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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
19.1 驳朱氏冲击论 工言
19.2 朱容(从金)基的右派本质难改 东风吹
19.3 与工言同志共同探讨(答《四大广场》第十八期工言文)叶向农
19.4 革委会关于纪念六四与纪念文革之间关系问题的决定
19.5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二)(接上期) 佚名
19.6 时事短评(四) 激楚
Si Da Guang Chang (Four Da's Square) No.19
April 25,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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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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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驳朱氏冲击论 工言
中国朱总理在和美国总统的记者会上说:“中国要加入wto,能融入国际社
会,你就必须符合她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不作出让步是不行的,当然这种
让步会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国有企业和中国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我完全
有把握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完全可以经受住这种冲击
,而这种冲击所带来的竞争会促使中国的国民经济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效益
继续发展。”这个讲法是说,没有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的冲击,就不能使中
国国民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就是说,现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靠这种冲
击来维持生命的,不作出最大牺牲,就不能融入国祭社会,即不能与国际资
本主义接轨。要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就只有与国祭资本主义接轨--
--就只有加入世贸----就只有作最大牺牲----就只有接受”很大的冲击“。
这是”冲击论“的”定理“。这是以系牺牲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来换
取延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命,这是冲击论的资产阶级属性。
说这种冲击带来的竞争会使中国经济更快发展,把国际垄断资本的入侵,说
成是竞争,把资本主义的竞争,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是严重的民族气
节问题,是严重的阶级意识和立场问题。也是对”自力更生“光荣传统的彻
底背叛。只有靠国际资本的冲击,中国经济才更快更好发展,这是说中国经
济,中国劳动人民,既惰性大,又无竞争力。这是对中国及其人民的污蔑,
是真正的洋奴哲学。经受得住这种冲击吗?在没”作最大牺牲“前,已有二
千三百多万失业工人和二亿多贫困人口,大出卖以后,国营企业的倒闭更加
剧,失业的工人就更倍增,被牺牲的工人和劳动人民就更多,被牺牲的国家
民族利益就更多,社会危机就更严重。朱总理在纽约商界为他举行的盛晚宴
上,向资本家们诉苦说;他曾被中国”高层负责人
“批评为”卖国“,他在担任副总理后又因为允许美国柯达公司进入北京而
被某位”当权者“斥为”卖国贼“。但原来骂他的人,今年春节还特别向他
“认错”。也许,高层负责人不会再骂,但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看清
了朱氏的真面目,已经心中有数,必定要骂,不但骂”卖国贼“,还会骂“
大买办”,骂当代“李鸿章”,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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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朱熔基的右派本质难改
东风吹
朱熔基在驳斥美国反华势力时,既不理直气壮,
又不义正词严,还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等同于中国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有乞美媚美之嫌,同时也
反映了朱熔基的右派本质难改。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反修
防修的政治变革,反共反民主的麦卡锡主义怎么能与之
相提并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讲得很清
楚: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革命对象在哪里,就在党内,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搞了三反,
五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有效地揭露我们社会
的阴暗面,现在我们终于找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形式自下
而上地揭露我们社会的阴暗面。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
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由于文革的性质,势必遭到走资派的反抗和破坏
。初期,他们搞形左实右,在群众学生中抓反革命,抓
右派,搞人人过关,挑动群众斗群众, 转移斗争大方向;
而同走资派休戚相关的太子党,则祭出反动的血统论,
把革命看成是他们的特权,搞武斗,搞打砸抢,对 不同
意见的群众大打出手,还说这是红色恐怖。朱熔基所谓的
"人人自危 ",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文化革命所
为。
文革的深入进行,击退了走资派的 反抗和破坏,
一场建立社会主义大民主,重新教育干部,加强群众监督
权的革命在中国实行了。群众可以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
辩论,对各类问题发表意见;干部则必须回答: 进城之
后是否脱离群众,骑在群众头上做官当老爷,。。。。。
那时,干部是廉洁的,社会是安定的 。
自从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后,他们这一伙走资派最
恨的是文化大革命,最怕的也是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
革命宣判了官僚特权阶级的死刑,宣判了资本主义路线
的非法,所以他们干的首要事情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
们把走资派破坏文化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
的恶果,统统算在文化大革命头上,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如今朱熔基想以反文化革命的功绩来向美国政府套近乎,
真是他右派本质的再暴露。
朱熔基在美国右派势力猖獗之时,说要给他们“消
消气”,说要去“ 消除误会”,只怕那些美国右派并不会给
他面子。朱熔基有时调子唱得很高,但关键时刻就硬不起
来,原因是他的右派本质难改。(编按:熔是容(从金)的代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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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与工言同志共同探讨 (答<<四大广场>>第十八期工言文)
叶 向 农
99.2.17
工言同志谈到的几个突破口都很在理,现补充几条,供大家讨论:
1.中国农村的游击环境已经不如当初.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最大的遗产就是那些
长线投资项目,而当初的农田基本建设就是其中的一条: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80
年代初把农民搞活,根子就在这农田基本建设上.毛泽东时代的农田基本建设的
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今后在农村打游击比较困难.相反,如今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
比历史上什么时候都要高,这一特点一定要充分加以发挥和利用.这一特点将注定
反动派不敢也不能以现代阵地战的办法来镇压革命运(活)动,因为,如果他们发疯了,
他们将不仅会疯到革命人民的头上,也会疯到反革命人民的头上.比方说上海,
如果上海同时在100个不同的地点发生3-5人为小组的游击暴动,反动派绝对
不可能派轰炸机去狂轰滥炸,因为他们轰炸的结果将主要是炸他们自己,所以,
反动派只能以地面部队来解决问题.一旦双方在地面捉迷藏,如今城市的回旋余地
比农村大,而且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同归于尽的威胁力比农村大.也许有人会说,
"六四"不是被他们以阵地战的方式镇压了吗?" 我想这种说法用不着去回答,
因为六四学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要革命,而邓小平的镇压部队在这这一群手无寸铁的
秀才面前,横着打也好,竖着打也好,没有打不赢的道理.但如果把六四的主人翁,
由手无寸铁的敢愿在狼面前当羊的学生换成有一定革命觉悟的训练有素的游击队员,
我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当然了,在西南地区的山区,还是有很大的游击空间.我并不是说要放弃农村,我
的意思是不要放弃城市,相反,要充分利用反动派的每一个致命弱点来发展革命事业.
2.要清醒的认识到群众中的消极问题.作为一个革命的推动角色,首先要强调的
是发动群众,而不是依靠群众.只有在革命领导力量比较成形之后,才有资格去"依靠
群众".抗大的林校长在七大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不要以为老百姓都和我们一样,
天天讲革命,天天干革命,他们关心的还是如何耕作,如何好收成...".我想
林彪的这句话至少得到了毛主席的谅解,否则,林应该早就摔下来了,而不会等
到九大以后才摔下来.倒过来看看,毛主席他们在七大的时候,已经有部分江山做
后盾,已经可以拦路设障,已经可以发行货币,已经可以征税收费了,但即使是在
这样的时候,他们这班人依然会做出如此的感慨,我们革命人民在没有扎实发展自身
的基础上,只有发动群众的机会,绝无可能"依靠群众"---即使你想要靠也靠不
上任何有代表意义的群众.
还有些人经常跟我们提一个比较幼稚的想法,那就是想方设法往反动派的内部渗透,
我给他们的标准答案是,"在自身队伍没有扎扎实实的建设好之前,你还没有去渗透
他们之前,他们很可能已经把你渗透的干干净净了!".
所以,要把自身队伍的建设放在第一位的第一位,否则,只有被别人统战的份,只有
被别人渗透的份,只有被别人发动的份,而没有统战别人的份,没有渗透别人的份,
没有发动别人的份.一句话,要发展自身的队伍.尽管没有条件开黄埔军校、抗大,
也要以黄埔、抗大为榜样、为目标.
3.要充分应用现代科技.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从实验室偷一块TTL电路板就算是一件
了不得的大事了,但如今,绝大部分的芯片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很多军用产品,人们
都可以私下生产,只是那些产品不能使用,因为全世界各地的反动派都在用各种
各样的借口去反对别人生产这些东西,进而保护他们自己的同类生产.比方说,在美国
integrate一台小wattage的雷达,RadioShack的parts就差不多了,但美国政府不允许
你去测试和使用它,因为他们有很多的license规定.但这些都是在"次反动"历史
条件下的妥协,即反动派在不允许人民干这、干那的同时,给人民以基本的生活出路,
而老百姓则以服从反动派的规定而换取其生存权.但如果反动派连人民最基本的生存
权也剥夺的时候,反动派的这个规定和那个法律将统统变成废纸,在这种情况下,人民
群众的发明创造能力比什么时候都强,而如今那些只有政府才有而人民没有的技术实在
太少了,这方面的优势也要充分发挥.
当然了,即使革命队伍拥有数百颗核弹头,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回到政治上头来,但
我要强调的是,革命积极分子不要忽视这些技术问题.当初的红军也曾削尖了脑袋去抢
国军的发报机嘛!
4.从理论宣传上,可能要再完善一点.前几年,因为国际、国内的反毛分子太猖獗,
所以我们跟他们顶着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今,国内的下岗工人越来越多,很多
人,正如工言原文所讲,已经通过邓小平的官僚资本主义这部反面教材,学到了很多
常识.过去宣传的侧重点是资本主义如何糟糕及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反动,今后要重点宣
传社会主义如何地好,为什么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出路.要
做好这一宣传,我们有必要大大方方地检讨和承认在过去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的一些失误和错误,比方说,在过去确实存在流氓无产阶级消极怠工和吃拿社会主义
的问题,另外,那些流氓官僚主义现象也确实很严重[注:"流氓官僚主义"系指那些
在红时代永远拥护他们的红上级,在黑时代永远拥护他们的黑上级的,以永远拥护为手段,
以吃拿人民群众为实际内容的下流官僚中的官僚主义现象].当初深受其苦的不仅仅是那些
靠边站的老九阶层,很多劳动人民也被剥夺过.所以,只有我们拿出解决这些
问题的理论和办法出来,这样人民才口服、心服地支持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并对他们自己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信心.
抛砖引玉.要更多地讨论战略问题.战术问题没有必要公开讨论.
[9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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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革委会关于纪念六四与纪念文革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决定
经过全面的科学的讨论,革委会在六四与文革之间看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
都是人民群众爱国运动,文革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共产党内部的走资派和官僚主义
的当权派,而六四的主要矛头则是指向共产党官僚资本主义体系的有组织有计划
的、群体性的、肆无忌惮的乃至丧心病狂的贪污腐化.两者主要的不同
点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绝大部分的文革期间的壮烈场面没有得到西方媒体的热
线报道,而六四期间的壮烈场面则不仅得到了西方媒体的热线报道,而且得到了很
多西方舆论导向的“热情指导";第二,正如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主任叶向农同志在
其<<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将中文网路推向新的革命高潮>>①一文中所尖
锐指出的那样,文革是一次彻底的双向革命,在反动派压制革命人民的同时,人
民群众也可以压制反动派,因此文革有资格成为正的革命运动,相形之下,在六
四人民群众爱国运动中,以广大秀才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以不吃不睡为斗争手段,
以爱心感化为主要革命工具,事实证明,在这场人民群众爱国运动中,秀才们只有
被反动派压制和镇压的份,而没有压制和镇压反动派的份,但鉴于鼓励秀才革命积
极性的考虑,革委会决定将六四人民群众爱国运动定为副革命运动.
