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多难，多学，多寿
大气游虹
《南方都市报》2008.10.22 做了节选，出版时题为《王鼎钧：做作家，就要能过简朴生活》
他的名字总在台湾十大散文家的名单之中。
他可能是在美国唯一用中文自由撰稿维生的人。
他自称一生“三多”：多难，多学，多寿。
王鼎钧先生家位于纽约华人聚居区Flushing（法拉盛）。文化界的朋友称他为“鼎公”，他自己说，“鼎公”是他年轻时的绰号，现在年纪大了，听来亦
庄亦谐。他乡音未改，却很适应异国的生活，他笑道：“我到过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是异乡，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尊重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我刚到美国时，到
了旧金山，朋友来接我，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麦当劳。朋友说那东西很难吃，我一把抓住他：‘哪个东西最难吃，我们就去吃哪个。’”
鼎公夫妇都是教徒，家里摆放着多种版本的《圣经》。他告诉我，美国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有《圣经》，有《圣经》的家庭百分之九十从来不看，这是教会自己做的
调查。“我是一个基督徒，如果问我，我必须说，有一个上帝，人格化的上帝。研究宗教的人认为这是一个设计，像电脑程式一样，你得‘相信’这个程式才有
放。他说宗教当然有宗教的问题，宗教产生的害处比它产生的益处少，划得来，无神论产生的害处比它产生的益处多，赔本了。”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已经写了三部，第四部是写台湾三十年。“我现在写得很慢，材料太多，有时候觉得慢一点也好,这是我现在惟一能做的事，如果匆匆赶
完，以后做甚么呢？岂不是等死？」鼎公说表示，抗战、内战、还有台湾，很多人写过，可是他写的有自己的特色：“如果一个作家讲出来的话跟人家一样，这个
作家就死掉了。可是你的说法跟人家不一样，人家不喜欢：当伙计，老板不喜欢，当朋友，朋友不喜欢，当教徒，牧师不喜欢。伙计也做不好，情人也做不好，信
徒也做不好，只有做作家。可怜的作家，他也是一个浮士德，他的灵魂抵押给文学。”如今，鼎公用手写板在电脑上写稿。我提起百度上有一个“王鼎钧吧”，鼎
公说：“我知道。”
提起还乡，旧地重游，引发了鼎公的一番感慨：“我是单行道，自1978年移民，没有回台湾也没有回山东。家乡的人很势利，先打听这个人在外面发财了没
有，做官了没有，没有，他们就没有兴趣。尤其是山东老家，既没有老屋老坟，也没有老亲老友，弄得太干净了，回去不能只看长城。台湾也是我的伤心地。我是
拿到绿卡二十多年才入美国籍。本来不想入美国籍，后来发现既然要死在这个地方，走不了，不入美国籍有许多不方便。入了美国籍就叫‘苦海有边，回头无
岸’，回哪里啊？很多人在那里说：我是中国人哪！我说：谁承认你是中国人？台湾承认你是中国人吗？大陆瞧得见你这个中国人吗？你要变成杨振宁、赵小兰，
才有人恍然大悟：喔，这里也有个中国人。”
王鼎钧生于山东临沂，抗战爆发后，参加家乡的抗日游击队，后投入李仙洲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辗转安徽、河南、陕西各地。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沈
阳、天津、上海到台湾。
李怀宇：抗战时，你们家的家产都被破坏了？
王鼎钧：我父亲进过一个学校，叫法政专门学校。出来就做官，他性格耿直，没做多久，我家是地主，他有恃无恐，不做官也有饭吃，就辞官回家了，以后他一直
是一个乡绅。后来工作能力退化了，到了台湾需要他工作时，年纪也大了，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抗战时，有一个临沂会战，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逃难在外，几个月
后回来一看，所有的东西没有了，门窗也没有了。他们怀疑院子里埋了东西，用牛来耕院子，如果某一个地方埋了东西，土翻起来不一样。抗战的结果是中产阶级
破产。
李怀宇：你参加过游击队？
王鼎钧：我小学毕业那年抗战发生，十二岁。14岁参加过游击队，那是我们家乡的人组织的，国民党给它番号。到了1942年，我们山东有个将领叫李仙洲，
他在安徽办了一个学校，收留沦陷区的青年，我那个游击队的司令官就说：你到那儿去读书吧。得到他的指点鼓励，我1942年到安徽的流亡学校，后来这个流
亡学校到陕西的南部汉阴，在那里抗战胜利。
李怀宇：打游击时你拿过枪吗？
