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连海
unread,Jun 2, 2009, 1:07:12 PM6/2/09Sign in to reply to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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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6.4《天安门》纪录片【3小时】强烈推荐
ChuangZaoShe(此非彼创造社也)出品的一部关于1989年六四事件的影片,有三个小时,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年所发生的事。对于想要了解这一事件的人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片子。
eMule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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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的制作人卡玛实际是文革时候的红卫兵小头目。
美国人也有在北京做红卫兵的。不必奇怪。
“白皮红心”的卡玛:半生机缘一世寻
转载自《凤凰周刊:玛雅》2006/10/20
1949年,新中国诞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中,有一对美国青年志愿者———韩丁夫妇。同年12月,韩丁之女在北京出生,取名Carmelita (Carma)Hinton,中文名卡玛。半个世纪后,卡玛以她导演的多部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影片蜚声中外。然而,在她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问号,一个累心却又似乎无解的问号———她永远都在找寻自己的归属。
京腔十足的卡玛把自己“中西合璧”的成长经历称作“不伦不类”。“有人把我的名字译成卡玛·韩丁,这其实不对。”卡玛为自己和父亲“正名”,“韩丁是我爸爸的中文名,姓韩名丁,我的中文名就叫卡玛。虽然百家姓中没有姓卡的,但对于永远是不伦不类的我,这个名字很好。”
虽然长得白人模样,卡玛的中文比英文强,对中国的兴趣比对美国浓,最美好的记忆在中国,最喜欢吃中国北方家常菜,最欣赏中国国粹———书画艺术,在哈佛大学读的博士专业是中国美术史,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全部都是中国题材……
对于这种命运“吊诡”,卡玛的感触似乎并不很强烈。“遗憾和庆幸都谈不上,好像是一种人生挑战。一方面觉得这种处境挺艰难的,因为比较累。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就老得找答案,总也没个歇脚的时候。另一方面,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和层次看问题。这样,可能我跟别人的视角就不太一样。”
“我属于一种没办法成为主流的人。”
1949年12月,卡玛生于北京,农学家出身的父亲韩丁是北京双桥农场的机械师,母亲史克在北京外语学院教授英文。在外语学院幼儿园,卡玛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和中国孩子“滚”在一起,她拒绝学习英文,却天真地以为是父母不会说话。“爸爸妈妈说,这是hand。”卡玛伸出左手,“我纠正他们说,什么 hand,这明明是手。”
少儿时代的卡玛无拘无束,略带几分野性。她的性格热情开朗,和同学之间没有隔阂,他们也不觉得她有什么不一样———也说一口京片子,会骂“国骂”他妈的。
1962年外语附小毕业后,卡玛考入北京当时最好的中学之一———北京市101中学。她的“不伦不类”开始令她不尴不尬。一次,学校举行抗美援越游行,一路上高喊口号“打倒美帝”、“美国佬滚回去”。卡玛走在队伍中,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也想支持越南人民,却因自己的金发碧眼而背着“美帝国主义”的“罪名”。
虽然并没有到过美国,卡玛的一些想法和表现被周围的人视为“美式”。文革前,一天,报上登了一位连队指导员的事迹,其中一件事是他爱人到部队探亲,战士野营拉练弄得满身泥水,他让爱人给战士们洗衣服。“这应该是他爱人的先进事迹,为什么是他的事迹?”卡玛感到费解,“他凭什么支使爱人给别人洗衣服,最后还算他的事迹?”她的质疑让周围的人觉得莫名其妙。卡玛说,“其实我那时非常想改造自己,为革命人民所接受。但我就是对奇奇怪怪,边边缘缘的东西感到好奇。”
“我特别想做一个‘里面’的人”
1968年底,卡玛一帮同学去内蒙插队了。虽然是外国人,卡玛“不愿意被排除在外,不愿意脱离社会”。毕竟,她生长在中国,她的母语是中文。她主动要求到工厂劳动,被安排在人民机器厂。
人民机器厂是遇罗克工作过的地方,卡玛去时,遇罗克已经入狱。她认识了几位遇罗克的同事,大家经常在一起“闲聊”。很快,他们一个个地被警告了,不敢再在工厂乱说,还在学校时,卡玛和她的一些同学就已经“看透了”,用当时的话叫做“痞了”———看周围的人和事不顺眼,对正统思想不再相信。他们自认为是有思想的人,而所谓的“有思想”,就是不认同当时的正统观念。他们看了很多像《日瓦戈医生》这类流散到民间的内部书,是政治现实中的“离经叛道者”。
“在学校时没人管,大家胡说八道,到了工厂我也照样胡说八道,觉得自己特别深刻。”
卡玛说,每天上班跳“忠字舞”,她有意乱抡胳膊甩腿。别人问她为什么不好好跳,她故意说,“我落后呀!”说完自己很得意。
就在卡玛“玩深刻”的时候,她的表弟,寒春和阳早的儿子,被分配到光华木材厂当学徒。虽然每月工资仅有十六块一毛八,表弟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正式成员,不再是“外面”的人。“而我一直还被排斥在‘外面’,我特别想做一个里面的人。”卡玛的话不无搞笑,“我于是也到外专局去说,没想到也就被分配到光华木材厂,一个月也挣十六块一毛八。我刚一去,那儿的工人就告诉我你表弟表现可好了,跳‘忠字舞’特认真!”
