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林江仙
投机
投机是一种自觉的择错行为。明明知道某个行为为错却仍然去做，明明讨厌某个对象但仍与之合作，明明知道某种说法为假但仍然去说，明知现实的不合理但仍然与之苟合、调情。这就是投机：知其错而错之而非不知其错而错之。
人为什么投机？为了实利。
因此，投机是一个清醒者的犬儒行为。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和红卫兵都不是投机分子，因为他们没有觉醒。投机者不是缺少分辨对错、真假、正邪的能力，而是没有捍卫真理、实施正义的勇气，也没有拒绝眼前利益的勇气。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法西斯分子和投机分子都在毁坏我们生活的世界，都在败坏我们的道德，腐蚀我们的良知。
今日中国投机的风行源于有一大批清醒的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是曾经的意识形态迷幻破灭的结果，但是意识形态狂热的破灭却并不必然导致犬儒主义。现代西方国家很多都曾经经历过意识形态狂热，但是取代它的却是实务的公民政治而不是犬儒政治。最有利于犬儒主义和投机主义盛行的土壤是意识形态毁灭以后又无法建立公民政治。
无聊
意义亏空、价值缺失导致的心理体验。无聊就是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不知道活着的意义，也不知道不活着的意义，不知道一个行动的价值。
但无聊不一定表现为没有一切行为，它只表现为有意义的行动能力的瘫痪。对无聊的人而言，无论实施还是不实施某个行为都没有差别，都无所谓，都不能使生活变得有意义。所谓“懒得离婚”。
一个呆若木鸡的人和一个挠首弄姿的人可能都是一个无聊者。
那么多人一边表演着，一边无聊着。
很多情况下，无聊也是一种觉醒后（幻觉破灭后）的经验。一个狂热地做梦的人，一个被神魅控制的人，即使在做着毁坏世界的工作，也不会觉得无聊（比如法西斯分子）。但觉醒后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且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实现这种意义的人，当然也不会无聊。
因此，我们无聊，或者因为我们觉醒后再也没有梦，再也没有生活的意义，或者因为我们虽然有自己的梦，却看不到好梦成真的可能性。我们找到了新的意义却无法实现它。
这两种情况在今天都非常普遍。
傻乐
傻乐是莫名其妙的乐，是不该乐而乐，在应该痛、应该哭、应该喊的时候却乐呵呵的。
没有乐的理由却乐不可支，是为傻乐。
傻乐者因傻（可以是真傻也可以是装傻）而乐，因乐而傻。
傻乐可能是出于无奈，也可能是出于无知。在前一种情况下，乐者明知不应该乐而找乐，明知没有乐的原因而依然乐。这是装傻者的乐。
在后一种情况下，乐者根本不明白自己的现实处境，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乐，像猪圈里的猪乐呵呵地吃食，笼子里的鸟兴高采烈地唱歌。这是真傻者的乐。
前者清楚自己的现实处境，是明知不可乐而找乐；后者昧于自己的现实处境，是不知不该乐而乐。前者源于怯懦，后者源于无知。
在该痛该哭该喊的时候而不能哭不能喊，久而久之则不想喊不想哭以至于丧失了痛的感觉，这样的时代常常流行傻乐。
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消费文化和相当一部分的精英文学艺术，都可以用傻乐概括之：从无聊恶俗的搞笑节目，到不触及现实问题的、一味拿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开涮的小品相声，全部是傻乐。
虚无
和无聊相关的一种体验。或者说，无聊感的根源在于虚无，在于找不到世界存在的意义和自身生活的意义。
虚无感可能来自宗教经验，也可能来自世俗经验。宗教信仰的基础是世俗/尘世虚无主义，认定世俗生活没有意义，而克服这种虚无的出路在于出世，是彻底否弃尘世而不是修复尘世，修复我们现实的生存世界；世俗性的虚无经验是源于世俗世界的败坏，它不从根本上、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否弃世俗尘世，不走向天国寻求解脱，而是主张此时此刻的享乐。
当下中国人的虚无是一种社会性、现实性的体验，而不是宗教性的体验，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本体经验，也不是源于西方哲学家尼采说“上帝之死”，而是一种由现实生活环境的毒化造成的非常具体的世俗性经验。
因此，这里的“虚无”不是哲学术语，而是社会心理学术语。对这种虚无，需要做社会学分析，而不是哲学分析，更不是神学分析。抽象的人性分析和哲学思辨无法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虚无感。
纵欲-享乐主义
和无聊一样，纵欲与虚无也是一对孪生兄弟，是由虚无导致的一种附带现象。虚无是一种心理体验，而纵欲则是这种虚无导致的变态解脱行为。
虚无不见得全部表现为纵欲，也可能表现为宗教禁欲，认为人的尘世欲望全部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纵欲却一定是虚无的结果。
