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摄:武侠
九歌出版社位于台北一住宅小区内,那是好多年以前买下的产业,在金融风暴之下,仍是稳稳当当的一个家的感觉。
「九歌」三十年,出版丛刊、文库、文学大系,还有名家作品无数,当中过程,创办人蔡文甫在他的自传《从0到9的九歌传奇》中谈过。
「其实那本传记,还是写得很粗糙。」蔡文甫坐在九歌办公室内,正对着他的是去年年底金石堂颁给他的「2008风云人物」奖座──每年一度的风云人物评
比,作家得主是舒国治,出版人得主是蔡文甫。
访问那天下着雨,坐在九歌办公室内却感觉安稳踏实。多年前的建筑就是能予人扎实放心的感觉。
创办三十年后,九歌继续出书,名家、系列、年度作品,还有挖掘新人。
「我们出新书是出一本赔一本,新书的销售只占全收入的30%,其余的70%,还是靠以前的旧书。」蔡文甫接着说,新书热闹却花哨,不及旧书销售稳打稳
扎。「靠这些旧书,九歌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预言三十年后的世界
在刚过去的台北国际书展上,九歌的摊位就在泰国主题馆对面,摊位内较注目的,是场中的一个时间胶囊,还有绕着胶囊摆放的「三十年菁英选」等书。
「菁英选分小说及散文等,各收录了三十个名家的作品。还有,我们出书预言三十年后的世界,去谈三十年前的事很多人都会做,但三十年后的报纸会怎样?电
视会怎样?」
「三十」对于九歌来说,是一个纪念的日子。蔡文甫于内地出生,因家贫参军打日本仔,后国共内战,随国民党撤退至台北,当老师、编副刊、写作,正式踏入
文学的圈子。
1978年,大地、尔雅、洪范等出版社先后成立,已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蔡文甫在王鼎钧的提议下,成立九歌出版社,与洪范等书店并立。算起来,刚跨过
30周年,迈向未来的岁月,总结式的菁英选,与带有预言性质的三十年后的世界,总结了九歌对出版、对文学的一种姿态。
「那个时期是出版的黄金时期,我们同行有时说起笑来,都话印书就像印钞票一样,一个星期后就再版,再过一个星期又再版,一下子就卖掉了数万本,现在则
完全都不一样了。」经历了最辉煌的时期,三十年来见证了出版社的滑落,蔡文甫语气中不无感慨。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昔日的报纸副刊、杂志,会连载长篇小说。「现在呢?没有发表的园地,自然就没有写了。」
掷百万鼓励文学创作
九歌出版社独资推出「二百万小说奖」,征件行动从去年10至直至今年6月底。「我们办一个奖,鼓励大家一起去创作。」蔡文甫说。
「二百万小说奖」的诞生,与香港浸会大学的「红楼梦奖」有莫大关系。
「那时候钟玲在办『红楼梦奖』,邀我们推介作家作品参赛,我们找了一下,发现没什么作品可以推介,虽然后来还是推介了一本,但是没有入围──你没有地
方发表,自然就不会有人去写长篇小说,于是我们30周年要办这个奖,鼓励大家一起写作。」蔡文甫说。
第一次征文,收到了二百多件投稿,百来件是大陆和台湾的投稿,其他的则有香港及海外寄来的稿子。
「但是因为时间太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最后就决定首奖从缺,但我们不想让读者觉得你这个征文比赛是个幌子。」蔡文甫说,「今年我们续办,给了一年的时
间让大家创作,希望能够发掘到好的作品。」
首奖从缺的征文比赛,入围的作品中包括有香港作者谭剑的《黑夜旋律》。「其实他在香港已得过一些奖,这次入围加两百万的小说奖,但香港人对他仍然感觉
十分陌生。」四部入围作品用精致的盒子包装,摆放在摊位中醒目的位置。
征文比赛号称华文比赛中奖金最优渥的长篇小说奖,蔡文甫说起来好像有点重赏之下必有佳文的感觉,最后结果如何尚未得知,却已先获得了曝光的机会。
坚持精英主义 立不败之地
