《20岁的人生跨越》，被109家报纸刊用。刊登李向群事迹的《桂林日报》被抢购一空，又加印3万份。自此，拉开了 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广泛宣传李向群英雄事迹和成长道路的“宣传战”。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23日至4月30日，新华社播发通稿46篇，图片33幅，继主通 讯外，该社播发的《从雷锋到李向群》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被中央和地方许多重要传媒在显著位置、时段采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专题54条，其中《新 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29条。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第七套新闻节目中共播出新闻和专题87条，《军事报道》先后播出新闻60条，深度报道6篇。《解放军 报》刊发通讯、言论、故事、诗歌、文学作品300多篇，还专门开辟了“学习李向群漫笔”、“向李向群学习大讨论”、“学习新时期英雄战士李向群”等专栏， 推出版面24、5个，刊登图片24幅。《海南日报》在11天的时间里，连续发表5篇向李向群学习的系列评论。《北京晚报》以独特的视角，破例用两个整版刊 出《这家出了个李向群》的事迹通讯和图片。香港商报以《家富未敢忘忧国，舍生取义真豪杰》为题，报道李向群事迹并配发了评论。《人民日报》等中央和地方新 闻单位，对李向群的事迹，都连续作了多侧面、多角度、大规模、有纵深的报道。
中宣部、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的李向群事迹报告团，先后在北京、天津、中南五省作报告30多场，直接听众5万余人，集体组织收看实况直播、录播的 达500余万人……[47]
以上三篇报道，在塑造典型，推广典型的操作方面惊人的相似，实际上，这也是多年来中国各地千百万篇典型报道推行的基本模式。
3.一元性以及与大众传播规律的某些悖谬
典 型报道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以一种榜样的力量来教育群众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闻形式，然而认定谁是榜样不是由受众说了算，而是由社会的权威机构说 了算，也就是说党和政府说了算。所以，在本质上，典型报道是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是排斥多元思维的。计划经济的强制性和权威性的特点使其传播活动近似于行政 命令或曰发号施令。[48] 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是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前者为中心，后者为辐射，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受众选择的余地很小。在政治风潮中，对典型报道的 学习甚至是带有强制性的。比如文革中的“农业学大寨”，在当时，如果不学，你就是反革命。然而，在大众传播学中，受众并不是被动的，是传者需要着力考虑的 因素，新闻媒体应当向读者或受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服务、关注到他们的兴趣，并以他们的兴趣来决定新闻价值，这是和典型报道的取向不一致的。
英 国新闻界有一句名言：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美国新闻界认为：新闻是属于公众的公共财富，新闻栏只提供事实，不搀杂媒介的私家观点；报社和公众意见 可通过社论版等方式加以表达。[49]从形式上来说，当代西方新闻学讲究新闻与评论分开，而反对二者的综合，但典型报道恰恰是二者的结合体，而且评述在其 中占有重大地位，有时在报道中甚至鼓呼兴叹。其他如西方的新闻讲求客观性，提倡将记者的主观性、立场、信仰减少到最低程度，但典型报道强调主观渲染；强调 以某种精神教育人；强调舆论导向。所有这些都是与西方新闻学相悖的。
总体上说，典型报道是违背一般的西方新闻规律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理论界不承认典型报道是新闻、而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原因。不过，社会主义的新闻形式当然有 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并不一定要采用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标准。
典型报道产生的土壤
典型报道为什么在西方不能成活，而在苏联和中国却能一度繁盛？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比较明确地回答了。
1、 社会主义国家特定形态的产物和国家力量的推动
典 型报道的政治性和宣传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权利高度集中的社会条件下帮助国家统一思想、稳定局势、维持一定的道德规范的舆论工具。前面提到过，无论社会主义苏 联还是社会主义中国，典型报道都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大力发展，始终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一致，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各历史时期的典型报道，无不是为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典型报道自始至终肩负着政治使命。
社会主义苏联的新闻体制经苏共几代领导人的培育，形成了这样一种模 式：报纸归国家所有，是党和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重要喉舌；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层层监控的金字塔报业体系，《真理报》雄踞塔尖， 地方报宣传口径要和《真理报》一致。报刊总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如早期的重点是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顽抗；进入建设时期后，《真 理报》的主题变成解释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动员群众参加经济建设，向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50]，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典型报道唱了主角。
典 型报道与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密切联系。典型报道的主要成分是正面典型，是“同类事物中最先进的事物”。在中国，自20世纪40年代起，介绍先进人物和先 进经验的精神便贯穿在整个新闻报道中，并把其作为新闻报道的基本方针，以典型来推动党和人民的各项工作。到八十年代，党又提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要“理直气壮地宣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改造社会、建设新生活的英雄壮举”，要“用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英雄业绩来教育人民”[51]。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 方针，也是我党实现领导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党和人民的各项工作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和示范力量。典型报道是正面宣传的最高形式。它最集中地体现了正面宣传的 要求和特点。回顾我国几十年的典型报道可以发现，我国的典型报道正是有力地体现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典型报道和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互相契合 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仅在现阶段存在，而且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也就为典型报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前提条 件，因此典型报道的弱化直至消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中国的集体主义、重权威的文化传统与典型报道的形式相适应。
