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小说家姜贵一同算命（文坛掌故）
大气游虹
名著＜旋风＞里面几个重要人物，我的父亲都能指出原型，主角方祥千就是诸城名士王翔千，此人当年和我父亲都在济南。姜贵长我十岁，因为有这些渊源，我和
他成了忘年之交。
我对这位小说大家的第一印像：魁梧健壮，果然一名山东好汉，表情冷漠，好像城府甚深。那时他住在台南，太太不幸病故，地方法院有位检察官认为他疏於照
顾，打算控他遗弃致死。（一九六一）那年代司法缺点多，「幸而」流行行政干涉司法，可以救济，姜贵北上求援，十位走红的小说家陪他去见司法院长王宠
惠。
六十年代中期，我接编「人间副刊」，开始和他交往。他经商失败，恢复作家的身份，到台北市卖文。他以长篇小说＜旋风＞一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
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氏是这一门学问的权威，一经品题，国际知名，台北的作家都欢迎他「归队」。我请他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付给最高稿费，香港来的
小说家南郭主编中华日报副刋，推出他的＜重阳＞、＜碧海青天夜夜心＞，经我安排，他的＜湖海扬尘录＞上了徵信新闻报的综合版，都是大部头的作品，连载之
后随即出版单行本。写长篇连载的收入很好，那时的说法是：「写诗可以喝咖啡，写散文可以吃客饭，写长篇可以养家。」
这位文坛先进的生活方式很特殊，他住在旅社里，每天到饭馆进餐。那时衡阳路有家旅社叫「成功湖」，房间不大，照样有冷气、有热水浴、有「席梦思」牀，他
在里面住了很久。由中广节目部到「成功湖」，步行五分钟穿过公园就到，我常去找他谈天，旅社左右大小饭舘一家连一家，我中午也常约他一同小吃。
他开支很大，一直闹穷，连载谈妥以后立即要求借支稿费，给编辑很大压力，以致有些人不敢向他约稿，他对各报很有意见。他曾写信向中广公司的梁寒操董事长
求职，寒老交办下来，节目部主任邱楠无法安插，写信转介给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龚弘，龚总聘他为编审委员，地位崇高，工作清闲，每月却只有车马费新台币两
千元，（依当时汇率，折合美金五十元。）徒然「礼聘」，并无「重金」。他也常向中影借钱，龚总请他写剧本，那时中影的行情是、剧本费四万元，先支一半，
（相当於美金五百元，）影片开拍时再付一半。他前后写了三个剧本，都没有拍成影片，他对龚总也非常不满。他的性格也特殊。
他对职业的看法也出人意表。起初，有人安排他去做中学教员，他断然拒绝，认为简直是对他的侮辱。后来他的知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联合圣约翰大学
亚洲研究院院长薛光前，写信给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张氏派人面访姜贵，商量开课，我这位乡贤只愿意做那领高薪不上课的「研究教授」，据说张其昀说
了一句：「那要鲁x来了才可以。」夏志清、薛光前两个人的面子大，张氏仍然安排「国际关系研究所」聘姜贵做研究员，不过聘期只有两年，倒是根本无公可
办，无事可做。人所共知，这个研究所是情报机构的外围组织，养了许多贤才和「闲才」。
混熟了，我有时候也能劝他几句。有些话他倒听进去了，有一天谈起他的两位公子，我说现在爱x爱x都成了某些人的专利，你我这一腔热血只能为了孩子，我们
既然心有罣碍，岂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只有放下身段，为贫而仕。我说你的夫人去世了，令郎没有妈妈，你只有格外操心，子女成材就是你的胜利。我
引用柏杨一句话：「总总把万里江山给他的儿子，老板把万贯家财给他的儿子，你我都得想一想能给子女留下甚麼。」他听了颇为动容。
有一天谈文论艺，他认为夏志清不懂小说，我惊问何以见得？他说他最好的作品是＜重阳＞和＜碧海青天夜夜心＞，夏志清只知道捧＜旋风＞。我对他说：「彭
歌、高阳、郭嗣汾都认为＜旋风＞是你的代表作，他们都是小说家，难道都看错了？我也认为有了＜旋风＞，你一定可以名垂青史。好的长篇小说里面总有可爱的
人物，＜旋风＞有，＜重阳＞和＜碧海青天夜夜心＞没有。我接著补充：「所谓可爱是指艺术上的可爱，不是洋娃娃那种可爱。」他到底是行家，立刻接口：「那
当然！阿Q也可爱，焦大也可爱。」有一天他和小说家亮轩见面，两人谈起我的近况，姜贵告诉他：「王鼎钧这个人，每隔一段时间要找他谈谈。」
我也觉得「姜贵这个人，每隔一段时间要找他谈谈。」他的小说写得好，我很佩服，我佩服一切会写小说的人。我一向主张找失意的人谈天，那正是姜贵最失意的
时候，跟得意的人谈话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失意的人吐真言，见性情，而且有闲暇。
有一次我约姜贵到一家新落成的大饭店喝茶，大楼和饭店都是台湾本省的资本家投资，服务的员工也都是本省人。我俩离开那座大楼，回头看见元老于右任写的招