「我们曾经办过一个小说新人的培育计划,你提了大纲,我们许可了,就可以给你一笔钱,让你继续创作,如果完成了多少章,就可以再得到几万块,最后完成
了,就有20万。」蔡文甫一心推动文学发展。
「但是效果不好。卖不了钱,作品做了七本就做不下去了。本来想一年做十本,两年就有二十本,就这样一直做下去,结果只做了七本。加上新人也有很多主
见,他写的文章你不喜欢,作品是很奇怪的,你会写就会写,不会因为改了两个字就马上变得会写。」
结果,新人培训计划失败,九歌如今再办文学奖,更是一掷百万,「起码这个要更受到注意,回响更大。」
培训计划失败,出版社还得承担一定的风险。「新人的书都卖得不好,我们最起码一本书要卖2000本才能归本,这还不是说全部的成本,而是一个编辑、一
个发行人员,还有印费、运程费等,如果要完全抵销书本,大概是三、四千左右。」
「但是像余光中、林太乙的书,都卖了很久了还一直很畅销,我们现在新书的销售额只有30%,但以前那些好书则占了销售额70%的份量,是持久在大卖
的。」蔡文甫细细地说着出版社的情况:「我们采取精英主义,中年主义,整体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一句不败之地,总结了九歌三十年来的主要方向。从「文库」、「丛刊」开始为出版目标的九歌,蔡文甫一直坚守着一个原则:「除了名家作品,鼓励新人创
作、整理文学史料是九歌在文学上的任务,其他出版社都会出畅销书,出畅销书不稀奇呀,这算是我们在文学上的一个责任。」
九歌出版社推出「中华现代文学大系」,「一本书里有三十多个作家,整个大系里有二千个作家,是非常难的。」大系第一集所收的是1970年至1989年
的作品,第二集则收1989年至2003年的作品。「后来我还因此拿了奖,算是做的事情有人知道,有受到注意。」
蔡文甫由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起家,<文学江湖>中有如下一段记述......
中華日報銷路下跌,廣告減少,中央特地把楚崧秋從第四組主任的高位請下來,擔任中華日報的社長,高層認為只有他能夠把中華日報的形勢拉
高。有一天我接到楚先生派人送來的一張便條,他用藍色鉛筆寫著:「鼎鈞同志,請來中華日報一談。」字體大,筆畫粗,很像是公文的批示。那時我也認識幾個
大官,從來沒見過這樣高的姿態,心中暗想,我可以去見你,但是無論你說甚麼,休想我答應。
後來我知道,老總統喜歡用一種高檔的進口的鉛筆批公文下條子,那種鉛筆不用刀削,而是用手指一圈圈剝開。總統的「身邊人」外放獨當一面,喜歡仿
效,楚先生跟中央党部四組寫便函也如此做,我不懂事,錯過他的美意。
見了面,楚社長第一句話就像判決主文,要我接編中華副刋。我對副刊的志趣實在已被中國時報銷磨淨盡,我想到了我進中視公司的時候,我說中視通知
我去做編審工作。他的口氣強硬:「黎先生要用你,他當然優先,除了這個理由以外,不管你有甚麼理由,我都不接受。」我沒有跟他做過事,他用老長官對老部
下的口吻對我說話,毫不「見外」,我了解他用這種方式表示他的誠懇。
那時副刊還是報紙表現特色的地方,要改變中華日報就要改變中華副刊,這個方向是正確的,正好原來的資深主編小說家南部也倦勤了,我想間接參與楚
先生的雄圖回報他的知遇,我想起小說組同學蔡文甫,如果文甫兄來接手,我就從旁使得上力氣。我沒有時間考慮,倉促提出他的名字,楚社長很不客氣的說:
「我是要你來編副刊,不是要你推荐人才。」他把我擠到了牆角,我想效法一下戰國時代的游士,我說蔡文甫是中華日報駐汐止鎮的記者,懷才不遇,如果新社長
識拔他重用他,可以使全報社同仁耳目一新,提高士氣。這句話他聽得進,那時候「提高士氣」正是他的一大心事,他果然聘文甫兄為副刋主編。也許有關係、也
許沒關係,他還把主筆高陽升做總主筆。
楚社長鴻圖大展,中華日報轉虧為盈,中華副刋也成為聯合副刊、人間副刊之外的「第三勢力」,好比三國時代的西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