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釣魚台教育】 敬邀參與：11/1(六)〈釣魚台教育協會〉【未竟的光復：保釣運動的傳承、省思、再出發】論壇
Hu BouKai
釣魚台教育 <diaoyu...@googlegroups.com> 於 2025年10月25日 凌晨12:58 寫道：
各位師長夥伴，歡迎大家參加2025年台社年會 [ 釣魚台教育協會 × 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 ] 論壇場次
2025年是反省之年、再起之年。歷史上，它是臺灣光復八十周年、人類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是中國抗戰勝利八十周年。
原是銘記歷史、反思未來的時刻，釣魚台列嶼仍不斷受到日本侵擾；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布局、台灣執政黨附庸美日而以「終戰」取代「抗戰勝利」的種種實例，不禁讓人質疑，台灣真的光復了嗎？
〈釣魚台教育協會〉以此為契機，撰寫〈未竟的光復：釣魚台教育的五大目標〉論述，從人民歷史、反美日霸權、啟蒙精神、和平願力、兩岸團結等五大目標，以釣魚台做為支點，「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與在地漁民權益結合。
將在11/1(六)台灣社會研究學會論壇進一步探討，深化求索歷史正義與人民尊嚴。
誠摯邀請各位師長夥伴共襄盛舉，點擊表單即可報名兩場座談
- 報名連結： https://reurl.cc/Ln98vK
-------------------------------------------------<台社宣傳-釣教協.png>2025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釣魚台教育協會〉--C2論壇【未竟的光復：保釣運動的傳承、省思、再出發】時間│2025/11/1(六) 14:10-15:50
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科資大樓3樓 D310
主持│呂欽文／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長、臺大城鄉所兼任教授、建築師
與談│
(陸續邀請中)
- 陳美霞／釣魚台教育協會創會理事長暨常務理事、成大公衛所特聘教授
- 張釗維／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CNEX共同創辦人
- 邱士杰／廈門大學歷史學系與文化遺產學院副教授
〈未竟的光復：釣魚台教育的五大目標〉論述
https://www.storm.mg/article/11071236#wholePage
-------------------------------------------------另友好團體〈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將在11/2 舉辦【以「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探索兩岸公共衛生志業的連結與對話】論壇：<台社宣傳-衛促會(1).png>〈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
D3論壇【以「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探索兩岸公共衛生志業的連結與對話】報告人：
- 陳美霞／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創會理事長暨常務理事、成大公衛所特聘教授
- 陳慈立／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 卓淑惠／釣魚台教育協會秘書長
- 姚敏貞／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資深種籽師資
與談人：
- 呂新雨／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暨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
- 鄒月華／贛南師範大學社會主義發展傳播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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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宣傳-釣教協.png><台社宣傳-衛促會(1).png>
ham....@msa.hinet.net
為何造成「未竟的光復」───
由日殖「台灣大悲劇」看「光復」的意義 郭譽孚
近來由於官方竟然有拒絕承認我島1945年那段「光復」的歷史情況，因而導致朝野間的衝突，變得更為複雜難解；原本政局中對演的雙方，政見上有若干衝突本為正常的現象，但是，意識型態上如果過度對立，南轅與北轍的分歧，必將使整個社會陷於難以發展的內耗。