然而,由于文革确实是国共斗争的继续②,海外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海内的地富反坏右
分子,在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的羽翼下,翩翩起舞,把身为副革命运动的六四
吹的天花乱坠,把身为正革命运动的文革骂的狗屎一堆,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为了鼓励广大的有思考能力的爱国知识分子正确的明辩是非,在六四十周年前夕,
特公布下列四条奖惩条例,供进步分子体会和顽固不化分子受用:
1.对于那些承认六四就是一次小文革的人③,如果他们参加过六四,革委会将授予
他们荣誉造反派光荣称号;如果他们有亲属为六四而献身,革委会将追认他们
的亲属为副革命烈士光荣称号;如果他们虽然没有参加六四,但在美国拿了六
四血卡,革委会将授予他们可原谅血卡的光荣称号.
2.对于那些用双重标准来看待六四和文革的,如果他们的双重标准是"文革错误,
六四正确",那么,如果他们参加过六四,革委会将充分引用邓小平官僚资产
阶级的"稳定论",将这些前六四参与人定为破坏安定团结的、制造不稳定的
动乱分子,并剥夺他们对邓小平官僚资产阶级的腐败问题的批判权;如果他们
有亲属为六四而献身,革委会将追认他们的亲属为死有余辜的暴乱分子;如果
他们虽然没有参加六四,但在美国拿了六四血卡,革委会将继续按照1994年颁发
的<<关于六四血卡及旅美汉奸问题的白皮书>>④评估这些美国绿卡的市面价值.
3.对于那些根本就没有判断标准的逍遥派分子,如果他们一边骂邓小平官僚资产
阶级的腐败,一边又反对文革中的造反派对共产党内部的官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所开展的斗争,那么,如果他们参加过六四,革委会将剥夺他们对邓小平官僚资产阶级
的腐败问题的批判权;如果他们有亲属为六四而献身,革委会将追认他们的亲属为
死于六四流弹的不幸分子;如果他们虽然没有参加六四,但在美国拿了六四血卡,
革委会将继续按照1994年颁发的<<关于六四血卡及旅美汉奸问题的白皮书>>
评估这些美国绿卡的市面价值.
4.对于那些一方面一天到晚要民主,另一方面又坚决拥护邓小平将"大鸣、大放、
大字报、大辩论"从中国宪法中删除的人,那么,如果他们参加过六四,革委
会将剥夺他们对民主追求的权利;如果他们有亲属为六四而献身,革委会将追
认他们的亲属为活该分子;如果他们虽然没有参加六四,但在美国拿了六四血卡,
革委会将继续按照1994年颁发的<<关于六四血卡及旅美汉奸问题的白皮书>>
评估这些美国绿卡的市面价值.
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
1999.3.21
①本文是在嘻笑怒骂的大环境下所制作的一篇文章.文章作为附录附在本决定的后面.
在录入本决定时,个别字句做了修改.
②参阅激楚<<对中特主义的批判>> (http://sdgc.org)
③参阅老十<<第二次文革祭>>
(http://shanghai.netix.com/pub/sdgc/GB/sdgc15.gb)
④参阅叶向农<<关于六四血卡及旅美汉奸问题的白皮书>>
(http://beijing.netix.com/pub/yeh/hanjian/GB/white.gb)
=============================[附 录]=============================
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中文网路推向新的历史高潮!
---答方舟子的"衰败"论
by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主任
叶向农
1999.02.26
原则上来讲,ACT的衰败和SCC的倒塌都或多或少的跟我革委会主任有关.
从公家问题的方面看,我革委会主任越来越从具体行动上远离我广大的海外
秀才阶层,把主要精力花在摸不到Internet的广大海内劳动人民身上;
从私家问题的角度看,尤其是近两三年,我革委会主任一会儿火箭式结婚,一
会儿三下五除二地离婚,这些换来换去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人民
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工作,并间接地影响到ACT等单位的园地建设工作.这个
自我批评是很必要和很重要的.
无庸置疑的是,SCC也好,ACT也好,这些园地曾经一直是革命的战场.
被搁置了半个世纪但如今又被我广大爱国秀才使用的,在部分范围甚至已经
变为广大爱国人士的口头禅的汉奸一词,就是通过SCC和ACT宣传的良好
结果之一.
我革委会主任大概回顾了一下,我革委会主任通过ACT和SCC对广大的海外
秀才阶层做出了如下几个简单的贡献:
1.我革委会主任在万花纷谢一时凋的反动历史时刻,正确地指出了毛泽东思想
在新的中国历史时期的重大现实价值,并及时地(实际上是提前地)指出了官资
本主义在伟大祖国是没有生命力的光辉理论,并进一步诱导广大的小萝卜头开始
以正确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去重新认识和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2.我革委会主任在万花纷谢一时凋的反动历史时刻,正确地指出了一条颠扑不破
的革命真理,即:民主这两个字本身是很好的东西,但那些所谓的民主"斗士"
则基本上都是人渣子.革委会主任的这一光辉的人渣理论已经在革命实践中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有空的时候,秀才们可以到那些共产党开办的专门用来辱骂
民主"斗士"的论坛上去参观一下,"共狗"斗"民猪"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
人渣论.当然了,"汉奸论"也很广泛使用,但前面已经讲了,这里就不在赘述.
3.我革委会主任在万花纷谢一时凋的反动历史时刻,正确地指出了另一条颠扑
不破的革命论断,那就是六四和文革一样,两者都是一场人民群众爱国运动,两
者唯一的区别在于:文革的革命斗争是Full Duplex(双工方式),
在反动派打压人民群众的同时,人民群众也可以打压反动派,因此,革委会决定
无条件地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运动---正的革命运动,而不是副的革命
运动;相比之下,由于在六四人民群众爱国运动中,以广大秀才为主体的人民
群众,只有被反动派镇压的份,而没有镇压反动派的份,从经典的电讯理论来
看待之,这种一方甘心当绵羊,一方积极做恶狼的斗争方式是典型的Half
Duplex(单工方式).因此,革委会当机立断,将六四人民群众爱国运动
定性为副革命运动.
4.我革委会主任在万花纷谢一时凋的反动历史时刻,正确地指出六四绿卡实际
上就是人血馒头的血卡论.这一光辉理论,随着时日的推移,不仅得到了广大的
没有拿到六四血卡的秀才的认同,而且得到了广大的前六四血卡活跃分子的认同,
因为:①六四血卡是以六四副烈士的鲜血为代价的,因此,六四血卡是铁板钉钉
的人血馒头;②六四血卡是以批邓小平为理论根据的,但许多批邓小平的血卡分
子在拿到六四血卡之后又乖乖地把它们的灵魂送给邓小平官僚资产阶级们作贱.
5.我革委会主任在万花纷谢一时凋的反动历史时刻,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的纸老虎
本质和垂死德行,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在汉奸与帝国主义之间建立了"妓女"
与"嫖客"的几何模型,并进两步在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建立了"小老婆"
与"恶汉"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为广小的真正想动脑子思考的进步分子提供了有效的
研究工具.
6.我革委会主任在万花纷谢一时凋的反动历史时刻,自觉地以鲁迅同志为榜样,
在前面有汉奸,后面有官僚资产阶级的超反动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学会了"横过
身来战斗"的革命理论,在得罪了黑压压一大片的汉奸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同时,帮助
黑压压一百大片的广大中国劳动人民喊了几句:对中国二元(多元)封建户口奴隶制
的批判是其中的一句.
7.我革委会主任曾经横眉冷对千夫指,在当时的超反动历史条件下,正确
诱导和引导广大的下流辩护士阶级在Bad和Worse之间尽量往Bad方面努力.
比方说,曾经被广大下流辩护士阶级广泛使用的三字经,经过主任的正确
诱导,如今普遍地以"TMD"方式出现在广大的中文网路上.TMD后来还被
所谓的上流阶级使用.当然啦,TMD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革委会主任对如今
的中文网路文化的贡献远远不只这些,把"比较"省略为"B较"也是我革委会
主任所主持的革委会语言文字简化委员分会倡导的结果:诸如此类,不甚枚举.
8.我革委会主任对北京方面从开通网路到有选择地围堵网路,也是少有的有第一
乃至第二手革命资料的老同志.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昏了头,出现了相当长
时期的革命混战局面,所以,我革委会主任不仅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了斗士,也在
不知不觉中帮助了官僚资产阶级.但无论如何,在斗士抱怨官僚资产阶级封网的
同时,绝少部分中文网路人民会认为我革委会主任是一个反动的旁观分子.
9.我革委会主任在万花纷谢一时凋的反动历史时刻,正确地贯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的关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伟大指示,在"横过身来战斗"的反动历史条件
下,依然发扬了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把早已死气沉沉的中文网
激活了几次,进而有效地推迟了中文网更年期的来临.比方说,我革委会主任有效
地鼓舞了几位从名字上看可能是妇女同志的"网女"…(编按:以下从略。)
10.最后要指出的是,公共中文网的衰退,从许多角度来讲,不仅在无意中符合了
我们革命人民的利益,而且是网路商业化的必然结果.更必须严肃指出的是,
在网路商业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又发现了新的情况:连<<华夏文摘>>等单
位都自觉地使用我们革命人民创办的网路,但许多不知情的人依然花高价
钱购买洋人的价贵物丑的不革命网路资源.这种不革命行为,不仅直接大长了外人的
志气,而且间接大灭了我们革命人民自己的威风.这是商场斗争的新动向,有必要继续斗争,
直到取得反外斗争的全面胜利!
最后,请允许我革委会主任带领广大的革命网民高呼三组口号:
第一组口号:
主任:打倒汉奸!
革命网民:打倒汉奸!
第二组口号:
主任:打倒卖国贼!
革命网民:打倒卖国贼!
主任:杀掉贪官!
革命网民:杀掉贪官!
第三组口号:
主任:以主任为一分子的中国人民万岁!
革命网民:以主任为一分子的中国人民万岁!
主任:万岁!
革命网民:万岁!
主任:万万岁!
革命网民:万万岁!