典型报道之所以在西方不能成活，简单的说，是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的，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多元思想是和中国的集体主义、集中主义、舆 论一律格格不入的。
由 于与政治使命的密切相关，典型报道明显地带有“中国新闻文化传统中注重调节、注重维持社会秩序的影子”，在报道中，“‘求善’、‘求治’、重视‘教化’等 传统思想文化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土壤，恰恰适合于生成典型报道等报道方式”，[52] 是典型报道这种新闻样式能长期在中国独树一帜的基础。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群众习惯于对统治者惟命是从，人民由 于知识水平低下、文明不发达而导致自我意识封闭甚至丧失。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受众形成了一种被动接收、单向思维方式。1949年后的中国人民虽然摆脱了被奴 役被压迫的地位，但随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又在人民心目中形成了新的权威，“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儿子” 曾被奉为圭臬。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推出的新闻典型能被迅速推广，即使是在政府提出“赶英超美”、开展“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口号时仍能一呼百 应。这也是典型报道能很快发展并在六十年代初期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以前，人民的文化水平依然不高，眼界受到局限， 这种客观情况使典型报道很容易打动读者。典型人物的英雄主义和报道者的真情实感，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而且与人们传统的伦理道德相契合，因而很容易让 人接受。所以陈力丹说，“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典型报道的式微和某些新趋势
在 前苏联，典型报道已经土崩瓦解；在中国，它在日益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一批传媒研究者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实。1987年陈力丹的 一篇《典型报道之我见》，宣称典型报道末日来临，引起新闻界的轩然大波，因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是毛泽东的一贯办报思想，也是中国党报中的传统。在陈 之前，还未有过对典型报道如此断然否定的先例。新闻界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 对典型报道充分肯定，认为其不会消亡：典型的重要性决定了典型报道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媒体在典型报道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典型报道给我国的社会 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巨大的推动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典型报道都是我国报刊宣传的一种主要形式。只能肯定，不能否定；现实生活和党报宣传都需要典型 报道，典型事物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也不宜提典型报道的“淡化”和“消亡”的问题；党的新闻工作需要通过典型报道增强其指导性，典型能提示事物本质，它本身 包含新闻信息量，需加强而不是“淡化”；“决不能因为典型报道的某些失误而否定其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重大作用”。
（2） 肯定典型报道的历史意义，但认为它需要改革与完善：典型报道是有成绩的，不能因为其中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典型报道这种形式，而应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 提高。这一问题需要进行“哲学理论思考”，“在看待典型这个问题上，不能绝对化”，典型报道在“逐步淡化”以致最后“逐步消亡”的主张，在纠正历史片面性 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片面性；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形式，是有生命力的，它的毛病也是可以医治的，要在“真”和“新”上下功夫。[53]
（3） 基本否定，认为随着典型报道的“逐步淡化”，它最终将走向灭亡：陈力丹认为，典型报道从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到列宁复兴时代的以及我国当带的报 刊和新时期的典型报道大都是“失败的”，“短命的”或不成功的。“一旦典型人物从半神变成人，典型报道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54] 刘磊的意见则代表了21世纪一些人对典型报道的看法，他认为，进入90年代后，由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思想的日渐多元，“典型报道”终于日渐式微。但宣 传主管部门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时代的进步、环境的变化，仍然驾轻就熟地统一部署着“典型报道”，孔繁森、徐虎、王廷江、李素丽等典型一个个隆重推出。
刘 认为，虽然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下，学习孔繁森等活动看起来也是热热闹闹，“典型报道”好象又进入了一个“春天”，但这事实上已经是虚假的“繁荣”，其影 响与当年的雷锋、焦裕禄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些以穆青为楷模，期望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记者们也只能感到失落了。刘指出： 党报在传媒格局中的日益“边缘化”加剧了“典型报道”的式微，这事实上也宣告了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穆青时代”的终结，他说：