個人長期以來，由於公民教師的專業需要，曾經頗全面的深入這個問題。
當然，個人的能力與經驗所限，所見不見得能臻於理想，但願意藉此機會就教於所有關心此問題的朋友們。
當然，光復，「光」代表的是某種光明，相對於過去的黑暗；對於教育專業者言，這個用詞，有其優點，有其缺點，用個人所重視的認知態度言，古老中國經典的智慧語，「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老話來考察，可能最為真切；其優點是給予當年那些曾經經歷過去黑暗的、廣大的人們，感受到值得活下去的希望，鼓舞他們；其缺點是「光明」的到來，可能只是一種上蒼的許諾；但是在現實中需要多少的等待與巨大的投入？
當年的史實，是在大戰之後，到處斷垣殘壁，想要重新建設自己的家園自然不可能短期就有所成就，更何況，社會裡現實的複雜性，在這關鍵的時刻，不可能不出現問題；於是「光復」所要面對的問題，除了上述認知上可見的問題，需要時間與大量物資的投入外，就可能更有外人所難知的複雜問題了。
此在正式探究之前，試著提出幾個可能使大局複雜化的問題；先看國府可能沒有想到的兩個───
其一、國府在日本投降之後，公開宣布的「不為己甚」以及「與鄰為善」，因而「以德報怨」的偉大心態，對於島民的感受可能如何[1]？尤其對於若干真實惡質的皇民言，可能產生怎樣的心態？
其二、國府派出娶日女為妻的陳儀為我島此時期的最高長官，其人在1935年曾經來台參加台灣總督府舉辦的慶祝「始政四十周年」的慶典活動，在我島上，他的威望會很夠嗎[2]？
再看我島內很少人提到的，但是顯然可能影響大局的兩個問題；
其一、在林獻堂日記中，可以看到中台灣林獻堂一系受到北台灣明志書院、國語學校留日菁英與半山背景的游彌堅與蘇維樑一系的漢奸檢舉；其事牽涉到早年林獻堂與陳炘的大東信託曾經坑垮新竹鄭氏世家的恨事；或還可聯繫到林獻堂受邀參加國府的芷江受降典禮，屆時竟未出席之問題[3]。
其二、林茂生為社長的台灣民報，在光復初期，官方為了收縮通貨，壓制日資，逼使日資大鈔回籠；陳炘的哥哥陳煌，竟利用自身與日資的關係，有從中套利之嫌；當時，台灣民報曾經大力揭發。似有與游、蘇一系合力抗林、陳一系的事態；此外，據當時曾為民報記者的吳濁流稱，林獻堂的女婿杜聰明與林茂生在爭奪台大校長之職外[4]，還有兩人透過家長會有北一中與北二中排序對抗之爭[5]。林茂生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也是1920年慶祝天皇誕辰時寫下「日本國民涵養論」的青年才俊；而杜聰明是日殖下台北帝大唯一獲任教授的台灣人，攻擊他的人說他，那是由於他身為林獻堂的女婿，所以才被看重[6]；不過，杜另有早年參加中華革命黨的背景。這是當時我島上層社會內部的暗流。
其時，中下社會的情況，在我們坊間的史料中，我們有心真實關切者應該都不難看到；我們在此不再贅述那些由爭奪日產到物價飛漲的種種，以及青年們面對自由與民主的新生時，突然解放的處境。
如此的社會事態，是否比我們坊間所論述的深為複雜。。。所謂「光復」，真能夠讓所有的陰霾，很快地消失嗎？
緣起一 ──當年起於馬關條約，如何收拾當年突兀的殘局
該條約第五款──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
其中強調勝利者願意給予戰敗國的國民兩年的時間處理他們的在地產業，好像相當仁慈地對待戰敗國的國民，它給予了國際社會良好的印象。
但是當年的史實背景卻是──清國的談判全權代表李鴻章來到日本馬關談判時，不僅在談判上因戰敗國之恥辱而深受壓制；且按照國際慣例應該受到日本當局徹底的人身保護上，那時竟然發生了日人刺殺傷及李頭部的恐怖事件。該依外交官在談判時竟被在地國人刺殺的事件，是很可能引起整個國際社會反彈的重大外交事件。為了該事件，過去不斷被刁難的清國方面才在該條約談判上，不再受到日本高傲冷漠的一貫抵制而獲得了這兩年的「任便」時間。
換言之，談判當時，日方其實並沒有如此寬大的預期；就所知，他們真實的想法是，日本本身因為人口增長的問題，有對外移民的需要，因而，對於上述外交問題的發展是衷心反對的。
因而，當年馬關條約後，日本當局的接收我島，在政策上就出現了這樣的特殊現象──
「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7]
何以莫名其妙的「謬信」，不是三三兩兩，而是大批人員相信？
然後，當時我島各地就出現了後世應該爭議的史實。我史家多稱其為「乙未抗日」，對於日人言，卻是無方針的「排除我土民」。其方法，沒有明言，但從史實上看，可知道不外乎「燒殺擄掠與姦虐等等」，所有惡質的手段，都在其列。並且，不只是當年的軍人啊，平民也參與其中！這能算是「屠殺」嗎？應該算是「大」還是「小」呢？個人看來，那真是個大悲劇啊。
據稱當時最麻煩的，是上述悲慘的情況被洋人公布到洋媒體上，加以批判，官方怕這將是一個影響「脫亞入歐」國策的大錯，趕快請「無謬」的天皇發布「一視同仁」的命令。
這是當年「聖旨如汗，發而不返，勿須奉答，唯有遵行，以安聖慮」[8]的天皇絕對主義大事；大約是當時唯一可使武士可以不受追究，避開良知追究的理由，否則由1896年，松芳內閣有一名為「台灣之實況」之報告書上所見───
「日軍……『蠻橫虐待土民，無故加以毆打並以低價強購商品；或已徵收的名義掠奪物資，佔領民家祠廟；或者妄加嫌疑逮捕土民並加害……』；……警察也『為了掠奪而毆打鞭笞土民，以靴子踢擊，或妄加嫌疑逮捕土民並殺害。』●「……內地民間人士『過半與官吏勾結，繳納賄賂，透過各種巧詐手段從事建築營造與採買官方所需物資，皆為貪圖不當利益之徒』。……『威嚇壓迫土人締結契約，使其賤賣貨物，其行徑幾同盜賊』。『從商人、到軍伕、勞工、婦女等，大多數言行暴戾放縱，與土人接觸時肆意詬罵任性毆打，這些情狀看來彷若野獸，毫無親和之情。』」● 「對於內地人娼妓問題……『此將受到外國人百般嘲笑，說日本人如果不跟醜業婦〈娼妓〉一塊，便無法經營殖民地了。』[9]