王鼎钧：他们发给我一个特别短的枪，叫马枪，那时候骑马用长枪不方便，专为骑兵造的一种枪。受过射击训练，没有实战经验。游击队里什么枪都有，中正式，
汉阳造，还有一种土造的枪，一次装一颗子弹。有过战斗，但是我没有上前线，我太小了。
李怀宇：你在游击队里主要干什么？
王鼎钧：他们给我一个工作就是替队员写家信报平安，我也编一张油印的报，报道抗战消息，根本没有消息来源，那个时候新闻缺乏到什么程度呢？‘赶集’的时
候，许多人集中一起买卖，五天一次，就有人拿着报纸报新闻，像说书一样，向来听的人收钱，人人关心国事嘛。我们就把汉奸办的报纸拿来，汉奸办的报纸都是
颠倒是非的，所以我们只要把它的新闻颠倒过来就可以了。（大笑）比如它说：日军在什么地方打胜仗。我就写一条新闻：国军在那个地方打了胜仗。
李怀宇：你在流亡学校怎么读书？
王鼎钧：我们一面受军训。一面读普通学校的课程。抗战胜利以后，流亡学校要结束，我们不能回山东，山东到处是解放军，那时候就有一批青年，我在内，瞎子
摸象，自己找出路，有去警察学校，有去海军，我是进了宪兵，随着宪兵到沈阳。在东北一共待了两年零几个月吧。后来去了秦皇岛，进后勤补给单位，再后来到
了天津。天津解放了，我就进了集中营。后来释放俘虏，我就到了上海，由上海到台湾。
李怀宇：在集中营里过得怎么样？
王鼎钧：这个时候解放军的政策是优待俘虏。对我们很客气。训练是有的，比如说，他们教我们唱一支歌：蒋介石是个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我就不唱，指
导员发脾气了：为什么不唱？后来叫我去个别谈话。我说：我从小唱共产党的歌长大的，国民党的歌我们不爱唱，我们唱的都是共产党的歌，那些歌非常之好，国
民党不准我们唱，我们还是要唱。可是现在你们的歌怎么粗糙到这个程度，这个歌词不是污辱蒋介石，是污辱我的知识程度，我一边说一边唱当年的歌，他好像是
怀疑我精神有问题，没有追究。
王鼎钧1949年到台北，考入张道藩创办的小说创作组，受王梦鸥、赵友培、李辰冬诸先生调教，奠定基础，终身自学不息。曾担任中国广播公司编审组长、节
目制作组长，中国电视公司编审组长，先后主编台北《扫荡报》副刊，台北《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报》副刊，中国语文月刊。曾为正中书局编审、台北三大
文艺基金会评审委员。
李怀宇：叶嘉莹到台湾之后，被关起来了。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怎么样的？
王鼎钧：国民党因为大陆的失败教训惨痛，发现许多忠实的干部都叛变了，有些干部甚至从进军校的那天起就是共产党派去的，所以到了台湾以后，痛定思痛，很
严厉地要肃清一切可疑的人。当时国民党的口号就是：“向敌人学习”。我们常常夜里做梦，上半夜做一个梦被共产党抓去，要杀头，下半夜又做一个梦，被国民
党抓去，也要杀头。像我这样，两面都是罪人，有的时候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审判自己，有罪，有的时候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审判自己，有罪。像叶嘉莹这个例子还是
幸运的，因为国民党对待知识分子还是客气的。那时候的口号就是：“对敌人慈悲，就是对同志残忍。”你看《色戒》没有？那个女的对敌人慈悲，结果全体同志
被杀。那时候讲：间谍是不需要证据的。间谍是干什么的？怎么会给你留下证据。判断间谍要用另外一套办法，他们是受专门训练的。间谍要到什么才有证据呢？
国家亡了。吴国要到亡了，才知道西施是一个间谍。这个思想使国民党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也使局面稳定下来，不然这个局面也很难稳定住。
李怀宇：你做过共产党的俘虏，到了台湾以后怎么办？
王鼎钧：当然不行，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李仙洲的学生，李仙洲被俘，蒋先生很失望，蒋先生认为这些人都应该自杀，他既然被俘，中共当然可以利用他号召学
生和旧部。第二个是我被俘以后放出来，这就有问题，怎么把你放出来的？所以日子不好过。我的办法是受一个故事的影响：从前有一个人走长途，投宿在一个小
店里，这个小店是一个黑店，想害他，他发觉了。其实他没有钱，怎么办呢？夏天，睡觉的时候他把衣服都脱掉，挂在离他的床很远的地方，同时让人看见他并没
有腰缠万贯。当然他的一切举动，店里都在观察之中，就发现这个人没钱，不必害他了，多此一举嘛。我到了台湾以后就学这个人，一切脱光，衣服挂在他们很方
便的地方，让他们不要费事。
李怀宇：你后来怎么进了张道藩创办的小说创作组？
王鼎钧：我对写小说有兴趣，报名去学小说，没学成。那个学校非常好，那些老师都是一时之选，只有张道藩请得动他们。有些大牌教授一节课五十分钟，迟到十
五分钟，早退十五分钟，花十五分钟胡扯，最后讲五分钟，但是这五分钟还讲得真好。你不能不服他，五分钟值回票价。