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主任
199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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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二) 佚名
(接上期)
正如迈斯纳所说:“群众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官方要求了。”这是新型的生产~
关系的萌芽。这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过去一切生产关系都解决不了的矛盾-压迫者和被~
压迫者的矛盾。尽管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超出过萌芽的阶段,~
它毕竟是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一个劳动人民的解决办法,因~
而也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因而也是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
但是,要建设新的生产关系,并最终做到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仅仅有~
广泛的自发的群众运动,还是不够的。只有在群众运动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的革命政~
党,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治权力,生产关系的改造才有政治保障,才能够进行下去。~
没有这样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由于没有一个新的革命政党,人民就不可能夺取政治权力,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就得~
以复原。而统治阶级一旦夺回了政治权力,必然就要利用这个权力来夺回自己在革命~
中失去的一切。
在70年代初期,逐步恢复了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除了的工厂原有的规章制度,越~
来越强调专家管理和技术标准,......经历了动乱的工厂开始重建劳动纪律。.....~
厂长依然还是厂长,他最终是对雇佣他的党和国家机构负责而不是对他所指挥的工~
人负责。(Meisner,1986,384)
但是,要想完全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已经不可能了。
象八十年代中国许多别的问题一样,工作效率低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十多年~
来,中国的工人不听工厂党委的指示,不照看他们的机器,而是花不少时间在打牌上~
面,或者溜出车间去打篮球。......甚至在华国锋掌权两年以后,在中国投资的西方~
公司仍然发现中国工人拒绝服从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指令。......工作效率低的根本原~
因却在于管理人员缺乏权力。......国营企业要解雇一个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位中国官员相当为难地向记者解释:“你应当明白,我们不能够强迫他们干活。”~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巨龙复苏-改革前后备忘录>,69-70)
他们不能够强迫我们干活,这就是革命给被压迫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资产~
阶级学者在咒骂“工作效率低”时没有想到,这也是民主。选举议员,这是几年才轮~
到一次的事情。在报刊.广播.电视上发表言论,著书立说,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做的。~
组织政党,更是精英分子的专利。劳动,却是绝大多数人每天都要参加的最重要的一~
项活动,能自由控制自己的劳动也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最重要的一项自由权利。革命给~
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是怎么估计也不过份的。
新的生产关系流产了,旧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起作用了。人民没有得到发号施令的~
权力,但是旧的权威却不敢发号施令了。统治阶级不能够照旧统治下去了,“改革”~
成了当务之急。
(二)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既不是人民自由选择的产物,也不是对经济规律的科学~
认识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暂时给1949年以来被压迫~
人民反抗国家官僚阶级的斗争划上了一个句号。统治阶级取得了胜利,人民力量被打~
垮,这就为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改组生产关系创造了条件。
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认为:“‘客观经济规律’......要求根据赢利的标准来~
经营经济企业,按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科学的’方法来加强管理的权威。”~
(Meisner,1986,466)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客观经济规律”既不客观,也不科学。~
改革的历史条件就是,统治阶级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改组生产~
关系,因而由压迫引起的矛盾只能通过加强压迫手段来解决。正是从压迫者的眼光看,~
资本主义的管理秩序比中国的国有企业要先进得多.科学得多。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统治阶级的统治越来越建立在以资本主义方式对劳~
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国家官僚阶级因而逐步地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
~
由于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法律上采取了国家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但是,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单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所有~
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完全可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相容的。在这个问题上,~
要紧的不是所有权的法律形式,而是各个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
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必然要求将国家所~
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公开的私有制,这决不妨碍统治阶级的个人成员在资本~
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盗窃国库来积聚私人财富。
统治阶级盗窃国库的主要手段有:(1)“官倒”。据官方学者计算,全国每年由价~
差.利差.汇差和其他杂项形成的“租金”(即可以凭垄断权力攫取的非生产性利润)~
总额有4000多亿元,“其中的40%落入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寻租者手中。”(<新~
华文摘>1992年第二期,56)
(2)“官炒”。“官炒”炒的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房地产和股票。股票是虚拟资~
本,它的价值可以超过它所代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几倍.几十倍。炒房地产主要是炒~
土地,土地本身无价,但其市场价值可以百万.亿万计。所以“官炒”积聚财富的速~
度和规模超过了“官倒”。
张某是一位副市长的儿子,前几年顺应潮流,从经委机关跳入“海”中,办起了一个~
名为国营实为私营的贸易公司。其父主管建筑系统,他自然以做建材为主。不必他求~
人,也不必他父亲开口,“懂味”的建筑公司总是到他这里买建材,而且从不还价。~
仅仅两年多时间,就赚了近200万。1992年,这位张总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登记成立~
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然后,他向一家银行送去一辆进口轿车,三部“大哥大”电话,~
要求贷款800万元,......张用这800万元在海南买了25亩地,4个月后又以1900万卖~
出......”(<经济潮>总第三期,32)
1992年,全国批租土地总数220平方公里,总收入525亿元,中央财政只拿到26.25亿~
元。在北海市,最好的土地从政府转让出去仅9.7万元/亩,市面上最高炒到176万元~
/亩。“炒地远比开发赚钱,实业更比不上。”海口市最繁华地段,从政府转让出去~
是每平方米150元,建好的商品房卖到每平方米3000-4000元。有的城市每平方米只~
有5元,还有分文不取的。(<中国房地产导报>1993年第20期,18-20)
我们无从知道炒股票导致多少国有财产流失。但从几个具体的例子中业可见一斑:~
上海有个“杨百万”,专做股票生意。去年三月间,一次抛出6800股“电真空”股券,~
每股价差近50元,一下子就获利34万元。(<中国劳动科学>1992年第三期,15)
某报记者的关系网四通八达,......搞到一批法人股后,他就找到迫切需要购买的单~
位,转手“批发”出去,“批发费”100%。自然,由于股票上市以后价格总要翻上~
几番,......100%的“批发费”虽然高得惊人,但还是有大利可图,......几次折~
腾下来,这位记者就成了一个“百万元户”了。(<经济潮>总第三期,54)
(3)官僚机构自办经济实体,攫取巨额垄断利润。1992年,全国新增公司22万户,~
公司总数比1991年增长88.9%。“这些新增的公司大多是机关办的经济实体。”“全~
国有60%以上的机关创办了经济实体。”(<经济潮>总第三期,25)“甚至中国人民~
解放军,......也开办了一批豪华饭店,军办工厂为市场生产电冰箱.钢琴.电视机和~
民用客机。有400个军办工厂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了销售代理。”(Smith,1993,97)
~
官僚机构自办的经济实体,除了有条件搞“官倒”.“官炒”以外,凭籍官僚机构的~
垄断权力,可以得到远非正常利润可比的垄断利润。
一家物资公司千辛万苦弄到一批钢材,急需1000万元贷款,找到某工商银行,行长说:~
“最近资金比较紧张,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们行自办的实体昨天刚批去了1000万~
元贷款,目前还没有提走,我看你们可以和他们联系,合起来做。”于是,以物资公~
司名义要的贷款最后落到了银行自办的实体手中,银行的实体不费吹灰之力得了一半~
的利润。(<经济潮>总第三期,26)
(4)统治阶级上层直接与外国资本勾结,帮助外国资本剥削中国人民,再从外国资~
本取得的巨额利润中分一块赃。外国资本要通过剥削中国人民取得高额利润,需要逃~
避进出口管制,逃避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少交或不交利润税,尽量取得廉价~
或无价的土地......所有这些都需要身居高位的统治阶级成员帮助才行。所以,外国~
资本需要一部份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充当这样的买办资本家:
大批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在美国和欧洲的最大的银行和跨国公司(在华办事处)这充任~
职员。......其中绝大多数人当然会为他们的老板服务,......“买办”就是指这些~
人。(Hinton,1993,96)
袁先生,45岁,共产党员,......一张名片上写着他是广东省东莞市(东莞是外国在~
广东投资的热点之一)副市长。另一张名片上写着他是香港Fook Man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有几百万银行存款。袁还是另外三家香港公司的董事,是洛杉矶一家有500间~
客房的饭店的部份所有者,他还计划把自己的势力发展到新加坡和法兰克福。中国人~
把这种人叫做“假洋鬼子”。这是19世纪对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国买办的讠虐称。袁对~
此欣然接受。他说:“我们在赚钱......”(Smith,1993,98)
统治阶级大规模盗窃国库,巨额国家财产转化为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财产,导致国~
家财政入不敷出,陷入财政危机。为了克服财政危机,就要开源节流。开源,主要是~
提高消费品价格;节流,主要是削减社会福利。
以“价格改革”为名,消费品价格连年大幅度上涨。(见表2.1)
表2.1 中国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1981-85 1986-90
年均财政赤字(亿元) 122 475
财政赤字占国民收入比重(%) 1.8 3.5
城镇消费品价格
年平均增长率(%) 4.2 13.1*
*系1986-89年
资料来源:马宾;<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四期,21
官方经济学家说,通货膨胀不能归咎于改革,在改革以前,城市长期存在消费品短~
缺,短缺实际上是“隐蔽的通货膨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有比一切社会现象都看~
做是资本主义道路社会现象,才能理解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短缺”经济和“通货~
膨胀”经济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社会关系。“短缺”意味着根据货币以外的标准分配~
社会财富。这种标准可以是政治权力.社会特权,也可以是基于社会平等,或者优先~
照顾弱者。而“通货膨胀”无非是这样一种社会的特有现象,在这种社会中,谁有钱~
谁就是老大。
贝特兰在70年代访问中国后曾经这样介绍当时中国的价格制度:
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取决于不同的政策。
1.必需品贸易利润;必要的话国家还会给予补贴。比方说粮食,是国家专控物资,从~
农民收购的价格实际上等于零售价。也就是说国家要负担销售.运输等项成本。....~
.总的来说,几种基本食品的销售价格近年来降低了,但是从人民公社收购的价格并~
没有下降。例如,每50公斤大米的销售价从1950年的17.63元下降到1970年的16.40元。~
同样,在不提高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情况下,也可以提高从人民公社收购的价格.....~
★★★★★★★★★★★★★★
April 25, 1999
WWW:
http://sdgc.org
Gopher:
gopher://sdgc.org
FTP:
ftp://beijing.netix.com/pub/sdgc
※※※※ ※※※※ ※※※※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叶 向 农
99.2.17
工言同志谈到的几个突破口都很在理,现补充几条,供大家讨论:
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
1999.3.21
=============================[附 录]=============================
by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主任
叶向农
1999.02.26
我革委会主任大概回顾了一下,我革委会主任通过ACT和SCC对广大的海外
秀才阶层做出了如下几个简单的贡献:
最后,请允许我革委会主任带领广大的革命网民高呼三组口号:
正如迈斯纳所说:“群众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官方要求了。”这是新型的生产
关系的萌芽。这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过去一切生产关系都解决不了的矛盾-压迫者和被
压迫者的矛盾。尽管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超出过萌芽的阶段,
它毕竟是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一个劳动人民的解决办法,因
而也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因而也是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
但是,要建设新的生产关系,并最终做到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仅仅有
广泛的自发的群众运动,还是不够的。只有在群众运动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的革命政
党,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治权力,生产关系的改造才有政治保障,才能够进行下去。
没有这样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由于没有一个新的革命政党,人民就不可能夺取政治权力,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就得
以复原。而统治阶级一旦夺回了政治权力,必然就要利用这个权力来夺回自己在革命
中失去的一切。
在70年代初期,逐步恢复了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除了的工厂原有的规章制度,越
来越强调专家管理和技术标准,......经历了动乱的工厂开始重建劳动纪律。.....