當年的上述史實所顯示的，絕對是「有辱國體」的大事，若是真要根據傳統武士道處置，怕很多大小軍人都應該切腹謝罪。有那「一視同仁」的聖旨，它們遂無須反省檢討。
然而，那無須檢討的一切都是對的嗎，因而，他們就失去了反省的機會，而不需反省，不需修改？這就是後來日軍侵華史中那著名的「燒光、搶光與殺光」，恐怖「三光政策」的由來？也是著名的「南京大屠殺」之前身。就是這由「排除我土民」的陰謀衍生出的「三光政策」，在我們中國大陸上八年間消失了三千五百萬的中國人！
不過，這「一視同仁」之說，由於其有此神聖的地位，因而竟成為我島先民可以據以抗日的論述起點；例如，主持「台灣文化協會」的蔣渭水當年在1924年的「台灣民報」上就曾經上就公開以此向當局抗辯稱──「在內地有多數的社會主義者……至尊的天皇陛下，都未嘗對這些個日本國民，發下追放的命令……身為臣民居於神聖之職的檢察官長竟敢說『反對同化政策需要退去台灣』的壞話──豈不是明明白白地違背天皇陛下的聖旨嗎？豈不是對天皇陛下不忠義？」[10]，此論述不見得有多大效力，然而，就是我無助島民以其自保的一例。
緣起二 ──台大社會系宗師的故事
上述的這個關於「屠殺」史實的問題，作為我們被害人悲劇歷史的序幕，這真是很重要的一頁；往後的一切，可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該悲劇一樣的開展嗎？顯然，太困難了。
尤其，二戰後，台、日竟然都在所謂「自由陣營」之中，美國老大哥為了自身的霸業，很有學問地，默默地出手了──日本當年與老大哥當年一樣，都是殖民帝國，因而，老大哥當然知道關鍵問題何在。
那是殖民地的人口上，往往會因「故」而「無故」喪失巨大的人口數；解決該問題的方式，就是很有學問地改變該數據，然後，靜待史實被遺忘。
於是就在1964年，我島堂堂台灣大學出現了這樣的一位宗師──他曾頗自滿地向儕輩表示──「我所寫的人口論文，在國內很少人注意。但是在國外卻很吃香。許多第一流的社會學雜誌，常常寫信來要我寫稿」；並且展示那些雜誌對他邀稿的態度是「沒有等他交稿之前，就先把美金稿費寄來」[11]。
經過仔細查考，真的發現他在所撰寫的「台灣省通志稿」中，誤讀當年名臣魏源的著作，把其中時間弄錯，以致否棄了魏源史述的合理性，也間接地否定了清末建設我島的劉銘傳那1887年，透過保甲而上報的我島人口數320餘萬人。而其後，我島在外貿帶動下，人口順勢增長。相對於日據初期，官方首度人口調查時，我島人口數僅為258萬人，其中呼之欲出的悲慘史實，似乎很難掩蓋，只能設法加以否棄。
其否棄的方式，該大教授除了因前述的誤讀而否棄了劉當年的數據外，還引用了日本新聞記者出身、日據初期來到我島，在六士事件後，才成為學務部部員的伊能嘉矩的說法為其依據──完全不考慮伊能氏筆下作品多屬於「應用史學」而非「純粹史學」；然後，離奇的，該大教授雖是在該稿中，指出「光緒18年〈1893〉為編纂『台灣通志』，頒布采訪冊於各廳縣，規定采訪各街莊戶若干、丁口若干。在『臺灣通志』稿本中收錄有各縣廳之戶數與人口數；伊能嘉矩在其『台灣文化志』中曾抄錄此項記錄」[12]，之後，該文竟以「但因存台灣省立圖書館之『台灣通志』稿本二種均無人口記錄，未知伊能所據何本？」，然後，卻仍將伊能所提出，那「來路不明」的數據254萬5731人，當作光緒十九年我島實際人口數來運用，而竟就此否棄了劉銘傳在光緒十三年所提出的320萬人。
然而，知否，該三百二十萬人的數據，是上接各種歷史脈絡而來的，例如，當年我島著名的文化人吳子光的紀錄就是──在他1875年編成的名著「一肚皮集」中，曾針對「台灣記事」[13]的「附錄三 淡水廳志擬稿/民籍篇與/臺俗」，留下如此的記述─「內地戶口不若臺地之眾。會典：福建戶口四百七十餘萬。今淡水冊籍四十二萬千三百有奇；以淡籍例之，全臺不下三百萬人，可謂盛矣！」與「吳子曰：此編自禦番起至臺俗止，長短共十餘條，皆所擬志稿也，故附於修志試筆之後云。」[14]。
根據查考，吳先生乃是1819年出生，卒於1883年；1865年中舉，1869年前後，曾受聘參與淡水廳志的修志工作，他所擬數據應該不會空穴來風；再想想我島在1860年代開放通商口岸後，樟腦、茶葉、蔗糖貿易所帶動的勞動力需求，以及開闢鐵路發現的砂金，淘金潮帶來的人力需求，我島總人口當隨社會發展的規律而增加，自然下接其後的320餘萬人。怎能全然不顧這種種人口上推的現實，簡直好似人口學者就有權擺佈這個重要的數字？
最後，該陳教授對於其研究中出現的數據，竟似乎完全不知道日人當年確實有前述的「排除土民」的重大政策存在，且我島各地先民飽受攘逐殺戮與姦淫之慘，而兀自強稱──「設清代末期之人口為320萬人或300萬人，而日據翌年之人口為258萬人，則日據後一、兩年中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此似不可能。故仍以光緒19年之255萬人口，較近事實。」[15]；而其徒輩自然跟隨其偉大的學術權威。
在如此權威的大宗師的引導下，對此重要的問題，從此似乎定於一尊；讓個人感到極類似俗諺所深刻描述於每個弱勢者的最大不幸──「啞巴壓死了兒，要哭也沒有聲音」的悲哀。。。
緣起三 ──現代化理論，去歷史脈絡的傳統到現代