越 来越多市场化媒体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的传媒业正在重新按照新闻自身的规律发展，像“典型报道”这种很难说是新闻的东西，在这些市场化媒体中是不会有一席之 地的。对于已经告别舆论“一元化”的受众来说，千篇一律的“典型报道”更是没有什么市场了。尽管目前报刊电视上的“典型”还在一个又一个地推出，但“典型 报道”的没落已经不可挽回…… [55]
以上诸家观点，各有各的道理，目前，争论还在进行。不过，同前几个时期相比，九十年代以后的典型报道数量锐减，它确实正在走向弱化。从典型人物报道在不同 历史时期里的出现的数字，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走低的趋势：
根据安岗的统计，一九四三年上半年， 在《解放日报》上出现的先进人物就有六百多名。
[56] “在延安根据地的《解放日报》上…… 一年时间里报道的人物新闻就有三千多条，开创了一代新风”。[57]
在文革十年中，有关大寨的报道仅在一家报纸上的统计就达到760多篇，200多万字。[58]
八 十年代的典型人物报道：“新时期，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后的六年来，报刊宣传的典型人物多达千人，其中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近百人，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十余 人。”[59] 《光明日报》采用消息的形式宣传典型人物，“平均两三天就有一位知识分子先进人物被请上报纸。从5 月到年底，共刊登先进知识分子典型150个。”[60]
九十年代的典型人物报道：新华社1994年一年对先进人物的宣传“从发稿数量到社会影响，可以说是近十多年来罕见的”，其发稿量为“向全国报道的先进人物 有24个，平均每月两个”[61]
对1979、 1989、1999年1、2、3月份的报纸进行抽查的结果发现，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典型报道的规模已大大减小。这可以从典型报道在报纸上发表的日益缩小 的篇幅中看出来。1979年1月到3月的典型报道常常是大块头的文章，半个版，一个版面甚至超过一个整版的情况很多。到1989年，报纸上各报道篇幅与过 去相比都普遍缩小，典型报道的字数也随之下降。到1999年，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入，报纸更是以“短些、再短些”的要求推出各类报道，甚至出现了几十个字的 电讯式典型报道。[62]
1979年初期的典型报道主要是围绕清除林彪、“四人帮”余毒，落实干部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那时 候的报纸上天天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典型报道。比如，1月6日《人民日报》的典型报道主要有消息“（主）平均主义是祸害 定额管理显成功（副）杨柳雪大队取消平均主义口粮供给制，结束徘徊局面，大步前进”、“处处体贴群众的好干部——记五届人大代表、山东省即墨县岙角石大队 党支部书记李爱昌”、消息“（引）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主）胡再旺坚决纠正自己错审的冤案”、报告文学“一个惊心动魄的政治大阴谋——揭露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黑文的出笼经过”。
在 十年后的1989年1月6日《人民日报》上典型报道已大大减少。这天的消息有《烈火中曝光——事情发生在长江油驳燃爆事故现场》、《唐钢依靠全体职工筹资 渡难关》、《天山下，有颗被权力碾伤的心》。而在1999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你已经看不到典型报道了。[63]
典型报道 为什么会弱化？从大时代背景来说：典型报道是和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相适应的，以狂热和一元化的舆论导向为其特征。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承载这个时代精 神的载体便会放慢速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打破了偶像，蔑视造神运动，提倡独立思考和个性化，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由于典型报道缺乏或排斥上述因素，所 以它的走低是大时代背景使然，是势在必行。此外，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迅猛地掀翻了以往的传播模式，新闻传播者逐步从发号施令者向服务者转 变。满足受众的多元需要成为媒体最重要的功能。
在人们对为什么典型报道会走低的种种猜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典型报道那种配 合政治、对受众进行自上而下的单面灌输的传播方式，违背了新闻报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规律。那些饱蘸政治感情的典型报道，富于政治说教色彩，它总是仙人指路 般地告诉受众怎样做，人生应当怎样度过，但不尊重受众的选择，否定了读者的主体意识、平等协商和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力。典型人物中的许多政治性的变化令受众 失去了信心，比如聂元梓、蒯大富、陈永贵、林彪、王洪文等风云人物在前一个时期是“英雄”、“模范”、“标兵”、“领袖接班人”，但在后一个时期又成了 “反革命”、“阴谋分子”……，这种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和主观随意性令人从怀疑到抵触。
其次，典型报道中那种高大全的脱离生活实际的 典型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引起受众的反感、抵触和唾弃。由于我国一贯坚持以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为主的方针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典型报道中的先 进典型总是毫无瑕疵，一味拔高，典型人物“必须十全十美”，“经验必须能概括一个运动或一个地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典型的先进性，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现代受众要求新闻的客观真实，要求以丰富多彩的典型展示社会生活，这就需要打破传统意义上盲目崇拜、一味迷信的典型报道的形式。所以，一旦政治思想解放之 后，社会新闻、热点报道、新闻调查等便以强大的生命力应运而生。
自80 年代起，典型报道出现了很多改革，虽然在发表的数量上不及以前，但在写作方法上有了很大提高——浓重的政治说教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情味和生活气息；高 大全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人物，既表现优点也表现缺点。比如，先进人物张海迪曾经绝望过，甚至想过自杀，但许多记者的报道中没有提到过 这个事实，认为这有损于英雄人物形象，但郭梅尼在《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写到了，这种突破使人相信先进人物是人不是神，不是高不可攀的。[64] 在98年抗洪英雄李向群的报道中，提到了李刚到部队时留着“费翔式”的分头，见领导先敬烟，过生日时到饭馆聚会，新兵训练时首次测验5门功课三门不及格， 野营训练掉队后“打的”赶队……，这些细节不仅无损于英雄形象，反而提高了可信度。一位老人说，“李向群20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家有资产百万却自找苦 吃，三次在危急关头交上入党申请书，先后5次在水火中救人，生命最后几天中四次晕倒在大堤上。这一切是许多同龄人，包括我的孩子所做不到的。我们不能要求 20多岁的青年高大无比，完美无缺，那不符合辨证法。” [65] 90年代以后的典型报道，大多注重全方位的描写英雄，大大提高了可信度。