厂长依然还是厂长,他最终是对雇佣他的党和国家机构负责而不是对他所指挥的工
人负责。(Meisner,1986,384)
但是,要想完全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已经不可能了。
象八十年代中国许多别的问题一样,工作效率低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十多年
来,中国的工人不听工厂党委的指示,不照看他们的机器,而是花不少时间在打牌上
面,或者溜出车间去打篮球。......甚至在华国锋掌权两年以后,在中国投资的西方
公司仍然发现中国工人拒绝服从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指令。......工作效率低的根本原
因却在于管理人员缺乏权力。......国营企业要解雇一个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位中国官员相当为难地向记者解释:“你应当明白,我们不能够强迫他们干活。”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巨龙复苏-改革前后备忘录>,69-70)
他们不能够强迫我们干活,这就是革命给被压迫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资产
阶级学者在咒骂“工作效率低”时没有想到,这也是民主。选举议员,这是几年才轮
到一次的事情。在报刊.广播.电视上发表言论,著书立说,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做的。
组织政党,更是精英分子的专利。劳动,却是绝大多数人每天都要参加的最重要的一
项活动,能自由控制自己的劳动也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最重要的一项自由权利。革命给
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是怎么估计也不过份的。
新的生产关系流产了,旧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起作用了。人民没有得到发号施令的
权力,但是旧的权威却不敢发号施令了。统治阶级不能够照旧统治下去了,“改革
成了当务之急。
(二)官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既不是人民自由选择的产物,也不是对经济规律的科学
认识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暂时给1949年以来被压迫
人民反抗国家官僚阶级的斗争划上了一个句号。统治阶级取得了胜利,人民力量被打
垮,这就为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改组生产关系创造了条件。
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认为:“‘客观经济规律’......要求根据赢利的标准来
经营经济企业,按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科学的’方法来加强管理的权威。”
(Meisner,1986,466)离开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客观经济规律”既不客观,也不科学。
改革的历史条件就是,统治阶级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改组生产
关系,因而由压迫引起的矛盾只能通过加强压迫手段来解决。正是从压迫者的眼光看,
资本主义的管理秩序比中国的国有企业要先进得多.科学得多。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统治阶级的统治越来越建立在以资本主义方式对劳
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国家官僚阶级因而逐步地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
由于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法律上采取了国家所有制
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但是,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单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所有
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完全可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相容的。在这个问题上,
要紧的不是所有权的法律形式,而是各个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
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必然要求将国家所
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公开的私有制,这决不妨碍统治阶级的个人成员在资本
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盗窃国库来积聚私人财富。
统治阶级盗窃国库的主要手段有:(1)“官倒”。据官方学者计算,全国每年由价
差.利差.汇差和其他杂项形成的“租金”(即可以凭垄断权力攫取的非生产性利润)
总额有4000多亿元,“其中的40%落入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寻租者手中。”(<新
华文摘>1992年第二期,56)
(2)“官炒”。“官炒”炒的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房地产和股票。股票是虚拟资
本,它的价值可以超过它所代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几倍.几十倍。炒房地产主要是炒
土地,土地本身无价,但其市场价值可以百万.亿万计。所以“官炒”积聚财富的速
度和规模超过了“官倒”。
张某是一位副市长的儿子,前几年顺应潮流,从经委机关跳入“海”中,办起了一个
名为国营实为私营的贸易公司。其父主管建筑系统,他自然以做建材为主。不必他求
人,也不必他父亲开口,“懂味”的建筑公司总是到他这里买建材,而且从不还价。
仅仅两年多时间,就赚了近200万。1992年,这位张总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登记成立
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然后,他向一家银行送去一辆进口轿车,三部“大哥大”电话,
要求贷款800万元,......张用这800万元在海南买了25亩地,4个月后又以1900万卖
出......”(<经济潮>总第三期,32)
1992年,全国批租土地总数220平方公里,总收入525亿元,中央财政只拿到26.25亿
元。在北海市,最好的土地从政府转让出去仅9.7万元/亩,市面上最高炒到176万元
/亩。“炒地远比开发赚钱,实业更比不上。”海口市最繁华地段,从政府转让出去
是每平方米150元,建好的商品房卖到每平方米3000-4000元。有的城市每平方米只
有5元,还有分文不取的。(<中国房地产导报>1993年第20期,18-20)
我们无从知道炒股票导致多少国有财产流失。但从几个具体的例子中业可见一斑:
上海有个“杨百万”,专做股票生意。去年三月间,一次抛出6800股“电真空”股券,
每股价差近50元,一下子就获利34万元。(<中国劳动科学>1992年第三期,15)
某报记者的关系网四通八达,......搞到一批法人股后,他就找到迫切需要购买的单
位,转手“批发”出去,“批发费”100%。自然,由于股票上市以后价格总要翻上
几番,......100%的“批发费”虽然高得惊人,但还是有大利可图,......几次折
腾下来,这位记者就成了一个“百万元户”了。(<经济潮>总第三期,54)
(3)官僚机构自办经济实体,攫取巨额垄断利润。1992年,全国新增公司22万户,
公司总数比1991年增长88.9%。“这些新增的公司大多是机关办的经济实体。”“全
国有60%以上的机关创办了经济实体。”(<经济潮>总第三期,25)“甚至中国人民
解放军,......也开办了一批豪华饭店,军办工厂为市场生产电冰箱.钢琴.电视机和
民用客机。有400个军办工厂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了销售代理。”(Smith,1993,97)
官僚机构自办的经济实体,除了有条件搞“官倒”.“官炒”以外,凭籍官僚机构的
垄断权力,可以得到远非正常利润可比的垄断利润。
一家物资公司千辛万苦弄到一批钢材,急需1000万元贷款,找到某工商银行,行长说:
“最近资金比较紧张,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我们行自办的实体昨天刚批去了1000万
元贷款,目前还没有提走,我看你们可以和他们联系,合起来做。”于是,以物资公
司名义要的贷款最后落到了银行自办的实体手中,银行的实体不费吹灰之力得了一半
的利润。(<经济潮>总第三期,26)
(4)统治阶级上层直接与外国资本勾结,帮助外国资本剥削中国人民,再从外国资
本取得的巨额利润中分一块赃。外国资本要通过剥削中国人民取得高额利润,需要逃
避进出口管制,逃避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少交或不交利润税,尽量取得廉价
或无价的土地......所有这些都需要身居高位的统治阶级成员帮助才行。所以,外国
资本需要一部份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充当这样的买办资本家:
大批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在美国和欧洲的最大的银行和跨国公司(在华办事处)这充任
职员。......其中绝大多数人当然会为他们的老板服务,.......“买办”就是指这些
人。(Hinton,1993,96)
袁先生,45岁,共产党员,......一张名片上写着他是广东省东莞市(东莞是外国在
广东投资的热点之一)副市长。另一张名片上写着他是香港Fook Man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有几百万银行存款。袁还是另外三家香港公司的董事,是洛杉矶一家有500间
客房的饭店的部份所有者,他还计划把自己的势力发展到新加坡和法兰克福。中国人
把这种人叫做“假洋鬼子”。这是19世纪对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国买办的讠虐称。袁对
此欣然接受。他说:“我们在赚钱......”(Smith,1993,98)
统治阶级大规模盗窃国库,巨额国家财产转化为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财产,导致国
家财政入不敷出,陷入财政危机。为了克服财政危机,就要开源节流。开源,主要是
提高消费品价格;节流,主要是削减社会福利。
以“价格改革”为名,消费品价格连年大幅度上涨。(见表2.1)
表2.1 中国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1981-85 1986-90
年均财政赤字(亿元) 122 475
财政赤字占国民收入比重(%) 1.8 3.5
城镇消费品价格
年平均增长率(%) 4.2 13.1*
*系1986-89年
资料来源:马宾;<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四期,21
官方经济学家说,通货膨胀不能归咎于改革,在改革以前,城市长期存在消费品短
缺,短缺实际上是“隐蔽的通货膨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有比一切社会现象都看
做是资本主义道路社会现象,才能理解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短缺”经济和“通货
膨胀”经济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社会关系。“短缺”意味着根据货币以外的标准分配
社会财富。这种标准可以是政治权力.社会特权,也可以是基于社会平等,或者优先
照顾弱者。而“通货膨胀”无非是这样一种社会的特有现象,在这种社会中,谁有钱
谁就是老大。
贝特兰在70年代访问中国后曾经这样介绍当时中国的价格制度:
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取决于不同的政策。
1.必需品贸易利润;必要的话国家还会给予补贴。比方说粮食,是国家专控物资,从
农民收购的价格实际上等于零售价。也就是说国家要负担销售.运输等项成本。....
总的来说,几种基本食品的销售价格近年来降低了,但是从人民公社收购的价格并
没有下降。例如,每50公斤大米的销售价从1950年的17.63元下降到1970年的16.40元。
同样,在不提高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情况下,也可以提高从人民公社收购的价格.....
2.对人民健康必需的商品按成本价销售,也就是销售中不得利润。比如,药品价格随
着成本下降而下降。20万单位盘尼西林的价格,从1953年的2.10元降到1970年的1.23元
....
3.日常必需品价格也是便宜的,但要加上一定的利润。例如,每50公斤煤块的价格,
从1950年到1970年,由2.80元下降到2.50元。
4.至于非必需品(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等),一般固定在“历史形成的价格”上。
这些产品成本价格的任何下降,都用来增加社会积累基金。
主要是要理解,中国的价格体制不仅关系到政策,而且体现着政治-取决于政治和社
会的考虑。(Bettelheim,1974,64)
所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决不仅仅是一般地由于社会总供求之间的不平衡,它实
际上是国家既定政策的产物。在“价格改革”的旗号下,把一大部份产品的价格交给
自由市场支配,实际上是牺牲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到1991年,绝大多数社会产
品都由市场自由调节,这就为物价飞涨扫清了障碍。〔3〕
削减社会福利:据全国总工会测算,各地实行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三项改革,
职工须承受部份占其生活费支出的6-7.5%。
通过掠夺国库,而归根结底是通过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在少数人手中积聚起了巨额
财富。“大陆人口的3%(约合三千万人),属于富有者阶层。他们的私人存款占全
国居民储蓄存款的40%,即人均1.5万元左右。”(<北京青年报>1993年12月28日)
1992年,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额达到了18000亿元,照那“40%”推算,“富有者阶
层”拥有的个人金融资产总额应在7000亿元以上。这7000亿元从哪里来呢?
如果我们假设,从1986年到1993年每年有1000亿元国家财产被转化为统治阶级成员
的个人财产,那么,在这期间他们便一共积聚了8000亿元财富。显然,所谓“富有者
阶层”绝大多数都是统治阶级的成员。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私人资产阶级。私人
资产阶级不是统治阶级,它不依靠政治垄断权力,而依靠剥削雇佣劳动发财。私人资
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会不会使它成为一支民主力量?它能不能领导未来中国
的民主运动?
在一份官方学术刊物上居然出现了这样一段奇文:
一个社会的主体,不只决定于某阶级人数是否最众,同时还决定于该阶级的财产数量,
即须用财产加权.......从无产阶级中“先富起来”而脱胎形成的有产阶级,正以其日
益增多的人数和日益积累的资本,成为社会成份的主流,成为社会主体,这是一个好
的变化......经济利益的增长,必然促使有产阶级寻求政治发言权,并力求通过各种
立法途径,干预政府决策。它意味着原有宪法的过时,意味着政治结构的改组.....
有产阶级不会再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它将影响未来一千年,主宰未来一百年。(孤
闻)
谁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呢?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专政呼之欲出啦!作者拐弯抹角
地发明了一个“有产阶级”的概念。谁是有产阶级呢?是官僚资产阶级吗?官僚资产
阶级本身就是统治阶级,还何须“寻求政治发言权”?所谓“有产阶级”无非是指私
人资产阶级。那么,私人资产阶级能不能“影响未来一千年,主宰未来一百年”呢?
纯属幻想。
首先,私人资产阶级实力非常弱小。根据官方统计,1990年中国私营企业共有98000万
户,注册资金总计45亿元,平均每户不到5万元。(韩明希,前言)即使考虑到官方
统计有低估的成份,私人资产阶级的实力也决不到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个零头,竟想
!0以其日益增多的人数和日益积累的资本,成为社会成份的主流,成为社会主体,”
正无异痴人说梦。
无疑,官僚资产阶级有其寄生性的一面,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妨碍的一面。从
这个角度说,私人资产阶级也有争取民主的要求。但是,与专制政权带给私人资产阶
级的利益比起来,专制政权的祸害只能算是一点回扣。私人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一样,都是剥削阶级,都靠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发财。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的工资
越低越好,福利越少越好。工人越是缺乏斗争力量,资本家的这些愿望就越容易实现。
而工人越是没有政治权利,工人就越是缺乏斗争力量。私人资产阶级自己当然也渴望
得到政治权利。但是,如果为了自身得到政治权利,必须让工人阶级也得到政治权利
的话,这个买卖未必划得来。私人资产阶级关心的是,如果实现了民主,我能得到比
目前更高的利润率吗?如果不能,私人资产阶级当然对民主不感兴趣。如果实现民主
以后情况与现在差不多,或者极不确定,那又何必为此折腾上十来年.闹个天翻地覆,
甚至冒革命的风险呢?
(三)1989年革命
任何一个压迫社会,要把它的压迫强加到绝大多数人头上,都不能不经过多次重大
的斗争,都必须付出流血的代价。资本主义也不例外。
中国的劳动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因而当时也就不再有用革命
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历史可能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改
革”可以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了。恰恰相反,中国的劳动人民决不会不经过严重的战
斗就放弃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争得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就听任统治阶级把一个
“正常”的压迫制度强加在他们头上。随着资本主义“改革”的发展,在整个八十年
代,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统治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增长,越来越激化了。
这个矛盾因为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进一步尖锐化了。根据官方统计,1988年
职工货币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19.7%,而全国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了20.7%。
(<中国经济年鉴>1988年卷)就是说,即使根据官方统计,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也下降
了。这是在“改革”时期,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第一次绝对下降。中国已经到了革命的
边缘。
一个成功的革命,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和成熟的革命理论,和一套清晰明确的、前后
一贯的革命纲领。这个理论和这套纲领,必须能够反映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必须能够充份地动员绝大多数人民参加革命斗争。而1989年革命恰恰没有这样一个理
论和这样一套纲领。
1989年,在意识形态领域几乎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所以,自由派知识分
子理所当然地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为什么在1989年没有出现一支由革命社会主义知
识分子领导的左翼民主力量呢?