關心當前的社會，關心社會的未來，總常看到關於「現代」或是「現代化」的名詞，自然不能不關切它的意涵。那是怎麼一回事？
二戰後，冷戰初期，台大社會學宗師獲得美國學界的重視，已略如前述；就所知，那正是往後幾十年所謂「自由陣營」，構築全球關於社會「現代化理論」的一個重要側面。今日大家都很熟悉上口的「現代化理論」，正是該種意識型態透過學校教育與公共媒體的社會教育，長期滲透的偉大結果。
它們簡約地強調傳統社會是落伍的，完全不錯，否則怎會許多國家或地區會落入殖民地或者次殖民地的地位呢？於是，相對的，也讓所有落後的地區與國家的人們不能不承認自身不只是「落伍的」，並且也認知到殖民者確實是「進步的」。
然後，他們就推出了一種以簡單的二分法來推動的、關於如何能夠將傳統社會發展成為現代化的進步的社會的論述，向全世界招徠與推廣。同時，似乎只是很湊巧的，所有的先進的現代化的國家都是過去的殖民帝國，因而，他們不僅強調現代化道路，別無他途的唯一性，也衍生出種種如「殖民的近代性」「殖民的治理性」這類新的名詞。
另方面，現代化理論還動員了我們社會的各方面，形成了「社會現代化」「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教育現代化」，甚至「價值中立」等等名詞；他們高高在上地指點著所有落後地區的人們，簡直有點笑談、嘲弄與足以讓弱者更自棄地滲入各個傳統社會的內部。讓所有落伍的傳統社會內部簡直都有趨於分崩離析的情況。
然而，二分法是一種極為不現實，也不成熟的思考模式，怎能成為我們現實中複雜社會生活的指南？作為教師，個人看來，無論哪一種教育體制，所有的教育專家在設計其體制時，都只能把二分法的思考模式，放在低年級的階段，那是為何？這也就是為何在學校只有當低年級時，考卷上才會以是非題考量學生在二分法上的能力；到中年級之後，就簡直見不到那樣的題型了；其原因就是大家都認知到隨著成長，他們將離開家庭與學校面對複雜的社會，不能永遠停留在只有是非、對錯與黑白的二分判斷之中；人類生活中的真實情境是我們必須熟悉在複雜的情況中做判斷，因而有人會說，現實往往是灰色的，只是對於擁有正常身心發展的人們，才更能在這種複雜中看到彩色繽紛的可能性。
而當代的現代化理論，都是使用這種二分法的模式建構的，它們真的可適用於所有的人類嗎？
讓我們來看看當年美國著名的所謂「經濟發展史觀」，作為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一項挑戰，那是美國著名的學者羅斯托在「工業化之過程講座」上的成果。他早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赴英牛津大學留學，學成返美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戰時曾在戰略服務處；是當代的經濟史權威和國際問題專家。很巧，該書出版於1965年，正當前述我島上台大權威教授發表前述人口論述後的一年。
該書的內容，可說就是以前述的傳統與現代化的二分法，簡化社會發展的真實過程，藉此可使落後的人們將能更樂觀的投入；然而，二分法的簡化思考模式，如何能夠處理現實中的種種障礙？
他簡化地描述著，這樣的一種便捷的途徑──
「從歷史的觀點而言『傳統性社會』這名詞包括了全部前牛頓期的世界，君主時代的中國、中東與地中海文化……傳統社會……無論在政治、社會結構、經濟、乃至價值觀念方面，都要經過重大變化，使正常的發展成為可能」[16]
「從經濟發展的觀點看，任何社會都可歸類於下列五個範疇中：傳統性社會、潛伏期、發軔期、成熟期，及大眾化高度消費期。」[17]
鼓舞學習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經濟就能起飛；將一如西方國家經過「過渡期」、「成熟期」而進入「大眾化高度消費期」，最後則將類似美國達於「超消費期」的天堂。並且他還以如下的預言，簡直無懈可擊地向整個世界召喚──
「蘇聯在技術上已具備了進入這個階段的條件，而且從種種跡象看，其人民也渴求消費品的享受。不過如果這階段一旦正式開始後，共產黨領袖們在政治與社會兩方面要面臨許多需要調整的困難問題。」[18]
所謂「自由陣營」，因此聲勢極高，只有少數不被該理論蠱惑，深入探討史實的人，才能發現該理論的問題。因為，該理論的魅力在於其提示種種可能的績效，真是吸引人；然後在遇到障礙時，永遠強調失敗者努力不夠，還有社會、政治、經濟、心理等各方面需要努力；然而，那是真的嗎？值得人們以毀棄自身社會的歷史文化與政經穩定，甚至犧牲生命來爭取嗎？
主張現代化理論的學者永遠不曾檢討自身；霸權國家永遠拒絕減少自身的利益。其中最為赤裸的是拒絕認知當年它們發展資本主義的第一桶金的資源，可說絕對來自對落後地區殘酷血腥的種種掠奪與剝削而積累的，那樣的歷史脈絡，確實總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學者們所努力迴避的。
其次，他所高揚的自由經濟精神，如果其跟隨者讀過美國南北戰爭後，美國的經濟發展史，就會發現當時美國所獲得的機會，絕對不是自由主義的，明明白白地使用的是關稅保護主義的國家主義經濟學，才得以抵抗當時列強的施壓；自由主義絕對不是國家產業發展的萬靈丹；因而，經濟現代化中所強調的自由，並非單純如該理論所描述的那樣地合理化的。
面對如此地拒絕面對史實發展的歷史脈絡，難怪就有了至今風行的「歷史虛無主義」；說起來是避免在歷史問題上做「無必要」的爭論，強調每個人有自己的立場，所見的自然不同；據稱在我們島上某些台灣史研究所就有如此的現象，以使某些已居於壟斷性地位的意識形態，可以永遠維持其地位。