卡玛成了“里面”的人,开始“享有工人阶级的权力”。一次,厂里组织对一批“小偷、流氓、反革命”判罪的“群众专政”讨论,居然让她也参加了。然而,卡玛内心非常反感。“我坐在那儿真是难受。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根据判这些人呢?”卡玛回忆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形式———没有法律,没有法庭,没有程序,只有上级发的一个“反革命坏分子”的名单,让工人们讨论对他们如何判罪。参加讨论的每一个人都要显示自己革命,争相不让地“量刑定罪”,不是 “死刑”就是“无期”。
“你说共产党不好,那你呢?!”
此时,在卡玛的书架上,有一本英文著作这样写道:“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这是一部巨著,10种文字出版。这本书,就是美国著名记者。卡玛的父亲韩丁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
1953年,因为不满苏联专家的官僚专断,韩丁返回美国,当时不到4岁的卡玛和母亲留在了北京,然而一回到美国,韩丁便被麦卡锡势力冠以“叛国者” 罪名,置于FBI的监督之下,护照被吊销了15年。母亲告诉卡玛,“爸爸回不来了。”多年后懂事了卡玛才知道,时间和距离已经结束了这段婚姻。
1971年初春,中美关系解冻,韩丁应周恩来之邀再次来到中国。中国官方安排韩丁去各地走访,卡玛与父亲同往。卡玛回忆说,一次,外交部的官员陪韩丁到清华大学了解文革的情况。当时文革还在继续,但“蒯司令”等先锋人物已经过气,主管清华的官员谈了几个小时,竟然只字不提“蒯大富”的名字。“你们谈清华文革的历史,不说蒯大富这个人物,怎么能说清楚呢?“卡玛忍不住不客气地问道。在场的官员都愣了,韩丁却哈哈笑了。“你们看,这是我的‘伟大战略部署 ’,18年前把我女儿留在这了,现在你们骗不了我了。”
“当时只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爸爸随便来这么一句,谁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卡玛说,“他经常说这些话,弄得那些官员不知所措,挺尴尬。后来有位官员说‘说韩丁是左翼进步人士,也不过就是个资产阶级记者嘛’。”
尽管后来带着对中国的失望怅然回到美国,卡玛的“革命立场”并没有动摇。她不能容忍美国人批评中国,更不能坐视不理。尤其是对种族主义分子,她会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你说共产党不好,那你呢?!”
卡玛当时的心态,颇像很多八九十年代去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却不能任由美国人信口雌黄。就像是任性的孩子,他自己可以跟父母吵,跟父母闹,甚至离家出走。但是,当听到别人说他父母不好,他会坚决反击,甚至会拼命。
“我最好的回忆都在中国”
有人曾经问卡玛,如何给自己定位,算洋人还是中国人?“我还真说不出来。蝙蝠,四不像!”卡玛说,在情感上,她非常认同中国人,但是因为不断地被提醒“你不是中国人”,所以“没有办法舒舒服服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中学时,她的功课,体育双优,老师当众夸奖她,一转脸却又背着她对同学说,你们可不要崇洋媚外啊!
卡玛说,“我说不上自己是什么,而且越来越觉得这不重要。但是我可以说,我最诚挚的朋友都是中国人,我最美好的回忆也都在中国。”
燮转载自《凤凰周刊:玛雅》2006/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