纵欲者认定这个世界除了我们此时此刻的身体欲望外一切都是虚无，没有来世，没有天国，没有长生不老，也没有死后的不朽。我的欲望才是唯一真实的。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纵欲是以人的必死意识为前提的，但是必死意识不必然导致纵欲。人在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之后有几种可能的选择：
一是追求宗教性的不朽，向往永恒的天国，以克服尘世生命的短暂，克服死亡焦虑。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有这样的不朽理论。这种宗教不朽理论事实上完全否定了人们的世俗欲望，因此一般都是禁欲的，但它的最大局限在于因彻底的尘世虚无思想而不再珍爱这个尘世，当然也不会积极地维护保护这个尘世、修复被败坏了的尘世；
二是追求尘世永恒和世俗性的不朽，比如儒家的“三不朽”说（立功不朽、立言不朽、立德不朽），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整个人类的生命是永恒的，人类创造的这个尘世（从文学艺术到制度设置等等）是永恒的，值得我们为之献身（无论是通过建功立业，还是通过创造伟大的艺术作品）。最强大的关于不朽的世俗意识形态大约要算爱国主义；
三是不但不相信宗教性的不朽观念，而且否定世俗性的不朽观念，它彻底怀疑和放逐了任何超越于个体身体欲望之上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国家、人民、人类，还是上帝），认为唯一真实的东西是、也只能是个人的身体，个人的自然生命，它是短暂的，但也是唯一真实的。正是这种极端的虚无主义和极端的自私自利导致了纵欲-享乐主义（中国享乐主义哲学大师杨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每个个体如果都信奉这种纵欲-享乐主义，那就是人类的集体自杀。
显然，今天的纵欲-享乐主义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上帝之死”），而是出于世俗的原因。因为我们本来没有宗教传统。
克服纵欲-享乐主义的唯一途径是重新建筑我们的尘世永恒信念。
犬儒
犬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症状。
提摩太.贝维斯（Timothy Bewes）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中写道：
“笼统地讲，犬儒主义意味着个体与整个社会的某种关系。它最初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此后就标志着一种敌对文化精神，一种不仅辩难而且蔑视由世界所提供的世界观的倾向，一种在传统意义上偏爱象征姿态修辞胜于规范讨论的异化感，这种异化感不仅厌恶病态状况，而且拒绝反顾自身。其基础恰恰就在于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值得被严肃地给予尊重。”
“在现代语境中，犬儒主义的意义上事实上发生了变化，对于他们的异化体验，现代犬儒冷酷无情，反顾自身，万念俱灰，而根本不至于沉溺其中。犬儒主义意味着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倾向，即遁入孤独和内在之中，以缺乏本真为由而放弃政见。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幻灭的处境，可能带着审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质而重现江湖。”（《犬儒主义和后现代性》，第8页）
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么？
犬儒主义者有强烈的怀疑精神，犬儒的核心是对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尤其拒绝当时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诞生之时起，犬儒就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不仅怀疑而且漠视由主流世界提供的对世界的解释，其基础则是认为世界是不值得进行严肃肃对待。学者徐贲认为：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不相信一切价值（虚无主义）和冷嘲热讽、玩世不恭是其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处世态度。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既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这样，它就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至少不正面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
从政治的角度说，当下中国的犬儒主义是政治幻灭和意识形态幻灭的结果。没有人再相信曾经相信的宏大叙事，在这个意义上犬儒者已经觉醒；但是这些觉醒的人不再有积极的行动能力。他们被幻灭感和挫败感击倒了：或者变得疯疯癫癫，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或者干脆疯狂地追逐实利，变成投机分子，和自己蔑视嘲讽的对象一起侵蚀和损害自己生活其中的公共世界。他们不再珍爱公共世界。