由這個視角看來，這個我們島民的歷史大悲劇問題，真的就不只是我們應該孤單承受的問題，更是我們應該與廣大拒絕被霸凌的弱勢者共同努力與奮鬥的──這些是否應是更值得我們一起深思的？
緣起四 ──台灣大悲劇的「教育脈絡」
我島的大悲劇，當年竟然是那樣地展開，多麼得讓人不忍？以各種各樣的讓人難耐的「排除」的方式來對待，不限於殺戮；對比於後來岡村寧次在我中國所發動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個人不知道如何比較，誰更殘忍？
然而，歷史的脈絡，從來至少有兩種，一種是回溯，追究發生某一事態的理由，就是；另一種是探索該一事態對後代的影響，現在就將依此探究歷經此一大悲劇之後，我島上所將面對到殖民者怎樣的教育問題？
當年〈1900〉曾有一報章如此回顧──
「當時前來本島居住的日本人不到今日的三分之一，但這些少數的日本人逞著戰勝的餘威，以暴戾嚴酷的手段對待佔多數的台灣人，或為奪取台灣人的財富，對其威脅逼迫，或為了完成其任務對台灣人怒嚎鞭韃，尤有甚者，誘拐台灣人妻女或貿然入侵民宅強暴。日本人視台灣人與犬馬豬牛無異，過去歐洲人對黑奴的殘虐，今日在此可見。」[19]
當年，日本文化界的啟蒙大師公開曾經如此說──
「現在內地正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此外對時下的措置，某外文報紙早就撒播邪說，對這次掃蕩大姑陷地方的經緯，報導日軍又屠殺云云；這是他們慣用的毒筆，不足介意。即使不執武器抵抗，如果不服從我國者，不許一天存在於我國境內。……凡是抗拒我軍者，不分軍民盡予殺戮，使無譙類，以全掃蕩之功。」〈福澤諭吉，時事新報〉
沒想到陰謀排除的計畫沒有成功，這位文明大師會怎樣思考我島的教育問題？這是否乃一重要的、值得深深注意的問題？
如此的歷史脈絡下，我們所見到的，是表面上高唱天皇所提過的「一視同仁」，強調對我島民要「親如子女」，然而，剛剛還得意於取得了前述的「視台灣人與犬馬豬牛無異，過去歐洲人對黑奴的殘虐，今日在此可見。」優越地位的日人，甚至雙手沾滿血腥的日人如何能夠改變其心境？是否自然怎可能給我們備受宰制的先民理想的、偏於「人的自覺」與「自強不息」的教育？故我島就在「一視同仁」之名下，出現了專業者所批判的，教學程度「差於日人小學校百分之六十左右」[20]的我台人公學校教育。它有著以下的特色──
一、使我島學生低智的設計
公學校教科書的程度明顯低落，公學校六年課程的程度只等於小學校四年級的水準是人人可以見到的明顯區別；而校外人士看不見的，是關於國語「鴨霸」主義的設計，最早來自法國學者的設計，讓殖民地學生像嬰兒學語一樣，連續專學日語三年，據稱就可以學到日人入學時的程度[21]，但想想看，六年除去三年，還有三年能學到多少？民間自然不滿意，故在1904年前後廢除。
往後的發展，除了把國語在各學科中，仍強調其乃是「日本精神的血液」，而仍視為首要地位外，並且還進一步，在原本五科50分，每科10分；特將國語分為四項，每項10分，國語總計40分，其他各科總計也僅40分來計分。使其在原本應該並重的各科中，占有最大的比重[22]。甚至，還常在其他學科時間，糾正國語發音或文法者；造成其他各科的學習被打斷。
不過，現實教學實效中，影響最大的可能是以下兩項重大的官方規定：
其一，是在學校教育上，官方「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志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23]，從此嚴格限制教師教學不可踰越事先經過校方審查的「教案」。配合於此的，是社會教育上，則有「當辯士者〈講解者〉只須在能夠傳說劇本、腳本以下學識的人才，……」[24]，不可踰越原本受過官方審查的說明書的規定。
天下的教育，竟有如此要學生不可受高尚志能啟發者。
其二、是強調學校中為了要「正常化」，教師不可進行學期測驗，成績一律以平時成績為準；然而，廢除學期測驗就讓學生對於學習成就失去了整合考察的重要機會，絕對不利於學生的學習成果。因而，曾有我們良心教師綜合種種而慨歎公學校中「差小學校的學習效果達百分之六十左右」。
此外，還常有由於日台的居住自然區分聚落，造成小學校與公學校在設備上的優劣差別，例如，公學校上理科課程，竟有需要到鄰近小學校借用磁鐵者；或者，公學校的大門往往設計宏偉、堂皇，但內部設備不足，常受詬病[25]。
二、德育上的他律
在教學規則上，小學校規則中有關於「啟發培養良心」[26]的注重，那就是我們所熟知的自律的培養；但在公學校規則中，只有「公學校對本島人子弟施予德教，傳授實學，以培養國民性格，同時，使其精通國語為主旨。」「傳授修身不僅於規定之教學期間，……經常注意其操行，隨時施以訓誡，」[27]的提示；這衍生而出德育上習於使用體罰，這就是他律的重視規範；而其所謂「德育至上主義」，其極端就是絕不顧慮比例原則，以及是否情有可原，那是往往與社會上大家「聞之色變」的連坐法相通的體罰。例如，每天早晚集會時，常有某些班因細故留下來體罰，就是；甚至也曾有網友如此回憶──
「民國38年，……八歲的我跟隨母親……抵達台灣，插班龍山國小二年級，當時……，導師動輒拳打腳踢，學生還得立正站好。老師規定，全班只要有五人沒完成家庭作業，第二天到學校就要集体受罰。有一天真的有五位同學未寫作業，老師不由分說，令全班……互打耳光，我深感無理，輕輕打了對方廖磊明一下，老師……跑過來教我怎么打，說完就對我左臉重重甩了一耳光，頓時耳朵……就聽不到了。回家後媽媽帶我……急診，一個月才痊癒，但是重聽了。因此我下決心將來要當個愛護學生的好老師，絕不體罰學生。」[28]