1979年,北京发生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当时,几乎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不反
对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而在于没有民主,在
于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次运动最后被镇压下去了。1982年,理论界发生了关于
!0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战。一些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影射和批判
现实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异化社会。官方宣布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实
际上就是宣布这种观点非法。
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宣布马克思主义观点非法,似乎不可思议,却又是
很合乎逻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统治阶级树立新的意识形态、新的辩护
理论。这种辩护理论不应该帮助人民看清压迫社会的本来面目,更不许煽动人民造反,
它必须能证明压迫有理、剥削有功。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才有这样一整套现成的辩
护学说。所以,统治阶级起初是默许,后来是鼓励,再后来就积极参与用西方资产阶
级的社会科学篡改、伪造马克思主义,或者乾脆取而代之。
统治阶级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在官方理
论中却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统治阶级并不想“全盘西化”,而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是有选择的,根据的是“中国国情”。经济学在“自由化”方面迈得步
子最大,因为这个领域直接关系到生产关系,却并不直接威胁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
政治学、法学相形之下就比较“保守”。这两个领域进展慢一些,并不妨碍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发展,而进展得太快,倒是有引进西方民主思想、危害一党专政的危险。
但是,原地踏步是绝对不行的,也没有必要。如果说,在经济学领域不存在“阶级”
概念了,在政治学、法学上又哪里来的“阶级专政”呢?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发现,
资产阶级理论既然能证明“剥削有理”,未尝不能用来证明“独裁有理”,新权威主
义即是一例。在统治阶级的纵容、怂恿下,中国形成了一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即
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绝大部份人都是官方学者,有不少人还在统治阶级的咨
询机构中充任要职,扮演所谓“智囊”的角色。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左翼民主力量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先后被镇压。
要重新组织革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队伍,就要发展新的革命理论,要反思以往社会
主义革命的经验,又要迎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新的挑战。新的革命力量还需要新的革
命战略和战术。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1989年革命来临时,新
的革命社会主义力量还没有能够形成。
自由派知识分子吹嘘说,1989年革命是他们的“十年思想启蒙”的结果。所谓“十
年思想启蒙”,就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五花八门的货色成批地贩卖到中国来。
事实上,他们的所谓思想启蒙运动,其影响从来没有越出大学校墙之外。确有一大批
大学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追随自由派知识分子。在1989年以前,在各主要大学曾多次
爆发学潮。但是,1989年以前的历次学潮都没有得到工人阶级的响应。而1989年的运
动却超越了狭隘的学生运动而上升为有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的人民革命。这个事实,当
然不能用什么思想启蒙运动来解释,而必须用客观上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来解释。
1989年4月,学潮爆发了。在整个八十年代,大学生都是一个激进的社会集团。资本
主义发展到这个时候为止还没有给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技术管理人员等)带来多少
物质利益,也没有为中产阶级的成员增加多少上升为统治阶级成员的机会。大学生是
中产阶级的一部份。那些在社会竞争中失败的大学生,与上流社会无缘,又不甘心回
到劳动人民中去,感到前途暗淡无光,强烈地渴望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这些人是学潮
的基本主体。
学潮得到了城市各界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始终没有发展为
普遍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学潮起起伏伏。直到5月17日,北京市百万群众示威声援绝
食学生,才掀起了革命的高潮,超越了学生运动,发展我包括工人、市民、学生等各
界群众的人民革命。〔4〕工人阶级参加了革命,但仅仅是自发地和本能地参加了革
命。在既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也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治领导力量的情况下,工人
阶级还不能够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也就不能够追求自己的独立
的政治利益。
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不是城市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农民就
其潜在可能性来说,必然成为一个革命的阶级。但是,在1989年,在那个具体的历史
时刻,它偏偏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
1979年,邓小平统治集团刚刚上台,为了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推行农业改
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农产品收购平均提价24.8%,
包括18类180个品种。(詹宏松,119)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所谓
!0轻徭薄赋”的让步政策。由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上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
大幅度增长。城乡消费水平之比由1978年的2..9:1降到1985年的2.2:1。(李强,113)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在长期,城乡差距是趋于扩大而不是趋于缩小的。
事实上,在1985年以后,城乡消费差距就开始重新扩大了,但是直到1989年仍然没有
恢复到1978年的水平。这说明,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在农村还没有充份表现
出来。因此,在1989年革命的关键时刻,农民被中立化了,不能发挥一支革命力量的
作用。
没有农民的支持,城市工人阶级就成了革命可以依靠的唯一一支力量。革命要成功,
就必须充份地和彻底地把城市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当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
少数工人组织的“工自联”。但是,这些“工自联”在工人中没有多少群众基础,而
且很快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控制,甚至成为他们争权夺利的筹码,因而并不能真正地代
表工人和把工人发动起来。
但是,在工人阶级中的确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
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压迫制度,反而是用更严厉的压迫手段来加强
压迫制度,是要剥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争得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所以,“改革”
不仅解决不了旧的矛盾,而且,还会激化旧的矛盾,并不断产生新的矛盾。1986年,
全国总工会在一次对45万工人的调查中发现,有38.56%的工人认为“改革以来工人
和干部的关系”比以前坏,31.58%认为没有变化,只有26.37%认为比以前好。在这
次调查中,有的工人说:“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实行终身制,干部还能以身作则、大公
无私、严于律己、为民办事,现在实行干部聘任制,结果干部上台就急于捞。”还有
的工人说:“干活挣的钱,都让当官的拿去了。现在官是官,民是民,搞不到一起了。”
(李强,161,165,167)这说明,“改革”以来,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已经
恶化了,在工人阶级中蓄积着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巨大的不满。要把这种不满转化成巨
大的革命能量是完全可能的。这就必须形成一套完整的、明确的革命纲领,把工人阶
级的愿望有力地表达出来,从而在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引起共鸣。
但是,这样做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根本不相容的。在这个问题上,自由派知
识分子实际上与统治阶级站在一个立场上。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直接参与了统治阶级
策划“改革”的过程,可以说,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整个“经济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由派知识分子既不会主张“改革”不得侵犯工人阶级的利益,更不会主张否定“改
革”,相反,他们最主张把“改革”进行到底。
1989年,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份人已经接受了“私有化”的主张。当时在
!6世界经济导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讨论经济改革的文章。总的结论是:国有
制也好,公有制也好,全都不可救药,只有实行私有化。分歧仅仅在于私有化的步骤
和方法。有的主张通过股份制逐步实现私有化,有的主张“一跳过河实现民营化”。
这种主张即使不马上引起工人阶级的怀疑和警惕,也决不可能得到工人阶级的积极响
应。
自由派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可以说他们甚至害怕这么做。自由
派知识分子实际上一直不想推翻政府。从革命发生前一些著名反对派人士的言论来看,
他们欣赏“台湾模式”,即利用学生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开放言论、出版
自由,下一步再开放“党禁”,最后逐步过渡到多党自由选举。他们得不到农民的支
持,又不敢发动工人阶级,所以他们全力依靠统治阶级的“改革派”。在他们看来,
只要“改革派”战胜“保守派”,独揽大权,革命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并没有进步和落后之分,不过是统治阶级中争权夺
利的两个集团罢了。实际上,“改革派”很可能与官僚资产阶级中带有寄生性、买办
性的那一部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们通过盗窃国库而发财致富,是资本主义“改革”
的最大受益者。由于这个原因,“改革派”更坚决地主张推行“改革”,并且在一定
条件下,愿意与自由派知识分子达成某种妥协,以共同对付工人阶级。
“改革派”的力量本来比“保守派”强大。但是“改革派”自身在如何对付革命这
个问题上又发生分歧。赵紫阳集团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前被吓倒,准备与自由派
知识分子达成妥协。而“改革派”的领袖邓小平却更清醒地看到,革命有让统治阶级
彻底覆灭的危险。特别是人民群众已经明确提出“打倒官倒”的口号,直接威胁到了
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很清楚,镇压革命决不会导致统治阶级与中
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联盟的破裂。在教训了中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后,他
们只会更紧密地依附于统治阶级。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1992年春,邓小平
!0南巡”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立刻出版《历史的潮流》、《防“左”备忘录》、
!6中国“左”祸》等书,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积极响应。
当革命到了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正是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把自由派知识分子
出卖了。赵紫阳集团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交出了权力。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双方都再
无退路可言,只有你死我活、一决雌雄。但是,到了这种最后关头,自由派知识分子
仍然对改革派抱有幻想。他们始终坚持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这就是
说,不许人民群众造反,只能对政府“施加压力”,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改革派”身
上。五·二零戒严以后,反对派把主要口号调整为“打倒李鹏”,始终不曾攻击邓小
平。在那样的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时刻,他们不去组织革命力量,不准备殊死的决战,
反而热衷于发动人大常委签名,要求召开什么人大紧急会议,简直形同儿戏!〔5〕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懦弱和愚蠢在这次革命中暴露无疑。
1989年革命的失败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制度,就其本性而言,
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只有用暴力的手段,经过残酷的、流血的斗争,才能把资本主义
压迫秩序强加在劳动人民头上,才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四)工人阶级反对“砸三铁”的斗争
在1989年革命失败后,统治阶级在对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彻
底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还没有在国有企业中完全确立起来。1992年,统治阶
级企图通过所谓“砸三铁”一举完成国有企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结果遭到工人阶级的
顽强抵抗,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992年初,这种要求“砸三铁”的呼声得到了中国大陆报界、新闻界的支持。一时间,
全国上下一片破三铁、改体制的宣传。然而,未隔多久,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便层出不
穷。最激烈的反应来自被解雇的工人群体。国有工厂工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了靠工厂、
依赖于工厂、隶属于工厂的心理和观念,因此当突然宣布他们被解雇时,他们惊呆了。
一些工人做出了激进的反应。例如,1992年3月,天津某厂因亏损严重,被迫解雇了
上千员工,结果该厂的二千余名工人及家属集结在天津一座立体交叉桥上,迫使天津
环线分路陷入瘫痪。1992年春,中国东北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力推行“砸三铁”,
大批工人面临失业的危机,不少工人因不适应辞退、待聘、减薪、救济的状况而爆发
严重不满情绪,有些工人甚至采取极端的暴力行为报复工厂的领导人。此外,在锦州
市、秦皇岛市、合肥市等也相继发生了工人因被砸了铁饭碗而报复厂长、领导的事件。
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破三铁的活动终于偃旗息鼓、不了了之。(李强,150)
工人阶级赢得了反对“砸三铁”斗争的胜利。但是,正如1989年革命的经验所表明
的,没有一个由科学的革命理论所指导的成熟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工人阶级仅凭自
己是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不能赢得争取解放的斗争的胜利的。由于没有这
样一个革命政党,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只能处于防御的和被
动的地位。而统治阶级,由于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就能够缓慢地,但是不断地
推进资本主义“改革”,逐步地蚕食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权利。要扭转这种趋势,要
把目前这种分散的和单纯被动防御的斗争转变为统一有组织的、积极主动的革命运动,
就必须尽快形成一个有正确理论指导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
(五)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中国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马克思说:“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
治就越巩固、越险恶。”(Marx,1967,101)任何历史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不免被它自身
的生活方式腐化。如果仅从本阶级的后代中选拔统治阶级的接班人,统治阶级的统治
能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趋于退化。只有经常从被压迫阶级中选拔优秀分子来补充自己的
队伍,统治阶级才能保持生命力。
现代学校教育使现代的统治阶级能够以系统的方式从被压迫阶级中选拔杰出人物,
这些选拔出来的杰出人物,组成为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通过参加现代社会的管
理,培养统治社会的能力。所以,中产阶级既是下层社会向上进入上层社会的阶梯,
又是统治阶级的后备军。据官方统计,1990年中国有“一般干部”1091万人。如按大
学文化程度计算,1987年,中国有知识分子659万人。(李强,279)中国中产阶级的
实际规模当在两者之间。
中产阶级不同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主要靠家庭劳动
力或雇佣少量工人谋生或谋取薄利。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业主,通称为个体户。
1990年,城镇个体经营者总数为671万人。(李强,322)中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属
于所谓“工薪阶层”,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与无产阶级不同。中产阶级出卖的不
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凝结了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劳动力。这种特殊地位,使中产阶级
能够脱离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而进入特权阶级的行列。小资产阶级的个别成员也许会
上升为私人资产阶级,但是小资产阶级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军。现代社会的管
理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只有经过正规学校教育的中产阶级成员才能胜任。
官方学者不承认中产阶级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阶级。八十年代,所谓“脑体倒挂”的
问题曾经喧嚣一时。即使根据官方学者计算,1988年,“脑力劳动者”平均工资收入
也仅比“体力劳动者”低5.8%。这是北京市的数字,不包括农民,也不考虑中产阶
级的各种物质特权(如较大面积的住房、出国机会等)。官方学者公然抛弃了恩格斯
的观点,即“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
的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
所有。”他们盗用劳动价值论,说什么“知识劳动或复杂劳动可以创造出比简单劳动
更大的价值,因而知识劳动力的价格应由它所创造出的价值决定。”(李强,266)
官方学者不懂得,没有什么抽象存在的价值,只有与一定社会关系、一定历史条件
联系在一起的价值。离开了价值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劳动价值论对社会的说明力就
等于0。在资产阶级社会,劳动力价格是与供求决定的。而中产阶级的劳动力,如前
所述,是凝聚了科学技术和知识的劳动力,是特殊的劳动力。它不象其它劳动力那样
只要在普通劳动人民的家庭中就能生产出来,它必须经过正规学校教育才能生产出来。
而在资产阶级社会,能够受高等教育,是一项社会特权。中产阶级由于有了这项特权,
就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社会的科学、艺术和文化,垄断了“知识劳动力”这种特殊劳
动力的供给。就象地主凭着私人土地所有权能索取地租一样,中产阶级凭着私人占有
的知识也能获取垄断收入。但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和资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丝毫没有什么科学的“合理性”。
实际上,在“改革”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不可能发动全体劳动群
众共同参加管理和推动技术进步,统治阶级越来越依赖于中产阶级来完成专门的管理
和技术职能。所以,中产阶级不仅享有社会特权,而且在收入上也逐渐向上层社会靠
拢,到九十年代初,所谓“脑体倒挂”已经颠倒过来了。(见表2.2)
表2.2 1992年7月中国国有企业职工月收入(元)
服务人员 193.5
辅助生产工人 224.5
直接生产工人 226.3
一般管理干部 237.3
中层管理干部 237.3
高级管理干部 278.0
技术人员 281.0
资料来源:李强,262.