李怀宇：进这个班对你后来写作有多大的影响？
王鼎钧：我没有受过正式的文学教育，我有一点点基础，就是这6个月打下的。
李怀宇：张道藩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王鼎钧：所谓“老式的国民党员”，有几个特征：第一个是清廉，第二个是效忠，第三个绝不结党营私。他就是这样的人，“有守”够了，“有为”不足。我跟他
有许多接触，也听过他的课，不过他的课是官腔，因为他做那多大的官，没有办法不说官话，他在官话里面掺和对艺术的真知灼见，到底和一般官僚不同。他是学
画的，懂艺术是什么。这个人没有赫赫之功。现在他传之于世的好像是跟蒋碧薇的恋爱。
李怀宇：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台湾写文章？
王鼎钧：我是随着补给单位到台湾去的。从上海撤退到基隆，在基隆港上一排排地登记，我就问他们要了几张办公文的纸，他们走了以后，我就在码头上写文章，
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这篇文章我就拿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装在里头，我那时候不知道台湾有任何发表的地方，我想台北一定有个《中央日报》，
《中央日报》一定有个副刊，我就写了：台北市《中央日报》副刊，请邮差按欠资投递。结果几天后登出来了，我的回忆录里有一篇文章：《在基隆码头喊万
岁》，第一个就是喊这个副刊编辑万岁。那时候一千字十块钱，一个山东大馒头，一碗稀饭，一碟花生米，一块五毛钱，所以十块钱我可以活一个礼拜。
李怀宇：后来主要以什么为生？
王鼎钧：写稿写了一阵子，因为写稿认识了一个副刊主编，他把我拉到报馆当校对，这个报纸叫《扫荡报》，台湾军方办的报纸。扫荡报停刋，我进中国广播公
司，从此在传播媒体工作，出入报纸杂志电视。
李怀宇：你的散文写起来怎么让人耳目一新？
王鼎钧：我是学小说不成，但是把散文学会了。因为小说是散文写的。我那时候对通行的散文不满意，我认为散文可以把小说、戏剧的技巧加进来，里头有事件。
另外就是戏剧技巧，戏剧技巧能引人注意，让人集中注意力，因为看戏的时候不能三心二意，防止观众中途回家，就有许多办法，戏剧是集表演技巧之大成，所有
控制观众吸引力的办法都有，不过也得适可而止，因为戏剧是不自然的，散文是自然的。这样散文有可读性，也有厚度。我在台湾首先做试验。
李怀宇：有学者认为你的散文在各个时期都有变化。
王鼎钧：这是因为我不断学习。我把文章为成三个阶段的成就，第一个阶段是职业认可，比如你在报馆工作，你写的文章报馆认为可以登；第二个阶段是社会认
可，你的文章在这个报也可以登，在那个报也可以登，你到哪个报都可以做记者；第三个阶段是历史认可，人家编选集会选你一篇两篇，文学史会有你三行五行。
我知道我那一点底子不够，必须不断地学习，我肯学，我是“三多”：第一是多难，灾难多就想得多，对人生的体验想得比较深刻；第二是多学，我跟着潮流学，
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文学是写实主义挂帅，这是大陆上带去的三十年代的流风遗韵，后来出现现代主义，然后就出现后现代，我跟着学，但是不学那个最尖端的，
学那个脱离读者，我不能脱离读者，但是我需要向他们取经借法，改进我的产品；第三是多寿，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李怀宇：台湾的十大散文家的评选总有你的名字。
王鼎钧：十大散文家的名单有三份，我都有，不过这个东西早晚要拿掉的。三年五十年以后，死了有人还说你文章不错，才是真不错。
李怀宇：我看台湾有三位散文家值得注意：你、陈之藩、余光中。
王鼎钧：我是受余光中影响，他用现代文学的方法写散文是第一个。
李怀宇：我想他的散文比他的诗好。
王鼎钧：我也是这样看。
李怀宇：余光中的散文太紧了。
王鼎钧：他一向如此，这是他的特色。我也比别人紧。
李怀宇：你的散文给我的印象是“通达”。
王鼎钧：我是基督徒，但是我接受佛教影响。基督徒只承认他是对的，在佛教看来，双方都对，也都有错，。我来到美国以后，接近佛教，佛家说：每个人所做的
事情，都是他当时非那样做不可，都是他认为最正当的。人和人为什么冲突？就是都认为是对的。其实在佛家居高临下来看，都是错的，但是他不能不那样做，纠
缠一世，到死方休，甚至于按照佛教的理论，还要轮回，还要斗，所以双方都值得同情。这样的理论对我启发很大，我想这对我这个所谓“通达”有帮助。
1978年，王鼎钧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到美国，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定居纽约，发表大量散文作品，其回忆录《昨
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相继出版。