據稱，當年著名的兒玉總督上任之初，就曾對當局特別交代，「教育一日不能忽視，然而徒為灌注文明，養成偏向主張權利義務之風，將致使新附之民，陷於不測之弊害。」[29]，絕對不能接受我們今日所認知的權利與義務的相對性。因而，在當年中一中的學生反對炊夫事件中，就出現了當局如此極度顢頇，而學生竟只能「卑順」的情況──
「……，記者 學生這樣的要求學校當局認定如何？ 校長 學生的要求確是很有道理，但是若即刻就照要求處辦，恐怕學生動不動就再出過分的要求，故此不得應的。」[30]
據稱，就是與此類似的理由，在日常生活中，常有學生受到教師或上級生處罰時，不僅不可反抗或申訴，並且還要向施暴者致謝；這樣的所謂「從順」，故實有應稱為「卑順」者。
三、衊華教育
這衊華教育可能是我們先民所遭遇到的最不幸的一種情境，可說是當局者自知無理，但是也要我先民認命聽話的，顯然那就是一種極度歧視，吃定了弱勢者的心態。被欺負了，你又能如何？那是來自身分的歧視，只要是身為日本人就是比支那人高一級，任何委屈也活該，無可申訴似的。
通常在那樣的場合，我島民會被衊稱為「清國奴」「貍仔」「支那豬」之類，也有些日本警察或者日籍教師，甚至台籍稅吏會說出「不滿的話，……回支那去」的句型，遇到日人如此的句型，所強調的就是指我們島民沒有任何不滿的資格，否則的話，就不應該留在島上，成為日本殖民統治下逆來順受的順民。
以我們對於心理學的理解，那樣要人自我鄙棄的成長環境，人在其中，其人格如何能夠正常發展？通常人類都需要自我肯定，自我欣賞，其人格才能順利調暢地成長，然而，他們面對的卻是一個無法充分自我肯定的場域；充滿嘲笑、威嚇與體罰的情境，是否一定會給予學生相當嚴重的某種心理創傷？尤其，當他們一旦由反感而竟然轉成習慣而認命接受之後，他們可能已是如何？
記得，李登輝前總統就曾經描述過他個人在1930年代親聞於其日籍師所說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公元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當時台灣人就應該離開台灣返回大陸；可是，你們台灣人不走，不走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31]
那是作為殖民地人民最難以抗拒的悲哀──當年太幼小了，無法如前述蔣渭水對抗檢察官般反擊那惡質的教師，如何能夠抗衡那樣的衊視；更何況，官方更能在1935年其紀念「侵台」的所謂「始政紀念日」的慶典上，竟獲得了福建省省長陳儀的親自蒞臨博覽會道賀。
因此，次殖民地人民的覺悟者目標清楚，透過「中國人不可進入」之類，主體性已經牢牢地鏤刻在它們的染色體上；自省自卑的深處正是反抗的起點，有多大的壓迫就有多大的反抗。然而，殖民地人民卻在長期鋪天蓋地的衊華大氛圍與低智與他律的殖民教育之中，簡直看不到任何光亮，難怪，雖是像李登輝如此高階的知識份子，也很少有人能夠找到自身主體的方向──竟以身在被擺佈的所謂「雁型序列」為滿足。
我台灣的大悲劇，在教育的脈絡上，就是如上述之展開與延續的悲劇。
另方面，值得提出的是衊華教育下出現的另有一種悲慘型態。
那是關於1947年我島上二二八慘案裡一位事件餘生者對於其同監者的一段惋惜語中，我們可以看見那種衊華的不幸───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他才20歲，不應該殺他，應該給他一個反省上訴的機會，隔日就槍殺，真是土匪兵，一點都不錯。」[32]
看啊，由「秀才」這個名詞上，是多麼的中國，但是「日本精神」是啥？就是「瞧不起中國人」？與對檢察官開「罵」與「很不禮貌」，這就是他們所認知到的「日本精神」？；這是怎樣的殖民「智育」、「德育」與「衊華教育」的成果？
四、某一深明大義者的「異化」特例
除了上述的不幸外，最最後，另有一種難以想像的情況；極特殊的，來自深明大義的世家子；是舉例如下──
首先，先談「異化」，該詞，顧名思義，是與正常發展情況竟然相歧異的、甚至與所期望相反的發展結果。何種情況下，可能發生？是真實的一切條件不變，而現實卻已經改變了？還是外人和自身都沒有注意到條件已變化而已？
有我島世家，不僅早年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甚至參加了孫中山的革命組織；但為了讓孩子少受歧視，得到更好的教育，往往及早送往日本讀書；因入學後，只有每年假日短期回台；以至於母語生疏，日語流利，竟致認同改變；有我島基隆志願兵作家，出身基隆劇院世家的周金波，就是一例。
其人，1920年生，一歲隨母赴日依父親，但因1923年震災而回台；公學校畢業後始再赴日；為承父業，讀齒科，課餘投入戲劇活動，自然深入日本文化；日殖末期，學成返台後，齒科職業之餘，投身藝文界，竟以「志願兵」小說鼓吹於當時，獲得當局大獎；成為其時皇民文學的重要代表。
戰後，該皇民作家在1946年的五四紀念日，竟在基隆領導當地上千民眾進行了一次反國府的示威；其自述事件後他曾被逮捕，因賄才得免；據稱，其胞弟則因而悲慘地死難。數十年後，他曾向我島著名的獨派文學宗師鍾肇政坦白自己曾因不滿而進行過「很激烈的反抗活動」[33]──只是鍾的紀錄中僅表示自身聽其自白中「沒有翻悔」的意思，稱──