中产阶级虽然不是统治阶级,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军,却常常以未来的统治阶
级、候选的统治阶级的眼光看问题。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代表了中产阶
级的这种眼光。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中产阶级的地位又是矛盾的、动荡不
定的,它摆脱不了社会竞争,而竞争就不免产生失败者。有一个在深圳打工的朋友有
一次给笔者来信说:
昨天有一个来我这里登记住房的客人,他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管理系,是西威厂的主
管,他和我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说,有时候真想到死,死是最好的解脱方式。他管
理100多人,工资是令人羡慕的三千多块钱一个月,然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来没有
星期天,每天上班12小时,下了班也没有知心朋友。他的同学都发达了,他也不想去
找他们,会感到自惭形秽。他说,感觉早已麻木。深圳人都是在戴着假面具生活。比
如,为了公司,他不得不陪人唱卡拉OK,逢场作戏,为了管好工人,不得不严肃...
资本主义永远无法做到让所有的中产阶级成员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一个压迫
社会中,人生价值是用能否进入统治阶级来衡量的)。
〔1〕官方经济学家追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撰了一个“隐性失业”的概念,说
国有企业中所有未得到充份利用的工时都可以折算为“隐性失业”。这里充满了资产
阶级的偏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工人自由的增加纯属一种浪费。从工人的观点看,
“隐性失业”根本不是失业。否则为什么前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索性把“隐性失业”
都变成“显性失业”呢?
〔2〕陕西省的老爷们为了满足个人享乐......不惜花费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特
别是国家困难时期,大肆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丈八沟高干招待所......名为疗
养院,实际是省级干部的休息、游玩、享乐的地方,占地数百亩,有高级洋房、亭台、
楼阁,富丽堂皇,还设有游船、树木、假山、餐厅、舞厅、礼堂、名贵树木、奇花异
草等,......在西安地区,夏天才能游泳,可是,我们的老爷们有改天换地精神,冬
天也游泳,在他们的创造发明下,动员工人同志在丈八沟这个“安乐窝”里修筑了个
“暖水游泳池”。......这个游泳池烧一次水,光用煤就一、二十吨,价值几百元,
有时个别领导干部星期天带着老婆孩子来游泳,工人同志就得专门烧一次水。.....
记得我们西北工业大学同学去年在宝鸡参加农村社教时,......有一户贫农一家几
口人,可全家的家当就连五元钱都不值,这就是我们贫下中农的生活呀!然而这般老
爷游泳一次就花几百元!......这个“暖水游泳池”里装的真是水吗?我看不是,完
全不是,而是装了一池劳动人民的血汗呀!(《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誓死保
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材料汇编(第一集)》,7-9)
〔3〕1991年各类产品国家定价的比重,农副产品是22%,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是21%,
生产资料销售总额是36.6%。(《中国经济问题》1993年第一期,5)
〔4〕据我的个人意见,在学运领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决定发动绝食时,并没有预料
到后来的事态发展。他们当时恐怕至多是想通过绝食对政府施加一点“道德上的”压
力。所以,当人民真的走上街头,民主运动真的发展为一场革命时,他们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办(如果不是被吓倒了的话)。他们不知道怎样,或者根本不想去利用群众所
表现出来的巨大的革命能量。
〔5〕天晓得这样一次“人大紧急会议”,即便召开了,能解决什么问题。不必说人
大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就是在人大里面,即使在革命最高潮时,
反对派恐怕连简单多数也凑不到。
第三章从合作化到小农经济
在这一章中我们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农业部门生产关系的演变。革命后的
中国经济仍然是二元经济,由一个现代部门和一个前现代的农业部门组成。但是,由
于完成了土地改革,由于消灭了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在中国就已经具备了现代经
济发展的条件,因而现代部门就开始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起主导的作用。另一方面,
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任何进一步发展都有赖于现代部门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所
以,从这个时候起,现代经济部门,以及从阶级斗争上来讲,现代经济部门中统治阶
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开始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来分析和认识中国农业生产关系的演变。
(一)合作化时期
(1)为什么要搞合作化?
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指出: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
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
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
过合作社。(Selden,1993,71)
所以,毛泽东认为,只要中国农业基本上仍然是小农经济,农民群众就不可能摆脱
!0永远的穷苦”和各种形式的压迫、统治。
五十年代中期,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论战中,毛泽东提出了下列论点。首先,毛泽
东指出,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使中国农业摆脱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才能有效地与
自然灾害做斗争,才能充份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才能使生产力水平发生质的飞跃。
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首先,大家
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
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
划的时期内基本上阶级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
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
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
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Mao,1977a,196)
其次,毛泽东指出:
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
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
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
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
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这
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
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
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
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Mao,1977a,201)
所以,在土地改革以后,在农村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要
求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但是在传统的小农经济范围内农业生产已经不可能再
有任何质的进步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两极分化也开始在农村发展
起来。要同时解决这两个矛盾,农业合作化是唯一的办法。问题是,当时是不是存在
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条件呢?
(2)合作化的失败
在官方学者看来,合作农业根本上就是荒谬的,是违反人性的,是不符合经济科学
的原理的,所以必须完全否定:
生产队经营的特点是:“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分配全拉平。”这种劳动和分配
的形式,天然地鼓励劳动者偷懒。......人是异质的,每个人的时间偏好并不一样,
对劳动的态度也不可能一样,即使依靠某种信念或因一时之需,建立起同舟共济的合
作关系,也不能长久。因此,集体劳动需要监督,而监督又是需要费用的。监督的费
用如果过于昂贵,监督便成为一种奢侈,就需要放弃监督,采取一种模糊产权的方式
以节约这种费用,而放弃监督又会产生劳动积极性下降、“免费搭车”行为竞生的现
象,同样也会造成生产的损失。农业是一种分散在广阔地域上进行劳动的产业,其对
劳动的监督是很困难的,或者说监督费用高昂......即使有规模经济的潜在可能,也
被激励的不足所抵销。(蔡方,14,97)
是啊,人是异质的。但是问题根本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现代农业生产客观上要求
许多劳动者,不管他们是“异质的”还是“同质的”,在一起以集体的和合作的方式
劳动。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不仅是“异质的”,而且是对抗性的。
资本主义农业当然需要监督,并且由于工人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决不会为资本家积
极地和负责地劳动,“监督费用”当然是“高昂”的,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农业是
一种分散在广阔地域上进行劳动的产业”,资本主义农业仍然是无可争辩地优越于小
农经济。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合作农业中,劳动者通过组成集体把生
产控制在自己手中,因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劳动,而不是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劳动,那
么,他们自然会比资本主义农业中的工人更加积极、更加负责地劳动,那么,社会主
义合作农业自然需要比资本主义农业少得多的“监督费用”,那么,既然资本主义农
业,尽管它的“监督费用高昂”,仍然从根本上优越于小农经济,为什么社会主义合
作农业就不可行、不是大大地优越于小农经济呢?
