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焦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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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文革时期的受难者,同时又是文革灾难的最大受益人,还是后文革时代中国政治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的第一责任人。他的一句对待历史问题“易粗不宜
细”,轻松挡开了关于共产党继续执政合法性的考问,中国从而坐失改革政治、提升人性的最佳历史机遇。如果人性高贵的一面得不到张扬,就绝不可能有健康良
好的政治文明和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人文环境。
邓小平之所以于文革之后回避提升人性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旨在为自己日后的一系列反人性、反普世价值的罪恶动作留下逻辑空间。他从文革之后复出那一天就
很清楚,有朝一日,他不得不再次以灭绝人性的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力。高贵的人性是一束杀菌的阳光,邓小平的人性深处属于霉菌的世界,他本能地要把阳光关闭
在门外。由于及早铺垫,当于六四时期他释放出阴狠的人性的时候,果然不曾遭遇杀菌的阳光。
邓小平两句话误国数十年。第一句是前述的对历史问题“易粗不宜细”,第二句则是对现行政策“不争论”,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待历史问题方面的政策。如果说第
一话从历史的角度挡开了射向共产党继续执政合法性的箭簇,第二句则从现实的角度挡开了同一个问题。一旦挡开这两个问题,共产党就可以不思进取却继续执
政。
到江泽民、丁关根时代,中宣部在“易粗不宜细”和“不争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清晰的宣传方针——为文革讳。这不仅是官方掌控意识形态的指针,也是学界必须
奉行的圭臬。至此,文革成为从学术研究到文艺创作的全面禁区,学者、作家几乎全员堕落。历史和现实问题不断积累,致使共产党遗产的首席继承人胡锦涛也成
为柳宗元笔下可怜的蝜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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