「他是不是到現在還有那個皇民思想呢？我是不太清楚，不過他對於自己過去所做所為並沒有什麼翻悔的意思，他認為那樣做是對的。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是來自中國……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34]
其中並未透漏周氏究竟有何作為。是否當年基隆在地曾經發生如鍾所及的，似乎讓這位獨派大宗師聽來也感到可能有可稱為「嚴重錯誤」的恐怖事件？
不過，很湊巧的，剛好被我聽到過當年一個極陰霾的故事，如果是真的話，真是不幸啊；但如果不正視該類問題，如何能防止各種悲劇不斷地重演？因而，願在此公開。
那是當二二八事件前後，在基隆有一位軍官在休假日，竟然死在當地某私娼館內，當時的情況是該軍官的生殖器官被割去了。我聽說起時，只感到震驚，不知真假。但是，幾年後，當我讀到紀政女士提到他的丈夫所曾提及的嘉義中學門口，親見數個中學生生殖器被割開示眾的慘劇，我突然想到這其中是否有怎樣的關聯性──若是軍中真遭遇如此事件，如何能不禁止涉娼，而禁止必須說明理由，是否自然廣傳而可能引出可怕的後遺──是否因而難怪1946年8月，國府接收不久，竟然對全台宣布「禁娼令」[35]，如果不知當年有此慘案，當局就似乎過分重視了該「不急之務」？
是否，因此，難怪悲慘的周金波家族要長期熱心地擔任基隆地區的二二八遺屬團體的會長職務？甚至，還難怪2009年前後，在基隆有一所謂的「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才會舉辦全台罕見的「性別文化與通識教育研討會」，其中有一名為「性產業工作者與基隆社會的互動〈終戰前後〉」的論文[36]──不過，該號稱「終戰前後」的論文中，絕未提到基隆當年該一慘案，其中只是嘲笑了光復當年衛道之士批判日本淫風，乃是不顧人性需求的過度道德觀之不當。
以上，就是有教育專業背景的我，對於當年我「台灣大悲劇」的省思。
如果上述的史實，確實真是屬於那個陰霾時代的面貌，我島先民大多數人會希望及早離開那樣的大環境，希望有一個光明而有希望的未來，應該並非超過其人生本分所應該有的態度吧。
況且，如當年日本在我島上的殖民教育五十年，並沒有真實地推動義務教育，在日殖三十年之後，不僅，我島上的公學校教育水準遠不如日人小學校的水準，並且以日人膨風的就學率言，也只有百分之三十三，遠低於日人小學校的就學率已達九成八以上；而所謂的義務教育，只是在大戰末期才勉強宣布，那是對家長沒有強制性，且日、台課程仍明顯不同的；更別說，那兩年裡，學生簡直天天躲警報和無償勞動，加上師資不足，哪裡能夠想像到真正的「近代教育」竟能夠真實降臨；甚至無論如何的皇民傾向者，面對當年國府由對岸帶來真正的義務教育的國民學校，「光復」將過往前述所有陰霾「一掃而光」的歷史意義，也應該是不可抹煞的吧。
至於，如今我們島上教育之普及，簡直已達到任何人願意讀大學都沒有限制的程度；因而乃有學者稱「我們慶幸我們的子女比美國人〈同樣採美國學制〉更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更難得的是有機會修習碩、博士學位。不可否認的，這也是我愛台灣的理由之一。」
希望上述省思，師大公民訓育系畢業的我，不會讓當年的母系感到遺憾；雖然，據稱當年的母系已經被時代淘汰，然而，曾經在小小圖書室苦讀與在乒乓桌或足球場上的調節身心，每每感受著窗外棕梠樹苦候陽光的堅持的我；一直很難擺脫那個時代，我們所養成的知識分子的自許；如今來到當前時代中，怎能沒有廣泛的省思，雖然真不知是否對於現實能夠有一些綿薄的幫助啊。
我個人長期研究「台灣大悲劇所領悟的態度 ──生於憂患，死於安逸，
真是落後就要捱打啊，因而，謹此分享一首著名的詩篇
憂 患─中國人之能有今日的地位
應當感謝我們的仇敵。
他可憐你的靈魂快鏽成了泥，
用砲火叫醒你，
衝鋒號鼓舞你，
把刺刀穿進你的胸，
叫你紅血絞著心痛，你死了，
心裡含著一個清醒。
應當感謝我們的仇敵。
他看見你的生活太不像樣子，
一隻手用上力，
推你到憂患裡，好讓你自己去永生，
你會心和心緊靠攏，
組成力，促生命再度的向榮。
臧克家 1932年三月
[1] 「無花果」，吳濁流著，草根，頁190。關於此政策在廣大的淪陷區也造成了相當巨大的影響，甚至有論者強調該高調的政策在現實中難以實行，卻是導致往後三、四年間國府垮台的重要理由。可參見於「見證一生」，楊鵬著，編述兒女楊雨亭、楊羚、楊龍，華岩出版社。
[2] 此派任的理由，與其造成的影響可以參見於「愛憎二二八」，戴國煇、葉云云著，遠流，頁84~89。
[3] 當時林受邀參與中樞此典禮；根據記者吳濁流描述，9月6日，消息傳出，民間相當重視；9月9日，參加受降典禮代表返台，竟似記者也不知道林並沒有出席該意義重大的典禮。參見於「無花果」，吳濁流著，前衛，頁163。
[4] 可見於「愛憎二二八」，戴國煇、葉云云著，遠流，頁347~348。吳濁流語，批林在日據下對於抗日的文化活動並不積極。
[5] 林茂生為北二中家長會會長，杜聰明為北一中家長會長，前者為成功中學，後者為建國中學；日殖時期北二中為台灣人為主體的學校。「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杜武志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頁316~317。
[6]也有說法，是由於其同學蔣渭水醫師在反抗運動中有著領導地位，故日殖當局特予地位。
[7] 「日本人的界限」，小熊英二著，黃耀進、鄭天恩譯，聯經，頁67~68~70。
[8] 「日本政治史」，第二冊，升味準之輔著，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頁448、528。