这说明,社会主义合作农业的成功有赖于两个条件:第一,合作农业必须建立在真
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劳动人民把生产控制在自己手中。第二,
合作农业必须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和装备的基础上,这是合作农业优越于小农经济的
物质基础。
关于第一个条件,我们知道,在五十年代中国还不具备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
分工的条件,因而还不具备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因此,一个新
的官僚统治阶级逐渐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合作化,虽然对于防止农村的资本
主义发展和社会两极分化是必要的,只能按照官僚主义的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而不
是农民群众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尽管由于农业合作化,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的确取得了质的进步,这些进
步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还没有完成
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的农业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的经济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合作化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命运就不取决于农村本身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演变和阶级斗争的总趋势,
而这个总趋势,又是由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即比较先进的和逐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
部门中的生产关系演变和阶级斗争的趋势来决定的。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官
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得以巩固,而以革命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已经不
可能了,只是在这时,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合作农业的可能性才完全不存在了。
(3)合作化的遗产
按照官方学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意见,中国的合作农业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作
为一种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完全抛弃。“在最基本的粮食消费中,二十五年的集体农业
并没有任何进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人均粮食生产才达到集体化之前的水平;
直到一九八零年,人均营养才稍微超过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Selden,1993,16)
他们说合作化没有能够提高人均粮食产量,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在这期间,中国人口
增加了三亿,而耕地却减少了一半还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够以世界上7%的耕
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976年,中国
的粮食单产是491斤,同一年,美国是417斤,加拿大是303斤,法国是452斤,意大利
是434斤,都比中国低。日本粮食单产788.6斤,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国15亿亩耕地
中,11亿亩种粮食,其中有5亿亩都是在别的国家没人种的低产田,包括5000万亩盐
硷地、8000万亩涝洼地和3亿亩山坡薄地。日本的粮食单产788。6斤是在4440万亩耕
地面积上获得的,而当年中国有197个县在6858。4万亩大面积上粮食单产超千斤。七
十年代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农学家诺曼·布劳格也说:“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上已知的
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方原,52)
合作化时代,并非如官方学者所说,是一团漆黑。
评价一种生产关系是不是先进,不仅要看它能不能在短期内提高生产力的量,而且
要看它能不能创造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生产力。官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虽
然造成了莫大的牺牲,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它毕竟超越了小农经济的狭隘界限,
从而使中国农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发生了质的革命。
孟繁琪(少数同情农业合作化的官方学者之一)认为,正是在1958-1978年,中国
农业进入了“向现代农业转换阶段”,在这个时期,农业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有了空
前绝后的大发展:(1)机械化有了长足进步。1958-1978年,农机总动力平均每年增
加24.34%。(2)治理了大江大河,兴建大型灌区,发展井灌、机电排灌。1952-1971年,
灌溉面积从占全部耕地的20%增加到78%,复种指数从130增加到185。(3)培育和大
面积推广优良品种,建立了庞大、完整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一些西方专家在亲
身实地到中国考察以后发现:“农民坚定不移的看法是,如果没有这种大面积耕作的
新形式(公社),他们将永远对付不了发生自然灾害时的紧急情况。”(Stavrianos,
1981,607)“今日,中国农业受气候所左右的影响比过去少得多,这并不是中央政府
对大型水利工程进行大量投资的结果,而是公社在生产淡季通过动员剩余的劳动力进
行许多小型水利工程所累积的作用。”(威尔伯,332)如果没有合作化时期在农业
领域积累的巨额投资,那么在“改革”时期,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农业奇迹”。
到七十年代末,在一些合作化搞得比较成功的地方,农业的现代化已经初露端倪了。
1978年,韩丁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山西省长治市的张村时发现:
张村的老百姓已经开始在近200亩粮田上实现机械化,他们的设备,有的是重新修缮
的,有的是自制的。翻耕撒肥、播种、除草、收割、烘乾和脱粒,所有这些活都用机
器。由十二人组成的机械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过去的十五倍,粮食生产成本减少了
一半。(Hinton,1990,15)
(二)回到小农经济
在前苏联和东欧,集体农业已经基本上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的基础上了。所以,在
这些国家,农业私有化遭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坚决抵制。另一方面,当邓小平政权开
始“经济改革”时,中国农业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的经济部门。由于这种前现代
的技术条件,又由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因而劳动人民没有控制生产的权力,
(事实上的)私有化成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唯一办法。
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在中国,农业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农民的欢迎(尽管
在一些合作化搞得比较好的地方也受到了抵制)。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整个“改革”的
性质。由于“改革”,中国农业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小农经济,作为一种前现代
的生产方式,它的发展方向,是要由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方向来决定的。所以,
决定整个“改革”的性质的,和对农民群众的长期生活状况(区别于“农业改革”的
眼前的、直接的效果)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城市“改革”或工业“改革”,而不是农
业“改革”。
(三)小农经济和农业停滞
“农业改革”在最初几年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78-1984年,中国农业总产值
年平均增长7.62%,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4.95%,特别是1984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90公
斤,第一次接近世界平均水平,长期粮食紧张的状况缓和了。
官方学者认为,中国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主要归功于“改革”。“农业改革对1978-
1984年的产出增长有显著贡献,各项改革所致的生产率变化构成产出增长的48.64%
(林毅夫,95)。”在官方学者看来,“农业改革”的成功证明:
家庭经营是最适合于农业这种规模经济不显著的产业的经营形式......以农户的劳动
力为主,土地、资本在家庭内部作基本的微观配置,直接生产者与决策者合而为一这
样一种资产运作层次,在农业中是典型的。在这一资产运作层次上,农业经济可以发
挥出极大的经济效率。
在官方学者看来,“家庭经营”可以说是“产权明晰”的完美典型,所以,他们对
!0家庭经营”的迷信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承认农业中存在规模经济:
在农业中......土地是可分的,各种流动的投入物如化肥、农药、种子是可分的,就
连拖拉机也可以通过制造较小的型号、匹配较小的马力而实现其可分性......所以农
业中生产要素具有假不可分性的特点,规模经济不显著。(蔡方,97,101,108)
但是,化肥、农药、良种要发挥作用,往往要求有良好的灌溉,这就要求进行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而这是在“家庭经营”这一“资产运作层次”上办不到的。至于使拖拉
机“实现其可分性”,官方学者忘了说明,这样做,(相对于作业能力)的生产成本
肯定是要大大增加的。
官方学者举出日本和台湾为例,作为在家庭经营基础上也可以取得农业现代化的证
明。实际上,日本和台湾的经验,与其说是证明了家庭经营的成功,倒不如说是证明
了家庭经营的失败。日本和台湾的农业效率极其低下,没有政府的巨额补贴根本不能
生存。1970年以前台湾95%的农产品可以自给,1970年以后自给率下降到90%;日本
政府每年花1万亿日元(折合800亿元人民币)补贴水稻生产,尽管如此,农产品自给
率还是从1955年的87%下降到1980年的72%。(孟繁琪)
孟繁琪认为,在苏南稻麦两熟耕作区,土地经营的最小经济规模是500亩;在华北小
麦玉米两熟耕作区,土地经营的最小经济规模是1000亩。他指出:
若农业经营主体选择不当,即使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由于受过小经营规模容纳生产
技术要素能力的局限,很难采用较高性能的劳动资料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难以
获得相应的技术效益和规模报酬。在活劳动机会成本一定的条件下......亩均作业总
成本随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呈显著的负相关,实质是劳动资料性能的不断提高和
生产要素组合结构比例不断优化的过程。(孟繁琪,57)
所以,农业也和其它产业部门一样,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小农经济不是象官方学者
所说的那样,“在资产运作层次上,农业经济可以发挥出极大的经济效率”,而是有
很大的局限性,“难以获得相应的技术效益和规模报酬。”
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1978-1984年农业“超常规增长”的原因,看看“改革”
到底发挥了怎样的功效。这方面缺乏全面的资料,但是通过份析几个具体的案例,还
是能看出一些问题的。安徽省凤阳县是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县之一。这个县1977年
粮食产量18.29万吨,这是“改革”前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1989年搞包产到组,粮
食产量增加到22.35万吨,1980年搞包产到户,又增加到25.5万吨。当地农民说:
!0在合作化的时候,我们整天干活,天天干,一年到头地干,但是我们实际上什么也
没干。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再干一会儿,再歇一会儿,大夥儿都觉得没劲,生产搞
不好,表面上我们在干活,实际上是敷衍了事。现在,我们一分钟都不浪费,多劳多
得,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时间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有的是时间。”这说明,在合
作农业搞得不好的地方,承包制确实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
。但是,农业生产和其它生产部门一样,只有生产积极性还不行,要把生产搞好,还
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凤阳县以种植水稻为主,所以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
有一半的水来自当地的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是五十年代发动群众建起来的。如果没
有这个水库,稻田得不到灌溉,也就不能应用良种,生产技术与合作化以前比没有什
么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再高,生产水平也不会比合作化前有很大提高。
(Hinton,1990,53,58)
凤阳县的情况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全国绝大多数水利工程都是在合作化时代搞起
来的。正是合作化时代进行的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才使“改革”初期农业有
可能“超常规增长”。“改革”的功劳,只不过是由于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把这些
基本建设的生产潜力充份发挥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常规增长”不仅不说明
“家庭经营”优越,反而证明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既然“超常规增长”是合作化时
代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的结果,那么要把农业发展的势头保持下去,就必须进
行新的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但是,“改革”使中国回到了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状态,
不仅不能积累和发展生产力,反而导致生产力退化。(见表3.1)
表3.1 "改革"时期中国农业生产力的退化
1979 1987
(百万公顷)
有效灌溉面积 45.003 44.403
机灌面积 25.321 24.825
机耕面积 42.219 38.393
资料来源:Liu,1988,38.
合作社解散以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几乎停止;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面对数量极多、
规模极小、户自为战的“经营主体”,很难有所作为,加上小农经济自给性强,吸收
新技术愿望低,农业技术推广陷入“网破、线断、人散”的瘫痪状态。(孟繁琪,57)
另一方面,“改革”使农业机械化受到了严重挫折。在山西省长治市的张村,在合
作农业下,曾经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但是现在改革了,所有村民都分到一份口粮田,余下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土地被分成
数不清的小地块,机械化变得毫无意义,只好让位于分散耕种。农民别无选择,只好
放弃大部份先进设备,重新捡起耙子。银行要张村还贷款,村长告诉银行:“把机器
拿走吧。”但是银行一直找不到买主。所以直到现在,那些施肥机、碎土机、喷雾器、
机灌设备、收割机和烘乾机还扔在机器场上,任凭日晒雨淋,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已经
过去的时代......(Hinton,1990,15)
黑龙江省的一万个村庄中,只有181个保留了对农机的集体所有和集体和管理。有20%
的村庄把机器承包给个人,另外80%则乾脆按牺牲价格把机器卖给了有内线的人,比
如队干部,他们的亲友等。平均来说,卖价只相当于机器原价的三分之一,或者假设
这些机器已经折旧了三分之一,那么这些机器就是按半价卖掉的。无论怎样计算,都
是集体财产的重大流失。那些买到机器的人,因为得来的便宜,也就不愿意花钱做大
的修理。他们的机器,主要是拖拉机、犁和少量的收割机,都是用到需要修理时为止,
然后就扔掉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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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时事短评(四) 激楚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军火工业垄断资本的积累情况大不如前,美国霸权
资本不只在全球横冲直闯,而且一分一秒也不能停止其敲骨吸髓的积累狂热
。就这样,国际资产阶级为军火工业垄断资本大开方便之门——91年进兵
伊拉克,表面上说是对付萨达木,其真正目的是要巩固世界霸权,加紧镇压
世界劳动人民;其后美霸千方百计地把军队进驻巴尔干半岛,企图扼住欧洲
与极具石油战略意义的中东之间这块要地。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
抗”,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在米洛舍维奇总统的帅领下坚决地为了国家尊严
和领土完整而进行了爱国反帝的艰苦斗争。数以千计的群众站在多瑙河的多
座桥上以生命保护国家财产不准“北约”侵略军进犯的英雄气慨已经使全世
界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感到战栗而恼火,大长了反霸反帝人民的志气。美
霸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因为
一。美霸已经利用先进武器与全球性联合侵略战线,控制一切国家和地区。
就其侵略性和掠夺性而言,它已经“升级”为帝国主义。它已经从九十年代
初的“世界警察”可耻角色堕落到“世界军阀”的可悲深渊里。它使全世界
被压迫人民处于恐怖之中,使人人自危,不知什么时候炸弹和飞弹就会从天
而降,造成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希特勒军事恐怖。现在的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
最大的和最凶悍的恐怖主义。
二。由于近二十年来,反帝反霸抵抗运动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回潮的影响而
没有进展,于是美帝与欧洲“北约”其他十八国组成了集体侵略突击队。北
约以自卫为目的宗旨已经名存实亡,实际上,它已经沦为以侵略别国为主要
目的的集体军事独裁集团,成为为资本家搞经济政治全球化卖命的武装打手
。联合国安理会也已经沦为美帝横行世界的应声虫并成为美帝国务院的分支
机构。它所要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国家敢于提出一丝一毫的反对
,只要任何国家略表异议或小有微词,它的“空中优势”就必然成为不速之
客,把侵略说成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把颠覆别国说成是正义战争,把斯大
林所说的“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
斗争”说成是所谓“民主”与独裁之间的斗争以求掩盖西方资本在全世界无
限扩张的事实。总之,资产阶级玩弄道德、人伦、等欺人欺世的粗暴手段全
部“出台”。它的欺骗性与人们不思反抗和政治保守与冷淡成正比。这也就
是它的巨大危害性能在全世界蔓延的原因。
但是这场美帝联合十八国对南斯拉夫的侵略战争是有极深刻的意义的。战争
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延续。战争与革命是有机地联系着。战争惊醒了人们苟且
偷生的酣梦,“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偷生方式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战争是
政治冷感症得以痊愈的有效药石。战争激发着阶级斗争的火花,使之不会湮
灭。全球性非正义战争必将引发全球性正义战争,战争引发革命,然后制止
了战争。在这二十世纪最后时刻,资本主义世界的疯狂独占欲孕育了这场战
争,它已经为世界劳动人民的觉醒,提升和加快阶级斗争的步伐以及无产阶
级的全球化提供了踏实的基础。劳动人民要按照毛泽东的游击战略在国际范
围内实践人民战争,开展几个南斯拉夫战场同时或先后出现在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后院——欧洲和北美洲,遍地开出革命战争
的红花,使这十九国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为创造战争引发革命的契机和条
件而斗争!