李怀宇：西东大学怎么把你从台湾聘请到美国来？
王鼎钧：美国有“双语教学”，新移民的孩子不懂英语。学校要先用他们的母语教他们。这就要训练师资，编写教材。中文日文韩文的教材，联邦委托西东大学办
理，西东大学的主其事者杨觉勇教授到台北物色中文主编，找到了我。
我在西东大学待了7年。就到纽约，那时候我还没有退休，这里的退休年龄是62岁，也可以是65岁。我到纽约关起门来做“北京人”。我跟主流社会没有什么
接触，纽约可以，旧金山可以，别的地方恐怕不行。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在纽约，毕业了，天涯给他职业，他去天涯，海角给他职业，他去海角。
李怀宇：在纽约一直是以中文写作为生？
王鼎钧：我一直用中文写作。我可能是在美国唯一一个用中文投稿维生的人。一个作家要保持独立写作并不困难，比如说现在法拉盛有一种饭盒，三块九毛九一
个，我说：我只要一天能赚三块九毛九，我就维持独立写作的人格。如果没有三块九毛九，就不行了，我要出卖灵魂了。我的意思是说，要做作家就要降低物欲，
能过简朴的生活。
李怀宇：你现在阅读的情形如何？
王鼎钧：说来惭愧，我读书实在很少，一生最好的时间精力都用于逃难打工以及承受强者的压力，读书时常有罪恶感，自己觉得偷上帝的时间，偷老板的时间，偷
家人的时间。若说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已是筋疲力尽或者漏尽更残，五十年代我写过一句话：我们是用“残生”读书。对书讯敏感，多少书的名字记在心
里，等于风闻美景而不能游。向往美食而不能享。
七十岁退休以后才算有了自己的时间，这才发下宏志大愿，既想“知新”，又想“温故”。古人“三余”读书：夜为日之余，冬为岁之余，雨为晴之余，我曾说还
可以有第四余，“老为生之余”。祖德天恩，老而不死，总算熬到了时候，“残生读书”果然应验。这时候精力和记忆力都减退了，好在我不做研究，读书便
佳。
以我个人的经验，老年阅读，温故容易知新难，凡是早年读过的书，今天不厌重读，有甚么新版本、新译本、新注释、新考证，也都还能吸收，若是新潮创作，过
眼入脑而不能印心，没多久就忘记了！也就是说“底盘”固定，不能扩大，可以堆高。休怪老人固步自封，他有生理条件限制，任我是夸父，此时也只有颓然作
罢，望着日轮冉冉远去。我常劝人四十岁以前多读书，圈子画大一点，老年才有很多书可看。
李怀宇：在这里生活跟外边的朋友交往吗？
王鼎钧：美国这个社会格子化，跟中药铺的格子一样。每个人装在一个格子里头，比方说，打牌的人和下棋的人不来往。我一来就装在格子里。这里很少为了兴趣
聊天一个下午，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讲起朋友来，我很悲惨，很早离开家乡，小学时代的朋友没有了。后离开流亡学校，天南地北飘零，中学朋友也没有了。五
十年代我到台湾不交朋友。每个礼拜，我把我收到的信件通通毁掉。我们那时候发明一个办法，不能烧，要放到水桶里泡，泡烂了，倾盆大雨时倒掉流走。到中年
就不容易交朋友，朋友是另外一个定义，是互相需要，不需要了就没有了。
李怀宇：在美国了解中国的文学情况吗？
王鼎钧：我是1978年来美国，赶上伤痕文学。那时候杂志反应最快，我订了很多杂志，除了《人民文学》，《收获》，还有山东，安徽，陕西，东北，《长江
文艺》，凡是我到过的地方，都订一份杂志，看文学的变化。在纽约可能是我第一个注意《红高粱》，因为写的是我山东老家的事。是我把《红高粱》复印了寄到
台湾去，告诉他们注意这个作家。后来像贾平凹、陈忠实、阿城、刘索拉这些人我都看。我是觉得大陆文学还没能够脱胎换骨，三十年代那一套还藏在里头，作家
还是没有究全丢掉，我想原因不完全是因为环境，是思想。中国作家包括台湾，出国以后就不写了，“渐行渐远无书”，海外的华文文学是靠新移民维持，他们像
雪花，“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池中都不见。”思想转变的时候很难出作品，对旧的失去信心，对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将信
将疑，一定要真正相信一个东西才可以。
王鼎钧：1925年生，山东临沂兰陵人。1949年到台湾，1978年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赴美，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
退休后定居纽约。着有“人生三书”（《我们现代人》、《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左心房漩涡》、《海水天涯中国人》、回忆录《昨天的云》、
《怒目少年》、《关山夺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