[9] 「日本人的界限」，小熊英二著，黃耀進、鄭天恩譯，聯經，頁66。
[10] 「隨感錄」，蔣渭水著，台灣民報，1924.9.21。收入「蔣渭水全集」，海峽學術，頁36。
[11]此兩小段皆引自「人口論文 蜚聲國際」，黃得時著，載於「台灣風物」，1966年「敬悼陳紹馨教授特刊」，頁6。
[12] 「台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人口篇，第一冊，省文獻會，頁54。
[15] 「台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人口篇，第一冊，頁56。
[16] 「經濟發展史觀」，羅斯托著，饒餘慶譯，今日世界社，頁22。
[17] 「經濟發展史觀」，羅斯托著，饒餘慶譯，今日世界社，頁20。
[18] 同前書，頁28。
[19] 「 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頁49。〈原文刊於「台灣民報」，1900.12.18。〉
[20] 「楊肇嘉回憶錄」，楊肇嘉著，三民書局，頁30。
[21] 「台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頁113。
[22] 官方自認為「國語比從前增加了四倍的價值，教授要旨中重新加入國民精神涵養，其成績考查變成了可與四科目匹敵的價值。國語科的地位愈加重要，教授者的職責也愈形重大。」。見於「同化的同床異夢」，陳培豐著，頁244。
[23]「台灣民報」，1924年12月11日，劍如著，「關於臺北師範休校事件的一考察」。
[24]引自「是誰之過」，「台灣民報」，1926/8/23。當時是默片時代，辯士是影片的講解員。
[25]我島上小學校與公學校之差別，或可視為西方社區主義教育的另類；其國家只提供基本經費，各校教育素質決定於所屬社區本身所能提供的財力，自然形成階級歧視。
[26] 「修身依據教育敕語之意旨，以啟發培養兒童之良心，涵養其德性，……」，「小學校規則」第八條。「台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頁188。
[27] 公學校規則，第一條與第十條。「台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頁100~101。
[29] 「日據下之台政」，第一冊，省文獻會，頁320。這類觀點，十九世紀初年，據稱英國在北美洲已經為黑人設計了特殊的黑人聖經；其將原本一千兩百節上下的內容，刪節為只有兩百多節的篇幅，其中所有可能鼓舞讀者主體性的部分都被清除了。因而，兒玉總督在教育上的此觀點，應該並不具原創性。
[30]「罷學後的學寮與校長」，台灣民報，1927/5/29。
[31]「我特別敬重小學老師與護士」，李登輝著，收入「細讀李登輝」，章益新主編，中央日報，頁89。
[32] 「陳淇澤先生訪談紀錄」，收入「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彙編，2007.12，頁106。
[33] 鍾肇政語。引自「台灣文學十講」，鍾肇政著，前衛，頁229；
[34] 同前註。
[35] 「性別文化與通識教育研討會論文集」，由該學院的通識中心編印，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印行。頁118。https://dyhuir.dyhu.edu.tw/ir/retrieve/356/114-129.pdf 據稱，當時稱為「正俗工作」。
[36] 據稱有專書「性別文化與通識教育研討會論文集」，由該學院的通識中心編印，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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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論壇【以「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探索兩岸公共衛生志業的連結與對話】
時間：2025年11月2日(日)09:00–10:40 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科資大樓 D308教室- 陳美霞／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創會理事長暨常務理事、成大公衛所特聘教授
- 陳慈立／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 卓淑惠／釣魚台教育協會秘書長
- 姚敏貞／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資深種籽師資
- 呂新雨／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暨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
- 鄒月華／贛南師範大學社會主義發展傳播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