小结
作 为正面报道最高表现形式的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物。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过程中，这种特殊的报道形式起到了独特的发动群众、建设祖国、规范社会道 德、巩固政权、成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的作用。随着多元时代的到来，典型报道趋于走低，其优势逐渐让位于调查性报道、热点报道等。不过，典型报道在中国远 没有全面崩溃，它只是失去了在新闻报道中的统领地位。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存在，只要理想主义还存在，只要正面报道还 存在，典型报道就依然会存在。那些经过了历史考验的、在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典型人物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将长久地活在人民心中。
[1] 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0级研究生李建红、邓天颖为本研究搜集、整理了部分资料，作者对此深表谢意。
[2] 上述4本书依次为：John Martin and Anju Grover Chaudhary (eds), Comparative Mass Media Systems, London: Longman Inc., 1985; John Merrill (ed), Global Journalism: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Longmen, 1995; Chin-Chuan Lee(ed), Voice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Chin-Chuan Lee(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 1994;
[3] 以上文章依次参照：安岗：“论典型报道”，《新闻论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吴庚振：“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李广增、吴庚振：《新时期 新闻学论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129-132页；陈力丹：“典型报道之我见”，北京：《新闻学刊》，1987年，1月号， 241页；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新闻学刊》，1987年1期，19-21页； 张芬之：《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100-103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时统宇：“关于典型报道的各种观点”《中国新闻年鉴：1989年》，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41-142页；李良荣主编：《宣传学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北京：民 族出版社；1999年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建党80周年研讨会论文，北京：2001年。
[4]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95页； 另见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89页。
[5] 《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24页。
[6]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
[7] 《西方文论选》，（上），425页。
[8] 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3-4页。
[9] 参考资料出版细节同上，5-8页。
[10] 吴庚振：“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李广增，吴庚振著：《新时期新闻学论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129-132页。
[11] 陈力丹：“典型报道之我见”，《新闻学刊》，1987年，1月号，24页。
[12]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27卷186-191页。转引自杨春华等编译，《列宁论报刊写作》，新华出版社，1990年 版，498-498页。另见中共中央宣传局编：《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文献选读》，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 详见列宁：“生产宣传提纲”，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31卷365-367页，转引自杨春华等编译：《列宁论报刊写作》，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 541-542页；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4—27日），《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381页；列宁：“伟大的创举”，见中共中央 宣传局编：《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文献选读》，92-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14]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28卷81-83页，转引自杨春华等编译：《列宁论报刊写作》，514-516页。
[15] 《列宁选集》：第52卷，P184——185] 。
[16] 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于1919年5月10日星期六晚上进行义务劳动，《真理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事迹。
[17] 1925年8月30日夜间，顿巴斯煤矿的一位年轻矿工阿．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用风镐采煤102吨，超过定额13倍，创造了世界纪录。从此，在矿 业、冶金、运输等各个部门掀起了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
[18] 童庆炳：“我与文学理论”, http://www.bnu.edu.cn/centers/literature/xzft-1.htm
[19] 在无产阶级对“模范的力量”着力进行报道时，苏联文学利用不同的典型化方法刻画了不同的典型人物，“把微小而有代表性的事物写成重大的和典型的事物……” （高尔基语）， 以此来反映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诞生和成长，如《恰达耶夫》中的同名主人公、《真正的人》中的密烈西耶夫、《苦难的历程》中的捷列金和达莎。列宁非常赞赏高 尔基的《母亲》、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托尔多斯基的《持枪扶犁的一年》，他认为文学作品应像它们一样“深入人民生活的深处，投身于革命现实的激流之 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详见叶水夫编，《苏联文学史》，（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3页。）