★ ★ ★
一般而言,在错误路线的指引下,能力和能量越大才干越强,其犯下的错误
也就越大;在反动路线之下,其反动性和危害性也就越大。号称“能干”的
那个总理也是不能例外的。当美霸(已经升级为帝国主义)侵南战争终于打
响,公然武装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危险时刻,自称被中国人民奴斥为卖国贼
(而感到光荣〕的那个“能干”总理却万里迢迢地向美帝请求恩封WTO,
以三寸不烂之舌吹捧自己如何能干,并且大力卖弄自己如何力排众议,终于
能向美帝资本家阶级慷慨解囊,挥霍人民的血汗钱以及无偿出卖劳动人民寄
存在国家的财富——开放民族市场、金融、关税、工农业、及其他不足为“
外人”道的卖国勾当。而实际上这“能干”总理之所以“能干”特别表现在
他的愚蠢上——即使俄国经济政治再不济,至少它的总理就有点政治常识—
—侵南战争一经打响,就断然在赴美半途从空中折返,为俄国保留了颜面。
而那个总理“能干”到一种程度,连一点自尊自持的常识都不懂,既向全世
界大丢其丑,又使中国国家尊严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
“能干”总理自以为与美帝风雨同舟一下,非同小可,说不定会解决了一大
堆“中美难题”。可小聪明敌不过大奸人,美帝已经布下铺天盖地的暗网,
请君入瓮了。不说别的,只就突击主权国家领土一事而论,其内涵是深刻的
。它在亚洲的军事行动和布局很显然:台湾与中国是政治上分离的两个经济
实体,正如同南斯拉夫不得领有科索沃一样,中国也不得领有台湾主权,要
领就是对“龙头”不敬,那就会用“空中优势”来伺候。只当美帝在南的侵
略失败,才能制止它下一步在台海战争中的军事侵略行动,也只有中国人民
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才能阻止这场台海战争。“能干”总理在美帝侵略战
火四起、向主权国下最后通谍的时候来访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一。赞许美
国帝国主义干涉别国(包含中国)内政及入侵别国领土的军事行动,二。在
政治上承认十九国集体军阀集团有权干涉任何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军
事。引申言之,对台湾独立中国会在抗议声中默许。三。中国的中特主义集
团甘心充当美帝应声虫和奴才。
这个中特反革命集团如此堕落,它已经在国际政治上宣布破产,向帝国主义
投降。它的“政治”人物已经不如当年的蒋介石,这蒋介石虽然与中特集团
的某些人物一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在
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在野党派及人民的热情鼓励下还曾经知道要抗
日,尽管他抗日是不彻底的,不情愿的。但是自称反对过国民党争取过民主
的“能干”人物竟然不知道自己和自己的集团已经在重蹈国民党反动派的覆
辙彻底向美帝投降。
中国劳动人民及其先进部队历经建党、北伐、长征、抗日、解放、建国、文
革,反对军阀、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所积累的丰富斗争
策略和经验的结晶——毛泽东革命政治和军事思想一直是我们前进的指路明
灯。任何艰难困苦及少数人背叛投降活动,都不能阻挡人民革命的滚滚洪流
,特别是解放台湾和推翻中特集团的反动统治的正义斗争。
中特与帝国主义既然已经抱成一团成为帮闲,反对中特就必定要反对帝国主
义,同样地,反帝就必定要反对中特。
当前的不可一世的世界军阀集团正在华盛顿密谋进一步的军事恐怖,并且使
之扩大化和制度化——军事侵略不限于欧洲而是主观随意地扩张到任何“不
安定”(也就是独立自主不愿做奴隶的)的国家和地区,大搞当年苏修集团
头子布列兹涅夫臭名昭著的“有限主权论”。当然这十九国也不是铁板一块
,德法意希与美英是同床异梦的,在是否愿意进行地面攻击的问题上存在着
分歧。美帝已感到常备兵员不足,现在已征召到空军后备兵高达三十三万人
,出动战机八百架,航母等舰十三艘(另加“北约”的十二只共计二十五艘
),“北约”总兵力是南斯拉夫的三十七倍,财富是696倍,但是仍然打
不下肯塔基州大小,人均生产不如缅甸的弹丸小国南斯拉夫,可见“空中优
势”也不过如此。毛泽东教导说: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击败强国。
关于对敌战略上的优势而言,世界人民是充满信心的。但是如果敌人打消耗
战,那就要靠第三世界人民的联合阵线。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
重视敌人”,万不可掉以轻心。当前几个不利于美帝集团的因素是:
一。南斯拉夫人民一致支持米洛舍维奇总统抗战并且有殊死一战的决心和信
心,士气旺盛,斗志昂扬,
二。美国人民因越战失败的惨痛经验和教训而普遍反对使用地面部队并开始
对那个好战总统和国会不满。“北约”人民比美国人民更加强烈地反对不但
使用地面部队甚至使用空军。战争不但要靠物质力量尤其要靠民心和士气。
三。在越战后期,美帝每月除自造大量炮灰和俘虏外,特别是每月化费(销
毁)十亿美元的军费,造成日后的通胀经济危机。目前的军费主要化在空军
方面,但是一颗舰上发射的战斧巡航飞弹造价是一百万美元,由军事卫星导
航的B-52重轰炸机发射的战斧是一百五十万美元。在南斯拉夫战场,敌
人十天里打掉百颗上下,这就是把以亿计的美元从贫苦大众的医疗、教育、
失业救济、一般福利那里挪出来交到“死亡商人”——军火资本家阶级手上
“周转”掉了。此外,B-1和B-52轰炸机的炸弹每颗造价六万美元,
十天消耗弹药六千万美元,B-2轰炸机每小时耗费一万美元(只燃料费就
达每小时2100美元)。从米苏里州飞到南国需费三十万美元。陆军因装
备了“高科技”也是“娇生惯养”——派兵4千只站岗不打仗,一年耗费二
十亿美元。以派遣20万侵略军到南斯拉夫为估计,一年要化掉1000亿
美元。总之,美帝前十天侵南战争共化费了2.1亿,如果加上20万陆军
的耗费即十天27亿则是30亿。换句话说,对南的军事开支是每月90亿
美元,将是70年代侵略越南战争每月耗费的9倍(这还不包括海军,后勤
及其他开支)。高科技战争貌似强大,实际上困难重重,很有些局限性如对
地形复杂的国家象南斯拉夫、中国、北朝鲜等就使不上劲儿,我军倚托高山
深水和长期以来积累的“小米加步枪”的宝贵的战术经验可打游击战(幅员
广大)和持久战(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早已习以为常)使19国帝国主义
强盗外加日军、印度、南韩及台湾反动派3国1地区掉在汪洋大海般的人民
战争里求生不得,死无葬身之地。劳动人民对敌要有个切合实际的估计,切
忌上了敌人用高科技武器恫吓和它的帮凶与帮闲们用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吓
唬人的当。高科技战争不但劳民而且伤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益者只是劳
动人民的敌人——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而且19国的超常经济负担必然引
发通胀及其他危机,造成越战以来所未有的社会动荡。仅举小例一庄就可一
叶知秋了:就在侵南战争闹得纷纷扰扰,战火连天的时候,发生两个(可能
更多)的高中学生在科罗拉多州小镇城科浪斑高中持半自动步枪射杀十四伤
数十人的惨剧,一时之间,举国震惊,连那个好战总统也假惺惺地表示不安
了。媒体到处请教专家指点原因,什么原因都被提到,偏偏把那个最大原因
——资本主义制度使然给漏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质是霸权当道,也就是
所谓“(资本的)才(从犬)狼当道,安问狐狸?”的社会。这个损人才能
利己的社会使生活异常、高度紧张、因之具有爆炸性。两学生在这种用高压
和强制手段不准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和社会中,失去了阶级斗争群
众政治的科学途径,政治生活沉闷不振,政治出路过于狭窄,人们的人生观
失去了集体主义的科学倚托,其社会观与以人类彻底解放为目的的科学社会
主义失去了接轨的条件,以至于政治成了宗教、神秘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的俘
虏。个别不满现实的人们只好搞个人恐怖活动和反动的白人至上主义以适应
其本国在全世界进行的军事恐怖主义,于是他们选择4月20日希特勒生辰
这一天与他们的同学们(而不是与造成他们这种下场的资产阶级专政)同归
于尽,以发泄资产阶级专政下人民在政治上没有出路的愤恨,但是其泄私愤
的结局是极具讽刺性的——不但没有打倒这个政权,反而成为资产阶级专政
的牺牲品,让资产阶级和它们的打手与政治代表们夺得了政治斗争的主动权
——隆重地追悼死者以笼络失去的人心及进一步禁止人民拥有武器,专政更
彻底也更加残酷了。而且上行下效,大法西斯主义从来是培育着小法西斯主
义追随者。只有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社会合理的正常的发展
。
四。如果对小国的侵略战争如此失利,那么在台海战争方面又将是如何一番
景象?估计美帝、北约、加上日本军国主义、和南朝鲜与台湾反动派的大小
集体军阀及其附庸力量将对华南一带进行“空中优势”活动——烂炸和疯狂
破坏。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将有一定程度的损失。800架战机如
果不能打败小国,8000架也未必能打败中国。为摧毁中国内陆的飞弹和
导弹基地必须有战斧飞弹一万枚才能解决(即100亿美元),外加陆空海
军的消耗。预计美帝全国侵略军130万人总额的三分之二必须用在台海、
华南、华中一带才能得到主动权。其每日军费开支将在10亿美元以上,台
海战争估计要打上至少一年才能见分晓,年总费用是3,650亿美元。美
帝近几年风调雨顺着实积累了一些本钱,但是军火资本要积累,别种资本也
同样要争夺肥肉,而且老百姓是否愿意为了万里外的台湾当炮灰从对南战争
看来并不乐观。(它现在雇的是雇佣兵,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少数民族和失
业群众,资本家阶级特别是国会议员、政府要员的子弟几乎没有当兵的。这
也就是为什么这些高官显要们好战而且好地面战的不可告人的但是公开的秘
密。既然当兵者人数有限,所以极感缺员之痛。扩大侵略之后必然要向全社
会征兵,越战的经验说明:到时候逃避兵役会象瘟疫一般蔓延,而且全社会
反战情绪会大为高涨,示威游行每天不断,社会生活必定十分不安等等)。
虽然一般而言帝国主义缺乏记忆力,但是玩火者自焚的愚蠢历历在目,不怕
它不认识世界人民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厉害。而且,既
然它敢于在全世界挑起战争,那就没有打仗只限于一地的清规戒律可循,南
北朝鲜的统一和解放日本等现在看来仍然遥远的伟大事业就会提上日程。总
之,世界革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是各有各的打算。
台海战争一打响,中特集团的卖国投降主义就必然会十分猖狂,但是这将是
不得人心的。很显然,现在的米洛舍维奇和当年的蒋介石如果不分别抗美、
抗日,那就会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同样,到时候中国人民推翻中特的反动统
治将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易如反掌。俗话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国内的帝国主义走狗——中特修正主义集团和国
外的的世界军阀——美帝北约而斗争!世界人民大团结,支持抗北援南联合
阵线进行正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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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广场》第十九期完)