牌，姜贵对我说，「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见中xx国就像这座大楼一样，一切属於台湾人，只有这块招牌是外省人的手笔。」那年一九六九，台北市规模一新，
这个小朝廷，小锦绣，也有我一针一线，一砖一瓦，花不认识花农，花农认识花，难免想一想花落谁家。
有一天，我俩从蒋xx的铜像旁边经过，他说：「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些玩艺儿都会变成废铜烂铁，论斤出售。」那时机关学校大门以内都有蒋氏铜像一座，多半
是前胸和两肩托住的头像，中国人看了，觉得他满脸苦笑，肢体不全，主其事者居然以为这是提高领袖威望，实在一脑子糊涂。
我和他常常一同看电影，有一次，散场以后，夜阑人静，他说：「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看见舞台演宋美龄如演慈禧太后，演蒋xx如演张宗昌。」
他常说「在我们有生之年」，那时我四十岁，他五十岁。他总是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说，抗战时期他曾经为国军搜集军事情报，有某些经验，这样谈话不会遭人录
音。
有一天他郑重告诉我：「有一天，台湾话是国语，教你的孩子好好的学台湾话。」他对我的作事和作文从无一句指教，这是他对我惟一的一句忠告。
姜贵何等了得！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台湾政治「本土化」成为现实，台湾话列为「十四种国语」之一，为独尊台语作好准备。蒋xx千座铜像，民间任意弃置，
政客任意侮辱，求为回炉原料而不可得。本土政论家取得历史的诠释权，历史人物换服装道具脸谱。这位杰出的小说家业已去世，（1980），有些事他看见
了，有些事他没看见，我依然耳未聋、眼未瞎，也不知道将来还会看见甚麼。
姜贵「喜欢」算命，（他未必相信算命，）台北市有那些「命理学家」，他一个一个说得出真名真姓。有人居室高雅，门外常常停著晶亮的黑色轿车，有人藏身陋
巷，主顾大半是满脸倦容脂粉斑剥的酒女舞女，姜贵都去请教过。我在十六、七岁「插柳学诗」的时候，我的老师擅长占卦算命，曾经给过我一些薰陶，＜渊海子
平＞这样的书我也摸过翻过，姜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谈命的对象，我俩的关系又拉近了许多。
这位乡贤常说：「人生由命，可惜没人能算得准。」
「算命的」里面确有异人，我从姜贵口中得知，有一位「算命的」行走江湖，阅人多矣，他总结经验，发现「好人多半坏命，坏人多半好命。」人的道德品质能从
生辰八字看出来吗，他说「一定」。有没有例外呢，「偶然有，」他若是发见一个好人有好命，或者一个坏人有坏命，他会高兴好多天，可是他明白这并非天地间
的常态。
我回到广播公司，把这一则「世说」告诉了副总经理李荆荪，他忽然说：「你把我的生日拿去找他替我算一算。」我大感意外，那年代出人意表的事特别多。我得
替荆公保密，把生日抄写在另一张纸上，湮灭了他的笔迹。
姜贵带著我去找那个「算命的」，那人并没有甚麼仙风道骨，我微感失望。他指出：「你的这位朋友是子时出生，子时横跨在两日之间，前半个时辰算是前一天，
后半个时辰算是第二天，他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出生？」我不知道，恐怕李副总自己也未必知道。
我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请他大致说一说前半夜出生的人如何，他说了几句，完全沾不上边儿。他再说后半夜出生的人，「这人很有才干，但是瞧不起别人，常常
和人争吵。」这倒是八九不离十了。
我请他继续推算下去，他「哎呀」一声，他说「这人没有气了！」没有气？甚麼意思？他说可能死亡也可能坐牢。算命算出这样一个结果，我怎样交代呢？罢了！
罢了！
我请姜贵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央他替「算命的」写一段批语，我说久病知医，你对算命这一套十分了解，捉刀轻而易举，他默然。我说「算命的」铁口直断，咱
们不能照写，可是也不能凭空编谎骗人，请你用「文学语言」来处理吧！他又默然。
两天后走访姜贵，他拿出一张字条来，大意说，照「贵造」看，您怀才不遇，有志难伸，处处因人成事，但时局动荡，努力往往半途而废，风格高雅，处处留下很
好的名声。最后一句是：「五十岁后归隐田园，老境弥甘。」我把字条拿给李荆公看，他淡淡的说：「教我退休。」
几个月后，李荆荪突然被捕，判了重刑。（1970）这年他五十三岁，十五年后出狱，又三年病逝。他被捕后第二天，我找出他的八字，约了姜贵，（也许我不
该约他，）再去请算命先生看看，这一步好像叫做「覆合」，也许能「合」出甚麼希望来。他只给我几句敷衍，却也没有再收费用。辞出后，姜贵毕竟是老江湖，
他低声问我：「这是李荆荪的八字吧？」
姜贵常说「思想即命运」，这句话对他对我都适用，我们都被自己的想法决定了行动，又被行动决定了境遇遭际，蹭蹬一生。眼看有些人顺著形势思想，跟著长官
思想，或者只有才能没有思想，一个个「沉舟侧畔千帆过」，心向往之而不能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