苏 联的文学作品以先进的世界观和革命精神，以感人的英雄形象激励着读者，它不光对苏联人民，而且对中国的文学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奥斯特洛夫斯 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夫依的《真正的人》等作品都对中国整整一代年青人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20] 参见张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新闻与传播学研究》，2001年第3期，123-127页；另见傅显明、郑超然：《苏联新闻史》，北 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198-199，293-308页，
[21] 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学研究》，2001年第3期，44-45页。
[22] 以上均见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45页。
[23]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年，842页。
[24] 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的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页。
[2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年，860页
[26]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61页。
[27] 丁淦林等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310页。
[28]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176页。
[29]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建议”，《中国新闻年鉴年鉴》82，P96
[30] 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新闻学刊》，1987年1期，19页。
[31] 陈力丹：“典型报道之我见”，26页
[32] 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154页。
[33] 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142页。
[34] 汪植培：“也谈典型和典型报道”，原载《新闻世界》1990年第4期，转引自《中国新闻年鉴，1991》，133页。
[35] 山西日报资料室：“先进典型报道必须真实”，《新闻研究》，1991年第1期，47页。
[36] 时统宇：142页
[37] 刘磊：“典型报道的挽歌”， 2001-11-23 09:22:08，《西陆观察》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pingtai/011017300/0110173011.htm
[38] 江永红：“环视——记者的眼光之三”，《新闻与成才》，2001年第8期。
[39] 李良荣主编：《宣传学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249页。
[40] 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144页
[41] 樊凡：《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162页。
[42] 朱幼棣：走近孔繁森《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的写作经过及其他，9页。
[43] 朱幼棣：走近孔繁森《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的写作经过及其他，9页。
[44]陈力丹：“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中国新闻年鉴》，1989年，142页。
[45] 石仁禹：“一次重大典型宣传的成功——韩素云爱国拥军先进群体宣传的回顾与思考”，《新闻与成才》，1995年，第5期，10页。
[46] 郑广龙：“模范团长李国安”的宣传回顾与启示”，《新闻与成才》，1996年，4期，4页。
[47] 晓平：“为战士讴歌，让英雄永存”，《新闻与成才》，1999年第10期，28页。
[48] 参见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05页。
[49] 参照展江：“译者的话”， 展江、殷文主译，《美国新闻史》， 新华出版社，2001年，861、865页。
[50] 参见张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124页。
[51] 李瑞环：167-168页。
[52] 樊凡：《中西新闻比较论》，123页。
[53] 有关典型报道的种种讨论，参照：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100-103页，汪植培：“也谈典型和典型报 道”。
[54] 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100页。
[55] 刘磊：新“名记”时代的到来 2001-11-23 09:22:08 西陆观察。
[56] 安岗：“论典型报道”，《新闻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50页。
[57] 徐人仲：“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中国新闻年鉴》（1987），83页。
[58] 安岗：“论典型报道”，53页。
[59] 余小萄：18页。
[60] 光明日报总编室：“改进人物报道，突出知识分子的宣传”，《中国新闻年鉴》（1983年），83页，151页。
[61] 郭超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估计”，郭超人，《喉舌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317页。
[62] 此项统计由李建红做出。
[63] 1979年1月到3月的典型报道常常是大块头的文章，有时一篇文章就占半个版，如2月16日的通讯《把青春献给祖国——记在新疆的上海知识青年杨永青》， 有的文章占整整一个版面，有时甚至超过一个整版，如2月26日的文章《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在当时即使是篇幅稍短的典型报道例如消息，也得有千 字左右。到1989年，报纸上各报道篇幅与过去相比都普遍缩小，因此典型报道的字数也随之下降，如1989年1月5日的消息《王克明7年卖粮41万斤》便 是一篇百字典型报道。到1999年，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入推进，报纸更是以“短些、再短些”的要求推出各类报道。
[64] 郭梅尼、许家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国青年报》，1983年，3月1日。有关讨论见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新闻学 刊》，1987年，11期，21页。
[65] 晓平：“为战士讴歌，让英雄永存”，《新闻与成才》，1999年第10期，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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