因此犬儒主义的出现、盛行与政治参与的衰退是同一个分币的两面，它出现在从大规模的政治退却和文化退却所留下的巨大空间中。“政治活动显然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以犬儒姿态安身于这么一个社会。”（《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10页）这种“干预无用论”（“大势如此，人人如此，我有什么办法？”“现在社会就是这样，说了也白说”）目前正在大面积流行，他们完全放弃了积极的政治行动，或消极颓废，或冷嘲热讽，或纵欲虚无，或投机取巧。很多人甚至认为：我不去做坏事，别人反正要去做的，我的“洁身自好”于事无补，改变不了现实，有什么意义？还不如乘机捞一把实惠。
从心理的角度说，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黑色幽默或嬉笑怒骂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发泄不满的方式。它导致了大量滑稽搞笑作品的出现和黑色幽默风格的流行。当下中国的大话文学就是当代人焦虑的曲折反映，也是宣泄焦虑的一种方式。
犬儒主义者愤世嫉俗,但不拼死抗争，也不坐以待毙。他嘻笑怒骂地加入他并不喜欢的
游戏,有时还玩得格外认真。他有一种“难得糊涂”的幽默感,犬儒者谴责社会之恶,却又不积极抗恶。犬儒者看不起他所谴责的对象,同时也看不起自己。他了解自己,痛恨自己加入于其中的腐败,他觉得腐败的制度是邪恶的,但却并不做任何事情去改变它。腐败的社会之所以能顺畅运行,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它能使绝大部分人变成犬儒主义者。
犬儒还可以分为“在下者”的犬儒和“在上者”的犬儒。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宣泄愤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而言，犬儒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
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都有犬儒的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着、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是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协。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去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
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是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当下的犬儒主义根植于意识形态化政治的破灭。“意识形态化政治”是希尔斯提出的命题。关于意识形态化政治，希尔斯写到：“意识形态化政治的信条是什么？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公设，它认为应该从一组一以贯之的和包罗万象的信仰立场出发来从事政治，而这些信仰则必须压倒任何其他考虑。这类信仰赋予某一群体或阶级至上的重要性，而领袖和政党则成为这些完美无缺的群体的真正代表；相应地，他们将诸如犹太人或资产阶级这样的外国势力和种族群体，视作是所有罪恶的化身和根源。意识形态化政治并不单纯是局限于政治范围的信奉二元对峙的政治，这种信仰唯我独尊，它要求广被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要求取代宗教，提供审美准则，主导科学研究和哲学思索，并且管制住性生活和家庭生活。”“意识形态化政治一向着魔于总体性，并且一直着魔于未来世界。它们相信，健全的政治必须有一套不仅在空间上，而且也在时间上可以说明宇宙中每一事件的学说”（《意识形态与公民道德》第56页，57页），意识形态化政治是一种通过某种宗教化的教条一揽子全盘解决问题的政治，是二元对立的斗争政治，是唯我独尊、鼓吹教主崇拜的疯狂政治，是通过走火入魔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控制个人的一切生活领域的政治。这种疯狂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毁灭是导致犬儒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从警惕理想导向放弃一切理想，从怀疑宏大叙事走向怀疑一切信仰，从厌恶意识形态化政治走向拒绝一切政治，从反思宏大的“未来”叙事走向放弃对未来的责任，总之，从极端的狂热走向极端的犬儒。
然而，意识形态政治狂热的幻灭并不必然意味着犬儒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告别意识形态化政治的途径并不只有彻底放弃政治一条。到底是什么导致人们从意识形态政治的毁灭走向了去政治化的犬儒主义？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